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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九大阶层调查 

 

作者：汪开国主编

 　　

    一座城市，一旦具备了借鉴和比较价值，对她的打量和认识，就会显得与众不同。深圳就是这样一座城市。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一场变革风暴，引发了深圳社会的急剧转型和空前规模的社会阶层变迁。宽松的政治环境、优惠的政策环境和良好的人文环境，是其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基础。深圳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充分体现了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其超前性，代表了中国未来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发展趋势。“和谐深圳”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本书深入浅出地叙述了深圳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社会关系发生的变化，社会分层和流动是怎样演化的，其基本轨迹和未来趋势如何，揭示了深圳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和规律，为构筑和谐深圳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绪 论  

　　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概况(1)  

　　

    2001年初，李铁映同志提出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十几个城乡深入开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状况的调查。我们之所以参加该课题组，具体负责深圳地区的抽样调查，是考虑到对这一重大课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对深圳乃至对全国和谐社会的建立都益莫大焉。

　　深圳是一座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型移民城市。伴随着先行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深圳的社会阶层是怎样演变的，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社会各阶层今后将怎样继续演化，现有的社会流动机制哪些是合理的，哪些还不合理，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和调整，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了解和把握深圳20余年来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基本轨迹、主要态势和未来趋势，总结和提炼其中的经验和规律，揭示与发现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和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当前深圳特区社会阶层结构、各社会阶层的地位和特点，正确认识各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保持社会稳定，促进深圳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不仅如此，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最早、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社会阶层分化力度大，职业流动比较快，具有沿海发达地区的典型性。它在阶层分化和流动中产生出的经验和问题，既向社会学理论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也为社会学家提供了绝好的实际素材。因此， 解剖深圳社会阶层和流动问题，可以为了解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提供一个窗口。

　　我们试图根据在深圳获得的经验性资料，在当代中国制度转型的背景下，讨论社会分层和流动模式的变化与制度转型的相互关系，揭示在制度转型背景下社会分层和流动模式变化的规律。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纠正深圳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偏差，促进深圳向一个现代、合理、公正、开放的社会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使社会个体明白该从何处努力来改善其社会经济地位，使其更清楚地认识到改善其社会地位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找出合理、公开、公正的社会流动必须具备的因素和条件，为深圳的现代化发展以及每个人改进自己的地位提供可能努力的方向。

　　深圳市地处广东省南部沿海，因深圳河（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而得名。东临大鹏湾，西连珠江口，南与香港接壤，北与东莞市、惠州市为邻(见图1-1)。全市总面积 2020平方公里。深圳经济特区是深圳市的一部分，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平均7公里，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设有9个特区检查站。

　　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市的前身是广东省宝安县。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市划出327.5平方公里试办经济特区。1988年10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计划单列。深圳市现辖6个县级建制区，即特区内的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区和特区以外的宝安、龙岗区 。福田、罗湖、南山区最早成立，时间是1990年1月；盐田区最后成立，时间为1997年10月。 6个区共辖45个街道办事处。

　　历经20多年改革开放的栉风沐雨，深圳已经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经济比较发达、社会比较和谐、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海滨城市。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979年深圳本市生产总值（GDP）只有1.96亿元，工业增加值0.23亿元，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0.17亿元。特区建立后20年，深圳本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1.2%，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5.3%，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年均增长41.8%。2003年本市生产总值2860.51亿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名列第四。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53887元(6510美元)，在全国名列第一。实现工业增加值1500.13亿元，完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90.84亿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名列第三。深圳的综合经济实力已进入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2003年第一产业增加值18.1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685.3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156.98亿元。三次产业结构由1979年的37∶20.5∶42.5调整为0.6∶58.9∶40.5。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2003年在工业总产值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2953.46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8.2％。高新技术产品产值2482.79亿元，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1386.64亿元，增长45.2％，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比重55.9％。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  

　　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概况(2)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保持高速增长，200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1173.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6％。其中，出口总额629.62亿美元，增长35.2％；进口总额544.37亿美元，增长33.8％。深圳外贸出口总额从1993年起连续11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榜首。出口产品结构及贸易方式优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迅猛增长。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51.55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市出口总额40.0％。全市实际利用外资50.42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6.23亿美元。全年在深圳投资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总数累计达98家。

　　较好地处理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深圳由一个人口30万人的边陲农业小县，发展成为一座拥有700万人口、经济繁荣、城市功能较为完备的现代化城市。城市规划获得UIA阿伯克隆比爵士奖。基本建成了适合现代化城市需要的适度超前的供水、供电、通讯和排污网络。拥有全国第二大、全球第4大集装箱枢纽港，全国第4大、全球居第74位的航空港，形成了现代化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成为全国重要的物流枢纽。飞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并没有影响到深圳的环境保护，深圳先后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国际花园城市”等称号。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坚持科教兴市和文化立新，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比国家要求提前5年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教育发展与特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适应，基本上满足了人们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需要，一个结构合理、纵横相通、运行灵活、开放多元、功能完善、教育资源配置较合理的教育体系初步形成。2003年末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总数达1259所，毕业生15.80万人，招生数23.78万人，在校学生数84.76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均保持在10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97.4％。文化事业日益繁荣。2003年末，全市拥有公共图书馆10座，博物馆、纪念馆16座。公共图书馆总藏量345.50万册（件）。全市拥有广播电台1座，电视台2座，广播电视站22座，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达100％。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提高。2003年末全市共有各类卫生机构893家，拥有床位13588张，有卫生技术人员21234人，全年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完成诊疗量3052.10万人次。

　　人民生活达到宽裕的小康水平。 根据200户户籍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3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35.84元，恩格尔系数为27.9％。食品中人均营养素的摄入量已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准，超过国家城市小康标准。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0611元，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1346元。失业员工基本生活保障率达100％。年末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为2.61％。

　　社会保障进一步加强。2003年末全市有253.09万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113.49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分别比上年增加31.85万人和3.34万人。全市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165.62万人，比上年增加38.24万人。

　　城市竞争力增强 。深圳在国内的排名如下： 2003年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对全国47个地级以上城市排名，香港、上海、深圳分列“综合竞争力"前3名； 2003年中国市长协会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对全国50个地级以上城市排名，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分列“综合竞争实力"前4名； 2004年国家统计局从国内286个地级以上城市评选“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分列前3名； 2004中央电视台从国内208个地级、副省级城市评选“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深圳当选； 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对全国 281个城市进行评选，推出“2004（第三届）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香港、台北、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澳门、天津、南京、武汉名列前10位。

深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经济发展与自然系统发生严重矛盾。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城市发展空间不足，突出表现在：一是土地资源。深圳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其中30%可供开发，即700多平方公里可开发，目前已开发土地480多平方公里，核心经济腹地土地资源储备不足。二是水资源和能源短缺。深圳每年用水为15亿立方米，而本地只能解决3.5亿立方米，电力等资源也面临紧缺。三是环境容量已经严重透支，承载力难以为继。第二，经济发展与社会系统发生严重矛盾。体现在：一是深圳现在实际管理人口已达到1000万，成为全世界、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城市已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二深圳社会治安总体仍非常严峻。第三，经济发展本身存在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利用外资增长乏力等问题。第四，一些以民为本的工程，如“净畅宁”工程、梳理行动、农村城市化等任务十分艰巨。  

 

　　研究理论(1)  

　　

    社会分层和流动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现象，因而成为社会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传统理论领域之一。随着社会变迁中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中外学者不断对社会分层和流动进行新的审视， 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所站的立场、所持的方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使这一传统理论领域不断盛开新的奇葩。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密不可分。社会分层是流动的结果，同时社会分层的存在又是社会个体产生社会流动的动力所在。对这两个内在相关性如此紧密的问题，是不能人为割裂单独进行研究的，下面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而对这朵理论之花，各表一枝。

　　一 社会分层理论

　　社会分层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等级不同的多个社会群体的一种方法，因学者们研究目的各异，分层标准各不相同，因此分层结果也大不相同。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西方学术界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历史悠久，流派众多， 但是，人们一般认为社会分层经典理论的主要人物是K.马克思和M.韦伯。他们两人提出了不同的但是最基本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即人们所熟悉的阶级理论和多元理论。这两个理论模式对社会分层的本质、决定要素、形式等分别作出了不同的解说，代表了社会分层的两种理论视角。因此，我们把他们两人作为开篇。

　　1.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

　　马克思最先提出了一套有系统的、综合的和颇富创意的阶级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已经发现现代社会的阶级存在和阶级间的斗争。但只有马克思才揭示了阶级产生的真正根源和阶级的本质，才建立了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所以马克思被称为社会阶级研究之父。他的阶级理论大厦由4根理论支柱支撑。

　　第一根支柱是阶层与社会结构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揭示社会变迁的法则。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社会概念。马克思认为，阶级出现于由历史组成的社会结构中，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结构常存在着不同的阶级特征。因此必须将阶级置入社会的演变中来探讨，必须把它放在特定的时空架构里做具体的研究，不应将其视为抽象的概念。虽然阶级会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而改变，但是，社会结构亦会随着阶级的演变而演变，两者互为辩证关系。简言之，阶级由社会的特殊结构条件发展而来，同时也是社会的构成要素。

　　第二根支柱是阶级产生与演变论。马克思的阶级史观建立在他的历史唯物论上。马克思认为，阶级只有在出现了剩余产品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条件下，才会产生

　　瞿铁鹏：《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第39页。

　　。而剩余产品的出现，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社会分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随之出现剩余产品的不平等分配，出现了私有制，也就产生了阶级。因此，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和演变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对阶级的形成与演变作了具体的阐述：第一，阶级利益。马克思认为，个人形成一个集合体与另一个集合体产生竞争时，即产生阶级。每一阶级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利润，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工资；阶级由于有共同的利益，所以才有阶级的客观存在。第二，异化促成阶级的产生。马克思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存有异化的现象，但在资本主义下达到了高峰。工作一方面固然可以带给人们创造性、自我满足感，但另一方面却也可能带来异化，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就前者而言，工作是人性的一部分；而就后者而言，由于外化作用而产生异化。第三，工人聚集在一起促使阶级的产生。工人之所以会大量聚集在一起是因为近代都市环境及近代工厂的兴起，使工人彼此间的联络与交往方便。因此，近代的都市与工厂，是无产阶级的温床。当阶级最后发展出阶级团结、阶级意识及阶级组织时，阶级由客观存在而演变成为为其利益而争的主观存在。

　　第三根支柱是阶级划分标准论。马克思将阶级的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即生产关系联系起来，从生产过程中工人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揭示阶级的本质。阶级主要的构成元素乃是生产关系中的财产关系，财产关系是解释社会变迁的最基本的条件，而财产系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不一样，所以为了要找出它的本质及特色，必须依不同时空的社会结构给予不同的界定。在私有制社会里，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或劳动决定着人们的阶级归属。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资料或劳动的占有关系掩盖了社会分工的原生基础地位，成为阶级划分的主要标准。  

　　研究理论(2)  

　　第四根支柱是阶级划分的必要条件论。马克思认为共同的生活方式、阶级利益和教育程度是划分阶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虽然反复论证在阶级产生中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充分认识到如政治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避免了片面性。

　　由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广泛影响，致使西方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重视阶级分析，而忽视阶层分析，甚至有人说阶级是马克思的概念，而阶层是韦伯的概念，这是误解。事实上，马克思把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都当作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方法，并没有因使用阶级方法而排斥阶层分析方法。他在抓住对立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十分注意把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结合起来对社会进行双重考察。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早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依不同的地位，对各个历史时代的阶级内部的多种多样的层次作了描述。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第一，启发性意义。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并不是描述性的，他并不注重描述某一特定时空的社会阶层或阶级具体的分布情形等；而是分析性的，较偏重与时间和空间，从整个历史的演进和空间的变化中，归纳出社会变迁的法则。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是镶嵌于其整个社会变迁理论架构上的，探讨马克思的阶级观必须将其置于他的整个社会变迁理论架构里，才能窥其全貌。第二，指导性意义。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是在对人类社会尤其是阶级社会的基本发展规律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仍然是指导我们今天进行社会阶层分析的理论。

　　但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植根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的，没有也不可能对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我们在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基础分析中国社会时，要注重从中国当前生动的现实出发，借鉴其他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合理成分，对日益复杂的阶层现象作出与时俱进的阐述。

　　比马克思晚半个世纪出生的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因提出了多元性的社会分层理论，而载入西方社会学史册 。

　　综合标准论。韦伯采用了三位一体的分层标准，主张用经济标准、社会标准和政治标准来进行社会分层。所谓经济标准，是指社会成员在市场上的机会，即个人能够占有商品或劳务的能力，简单地说，即经济投入和财富的多少。所谓社会标准，即地位，韦伯把它解释为对荣誉、声望的肯定或否定的估计，而荣誉、声望决定于个人的身份（家族世系）、教育水平、仪态风度、生活方式等因素。所谓政治标准，即权力，韦伯认为它是个人或群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反对其对手的实力。韦伯认为，经济不是社会分层的惟一标准，地位和权力都可以单独地作为社会分层的尺度。虽然地位的原始根源是经济，但地位体系一经确立，又可以不依赖于经济。凯济是容易失掉的，而地位是不容易失掉的。有了地位就有了声誉。整个社会按照经济、权力、声望三个各自独立的维度，构成了多元分层空间结构：财富——经济标准；威望——社会标准；权力——政治标准。

　　阶层论。韦伯用秩序来表示社会阶层，他认为秩序是高低不等的权力的表现。权力有3种秩序，分别是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及社会秩序。三者又分别有具体代表的团体，即阶级、政党和地位团体。韦伯强调3种秩序是相互联系的，如有了社会地位也许会带来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或者有了经济实力，也可能带来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并且强调3种秩序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性。3种秩序发挥其力量，需要通过高度整合的社会表现出来。而所以能有高度整合的社会，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架构。

　　阶级论。韦伯解释的阶级有两层意思，一是阶级是以财产来界定的；二是市场是决定个人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基本条件，阶级的情况是由市场的情况而决定的，阶级状况就是市场状况。韦伯认为在古代社会中有类似奴隶反抗的行动，但那并不是阶级斗争。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分配情形和新的具体的经济秩序，才产生了近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阶级行为的产生，是劳力市场、物品市场及资本主义的企业三者交织而成的结果。

　　地位团体论。韦伯以生活方式来界定地位，认为地位团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相同地位团体的人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由于相近的正式教育、家庭出身和某些高尚的职业发展而来的结果。二是排外性。他们的社交往往有一定的局限，与相同地位的人有来往、有婚姻，所以地位团体常常是内婚制的。三是特权性。地位特权分为规范性的和物质性的两大类，前者如英国的王室，他们的穿着、时尚、礼貌等代表着社会核心价值、习俗；后者如地位团体拥有一定的经济上的垄断权。韦伯认为地位是由消费来界定的，消费形态的不同，即代表着生活方式的不同。  

　　研究理论(3)  

　　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阶层理论的主要异同之处是： 第一，就经济、政治与社会3种秩序而言，马克思对阶级的看法是阶级决定论。即对经济秩序的控制也就同时控制了政治和社会秩序。韦伯却不认为如此。他认为经济（阶级）、社会（地位）和政治（政党）3个层面，彼此关联，却仍可保有其各自的自主性，是不可简化到任一层面的。第二，就阶级情况而言，马克思从经济功能，特别是生产关系来看阶级，阶级情况最终必导致阶级行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最后必会导致工人的群起反抗，并使其运动激烈化。韦伯基本上同意马克思以生产关系来界定阶级的看法，但他还特别强调，阶级情况最后是由市场情况所决定的，阶级情况并不一定导致阶级行动，种族、宗教等因素常会缓和阶级对立的尖锐化。第三，就阶级与社会变迁而言，马克思将阶级与社会变迁结合在一起，特别强调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必将获得最后胜利。他是基于一种“目的论”的看法。而韦伯认为在社会太平时期，地位是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心，但在社会变迁、技术改革、整个社会不稳定时，阶级是社会阶层的重心所在，因此，韦伯对社会阶层与社会变迁之关系是居于“循环论”的观点，他并没有提到阶级斗争最终谁将会得胜

　　何景熙：《西方社会学说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第156～161页。

　　。总之，马克思擅长于社会变迁等动态方面的描述，较注重阶级纵剖面的分析，而且其对阶级的概念有许多原创性，提出许多很好的观点；而韦伯则擅长社会结构横剖面的描述，修正及补充了许多马克思对阶级的看法，且具有综合分析能力。

　　由于马克思和韦伯社会分层理论的开创性地位，现代西方的许多学者纷纷步其后尘，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

　　2.戴维斯和摩尔的社会阶层功能论

　　功能主义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最久远也最深厚的理论传统之一。作为社会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它始作俑于孔德、斯宾塞，由现代社会学大师帕森斯集其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宏伟的巨型理论。其要旨是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内部各部分、各层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成的一个相对独立于个人的有机整体，为使这个统一体保持平衡与协调， 发挥着必要的功能，就必须满足它的多种需要。运用功能主义对社会分层最早做有系统的陈述和引起争议最多的文章，当推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和摩尔在1945年联合发表的《阶层化的一些原则》一文。

　　戴维斯和摩尔为了说明为什么社会分层和不平等具有积极的功能，简洁明了地勾画出社会分层是满足复杂社会系统的需要这样一种功能主义观点。他们认为，要使社会有机体保持健康，就要满足其需求，社会分层被视为确保需求满足的一种机制。由此看来， 社会上的地位差别、收入差别、贫富差别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 社会分层是不可避免的。要确保社会分层这种机制发挥作用， 各阶层之间的团结与协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他们强调各阶层的利益整合。

　　他们理论中的关键词是位置系统。他们认为，说明社会位置为何有高低的不同，重于说明居于其位的个人高低的不同。若将社会当作一个运作的体系，则社会必须将其成员安排到各种位置上去，且使他能执行该位置的责任。假如这些社会位置本身给人感觉到同样的愉快，这些位置对社会的生存同样重要，和这些位置所需要的才能和训练是一样的话，如何把人们引到这些位置上去就不太重要了。但是，事实上，有些社会位置比其更让人觉得愉快，有些位置在社会生存的功能上比其他位置更为重要，而且有些位置比其他位置更需要特殊的训练和才能，因此，为使人们愿意勤勉工作，人尽其责，不可避免地，社会需要提供一些报酬以作为诱因，而且这些报酬应以每个位置的功能之重要性之不同而给予不同的报酬。这些不同的报酬和其分配构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而社会阶层化的现象也因此而生。环绕社会位置体系，他们提出了6个重要因素。

　　第一，功能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在社会中所占的那个位置的功能。他们提出了如何决定功能重要性的二点说明：一是地位的独特性，例如：医生的工作乃是相当独特的，此职位不容易被其他位置所替代。二是依赖性，即是否有许多其他位置会依赖它，若是其他位置多依赖此位置，则表示此位置乃所谓的关键性位置，对社会更具有重要性。位置所扮演的功能重要性不一样，则其报酬也会不一样；能够担任那个位置的人越少，社会对那个位置的报酬就越高。他们尽管提到了维持生计和舒适，即物质报酬；幽默和娱乐；自我尊重和自我发展，即自我的充分发挥等3种报酬，但他们是比较偏重于物质报酬的。  

　　研究理论(4)  

　　第二，才华和训练。每个位置所需要的才华和训练不一样，任何社会中都有一些职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技术的人去承担，有些位置本身需要更多的才华，例如：运动员、音乐家等，而有些位置则需要更久的训练，例如：医生。社会在回报上对这些特殊才能的人予以倾斜，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会因此而获益；这些职位报酬的不同，就是社会分层所谓的地位差距；不同社会阶层获得的有差别的声望和尊重，连同权力和先决条件，组成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这就是社会分层。不平等对于确保复杂社会的适当功能来说是必需的，它能确保最重要的工作由最有资格的人来担当。

　　第三，愉快性。指该位置是否为多数人所不愿意从事者，如收垃圾等一些辛劳而工作环境又差的工作，就缺乏愉快性；而处于一些有中央调节系统舒适办公室中工作者，就具有愉快性。而愈有愉快性者则功能越重要。

　　第四，位置高低不同是普遍性的，全世界皆然，但是高低分类标准则是各个社会或多或少会有些不同。而所以会有不同，是因为：每个社会所面临的自然条件并不一样；专业化程度不一样；对功能的重要性之着重点不同； 不平等程度之不同。

　　第五，机会的程度。愈是开放的社会，社会流动机会愈高，反之，如印度喀斯德制度的封闭社会，流动机会则愈少，流动机会的平等性也就有所不同。

　　第六，阶层团结程度。就整个社会体系而言，某一社会愈强者，则其阶层团结性愈强，其阶层也愈有组织；反之，社会不强者，其阶级意识愈低，愈没有组合起来。

　　这6个因素，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阶层化体系的类别和形态，虽然社会阶层化的现象是有普同性的，但是，由于上述因素，使得每个社会的阶层系统的形态有所不同。

　　戴维斯和摩尔的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主基调是协调和谐一致，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理论发表后，在社会分层领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白热化论战。

　　3.图明的社会阶层冲突论

　　功能主义理论解释了部分现实，在战后西方社会学界一度被公认为是社会学理论的主导或统治范式。但是好景不长，20世纪60年代其主宰地位开始衰落。衰落的原因是，尽管它这艘以均衡、和谐为标志的理论之船把人们带进了风平浪静的港湾，但港湾外的真实的世界却是惊涛骇浪，它对现实中许多问题不能回答或回答乏力的缺陷受到了挑战。挑战之一，先赋性或继承性的优势可能会影响到不同资源配置的逻辑。如一个无能之辈可能运用其占据地位的资源来获得较好的社会职位，而一个能力强得多的平民子女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挑战之二，能力较强未必都能得到高报酬等实质性的刺激。如中小学教师、日托护理员、警察以及社会工作者等职业应当由能力较强的人来担当，可实际上他们的工资却很低。而有些人的职位价值很有限，如摇滚歌手和体育运动员，他们的收入却很高。挑战之三，教育不均等导致地位获得未必是均等的。如生活极度贫困的人，他们得不到良好教育和培训，其才能得不到发展，虽然他们中有的人可通过自身的努力上到高层，但这样的机遇相对于富有的上层人士来说，要小得多。总的说来，社会分层不能保证使最有才干的人去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或培养他们去扮演这些角色。

　　在诸多的理论挑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Ｍ.图明的批评。他在1953年发表的《阶层化的一些原则：一个批判分析》一文里，高举冲突理论的大旗，从5个方面批评了社会阶层功能论。

　　第一，图明认为功能论所谓的社会位置的功能之不同重要性的概念，乃是定义不明，而且含有极强烈的价值判断，容易引起许多情绪上的反应。举例而言，我们如何能分辨是医生重要还是农夫重要。此根本就是价值判断。而且，现有的每一个职位必然有其功能的存在，因此功能的重要性根本就是无甚意义的永恒定理。再说，某一职位的不可取代性，往往并不是其功能性质无法为另外的社会位置所取代，而常常是由于双方议价的结果。

　　第二，图明并不同意戴维斯和摩尔所说有才能的人是稀有的。他认为有才能的人的人数虽然有些限制，但事实上，这种限制的主因是来自于许多结构性因素的限制，而不是真正的人才稀少。例如：在男女不平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社会中，并非妇女中没有人才，而是在那时的社会体制下，妇女的才能根本被排斥，更不必说被发觉和任用。图明同时也举出了几个限制人才发展的结构性因素：教育机会的不同，无形中便埋没了许多人才；有些职位是继承的，不是公开竞争的，因此人才受到限制； 占有好位置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会设下许多限制，使人才无法进入。这些因素，使那些比较下层的人及其他们的下一代得不到好位置。  

　　研究理论(5)  

　　第三，图明认为，虽然有才能的人在受训期间是付出了某些牺牲，但是从中得到了许多精神上和其他的报酬。例如医科学生，在受训期间，虽然所付出的牺牲不少，但是相对地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占了很多的便宜，例如交女朋友容易，身价也较高，得到社会的尊重等等。因此训练本身并不意味着就是牺牲，往往它也是具有很多的补偿的。再者，训练期间所付出的代价，常常是社会与家庭所付出的，而不是个人所付出的，在此情况下，个人并没有理由说自己付出了代价和牺牲。若把训练期间所花的代价当作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投资，而预期日后能得到更高的回报，在投资报酬率很高的情况下，这些牺牲就微乎其微了。

　　第四，图明怀疑物质报酬是否为吸引人才的最有效的诱因。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应该会有不同的报酬形态。例如，在共产社会中，吸引人的报酬中，最重要的乃是权力，而非物质报酬。对某些人而言，工作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内在价值。所以，物质报酬的高低并不一定是决定他是否接受训练的主要原因。

　　第五，戴维斯和摩尔认为社会位置的功能重要性不同和社会阶层化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图明强调，即使功能重要性有所不同和社会阶层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阶层化现象也有许多负功能，如社会阶层限制了人才的发掘， 限制了人类的生产，使社会位置低的人自暴自弃地认为自己对社会没有用，容易对社会产生冷淡感，造成不同阶层间的敌意、怀疑，而对这些负功能，戴维斯和摩尔却完全没有提到。

　　图明的批评有些是言之有理的，如他认为物质报酬在不同社会里，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等等。但是，功能主义的分层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各有千秋，一方强调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强调社会稳定和整合的重要性，可以相得益彰。

　　4.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奥林·怀特（Wright）为主要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的关系论视角，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的阶级结构进行审视，重新定义阶级，分析不同阶级分布、阶级和职业流动模式、阶级地位和阶级意识等问题，就马克思的阶级结构概念发展出一种令人满意的操作化形式

　　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有许多争议性的问题，必须发展以适应新的社会阶级状况。

　　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怀特认为，剥削是理解由阶级关系产生的利益性质的关键概念。人们为了获得收入而跻身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通过不同的机制，这些社会关系使一部分人能够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这种占有称之为剥削。在剥削关系中，剥削者由于依赖被剥削者的劳动和努力，也需要被剥削者。所以，剥削不仅仅定义的是社会行动者的一系列地位，而且还包括由一系列社会关系，以及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相互联结起来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互动模式。他通过对劳动成果侵占的论述，把物质利益上的对立与阶级关系联系了起来，他说，职业对社会分层很重要， 可以将职业列入社会分层中加以探讨；但是，阶级仍然是社会结构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素，阶级不能被简化地定义为某种职业分类，而是一种控制资本、决策、他人工作和自己工作的社会关系。这样，阶级理论成了一种关系的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模式的特点就在于通过对生产领域中的权威和技术占有的阐述，有效地廓清了雇员中的中产阶级。他们把马克思讲过的生产性劳动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凡从事生产性劳动者列入工人阶级，而从事非生产性劳动者则列入中产阶级。

　　第一，怀特紧紧抓住与马克思提出的“旧”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3个方面来界定、认识中产阶级。标准之一是他们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中的统治角色。资本家不仅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工人，而且在生产中支配工人；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是在行使代表资产阶级的权力，进行生产过程中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既可以被看作是工人阶级，又可以被看作是资产阶级：他们像资本家那样统治工人，像工人那样在生产中被资本家控制、剥削。在权威等级中的位置越高，这个阶级位置的资本利益就越多，例如，高级经理就非常接近于资产阶级，而下层经理的阶级特性更与工人阶级接近。区分中产阶级位置的标准之二是他们的收入与侵占剩余价值的关系。生产组织中管理阶层的戏剧性位置，使他们能够以相对高收入的形式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区分标准之三是他们所持有的技能和专门技术。像经理阶层，持有高水平技能和专门技术，在剥削关系中潜在地具有占有剩余价值的有利位置，实现这种有利位置的机制主要是技能和专门技术在劳动力市场上常常是稀缺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供不应求，而且还因为符合用人组织要求的专业技术的增长存在着系统性障碍，这种障碍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文凭，而有才干的人在提供特殊形式的劳动力的时候，很少能同时具有符合这种持续性限制的基本条件。  

　　研究理论(6)  

　　第二， 新马克思主义一致认为中产阶级具有如下特点：职业构成以脑力劳动职业为主要成分；形成了一个由“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都程度不同地或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或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以及价值观念，不仅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中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社会功能等认识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新小资产阶级论”、“新中间阶级论”、“矛盾的阶级地位论”、“专业—管理阶级论”和“阶级两极分化论”等5大阶级理论流派。

　　5.新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韦伯主义传统对阶级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人们在市场中的能力。二战后，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弗兰克·帕金和戈德索普是坚持韦伯主义传统的重要代表人物。

　　吉登斯是一位积极进取的多面手，他在《社会的构成》、《发达社会中的阶级结构》等论著中区分了阶级分化社会(如封建社会)和阶级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此表明不能一概用阶级分析作为基础，来辨别社会组织过程的根本结构原则

　　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37页。

　　。他对权力作了独特的解释：权力在功能主义那里是系统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财产所有权的结果与原因，而他认为权力是在支配结构之中生成的行动的普遍性质，即在既有的权力关系中，权力的弱势方无论居于多么不利的地位，都可以借助某种操纵资源的方式，对权力强势方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他还对人们的市场能力作了分析，认为市场能力包括3方面的因素：一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二是教育和技能资历的拥有状况；三是体力劳动能力。但是，他并没有对阶级划分提出一个系统的分类框架。

　　帕金则从职业位置的角度来分析人们在市场中获取资源的能力。他认为，职业是阶级结构的支柱，虽然其他经济与符号资源的分配与职业秩序同时存在，但是与职业秩序相比处于从属地位。根据这一解释，他提出了一个根据职业标准划分的包括6个职业阶层的阶层结构模式。在对待阶层划分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时，他着重解释的是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报酬不平等问题。那些在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专业技能是职业报酬的最重要的单一决定因素，因此是阶级不平等体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某种职业所需的专业技术或知识越多，市场上提供这种技术或知识的人就越少，在专业技术序列中处于较高职位者总是倾向于维持或加强这种专业技术的稀有性，从而通过种种制度方式来维护他们获取较高报酬的权力

　　郑杭生等：《转型加速期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划分》，《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

　　英国牛津大学的戈德索普教授以不同的劳动方式为标准，提出了阶层结构中的一个重大的分界线，即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之间的分野：“白领”是脑力劳动者，“蓝领”则是体力劳动者。为了进行社会流动的经验研究，他运用韦伯关于阶级理论的一些原则，设计了一个以职业为标准的分类框架，力图体现一种职业阶级与社会阶级、等级阶级与关系阶级的结合。他构建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主要分为3大部分，即公务人员阶级、工人阶级以及由低层非体力雇员和小业主组成的中间阶级。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从那时起，中国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就不绝如缕，其演进可分以下4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后至1957年)：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经过毛泽东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认识社会问题的一个最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研究的特点是我国的社会分层表现出阶级分层的特征。

　　第二阶段(1957～1978年)：主要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将人们按照主观意识形态进行了政治分层

　　李强等：《我国社会分层理论的演进》，《学海》2002年第4期

　　。

　　第三个阶段(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研究的特点是，主观的政治分层体系向客观的阶级结构回归。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市场机制的引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大分化， 以贫富差距、收入差距为基础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分层机制正在逐步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政治分层机制。急剧的社会分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阶级阶层问题开始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纵观第四个阶段20余年的历程， 可以说这是中国对社会分层研究空前繁荣时期，是理论研究热点不断涌现，各种理论探索不断深化，理论研究的方式与特点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期。其特点是：  

　　研究理论(7)  

　　第一，对理论取向反思的深入。中国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经历了由开始的引进模仿到反思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后，应该如何从理论上对分层机制进行新的概括?是继续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中来从事分层研究，还是引入韦伯的多元分析模型?为此，学术界举办了多场有关分层的理论研讨会，出现了颇具代表性的4种理论取向：第一种取向是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而在进行阶层研究时，则可以吸收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合理成分。第二种取向认为，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现阶段已不适用或有局限性，而西方分层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三种取向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在利益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存在着不平等的社会群体差异，中国也不例外，因此也应将利益群体作为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单位，并参照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第四种取向是调和论，认为阶级概念应该大于阶层概念，在阶层概念之下又可划分更小的利益群体，即阶级、阶层、利益、群体之间是一种由大到小的涵盖关系。这样，在具体研究中， 存在着许多种社会分层的标准和方法。郑杭生的分层以韦伯的分层理论为基础(郑杭生，2004)，李强从政治分层和经济分层两个角度对转型期中国的阶层结构进行了考察（李强，2002），陆学艺依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对当代中国阶层结构进行了分析（陆学艺，2001）。尽管众说纷纭，但大都数学者形成的理论共识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并且明显具有多元特征，这就决定了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分化是不充分的；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就要重新认识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并加以科学的发展。

　　第二，形成了一个更加符合变化的、现实的多元分类标准框架。在多元分层观点的指导下，学者们多角度多层面地探讨社会分层问题：第一个角度是从当前的社会资源配置关系动态地研究中国人的地位获得机制和社会分层结构，力图勾画出中国独特的社会流动规律；第二个角度从利益群体来分析中国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得与失，认为当今中国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与重组，不主张将中国社会结构硬性、简单地分层，主张以利益群体结构来置换分层结构，提出了社会结构的同心圆模式及不同的利益群体类型；第三个角度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层研究中应强调国家和政治机制的重要性，认为政治过程可以直接改变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本性和价值；第四个角度是从市场社会的兴起过程来看待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从自由市场转型和产权结构变化来深入研究中国中心群体和边缘群体问题，脑体收入差距问题和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问题等；第五个角度提出应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中国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提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10大社会阶层和5种社会经济地位等级组成。

　　第三，理论研究热点不断涌现 。国际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不同理论观点和模式，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都有所反应，现择其要者述之。

　　关于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特征研究。由于社会利益结构在现实层面反映的是一个特定社会最基本的、最核心社会关系及制度性的演变，对社会利益结构特征的研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最具攻坚性的难点。有人认为改革前社会利益结构有3大特征：一是在收入、权力、声望等社会资源占有及分配中获益最大的是领导官员；二是社会成员的地位差异是由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等三种最基本的次级制度结构所分割的结果；三是城镇居民的社会地位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并产生城乡二元分化。对改革开放后社会群体地位分化及利益关系，一种有影响的观点是，工人群体的经济地位下降，内部层次分化，劳动生产能力被弱化了的那部分职工利益保障被忽视，农民群体是改革以来分化最显著的一个群体，干部群体的分层结构与中国的行政分层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

　　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20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

　　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特点的研究。 对改革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特点的研究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运用关系式社会分层和等级式社会分层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将改革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分别称之为三分式结构(工人阶级、农民阶层和知识分子)和三级式结构(干部、工人、农民) 。二是运用社会分层机制研究，认为改革前人们社会地位是通过国家强制性分配资源而获得的，是一种权力分配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有3种总体描述：一是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为标准进行划分，有将社会阶层划分为两阶级一阶层的：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工人阶级，以家庭联产承包为特征的农民阶级，以个体经营为特征的小资产阶层；有将社会成员划分为3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半资产阶级和流民阶层；还有将社会成员划分为7个阶层的。二是以人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存在的状况进行划分：如将社会成员划分基本阶级( 科层官员阶级、工人阶级、私有资本阶级、雇佣阶级 )、中间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基层管理人员阶级、小资产阶级)、过渡阶级( 企业家阶级、农民工、城市贫民、跨国资产阶级社会 )和亚阶级群体。三是以社会分工和职业标准进行划分：如将社会成员分为物质生产劳动者阶层、知识劳动者阶层、服务劳动者阶层、管理劳动者阶层、安全保卫劳动者阶层。  

　　研究理论(8)  

　　对中国现阶段阶层分化的主要特征的研究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日趋多元化，市场机制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渠道，国家权力仍然发挥重要作用，非制度因素仍在产生重要影响；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社会地位变动的非整合性，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经济社会因素之间出现了不一致性；社会阶层分化的不平衡性，不同行业、部门、单位之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但在其内部平均主义盛行；社会阶层分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失控现象，阶层分化缺乏应有的规范约束，政府对阶层分化调控乏力

　　赵喜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上、下)》，《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1、2期。

　　。

　　关于中国一些特殊阶层的研究。对中产阶级、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等特殊阶层的研究，是分层研究主题上的又一拓展。特别是近年来有关“中产阶级”的话题，正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和亮点。中国学者对中国中产阶层进行了界定，认为中产阶层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小康大众”，并在中产阶层社会整合功能之上对社会结构整合新机制进行了探索。李春玲在《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一书中指出：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意义重大。除了经济收入比较殷实以外，中产阶级还具有受教育程度较高，讲文明，重诚信遵纪守法的特点。他们趋向温和的改良主义和道德的相对主义，主张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对新生事物和新变化采取开放、宽容的态度，是现代民主的基石。陆学艺认为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正在迅速扩张，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开始由原先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化。

　　根据李路路的研究，中国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还有以下不足：第一，研究主题不全。一些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基本主题未被涉及。第二，“问题”意识不强。在理论层面上，相当部分的研究比较缺乏“问题”意识，即研究者常常没有将自己的特定研究置于理论发展的线索中去，或者将一个具体的研究与一个普遍的理论问题联系起来。第三，理论逻辑不太清晰。在理论视角上，研究者更多地去分析没有被研究过的现象，较少考虑在理论上能够提供什么新的解释，同时由于理论视角上的模糊，导致在研究中理论概念使用上的随意性和逻辑上的混乱。第四，独立的理论模型尚未建立。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应该允许存在多种理论模型的解释，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建立独立的理论模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 社会流动理论

　　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分层的动态体现，在解释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上有很强的解释力，所以，在中外学者眼里，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是等量齐观的。不同的是，社会流动研究是从分层研究中派生出来的，先有社会分层研究，后来才出现社会流动研究。

　　(一)外国学者的研究

　　1.社会流动研究的奠基人索罗金

　　西方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当时的社会学家帕累托等人的研究都涉及到流动问题。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A.Sorokin，1889～1968）是社会流动研究的奠基人

　　罗教讲：《我国的社会流动与流动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他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一书，依据大量的跨越国界的历史学和人种学资料，勾画了社会流动的历史，系统阐述了社会流动的定义、类型和机制。

　　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分层研究中一个重要学术范畴，最早是由索罗金提出的。在他看来，“社会流动意味着……由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或改变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其他的社会位置的移动”。不难看出，在索罗金的定义中社会流动主体的涵义是非常广泛的，造成社会流动的原因是人口特质、环境的改变——主要是技术变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天生能力的不一致。

　　他提出了两种基本的社会流动类型：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前者指的是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个人或群体跨越等级界限的位置移动，根据移动的方向，又可进一步分为上向流动和下向流动； 垂直流动具有一种稳定的影响，可以给处于较低地位的人提供破坏现行制度的动机，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释放较低阶层的不满。后者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在同一等级的不同位置之间的横向移动，这种流动不会造成人们在社会等级序列中所处地位的改变。他认为在社会流动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即社会越发展，社会流动率越高。

　　2.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的工业社会流动研究

　　索罗金以后一段时期，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曾一度青黄不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社会流动率提高，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兴趣，出现了一支专门从事社会流动的学术队伍，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社会流动研究成果， 形成了社会流动研究中的美国传统和欧洲大陆传统。美国传统认为现代的“自由社会”是“机会平等”的社会，因而每个人都有成功的可能，导致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是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社会位置的不同是由于个人素质的不同，特别是教育和技能的差别。欧洲大陆传统则由于其长远的争取公民权的民主化历史而更加强调法律平等和社会结构的作用，认为社会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从“礼俗社会”网络向“法理社会”网络”转变，或从“机械团结”网络向“有机团结”网络的转变，是造成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而人们社会位置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主要是一种超越个人选择的结构性安排。  

　　研究理论(9)  

　　在美国传统中，可圈可点的是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合著的《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1959)。他们的理论特色是，运用大量通过调查获得的经验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探讨现代工业社会流动的特点和规律，试图说明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

　　对社会流动结果的分析是他们的研究重点。他们通过父亲职业与本人职业的交互表以及本人初职与现职的交互表分析，对流动过程、流动方向和流动量的大小作出判断，由此展开关于工业社会中社会流动资源的决定、社会继承、流动趋势与社会结构特征之间关系等问题的讨论。第一，工业化水平对社会流动的影响。针对当时流行的工业化程度的增加会使社会流动降低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流动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阶层化等过程密切相关，即使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的水平后，社会流动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因为工业化要求有大量的社会流动以满足大量新增位置对合格任职者的要求。第二，教育与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受教育是人们生涯模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教育获得背后的差异在于与那些高地位家庭相比，来自低地位家庭的孩子没有太多的机会留在学校。第三，社会流动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在一个发展与动荡的社会中，类似继承性等级这样的流动障碍可能会成为导致不稳定的根本原因。由于社会发展在呼唤大量合格的领导者出现，如果统治者是灵活的，那么，它将允许有抱负有能力的人从较低的阶层晋升。然而，常见的情况总是限制这种个人流动，如果限制过严，就会引起不满，从而导致被剥夺机会之群体集体流动的努力，有时甚至会通过斗争取代旧的统治群体。

　　3.布劳与邓肯的流动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与邓肯于1967年出版了《美国职业结构》一书， 该书向人们展示了一套研究社会流动独特的分析框架、专门化的分析技术和系统严谨的分析模型。与以前的各种社会流动研究成果相比，该书在概念的定义上更为合理、清晰，分析更为系统全面，尤其是在定量分析的方法上更为精细高深，在社会流动研究领域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们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第一，说明了现代工业社会中遗传并非地位获得的主要途径，而更多依赖个人自身人力资本和努力。他们认为，社会阶层现象包括了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种因素，先赋性因素指的是与个人出身背景相关的各种因素，主要是父亲的职业和父亲的教育水平；自致性因素则是后天靠个人的努力和经历所获得的一些个人特征，主要是个人的教育水平。个人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一方面也要受家庭出身的影响，上一代中的不平等会在下一代中不同程度地再现。在美国，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首推其受教育程度，其次为其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职业地位，父亲职业对子女职业的直接影响比前面二者小。第二， 研究方法和量化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调查研究的数理化倾向日趋明显，抽样理论和统计检验的引入、社会测量法的推广、社会统计学和数理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同时，理论的发展也越来越取决于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的提高。布劳和邓肯在研究中首先从理论上假定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个人在获得社会地位（职业地位）时，要受到在个人生命周期中顺序出现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等先赋性因素、本人的初职和教育程度等获致性因素。通过比较两种因素影响程度上的差异，便可以对社会开放程度的大小做出判断。接下来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建立个人地位获得的统计模型。然后再将美国1962年实施的“一代内的职业变迁"的调查数据代入模型，建立复杂的因果统计分析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统计检验，用以解释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实现过程以及影响这种实现过程的各种因素。直到今天，该书中采用的基于社会经济地位指标而建立的职业声望量表和路径分析，仍然是社会流动研究者们使用的常用方法。

　　但是，成也方法，败也方法。他们表现出一种过分依照统计分析技术的倾向，因而得出的结论经不起推敲。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现代统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后来者又创造了许多更为复杂艰深的新的路径分析模型和其他数学分析模型，完全背离了社会流动研究与社会分层研究不可分割的逻辑原则，使社会流动研究成为一种纯粹的数字游戏。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反思社会流动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即从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整体出发去研究流动。

