中国文化思想的十大斗士
原创 2017-02-06 敬凌 敬诚文化
中国向来是个反对独立求知的民族，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把古圣先贤的话语当作金科玉律，只要能够遵从圣人言，就可为道德领袖或社会楷模了。
但也有一些当时的反对派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现出独立思考和寻求真理的决心，但是他们大多被称作异端思想。我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有以下十大斗士：墨子、杨朱、庄子、王充、嵇康、范缜、王艮、李贽、陈独秀、鲁迅等十人，他们通过自己的个性与言行，发出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同的声音。
一墨子
墨子开启了异端思想的先河，他率先对孔子的礼治提出非议，掀开了“百家争鸣”的第一章，他的兼爱思想是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的永远的反对派。
孔子之后，士人兴起。春秋战国之交，大国兼并小国日盛一日。孔门弟子遍干诸侯，首开游学奔走之风，虽一事无成，但孔子的贤名已经远播，其仁义学说在当时国君中影响极大。
墨子是第一个非儒者，他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盛极一时，与儒家并称“显学”。但《史记》对他的记载极其简略，仅仅二十四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可见，他的影响并没在官方中得到支持，而所谓显学多是在民间或在知识阶层。
但墨子的的确确开启了异端思想的先河。
他独立特行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昭示一种另类文化的存在，并隐隐约约绵延了两千多年。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同情“农与工肆之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他有坚定信念，可以为信念“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他提出的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在中国往后两千年都再也没有被采用过，而作为现在的我们却是如此的熟悉，他，可谓整个封建时代的反对派。从兼爱引申出非攻，墨子反对战争，而其实中国战乱频仍，自墨子后再也没有人象他那样强烈反对战争了。因此，墨子的反战思想几乎是永远的既有传统秩序的反对者。他还宣扬天志鬼神，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他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也同样成为整个封建时代的永远的敌对派。
另外，他的很多思想都是和儒家反着来的。比如儒家看重厚葬之俗，墨子强调节用节葬；儒家强调等级有序，墨子强调平等；儒家强调华服，墨子强调清廉俭朴。儒家强调修养心性，墨子要求身体力行。儒家推崇礼乐，墨子提出非乐。儒家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墨子强调创造，提出非命。儒家推崇圣人之言，墨子提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废（发）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把“事” 、“实”、“利”综合起来，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儒家强调敦导和德性，墨家学派则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逻辑思想体系。他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
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可谓代表古代中国民间的第一声。而后来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正学，便昭示着墨家的冷落和边缘。同时也进一步确定了墨子作为一个永远的反对派的形象，而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古代最富创造力和独立思想的无可争议的思想家鼻祖。
二杨朱
杨朱因质疑显学儒墨而成为反对派大师。他的天下大同，人人平等思想是专制时代个性解放的最闪亮。
中国历史素来缺少独立思考和独创，杨朱却是少有的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比如有关他的犬吠黑衣的故事就挺有辩证和哲学思想。据说有一次，他的弟弟出门时穿了身白衣，回来时因为天下雨就换了身黑衣，结果家里的狗没有认出来，朝他狂吠，弟弟气得要打它，杨朱却说：“你不要打它。假设这狗在出外时为白色，回来时却变成了黑色，难道你不同样地感到奇怪吗？” 以人推己，杨朱表现了独立思考的极大的智慧。
杨朱，既反儒又反墨，他看到墨家影响很大，他反对尤其强烈。墨子主张“兼爱”，他主张“贵生”、“重己”。重视对生命自身的保存。关于他流传最久的是“一毛不拔”的故事，人们把他作为自私来批判，其实他的本初意义是他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他和墨子的学生禽滑厘对话时说：“天下人的问题，决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 。这句话绝对没有错。杨朱不愿意回答禽滑厘的假如拔一毛而可利天下的提问，因为他很深的知道大家都是在折腾。这是个折腾的时代，大国君想欺凌小国君。士子们明知无益而跟着起哄。作为有着独立思想的他既不愿去人云亦云的做一些徒劳无益的事，又不愿公开作为一个异类存在，因此凄苦自知，只好缄默。早先杨朱学盛极一时，可见在当时是很有认同力的。人世间何必自寻烦恼，一切尽在机缘巧合中大彻大悟了。
但儒家学说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呀！儒家大师孟子总结：“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从此他为我的自私形象就这么确立了。而在往后儒家学说在受到质疑或者说发展出虚伪空疏时，杨朱这句话犹如亘古长夜的一闪亮光，具有坚定的真理意义。在以后的名教时代，杨朱的天下大同，人人平等思想自然成为异端。在往后虽然不怎么有影响，但作为一个现世制度或思想的反对者形象却是根深蒂固了。适当的利己可以和谐社会，在利己占据主潮的今天，好在今人还原了这位独立思想者的面貌，吕思勉先生在评价杨朱“不利天下，不取天下”时指出：“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杨子为我说如此，以哲学论，亦可谓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则浅之乎测杨子矣。”
