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宋朝中央集权制封建统治的加强和政权的南迁（上）

第一节 宋朝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建立和川蜀地区的农民起义

　　

九六○年，宋太祖赵匡胤（音印yìn）推翻后周，建立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封建割据。汉族政权，重又归于统一了。

　　自从秦始皇统一以来，汉族的封建政权，在长时期里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状态。但由于地主阶级中的门阀士族和军阀势力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局面，暂时地中断了国家的统一。规模巨大的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门阀地主的残余，宋太祖又消灭了五代以来的军阀割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始皇实行地方郡县制和中央集权的官制和兵制，创立起完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此后，历代统一王朝订立的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秦制，只是在秦制的基础上有所增损。宋朝建立后，太祖、太宗（赵匡义）把镇压农民的反抗和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作为他们建国的方针，基本上依据秦、汉、隋、唐以来的国家制度，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宋朝广泛吸收地主阶级文人参预军事政治的统治。宋王朝因而在地主阶级中具有比唐朝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中央集权的程度也更为加强了。

　　中央集权的军事、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宋朝建立后，社会经济关系，主要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一些新现象：（一）贵族官僚按等级世袭占田制度，从唐朝中期起，开始瓦解。唐未农民战争，最后消灭了这一制度。宋代的地主阶级，主要是以购买土地的方式，来扩大土地占有。（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出租土地榨取实物地租。前代的劳役地租成为从属的、次要的剥削方式。（三）隋、唐以来，门阀地主奴役着带有农奴身分的部曲、徒附，他们的户籍注在主人的名下。宋朝把客户（佃客）编入户籍，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历史上出现的这些事实表明：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史上，宋朝完成了唐中期以来土地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的变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宋朝以后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延续了这样的经济关系。

　　广大佃农，虽然在形式上摆脱了奴婢、部曲那种对地主的严格的人身隶属，但依然遭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醋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宋朝建国后不久，太宗时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后近三百年间，不能忍受黑暗统治的农民群众，不断地举行武装起义，以反抗宋朝的统治。

　　下面叙述宋太祖、太宗时期，统一各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社会经济制度和川蜀地区的农民起义。

（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

　　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时，随周世宗作战有功，任殿前都点检，统领精锐的禁军。九五九年，周世宗死，七岁的幼子宗训（恭帝）即位，赵匡胤又兼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防守京师（开封）。建隆元年（九六○年）元旦，镇、定二州谎报辽朝和北汉兵南下，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音普pǔ）等派遣赵匡胤领禁军出城抵御。京师城里在传播着“点检作天子”的舆论。赵匡胤兵到京师城北二十里的陈桥驿，弟赵匡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和军中诸将把皇帝的黄袍加在赵匡胤的身上，拥立他作皇帝。赵匡胤率领禁军开回守卫空虚的京师，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等在宫中做内应，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权。由于赵匡胤原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新建的王朝，建号宋朝。宋朝仍然建都开封（东京、汴梁），习惯上又称北宋。以后迁都杭州，称南宋。

　　宋太祖兵权在握，后周朝臣全无抵抗的可能。宋兵进开封，后周宰相范质、王溥等跪拜在阶前，拥宋太祖升殿即位。周恭帝降封郑王。后周将领慕容延钊（音昭zhāo）领重兵屯真定，受命拥宋，升任殿前都点检。领兵守北边的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以拥立有功，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同领禁军。

　　但是，后周领兵在外的节度使并没有全部降服。九六○年四月间　　①，昭义节度使李筠（音匀yún）和太原的北汉相联络，在潞州起兵反宋。慕容延钊、石守信等领兵分道出击，在长平大败李筠。六月，宋太祖亲自领兵攻下泽州，李筠在泽州自杀。李筠败后，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据扬州起兵。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世宗时与赵匡胤分掌内外兵权，势位相当，恭帝时出镇扬州。九月，李重进反，石守信率领禁军往讨。十月，宋太祖又领兵乘船东下，十一月在泗州登岸。石守信围攻扬州城将破，宋太祖到城下，一举攻下扬州。李重进投火自杀，宋兵得胜回师。宋太祖先后削平二李，宋朝在后周境内的统治巩固了。

　　宋朝政局稳定后，宋太祖对赵普议论说：“自唐末以来，帝王换了八个姓，战斗不止，不知原因何在？我要使国家长久，有什么办法么？”赵普回答说：“这不是别的原因，只是由于方镇权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治国，也没有别的奇巧，只有夺他们的权，控制他们的钱谷，收他们的精兵……”不等赵普说完，宋太祖连忙说：“你不用再说下去，我已经懂了。”九六一年，宋太祖首先下令罢免了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慕容延钊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韩令坤出为成德军节度使。此后，不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禁军将领石守信等有拥立功，不好下令罢免。一天，宋太祖请石守信等拥立他的将领们饮酒，乘醉说：“不是靠你们的力量，我不会有今天。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夜都睡不安稳！”石守信等说：“陛下怎么说这个话。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你们虽没有异心，一旦部下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想不干，能行么？”石守信等吓得涕泣叩头，第二天便称病辞职。宋太祖解除他们统领禁军的乓权，派出做节度使。宋太祖一举集中了精兵禁军的全权，从此便可从容地派兵遣将去完成统一国家的事业了。

　　宋朝建立时，北方有强大的辽朝　　①，太原有北汉，南方分布着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荆南）等国和周行逢在湖南、留从效在泉州漳州的割据。宋太祖没有乘胜北征辽朝，而是首先集中兵力去统一经济富庶的江南。依据这个所谓“先南后北”的方针，宋太祖在九六二年，分派众将驻守北边和西北各州，以防御辽朝和北汉。西北既无后顾之忧，专力向南方进取，逐个地消灭了各割据国。

　　平荆湖——九六二年，湖南周行逢死，子周保权继位，大将张文表起兵反保权，割据潭州。周保权遣使向宋求援，正好给宋朝以出兵的借口。同年，割据荆南的高保勖（音旭xù）死，侄继冲继位。荆南处在各割据国的包围之中，国势衰弱，有兵不过三万。宋太祖审度形势，制定了假道荆南，攻取湖南，一举削平荆湖的战略方针。九六三年初，调派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率十州兵，向荆南进发。宋兵到江陵，高继冲在城北十五里出迎。宋兵留他候见慕客延钊。继冲与延钊进江陵，城中宋兵已满列街巷。继冲大惊，奉州县图籍降宋。荆南平。

　　宋兵继续向湖南进发，湖南周保权军杀张文表。宋兵占据潭州，在澧江（澧音里lǐ）大败湖南守军，进取朗州。周保权藏到江南寺中。宋兵渡江擒保权。湖南平。

　　宋朝出兵得胜，占有荆、湖。从此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方可直取南汉，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灭后蜀——宋太祖平荆、湖后，就在策划西取后蜀。派张晖做凤州团练使，专意探听蜀国内虚实、山川形势。宋太祖依据事先绘制的后蜀详细地图，制定进军路线和作战方略，出兵前，作了周密的准备。九六四年，宋朝获得后蜀给北汉的蜡书（密信），约联合对宋。

　　宋太祖大笑说：“我西讨有理了。”十一月，以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王仁赡为都监，宁江军节度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曹彬为都监，统兵六万伐蜀。王全斌自凤州出兵，刘光义自归州出兵，两路进取。后蜀国王孟昶听说宋兵来攻，以王昭远为西南行营都统，仓促领兵拒战。王昭远好读兵书，但从来没有过战功，出兵前挥臂吹嘘说：“我此行何只克敌，夺取中原也犹如反掌！”他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宋兵强大而谨慎有备，蜀兵虚弱而骄躁轻敌，两军胜负的前途，不问可知了。

　　十二月，王全斌军攻取兴州，败蜀兵七千人，获军粮四十余万石。先锋军过三泉到嘉川，蜀兵烧毁栈道，退到葭萌。宋兵修复栈道，进兵罗川，蜀兵依江而战。宋兵夺桥渡江，分三道击蜀。蜀军集合精锐拒战，又大败。王昭远自引兵来战，三战三败。宋兵追到利州，王昭远烧毁渡口浮桥，退保剑门，依天险拒守。宋兵另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人峡路，连败蜀兵，在锁江斩获蜀水军六千余众，夺得战舰二百余艘。渡江攻夔州（夔音魁kui），蜀守将高彦涛战败自杀。宋兵占领夔州。

　　乾德三年（九六五年）正月，王全斌军自利州攻剑门，兵到益光，被天险阻隔，得蜀降卒指路，派偏师经小径渡江作浮桥，蜀兵弃寨逃走，来大兵沿青强店大道进军。王昭远退驻汉源，留偏将守剑门。宋兵破剑门，追到汉源。蜀副将赵崇韬出战被擒。王昭远脱去甲胄逃跑。宋兵进据剑州。王昭远逃到东川，藏入民间仓房，哭得两眼红肿。宋兵追至，束手被擒。

　　刘光义、曹彬军自夔州进兵，连降万、施、开、忠、遂等州，峡中郡县，全被占领。王全斌军到魏城，蜀国主孟昶降宋。宋兵入成都，刘光义等引兵来会。后蜀平。

　　灭南汉——南汉主刘鋹（音厂chǎng）建都广州，占有湖南南部。宋灭湖南，与南汉接境。九六四年九月，宋南面兵马都监引进使丁德裕、潭州防御使潘美等攻下南汉的郴州（郴音嗔chēn）。从俘掳的南汉内侍得知，南汉国内宦官当权，极度黑暗混乱。宋太祖因集中兵力灭蜀，没有立即发兵。九七○年九月，宋以潘美为贺州道行营都部署，领兵灭南汉。南汉久无战事，“兵不识旗鼓，人主不知存亡”。潘美一举攻下贺州，进克昭州，乘胜占领桂、连二州。南汉主刘鋹得报，对左右说：“这些州本来是湖南地。宋兵得此即足，不会再南来。”和刘鋹的估计相反，十一月，潘美进取韶州，继续南下，九七一年二月攻占英、雄二州，直逼广州城。刘鋹将妃嫔和金宝载入十余大船，准备入海逃跑，被宦官将大船盗去。南汉残兵据水抵御，又大败。刘鋹在广州焚烧府库宫殿，出城降宋。宋兵人广州，刘鋹被押解到东京。南汉平。

　　灭南唐——南唐是江南的大国，但又是弱国。和后蜀的骄躁轻敌不同，南唐向宋朝屈服求自保。宋朝建立后，唐元宗李景即派遣使臣，以锦绮金帛来贺宋太祖即位。九六一年唐元宗死，子李煜（音玉yù）继位。李煜仍然每年向宋朝贡献大批金银锦绮珍玩。宋朝每次出兵，也还要遣使贡献犒师。九七一年，宋灭南汉后，南唐陷人包围之中。李煜大为恐惧，向宋朝上表，自动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李煜企图以对宋朝的恭顺来维持他在江南的统治，宋朝当然不会容忍这个割据国的长久存在。九七四年九月，宋太祖以曹彬为昇州西南面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发兵十万伐江南。在此以前，宋朝已在荆湖造大舰黄黑龙船数千艘，作南伐的准备。曹彬自荆南发战舰东下，连败江南兵。九七五年二月，曹彬大军到秦淮，江南水陆兵十万列阵城下。宋军涉水强渡，江南兵大败。李煜整天在后宫与僧徒道士谈经，不问政事。一天，自出巡城，见宋兵旌旗满野，大为惊慌。李煜派文人徐铉（音漩xuàn）两次到东京见宋太祖，说他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没有犯什么罪。请求宋朝缓兵。宋太祖大怒，对徐铉说：“不须多讲江南有什么罪。只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鼾音酣hān）！”徐铉惶恐逃回。李煜急调驻守上江的朱令赟（音晕yūn）入援。朱令赟自湖口发兵援金陵，号称十五万。兵到皖口，宋兵夹攻，朱令赟纵火拒战，值北风起，火反烧朱军。宋兵因势急攻，朱令赟投火死。江南最后一支大军覆没，金陵旦夕可取。宋太祖下令给曹彬，宋兵入城，不得杀掠，以保存江南财富。十一月末，宋兵整队人金陵，李煜奉表降宋，被俘到东京。南唐平。

　　吴越入朝——吴越和南唐一样，竭力向宋朝表示恭顺。宋太祖即位，吴越国王钱俶（音处chù）即遣使来贺，此后连年朝贡。九七四年冬，宋代江南，令吴越出兵助攻。李煜写信给钱俶说：“今天没有我，明天岂能还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布衣（平民）罢了。”钱俶连忙把李煜信交给宋朝。九七五年四月，钱俶亲自领兵五万，自杭州攻下南唐的常州。南唐亡后，九七六年，宋太祖要钱俶到东京朝见，讲明入朝后仍回杭州。二月，钱俶带领妻子到东京入朝，宋朝大加款待，两月后放他回国。临行前，宋太祖送一个黄包袱给钱俶，里面全是宋朝群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疏。钱俶对宋太祖大为感激，也大为恐惧。回国后又派遣使臣贡献大批宝物。吴越对宋朝唯命是从，叫出兵就出兵，叫入朝就入朝。吴越国实际上已完全屈服在宋朝的统治之下，只是还保留着一个国王的称号，等待宋朝削去。

　　泉州归附——留从效割据泉、漳等州，接受南唐清源军节度使名号。九六二年，留从效死。次年，牙将陈洪进夺取兵权，自为节度使，遣使向宋朝贡。九六四年，宋改清源军为平海军，命陈洪进为节度使。九七六年，宋灭南唐，吴越入朝，泉、漳等州成为孤立的割据点，陈洪进也请求到东京朝见。陈洪进行至中途得知宋太祖死，归镇。次年，入朝宋太宗。九七八年四月，献上泉、漳二州十四县地。江南最后一个割据点也消灭了。

　　宋太祖自九六三年出兵荆湖至九七六年病死，前后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消灭了南方各地的长期割据。这并非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军事才能，而是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决定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后蜀灭亡前，宰相李昊（音浩hào）对蜀主孟昶说：“我看宋朝立国，不象后汉、后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就在此朝吧！”南汉灭亡前，内常侍邵廷琄（音旋xuàn）对南汉主刘鋹说：“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现在宋朝己出，看形势非统一天下不可！”后蜀与南汉相隔数千里，但人们都已敏感地觉察到，结束战乱，统一全国，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所谓“厌乱久矣”的“天”，实际就是当时的社会潮流，主要是广大群众的意志。唐末五代以来，各地封建军阀之间无休止地展开争夺权利的战争。广大群众早已厌弃这种封建割据的内战，厌弃这种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灾害。南方和中原地区经济联系的发展，也要求消除成为障碍的割据政权。结束封建割据的战乱，已是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宋朝的统一事业，因而较为顺利地取得了成功。

　　宋太宗赵匡义在后周时为供奉官，陈桥兵变，拥立太祖有功，建国后为殿前都虞候。宋太祖亲征二李，太宗留守京城，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今。后又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成为宋太祖以下权位最高的人物。九七六年十月宋太祖死，太宗即位。九七八年三月，吴越王钱俶来朝见，太宗留钱俶在东京。陈洪进纳土降宋，吴越更加孤立。钱俶不得不把吴越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地献给宋朝，削去吴越国号。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就把主要的兵力转向了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灭北汉——九六九年，宋太祖亲自率兵攻北汉，败辽援兵，引汾水灌太原城，北汉坚守，宋兵久攻太原不下，辽又派兵来援，宋兵回师。九七六年八月，宋太祖再命党进、潘美等分道攻太原，辽耶律沙领兵助北汉。宋太祖死，太宗下诏班师。泉州和吴越的割据消灭后，九七九年初，宋太宗集中兵力，领兵亲征，派潘美等四将分四路攻太原。三月，辽援兵来救，宋兵在白马岭大败辽兵，辽将耶律敌烈败死。四月，宋太宗自镇州进兵，破隆州，至太原城下。宋兵各路围攻太原。五月，北汉主刘继元出城降。北汉平。

　　北伐辽朝——宋太宗灭北汉后，五月就从太原仓促出兵，乘胜北伐辽朝，企图收复五代时被辽朝占领的燕云州县。宋兵到易州、涿州，辽朝的汉人守将开城投降。来太宗率兵围攻辽南京（今北京市），不能下。将士因伐太原疲惫，攻南京又不下，已经懈怠。辽耶律休哥引大兵来，大败宋兵。太宗率兵南逃。耶律休哥追到涿州，太宗乘驴车仓惶逃走。宋兵仗、辎重都被辽夺去。次年（九八○年），辽发兵十万来攻雁门。北汉旧将代州刺史杨业出轻兵袭击，辽兵败走。十月，辽景宗、耶律休哥又自瓦桥关进攻，大败宋兵，追到莫州回师。

　　宋兵对辽作战失败后，是继续作战收复燕云，还是从此休兵，宋朝内部出现了不同的主张。宋太宗回东京，朝臣多主张再出兵攻辽。左拾遗（谏官）张齐贤上疏反对，说，‘圣人举事，动在万全”，“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主张先加强内部的统治。河南路转运副使田锡主张放弃收复燕云，与辽谈和，说“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劳而无功”。在主和意见的影响下，太宗在九八一年诏令沿边州县守边境，不得出关。宋辽暂时休战。

　　宋太宗经过几年的军事准备后，仍然志在收复燕云。对宰相宋玫说：“我看史书，见晋高租（石敬瑭）求援于契丹，对契丹行事父礼，还要割地奉送，屈辱之甚。”宋琪回答说：“恢复旧境，亦应有时。”

　　九八六年，宋太宗再度发大兵分三路北征。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业出雁门。曹彬率宋主力军急速攻下新城、固安，直抵涿州，田重进攻下飞狐，进克灵丘、蔚州，潘美军攻下寰、朔、应、云等州。辽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抵挡曹彬，耶律斜轸领兵抵挡潘美。辽承天太后、圣宗亲领大兵相机出援。曹彬一路号称十万，乘胜猛进。辽耶律休哥驻南京兵少，不出兵正面作战，夜出轻骑劫掠，昼出精锐断宋兵粮道。曹彬人涿州十余日，粮尽，退守雄州。将士看到潘、田两军挺进，纷纷要求再攻涿州。这时，辽承天太后、圣宗的大军已到涿州东五十里。耶律休哥出轻兵沿路迫击宋军，宋军且战且行，到涿州已师老兵疲。辽兵乘势大举出击，宋兵自涿州败退，辽兵追到岐沟关，大败宋兵。曹彬收残部渡拒马河，辽兵追袭，宋军人马相踏，死者无数。涿州之战，辽兵先让一步，以少胜多，宋军主力全部败溃了。

　　宋太宗见主力军溃，急令曹彬等回东京，田重进军驻定州，潘美军回代州。辽耶律斜轸出重兵袭击，败宋兵于五台，宋兵死者数万。辽兵夺回蔚州，潘美领兵往救，又大败于飞狐。潘美、杨业军回兵到朔州狼牙村，辽兵陷寰州。杨业以为敌锋甚盛，不可与战。潘美等不听，迫令杨业出兵。杨业自知必败，请派伏兵在陈家谷口救援，杨业与辽兵战，大败，退到陈家谷口，不见宋援兵，率部下百余人，并力死战，堕马被俘。杨业拒不降辽，绝食三日，死。潘、杨军败，宋兵全线崩溃了。

　　宋太宗再次北伐失败，宋兵损失惨重。朝中一些大臣纷纷主张“屈己”求和。赵普上疏，说辽朝“何足介意”，必定是有“邪谄”（坏人）蒙蔽皇帝，“致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劝太宗“忍一朝之忿”。宰相李昉等上疏，说北伐失败“悔既往而难追”，“姑务息民，何嫌于屈己”，“屈于一人（辽帝）之下，伸于万人之上”。殿中侍御史赵孚建议宋太宗学习唐高祖“降礼于突厥”，对辽屈己求和。“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盟誓和好。太宗没有赞同他们的议论，回答赵普说：“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九八九年，户部郎中张洎（音计jì）、右正言王禹偁（音称chēng）相继上书，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集合兵力，再次北上伐辽。宋朝内部，出现主战与主和两种不同政见。

　　宋太宗仍以集中兵权防止割据复辟为国策，对外作战和对内抑制武将的政策发生了矛盾，因此没有采纳王禹偁等人再次伐辽的建议。以后的宋朝，即对辽转取守势，专力加强国内的统治。

（二）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加强

　　唐末五代以来，军阀长期割据。宋太祖建国后，继续统帅后周的禁军，后周官员也都继续任职。灭江南各国后，也仍然任用原有的大批官吏，并收编了各国的军队。为了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宋王朝把军事、政治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以巩固它的统治。

　　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主要是兵制和官制，在太祖、太宗两朝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一、兵制

　　宋朝军队的主力，是朝廷直接统领的禁军。唐初，设十二卫，唐玄宗改设旷骑（彍音扩kuò），宿卫京师。天宝以后，彍骑虚弱，边镇兵强大，形成长时期的藩镇割据。后周时，仍沿用禁军制度，但军士累朝相承，多已老弱，又骄横不听指挥，实际上已不可用。周世宗制定“兵务精不务多”的方针，命宋太祖统领禁军，精锐者提升，老弱者除去。又召募各地壮士，选择尤强者编入禁军，加以训练。禁军由此成为一支强劲的军队。周世宗对外作战，屡获胜利，禁军的整顿是有作用的。宋太祖在后周统领禁军六年，依靠这支兵力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他深知掌握军队的重要，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集中掌握兵权，沉重地打击了割据势力。

　　选练——来太祖即位的次年，九六一年，即着手加强禁军，进一步拣汰老弱，补充精壮。这年五月，下令各州拣选勇壮兵士，升为禁军。又除去禁军中的老弱，设“剩员”处理。退兵下到诸郡，仍给兵傣。诸郡多用来看守仓库。九六五年，又选强壮兵定为“兵样”，分送各地。各地军队按兵样选拔，送到京师充禁军。此后多次派邀使臣到各地选择精兵收补。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给。宋朝统一南方各国的过程中，也从各地的降卒中选择精锐补入禁军。军中并制定“阶级法”，使上下有制，不可侵犯。由于禁军的不断选练，宋朝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直辖的兵力，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地方的镇兵，五代时驻守城厢，又称“厢兵”。九六六年，宋太祖下令禁止将帅选取军中精锐作牙兵（衙兵）。厢兵中的精锐，经多次选拔，全被收入中央的禁军。留在地方的，不再训练，只服杂役。厢兵实际上已成为不能作战的役卒。后来司马光曾评论说：选练禁军后，“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远不是京师的敌手，谁也不敢再有异心”。这就是说，镇兵力量远比禁军薄弱，没有割据反抗的可能。唐末以来的军阀割据势力不能复辟了。

　　建置——太祖开宝（九六八——九七六年）时，有禁军马步兵十九万三千（全国兵额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九九五——九九七年）时，禁军马步兵三十五万八千（全国兵额六十六万六千）。起初，禁军都驻在京师，后来也部分地出守各地。太祖时以十万驻京师，十万派守外郡。戍守边地重镇或内郡要地者称屯驻，隶属于总管司者称驻泊。此外，因粮价低廉暂留某地者称就粮，人数不多。屯驻军由兵马钤辖（钤音潜qián）、都监等统领，当地州官不得干预。派出的禁军定期轮换，因而有所谓“出戍法”（或称“更戍法”）。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的，三年一轮换。广西等地，二年一轮换。陕西兵，半年一换。禁军家属妻子都在京师。据说更替出戍，可以使士兵“习勤苦，均劳逸”，免得留恋家室。短期在外地，也不会想反抗朝廷。禁军军官提升时，都调离原来的队伍。统领驻泊、屯驻的禁军的将宫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宋太祖、太宗时期，在禁军制度上，从各个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积弊，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禁军将领也不能拥兵割据了。

　　军权——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称为三衙或三司。三司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遣。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掌管。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只有皇帝才能派迫禁军，调动兵马。禁军中又选出勇壮，作护卫皇帝的亲军，称“诸班宜”，地位在一般禁军之上。

　　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诸将领兵作战，须按照皇帝的部署行动，不得擅改。宋太宗戊北汉、辽朝，都是领兵亲征，临阵指挥。太宗对宰相们说：“五代承袭唐季丧乱之后，权在方镇，征伐不由朝廷，所以享国不久。太祖竭力挽救这个弊病，我做皇帝，也总在考虑这事”。宋太祖、太宗一直在尽力摧毁方镇擅权割据的旧制，经过两朝的逐步改革，全国军队的精锐都集中在禁军，而禁军的选练、建置、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了。

　　宋太祖即位的次年，就相继解除后周将领慕容延别、韩令坤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出为地方节度使。经过兵制的改革，地方兵权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九六三年，宋太祖开始用文臣管州事。当时，后周拥州兵割据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大藩仍有数十人。宋太祖或借故把他们调迁，或遥领他职，或在他们死亡时不再使子孙裘职，逐步任命新的文臣来代替旧的武将。

　　宋太祖对赵普说：“我现在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各藩，纵使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一个武将。”宋太祖从消灭藩镇割据的角度，认为文臣比武将为害百不及一，从此军中多用文臣。统一各国后，太宗继续实行这个方针，逐渐成为定制，并利用内臣即宦官领兵或充监军，以挟制将帅。九八七年又正式下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文臣换充武将，武将调离军职，从而进一步堵塞了军阀割据的道路。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上，秦朝和隋朝统一后，都曾用收缴、销毁武器作为巩固统治的一个办法。宋太祖没有专从武器方面着眼，而是亲自掌握禁军，对军事制度逐步加以改革。相沿百余年之久的军阀割据，一变而为高度的中央集权。这一重大改革的完成，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作用是显著的。但宋王朝也由此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加强了对农民的镇压。

二、地方官制

　　宋代官制，承袭唐、五代制度，但从制止割据、集权中央的目的着眼，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唐代地方分州（府）、县两级，另设“道”为监察区域。宋朝改为路、州（府、军、监）、县制，但对州一级严密控制，权力集中在中央。

　　监司——宋初在各地用兵，设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主管军需粮饷等事。统一后，转运使成为总管各路财赋的官员，又命京宫为转运判官。唐玄宗时，全国分十五道，各道设采访使。宋太宗至道三年（九九七年），改道为路。全国分为十五路（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峡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转运使、副使、转运判官成为朝廷特命的路一级的常设官员，主要管领所属州郡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其后权力扩大，有时也兼管刑法和民事。宋太宗并规定各地转运使要轮流到京师，把当地情况报告给朝廷。又设安抚使，由本路最重要的一州的知州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兼管民政和司法、财政。真宗时，为分割转运使的职权，又设提点刑狱公事、判官，主管一路的司法，兼荐举官员。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各设官衙，转运使司俗称漕司，安抚使司俗称帅司，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总称“监司”。监司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和兵权、司法权，号称“外台”，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寄”，权任颇重。

　　州县官——唐末五代时，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兼领数州，称为“支郡”。宋朝统一过程中，逐步取消支郡，各州直属京师。九六三年，宋太祖平湖南，下令潭州、朗州等州直属朝廷，州官可直接向朝廷奏事。宋太宗时，右拾遗李瀚建议，节度领支郡，多叫亲信掌管关市，不便于商贾流通货物；不使有所统辖，以分方面之权，是尊崇王室，强干弱枝的办法。太宗采李瀚建议，九七七年诏令后周旧地邠（音宾bīn）、宁、泾、原等三十九州，全部直属京师。从此不再有支郡，全国各州都直辖于朝廷。

　　宋朝仍保留节度使名号，但和唐、五代的节度使，全然不同。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初，节度使名号用来礼遇宗室外戚，功臣故老和宰相罢政，出守外地，加节度使的职衔，叫做“使相”。节度使成为“无职掌”的虚衔，地方军、政实权都归于本州。宋朝直接派出朝官管理州郡事，称“知（管）军州事”，简称知州（府称知府）。知州多用文人，并可经常调换。宋太祖问赵普：“唐室祸源，在诸侯难制，如何改革？”赵普回答说：“列郡用京官权知，三年一换，就没有什么可虑。”知州不用武将，又不使常任，难制的祸源，算是可以堵塞了。

　　宋太祖又在各州设通判官，来进一步堵塞祸源。通判由朝廷直接派遣，既不是知州的副职，又不是属官，但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并监督知州的行动，随时向朝廷奏报，因此通判又称监州。宋太祖平荆湖，灭后蜀，各国旧官继续做知州，派通判同领州事。九六六年，诏令荆湖、西蜀州郡官，事无大小，都要与通判共同裁处。此后，通判制逐渐成为普遍全国的定制，各州行文，必须知州和通判联署。通判有朝廷特命，与知州往往不和。知州与通判互相牵制，都无法专权。