　　4.社会流动研究的结构理论  

　　研究理论(10)  

　　反思的成果之一就是结构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佩尔·奥斯特等人，他们认为社会结构与个人成就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工作结构本身的运作而具体表现出来，强调个人特质之外的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对于社会流动特别是职业流动的影响。

　　结构理论的研究方向，聚焦在3个方面：一是探讨经济。产业部门。公司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及其分割状况。有些学者从二元化观点出发，认为劳动市场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垄断资本主义(主要劳动市场)和竞争资本主义(次要劳动市场)，在这两个部门存在着不同的就业类型、不平等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及不同的职业提升阶梯。前一部门以高生产力、高报酬、高水平职业保障与晋升机会为特征，包括了大多数技术发达的行业与经济领域，后一部门则与它恰恰相反。这种部门间的差异不是由于个人素质或人力资本的不同所致，而是由于劳动市场组织的不同和结构分割因素所致。二是探讨这些分割现象对个人收入和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在核心公司、垄断行业或主要劳动市场的工人拥有的收入机会是其他工作在竞争性部门的同行所得不到的。三是探讨不同的产业部门、公司或劳动市场结构对职业生涯流动的影响。有些人认为，应对劳动市场中雇主与工人出于各种目的而成立的各种组织的作用予以关注，这些组织对于劳动力流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组织为了达到为其成员谋利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和策略，从而造成不同部门中流动机会的不平等

　　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80～84页。

　　。

　　其实，个人的职业流动是个人层次的要素和结构层次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此即彼或厚此薄彼的研究都不能全面地反映这一社会过程。由此看来，结构理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社会学对社会流动的研究起步较晚 。在中国学术界中，人口学和经济学最先开展对改革开放后全方位的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的研究，但是，它们关注的重点是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问题。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些学者在研究了社会分层后才转入对社会流动的研究。

　　中国学者关于流动的研究多集中在：第一，职业流动。有学者认为，年龄与教育程度是影响职业流动最主要的两个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别则是影响职业流动的一个主要的客观因子。 陆学艺认为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已经出现，并逐渐取代传统社会流动机制。“获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主要因子。第二， 外来工社会流动的原因。李汉林认为外来工在积极地和城里人打交道，在异质性的弱关系中寻求资源、发展和机会，整合到城里的社区和社会之中。靠初级的社会关系，逐步地形成了外来工在城市社会中生存、发展的基础。曹子纬认为外来工主要是通过社会网中的强关系来寻找工作的；外来工中社会网中的支持网主要是初级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农民流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更是一种社会流动，它包含着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流动结构对他们来说往往是得到的多于失去的，但因流动是在城镇二元劳动力市场背景下进行的，他们社会地位上升途径单一，各次职业获得的相关性很弱，因此，再次职业流动发生地位上升的较少，这使流动农民群体中的精英分子产生失范行为。李强等学者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人上升流动，以发展社会中间层，但农民比例过高，限制了现代化社会结构构成。

　　中国的社会流动研究在本土化和理论建设、研究方法创新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社会流动研究是定量方法运用十分精细的专门研究领域，一定程度的模仿是必要的，但不去创新就会失去生命力。  

　　研究方法和过程  

　　作为一种较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我们有必要对我们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和过程作一说明，看我们研究资料的获得方式和途径是否合乎科学研究的规范。

　　一 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是在全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课题组的统一研究思路下，采用统一的“城市问卷”，结合深圳的情况设计了具体的抽样方案和调查实施方案。根据深圳特区内与特区外人口结构的明显差异以及居住区域明显的阶层化的特点，本次调查抽样采用的方案如下：

　　第一，地理范围：调查范围界定为特区内的罗湖、福田、南山、盐田4个区。

　　第二，一级抽样框的建立：以居委会为第一级抽样框，对特区内四个区所辖的25个街道办的277个居委会进行编码排序，等距离抽取31个居委会作为调查执行地，在实际操作中合并了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居委会，实际调查在30个分布在23个街道办的居委会中进行，从地理位置上全面覆盖了特区内的每一个地段，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深圳不同地理位置的人口结构的明显差别。

　　第三，二级抽样框的建立：以30个居委会的居民住户为二级抽样框。深圳每一天区域人口都会发生变化，各居委会的住户抽样框由抽样期间（2001年5月）实际居住在该居委会的居民组成。

　　第四，样本容量：根据总课题的要求和深圳课题组的实际情况，确定有效样本容量1000的基本目标，根据以往深圳同类入户调查成功率，确定实际抽样按150%的原则。具体操作是在二级抽样框中等概率计算各居委会的实际抽样户数，分别以有效户数和后备户数计算抽样距离，分别抽取有效调查样本户和后备样本户。

　　二 过 程

　　我们的调查大体分以下5个步骤：

　　第一步：2001年5月初～6月中旬，课题组研究人员对抽中的居委会逐个走访，收集（主要是借用）居委会当时的住户登记资料，主要由三部分资料构成：计划生育登记资料、第五次人口普查登记资料或住宅登记资料，同时进一步核实住户资料（确保调查时段抽样框住户均有人居住）

　　由于深圳各个居委会情况差异比较大，一些新建的居委会可能住房全部售出，登记有人口，实际居住最低的入住率只有1/3左右，因此在抽样前需要逐个居委会核实当时实际在住的户数及详细地址。

　　，确定有效抽样框。

　　第二步：在有效抽样框内等距离抽取调查户，分两部分抽取：首先以有效样本容量100%计算抽样距离，抽取有效样本户；其次以有效容量的50%抽取后备样本户，由有效样本和后备样本户共同组成调查户，内容包括详细居住地址和联系电话（有电话的住户）。

　　第三步：在调查标准时间的前2～3天，由居委会负责将“给居民的一封信”送到每一个调查户，并进一步核实样本户的情况，对极少数表示不愿接受调查的户进行适当调整（用同一地区的后备户替代）。

　　第四步：在抽样的同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直接对80名受过半年市场调查专业课训练的深圳大学本科学生进行培训，并进行试调查，根据试调查出现的问题进行第二次培训，使调查员较好地理解问卷的结构和每一个问题的设计理念，并明确现场调查的技术要求。

　　第五步：在调查的执行期间（6月16日～7月10日），调查员根据事先分配好的地址，80名调查员逐个区集中时间调查，因深圳入户调查难度非常大，因此入户后的抽样以“调查当天在深圳的家庭成员”作为抽样的基本条件，对于“无人户”或“拒绝回答”等问题的住户，以同一地域的后备户替代，根据Kish表抽出被访问者，在居委会的配合下，调查员按期、按要求完成了实地调查任务，经过严格的检验，共有910份有效问卷参加统计。参照“户籍”和“就业”两个指标进行综合加权后，加权样本容量是1373。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将调查资料收齐后，我们对进行了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一 户籍构成

　　在有效调查的910人中，73.5%是深圳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占24.5%。造成样本中户籍人口比例过高的原因是调查样本以居委会中的居民户为单位进行的，而大量非户籍人口居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或没有明确门牌号的铁皮房中，因此抽样框中失去了部分非户籍人口的资料。我们以成功访问的 221位非户籍人口为基础，根据2000年末深圳常住人口的户籍构成，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本报告采用的是加权数据，加权数据中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分别占37.1%和61.8%，境外人口占0.5%，这一人口结构与特区内人口的户籍结构基本一致。样本中非农户口占79.9%，持农业户口的主要是非户籍人口，深圳特区内已经不存在农业户籍人口，原来的村民已经全部转为城市居民。

　　二 就业构成

　　就业构成是指样本中“在业”与“不在业”的构成，样本原始资料中“不在业者”占41.3%。形成在业与不在业人员比例失调，这是深圳调查一贯面对的问题，尽管我们的调查是在周末和平日的晚上进行，但是有些在业人员同样很难找到，因此在分析时根据深圳15岁以上人口中“不在业”人员的比例进行了加权处理。加权样本中“在业”与“不在业”人口分别占79.2%和20.8%，与特区内人口总体基本一致。

　　三 性别构成

　　样本性别构成比较接近深圳特区的总体情况，男性占53.1%，女性46.9%，性别结构比较合理。

　　四 年龄构成

　　本次调查对象中最大年龄70岁，最小年龄16岁，平均年龄34.57岁。深圳整体人口中以青年为主，劳动适龄人口（15～59岁）占94.4%。

　　五 文化构成

　　调查对象平均读书12.03年，其中平均11.48年是在全日制教育学校中完成。调查对象以高中文化程度为主，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具有明显的差异，非户籍人口在中专及以下文化程度中的比例高于户籍人口，而在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户籍人口的比例高于非户籍人口。总体而言，户籍人口的文化程度高于非户籍人口，尤其是大量户籍移民，深圳的人才引进政策决定了户籍移民中大部分是高素质的人员。特区内非户籍人口的总体文化程度高于特区外。

　　六 职业构成

　　在深圳，职业构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行业和职位两个序列等级，在这里重点描述行业之间的差异以及同一行业内职位的差异。

　　在对企业单位或机构具体所从事的业务的调查中，名列前3位的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占25.1%，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社会服务业占12.5%，机械制造业占9.2%，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深圳服务业和工业的发达。

　　在对自己从事职业的确认中，名列前3位的依次是办事人员占24.9%，商业人员占22.8%，专业技术人员占19%。这与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一致。

　　样本在职工作人员中，职位分布的情况是，最高级管理人员占7.8%，中级管理人员占19.7%，基层管理人员占23.9%，非管理人员占48.6%。各行业的职位分布具有一定的差别，其中个体家庭经营单独做事的群体中有43.8%是所有者（民营企业主或个体经营者），有46.2%是被雇佣者，在这一群体中主要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中间的各级管理人员都非常少。事业单位中有70%是非管理人员，他们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党政机关中一般干部占49.2%，企业群体中一般员工占52.8%。

　　七 收入构成

　　调查对象2000年上半年月人均总收入3589.1元， 收入中位数是2000元，总体收入差别比较大，最高收入35000元，在有收入的人群中最低收入是160元。按照深圳市1999年10月调整的特区内最低月工资标准547元计，有12.3%的人实际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下（包括4.7%没有拿到 收入的人员，他们中包括个体经营亏损者、企业员工被欠薪者、调查时刚刚工作者等多种情况）。

　　若以20%作为分类标准，将全部调查对象分为5个等比例群体，分别界定为最高收入、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最低收入群体，比较5个收入等级的收入差异，用中位数和平均数两个指标比较，中位数和平均数分别显示：最高收入群体月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群体的11.6倍和16，由于平均数受极值影响比较大，中位数结果会更符合深圳的实际情况。

　　各行业收入的差别也比较大，中位数显示：机关、事业单位及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收入个体性差异比较小，月人均收入中位数分别是3057.83元、3500元和3000元；个体家庭经营单独做事行业和企业与社会团体收入的差异比较大，月人均收入中位数分别是2000元、2700元和8000元。  

　　与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  

　　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城市，深圳的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会牵涉到深圳一些特殊问题，有必要对这些特殊问题先作一些说明，以免引起误解。

　　一 深圳特区内和特区外之分深圳由6个区组成，特区内4个区，特区外两个区。由于特区外开发时间和功能定位与特区内完全不同，因此，特区内外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别。2000年末特区内4个区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47.4%，其中户籍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的62.7%。特区内户籍人口全部是城市居民，特区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农民。本次调查只做城市社会分层，因此抽样在特区内进行，结果也只在特区内推断。但是，为了从整体上考察整个深圳市的社会阶层和流动情况，有时在论述中也涉及到特区外。

　　二 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分深圳人口最大的特点是非户籍人口在数量上占人口的主体，到2000年末，深圳的常住人口432.94万，其中户籍人口123.93万，居住一年以上的暂住人口308.01万。暂住人口占深圳人口的71.14%，而实际比这还要多，部分小企业或无业的非户籍人员没有办理暂住证，但是他们实际上也是非户籍人口的一部分，推算大约有非户籍人口的1/5。这两部分人在居住区域、职业分布、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等各个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别，户籍人口主要分布在机关、事业单位及企业的管理阶层， 他们中的74%以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普遍文化程度比较高，从事管理及专业技术工作，主要居住在政府的福利房住宅区，企业管理及技术人员主要居住在单位或政府的微利房住宅区，少部分住在中、高档的商品房区。非户籍人口、服务业人员以企业工人、商业人员、个体经营为主，绝大部分居住在企业的集体宿舍或村民的出租屋，与户籍人口具有明显的差别。因此本书的分析中，在分析总体情况的基础上，对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在各方面的明显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全面、准确描绘深圳特区内的社会分层情况。

　　三 以职业和收入划分阶层社会分层的标准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充分考虑各因素的基础上，本书以“职业”和“收入”两个指标作为分层的主要依据。其中“收入”在社会分层标准中占有绝对优势，这正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商业文化的特征，也是被深圳人普遍认同的标准。

　　四 为什么没有涉及农民阶层全国的十大阶层划分中包含农民阶层，但是本书在阶层划分中没有农民阶层，原因是深圳特区内的原有村民在城市开发中，土地被完全征用，他们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从1992年开始特区内的农民份转为居民，原来的农村都以“村”为基础成立了股份公司，村民全部转为城镇集体股份公司的成员，从城市管理模式、人口结构方面已经完全以城市居民的方式进行。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改革开放前深圳社会阶层结构(1)  

　　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那里开始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深圳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历史起点在哪里?我们把1980年特区建立元年作为深圳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拐点。

　　一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深圳市的前身是宝安县，隶属惠阳地区。 1979年1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县级市），由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同年11月，升格为地级市。1980年8月成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8月，升格为副省级市。

　　1949～1979年，宝安县的经济总趋势是发展的，但由于长期实行以抓政治边防为主的方针，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成为广东省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 1979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96亿元，国民收入1.6亿元，工业增加值0.23亿元，工业总产值0.8亿元， 农业总产值3.48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9亿元，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0.17亿元， 出口贸易总额930万美元。这一组数据清晰地表明了改革开放前宝安的经济规模和实力。

　　宝安是一个典型的边陲农业县。从1967年起，每年上交国家商品粮都是1亿多斤，人均上交400余斤，比“珠三角”各县都高，就粮食总产量来说，在惠阳地区仅次于东莞 。1978年农业总产值由1950年的3806万元增长到9575万元，增长了2.5倍多。1979年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7%。但宝安县工业较落后， 1978年，工业总产值只有6000多万元，与1952年相比，只增长了5.2倍，远远低于全国的增长水平(全国工业总产值1979年比1949年增长32倍)，也远远低于珠三角其他县同期的增长速度(顺德最低也有10倍)

　　深圳博物馆编：《深圳特区史》，人民出版社，1999，第16页。

　　。1978年全县的工业企业，省属5个，市属1个，县属266个，镇属60个，村属185个，其中属轻工业242个，属重工业30个，属全民所有制27个，集体所有制245个，基本属于封闭型的县镇工业， 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大部分为农机厂、石灰厂、砖厂等与农业配套的粗加工型小厂，仅能生产化肥、小农具等初期产品 。

　　资料来源：宝安县志编委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由于毗邻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作为中国惟一通往资本主义世界的陆路通道，宝安县商业、贸易和服务业较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形成了第三产业比重远高于第二产业比重的畸形结构。1979年三种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第一产业为37%，0.73亿元；第二产业为20%，0.40亿元；第三产业为37%，0.83亿元 。

　　资料来源：深圳市工商物价管理志编纂委员会：《深圳市工商物价管理志》，方志出版社，2001，第86页。

　　人民生活贫困。农民收入很低， 每100斤粮食仅值9元钱，按每个农民一年种3亩田，每亩1000斤计，一年辛苦到头收入仅为300元左右。1979年职工人均年工资769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52.2元

　　深圳史志办编：《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深圳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第7页。

　　。539元的人均国民收入，0.47亿元的城乡储蓄积累，生活水平与一河之隔的香港形成强烈反差，也与广州相差甚远。穷则思跑，胆小的，北上广州这样有更多收入的地区；胆大的，则南下非法越境去香港，1957年、1962年、1972年、1978年形成4次偷逃高潮，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去的有60157人，1978～1980年宝安县及深圳特区非法外流及正式办理手续往香港定居的人数达56668人 ，当时流行的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蚊子苍蝇沙井蚝，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少。"就是对落后、荒芜的真实写照。

　　二 人口数量和质量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宝安县人口总量变动不大， 1949年总人口是18.4万，1979年为24.1万， 加上特区内，总人口31万人（暂住人口1500人），人口增长率0.5％，全国少见。人口密度约 160人/平方公里，属人口稀少县份，这主要由于青壮年逃港严重、农村女多于男（10∶8.5）。

　　资料来源：宝安县志编委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宝安县教育科技十分落后。1979年仅有幼儿园19所，小学226所，中学24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教师2388人，各类在校学生6.53万人。特区内只有1所中等专业学校，7所普通中学，38所小学，在校学生1.2万多人， 没有一所高校。在这样一种教育水平下，文化程度高的人才不多 。1978年只有3000名科技人员，其中只有2名工程师，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仅占9%。1979年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才只有4000多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2000人，466名医务人员中只有12名主治医师。  

　　改革开放前深圳社会阶层结构(2)  

　　资料来源：宝安县志编委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资料来源：宝安县志编委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三 社会阶层结构及其特点

　　宝安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中国这一时期阶层结构的缩影，它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又由3个基本阶层组成，即农业户口的农民阶层、城镇户口的工人阶层和具有干部身份的管理者阶层，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典型的农业经济决定了宝安是一个典型的农村社会。全县人口中， 大部分人是农业人口，农业人口比重最高的是1953年，曾达到94.5%，1979年也维持在91.72%的高位。农民曾一度出现职业分化，1949年从事个体和私营工业的有39户，从业人员154人；1950年年有59户，从业人员313人；1951年有65户，从业人数323人。但分化仅是昙花一现，1956年完成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实行公社化后，个体工业和私营工业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被清除。总体上看，农民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

　　1979年全县城镇户口只有2万人， 职工人数12287人，其中全民所有制人数10400人。国家工作人员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不断增多，1951年机关、事业、企业干部666人，1955年全县有干部1404人，1959年2592人，1971年5360人。

　　资料来源：宝安县志编委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这种阶层结构的特点是：第一，不平等性。僵化的户籍身份将社会成员分割为农民和城镇居民两大类，农民与城镇居民有先天性落差；僵化的所有制身份则将社会成员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和社办企业，国有企业很少，尤显珍贵；僵化的人事制度又将全民所有制成员区分为干部与一般职工；僵化的劳动制度使固定工和临时工之间有明确的界线。农民、工人和干部在职业声望、职业权力、职业收入上是不同的，干部处于“金字塔”的顶层，全民所有制职工次之，集体所有制职工又次之，然后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1959年宝安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49元，口粮171公斤。1979年农民年人均收入是208.3元，口粮303公斤；职工月人均收入是51.83元，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月人均工资是57.3元。而在1986年工资改革后，行政人员的工资标准最高月工资127.5元，最低即勤杂人员26元，此外每人工资还另加22%的地区差；中学教师月人均工资63.85元，小学教师44.75元 。第二，先赋性。先赋性的身份条件对流动起决定作用，社会成员无论你后致性条件如何，向上流动难于上青天。“农转非”是一条鸿沟，集体转全民是一道屏障，职工转干部是一座龙门，向上流动的闸门关得紧紧的，除非考上大学或参军、招工、提干，否则，一日就业终身难以更改，而当时，靠考上大学实现流动的并不多。1962年高中毕业生人数230人，报考中专大专以上人数140人，只有11人考取大专以上；1963年有121人毕业，报考人数90人，只有7人考取；1979年毕业生人数2867人，报考242人，只有21人考取。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1)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奋力前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根本性的变化? 问渠哪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有必要探清深圳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源头活水。

　　一 深圳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源头

　　(一)政策因素：开启变迁之门

　　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与国家的政策有关，国家的政策对深圳有着更特别的意义，因为深圳特区本身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

　　1979年中央果断提出给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其出身应一律定为社员。在城市，原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其成分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此后，中国社会告别了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阶级身份分层体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成了自由人，有可能从事符合自己意愿和特长的专业劳动，从而使职业分化有了可能。

　　1979年中央提出了允许和鼓励社会上一部分人由于辛勤努力而先富起来的政策， 打破了平均主义的桎梏，放开了人们致富的手脚。这是对多劳多得机制的认可，形成合理的分层机制，使多劳者进入上层，不劳者流入下层 。

　　户籍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1985年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政策，使农民向城市的非农产业转移成为可能。同时，作为户籍制度重要基础的商品(粮油)服务及就业的计划供应、分配政策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蓄之愈久，其发必速 。这些重大政策诱发了中国人中蕴藏了许久的追求富裕生活和自我发展的利益动机，并不断推动这种追求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二)改革创新：形成变迁之力

　　市场经济成为冲击原来僵化、凝固、封闭的阶层结构的基础性推动力量。深圳率先以市场化为取向，改革计划经济下的制度体系，为人们变换角色、进行流动、改变身份打开了制度缺口。

　　1.打破统包统配的劳动用工制度，初步建立了市场化就业机制，重新配置人力资源

　　对社会流动有着最直接影响的是对劳动力的计划管理。在我国过去单一的固定工制度下，企业不能随意辞退工人，职工也不能根据自己的专长和爱好选择职业。由于大量“三来一补”企业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企业每年约需要劳动力10万人，而特区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仅5000人左右。1985年以前，内地劳动力通过各种渠道每年进入特区各企业事业单位的约有4万人左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劳动力流动市场。同时这些“三来一补”企业用工比较急，量也大， 其生产主要是受到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特别是香港市场的影响，因此，对工人的招用，就要随着订单的变化而变化， 外商不满意固定的劳动用工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是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的核心是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建立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双向选择的竞争机制。先是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对新招的工人采用劳动合同制，以后又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市所有企业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新招的工人逐步实行合同制。1983年市政府颁布了《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标志着深圳的劳动合同制用工制度正式启动。1993年市政府颁布了《关于企业取消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各类企业一律取消干部工人身份界限，打破工人中固定工、合同工与临时工的界限，统称企业员工，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到年底，全市已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度的企业员工3.3万多家，员工200多万人，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5%。

　　深圳新的劳动用工制度的特点是：第一，冲破了地区禁锢、城乡分割的僵化就业格局，培育开放式劳动力市场，疏通了省内外城乡劳动力供求渠道，引进了特区短缺的大量劳动力；第二，建立了双向选择的竞争就业机制。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需要选择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志趣选择企业和岗位，于是就有了“炒鱿鱼”这个代用词。

　　2.打破了“大锅饭”的分配制， 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特区建立后，传统的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受到了挑战。1982年深圳市友谊宾馆等合资企业进行改革，根据工作需要，干什么工作，拿什么工资，离开了这个工作岗位，工资也相应取消。随后各企业都陆续根据各自的生产特点和企业管理条件，采用了不同的工资形式：或计件工资；或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 浮动部分工资根据企业的经济效益和职工本人的表现确定，不划线，不封顶；或全额浮动工资，所有工资都是根据工作表现来定。这3种不同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职工的收入与企业的经营效果和劳动生产效率挂钩，与各人对企业的贡献大小和表现好坏相结合，干的多多得，干的少少得，没有干的不得。由于不断地推出适用经济发展要求的分配制度改革新举措，深圳收入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得到突破性的改革，建立了市场机制决定、企业自主分配、政府宏观调控的新型工资分配体制。工资、奖金作为主要分配形式，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也参与分配，房地产租金、资本利润、股票收益、企业员工持股、技术或管理知识入股、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制度(1998年市属国有企业实行经营者年薪制办法的共80家)、上市公司股票期权制度等多种分配方式与按劳分配并行不悖。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2)  

　　3.改革干部调配制度，通过招聘选拔干部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大胆改革单一的干部调配制度，采取了招聘、选调、聘请、技术协作、承包项目、对口支援和接收大中专毕业生和安置军队转业干部等多种形式，引进了大批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从1982年起，连续多年每年都派出招聘工作组，到内地城市公开招聘干部，选取符合条件的专业人才和管理干部 。1983～1986年，面向京、津、沪、川、陕、鄂、苏及东北等地，公开招聘干部累计达3000多名。到1991年常住户口干部已达10多万人，其中市属单位干部62724人，驻深内联单位干部3万多人；特区初期干部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只有568人，占干部总数的8.7%，到1991年占52% 。

　　4.建立公务员制度

　　为了尽快建立一支适应国际惯例、管理社会和服务社会的公务员队伍，深圳从1988年开始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截至1998年8月，全市共完成14939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过渡工作。深圳市国家公务员管理体系由14项单项制度组成，其中，考试录用制度改变了过去统包统配和推荐录用的用人制度，引入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准则。从1993年10月至1998年2月份，共进行了30次公务员招考，招考人数达16497人，择优录用了9143人。

　　(三)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变迁之基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必须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到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逻辑关系的联动过程：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促进阶层的分化，阶层分化反过来又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1.雄厚的经济基础

　　深圳先后完成了“六五”、“七五”、“八五”、“九五”4个五年计划。“八五”期间，深圳经济由以往的打基础全面进入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同步提高的新阶段，综合经济实力迅速跻身全国大中城市前列。“九五”时期，通过积极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改造和升级，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格局，经济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2000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65.24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4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9739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首位。

　　2.合理的所有制结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深圳率先打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积极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大力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各种形式的内联企业，同时，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上，孕育、萌生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新的经济形式，逐步实现了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国有、外资和私营经济“三分天下”。

　　国有经济是特区经济的重要基础，主要在金融、电信、电力交通、供水、供电等部门。截至1999年，共有市属国企1778家，区属企业193家，各种类型的内联企业近8000家。1980～1999年，市属国有企业的总资产由1.61亿元增加到1617亿元，年均递增41.28%。1998年在工业、建筑业、金融业、商业、交通邮电业、房地产6大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吸纳的就业人数为44.96万人，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15.72%，国有企业上缴的税收，占全市税收总额的50%以上。

　　主要涉足出口加工业的外资投资经济，在特区所有制结构中具有特殊地位。截至1999年，有外商投资企业11744家，已投产经营的8500家，其中大型跨国公司150家，外商投资经济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1.2%，就业人数80.3万人，占全市就业总人数的27.2%。

　　资料来源：《深圳工商志》，第88～89页。

　　私营经济则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 1999年底，共有私营企业36845户，注册资金542亿元，就业人数40.7万人，占全市就业人数的13.8%；个体工商户143005户，注册资金26亿元，从业人员33.4万人，占全市就业人数的11.3%。而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民营科技企业已成为一支生力军，已涌现出华为、比亚迪等一批知名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1999年，全市经认定的民营科技企业有650家，工业产值200亿元，利税总额40多亿元。

　　所有制的变革直接造成的影响就是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力量的重组。以社会资源重新配置而形成的多种经营实体，使社会力量的组合向多元方向发展，新的利益群体开始出现。不同经营实体之间的利益差距拉开了均衡的水平线，社会阶层分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3.优化的产业结构

　　阶层结构的变动是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变化之一，因此，产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理论与实践表明，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产业结构变动取决于需求结构的变化，而需求结构的变化又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当人均收入很低时，人们对第三产业需求甚少，客观上需要农业优先发展，因而只能是第一产业居主导地位；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人们对各种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对食物的支出比重相应降低，于是第一产业下降，第二产业迅速上升为主导产业。一旦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时，多样化、高层次的消费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大大加快，甚至将跃升为支柱产业。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3)  

　　深圳的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特区建立后，原先结构单一、技术落后的农业面临着一系列困难，深圳将经济发展的重心从农业转向工商业，大批农村干部、青年从农业转入城区建设事业和工商业。同时，以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业为契机，使产业结构迅速发生了巨变，三次产业的比重由1979年的37∶20.5∶42.5(第三产业比重大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建设深圳的大军迅速增加带来服务业的发展)，演化为1983年的17.2∶42.6∶40.2，第一产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急剧攀升，第三产业比重略有减少。 到1990年三大产业比重达到4.8∶49.6∶45.6，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90年代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快步伐，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龙头的先进工业、发达的第三产业和现代化的农业组成的现代经济体系，到1995年三次产业的比重演化较快，为1.6∶52.4∶46，第二产业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深圳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产业为主的转变，即实现了由农业经济阶段向工业化阶级的转变 。1995年深圳第二次党代会提出三大产业协调发展方针：贯彻“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发展方针，加强：“三高”农业，丰富“菜篮子”，调整优化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继续提高，深圳的产业结构便由“二、三、一”结构逐步向“三、二、一”结构过渡，1999年三次产业的比重是1.2∶50.6∶48.2。

　　从20余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史，可以看到深圳产业结构优化的特点：第一，第一产业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尽管农业也不断壮大，按可比价格计算，1999年的农业总产值约是1979年的3倍，但以土地为主要资源的农业发展，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第二，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较快，特别是工业发展较快，表明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第三，第三产业整体发展趋势较平稳，具有逐渐超越第二产业而成为深圳产业结构中的支柱之势。第四，三大产业内部结构较合理。在第一产业内部，农业通过调整结构，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农业，走出了一条发展“三高”农业和创汇农业的路子；在第二产业内部，工业在高科技、外向型和专业化大生产方面取得显著成果，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1999年占40.5%，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第一经济增长点；在第三产业内部， 档次与素质也有很大提高，金融证券、房地产、信息咨询、旅游等行业发展迅速，比重逐年上升，传统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仓储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比重在下降，表明知识的价值和人的活劳动的创造性价值越来越被重视。

　　4.蓬勃发展的社会事业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深圳的社会事业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第一，教育事业飞跃发展。1983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教育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方针，使深圳教育事业飞速发展， 在1989年全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1999年全市有各级各类学校978所，在校学生为45万人，其中普通高等学校从无发展到2所，在校学生1.06万人；普通中专8所，在校学生3689人；普遍中学83所，在校学生9.13万人；小学325所，在校学生25.61万人。全市已普及高中教育，户籍人口适龄青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第二，科学事业硕果累累。1979年底，全市仅有科技人员70余人，只有2名工程师。到1993年，全市评聘专业技术职称15.6万人，其中高级职称2347人，中级职称1.23万人，科技人员约占70%，约达11万人；到1993年底，全市建立起独立的科研开发机构88个，1982～1994年，全市获重大自然科学技新土技术产品产值总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名列第一，共认定高新技术企业212家，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为54.48亿元，占GDP的3.27%，在国内名列前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3项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名列广东省第一，4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申请专利4431项。第三，卫生事业成就瞩目。 经济特区建立之前，深圳只有规模甚小的医疗卫生机构62家，医务人员共980人，病床不足600张，医疗卫生设备及技术力量都比较薄弱。建立经济特区后，深圳的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提高。2000年末全市共有卫生机构683家，其中医院77家。各类卫生机构病床10294张，其中医院病床9959张。全市有卫生技术人员15720人，其中医生和护师、护士分别为7418人和5425人。第四，文化事业欣欣向荣。深圳曾被人们称为“文化沙漠”。到1993年全市对文化基建投资累计6.5亿元，先后建成了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等一批现代化文化设施，建立起市区镇村四级文化网络，文化市场活而有序。2000年末，全市拥有公共图书馆9座，博物馆、纪念馆8座。公共图书馆总藏量224万册（件）。博物馆文物藏品7012件。拥有广播电台1座，电视中心台1座，有线电视台3座，广播电视站17座，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达100%。公开发行报纸12家，公开发行期刊33家。全年出版图书470种，图书出版印数348万册。第五，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生活环境日益改善，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飞跃。20年来，深圳市各阶层的实际收入不同程度地得到提高。1985年城镇居民月人均收入161.26元，1990年提高到346.89元，1995年是1088.62元。2000年深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1626元，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7027元，比1985年实际增长1.4倍。城镇恩格尔系数28.2%，比1985年降低19.3个百分点。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1979年农民年均纯收入是152元，1985年是750元，1990年是1954元，1995年为4517元，2000年为9270元。2000年人均储蓄存款25007元，是1979年的212倍。繁荣的经济，良好的生产环境，较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使深圳越来越成为一个更适宜于居住的城市。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4)  

　　上述单项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形成一条有机联系的链条，相互促进，表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合力作用。

　　二 深圳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轨迹

　　从1980年开始，深圳的社会分层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刚性结构不断消解， 弹性结构逐渐建立；工人阶级分化了，有了新的时代特点；农民阶层在特区销声匿迹了；经理阶层等新阶层破土而出了；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曾经存在过的阶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与现代市场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呈现在人们面前。

　　(一)人口变迁

　　人们参与社会首先受其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的影响，人口因此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最基础部分。现代化不只是物质层面的巨大变革过程，人的现代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1.数量变化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根据人口学中人口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人口迁移中的流动行为，是地区间推力和拉力作用的结果。作为经济特区，深圳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劳动效率高，工资水平大大高于内地，极具投资与移民价值，吸收着大量人口前来经商和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深圳第二产业，尤其是“三来一补”工业迅猛发展，吸纳了全国各地大量的从业者，人口急剧增加，全市常住人口从1979年的31.41万人增加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35.19万人、1989年的191.60万人，10年间增加了160.19万人，年均增长19.8%。社会劳动者人数也由1980年的14.72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32.61万人。20世纪90年代人口年均增长率仍达8.0%。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登记人口突破200万大关，其中社会劳动者增长迅猛，突破百万大关，达109.22万人。1993年底，总人口突破1991年制定的2000年300万人口计划指标，社会劳动者人数达209.74万人。1999年总人口突破400万大关。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人口为700.84万人，其中常住人口达432.94万人，20年人口总量增加21.6倍。人口过度膨胀，成了中国人口增长最迅猛的城市。

　　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信息局编：《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结构变化

　　第一是户籍结构变化。从创办经济特区开始，由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深圳涌现，劳动力需求十分迫切，深圳采取了以增加暂住人口的办法来缓解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因此，暂住人口成为深圳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全市人口31.41万人，暂住人口只有0.15万。此后，不同户籍状况在全市常住人口中所占比重变化较大，其中户籍人口所占比重缓慢上升，到1999年末户籍人口为119.85万，所占比重为29.58%，暂住人口以翻几番的速度上升，由1979年的0.15万上升到1999年末的285.29万。200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432.9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92万人，暂住人口308.02万人，户籍人口出生率14.8‰，死亡率2.55‰，自然增长率12.13‰。户籍人口中非农业人口100.15万人，农业人口24.77万人。

　　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信息局编：《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不同户籍状况人口的构成在特区内外差异较大。1980年特区内户籍人口大大高于非户籍人口，但只过了5年，到1985年特区内非户籍人口就超过了户籍人口。此后， 特区内户籍人口增长缓慢，暂住人口增长很快。1999年特区内户籍人口748077，占常住人口的39.33%，特区外户籍人口450391，只占常住人口的20.95%； 2000年末特区内常住人口78.32万人，特区外46.60万人，特区内126.98万人，特区外181.04万人。

　　第二是年龄构成。深圳是一座年轻城市，1990年全市人口平均年龄25.3岁，人口年龄中位数是21.59岁，比广东省人口平均年轻3岁，其中20～30岁的人口接近总人口的一半，1996年达到总人口的48.98%，在全市常住人口中，年轻人口增多，人口平均年龄有所下降，人口年龄中数组仍在20～29岁，1997～1999年连续３年都占总人口的35%以上，常住人口平均年龄分别是27.41岁、28.8岁和28.65岁，而暂住人口平均年龄更低(见表2-12) 。 2000年全市按普查标准时间登记的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59.57万人，占8.50%；15～64岁的人口为633.47万人，占90.39%；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7.8万人，占1.11%。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6.1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下降了1.11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了7.24个百分点。年轻人的层次也非常鲜明，知识偏极现象严重，一类年轻人文化程度较高，另一类则是靠年龄和体力取胜的人，这既是市场经济选择竞争的结果，同时，这一结果又是激烈竞争的催化剂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口数量近几年迅速增加，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当年来深圳的拓荒者们现在已迈入了老年人行列；二是更多的老年人从内地来深圳和子女团聚养老。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5)  

　　资料来源：《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0年》，第90页。

　　3.人口素质变化

　　20年来深圳人口受教育程度的趋势是，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增加的幅度最大，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人口比例明显下降，说明深圳人口整体文化素质明显提高。

　　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深圳市总共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3000多人，只占总人口的0.8%，而文盲则占15%。随着大量的大学生、干部、科技工作者、文化教育工作者进入深圳，人口成分和文化素质构成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4.5%，文盲则下降至总人口的4%，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总人口的67%强。1998年底，深圳市干部总数约30万，是1979年干部总数的46倍，大专以上学历干部共计13.64万人，其中博士0.12万人，硕士1.34万人，国家和省有突出贡献专家20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业技术人才156人，全市干部平均年龄34.5岁

　　《深圳特区史》，第571页。

　　。 同时，调入员工的文化水平逐年提高，以1979年和1997年两年的数据比较，初中文化由60%降到41%，中技或中专以上学历由15%提高到58%，单调员工中技或中专以上学历的比例增长更高快，由18%提高到67%。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深圳6岁及6岁以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7年， 接受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56.49万人，占8.06%；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156.55万人，占22.34%；接受初中教育的365.63万人，占52.17%；接受小学教育的84.34万人，占12.03%。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变化如下：具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由4467人上升为8060人；具有高中受教育程度的由19194人上升为22338人；具有初中受教育程度的由43528人上升为52170人；具有小学受教育程度的由21589人下降为12034人；文盲人口7.62万人，粗文盲率由4.02%下降为1.09%，下降了2.93个百分点(见表2-13)。到2000年底，全市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才达67.21万人，年均增长11.67％；每10万人口中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数11000人，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名列前茅。全市人才队伍平均年龄30.7岁，其中30岁以下的占52.42％，显示了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人才在三次产业的分布结构比较合理，分布比重分别为1.44％、49.08％和49.48％。深圳已成为重要的区域性人才集聚中心，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上实现了良性互动。

　　资料来源：《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0年》，第92页。

　　资料来源：深圳劳动局编：《深圳劳动年鉴1979～1997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1998，第525页。

　　深圳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原因有：一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在人口政策上从整体上逐步提高对调入人员的文化层次、素质的要求。深圳的市外调工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1987年，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大，是劳动力总量初期扩张阶段，调入员工由初级工为主，基本条件要求相对宽松，招调人员由劳动部门或者用人单位组织，进行基本的的文化知识考试。第二个阶段是1988～1994年，深圳的产业结构逐步向技术、知识、资金密集型产业过渡，调入员工由初级工为主，逐步过渡以中级工为主，主要考虑调入员工的年龄、文化、技能等主要条件，从1990年开始实施调入考试制，凡调入的干部职工必须经过政治业务考试，合格者方可调入特区。第三阶段是1995～1998年，深圳处于产业结构的优化阶段，招调工工作逐步转向重点引进本市短缺的中高级技能人才，明确将调工工种分为优先、控制和禁止3种，这标志着调入员工的标准，从企业需要变为既符合企业，又符合社会整体发展要求；调入员工的文化水平，优先工种需求高中以上学历，控制工种要求中技以上学历，部分工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人员的来源由原来以中小城镇为主，过渡到以大中城市、大中型企业为主，如1997年主要的30个工种由武汉、西安等大中城市和中央省属企业调入的比例，单调员工已达到83%。二是大力引进人才。深圳把吸引人才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1996年市政府决定每年吸纳本科以上毕业生1万名。 有人算过一笔账，这等于深圳又建了8所深圳大学。三是大力发展本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四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高级经理人才市场、科技人才市场和激励人才积极性、创造性的利益机制，使深圳像一个磁场一样，几乎每天都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近万名各类人才在深圳的人才市场流动。五是随着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吸收了大批国内外优秀人才，促进了劳动者总体素质的提高。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6)  

　　(二)社会各阶层的变化

　　1.工人阶级

　　这个阶级主要指在第二产业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由于特区内城市功能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绝大部分企业已经迁到特区外，因此这一群体人数近年在特区内大幅度下降。这一阶级内人员的分化以所有制结构分化为基础，不同的所有制性质造就了不同的工人利益群体，内部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 由单一群体变为多元群体，在劳动技能、工资收入、福利待遇等方面差距比较大。

　　第一，构成变化。从所有制上看， 改革开放前工人的成分是单纯的，基本上可以用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即公有制企业工人概括；改革开放后，除了这两类外，还新增加了乡镇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外资合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工人。比如，建市前，深圳整个经济属于封闭型经济，尚不存在外资内联企业，随着外资企业的增加，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共有员工81.3万人。

　　公有制经济人数由1990年的55.41万增加到1997年的90.80万，但增长速度大大低于非公有制经济人数，同期，非公有制经济人数由53.81万增加到179.97万。公有制单位员工占社会劳动者人数的比重逐年降低，1990年是50.73%，1995年是36.89%，1997年是34.05%，这一趋势也从单位类型职工人数和所占比重的变化中得到验证。从1979～1999年，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职工人数不断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而其他单位职工人数不到15年增长近18倍 。在岗职工人数所占比重，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都呈下降趋势，而其他单位则呈上升趋势，1999年达到59.9%。

　　资料来源：深圳劳动局编：《深圳劳动年鉴1999～2000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资料来源：深圳劳动局编：《深圳劳动年鉴1999～2000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资料来源：深圳劳动局编：《深圳劳动年鉴1999～2000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从职业和身份上看， 过去没有明显的职业阶层，如今职工不仅分化出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等优势群体，既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又有从事脑力劳动的干部、科技人员。从身份上看，既有工人、干部，又有农民工。

　　第二， 经济收入差别扩大。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职工的经济收入呈多元化状况，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扩大。私营企业、合营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或者由于经营方式灵活、负担较轻，或者由于资金雄厚、受国外劳动力价格的影响等，这些新兴企业的职工的收入超过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职工。1999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是23602元，而外资直接投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是177839元，外资企业中的中方管理人员的收入更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管理人员难以企及的。在公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工人收入水平仍高于集体企业工人。

　　尽管深圳国企职工工资一直比外资企业职工工资低很多，但在20世纪90年代工资增长额出现了一个新现象： 自1993年国有企业工资水平及工资增幅首次超过其他经济类型企业以来，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及增幅年年排第一。1998年国有企业工资水平为1763/月，比上年增长了12.3%，集体企业工资水平938元/月，比上年增长9.1%，其他企业工资水平1434元/月，比上年增长8.4%。国企工资增幅持续居首位的原因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原因是， 按照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国企改革的原则，深圳灵活地对资产进行重组，有进有退，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使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日益显著。负面的原因是，由于国企终极所有权是国家的，公有性质使得经营者和职工更希望多发工资，对企业盈亏没有切肤之痛；国企收入分配监督和约束不严导致相互攀比；国企与非国企就业群体存在差异，国企职工相当部分员工分布在金融、通讯、交通等收入较高的垄断性行业，而且大多是深圳居民。