正如在西方的犬儒主义一样，早期的犬儒主义者是根据自身的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主义者依旧蔑视世俗的观念，但是却丧失了赖为准绳的道德原则而演变成：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成了玩世不恭的代名词。
杨朱之谬传也大矣哉！
三庄子
庄子主张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他的反仁义思想在功利实用的儒化主流社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
庄子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他的很多思想都是反现实，反儒家进取思想而来。他生活贫穷困顿，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比如他提倡无用精神，主张“无为”，放弃一切妄为。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因此他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极力否定现实，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文化知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庄子者，蒙人也，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蹭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楚王愿以官位累庄子，庄子持竿而不顾，颇象三国的嵇康。
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则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悲愤与绝望，正因为世道污浊，所以他才退隐；正因为有黄雀在后的经历，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他认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其实就是对现实情形过于黑暗污浊的一种强烈的觉醒与反弹。
“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完全是当时名教时代讲究名分的彻底的反对者。你看他解释强盗的学说就十分非儒：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甚至他还强调“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另外他还十分痛恨当时的战争，他的“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就是对当时大争之世自行征伐的强烈愤慨。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他认为宣传、教化、劝导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撄人之心”，这样会导致 “天下脊脊大乱。”君主的专制统治和对知识的爱好，只会使人心更加败坏。相传，庄子妻子过世时，他鼓盆而歌，完全是一位狂者的形象。他还把自己比做鹓雏，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这时，而做官是吃着一只腐烂的老鼠。
《庄子·山木》载：一次，庄子身穿粗布补丁衣服，脚着草绳系住的破鞋，去拜访魏王。魏王见了他，说：“先生怎如此潦倒啊？”庄子纠正道：“是贫穷，不是潦倒，士有道德而不能体现，才是潦倒；衣破鞋烂，是贫穷，不是潦倒，此所谓生不逢时也！”
在当时，庄子很有才名，赵国有一大臣曾描绘他：“其才足可经邦，其能足可纬国，其辩可以起死回生，其说可以惊天动地。如能请他前来，定能顺大王之意，又能救民于水火。”而他宁愿曳尾于泥沼，掉头而不顾，并最终完成了在战国时代的一个彻底的反对派的形象，千载而下，犹能感知到他那凛凛的骨风。
四王充
王充“疾虚幻”的实证精神是对极端道德主义空疏的一剂猛药，因而他长期被称为名教之罪人。
西汉末年，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思想继续发展，谶纬迷信开始广泛流传，毒化了整个思想学术领域的气氛。东汉在桓谭之后，社会上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求真”思潮,在理想与现实、真理与谬误、虚妄与真实等多方面的矛盾与对立中寻找出路,构成了东汉思想的主要趋向。其中之一就是儒家思想自身的修正与道家思想的兴起，王充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王充自小孤贫，但少有孝名。但后来王充自己“历诋其祖父之恶，”被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这不合纲常，斥王充为“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在那个举贤良做出孝道就可以扬名做官的时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为祖上讳，一开始就显示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他认为当时读书人都很庸俗，做学问大多盲从，于是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窗户、墙壁都放着刀和笔。写出了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的《论衡》。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上问孔孟，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
由于《论衡》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的批判。有“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之为“异书”。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