　　五代时，权在藩镇，地方县令多“龌龊无能”，只知道“诛求刻剥”，“秽迹万状”。宋太祖任命朝官知县事，朝廷直接控制县政权，从基层来削弱州镇。后周旧将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自周世宗时久镇大名府，宋初专横一方。九六三年，宋太祖任命朝官大理正（司法机构大理寺官）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祐知魏县，杨应蒙知永济县，于继徽知临清县。其后，又命右赞善大夫周渭知永济。符彦卿郊迎，周渭只在马上拱揖，不向彦卿屈服。县中有盗伤人，周渭捕获斩首，不再送府，符彦卿无可如何（九六九年，符彦卿移镇凤翔，又被罢免）。宋朝中央的权力一直控制到县一级，州镇不能专横了。

　　财政官——早自唐朝天宝以来，方镇拥兵割据，占有地方财赋，名日“留使”、“留州”，以上供名义上交朝廷者甚少。方镇又直接控制各地场院，厚敛取利。财政分在各镇，是方镇强大、朝廷衰弱的又一个原因。九六四年，宋太祖下令各州，从今年起，每年所收的民租和管榷（专卖。榷音却què）收入，除地方支用外，钱帛之类都要全部运送京师。次年三月，重申各州除度支经费外，全送京师，不得占留。四月，又派朝官十八人分往各地，收受民间租税。宋太宗时派朝官驻各州监督收税，称“监当使臣”，成为固定的制度。九八六年，正式规定监当使臣三年一换，仍委知州、通判提举（管领）。

　　司法官——五代时，各州拥兵的方镇任用军校作马步都虞候，兼管刑法断狱，称马步院。九七三年，宋太祖改马步院为司寇院，从新及第的进士中，选派人员到各州作司寇参军，掌管各州的刑法。宋太宗时改称司理院、司理参军。地方的司法权也作出限制。太祖时下令，凡大辟（杀头）罪执行后都要录送朝廷刑部复审。朝廷也派出使臣到各地审理案件。

　　九五八年，周世宗制定《大周刑统》二十一卷颁行。宋朝建国后，有人上书，指出刑统条目不便处。宋太祖命判大理寺事窦仪等参酌轻重，修订为《重定刑统》三十卷，又重新编集有关敕书为《建隆编敕》四卷。九六三年七月，一并刊板印刷，颁行全国，作为统一的律令，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印行的法律汇编。九七八年，又将宋朝建国以来发布的有关诏敕，编纂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颁行全国。

　　宋太祖、太宗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不仅直接控制了地方官员的任免，而且把各州郡的行政权、财权、司法权全面地集中到中央。所谓“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语）。宋王朝从而全面地控制了地方政权，空前地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三、中央官制

　　宋朝的政治机构，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分列为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相互平行，各由皇帝直接统属。另设御史台司监察。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后，又进一步集中于皇帝。

　　中书门下——宋沿唐制，在宫廷内朝堂（官员朝见皇帝的便殿）西设议事机构，称“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又称“政事堂”。实际执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不定员。如有二人以上，即轮流值日掌印。

　　宋初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九六四年，范质等三相请退，独用赵普作宰相。为了分割宰相事仅，又以薛居正、吕余庆作副相，称参知政事，此后成为定制。

　　枢密院——唐代宗时，开始设内枢密使，用宦官掌管朝廷机密。唐末，枢密使专权，造成祸乱。五代时，仍存枢密院掌管朝政。枢密使等于宰相之外的又一个宰相。宋朝建立后，枢密使改为专掌军事政令，出纳密命，与宰相分掌文武大权。中书省与枢密院号称“二府”（政府、枢府）。枢密院的大事都要奏报皇帝批旨。宰柏与枢密使分别朝奏，彼此不相知。皇帝由此分别控制了政权和军权。

　　三司——三司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号称“计省”。设三司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计相”。三司使通领三部：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及兵器制造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地方州郡不留财赋，全国财政支出，都出自三司，权任甚重。全国统一后，宋太宗甚至亲自裁处。

　　审官院、流内铨——宋初临时选派大臣考核京官和升朝官的功过。宋太宗时，正式设立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职州县官院，分管官员的考核事宜。次年，改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磨勘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又将京朝官差遣院并入审官院。审官院设知院事二人，主管考校京朝官的劳绩，予以升迁官阶，拟定内外差遣，然后奏申皇帝接见批准。宋初吏部尚书兼管京官七品以下官员的考核和拟定差遣，后委任权判流内铨事二人，专管幕职州县宫（选人）的试判和拟定差遣等事。

　　三班院——宋初武官中的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等三班使臣隶属宣徽院，临时选派官员负责“点检三班公事”。宋太宗时设三班院，委派知院事官或勾当院官，不定员数，主管大、小使臣的名籍、拟定差遣以及考核劳绩等事。

　　礼仪院——宋初沿袭唐制，设太常寺礼院，主管朝廷典礼。真宗东封，设立详定仪注所，事后即以此为礼仪院，设判院事一人，由参知政事兼任；知院事一人，由各司三品以上官员担任。负责裁定朝廷典礼的仪式、仪仗、祀祭制度等。

　　审刑院——宋太祖时，刑部复核各地大辟罪案。宋太宗时，又在禁中设置审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大理寺断复，再交审刑院详议裁决，然后奏呈皇帝定夺。审刑院不归宰相统领，直属于皇帝。

　　学士院——学士院设翰林学士若干人，职责是为皇帝起草各种诏书，包括宰相的任命、对外的国书等等。翰林学士还侍从皇帝“备顾问”，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对国事的建策。

　　御史台、谏院——宋仍唐制，朝廷设御史台纠察官员，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初无专宫，由官员兼职。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员。宋太宗时，又任宋初地方官制表命专职的监察御史（察院），考课朝廷官员得失。官员遭到御史官弹劾，就要贬调。谏院设知院官，对朝政得失，大臣以至百官的过错，都可提出谏言。御史台和谏院控制言路，往往被大臣利用来作为排斥异己的工具。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御史台和谏院有着重要的作用。

　　宋太祖、太宗两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新官制，但并没有全部消除旧官制。宋朝不仅大批任用了各国的旧官员，并且长期保留了唐、五代以来的许多官称。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大批的新官职。集中权力的结果，大量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曹（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的官员，但除非特有圣旨，不管本司的事务。所谓“事之所寄，十无二三”。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等等官员，作官而下管事的，十有七八。这些所谓宫，不过是用来表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领取俸禄。

　　宋代官制由此分为官、职（殿阁职称，如某某殿学士）、差遣三种。只有“差遣”才是掌握实权，实际管事的职务。地方宫中，也仍有大量旧官职，如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州刺史等等，只领傣禄。朝廷派遣的知州、通判等官，才实际执政。在宋朝的国家机器中，旧官和新官，有仅的官和无权的官，朝廷派遣的官和地方的官，层次重叠，叠床架屋。宋王朝在集中权力的同时，官僚机构却变得空前的庞大。

　　宋代大批官员的主要来源是科举。唐代已经实行科举，但被门阀贵族操纵，取士很少。北宋初，门阀制度不再存在，科举向文人广泛开放，只要文章合格，不分门第、乡里，都可录取。宋太祖时取士较严，如九六一年，录取进士十一人，九六三、九六四年都只八人。宋太宗时，逐渐增多。一科进士可多到三、四百人，诸科多到七、八西人。九八三年进士和诸科又各分为：“及第”、“同出身”两等（后改为“及第”、“出身”、“同出身”三等）。考试得中即按不同等第派作大小不同的官。九六二年朝廷下令：考试及第不准对考宫称师门或自称门生，以防止形成宗派。九七三年，进士考试下第者控诉考官取士有人情，宋太祖召见下第和及第者若干人，重新考试诗赋，亲自阅卷。从此定为制度，进士及第都要经过皇帝亲自“殿试”考选。宋太宗时，殿试后并在殿前“唱名”，由皇帝“赐及第”。取士权也集中于皇帝了。

　　宋朝通过科举，吸收大批文人来维护它的统治。文人们考试得中，就可以取得政权、财权以至兵权。因此都埋头作诗赋（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争取得个官，老死不止。宋太祖时，连续考十五场不中的，有一百多人。太祖下诏，说这些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作为“特恩”，特赐本科出身。此后考试多次不中的，也可特赐，叫作“特奏名”。文人们更加争先恐后地应试争官，无所不用其极。宋太宗时，孟州文士张雨光因考试不合格，急得在街上纵酒大骂，指斥朝廷。太宗大怒，把他斩首。九八八年，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宋白知贡举，取士较严，只放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人。出榜后，下第者群起吵闹，要求另考。太宗复试，又取进士及诸科共达七百余人。宋太祖、太宗实行科举制度的结果，使朝廷掌握了用人的大权，也使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了。

　　宋王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成功地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复辟，但同时也形成庞大的国家机器，加强了对农民群众的统治和赋税剥夺。

（三）社会阶级关系和赋税制度

　　唐朝中期以来，土地占有方式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都在不断变动。宋朝建国后，订立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类。乡村中所谓主户和客户，已不再是依据土著和客籍，而是以土地资产的有无来划分。主客户户籍的制定正是反映着剥削形态的变化。

　　上三等主户——主户，是占有土地和资产而负担税役的人户。依据占有多少的不同，又分为五等。宋朝规定每三年修造一次丁产簿（又称五等簿），记载各等主户的资产和丁男数目，作为征收赋税和科派力役的依据。一等户是占有土地几十顷上百顷，至少也有地几顷的大地主。二、三等户是占田较少的中、小地主。上三等户习惯上都叫做“上户”，是宋代乡村的地主阶级。

　　下户——主户中的四、五等户，习惯上又叫下户或贫下户。四等户有资产四、五十贯，一般是汉有少量田地的自耕农。五等户只有更少的田地甚至全无田地。他们很多是半自耕农。一些没有产业的贫民也被列入五等户纳税，称无产税户。

　　客户——客户中，除少数侨寓外地的小工商，主要是乡村的佃农。他们全无田地，主要依靠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宋朝编入户籍，成为国家的编户，交纳身丁税和负担徭役。

　　宋代的主客户状况，各地区存在着一些差异。唐末裘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一些地区消灭了大批的大地主。贵族、地主的部曲、奴婢得到解放，因而出现了大量的耕种无主田地或开垦荒田的自耕农和由原来的部曲转化的佃农。唐末五代时期，地主豪强的残酷压榨，又有不少自耕农破产，沦为佃户。在五代军阀混战和辽兵南侵期间，北方的农民也有不少逃往南方，成为佃客。由于这些历史的因素，宋朝初年，各个地区呈现出很不平衡的状态。具有显著特点的地区，如河北路，唐天宝时的河北道近一百五十万户，宋太宗时下降为六十万户，其中客户占三分之一。户口的大幅度下降，显然是辽兵南侵和军阀混战的结果。东南五路和广南东、西路地区，大致相当唐代江南、岭南二道，户数超过唐天宝时的两倍，成为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两浙路、江南东路生产最为发展，客户只占五分之一左右，自耕农的比例很大。梓州、夔州、利州各路五代时是蜀国统治区，战乱较少，北方农民相继逃来作佃客，客户的比例占到总户数的十分之五到十分之七，同时也就成为五代宋初地主对客户压榨最为酷烈的地带。荆湖南北路、福建路也都是客户较多的地区，占总户数约一半左石。

一、土地占有和农民状况

　　官田——唐朝前期，在一些地区实行均田法，计口授田。所授田地，名义上是朝廷所有的官田，依租庸调法收取租税。唐朝中期以后，门阀世族势力削弱，地主加紧兼并庄田，官田多被地主豪族占去或者废弃荒芜。北宋的官田有官庄、屯田、营田三种。屯田和营田是兵士驻地的屯垦。官庄大多是荒废的无主田地，农民垦种后，朝廷收取租赋。在宋朝土地占有形式中，官田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

　　官员占田——唐代贵族官僚，按照品级，领受永业出，世代占有。自一品至九品，占有一万亩到二百亩不等的田地。唐中期以后，这种制度逐渐废弃。唐朝官员又有职分田（一千二百亩至二百亩不等），五代时罢废。未初，无职田制。宋代官员大量占有田地，主要是以剥削所得自行购置田产，不再有以官级占田的特权，也不再有占田数量的限制。宋太祖曾劝说石守信解除兵权，购置田地享乐，就是当时土地占有制度的一个事例。

　　地主庄田——唐代中期以来，地主占有大片田地，形成庄田。宋代地主的庄田，更加普遍地发展。大地主在庄上建房居住，形成庄院。所谓“浮客”的佃户也寄住在地主的庄上。一个庄形成一个作为自然经济单位的村落。宋代文献中记录有某家庄，庄名也就是村名和地名。如汜县（汜音似sì）李诚庄方圆十里，中贯河道，地极肥沃，有佃户百家。庄主李诚，是宋太祖时汜县的酒务官。雍州地主王纬，也占有良田数百顷，庄内建造宏丽的宅第。地主的庄田遍布各地。宋朝有统计数学的租赋田，除自耕农所仅有的小块土地，主要就是地主的庄田。

　　宋朝官员可以随意购置田产成为大小地主，地主通过科举也可以成为大小官员。官员、地主合为一体，占据有全国大部分的土地。自耕农的田地，一户多不过几十亩，少只有三五亩。宋太宗时，就有人指出：富人有着看不到边的田，穷人没有锥子尖的一点地。（“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太宗对近臣说：“杜绝兼并，抑制游情，前世难以做到的事情，朕（皇帝自称。音振zhèn）应该努力去实行。”这说明太宗已经觉察到了地主兼并土地的严重性。这种状况一天天地在发展，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兼并越来越多的田地。

　　地主占有土地，以租佃方式剥削佃农，是宋代地主对农民的主要的剥削形态。农民阶级主要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和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他们都遭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具体状况又各有一些不同。

　　佃农佃农即农村中的“客户”，又叫“佃客”、“浮客”，自己完全没有土地，租种地主的土地耕种，是农民中最贫苦的部分。一家大地主可有佃客几百户。两川一带的大地主甚至可有数千户。佃农遭受着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被紧紧地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

　　地租剥削——唐代中期，陆蛰（音志zhì）的奏议中曾经提到过地主私家收租的情况，上等田每亩收一石，中等田收五斗。地租是地主占有土地剥削佃农的主要手段。宋初通行的剥削方法是分成收租。地租率一般都占收获的五成以上。少数佃户自有耕牛，称“牛客”。相当多的佃客是“小客”，即没有自己的耕牛或农具，向地主租用，又要加租。另有一种定额租制，由地主规定定额的租米。采用这种剥削方法的地主，不需直接指挥和监督佃客生产，佃客对生产有较多的支配仅，但地主可以随时增加租额。分成租和定额租，形式有所不同。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总是残酷的。

　　高利贷剥削——伴随着租佃制关系的发展，地主放高利贷成为重要的剥削手段。佃农交租后，所余无几，就只有向地主借债过活。地主借出粮或钱，要剥削两倍到三倍的利息，甚至还要农民的子女去做“佣质”当抵押，实际是做无偿的佣仆。农民冬春借粮，指夏麦偿还。夏麦还了债，春秋再借粮，指冬禾偿还。收成还债甚至还不足，无法交租，再把欠租作为借债加利。这样，农民年年要借债，永远还不清。高利贷象是一副枷锁，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世世代代无法挣脱。在宋代社会经济中，高利贷剥削日益成为极为突出，极为严重的问题。

　　地主用地租和高利贷剥削、束缚着佃农，而且还可以用“换佃”的办法相威胁，加重盘剥。佃农却不能随意离开地主的土地。

　　在宋代农民中，佃农受压榨最深，反抗性也最强。在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中，佃农始终是基本力量。

　　自耕农、率自耕农农民中还有大量的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现存北宋户籍的统计数字，乡村主户中的四、五等户即贫下户，与客户的数目约略相当。但事实上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是兼作佃农的半自耕农，甚至完全是佃农。这是因为：（一）北宋王朝为了榨取农民的赋税，租佃地主日地的半自耕农，虽然只有很少的土地，仍编入主户。第五等户中，大量的是半自耕农。（二）自耕农把土地卖给地主，沦为佃农后，却不能立即注销田产，改变户籍。“产去而税存”。这种状况，虽然不占太大的比例，但随着地主兼并土地和自耕农破产，也在逐渐增多。

　　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不向地主交租，却要对官府负担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处境也很艰苦。自耕农、半自耕农靠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不能供给衣食，又不得不向地主借贷，遭受高利贷的严酷盆剥，最后只有陷于破产，仅有的土地也被地主吞并了去，沦为佃客。

　　佃农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受到残酷剥削，无法生活下去，只有在耕种之余，“营求”副业作生计。山区靠漆楮（音楚chǔ）竹木，河湖地带靠蒲苇荷芡（音欠qìan）或捉捕鱼虾。但这条生路，往往又要遭到宫府的剥夺，迫使他们无以为生，只有起来反抗。自耕农、半自耕农在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中，也是重要的力量。

　　奴婢唐代贵族奴役着大批的奴婢、仆隶，甚至自己设置手工业作坊，由奴婢们生产贵族需用的产品。宋代仍有一定数量的奴婢，但主要是用于地主官僚的家内服役，不再从事生产。

二、赋税和徭役

　　广大农民不但遭受着地主的地租、高利贷剥削，而且还要负担宋王朝的各种赋税，并被迫从事无偿的劳役。宋王朝规定了苛刻的赋税、徭役制度，向广大自耕农和佃农实行直接的剥夺，以养活大批的官吏和军队。

　　苛刻的赋税剥削宋朝的赋税，沿用唐朝中期以来的两税的名称，有夏、秋二税。但宋二税已不同于合租、庸、调为一的唐两税，而是专指田税。二税以外，另有身丁税、各种杂税和徭役。宋朝制度规定的赋税，有如下几项：身丁税——男子二十岁为丁，六十岁为老。二十至六十的男子，都要交纳身丁钱（或米、绢）。佃客编人户籍作客户，也要和主户一例交纳身丁钱。不过，这种身丁税只是在南方地区实行。税额也各地不同。宋初，漳州每丁纳八斗八升，泉州纳七斗五升。

　　田税（二税）——北来田税，法令规定是向土地所有者按亩收税。每年夏、秋各收税一次，又叫“夏税秋茵”。秋苗或秋税，是在每年秋收后按亩征收粮食。北方各地，大致是中等田每亩收获一石，输官税一斗。宋太宗灭吴越后，命王方蛰到两浙整顿税制。旧制每亩田税三斗，王方贽依北方制度即所谓“天下之通法”，改为一斗。但江南、福建等地仍沿旧制，亩税三斗。大抵宋代伙税并不依实际产量抽成，而按亩定额征收。各地历史情况和生产情况不同，因而税额也有很大的差异。

　　夏税收钱，或折纳绸、绢、绵、布、麦等。在夏季田、蚕成熟时征收。税额依上、中、下田，分等第按亩规定。各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别。宋初整顿吴越税制，苏州分中、下两等田定夏税。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下田一亩三文三分。这当是宋朝平吴越后制定的较轻的税额。

　　秋夏二税的税额，只是收税的规定。在实际征收时，宋朝还以所谓“支移”、“折变”的办法加重剥削。“支移”原是借口边境粮草需要，命令河北、河东、陕西各路的秋税，由纳税户运送到边地交纳。丰收地区的秋税，到歉收区交纳，“以有余补不足”，“移此输彼，移近输远”，也叫做“支移”。如果不能负担远路奔走的苦楚，就要再多交一笔支移脚钱。“折变”是官府对夏税规定的现钱和绸、绵、布、麦等各种定额，根据物价状况，借口“一时所需”，任意折换，加重敲剥。如以绢折钱，再以钱折麦。折变时官府随意抬高和压低价格。官府和地主、商人串通一气，借折变贪污谋利。交税的农民遭到沉重的压榨。

　　官庄租赋——宫庄田地招佃客耕种，由宫府收地租，称“公田之赋”。官田无人交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官庄佃客头上，即所谓“重复取赋”。佃客遭到双重的残酷剥削。

　　杂变——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国巧立名目，敲剥财物，设置多种苛捐杂税。宋朝统一后，全部承袭下来，统称之为“杂变”，又叫“沿纳”。杂变比五代时的杂税，甚至还要苛刻。如甫唐时，许人私下造酒，交��钱，又以官盐折价换取百姓的绸绢、粮米，宋朝禁止私造酒，不再支散官盐，但原纳��钱、绸、绢和粮米的人还要照旧额交纳。杂变包括蚕盐钱、牛皮钱、蒿钱、农器钱、鞋钱等多种名目。杂变以外，宋朝还以“进奉”、“土贡”（贡土特产）等等名义，随时勒索多种财物，强迫农民贡纳。

　　和籴、和买——和籴（买粮。音敌dí）是宫府强制收购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帛。名为朵买，甚至并不给钱，等于强征。和籴、和买实际上是夏秋二税外的又一笔变相的二税。按法令规定，和买限于四等以上户，和籴限于上等户。但实际上，下户也往往不免。

　　在种类繁多的税目中，杂变随二税征交，和籴也以二税额为依据。宋太宗时一年的岁赋收入，总计有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宋制：岁赋谷以石计，钱以贯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其他以数计。统计数是各种单位合计的数字，见《宋史·食货志》）。

　　唐初，实行府兵制，农民对国家服兵役。唐中期以后，改为召募士兵。宋代沿袭募兵法，组成禁军和厢军，不再有农民服兵役的制度。北宋的役法有职役和夫役，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职役是地主和自耕农被国家征调担任州县和乡村基层的职任，夫役是农民被国家调发服劳役。

　　职役——现任文武职官和州县胥吏、势要豪族称“形势户”，官员家属和他们的后代，都叫“官户”。形势户和官户享有兔役特权。职役由主户中的一、二、三等民户，即大小地主轮流差充。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官府给予所谓“民户”的地主以压榨、统治农民的职权，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宋朝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职役分为州县役（吏役）和乡役两大类，主要有：（一）衙前。衙前属于州县役。职责是代宫府保管剥削来的“宫物”，押送纲运。法定由所谓“高资”即资产在二西贯以上的一等户大地主充当。担当衙前职没，可免科配、折变，并授予官衔，三年一升，最高可到都知兵马使。（二）里正、户长、乡书手。属于乡役，职贡是代官府“课督赋税”。户长是里正的副手，乡书手助里正办理文书。里正向农民索税，可以捕人送县鞭打，是官府的凶恶爪牙。里正又号称“脂膏”，因为可以利用职权，从中贪污勒索，吸吮农民的膏血。宋朝法定里正由一等户轮流充当。户长由二等户，乡书手由三等户充当。（三）耆长、弓手、壮丁。耆长、壮丁属于乡役，弓手属于州县役，职责是“逐捕盗贼”，即帮助官府镇压农民的反抗。耆长由二等户轮充。弓手、壮丁由三等户轮充，属耆长指挥，但有时也要从四等户中抽取“壮丁”。

　　地主对待轮差职役，存在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争当衙前、里正，借以攫取压榨农民的特权。“外道豪民，求此名目（衙前），凌驾州乡，兼并纵肆”。有“差充衙前年满，愿永充衙前者”。另一种是因衙前押运官物，要包赔损失。里正、户长催税不齐，要代为补垫。因而视为负担，不愿充役。有人充耆长因镇压农民有功而升官，也有的地主逃避充役。弓手需自备衣装弓弩。壮丁全供驱使。三等户的小地主多设法避役。

　　夫役——又叫杂徭。北宋的夫役，表面上是按人丁户口科差。但宫户、形势户享有免役特权。正在担任职役的上三等户，作为形势户之一，也暂时免除夫役。被科派夫役的地主，也往往出钱雇人代为应役或强迫佃户代役。实际负担夫役的，是贫下户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编为客户，作为国家的编民，也要接丁口应夫役。北宋的夫役是自耕农、佃农等广大农民负担的无偿的劳没。

　　夫役并无固定的时日规定。在春耕以前调发者称“春夫”，因工事急迫调发的称“急夫”。北宋王朝以至地方宫府都可调发农民应役。应役者通称役夫、丁夫、民夫、人夫。征调农民的较大规模的摇役，主要有：（一）修浚河道。最大的夫役是治理黄河水害。北宋几乎年年要调发役夫堵塞决口或修筑堤坝。大规模的工程调发役夫多至几万至十几万人。征调的地区远到柯东、京西、淮南等路。役夫来自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外，应役一到两月。不仅农事荒废，而且往往败家破产，以至死于役所。修治运河，也几次调发役夫数万人。（二）土木营建。包括修筑城池，修建官舍、寺观，以至修路造桥等事，都征调役夫从事无偿的劳役。北方沿边州郡还经常要征调夫役，大规模修筑城防。（三）运输官物。官府运送粮草、盐、茶等宫物，都征调农民负担，是一种繁重的夫役。宋太宗时灵州运送粮草的役夫，在路上死亡的乡至十余万人。运输盐、茶也极困苦。农民群众遭受的压榨是沉重的。

　　宋王朝不仅在政治、军事制度上，还从赋役制度上，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时也加紧了对农民群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从宋朝建立时起，农民阶级就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四）川蜀地区的农民起义

　　宋太祖、太宗两朝，首先在川蜀地区爆发了农民和士兵的武装起义。

　　蜀地自两汉至唐代，一直是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又是封建统治极为严酷、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地区。在唐未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唐傅宗曾经率领大批门阀贵族狼狈逃窜到蜀中。五代时，唐代的“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战乱期间，大批农民也陆续逃到这里。川蜀地区的豪民往往占有三五百家“旁户”，有的甚至达到数千家。“旁户”实际上是一种投靠户，世代相承，被豪民“没使之如奴隶”。旁户除向豪民纳租外，还要承担赋税剥削。后蜀灭亡前，旁户和豪民的阶级矛盾已经发展到极为尖锐的地步。

　　宋朝消灭后蜀，以旁户为主的农民群众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相反，随即遭受到残酷的多方掠夺。首先是人蜀的宋兵大肆劫掠蜀地的居民。宋将王全斌灭蜀后，和将领们日夜宴饮，放纵部下抢掠民间子女，夺取财货。军校到市集上，拿着刀，劫夺货物。一个军官，抢掠民蜜，割去乳房后杀死。像这样的事例只是因被揭露而偶然留下记载。想见宋朝灭蜀后的残暴，给蜀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祸害。

　　宋兵大肆劫掠后，宋朝又以各种名目，巧取豪夺。后蜀原有的赋税剥削之外，又以”日进”“上供”为名，勒索倍于“常数”（规定数额）。蜀民所交两税，以布帛忻算。商人抬高市价，农民交税仍按旧定低价析合，凭空增加了负担。农民耕作不能维持生计，多经营纺织、采茶等副业。宋太宗时设立“博买务”垄断收购，不准私卖。博买务官员，比商人的敲剥更加苛刻。本已遭受着沉重敲剥的后蜀农民，遭受到更为沉重的敲剥。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丧失了家业田产。耕作以外的主路，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宋兵人蜀，对蜀降宫敲诈勒索，对蜀士兵则虐待残杀。王全斌要对蜀降将李廷珪治罪，宋将康延泽告李廷珪说：“王公意在声色，满足他的欲望，就会置之不问。”李廷珪送上妓女四人，金帛值数百万，果然获得免罪。宋朝们发蜀兵去京城，发给“装钱”，王全斌从中克扣削减，又令部下侵扰。蜀兵愤起反抗。王全斌惧伯成都蜀兵起义，九六五年四月，竟将驻在成都城南的蜀兵两万七千人，诱到夹城中，全部杀死。诱杀蜀兵的暴行，使统治者的凶残面目更加暴露了。

　　宋朝消灭后蜀的割据，多少符合于结束战乱，统一全国的客观要求，但灭蜀后，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压迫，就只能迫使农民举行起义，来反抗宋朝的黑暗统治。

蜀兵起义

　　乾德三年（九六五年）正月，宋兵灭蜀后，蜀兵即不断起而反抗。二月，棒州蜀兵三千余人推军校上官进为首，攻打州城，上官进被宋朝擒获处死。三月，宋朝调发蜀兵去东京。蜀兵至绵州起义。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路过绵州去东京，被起义士兵推为统帅，建号兴国军，号称有兵十余万。全师雄领兵攻绵州城失败，损失万余人。全师雄转攻彭州，宋彭州刺史战败逃走。起义蜀兵人据彭州城，成都十县都起兵响应反宋。全师雄称兴蜀大王，置节度使二十余人，分据灌口、导江、郫（音皮pí）、新繁、青城等县。宋兵出击，至导江，全师雄军在竹林中出伏兵大败宋军，宋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败死。全师雄分兵守绵州、汉州，切断剑阁栈道，沿江设寨，声言攻打成都。邛（音穷qióng）、蜀、眉、陵、简、雅、嘉、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十六州响应全师雄反宋，声势浩大。