　　各行业职工工资水平差距较大。从国民经济16大行业工资水平排序看，近年来，金融保险业工资水平一直高居首位，与其他行业的工资差距显得不尽合理。1997年农林牧渔业的职工工资水平14112元/年，采掘业为16968元/元，制造业为13440元/年，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29747元/年，建筑业为13188元/年，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为17788元/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为20734元/年，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为14900元/年，金融、保险业为31215元/年，房地产业为20630元/年，社会服务业为17930元/年，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为23643元/年，教育、文化艺术的广播电影电视业为23991元/年，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为25886元/年，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为23623元/年，其他行业为18863元/年。1998年金融保险业工资水平仍排名第一，是全市平均水平的1.9倍，比排名最后的农林牧渔业工资水平高出1.6倍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7)  

　　《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0年》，第267页。

　　。

　　从三个产业情况看，三个产业间的工资水平进一步缩小，第一产业工资增幅较大。2000年第一产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7947元，第二产业19556元，第三产业27496元。

　　2.社会管理者阶层

　　这个阶层主要是机关及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大中型企业的领导干部。具体指在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副处级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含中央驻深各部委办的各种机构。

　　1979年全市仅有6466名干部，且存在“三多三少”——工农干部多，知识分子干部少；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多，从事城市管理的干部少；年龄大、文化低的干部多，年纪轻、文化高的干部少。20多年来，深圳主要靠“拿来"，较快地形成了一支规模较大、年龄较轻、层次较高、门类较齐的干部队伍。1980～1995年，深圳市管干部从8519人增加到85786人，增长了10倍。干部结构发生了如下变化：一是平均年龄轻。1980年深圳市管理的干部平均年龄为41.8岁，1990年降至34.2岁，其后大致保持稳定。二是知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1985年，深圳市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干部数量仅有170人，1993年增加为3364人，从占干部总数的0.5%，增加到4.9%。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干部，从1980年的10.7%，上升到1995年的37.2%。三是深圳干部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980年，深圳市专业干部占干部总数的比重只有15.2%，1995年则为57.4%。

　　至1998年底，深圳市党政干部队伍的基本结构是：一是数量。共24752人，占户籍干部总量的13%，总量得到较好控制。二是层次结构。局级干部有435人，约占1.8%，处级干部2982人，约占12%，正科级以下21335人，占86.2%。三是学历结构。研究生学历1239人，占5%，其中局处级干部分别为55人、301人，分别占同类干部的12.6%和10.1%；本科生566人，占22.9%，其中局处级干部各有193人、868人，分别占同类干部的44.4%和29.1%；大专生7987人，占32.3%，其中局处级干部各有156人、1339人，分别占同类干部的35.9%和44.9%；中专学历的4070人，占16.%，其中局处级干部各有10人、231人，分别占同类干部的2.3%和7.5%；高中以下的5790人，占23.4%，其中局处级干部各有21人、243人，分别占同类干部的4.8%和8.1%。与1995年相比，学历呈上升趋势，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局级干部占92.9%，比1995年上升了6.1个百分点；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处级干部占84.1%，比1995年上升了11.4个百分点。四是年龄结构。30岁以下的有8913人，占36%，其中处级干部9人，占同类干部的0.3%，局级干部无一人；31～35岁的6177人，占25%，其中局处级干部各有5人和267人，分别占同类干部的1.1%和9%；36～40岁的3580人，占14.55%，其中局处级干部各17人和267人，分别占同类干部的3.9%和16.1%；41～45岁的2891人，占11.7%，其中局处级干部各有98人和770人，分别占同类干部的22.5%和25.8%；46～50岁的1498人，占6.1%，其中局处级干部各有90人和618人，均占同类干部的20.7%；51～54岁的891人占3.6%，其中局处级干部各有92人和423人，分别占同类干部的21.1%和14.2%；55岁以上的802人，占3.2%，其中局处级干部各有133人和415人，分别占同类干部的30.6%和13.9%。与1995年比较，局级干部高、中、低年龄结构呈现菱形状变化，40岁以下和51岁以上的人数所占比例下降，而位于中间的41岁至45岁人数大幅上升，由1995年的11.7%上升到22.5%，46～50岁人数基本没有变化；50岁以下的占现职局级干部的比例为48.3%，比1995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处级干部趋向年轻化，45岁以下的占现职人数的51.1%，比1995年上升3.7个百分点。五是分布结构。市区镇分别为15837人、7635人和1280人，各占总数的64%、30.8%和5.2%

　　周树凯：《深圳公务员管理论谈》，海天出版社，2000，第255～256页。

　　。六是一批德才兼备的女干部相继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截至２０００年底，全市女干部已占干部总数的３８.３％，比１９９５年上升了２.９个百分点。其中，局级女干部６２名，比５年前增加了１９名。

　　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社会管理者阶层中的公务员情况。据深圳市人事局统计，1998年8月公务员人数为24003人(详细分布见表2-20)，1999年4月公务员人数22910人，其中市1646人，区5657人，镇798人。截至2001年底， 全市国家公务员25111人，担负着拥有700多万人口的社会管理职能。其中：男19892人，女5219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1882人，本科学历6901人，大专学历9200人，中专学历2622人，高中以下4506人；共产党员18391人；30岁以下7520人，31至40岁10554人，41至50岁5092人，51岁以上1945人。公务员的学历提高了，大专以上学历的占71.88%，年龄结构更趋合理，40岁以下的占72.24%。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8)  

　　资料来源：根据周树凯《深圳公务员管理论谈》第211页图表编制。

　　这次调查显示，这个阶层所占比例1%，在特区内推算有近1.26万人。到1999年12月底，全市共有各类干部10.8万人，其中机关及事业单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有5200多人

　　资料来源：深圳市组织部与人事局联合干部信息库。

　　，他们中的85.9%是男性，

　　2/3以上具有大专以上文化，其中37.63%是本科以上学历， 大专学历占31.55%。这部分人主要由内地调入的干部、部队转业军官和高校的毕业生组成。他们是社会权利资源的拥有者。他们是改革的发动者，也是改革的较大受益者。抽样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年龄44.41岁， 2000年上半年他们的月均收入中位数是4000元，收入的个体差异比较小，在深圳特区内的9个阶层中收入居于第5位。 但是这一群体拥有大量的隐性的社会福利，如：可购买的政府福利住房，平均在110平方米以上；可无偿地使用公车；还可以享受深圳完善的社会保障等，有许多其他群体所不能享受到的福利。这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3.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这个阶层指在各类经济组织中专门从事专业性工作的技术人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来深圳的高素质人才。这个阶层除了传统的人员外，还有以下4支新兴力量。

　　第一支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深圳民营科技企业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1987年，深圳出台政策鼓励全国各地的科技人员到深圳创业。1993年，深圳再次大胆创新，制定《深圳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使民营科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了法律依据。在改革的推动和有关政策的鼓励下，一部分科技人员或者凭自己多年经验和技术专长，个人或几个人联合承包企，或者直接利用自己的技术成果创办私营企业和合伙企业 。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是一批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冲杀出来的勇士，用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对深圳民营科技企业人员的概括，他们是一批“敢于冒险的年轻人”，“他们不想吃大锅饭，而是凭自己的技术，白手起家”。深圳民科企业从1990年的134家发展到2001年底的1130家(经正式认定的)，涉足计算机、通讯、仪器仪表、生物工程和微电子等高新技术领域，涌现出华为、比亚迪、好易通、云海、万德莱、康美思、金蝶等一批产值超过亿元的优秀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在程控交换机、无线接入网、光通信、软件等方面创立了一批在国内外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名牌。民营科技企业人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科技素质，企业负责人大多数具有本科以上学历。1996年民营科技企业在职人员10277，其中科技人员占68.8%，1998年职工总数达到26345人，比上年增长36%，其中本科以上学历9940人，占职工总数的38%，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数4338人，占职工总数16%

　　《1998年深圳民营科技企业统计简报》，《经济前沿》1999年第1期。

　　。2001年底，华为公司的员工达到22000人，其中85%以上具有大学学历，一半以上获得硕士或以上学历，有3000多名外籍员工。

　　第二支是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深圳招商引资成就较大，1995年实际利用外资17.35亿美元，2000年达29.68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就有78家在深圳投资或设立办事处。在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中，有一支数量不小的中方技术人员。

　　第三支是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阶层。 深圳的中介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一批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相继成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证券、期货、信息咨询、劳动介绍、商务代理等各类中介组织发展很快，现有各类中介组织4000家，从业人员3万多。这些人大都受过专门训练，专业化程度较高。

　　第四支是自由职业人员阶层。由那些不固定供职于任何企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而是凭着自己的知识技能或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来获取报酬的人员组成。有律师、医生、软件设计师在内的高能型人才，也有自由撰稿人、影视明星等特殊才能的人，还有各类经纪人、企业形象策划师等，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学有专长，属于敢闯敢冒、勇于向传统文化挑战的那一类。

　　到2000年底，全市专业技术人员队伍50.5万人，具有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分别为 1.9万人、15.1万人和 33.3万人。从市属企事业单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数据，可见该阶层的分布情况。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9)  

　　资料来源：《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1年》，第289页。

　　这次调查表明， 这一群体所占比例为19.9%，在特区内大约有24.61万人，平均年龄35.72岁，大专文化程度占21.8%，本科文化程度占44.9%，研究生文化程度占10%，女性占45.3%，户籍人口占55.7%。该阶层是深圳移民的主体，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来深圳的高素质人才（尤其是女性）大部分集中在这一阶层中，他们是深圳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4.办事人员阶层

　　这个阶层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各类专职办公人员，由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一般行政人员和企业中的基层管理人员、非专业性的办事人员组成。这是连接体力劳动者与管理、技术人员的中间环节，这一阶层所占比例23.2%，大约有33.59万人，是居于中间的一个职业阶层。他们的平均年龄30.56岁，高中/中专/大专文化程度占该群体的78.1%，这一群体男女各占50%左右，其中57%是非户籍人口。这是深圳职业市场最受追捧的职业阶层，大量新增劳动力和具有中等以上教育程度到深来求职的青年，职业的切入多数会从这类职业开始，也是大量低层打工者职业向上流动的一个目标。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阶层。

　　5.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

　　这个阶层主要指在商业、服务业从事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的职业群体，是特区内最大的一个职业群体，外来劳务工在特区内主要分布在这一领域。

　　商业、服务业阶层的崛起，是第三产业发展的结果。 如前所述，深圳第三产业整体发展趋势较平稳，具有逐渐超越第二产业而成为深圳产业结构中的支柱之势。与之相适应，第三产业从业者人数也呈平稳增长之势。1980年特区内各种经济类型的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人员是4308人，其中商业3296人，饮食业426人，服务业586人；1985年分别为45239人、31661人、7136人和6442人；1990年分别是83760人、53364人、16213人和14183人；1994年分别是168226人、137027人、31199人

　　深圳市统计信息局等编：《深圳社会事业发展成就汇编1979～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第131～133页。

　　。从产业分布看， 第一产业人数由1984年的7.41万下降到1997年的4.32万，第二和第三产业职工人数增长明显，分别由1984年的9.83万增加到1997年的167.51万，10.02万增加到98.94万。1999年全市第一、二、三产业在岗职工人数分别为9645人、506231人和409301人，分别比上年减少931人、6257人和增加13076人，三次产业职工人数结构比为1∶55∶44。

　　资料来源：《深圳劳动年鉴1979～1997年》，第517页。

　　这次调查表明，这一阶层所占比例为17.2%，大约有37万人。这个群体平均年龄28.3岁，高中/中专/中技文化程度占52.2%，初中文化程度占27.3%，非户籍人口占79.1%，女性占51%。这是特区内流动最大、最不稳定的一个弱势群体，群体性问题比较突出，就业、收入、发展和婚姻是困惑他们的主要问题。

　　6.个体户阶层

　　个体户阶层和下面要讲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存在过，后在被改革开放政策赋予了新的质的规定性的前提下，又以阶层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群体。新中国成立初，深圳曾有少量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后来都销声匿迹。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陆续从农民和职工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群体即个体户。 个体劳动发展到一定规模，如果具备适宜的条件，就会发展成私营企业主。这两个再生阶层尽管成长曲折，但发展势头迅猛，1979年只有0.41万人，到1999年达74.08万人。

　　资料来源：《深圳劳动年鉴2000～2001年》，第517页。

　　个体户阶层主要指小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它的发展一波三折。深圳建市前，由于受政策的限制，除少数流动担货郎外，没有正式的个体工商户。建市初期由于人们对个体私营业仍心存疑虑，因此，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缓慢，到1979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仅11户。此后，允许和支持有一技之长的农民进入市区开设具有地方风味特色的饮食、服务、修理等店档，使个体工商业的发展逐步加快，到1980年底全市有个体工商户120户。1981年后中央不断放宽对个体工商业的政策限制，加上特区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人口迅速增加，客观上要求加快个体工商业，以弥补国营集体商业服务网点的不足，1981年、1982年个体工商户都有增加，到1983年新增811户。但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监管问题，1984年市政府颁布《深圳经济特区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实施办法》，从总体上对个体工商业的发展采取谨慎的限制政策，这一年全市新开业的个体工商户仅有90户。1984年月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个体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至1986年底，全市有个体工商户2756户，1993年全市有个体工商户82434户，当年新增35147户。1996年因受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需求处于低谷的影响，深圳市的个体工商业出现滑坡，到1996年底，全市有个体工商户90544户，比1995年减少11621户，下降11.4%。1997年深圳市放宽对外来个体工商户的政策限制，使外地区到深圳市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大幅增加。至2000年底，全市共有个体工商户159342户，从业人员36.98万，注册资金29.51亿元，涉及农林牧渔、采掘、制造、建筑、交通运输仓储、批零贸易、服务等行业。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10)  

　　资料来源：《深圳市工商物价管理志》。

　　资料来源：《深圳市工商物价管理志》。

　　这次调查表明，个体工商户在深圳所占比例为17.2%，大约有17.78万人。平均年龄34.27岁，非户籍人口占80.4%，男性占64.8%，整体文化程度比较低，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0.5%，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占58.9%。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大部分靠一技之长和勤劳起家，也有靠投机取巧而发家。这个阶层发展的愿望比较强，经济实力高于同类文化程度的其他群体，是完善市场体系规范管理中需要关注的一个群体。

　　7.私营业主阶层

　　这个阶层是指拥有一定资本或固定资产，通过投资获取利润的群体，包括所有雇佣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私营企业主的成长道路更是充满艰辛，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1987～1991年)。由于国家尚未颁布有关私营企业登记注册的法律法规，因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以发展个体工商户为主，私人企业的发展迟缓，到1986年底，尚未有正式注册的私营企业。 1987年国务院颁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后，深圳颁布《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吸引全国各地科技精英到深圳兴办科技型私营企业。该年全市新注册的私营企业有160家，其中大部分是科技型私人企业。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提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1989年底，全市共有私营企业481户，注册资金21381万元，从业人员8000多人；在企业经营类型上，以生产型企业居多，有300多家，另外是科技开发型企业，有160多家，还有少部分私营企业开始与外商合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这个时期的民营经济起点低，数量少，规模小，发展慢。追求产量、实行粗放式经营和家族式生产管理模式为主要特征，许多民营企业在这个时期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第二阶段是快速扩张阶段(1992～1996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深圳民营经济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期间，私营企业呈跳跃式增长， 1992年私营企业户数发展到2569家。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实施，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出现的私营企业发展很快，这一年私营企业从上年的4224家发展到9189家，增长了近1倍。这一阶段民营经济发展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企业成长速度快、追求规模效应；投资经营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质量和品牌意识逐渐增强；家族式管理模式日趋淡化；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崛起。

　　第三阶段是转型提高阶段(1997～2000年)。1997年，党的十五大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述和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宪法修正案，给深圳民营经济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深圳民营经济进入了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大幅提升竞争力的时期。1998年、2000年全市私营企业又先后增加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这两种形式。到2000年底，深圳有私营企业43086家，从业人数47万人，经营领域由传统的商业、饮食服务业，扩展到工业、农业、建筑、采掘、运输、房地产、科技开发咨询、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诸多行业。这一阶段民营经济发展的特征集中表现为民营企业加快转变经营模式，缩短战线，突出主业，注重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职业经理人阶层开始兴起；民营企业上市直接融资成为现实；民营高科技风险投资逐步形成；民营经济独特的企业文化趋于成熟。

　　如今民营企业在深圳经济结构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根据深圳市经贸局中小企业处关于深圳民营企业发展的调研报告，截至2002年6月底，民营企业已达57398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46%，注册资本近900亿元，注册资金超亿元的企业近20家，民营企业工业总产值近6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0%左右。从行业看，民营企业中科技型企业占29.6%，制造业占42.1%，服务业占11.1%，连锁企业80家，连锁门市超过200家，占零售企业和饮食业的90%以上。从就业情况来看，民营企业企业从业人数超过160万人，占全市就业总人数的42%以上。

　　这次调查表明，这一阶层在深圳所占比例为4.4%，约有7.54万人。平均年龄36.53岁，高中/高职/中专文化程度占33.8%，大专文化程度占38%，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8.8%，男性占83%，非户籍人口占67.2%（指特区内）。他们在深圳创业、纳税，却不具有深圳的户籍身份，是户籍制度改革首先应考虑吸纳的群体。这个阶层是深圳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因素，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这个群体的变化和分化较大。他们对深圳的各项发展政策十分敏感和关注。同时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意识。  

　　改革开放后深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11)  

　　8.经理阶层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新的经济形式的出现，一些新兴的社会阶层从传统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阶层中破土而出，经理阶层就是引人注目的新阶层之一。

　　经理阶层主要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 。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深圳，管理阶层聚集了一大批经理人才，他们在特区建立后迅速由3部分汇聚而成：第一部分是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干部(主要是厂长) 。改革开放前，他们与工人的收入差别不大，权力也有限，与普通工人并不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还没有形成一个阶层。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他们逐渐从行政干部系列中脱离出来，成为职业经理人。第二部分来自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的民营企业。独特的民营企业文化，催生了职业经理人阶层。深圳民营企业文化是一种以组织结构创新、管理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和经营理念创新为主体的企业精神。这种创新精神使民营企业在组织管理上实现了由家族式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的演变，在企业经营战略上实现了从片面追求产量与廉价竞争到注重品牌形象和质量信用的根本性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趋势，一些企业主聘用职业经理人来为他们经营管理企业，另一些企业主则通过企业股份化而使自己从业主型的创业者转变为职业经理人。第三部分人是三资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经理阶层在收入上与职工相差悬殊。据《经理人》与兰邦市场调查公司共同对中国职业经理人的薪酬状况进行跟踪调查显示，深圳的职业经理人总体薪酬呈上升趋势，2000年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为7343.51元，远远高于普通职工的收入。

　　这次调查表明， 经理阶层所占比例高达9.3%，远远超过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私人企业主阶层所占比例，大约有12.03万人。这个阶层对深圳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阶层的平均年龄37.48岁，男性占78.3%，户籍人口占4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56.7%。这是个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充满朝气和活力、风险意识强、市场洞察力敏锐、敢于创新突破、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兴阶层，是市场化改革的最积极推进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 是深圳经济界的精英，政治社会地位也较高，称作“老总”，也是当前社会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对政府经济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9.不在业者阶层

　　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阶层，所占比例为10.5%，在深圳约有35.92万人，他们中离退休人员占31%（11.14万人，其中，户籍离退休人员占离退休人员的2.1%），在校学生占16.7%(6万人)，因各种原因不能工作或不想工作的占31.7%(11.37万人)，真正的失业、待业者占20.6%(7.4万人)。依此推算，其中户籍人口失业、待业者大约有3.04万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失去土地、转为城市居民的原村民；也有一部分是随迁到深圳的女性，因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而暂时待业；还有一部分是新增劳动力。

　　失业者可以分3类：第一类是自愿失业者，部分先富起来的家庭认为生活已完全有了保障，应该好好享受清闲的生活，或相夫教子，料理好家务，全力支持配偶在事业上奋斗，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深圳35～49岁的女性中，在业率仅为80.4%，占全市劳动年龄人口的1.2%。第二类是暂时失业者，这些人有技术、特长甚至学历，或者由于企业不景气，或者因随配偶举家随迁来深，暂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而赋闲起来，1990年深圳25～34岁人口的在业率为91.4%，第二类失业人数比第一类多出近一倍，占全市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2.2%。第三类是长期失业者和频繁失业者，绝大多数为非深圳户籍而滞留在深圳的人员，素质较低， 竞争力弱。值得注意的是非户籍人口中的失业人员，大约占非户籍人口中的1/5。

　　根据福田区的统计推算，该区的50多万非户籍人口中大约有10万属于这类人群。

　　因他们处于失业社会保障覆盖的范畴之外，在深圳没有保障基本生活的稳定收入，没有稳定的住房，他们可能间歇性有零散的工作，但难以保证过上稳定的生活。这是最难以管理的群体，也是深圳社会问题的最大隐患。长期以来深圳以“三无人员”定义这部分人口，并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清理这部分人口，但是效果并不显著，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群体。  

　　深圳九大阶层的总体分布(1)  

　　为了对深圳的九大阶层有进一步了解，我们将对深圳社会阶层的总体分布进行透视。

　　一 总体描述

　　调查结果显示，特区内15岁以上人口在社会各阶层分布表现出与商品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基层人员数量比较大(参见表2-26)，如经理人员阶层占6.7%，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13.7%，私营业主占4.2%，个体户阶层占9.9%，这些阶层都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新兴的阶层，他们在特区内占15岁以上人口的1/3以上，传统的产业工人阶层比例比较低(5.4%)。特区内外的阶层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这是由特区内外社会功能定位的差异而导致人口在阶层分布上的差别。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陆续将传统的第二产业和新兴的高科技产业的生产基地迁移到特区外的几个大工业区，使特区内形成了以科、教、文卫和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二 户籍与非户籍人口的社会阶层分布

　　由于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分别统计户籍与非户籍人口的社会阶层分布，能更准确描述深圳的社会形态。

　　户籍人口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3个层面，非户籍人口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办事人员和个体户3个层面。比较两个群体发现，户籍人口在国家及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经理人员等阶层的比例明显高于非户籍人口，如户籍人口中有1.6%的人是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比非户籍人口高出是1个百分点，在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的比例也比非户籍人口分别高出13.9和4.5个百分点；非户籍人口在商业服务业、个体户阶层大大高于户籍人口，如非户籍人口中有12.7%的人是个体户阶层，比户籍人口高出7.5个百分点，在商业、服务业的比例也比户籍人口高15.5个百分点。

　　三 不同性别群体的社会阶层分布

　　男性和女性社会阶层分布的特点是：第一，男性主要集中在经理、私营企业主、个体户阶层，比如男性在经理阶层的比例高出女性6.7个百分点；女性以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和商业服务业者居多，分别比男性高出15.8和3.5个百分点。第二，男女性在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比例相差无几，说明深圳特区女性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四 不同年龄群体的社会阶层分布

　　各个年龄阶段的社会阶层分布差异明显。15～19岁的人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比例高达35.0%和50.9%，说明了这个年龄段的外来务工者或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稳定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因学历、经验等原因，只能从事商业服务业；这个年龄段的户籍人员或因找不到理想的工作，闲暇在家。

　　20～29岁年龄段的人，尽管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比例仍最高，但出现了新的特点：第一，他们成家立业的意识强烈，在所有年龄段中，他们中失业待业半失业的比例最低，比15～19岁年龄段低40.1个百分点。第二，经过一段人生磨炼，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事业有成，涉足经理、私营企业主、个体户阶层，特别是在办事人员阶层中占有重要地位。

　　30～39岁和40～49岁年龄段的人，可谓年富力强，事业有成。30～39岁年龄段的人社会阶层分布的特点是：第一，在大多数阶层所占比例比较均衡，除了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外，他们都有涉及。第二，他们在经理、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阶层的比例比前一个年龄段的人明显上升，而在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比例比前一个年龄段明显下降，说明这个年龄段出人头地的人数增加。第三，这个年龄段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最高。而40～49岁年龄段的特点是：第一，9个阶层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这是在所有年龄段中绝无仅有的。第二，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都集中在这个年龄段，表明这个阶层有严格的资历要求；这个年龄段的经理阶层所占比例也最高。

　　50～59岁和60～64岁年龄段的人，处于事业的晚期和退休阶段，在社会阶层分布上的特点是：第一，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居多，所占比例分别是32.6%和80.5%。第二，经理阶层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国有企业的经理60岁退休，所以在50～59岁年龄段经理阶层比例还有5.8%；60～64岁经理阶层比例还高达12.2%，这说明私营企业经理较多。

　　五 不同文化程度社会阶层的分布

　　从文化程度看，有以上几个特点：第一，文化程度与阶层对文化素质的要求呈正相关，即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高的人主要属于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五个阶层。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全部都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79.7%；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主要属于个体户、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和工人阶层，如个体户阶层和工人阶层初中文化程度分别占43.8%和33.6%。第二，深圳的经理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文化程度比较高，这两个阶层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分别占56.2%和61.6%。第三，高中文化程度比较特殊，它在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工人阶层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6个阶层所占比例都在25%以上，其中在办事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工人阶层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4个阶层所占比例是最高的，说明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在深圳比较多。  

　　深圳九大阶层的总体分布(2)  

　　六 不同收入群体社会阶层的分布先从不同收入段来看，1000元以下主要是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和个体户三个阶层，待业失业半失业者的比例低于商业服务劳动者。1000元～2000元主要是工人、个体户和办事人员三个阶层，其中工人所占比例最高，达49.5%。2001元～3000元除了个体户所占比例较低外，其他阶层所占比例比较接近，其中工人所占比例最高为17.7%。3001元～4000元主要是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三个阶层，其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比例最高，达66.3%。4001元～5000元主要是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三个阶层，其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比例仍最高，为25.3%。5001元～8000元主要是经理和私营企业主两个阶层。8000元以上主要是经理、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三个阶层，其中个体户阶层所占比例最高，分别比经理和私人企业主阶层高出7.9个和6个百分点。

　　再从阶层来看，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集中在3000元～5000元之间，所占比例为91.6%，经理阶层集中在2000元～8001元以上之间，以3001元～4000元之间所占比例相对较高；私营企业主两极分化，低的是1001元～2000元所占比例为23%，高的是8001元以上，所占比例是19.3%；专业技术人员集中在1000元～5000元之间，所占比例为88.6%；办事人员阶层收入在4000元以下居多，所占比例为人民84%；个体户是严重的两极分化，2000元以下所占比例为66.6%，8001元以上所占比例为25.3%；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工人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3个阶层大都在2000元以下，是低收入阶层。    

　　第三章 深圳社会分层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评价  

　　对阶层的自我认同(1)  

　　阶层的自我认同是从被调查者自己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阶层归属，虽然这种“自己眼中的自我”可能不是真实的自我， 但是，共同的阶层认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取向，直接影响一个人对社会阶层的态度和群体价值观。当社会成员对自我社会阶层认同率比较高时，往往对该阶层的归属感较强，阶层意识较清晰。目前所进行的社会分层研究对于通过客观社会指标如收入、财富、权力、声望、教育水平等来加以客观评价较多，而对于通过自我认定，进行主观评价的关注不多。用客观社会指标来分析和认识社会分层结构，仍然是揭示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方法，但是，社会分层不单是一种社会现实，还是一种心理事实，可以通过自我认定进行主观评价。

　　一 总体描述

　　我们对1373人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 阶层自我认同分布较广，不但涵盖了深圳特区的9个阶层，还有一定比例的被调查者涉及到了没有被列入特区阶层的农民阶层和其他阶层。 农民阶层有4.8%、其他阶层有5%的人认同，这是阶层划分的模糊性和动态性所致，前者使有些人对自己的阶层定位不明确，后者使那些明确自己阶层定位的人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阶层归属。认同率最高的前3名是办事人员阶层、工人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分别有19.5%、19.3%和17%的人认为自己属于这3个阶层，表明这3个阶层的标志比较清晰，深圳特区有相当多的人属于这3个阶层。

　　二 阶层角度的自我认同

　　从阶层角度看，自我认同呈3个梯队排列：第一梯队是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认同率高达74.7%；第二梯队是认同率在50%以上的阶层，它们分别是个体户阶层(59%)、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3.8%)、私营企业主阶层(53.6%)和工人阶层(53%)；第三梯队是认同率在50%以下的阶层，它们是经理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待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除了绝大多数认同党政干部阶层外，由于办事人员阶层与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划分标准的不明确，有16.9%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办事人虽阶层；而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中有一部分企业管理者，这部分人中有8.4%的人把自己当作经理人员阶层。

　　经理人员阶层有24.2%的人认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这说明深圳的经理人员有较高的学历和职称；有些经理起家于个体经营者阶层，有些与个体经营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在认识上把经理和个体经营者等同，所以有14.7%的人认同个体经营者阶层。

　　深圳的私营企业主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学历和职称，因此，有11.1%的人认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而私营企业主与个体经营者阶层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使该阶层对个体经营者阶层的认同率达11.1%。

　　专业技术人员认同办事人员阶层的比例较高，达22.3%，这符合深圳实际，在办事人员阶层中有较高学历的人不乏其人；对工人阶层的认同达12.1%，深圳绝大多数科研机构设在企业，在企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很容易把自己当做工人阶层。

　　办事人员阶层除了少量分布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外，主要分布在企业，所以该阶层对工人阶层有21.5%的认同；该阶层对专业技术人员认同较高，这与前面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对该阶层认同较高，可以互为印证。

　　与私营企业主阶层对个体户阶层认同较高一样，个体户阶层对私营企业主阶层认同也较高，达15.6%。同时，很多个体户身份仍是农民，所以，该阶层对农民的认同也较高为12.2%。

　　由于在调查中没有列入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选项，因此，造成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的认同率较低；同时该阶层在认同时，自然选择与自己职业相近的阶层，认同工人阶层的所占比例为30%，认同办事人员阶层的所占比例23.2%。

　　工人阶层认同较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两个阶层，两者所占比例平分秋色，均为20.2%，而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对工人的认同也较高。

　　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对自己阶层的认同是所有阶层中最低的，只有23%；另外一个特点是，该阶层的认同涵盖了调查中所列的所有阶层，这表明所有阶层都有人成为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其中所占比例较高的依次是其他阶层(18.1%)、工人阶层(14.5%)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12.9%)。

　　三 户籍角度的自我认同

　　深圳户籍对阶层认同比非深圳户籍较高的阶层是党政干部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工人阶层和失业无业者4个阶层，其中认同最高的是工人阶层达20%；与非户籍认同拉得最大的是个体经营者阶层，比非户籍认同低11.7个百分点；认同基本持平的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表明非户籍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化素质较高；其他阶层则非深圳户籍的认同明显高于深圳户籍，其中非户籍认同最高的是办事人员阶层达19.5%，认同最低的是党政干部阶层，只有1.7%。  

　　对阶层的自我认同(2)  

　　四 性别角度的自我认同

　　男性对阶层的认同明显高于女性的是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个体经营者阶层，其中经理人员阶层认同比女性高8个百分点， 与女性认同最接近的是工人阶层，只比女性高1个百分点；男性认同最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认同最低的是农民工阶层，而女性在办事人员阶层和失业无业者阶层的认同上明显高于男性，其中女性认同最高的是办事人员阶层达24%，失业无业者阶层女性认同率比男性高7.9个百分点。

　　五 年龄角度的自我认同

　　15～19岁年龄段的人过的还是脚不沾地的非现实生活， 还没有形成自己稳定的价值规范体系，遇到岔路要选择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程度不同的自我认同迷失。该年龄段认同较高的是其他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其中其他阶层认同最高达37.1%，说明这个年龄段的阶层属性还未定型；另外认同农民和农民工阶层的达24.9%，表明这个年龄段的打工青年较多；这个年龄段在党政干部阶层和个体经营者阶层上还是空白，比较符合实际。20～29岁年龄段的人主要集中在办事人员和工人阶层。30～39岁年龄段的人主要集中在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40～49岁的人主要集中在工人阶层、经理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而前几个年龄段认同一直在低位徘徊的对党政干部阶层认同在这个年龄段明显上升达5.1%，这是一个分水岭。50～59岁年龄段的人主要集中在工人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例分别是23.6%和22.6%。60～69岁年龄段的人主要集中在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工人阶层，所占比例分别为39.6%和17.4%。

　　六 文化角度的自我认同

　　不同文化程度对阶层的自我认同有较大的差异。从横向看，没有学历的人认同率最集中，只涉及个体户、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3个阶层，其中，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所占比例最高达44.85%。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涉及的阶层比前一个文化程度的人多了经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3个阶层，但所占比例仍很少，最低者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只有1.16%，最高者办事人员也只有9.12%；所占比例较大者仍是个体户、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3个，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所占比例仍最高达44.43%，与前一个文化程度差不多，不同的是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例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涉及的阶层比前一个文化程度的人又增加了私营企业主和工人两个阶层，所占比例较高者是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和个体户阶层，它们两者所占比例高达52.14%，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所占比例比前两个文化程度的人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高中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办事人员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3个阶层，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达27.67%，这3个阶层所占比例达71.0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经理阶层的认同比例是11.32%，比前两个文化程度的人有明显上升。中专文化程度的人认同阶层所占比例前3位是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和办事人员阶层，其中对商业服务业劳动者一个阶层独大，达25.52%；对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认同比例比前3个文化程度的人有大幅度增加。大专文化程度的人的认同涉及到所有阶层，前5个文化程度都没有涉及到的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在这个文化层次的认同比例为2.02%；而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重达50.56%，对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认同比例比前5个文化程度的人的认同大幅下降，只有10.80%。

　　科文化程度的人对阶层的认同主要集中在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两个阶层，所占比例为55.66%，对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认同比例比前一个文化程度高了4个百分点，说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在就业上有一种找不到较理想上工作宁可失业的心态。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对阶层的认同与本科生一样也是主要集中在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两个阶层，而且比例进一步提高，达70.32%，对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认同是空白，这是所有文化程度认同中绝无仅有的。

　　从纵向看，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分布集中在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以本科文化程度最多；经理阶层除了没有学历层次外，其他文化程度都有分布，以本科文化程度居多；私营企业主以大专文化程度居多；专业技术人员以本科文化程度居多；办事人员阶层由高中和大专文化程度平分秋色；个体户由初中文化程度独占鳌头；商业服务业劳动者中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居多；工人几乎分布在初中、高中和中专3个文化层次；待业失业半失业者以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居多。

　　上述结论也可从表3-7中得到验证。受教育年限平均7年以上的，主要集中在党政干部、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3个阶层，三者平均数很接近；平均5.9年的集中在办事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两个阶层；平均5.9年以下的集中在相对文化程度要求不高的其他阶层，特别是最低的农民阶层，所受教育平均数只有3.5年。  

　　对阶层的自我认同(3)  

　　七 收入角度的自我认同

　　1000元以下认同比例最高的是工人阶层达31.3%，其次是办事人员阶层，认同比例最低的是经理和乡村管理者阶层，只有0.1%，对党政干部的认同比例也有1.9%。1001元～2000元收入段认同比例较高的是办事人员和工人阶层，两者所占比例高达51.8%，而对农民、农民工和乡村管理者3个与农有关阶层的认同比例较低。2001元～3000元收入段认同比例最高的是办事人员阶层达33.1%，其次是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两个阶层。3001元～4000元收入段认同比例较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达58.9%，而对党政干部阶层的认同也比其他阶层要高。4001元～5000元收入段认同比例最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达36.7%，对其他阶层的认同与之相差甚远。5001元～8000元收入段认同比例较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两个阶层，达51.2%。8000元以上认同比例较高的主要在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和个体经营者3个阶层。  

　　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1)  

　　社会地位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等级制关系。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是从被调查者自己的角度来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直接影响一个人对社会的态度，当社会成员对自我社会地位评价比较高时，往往对社会的亲和度会比较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相反，若社会成员对自我社会地位认同比较低，往往容易出现不满情绪，严重的会导致心理失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20年来，人们的社会地位呈现出动态的和急剧变化的图景，因此关注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分析不同特征的人们自我评价的差异，对研究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总体描述

　　各阶层的地位等级高低排列，是依据其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拥有资源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此外还要考虑参照物，因为参照物决定了比较的结果。在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时，公众在选择参照物的倾向性：一是 倾向于向“上”或“向内”选择比较目标，而不会“向下”或“向外”寻找“参照物”。 二是 倾向于以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豪富阶层作为比较目标，而不愿以社会底层作为参照物，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顶端的豪富，大多数公众只能自惭形秽，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三是倾向于以内心期待的未来美好生活作为比较目标，而不愿以过去作为参照物；然而，当他们将内心曾经期待的生活状态与现实中时刻体验到的生存情况相对照时，他们发现现实远不如自己预想的那样美妙。于是，承受着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大多数人选择时会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在调查中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等级地位按上、上中、中中、中下、下5个等级进行归类。调查结果显示，特区内人口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等级分布表现出明显的趋向“中等”的趋势，认为自己在社会中居于“中等”地位的占53.8%。“中上层阶层"认同比例较高，是对深圳经济发展的自信，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满足，也是对自己生活城市的认可。由中等向两极百分比（上等和下等）逐渐减少，认同自己为下等社会地位的占9.4%，认同为上等社会地位的占3.7%，认同中上等和中下等的比较接近，分别是16.1%和17.0%，社会等级认同呈现明显的橄榄型(见图3-1)。这一点与中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不同。

　　中国学者李培林通过主观阶层认同的国际比较后得出结论：即便是将中国大城市市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中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而且，这种向下的“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只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较多。例如，在美、法、德、意、澳、加、日等发达大国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均在55%以上，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都在55％以上，较高的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均达到了70%以上，即便是较低的韩国亦达51%；而这一比例在中国的大城市却仅为46.9%。与此同时，国际比较中的另一个明显差异是，中国城市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低于5％，较低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低于3％，较高的韩国为9%，意大利为8％，印度为7.5%；但在中国的大城市，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比例达到了14.6%。

　　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中等，经济地位高的人很少认定自己为上等，而经济地位低的人也很少选择下等。这一现象可做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从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角度来说，中国人较倾向于认为自己在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害怕枪打“出头鸟”。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对于目前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结构认同的程度较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已经上升的人不敢承认自己居于社会的上层，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人则不能接受自身地位下降的事实，同时他们也不承认那些拥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人的社会地位比自己高。

　　二 阶层与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

　　深圳社会阶层自我地位认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私人企业主阶层的自我地位评价明显高于其他阶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处于上等的为11.5%；其次是个体户，不但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处于上等的为4.3%，而且认为自己地位处于中等的也达74.8%，表明这两个阶层强烈渴望在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能赢得社会的承认和他人的敬重，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状况多少有些不满意。这实际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在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了经济-政治地位的不一致现象。任何一种职业在收入、权力和声望3方面的位置都不一致，与私营企业主较高的经济资源占有量相比，政治资源占有量偏低，没有在政坛形成一股较强的力量。国家及社会管理者没有一个认为自己属于上等，他们的自我地位认同更趋于中等和中上等，这两个数字他们都得分最高。经理阶层也没有一个认为自己属于上等，他们的自我地位认同更趋向于中等和中下等。专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认为自己属于中等。办事人员阶层的自我地位认同趋向于中等和中下等，与经理人员相似。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属于中等的分别为72.5%和79.6%。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经理两个阶层没一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属于下等， 自我阶层认同的整体“下滑”在工人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两个阶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两个阶层自认为处于社会下等的比例较高，这与转型时期这两个阶层相对利益丧失和地位下降的客观实际相符。李强在分析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时曾指出，不同职业群体从改革开放中的获益程度有别，其中如高级管理人员、大企业家等从改革中获益最多，可称为“特殊获益群体”；知识分子、一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从改革中得到了普遍收益，可称为“普通获益群体”；失业、下岗职工在市场转型的第二阶段出现经济利益相对受损情况，可称为“利益相对受损群体”；而贫困人口、农民工等则可称为“社会底层群体”，他们在改革中受益最少。在社会地位的认同上，特殊获益群体认同最高，普通获益群体次之，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再次之。  

　　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2)  

　　三 户籍与阶层的自我认同

　　值得关注的是，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在社会地位自我认同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为户籍人将自己认同为中等社会地位的比例高于非户籍人口5.5个百分点；而非户籍人口认同高、低两极社会地位的比例均略高于户籍人口，比如非户籍人口对自己地位上等的认同高于户籍人口1.8个百分点。这与深圳社会的现实具有一定的差异，从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在深圳整体的生存状态看，户籍人口主要集中在中、高等级，而非户籍人口主要集中在中低等级，但是自我认同却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说明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在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上选择了不同的参照系。这与两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具有一定的关系，有研究表明，户籍人口中84.2%的人认为“深圳是自己的城市”，而非户籍人口中具有这一认同的只占54.9%， 身份认同事实是对自己参照系的选择，非户籍人口中有45.1%的人没有将自己看成是深圳人，自然不会用深圳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表现出在同等条件下非户籍人口的社会地位认同高于户籍人口的特点。

　　四 性别与阶层的自我认同

　　交互分类统计显示：男性和女性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属于下等的比例的都较低，表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潜意识里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社会地位低。相比之下，女性社会地位自我认同略低于男性，同时更趋向“中等”社会地位。男性中认同上等和中下等社会地位的分别比女性高2.7和4.9个百分点，认同中上等和中等社会地位的分别比女性低2.3和5.7个百分点。

　　五 年龄与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

　　一个共同点是，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趋向于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中等，比例都在72%以上，最高的是60～69岁的人，高达88%，看来年龄越大的人对自己社会地位越看重。15～19岁年龄段的基本上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属于中上等、中等和中下等，认为上等的没有，认为下等的也少得可怜；20～29岁的认为自己属于上等的最多；30～39岁和40～49岁两个年龄段的认为自己属于中等和中下等的分别为94.2%和93%；50～59岁的认为自己属中上等的较多，认为自己是下等的高达7%，说明这个年龄段的人两极分化较明显；60～69岁的认为自己属于中等及以下等级，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不高，失落感较强。

　　六 文化程度与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等级与文化程度的Spearman

　　's 等级相关系数是0.28， Sig=0.000，不同文化程度的人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等级呈统计显著差异，在总体认同趋向“中等”的前提下，低文化程度者更趋向对“中等”社会地位的认同。

　　第一，没有学历的人中75.6%认同“中等”社会地位，15.9%认同“下等”社会地位，8.5%认同中上等地位。该文化群体的非户籍人口100%认同“中等”社会地位。

　　第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48.3%认同中等，认同中下等和下等的分别是41.2%和10.1%。户籍人口的认同高于非户籍人口，认同“下等”社会地位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分别是15%和28.3%。

　　第三，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社会地位认同等级在以“中等”为基础的前提下有所提高，表现在初中文化程度对上等地位的认同为2.2%，高中文化程度对中上等地位的认同为2.1%，比小学文化程度的认同均有小幅上扬，而对下等地位的认同比小学文化程度的认同分别下降了1.9个百分点和7.5个百分点。该文化群体非户籍人口的认同等级高于户籍人口。