王充反对独尊儒术，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号召大家多读诸子百家的书，以察经书错误。指出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极大的破坏了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他提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世界万物是由元气构成的，元气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他认为天无意志，日月星辰的运行，是自然规律，并不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否定了董仲舒以来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认为天有意识地创造了自然万物的理论。他反对鬼神迷信，认为人死则血脉枯竭，精气灭绝，形体腐朽，变成灰土，不会成为鬼，断然否定了当时流行的“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说法，从根本上揭露和批驳了谶纬迷信说教的荒诞和虚伪。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论衡》细说微论。“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在哲学上，他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天”，还世界的物质性面貌。“天地合气，物偶自生也”，所谓“圣人更禀气于天”，乃是“虚妄之言”，不足相信。天、人、物三者不是同类，不能相合。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这是“非圣无法”、“诽谤圣朝”，因此更显示了他的难得及伟大。
如果说中国思想史缺乏独创，或者说过于沉闷。王充对学问的独立求真精神和对权威挑战的勇气和魄力无疑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光芒。
五嵇康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风度的不倒旗帜，是沿袭老庄而来的实实在在的礼法的反对派。
沿着王充开辟的疑经路线，到魏晋时代，掀起了强大冲击波的思想解放路线，传统的儒术受到极大挑战，魏晋玄学兴起，嵇康就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个。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 嵇康不喜为官，平时以打铁谋生。为乐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明确自己的志向是“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不喜俗人，不堪“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
在他的《养生论》中，他明确提出：“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
嵇康对名教、礼法的批判，触犯了当时司马氏的利益。司马氏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大力标榜提倡礼法，用所谓“人伦有理、朝廷有法”来羁縻一些士子。嵇康则在一系列文章中强调道家的“自然”，揭露礼法和“礼法之士”的虚伪本质。如《管蔡论》一文，为历来被说成是“顽恶显著”的管叔、蔡叔翻案，当时司马昭曾以周公自居，自然引起了司马昭的嫉恨。嵇康的死，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死罪，而是因为他雅好慷慨、不拘礼法、率性坦荡、特立独行的精神和蔑视权贵的态度。他的“非汤武而薄周孔”直指以周公自居的司马昭和被统治者当做幌子的虚伪的礼教。嵇康的社会理想是“不以天下私亲，宁济四海蒸民”。他向往唐虞社会及其之前的公天下，这就把唐虞之后“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的罪恶统治都否定了。
所以，在他为朋友辩护时，最终被以 “异口之议”、 “乱群惑众”、“有败于俗”、“害时乱教”而丧命。
在魏晋文人中，嵇康最率性最有骨气，他是魏晋风度的一面不倒的旗帜！他性好自然，撰文：“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容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知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他还指出“今之学者”是“学以致荣，计而后习，有利则学，无利就绝不学”。公然否定了当时读书人的功名利禄之心，宣扬注重生命和行为真实的观念，无疑成了当时时代的异类。司马氏时代虚伪蒙世，企图以孝来支撑时局，嵇康被当局以“乱教”之名处死，他的死是死于对真理的坚持和弘扬。他是现世的反抗者，同时又是真理的掌握者，岂不奇哉！
在嵇康的年代，佛教尚不盛行，因此作为儒家正统的反对派主要是唯物主义和老庄学说的追随者。到齐梁时代，佛教成为正统，新的反对派就是反佛的唯物者，范缜是比较醒目的一个。
六范缜
范缜时代的佛学已成压倒一切的精神锁链，他“形质神用”的论点是宗教神学桎梏的大解放。
范缜在南北朝佛教滥行时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推翻腐朽的因果循环，妖魔鬼怪等胡说实在令人敬佩，加上出身寒微，才智自有过人之处。据说他小有大志，布衣草鞋，徒行于路，一心苦读。在车马贵游的大人物面前，毫无愧色。他博通经术，尤其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性质直，好危言高论。
萧子良以佞佛闻名，邸内除聚集了信佛的文人学士外，还招致名僧，讲论佛法。范缜却否认佛教的灵魂不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之说。他有个著名的偶然论：“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入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王侯是也；落粪溷者，百姓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认为人生的富贵贫贱只是偶然的际遇。他提出的“偶然论”观点对佛极具杀伤力。
范缜在《神灭论》一文中提出了“形神相即”的观点。他说：“形即神也，神即形也。”认为，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形体和精神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即两者“名殊而体一”，或曰“形神不二”。然后进一步提出了“形质神用”的著名论点。他写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即认为形体是精神的质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两者不能分离。比如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无疑对当时几乎定为国教的佛教是极大的打击。
南北朝时，朝野上下，佞佛成风。家家不讲孝悌，人人不行慈爱，致使兵源短缺，官府缺少办事的官吏，土地荒芜，粮食乏匮，而僧寺佛塔却耗费了无数钱财，奸佞不法之徒层出不穷，人们仍粉饰太平。梁武帝萧衍下诏宣布佛教为“正道”， 从而给范缜加上“欺天罔帝”、“伤化败俗”的罪名。范缜生活的时代，是南朝佛教兴盛的时代。灵魂不死、轮回报应的宗教迷信的毒雾弥漫于朝野，笼罩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范缜生性耿直，为坚持真理，不怕威胁利诱，不惜放弃高官厚禄，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展开斗争，他的言行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的铮铮风骨。在形神关系的论证上，他的思想深度和逻辑的严谨不仅超越了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思想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七王艮