　　四月间，王全斌在成都诱杀蜀兵，各地反抗的浪潮更加汹涌。吕翰卒部下在嘉州起义，军校孙进、吴瓌（音归guī）等杀未知州，与全师雄部刘泽军合，有众五万，赶走普州刺史，杀通判。果州军校来德威等杀宋知州起兵。遂州牙校王可僚结集州民起义。史书记载说，当时反抗者所在蜂起，这只是有姓名可纪的几支。宋朝结集大军镇压，围吕翰于嘉州。吕翰先弃城走，宋军人城，吕军夜间反攻，不胜，领兵至雅州据守。宋军攻普州，刘泽部申雕领兵五千来敌。申雕兵败。宋军人普州，刘泽降宋。九六六年六月，宋军破全师雄部于灌口寨，全师雄领兵至金堂。七月，吕翰在雅州据守年余后，被宋攻破，退至黎州败死。王可僚结集数州兵反攻普州，不能下，至合州拒守。十二月，全师雄在金堂病死。部众推谢行本为领袖，罗七君为佐国令公。罗七君与宋德威等据铜山之险抗宋。宋军攻下铜山，罗七君等被擒。蜀兵斗争失败。

　　自九六五年春，蜀兵开始抗宋，至罗七君等被擒，前后近两年，反抗势力达于二十余州，给予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蜀兵的起义，是由于不甘忍受宋朝的压迫而自发地起来作斗争，并非后蜀盂氏操纵的复国行为。蜀兵和农民的反抗行动，无疑是正义的行动。王可僚部，主要是州民的起义队伍，斗争极为坚决。吕翰部有兄弟民族的起义者张忠乐部参加，据守雅州。后蜀将官、土豪曹光实原来曾残杀张忠乐的起义部众，后蜀亡，曹光实遭到起义者的打击。吕翰与张忠乐部守雅州，曹光实向宋军献地形图和用兵攻城之计，为宋军作向寻，定要捕获张忠乐才甘心。在蜀兵民的反抗斗争中，起义农民和土豪地主，支持谁，反对谁，态度极为鲜明，反抗的正义性也就更加明显了。宋兵攻下雅州后，王全斌等捕送孙进、吴瓌等二十七名首领到东京，全部被宋朝处死。孙进临刑前仍然坚强不屈，宋太祖因而把他的全族杀光。起义者的英勇和统治者的残暴形成鲜明的对比。

阆州起义

　　九六五至九六六年间，阆州（阆音浪làng）农民起义，围攻州城。宋阆州知州赵逢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起义失败后，赵逢又屠杀人民近千家，想见起义得到群众的支持，具有颇大的规模。

渝州起义

　　九六六年初，渝州农民群众以杜承褒为首，围攻州城。宋知州、通判投降。杜承褒军人诚，占据州署，取得胜利。但起义军中的原州校宫（军官）陈章却被宋判宫卞震招诱叛变，乘杜承褒没有戒备，伏兵袭击。起义军由于出了叛徒而遭到失败。

李仙等起义

　　开室六年（九七三年）正月，渠州等地农民上万人以李仙为领袖，举行起义。领袖称“仙”，宋朝史书诬蔑起义者为“妖”，可能是利用宗教作工具，相互联络。起义者攻入蓬州界，遭到宋军的镇压而失败。九八一年，绵州又有王禧等十人以所谓“妖法”（某种宗教）组织群众起义，被宋朝发觉而遭到镇压。

王小波、李顺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连年不断地爆发的人民起义斗争，终于酿成为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王小波原是永康军青城县的农民。这一带，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很残酷。青城的味江是著名的产茶区，茶农不种五谷，只是种茶为生，与耕田的农民一样交税。宋太宗时，实行‘榷茶”法，由博买务强行收购。大批“采茶货卖，以充衣食”的茶农因而失业。宋朝的官员由此大肆贪污勒索，地主商人从中投机取利。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淳化四年（九九三年）二月，遭受残酷压迫的旁户，破产的农民，失业的茶农等约一百人，以王小波为首在青城发动起义。王小波对起义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王小波提出的这一目标，立即获得广泛的响应。前来参加起义的群众越来越多。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蜀州各县，进而攻打眉州的彭山。彭山县令齐元振，曾被宋朝赐玺书（玺音喜xǐ） 奖谕为“清白”。其实这个所谓“清官”是把大量贪污剥削来的财物寄存在别处，与民为仇，早为群众所痛恨。王小波打到彭山后，搜出齐元振的大批金帛，散发给贫民，并立即把齐元振处死。张咏《悼蜀》诗说：“害物黩货辈（黩音独dú），皆为白刃烁（音朔：shuò）。”想见那些“害物黩货”的地主豪绅，同齐元振一样受到应得的惩处。起义军的行动，使人心大快，由此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建立起更为崇高的威信，参加起义的人更多了。本来此时农民战争爆发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地区又有着反抗斗争的传统，在王小波均贫富的号召下，起义军不断胜利发展。攻下彭山，已是一支万余人的队伍。

　　十二月，起义军进攻江原县。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音启qǐ）出战。王小波在作战中不幸额上中箭，仍带箭奋战，力斩张玘。起义军在江原大胜。但此战之后，王小波负伤过重，壮烈地牺牲了。王小波点燃了起义的烈火，开辟了战斗的道路。起义群众在王小波妻弟李顺领导下，继续顽强战斗。农民起义的浪潮，更加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起义军在江原获胜后，更加强盛。在李顺领导下，起义军乘胜攻下蜀州，杀宋监军。攻下邓州，杀知州、通判。在新津江口，大败宋乓，杀宋巡检使。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进取永康军，夺得双流、新津、温江、郸县等地。兵锋所向，直指成都。

　　随着起义的胜利发展，起义军逐步建立起严格的军事纪律。沈恬《梦溪笔谈》记述李顺军“号令严明”，又说起义军“所至一无所犯”，即毫不侵犯民间利益，和宋军在蜀地的四处劫掠，形成鲜明的对比。李顺继续贯彻并进一步发展了王小波平均贫富的主张，有领导地没收地主土豪的财富，分散给贫民。沈括记载说，李顺军召集“乡里富人大姓”，叫他们出具家中所有的财产粮食，除生活需用之外，“一切调发（没收）”，分给当地贫苦的农民。当时蜀地饥荒严重，起义军的正义行动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号令严明”也提高了作战能力。淳化五年（九九四年）正月，李顺军进攻成都，不利，转攻汉州、彭州。两天之内接连攻下两州，形成对成都的包围。十天之后，起义军攻下成都，宋知府郭载率残部逃到粹州。农民军入成都城，建号大蜀。李顺称大蜀王，立年号“应运”。大蜀设中书令、枢密使等职，各路起义军分别设立统帅，号“大蜀雄军”。李顺随即派遣各路军四出攻打宋军，剑关以南，巫峡以西，都为农民军占领。农民军发展到数十万人，震动了整个宋朝。

　　宋朝兵权集中在朝廷，地方兵力薄弱。这就为农民起义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农民军因地方官兵力弱，比较容易顺利取胜，攻占州城；另一方面，宋朝因集中兵权，也得以随时派出重兵，镇压起义。农民军在起义获胜后，又不得不面对着强大的敌大蜀应运元宝钱军。九九四年初，宋太宗派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领京师禁军入川，镇压起义。王继恩军发，太宗得知失成都，又加派重兵分别向峡路和剑门进军。峡路军在广安军和渠州、果州一带，遭到农民军阻击，不得前进。剑门栈路是宋军人川的要道，原来只有疲兵上面人驻守。李顺分遣农民军数千北攻剑门，企图截断宋朝进军的通路。农民军至剑门作战，正值成都撤出的宋军到剑门，农民军寡不敌众，败回成都。宋军占有栈路，得以长驱入川，农民军在军事上失利了。

　　宋军重兵压境，农民军没有专力设防，而在集中兵力攻打梓州。梓州宋军已有防守的准备，据城顽抗。

　　农民军二十万以云梯、冲车攻城，不下。乘风纵火急攻，又不能下。围城硬玫至八十余日，不能取胜。农民的兵力被牵制在梓州。宋军却自剑门一路急速挺进。剑门一路，农民军兵势单弱。四月，王继恩军由小剑门路人研口寨，农民军五百人牺牲，宋军过青强店，剑州被攻陷。五月，王继恩军攻绵州，绵州失陷，另派一支宋军攻阆州。农民军在老溪，依天险拒守，三千人牺牲。阆州失陷。宋军别部攻巴州，农民军五千战败，巴州失陷。王继恩又分兵救梓州，农民军败退，损失极重。大蜀的成都处在敌军的威胁之中。

　　成都从来是蜀中的要地，又是后蜀的都城。农民军得成都，建大蜀，政治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但从此不得不以十万兵据守成都，军事上由攻势转入了守势。宋军却由守势变成了攻势。王继恩军得梓、绵两州，集合兵力围攻成都。李顺率农民军据城固守。宋太宗在三月间即下诏给王继恩，说农民起义军如再反抗，“即尽加杀戮，不得存留”。五月，王继恩军攻进成都，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农民军三万人英勇战死。李顺也壮烈牺牲了。大蜀的枢密使计词、吴文赏和农民军领袖卫进、李俊、徐师中、吴利涉、彭荣等人被捕，英勇就义。大蜀农民军遭到了失败。

　　但是，民间还长久流传说：李顺并没有死。有的说他已到湖北，有的说他在岭南。民间的这些传说使宋朝廷极为惊恐。二十三年后（一○一七年），广州知州听说有个贫民饮酒说王小波事，便把他捕送京城，说是抓到了“真李顺”。枢密院也向朝廷祝贺。御史审问，原来这是广州民李延志，曾在成都当过未兵。只好把他黥面配军了事。四十年后（景祐中），又有人告发李顺在广州。巡检使臣捕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翁，又说是“真李顺”，把他处死，向朝廷报功。此后若干年内，宋朝的大臣们上疏言事，还往往以“恐李顺之事再起”来向皇帝提出警告。这些事例从不同的方面说明，李顺农民军的起义活动，长久地给宋王朝带来了恐惧，也长久地受到人民的怀念。起义领袖虽死犹生，因为他代表了广大农民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李顺牺牲，成都失陷，大蜀农民军仍在继续战斗。成都郭门十里之外，就还有农民军的据点。成都以西、以东和以南，还有农民军几十万人，形成三面包围。农民军在张余等领导下，再一次掀起了战斗的高潮。

　　宋军集全力攻下成都，王继恩以重兵留驻，又由攻势转成了守势。大蜀农民军领袖张余见宋朝孤军无援，坐守成都，乘势聚集农民军各部，得数万人。张余没有去硬攻成都，而是向宋朝守卫空虚的南部和东川各州进取。张余军一举攻下嘉州，进兵东南，攻下戎州、庐州，沿江而上，连续攻下渝州、涪州（涪音浮fú）、忠州、万州，北向攻下开州。东川要地都为农民军所占有，声势大振。农民军列阵西津口，进攻夔州。这时，宋太宗正加派白继赟等领兵自峡路经夔州人川镇压起义。五月，白军与夔州宋军两面夹攻。张余军出乎意料，损失严重。农民军二万人在作战中牺牲，战船千余艘也被宋军夺去。《续通鉴长编》记载，农民军的尸骸在江上漂流，长江流水都被鲜血染红。张余军西走，攻破云安军。别部数千人攻打施州，不下。宋军反攻云安，农民军向西部退走。

　　袭州以西，成都以东，包括梁山、广安军、渠州、果州、遂州、合州、普州、资州等大片地区的农民军，在成都陷后，仍然继续坚持战斗。白继赟军与原来自峡路进军到此的宋军，集中在这里镇压起义。宋军攻广安军，农民军万人力战，五千人战死。梁山、广安的起义据点被消灭。六月，农民军二万余人由张罕率领，在嘉陵江口抗击宋军，遭到失败。宋军攻陷合州。果、渠、普、资等州也相继失陷。农民军五万人转攻陵州，不下。张余率万余人到遂州。宋指挥使张璘（音林lín）杀统帅王文寿，率领所部响应起义。宋兵至，张璘部下杀死张璘，叛变降宋，宋军用为向导，进攻张余军。张余败走，退守嘉州。

　　嘉州以北，成都以南和以东，农民军一直在据守各要地，形成对成都的包围。王继恩人成都后，整天在城中宴饮，抢掠民间财物，白天也关闭城门，不敢出战。宋太宗又派宦官卫绍钦持沼书去成都指挥军事，督令王继恩出兵。卫绍钦军与农民军战于学射山南，攻陷双流等寨。农民军损失数万人。宋军攻安国镇，农民军领袖马太保战死。自夔州进军的宋杨琼部，攻陷农民军占据的蜀州和邓州。永康军、永昌、导江、双流、温江、郸县等地的农民军相继遭到镇压。大蜀中书令吴蕴在七月间领兵攻眉州不下，仍在眉州一带继续战斗。十一月，宋军来攻，吴蕴战败牺牲。张余军在嘉州，成为无援的孤军了。十二月，宋军自眉州引兵攻嘉州，大蜀嘉州知州王文操背叛农民军降宋。九九五年二月，张余被捅，壮烈牺牲。自成都失陷李顺牺牲后，大蜀农民军在张余、吴蕴等领导下，转战东西两川，坚持斗争十个月之久。只是在宋朝一再派出重兵后，才遭到镇压而失败。农民军号称大蜀雄军，作战中表现的顽强精神，确是极为雄壮而英勇！

　　张余牺牲后，农民军仍有一支队伍隐蔽在山谷间，坚持抵抗。九九六年五月，在领袖工鸬鹚（音卢慈lúcí）领导下再次起义，攻打蜀、邓二州，被宋军镇压。王鸬鹚部虽然没有再能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代表了农民群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坚强意志，是值得赞颂的。

　　自从九九三年初，王小波以“均贫富”号召起义，到张余在嘉州兵败，前后两年之间，西起蜀州，东至夔州，燃遍了起义的烈火。在宋朝建国后不久就爆发的这次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也为后来农民阶级的斗争开辟了先路。赵宋一朝，全国各地规模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地兴起，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第二节 农业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

　　九九七年，宋太宗病死。太子恒（真宗）即皇帝位。从这时到一○六八年神宗即位前，宋朝经历了真宗（九九七——一○二二年在位）、仁宗（真宗子赵祯。一○二三——一○六三年在位）、英宗（濮王允让子赵曙。一○六四——一○六七年在位）三个皇帝的统治。宋朝建国以来的这一百年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显著的发展。

　　唐代中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垄断着政治、经济权利的门阀士族制和农奴性质的部曲制，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中期以后，门阀士族制和贵族世袭占田的旧制逐步瓦解。拥兵割据的军阀分享了门阀士族的部分权利。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扫荡了门阀士族势力和部曲制的残余。宋朝统一了各个军阀割据国后，在经济领域中，地主购置田地剥削佃客的租佃制关系得到普遍的发展；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上出现的这些新变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变动的完成，又不能不反转来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宋朝建国以来的一百年间，广大农民群众开垦了大量的农田，农业生产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随着租佃制关系的确立和农业的发展，工商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手工业者作出了许多新创造。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火药火器的应用等等，都出现在北宋。适应着商业发达的需要，这时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工商业的繁荣，成为宋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明显的新特点。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商人中逐渐出现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们日益扩大土地占有，垄断商业利益，成为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农业的发展

　　农民群众经过辛勤的劳动，开辟了大量的田地，在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农作物品种等方面也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北宋时，南方经济的发展继续超越北方，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仍在东南。

一、户口的增加和农田的开垦

　　宋太宗时，全国户口，据各道、州户籍的不完全统计，共六百八十六万多户，无人口数。真宗以后的七十年间，所谓“承平既久，户口岁增”，户口记录不断在增氏。一○○六年（真宗景德三年），全国实营七百四十一万多户，一千六百二十八万多口。一○三四年（仁宗景祐元年），增加到一千零二十九万多户，二千六百二十万多口。一○六六年（英宗治平三年），增加为一千二百九十一万多户，二千九百九万多口（一作丁）。记录中户多人少，显然是由于人民逃避赋役，分户别居，并且隐瞒了人丁的缘故。这些记录都不可能符合户口的实际，但反映出户口增长的趋势，是可信的。

　　宋初田地荒芜的现象仍很严重，太宗时，边远地区不用说，就是京畿附近的二十三州，约数千里的地方，田地的开垦也不过是百分之二三十。宋朝一再命令地方官设法招诱流民归业。经过广大农民群众的辛勤开发，垦田数在不断增长。《文献通考》等书记有来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垦田数字，九七六年（太祖开宝九年），垦田数量是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多顷。九九六年（太宗至道二年）统一北汉后的数字，是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多顷。一○二一年（真宗天禧五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多顷。英宗时，《会计录》编者以为，这些数字只是按租赋得出的田亩数，并不是垦田的实际状况。一○二一年是北宋垦田数的最高额，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这个数字。一○四九年（仁宗皇祐元年），垦田统计数只有二西一十五万多顷，减少约十分之六。说明这时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土地被隐瞒。《会计录》编者说“不出租赋的田亩有十分之七”，可能即据此而来。此后，田亩统计数又在上升，或许是数字来源不同。

　　垦田的增加，是广大农民的劳动功绩，也是和地主兼并土地作斗争的产物。北宋农民克服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边开垦农田，作出了许多新创造。

　　圩田（圩音围wéi）——又叫围田。在低洼田地周围筑围，围外蓄水。五代时，江南已有圩田，一个大圩，方数十里，如同大城，中有渠道，外有闸门。旱时开闸引江水灌田，涝时闭闸制水。北宋时，圩田在南方进一步发展。太平州芜湖县万春圩，有田十二万七千亩，圩中有大道长二十二里。圩田能防旱抗涝，可以常保丰收。这是劳动人民的一项创造。

　　山田——南方农民在山地和丘陵的不同坡度上，筑成阶梯形的农田，称为山田或梯田。福建一带，开拓山垄为田，种植水稻。王安石在江西抚州，见到农民“山耕而水莳（音是shì）”。韩琦诗：“晓人吴儿谷，危途信不虚”，“山鸟过云语，田夫半岭锄”，描写出农民在山田耕作的景象。沈括曾记载官吏查核山田漏税，说明那时山田已有相当的数量。无地或少地的下户农民开拓山田，扩大了耕种面积。

　　淤田——河水冲刷的淤泥，用决水法引人田内，使土质肥沃，称淤田。仁宗嘉祐（一○五六——一○六三年）时，绛州正乎县南董村农民，利用村旁马壁谷水，淤浚田五百余顷。原来亩收谷五、七斗，淤田后增收到两、三石。神宗时，此法推广，取得一定的成效。

　　沙田——江淮间，江边海畔出没不常的沙淤地，农民利用来耕作，称沙田。江水激于东，沙田涨于西；江水激于西，沙田又涨于东。沙田涨出，及时耕种，地常润泽，可保丰熟。仁宗时，曾一度免除明、温、合三州沙田的民税。神宗时，温、台两州九县被查出的沙田就有一千一百余顷。

　　葑田（葑音封fēng）一一江南大湖中有茭、蒲等，年久，根从土中冲出，浮于水面，厚数尺，可延长几十丈。在上面施种，即可生长，称为“葑田”。后来，农民进一步作木排，在上面铺泥，种植庄稼，称为“架田”。

二、农作物的交流

　　北宋的建立，消除了南方和北方交通的障碍。各地农民群众得以彼此交流培育农作物的生产经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水稻——水稻是宋朝主要的粮食作物。宋太宗时，江北诸州学习南方，种植水稻。河北沿边屯田使何承矩调集各州军士一万八千多人，在雄、莫、霸等州兴筑水田，引种江东早稻，获得成功。此后，河北、河东、京西等路都逐步推广种稻。

　　越南劳动人民培育的占城稻，北宋时传人中国，先在福建一带种植。一○一一年，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斜，分到江、淮、两浙路推广。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强，并且“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栽种。杨亿《谈苑》记载：汝州鲁山，也种植建安来的早稻种，说是“此稻耐旱，繁实，可久蓄，宜高原”，当地人多种此稻，年年有好收成。杨亿所说建安来的早稻种，可能也是占城稻。据此，占城稻不仅在长江流域推广，而且也传播到北方。中国农民从越南劳动人民学习种占城稻，又在南方和北方交流，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越两国人民在历史上长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凝结成深厚的友谊。占城稻的传播，是一个显著的事例。

　　南方农民多年来培育出很多优良的稻种。宋太宗时，福建南剑州水稻有金黍、赤鲜、白稌（音途tú）、先黄、金牛、青龙、虎皮、女儿等十一种。洛阳有和尚稻。苏州有师婆粳、箭子稻等。箭子稻品种最佳，每年运送到东京。

　　这些水稻优良品种的培育和交流，提高了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北宋时，两浙路产量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产米二到三石。

　　麦——麦是北方人民的重要粮食作物。北宋时，逐渐在南方推广种植。宋太宗时，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种稻地区的农民，从淮北诸州得到麦种，推广种麦，并种植粟、黍、豆等作物。

　　茶——北宋建国后，南方茶叶大量运销北方。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树。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和川蜀地区，种茶的农户（园户）极多。茶叶的制作，分为片茶、末茶两种。制作的技术，也更为提高。

　　甘蔗——福州、明州、广州、汉州和遂州都有许多“糖霜户”，种植甘蔗作糖霜。糖霜远销到海外。

三、农具的改进

　　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不断创造和改进着各种生产工具。北宋农民在继续改进各种农具的同时，还使用了一些新农具。

　　踏犁——九九四年，宋州、毫州（毫音博bō）等地耕牛疫病流行，半数以上不能耕作，有人献“踏犁”，以人力代牛耕。一○○五年，河北因辽朝侵扰，耕牛多死，耕具颇缺，取淮、楚民间踏犁式样仿造。据说踏犁用四、五人耕稼，相当牛耕的功效一半，但比用钁（音决jué）耕，效率提高一倍。

　　秧马——苏轼在武昌看到农民种稻插秧用“秧马”，说是比弯着腰插秧，劳动强度大为减轻。秧马后来得到推广。

　　水车——最早大约出现于东汉时期，是一种用人力转动的翻车。宋朝推广种水稻，农民群众用多种水车引水灌溉。较为普遍使用的人力翻车，称龙骨车或踏车。据说是水具机械中比较“巧捷”的一种。江南、湖南路又有一种“筒车”（水轮），不用人力，借水力运转灌溉。梅尧臣有诗说：“既如车轮转，又若川虹饮，能移霖雨功，自致禾苗稔。”筒车要比两浙的踏车既省人力，功效又高，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一种灌溉工具。由于水车的广泛使用，劳动农民部分地征服了干旱。王安石的好友王令作《答问诗》咏水车说：“旱则我为用，尔龙河南禹县出土宋代镢头尚何谓！”水车用于抗旱，胜于‘龙王’，意义是很大的。

四、水利的兴修

　　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是促成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北宋神宗以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水利兴修，但在局部地区，仍有一些水利工程，便利了农业生产。宋太祖时，琼州度灵塘开修渠堰（音燕yàn），灌溉田三西余顷。宋太宗时，戍兵一万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淖沱河水灌溉稻田。真宗时，开深州新河、霸州滹沱河、静戎军鲍河、镇州镇南河，又自嘉山东引唐河水至定州，引保州赵彬堰徐河水人鸡距泉，从此河北平原中部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仁宗时，唐州修复陂渠，引水灌溉，据说数万顷薄地变为肥田。福州三县农民八万九千（人次），修通渠浦一百七十六条，共计长二万一千九百多丈，可溉田三千六百余顷。河东路九州二十六县农民，修浚水利田一万八千余顷。蜀江置堰溉田，兴元府褒斜谷有六堰浇灌民田，当地农民订立“堰法”，每年春天轮流修堰，保证了长年的灌溉。英宗时，泰州农民创筑涵管，引水灌田，克服了沿海缺少淡水的困难。

　　沿海劳动人民修塘捍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真宗时，民工数百万，修固浙江捍海塘，一年多修成，控御了海水。仁宗时，民夫四万多人修建通州楚州捍海堰，修成后使海水泻卤之地，化为良田，并阻挡住凤潮的袭击，保障了农业生产。

（二）手工业的兴盛

　　随着造船业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北宋时指南针已经普遍地使用于航海。造纸业和刻版印刷业也迅速发展，仁宗时工匠毕异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也被大量用于制造武器，火器的制造取得了成就。此外，诸如纺织、染色、制瓷、矿冶等各部门无论从原料的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各业的作坊，规模之大，也超越了前代。

一、造船业的发达和指南针的普遍使用

　　北宋建都东京，依靠东南漕运，漕船是必不可缺的运输工具。宋太宗时，各州岁造运船三千多艘。官营作坊制造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战船、潜船、使船、龙船，民营作坊制造民用的商船、游船。

　　北宋在东京设造船务，各地重要州军设宫营造船作坊。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有专门修船的场所。

　　内河航行的船舶，最大的叫做“万石船”。远涉重洋的民用海船，称为“客舟”，可载二千斛粟。据说“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又于舟腹两旁，缚大竹为橐（音驼tuó）以拒浪”。船上的设备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比较齐全。这样的海船，在当时世界上是较先进的。朝廷用的侮船，称为“神舟”，其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都相当“客舟”的三倍。

　　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北宋海船已使用指南针测定航行方向。沈擂《梦溪笔谈》记载了罗盘仪构造的基本原理。朱彧（音玉yù）《萍洲可谈》和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白天黑夜都看指南针。当时用的是指南浮针（即水罗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对发展海上交通，推动世界各国人民的往来，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印刷业的发展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唐、五代开始应用的印刷木，到北宋时才有了普遍的发展，广泛用来刻印书籍。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各地官府也刻印书籍。书院、家塾也印书。民营的书坊、书肆、书籍铺，分布更广，刻书、卖书，成为世业。民营书坊刻印的书，后世称为坊本。北宋初，成部刻《大藏经》十三万板，国子监刻经史十多万板，从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出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

　　东京、杭州、蜀中、福建是北宋印刷业的几个中心北宋，“监本”书大半在杭州刻印。当时人评价：木板书以杭州为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版，取其易成而速售，但不能持久。东京印板，不比杭州差，但纸不佳。上海博物馆藏有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广告所用的铜板，证明当时民间也已掌握了雕制铜板的技术。

　　沈括《梦溪笔谈》记有仁宗庆历中，布衣（平民）毕异发明活字板的事迹，办法是：用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烧硬。先设一块铁板，板上敷匀药品（松脂、蜡、纸灰等台制而成）。印刷时，把铁制的框子放在铁板上，在框子中排列胶泥活字，制成一板。再用火烤板，使药品熔化，用另一平板从上面压平，使板上的字面平整。冷却后，就可用墨印书。毕昇也用木头刻过字，但木材纤维有伸缩性，沾上水后会膨胀起来，排板时就高低不平，而且和药粘连一起，不容易弄掉，不如泥字方便。毕异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木，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三、兵器制造业的进步和火药的应用

　　北宋初年，由于作战的需要，对兵器制造极为重视。东京南、北作坊每年制造涂金脊铁甲等三万二千副，弓弩院每年制造角弝弓（弝音霸bà ）等一千六百五十多万张，各州作坊制造黄桦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多万张，数量极大。又设广备攻城作，领有火药、猛火油等十一个作坊，制作之法，严禁外传。

　　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北宋发展到新的阶段。恩格斯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①北宋已经利用火药制造燃烧性的火器，随后逐步制造爆炸性的火器。曾公亮《武经总要》还记载了制造火药的三个详细配方。宋初，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灭南唐时，用过火炮、火筋。一○○○年，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火箭、火球、火蒺藜。一○○二年，冀州团练使石普说能制火球、火箭，曾由真宗面试。据《武经总要》记载，火箭是“施火药于箭首”。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火鹞（铁嘴火鹞、竹火鹞）、烟球（烟球、毒药烟球）是点燃后用炮放。火炮用于攻城，蒺藜火球使敌骑受伤，毒药烟球使敌人中毒，口鼻出血。