　　第四，中专文化程度的人有85.2%认同中等社会地位，这一比例仅次于大学文化程度，认同上等和中上等社会地位的占6.8%。总体看，该文化程度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感觉良好。

　　第五，大专、本科文化程度的人认同中上等和中等社会地位的比例有较大提高，其中认同中7上等社会地位的分别是2.2%和3.1%，认同中等社会地位的分别是81.7%和89.3%。是各类文化群体中认同中上等和中等社会地位比例最高的。79位本科文化程度的户籍人口中有3位认同“下等”社会地位，而115位非户籍的本科人口中没有1人认为自己是在社会的下等阶层，但是有22人（占该群体的19.1%）认为自己在中下等地位，是同等文化程度户籍人口认同中下等社会地位的2.5倍。

　　第六，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中，92.5%的人认同自己处于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具体是15.6%认同中上等社会地位，这一比例是所有文化程度最高的，76.9%认同中等社会地位。该文化程度的非户籍人口中100%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中上等社会地位，而户籍人口社会地位的认同相对分散，有13.6%的人认同自己处于上等社会地位，有54.5%的人认同自己为中等社会阶层。  

　　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3)  

　　七 收入与阶层的自我认同

　　收入状况与阶层的自我认同比较复杂，我们试图从3个方面进行说明。

　　1.不同收入段的自我认同

　　1000元以下的认为自己地位是中等和中下等的达90%，而对收入两极的认同比例也较高，对上等的认同是1.9%，对下等的认同高达8.2%。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这一收入段有一部分人对经济资源决定社会高低这个标准不苟同。1001元～2000元收入段对自己社会地位评价只低于8001元以上收入段，表现在：第一，该收入段认为自己处于上等和中上等地位的比例高达4.8%；第二，认为处于下等的比例较低，只有1.1%。3000元～5000元收入段对自己地位的认同趋向于中上等和中等，分别有2.7%、3.9%和2.4%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上等，有超过8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等。5001元～8000元收入段认为自己属于中等地位的达89.2%，这是所有收入段对中等地位认同率最高的，但这个收入段没有一人认为自己是中上等或上等，也没有一人自己是下等，这个收入段的人可能抱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8001元以上收入段对自己社会地位评价是最高的，有10.7%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上等和中上等，其中认为上等的高达7.1%，遥遥领先于其他收入段，没有一人认为自己属于下等，认为自己属于中下等的只有7.1%，是所有年龄段中最低的。

　　分析自我认定的标准发现，被调查者自我社会地位的认定主要依据的是经济资源的拥有情况，这也正是深圳有别于内地的地方。在这个新兴的城市，移民共同认同的主要是经济的因素，其他因素相对被弱化。比较自我认同各社会地位等级的个人月平均收入和家庭财产的拥有量。

　　2.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与实际收入的等级比较

　　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以收入为基础，重要的是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等级一致程度有多高，若自我认同与实际收入的社会等级一致，说明社会成员能准确地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若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高于实际收入的社会等级，说明社会成员的满足感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若自我认同社会地位低于实际收入的社会地位，说明社会成员的社会满足感低，不利于形成对社会的亲和力。

　　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等级与收入5等分的Spearman

　　's 等级相关系数是0.28，两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总体而言，20%高收入群体的人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为“上等”和“中上等”的分别是22.5%和41.1%，两项合计达63.6%；中高收入群体自我认同为“上等”和“中上等”社会地位分别是37.5%和22.7%，两项合计达60.2%；中等收入群体自我认同的社会等级最分散，自我认同为“中等”社会地位的占26.1%，是各群体中对“中等”社会地位等级的认同比例最高的群体，但是在各社会等级上都有一定的比例；中低收入群体的人自我认同为“中下等”和“下等”社会地位的比例分别是20.4%和27.9%，两项合计达48.3%；低收入的群体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等级为“中下等”和“下等”的分别是26.2%和36.5%，可见社会成员收入的5等分与社会地位自我认同等级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

　　从自我认同在同一社会等级上的人的实际状况也具有这一特点。如图3-4，自我认同为上等社会地位的人中，有22.5%的人收入在高级，37.5%在中高级，合计有60%的人收入在中上等以上；自我认同在中上等社会地位的人中，有41.4%收入在高级，22.7%收入在中高级，合计有63.7%的人收入在中高级及以上。自我认同为“中等”社会地位的人中收入在中级以上的有36.9%，收入在中级的占26.1%；自我认同为“中下等”社会地位的人收入在“中高级”的只有36.7%。相反，收入在中低级和低收入阶层的合计达46.6%；自我认同为“下等”社会地位的群体，收入在中高级上的只有17.3%，而收入在中低级及低级的合计有64.4%。可见被调查者自我认同的社会等级与其实际的收入等级一致程度比较高。

　　3.户籍与经济状况对社会地位自我认同的交叉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户籍人口社会地位自我认同的经济标准高于非户籍人口，在非户籍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上等”社会地位的人群个人月平均收入9623元(见图3-5)，但是标准差17871元，说明有极值影响，而其他各等级的平均收入均低于户籍人口，若以总体人口的实际经济情况为参照，非户籍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中等、中下等社会地位的基本都可以归为中下等级，而户籍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中等、中下等社会地位的均可归为中等社会地位，可见在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上，相同经济条件下非户籍人口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高于户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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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4)  

　　比较户籍与非户籍人口中不同收入的人在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发现，户籍人口自我认同“上等”社会地位的群体，在“高”和“中高”收入群体的各占40%，合计达80%；非户籍人口在这两个收入群体分别是17.2%，合计达34.4%，远低于户籍人口相同等级的收入比例；在非户籍人口中有51.7%的人在“中等”收入群体，而自我认同为“上等”社会地位；自我认同为“中等”社会地位的人中，收入在“中下等以下”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分别是23.2%和49.3%，在非户籍群体中自我认同为“中等”社会地位的，事实上有一半的人实际收入在中下等和下等，而实际的情况还会更多，因为我们统计的是纯收入，而非户籍人口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比户籍人口的付出都要多，自我认同为“下等”社会地位的，在非户籍人口中有81%实际收入在“中下等以下”，相同的群体户籍人口中只有51%，可见户籍人口的自我认同低于实际的经济等级，具有“向下”认同的趋势，非户籍人口的自我认同高于实际的经济等级，具有“向上”认同的趋势。  

　　社会地位的社会评价(1)  

　　最具认识论价值的是“别人眼中的自我”，它是一种主观真实，直接影响别人对你的态度和行为。从调查来看，深圳的社会评价是以经济、政治(权力)和文化3个要素为主要依据，呈现出以一种多元认同为基础的格局。

　　改革开放前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主要标准是政治标准，出现了权力分层、声望分层与收入分层高度一致的体制，即官本位， 官员是社会上地位高、权势大、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的身份群体， 无论就政治地位、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声望而言，均是干部高于工人，工人高于农民。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随着政府各种权力下放，官员不再居于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地位；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先富， 社会地位的基本测量指标开始由权力向财产转移，对这种官本位的分层体制给予很大冲击，干部从过去的高收入层和中高收入层转变为中等收入层。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对阶级或阶层的评价呈现多元格局： 经济状况、财富状况已成为衡量人们地位高低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巨富者、大款已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其社会地位迅速上升；但与此同时，政治权力继续在再分配中起重要作用，是因为市场是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下崛起成长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以优先到市场体制中获得实惠，因此，尽管通往社会上层的道路与过去不同了，市场的发展使机会分布变得平等了，但获得机会的人是除了那些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外，还有较大权力的人。

　　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3要素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发达国家，职业角色的差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在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影响社会地位的各种因素之间却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非整合性，这个特点在深圳的社会评价中也是明显的，表现是评价中的矛盾现象较突出，比如某些越有权的阶层对权力评价越低，越有钱的阶层人对金钱财富评价越低，文化程度越高的阶层却对教育水平评价不高。

　　一 总体描述

　　我们在调查中列出的问题是：“您认为阶层或阶级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些方面?”在回答中，名列前4位的依次是金钱财富占48.4%，权力占14.2%，社会地位占14.1%，教育水平占7.3%。这4个因素与其他因素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是金钱财富以大比分高居榜首，说明深圳人把经济资源作为划分阶级或阶层的首要因素；二是教育水平虽与社会地位和权力因素相比还有近7个百分点的差距，但能跻身于前4位，说明文化资源在划分阶级或阶层中作用的增大；三是传统的因素如家庭出身、外在因素如消费水平、内在因素如道德修养的认同率不高，具体到各阶层来看，层次较低者更多地归结于权力和家庭出身，层次较高者则更多地归结为教育水平；四是深圳人往往扮演多种社会角色，可能随时改变自己的身份，以不同的面孔出现，所以答案的不稳定性和分散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 性别角度的社会评价

　　男性与女性的评价惊人的相似之处是都把金钱财富、社会地位、权力、教育水平摆在前列，只是在单个因素的评价上稍有差异。男性更看重金钱财富和权力，女性更青睐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男性与女性评价悬殊较大的是对道德修养的看法，在这点上，女性比男性高了5.5个百分点，表明女性更注意人的品德等内在因素。

　　三 年龄角度的社会评价

　　除了50～59岁外，所有年龄段的共识是金钱财富、社会地位、权力和教育水平名列前茅，而且都把金钱列入首位。在这个大前提下，各年龄段对其他因素的评价有较大的不同。

　　15～19岁年龄段的特别重视家庭出身和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家庭出身的重要性逼近教育水平，只差3个百分点。对这些还没有或刚踏入社会的人来说，对家庭的依赖和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期望是情理之中的。20～29岁年龄段的对道德修养和教育水平评价较高，而对家庭出身的评价比前一个年龄段下降了16.3个百分点，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进入社会，尽管家庭出身在他们找工作和工作中仍起重要作用，但并非万能，对绝大多数出身工人农民的子弟来说，要想出人头地，只能靠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30～39岁年龄段的人已开始品尝到权力的魔力，对权力评价比前两个年龄段分别上升了10个和5.7个百分点，对教育水平的评价则下降了5.7个和7.1个百分点。40～49岁年龄段的人在各单位权高位重，他们更是把权力提高到最高点74.6%，社会地位提高到最高点69.% 。50～59岁年龄段的人，或者准备退休，所以他们对金钱财富的评价是所有年龄段最高的，达90.1%；或是仍大权在握，所以他们对权力的评价维持在高位，达71.7%。60～69岁年龄段的人希望通过塑造人格魅力保持自己的晚节，所以对重道德修养评价甚高，所占比例达19.2%，是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  

　　社会地位的社会评价(2)  

　　四 户籍角度的社会评价

　　深圳户籍对权力的评价高于非深圳户籍近10个百分点，这可能与深圳户籍在国家及社会管理阶层的比例大大高于非深圳户籍有关；而非深圳户籍对教育水平、家庭出身和道德修养的评价分别高于深圳户籍3.3个、5.8个、4.6个百分点。总的来看，非深圳户籍的文化素质比深圳户籍的要低，这是他们各方面待遇不如深圳户籍的原因之一， 同样，家庭出身对社会地位高低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因此，非深圳户籍对教育水平和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有更强烈的意识。

　　五 文化角度的社会评价

　　没有学历的人的社会评价有两“最”：一“最”是对金钱财富的评价在所有文化程度中是最高的，达92.4%，与之相适应，对与金钱财富有关的消费水平和住房的评价也是最高的，比例分别为55.6%和54.4%，大大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评价；另一“最”是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最低，比例仅仅只有7.6%，与之相联系的道德修养和言行举止竟无一人提及。

　　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比没有学历的人对金钱财富的评价下降了4.1个百分点，但仍维持88.3%的高位；而对教育水平的评价尽管上升了3.5个百分点，但仍处于11.1%的低位，这个数字在所有文化程度评价中仅高于没有学历的人。该文化程度的人对生活方式的评价是所有文化程度中评价最高的，比例高达23.7%。

　　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随着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明显高于前两个文化程度的人，所占比例分别达到30.8%和30.3%。由于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在文化档次上的接近性，他们除了在消费水平的评价上出入较大外，在家庭出身、职业、生活方式、住房、道德教育、其他和言行举止的评价上相当相似。另外，初中文化的人对权力的评价是所有文化程度中最高的(见表3-21)，所占比例为69%。

　　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对权力的评价只有41.2%，是所有文化程度评价中最低的；与前面几个文化程度的人相比，它对道德修养评价最高，所占比例达18.5%。

　　大专文化程度的人的评价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最高，所占比例为39.9%；二是对道德修养的评价最高，所占比例为22.3%。这些表明，该文化程度的人比较看重后致性因素。

　　本科文化程度的人的评价大体上维持大专文化程度评价的格局，明显不同的是本科文化程度的人对教育水平和道德修养的评价分别下降了7.7个和5.6个百分点，但对权力的评价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

　　研究生及以上的人对金钱财富、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评价都很高，所占比例分别是89.%、77.6%和50.9%，这些数字是很靠前的；可能是因为自身文化程度已很高的缘故，它对教育水平的评价不高，所占比例仅有16.4%，只比没有学历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高一些。这个文化程度的人非常看重职业，所占比例为22%，是所有文化程度中最高的。

　　六 阶层角度的社会评价

　　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对金钱财富、社会地位和权力的综合评价是最高的，三者所占的比例都高达83.1%。可能是该阶层本身文化程度较高的缘故，该阶层对文化程度要求反而不高，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是最低的，所占比例仅为16.9%，仅次于个体户阶层。另外，该阶层对家庭出身、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住房等外在因素评价最低，竟无一人表示认可，而对道德修养和言行举止这两个反映人素质的评价较高。

　　经理阶层是一个经济资源占优势的阶层，所以它对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住房等因素评价较高，而对权力评价较低。经理本身也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希望这个职业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它对职业的评价达到20.2%。

　　私营企业主是从本身的特点进行评价的。与经理阶层一样，私营企业主也是一个占有较多经济资源的阶层，是一个希望政府呵护和社会承认的职业，它对金钱财富的评价很高，所占比例为85.8%，对职业的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它有钱但无权，对权力的渴望，使该阶层对权力的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所占比例达72.1%；它有钱但自身的素质遭人们非议较多，所以该阶层格外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对道德修养的评价也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所占比例达27.9%。

　　具有文化资源优势的专业技术人员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所占比例达38.9%；它对权力较蔑视，对权力的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低的；它对消费水平、住房等因素较为看淡。

　　办事人员阶层的评价较为全面和平衡。在金钱财富、社会地位、权力和教育水平4个名列前列的因素中，所占比例不像其他阶层那样悬殊较大。这一特点在家庭出身和生活方式、职业、消费水平和道德修养的评价中仍然如此。  

　　社会地位的社会评价(3)  

　　个体户阶层对教育水平的评价只比国家及社会管理者较高；与私营企业主一样，该阶层也希望自己的职业能得到社会的重视，所以对职业评价之高仅逊于私营企业主；很多个体户是靠租别人的房子生活和经营的，所以他们对住房因素的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

　　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评价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社会地位的评价较高，所占比例为67.3%，仅次于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表明该阶层对提高自己地位的渴望；二是对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的综合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

　　工人阶层的评价突出两点：一是对金钱财富的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所占比例为91%，这可能与该阶层经济地位下降幅度较大有关；二是工人阶级是一支素质较过硬和文化程度较高的队伍，因此，该阶层对道德修养和教育水平的评价较高。

　　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对金钱财富评价较高，在所有阶层中各列第二；另外，该阶层认为在调查表外还有其他重要因素。

　　七 收入角度的社会评价

　　收入1000元以下的人对金钱财富的评价是所有收入段中最低的，与8001元以上的人对金钱财富的评价也很低相映成趣；对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评价较接近，不像其他收入段那样拉开了档次；对住房的评价较高，仅次于8001元以上收入段的评价。

　　1001元～2000元收入段的人对教育水平的评较高，仅次于3001元～4000元收入段的评价；对生活方式的评价是所有收入段中最高的。

　　2001元～3000元收入段的人特别看重金钱财富和社会地位，对前者的评价是所有收入段中最高的，对后者评价之高仅次于3001元～4000元收入段；特别看轻教育水平，对该因素的评价是所有收入段中最低的。

　　3001元～4000收入段的评价是“三高”，即对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和道德修养的评价最高，所占比例分别高达73.6%、32.9%和25.7%。

　　4001元～5000元收入段的人对金钱财富的评价较高，仅次于2001元～3000元收入段；对职业的评价是所有收入段中最高的，所占比例高达39.9%；对教育水平的评价也不高。

　　5001元～8000元收入段对消费水平和道德修养的评价较高，8001元以上收入段对金钱的评价较低，仅高于1000元以下收入段的评价；对社会地位的评价是所有收入段中最低的，所占比例只有41.9%；对职业、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住房和道德修养的评价较高，而且对这些因素几乎是等量齐观。    

　　第四章 深圳的社会流动  

　　社会各阶层流动鸟瞰(1)  

　　在社会流动研究中， 其中一种类型区分是将流动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代际流动研究父代与子代在两个时点上社会地位变动的情况， 而代内流动是研究个人一生中多个时点上社会地位变动的情况。在实际研究中，多数的代内流动研究将代内流动简化为两点间流动的问题， 即讨论个人最初的社会地位与目前的社会地位间的地位变动。无论哪一种研究，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是通过研究来评价一个社会是高度流动还是低度流动、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是否达到了机会均等。

　　根据本课题的抽样调查数据，我们采用的是代内流动表的研究方法，即比较个人的最初职业的阶层地位与当前职业的阶层地位的变化情况，以考察个人在社会流动中的升降位置变化。

　　在抽样调查的1291个样本中，各个阶层的分布情况为商业服务人员为276个，占22.62%，比例最高，这与深圳的阶层分布情况一致，其次为办事人员241个，占 19.74%，最少的阶层为国家及社会管理层，只有10人，占样本的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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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多出少进的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从流动表分析来看，位于最顶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一个多出少进的阶层。最初职业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目前只有10.77%人员的职业仍然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其余的主要流入到私营业主和办事人员（均为31.53%）、专业技术人员（10.77）、经理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各为5.38%）以及待业失业半失业阶层，这与下海经商潮流和机关事业单位几次重大机构改革密切相关。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入渠道比较固定，最初为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的十分之二的人员仍然从事本职，十分之六来自办事人员（59.42%），另外十分之二的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原来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农民（均为10.15%），说明办事人员上升为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的机会最多。

　　二、多进少出的经理人员阶层

　　经理人员阶层在社会阶层中仅次于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在当今社会是一个居于优势地位的阶层，而且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兴阶层，其流动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从流动表可以看出，经理阶层是一个多进少出的阶层，最初职业为经理人员的，绝大部分约四分之三（73.03%）的人员目前的职业还是经理，这从侧面说明在深圳经理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人们流入到该阶层后不想再流入到其他阶层，或者进入到经理阶层是人们的奋斗目标。进入到八十年代的深圳特区，这一价值取向更为明确，初始职业为经理的有88.89%目前仍然担任经理职务。经理人员的去向较为明确，最初作经理的人员有22.37%和4.61%分别流入到了个体户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而80年代以后，流出的11.11%全部流入到专业技术人员行列。

　　经理阶层的流入渠道比国家及社会管理者要广泛得多，从表 67看出，最初职业为经理的只有约十分之一（9.80%）的人员还在担任经理，其余的十分之九分别依次来自于专业技术人员（36.36%）、办事人员（22.77%）、工人（14.65%）、商业服务业劳动者（9.71%）、农民（5.47%）、国家及社会管理者（0.62%）和私营业主（0.62%）等阶层，吸纳的阶层比较广泛。经理阶层尽管作为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兴阶层，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它对较低阶层没有明显的排斥性，它为低层的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以及农民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也为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流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去向当然，它作为一个新生阶层，其成员没有比较一致的标准，经济改革大潮遍及城镇和乡村，各种体制下产生的企业管理人员如国际跨国集团的高层管理者和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都可以划归到经理阶层，阶层成员之间的职业背景、教育程度、管理模式、生活方式、经济收入、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差距。但是随着该阶层的日趋成熟，其成员的标准将会日渐统一。

　　改革开放以后的经理阶层的流入情况大体相同，只是各行业进入的比例稍有不同罢了，也是最初职业为经理的约十分之一（11.86%）仍然是经理，其他的分别来自于专业技术人员（34.11%）、办事人员（27.33%）、工人（13.35%）、商业服务业劳动者（10.38%）、国家及社会管理者（1.48%）和私营业主（1.48%），这一结果最大的不同就是农民被排斥在经理阶层之外，这是流动表中农民比例减少的结果。80年代以后的流动表中职业为农民的仅有2%还不到，人数才6人。但也许正如前所述，经理阶层选择成员的标准越来越严格，对较低阶层的排斥性增强。

　　三、流动比较单一的私营企业主阶层  

　　社会各阶层流动鸟瞰(2)  

　　私营业主是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雇佣他人劳动的人，他们掌握着经济资本，属于优势阶层，在我们的分层研究中排列第三位。私营业主是改革开放后重新崛起的阶层，都是创业者，成员中只有167%的人最初就业就是开办企业、成为私营业主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有多次较复杂的职业变换经历。

　　在总流动表中，私营业主流动比较单一，最初为私营业主的有一半（50%）至今仍然是私营业主，另一半（50%）则流出上升为经理阶层。私营业主一方面不愿意流出本阶层，说明该阶层掌握一定的经济资源的优势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私营业主几乎难以进入最高等级的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队伍，同时享有组织资源，所以只有流向与其职业相关性较强的经理阶层。但是私营业主的来源却是多样的，专业技术人员（26.25%）、办事人员（24.58%）和工人（21.24%）是其三大主要来源，商业服务业（14.80%）、国家及社会管理者（9.78%）也有部分进入私营业主行列，农民进入的最少，只占1.67%。

　　80年以后的私营业主的流向与总表完全一致，而来源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技术人员（33.33%）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阶层，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基本持平（22.22%），工人（16.67%）呈下降趋势，而地位最高的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地位最低的农民均被排斥在私营业主阶层之外，也许该结果与样本取样有关，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只有6人，因此不排斥其进入私营业主的可能。私营业主吸纳的都是具有某种专业技能（专业技术人员）或用拥有社会资源（办事人员）或积累经营管理经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人员，形成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精明能干的阶层，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业主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人们逐渐改变过去将其视为一夜致富的暴富群体，这也是今天素质越来越高的民营企业家赢得了社会普遍的尊重的原因之一。 

　　四、流出与流入相等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专业技术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从事各种专门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掌握较多的文化资本，在文化资源的占有上处于优势，一般有家庭的继承性，改变了过去处于被动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中地位稳定且普遍受人尊重。

　　总流动表显示，专业技术人员接近一半的人员（44.15%）留在本行业，流出的主体（22.89%）成为经理人士，其余三分之一分散在各个阶层。而表 68的情况也几近相同，51.49%的专业技术人员留守在本行，20.07%进入经理阶层，9.10%的成为办事人员，流入私营业主、个体户和商业服务业的各有500%左右。专业技术人员的来源主要还是本阶层，表 67和表 68分别有7433%、7564%人员的最初职业就是专业技术人员，这与全国的数据（74.6%）相同，办事人员的比例略有上升，从8.96%增加到10.26%，工人则呈下降趋势，农民则完全从专业技术人员的队伍中消失。

　　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特征是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或技能，获得从业资格，之前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付出艰辛的努力，甚至包括金钱的投入，因此一旦人们进入该行业，是不会轻易放弃多年习得的专业知识。另外，缺乏专门技术知识的人无法从事该职业，难以进入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由于深圳特区的农民阶层几近消失，因此专业技术人员与农业劳动者之间的流动不存在。

　　五、相对稳定的办事人员阶层

　　办事人员在现代社会中是社会中间层的重要部分，既是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经理和私营业主优势阶层的后备军，又为工人、农民和商业服务业人员提供上升的渠道，因此，它是社会流动链中重要的一环。总流动表显示，办事人员队伍相对稳定，44.15%的人员仍然从事原来的职业，同时其流向也最为广泛，各个阶层都有一定比例，主要流向商业服务业（16.45%）和经理阶层（12.09%），其他行业的流入率都大致在5.00%，进入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的最少，只有1.92%。初始职业在80年以后为办事人员的，有一半仍在从事办事人员工作，14.69%的上升为经理阶层，而十分之二的人员进入商业服务业（10.70%）和失业人群（9.25%），这一时期却没有办事人员流入到最高地位的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办事人员的流入与流出渠道相比有较大区别，其来源主体除了自身外（分别为55.94%和59.45%），总流动表显示，工人（17.93%）是进入办事人员的主要来源，专业技术人员（879%）、农民（814%）和商业服务人员（677%）也按大体相同的比例进入该行业；表2则显示工人（16.17%）、商业服务人员（10.55%）和专业技术人员（10.00%）是办事人员的主要来源，而最高层次的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和最底层的农民都有1.92%的微小比例进入办事人员。  

　　社会各阶层流动鸟瞰(3)  

　　由此看出，办事人员的流动处于上下衔接的位置，向上和向下流动的比例大致相同，位于中间阶层，但相对而言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要大些。

　　六、来源多元化的个体户阶层

　　个体户阶层是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济活动的而且以此为生的人，主要包括：小业主或小雇主和自我雇佣者以及小股东、小股民、出租少量房屋者等。个体户阶层是经济改革以来出现的阶层，根据总流动表的分析，个体户中除了26.87%的人员出身个体户外，其来源主要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部分产业工人（32.46%）、商业服务业人员（12.96%），还有11.42%和10.58%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流入的，经理阶层（4.04%）和农民（1.66%）只有极少量进入个体户阶层。而80年以后以为初始职业个体户的人员来源发生了变化：三分之一的是原本就从事个体户职业（35.48%）的，专业技术人员（19.35%）加入个体户行列的比例有所上升，而产业工人（22.58%）则有下降，个体户中没有经理阶层和农民阶层的来源。几乎没有人从三个优势地位阶层——国家及社会管理人员、经理基层和私营业主——流入个体户阶层，它吸纳的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员多于较高社会地位人员，说明整体而言该阶层人员属于向上流动，但在实际生活上，如果一个工人下岗做个体户，会被认为其社会地位是下降了，这种看法与我们的社会流动等级排序不同。但是个体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封闭的阶层（不流动率高达83.75%及89.50%），几乎没有流出到其他阶层，只有一部分（分别为10.50%、16.25%）沦为失业半失业状态。可见，个体户的流动实质是只能吸收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人员，例如待业青年、下岗工人、商业服务业、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办事人员等没有完全的就业保障阶层，他们都有可能流入自主就业的个体户队伍，而个体户却很难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行业流动， 所以其社会地位实际上比调查设计的要低。

　　七、流出与流入几近相等的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

　　商业服务业是随着产业机构的调整逐渐发展壮大的第三产业，由于其人员不需要知识技能，从事的是非专业性的工作，因此吸纳的一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地位比较低下。

　　表 67和表 68关于商业服务业的流出与流入几乎相近：商业服务人员有一半的人员一开始就业就从事商业服务业工作（分别为42.36%、51.98%），工人（分别为25.78%、21.76%）和办事人员（分别为18.18%、16.91%）是该阶层的主要来源，也有少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农民流入。商业服务相对是一个稳定的阶层，一半的人员留在原来的岗位（分别为（53.38%、45.21%），另一半均匀流向了除了最高阶层——国家及社会管理者之外的其他各个阶层。

　　八、流动渠道比较畅通的工人阶层

　　产业工人阶层是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的生产工人、建筑工人及相关人员。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的中国经历了从优势地位到低层的兴衰过程：解放初期工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在政治动乱中成为政治贵族，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的重视，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经过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工人阶层走向萎缩，往日的风光已经不在。

　　总流动表（表 67）显示，工人主要是原有职业者（分别为47.96%、59.91%），其他来源主要是办事人员（26.36%）和商业服务业人员（23.41%）；表 68表明来源与上相同，但比例有所不同，商业服务业为21.58%，而办事人员为15.42%。

　　工人的流出渠道比较畅通，而且留在本产业的相对较少（11.37%和22.03%），主要流到商业服务业（26.81%、19.61%）、办事人员（16.27%、19.12%）阶层。在总流动中，流向个体户的比例达到14.71%，而表 68中的第三个流向是经理阶层（10.21%）。工人流向失业队伍的比例都大致相同（12.25%、13.16%）。

　　总而言之，产业工人几乎既不可能来源于，也不可能流向三大优势阶层——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业主，基本上是在邻近的社会阶层中流动。

　　九、流动最彻底的农民阶层

　　农民是指以农、林、牧、渔业为其唯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其为唯一或主要的收入的人员。农民的代际继承性很强，由于户籍制，农民一般难以进入城镇，是一个极其封闭的阶层。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大幅下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新的分化与流动机制，农民开始走出家园，进军城市，成为庞大的打工队伍进入，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地位低下而且明显处于劣势的社会阶层。  

　　社会各阶层流动鸟瞰(4)  

　　农民阶层在深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本地农民全部成为城市居民，而外来打工的农民工也不再从事农耕活动，所以在调查中的现有职业就缺失了农民这一重要的阶层。

　　在出身农民的人员中，在深圳，百分之百的全部流出到其他各个阶层。总流动表的流动渠道非常通畅，上至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下到失业人群，都能见到农民的身影，只是在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私营业主和工人阶层中只有1.50%的微量。但是80年以后初始职业为农民的人员，其流出去向比较集中，进入到办事人员（31.80%）和商业服务业（38.63%）的占了十分之七，余下的流入工人和失业队伍。

　　十、排斥最优阶层流入的待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待业失业半失业阶层是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时期出现的底层阶层，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以下几方面：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一批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就业机会不足使许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长期待业；城市大批征用农用地，则使大批农民无地可种，而这些农民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职业，等等。目前在中国，失业人群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虽然任何社会都存在部分失业者，但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一个阶层，却是中国目前这一特殊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而且深圳特区在其特殊的体制下更具有自己的特色。在深圳这一阶层主要来自办事人员（分别为14.65%、27.00%）、工人（分别为24.37%、27.00）、商业服务人员（分别为18.65%、28.00），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为9.49%、12.00）和农民（分别为8.25%、2.00%）也有一定比例进入到该行列，这些都是没有职业保障的阶层。但是最具优势地位的三个阶层基本上不可能失业，进入到失业人群的几率微乎其微。从全国的调查来看，90年代以来情况有所变化，三个优势地位阶层也有可能出现失业情况。

　　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处于贫困状态，在这个阶层中，相当部分人的失业、半事业状态持续数年之久，给他们的生存带来极大的威胁，也给社会的安定带来隐患，他们构成一个过渡性的特殊阶层。  

　　代内流动的特点及其原因(1)  

　　代际社会流动是通过时间跨度较大的的父母代社会阶层群体构成与子女代的社会阶层群体构成的差异来反映社会流动状况，而代内职业流动则是通过大量个人的一生中的职业的和社会位置的变动经历来表现社会流动状况。代内流动由于时间跨度较短，在反映结构变化趋势和结构较稳定性的作用有其局限性，但代内流动能详细地表现出具有不同背景和特征的个人的机会结构分布和社会选择机制的运作(1)。基于这种考虑，本研究主要侧重分析深圳代内流动的特点及其原因。

　　一、代内流动的特点

　　表 69、表 70分别列出了总时间段的代内和80年代以后代内就业的总流动率、不流动率、向上流动率、向下流动率以及向上流动率与向下流动率之比。从两个表的比较可以看出，80年代以前和以后开始就业的人员的流动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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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流动率高

　　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意识形态对流动的影响要大于技术和经济的理性，从而造成了其社会选择体系的特殊类型。从中国的社会实践观察，在改革以前甚至在改革的前期，在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诸种因素中，组织体系中的行政等级和所有制身份以及个人的城乡身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影响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社会流动机制变得更加公平合理，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流动体制也更加多元化，原来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政策，诸如阶级出身、所有制、单位制、城乡二元制等等，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的其作用正在被削弱；个人能力和业绩等后致因素，正在成为影响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加上经济的巨大发展，客观上提供了大量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岗位，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有可能通过自己努力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开创自己的事业， 社会流动率明显提高。根据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资料，全国的代内流动，在1979年以前，从前职到现职的总流动率只有13.3%，1980-1989年为54.2%，表明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深圳的总流动率表由于时间跨度较大，总流动率高达61.17%， 80年以后开始就业人员的职业变化的时间跨度虽然较短，但总流动率也达到55.28%，说明各个阶层中的大部分处于流动状态。由此可见，社会阶层的流动更为频繁，或者阶层结构变化性更强，社会更为开放。同时两个表中各有38.83%和44.72%的社会人员往往是在一个职位上长期工作，很少流动，这里应该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完全开放的。即使是向上的流动，过高的流动速度与流动率也可能带来某些问题，如角色冲突、失范等等。因此我们应当承认一定程度的地位继承和地位固定化也是效率与社会整合的需要，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2、 向下流动率高于向上流动率

　　流动是有方向性的，可以向上流动，也可以向下流动，还可以不流动，这三种情况都会引起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国际上的研究发现，职业结构高级化是工业化国家普遍发生的一般趋势。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手段的引进往往会创造出大量新的职业类型和社会位置，高层次职业的数量逐渐增加，在职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而低层次职业的比重则不断减少，形成了“向上流动的潮流”。那么，深圳的代内流动又是朝哪个方向呢?

　　抽样调查显示，深圳的向下流动率高于向上流动率，在总流动率表（表 69）中，61.17%的总流动率包含向上流动率21.81%和向下流动率39.36%，向上流动率与向下流动率之比为0.55，显示的流动趋势是向下的。这与国际上和全国的职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势背道而驰，这是由于深圳本身的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首先，由于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体制使人们对同一阶层的评价不一。例如，在部队担任连排长职务的人员，按阶层划分应归属于国家及社会管理人员，当这些人员转业到地方工作，其级别就只能是一般办事人员，社会地位降低，产生向下流动，这种情况在深圳尤其突出。深圳在特区建设初期，大批军人干部成为特区的拓荒者，随后很多人就地转业，分配到各基层工作，成为一般工作人员。就他们而言，其社会阶层的流动是向下的趋势。其次，人员的地域流动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如从前。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特区，由于其灵活的用人制度和充满活力的特区精神，吸引了内地大量的人才，大批在内地已经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不惜放弃优越的条件独闯特区，从头开创事业。然而如果按照阶层划分的标准，他们很多人的职业结构是向下流动，社会地位反而不如从前。例如，原来在内地是国家及社会管理人员的很多人来到深圳后脱离政府机关而下海经商，成为私营业主或经理人员，社会地位下沉，产生向下流动。这是深圳社会阶层流动趋势与全国悖逆、与现代社会流动潮流相反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特殊历史时期造就的特殊现象。  

　　代内流动的特点及其原因(2)  

　　3、80年代后向上流动超过向下流动

　　一般认为，社会进步，经济蓬勃发展，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大量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岗位，但是我国两个因素对社会流动率和流动类型发生强烈影响。一个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变动，另一个是主导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国社会的代际和代内流动的研究成果证实，政府政策调整对流动率高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流动的特殊类型。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力在经济改革开始之后仍然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它们对社会流动的消极作用正在受到现代工业化的冲击和剥蚀。

　　单纯观察80年代以后的流动情况，我们发现结果有所不同。在80年代后的就业流动率表（表 70）中，55.28%的总流动率由28.76%的向上流动率和15.96%的向下流动率构成，向上流动率与向下流动率之比上升到1.80，向上流动的群体接近向下流动人员的2倍。与表 69进行比较，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向人们提供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中国正在向着开放性社会迈进，开放社会的职业结构是一个动态的高级化过程，其基本特征是：较高层次职业的数量逐渐增加，在职业结构过程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而低层次职业的比重则呈现下降，较高层级职业的增加为多数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也符合中国职业结构趋高级化的特征，也符合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趋势。

　　二、代内流动的原因

　　社会流动是通过个人的需求和社会诸条件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社会行动之一。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流动是下列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宏观上的社会结构因素。 在一个社会中，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相互因果关系。一方面，社会结构的性质——开放或封闭程度，决定着相对社会流动率，决定着上升流动机会在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分布状况，同时还决定着不同群体的流动类型。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发生巨变，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尤其是上升流动的最强有力的动力因素。社会结构变化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流动动力因素，同样也是目前中国城市社会中的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力因素，它所引起的社会位置的增减将导致社会成员在不同位置上的新的分布；然而，由于中国社会制度的特殊性也由于市场过渡时期的种种因素的影响，这些结构动力因素对社会流动率和流动性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都表现出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的特征。另一方面，社会流动又是社会结构分层的一种过程，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过程中，社会流动是定型新的结构的关键因素。有学者对结构性的流动和非结构性的流动作出划分，将结构性流动称为强制流动，将非结构性的流动称为纯流动。

　　二是社会开放性程度。社会流动与社会开放程度成正比(1)，因为开放性的增加会减少流动的障碍，增加流动的空间，提供了个人或群体改变社会位置的机会。

　　三是个体层面因素。这是指的获致性因素。获致性因素相对于先赋性因素而言，它包含文化程度、专业训练水平、技能学习水平、技能掌握、个人抱负等内容。在现代社会，各种获致因素与个人的社会位置密切相关，尤其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对于进入社会的青年来说获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远比先赋性因素强烈，各种涉及知识和技能水平的能力素质对个人的社会位置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获取都有强烈影响，尤其文化程度的作用特别明显，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职业地位，同时它与职务和职称等级也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专业和技能训练水平对职业地位有明显影响，但对于流动机会的影响则更明显一些，另外心理素质——个人抱负和风险意识——对社会地位和机会获得也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力，个人抱负对职业地位与职务职称等级之间相关，风险意识与流动机会也有显著关系。个体层面因素能增加流动的主观能动性，如个人通过努力争取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在抽样调查中，我们把结构流动与社会结构变化相对应，把纯流动与获致因素相对应进行数据分析。

　　在总流动率表中，结构流动率为46.31%，纯流动率占14.86%。由于该表中最早参加工作的样本时间是在1938年，记载了60多年的职业风雨变化，跨越了几个历史性的阶段，除了经历解放前11年的重大社会变革外，还主要经历了50多年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化和流动历史。不难看出，一方面，社会结构、阶级阶层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宏观的制度安排、政策规定及其变化对社会流动产生深刻的影响。  

　　代内流动的特点及其原因(3)  

　　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结构调整成为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于是工业化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造成了职业流动空间的大规模扩张，迅速改变了就业结构。80年以后就业的流动率表（表 70）显示的结构流动率为24.85%，纯流动率为30.44%，说明在80年代以后，个人的社会流动和经济地位实现程度与社会经济领域分割因素的影响已经减弱。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流动规律来看，工业化的水平越高，就越是需要现代科技进步和高素质劳动力的支持。在国家逐步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学历证书，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拥有较高文化素质的证明和实现向上流动的文化资本。

　　从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在过去，所占比例超过20%的有办事人员、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的比例也相对较高。而在目前，由于社会产业结构的变迁，某些过去社会需求较多的职业正在慢慢衰退，例如工人行业，相反，过去社会结构中存在少数的群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在逐渐成长而变得庞大的队伍，如经理阶层，从而引起人们根据社会的需求和自身的条件重新择业，导致社会阶层的流动。根据抽样调查，深圳社会阶层流动的结构流动率为46.31%，即在61.17%的总流动率中，由于社会结构引起的流动就占了总流动的75.70%，人们在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

　　其次，个人由于各方面素质的提高或者由于经验的积累，不满足于当前的职业状况，侍机寻求更好的职业和更高的职务，从而发生向上的流动；同时也有部分人员由于自身的因素不能胜任当前职业，或者未能保住当前的职位，为了生存，只能选择一些地位不如从前的职业，导致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下降，发生向下流动。个人因素导致的流动为纯流动，抽样调查的纯流动率为1486%，只占总流动率的四分之一。二者比较可知，社会阶层的流动主要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个人因素只占小部分的比例。80年以后就业的人员情况则发生较大变化，纯流动的因素凸现，结构流动率为30.44%，即在55.28%的总流动率中，由于个人因素引起的社会流动占了总流动率的55.07%。比较而言，从80年代以后社会流动更多的是由于社会开放，获致因素——由于个人经历和努力而获得的一些个人禀赋、特征和能力——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更加明显。

　　从表 69 和表 70的比较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第一，深圳是一个已经走向开放的城市，社会结构的调整使职业结构处于一个动态的高级化过程，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密切相关，而且向上的社会流动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融合。第二，获致性规则在深圳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流动规则，因为获致性规则能够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通过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上升流动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种流动，将在客观上推动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形成经济结构变动与社会结构变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为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提供越来越大的空间，推动社会的发展，建立公平、合理和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  

　　各阶层的流动性及其互动性(1)  

　　在第一节里，我们对深圳各阶层的流动分别作了粗线条的勾勒，这一节我们将对各阶层的流动进行归类，并揭示各阶层之间的互动性。

　　一、阶层的流动性分析

　　中国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这种转变下的社会流动，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过度性。由于在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赋予的价值不尽相同，而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追求对不同资源的占有和不同的占有程度，这就更加彰显出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在所有阶层中都存在流动的趋势，有的阶层流动性强，流入率和流出率都很高，有的阶层则较为稳定，流入率和流出率都较为低，而有的阶层流入率高、流出率低，有的正好相反，说明各个阶层的活跃性不一样。我们知道，流入率高的，表明该职业社会需求大，普遍受到择业人员的青睐，社会声望也高；反之则呈现需求萎缩，社会声望较低，是人们不愿意或者难以选择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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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流动性无明显变化的阶层

　　从流入率/流出率表（表 71、表 72）我们看出，在总流动时间上和80年代以后的流动时段上呈现的职业动态有共同的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差异。一些行业流入流出的动态趋势在80年以后没有明显的变化，主要包括有经理阶层、私营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个体户阶层、工人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它们的特征如下：

　　经理阶层的流出率分别为26.97%和11.11%，流入率为90.20%和88.14%，流入率分别是流出率的3.34倍和7.93倍，远远超过均数1，说明该行业流入多过流出，人员在急剧增长，是被人们看好的职业之一，而且这种趋势在80年以后更是明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该阶层呈蓬勃发展之势，尤其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聘请职业经理人担负经营功能，可以预料，职业经理人的岗位正在逐渐“增量”，他们享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因而处于上流社会。

　　私营业主的流出率均为50.00%，而流入率分别是98.33%和94.44%，流入率与流出率之比为1.97和1.89，说明该阶层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阶层，这一阶层最重要的特性是体制外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劳动，拥有经济资源，在社会上占有经济优势地位，在市场经济中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因此也是一个增长的阶层。

　　个体户阶层的流出率在九大阶层中最低，分别是16.25%和10.50%，而流入率73.13%则是流出率的4.50倍，说明该行业较为定型，是一个封闭的行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种：一类是由于体制的壁垒，使该阶层很难进入体制内，因此难以成为办事人员和国家及社会管理者；二是由于经济资源的制约，又难以成长为私营业主；三是由于缺乏专业技术或先进的管理经验，无法跻身体制内外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经历阶层。但是个体户也是目前迅速成长的阶层，是膨胀最快的行业，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