阳明之后，王艮成为王学左派领袖，他的“百姓日用即圣道”是对神化圣人言的时代的清醒剂，堪为启蒙思潮的先驱。
唐宋的政治比较清明，士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文化斗士和异端比较少。到明朝中期后，政治趋于黑暗，对现世的改造和反对者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最初的发刃者应该是王阳明，但他本人隐藏得比较好，被列入了正统的牌坊中。他的后派就不一定了，自他后，明后期思想有解放之势。
王艮就是一个独立特行的反对派。王艮，字汝止，号心斋，王阳明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他“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十一岁时家贫辍学，随父兄淋盐。十九岁时随父在山东拜谒孔庙时，得到很大启发，认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38岁下拜王阳明执弟子礼。
王艮桀骜不驯，经常与师争论， “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自创“淮南格物说”。 说：“格物”必先“正已”，“正人必先正已”。 正已”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提出了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主张：“即事是学，即事是道。”强调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现实中他常常有很多大胆出格举动，他曾坐蒲轮招摇过市，“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轰动一时。后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认为“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天德良知也”。 他具体地形容“僮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不假安排”就是“道”， 把“百姓”和“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满街都是圣人”，“庶人非下，侯王非高”。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小生产者、小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其门徒以平民百姓居多，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盐丁等487人。
王艮在讲学别出心裁，就连穿着也特别怪异。按《礼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他一生布衣，拒绝入仕，并直指统治者：“使仆父子安乐于治下，仍与二三子讲明此学，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由于他不囿于常行，故在当时就被统治者目为“异端之尤”。
王艮本为一个粗识字的灶丁，但发愤刻苦自学，“默坐体道”、“闭关静思”。他常置书怀中，以途人为师，“逢人质义”。王艮在讲学传道时，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这种使“乡人始而骇”的方法，却收到了“渐而信，久而浸与俱化”的效果。他构筑“精舍”授徒。一生以布衣传道，终身不仕，采取了与专制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他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是我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显示了背弃正统文化教养的“异端”本色。
八李贽
李贽揭露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违背人的本性的荒谬性，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思想荡涤。
李贽是阳明后学又一个独立特行的人，自号卓吾，曾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官职，后辞官归隐。在新兴的市民运动推动下，他希望能找到与宋明理学不同的“道”。他写的《焚书》尖锐地揭露了道学家的虚伪和自私。1602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下狱并在狱中自杀身亡。他的著作，曾多次遭到禁止和焚毁。
李贽揭露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违背这些本性和本质的荒谬性，揭出了自己的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主要集中在礼的问题上。在《明灯道古录》中说“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谓礼。”按照此礼，“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他希望社会能给予每个人通过个人奋斗追求幸福生活的平等权力。李贽把人世之道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因而提出人的情性自由发展的要求，从而形成他的非伦理主义的伦理观。李贽的伦理观以是否合乎“民情之所欲”作为他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
李贽反对以忠、孝、仁、义的伦理教条规定人的善性，他主张“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志心而动，是为真佛。”（《失言三首》）他认为该让人破除各种传统道德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生活的幸福。由此，李贽高度赞赏卓文君倾心于司马相如，便不顾一切随其私奔的行为；而且还认为商人并不一定可鄙，富于他人者未必皆靠诈力。此见解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他还主张让人摆脱一切圣贤之说的桎梏，独立思考，自作主宰，这是对人的思想和个性的解放。