四、矿冶、纺织、制瓷等业

　　矿冶业——北宋初，各地共有矿冶二百零一处，英宗时增加到二百七十一处。统治阶级，首先是皇室贵族，要搜括大量金、银。仁宗皇祐时，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多两。英宗时，金减九千，银增九万。铸钱所用的铜，由官府严格控制。宋太宗时，凡出铜的地区，一律禁止民采，全归官铸。仁宗皇祐时，铜年收五西十万多斤。韶州岑水场，仁宗时开发铸钱，有工匠十多万人，规模很大。铸钱需用铅、锡混合铸造。仁宗时，铅年产九万多斤，锡三十三万斤。英宗时增开矿冶，铅增产二百万斤，铁、锡共增百余万斤。

　　铁主要用于铸造兵器、农具。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是北宋著名的冶铁地。仁宗皇祐时，全国每年得铁七西二十四万多斤。汉朝已应用石炭，北宋多数冶铁炉使用石炭作燃料，以增高炉温，加快冶炼的进程。据苏拭说，徐州利国监用石炭“冶铁作兵，犀利胜常”。冶铁炉的鼓风设备有所革新，鼓风器由皮囊改为木风箱，风箱体积可以造得很大，不像过去用皮囊受到皮革大小的限制，同时装置牢固，可承受较大的压力。这种风箱的装置，见于《武经总要》。

　　北宋时，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开采情况不详。《梦溪笔谈》最早记录了石油这一名称。

　　纺织业——纺织业从来是技术比较发达，生产比较广泛的手工业部门。不仅有官营和私营的大批作坊从事纺织，广大农村的劳动妇女也无不纺织布帛。征收布帛，是宋朝赋税的一个重要项目。

　　北宋丝织业以两浙、川蜀地区最为发达。开封设绞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河北路产绢，有“衣被天下”的称号。麻织业集中在成都府路和广南西路。广南西路广泛种植芒麻（苎音柱 zhù），农民妇女都善于织布。麻布产量比唐代大有增加。

　　东京有宫营的染院，也有民营的染坊（如“余家染店”），还有推车染色的手工业者。各州也有民营染坊和染工。唐朝的印染技术，到北未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给染工印染“斑缬（音协 xié）”（印花绸）。

　　制瓷业——北宋制瓷业普遍发展，有突出的成就。不仅供贵族使用的高级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新水平，而且生产出大量的一般日用瓷器，为民众广泛使用。开封官窑、汝州汝窑、禹州钧窑、定州定窑生产的瓷器最为著名。

　　造纸业——随着印刷术的发达，民间的造纸业发展很诀。造纸用的原料，种类很多。川蜀用麻，北方用桑皮，沿海用苔，浙江用麦秆、稻秆、嫩竹、油藤。造纸的技术也更加进步。徽州黟（音一yT）、歙（音舍shè）两县生产的纸张，五十尺为一幅，匀薄如一。各地还有多种加工制作的笺纸。纸张经过加粉、加蜡、染色、砑花（砑音亚yà），制造成精致的色笺，用来写字、作画。

　　制盐业——北宋制盐，主要有晒盐、煮盐两种。晒盐的主要产地是解州安邑、解县境内的两个盐池，因此也叫池盐。煮盐法各地不同。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西六路的沿海地带，煮海水为盐，俗称煮海。河东、陕西、河北路的一些地区刮取咸土煎煮为盐，称煮咸卤，盐叫土盐，主要产地在并州永利监。成都和梓、利、夔州，凿井取卤，煎煮，称煮井，盐叫井盐。此外，阶、凤等州土崖之间也产盐，称崖盐或石盐。

五、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

　　北宋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生产，大多集中在官营和私营的手工业作坊。城乡有不少个体小手工业者，从事简单的劳动。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仍然像汪洋大海，分布在农村。

　　官营手工业作坊——北宋朝廷和皇室消费的大批器物，以及军需武器，都由朝廷专设的手工业作坊制造，设有专门机构如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管理。军器监的东、西作坊共分五十一作，有工匠七千九百多人，专门制造各种军事物资。少府监专管皇室用品的生产。将作监管理土木建筑。各地官府也都设有官营的作坊。

　　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中，有从军队调来的有手乏的人，称为“军匠”，仍隶名军籍；有从民间招募来的工匠，由官府支给雇值（工钱）和食钱；还有从民间征调来轮流服役的工匠。作坊的监宫和作头，经常“减刻”工匠的雇值、食钱，工匠的生活极为艰苦。制作的器物，要勒记工匠的姓名，由官员检查优劣以定赏罚，工匠因此又要遭到各种压迫。工匠负担沉重的劳动，又遭受残酷的压榨，往往被迫逃亡，或奋起杀作头监官，进行反抗。

　　私营手工业作坊——规模较大的是采盐和冶铁。盐业除官营外，又有官督私营，或私营而由宫府专卖。地主豪商则私开盐井，生产私盐。文同《丹渊集》记载，陵州开私盐井的豪民，一家有七、八井至一、二十井，雇佣工匠二、三十人至四、五十人。每井工匠约四、五人。工匠都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抵罪逋逃，交易名姓，尽来就此佣身赁力”，“与主人营作”。工匠不堪主人的压迫，往往群起反抗，“算索工值”，或投别处为业。这个记载说明，私盐井的工匠对主人，不存在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但遭受着残酷的压榨。工匠多是逃亡的农民或“罪犯”，用改变姓名的办法逃避户籍和刑法。这些私井，也随时都有遭到封建王朝依法处置的危险。

　　私营的冶铁业，由朝廷专设的“监”、“冶”管理、控制。著名的徐州利国监，有三十六冶（冶铁炉），每冶各百余人。据说当地农民多会锻铁，但利国监的工匠仍多是“饥寒亡命”，即逃亡的农民。占有铁炉的冶户是拥有巨万财富的富豪大家。登州铁冶户姜鲁等十八家，都拥有大批田产。冶户对工匠的剥削相当残酷，工匠对冶户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

　　随着制瓷业的发达，各地出现大批烧造瓷器的小型民窑。如徐州萧县白土镇有民窑三十多窑，陶匠数百人。大抵只是十多名工匠生产的小窑。窑户多邹姓，有“总首”即总头目管理，可能是与“行头”相似。徽州有的造纸作坊，也雇佣了数十名工匠，有荡料、抄纸、焙纸等分工。

　　城乡个体手工业——城市和集镇的个体手工业工匠，大部分来自农村，一部分是从各个阶层中分离出来的贫民。东京有所谓“百姓绣户”。朝廷裁造院绣造不及的物色，交给绣户绣造，支给工钱。一○一二年，真宗下沼：裁造院对西姓绣户“不得抑勒差配”和减刻工钱。说明官府常用强制的办法压榨绣户。吴曾《能改斋漫录》已载：临川入伍十八，自制纱帽，在东京街上售卖。东京街巷又有木竹匠人，叫作“杂货工匠”，和各种杂作人夫，候人呼唤“修整屋字，泥补墙壁”。这些工匠主要还是临时性的服役，或者从事修理加工，并不生产手工业产品。

　　北宋农村中还有一些有专门手艺的个体手工业者，在当地制造产品，或短暂地外出到他乡，为人纺纱、打银、修甑（蒸锅。音赠zèng），工毕后仍回本材。他们是牢固地粘附在土地上的个体手工业者，自有生产工具和一小块耕种的土地。

　　家庭手工业——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中，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北宋王朝强迫农民交纳布帛作赋税。农妇纺织的布帛，绝大部分作为赋税被剥夺。向地主借高利贷，也用布帛抵债。至于丝织的绸绢，全部被贵族地主们剥削。张俞《蚕妇》诗：“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中，讫身罗的者，非是养蚕人。”养蚕人是穿不到罗绮的。作为农民副业的家庭手工业产品，主要是用来偿付租税和高利贷，少量剩余供自己需用，基本上还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只有少数有余力的自耕农，偶尔以少量的粗布，或扎一些箕帚，造一些小农具等，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去交换。

　　北宋时，一些地区出现了以从事纺织为主的民户，叫做机户。仁宗时，样州已经有几千家机户。一○三三年，宋朝规定：机户每年纺织的绞，只能自卖三分中的一分，其余二分要由宫府收买。由于宫府压价买绞，机户消折本钱，不能生活，因此请求官府减少买绞数的一半。封建宫府的种种压迫和剥削，使机户难以获得发展。

（三）商业的繁荣

　　宋朝的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的阻隔，为商业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提供了条件。以首都东京为中心，北方和南方都形成了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农业中土地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的变化，增加了商品交换的需要。

　　中小城镇和农村集市贸易也渐繁盛。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仍然占主要地位的宋代社会，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

一、城市和集镇

　　城市——东京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太宗时，开封府十六县，主、客户近十八万户。这个数字显然低于实际状况。住在东京城内的，还有皇室、贵族，往来的官僚、商人，到京都货卖的个体手工业者，沿街叫卖的小贩，以至贵族的奴仆等大量不在户籍的人口，驻守京师的禁兵也不在户籍。太宗说，东京（开封）养甲兵几十万，居民有西万。又有人说，东京比汉唐的京都，民户增加十倍。这些都是估计的大概数字，但也说明东京人口十分稠密。真宗时，都门之外，居民甚多，又在新城外八厢置厢吏统辖，实际上是扩大了城区。

　　唐朝长安，居民住在规划齐整的坊内，商业活动只限于东西两市。五代至宋，东京逐渐繁盛，不再有坊市之间的严格区分。九六五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前的夜市不禁。商业贸易活动也放宽了时间的限制。相同行业的店铺多集中在邻近。如潘楼街南，多是真珠匹帛香药铺席。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据说“每一交易，动即千万”。潘楼酒店下，买卖衣物书画珍玩。东去十字街有竹竿市。马行街北，多医官药铺。东西两巷，是大小货行，手工业作坊。十字大街，每五更点灯，天明即散，叫做“鬼市”。马行街北至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诸班直军营相对。晚间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大相国寺有瓦市，每月开放五次（一说八次）。四方到东京来的商人在这里售卖或贩运货物。民间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生产的日用品，也拿到这里来直接卖给买主。据说寺院僧房外的庭院和两廊，可容万人交易。街上还有一些季节性的集市，如五月初有鼓扇百索市，七月初有乞巧市。

　　东京倚汴水建城，便于漕运。汴水南与淮河、长江相联接，所谓“漕引江湖，利尽南海”，东南和西南的财赋西货都可经汴水运到东京。河北和西北则有陆路往来。东京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和交通中心。依据宋人的零星记述，东京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米（每年数百万斛），沿海各地的水产，辽、夏（西夏）的牛、羊，洛阳、成都的酒，自河东至江南、福建的各种果品，江、淮、蜀、闽的名茶，南方各地的丝织品，西北的石炭，河中府和成都的纸，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书籍，两浙的漆器，耀州等地的陶、瓷器，磁州的铁器，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和珠玉金银器皿等奢侈品。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的香料、珍珠等也在市场上销售。东京市场的繁荣，集中反映了北宋商业发展的状况。

　　东京是皇室贵族官僚的住处，也是“天下富商大贾所聚”之处。他们以侈靡相尚，大事挥霍。东京到处有酒楼、食店、茶坊、妓馆。著名的杨楼、樊楼、八仙楼，饮客常至千余人。还有瓦舍（娱乐场）勾栏（剧场），演出百戏伎艺。贵族、官僚、豪商整天在此享乐。东京城内居住着大量的贫民，包括沿街叫卖的小贩，民间工匠，“候人请唤”的杂作人夫，他们是城市中受压迫的底层。

　　东京以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北京）、洛阳（西京）、密州、晋州，东南的苏州、杭州、江宁、扬州、真州、楚州、庐州、襄州，川蜀地区的成都、梓州、绵州、兴元、遂州、汉州、利州，闽广地区的福州、广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

　　镇市、草市——唐、五代时，军队驻地称镇。宋朝集中兵权，作为军阀割据的兵镇不再存在。但一些交通方便、商业发达的镇，却作为商业交换地点而发展起来。《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地理书都记录了大量的镇名，放在次于县治的地位。宋朝在各镇设有场务，收取商税。较大的镇，商税收入甚至可以超过县城。有些地方，镇又叫市或镇市。镇的发达，标志着城乡之间的商业贸易，有了新的发展。

　　唐朝设在县城之外的草市，北宋又有发展。东京城外，即有草市。苏轼说，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王铚（音质zhì）《默记》记载常州有草市，官吏到草市饮酒。农村中几天开一次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虚”或“墟”。农民以自己收获的蔬菜、鱼虾或自制的手工业品，拿到虚、集上交换。较大的虚、集有酒店、客店。交通要道、商业发达的虚、集，可以发展成镇市。

二、商税和专卖

　　商税——宋朝建国之初，就制定商税则例，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征收商税。

　　商税的正税，分为过税、住税两种。过税是对商人贩运货物所课的税，即流通税。按照货物价格，每千钱算（征收）二十，即税卒百分之二。商人每经过一个场、务，就要交纳一次过税。场、务发给他收据，称为“引”。

　　如不在各个场务一一纳税，而在某处合并交纳，发给凭据称“长引”。“引”上载明商人的姓名，货物的品种、等级，起、住地点，纳税时限等。住税是对城镇店铺（坐贾）买卖货物所课的税，即交易税。生产者把货物卖给商人，客商到都市出卖货物，也都要按物价交纳住税钱。

　　税率是百分之三。正税之外，还有杂税：计算商船所载货物的多少，向船主课税，称力胜钱。场、务监官私招一批巡丁，沿路拘拦商人到场、务纳税。起初每税钱百文提出十文给拘拦人，称为事例钱，后来又改称市利钱。征收税钱之外，还有征收实物的办法。《宋史·食货志》说：“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宋太宗时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仁宗庆历时，增加到近两千万贯。商税成为宋朝的重要财政收入。

　　专卖——北宋王朝对人民生活中的若干必需品盐、茶、矾、酒等，实行官卖，又称专卖。

　　盐是人民生活所必需，全由官府控制生产，也全由官府专卖，禁止私贩。茶叶的生产，除福建路有一些宫茶园外，各路茶园，多是民营，称园户。官府向园户买茶，各路有定额（“祖额”）。官府将买茶的钱预先借给园户，称为“本钱”，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宋初，行禁榷法。园户收获的茶叶要全部卖给官府的山场。商人买茶要到东京榷货务缴纳茶价，榷货务给以“要券”（茶引），商人持券到指定的场、务取茶。矾是铸铜所必需，也是印染的必要物料。制矾民户，称为镬户。镬户生产的矾，除纳税以外，其余由官府收买，不得私卖。酒由官卖，称榷酤。宫府在各地城镇设置酒务（酿酒、卖酒）、酒场、酒坊（卖酒）。曲也实行官卖，禁止私造。东京设都曲院，外地置曲务，收取卖曲钱。

　　太宗至道时，一年专卖总收入一千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余贯，在北宋财政收入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商业组织

　　商行——唐代城市中，同业的店铺有“行”的组织。宋朝自京都至州县城镇，同业的商铺，都组织成“商行”。入行的商户，称“行户”，参加商行叫“投行”。随着商业的发展，商行的组织很多。东京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行户有六千四百多户。据说，诸行百户，农装各有本色，街上行走，一看便认得是哪行人。

　　同业的商人通过商行来保护和垄断本行的商业利益。外来的商人，下经投行，便不得在市上经商。商行的首领叫“行头”或“行老”，由本行物力高强的上户轮流担任。行头有权规定本行商货的物价，分派宫府摊买的货物。“牙人”招揽买卖，从中媒介。

　　商行的组织同时又是官府敲剥商人的工具。唐朝后期，皇室通过行商征购宫廷需用的货物，称为“官市”。宋太宗时，设置“杂买务”，为宫廷购买货物。宫中不准直接向行铺征购，以矫正唐朝宫市的弊害。真宗以后，宫中又往往向行商征购货物。知开封府蔡襄曾说：内东门购买行人物品，有欠了好几年不给钱的。地方官府也通过行头向行商勒索百货。东京供应百货的商行，官府上下勒索，比别处多十倍以上，各行赔累甚多。官府还向商行抑配科差，或借口军需，向商人借钱。

　　赊卖——伴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商行组织的发达，北宋市场开始出现信用交易，叫做“赊”或“赊卖”。行商出卖行货，不用现钱。凭信用赊贷，一定时期后再付还价钱，彼此通济。一○二二年，在京商税院告示客商，赊卖行货，须有富户三五人以上作保，写立期限文字。如无人保，只由赊买人写立欠钱文字，发生纠纷，官府不受理。这个告示，表明赊卖中发生“诳赚”事故，但也说明赊买赊卖已很通行。

　　便钱务——东京设便钱务，是宫营的汇兑机构，商人将现钱交便钱务，领券（汇票）到外州兑钱，当日给付。这是商业发展后又一新起的制度。太宗末年，东京便钱务收到商人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真宗时，增加到二百八十余万贯。宫府由此掌握了大量资金。

　　邸店——唐朝商人在柜坊寄存财货。北宋邸店逐渐发达。邸店原来是供往来客商居住的旅店，商业发展后，大批商人在邸店存放财物，商洽交易。开设邸店，成为很大的营利事业。

　　质库——质库在唐朝附设于柜坊，北宋独立经营，更为发展。质库又称解库，是典当业的一种。以物品作抵押（质），向质库借钱，到一定期限，加利息赎回。一○七○年八月，韩琦在奏疏中说：“现在兼并之家，照例都开质库。”大寺院经营工商业，也开质库谋利，称为“长生库”。寺院和兼并之家一样，拥有巨大的财富。

四、货币

　　铜、铁钱——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宋初，铸造铜钱有四监，铁钱有三监，此后逐步增加。铜、铁钱名称很多。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铸“太平通宝”钱。以后，几乎每有一个年号，就铸造这个年号的新钱。太宗时，一年铸造的铜钱，最多时有一百八十多万贯，铁钱有五十万贯。仁宗时，铜钱增到三百多万贯，铁钱减到一二十万贯。

　　北宋每年铸造大量的铜、铁钱，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特别是铜钱，市场上更显得缺乏。这是因为：（一）铜是国家的禁榷物，民间缺铜，就销熔铜钱，制造器皿，可以获利五至十倍。（二）北宋虽严禁“铜钱阑出塞外及南蕃诸国”，但铜钱私下外流越来越多。（三）铁钱越来越轻，铜铁钱的比值不断增长。民间多储藏铜钱，不愿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贵族、地主，大量窖藏铜钱。整个北宋，“钱荒”现象一直无法克服。

　　交子——宋朝发明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出交子。起初是川峡一带，因铁钱分量重而价值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商人（尤其是大商人）极感不便，客观上需要一种容易携带的、轻便的货币。真宗时，成都十六户富商私造钱券，称为“交子”。后来，主持交子铺的豪商，挪用、吞没现钱，交子不能兑现，引起争讼，官府遂令收闭。但当地使用交子，已成习惯，骤然废除，商业活动大为不便。仁宗时，设交子务于益州，由官府发行交子。每界（期）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准备金为三十六万贯。交子以三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商民向官府持旧换新，每贯输纳纸墨费三十文。如果界满而未及时调换新交子，旧交子就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神宗宝训》说：“始祥符之辛亥（一○一一），至熙宁之丙辰（一○七六），六十五年，二十二界。”起初，交子只在川峡流通。仁宗天圣时，推行到秦州。

五、海外贸易

　　宋朝建国后，即从海路展开对外贸易。九八七年，大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出发，到南海诸国招徕商人贸易。此后，北宋出现以下几条海上交通线：（一）从广州通往今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和大食（阿拉伯）交通。这是唐朝以来的一条旧路，北宋更加繁盛。（二）从明州或杭州起航，通往日本和高丽。因辽朝屹立在东北，这条海路成为高丽和宋交通的重要道路。（三）高丽与宋交通的另一条路，是入渤海到登州。但因登州接近辽境，北宋禁止自海道入登、莱州经商。后来，哲宗以密州板桥镇为贸易港。密州北通高丽，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广州。京东、河北、河东等路都可经密州板桥镇输入外国商品。南方向朝廷上供物品，也可由广州海运至板桥镇，再陆运到东京，形成内河漕运路线之外的一条海运路线。（四）哲宗时增开泉州到南海的一路，可抵达阿拉伯各国。

　　北宋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朝贡”、“回赐”为名，由北宋和外国贡使进行官方交易。所谓“贡”、“赐”的货物，即可免交商税。另一种方式，是大量的民间贸易来往，北宋在主要港口设市舶司管辖。

　　市舶司的职务，主要是：（一）管理舶商。海舶出发前必须到市舶司登记，领取公据或公凭、引目，回航时，必须在原发航港口“住舶”，给予“回引”，才准通行。（二）征收舶税。名为“抽解”，也叫“抽分”。抽解的多少，常有变化。通常是十分抽解一分，也有十分抽二、三、四的。（三）收买舶货。名为“博买”，也叫“抽买”、“和买”、“官市”。太宗时，曾规定博买一半。真宗时，规定博买十分之三，也常有变化。官府抽买以后，剩余的货物，才准许卖给商民。（四）对抽解、博买所得的舶货，进行处理。珠宝及轻便商货，搬运入京，其余粗重难以起发之物，在当地出卖。

　　宋朝对某些进口货物，如香药、珠贝、犀角、象牙等，还有禁榷的规定，即全由官卖。北宋通过抽解、博买、官卖，取得巨大利润。仁宗皇祐时，市舶收入五十三万贯，英宗治平时增到六十三万贯，成为北宋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九七一年，太宗灭南汉，即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以后又在杭州、明州置市舶司，与广州合称“三司”，是北宋主要的对外贸易港。一○八七年、一○八八年先后在泉州、密州置司。后来，秀州、温州、江阴军等地也相继置司。广州，在北宋是最大的港口，南海各地来广州的商人很多。北宋设置“蕃坊”，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置蕃长一人，负责蕃坊公事。并设有“蕃市”“蕃学”。外国商人往往有当年不回去的，称为“住唐”。明州是接待日本和高丽商人来宋贸易的港口。

　　北宋商人到南海各地去贸易的也很多。《萍洲可谈》说：“海舶大者数巨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这种满载陶瓷器的海船，就是北宋商人来往东南亚各地的货船。福建、两浙、广南路都有不少商人经营海上贸易。

　　经南海和北宋贸易的国家，有大食、古逻、阇婆（阇音遮zhē）、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等国。北宋的输出品主要是瓷器、杂色帛以及各种矿产品；输入的多半是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如各种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玳瑁、苏木等。

　　北宋开注日本的商船，由两浙路出发，几乎年年都有。日本商人来往，也常乘明州、台州商船。北宋运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药材、香料、瓷器、文具、书画、丝织品。自日本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硫黄、木材、水银、沙金和工艺品。日本制造的宝刀和扇子，在宋朝最为著名。北宋运往高丽的商品，有丝线、腊茶、瓷器等。输入品有人参、矿产、绫布以及扇子、文具。

　　海外贸易的发达，说明北宋的工商业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

（四）大地主大商人势力的发展

　　宋朝的统一和经济关系中的某些变革，曾经多少便利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和工商业都达到超越前代的新水平，一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在生产发展的同时，官僚、地主无限止地扩大土地占有，利用各种手段加紧对农民的压榨。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也还经营商业，谋取暴利。官员、地主、商人中逐渐滋生出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们不再是前代的门阀贵族，而是宋朝建国后，在经济发展的新条件下逐渐形成的新的豪族。新出现的大地主、大商人日益形成为强大的社会势力，垄断着若干经济部门，障碍着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

一、大地主

土地占有的扩大 一○一三年，真宗下诏，禁止朝内外臣僚购买官田，但购买民田，不在禁例。一○二二年，有人向真宗奏报说：“宋朝建国六十年来，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如不加制止，全国的田地将要有一半被他们占据。”又有人说：“开封府附近千里，都已是大臣们的田产”。仁宗时，官员占田继续扩大。宰相晏殊，不管国事，只管营置田产，见蔡河两岸土地有利可图，即托借名目占为己有。一个“比部员外郎”的朝官，在真定占田，多达七西多顷。官员们相互规劝，说在居官时买些好庄田，供退官后享用，最是“良图”（好主意）。仁宗曾下诏限田，公卿以下官员占田不得过三十顷。但实际上无法实行，不久又废。这里透露出官员占田三十顷以上，已是普遍的现象，也透露出占田的趋势无法抑止。陈舜俞在《厚生策》中说：“今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宋史·食货志》也说：“承平寝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这些记载反映出，官员地主无限占田，已成为当时的严重问题。

　　伴随着地主占田的扩大，各地方都出现了一些占有大量田地的大地主，即所谓大姓豪族。真宗时，长安的大地主，有十多家，构成一大势力。他们的首领是号称“隐士”的种放（种音崇chóng）。种放在终南山周围霸占樵采地二百多里。门人、亲族也都仗势无赖，侵渔百姓。青州临淄有豪族麻氏，广置田庄，压榨农民，成为巨富，甚至私蓄兵器，建立地主武装。仁宗时，衡州大姓尹氏，占田多至于顷，成为一方之霸。

　　大地主无限占田的另一面，必然是广大自耕农、半自耕农的破产。地主吞并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大致有如下的一些手段：

　　平产——地主放高利贷，农民到期不能偿还，即被平人田产。真宗时，“知永兴军寇准说他所见到的情形是：“所部豪民（大地主），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入田产”。

　　典田——自耕农、半自耕农把田产典给地主。年久不能赎还，即归地主所有。地主借口文契“难辨真伪”，官府认为“理不可定”，也可归地主占有，不准收赎。

　　买田——自耕农、半自耕农被迫把土地卖给地主，这是较常见的形式。吕大钧《民议》说：听说主户田少者，往往把田地都卖给有力之家（大地主）。地主由此得到田地之利，又可役使农民的劳力。这样下去，主户越来越少，客户越来越多。吕大钧的这个议论，多少反映了自耕农、半自耕农卖掉土地、沦为佃客的实际状况。

　　强占——有权势的大地主，还往往使用强制的手段，强买民田，甚至强占民田，据为己有。如仁宗时上元县地主王某，强占民田经营庄院，还要抢掠农民的子女，号称“王豹子”。占田千顷的衡州大姓尹氏，甚至使用伪造卖地契的手段，强夺庄田。像这样强占民田的事例，并不是个别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小块田地，随时都处在被霸占的威胁之中。

　　在真宗、仁宗统治时期，还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

　　职田的恢复——五代宋初，官员的职田制早已罢废。真宗采纳宰相张齐贤的建议，又在九九九年恢复职田制度。朝廷把官庄和远年逃亡无主田配给各地官府作职田，免收赋税。官府招佃客租种课租，收归官员。两京大藩府职田多到四十顷，州刺史职田也有十五到二十顷。宋朝官员不断增加，往往无田可配。仁宗时，又削减为大藩最多二十顷，州军长官十顷。据《宋会要稿·食货》记载，全国十八路，共有职田二百三十四万多亩。职田制的恢复，显然是一个倒退。

　　寺院田产——真宗时提倡佛、道，全国佛寺有二万五千多所，仁宗时，多到三万九千多所。一○○九年，真宗令各地兴建道观，各道观由朝廷赐田十顷、五顷不等。各地佛寺、道观还竞相买田置产。真宗时，凤翔府扶风县重真寺购置田庄，刻有碑记。仁宗时皇太后赐杭州武林山灵隐寺钱买田，一次即买水田二千顷，林田五顷。寺院占田，减免粮税。大僧侣出租田地剥削佃客，“坐华屋，享美食”，是一伙披着袈裟的大地主。随着佛、道两教的流行，寺院和道观占有大量的田地。

对佃农的压榨 苏洵《嘉祐集》论“田制”说，大地主召募浮客耕种，“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苏轼也说地主和佃户“中分其利”，即剥削收获的五成作地租。这大概是反映了一般的剥削率。大地主在扩大土地占有的同时，也在不断加重对佃农的地租剥削。据张方平所说，天下的佃客“输大半之率”，即地租在五成以上。有人估计，千夫之乡有九百人耕地主的田，租地主的“犁牛稼器”，把佃农的收获分成五份计算：交田租二份（四成），牛、农具各一份（各二成），佃农只剩下了一份即二成作粮食。剥削率竟达到百分之八十。佃农遭到种种剥削，交租之后，所余无几了。