　　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流入与流出的趋势正好与以上各个阶层相反，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入率分别为25.67%和24.36%，流出率是55.27%和48.51%，二者之比各为0.46、0.50，说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处于萎缩状态，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该阶层要求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其他阶层人员进入该阶层设置了一道门槛；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该阶层主要掌握的是文化资源，其所占有的优势不及占有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阶层，因此该阶层的人员更愿意凭借自身在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向占有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阶层发展。产业工人阶层也是呈现萎缩趋势，流入率为52.04%和40.09%，流出率为88.63%、77.97%，二者之比分别是0.59和0.51。该阶层表现出来的减少趋势与工业企业的改革密切相关，工业企业从1996年开始实施转变增长方式、减员增效以及抓大放小的改革，这种改革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形成技术对劳动的代替，限制了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的增长，造成一部分产业工人下岗，形成产业工人阶层的萎缩。办事人员的流入率44.06%、40.55%与流出率55.85%、50.59%之比分别为0.79和0.80，在两个时间段上的流入流出的没有明显的波动，表现出该阶层的稳定性，办事人员阶层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入率与流出率比例比较接近，说明该阶层相对而言没有受到特别的回避。

　　总体而言，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的流入率与流出率之比都小于1，但是由于流动的原因不一，不能就此推断出三个行业都是不受人们重视的职业。例如办事人员属于白领，对下层人员自然具有吸引力，但是由于选拔机制的限制（如学历要求），加入较难；专业技术人员的门槛较高，对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而言难以加入。  

　　各阶层的流动性及其互动性(2)  

　　2、流动性显著变化的阶层

　　以上各阶层的流入与流出的动态趋势在总的时间段上和80年以后的时段上表现是一致的，而国家及社会管理阶层和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的流动方向则为相反。

　　在总流动率表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入率（79.71%）和流出率（89.23%）都很高，说明该阶层的流动性最强，流入率与流出率之比为0.89，流出略高于流入，但是二者没有太大的差别，类似的有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其流入率为57.64%，流出率为46.62%，二者之比为1.24，流入稍高于流出，总体处于平衡。在80年以后的流动率表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出率高达68.90%，而流入率为0.00，这可能是90年代初期的下海经商潮流所造成，也与国家机构人事制度改革严进宽出有关。80年以后从业的商业服务人员的流入率为48.02%，流出率为54.79%，二者之比为0.88，说明该产业的从业人员相对总的时间段是减少的，因为中国工业化目前还处于中期阶段，这使得第二产业的产值份额居高不下，再加上城市化的水平较低，因而第三产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限制了其就业吸纳力的充分发挥。但是可以看到，第三产业的重要性正在日益体现出来，随着第一、第二产业的式微，产业化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在深圳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它的流出率达到100%，而流入率则为0.00，那就是农民阶层。从外地到深圳的农民不可能获得土地重操旧业，而是流动到工人、各个服务行业劳动者等阶层，深圳本地的农民经过城市化过程流入到其他阶层，都是流出到原来农民阶层以外的各个行业，因此产生流入率为0.00的结果。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则是只有流进没有流出的特殊阶层。  

　　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性 (1)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拓展，产业结构不断向更高层次演变，因此客观上创造了新的社会岗位，同时也创造了社会流动的需要，只有通过社会流动，新的社会岗位才会有人去充实，才能实现劳动力和人才的合理配置，达到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一般而言，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对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前途充满希望，坚信可以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上升流动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体现个人更高的价值。同时，由于社会的变革，产业机构的变化，再加之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社会流动机制可能使一部分人员无法胜任原来的岗位而被新人所替代，流入到低于原来职业的阶层。因此，通过考察每个阶层的流动去向的机会强度，可以了解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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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互动性一致的阶层

　　从阶层关系流出表（表 73、表 74）中可以看出，每个阶层与其他阶层的亲疏关系。比较总流出表（表 73）和80年以后流出表（表 74），各个阶层的流向呈现出一致性，但是流向的强度在个别阶层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私营业主和个体户阶层在总时间段和80年代以后的阶层流出表中显示的流向及其强度有惊人的相似：私营业主主要流向本阶层（10.18与12.66）和经理阶层（3.77与3.38），强度高于平均强度1.00；个体户除少量流出到失业待业阶层（1.49和1.11），主要还是保留在本阶层（8.50和13.15）。这种现象说明私营业主和个体户这两个阶层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流动的渠道比较狭窄，而且几乎限于体制之外。

　　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流向虽然较广，但其分布的阶层及其强度在总表和分表中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商业服务人员流出到私营业主的强度（1.11）在80年以后略高于总表（0.82）和平均水平1.00。

　　2、 互动性变异的阶层

　　以下各阶层在流出的广度和强度上在各个表上都有一些差异：从总时间段上的流动性（表 73）看，国家及社会管理人员流向渠道颇广，其中有本阶层（13.32）、经理（0.41）、私营业主（6.42）、专业技术人员（0.85）、办事人员（1.60）以及商业服务业（0.24）。而80年代后的流出表（表 74）显示，流向本阶层的强度竟然高达70.85，流向其他阶层的有经理（1.05）、专业技术人员（0.91）、办事人员（1.36），相对而言只是极小部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在经历下海经商的浪潮后，人们还是愿意留在掌握着较多组织资源的、位于社会金字塔尖的国家及社会管理阶层，人们向下流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严重影响了这一阶层的素质构成、工作效率和整体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其他社会阶层成员的不满。另外有从该阶层流出到待业失业人群的（0.71），虽然0.71是一个微量比例，但是它说明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在后来的机构改革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的正常进入、晋升与退出等社会流动机制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比起原来“只进不出”是一大进步。

　　经理阶层在流出的广度上在表 73和表 74上略有差别，前者流出的渠道有本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户，而后者则只有前面两个渠道。表7 表明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是两个流出渠道最广的阶层，几乎流出到所有的阶层，包括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在表 74中虽然流出到各阶层的强度变化不大，但是都没有流出到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

　　农民阶层的流出分布在总表和分表中表现出不同时代特征，在总流出分布表中，农民均有流出到其他九个阶层，只是各自的强度不同而已，流出强度超过平均水平1.00的从高到低的阶层依次是国家及社会管理者（1.86）、待业失业者（1.51）、办事人员（1.47）、商业服务人员（1.20）、经理（1.00），流出到低于平均水平1.00的阶层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0.47）、私营业主（0.31）、个体户（0.30）、工人（0.29），在农民所流出的阶层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是强度最高的阶层，这与中国的几次流动政策有关，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进入到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主要是军队专业干部、城乡积极分子，以及50年代中期农民的子女获得更多教育机会，根据国家的制度安排，加入了国家干部行列，而在深圳建设初期，大部分建设者来自军队，他们中很多人就地转业加入到政府机关，成为国家干部及社会管理者，以上因素综合造成农民流出到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比例较高的现实。但是80年代以后初始职业成为农民阶层的人员的流向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流出的渠道只限于办事人员（1.39）、商业服务人员（2.22）、工人（2.23）和待业失业人员（1.45），虽然总体是向上流动，但都属于中下阶层，在上层社会中根本没有农民阶层出身成员的踪影，这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相去甚远，这是由于在60年代以后，国家实施了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民想向非农转移、向城镇流动和迁移，即使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虽然在1989年第一次出现 “民工潮”以后，农民工群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随着农民进城打工，城乡二元体制并没有被突破，反而随着农民进城而被带到城里。  

　　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性 (2)  

　　待业失业人群是一个非常封闭的阶层，他们只有流进而没有流出，当人们失去原来的工作后进入失业状态就很难再重新找到工作。     

　　第五章 深圳各阶层拥有的社会资源  

　　经济资源(1)  

　　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经济资源的差异是阶层分化的基础，也是阶层分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我们根据调查数据，对个体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和对收入、财产的社会态度进行分析，以反映深圳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分层。

　　一、个体收入情况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自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出的一大特点是，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由此产生的个体收入分化问题成了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深圳的个体收入情况怎样?是不是出现了分化?下面就此作一简要评述。 

　　1、从阶层角度看收入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我们判断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不仅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来判断，也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来判断。”(1)在任何一个国家，巨富与贫穷毕竟都只是少数，在经济较发达的深圳，其社会结构也是最接近“橄榄型”的，城市的中间阶层远比其他城市要壮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深圳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工人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等九大社会阶层中，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所占比重均较高。而职业稳定、收入稳定、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都比较稳定的中间阶层的成熟，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

　　下表中，深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样本为12人，占样本总数的1.2%。样本分布比较简单。月平均收入在1001-2000元为1人，仅占该阶层的84%；而占该阶层比重最高的为月平均收入在3001-4000元之间共8人，占63.3%。月平均收入在4001-5000元之间的有3人，占25.3%。据统计，2003年深圳全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061元(1)，深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月平均收入与这一指标接近。

　　经理阶层为153人，占样本总数的14.7%。其中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2人，仅占该阶层的13%；收入在1001-2000元之间有14人，占90%；平均月收入在2001-3000元之间为21人，占13.7%；月收入在3001-4000元之间43人，占28.4%，这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状况相同；月收入在4001-5000元之间为24人，占15.4%；月收入为5001-8000元之间的有23人，占14.8%；月收入8001以上有27人，占17.4%。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比较，经理人员阶层的收入较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

　　私营企业主阶层51人，占样本总数的4.9%。其中平均月收入在1001-2000元之间为12人，占该阶层的23.0%；2001-3000元之间为6人，占11.5%；3001-4000元4人，占7.8%；4001-5000元之间为12人，占23.0%，所占比重最高，这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收入又提升了一个档次；月收入为5001-8000元之间的有8人，占15.4%；8001元以上有10人，占19.3%。私营企业主阶层比经理阶层高收入档次又略有提高。在所有阶层中，它掌握的经济资源最多。

　　专业技术人员150人，占样本总数的14.4%。其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7人，仅占该阶层的4.9%；1001-2000元之间为32人，占21.7%；2001-3000元之间为18人，占12%；3001-4000元之间有38人，占25.1%，与深圳平均工资相符；4001-5000元之间为30人，占19.8%；5001-8000元之间的有14人，占9.3%；8001以上有11人，占7.3%。就高收入档次而言，专业技术人员较经理人员阶层及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低。

　　办事人员阶层217人，占样本总数的20.8%。其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52人，占该阶层的24.0%；1001-2000元之间为62人，占28.6%；2001-3000元之间为35人，占16.1%；3001-4000元之间35人，占16.1%；4001-5000元之间为12人，占5.5%；5001-8000元之间的有19人，占8.6%；8001以上有2人，占09%。可见，该阶层低收入所占比率较高。

　　个体工商户阶层97人，占样本总数的93%。其中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34人，占该阶层的353%；1001-2000元之间为30人，占31.3%；2001-3000元之间为5人，占5%；3001-4000元之间、4001-5000元之间和5001-8000元的均为1人，各占1.0%；8001以上有24人，占25.3%。这一阶层的低收入和高收入比重均较大，形成两个极端。说明个体工商户经营和效益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268人，占样本总数的25.7%。其中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有143人，占该阶层的53.4%，超过50%；1001-2000元之间为45人，占17.0%；2001-3000元之间为32人，占121%；3001-4000元之间25人，占92%；5001-8000元之间的有13人，占4.8%；8001以上有10人，占3.6%，中高收入者所占比例较低。  

　　经济资源(2)  

　　工人阶层61人，占样本总数的5.9%。总体上看，工人阶层平均月收入低于深圳平均收入。具体看，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17人，占该阶层的27.9%；1001-2000元为30人，占49.5%；2001-3000元为11人，占17.7%；5001-8000元的有2人，占33%；8001以上有1人，占1.6%。

　　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34人，占样本总数的33%。与工人阶层相仿，该阶层平均月收入也低于深圳平均收入。其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17人，占该阶层的50.4%；1001-2000元之间为8人，占24.7%；2001-3000元之间为4人，占12.3%；3001-4000元之间和4001-5000元之间均为2人，占6.3%。

　　通过对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工人阶层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样本分析，这四个阶层是深圳的低收入阶层。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月收入较高，属高收入阶层，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属于中等收入阶层。这与其他地方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划进高收入阶层(1)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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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户籍角度看收入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深圳户籍人口的月平均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外省来深圳务工人员。样本中，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深圳户籍人口有65人，占户籍人口样本的157%，而非深圳户籍人口有262人，占非户籍人口样本的374%，比户籍人口多1倍。这一指标显示，在深圳非户籍人口多以低工资的流水生产线打工为主；月收入在2001-3000元、3001-4000元、4000-5001元的户籍人口均较非户籍人口比重大。而月收入在5001元以上的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大致相同，说明非户籍人口中的高薪阶层在深圳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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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性别角度看收入

　　调查显示，男性低收入段所占比重比女性低，而中、高收入段男性则比女性高，这一指标与内地是相同的。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男性为166人，占男性总数的25.5%，即1/4，而女性为163人，占女性总数的34.3%，超过1/3；平均月收入在1001-2000元的男性为135人，占20.8%，女性117人，占24.7%。平均月收入在3001-4000元的男性为101人，占15.5%，女性为56人，占11.8%；5001-8000元的男性有50人，占7.7%，女性为29人，占5.6%；8001元以上的男性也远远高于女性，有63人，占9.6%，而女性为27人，占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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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从年龄角度看收入

　　20岁（不含20岁）以下和60岁以上年龄段的月平均收入普遍低于20--59岁各年龄段。15-19岁年龄段53个样本中，月平均收入低于2000元的有44人，占81.7%，在5001-8000元之间有5人，占该年龄段的9.1%。60岁以上老人样本为68人，其中月平均收入低于2000元的46人，占该年龄段的比重高达67.5%；达到或超过深圳平均收入水平的60岁以上老人所占比重为仅为25.2%。

　　在20-29岁年龄段473个样本中，属于低薪的打工阶层占较大份额。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为222人，比重高达59.6%；达到深圳平均收入水平的43人，仅占11.4%，超过5000元的有53人，占14.1%。在30-59岁各年龄段，月平均收入低于2000元的比重减小，达到或超过深圳平均收入水平的比重增加，社会地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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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从学历角度看收入

　　在深圳，学历与收入成正向相关。即随着学历的提高，就业岗位好，平均月收入也随之提高。小学及初中毕业的月收入均较低，其主要以体力劳动者居多，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中、高收入比重较大，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管理工作。

　　小学毕业的样本有48人。月平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25人，占半数以上，达51.3%，而达到深圳平均水平的仅有6人，占13.1%，月平均收入5000元以上的为零。初中毕业的样本为196人。月平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129人，达658%，达到深圳平均水平的仅有8人，占4.0%，5001元-8000元有1人，占0.5%，而8001元以上的为7人，占3.5%。小学、初中毕业的劳动者以低收入为主体。

　　高中与职高、中专毕业的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比重比小学、初中毕业的要小，而5000元以上的比重则比小学、初中毕业的大。高中与职高毕业的样本为282人，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有99人，占35.1%，为1/3强；5001元-8000元有26人，占91%，8001元以上的为20人，占70%，两档相加超过了15%。中专毕业的样本为132人。其中在1000元以下的有31人，占23.8%，不到1/3；5001元-8000元有11人，占8.1%，8001元以上的为7人，占5.2%。

　　大专学历的样本为226人。其中，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27人，占11.8%，即仅占一成多；而达深圳平均水平的有55人，占24.2%，接近1/4；5001元-8000元的有13人，占5.6%，8001元以上的为19人，占83%。本科学历的样本为198人。其中，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12人，占5.9%；而达到深圳平均水平的有48人，占243%；5001元-8000元的有25人，占12.4%，8001元以上的为26人，占12.1%。即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达到了24.5%。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样本为31人。月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上。而达到深圳平均水平的有13人，占41.3%，占4成；5001元-8000元的有5人，占16.1%，8001元以上的为6人，占19.3%。即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达到了35.4%。大专以上学历者中高收入比率较高。  

　　经济资源(3)  

　　上述分析结果，正是深圳多渠道、多途径高薪引进高素质人才的体现。自1997年1月深圳启动“每年接收万名毕业生工程”始，深圳已引进12万名莘莘学子。这相当内地为深圳创办了几十所大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2002年起，连续三年引进"海归"逾千人。深圳，已成为“海归”的首选城市之一。此外，2004年度在站博士后首次超过100名。这些学术与科研精英，分布在39家博士后工作站。其中，企业博士后数量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全国的十分之一。从9年前仅一名博士后，到今天的初具群体效应，深圳对“金字塔尖”高级人才的吸引力倍增。(1)这些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对深圳经济和社会的长足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们自己也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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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从职业角度看收入

　　除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月平均收入较高及警察、军人收入居中等外，其余各个职业的月平均收入均以低收入为主。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月平均收入多在深圳平均线以上，在91个样本中，有64人月平均收入超过3000元，占70%。而高于8000元的有21人，占该阶层的22.7%。低于1000元的为0。专业技术人员193个样本中，月平均收入3001-4000元的居多，为52人，占27%，超过4000元的有81人，占42%，超过8000元的比率为103%，较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低。

　　警察和军人以中等收入为主。7个样本中，月平均收入在2001-3000元的2人，占28.6%；在3001-4000元的4人，占571%；在4001-5000元的1人，占14.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样本数为249人。低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大，低于深圳平均水平的比率较高。其中，月平均收入低于1000元的有52人，占208%；在1001-2000元之间的有74人，占29.6%；在2001-3000元的有35人，占14%。3档合计达64.4%。而在4000元以上的为52人，占20.6%。商业工作人员的情况与办事人员大致相同。月平均收入低于3000元的比率在66%，高于4000元的比率为227%。

　　服务性工作人员的月平均收入水平最低。在158个样本中，月平均收入低于1000元的有103人，占65.3%，低于3000元的比率为88.2%，高于4000元仅为3.1%。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样本较少，仅为7人。但月平均收入较低，均在2000元以下。

　　生产工人运输工人64个样本中，21人月平均收入低于1000元，占32.1%，在2001-2000元的有25人，占38.4%，高于4000元的仅有5人，占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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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各阶层的收入差异分析

　　下表我们用加权平均法得出深圳各阶层月平均收入。

　　列月平均收入首位的，是私营业主。我们的样本为54人，月平均收入为6456元；位居第二的是个体户为6131元，样本为169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03年底，深圳市已有个体工商户19.5万户，私营企业9万家，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200多万人，他们为深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深圳户籍门槛高，这支队伍中有深圳户籍者不足30万人。由于没有深圳户籍，他们每年还要多次回户籍所在地开具各种证明、证件，每年要办理暂住证，所以许多人对深圳没有归宿感，这部分人才出现外流。在2004年初召开的深圳市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上，11名市人大代表联合提出《关于降低个体私营企业人才入户标准的议案》。建议降低个体私营企业人才队伍的入户标准，(1)以增强归宿感，留住人才。

　　经理阶层以月平均收入6107元排第三位，其余为专业技术人员，月平均收入4554元，国家及社会管理者月平均收入4008元，办事人员2755元，商业服务业劳动者2062元，工人1823元。待业失业半失业者月平均收入最低，为1757元。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工人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的月平均收入均低于深圳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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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庭经济状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深圳各阶层的经济资源拥有状况，还必须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常用来作为反映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但是，搞清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十分困难，这主要是因为除了个人隐私因素外，人们的经济收入和财政来源多元化和动态化。因此，单纯用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作为反映家庭经济状况是不全面的。而在另一方面，经济状况的优劣往往反映消费水平的高低，反过来，消费水平的高低也能反映经济状况的优劣，还需要从消费的角度来研究家庭的经济状况。

　　(一)家庭收入、财产状况分析  

　　经济资源(4)  

　　1、各阶层的家庭收入、财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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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庭总资产方面，私营业主54个样本，以家庭平均总资产1524595元排第一位；第二位是个体户，120个样本，家庭平均总资产845959元；第三位是经理，样本169人，家庭平均总资产694099元；其次为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家庭平均总资产667500元。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平均总资产632107元。这5个阶层的家庭平均总资产均高于所有阶层总的家庭平均总资产548093元的水平。低于总平均家庭总资产的有：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家庭平均总资产548093元；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家庭平均总资产458592元；办事人员，家庭平均总资产367530元；工人家庭平均总资产为347407元处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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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户籍角度看家庭收入、财产

　　深圳户籍人口家庭月平均收入和家庭平均总资产均低于非户籍人口，同时低于总的家庭月平均收入和总平均家庭总资产。其原因在于，家庭月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总资产均较高的私营业主和个体户多为外省市户籍，因而拉高了非户籍人口的家庭月收入和家庭总资产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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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婚姻角度看家庭收入、财产

　　已婚有配偶的“完整”家庭月平均收入和家庭平均总资产分别为2227元和650955元，与总的家庭月平均收入（2231元）持平，而高于总平均家庭总资产（598788元）。从未结婚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2318元，高于总的家庭月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总资产为429316元，低于总平均家庭总资产。离婚未再婚（样本19户）、丧偶未再婚（样本18户）家庭月平均收入和家庭平均总资产则远低于总平均家庭月收入和总平均家庭总资产。“完整”家庭可以产生“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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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从家庭规模角度看家庭收入、财产

　　家庭平均总资产呈现出随家庭人口的增多而增加(人均家庭总资产递减)的趋势，但家庭月人均收入却随家庭人口的增多而递减的趋势。仅单身家庭月平均收入3929元和家庭平均总资产878352元高于总平均家庭月收入（2231元）和总平均家庭总资产（598788元）。两口之家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3248元，高于总平均家庭月收入，但平均家庭总资产为412135元，低于总平均家庭总资产。此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如，7口之家平均家庭总资产为916200元，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236元。可见，家庭小型化，家庭生活质量较高。调查统计表明，深圳家庭人以3口之家和4口之家为主。在1373个样本总体中，3口之家的样本为475个，占34.6%，4口之家的样本为277个，占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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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庭消费状况分析

　　1、各阶层的家庭消费状况

　　从总体看，家庭人均月消费1377元，超过这一平均数的有：经理阶层，家庭人均月消费2120元；其次是私营业主，家庭人均月消费1477元；再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家庭人均月消费1447元。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家庭人均月消费1304元，接近总的消费平均数。其他低于消费平均数的有：办事人员，家庭人均月消费1126元；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家庭人均月消费1111元；个体户家庭人均月消费1088元；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和工人家庭人均月消费不到1000元，分别为902元和7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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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阶层的消费既有相同之处，更有不同之别。相同之处是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作为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各阶层的拥有率都挺高，最高的是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三大件的拥有率达100%，最低的是工人，但也超过了70%。电话、组合音响、影碟机、空调、手机各阶层的拥有量也都很高。不同之处是，各阶层消费品层次分明，对下表中所列商品，工人几乎都是拥有量最少的，当私营业主有45.5%的人拥有小轿车时，工人还无一人拥有。

　　2、不同收入群体的家庭消费

　　收入决定消费，即收入与消费成正比。收入越高，消费水平越高。从总体看，1373样本的家庭人均月消费为1339元。在家庭人均低收入（0-799元）的394个样本中，家庭人均月消费为423元，中低收入（800-1999元）的433个样本中，家庭人均消费比低收入家庭人均消费高出1倍多，为1007元。这两个档次收入的家庭人均月消费低于总体水平。中等收入以上家庭人均月消费则高于1373元的总体水平。其中，中等收入（2000-3999元）家庭人均月消费1693元，中高收入（4000-5999元）家庭人均月消费超过2000元，为2132元，高收入（6000元以上）家庭人均月消费是中高收入家庭人均月消费的1倍多，高达5007元，是低收入家庭的10倍多。  

　　经济资源(5)  

　　在经济发展已转为需求约束型的今天，扩大消费对促进生产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断研究社会需求的发展变化趋势，采取有效的对策和措施，是引导生产、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条最直接、最根本的途径。从消费倾向上看，高收入者的消费层次最高，但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高，但消费层次低，消费能力有限。而中等收入者无论消费倾向还是消费层次的提高，都有相当大的空间。因此，要调整不同收入居民的结构，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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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收入等级看消费，与按各个阶层看家庭月平均收入消费相同。80%以上的家庭购买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70%以上的家庭购买了影碟机，电话的普及率相当高，达95.2%，手机拥有率也高达80.6%。这些家用电器成为人们家庭生活的必需品。除低收入家庭外，其他等级拥有电脑、微波炉和组合音响的家庭都超过50%。健身器的平均拥有率为10.2%，家庭购买健身器的比率随收入的提高而增加。低收入者购买健身器的为5.8%；中等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有健身器的分别为10.6%、9.4%和16.1%；高收入家庭达25.6%。钢琴的平均拥有率为7%，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有钢琴的分别为87%、91%和92%，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家庭购买钢琴的不到5%，分别为3.65和4.4%。

　　随着我国加入了WTO，小汽车等交通工具的价格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加上国家和地方出台一系列促销措施，包办证、包维修、“个性化车牌”等，激起了居民购买小汽车的浓厚兴趣，小汽车消费走向大众。深圳市居民购买家用小汽车快速增长，而且与收入成正比，形成新的消费浪潮。抽样调查显示，低收入家庭购买小汽车的占5.6%；中低收入家庭有11.7%购买了小汽车，比低收入家庭提高了6.1%；中等收入家庭购买小汽车的超过15%，达15.2%，比中低收入家庭又提高了3.5个百分点，中高收入家庭小汽车拥有率接近20%，为18.6%，高收入家庭购买小汽车的是中高收入家庭的一倍，为39.3%，已接近40%。每到夜晚，各住宅区到处停满了私家车，停车难是各个社区的共性问题。

　　小汽车作为现代文明进步的产物，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汽车产业是拉动内需的重要环节，而且经济发展导致汽车增长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随着私人汽车的不断增长，城市交通拥堵日趋严重，并造成环境质量的下降。前几年，外国专家就认为如果对深圳的小汽车消费文化不加以正确引导的话，深圳会面临非常严峻的交通堵塞问题。事实证明，在过去两年，深圳的机动车保有量大幅度增长，2004年增加13万辆，交通堵塞也越发严重。为了缓解交通堵塞问题，深圳市政府提出的“静畅宁”工程。 

　　许多人认为深圳根本就不适合发展自行车，近年来，深圳也把许多原来的自行车道改设为机动车道，新修道路也很少考虑为自行车提供便利。外国专家则认为自行车作为一种最环保、最具可持续性的交通方式，应该有其合理的发展空间。深圳很多市民正悄然实现外国专家这个的观点(1)。近年来，深圳自行车逐步成为中低收入各阶层的代步工具。调查显示，深圳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自行车拥有率分别为48.4%、50.4%和39.2%。5个收入等级的平均拥有率也高达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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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同文化群体的家庭消费

　　从学历角度分析消费，基本上是与平均月收入相关联，并显现出低学历、低收入、低消费，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由低到高的变动趋势。从总体上看，家庭人均月消费1373元，没有学历、小学、初中和中专毕业者的家庭人均月消费皆低于这一指标，分别为人均月消费573元、1116元、740元和1317元。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家庭人均月消费高于总平均指标，本科学历的家庭人均月消费1731元，为最高；其次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家庭人均月消费1518元；高中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消费1509元，位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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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文化程度看消费，彩电、电话已经很普及，平均拥有率达95.4%和94.5%。冰箱的平均拥有率较高，为88.9%，但没有学历、小学和初中毕业者的拥有率较低，分别有37.1%、25.3%和17.3%的问卷对象家庭没有购买电冰箱，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家庭没有冰箱分别的分别为3.2%、2.9%和2.8%。空调和手机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没有学历、小学和初中毕业者家庭使用空调的比率分别为46.8%、52.4%和58.5%，而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为73.9%；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均高于平均值，分别为83%、85.5%和97.2%。手机拥有率的平均值为80.2%，没有学历、小学和初中毕业者分别为61.8%、68.7%和70.1%，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分别为92.6%、90.2%和100%。  

　　经济资源(6)   

　　小轿车、钢琴、摄像机、健身器、微波炉和电脑的购买率以高学历者居多。排在小轿车购买率前3位的分别是研究生及以上309%、本科174%和大专16.2%，排在后3位的分别是没有学历3%、小学6.2%和中专6.8%，平均值为12.9%。钢琴拥有率前3位分别是研究生及以上17.1%、本科11.5%、高中及职高7.1%，排在后3位的分别是小学10%、中专29%、没有学历3%，平均值为68%。摄像机拥有率排行前3位的分别是本科331%、研究生及以上28.0%和大专17.6%，排在后3位的分别是小学3.0%、没有学历13.1%和初中15.9%，平均值为20.1%。健身器拥有率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本科13.7%、大专12.5%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11.4%，排在后3位的分别是没有学历7.0%、初中7.5%和小学8.7%，平均值为10.5%。研究生及以上、本科和大专学历购买微波炉的比率分别为80.1%、77%和67.9%；购买了电脑的比率为88.6%、77.5%和68.9%。

　　此外，自行车消费的前3位分别是研究生及以上57.3%、初中52.1%和小学46.6%，后3位分别是小学29.1%和大专34.3%和本科37%，平均值为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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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收入、财产的社会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社会上对当前收入差距存在种种评价，也有不少争论。我们试图通过以下四个问题的调查来折射出不同层面的人们对收入、财产的态度。

　　1、对收入差距的评价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然而近年来，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收入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趋势，贫富差距问题威胁着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我们问卷问及收入差距问题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收入差距太大。

　　从性别看，认为“收入差距太大”的男性占75.5%，女性则更高，占81.6%；认为“差距适中”的男女分别为：18.1%和16.4%；认为“差距太小”的分别仅占6.4%和2%。从年龄段、户籍和收入角度分析，得到的结论大致相同。特别是从年龄段角度得到的信息中，60岁以上的受访者无一例外地认为“收入差距太大”，这应与他们离退休后收入增长比在职人员慢，使其收入与在职者的差距拉大相关联。

　　只有按文化程度角度观点出现较大分歧。75.9%的没有学历者认为“收入差距适中”，认为“收入差距太大”仅占11.1%，13%认为“差距太小”。研究生及以上认为“收入差距适中”和 “收入差距太大”者比率较为接近，各占50.8%和43.5%，认为“差距太小”占5.7%。其他学历认为“收入差距太大”的占绝大多数。小学毕业者认为“收入差距太大”的占89.3%，是各层次中所占比率最高的，“收入差距适中”占10.7%。初中毕业者认为“收入差距太大”的占85.1%，“收入差距适中”占5.7% ，认为“差距太小”的占9.3%。高中及职高毕业者认为“收入差距太大”的占74.8%，“收入差距适中”占22.1% ，“差距太小”的占3.2%。中专毕业者认为“收入差距太大”的占88.1%，“收入差距适中”占8.3%，“差距太小”的占3.6%。大专学历者认为“收入差距太大”的占77.9%，“收入差距适中”占19.8%，“差距太小”的占2.3%。本科学历者认为“收入差距太大”的占75.6%，“收入差距适中”占19% ，“收入差距太大”，“差距太小”的均占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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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收入差异的合理性的评价

　　尽管受访者认为现阶段我国收入差距太大，但多数人认为收入存在差距是“完全合理”或“合理”的。

　　从性别看，男性认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的占36.3%，“合理”的占30.3% ，“不太合理”的占22.8% ，“完全不合理”的占10.6%。女性认为“完全合理”的占23.9%，“合理” 的占32.9% ，“不太合理”的占33.8% ，“完全不合理”的占9.4%。认为“完全合理”的男性远远高于女性。

　　从年龄角度看，15-19岁年龄段者认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的仅占0.9%，为最低指标，认为“合理” 的占59.2% ，“不太合理”的占28.9% ，“完全不合理”的占11%。20-29岁年龄段者认为“完全合理”的占358%，为最高指标，认为“合理”的占215% ，“不太合理”的占308% ，“完全不合理”的占11.8%。30-39岁年龄段者认为“完全合理”的32.1%，认为“合理” 的占33.6% ，“不太合理”的占25.3% ，“完全不合理”的占9%。40-49岁年龄段者认为“完全合理”的26.1%，认为“合理” 的占39.9% ，“不太合理”的占25.9% ，“完全不合理”的占8.9%。50-59岁年龄段者认为“完全合理”的18.6%，认为“合理” 的占41% ，“不太合理”的占34.1% ，“完全不合理”的占3.6%。60-69岁年龄段者认为“完全合理”的占30.9%，认为“合理” 的占37.3% ，“不太合理”的占191% ，“完全不合理”的占117%。  

　　经济资源(7)  

　　从户籍角度看，深圳户籍的受访者认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的293%，认为“合理” 的占273% ，“不太合理”的占34.6% ，“完全不合理”的占8.7%。外省市户籍受访者认为“完全合理”的30.7%，认为“合理” 的占34.4% ，“不太合理”的占24.2% ，“完全不合理”的占10.8%。

　　从文化程度看，随着学历的的提高，认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的比例越高。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比率最高，达65%，说明他们对目前自己的现状较为满意。其次为本科，占44.1%，大专学历有35.8%，没有学历者无人认为“完全合理”。相反，高达68.7%的没有学历者认为收入差距“不太合理”，表明他们对自己的现状不满。认为收入差距“不太合理”比率较高的还有中专和大专学历，分别为35.9%和33.1%。

　　从收入等级看认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的比率基本上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月收入1000元以下认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者所占比率为25%，月收入5001--8000元层面的比率最高，为45.7%，月收入8000元以上略低于前者，为44.5%。月收入5000元以下则比率不断降低。

　　从职业看，私营业主、经理和个体户认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的比率居前3位，分别为47.1%、41.6%、34.3%；认为收入差距“完全不合理”的比率居前3位的，分别为是工人20.6%、商业服务业劳动者14.7%和办事人员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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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什么人获取了高收入的评价

　　这是对实然的调查。回答的情况从总体上看，以“当官的人”为首选，其余多选择“有社会关系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而选择“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和“有资产的人”的比率则较低，靠“吃苦耐劳”更是难以致富。这样的选择正是人们对我国“官本位”，“要致富，动干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及与之相关的靠社会关系、家庭背景发财致富现状的真实反映。下面我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具体分析。

　　(1)不同性别的看法。认为“当官的人”容易获得高收入的男性和女性都超过了50%，分别为59.4%，和65% ，女性高于男性。超过40%男性和女性认为“有技术专长的人”容易获得高收入，而且女性仍高于男性比率，女性占48.4%，男性占43%。选择“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接近40%，女性占40.7%，男性占39.8%。41.7%男性认为“有资产的人”会获得高收入。认为“有社会关系的人”男性占362%，女性占346%。超过30%男性和女性认为“家庭背景硬的人”容易获得高收入。选择“胆大敢干的人”的男性有123%，女性121%。认为“吃苦耐劳的人”能获得高收入的为数不多，男性仅占3.6%，女性占10.7%。

　　(2)不同年龄的看法。15-19岁年龄段者比较认同文化、技术和官职能获得高收入，选择“有文化有学历的人”容易获得高收入的占57.1%，认为“有技术专长的人”占56.2% ，“当官的人”占53.4% ，“家庭背景硬的人”和“有社会关系的人”分别占38.7%和31.9%。而选择“胆大敢干的人”的占19.4%，“吃苦耐劳的人”占13.8%。

　　20-29岁年龄段首选“当官的人”占48.5%，“官本位”意识开始增强。选择“有技术专长的人”的比率仅低于前者，达485%，“有文化有学历的人”占41.9% ，“有社会关系的人”、“有资产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选择率都超过30%。而选择“胆大敢干的人”的占104%，“吃苦耐劳的人”占10.8%。占30.8% ，占118%。

　　30-39岁年龄段把“当官的人”提高到67.1%，其他超过30%的选项为“有技术专长的人”46.2%，“有资产的人” 35.7%、“有文化有学历的人”34.2%，和“家庭背景硬的人”31.4%，选择“胆大敢干的人”的占11.8%，“吃苦耐劳的人”占3.6%。

　　40-49岁年龄段者选“当官的人”高达79.1%，其他依次为“有技术专长的人”37%，“有资产的人” 361%，“有社会关系的人”35.6%，“有文化有学历的人”342%，“家庭背景硬的人”282%，选择“胆大敢干的人”的占11.6%，“吃苦耐劳的人”占4.8%。

　　50-59岁年龄段“当官的人”的选择率仍达到65.7%，“有文化有学历的人”43.6%，“有技术专长的人”41.9%，“有资产的人”41%，“脑子聪明的人”34.3%，选择“胆大敢干的人”占23.6%，“吃苦耐劳的人”占38%。

　　60-69岁年龄段“当官的人”选择率达到100%，选择“有社会关系的人”也高达64.1%，此外，“家庭背景硬的人”35%，“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脑子聪明的人”29.1%，选择“胆大敢干的人”和“吃苦耐劳的人”均占12%。退休后人们对“官本位”、“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能获得“高收入”看得更清楚。  

　　经济资源(8)  

　　(3)不同户籍的看法。69%的深圳户籍受访者认为“当官的人”与高收入相关，外省户籍占58.1%。户籍和非户籍选择“有技术专长的人”分别为478%和44.2%，“有文化有学历的人”37.2%和40%。“有资产的人” 36.4%和34.1%。“家庭背景硬的人”324%和313%。“胆大敢干的人”的选择是12.8%和11.8%。认同“吃苦耐劳的人”占5.6%和7.8%。

　　(4)不同文化程度的看法。特点是，选“当官的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有社会关系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比率都较高。

　　没有学历者选“当官的人”高达90.6%，“有资产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占75%，其他选择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26.6%，“有技术专长的人”和“胆大敢干的人”为4.7%。

　　中专、高中以下学历的受访者除将“当官的人”作为首选之外，多将“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放在第二位，再次是“有技术专长的人”，体现了低文化者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求。

　　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对“官本位”可获得高收入的认同的比率较低学历的更高。分别为56.9%、69.5%和82.9%。“有资产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有社会关系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都被认为是容易获得高收入的。相反，他们对“有文化有学历的人”选择的比率远低于中专、高中以下学历，分别为33.9%、19.8%和28%。对于“胆大敢干的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选择高达47.6%，此外还有大专学历为19.1%，初中毕业者11.7%，其余均低于10%。“吃苦耐劳的人”仅小学毕业者选择超过10%，为19.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更无人选择。

　　(5)不同收入段的看法。认为容易获得高收入除月收入在2001-3000元之间者选择“当官的人”低于50%外，其余各档次都高于50%，收入在5001--8000元之间的达78.6%，月收入3001-4000元为71.8%，月收入1001-2000元为69.8%。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也有593%。其他认为“有技术专长的人”排第二位。选择“有资产的人”比率随月收入的提高而依次提高。而选择“有文化有学历的人”的中低收入者比率较高收入者要高些。此外，认为“有社会关系的人”以4001-5000元档次较高，为43.1%，“家庭背景硬的人”在月收入3001-4000元比率大，为46.7%，月收入2001-3000元选择“胆大敢干的人”占20.2%，比其他档次高。“吃苦耐劳的人”仅月收入1000元以下选择超过10%，占10.2%。

　　(6)不同职业的看法。身为国家干部的国家及社会管理者仅有337%认同官本位是容易获得高收入，而是看中社会关系、家庭背景和资产。如选择“有社会关系的人”占74.7% ，“家庭背景硬的人”占66.3% ，“有技术专长的人”占50.6% ，“有资产的人”占41%。“有文化有学历的人”和“脑子聪明的人” 更无人选择。

　　经理们好像更倾向于官本位、技术、社会关系和学历能得到高收入，而资产排在之后。比率分别为66%、51.1%、38.4%、35.2%和29.3%。

　　私营业主认为技术比当官更能聚集财富。比率排序较前面的主要如下：“有技术专长的人”占61.6%、“当官的人”52.9%、“有资产的人”43.4%、“有社会关系的人”占39.9%。选择“吃苦耐劳的人”仅占1.9%。

　　个体户的选择主要侧重在“有文化有学历的人”58.4%，“当官的人”50.4%，“有技术专长的人”占49.6%、“有资产的人”39%、“有社会关系的人”占34.1%。选择“吃苦耐劳的人”9.8%。

　　工人、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办事人员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选择大致相同，依次为“当官的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 、“有资产的人”和“有社会关系的人”等等。专业技术人员把技术致富放在“当官的人”、“有社会关系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和“有资产的人”之后，列第五位。

　　4、对应该什么人获得高收入的评价

　　这是对应然的调查。近年来，随着我国惩治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省市贪官污吏不断下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随后召开的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更具体地强调了反腐败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中央已经明确指出了2005年反腐斗争的方向：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这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心所向。所以，当我们问及“哪些人该获得高收入”时，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有技术专长的人” 和“有文化有学历的人”。如果人们认为实际上最容易获得高收入的群体与人们理想中认为应该获得高收入的群体两者之间相互吻合，就说明人们对社会上现实存在的收入差距的不满程度较低；相反，如果人们认为实然与应然两者之间不吻合，则说明人们对社会现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满。从深圳的答案中可见应然与实然是基本一致的。  

　　经济资源(9)  

　　(1)不同性别的观点。超过70%的男性和女性认为“获得高收入”的应该是“有技术专长的人”和“有文化有学历的人”。其中，男性认为“有技术专长的人”达785%，女性更高达798%，而选择“有文化有学历的人” 男性占715%，女性达779%。此外，492%的女性“吃苦耐劳的人”应该获得高收入，318%男性认为“有资产的人”应获得高收入。超过30%的男性和女性选择了“脑子聪明的人”。而认为“当官的人” 应获得高收入的男性和女性均未超过20%，男性为198%，女性为157%，“家庭背景硬的人”和“有社会关系的人”则不超过10%。从年龄角度看，除60-69岁年龄段以外，各年龄段都比较崇尚技术和文化，认为应该“获得高收入”。15-19岁年龄段862%首选“有文化有学历的人”，723%选择“有技术专长的人”。此外，选择“吃苦耐劳的人”占576%，“脑子聪明的人”286%，“胆大敢干的人”277%。而“当官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和“有社会关系的人”分别占97%、97%和83%。

　　(2)不同年龄段的观点。20-29岁年龄段首选“有技术专长的人”，占83%；其次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占738%；其他则与上一个年龄段相同，分别为“吃苦耐劳的人”占458%，“脑子聪明的人”281%，“胆大敢干的人”233%。而“当官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和“有社会关系的人”分别占155%、42%和112%。

　　30-39岁年龄段选择“有技术专长的人”和“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比率接近，分别为796%和775%。排在第三位的是“脑子聪明的人”占37%，其后是“吃苦耐劳的人”，占304%，“有资产的人”257%，“胆大敢干的人”的占118%，选择“当官的人”仅为157%，而选择“有社会关系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分别为83%和59%

　　40-49岁年龄段者超过70%的人认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应该获得高收入。其后是“脑子聪明的人”和“吃苦耐劳的人”，占387%和327%。这个年龄段认为“有资产的人”可获得高收入的比率提高到304%，“当官的人”提高到261%，“有社会关系的人” 78%，“家庭背景硬的人”71 %。