李贽指出“以孔子为大圣”纯粹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盲目性，“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号召人们从民族和历史的精神枷锁的学说中解放出来。李贽不仅视圣贤为凡人，而且改变了评价君臣的道德标准，从所谓敬天忠君变成了“安养斯民”，认为君德、臣德在于“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冯道》）。李贽批评假道学说：“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恶耳。所以有恶者，恶行愿之乱德，恶久假之不归，名为好学而实不好学者耳。”（《复京中朋友》）揭穿假道学的口是心非。而对假道学的学说，即封建礼教，李贽根本不予承认。他认为“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孔融有自然之性》）由此，他说臣之事君，本为名利，无所谓忠；父子亲子，本为寄托，无所谓慈。指出凡笃守礼教者多是名心太重。李贽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荡涤。
李贽盛赞《史记》、《水浒传》、《杜子美集》、《苏子瞻集》等是“宇宙五大部文章”，主张文学是“出于吾心”的心学、为已之学、有“味”之学。文学思想趋向于抒发“悲苦之情”。
李贽在文艺上最著名的观点是“童心”说，文章提出，“天下之至文，夫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李贽以“童心”说来做为孔孟之道的对立面，认为“道理闻见”使人的言谈举止不再发自本心，因而言谈举止成为“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而文假文”的虚假世界，而他所说的童心是“好察迩言”，“则得本心”。
李贽自称为“敢倡乱道”的人，李贽的学说是对传统封建思想的叛逆，他自己在《蜻蛉谣》中说：“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
李贽晚年落发明志，甘以“异端”自居。死后，被骂为“无忌惮”之“小人”，说他“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愈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后来又被宣布“贽书狂悖乖谬，非圣无法”，“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其为名教之罪人。”
他不仅思想奇特，而且性格奇特、经历奇特，他出入三教，心灵博大，著述丰富，信仰过的伊斯兰教义、阳明心学、老庄之学、佛教经典，李贽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思考的一生，剥伪见真、创造思想之自我的一生。
九陈独秀
陈独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是中国封建思想的大革命，从此他成为反叛当时的军阀秩序和党派专制的自由者的形象。
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尔后，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一生独立特行。在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1927年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同时反对片面宣传“拥护苏联”。 被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1929年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7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这是对陈独秀最好的概括。他说：“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可见其卓尔不群，傲骨凛然。
晚年陈独秀写道：“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借学术达到文化启蒙，始终是陈独秀学术研究著述的出发点和归宿。陈独秀由文化启蒙到政治，再到文化启蒙，他反对一切现成的秩序，始终以自己的独立判断去立世，他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是对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的毁灭性的破环和打击，从而最终完成了一个中国文化史异端的形象。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的改造上。”
十鲁迅
鲁迅最大的特点是反抗，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他将永远是不屈服者的榜样和英雄。
鲁迅在青年时代就接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希望用以文艺改变国民精神。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反抗传统和旧秩序，鲁迅参与其中，成为旧制度最后的一个反对派。
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制度吃人”就是大胆揭露了人吃人的封建理念，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 “救救孩子!”是他对旧制度毒害的最有力的呐喊。
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他的杂文是匕首，是投枪，是对就制度的控诉和新思想的召唤。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
同时，在反对旧文化的过程中，他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鲁迅的一生，就是反抗一切腐朽没落思想的一生，是反抗者的一生。
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最大的特点是反抗，直到反抗自己。他反对旧的秩序和文化性格，反对骑墙和中庸。主张奋进，突围，战斗，韧性，不宽恕。
鲁迅不愧是反抗者的榜样，不屈服的英雄。
中国的文化，素来是顺服者的文化，众多的文化精英只知道传道圣人言圣人行，很少有自己的创建和发展。他们一个个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既成社会秩序的拥护者和推动者。但是那些现世社会的反抗者，他们是斗士，是异端，他们发出了有悖于当时秩序的不同的声音，从某方面来说，他们更是丰富了社会的思想，清醒了现有文明，荡涤了僵化腐朽，从而推动了文明的前进。更重要的，他们独立的人格精神成为后世人们效仿的英雄榜样。
敬凌简介：
独立学者、文章家、策商。博学多才，行遍名山大川，神交古圣先贤，主张修学和事功融会一体，出版专著多部，深度结合《周易》和阳明心学，独创《九易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