　　一○二二年，宋朝统计全国的客户，共有三百七十五万多户，五百九十四万多口，约占全国户口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一些佃农和半自耕农被编入主户的下户，实际人数当然要超过统计数。佃农成为国家的“编户”，算是取得了平民的地位。但佃客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甚至一经租种地主的田地，就不能自行离开。一○二五年（天圣三年）仁宗的诏书说：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例：“私下分（分成租）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但地主多“不放起移”。诏书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年？）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这个诏书取消了由地主给佃客发凭证的办法，但佃客起移必须在收割完毕之日，即向地主交了租，还了债，还要和地主“商量”，经地主同意，才能“各取稳便”。事实上，地主和农民都“稳便”的事是没有的。最后还是不准私自“起移”。在此以前，关于佃客的起移，只有通行的所谓“旧例”。这个诏书颁发后，对佃客起移的限制，便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一○五二年（皇祐四年），宋朝又对川峡一些地区佃客的迁徙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敕书说：施、黔州诸县的旁下客户，逃移入外界，“委县司画时差人，计会所属州县追回”。佃客逃到外县，要被官府捉回，迁移的自由完全没有了。苏洵曾说：地主对浮客“鞭笞（音吃chǐ）驱役，视以奴仆”。苏轼说是“役属佃户，有同仆隶”。这种佃户实际上还是处在农奴般的境地。

　　农民“依人庄宅为浮客”，遭受着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的沉重盘剥，即使逃亡，也是无处可逃，无家可归。王禹偁《感流亡》诗，描绘一户三代逃亡农民的境况：“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皤音婆pó），呱呱（音姑gū）三儿泣，茕茕（音穷qióng）一夫鳏（音关guān）。……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苏舜钦《城南感怀呈永叔（欧阳修）》诗，记述逃亡的农民在路上挖凫茨（野荸荠。凫茨音伏慈fú cí）充饥。凫茨挖光，只好吃有毒的卷耳（药草）。结果是“十有八九死，当路横其尸。犬彘（音至zhì）咋其骨，鸟鸢（音渊yuān）啄其皮”。诗人问道：“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终年辛勤劳动，发展了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众，被逼到路边饿死，死了的尸体还被鸟兽吃掉。这是为什么？根源就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吃人的剥削制度。

赋税的转嫁和隐漏 宋朝用尽前代的一切“刻剥之法”，榨取赋税。大地主在扩大土地占有的同时，又用各种手段把田税转嫁到自耕农、佃农身上。

　　自耕农、半自耕农占有小块土地，大地主的田税转嫁到他们身上，有以下一些情形：（一）地主与官员匀结，逃避应纳的赋税。各县税收有定额，便强加给自耕衣、半自耕农。所谓“黠姓大家”（黠音侠xiá）占有上百亩良田，交税的不过一、二亩，或者是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贫下户农民只有几亩薄田，却要交几倍的赋税。形成田多者税少，田少者税多的畸形状况。而且，地主凭借权势，可以拒不交租。贫下户农民则被威逼勒索，逃避不得。“租赋不均”成为各地的普遍现象。（二）夏税按田亩等第税钱，官员、地主上下其手。地主的“善田”税轻，贫下户农民的“恶田”反而税重。（三）自耕农、半自耕农的田地被地主兼并了去，仍然要按原来的地产簿交纳二税。据一个官员说：农民失去土地后，向官府申诉，请求退割（税籍），官吏受地主贿赂，不给办理。农民交不出二税，官吏催捕，私自抓进监狱。无数的农民被这样逼死。

　　佃农租种地主占有的土地，以收获的大半以至七成、八成交地租。一般说来，地主向封建国家交纳田税，本来就是取自剥削农民的地租。但在北宋，地主还有各种办法把田税直接地转嫁给佃农。一种办法是先从佃农的收获中，把田税扣除，然后再分成收地租。地主向佃农收税后再向官府交税。另一种办法，是川峡一带的大地主，把佃客看作奴隶，“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由佃农负担赋税劳役，成为当地合法的通例，以至官府直接向佃农收税。无论是前一种办法，或是后一种办法，地主都把田税全部转嫁给了佃农。

　　在赋税制度上，地主阶级内部也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地主用隐瞒田产、改动簿书、虚报田荒、以至“诡名挟佃”（把田产诡名寄在官户名下，伪称承佃）等办法逃避赋役。北宋王朝则不断地用各种办法来检括。这实质上是封建国家和地主之间，主要是和大地主之间，关于剥削农民的权利分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分取赃物的争夺。这种争夺，仁宗时也发展到颇为激烈的地步。《续资冶通鉴长编》纪录一○四九年（仁宗皇祐元年）宋朝的租赋田数，只有二百一十五万多顷，比一○二一年（真宗天禧五年）减少了约十分之六。仁宗时，农业在继续发展，垦田还在增加，租赋田反而比真宗时大量减少，显然是大地主用各种手段逃避赋税的缘故。大地主大量占据田地，又大量逃避田税，成为宋王朝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二、大商人

　　在大地主势力形成的同时，宋朝社会中也出现了一批经商致富的大商人，成为又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首都东京是“富商大贾所聚”。真宗时，宰相王旦说：“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仁宗时，潭州湘潭县富商李迁，经商谋利，每年收入几千万。越州萧山富商郑旻（音民mín），经营丝绸贸易，规模巨大。有一次，官吏查阅他的账目，漏税的纱就有几万匹。自宰相到地方官也都经营商业谋大利。管理财政税收的官员，更可利用职权经商。如真宗时，江浙发运使李溥用官船贩运木材营利。仁宗时，殿中侍御史王沿也用官船贩卖私盐。虢州知州滕宗谅用兵士一百八十余人、驴车四十余辆贩茶，不交税。经商的官员和大商人相勾结。大商人也依靠朝廷官员保护他们的利益。湘潭巨商李迁就公然自称，他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有执政的官员在庇护（“为政者以庇我”）。大商人有官员的庇护，得以垄断商行，左右赋税，并且日益冲击着宋王朝的专卖事业。

垄断商行 城市的民户按资产定户等为十等。六等以下是中下户。资产雄厚的大商人是一、二等户。同业的店铺通过行的组织，维护本行的利益。但商行往往被少数大商人，即所谓“兼并之家”所垄断、操纵。如开封茶行，自来有十余户兼并之家。客商运茶到京都要先向他们送礼、请客，请求他们规定价格。客商卖茶给这十余户，不敢取利，只求定得高价，用加倍的利润卖茶给“下户”商人。茶行如此，别的行户大致也是如此。

　　有权势的豪商开设邸店，供客商停住和存放货物，并通过邸店操纵市场。大商人还向客商“赊卖”商行货物，定期加利息付钱。中下户商人难于摆脱大商人的控制和压迫。

左右赋税 宋朝征收实物税，又以“折变”为名，任意改变品种。大商人和官员串通一气，从中渔利。仁宗时，蔡州五县本来种粟麦，官府折变为交糯米、粳稻，“舍其所有，责其所无”。农民卖掉粟麦，再向商人买回糯米、粳稻交税，增加了一倍的负担。折变严重的地区，农民交税，一合粟变成一锅，一缕布变成了一尺。大商人和官府勾结，借折变谋利贪污，纳税的农民遭受沉重的压榨，宋朝的税收也日益受到影响。

冲击专卖 富商大贾势力的发展，不断冲击着宋朝对盐、茶、矾等的专卖利益。真宗以后，代表大商人和大地主利益的官员陆续上疏，建议宋朝放宽对盐、茶等的专卖，听任商人自行贸易。

　　一○一七年（真宗天禧元年），宋朝放宽盐的专卖，召募商人运铜钱、粮食、布帛到开封，然后到淮南、江浙等地取盐贩卖。一○三○年（仁宗天圣八年），有人说，解池盐太宗时法令严峻，民间不敢私自煮盐，所以官盐大量销售。真宗时，只知放宽刑罚，减少聚敛，私盐日益增加，官盐日益亏损。从一○三○年起，解盐实行通商，当年朝廷收入比去年增加十五万贯，但第二年就减少九万贯，以后每年损耗二百三十多万贯。这些官府损耗的部分完全落人大商人的手里。

　　一○○五年（景德二年），真宗命盐铁副使林特等人召集茶商，研究卖茶新法，决定改变茶的专卖政策。林特的“新法”规定，商人在京师或沿边人纳金银粟帛，即可到江淮领茶出卖。大商人预先探知某处茶最精好，就派僮仆（僮音童tóng）日夜奔走，带券到官府领茶；小商贩总落在后边。东南茶利三百六十多万贯，全部归于富商大贾。一○二三年（仁宗天圣元年），参知政事吕夷简、枢密副使张士逊等讨论茶法。吕夷简等主张让商贾直接向园户买茶，在官场纳税。此法实行三年，茶利全归大商，官场只能得到黄晚粗恶的茶。一○五九年（嘉祐四年），宋朝完全废止禁榷，改行通商法。官府收入更为减少。

　　仁宗天圣时，召募商人主管出卖晋、慈二州矾，不久又允许商人于无为军矾场购矾销售，但仍禁上私矾。一○二八年，仁宗下诏放松两蜀榷矾之禁，又允许商人人纳金帛、刍粟，购买河东路矾。刍栗估价高，矾估价低，商人见有利可图，纷纷人纳，宫府只有“榷矾”之名，其实无利。一○六一年，又改为纳现钱，不再纳刍粟。

　　宋朝通过专卖，获得大量剥削收入，但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对商人不利。商人贩卖盐茶获利，宋朝的专卖收入却因而减少。太宗时，酒曲专卖，每年收利约三百二十几万贯，仁宗庆历时增加到一千七百多万贯。但盐利由于改行通商法，只增加到七百一十五万贯（太宗时，约二百三十几万贯）。茶停止专卖后，茶利都被大商人夺去。太宗时一年茶利可有二百八十几万贯，英宗时减少到不到五十万贯。大商人势力不断发展，宋朝专卖利益不断地受到冲击。

　　新产生的大地主、大商人逐渐形成社会经济中的强大势力，从各方面影响着宋朝的统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地主大商人势力对宋王朝统治的影响越来越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显露了。

第三节 宋朝统治的腐败和农民、士兵的反抗

　　真宗、仁宗、英宗统治下的六十几年间，是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巩固后，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时期，也是统治集团日益衰弱腐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宋朝的统治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危机。农民与士兵相结合，举行了武装起义。

　　本节分别叙述这一时期里的皇位继承、对辽夏的和战、统治的腐败与农民士兵的起义。

（一）皇位继承与宫廷风波

一、真宗嗣位

　　宋太祖有子四人，均为即位前所生。长子德秀及第三子德林早亡。次子德昭，幼子德芳。太祖在位时，未立太子。德昭授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德芳授贵州防御使。九七六年十月，太祖在一天夜间死去，死前曾召弟晋王匡义（改光义、太宗）秉烛对饮，留宿宫中。次日，太宗宣诏即位。后世史家或怀疑太宗谋害太祖篡位，即所谓“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宫廷事秘，难得实证，但太宗立后，太祖两子先后致死，则是事实。

　　 太宗以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兴元尹。九七九年八月，德昭随从太宗征伐北汉，败归。德昭请赏太原作战的军士。太宗怒斥他说：“等你自己作皇帝，再赏不迟！”德昭惧罪自杀。九八一年三月，德芳也突然病死，年仅二十二岁。死因不明。

　　太宗即位，宣称母后杜太后曾有遗诏传弟，藏之金匮（一说，系伪作）。故即位后又以弟廷美（光美）为开封尹，封齐王。德昭、德芳相继死去，廷美也不自安。宰相赵普对太宗说：“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有人诬告廷美有意谋位。太宗免去廷美开封尹，降为西京留守。赵普与宰相卢多逊（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兵部尚书）不和，又指告廷美与卢多逊交结。太宗将卢多逊免官流放，处死有关官员多人。廷美罢职归第，又贬房州安置。九八三年冬，廷美至房州，忧悸而死。

　　太宗有九子。皇后李氏生子不育。真定人李妃生子元佐、元侃。元佐为长子，封楚王。太宗斥逐廷美，元佐极力申救。廷美死，元佐得狂疾，九八五年被废为庶人。元侃为太宗第三子，原名德昌，改名元休，九八八年封襄王，又改名元侃。九九四年，太宗与左谏议大夫寇准谋议，授元侃开封尹，进封寿王，表明有意传位。次年八月，太宗恢复立太子制，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恒，时年二十九岁。太子庙见回宫，沿途居民观望，说“少年天子也。”太宗不悦，对寇准说“人心骤然归属太子，要置我于何地！”。寇准拜贺，说这是社稷之福。

　　九九七年三月，太宗病死，年五十九。参知政事李昌、知制诰胡旦与宦官王继恩谋立元佐。李后命继恩召宰相吕端（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议事。吕端将王继恩锁在书阁，然后入朝。李后说，“皇帝已晏驾，立嗣以长较顺。现在当如何？”吕端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岂容另有异议”。李后乃命立太子恒（真宗）即帝位。真宗即位尊李后为皇太后。生母李妃已死，进为贤妃，追谥元德太后。

　　幽州人吕端，太宗朝曾知成都府。廷美为开封府尹，召为判官。其后，太宗第二子元禧为开封尹，吕端又为判宫。元禧死，摆拜参知政事，进为宰相。有人对太宗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太宗死后，吕端临事镇定，顺利地辅立真宗即位，避免了一场皇位之争。李昌、王继恩都被贬降，胡旦免官流放。

　　太宗曾自称奉太后遗诏，兄弟传承皇位。廷美（光美）被迫害至死，才得传位于真宗。此后父子传袭，北宋皇位转入了太宗子孙一系。

二、仁宗继统与宫廷风波

　　真宗即位前娶潘美之女，病死。又娶郭氏，即位后立为皇后。一○○七年病死，无子。一○一二年，立刘德妃为皇后。真宗曾命刘妃侍女李氏侍寝，一○一○年生子，名受益。刘妃无子，取为己子，与杨淑妃抚养。李氏不敢明言。一○一八年八月，立皇子受益为皇太子。一○二○年夏，真宗得风疾。朝政都由刘后决定。宰相、同平章事寇准密陈传位太子，又言参知政事丁谓好佞，不可以辅少主。真宗在病中默许，事后即遗忘。寇准饮酒，泄露此事。丁谓得知，奏请罢免寇准。寇准被罢相，以参知政事李迪同平章事。丁谓又奏称入内都知宦官周怀政，阴谋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罢皇后预政，并曾密告寇准。周怀政被处死。寇准被斥出朝，知相州。丁谓擅权用事，李迪奏丁谓罔上弄权，愿与丁谓一起罢任，由御史台动正，真宗命李迪出知郓州，丁谓出知河南府。丁谓自陈，仍然留朝中视事，权势日盛。十一月，真宗下诏：“自今军国大事仍旧亲决，余皆委皇太子与宰相、枢密使等参议行之”。（《宋史·真宗纪》）这时皇太子不满十一岁，实由皇后裁决。乾兴元年（一○二二年）二月，真宗病死，年五十五。遗诏太子受益即位，改名帧（仁宗）。刘后“权（代）处分军国事”。仁宗即位，尊刘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后妃。明年改年号为天圣。

　　刘后执政十一年，一○三三年病死，年六十五。史称她“虽政出宫闺，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宦官）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改作，内外赐与有节”

　　（《宋史·章献明肃刘皇后传》）。刘后谨慎处事，宋王朝在仁宗年幼时期，仍能以保持政局的稳定，并未出现皇位之争。

　　刘后死前一年，仁宗生母李氏在宫中病死。李氏始终以宫人自处，不敢言太子事。死前才进封为宸妃。刘后欲以宫人礼殡葬。宰相吕夷简进奏说：“倘若还想到刘氏，丧礼就宜从厚”。刘后从吕夷简议，以皇后服入殓，用水银实棺，以一品大礼，殡棺于洪福院。刘后死后，有人对仁宗说：“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因不明”。仁宗大恸，追尊李妃为庄懿皇太后，到洪福院祭告，亲自开棺，见冠服如皇后礼，大为感动。说：岂能听信人言！对刘后家族更加厚侍，又遵刘后遗诏，为杨淑妃奉上皇太后尊号。仁宗自幼，得刘、杨二后抚养，爱护备至。仁宗亲政后，群臣或追论前事，诋毁刘后。右司谏范仲淹上疏说：“太后受先帝遗命，调护陛下十余年，应掩小故，全大德”。仁宗说：“这也正是我不忍听的”。下诏朝内外不准再谈论皇太后事。仁宗处置得宜，一场宫廷风波得以息止。

　　仁宗娶平卢军节度使郭崇之女为妻，立为皇后。仁宗亲政，吕夷简上疏陈奏正朝纲等八事，议罢太后任用的枢密使张耆、副使夏谏、范雍、赵稹、参知政事晏殊等多人。仁宗回宫，告知郭后。郭后说：吕夷简就不附和太后么！只是机巧善变而已。一○三三年四月，仁宗诏下，同时罢免吕夷简相位。八月间，吕夷简复相，自内宦阎文应处得知罢相出于郭后，遂谋报复。十二月，郭后在宫中与尚美人（妃爵）、杨美人忿争。吕夷简请废郭后。仁宗废郭后为净妃，诏称人道。台臣交谏，下听。次年，郭妃出居瑶华宫，尚氏人道，杨氏安置别宅。郭后出宫之后，仁宗仍不时遣人存间。内侍宦宫阎文应曾参予废后谋议，深恐郭后再立。一0三五年十一月，派医者为郭后诊病，郭后突然死去。知开封府范仲淹劾奏阎文应之罪。阎文应被窜逐岭南，死于途中。次年追复郭氏为皇后，以后礼葬。

　　郭后出宫后，一0三四年九月，仁宗娶名臣曹彬之孙女，立为皇后。一0四八年又以张氏为贵妃。一0五0年，张妃伯父尧佐骤升为宣徽使、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使等四使，为前此所未有。殿中侍御史唐介、知谏院包拯等力谏，罢去宣徽、景灵二使。次年冬，又除张尧佐宣徽使，知河阳。唐介又抗谏，仁宗说，除拟是出中书。唐介于是劾奏中书首相文彦博因交通嫔妃宦官，得致相位。仁宗大怒，贬唐介出知英州。文彦博罢相知许州。唐介因而被称为“真御史”，直声满天下。

　　一○五四年初，张贵妃病死，无子。仁宗曾先后有三子，长子晴，次子听，三子喷，均早亡。张妃死时，仁宗年已四十五岁，仍无于嗣。皇位继承，于是又成为朝野瞩目的议题。

三、英宗嗣立与尊濮之议

　　一○五六年五月，知谏院范镇上疏，奏请建储，建言选拔宗室中的贤者，试以政事。待有子嗣，可仍遣回邸。仁宗不纳。范镇又向仁宗面陈，至于泣下。仁宗说，朕知卿忠。当再等二、三年。范镇连上十九疏侍命。仁宗罢免范镇知谏院，改任纠察在京刑狱。朝野诸臣建言立储的奏章渐多。宰相文彦博、富弼、王尧臣等也劝仁宗早日定计。一○五八年六月，御史中丞包拯上疏说“东宫虚位日久”，请立太子。仁宗说，卿欲立谁？包拯回答说，臣请立太子，是为宗庙万世计。陛下问臣等立谁，是对臣有怀疑。臣年七十，且无子，并不想为自己。仁宗说：“徐当议之”。这年，文彦博罢相，以韩琦同平章事。一○六○年，韩琦向仁宗建言，皇嗣是天下安危所系，请择宗室之贤者。仁宗说，后宫将有人分娩，姑且稍待。七月间，后宫贵人（妃号）董氏分娩，又生一女，为仁宗第十三女。韩琦以《汉书·孔光传》进见，说汉成帝无嗣，立弟之子。又进上知谏院司马光、知江州吕海等人请立太子的奏疏，仁宗对韩琦说：朕有此意多时矣，但未得其人。问“宗室中谁可以”。韩琦说：此非臣下敢议。仁宗说宫中尝养子二人，大者可也。韩琦请示名字，仁宗说是宗实。

　　宗实是大宗第四子元份（原名元俊）之孙。父允让曾由真宗收养宫中，仁宗出生后，送还府第。后封汝南郡王，有子十三人。宗实是第十三子，四岁时，曾被仁宗收养宫中，由苗德妃抚育五年，送还王府。一○五九年，十一月允让病死，年六十五，追封濮王。仁宗有意传位宗实，韩琦极力促成，一○六一年十月，宗实在父丧中被起用为知宗正寺。次年八月，又立为皇子，改名曙。皇子立后半年，一○六三年二月，仁宗病死，年五十四岁。遣诏皇子曙（英宗）即位。

　　英宗于四月间即位，即得病不朝。尊仁宗后曹后为皇太后，诏请权处分军国事，垂帘听政。太后与英宗之间，渐生间隙，两宫不和。一○六四年五月，英宗病愈，宰相韩琦请曹太后还政。曹后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随即撤帘回官。

　　英宗亲政，韩琦有拥戴功，加尚书右仆射。韩琦与枢密使富弼不和。富弼以使相出判扬州。文彦博继为枢密使。

　　英宗生父允让，已封濮王。英宗继位称帝，濮王当如何追尊，在朝臣中引起了争议。一○六五年四月，诏命礼官及待制以上官员集议崇奉濮王典礼。韩琦原请尊礼濮王及王之夫人王氏、韩氏、县君任氏（英宗生母）。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奏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若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一于此”。请依先朝封赠亲属事，王、韩、任三氏改封大国太夫人。起草制诰的翰林学士王珪即以司马光之议为据，又奏称濮王于仁宗为兄，宜称皇伯而不名。中书奏，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议称皇伯，于礼无据。参知政事欧阳修上疏反驳司马光、王珪，说改称皇伯，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礼无加爵之道。请下尚书，集三省、御史台详议。朝臣意见不合，议论汹汹。太后切责韩琦，英宗诏令暂且罢议。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上疏说：“岂可事有未定，遽罢集议”，重申王珪等皇伯之议。司马光也又上言，赞同王珪。次年正月，吕诲见屡次上奏，不报，乃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共同上疏，激切抨击韩琦、欧阳修。奏称：“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在道悦人主’’“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国欲饰非，傅会其辞，诖误上听”，请将欧阳修、韩琦治罪。数日之后，皇太后手诏：“濮王及太夫人王氏、韩氏、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父、母）。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两夫人及县君并称后”。英宗下诏说，面奉皇太后慈旨，“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即只称父母，不称帝后。又诏以濮王坟茔为园，即园立庙。濮王子宗朴封濮国公，奉祀。时论以为大后手诏尊濮，英宗谦让称亲，均出于中书的谋划安排。一场争议，遂告平息。吕诲等因不见用，请辞御史台职。吕海迁知蕲州，范纯仁通判安州，吕大防知休宁县。

　　英宗在位不满四年。治平四年（一○六七）正月病死，年仅三十六岁。英宗皇后高氏生四子，长子仲鍼，一○四八年生。英宗即位，改名顼，封颖王。治平三年十二月，英宗在病中立顼为皇太子。英宗死，太子顼（神宗）奉遗诏即位。

（二）对辽、夏的妥协

　　真宗以来，逐渐放弃了太宗收复燕云的企图，以妥协退让求得边境的安宁。真宗面对辽兵的进攻，订立澶渊之盟，划定疆界，岁输银绢。仁宗又以增加岁币，换得苟安。党项族的夏国建立后，宋朝边地连遭侵掠，一再败退，最后也是以岁“赐”银绢求得妥协。

一、宋辽澶渊之盟

　　宋太宗对辽急图进取，两次大败后，即转而采取守势。宋朝疏浚、开拓边地河道，西起沉远泊，东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里。滹沱河（滹音乎hū）、永济河都汇注其中，深十余尺，称“界河”或塘水。塘外筑堤，沿塘设置二十八寨，一西二十五铺（哨所）戍守。戍卒三千余人，乘船西艘往来巡逻。真宗继续采取设险防守的政策，增修水泊。塘淀不及处，依靠林木设防。真宗曾拿出《北面榆柳图》给大臣们看，榆柳数过三百万，说这可以代鹿角（拦拒骑兵的木桩）为防止边地将官拥兵擅权，真宗发给制定的阵图，如辽军南下，即退守边城。

　　宋对辽纯取守势，辽对宋则展开攻势。宋真宗时，辽朝在圣宗统治下，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正处在国力强盛的时期。九九九年九月，辽承天太后、圣宗领兵大举南下。枢密院请真宗亲征。真宗先以禁军马步都虞候、忠武军节度使傅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领兵抵御。辽兵至遂城，守将杨延昭（杨业子）坚守，辽兵解去。十二月，真宗和枢密使王显自开封发兵经澶州到大名府。

　　傅潜驻兵定州，边城告急，傅潜领兵八万，闭门自守，不敢出兵。辽兵破狼山寨，进至祁州、赵州，游骑到邢州、洛州，镇、定之间道路不通，百姓惊扰。定州行营都部署范廷召促请出兵，指傅潜说：“公胆怯还不如一个老太婆！”傅潜被迫令范廷召卒骑兵八千、步兵二千去高阳关迎击。咸平三年（一○○○年）正月，辽兵至瀛州，范廷召分兵出战，求援于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康保裔出兵作战，被擒降辽。辽兵自德州、棣州过河，在淄州、齐州掳掠后得胜回师。范廷召出兵追击，在莫州大败辽兵。真宗自大名班师还朝。

　　次年十月，辽兵再次南侵，被宋兵张斌部阻击，至满城而还。一○○三年四月，辽耶律奴瓜、萧挞凛部攻高阳关，宋将王继忠兵败降辽。一○○四年闰九月，辽承天后、圣宗再度领大兵南下，号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趋擅州，威胁东京。

　　宋朝廷慌乱无措，以宰相和副相为代表，主战与主和的两种主张，展开了争论。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金陵。参知政事陈尧叟（蜀人）主张迁都成都。新任宰相寇准对真宗说：“主张迁都的人应当斩首。”力请真宗亲自领兵去澶州抗辽。十一月，真宗到韦城。大臣又有人请迁都金陵。真宗犹豫不决，对寇准说：“南巡何如？”寇准说：“群臣怯懦无知，今敌骑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说：“愿陛下亟去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难破。”真宗不得已勉强领兵前进。

　　辽兵在十月间自定州到达瀛州城下，四面猛攻。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坚守，死伤数万人。辽兵攻瀛州不克，转道进攻天雄军，败天雄宋兵，陷德清军，进攻澶州北城。十一月，辽统军萧挞凛率先锋军攻城，宋威虎军张瓌发弩射敌，萧挞凛中矢死。

　　真宗走到卫南，得到澶州得胜的消息，继续进兵，十一月末，到达澶州北城，宋军士气大振。真宗派曹利用去辽营谈和。十二月，辽派使臣韩杞来，杨言要索还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地。真宗不敢再战，派曹利用再去辽营，密告可给银绢许和。宋辽立誓书，商订和议，宋向辽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两朝城池依旧修缮，不得增筑城堡，改移河道。

　　曹利用再度出使前，问真宗许给银绢数。真宗说：“必不得已，虽西万亦可！”寇准召曹利用到营帐说：“虽有旨许百万，若过三十万，我就杀你！”和议成后，内侍误传三百万，真宗大惊，接着说：“姑了事，亦可耳！”曹刊用入奏，许银绢三十万。真宗大喜，特予厚赏。辽兵岁得银绢，胜利回师。

　　宋朝以屈辱妥协暂退敌兵。真宗自作《回銮诗》与群臣唱和，来庆祝所谓“了事”的“胜利”。

　　历史上称作“澶渊之盟”的宋辽和议后，原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转而向真宗攻击寇准。说寇准把真宗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是大耻辱。真宗因而罢免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改任王旦作相。此后，宋朝即大事裁减边防。罢河北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为一。省减军官二百九十余员，河北戍兵减十分之五，沿边减三分之一，不再作抗辽的准备。

　　仁宗继续实行屈辱求和的政策，不修边防，河北州军城池甚至已经倾塌。塘泊多年不修，可以徒步走过。戍军多是“老弱病急、短小怯懦”，“铁刃不钢（刀钝），筋胶不固（弓坏）”，甚至羽箭射不过三十步就箭杆飞掉或箭头卷折不入甲。宋朝边备空虚，一○四二年，辽兴宗又扬言发兵南下，派刘六符等使宋，以索取关南地为名，诈取岁币。仁宗不敢抵抗，派富弼使辽议和，许每年增绢十万匹、银十万两。辽得增币，刻石纪功。宋朝再以屈辱换取苟安。此后长时间内宋辽之间不再有大的战事。