　　50-59岁年龄段认同“有技术专长的人”的占795%，“有文化有学历的人”615%，“吃苦耐劳的人”和“有资产的人”占388%，选择“当官的人”的比率提高到36 5%，而认为认为“脑子聪明的人”应该获得高收入的为253%，选择“胆大敢干的人”占114%，“家庭背景硬的人” 占76 %，“有社会关系的人”低至16%。

　　60-69岁年龄段把技术看得最重要，选择“有技术专长的人”高达82%，“吃苦耐劳的人”47%，“脑子聪明的人”和“有资产的人”占41%，“有文化有学历的人”占41%，这个年龄段选择“当官的人”是仅高于15-19岁年龄段，为12%，此外，无人选择“有社会关系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

　　(3)不同户籍的观点。811%和758%的深圳户籍受访者认为“有技术专长的人”和“有文化有学历的人” 应该获得高收入。外省户籍这两项分别为781%和736%。选择“吃苦耐劳的人” 非户籍占399%，户籍占358%。“脑子聪明的人”占的比率户籍和非户籍分别为333%和327%。“有资产的人”占的比率为242%和208%。选择“当官的人” 分别为185%和174%。而选择“有社会关系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均低于10%。从文化程度看。选择“有技术专长的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比率均较高，此外是“脑子聪明的人”和“吃苦耐劳的人”。而选“当官的人”、“有社会关系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比率都较低。

　　(4)不同文化程度的观点。与其他学历者不同的是“没有学历者”选“家庭背景硬的人”比率高达672%，“当官的人”为606%，“有资产的人”比率是557%，选择“有文化有学历的人”仅为394%，“吃苦耐劳的人”279%，“有技术专长的人”229%，“脑子聪明的人”115%。“胆大敢干的人”更无人选择。

　　小学文化者首肯“有文化有学历的人”，占815%，其次是“有技术专长的人”比率为585%，“脑子聪明的人”525% ，“吃苦耐劳的人”443%。而选择“当官的人”、“有社会关系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比率均低于10%。

　　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80%以上的人认为“有技术专长的人”应有高收入，其次是“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比率超过60%。至于“吃苦耐劳的人”除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低于20%外，其余都高于35%。532%的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认为“资产”与收入应成正向相关。中专、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选择“脑子聪明的人”超过1/3。初中、高中及职高的选择排前列的主要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吃苦耐劳的人”、“脑子聪明的人”等。  

　　经济资源(10)  

　　(5)不同收入段的看法。从收入等级看。各收入档次的选择集中于“有技术专长的人”和“有文化有学历的人”。选择“吃苦耐劳的人”、“脑子聪明的人”和“有资产的人”的比率较“当官的人”、“有社会关系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比率高。

　　(6)不同职业的看法。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选择较为分散。59%的人首选“有技术专长的人”，而“有资产的人”、“有社会关系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比率均为494%。“有文化有学历的人”337%。“当官的人”84%，“胆大敢干的人”无人选择。

　　其他阶层认为“有技术专长的人”应该收入高的比率最高。超过80%的为：办事人员占892%，经理883%，技术人员852%，工人826%；比率最低的是个体户占586%。“有文化有学历的人”的比率排第二位，其中，待业失业半失业者比率为817%，其他阶层在65%--80%之间。此外，选择“吃苦耐劳的人”、“脑子聪明的人”比率相对较高。选择“当官的人”以私营业主为最高，为452%。而选择“有社会关系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的比率较小，基本上在10%以下。  

　　文化资源状况(1)  

　　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在近十几年来上升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因此，有必要对深圳各阶层文化资源的拥有状况进行探讨。

　　一、 多角度对各阶层文化程度的透视

　　1、从性别看文化程度

　　男性高学历者较女性比率高，即男性文化程度较女性高。样本中，男性本科学历占19%，研究生及以上占46%，女性分别为10%和09%。除中专和没有学历外，大专以下文化程度女性比率均比男性高。

　　2、从年龄看文化程度

　　15-19岁年龄段初中文化占521%，高中及职高占341%，中专占138%。

　　20-29岁年龄段以高中及职高文化者居多，占37%；其次为大专，占214%；中专和初中分别为194%，和128%，本科占62%，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仅占04%。没有学历的占11%。

　　30-39岁年龄段仍以高中及职高文化为第一位，占243%，但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大大提高，分别为223%和47%。没有学历的仅占02%。

　　40-49岁年龄段文化程度普遍较30-39岁年龄段低，以大专人数居多，占243%，其次是高中及职高239%，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分别为145%和32 %，没有学历的占13%。

　　50-59岁年龄段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是各个年龄段中较高的，分别占248%和82%，初中、高中及职高、大专分别为232 %、205 %和15%。

　　60-69岁年龄段本科学历者最多，高达701%，小学文化者占12%。大专、高中及职高和没有学历者均占6%。

　　3、从户籍角度看文化程度

　　深圳户籍人口高学历者较外省户籍为高。其中，户籍和非户籍研究生及以上比率分别为52%和13%，本科分别为175%和135%，大专比率为274%和136%。中专、高中及职高以下学历者，以外省户籍为比率居高。户籍和非户籍中专的比率为63%、149%；高中及职高259%、305%；初中129%、196%；小学38%、69%；没有学历者为1%、06%。

　　4、从收入等级看文化程度

　　随着月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文化程度也随之提高，就是说，收入较高者的学历也较高。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仅占02%，大专学历者占56%，高中及职高和初中毕业分别为338%和435%。小学毕业的占69%。

　　月平均收入在2001-3000元之间的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比率为08%，本科为105%，大专毕业286%，高中及职高、初中、小学的比率较收入1000元以下者低。

　　月平均收入在深圳平均水平以上的，以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居多比率超过50%。如月平均收入在4001-5000元之间的，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分别占264%、333%和71%初中和小学的比率则分别为12%和1%。

　　5、从职业看文化程度

　　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的学历较高，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84%，本科占494%，大专占422%。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77%，本科占45%，大专占274%。经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77%，本科占287%，大专占198%。私营业主以大专和高中及职高文化为主，分别为415%和254%，本科占164%，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37%。个体户的文化程度偏低，其中，初中文化占438%，小学文化占203%；大专和本科占65%和98%。办事人员中，大专和高中及职高各占338%和34%。工人、待业失业半失业者中，初中和高中及职高文化为主。有47%和53%的大专和本科学历者处于待业失业半失业状态。有16%的本科毕业生在工人岗位。商业服务业劳动者392%是职高毕业，初中毕业的比率也高达271%，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比率为47%和09%。

　　

　　

　　二、多角度对各阶层受教育年限的透视

　　1、从职业看受教育年限

　　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年限最高，达147年。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平均为146年。经理平均读书年限为138年。私营业主和办事人员平均读书年限为127年。工人、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平均读书111和113年。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3年。私营业主受教育得年限最短，为96年。

　　2、从性别看受教育年限

　　男性的读书年限比女性略高，即男性为平均124年，女性为118年。

　　3、从年龄看受教育年限  

　　文化资源状况(2)  

　　15-19岁年龄段平均读书102年，20-29岁年龄段为124年，30-39岁年龄段12年，40-49岁年龄段116年，50-59岁年龄段128年，60-69岁年龄段146年。

　　4、从户籍角度看受教育年限

　　深圳户籍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较外省户籍长。户籍人口平均读书127年，非户籍者平均读书为118年。

　　5、从文化程度看受教育年限

　　没有学历者平均读书42年，小学毕业者为56年，初中毕业为87年，高中及职高文化程度者为118年，中专毕业为128年，大专为142年，本科为157年，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为175年。

　　6、从收入等级看受教育年限

　　基本上是随着月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受教育年限也越高。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3年，月平均收入在2001-3000元之间的为121年，月平均收入在3001-4000元之间的为137年，月平均收入在4001-5000元之间的为148年，月平均收入在5001-8000元之间的为138年，月平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为132年。  

　　组织资源状况(1)  

　　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在中国的社会分层中，组织资源有其特殊的意义。拥有较多的组织资源有利于个人乃至整个阶层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和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测量组织资源拥有量极为复杂，我们用各阶层拥有的职务级别情况和政治面貌情况来揭示各阶层的政治分层情况。

　　一、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职务级别

　　从性别看，男性在最高级和中级职位的比率高于女性，而处于基层管理岗位或无管理职位的以女性略高。具体看，男性和女性在最高级职位的比率分别为123%和09%；中级职位的比率为225%和154%；基层管理岗位212%和281%；无管理职位44%和556%。

　　从年龄看，15-19岁年龄段处于中级职位和无管理职位各5人，占50%。20-29岁年龄段处于无管理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者居多，分别占632%和198%。处于最高级和中级职位的比率为66%和104%。30-39岁年龄段处于无管理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者比率仍较高，但处于最高级和中级职位的比率有所提高。分别占403%、302%、76%和219%。40-49岁年龄段最高级和中级职位的比率进一步提高，担任最高管理职位的超过10%，为107%，中级管理职位的比率为27%。50-59岁年龄段最高级和中级职位比率最高，分别达到149%和373%。60-69岁年龄段在管理职位中，以中级职位为主，比率为493%，无管理职位的达406%。

　　从户籍角度看，深圳户籍人口中级职位和无管理职位者比率较高，而外省户籍则以最高管理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者居多。户籍和非户籍者最高管理职位、中级职位、基层管理职位无管理职位分别为68%、84%；22%、178%；207%、262%；505%和477%。从收入等级看。基本上是月平均收入与职位相对应。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无管理职位的占79%，基层管理职位占113%，最高管理职位占81% ，中级职位占17%。月平均收入在1001-2000元之间的无管理职位比率较月收入1000元以下有所降低，而中级职位比率提高。月平均收入在2001-3000元之间的最高管理职位和中级职位比率超过了10%，最高管理职位占111% ，中级职位占123%，基层管理职位占233%，无管理职位为533%。月平均收入在3001-4000元之间的中级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所占比率较高，分别为372%和299%。月平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最高管理职位比率高达265%，中级职位为382%，基层管理职位占19%，而无管理职位的仅为162%。

　　从文化程度总体看，随着学历的提高，处于无管理职位的比率降低，而处于中级职位的比率提高。分别地看，没有学历者2人均处于无管理职位。小学毕业者处于无管理职位者占699%，中级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各占15%。初中毕业处于无管理职位的较前者降低为475%，基层管理职位占285%，最高管理职位比率为18%，中级职位占6%。高中及职高文化程度者处于无管理职位为579%，基层管理职位和中级职位各占197%和173%，最高管理职位为102%。本科处于中级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超过30%，分别为347%和367%，高管理职位为63%，而无管理职位的仅为224%。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有管理岗位的占绝大多数。处于最高管理职位达168%、中级职位399%、基层管理职位为236%，无管理职位的不到20%，仅占197%。

　　从职业看，国家及社会管理者10个样本中，8人在中级管理职位，占797%，2人在基层管理职位，占203%。经理职位多处于中级和基层管理职位，分别占806%和148%。最高管理职位者占46%。私营业主自己做老板，在最高管理职位的占667%，在中级职位的占248%，在基层管理职位的占64%，而无管理职位的仅占21%。个体户的情况与私营业主大致相同。在专业技术人员中，无管理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占多数，分别为553%和357%，中级管理职位占89%。办事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的情况相同。工人、商业服务业劳动者无管理职位者比率最高，分别占931%和793%。高中级管理职位所占比率较小。

　　

　　二、各社会阶层的政治面目情况

　　政治面貌指的是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从性别看，男性是中共党员和入过团的比率均较女性高，男性党员占249%，女性仅为53%；入过团的男性占771%，女性为701%。

　　从年龄看，15-19岁年龄段没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有433%加入了共青团。60-69岁年龄段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占6%，入过团的占53%，从总体看所比率均较20-59岁各年龄段低。20-59岁各年龄段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率不断上升，而入过团的比率逐级下降。  

　　组织资源状况(2)  

　　从户籍角度看，深圳户籍人口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率为232%，比外省市户籍人口高出近12个百分点。曾经入过团的深圳户籍人口占773%，外省市户籍人口为725%，仍较户籍人口低。

　　从收入看，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曾经加入共青团的比率以月收入4001-5000元最高，两端则逐级下降。其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比率为373%，曾经加入共青团的比率为948%。

　　从文化程度看，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中共党员比例较其他文化程度者高。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中共党员的比率高达812%，本科学历为333%，大专学历为204%。初中文化程度者党员比例最低，仅为25%，高中与职高毕业的党员比率为77%，小学毕业的占82%，列后3位。曾经加入共青团的比率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长，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比例均高达90%以上。

　　从职业看，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党员和曾经加入共青团的比率都排在第一位，分别为91 6%和100%，远远高于其他阶层，这与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干部队伍的建设，不仅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以中共党员为第一资格的要求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以27%和884%居第二，说明执政党比较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拔干部和发展党团员；经理阶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占26 9%，居第三。在私营业主和个体户中，党员比例较低分别为167%和82%。工人中，没有党员；商业服务业劳动者也仅有1%是党员。但他们中，绝大多数曾经是团员。这表明，工人阶层的政治地位下降，与党的关系疏远。美国社会学家撒列尼曾经说：自50年代早期开始，党员中的非体力劳动者迅速增加，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皆如此，工人阶级党员则呈下降趋势(1) 。中国的情况是如此，深圳的情况也是如此。    

　　第六章 深圳的社会职业声望  

　　有关文献及启发(1)  

　　国外关于职业声望最早的实证研究是美国的社会学者康兹在一九二五年所进行的职业声望调查。中国职业声望研究起步较晚，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群体的逐渐分化，对职业声望的实证研究从西方引进中国。从1983年起，从学者的角度研究职业声望评价，有文献记载的不下十余个①。从新闻的角度对职业声望地区局部性的调查报道，近些年随时可见。从研究的范围和内容看，人们努力在职业声望的研究观点上有所证明、突破。但是，所有的调查——无论是最早的还是现今的调查，无论是发达富裕地区还是不发达贫困地区的调查，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调查均证明，对职业声望的评价均有极高的一致性，相关系数均非常高。原因何在？

　　对于这一现象，国外学者们给出过一些研究、解释，不仅发现本土不同群体的职业声望评价有很高的一致性，而且不同国家的职业声望评价也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早在1956年，英格士和罗西（Inkeles & Rossi，1956 ）比较不同文化、地区、背景的6个工业化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西兰、苏联的职业声望评价研究结果，显示这6个国家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系数是094-053，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1966年，何奇等人（Hodge，1966 ）以美国1963年作的职业声望调查与其他23个国家比较，发现美国的职业声望评价与其他23个国家极其相似，相关系数为083。英格士和罗西及何奇均认为，在工业社会中，由于社会结构相似，虽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但是由于工业社会的功能作用大致相同，导致类似的职业分类和职业声望。对于这一结论，国际著名社会学家、职业声望研究专家杜门(Treiman，1977)对世界上众多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不同国家，无论男人、女人，老年人或年轻人，无论文化高低，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对职业声望的评价均有很大的相似性。那么，为什么性质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职业声望的评价会有较高的相关或较高的一致性呢？杜门从结构功能的理论角度作出更加深入的解释，即认为职业声望次序的排列，是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组织必要性和功能必要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虽然职业声望评价是一种主观的评价，但是制约评价其位次高低的是社会结构与功能。

　　对此国内学者李强提出不同的见解，认为杜门对于职业声望评价一致性的结构功能解释，不足以说明中国职业评价上的现象。“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出现分裂，几种截然相反社会评价体系共存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此种价值观的分裂，反映在职业声望的评价上，就是不同群体的评分产生重大分歧，确有人选择的是两极性指标。由于职业评价用的是综合分，也就相当于（均值），结果掩盖了两极型指标的巨大差异”（李强，2000）。李强的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对职业声望的评价仅看相关系数是不够的，差异性受各种自身因素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主观认同方面。如果说杜门等结构功能说强调的是社会客观因素对职业声望评价一致性的影响，而李强强调的是主观评价对职业声望差异性的影响的话，那么给我们的是一种解读职业声望评价的方法，即我们既要看到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功能变化带来的一致性影响，又要看到受各自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反映出的差异性。

　　受其启发，我们在深圳的职业声望评价的调查（结果分析见下

　　文）中发现，如果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分，很容易得出各职业声望评价一致性或相关性极高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对权利资源含量与经济资源含量、知识资源含量作相对性分析（就是在分析职业声望排序量表时，将其平均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在前部分的前或后，或在后部分的前或后。如：工商税务人员职业，在国内的一些调查中均排在前部分，但有的排在前一部分的前面，有的排在前一部分的后面），以及做实用性、自身条件、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分析，我们会发现职业声望评价的差异性。所以，不能简单的用相关系数的均值看职业声望评价的一致性或相关性。

　　深圳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型移民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深圳人对知识、技术含量高的职业越发重视。同时在市场经济日益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人们的经验告诉世人，深圳人只注重经济，重经商，而轻权利，轻行政。反映在人们对职业声望的评价上，人们可能更加注重经济资源含量高或与之相关的职业，而轻权利资源含量高或与之相关的职业。我们的调查分析得出相反的结论，其结果与北京的职业评价调查（李强，1998年）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新型移民城市，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特点。  

　　有关文献及启发(2)  

　　本文所依据的数据，来自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主持的在全国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抽样调查中有关深圳职业声望评价的内容。在深圳的抽样调查对象1000人，有效问卷909个。男性占482%，女性占518%。年龄15-19岁占92%，20-29岁占218%，30-39岁占363%，40-49岁占170%，50-59岁占71%，60-69岁占87%。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占246%，高中\中专\中技占373%，大专以上占381%。本次问卷以81个主要职业作为测量指标，以“小学教师”作为参照职业。

　　本次调查于2001年6-9月在深圳特区内进行，采取二级抽样的方法，先对特区内4个区的277个居委会采取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出31个居委会；再将这31个居委会的所有住户资料收集起来，以等距抽样方法共抽出1500个住户作为调查对象。调查采取调查员入户访问的方式。最后得到了909份有效问卷。职业声望研究的目标是对81个职业做总体排序。全部职业排序T分数的主要计算步骤是：

　　⑴根据被调查者对每一部分问卷中的11个职业的排序，由高到低分别赋予1-11分。

　　⑵计算每一个职业在该组中的排序平均得分，并依此对8组职业分别进行排序。

　　⑶分别以各个组"小学教师"的平均分为参照，对各组其余的10个职业序列平均分进行标准化（其中的б就是每一组的"小学教师"的平均分）。

　　⑷81种职业标准化得分的取值在-1646-4646之间，其中"小学教师"是"0"分，将两个端点的标准化取值分别赋予90分和10分，根据线性方程：Y = K*X + B，对各职业的标准化取值进行线性转换，得到每一种职业的T分值。

　　⑸81个职业的T分值就是职业排序的基础分值，以此对本次调查的职业进行排序。本文中的职业得分及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的职业评价比较的计算均如此。  

　　职业声望评价的基本特点  

　　调查显示，得分较高的职业多为权力在握的政府官员和需要接受长时间专门训练的职业，得分较低的职业则集中在一些没有多少专业知识只需凭体力就能胜任的工作。

　　一、基本特点

　　1、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受宠

　　从调查排序表看，排名在前半部分的职业基本属于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脑体倒挂”已经得到纠正。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脑体倒挂”现象，不仅说明当时的社会物质资源尤其是金钱的占有更多地倾向于一些知识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劳动职业，如个体户等，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脑力劳动价值的怀疑和否定。

　　2、对于官员评价高

　　排在前10位的职业中有6个是属于有官位的职业：中学校长、国营企业厂长、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长、市长、政府机关局长。如果从排在前30位统计，有18个权力含量高的职业。其中有15个是属于有职位的职业，其他是属于没有职位的职业，如：政府机关办事员、工商税务人员、机关政工干部、警察。国内一些相关调查对工商税务人员评价不高，基本排在前半部分的最后，而深圳工商税务人员排名靠前，在前第19位。说明以权力或特权为基础的官本位制有着极为深广的渗透力

　　3、重知识、技术的含量

　　大学教授、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排在前10名。从中可看到，高知识、高技术、高教育的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职业的社会声望均较高。

　　4、政府、国家所有制单位的职业声望高

　　从行业所有制性质看，政府、国家所有制单位的职业声望高。如国营企业厂长职业声望最高，其次排序是：外资企业经理、集体企业厂长、私人企业老板，前后相差34位。再以电工职业为例，排序为：国营企业的电工、外资企业的电工、私营企业的电工。而政府机构的领导则远比市民主党派负责人、企业工会主席职业声望高。政府机关的办事员的职业声望位置与企业技术员的职业声望位置相比，也相差19位；并且，机关单位小轿车司机也比出租小汽车司机排名靠前。人们对政府、国有企业职业评价高，可能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及国家所有制单位仍拥有绝对地位和权力的一种反映。

　　5、对经济收入可观的职业声望评价高

　　建筑队包工头、企业采购员、个体运输专业户、养殖专业户职业评价高。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些经营者过多地追求经济收益的不良行为而做出职业声望的低评价。

　　6、对工人、农民职业声望评价低。

　　对清洁工、纺织工人、种田农民的评价，没有因为职业的崇高和纯朴而提高职业声望，工人的职业声望在直线下降。这一点与北京市民有所不同（参见李强，2000）。

　　二、对基本特点的深层分析

　　从以上的总体职业声望评价的基本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新型移民城市的深圳经济特区，职业声望评价显现出很强的工具理性及现代意识：一是认同职业的等级划分。职业声望评价与职业的权力、收入、声望、教育资源的分布及社会地位分配成正比。二是重市场化因素，而轻道德评价。只要是符合市场需要的职业，职业声望评价就高。不会因为职业形象的社会刻板印象——高低贵贱、好坏、善恶等而影响职业声望的地位评价。三是非常务实，而非理想化。权力、收入、教育资源较多、与自己需要密切相关的职业声望评价就高，如出现中学校长排在第一的现象（深圳好的中学少，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大多数人的子女进教育质量好一些的中学不容易，而这关系到孩子的高考升学机会，自然中学校长职业声望的排名在大学教授、科学家等之先）。国务院总理的职业离寻常百姓的比较远，所以排名相对比较靠后。四是重视权力和法的结合。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长在官员中排名在前。一方面说明法律规范的作用在逐渐被世人接受，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现阶段权力和法的结合作用对社会仍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见表 100）。

　　从差异性看，深圳人对权力资源含量大的职业声望评价存在明显差异。如：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长、市长、政府机关局长、县委书记、国务院部长，标准差与平均数接近或超过平均数，说明人们对其职业评价所持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其现象也反映出对党政领导有权力职业的价值评价标准上的差异。可能有些人从道德评价的角度，对于权力行使中的不良现象反感而给予较低的分值；有些人可能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因为这些职业的高获益或者对于社会管理的重要性而打高分。但从总体分值看，权力含量高的以及相关的职业声望评价排名靠前。  

　　不同社会群体职业声望评价的比较(1)  

　　

　　我们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的角度，对职业评价做进一步观察，以分析不同群体在社会职业评价存在的共性及差异。

　　一、不同性别群体的比较

　　不同性别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与国内比，北京市民不同性别的职业声望评价相关系数为0972，高度相关（李强，2000）。国际上的有关研究也是高度相关：美国为098，丹麦为099，菲律宾和赞比亚均为098（Treiman，1977）。与国内外“男/女”相关系数比较，深圳的“男/女”相关系数相对低。但0896的相关系数也属于相关性高的范围，处在001显著水平上，可见不同性别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

　　深圳“男/女”职业声望评价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差异：一是性别角色模式对“男/女”职业评价的影响。男性对工程师、飞机驾驶员、报社记者、体育运动员、电工、企业采购员、推销员等职业的评价远远高于女性的评价。而女性对机关政工干部、中学教师、医生、护士、居委会主任、公共汽车售票员、宾馆服务员、图书管理员、商店营业员等职业的评价大大高于男性的评价。尽管深圳女性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但并没有根本转换其从事的职业类型的传统模式。传统的性别角色心理和职业取向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女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要表现在职业取向的根本转换上；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女性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尝试更多的职业，并且获得更大的成就，显然她们选择的视野会更加开阔。二是社会期望角色模式的影响。女性更容易受社会期望角色模式的影响。男性的评价将中学校长排名第1位，而女性将其排名第6位；男性的评价将县委书记排名第4位，而女性则排名第17位；女性将科学家排名第1位，而男性则排名第8位；女性将国务院部长排名第5位，而男性则排名第21位等。这些均反映男性的职业评价更接近现实，而女性的职业评价更多受到社会期望角色模式的影响。三是权力、权威的客观性影响。对现实中有权力的职业，如政府机关的局长、工商税务人员、警察、企业工会主席等，女性的评价高于男性。女性可能认为这样的职业更具有权威性。

　　从“男/女”评价显示的差异性看，男性群体内的差异性大，平均数超过或接近标准差的比女性群体多，也就是说女性对职业声望评价的一致性比男性群体更高一些。女性主要对国务院部长、市长、法院院长、市人大主任职业声望评价存在明显差异。男性主要对市人大主任、县委书记、科学家、市长、政府机关局长、国务院部长存在明显差异。

　　二、不同年龄群体的比较

　　Pearson相关系数是0893， 在α=001显著水平上，不同年龄段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不同年龄群体分为16-35岁和36岁以上两个年龄段，前者为青少年、青年，后者为中青年、中年、中老年。两个年龄段比较发现，职业评价排位差异比较明显，只有4个职业排位相同，其他均存在差异。差异在10位以上的有20个职业，在5位以上的有38个职业。

　　从职业评价的“年龄”差异看，比较突出的有如下特点：一是35岁以下组比较注重权力的法律因素。现代社会的管理讲究法的至高无上，年轻群体法律意识相对比较强。如法院院长、市人大主任的职业评价排在2、3名，均高出36岁以上组。显示年轻群体更多重视社会的法律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逐渐在认识和接受法制的作用。二是35岁以下组相对轻教育职业。如科学家排名第一，但是大学教授、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及幼儿园教师职业评价评分均远远低于36岁以上组。说明教育事业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较弱。三是35岁以下组比较重视行政职业和专业技术职业，如行政机关科长、政府机关办事员、机关政工干部，以及工程师、企业技术员等职业，其评分均高于36岁以上群体。四是35岁以下组比较重视新兴的职业，如服装设计师、电视台主持、服装模特、保险公司业务员等。这说明对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兴行业，年轻群体接受力较强。五是倒数看职业评价评分，对传统意义上政治地位、经济待遇比较好的工种，35岁以下的群体打分更低，如车工、纺织工人、清洁工、印刷工人、矿工、建筑工人等。这一类的职业声望会出现进一步下滑的可能。

　　从不同年龄群体的职业评价差异看，年轻群体对职业的评价首先反映了现代社会更加重视社会法律权利；其次重视与权力、技术相关的职业，而轻视与从事教育事业相关的职业；再次，更加重视新兴职业，而轻视传统意义有价值的职业。这一切均说明年轻群体对时代脉搏更加敏感。  

　　不同社会群体职业声望评价的比较(2)  

　　从不同年龄群体职业声望评价的差异看，16-35岁群体比36-69岁群体更趋于一致。16-35岁群体对科学家、市人大主任、市长、县委书记、政府机关局长、国务院部长的职业声望评价存在明显差异。36-69岁群体对国营企业厂长、科学家、市长、政府机关局长、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长、国务院部长、县委书记评价存在明显差异。 

　　

　　三、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的比较 

　　Pearson相关系数是0878， 在α=001显著水平上，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不同文化程度群体分为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群体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群体。两个群体职业评价排名相同的有4个职业，排名差异在10位以上的有22个职业，排名差异在5位以上的有48个职业。

　　对不同文化程度群体职业评价的分析发现主要差异：一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群体更看重有权力的职业。如政府机关局长、政府机关办事员、政府机关科长、工商税务人员、机关政工干部的职业，与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业评价排名相比存在明显差异。二是重视与权力相关的职业。对汽车司机的职业，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评价出租汽车司机的职业排名在机关单位小轿车司机职业的前面，前者比后者提前10位。与其相反，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群体将机关单位小轿车司机职业的排名在前，比后者提前15位。以上两点可以看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群体更看重与行政权力联系的职业。可能的原因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群体中从事与行政权力相联系的职业的人占比例小。

　　从不同文化群体各自对职业声望评价的差异性比较看，二个不同文化程度群体比较趋同。说明文化程度对存在差异的职业声望评价方面相对影响较小。

　　总之，虽然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对职业声望的评价受其自身条件的影响，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在总体评价上是趋于一致的：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基本排在前二分之一；职业声望排序与权力、知识、教育、专业技术以及需求成正比。在注重职业评价的等级性、市场性及务实性方面也基本接近。  

　　与内地有关调查的比较  

　　深圳市民职业声望评价的调查（2001年）与北京市民职业声望评价的调查（李强，2000）比较存在明显差异：

　　一、深圳市民更看重权力，而北京市民更看重知识和技术

　　在深圳的职业声望评价中排序在前30位中，有18个职业与权力有关，有12个职业与知识、技术、教育有关。而北京的职业声望评价排序在前30位中，只有6个职业与权力有关，有24个职业与知识、技术、专业有关（见表 106）。针对北京市民对官员评价不高，李强认为：“反映出官本位体制的大大衰落。官员普遍受到批评，对于国家干部的评价普遍不高。有人说，一提起当官的印象就不好。对于工商税务人员，人们的评价也不高，究其原因，也是多被认为有以权谋私和敲诈勒索的行为。由此可见，由于腐败行为盛行和社会风气的恶化，使得人们对于官员地位的评价大大降低”（李强，2000）。

　　与北京市的职业声望评价相比，不能说大多数深圳的市民对官员就十分热爱，也不能说深圳的官员没有、或少出现北京的官员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第一，倚重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深圳人从权力的社会价值本身判断，认为权力的作用大，其社会价值就大。官员出现问题，不会影响其掌握权力的职业的社会价值。北京人以社会道德价值判断为标准，认为官员出问题，其职业的社会价值就降低了。一个以职业的客观社会价值判断为标准，另一个以职业人的主观社会道德水平判断为标准。这一差异导致了深圳人与北京人职业声望评价的尺度不同：前者对可能有失道德水准但有社会价值的职业仍然评价高，后者可能因为其职业行为不道德而对其职业评价降低。相对对官员的不良评价，北京市民更看重知识、技术，可能知识、技术含量高的职业不容易“以权谋私”失去社会道德价值。第二，北京的权力资源的影响没有深圳的权力资源对市民的影响大。如深圳的高官没有北京的高官多，且深圳的官员待遇好，所以深圳人比北京人对高官看得较重。北京地区级别高，局一级的官员很多，局级干部骑自行车上班常见，也很正常。但是如果在深圳就是一件不可能、或是不可思议的事。深圳在位处一级的领导配置汽车很普遍。深圳地区小，行政职务有限，待遇又好，所以深圳人对官位比较看重。第三，深圳官员的职业行为在向科层制规范的方向转变得较快、较好，进而影响到世人的有关职业评价取向。当然，这些分析，可能是形成我们做下一步调研时有待验证的一些假设，而非为此次调查的实证结果。 

　　

　　二、职业等级观念上的差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圳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流动频率较高，社会的不同阶层群体已基本形成。人们对职业声望的评价越来越与职业权力、知识、技术、教育、收入的含量及市场回报成正比，含量高、回报高的职业，评价就高；而且，不同群体的评价有较高的一致性。

　　三、工具理性较强

　　如在深圳人的职业声望中，“中学校长”排在第一，排在其他所有权力资源高的职业之前，这是世界范围有职业声望评价以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其原因是优秀的中学太少，大学更少。按照世界标准，就深圳的人口比例，至少要办8所正规大学。按年升入大学的比率看，相对好的中学有5所，普通正规大学无论好坏只有1所。大学可以去内地或国外就读，但是，绝大多数父母愿意年龄仍小的孩子中学在身边念。这样一来，深圳的父母们就非常重视其子女就读好的中学，而深圳好的中学供不应求，“中学校长”这一有权决定子女能否入读好的中学的职业便成为资源稀缺职业。因其紧系市民及其家庭利益，非常重要，故而对其予以最高评价。在做了不同性别、年龄、学历的群体的比较分析后，对此职业的评价仍显示出较高的一致性。与如对待一些实惠性的职业，如兽医、保险公司业务员等，亦均比北京人的职业声望评价高。

　　深圳与北京的职业声望评价的比较存在的差异，从经济发展阶段性看，可能反映出，深圳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人们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具理性及其价值观，能比较理性地看待社会不同的职业；而北京的职业声望评价受传统计划经济或价值观的影响，还比较感性或感情化。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北京市民身在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政治敏感性强，对社会的评价反映出政治上肯定或批判性的态度；而北京又为千年文化老城、都城，市民长期受到有形或无形的“老城、都城文化”熏陶，形成了讲政治、重文化的习风。深圳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长起来的新型移民城市，深圳人更多关心的是经济发展，或与个人物质生活有关的事务，相对更加经济、务实。另外，特别需要说明的是：⑴深圳与北京的职业声望评价调查的样本构成并不完全相同；⑵两地调查设置的被评价职业数量、种类并不完全相同（如深圳调查了81个职业，北京调查了100个职业），可能会因此对评价结果构成一些影响，以至影响到对差异性的比较。  

　　发现与思考  

　　总结我们的这项有关调查的统计分析结果，其发现与思考主要有三点：

　　一、具有相互验证性

　　第一，深圳的有关调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杜门等国外学者从结构功能角度做出的“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组织必要性和功能必要性所决定，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职业声望的评价会有较高的相关或较高的一致性”的假设及解释（Treiman，1977；Inkeles & Rossi，1956 ；Hodge，1966 ）。

　　在深圳的样本中，虽然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对职业声望的评价受其自身条件的影响，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在总体评价上是趋于一致的，并可见出现代职业结构观之端倪：一是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评价排序靠前（在前1／2）；二是职业声望排序与职业蕴含的权力、知识、教育、专业技术等社会资源及市场回报成正比；三是在职业评价上，人们已开始注重职业所表征的现代社会结构的等级性、市场性及功利性等。

　　第二，深圳的有关调查分析，和国内学者李强提出的 “在中国目前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出现的分裂，使几种截然相反的社会评价体系共存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导致不同群体的职业声望评价产生重大分歧”的独特见解（李强，2000）相验证。

　　深圳资料的分析则具体显示了：一是不同性别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Pearson相关系数0896， 在α=001显著水平上）；二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Pearson相关系数是0893， 在α=001显著水平上）；三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Pearson相关系数0878， 在α=001显著水平上）。

　　二、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

　　在比较同处于现阶段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的两个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改革开放进程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社区：深圳与北京的相关实证调研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又发现：

　　第一，同处于现阶段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的城市社区，由于其在历史文化背景、改革开放的程度及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社会结构因素的不同功能态，会导致人们职业声望评价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二，政府的权力资源配置，使得与行政权力有关的职业声望评价高于与行政权力无关的职业。如深圳的资料显示的私人企业主的职业声望评价排名第37位，位于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声望评价之后，甚至排在居委会主任职业名后；机关单位小轿车司机比出租汽车司机的职业声望高。这一现象至少说明，政府权力资源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行政授予性；并且，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社会职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社会资源，如教育资源、权力资源等的不公平分配，影响职业结构及其评价的合理性。 

　　第三，基于深圳新型移民城市、改革开放最早、市场运作最早的社区特点，同样存在着两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不同性别的职业声望评价比较的差异看，女性的职业评价受职业实现的现实性的影响。社会的职业、职位与女性的自我期待成反比的。受其影响，在对职业评价上，男性更接近现实，而女性更具社会期望角色、更具理想化。就户籍人口而论，深圳女性文化素质普遍高于全国水平。但是，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女性群体的就业机会、就业层次、职务、职称结构以及工资、回报普遍低于男性群体。这一现象导致的直接结果不仅是女性群体参与社会受到影响，而且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三、具有一定的缺失性

　　深圳人对职业声望评价的价值判断标准缺少“道德”的层面，其结果可能会导致有的人为了获取具有较高权力资源含量的职业，不顾道德、法律、人格等而不择手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使人们在一个阶段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注重物质因素、务实、功利而忽视精神因素或道德价值。然而，道德评价在协调市场评价的负面作用上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中，积极发挥道德价值评价的协调功能，建构既符合市场规律、又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精神价值的合理的现代社会职业结构及其劳动市场，是值得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Treiman认为，虽然职业声望评价是一种主观的评价，但是制约评价其位次高低的是社会结构与功能，即职业声望次序的排列，是受社会结构本身的组织必要性和功能必要性所决定的。那么，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结构本身的组织必要性和功能必要性的规定与纯粹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着重要区别的；此间，道德价值评价的协调功能可能会是一个较重要的因素。    

　　第七章 深圳的生活评价和社会预期  

　　生活评价(1)  

　　生活评价是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为了了解近年来深圳人在生活方面的变化与发展情况，及时把握深圳人对生活的主观感受，我们就本人目前生活状况与1995年的情况进行了对比调查，试图对五年来深圳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轨迹进行初步的描述。

　　一、生活评价概观

　　与1995年相比，对目前生活好坏的评价，认为好了许多占374%，好了一点占353%，几乎一样占158%，差了一点占71%，差了许多占44%。（表 107）可见，大多数人认为生活好了，其中认为生活好了许多的占比例高于好了一点。大多数人的生活有了好转是主流。认为生活差了的是少数，其中认为差了许多的是极少数，反应了人们对生活的不满足感和对社会的不满意感，对此，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

　　二、不同性别群体的评价

　　从不同性别群体看，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好了很多的男女不同群体占比例分别为：368%和382%，认为生活好了一点的男女不同群体占比例分别为：340%和369%。（表 108）可见，女性群体占比例高。说明女性群体更多的人认为与1995年相比生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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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同户籍群体的评价

　　从不同户籍群体看，持深圳户口的群体认为与1995年比认为生活好了的占比例高于持外省户口的群体，认为生活好了很多和好了一点分别占比例略高了23和14个百分点。认为几乎一样持外省户口高了6个百分点。认为差了一点持深圳户口的略高了2个百分点。可见，与1995年比对目前生活的评价不同户籍群体的评价接近，只是深圳户籍人口认为生活好了的略多一些，而非户籍人口认为生活几乎一样更多些。通过评价反映了深圳户籍人口认为生活变好的多，而非户籍人口认为生活没变的多。

　　

　　四、不同收入群体的评价

　　从不同收入群体看，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变好的收入高的相对评价高，占比例依次为：1000元以下占634%，1001-2000元占706%，2001-3000元占706%，3001-4000元占741%，4001-5000元占929%，5001-8000元占759%，8001元以上占838%。可见，4001-5000元收入的认为生活变好的占比例最高，为绝大多数。低收入群体认为生活变差或几乎一样相对占比例高，特别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群体。（表 110）反映了与1995年相比低收入群体生活没有变或变得更差的多，而高收入群体相对变的更好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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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同文化程度群体的评价

　　从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看，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变好的文化程度高的评价高，占比例依次为：初中及以下占667%，高中占698%，大专占735%，本科及以上占851%。认为生活更差了文化程度低的群体占比例高，占比例依次为：初中及以下占166%，高中占134%，大专占80%，本科及以上占46%。认为生活与1995年相比几乎一样大专文化程度占比例最高。（表 111）可见，文化程度与对生活变化的评价有直接的影响，文化程度高的群体评价生活变好的多，而文化程度低的群体评价生活变差的多。反映了高学历群体目前的生活有了良好的改善，低学历群体生活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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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不同阶层群体的评价

　　从不同阶层群体看，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变好了职业层次高的占比例高，占比例依次为：管理层占100%，经理占891%，私营业主占855%，专业技术人员占743%，办事人员占724%，个体户占789%，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占597%，工人占670%，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占656%。认为生活变差的工人、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占比例高，特别是工人占比例突出高。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状况几乎一样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占比例最高。（表 112）可见，认为生活变好了职业层次高的占比例高，而认为生活变差或几乎一样的职业层次低的占比例高。

　　以上数据分析反映出：一是与1995年比较，大多数人认为生活有了好转（好了许多占374%，好了一点占353%）。二是从不同性别群体看，女性群体更多的人认为与1995年相比生活好了，占比例比男性群体高了43个百分点。三是与1995年比对目前生活的评价不同户籍群体的评价接近，只是深圳户籍人口认为生活好了的略多一些（37个百分点），而非户籍人口认为生活几乎一样更多些（6个百分点）。反映了深圳户籍人口认为生活变好的多，而非户籍人口认为生活没变的多。四是从不同收入群体看，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变好的收入高的相对评价高，而低收入群体认为生活没有变或变得更差的多。五是从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看，文化程度与对生活变化的评价有直接的影响，文化程度高的群体评价生活变好的多，而文化程度低的群体评价生活变差的多。反映了高学历群体目前的生活有了良好的改善，低学历群体生活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六是从不同阶层群体看，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变好了职业层次高的占比例高管理层（100%），经理（891%），私营业主（855%），而认为生活变差或几乎一样的职业层次低的占比例高。认为生活变差的工人（279%）、待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占比例高（175%），特别是工人占比例突出高。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状况几乎一样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占比例最高。   

　　生活评价(2)  

　　通过此次生活调查，我们对深圳人的生活状况和心态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发现许多存在的问题。从调查情况看，深圳人的生活水平与过去五年相比，属总体上升趋势，人们普遍认为生活状况有了改善，特别是女性群体、深圳户籍群体、收入高的群体、文化程度高的群体、职业层次高的群体更多的人认为与1995年比较生活有了改善。但是仍有少数居民生活较为困难。与1995年比较认为生活变差的或几乎没有变的虽然是少数，但是在男性群体、非户籍群体、收入低的群体、文化程度低的群体、职业层次低的群体占比例相对高，尤其是一些市民普遍对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作自我贬低式的社会比较。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前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映射出了整个社会的一种心态。受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造成部分人心态失衡，对自己目前生活现状不满 。这是需要社会各界关注，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社会预期(1)  

　　社会预期与生活评价都是属于人们心理层面的问题。不同的是，生活评价着眼于向后看，社会预期的视角则是向前看。社会对未来生活是乐观的预期还是悲观的预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因为社会稳定的核心其实就是人心的稳定，而人心稳定重在预期稳定。

　　我们以对未来五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还是不如现在为题进行调查，试图对深圳人的未来预期作些初步探讨。

　　一、社会预期概观

　　预测5年后的生活，被调查者认为比现在好许多的占300%，比现在好一点的占524%，几乎一样的占126%，比现在差一点的占41%，比现在差许多的占08%。（表 113）可见，认为会变好的为大多数。认为变差的是极个别。反映出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看到了希望，对未来生活的前景充满信心。他们将发现，只要自己肯努力争取，自己的生活就有更好的机会；正因为大多数人的希望和信心的增加，他们在心理上将更多地倾向认可这个社会，而较少与之抗衡，这为建立和谐深圳打下了很好的心理基础。

　　

　　二、不同性别群体的预期

　　从不同性别群体看，男女不同性别群体占比例比较接近，男性群体评价5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许多占比例高于女性群体103个百分点，而女性群体认为比现在好一点占比例高于男性群体101个百分点。反映出虽然男女不同群体占比例接近，但是，男性群体评价生活好的程度高的多。评价5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差女性群体占比例略高于男性群体。（表 114）可见，男性群体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更加美好的多，相比之下，女性群体没有这么乐观。

　　

　　三、不同户籍群体的预期

　　从不同户籍群体看，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的非户籍人口占比例高，户籍和非户籍人口占比例分别为：793%和843%，非户籍人口占比例高了5个百分点。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差的户籍人口占比例高，户籍人口占比例高了37个百分点。（表 115）可见，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非户籍人口比户籍人口更加乐观。

　　四、不同收入群体的预期

　　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的收入高的相对评价高，占比例依次为：1000元以下占708%，1001-2000元占863%，2001-3000元占834%，3001-4000元占803%，4001-5000元占945%，5001-8000元占870%，8001元以上占919%。可见，4001-5000元和8001元以上收入的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的占比例高，为绝大多数。1000元的低收入群体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还要差或几乎一样的占比例高。反映出绝大多数高收入群体对未来5年的生活更加乐观，而低收入群体有更多的人对前景并不看好。

　　

　　

　　五、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的预期

　　从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看，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许多与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占比例越高。预测生活比现在好的占比例依次为：初中及以下占697%，高中占850%，大专占823%，本科及以上占923%。可见，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例最高。预测生活会更差或几乎一样的文化程度低的群体占比例高，特别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群体占比例最高。（表 117）反映出，高学历群体绝大多数人对未来生活更加乐观，而低学历群体有更多的人对未来生活比较悲观。

　　

　　六、不同阶层群体的预期

　　从不同阶层群体看，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许多职业层次高的占比例高：管理层占100%，经理占859%，私营业主占961%，专业技术人员占864%，办事人员占724%，个体户占801%，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占884%，工人占734%，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占750%。可见，管理层、私营业主占比例突出高。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更差的工人占比例最高。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几乎与现在一样的个体户、待业失业半失业占比例高。（表 118）可见，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职业层次高的占比例高，而认为生活变差或几乎一样的职业层次相对低的占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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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预测5年后的生活，认为会变好的为大多数（好许多的占300%，好一点的占524%），认为变差的是极个别。反映出大多数人对未来生活的前景充满信心。

　　二是从不同性别群体看，认为会变好的男女不同性别群体占比例比较接近，男性群体评价生活好的程度高的多。评价5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差女性群体占比例略高于男性群体。反映了男性群体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更加美好的多，相比之下，女性群体没有这么乐观。  

　　社会预期(2)  

　　三是从不同户籍群体看，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的非户籍人口占比例高，非户籍人口占比例高了5个百分点。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差的户籍人口占比例高，户籍人口占比例高了37个百分点。可见，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非户籍人口比户籍人口更加乐观。

　　四是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的收入高的相对评价高，反映出绝大多数高收入群体对未来5年的生活更加乐观，而低收入群体有更多的人对前景并不看好。

　　五是从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看，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许多与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占比例越高。预测生活会更差或几乎一样的文化程度低的群体占比例高，特别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群体占比例最高。反映出，高学历群体绝大多数人对未来生活更加乐观，而低学历群体有更多的人对未来生活比较悲观。

　　六是从不同阶层群体看，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许多职业层次高的占比例高：管理层（100%），经理（859%），私营业主（961%），专业技术人员（864%）。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更差的工人占比例最高。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几乎与现在一样的个体户、待业失业半失业占比例高。可见，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职业层次高的占比例高，而认为生活变差或几乎一样的职业层次相对低的占比例高。

　　综合以上分析发现，预测5年后的生活，认为会变好的为大多数，特别是男性群体、非户籍人口、收入高的群体、文化程度高的群体、职业层次高的群体占比例更高，反映出对未来生活持乐观态度。从少数预测未来五年生活会变差或几乎一样的群体看，女性群体、户籍人口、收入低的群体、文化程度低的群体、职业层次低的群体占比例更高，反映了对未来生活持比较悲观的态度。

　　深圳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发展是深圳人对自己未来生活持高度

　　正面预期的主要原因，但是也要看到弱势群体对生活水平的评价与其他市民群体有着重大差异。事实上，经济的稳定发展才可能使公众对生活水平的正面感受有持续的提高。当今的深圳，尽管存在种种社会弊端，有些弊端甚至较严重，但毕竟仍是一个给人希望多于失望，兴奋多于沮丧，幸福多于痛苦的城市。  

　　生活评价和社会预期的比较  

　　对深圳居民生活评价和社会预期的分别分析，还不能全面揭示深圳人的心态，有必要进行比较分析。

　　一、深圳与其他城市的比较

　　在深圳进行社会结构调查的同时，合肥市、武汉市进行了同样的调查，调查涉及的内容基本一样。借此调查比较一下深圳与内地省会城市在生活评价和社会预期方面的异同。

　　1、生活评价的比较

　　与1995年生活状况比较，深圳与合肥、武汉市居民的评价有所不同。总体看，深圳市民的评价认为好了的占比例高，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变好的深圳与合肥、武汉市居民的评价占比例分别为：727%和622%、609%，深圳占比例高了118个百分点和105个百分点。其中在评价生活变好的程度上深圳人认为好了很多占比例高。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变差了合肥、武汉居民的评价占比例高，深圳与合肥、武汉市居民的评价占比例分别为：115%和218%、229%，合肥、武汉所占比例高了114个百分点和98个百分点。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几乎一样，深圳与合肥、武汉市居民的评价基本接近。（表 119）可见，与1995年生活状况比较，深圳居民认为变好了的多。从实际情况看，深圳的经济状况比合肥、武汉的经济状况要好。从2002年中国部分大中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看，深圳排名第4，武汉排名第12，合肥排名13；2002年人均GDP排名深圳第1，合肥第82，武汉第104，反映了评价比较客观。与合肥市、武汉市的相关调查比较反映出，深圳市民对生活改善的评价远远高于合肥和武汉市民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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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会预期比较

　　对五年以后生活状况的预测，深圳与合肥、武汉市居民的评价也有较大差异。总体看，深圳市民的预测认为会变好了的比例高，深圳所占占比例为824%，合肥和武汉的比例分别为572%和502%，深圳比这两个城市分别高了252个百分点和322个百分点。其中在评价生活会变好的程度上深圳人均占比例高。对五年以后生活状况预期几乎一样的，三市居民的评价基本接近，深圳所占比例最低，分别比合肥和武汉低22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对五年以后生活状况的预测认为会变差的，武汉所占比例高了129个百分点，合肥所占比例高了89个百分点。可见，深圳居民对五年以后生活状况预测认为会变好的较多。相比之下合肥、武汉市民对未来五年的生活状况的预测比较悲观，而深圳市民对未来五年的生活持有乐观的态度。

　　表 120 目前对5年后生活状况的预期 （深圳、武汉、合肥三城市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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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武汉

　　合肥

　　会好很多

　　300

　　169

　　167

　　会好一点

　　524

　　333

　　405

　　几乎一样

　　126

　　137

　　148

　　会差一点

　　41

　　138

　　97

　　会差很多

　　08

　　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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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二、生活评价与社会预期的比较

　　从与过去五年和未来五年的生活评价相比发现，深圳居民对未来生活会改善的评价要高，高了97个百分点，主要是认为生活会好一点的占比例高。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生活会好一些有信心。认为未来生活会变差或几乎一样的所占比例低。总体上看，与过去五年生活比较，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测更好。具体看：

　　第一，无论是与过去五年比较，还是对未来五年的预测，收入高的群体、文化程度高的群体、职业层次高的群体认为生活好了或会变好的所占比例高。而收入低的群体、文化程度低的群体、职业层次低的群体认为生活差了或会变差、几乎一样的所占比例高。

　　第二，不同性别群体、不同户籍群体有所不同。女性群体、深圳户籍群体与过去五年的比较，认为生活好了的所占比例高，但预测未来五年的生活时则比较悲观的多。而男性群体、非户籍群体与过去五年的比较，认为生活好了的所占比例低，但预测未来五年的生活时则比较乐观的多。

　　第三，与合肥、武汉调查的比较，无论是与过去五年生活的比较，还是对为了五年的生活预测深圳市民的评价都高。与社会现实比较，调查对象对生活的评价比较客观，实际上，个人的收入状况、职业状况越来越与文化程度挂钩。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能越来越对女性、深圳户籍人口不利。    

　　第八章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总结和前瞻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1)  

　　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深圳因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成为我国市场经济较完善、成熟，对外开放度最高的一座城市，因而，在社会分层和流动上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一、适合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环境

　　如果把社会结构视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那么，它与环境之间有一种功能上的依赖关系。良好的环境，使社会结构变迁能沿着正常的轨道向现代化方向顺利运行，而不是半途而废。深圳的社会分层和流动之所以进行得较顺利，与它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

　　1、宽松的政治环境

　　为了充分发挥特区改革开放试验场的作用，中央赋予了深圳创新权。中央一再强调，经济特区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上不断进行大胆的探索，不要争论姓社姓资，先干再说；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看准了的就可以大胆加以试验，允许边试验边修改边完善，甚至允许失败。

　　深圳在超前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1980年中央就明确指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1984年中央强调特区要按照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原则，跳出国内现行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老框框，改革特区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邓小平两次亲临深圳，对深圳的经验给予高度评价。1994年针对特区要不要“特”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这无疑给了深圳一把敢为天下先的尚方宝剑。

　　2、优惠的政策环境

　　深圳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是在与内地完全不同的政策背景下展开的。特区建立之初，中央赋予了深圳许多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基本上是经济政策，如在企业注册审批方面，实现限期审批登记制，在税收方面，特区生产的产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等。只有少数几条属于社会政策，如在劳动人事方面，外资企业的劳动用工，手续简便，费用低廉，企业劳务费用只占工业企业产品成本的10%左右；全面实行合同制，特区可自行招聘职工，也可以试用`解雇和开除；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尽量搞计件工资；不搞计件工资的，可以搞计时、计日、计月工资，奖金可以不受限制；特区企业的工资，只定一个最低标准。

　　这些优惠政策所起的社会效果是不可低估的。只要深圳能够用好用足中央的各种政策，深圳就等于在不同于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制度环境中活动，可获得由引入新制度规则所带来的潜在效益，如比其他地区更大的经营自主权，有助于产生新的激励机制，逐渐使深圳成为一个比较开放的、对各方投资者都有很大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吸引内地的人才等经济资源向深圳流动。所以说，这些优惠政策在当时就是一个象阿基米德所说的支点，有了这个支点，深圳才会有特殊的体制，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3、良好的人文环境

　　社会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正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的人文环境下下发生的，文化是城市的魂。深圳人率先开始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向传统的阶层结构和流动秩序制发起了冲击， 一项又一项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一条又一条陈规旧律被无情打破 。在这些敢为人先的行动的背后，是新观念的涌动，是一种不同于我国任何其他城市的文化氛围的营造。

　　第一，不竭的创新精神。深圳是一座年轻城市，年轻人的思想较少僵化和较少守旧心理，有较强的开放、进取精神，乐于接受新的价值观念；深圳又是一座主动型移民城市，移民们追求卓越的主观能动性，是出于主动改变自身命运和追求个人理想的愿望以及获得新生活的冲动，与其说移民是在寻找外面的精彩世界，不如说更是在寻找自己，看自己有怎样的智慧，怎样的体力，怎样的能力，这就生成了社会分层和流动的一股生生不息的内生推动力。这股内生动力， 推动深圳的决策层把营造一个创新的环境、鼓励全社会创新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主动地进行规则的变革，能对来自民众的变革要求，作出良性回应，形成一个官民互动的维新格局：洞察现有体制问题之所在，敢于触犯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的禁区，敢于闯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敢于闯矛盾错综复杂令人望而却步的难区。对此，邓小平同志精辟地作了概括：“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2)  

　　第二，较强的自我价值实现欲和自我完善的追求 。在特区，人们更容易通过努力实现个人价值，所以深圳人强调个人成就、个人奋斗，期望掌握个人命运，曾经在内地是碌碌无为吃大锅饭混日子的人在深圳获得了事业的成功。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上，深圳人是务实主义者， 他们最早接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念，注重实利，轻蔑清淡，强调以自主、自强、自立的主体性姿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认为通过竞争，以能力和业绩换取的收入，体现了人的价值，收入越高说明你的能力越大，对社会的贡献也越大，当然也就越光荣。因此，在深圳，收入多一般不会引起嫉妒，兼职行为是公开的、普遍的。比如在划分社会阶层的若干因素中，深圳认为金钱财富占的比例为536%，远远高于权力因素(157%)，可见，深圳多数人对阶层的认同主要依据经济因素。这一现象反映了经济因素已经大于权力因素的影响，体现了社会进步。这与增加经济收入是迁移流动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原因有关。至1993年止，深圳经济特区的迁移流动人口来自全国28个省市，不论他们来自何处，他们都带着共同的目标-通过寻找工作的方式来增加经济收入，以此为目的迁移流动人口约占686%，这一比例在不同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的迁移流动者中都是占第一位的(2) 。

　　自我完善是追求自我价值的必然要求，只有不断提高自我素质，扩大自我的适应面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才能不断增加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和质量，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平等精神。在深圳，一开始抱怨的声音就很少，因为大家都是移民， 不管你过去是强者还是弱者，你都不得不把它置于脑后；在内地原有的待遇、地位、关系都失去了， 深圳是新的起点，一切都得从头开始，犹如在竞技场上，起跑线是一样的，机会是均等的。只有在各方面有自己的优势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可能，实事也的确如此。大部分移民的成功，靠的是自己的拚搏，打工的可以搏成老板，老板破产则还原为打工者，每一次置换都是源于自身的能力，你抱怨谁呢，所以移民中流行一句话：英雄莫问出处，只论素质才能，体现的是一种重视真才实学的人才观。

　　第四，敢冒风险的勇气。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为了改变现状抛掉铁饭碗而流动，但流动充满变数，流动的成本很高，极可能达不到改善现状的目的，甚至流动失败得不偿失，变成向下流动者，这样的事例在深圳比比皆是，创新者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承担风险成本。深圳人对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生活的变故，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多数人对炒鱿鱼等新鲜事件能坦然对待，很少出现过激的行动，这无疑为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开展，打下了较好的社会心理基础。

　　第五，效益观。深圳最先引入了利益、竞争、契约、风险等观念，在参与分化过程，最早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比如，深圳人大都摒弃平均主义观念，如对您认为一个社会存在收入差距是否合适的?问题的回答，有100%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722%的经理人员、50%的私人企业主、67%的专业技术人员、567%的办事人员、708%的个体工商户、55%的商业服务业员工、396%的产业工人、472%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选择了完全合理或有点合理，平均率574%，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较少平均主义的影响。在很多地方强调分配的公平时，深圳人普遍认为，人才能力的发挥及所创造的绩效与其分配相称是最大的公平。

　　第六，乐观和居安思危意识。深圳人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各阶层对未来个人生活的预期普遍看好，认为会好很多的占305%，认为会好一些的占514%，而且，改革受益大的阶层预期更好。另一方面，面对激烈的竞争，深圳人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并由此形成了好学的城市风气， 对深圳人来说，学习不仅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更是现实生存的需要。

　　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观念经过融合、升华，逐渐形成了深圳精神：开拓创新，诚实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 这种完美的时代精神是深圳过去、现在和将来社会分层和流动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案例：博士后在深圳下岗之后

　　有关深圳市博士后肖拴锁下岗的新闻，在广东乃至全国掀起了一片涟漪，难道深圳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多到这种程度，连博士后都得下岗且８个月后仍无法找到工作？

　　令记者感到意外的是，深圳人对博士后下岗的看法与内地人有很大区别，他们并不认为博士后下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下岗了再上岗啊，没什么奇怪的。”

　　传奇的人生在深圳遭遇突变———博士后在双向选择中落选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3)  

　　肖拴锁于１９９０年１１月来到深圳科技工业园工作，先后在发展部、创业中心、法律部门任职，是一个工作责任心强，有能力、有技术的高层次人材，在今年３月份总公司首次推出的岗位双向选择中落选了！理由很简单，创业中心早于３年前因其科技孵化功能不成熟而关闭。而法律部门只需２人，除肖外，已有两个学法律的专职人员。

　　肖博士看自己下岗———“希望有个专门机构调配”

　　肖博士又怎样看待自己下岗呢？“刚开始，我还真是不习惯。读了近２０年书，从来都是最优秀的。正当年富力强，却遭下岗风波。而令他体会最深刻的，是下岗后不知去哪儿找工作。“我登过小广告，发过电子邮件，找人推荐过，但整整８个月了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肖博士的就业问题是直到新闻媒体关注，才有了转机。现在，有四五十家企业和他谈过，为了慎重，他正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肖博士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觉得社会上应该有一个机构专门从事人才的调配，特别对高学历人士，更应该在政策上和流通机构上给予关注。

　　用人单位说———要建立一种能进能出的制度

　　总公司办公室杨主任坚持认为，肖博士等人下岗是很正常的现象。他说，国营企业要破除计划经济观念，不能再人浮于事了。肖博士的专业很偏，我们公司目前没有适合他的工作。

　　人事部邓副经理对记者说，在公司９１名员工中，大专以上文化占了６０人，其中博士、硕士有１１人。除了在公司工作１０年以上、工龄２５年（女２０年）以上的员工可以签长期合同外，其余一律一年一签。虽然大部分员工都是只签了一年合同，但下岗先例还从未有过。按编制，即使９人下了岗，公司仍然超编。如果说按合同办事的话，公司不聘合同期满的员工，是合情合理的。

　　深圳各界共识———“市场不会要闲人”

　　除了科技工业园总公司的员工存在专业不对口的情况外，整个深圳市也存在不少这样的情况，但大家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深圳市人才市场郑主任告诉记者，深圳市每年有超过一百万的脑力劳动者进入深圳市人才市场找工作，远远超过其它城市的人才市场。去年，通过人才市场在深圳找到工作的有１６５万人，今年将突破２０万人。深圳目前人才市场潜力还十分大。在全国１５个副省级城市中，深圳的科技干部总数排倒数第二名。深圳目前最缺的是高科技人才，包括计算机、营销、机械一体化等方面的人才。至于博士后的需求，郑主任说，深圳所有研究所都是企业自己设立的，包括博士后流动站，这和内地的情况十分不同。企业要人都必须与企业的利益挂上钩。所以现在出站的博士后基本上都能找到合心意的工作，或者说双方都满意。至于是否一定得对口，郑主任认为，学校给的只是基础教育，相当知识得靠社会积累，特别是科技知识，５年就会换代。只要本人敬业、兴趣浓，就会迸发智慧火花，能量惊人。

　　深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处李处长介绍，深圳特区为引进人才，制定了一系列对高学历人士的优惠政策。深圳的博士后站现有１０个分站。目前出站有９个博士后，有５人留在深圳。连同外地来的博士后，共有６７人。至于博士，大约有一千多，硕士几千人，应该说，在全国占了很可观的份额。李处长认为，深圳是一个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城市，干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效益。因此，根据个人意愿，很多高学历人士确实在从事学非所用的职业。按新观念，也不一定要求专业对口，只要能发挥所长就好。肖博士是深圳最早来的３个博士后之一，对于他的下岗，我们也准备为他联系对口的工作，但我们只能起牵线作用，不能强迫企业收人。就算是专业对口，如果满员，也不可能要。天地那么大，不一定非要留在深圳。

　　从湖南汽车机械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小陈，在深圳工作一年了，他的感受是，深圳是个“人才贬值”的城市，但正因为“贬值”，才逼得你不敢有丝毫自满，时刻都得保持状态，随时准备上阵搏杀。这里不会因为你从什么特殊的地方来而对你另眼相看，公司不会要一个闲人，而只会把你“榨”尽。尽管他认为这里“人才贬值”，但却认为深圳是一个很有机会的地方。

　　博士后们看“同类”下岗———“不要让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的清华大学博士后谢如贤今年３６岁，已经是深圳六大超百亿集团之一的莱英达集团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经理。他出站才二三年，若在其它地方，他相信像他这样毫无背景的人，是不会这么快有机会让他坐上这个位置的。他认为，博士后都是很有毅力的人，但是学历不能代表社会经验、与人交际的能力、各方面协调的能力。而这一切，在工作中是多么重要。作为一个博士后，应该很清楚把自己定在什么位置，不要让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在深圳这个地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4)  

　　方，如果没有对今后５年本人的预测，很难说得上有作为。浙江大学的博士林天毅现正在深圳中美合资的安科公司博士后站内工作，他认为博士后转行并没有什么可惜的，因为发展更重要。如果行业不适合，前景不好，应当机立断考虑转行，毕竟学校给的只是综合素质，才能是要靠自己在社会上建立的。

　　在深圳这么一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心中自应有一杆秤。让自己改造企业而不是企业改造自己，这是一个强者、也是一个主人翁的态度。原载［新闻周刊1999年李小瑛］

　　二、体现“三性”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

　　这里所说的“三性”指的是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它们概括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本质特征。公平性是指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以业绩为取向，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不是依靠其先天的或与生俱来的条件，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开放性是指社会阶层的边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社会地位是可以改变的；合理性是指政府要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和机会，提高竞争起点条件的均等程度。

　　1、建立体现“三性”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具有以下特性：第一，平等性。市场不承认主体社会地位的差别，不承认任何超越市场平等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只承认价值规律所要求的等价交换原则，而等价交换是以双方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为前提的。第二， 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在各各市场主体的竞争中展开的，而市场主体间的竟争则是由它们对自己的利益的追求所引起的， 竞争引起社会资源的流动，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动，体现价值规律的作用。第三，开放性。表现为生产领域的开放，市场自身的开放和市场主体自身的开放。

　　深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领先一步，1997年便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意义在于，一方面， 在市场上，那些与行政权力相联系的因素其意义开始下降；另一方面， 那些与个人相联系的地位标准或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也因摆脱了国家的直接控制而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甚至市场上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人们对市场机会的把握，这为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占优势的社会成员，提供了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空间和自由资源，原有的行政权权力没有，也不可能阻止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

　　2、市场机制已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渠道

　　在深圳，人们已承认市场的权威，习惯于按市场经济规则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企业把眼睛从瞄准政府转向市场，政府逐步学会了按照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职能，依靠市场来解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对企业的经营、用工、分配极少干预，而由市场说了算。

　　深圳建立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取向的运作机制，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这包括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个人收益与企业效益紧密结合的激励机制、自我约束的监督机制和自我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中， 不断探索通过市场机制获得较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和熟练劳动力的路子，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作用越来越显著。在人力资源的引进、交流和流动上，改变了由劳动部门统包统配的传统做法，主要以市场调节为主， 调配部门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宏观调控方面，微观方面主要依靠用人单位自己择优挑选，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人才竞争和使用机制，企业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完全由董事会自主决定；企业在当地录用员工时，可以自行招收，劳动部门不做任何干涉，完全实行市场调节，企业不再聘用你了，你就得跑市场，而不是去找市长；允许企业自主选择用工形式，如固定工、合同制工、临时工、轮换工、时工、日工等； 深圳的企事业单位大都确立了市场决定工资的观念，基本上是以人才的市场价格来决定其工资水平的。 

　　3、公平竞争机制渐显神威

　　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能创造高效率的公平竞争机制，以竞争来挖掘人自身的潜力，以竞争来获得社会的承认，这种机制已在深圳初步建立。

　　(1)自致性因素取代先赋性因素，成为深圳社会流动的重要依据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社会流动属于政治主宰型模式，表现为不论是在流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流动机制上，政治标准、政治价值、政治身份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不是由于自身的努力和创造性获得，而是取决于人们出身于什么家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身份，进入什么样的单位和具有什么样的行政级别等先赋性因素。一些人靠这些先赋性因素一夜之间青云直上，实现了长距离的社会流动，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身份是凝固的，很难通过后天的努力自主地获得某种身份或改变某种身份。这样的流动机制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5)  

　　改革开放开始了深圳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各种改革使得利用先赋性身份优势获取利益的机会不断减少，使得公平的市场规则对各种类型的劳动力进行有效的市场配置。尽管先赋性因素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但是，自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会成员越来越趋向认同靠自身的后天努力、靠个人的能力以及业绩来获得较为满意的社会位置。

　　(2)在自致性因素的获得上基本体现了公正公开和公平原则。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文化性的经济形式。劳动者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个人收入分配，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挂钩紧密，低素质的劳动力知识面窄，技能单一，能力很有限，只能从事某种简单的工作，在激烈的竟争中很难立足，改革开放之初的脑体倒挂现象在深圳逐渐消失，知识越来越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条件，读书年限与收入的关系系数R Square由1997年01%提高到2000年的06%。有一句口号在深圳很流行：知识能改变命运，技能也能改变命运 。

　　高知识群体参与社会的机会越来越多。深圳市近二十年来不断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科技，给大批大学以上的专业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知识分子可以办公司，搞发明，卖专利，可以被大的公司、企业高薪聘用；也可以参与政府部分的工作，有机会成为行政官员；从事专业工作的有机会成为教授和研究员等。虽然在社会政治舆论领域知识分子的参与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社会经济、文化、管理领域，知识分子群体充分得到了参与社会的机会。

　　(3)公平竞争选拔能人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唯贤是举，唯才是用成为新的用人标准。企业取消了行政级别，在许多非公有制企业，既无行政级别，也无职称等级，仅仅以能力和业绩作为分配和待遇的依据。各种用人单位招聘员工时，越来越趋向于以个人的能力等基本素质为依据；人们在提职提薪方面，也逐渐变成以能力和业绩为重要依据， 如私营企业对于有特殊才能者给予技术参股，已上了一定规模和档次的企业，为了规范化管理，减少裙带关系等消极因素，对亲戚朋友一般不使用，华为公司依据员工能力和贡献大小等因素实行员工持股制，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几年来，该公司员工的流动率不足5%(1) 。

　　较早在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中引进竞争机制。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坚决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改变了单一的委任制，实行了选任、考任、聘用、招考、竞争上岗等多种形式。从1980年开始，率先在中外合资企业中推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后来又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经理或厂长聘任制，行政事业单位对新晋升职务的干部全面实行试用期制度。从1986年至今，已先后11次公开招选局级领导干部83名。从1999年开始，积极开展处、科级领导职务的竞争上岗试点工作，截止2001年10月，有教育局、口岸办等6个政府部门进行了缺位竞争或全员竞争的试点，89名竞争者通过竞争走上处级领导岗位。通过竞争，市政府办公厅产生了33岁的处长和29岁的副处长，具有硕士学位的由原来的55%上升到703%；市司法局处级干部平均年龄从原来的近47岁下降到415岁，其中副处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从原来的464岁下降到354岁。2001年10月开始的机构改革定岗定员工作中，规定凡是提拔处级领导职务必须竞争上岗，截止2002年6月底，在定岗定员中，通过竞争上岗提拔正、副处级领导职位公务员各128人、177人。 

　　1993年9月颁布实施《深圳市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开始实行考试录用制度。截止2001年底，深圳市共招考公祭员10140人，说明将近半数(公务员总数为25111人)的公务员是通过考试录用的。 公务员考试录用敢于打破人员身份和地域限制，从1995年开始，将科员以下职位的招考范围扩大到工人及社会待业人员，当年公开招考340名公务员，有3000多名不具备干部身份的人员前来报名咨询，符合资格条件准予考试的500多人；同时还打破地域界限，将44个市内紧缺专业的职位面向全国招考，有550名寄送报名材料，其中符合条件准予考试的236人。实行“两个突破”的做法，为拥有真才实学、有志机关工作而不具备干部身份的人员提供了进入机关工作的机会，也为国内其他地区有志之士到深圳机关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疏通了公务员的退出渠道，在1995年在公务员年度考核中，增加基本称职，凡列入此档的，一律离岗培训， 该年度考核有130人基本称职，其中局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5人； 1996年制定了公务员辞职辞退实施细节，该年有93名公务员获取辞退；从1996--1998年三年，有260名考核基本称职的人员进了离岗培训班，75名考核不称职的人员被辞退，2000年基本称职26人，占005%，不称职的7人，占001%。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6)  

　　公平竞争机制为能人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为能人施展才华提搭建舞台， 是一种能够产生能人的机制，它可以实现择优，把优势分子送入上层； 它还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筛选机制，将越来越多的先赋性因素淘汰掉，工人、官员、知识分子等原先占有较大既得利益的阶层，由于对身份的依赖已大大减少，更注重自致性因素的修炼；农民则是突破了身份的束缚迈向了广阔的市场，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等更是在既没有身份优势，又没有身份束缚的起点上开始了发展历程。

　　三、具有导向意义的社会结构变迁

　　改革得迟与早，结果不一样。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反映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深度。如果说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话，那么，深圳则是最先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城市之一。深圳是中国开放度最高，改革最为深刻和广泛的地区，它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也是中国地方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超前幅度最大的一个。在过去的20年间，深圳社会发展的态势常常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进的一个路标和风向计，具有很强的导向意义。

　　1、阶层分化具有超前性，代表了中国未来阶层分化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阶层分化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前分化型、低度分化型、中度分化型和高度分化型，这四种类型由低到高依次变迁，反应了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达和改革开放水平的不同。深圳属于高度分化型，因为深圳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等级分层，这种经济等级分层与职业和技术等级分化相关，比如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差异明显，有管理权的人与没有管理权的人经济差异明显，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与没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经济差异明显，这一经济分化趋势与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1)新兴的社会阶层逐渐扩大，基本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深圳的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较多，私营企业主和经理等也较多，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体阶层，如国有、集体企业员工逐步在萎缩。抽样调查显示：特区内新兴的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三个群体占劳动人口的208%，即每5个劳动人口中就有一个是这类新兴阶层的人员，这几个阶层的比例都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此相联的办事人员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比例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4倍，传统的产业工人阶层被新的外来务工青年取代(占劳动人口的26%)，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商业服务业从业者(占这一阶层的793%)。可见，深圳特区的人口结构主要是由新兴的社会阶层构成，并已经形成了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新兴的富有群体出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深圳市出现了一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新兴富有群体，其中包括私营企业老板、职业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他们的普遍特点是文化素质比较高`掌握现代管理知识，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他们个人财产和收入可观，若将家庭总资产150万元及以上界定为富有群体，抽样调查显示，这个群体大约占15岁以上常住人口的63%，推算特区内大约有113万人。深圳市的高档消费群体中他们是主体，拥有高档住房、开名贵的私家车等。

　　第二，新兴的中间群体形成。主要由中级以上管理人员、政府中高级官员、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部分私营企业主及个体户等构成。若将家庭资产60万-150万界定为中间群体，在深圳市15岁以上常住人口中约占268%，推算人口特区内约有4548万。这个群体生活水平处于小康向富裕发展的阶段，有自己的住房，部分拥有中低档私家车，月收入除正常支出，有一定的节余，消费处于中档水平。

　　第三，新兴的中下层群体发展较快。这一群体介于中间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大约占特区内劳动人口的30%左右，这是个构成非常复杂的群体，他们主要由办事人员、部分个体户、企业基层管理人员等构成。他们中一部分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因进入特区时间较短，处于资本积累阶段，这部分人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可能步入中间群体。另一部分人是从下层经过一定的奋斗走入这一阶层的外来劳务工，他们可能没有很好的教育资源，但是在深圳市特有的社会环境下，通过小资本的个体经营，逐步摆脱贫困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

　　被和机会，提高竞争起点条件的均等程度。

　　雇佣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他们中年轻、未婚者居多，没有自己的住房或财产，工作流动性比较大。若将个人月收入1000元以下定义为贫困群体，深圳特区15岁以上常住人口中357%的人属于这一群体，推算人口大约606万人。他们的收入基本能维持自己的衣、食、住、行，消费处于低档水平。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7)  

　　(2)农民阶级超高速地发生裂变。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

　　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

　　阶层，一般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中国的农业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

　　比重1999年是44%，所以，在中国的十大阶层中，农民阶层仍是一支主打

　　阶层。而在深圳特区，农民阶层经过超高速裂变后销声匿迹。

　　这得益于：深圳较早树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农村城市化起步较早较快， 目标较高，进程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深圳的农村城市化起步于 1992年。建特区后， 因快速发展的城市建

　　设的需要，市区中心大量的农村集体用地被征用，农民已无地可种。洗脚

　　上田的农民利用政府补偿的土地使用费、贷款和其他方面的资金以及靠

　　近香港的便利条件，兴办了大量合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比较成功

　　地解决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1985年以后，随着以工业为主发展战略的确

　　定，深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特点也越来

　　越明显。

　　1990年深圳的城乡一体化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经国务院批准，深圳市改为三区一县建制，特区内三区进一步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特区人口由2万多发展到80多万户籍人口，然而，却有46万农民，散居在66个行政村、173个自然村中(1)，村村盖楼、办厂、开店，农村不再具有传统的农业功能和条件，工业成为经营的主要形式和收入的主要来源。特区外的宝安县也实现了工业化的框架，工业产值已占国民经济的80%以上，农村体制已不再适应形势的发展。

　　1992年下半年， 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特区内实施农村城市化的

　　农转非的计划，标志着深圳由农村社会、农业经济区域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在特区内将罗湖、福田、南山三个区的68个村委会改制为100个城市居委会，将81家城市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为12家集体所有制的股份公司，将13851户、46482个农业人口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将这些区域内的行政、土地、房屋、人口、就业、福利等各方面的管理纳入城市管理轨道。到1992年底，短短几个月内，顺利实现了特区农村都市化新飞跃：结束了特区内城市管理体制和农村管理体制并存的局面，农民和农业经济已从特区境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居民和股份合作制经济。

　　仅有特区的高速发展是不够的，需要特区内外协调发展。特区外城

　　市化的步代也在加快，1992年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撤销宝安县撤县建区，将宝安县改成宝安和龙岗两个区，尽管这两个区只占全市户籍人口的207%，常住人口的61%，农村人口也大部分从事非农生产，但这次城市化使深圳成为全部土地面积为市区面积的城市，市区面积从331平方公里米变为2020平方公里。

　　就整个深圳市来看，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不大，在整个90年代维持在24万-25万之间(表 122)；其中，劳动力增长的幅度也不大，从1990年的12万增加到1999年的17万多，就各行业分布来看，农业劳动力人数下降较快，1990年是5万多，到1999年下降到25000多，从事工业和商饮业、物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人口和耕地面积减少(表 125)的同时，深圳农业获得了发展， 农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16938万元(特区内5210万元)增加到1999年的299662万元(特内区33944万元)，其中，乡镇企业发展功不可没。深圳的乡镇企业类型较多， 有“三来一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股份合作经济，它们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1998年底全市乡镇企业有12154家，职工人数1095万乡镇企业总产值达251亿元，1999年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280亿元，农民收入的80%来自于它。 

　　2、社会流动具有超前性，代表了中国未来社会流动的发展趋势

　　英国学者约翰·穆勒说：现代社会的特点是：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哪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期望的命运。这种现代社会流动的自由性，在深圳表现得比较明显。

　　(1)社会流动畅通。移民社会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因为移民崇尚自由。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深圳特区是中国体制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点，这里限制最小，思想最开放。在深圳， 自由意味着不惧怕流动，意味着你可以选择工作，工作也可以选择你，意味着老板可以炒你的鱿鱼，你可以炒老板的鱿鱼；意味着流动无论在意识观念上，还是在具体办理手续程序上，都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社会行为。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8)  

　　(2)社会流动频繁。深圳人把与外界的广泛联系和开放式交往视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社会分层的界限不再极难跨越，各个行业、领域对于个人而言都可以经过努力打进去，各种社会职位，也可以用个人奋斗而获取。频繁流动表现在：第一，深圳人的就业身份变化最频繁。比如，迁移流动人口在来本地前的就业身份与现在就业身份相比变化最大的是过去的农民，迁移后基本转为临时工或合同工。这种就业身份迁移前后的变化显示出二种趋势：一种是由农民向工业生产者的上升变动，一种是由固定工向合同工与临时工的水平流动；前一种表明迁移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个人身份明显进步，后一种表明迁移流动人口敢于冲破传统的就业观念，接受新的劳动用工制度。第二， 深圳人的角色变化和职业变换在国内是最频繁的。一个在深圳生活了几年的人，跳槽几个单位是很平常的事。无论中高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还是普通工人， 跳槽已很普遍，据有关研究，深圳企业的流动率约为25%。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主动的流动也较多， 从1993年实行公务员制度到1997年底主动辞职的公务员有82人，在辞职的理由中，位居前三位的是另谋职业、出国定居或留学和当律师；在辞职者中，大专以上学历占近六成，学历最高的是博士，职务最高的是处长。

　　(3)社会流动渠道多。深圳是一个多元社会，成功的道路千万条，不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有人梦寐以求做大款，有人心安理得做文化，也有人官梯上攀登，各得其道，各行其所。

　　(4)社会流动范围广。从地域角度看，已从邻县地区、广东省扩大到全国各地和世界；从企业所有制情况看，国有、集体、私人经济和外资都有；从行业看，16种行业都涉及；从劳动者个人身份来说，已从外来临时工扩展到合同工、集体工、固定工和国家干部；从技术角度看，已从一般劳动力，即从事简单、粗重的劳动者到技术工、高级技工、高级工程技术和研究人员。

　　(5)社会流动流速迅猛。即单位时间内流量过大，流速过快，流动规模过大。深圳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增长最迅猛的城市。在增长的人口中， 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主要来自迁移人口，说明深圳人口流动规模空前。

　　(6)社会流动形式多。表现为既有单个成员的流动，也有多个和集体的流动；既有单向的流动，也有多向的流动；既有自谋职业式的流动，也有企业公开登报、招收个别特殊工种式的流动；既有垂直流动、水平流动，也有结构性流动，所有流动的形式，都能在深圳找到。

　　(7)社会流动不对称。即流动呈单向式，而不是双向式，相对流出一方来说是有出无进或出多进少，而相对流入一方来说是有进无出或进多出少。深圳人流向外地较少，比如，深圳外来劳动力很多，1995年以后，每年都有10万以上的人； 相反，深圳农村外出劳动力不多。

　　

　　(8) 社会流动效果显著。社会成员从总体上来说摆脱了过去那种身份隶属化、工作固定化、居住不变化的局面，获得了初步的却是大面积的自由。

　　3、最早具备橄榄型结构特征， 代表了中国未来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势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指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着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并享有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收入。与之相反的是传统社会阶层结构：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极少数人居于社会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

　　占人口大多数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构成橄榄型社会的重要基础，是推动现代化的前沿力量和中坚力量； 橄榄型社会更是一个开放社会，因为橄榄型社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同背景的人，能够通过许多方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是靠读书考试，变成中等收入者阶层。所以，看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看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开放程度较高的社会能给人们提供充分的流动机会。

　　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形成和崛起是深圳社会阶层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深圳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市场体制的伴生物。深圳经过20多年经济的飞速发展，已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人均GDP 已在4500-5000美元之间。据调查， 与全国许多地方还是一个洋葱型，该大的还没有大起来，该小的还没有小起来，该富的还没有富起来的情况显著不同的是：深圳等级结构和阶层结构图已经明显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类橄榄型(底部较为宽大)，中中层所占比例最大，接近半数的人处于中中层。

　　4、具备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代表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

　　深圳现代化走的是一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道路。深圳较好地处理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利用市场机制解决传统体制下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又以调控机制遏制市场调节下两极分化等不合理现象，从而能够促使效率与公平的动态结合与良性互动。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9)  

　　深圳经济特区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创新社会发展模式的历史使命，这个发展模式以“速度深圳”闻名于世，为全国范围内解决温饱问题、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贡献。“速度深圳”的发展模式也包含一定的效益内容，深圳单位产出所占用的土地消耗的能源资源和排放的废弃物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贡献的税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深圳市委市政府调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的基本生活，对高收入阶层，既不采取限制的政策，也不任其发展，而是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严格执行个人收入所得税申报制度，并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因此，尽管深圳还存在部分下岗职工和失业职工的生活水平较低，少数人因非法收入而暴富，一些行业因垄断或享受国家优惠政策收入远远高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等问题，但从总体上讲，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基本上仍在合理的范围内，没有出现两极分化严重，收入过分悬殊的情况。1996年全国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差距为1：42，广东省为1：43，其中，深圳为1：42，汕头为1：54，珠海为1：45。这说明深圳在反贫困、共同富裕上作出了成绩。

　　深圳在注重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也开始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式走向集约式，注重城市资源的开发效率。比如，深圳的土地利用率是密集型的，地均GDP为115元/平方米，在全国是最高的。1997年，深圳以其占全国人口03%、占全国土地02%的份额，创造出占全国15%的国内生产总值、38%的工业总产值、78%的外贸出口额(1) 。

　　深圳建立了协调工资标准和增资水平的集体谈判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由工会代表员工利益作为谈判主体与公司方面进行谈判，既保证工人的合法权益，又兼顾了企业的利益，使工资水平和标准较为合理。通过竟争机制，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大体相等，形成了社会平均工资。为了稳定公务员队伍，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和廉政建设，深圳市根据财政能力与社会承受力，缩小公务员与企业员工收入分配差距。

　　关注弱势群体。深圳对外来务工者关心的真诚体现在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上。1992年率先在全国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1995年率先在全国颁布企业工资指导线， 1997年1月1日实施《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欠薪保障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地方性工资保障法规， 对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有重要意义。对全市户籍贫困人口实行最低生活费标准， 1997年特区内的最低生活保障线205元，特区外城镇是170元，特区外农村是120元，1998年分别是245元、210元、150元，1999年是319元、273元195元，1999年特区内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19元，比上海(280元)、北京(273元)、广州(281元)要高，在全国是最高的。在促进员工再就业方面成绩显著，2000年有就业愿望的登记失业员工再就业指导率达100%，年末城镇攀登记失业率为24%。

　　形成了覆盖范围比较广泛、保障项目比较齐全、社会化程度较高、法规制度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深圳从1982年开始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初步探索建立了一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崭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992年共济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正式启动，1996年，完成养老金计算办法的平稳过渡，标志着率先试行的共济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保险新机制改革的成功。1997年共济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写进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制度的决定》中作为全国统一的制度模式。1999年《深圳市企业员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正式实施。同年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若干实施规定，制定了《企业员工基本养老保险运作办法》，拟订了《深圳市个体经济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养老保险实施办法》，使深圳市养老保险法规更加完备，管理更加规范。到1999年底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84万，户籍人口的参保率达98％；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额达40多亿元；养老基金的收缴率达99％。全市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63万，户籍人口的参保率达88％。全市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202万，参保率达92％。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达754万人，参保率为90%。2000年末全市有12785万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816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失业保险参保率达973%，失业保险金的社会化发放率和领取率均达100%，参加医疗保险达8284万人。基本实现了全市职工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有救济、工伤有偿付虽然目标。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深圳参保单位不仅包括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受惠者遍及外来打工者，个体户等各类人群，有10余万外来工受益。  