二、宋夏和战

　　宋太宗时，占据夏州一带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受辽封号，称夏国王　　①。九八八年，宋赐李继迁名赵保吉，授银州观察使。继迁袭击宋边军，宋朝下令禁止夏州青白盐入境，断绝贸易。九九六年，李继迁领兵万余围攻灵州。宋太宗派兵出战，授以阵图，行军列阵均要请示朝廷，行动迟缓。民夫经沙碛向灵州送运粮饷，沿途饥渴困苦，死十余万人。一○○二年（真宗咸平五年），李继迁攻下灵州。一○○四年，攻占西凉府。李继迁在作战中，中流矢死，子德明继立，德明子元昊攻占甘、凉二州。一○○六年，宋朝授德明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宋朝以对辽相似的办法，换取对夏的妥协，并在保安军重开榷场，两方进行货物贸易。

　　一○三八年，元昊建都兴州，建立国家制度，国号大夏（西夏），又开始攻宋。边报传来，宋朝君臣大惊。群臣“聚首相顾，莫肯先开言而定议”。文武大臣，有的唯唯诺诺，有的害怕回避，以求自安。宋朝西边驻守的军队，有三四十万，但分驻在五路二十四州军，几百个寨堡。驻军都直接听命于朝廷，互不联络，不能合力作战。元吴统领的夏兵“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则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夏兵集聚而来，宋守兵节节败退。

　　延州之战——一○四○年初，元昊率领西夏兵侵延州，攻下保安军，自土门路进攻金明寨。宋化州刺史金明县都监李士彬战死。西夏兵直抵延州城下。西夏进兵时，宋延州知州兼鄜延、环庆路沿边经略安抚使范雍听说西夏要进攻延州，大为恐惧，急调驻兵庆州的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合兵救援土门。刘、石兵到，大寨已陷。刘平对部下说：“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如平地，何况对国事呢？”刘平昼夜领兵前进，赶到延州城下。刘、石部与各路援兵共万余人，与夏兵对阵。宋兵小胜。夏兵以轻骑迫战。鄜延都监黄德和在阵后领兵逃跑。宋军溃乱。刘平、石元孙兵败被擒。夏兵掳掠而去。

　　延州败后，鄜延路钤辖张亢上疏说：“旧制：诸路部署、钤辖、都监各不过两三人。现在每路多至十四五人，少也下下十人。权均势敌，不相统制。有议论又互不赞同。延州之败就是由于诸将自守，互不援助。刘平救延州，前锋军马已陷敌寨，刘平还不知道。”又说：“国家承平日久，兵士失于训练。现在每指挥武艺精者不过西余人，其余都是疲弱不可用。”失败是必然的。

　　好水川之战——延州败后，范雍被降官，知安州。夏竦（音耸sǒng）任陕西部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兵事。八月，又命范仲淹兼知延州。仁宗曾下诏分边兵，部署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三千人。遇见敌人，官小者先出兵作战。范仲淹到延州，说：“不管敌人的多少，按照官位的先后出兵，是致败之道。”范仲淹把州兵分属六将，每将三千人，分部教练。看敌兵的多少，出兵抵御。

　　九月，西夏兵侵三川寨。宋镇戎军西路都巡检杨保吉战死。径州驻泊都监王珪领三千骑来援。王珪奋勇杀敌，中箭而回。夏兵掳掠三日退去。宋军在这次作战中又有五千亲人战死。几天后，任福领兵反击，攻下夏白豹城，获得胜利。任福因而被擢升为鄜延路副部部署。

　　康定二年（一○四一年）正月，宋朝得知元昊领夏兵向渭州进攻。韩琦到镇戎军，召募勇士一万八千人，命任福率领出击，以泾原驻泊都监桑怿（音忆yì）为先锋。钤辖朱观、泾原都监武英、行营都监王珪随同出兵作战。任福在张家堡南斩敌兵数百，与桑怿合兵于好水川。朱观、武英屯兵龙落川，相去五里。西夏兵设计北遁，诱敌深入，任福领兵猛追，人马三日不食，到六盘山下，遇西夏伏兵四出，列阵围攻。桑怿战死。任福自知中计，说：“我作大将，军败，当以死报国。”挺身决斗而死。宋兵大败。

　　韩琦命渭州都监赵津统领骑兵二千二百，与朱观、武英部会合。王珪也以屯兵四千五百来援。西夏兵聚集来攻，宋兵败退。赵津、武英、王珪都英勇战死。朱观以余众千余人守民垣，射退敌乓。

　　好水川一战，宋军惨败，数名大将牺牲。韩琦上章自劾，被贬宫，知秦州。范仲淹也被贬官，知耀州。

　　定川之战——一○四一年八月，元昊统领西夏兵攻陷丰州。知州王余庆战死。夏兵进屯琉璃堡，侵扰麟州、府州。仁宗以鄜延都钤辖张亢为并代部铃辖管勾麟府军马公事。张亢见宋禁军兵无斗志，召募役兵乘夜袭击琉璃堡，斩夏兵二百余，夏兵弃堡遁去。

　　庆历二年（一○四二年）闰九月，西夏再度入侵。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与知镇戎军曹英等，会合泾原各路兵出击。宋兵屯驻定川寨，与西夏兵交战，败退。夜间，夏兵自四面围城放火。葛怀敏等卒部奔镇戎军，路经长城壕，被夏兵包围。葛怀敏、曹英等十六名将官都被害牺牲。宋兵九千四百亲人，马六百多匹，全被夏兵掳去。夏兵乘胜长驱直下，直抵渭州，在周回六百里内，焚烧房舍，杀掠居民而回。宋军损失惨重。

　　刘平败于延州，任福败于镇戎，葛怀敏败于渭州定川。宋军连续损兵折将，处在西夏的严重威胁之中。

　　渭州败后，十月间，御史中丞贾昌朝上疏，指出对夏作战中任将的弊病说：“以经常调换的将官，统率没有训练的兵士，所以战必致败，这是削兵权过甚的流弊。用亲旧恩幸之人任军职，兵谋战法素不知晓，是使庸人致士兵于死地。这是用亲旧恩幸的流弊。”他建议：“守方镇者不要再屡次更换。边将要赶快选人代替。”十一月，仁宗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置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分领。次年正月又下诏，凡军期不及奏报者，许韩、范等便宜从事。但仁宗并不真想整军决战，密令知延州庞籍与西夏谈和。

　　宋夏经两年往来交涉，一○四四年十月定议，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仍保持名义上称臣。宋每年“赐”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另在各节日和仁宗、元昊生日共“赐”银两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衣著等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宋夏仍许往来贸易。宋朝在对辽增加银绢的同时又用增加银绢的办法换得了对夏的妥协。

（三）统治的腐败与改革的建策

一、儒佛道的提倡

　　后周时，周世宗柴荣北伐辽朝，立志统一，下令限制佛教，废除各地非敕额的寺院，又贬斥儒学，废除孔子后代的免税权。周世宗执政，亲自掌握赏罚大权，整顿政务，为实现统一准备了条件。宋太祖建立宋朝，致力于统一全国，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在一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周世宗的政策。太宗任用文臣执政，儒学随之逐渐兴起，佛教也渐流行。但太宗主要还是以执赏罚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太宗起用大臣，乡来自下层官吏，说儒生是，‘迂儒因循之人”，只给傣禄，而不予“差遣”。真宗自称“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大力提倡儒术，同时又提倡佛教，信奉道教，建立起儒佛道的思想统治。

　　科举崇儒——宋朝建国后不久，孔子的四十四代孙孔宜考进士不中，上书给宋大祖，说他是孔子的后代，乞求给个官做。太祖只赏他做个曲阜县主薄。太宗时，封他做文宣公，并恢复了被周世宗废除的免税权。真宗即位，孔宜子孔延世袭封文宣公（仁宗时，延世子宗愿改封衍圣公），做曲阜县令，成为一县之霸。一○○八年，真宗到泰山祭祀后，又亲自到曲阜孔庙行礼。对孔氏家族大加赏赐，以表示他对孔子的尊崇。真宗又命国子监祭酒（学长）邢昺（音丙bǐng）等校定《周礼》《仪礼》等书的“正义”（注解），完成九经“疏义”，大量印行。一○○五年，真宗到国子监看书，问书有多少。邢昺回答说：“国初不到四千，现在已有十余万部。”邢昺还说：“我年少时学儒，常见学生们不能具备经疏，因为传写不齐。现在大量印板，普通人家都有，真是儒者逢时之幸”。真宗自撰《文宣王赞》，歌颂孔子是“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又撰写《崇儒术论》，在国子监刻石，说“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一再表明对儒学的崇奉。

　　宋太祖、太宗实行科举取士，但下层官吏实行吏治有成绩，仍可不经科举而被起用。太宗时，科举选官并且考试刑律。真宗即位后，河阳节度判宫张知白奏报说：现在自朝中到朝外，由刑法进用的人甚多。“循良之吏”“改节”去务刑名。进士科考试诗赋策论，也不去探讨“五常”和“六经”的主旨。因此，他建议“正儒术”，明令规定考试依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者都不准采用。对于张知白的建议，真宗大为嘉许。科举是官员的来源，考试依据儒学，便利了儒学控制政治。

　　提倡佛教——周世宗坚决反佛，但佛教在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割据国仍很流行。宋太祖统一后，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以争取南方地主阶级的支持。河南府进士李蔼作《灭邪集》反佛，太祖说他是“非毁佛教，诳惑西姓”，把他流配沙门岛。太宗进而认为佛教“有裨（有益。裨音必bì）政治”，在五台山、峨帽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在开封设译经院翻译佛经。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太宗时雕版完成。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经总集。宋朝建国时，各地僧徒不过六万八千多入，太宗时增加到二十四万。真宗更加大力提倡佛教，撰写《崇儒术论》的同时，又作《崇释论》，说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真宗继续建寺译经，并亲自作佛经注释。全国僧徒增加到近四十万，尼姑六万多。真宗统治时期，成为赵宋一朝僧徒最多，佛学最盛的时期。

　　信奉道教——宋太祖时，道士们进见，劝他“无为无欲”“恬淡寡欲”。太祖不予理睬。太宗召见华山道士陈抟（音团tuán），赐给封号，命南唐降臣徐铉校正道书，又在东京、苏州等地修建道观。道教逐渐得到朝廷的提倡。真宗是道教的狂热的信奉者，对人说：“释道二门，有补世教”，又说：“三教（儒、道、释）之设，其旨一也”。唐朝皇帝信奉道教，自称是道教祖师李耳的后裔。真宗也和道士们编造神话，说玉皇在他梦中传告，赵氏始祖，是轩辕皇帝。真宗尊玉皇为玉皇大天帝，赵氏始祖为圣祖天尊大帝，布告天下。参知政事丁谓等制定礼仪，大事祭祀。东京修建玉清昭应宫，用银五千两铸造玉皇像，金五千两铸造圣祖像，又用金五千两造真宗像，在旁侍立，表明他是道教的忠实信徒。真宗又命宰相王钦若主持续修道藏，搜编道书四千三百多卷。全国各地大修道观。道教得以广泛流行。

二、统治的腐败

　　南宋哲学家叶适曾经评论真宗、仁宗时的状况说：“当时元老大臣以和亲避狄为上策，学士大夫以因循苟简为正论”。真宗、仁宗、英宗时期，在因循苟简的思想统治下，国家军队和官员、皇室都一天天在腐败。

　　庞大腐败的军队 宋太祖时选练禁军，成为作战的精锐，全国有禁军十九万三千。太宗时，增加到三十五万。真宗时增到四十三万二千。仁宗时，对西夏用兵，各路郡县招募兵士补充禁军。禁军激增到八十二万六千人，全国军队总计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变得空前的庞大。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太祖、太宗时选练的禁兵多己死去，老弱的又不能裁减。后来的兵士没有听过战鼓，不识战阵。平时缺少训练，“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不得不骄惰。太祖时，禁军领月粮，营在城西者在城东给，营在城东者在城西给，都由自己背负。仁宗时，禁军领粮，甚至要雇人挑。首都东京的禁兵整天在街上嬉游，买卖“伎巧绣画”，衣服举措都不像军兵。陕西路沿边的骑兵，甚至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知道作战，见到敌人就怕死。宋对西夏作战屡战屡败。据说，西夏听说来兵多禁军，就举手相贺，以为必胜。禁军由精锐变为腐败虚弱，在对夏作战中完全暴露了。

　　宋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成功地制止了军阀割据，但将帅无权，军队缺乏训练，矛盾逐渐显露。太祖、大宗或亲自领兵作战，或自定阵图，指挥各地战事。他们出身将帅，显得从容而自如。真宗以下的几个皇帝，生长深宫，不懂军事，由皇帝制定阵图，只是束缚将帅，难以临阵指挥。将帅作战多请示朝廷，群臣往往争论不决。主帅要与钤辖、都监等聚议，也是“人人各出意见，议论不一”，往往坐失战机。帅臣的权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西北边地的将帅一年之间换三、五人。“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结果，是士兵平时缺乏训练，作战时“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宋败于西夏，有人上疏说：“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宋朝军事制度的弱点也在对夏作战中完全暴露了。

　　各地的厢军，到仁宗时也增加到四十三万多人。其中经过训练（教阅）的，多已陆续补充禁军。大量的厢军只是运输官物（纲运）和服杂役。州郡宫经常迁调，每当新官到任，都要用厢兵修建馆舍，甚至有的州官用厢军织毛缎等货物出售谋利。仁宗时，宋祁上疏说：“现在天下的厢军不择瘦弱，全都收配，只图供役，本不知兵，而且朝廷月费粮晌，岁费衣服。士兵数口之家不能自养，于是相继逃亡，成为‘盗贼’。”宋祁的话，暴露了厢军的腐败，也透露了农民士兵因遭受压迫在不断地反抗。

　　宋朝大量的禁兵、厢兵的主要来源是招募。宋朝对西夏作战，广泛募兵。各州官能募兵到一千人者，特升一官，因此兵额大增。遇有灾荒，宋朝为防止农民起义，大批招募“饥民”当兵。如仁宗时，河北路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至三十余万，安抚使富弼选募强壮者充禁军，次者充厢军。关中、川峡各地也都在流民中大批募兵。

　　募兵以外，还有在农民中强迫抽丁的乡兵。宋初，在沿边各地农民中征雇，粮饷器械都由本乡自备，不隶国家兵籍。应征者在手背刺上义勇、弓箭、穹手、土丁等名号。真宗以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因对外作战，乡兵不断增加。仁宗、英宗时三路共达四十二万人。来源是在民间强迫抽丁，一般是三丁抽一。乡兵原来只在本土，对夏作战时，陕西路每家出一丁编为禁军，号保毅军和保捷军，到边地作战。梅尧臣《田家语》诗说：“三丁籍一壮，……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唯存踱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据诗序说：“主司欲以多媚上，……互搜民口，虽老幼不得免。”所记当近事实。韩琦在陕西大量招兵，自称他的功绩是“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事实恰好相反。大量募兵和大量抽丁的结果，民间丁壮越来越少，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都发生严重困难，挣扎在死亡线上。

庞大腐败的官僚机构 宋朝统一后，旧官加新官，已经形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真宗以后，官员不断增加，机构更加庞大。科举取士越来越多。一○○○年（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仁宗一朝，十三次科举，取进士四千多人，诸科五千多人。中举者部陆续加入各级官员的行列。科举以外，还有所谓“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宫做。有的大臣提出建议，改为五岁授官食禄，但遇节日郊祀，还可有例外。一○四七年一年，单是属籍皇族授官的就有一千多人。皇后、皇太后、大皇太后家族也都授官。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此外，还有多种授官法。遇有灾荒，地主如肯开仓出粮，按出粮多少授官。韩琦在陕西修城，要地主雇人伕，按出工多少授宫。朝廷甚至公然卖官，如出钱六千贯给予簿尉宫，万贯给殿直官，如此等等。官员越来越多，越来越滥。

　　仁宗时，户部副使包拯上疏说：“真宗时，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现在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选人，还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超过了一倍多。”正宫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宗室吏员受禄者一万五千多人。各级官府还有大批不受禄的吏员，公然允许贪污受贿，数量更多。三班院（供奉宫，左、右殿直，合为三班）的武官，最初不到三百人，真宗时四千二百余人，仁宗时一万一千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外地州县官吏更是多到数不清。仁宗时，宋祁上疏说“今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官员可以额外增多，因此“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真宗时，一次裁减各路的冗吏，就有十九万五千八百多人。没有裁减的，当然要几倍于此。而且，真宗以后，又在不断增加。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真宗宣扬遵循“祖宗旧法”，一切因循守旧，以老成持重相标榜。官员们遇事唯恐承担责任。田锡上疏说：“枢密院和中书省”“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检旧例，无旧例则不行”。结果是，“臣下得优逸，而君上担焦劳”。宋制，三年一次“磨勘”（考核），官员们只要在任内不发生过错，就加升迁。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心只伯招人非议，影响宫位。李沆做宰相，接待宾客，很少讲话，弟李维对他说：“外边人议论，大哥是个没嘴葫芦。”章得像以默默无所作为著称，升到宰相。宋朝的御史，许据风闻（无证据）弹劾官员。御史以找寻官员的过失为能事，更加助长了官员的因循。仁宗时，张方平上疏指出：“自将相而下，至于卿大夫，惴惴（音坠zhuì）危恐，一举一动，就说恐招人议。苟且因循，求免谤咎，那里还有功夫用心恩为国呢？”各级官员层层苟且因循，只是坐待升迁。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

　　太祖统一后，据说曾立誓约，不杀大臣。太宗也对臣下极宽，曾对宰相说：“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宰相吕蒙正对答说：“小人的情伪，君子岂是不知，以大度宽容，事情就都好办了。”太祖、太宗依据这个“大度宽容”的方针，争取到后周和南方各国的大批官员，成功地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真宗以下的皇帝，继续标榜这个“祖宗旧法”，但逐渐流于对官员的放纵。除叛逆谋反罪外，京朝官犯罪，只是贬黜任地方官，俸禄照旧，罪大者也只是降级到“远恶军州”安置，“过岭”（大庾岭）“过海”（到海南岛）算是最重的处置，但仍然作官食禄。官员们相互庇护，有恃无恐，自宋初即公然贪污行贿。真宗以后，更加放手敲剥人民，生活极其奢靡腐败。宰相吕蒙正每天必吃鸡舌汤，杀鸡的鸡毛堆成了山。丁谓作相，勾结宦官雷允恭，贪污挥霍，密令皇宫后苑工匠制作金酒器，“四方赂遗，不可胜纪”。仁宗时，宋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宋库（音祥xiáng）在政府，叫人对宋祁说：“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同在州学内吃虀（咸菜。音激jī）饭时么？”宋祁大笑说：“寄语相公（宋庠），不知某年吃虀饭，是为了什么？”意思是说，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梁适做相，留大商人郭秉在家作买卖。张掞（音砚yàn）向梁适行贿，得作三司副使，有人在殿上揭露说：“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王钦若知贡举，举子任懿托僧人惠秦贿银三百五十两，把银数写在纸上交给王钦若麦李氏。李氏命奴仆把任懿名字写在手臂上，把贿银数密告王钦若。任懿果然得中。历朝的大臣，几乎无不贪污受贿，无不穷极奢侈。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员，贪污、腐化成风。州郡文帐送上三司，随帐都有贿赂，各有常数。足数即不发封检核，不足便百端刁难，成为通例。仁宗时，杭、越、苏、秀等州“旱涝连年”，“饿尸横路”，淮南转运使魏兼奉命去处理。魏兼到苏州三天，“穷彻昼夜，歌乐娱游”，把饥民都赶到庙里关起来，三天中饿死甚多。魏兼所到的各州，都遣送妓乐迎候。民间流传歌谣说：“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哭。”蒲宗孟（曾任尚书左丞、知州）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十只，燃烛三百。有人请他减少些，蒲宗孟发怒说：“你们要让我在黑房子里挨饿么！”宋朝在各地军政机构设有“公使库”，准许谋利作为官员用度，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各州军又有“回易务”，经营商贩，并将货物，抑配人户，强行售卖，甚至贩卖盐酒违禁之物，图规厚利，交结权幸。全国各地大批的吏员，没有规定的俸禄，贪污受贿，成为合法的收入。官员们“以受贿为生，往往致富”。宋朝自上至下的大批官吏，遇事因循苟且，而又贿赂公行，侈靡腐化。庞大的官僚机构日益腐烂了。

　　马克思曾把剥削制度社会的国家政权，比做“寄生赘瘤”。列宁写道：“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　　①马克恩、列宁这一深刻的揭露，对于宋代的封建国家也是完全适用的。宋王朝豢养着的大批的官吏和大批的军队，日益显示出他们是封建社会躯体上的大寄生虫，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膏血。不断有大臣上疏说，养兵的费用，已占国家岁人的十之六七。官吏的俸禄虽然好象比养兵之费少，但通过多种途径贪污剥夺的财富，却比兵费还要大。用人民血汗养肥了的官吏和军队，又反过来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事实说明，只有人民群众起来扫除这些寄生虫，历史才能前进。

　　侈靡腐朽的皇室 宋朝皇室是最大的寄生虫，也是最大的耗费者。澶渊之盟后，真宗与王钦若定计，伪造“天书”，举行“封禅”（祭泰山和泰山南的梁父山），妄想以此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挽回他的“天威”。大中祥符元年（一○○八年）正月，真宗对群臣说：“去冬我梦见神人，说当降天书。”这时，皇城司果然奏报在左承天门南发现黄帛二丈如书卷，育文字。宰相王旦等都跪拜祝贺，说是“天书”降临，拜读后藏于金匮。龙图阁待制孙奭（音式shì）对真宗说：“以臣愚所闻，天下会说话，那里还有书？”真宗只好默然。六月间，王饮若又上言，泰山也发现“天书”。真宗说：“我五月间又梦见神人，说来月当赐书于泰山。”十月，真宗由庞大的仪卫扈从，亲自去泰山行封禅礼。王旦等随行。十一月，回京都，群臣争颂功德，说是帝王盛事。真宗自编自演的这次所谓“东封”，竟耗费八百余万贯。一○一一年，真宗又奉“天书”出潼关，祭祀汾阴，费钱一百二十万贯。一○一三年，又去毫州太情宫祭老子。真宗在京都修建玉清昭应宫（道观），铸造神像，并安放“天书”，命三司使丁谓为修昭应宫使。丁谓制定的计划规模宏大，需修建十五年，勒令工匠夜以继昼，七年修成。宫中房屋凡二千六百一十间，金碧宏丽。修建中，到南方砍伐木材，期限急迫，工徒辛劳至死，还要诬指为逃亡，收捕妻子。全国各地也都因“天书”降临，修建天庆观。当时就有御史上言，“今费造竟起，远近不胜其扰”。伪造“天书”、大修道观成为一大祸害，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财，带来了多少灾难！

　　仁宗以大庆殿为明堂，又举行大享明堂礼（祭天地祖宗），用法驾卤簿（仪仗）达一万多人，一次祭享的用度竟耗费一千二百万贯。祭祀如此，生活的侈靡可知。仁宗晚年服丹药，沉溺深宫，不问政事。大臣奏事，只是点头敷衍。谏官王陶上疏说：“现在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中书、枢密决定，陛下一无可否，岂是为人主之道。”渑池县（渑音敏mǐn）主簿苏辙在仁宗策问时答卷说：“听说近年以来，官中贵姬有几千人。陛下上朝不听议论，便殿不问政事。不要说好色于内不害外事啊！现在海内穷困，生民怨苦，可是宫中赏赐没有限制，要什么给什么。大臣不敢谏，管财政的官也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宫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的奉赠，陛下又自做一个大坑来耗费其余。恐怕陛下要因此受诽谤而不得人心。”仁宗整天在宫中宴饮享乐。后宫数千人，赏赐动以万计。国库的红罗，都被消费一空。

　　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 皇室的侈靡和大量的冗官冗兵，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宋太祖曾对左右说：“军旅（战事）和饥荒要预作准备，不可等临事再向民间征敛。”在国库左藏库之外，另设一内库称封桩库，每年用度的赢余，放到这里封储。但到真宗、仁宗时，消费巨大，不但没有盈余，而且“年年亏短”，不断“支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一○六五年（英宗治平二年），朝廷的剥削收入，达到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但这年朝廷的支出有一亿二千三十四万，非常支出又有一千一西五十二万多，仍然亏短一千五百多万。这些数字说明了宋朝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到了多么残酷的地步，也说明了宋朝的财政日益陷入了危机。

　　宋朝的财政人不敷出，便不断增加对人民的剥夺，但这又和大地主大商人发生了利益冲突。大地主用各种方法逃避赋税。真宗、仁宗时不断有人主张清查田亩，但最多只能在个别地区试行，便遭到大地主和官僚们的反对而停止。大商人垄断商行，左右赋税，冲击专卖，也不断地从各方面向宋朝争夺着剥削人民的权利。宋王朝的财政危机更为加深了。

三、改革的建策

　　从真宗统治时期以来，朝廷中就在议论着各种各样的改革的建策，仁宗朝这种议论更加发展。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主张和实施方案。

　　王禹偁的“五事”——真宗初即位，知扬州王禹偁即应诏上疏，建言五事：一是“谨边防，通盟好”（对辽夏）；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从而减少“山泽之利”的税收；三是严格选举，使人官不滥；四是淘汰僧尼；五是“亲大臣远小人（宦官）”，朝廷信用宰相不疑，宰相择用诸司长官。王禹偁的建议，主旨是在减少官兵冗员，他认为这是“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

　　宋祁的“三冗三费”———○三九年（仁宗宝元二年），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一）天下育定官无限员，各级官员增加到以前的五倍：（二）厢军几十万人不作战而耗衣食；（三）僧道越来越多，没有定数。没有受戒的，已有五十多万。“三费”：一是道场斋醮（音轿jiào），百司供费不资；二是京师多建寺观，又多设徒卒，添置宫府衣粮；三是大臣罢黜（音触chù），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国用。宋祁最后又建议仁宗和后宫应节俭，不得妄费。宋祁的建策，主旨仍在裁减官兵，节省靡费，是沿袭王禹偁而略有发展。

　　范仲淹的“新政”——一○四三年（庆历三年），仁宗任用范仲淹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要他们条列当世急务。九月，范仲淹奉诏条上十事，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下救，祸乱必生，夷狄（指辽夏）骄横，寇盗（指农民起义）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所上十事是：（一）“明黜吵（音治zhì）”。即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磨勘法。官员中有大功“高才异行”者，可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有罪者按情节轻重处分。（二）“抑侥幸”。改变贵族官员子弟“恩荫”作宫的旧法，严加限制，以减省冗官。（三）“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经学。（四）“择官长”。严格选择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各州县长官。（五）“均公田”。各地官员按等级给以多少不等的。’职田”，用来“责其廉节”，防止贪污。（六）“厚农桑”。每年二月，提倡各地开河渠，修筑堤堰陂塘，以利农业生产。（七）“修武备”。京师招募卫兵五万人，队捍卫朝廷。（八）“减徭役”。裁并州县建置，使徭役相对地减少。（九）“罩恩信”（覃音潭tán）。朝廷有赦令，各地必须执行。（十）“重命令”。各地法令应由朝廷统范仲淹提出的十项建策，除兴修水利属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其他各项都在于整顿政权机构，以加强宋朝的统治。范仲淹疏上，仁宗颁行全国，号称“新政”。只是修武备一项未能付诸实行。次年，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抵御西夏，朝中官员对新政多有指责。一○四五年初，仁宗即下诏罢废关于磨勘和恩荫的新法。范仲淹被罢免。富弼因附和改磨勘法，被指为范仲淹朋党，也被罢免。韩崎上书谏罢富、范，不准。韩倚被迫出朝，知扬州。范仲淹提出的所谓新政，前后只一年左右，便因贵族、官员们的反对而失败。一○五二年。范仲淹病死。

　　文彦博的“省兵”——皇祐元年（一○四九年）十二月，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庞籍，以国用不足，建议省兵，裁减禁军归农。沿边诸将反对，说是兵士都会弓刀，裁减后必“相聚为盗贼”（起义反抗）。文、庞同奏：公私困竭，只是由于养兵太多；万一“聚为盗贼”，两人愿拚死去镇压。仁宗采文彦博等的建议，下诏陕西保捷兵（禁军）年五十以上和短弱者放归农。共放归三万五千人，存五万人。据说陕西沿边养一兵一年需钱七十贯，省兵后，每年可节省二百四十五万贯。但此后，王德用为枢密使（一○五四——一○五五年），又选厢军补禁军，兵额又增。