　　深圳承受的问题之累(1)  

　　社会分层的迅速嬗变带来的巨大成就里总是包含着众多的问题与矛盾。这是因为，第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彼德·布劳所说，社会分化是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位置在横的方向上增加异质性，在纵的方向上增加不平等的过程。第二，就中国的社会转型来说，传统的政治资源和新兴的经济资源相互渗透和交叉重叠， 现代性与前现代因素、新体制因素与旧体制因素的相互交织和相互冲突，既形成了一股特有的合力，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又为社会阶层分化设置了一个特殊的演化区域。 

　　这个特殊的演化区域使深圳这样市场经济发展较完善的地区，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许多基本制度问题。市场化速度不断加快与与制度相对滞后的矛盾在深圳表现得最为尖锐，市场经济转型期与制度结构相关的问题在深圳这些先行一步地区显著化，社会结构在实际的演进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公平性、合理性和开放性受到严重侵蚀。

　　一、日显突出的人口问题

　　与国内其他大中城市相比，深圳人口问题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加大了解决的难度。

　　1、深圳的人口之痛

　　(1)人口超常规发展。就人口的实际数量来说，深圳已成为中国的超大城市。1980-2003年，深圳暂住人口年均增长达404%，常住人口年均增长为128%。深圳从1985年80万人口到2002年504万人口（2000年普查人口701万）经历17年，1987年以后，每增加100万人口是3-5年，从500万人到600万人是3年。香港从1931年80多万人口到2002年670万人口，经历71年，其中从500万人到600万人维持了12年。新加坡1860年人口8万多人，以后经过140多年，到2002年，人口为33783万人。受惯性规律作用，今后一个时期人口总量仍将持续增长。

　　(2)深圳人口密度全国第一。2000年深圳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35

　　96人，大大超过十五规划中的2463人控制线， 已大大高于北京、上海、

　　广州等大城市，接近发达国家主要城市人口密度平均水平约每平方公里

　　4000人的水平。特区内人口更是高度密集，为每平方公里6532人，其中

　　福田区更是高达每平方公里11652人。

　　(3)暂住人口及所占比重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均列第一位。深圳的户

　　籍人口只有132万，非户籍人口为57936万，占总人口的8267%，非户籍

　　人口是户籍人口的35倍，这种严重倒挂现象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

　　(4) 深圳是一个外来人员进城务工最早、最集中、时间最长的城市。20多年来深圳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持续不断地把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吸引而来，年平均20万劳动力进入深圳务工。2001年外来劳动者为25212万人，占深圳市劳动力总数的591%。2002年末增至33549万，比上年增长76%，导致深圳人口过度膨胀。

　　

　　(5)特殊的劳动力和人才结构。从劳动力结构来看，外来劳动力

　　具有年龄小、学历低等特点。17-25岁年龄段的占总数的75%，初中学历占318%，高中技校职高学历占505%，中专学历占74%，大专以上占85%。外来劳动力女性比重大，达505%，来自乡镇和农村的比例达771%，来自县以上城镇、城市的仅占229%(2)。从人才结构来看， 第一，人才总量不足。2000年上海市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20多万，这个数字比深圳的户籍人口还多，深圳的人才总量只有62万，户籍人才只有约29万人。自特区建立以来，深圳的人才总量增加了155倍，而同时期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733倍，这说明深圳的人才总量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在70088万人中，接受大学以上教育的5649万，占总人口的806%，远低于北京的175%，上海的114%，广州的93%。从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的人才总量上看，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大专以上学历人数85万人，而深圳只有243万人。第二， 国际国内顶尖的专家严重缺乏。深圳市目前只拥有5名"两院"院士，12名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与国内其他大城市比，深圳这方面的差距较大，甚至比不上国内一所大学。第三，社会科学尤其是管理类和应用社会科学类专家严重缺乏。据统计，市管专家中社会科学类专家不足20人，仅占7％左右。

　　由此，形成深圳的人力资源素质与分配两极分化的格局：在这一极，积聚了一批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精英人才，在另一极，又密集了规模庞大的低学历、低素质低收入的劳务工，且后者在人口总量上占绝大多数；在人口供给总量过剩的同时，又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预期差距的劳动力相对供给不足，从而形成了技能型劳动力相对的卖方市场。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全球化竞争，处于劳动密集型状态下的人才结构，不能不说是一个现实的危机。  

　　深圳承受的问题之累(2)  

　　2、人口问题的正负效应

　　深圳人口问题对深圳经济社会的影响，既要全面看，更要用发展的眼

　　光看。

　　(1)正效应。人口超常规发展， 为社会用工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为深圳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有资料显示，劳动力对深圳经济的贡献率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的贡献率，劳动力每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0518个百分点，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只增加0402个百分点(1)，外来劳动力作为深圳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为深圳的经济发展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2)负效应 。第一，人地矛盾日益尖锐。一方面是人口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是土地严重不足。深圳只有 202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由于地处海滨，实际可利用土地面积只有1/3左右，在全国，不要说副省级城市就是地级市中，深圳的地域面积也是很小的。在国内很多城市纷纷通过扩大自己的空间增强经济实力的背景下，深圳的土地面积却20多年如一日，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20年间人口总量增加了21倍多，这块弹丸之地上竟生活了1000万人。深圳目前已开发70%的土地，特区内成片的土地已很难找。第二，公共资源不堪重负。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严重倒挂引起公共资源供给失衡、社会发展质量下降。由于人口规模日益膨胀， 对战略性稀缺资源压力不断加大， 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承载力亮起了红灯，常常造成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就业难、供求平衡难和管理难等社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效应越来越明显。因此，随着深圳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劳动力量上的需求必然转变到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上来。

　　二、不能掉以轻心的收入差距问题

　　深圳市民的收入差距总的来看是在合理的范围内，1985年基尼系数是017，1990年是019，1990年是028，2000年是030，都在04的警戒线以下。但是，在局部领域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现象，并且，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消费结构上出现了两极化现象：富人侧重于对享受性、时尚性生活品质的追求，而穷人则主要倾向于对基本生存和温饱的维持。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稳定和谐发展重要的潜在危险因素。

　　据百户居民抽样调查显示， 高低收入差距比较明显，高低收入组的收入水平差距从1991年的26倍扩大到1994年的32倍，10%高收入阶层的月收入中位数是10000元，10%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中位数是300元，高收入阶层是低收入阶层的333倍，收入两极分化现象比较突出(1) 。1999年这种情况依然如故(见表 129) 。

　　非个人素质和能力之间的差别所造成的行业之间、单位之间的收入悬殊现象依然较普遍。2000年国民经济16大行业职工工资排行：金融保险48768元，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38628，其他行业35652元，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33132元，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31356元，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业30480元，国家和党群机关社会团体29436元，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28680，地质勘探业、水利24300元，房地产23892元，社会服务业23592元，批发零售贸易`餐饮19788元，制造业19464元，采掘业18540元，农林牧渔业17952元，建筑业16848元。

　　深圳户籍人口中低收入者主要是失业者和下岗人员。深圳80-90年代的失业率在230-250%之间波动(见表 130)， 2000年末失业人数1809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245%。19以下45岁以上失业人员1997年比例是2362%，失业时间半年以上是2717%，失业时间三年以上是1731%，具有中小学文化程度占1726% 。全市下岗人员庞大(见表 131)，但户籍人口所占比例较少。1988年以来，全市户籍下岗职工249人，待岗330人，放长假期99人，提前退休44人，其占失业人员构成比例分别是169%、277%、46%和292%，离退休群体2359人(1)，这些户籍失业、下岗人员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为特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失业和下岗使他们本人和家庭生活受到直接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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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还有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到2000年第一季度全市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贫困人有3442人(1)，其中特区贫困人口数占187%(见表 132)，占户籍人口总数的029%，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数的0085%。贫困人口构成，原民政优抚对象只占166%，下岗、失业人员只占16%，其他困难人员占66%(见表 133) 。

　　低收入者是深圳市民中的弱势群体，在经济收入上他们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共同的遭遇有可能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成为向心力较强的利益群体，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社会稳定施加影响， 构成了危及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巨大隐患 。  

　　深圳承受的问题之累(3)  

　　利益格局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由“不公正感”导致的收入差距原因的价值认识，使得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在心理上被“放大”。深圳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人们对目前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心理承认能力，他们的感受是否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如果有半数左右的人不认同收入差距现象，而且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差距过大，那么政府就的确需要调整收入的程度了。下表说明，认为差距太大的9个阶层的认同率平均达749%，认同率最低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也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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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引人注目的外来务工者问题

　　之所以说引人注目，是因为深圳的外来务工者人数众多，政府有关部门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在深圳的喜乐哀怒，都会引起全国的关注。比如，2004年深圳市政府为了整治城市展开了梳理行动，对各类乱搭建和违法建筑进行拆除，由于涉及到的人口大多是乞讨者、拾荒者、地下加工厂从业者等外来群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有学者质疑这个做法是否有悖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精神。

　　外来务工者怀着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来到深圳务工经商， 但外来务工者这一特殊身份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着宿命的隐疾-户籍制度中的城乡不平等，让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他们大都分布深圳市民不屑于干的体力劳动强度高、操作简单、危险性较大、收入偏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或第三产业。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城里赐给他们的饭碗其实很难端，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成为城里人的梦想的，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许多令他们匪夷所思的问题。

　　第一，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被占，处于超负荷状态。据调查，他们每天工作8小时或8小时以下的是582%，9-10小时的占248%，11-12小时的136%，12小时及以上的占34%每月完全没有休息的占88%，休息8天的占295%，休息4天的占276%，休息2天的占197%，超工时作业得不到应有的补贴。

　　第二， 吃住条件简陋。为了将工资转为积累，他们普遍将生活开支和日常消费压缩到最低限度，摄入营养不够；他们中享受企业提供的免费住宿待遇的仅占406%，由单位提供宿舍、个人支付租金的占285%，生活、劳动条件差，身体健康受到直接影响。

　　第三，工资收入低，福利差。他们的平均工资已经有10多年低水平徘徊，甚至从总体上看近年来他们的工资有所下降， 426人在2004年上半年月平均总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428%，1001-2000元占348%，2001-3000元的占112%；另一个调查显示，工资(含加班费)月工资在600元以下的占17%，601-900元的占53%，901-1200元的占26%，1200以上的占4%，相比城镇职工工资是偏低的(1)。993人中只有598人所在企业为他们办理了社会保险。更恶劣的是，2003年末深圳特区内最低工资标准600元/月，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最低工资标准465元/月。一些企业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不按合同办事， 连最低工资标准也难实行。

　　第四， 管理方式粗暴，甚至体罚、打骂、侮辱工人等对人身权利侵犯的事时有发生，有的女性受到性侵犯。

　　第五， 精神文化生活贫乏。他们工作之余大多睡觉或无所事事，大多希望加班，成了工作机器。

　　第六，心理压力大。这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非户籍人口普遍有二等公民、人格受辱的感觉。在从财政支出、单位福利、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子女上学等方面，非户籍群体长期以来不能与户籍群体同等享受，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政府机关企事单位里是普遍现象。户籍人口总是视他们为社会治安隐患的主角，把他们对城市的贡献遮蔽了。 他们与户籍人口长期处于缺乏沟通的状态，这种隔离里既包含了户籍人口对他们的防范与潜在敌意，也包含了他们自觉的疏远与同样的潜在敌意。另一个是工作压力大，易产生心理偏差。外来务工者中经常感到压力大的，占206%，有时感到的占309%，偶尔感到占34%，自己觉得不开心的比例大，只有141%的人从来没有出现(1)。

　　第七， 非户籍群体没有机会参与决策。非户籍群体虽然占深圳人口的主体，但是他们的社会参与被限制在经济领域，几乎没有参与政府政策制定及执行的机会，他们的利益往往容易被忽视甚至被侵犯。

　　外来务工人员基本生存条件不佳，他们没有被深圳社会结构化，说明深圳的社会整合能力还不高，因此产生了社会公正意义上的连续反应：   

　　深圳承受的问题之累(4)  

　　深圳的公正形象受损。由于部分企业主漠视外来务工者的权利，非法职介诈骗事件时有发生，造成一种深圳不安全，深圳骗人的印象，使部分外来务工者望而却步。有些人对自己在深圳的打工经历负面描绘多于正面评价， 有些人甚至妖魔化深圳，把深圳描绘成打工者的地狱，有些学者也发出了“深圳，请善待外来工”(2)的呼号，这对深圳的国内外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社会角色定位的混乱。外来务工者虽然进入了深圳市的就业系统，

　　但没有进入深圳的户籍系统；尽管长期居住在特区，但是，他们把自己当作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并未真正融入城市，更没有能力在城市落户生根，始终却没有移民的心理认同感和家园感。有学者于1999年对深圳进行过一次移民文化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移民并没有建立起对这块土地的归属感，没有把自己看成深圳人，三分之一以上移民处于双重身份的矛盾中(3)。深圳只是他们赚钱和暂且栖息之所。

　　劳动争议案件和群体性事件大幅上升，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深圳的劳动关系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近年来由于改革力度加大，社会转型加快，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劳动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和强资本弱劳力的格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等原因，企业劳动争议和劳动纠纷事件逐年增加。特别是在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劳资纠纷的矛盾非常普遍，甚至非常尖锐。 第一，仲裁案件量急剧上升。1998年深圳市劳动局劳动关系处立案仲裁622宗，1997年380宗，1996年152宗，分别增长了6368%和30921%。第二， 劳动部门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1997年13198件，1998年12130件，其中争议引起停工数1997年151件，1998年71件。第三，疑难问题多、处理难度大。出现了许多劳动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新问题和疑难问题，如员工被调整下岗是否属于用人单位违约问题，克扣、拖欠下岗员工生产费是否属劳动法调整范围问题等。第四，拖欠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争议占主要比例 。1998年受理欠薪投诉案件数167件，1999年317件，增加8982%；1998年立案仲裁案件中，拖欠工资争议占4094%，解除劳动合同争议占3503%。劳动关系的紧张会造成普通劳动力供给的虚假短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下半年提供的一份调查表明，深圳现有民工420万，缺口约40万。

　　从这些问题可以解读出沉默中的群体伤痛潜伏中的社会问题。

　　外来务工者是农民中先进的群体，是农村劳动力中最活跃、最勇敢、甚至文化水平也是相对较高的群体。对于他们而言，选择了深圳，就选择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远离家乡、亲人，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一意奔赴深圳，为的是什么？尽管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但都得接受这样的现实——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消费方式、新的工作节奏、新的人际相处方式……这些新的生活图景，对每个人都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是这座城市打破和重构了外来务工者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由于各种原因，对这些问题有一定的容忍度，暂时不会发生大的骚乱，但是从长远看，并不乐观。他们的下一代，由于城市文明薰陶给他们带来的城市生活的向往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环境的反差所产生的矛盾心理，则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国外学者的研表明，第一代贫民窟在社会生活中自甘处于屈从地位，他们将这种传统的农村态度带进了贫民窟。而他们的子女却是在城市环境中长大的，因此也有了城里人的追求和向往。父母满足于地理环境的改变，子女却要求向上发展；如果他们在城市居住时间长而职业毫无改善或改善甚少，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看不到良好的发展前景，那么会成为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外来务工者的前途命运实际上关系到深圳的未来发展。外来务工人员问题已经引起了深圳市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并加强了政府工作的力度，但是由于监管机制不完善、措施不力等原因，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

　　四、必须遏制的贪污腐败问题

　　政府官员出现的贪污腐败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深圳市也不例外。由于特区经济的空前活跃使权力资源的利用率急剧上升；特区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使社会成员收入的差距拉大，一部分成员的超常先富，很容易刺激掌权者利用职务之便改变经济寒酸的欲望；特区社会高度开放，各种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增多，很容易使一部分掌权者突破道德防线而贪污腐败，也使特区反腐败的任务比其他地区更艰巨 。收送红包、买官卖官、干部赌博，领导干部超越职权、滥用权力，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职务和影响支持、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及贪图享乐、生活腐化、铺张浪费等党风方面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在深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深圳承受的问题之累(5)  

　　特别是深圳出现了一些在国内都有影响的腐败大案。很多曾经是优秀干部，特别是最早来深圳艰苦创业的领导干部中出现了贪污腐败的问题。从80、90年代的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原深圳中信银行行长高祥森、原房产局长陈炳根特大受贿案，到2000年的原深圳市人大副主任王炬、2004年民政局长黄亦辉等腐败案，严重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腐败问题是关系到党心、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深圳发展全局的大事。要通过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制度，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工作寓于各项法制制度建设和各项重要政策实施中，争取从源头上和制度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五、必须解决的农村城市化问题

　　实现农村城市化，是深圳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深圳第一次

　　农村城市化可以说是疾风暴雨式的， 1992年短短几个月，特区内就完

　　成了城市化，特区外县改制区也很快到位 。农村城市化是缓慢而渐进

　　的自然历史过程，但深圳的第一次农村城市化是一种政策选择的结果，这

　　必然造成城市化任务完成得不彻底。

　　特区外县改区后， 区以下农村体制仍原封没动，如镇、行政村、自然村等等。宝安、龙岗两区共有8个镇、218个村、27万农民。经过十年的发展，农村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集体土地已大量被征用，工商业成为农村主要经济形式，农村城市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特区内城市化留下的后遗症，拖累了深圳的现代化步伐。第一，有形

　　的改造甚于无形的改造。农村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村建制向城市建制、

　　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 不仅是衣食住行方面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农民思想观念和素质的转变，相比之下，后者的转变更艰巨，时间更长。所以，特区城市化已经有10多年了，但股份公司里的人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洗脚上田的农民阶段，城乡二元特征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这些似农非农的居民一方面迈入了市场经济环境，开始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另一方面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却保留着传统农业文明的深深烙印 ， 他们利用土地、房产、股息、红利等实现了超越一般城市居民的富裕，但小富即安，缺乏更高层次和更高品位的生活追求。第二，原来的农村变成了城中村， 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模式、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管理方式全是原来一套， 股份公司以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为主，没有纳入城市体系， 建筑无章可循，新旧住宅错落无序，市政工程无法开展工作， 由物业经济、地主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实现向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柱的的多元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由于一城两制、一城两策造成的“城中村”，成了制约深圳城市国际化现代化的的顽疾和毒瘤。第三，村民对土地、血缘关系和乡规民约的三条纽带没有斩断，有些地方是耦断丝连， 有些是根深蒂固。村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过去主要是土地，现在仍是，过去用土地种庄稼，现在用土地种房子，过去想方设法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现在想着建更多更高的楼，土地情结仍没有消失。第四，股权、村民、人口和房产等四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没有建立一种开放性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第五，由于没有摆脱农村社会管理体系，村落没有真正变成城市社区， 社区管理没有职业化农村一户一栋的宅基地模式，没有实现向城市单元住宅模式转型，个人自扫门前雪的宅基地屋村管理模式没有实现向城市物业管理模式转变，由私房出租的发展模式没有实现向产权洒店式的经济管理模式转变，原农村集体企业没有从根本上转型，成为一个分配性、福利性、社会性组织。

　　从2003年10月开始深圳市决定第二次城市化，计划到2004年底，

　　特区外有农村建制的城镇将变成街道办事处，现有的27万农民将全

　　部变成城市居民，深圳将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深圳第

　　一农村城市化得出的启示是：不能简单地给他们一个城市居民的身

　　份来追求城市化的进度，而更重视城市化的质量。第二次城市化吸取

　　了这个教训，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党建、机构设置、资产评估、土地权属、发展规划、市政建设、城市管理、户籍和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学校教育等10个面的配套政策。但要贯彻落实这些政策，仍任重道远。

　　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存在的五大忧引起了人们的心理反映。一是不公平感，人们对于由于体制性因素造成的不平衡的经济基础、不等同的竞争点造成的分配不公，特别是对那些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和非法手段攫取大量社会财富而造成的分配不公深痛恶绝，这是对阶层分化在起点、规则和结果各方面不平等现象的自然反映。二是受挫感，一些社会地位相对下降或社会地位一直很低的人，在心理失落中，会产生强烈的无力改变现实的挫折感。三是危机感，尖锐的社会问题，使人们经受了许多心理痛楚的煎熬，阻碍了公众在积极认同和参与社会分层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重大问题形成共识，容易产生相互疏离，甚至相互对立的意识。这些充分说明，深圳的社会阶层结构存在基础不稳，抵御风险能力不强，社会凝聚力不够，阶层分化不平衡等问题，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历史的高度、发展的高度，来分析和应对这些问题。  

　　构筑和谐深圳的对策设想(1)  

　　深圳现在已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了，创业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及其承受能力在民众中大大增强，人们已经具备个人创业、个人竞争和承担风险的意识。另一方面，社会利益多元化，新利益格局形成，不同利益主体的碰撞机率和摩擦系数增加，要求地方政府要积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高举社会公正大旗，把推进社会阶层分化健康发展和建构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作为具有基础性价值作用的内容，纳入思路设计、制度安排、机制塑造和社会政策选择中，对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不合理现象加以遏制，防止阶层分化演变成一种弱肉强食式的混乱景象，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整体发展思路的设计

　　当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反思过去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时，不难发现过去指导改革的思想确实存在着缺陷---改革中我们忽视乃至扔掉了社会公正和协调发展。

　　这一缺陷在深圳也有表现。深圳社会发展缺少一个战略性的、长远的科学的总体思路和宏观部署。对如何完整地认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应当如何构建，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如何完成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双重任务等基本问题，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这样一种基本思路的欠缺，导致了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明、机制塑造的力度不大和社会政策的摇摆不定，导致了经济发展的“长腿”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短腿”现象：2002年深圳市科学、教育事业费支出分别只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53%和121%，在全国23个大中城市中分别位居第15和第21(1)，与先进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

　　社会进步决不是单纯表现为经济因素的增长，而是表现为社会各系统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增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要求五个统筹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提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充分说明党在社会发展理念上的高度重视和自觉。地方政府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设计社会发展的思路，着力用新思路、新招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1)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蕴含着社会公正原则，它既强调发展经济，又要求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协调发展。它既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基本需求和独立人格的尊重，要求公正合理地解决贫富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努力降低弱势群体的脆弱性，增强他们的发展能力，使这些改革的代价主体尽快成为利益主体，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又要求尊重强势群体的独创个性、创新能力和业绩贡献。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切实解决好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以及社会分配等方面问题；处理好公平与效益的关系。

　　(2)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 。第一，这是社会分化朝着良性方向发展所必需。一定社会的阶层结构，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经济总量特别是国民收入的增加，引导着社会分化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在经济总量和国民收入下降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彼此交换其地位的总体后果是失大于得的人多于得大于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化很难说是良性的，而且在较多社会成员失大于得的条件下，就会容易出现动荡。第二，这是实现高层次上的社会公正所必需。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最终都要靠发展来解决；只有馅饼做大了，公平分配和减少贫困才不会变成空头支票。第三，这是维护社会稳定所必需。社会不稳定与其说是源于社会分化或收入的不平等，不如说是源于国家的贫困，经济增长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地方政府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提供现实的经济基础。

　　1980～1999年深圳的本地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312%，超过同期全国平均增速20多个百分点，而且超过了西方国家级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速度，也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 按国际上连续5年增长速度超过5%为经济奇迹的说法，深圳被国外人士称为“一夜城”就不足为奇了。从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看，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已基本稳定，所以特别应注重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2005年深圳市委市政府作出的“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的战略决策，是高瞻远见之举。但是，我们在理解上，在实践中，不要把速度与效益对立起来。时下在深圳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与北京、上海等地比较，不比经济总量，不比发展速度，要比质量，比效益。这在认识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难道经济总量与质量、效益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不可兼得吗?世界上，经济总量大、质量、效益佳的例子比比皆是。经济总量在综合竞力中是最重要的指标，经济总量上不去，教育和人民生活才能上去。是不是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了呢?虽然深圳的经济总量在国内大城市中名列前茅，但离世界先进城市还差得很远(2003年深圳GDP286051亿元，而面积比深圳小得多的香港达1592亿美元)，在不进则退的竞争环境方面，只要深圳经济总量不做大，经济做强就是一句空话；不以比其他城市快的速度发展，“效益”深圳也只能是遥远的梦想。  

　　构筑和谐深圳的对策设想(2)  

　　(3)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市场化改革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计划经济所内生的低效率，因此，市场化是中国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过去深圳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先行一步，才使深圳社会结构充满生机和活力；同样，未来只有加大改革的力度，才能解决社会结构变迁中出现的或尚未暴露的深层次问题。通过市场化改革， 社会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形成电梯效应，市场各个参与主体的责权利更加明晰，损害公正的权力的生存空间会减到最小。

　　二、勇于制度创新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阶层分化和流动必须得到旨在体现起码公正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支撑和引导，才能鼓励社会个体更加勤奋地工作，鼓励个体充分发掘自身的潜力。这正是一个社会是否具有内在活力，是否能够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所在。

　　深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只有放在制度创新的高度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找到其症结和解决的出路。因为现在的症结是， 一方面，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大潮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支撑这股大潮的制度供给乏力成了处理各种矛盾的一个瓶颈。这就需要靠制度创新，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框架来打通瓶颈。过去，深圳之所以能在社会阶层和流动方面走在前边，就在于它既按照中央的规定动作去做，又敢于大胆去试，并成功地摸索出了一套自选动作；如今，深圳要继续走在前面，仍需要通过加快和加大创新的力度、速度和强度，对一些还在严重影响着各阶层深度转化的制度松绑。

　　户籍制度创新。作为中国最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对户籍制度问题

　　一直保持高度清醒和自觉，总会选择在适当时候改革户籍制度。尽管户

　　籍制度的坚冰已经在深圳融化， 但是社会流动特别是农民向上流动仍步

　　履维艰。深圳从1987年对户籍进行控制，1997年的《深圳市居民按比例就业暂行办法》，对各种行业中本地居民的就业比重作了硬性规定。 这些政策出台尽管事出有因，但仍可见户籍制度的影响。

　　户籍制度的改革问题目前全国范围呼声很高，个别地区已作了政策

　　性的调整。在各地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情况下，外来人口聚集地区

　　的深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显得落后， 深圳市相关群体、舆论界发表了

　　放宽户籍限制的种种意见和建议。深圳的户籍制度改革有难度，但这

　　种难度不一定被人们所理解，而且困难也不能当作不改革的理由。深圳

　　完全可以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某些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如逐步降低入户门

　　槛， 放宽调入政策，大量吸收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技术专长的人才，逐步

　　形成相对稳定的市民阶层；让非户籍人口逐步享受与户籍人口相同的福利和待遇，提高各阶层的开放度等等。

　　干部人事制度创新。经过20多年的改革， 以干部的级别划分作为社会分层的基础，以行政序列为基准划分社会机构的情况大有改变，但干部身份制度中的官本位思想仍根深蒂固，导致干部流动率较低，干部流动受到照顾，比如，党政机构精简过程中，常常通过组织部门向事业、企业和社会团体分流， 还没有形成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的用人新机制。干部人事制度的创新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例如，在改革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 要开阔视野，畅通渠道，可以公开选拔，形成人才公平竞争新秩序。

　　单位制度创新。单位的本质意义在于，它是一种体现着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归属关系的社会、经济、政治生产组织形式，单位与职工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一种单位全面控制和照料所有职工，职工依赖、服务于单位的复杂联系。单位制尽管不断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但现在单位组织依然强大并保持着基本特征和基本意义。由于对资源分配的控制，随意离开单位则意味着失去赖以生存的全部社会资源，从而形成了个人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关系。单位制如不能达到面向全社会的社会化程度， 个人自由流动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

　　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深圳社会保障体系的突出问题是经济条件本来较好的阶层得到的保障也较好，相反，那些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的阶层却得不到足够的保障。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把外来务工者纳入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予以必要的保障，表明社会保障覆盖面仍较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能力较低等。1998年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规定，非深圳户籍职工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年限满15年的，可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待遇，这是社会保障制度突破户籍壁垒的第一个信号。  

　　构筑和谐深圳的对策设想(3)  

　　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所有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最终推动社会进步。

　　二、塑造运行机制

　　从政治学角度看，社会分化带来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阶层利益指向的不一致将对政治系统运行构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塑造向和谐社会运行的机制就显得相当重要。

　　1、塑造以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利益表达机制

　　政治民主化程度与社会阶层发展状态是直接相关的。社会阶层分化是民主政治化进程中的重要动力， 阶层发展的空间越狭窄、阶层流动的机制越刚硬，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就越低；反之，阶层伸展余地越广、阶层分化机制弹性越大，政治民主化程度就越高。因此，社会阶层分化有利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一个阶层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利益表达的力度和有效性。综观现有的利益表达机制，就会发现有一些基本的先天不足：一是有些阶层的利益表达缺乏足够的份量，难以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如作为深圳市最大一个群体，外来务工者没有自己的代言人，缺乏表达自己意见和利益诉求的机会和渠道， 利益不断边缘化，在遇到侵权或伤害时能得到的支援很少。二是有些利益表达以高度分散化和个体化的形式出现，如一些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外企工人。三是是利益的正当性与表达方式的不正当性，在外来劳务工的利益表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暴力抗法、冲击党政机关、堵塞交通、以自杀相威胁等等非制度化的形式进行的。四是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地位并没有与随着其经济地位的上升而同步提高。如民营企业积极参政议政，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仅近4年中，由深圳市总商会组织的民营企业家提交的人大政协议案就达320多件(1)， 但现有的政治安排与这股高涨的热情不相适应，1997年深圳市政协250位委员中，共有12名私营企业主，占委员总数的48%，市区人大代表8人，占总数的094%(2) 。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多元，即在一个社会里，各种利益群体的诉求都能得到充分表达和尊重。因此，如何塑造利益表达机制，成了政治文明建设中面临的新课题 。第一，建立健全宽容的利益容忍机制。要承认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的存在， 承认各阶层追求自己合理利益的合法性，从制度安排上保证多元化的利益群体有诉求表达的合法途径。除了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外，还应当充分发挥民间社团的作用，使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不仅具有社会广泛性，而且具有群体代表性。第二， 建立健全有效的对话机制 。一个民主的社会，是阶层利益便于沟通反映的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才、企业主、工人因阶层差异而存在的心态隔阂，往往成为引发矛盾的因由。各阶层之间相互沟通， 各阶层之间的裂痕就不会加剧。因此，通过政策法规，沟通阶层之间的交往，使不同的阶层达成相互理解十分重要。

　　2、塑造兼顾各方的利益整合机制

　　努力促进社会阶层分化和加强社会利益的整合，这是辩证的统一。加强社会整合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公正平等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在身份制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以后，阶层划分的秉承性限制大大缩小，先天因素作用减少，后天努力的自致性因素越来越重要。关键是要以公正平等的原则，建立社会阶层分化的机制，使各个社会成员在阶层流动中获得同样的机会和同样的待遇。第二，建立健全利益引导机制。原有的利益结构被打破，新的利益关系正在逐步形成，但新旧利益关系够交替是一个渐进性的逐步完善过程；各个阶层实际利益的增加有多有少，有先有后，有些阶层还会失去某些利益。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但增加了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而且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和社会的稳定，避免利益矛盾发展成为具有破坏性的激烈行为，必须正确引导利益流向。第三， 建立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堵塞各种不合理的分配渠道，确定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保证各利益主体所实现的利益取决于向社会所作的贡献。 

　　3、塑造社会成员合理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分享机制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保证所有阶层能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防止社会天平的倾斜。第一，建立健全合理的调控机制，合理调节社会总体利益和各阶层利益。社会应该给强势阶层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和较多的收入， 保护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同时通过各种经济法规，约束规范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运用再分配手段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过福利政策保证社会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得到生产保障和发展机会。第二，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对利益暂时受损的群体，提供一定的补偿，补偿不应是象征性的，而应考虑到群体受损的实际情况和为此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补偿要能提高这些受损群体的生活满意度。  

　　构筑和谐深圳的对策设想(4)  

　　三、社会政策取向选择

　　社会和谐发展离不开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支撑。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 追求的则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均衡点，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均衡点，利益多元化格局中的利益均衡点。

　　20多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基本上是在国家调整经济政策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发生的，国家并没有自觉到要运用相应的社会政策去引导和协调这一过程，当时国家主要关心的是经济的增长，制定了这样那样的推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经济政策，却没有注意制定相应的适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政府是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 政府的社会政策的宗旨是实现公共利益，优化社会阶层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这就决定了社会政策应该是公平的，要兼顾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对一部分人持有政策歧见，有意忽视其利益，或者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成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1、让富有阶层高尚起来

　　对富有阶层的大多数来说，他们的成功是与他们付出的辛苦努力、承受的巨大努力分不开的，但不必讳言，他们中有些人不是靠守法和自己努力先富起来的。加上“问题富豪”的不断落马，长期以来富有阶层在中国公众中的形象欠佳。在这种情况下，富有阶层应该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深刻的认识，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有清醒的理解，不要使沦落为一种拜物教；政府也应该用社会政策让他们做一个高尚的富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暴发户。第一，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平等竞争机制，防止少数利益集团通过特权和垄断聚敛社会财富， 对各种非法收入采取法律手段，予以坚持取缔，使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成为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生活常态。第二，实行个人所得税甚至累进所得税，对高收入者消费的货物和服务征收高额间接税，限制奢侈需要的无限增长；消除隐蔽的高收入现象，即以货币为统一尺度，取消以实物为主的补贴制。第三，鼓励和支持富有阶层开展捐赠及慈善等公益事业， 富裕者的捐款，除了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外，还要让捐款人觉得有利可图， 既可扬名，又能取得良好的社会和商业信誉，捐款捐得值，他们的热情就会高涨。最终使富有阶层树立这样一种高尚意识：公益事业是竞争、优化配置资源、获取社会资本的一种新理念，是一种财富最终是属于社会的而不是属于个人的新认识。

　　2、让中产阶级壮大起来

　　尽管深圳在以职业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方面已趋向于橄榄型，但还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 与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中产阶层达80%相比，深圳特区中等收入者阶层在社会阶层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大，尚未形成中等收入阶层占主体的社会， 中下层、下层占的比例仍在65%左右， 特区以外中等收入者的比例会更低， 而且还是一种比较低层次的中等收入者阶层。第二，在收入分配结构上离橄榄型还有较大的距离。深圳的家庭月人均收入分布结构表现出顶部尖小、底部庞大的类金字塔结构，74%的人的家庭月人均收入在平均线以下，最高收入组的家庭月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组的14倍，这两组数字与经济较落后的贵州镇宁县相当。深圳现阶段的中等收入者阶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质量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提高他们的比重，提高他们的素质，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更赖于政府有形之手的精心培育。

　　(1)使中下层以下阶层人员有上升机会。从深圳特区中下层、下层阶层的构成来看，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个体户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占比例高，其中非户籍人口受教育年限低、缺少专业技能的人员所占比例高。对这一部分人要做具体分析。第一，对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中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有一技之长的，尽量优先提供就业机会，对一些缺少专业知识技能人员要进行培训。第二，对个体私营企业主通过一些相关政策调整，使其能够得到经营上的发展，有机会向上流动进入中间阶层。深圳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较快，但与江苏、浙江相比，还有差距，从个体、私营经济实现的增加值占GDP比重看，2001年深圳是8%，浙江是43%，江苏是267%。深圳的个体私营经济仍存在发展后劲不足，资金贵乏，融资困难，高级人才缺乏等问题，私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不公平对待。 要做大做强深圳的私营经济，必须积极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规范而公平、宽松而有序、健康而持续的法律环境， 在制订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私人企业的特点，把它们纳入立法的范围，深圳可以依据十六大精神，立一部地方法规来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在人才方面，提高私营企业人才的政治待遇，让人们感到进私营企业与进国有、外资企业，其身份是一样的；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国有、外资、私营企业要一视同仁，甚至对有能力、有技术的私企给予优先权，加大公共财政对私人企业的支持力度(1)；对私人企业的招调工条件应放宽； 简化审批程序和手续，建立民营投资项目登记备案制度，降低民营投资的市场准入门槛； 进一步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建立民营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和发展基金以及民营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构筑和谐深圳的对策设想(5)  

　　(2)使原有的中间阶层在数量上上一个新台阶。第一，使中间阶层的收入保持稳步攀升。深圳的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中间阶层普遍受益，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要继续保持和稳步提高这一阶层的收入水平。深圳居民的收入多年来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是，近几年深圳的工资水平与内地的工资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深圳的工资水平对内地人的吸引力，特别是对内地综合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的吸引力在下降，这会影响深圳中间阶层的形成。第二， 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提高脑力劳动者比重，大幅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使大多数知识分子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第三，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有五种人将成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是，科技企业家、金融行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各类专业人员尤其是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外国驻华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个体私人企业家中的一部分，他们大都分布在知识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行业，这些行业是产生中产阶级的最好土壤。深圳的第三产业GDP所占比重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名只能算中上等，2002年只有445%，与世界发达城市70%左右的三产比重有很大的差距，第三产业在深圳大有发展空间。

　　(3)对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打造要重在质量。中等收入者不但要有稳定而不低的收入，有相对宽敞舒适的房子，更要培育中产精神，即既有创业的开拓之力，又有不事张扬的小康心态；既有与时俱进之精神，又有维护社会稳定之责。

　　3、让贫穷阶层富裕起来

　　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既是关于社会公平问题的延伸，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低收入阶层的存在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危机因素，对社会运行安全和社会稳定来说，犹如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他们更需要政府的悉心呵护， 政府有责任让他们过得好，学到新的东西，政府的社会政策对他们要闪耀着耀眼的人性关怀：第一，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对于他们获得向上流动意义重大。要建立有效适度地调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制度和政策。第二，加快健全与推广社会保障制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逐步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第三， 制订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竞争能力和技能的教育与培训政策。增强他们自我致富的能力，治本之策在于提高他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要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提高他们的素质。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强化对外来务工者的培训工作，国家财政预算有直接投入，将农民工的培训列入政府官员的考核，深圳可以出台配套的社会政策，将其落到实处，让他们掌握实用的谋生技能。第四，全社会要树立反哺外来务工者的共识，建设社会化扶助体系，形成社会各界关爱他们的氛围，他们的血汗钱不要克扣了，他们的子女不要再在黑校间辗转---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他们的劳动时间要按照劳动法的规范得到保障，他们承受的压力和委屈要减少。

　　可喜的是， 进入新世纪，深圳进入更高一级的发展平台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在优先考虑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共进，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性和可持续性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推迟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 提出要彻底摒弃传统发展理念，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和“和谐深圳”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12月深圳关爱行动启动，外来务工者的劳动保障、文化生活、子女入学安排等相继列入政府的工作视野中；2004年连续十年执行的春节后一个月不准新招收外来工的“六不准禁令”被解除，深圳市劳务工统筹医疗试点办法出台；通过持续不断的技能培训、评先选优及其他文化活动，创造条件吸引外来务工者参城市管理。这些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领跑之举，可能还不完善，但这意味着深圳未来的社会分层和流动还有更精彩的篇章。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未来走向(1)new  

　　深圳高速度、大规模的阶层分化和流动正在充满希望与困难的道路上继续进行，我们虽然无法把握社会阶层分化和流动的具体细节，但其发展的大趋势和大脉络是可以根据现实状况加以预测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社会分层和流动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沿着现代化方向继续下去，在深圳身上，储存着许多中国未来现代社会的信息，这是任何理智清醒的人们应该具有的合理预期。

　　一、 市场机制将成为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主导力量

　　1997年深圳已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深圳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已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到2005年以前，在全国率先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机制将最大限度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由国家垄断分配的各种社会资源绝大部分将转变为通过市场进行分配，个人地位越来越远离国家控制而具有更大的自主性，社会阶层的划分也从权力为核心转向以市场为核心，各种资源承担者的社会地位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市场价值，而各种资源的获取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机遇和能力。

　　二、 橄榄型社会将在深圳付诸实现

　　对未来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发展趋势，社会学家存在三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第一种是断裂化。这些学者认为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分化，导致了一个断裂社会的出现：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各类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前者，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必将导致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虽不可能马上发生社会动乱，但是一旦矛盾激化，动乱不可避免。与之相反的是第二种观点即碎片化。这些学者认为，传统的几大阶级或阶层被分化成许许多多的小群体，这些小群体犹如一块块的碎片，碎片化状态下的社会群体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或激烈的社会冲突，但未来的发展形势如何还难以确定。第三种是中间化的观点，认为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社会逐渐分化出等级性的几大阶层，而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白领职业的扩张，向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深圳社会分层体系的未来发展还处于不确定之中，但趋势是向第三种前途发展。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计，深圳的中间阶层将会呈跳跃性的扩大，而社会底层和顶层都将缩小，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由准橄榄型变成完全的橄榄型。第一，随着经济的持续快整增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将继续保持上升趋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进入中等收入者阶层队伍。第二， 三支力量的壮大会大大提高中等收入者阶层所占比重。第一支力量是知识分子。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科技的发展和深圳文化产业的渐成气候，知识和技术进一步升值， 市场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增加，一大批具有高学历的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将脱颖而出， 社会阶层越来越趋向智能化。比如深圳民营科技企业职工2001年达74万人，比上年增长20%，其中科技人员56万人， 占职工总数的76%，比上年增长58%(1) 。第二支力量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在政策的有力推动下，这两个阶层发展迅速，2002年底，深圳市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达10787万人，占全市总就业人数的30%，仅2002年民营企业就吸纳新增就业人数104万人，占全市新增就业人数的394%。第三支力量是中介组织从业人员。随着政府权力缩小，社会权力加大，中介组织从业人员会大量增加。可以肯定地说，2020左右深圳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中等收入者阶层将成为深圳社会阶层的主要成分，深圳将是中国最早进入橄榄型社会的城市之一。

　　三、 合理、公平、开放、规范的社会流动模式将在深圳变为现实

　　合理、公平、开放、规范是现代社会流动模式的要义。这种模式，既考虑了社会各单位的具体需求，又充分尊重了流动者的个人意愿；既能使流动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更理性化，又能避免社会流动的无序，因而有利于社会成员与工作岗位的最佳结合。目前深圳尽管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但离合理、公平、开放、规范的现代社会流动模式的完全建立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能否尽快完成建立，取决于流动规则的真正转变。

　　在封闭性社会里，先赋性规则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而在开放性社会里，后致性规则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越来越开放，后致性规则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国家制度政策的安排对于人们社会地位的沉浮仍起决定性的作用，先赋性规则的影响仍不可低估，一些不利于社会开放、公正的消极趋向如阶层流动的代际性增强、社会资源向上层集聚等开始表露。随着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主体，劳动者作为供给主体的地位基本确立，市场机制成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主要力量， 以往限制人员流动的主要因素，如户口、人事或劳动档案、单位制等在控制流动中的作用会减到最低限度。随着劳动、人事、工资等制度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社会流动会获得勃勃生机，后致性规则会成为社会流动机制的主要规则。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未来走向(2)new  

　　总之，一个开放的、合理的、公正的、规范的现代化社会对深圳来说将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在不久的将来可以触摸得到的可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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