　　王安石上万言书——江西临川人王安石在一○四二年（仁宗庆历二年），中进士，年二十二岁。当年签书淮南判官，一○四七年调任鄞县（鄞音银yín）知县。文彦博建议省兵，王安石持异议，在鄞作《省兵》诗说：“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他指责宋朝兵制是“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提出“百宫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一○五三年，王安石通判舒州。在地方州县做官的王安石，不像朝廷士大夫那样只看到了官僚机构庞大的一面，而且看到了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大地主、大商人的残酷敲剥，将激起农民的反抗。在舒州作《发凛》诗，指出“贫穷主兼并”，说：“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感事》诗说：“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指农民起义）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取资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又作《兼并》诗，直指“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俗吏不知方，掊克（敲剥。捂音pǒu）乃为才”。真宗以“不抑兼并”作为国策，王安石这时已逐步酿成了诛抑兼并的变革思想。一○五七年，王安石调知常州。次年，移任提点江东刑狱，被召人朝，向仁宗上长达万言的奏疏，要求培植人才，改革法度。

　　王安石指出：国家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在于法度不合“先王之政”。如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又患人才不足，所以人才是当务之急。他建策从教养取任四个方面培植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再审视时势人情，变更天下之弊法。万言书提出了“流俗所不讲”的一些新意，如说官员诚然冗多，但宫俸微不足道。前人理财是“因天下之利以主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理财能得其道，即使官俸增加，也不致有损国家经费。又说当今“法令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是所谓“不能裁之以刑”，治之非其道。万言书奠立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但并没有被仁宗采纳。

　　司马光上三札——陕州夏县人司马光，一○三九年中进土。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庞籍出知并州，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建议筑麟州堡以制西夏，结果宋军大败，庞籍因此得罪，司马光改任开封府推官。一○六一年，司马光任同知谏院，向仁宗上三札子。一是论“君德”，说人君大德有三：仁、明、武。要仁宗“以天性之至仁”，“善无不录，恶无不诛”。二是论“御臣”，任宫信赏心罚，不要只是“累日月以进秩”。三是论“拣军”，“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司马光的三札，重复提出了范仲淹的“明黜陟”和文彦博的“省兵”，强调“君德”“天性至仁”，是宣扬儒学，以别善恶。

　　南宋思想家陈亮曾经指出：“方庆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但对改革的方针和途径，官员上大夫中显然有着不同的主张。司马光、文彦博等所主张的，只是局限于财用的节省和官兵的裁减升降，也就是基本上仍然维持现状，不作更大的改革。较为激进的范仲淹，也还是着重于官僚机构的整顿。王安石所提出的，是另一种主张，即从他所说的“大法”上着眼来变革法度。不是单纯地用官员升降的办法，而是以加强法治来整顿吏治；不是单纯地主张节省，而是以“理财”来增加国用；改革的方向也不是仅限于官兵，而且指向了社会上的大地主、大商人那些兼并之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两种主张的对立在逐渐形成。

（四）农民、士兵的起义

　　宋朝统一后的几十年间，广大农民和工匠以辛勤的劳动，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生产的果实却被地主阶级所剥夺。宋王朝“尽用衰世衷刻（裒音掊póu）之木，取于民以啖之而犹不足”。地主、富商也争相榨取农民和工匠的膏血，劳动群众陷于残酷的地租剥削和赋役压榨之中，被断绝了生路。青年诗人王令作《梦蝗》诗，假借蝗虫的控诉，犀利地揭露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尝闻尔人中，贵贱等第殊。雍雍村能官，雅雅仁义儒。脱剥虎豹皮，假借尧舜趋，齿牙隐针锥，腹肠包虫蛆。……割剥赤子身，饮血肥皮肤。……贫者无室庐，父子一席居。贱者饿无食，妻子相对吁。……此固人食人，尔责反舍且（音居jū，语助词）？……吾害尚可逃，尔害死不除！”地主阶级的“材能官”、“仁义儒”们打着仁义之道的旗帜喝农民的血，被“割剥”的农民群众只有针锋相对地起来作斗争，才能驱除这些吃人的虎豹。

　　真宗至英宗统治时期，宋王朝在一天天溃烂，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也在一天天兴起。士兵的反抗和农民起义相结合，“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下面是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

益州起义

　　李顺、张余等领导的起义失败后，仅隔四年多，真宗咸平三年（一○○○年）的新正元旦，益州（李顺起义后，宋朝降成都府为益州）戍车在赵延顺等八人领导下，又一次发动了武装起义。当官员们庆贺元旦时，士兵们奋起杀死兵马铃辖符昭寿。知州牛冕在慌乱中缒城逃跑。赵延顺等推举农夫出身的军官都虞侯王均为领袖，建号大蜀国，建元化顺，署置官称，以小校（低级军官）张锴（音凯kǎi）为宰相。王均攻占益州后，又攻下汉州，进取绵州、剑门，不下，还成都。彭州农民准备杀兵马都监响应，事泄，首领被杀。各地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起义军逐渐发展到数万人。宋将杨怀忠自蜀州领兵进攻成都。起义军在崔照、鲁麻胡等领导下大败宋兵。二月，杨怀忠集合嘉州、眉州等七州宋军再攻成都。王均派赵延顺进攻宋邛州、蜀州。起义军断绝宋军邛、蜀援路。宋军小胜，进到成都南十五里，不敢攻城，以待宋朝的大军。王均闭城坚守。

　　宋王朝派出雷有终为川峡招安使，卒领禁军，结集川峡各州兵，大举镇压起义。二月十九日，雷军至成都城外，王均开城假作逃遁。雷军进城掳掠民财，部伍混乱。起义军伏兵四起，宋军不能出，大部彼歼灭。雷有终坠城逃跑，败回汉州。三月，雷有终又自汉州进兵，至成都附近。四月，王均自升仙桥分路迎敌，损失千亲人，退守成都。宋军不敢进。五月，宋真宗下诏，对“益州乱军”招降。起义士兵继续坚持拒守。直到九月间，宋军久攻不下，乘起义军不备，夜间挖隧道入城。王均卒起义军二万人突围而走。雷有终入城，积薪点火，捕得魁壮男子，指为受起义军官职，即投火烧死。前后烧死数百人。十月，工均起义军至富顺，夺城据守。雷有终派杨怀忠军追袭。宋军入城，王均坚持不屈，自缢牺牲。起义军六千余人被俘。

王长寿起义

　　一○○五年，逃亡兵士王长寿，聚众百余人起义，至陈留，攻打州县。宋朝派遣专使增兵镇压。起义军在澶州、濮州间，与宫军搏斗，发展到五千余人。起义军攻入胙城。宋磁州知州许均领兵至胙城，王长寿被俘。起义失败。

陈进起义

　　一○○七年，广西宜州士兵在军校陈进领导下起义。宋宜州知州刘永规统治严酷，强迫兵士率领他们的家属上山伐木，修建州署，风雨不停。士兵常遭殴打。六月间，愤怒的士兵，在陈进领导下，杀刘永规，拥立判官卢成均为帅，号南平王，据宜州城起义，宋王朝大为震动。真宗分派曹利用、张煦为广南东、西路安抚使领兵镇压，并调发荆湖南、北等路禁军集结。自京师至宜州增置马递铺传达军情，又诏谕广州设备，防御起义军东下。起义军自宜州攻宋怀远军，围攻数日，不下，进取柳州。宋柳州知州王星（音玉yù）逃跑。起义军占据柳州城。又分兵攻打象州。围攻四十日，不下。象州农民向起义军赠送食物，热烈支援。九月，曹利用以大军救象州，与起义军遇于武仙县李练铺。陈进领兵拒敌，败退至城下。卢成均叛变降宋。陈进及起义军领袖六十余人被捕牺牲。

王伦起义

　　一○四三年（仁宗庆历三年）五月，京东路驻军一百多人在士兵王伦领导下奋起杀死沂州巡检使朱进，占据沂州起义。起义士兵南下攻打泗州，渡过淮水，转战楚州、真州、扬州、泰州、滁州，直抵和州。义军所到之处，宋官军望凤而降。谏官欧阳修上疏说：“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人无人之境。”各地巡检、县尉相继投降，衣甲器械均归义军。起义不断胜利发展，王伦着黄衣，立年号，置官职，声势大振。七月间，宋朝集合各路兵镇压起义，起义军在扬州山光寺南战败。王伦在和州历阳兵败，至采石矶，被杀牺牲。

张海等农民起义

　　王伦起义失败后，欧阳修上疏说：“殊不知前贼（起义者）虽灭，后贼更多。今建昌军一火四百余人，桂阳监一火七十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一○四三年九月间，金州起义军人州城，夺取府库兵仗，分散钱帛给贫民，日暮出城而去。各地义军打入州城者，约三、四十州。农民和士兵的起义，到处兴起，遍满天下。规模较大的是陕西商山张海等领导的起义。

　　一○四三年夏，陕西大旱，饥民达二三百万人。八月间，商州农民千余人发动了起义。起义领袖有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人。起义军环绕虢州（虢音国guó）、卢氏以东，洛阳、长水以西结集。京西路各地农民起而响应，威胁京都开封。宋朝派出左班殿直曹元喆（同哲）等统领禁兵镇压。起义军长驱南下，直抵襄、邓、均、郢（音影yǐng）各州。自陕南经豫西到鄂北的千余里地带，到处燃起了起义的烈火。宋枢密副使富弼向朝廷奏报说：“秦末、隋末、唐末诸寇（起义军）……观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张海、郭邈山辈如此强盛。”起义军进至光化军界。宋兵士五百亲人，以邵兴为首起兵，与起义农民相结合，发展到千余人。至商於，杀宋“提举捉贼”将官上宫珙。官军败溃，藏匿山谷间，邵兴揭榜号召宋铸钱监士兵响应。邵兴军至兴元府，大败宋军。宋军校赵明率众向邵兴投降。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者，十一月，邵兴在兴、洋界壻水战败被杀。十二月，张海等在战场上牺牲。

保州士兵起义

　　一○四四年八月，驻守保州边界地带的禁兵数千人，因受官员虐待，愤而起义。保州通判石待举、走马承受宦宫刘宗言上城顽抗，被起义士兵杀死，知州刘继宗逃跑溺死。保州地接契丹，宋王朝大为震恐，命宣抚使富弼统帅各路兵镇压。宋军持诏书招降，部分兵士被骗诱开城门投降。宋军人城，将发动起义者四百二十九人，全部坑杀。起义遭到失败。

王则起义

　　三年之后，贝州又爆发了士兵和农民的起义。起义领导者王则，本是涿州的农民，逃荒到贝州，给地主放羊，后来应募到宋军中当兵，起义前是宣毅军的小校。贝、冀等州本来有弥勒教在民间秘密流传。传说“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王则利用弥勒教的传说，传布着变革世道的舆论，并利用弥勒教和德州、齐州的士兵、农民取得了联系。起义事先作了部署。吸取益州士兵起义的经验，准备在庆历八年（一○四八年）新正元旦，乘官吏们庆贺新年时，各地同时起兵，攻取河北。由于这个计划事前被泄露，王则不得不在庆历七年（一○四七年）十一月冬至节，提前发动起义。当州官们去天庆观拜谒时，王则率领起义士兵打开兵库，夺得武器；打开监狱，释放囚犯，随即逮捕了宋朝的知州张得一。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以州吏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城内起义的居民，在面部刺上“义军破赵得胜”六字，表示推翻宋王朝统治的坚决意志。

　　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宋王朝。仁宗慨叹说：“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参知政事文彦博请往镇压。庆历八年正月，仁宗派文彦博为河北宜抚使，以明镐（音号hào）为副，领大军围攻贝州。宋军攻城。久不能下。最后在北城急攻，乘义军不备，在南城挖通地道，潜入城内。起义军突围而出，王则、张峦、卜吉等被俘。起义士兵仍依村舍作战，直到最后被焚牺牲。宋朝统治者把王则、张峦、卜吉等押解到开封，残暴地处死。起义领袖们英勇地牺牲了。

　　王则起义，从发动到失败，不过六十五天，但给予宋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起义利用宗教传播舆论，事前已有计划部署，发动后建置官属，有步骤地行动。比起前此的士兵起义来，显然又前进了一步。

第四节 变法派和保守派的论争

　　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宋代封建社会中的主要矛盾。而在这个主要矛盾中，一小撮占据大片田地，残酷剥削农民的大地主，又是地主阶级中最主要的势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群众不断地举行起义，预示着一个更大的风暴就要到来。“山雨欲来风满楼”。腐败的宋王朝处在了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中。

　　作为地主阶级封建国家的宋王朝，和大地主、大商人相互依存，而又存在着争夺剥削农民的权利的利益冲突。大地主、大商人通过各种途径，夺取宋王朝的赋税、专卖等部分收入。庞大的国家机器和皇室的侈靡挥霍，又使宋王朝的消费急剧增加。消费巨大的宋王朝日益陷入了难于摆脱的财政危机。官僚们和大地主、大商人相勾结，军事、政治日益腐败，更使宋王朝“兵虚财匾”，难以继续维持它的腐朽统治。

　　面对着这样的形势，是继续因循苟简，还是作出某些改革，在宋王朝内部形成了保守与改革两个派别长期而尖锐的论争。围绕着宋神宗、王安石的变法，斗争达到了高潮。

　　神宗、王安石改变了真宗以来因循苟且的政策，向着大地主、大商人势力展开了斗争。变法虽然还是从维护宋王朝的统治利益出发，但对大地主、大商人的打击，却是多少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变法曾经取得了不少成就，并且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神宗、王安石作为地主阶级的国家的代表，仍然把防止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作为他们变法的目的之一，而同广大人民群众处在相敌对的地位，这就又决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一）王安石变法

　　一○六七年，宋英宗病死，子赵顼（音须 xū）继位（神宗），任王安石知江宁府。一○六八年四月，王安石到开封，受命为翰林学士。八月，宰相曾公亮等上言“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皇帝郊祀），两府（政府、枢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救灾节用，应自贵近（贵官近臣）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提出反对，说：“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司马光说：“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的话不对。”王安石说：“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善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理财的人，不过是聚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起义），不是好事！”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反驳说：“天地所生财货万物，只有此数，不在民，便在宫。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这场激烈的争论，揭开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论争的序幕，也开了王安石变法的端绪。变法派的基本主张，即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一方面下去再加重国家赋税剥削，预防农民起义的兴起，一方面以所谓“善理财”来增加宋王朝的“国用”，办法是发展农业生产，并把大地主、大商人、官僚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朝廷。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大地主、大商人和官僚们的激烈反抗。伴随着斗争的发展，王安石的变法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均输、青苗法的推行与论争

　　宋神宗做太子时，喜读《韩非子》，曾亲自抄录，命僚属校勘。即位后，对枢密使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神宗二十岁做皇帝，很想有所作为，变法理财的意图是和王安石的意向相接近的。一○六九年（熙宁二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了变法。

　　久已有志于改革的王安石，受命执政，生气勃勃，但朝廷上却是暮气沉沉。宰相曾公亮年过七十，遇事依违两可，是所谓“老成持重”的官僚典型。宰相富弼（一○六九年二月复相），因循保守，见行新法，便称病求退。另外两个参知政事唐介、赵扑（音卞biàn）都是变法的反对者。唐介在四月间死去。赵林难以阻挠变法，便自叫苦。当时人讽刺说：五个执政者王、曾、富、唐、赵是生、老、病、死、苦。神宗、王安石要依靠这些旧官员实行新法，显然是不可能的。王安石执政后，随即建立起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即皇帝特命设置的制定三司（户部、度支、盐铁）条例的专门机构。神宗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开之与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都是由王安石主持。在这个机构中，任用了一批新人。原真州推官吕惠卿成为王安石的主要助手。大名推官苏辙上疏指贡朝廷害财之事在于冗官、冗兵、冗费。吕惠卿、苏辙都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官，参与草拟新法。

　　条例司在二月下旬建立，三月间神宗即催问条例，急于实行。四月，王安石派人到各路察看农田水利和赋役利弊。在这一年间，先后制定了均输、青苗两项新法。

　　均输法——一○六九年（熙宁二年）七月十七日，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条例司上疏，指出当时税收制度的流弊，大意说：“今天下财用窘急，官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各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不敢多取，歉年不敢不足。三司、发运使按簿书征收，无所增损。遇到军国郊祀的大费，又遣使去刬刷（搜括。刬音产chǎn），几乎没有余藏。各路藏匿财富不实说，又以‘支移’‘折变’的名目加倍收税。朝廷需用的物品，多不按照产地和时令，富商大贾得以乘公私之急，从中擅轻重敛散的权”，财政官员上下内外不相知，只是照帐本办事，因循守旧，不顾年岁的丰歉，产地的远近，结果是民间纳税加多，朝廷还是财用窘急，富商大贾却得以从中取利。条例司提出的均输法，要点是：设发运使宫，总管东南六路赋人，有权周知六路财赋情况。凡籴买、税敛、上供物品，都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发运使并有权了解京都库藏支存定数，需要供办的物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说这样就会“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匾”。神宗随即批准均输法，以薛向为发运使主管其事，朝廷给内藏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充用。

　　均输法显然是从增加宋王朝的“国用”出发，改革也是很有限的。但它多少改变了因循的旧制，适当扩大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并且明显地侵犯了“富商大贾”轻重敛散的利益。均输法出，一些朝官，从大商贾利益出发，纷起反对。御史刘琦、钱��（音蚁yǐ）等上疏说：“薛向小人，假以货钱，任其变易，纵有所人，不免夺商贾之利。”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子）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未之利”。条例司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检详文字苏辙说：“均输法起源于汉代桑弘羊。虽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现在此论复兴，众口纷然。朝廷破坏规矩，唯利是嗜，害处说不完。”不久之后，苏辙即辞宫而去。反对派提出的均输的“害处”，主要都是对商贾不利，代表大商人说话的立场恨鲜明，反对的理由却很薄弱。神宗当然不为所动，继续用薛向推行新法。

　　青苗法——九月初，条例司继续发布了青苗法。仁宗时，权知庆州李参，要当地农民自己估计麦粟产量的赢余，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宫，称“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大略是：各地常平、广惠仓以现有约一千五百万以上贯、石的储存，遇粮价贵，即较市价减低出粜（卖粮。音跳tiào）存粮；遇贱，较市价增贵收籴。以所积现钱作本，依陕西青苗钱法，在夏秋未熟以前，借钱给居民，主要是农民。贷钱以酌中粮价折合，收成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还纳。

　　条例司奏呈青苗法时说，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困乏，“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据说，青苗法可“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是“散惠兴利”之急。“兼井之家”即各地的大地主们放高利贷，以百分之百的加倍利息，残酷地敲剥农民，相对地说，青苗法收利较少，但仍是对农民的严重盘剥。为防止借户逃亡，青苗法实施时，又由五户或十户以上结成一保，由第三等以上户（地主或富裕农民），充作“甲头”。客户借钱，更须主人作保。借钱有限额，也按户等定多少。一等户十五贯文，二等户十贯，三等六贯，四等三贯，五等只一贯五百文。按此规定，实际是越贫困的农户，借额越少，而地主富户反而较多。因而又育所谓“散俵”（散发）“抑配”的办法，即规定强迫借贷交息。显然，青苗法的主要用意，还是在于为朝廷兴利，一是迫使富户出息，一是从地主富户手里部分地夺取高利贷剥削的利益。总的目标，仍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青苗法制定后，神宗立即批准，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施，随即推行于诸路。

　　农田利害条约——与司马光的“天地所生，只有此数”的论点相反，王安石早在万言书中就已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主张依靠人力，发展生产，增加封建王朝的财富。一○六九年十一月，条例司颁布《农田利害条约》与青苗法同时并行。“条约”鼓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垾（音旱hàn），以利农业生产。如工程浩大，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由官府借钱，许延期作两限或三限送纳（一限半年）。官府借钱不足，并许州县富人出钱借贷，依例出息，由宫府置簿催还。青苗法与农田利害条约，相互为用，朝廷由此又可剥削取利，但为农田兴利，对推动生产的发展还是有益的。

　　青苗法其实不过是朝廷按当时一般的利率来放高利贷，但由于它部分地夺取了“富人之利”即大地主放高利贷的利益，因而比“夺商贾之利”的均输法遭到保守派官僚更为强烈的反对。九月间，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毫州。陈升之为相。接着，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司马光和吕惠卿在神宗面前辩论。司马光说：朝廷散青苗钱，此事不便。今阎里富民借钱给贫民收利息，还能蚕食下户，至于饥寒流离，何况县官靠法令威逼？吕惠卿反驳说：此事富室为之害民，县官为之可利民。青苗钱民愿取者给与，不愿者并不强借。司马光说：非独县宫不强借，富民也不是强借。神宗说：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司马光回答说：臣是陕西人，只见其病，不见其利。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指责“无故又创一司，号日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恐”。又说均输法“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使豪商大贾都怀疑而不敢活动，以为不会不与商贾争利；青苗法“亏官害民”，所谓不许抑配，也是空文：访寻水利是“徒劳”，“烦扰”。“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翰林学士范镇指青苗是“唐衰乱之世所为”，并借口近日“天鸣地裂”，建议神宗“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谏官）李常、孙觉也上言“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借青苗钱）”。青苗法陷于官员们的围攻之中。

　　青苗法颁布时本为自愿请领，但实行中，出现“抑配”“散傣”的办法，即按户等规定，强迫领借。地主富户因此要比贫户领较多的青苗钱出息。保守派反对青苗法，这是一个主要的口实。熙宁三年（一○七○年）正月，神宗采王安石意，下沼禁止青苗钱抑配，同时也禁止“阻遏愿请者”（阻挠自愿借钱），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强迫富户出息，青苗法只是夺取富户放债剥削的部分利益。

　　但是，变法派的退让并没有换得保守派官员的支持，反而遭到猛烈进攻。旧相韩琦出判大名府，二月间上疏，罗列青苗法实施办法，全面驳斥。韩请的指责主要是：（一）青苗法自一等户以下都规定借钱数目。乡村上三等人户和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现在让他们多借钱出息，是官放息钱。（二）贫下户见官中散钱，无不愿请借。请借甚易，纳还甚难，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强迫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三）乡村每保须要有物力人（地主）为甲头。虽说不得抑勒，上等之户难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四）青苗钱夏秋随税送纳。若连两科灾伤，必然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渐有失陷。韩琦的奏疏，明显地是为上等户即地主富户的利益着想，但论到宫本失陷却使神宗疑虑动摇。神宗对执政大臣们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渭（青苗）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曾公亮、陈升之等也都附和指责青苗。王安石勃然进前驳辩，最后说：“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次日，即称病不出，奏请罢职。

　　王安石请退，司马光上疏，说：“青苗法行之才数月，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如不肯变更，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帑音倘tǎng）又空。请罢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诸路提举勾当常平使者”。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双方各坚持已见的争论中，神宗一度动摇后，仍不能不倚用王安石，以贯彻他变法的主张。几天后，神宗召见王安石说：“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失陷钱物，亦何足恤？”王安石说：“但力行之，不叫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钱物之理。”神宗转变过来，王安石继续执政，更加坚决地推行新法。在变法派和保守派第一个回台的论争中，王安石胜利了。

　　熙宁二年至三年春，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争论，不仅在于新法触及地主商人的经济利益方面，而且还在于政治、思想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方面的争论，更为尖锐，也更为曲折。

　　程颢曾说，当代学人中，只有司马光和邵（雍）、张（载）三人，学术“不杂”。苏辙说王安石“法术不正”。南宋失熹也说玉安石‘’学术不是”。从儒学观点来看，所谓的“不杂”和“不正”、“不是”，正是反映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保守派和变法派思想上的分歧。王安石出身官僚儒者家庭，叔祖王贯之，父王益都是进士。王安石也从科举的途径中进士作官，所学仍以儒家的经学为主。但在《答曾子固书》中，自称“某自盲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显然，王安石的学术截然不同于所谓“不杂”的纯儒或俗儒。王安石《兼并》诗说：“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又曾指责司马光实际主张“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王安石要实行变法，就不能不在事实上背离保守的儒学，汲取管仲商鞅的变法思想。均输法出，侍御史刘述及刘琦、钱觊等上疏，指斥“安石操管（仲）商（鞅）权诈之术，规以取媚”。范纯仁上疏，弹劾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反对派的这一攻击，反映了王安石这时的思想趋向。

　　对于保守派从思想、学术上的围攻，王安石从以下的两方面作了回答。

　　一个方面是对儒家经典作出新解，说明变法有据主要是依托《周礼》。王安石请置条例司，即引据《周礼》有泉府之宫“榷制兼并”，说“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均输可溯源于《周礼》。青苗收息，说也是“周公遗法”。后来陆续颁行的市易、免没等新法，也称“出于周官”。保守派以“孔子罕言利，孟轲亦日何必日利”

　　的孔孟之道，来反对变法理财。王安石回答说：“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对待孔、孟，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曾有所论述，但立论各自不同。王安石在中进士的一年，曾著文称“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柯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这里称孟韩，并不在于推重儒学的道统，而在于所谓“变时而之道”，即变易时论（杨墨，佛老），不“屈己以从时”的趋向。文章的主旨和王安石有志于变法、不恤人言的精神，是相通的。司马光以纯儒自命，著有《疑孟》一篇，表面看似乎是在反孟，其实文中全依孔子立言，疑孟旨在尊孔。王安石也依孔子立言，如《原性》篇，在人性说上反驳孟、苟、扬（雄）、韩（愈）四家，说“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其实却是独立提出了“性不可以善恶言”、“以习而言性”的重要论点。又释“夫子贤于尧舜”，提出“因变制法”的论点，说：“至孔子之时天下之变备矣，故圣人之法亦自是而后备也”。“岂特孔子一人之力哉，盖所谓圣人者莫不预有力也”。这是告诉人们：古代“圣人”很多，不只孔子一人。孔子和儒家所祖述的“圣人”，就是制礼作乐的周公。《周礼》一书大约是战国学者依周制汇编增补成书，但来人一般仍相信是周公所作。王安石以《周礼》作为变法的论据，抬出比孔孟地位更高的周公来，俗儒难以驳辩了。

　　对于保守派的围攻，王安石作出的又一回答，是公然申明承袭商鞅。早在仁宗时，王安石上万言书，就已主张“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刑”，指责法令“滋而不行”，“治之非其道”。不“加小罪以大刑”，“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苏轼依据儒家任德不任刑的观点，上疏攻击商鞅“见刑而不见德”，借以攻击变法。王安石作《三不欺》篇，提出任德、任察、任刑，三者兼用。商鞅《悦民篇》说：“刑生力，力生强。”《弱民篇》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强则物来，弱则物去。故国致物者强，去物者弱。”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出发点，在于抑兼并来“富国”，和商鞅的思想是相近的。宰相曾公亮、赵扑指责“安石平居之间，笔舌丘、旦，育为之际，身心管、商”。即口头上讲孔丘、周公，思想行为是管仲、商鞅。王安石作《商鞅》诗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君书·画策篇》：“圣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以后行保甲法，在给神宗《上五事书》中更直接提出，保甲之法起源于管仲、子产、商鞅。保守派把“操管、商之术”“崇尚商鞅”，作为王安石变法的一大罪状，王安石理直气壮地公开举起管商的旗帜，保守派无可奈何了。

　　保守派从学术思想上围攻的同时，又从政治上向变法派进攻，最主要的一条是不守“祖宗法度”。宋朝建国初期，太祖、太宗所制定的法令制度，经过真宗以来的七十年间，早已向着消极方面演变。所谓“遵守祖宗法度”，不过是因循保守的一个借口。王安石开始执政，就对神宗说：“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御史吕诲劾奏王安石“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甚至说是“罪不容诛”。刘述等劾奏王安石：“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张，废而不用。”范纯仁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

　　司马光上疏给神宗，指责王安石“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正刑”。王安石继续执政后，司马光又直接写信给王安石本人，严厉指斥：“今介甫（安石字）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变更祖宗旧法，必然要冲破袭故守常、因循苟简的积习，因此，保守派提出的另一攻击是新法实行，“天下汹汹”，“人皆以为不便”，“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其实非议主要是来自士大夫中的保守派。秀州军事判宫李定来京师，说秀州实行青苗法，“民便之，无不喜者”。司马光大怒，借故大骂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事实很清楚，所谓天下汹汹，不过是保守派用来反对变法而制造的又一个口实。

　　王安石曾作《众人》诗一首，说：“众人纷纷何足竟，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王莽）岂贤？四国流言旦（周公）犹圣。”他早在知常州时，就已提出：“吾之所存，固无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又说“谤与誉非君子所恤”。战国时代商鞅变法时，秦孝公说：“我要变法，伯天下人议论我。”商鞅回答说：“君赶快确定变法，不要顾虑天下人的议论。”甘龙说：“不然，现在要变法，不循秦国之旧，天下人要议论君主，还得考虑。”商鞅反驳说：“你所说的是世俗之言。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不必再怀疑！”王安石在变法时与司马光的争论，很像商鞅与甘龙的争论。要变法就要遭到保守派的议论和反对，王安石早已从历史经验中，有所休认。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变法是“侵宫、生事、征利、拒谏”，致使“天下怨谤”。王安石写了《答司马谏议书》，逐条批驳司马光加给的四大罪状，并进一步明确指出：“至于怨诽之多，早在事前我就知道会如此。人们习于苟且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于流俗，自媚于众算好。皇帝要想改变这些，我就不管敌手的多少，要出力来抵抗，世格之众哪能不气势汹汹地毁谤呢？”变革祖宗旧法，置士大夫的反对于不顾，实际上已是王安石长期形成的基本思想。

　　一○七○年三月，神宗对王安石说：“你听到三不足之说么？”安石说：“没有。”神宗说：“外边人说，现在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什么道理？”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自己管理政事，没有流连享乐，这就是惧天变。陛下征询、采纳人们的意见，岂是不恤人言？然而人言固有不足恤者，如果合于义理，人言又何足恤？以人言为不足恤，并不是错误。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就应当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数次修敕（宋朝新定的法令）。如果法一定，子孙就当世世遵守，祖宗为什么还屡次变改？”保守派想以“三不足”说中伤王安石，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三不足”说却正好概括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和气魄。王安石因势乘便，直接申明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有力地反驳了保守派的攻击。三不足说的驳辩，为这一段保守派和变法派的论争作了个小结。王安石又胜利了。

二、变法的高潮

　　王安石战胜保守派的围攻，变法进入一个新阶段，达到了高潮。熙宁三年（一○七○年）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绛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原条例司已在五月罢归中书，由司农寺制定条例。此后，王安石以实任的宰相，掌握了政府的大权。被击败的保守派官僚，相继离开朝廷。司马光也在九月间出知永兴军，次年，又辞官回洛阳，声言“绝口不论事（政事）”。王安石相继荐用曾布、章惇（音敦dūn），以及吕嘉问、沈括等新人，自一○七○至一○七四年间，陆续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法。

　　神宗开始变法，即以所谓“富国强兵”为目标。在这一阶段，王安石一面仍遵循“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方针，继续为宋王朝增加国用，一面强化国家军队和地主武装，同时也对教育、科举作了改革。

　　免役法——早在仁宗时，一些地方官员，如两浙路转运使李复圭（音规guī）、越州通判张诜（音深shēn）等都曾在局部地区，对职役法有所改革。由当役者出钱，雇人代充。一○六七年，当时任三司使的韩绛上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要求改革。一○六九年三月，神宗命条例司讲求衙前差役的利害，制定法令。同年十二月，条例司上言“使民出钱雇役”最便。原来乡户承担职役者，“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一○七○年将此办法发到各路议论。开封府官员赵子几奏上开封府界各县实施办法，经判司农寺邓缩（音晚wǎn）、曾布等复议。熙宁四年（一○七一年）正月，曾布拟就“免役法”，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的主要之点是：（一）原来衙前等各种职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向官府交钱，由官府雇人充役。上户分五等，中户分三等，下户分二等，上四等户按户等定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乡村四等以下户不纳。城市中六等以下户不纳。（二）各路、州、县依当地吏役事务繁简，自定额数，供当地费用。定额之外另加十分之二收缴，称“免役宽剩钱”，由各地存留备用。（三）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户等，也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称“助役钱”。

　　免役法使官府职役依旧有人充当，收缴的各种役钱却超过了实际雇募的需用，官府又由此增加了一批收入。

　　市易法——一○七二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原来同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官名）王韶在本路陇州古渭城设置市易司，管理商货，借官钱为本，每年获利一、二十万贯。一○七二年，有草泽人（不在官）魏继宗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人大姓得以操纵取利。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管理市场，物价贱则增价收购，贵则减价出售。说可以使“商旅以通”，“国用以足”。中书据以制定市易法，在京师设立市易务，以内藏库钱一百万贯和京东市钱八十七万贯作本，控制商业贸易。主要是：（一）依据市场情况，由市易务评定价格，向商人收购或出售货物。（二）商人向市易务贷款，以产业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纳年息二分。商人向市易务赊购货物，也取年息二分。两项办法原来都是由大商人操纵取利。市易法把这两项大利从大商人手里收归朝廷，和青苗法收夺大地主的利益相似。市易法颁布后，由吕嘉问提举市易司，先在京师开封实行，以后又推行于各地。

　　方田均税条约——大地主无止境地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乡村中、下户卖掉土地，仍负担赋税。田产不实，赋税不均，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一○七二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颁行。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田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依据方庄帐籍，检验土地质色肥瘠，分等第定税额纳税。“诡名挟佃，合并改正”。丈量后立方帐、庄帐、甲帖、户帖。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方田为准。条约颁布后，以济州巨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在京东路实行，以后再推行到各路。到一○八五年，先后在开封府界、京东、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丈量出大量隐漏的田产，为宋王朝增加了大批的税收。

　　免役、市易、方田等新法的中心，仍在于剥夺大地主、大商人的部分利益，来满足宋王朝的“国用”。王安石在实行这些“富国”法的同时，也还推行了如下的“强兵”法。

　　兵制的改革——真宗以来，兵员急速增长，兵费庞大，兵将脱离，作战不力。强迫招募的士兵不断地起来反抗压迫。神宗、王安石参照仁宗时的一些改革主张，又加以发展，从两个方面对宋朝的兵制作了改革。

　　（一）减兵并营。办法是裁减五十岁以上的老弱兵士；确定禁军军营兵额，马军三百人，步军四百人；又合并各地马步军营，由五百四十五营省并为三百五十五营。原来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大部分拨到各路。自一○六九年即开始减并，至一○七五年，禁军兵额减到五十六万八千余人。各地多用来服杂役的厢兵，也在熙宁四年（一○七一年）十二月，按禁军办法裁减。各州并为若干指挥，每指挥定额为五百人。全国共八百四十指挥，兵额减到二十二万七千多人（开封府界及诸司因事募兵不在内）。全国禁兵、厢兵裁减后，总额不到八十万，比英宗时减少三十六万，约减三分之一。减并后使队伍精干整齐，也为宋朝节省了大批兵费。神宗大喜，对王安石说，裁并军营，“不惟胜敌，兼可省财”。这显然也是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一个途径。

　　（二）置将练兵。仁宗时，范仲淹为陕西招讨使，开始变革兵将不相知的旧制，检阅延州兵一万八千人，分置六将教练。一○七三年六月，神宗下诏：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的禁军，分隶诸路，差主兵官分部训练。一○七四年，曾任泾原路经略使的枢密副使蔡挺进而请在各路置将教练。九月，神宗下诏：除河东、秦凤、永兴等路都总管司现管军马外，开封府界、河北、京东、京西路分置三十七将和副将，选经过战阵的使臣充任，专掌训练。十二月，在陕西的环庆、鄜延、泾原、秦凤、熙河等五路各地设置四十二将，统领当地的就粮、屯泊、驻泊等军。一○八一年，又在东南的淮东、淮西、浙东、浙西等路设置十三将。此后，“将”成为军队编制的基本单位；各地设置的将官，都可以自专军政，州县不准干预。这在兵制上，显然是对宋朝“祖宗法度”的又一个重大的变革。

　　保甲法——在裁并国家军队的同时，神宗、王安石又加强了地主武装，以镇压农民的反抗。王安石早在向仁宗上万言书时，就曾举出汉代张角、唐代黄巢的起义，官吏不能及时镇压，作为宋朝的鉴戒。一○七○年七月，神宗与王安石谈到“民兵”（地主武装）。王安石建言，罢军职所得官十之二三，“鼓舞百姓豪杰（大地主），使趋为民兵，则事甚易成”。同年，开封府官员赵子几上书说，他往来畿内诸县乡村，近年以来“寇盗”（指起义农民）充斥，当地敌不过。纵然有的捕捉到官，余党互相帮助，起来报仇，非常厉害。因此，他建议实行从前有过的保甲，归官府指挥“专于觉察奸伪，止绝寇盗”，即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十二月，司农寺据此建议，制定保甲法颁行。办法是：乡村民户以十户组成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主户中“物力最高”和所谓“有村干心力者”即最大的地主富户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主客户有两丁以上者都要抽一人作保丁，训练武艺。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巡警，遇有“盗贼”报大保长追捕。同保内有犯“强窃盗、杀人、谋杀、放火”等案，知而不告，连坐治罪。保内如有“强盗”三人以上居住三天，同保邻人员不知情也要治罪。保甲法颁布后，一○七一年先在开封府畿内各县实施，然后在各路逐步推行。《宋会要稿》载一○七六年各路“义勇、保甲民兵”数字，总数多至七百一十八万，其中民兵保甲有六百九十三万余，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主武装。

　　赵子几上书，已经明白指出，组成保甲，就可以使地主安居，不再担心农民反抗（“如此，则富者逸居而不虞寇盗”）。保甲法旨在保护地主利益，镇压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目的性是很明显的。如果说，王安石的理财诸法，虽然旨在增加宋朝的国用，但在打击大地主、大商人这一点上，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愿望，那末，实行起源于商鞅的保甲法，就充分说明变法派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和广大农民处在了相敌对的地位。

　　保马法——宋朝由牧监养马，侵占大量田地，每年消费甚大。原来群牧使李中师曾建言“省国费而养马于民”。一○七二年，神宗下诏许开封府界各县保甲养马，由提点司给配马匹。一○七三年，由曾布制定保马法颁行。保马法具体规定养马条例：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每户可给一匹，家产多者可给两匹。府县不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超过五千匹。马匹可用来“袭逐盗贼”，即镇压农民。养马者三等以上户十户为一保，四、五等户十户为一社。马死病，保甲马由保主独为赔偿，社马由社赔一半。此后保马法推行到其他各路。

　　练兵、保甲等法，暴露出变法派对农民起义的敌视，但同时也表明，王安石对待辽朝和西夏，是反对屈辱妥协，坚持抗战自卫的。北方边地的保甲，可以利用来守土抗敌；减兵并营、置将练兵等措施，对于提高宋朝军队特别是边防部队的战斗力，更收到显著的效果，一度扭转了真宗、仁宗朝的被动局面。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采纳王韶《平戎策》断西夏右臂的战略方案，发兵抗御西夏。一○七二年八月，王韶战败吐蕃部落，在武胜建镇洮军，又升为熙州。置熙河路。次年二月，王韶再次出兵占领河州，进据洮州、岷州、宕州、亹州（亹音门 mén），行军五十四日，共得五州，幅员二千里地，取得了北宋王朝对外作战的胜利。神宗把自己佩带的玉带赐王安石，来奖赏他的成功。王韶进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这次熙河之役，是变法派的一个胜利，是对保守派的一次有力打击。正因为如此，熙河之役的胜利，更加激起了保守派官僚们的忌恨。

　　在实行“富国强兵”法的同时，王安石还着手对教育、科举进行改革，目的是培育和选拔变法所需要的人才，为政治上的改革服务。早在仁宗时，王安石就在万言书中强调“陶冶人才”的重要性，指出当时学中所教都是章句之学、课试之文，完全不合“天下国家之用”，学生们“博诵强学”，“白首干庠序”，一旦从政，“茫然不知其方”。王安石执政后，愈加感到如不改革教育、科举制度，政治上的变法就难以实行。经过两年的准备，破除阻力，实行了新的贡举法，整顿了京师及州县学校。

　　科举的改革——宋朝大批文武官员都来自科举。科举以进士科为主，考试诗赋，以声病对偶定优劣，完全着眼于文字形式方面。明经科考试贴经、墨义，死背词句。如出题引《论语》孔子的话“作者七人矣”，考试七人的名字答卷。出题写某经的上句，答写下句。或出经书一句，答写这句的注疏。一○六九年，王安石执政之初，就建议改变这种科举法，废除诗赋、明经各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保守派激烈反对。苏轼说：“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必改变。并说：“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不以诗赋取士反而“无规矩准绳”，“无声病对偶”，“学之易成”，“考之难精”，弊病更大。神宗也被苏轼说得动摇。王安石坚持“贡举法不可不变”的主张，向神宗指出：旧的贡举法是使士人困于无补之学，闭门学作诗赋，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神宗又转而支持王安石。一○七一年二月，中书省颁布对科举的改革：废除明经科，废除考试诗赋和贴经、墨义。进士科的考生在《诗》、《书》、《易》、《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兼治《论语》、《孟子》。考试时，主要考这些经书的“大义”和殿试策（时论）。新的科举考试法比起雕琢文字、记诵词句的旧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但王安石把改革科举标榜为“使学者得以专意经术”，仍然以经学作为学术的正统。

　　学校的整顿——颁布新科举法八个月后，王安石着手整顿学校。首先改组太学。旧太学为保守派官僚、俗儒所把持，是反对变法的舆论阵地。国子监直讲颜复，以“王莽变法”为题考学生，影射攻击王安石变法。变法派把颜复等学官尽行撤职，委任陆佃、沈季长等变法派作学官。保守派讥诮陆佃等晚上在王安石处受口义，白天到太学照样宣讲，“无一语出己”。这种指责只能证明太学是按照王安石“一道德”（统一思想）的主张行事，成为变法派造舆论、育人才的场所。太学内部规章也做了一些整顿，学生名额增至一千人，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级。上舍生成绩优异的，不经省试和殿试，直接授官。

　　整顿太学后，又相继在京师设武学、律学、医学。以重视实际应用的精神，建立这些分科学校，是教育方面很有意义的革新。建立专学法律的律学，更体现出崇尚法治的精神。变法派还陆续整顿了州县之学，规定学官由朝廷委派，定期考核。

　　科举和教育方面的这些改革，使王安石的革新思想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直到北宋末年，王安石的学说仍在太学中留有相当大的影响。

　　王安石执政期间，也还采取措施，促进了农田水利的发展。变法派广泛听取发展生产的建议。社会地位低下的胥吏、小商贩、农民、仆隶以至犯过罪的人，只要能讲求水利和理财，都可直接来东京，到司农寺或中书省献策。兴修水利有成绩，还要授官嘉奖。如金州西城县葛德修筑长乐堰，引水灌田，授予本州司士参军。潭州湘阴县李度修筑两乡塘堤，补为本州官吏。在王安石的大力提倡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自一○七○年以后的六年间，京畿及各路兴修水利一万七百九十三处，溉田三十六万一千多顷。其中两浙路修水利最多，共达一千九百八十处，溉田十万四千多顷。蜀州修筑新堰，也可溉田三万九千多亩。

　　熙宁年间，各地还开发了大量的淤田。汴河两岸作闸，引河水在京东西路淤田，又引黄河、滹沱河、漳河水在河北路淤田。仅滹沱河两岸就得田一万顷。据王安石估计，开封府界京畿一带的淤田，每年可增产粮食几百万石。王安石又派平民李复、王谌（音辰chén）到川峡招募农民来京畿种稻，传播经验。京畿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等路修水田一千五百多处，辟为稻田。变法派贯彻执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方针，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三、保守派反攻，变法派败退

　　自从一○七○年以来，王安石战胜保守派，变法形成高潮。但保守派的进攻并没有停止。进攻集中在侵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免役和市易两法。他们在朝廷上的代表，是枢密使文彦博。和司马光一样，文彦博也以“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为理由，反对变法。一○七二年，华州山崩。文彦博又攻击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使华州山崩。王安石反驳说：“华州山崩，不知天意为何。天意不可知。人们所为，也不必合天意。”王安石的这个驳辩，实际上是对“天变不足惧”的进一步发挥。次年正月，文彦博再次攻击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有损国体”，是“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聚敛小臣，希进妄作”。文彦博这些陈词迂论并不能动摇神宗变法。保守派的大举反攻是集中在市易务实行“免行钱”的措施上。

　　京师开封原来由各商行为官府供给百货。官司上下勒索，至少在例额十倍以上。倘不如意，即恃权惩治。如三司副使因买来的靴皮不良，即处治行人二十人。商行因官司需索，赔累甚多。小商贩多因此失业。一○七三年四月，开封肉行徐中正等请求不再向各处供肉，仿照免役钱法，交纳免行役钱。神宗诏令市易务与开封府司录司详定诸行利害。八月，市易务制定“免行条贯”在开封商行中实行。各行按照收利多少交纳免行钱，免除行户对官府的供应。禁中（皇宫）卖买货物，也要下杂卖场、杂买务，由市易司估定物价高低。免行钱的收入，部分用来作为官员的俸禄。

　　免行钱又为朝廷增加一批收入，对商人也较为有利；打击的对象，是恣意勒索和从中渔利的上下官司，以至禁中的皇族、后族及左右的宦官。免行钱实行，这些人群起反对。一○七四年三、四月间，更与保守派官僚相配合，掀起了对变法派的围攻。

　　这次围攻的主要力量是来自宦官和外戚，并且得到仁宗的曹后（太皇太后）、英宗的高后（皇太后）和神宗的向后的支持。三月间，神宗开始动摇，问王安石免行钱事：“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王安石直接揭露宦官，说：“士大夫不满朝廷政事，与近习宦官相勾结。陛下只看朝廷大小官不避宦官的能有几人，就知道宦官的害政了。”王安石还说：“市易司若不是吕嘉问，谁敢守法不避左右宦官；不是我，谁敢为吕嘉问辩明，不怕得罪宦官？”几天之后，神宗又对王安石说：“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又说：“近臣（宦官）以至后族，没有不说不便的。两宫（太皇太后、皇太后）乃至泣下。”王安石愤而揭露后族说：“如后父向经从来就‘影占行人’、因推行免行新法，依条例收入。向经曾来文交涉，没有被理睬。又如曹佾（曹后弟。佾音逸yì）赊买人家树木不给钱，反而由内臣用假姓名告状，诬告市易司。陛下试看此两事，后族怎么会不反对呢？”王安石揭露后族，直指曹后和向后，勇气是足够的。但变法派遇到宫廷内这个拥有权势的新对手，处境日益困难了。神宗在后族反对声中，命韩维、孙永检查行人利害。这年又正值天旱不雨，神宗命韩维代草诏书罪己。诏书中暗指变法派是“阿谀壅蔽以成其私”，使“忠言”不能上达。神宗更加动摇了。

　　文彦博以外，参知政事冯京（富弼婿）成为变法派的劲敌。成都准备设立市易务，冯京举出“王小波之乱”因榷买货物而起，来反对市易，加重了神宗的动摇。冯京甚至多次制造谣言，破坏免行钱的实施。退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这时也上长篇奏疏，说读到诏书，高兴得掉下了眼泪。司马光列举“朝政阙失”六条：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置市易司，与民争利；四是“侵扰四夷”（指熙河之役），得少失多；五是保甲扰民；六是兴水利劳民费财。司马光的奏疏，几乎涉及到王安石所有的措置，对变法发动了全面的攻击。

　　连年大旱不雨，受灾地区的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以此为借口，纷纷指责变法触动了天怒。王安石反驳说：“水旱是常事，尧、汤所不免。应当更修人事，以应付天灾。”但是王安石的这一“天变不足惧”的论点，却遭到神宗的驳斥，说“这不是小事，所以这样恐惧，正是为人事未修。”光州司法参军、监安上门（东京城门）郑侠在冯京支持下，绘流民图送呈神宗，并上疏说：“去年大蝗，秋冬大旱，今春不雨，都是大臣辅佐不以道所致。”他建议将“有司掊克不道之政”（指新法）一切罢去，如果再有十天不雨，他情愿斩首。知青州膝甫上书说：只要陛下下一手诏，宣布“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悉罢”，就会“民气和，天意解”。一时之间，自宫廷至朝野形成了对新法的围攻。

　　形势变化，变法派内部也开始分裂。三月间，三司使曾布见神宗对王安石有所责问，变法动摇，竟联合市易的倡议人魏继宗反对市易法，攻击推行免行法的市易务和吕嘉问。曾布甚至对神宗说，他“召问行人，往往涕咽”，陛下“垂意于此，足以致雨”。神宗命曾布与吕惠卿根究（彻底检查）市易务不便事。吕惠卿坚持新法，与曾布议不合，曾布又向神宗攻击吕惠卿。曾布、魏继宗从变法派内部反对变法，王安石更为被动了。

　　后族大力攻击新法，神宗动摇，保守派反攻，变法派分裂，王安石陷于空前困难的境地。四月初，中书改定新法。在京免行钱，在贫下行人名下，特减一万贯。免在京市例钱二十以下者。在京诸门小贩税钱不满三十者，暂免交税。开封府界及诸路受旱灾到五分者，暂停催交欠负官物。又“劝诱积蓄之家赊贷钱谷”，有利息，由官府督交。流民给钱粮兴工役。诸条中，减免小贩税钱，是一个改进，但减免行钱是“依旧支应”，鼓励地主乘灾荒放债收息，更显然是对大地主的退让。与此同时，神宗又下诏受灾诸路编排保甲、方田造簿，都暂时停止。宫廷中后族继续进攻。曹后要神宗罢青苗、助役，令王安石出朝廷。曹后与高后又流涕对神宗指斥新法不便，说“王安石变乱天下”。王安石在围攻中无法继续执政，上章求去。四月中，神宗下诏：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王安石罢相，变法遭到严重挫折！

　　王安石罢相前，向神宗推荐吕惠卿。神宗以韩绛代王安石，以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保守派讽刺说，韩绛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新法仍继续推行。王安石去后，风浪暂平。章惇、曾孝宽受命继续根究市易司事，查对市易务及曾布奏文。八月间结案，曾布以“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及“奏事诈不实”罪，免职出知饶州。魏继宗追官停职。都提举市易司吕嘉问也以“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罪免职，出知常州。御史张琥（音虎hǔ）弹劾韩维、孙永查究免行钱事不当。韩维落端明殿学士职，孙永罢知开封府官。郑侠上书攻击，“惠卿朋党奸邪”，“请黜惠卿，用（冯）京为相”。神宗大怒，免郑侠官，编管汀州。吕惠卿进而追究郑侠攻击免行钱事。张琥与知制诰邓润甫受命办案，查出郑侠幕后的支持者冯京和王安国（安石弟，反对变法）等人。熙宁八年（一○七五年）正月，御史中丞邓绾与邓润甫上疏，定郑侠等罪。郑侠编管英州。冯京罢参知政事。王安国免官，放归田里。免行钱案定结，韩绛请求神宗召王安石复相。二月间，神宗派使臣持诏书去江宁府，召王安石回京师，恢复了相位。

　　免行钱案，变法派终于获胜，但保守派仍据育强大势力。王安石再度入相，朝廷上依然是密布阴云。四月间，神宗因辽朝求割地，向旧臣问对策。久已罢相在外的韩琦，指责置将练兵、编保甲，是“所以致契丹之疑”，青苗、免役、市易是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保守派又攻击说，河北、河东上户保下户借钱谷，下户缺食逃散，上户怕赔偿也一律逃避。对王安石最大的诬陷是赵世居狱。秀州团练使宗室赵世居被告发谋反，宋朝兴起大狱，牵连多人。与王安石相识的术士李士宁曾在十七八年前赠诗给赵世居母。查究此案的知谏查案的御史徐禧上疏，说士宁赠诗，不能定罪；揭露范百禄意在陷害王安石。五月间，神宗命曾孝宽、张琥查究徐、范曲直。原来李士宁所赠诗只是抄录了仁宗赐给大臣的两句挽词。李士宁得免死，以杖罪送湖南编管，范百禄也因此得罪。王安石渡过了这一险流，但仍困处在保守派的明枪暗箭之中。

　　在保守派的围攻中，王安石对神宗慨叹说：“天下事象煮汤，下一把火，又接着泼一勺水，哪还有熟的时候啊？”在王安石复相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变法派仍然处境艰苦，难以继续前进。

　　修订三经新义——王安石改革科举、整顿学校后，设置经义局，与吕惠卿、吕升卿（惠卿弟）、安石子王雱（音乓pāng）及诸门人撰述经义，作为学校的读本。王安石复相后，重又主持此事。六月间，撰成《诗义》、《书义》、《周礼义》进呈神宗，颁于学官。科举考试，以此为准。《诗义》、《书义》多出于王雱和吕氏兄弟。《周礼义》全由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序》说，“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撰《周礼义》，显然是想系统地说明变法的依据。撰三经新义是想“使学者归一”（神宗语）。王安石在《书洪范传后》中曾慨叹学者“蔽于传注之学”，既不能提问又不会思索。新义打破“先儒传注”，依托儒家经典来宣传变法革新的思想，一时号为“新学”。新学包含着变法思想的内容，但依然根据儒家经典讲述礼法名分，维护伦常。这又说明王安石并未能超越儒家思想的樊篱。　　①

　　变法派分裂——王安石复相前，韩绛与吕惠卿遇事多不合。王安石因任用提举市易司官员等事，又与韩异议。韩绛坚请辞相，八月间出知许州。吕嘉问在免行钱案查结后，又被任用。王安石荐吕嘉问重领市易司事。吕惠卿对吕嘉问多有不满。王安石不循资历进用新人，也与吕惠卿时有不合。三经新义颁行后，王安石因《诗义》经吕惠卿兄弟修改，不合己意。九月间，将新旧本一起进呈神宗。上疏说明，当时没有坚持己见，颁行后学者认为多有不妥，请将《诗序》用吕升卿的解释，《诗义》仍用旧本。吕惠卿上疏自辩，说所有修改处都曾送给王安石详定，安石何至忘记？新本已刊印千本，现在安石又请用旧本，不知何意。吕惠卿以为中间必有人故意离间，请求夺官。王、吕之间，日益破裂。御史中丞邓绾，据王雱意，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钱置田，由县吏收租，“交结贪浊”。吕惠卿上章自辩，并罗列与王安石议论不合诸事，然后罢政。十月，出知陈州。邓绾又奏三司使章惇与吕惠卿“协力为奸”，章惇出知湖州。王安石复相后，变法派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分裂！

　　对辽割地——一○七四年，辽道宗派萧禧使宋，要求割地划界。宋辽往来交涉，迁延不决。一○七五年三月，萧禧又来索取河东黄嵬山地，要求重新划界。韩琦等保守派借此攻击新法招致辽疑。王安石对神宗说：不应满足萧禧的要求，“示弱太甚，召兵之道”。吕惠卿也说：“让萧禧得地受赏，以后辽人谁还不想再来侵侮。”六月，神宗派沈括出使辽朝，沈括依据旧日文书查明原议疆地书是以古长城为界，黄嵬山相去三十余里，不应允辽议。沈括出使，沿途绘图记事，回朝报命。七月间，萧禧又来索地。神宗说：“看来不能和他争，虽然更不讲理，也还得应付。”王安石提出异议，神宗不理。神宗派韩缜使辽，接受以黄嵬山为界，割去河东地东西七百里。在对辽交涉中，神宗和王安石也有了分歧。

　　新法逆转——王安石复相之初，四月间，曾对神宗说：“近来京师大姓多停开质库，市易打击兼并的效果，似已可见到。应当再修法制，驱使平理。”神宗说，“均无贫固然好，但此事很难啊！”王安石得不到神宗的支持，市易法无法再向前推进。免役法甚至出现倒退。八月间，因司农寺议，官户所输助役钱，减免一半。九月间又补充规定，官户产钱占全县十分之一者，只减役钱一分，但仍是对官僚们的妥协。司农寺又在八月间修订保甲法，诸路主客户五家相近者为一小保，五小保为一大保，对农民的统治更加严密。开封府界五路，客户被排除，只选主户有二丁者入正保。原来一保有至数十家，距离甚远，也改为按诸路办法编排。对大商人的限制不能再进一步，对官僚地主妥协，对农民群众加强镇压，新法逐渐逆转了。

　　变法派退让，保守派加紧进攻。十月间，天空出现彗星，又成为攻击新法的一个借口。曹后和高后又出来反对，神宗也下诏说，天变不敢不惧，要群臣直言朝政缺失。王安石申辩说：“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不止，上下傅会，岂能没有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王安石的这个申辩，继承荀子《天论》、柳宗元《天说》的论点，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变和人事的关系，“不足信”是“不足惧”说的一个发展。神宗诏下，旧相富弼和前御史吕公著、张方平等相继上疏，说“法既未协，事须必改”，“如救焚溺，势不可缓”。要神宗立即改变新法，说否则将有更大的“天变”。王安石向神宗力争，主张对不附新法者治罪，说“不然，法不行”。但王安石的这个积极的主张，却遭到神宗的拒绝。神宗回答说：“听说民间也颇苦新法。”王安石说：“如天寒下雨，还有人埋怨，这岂足恤！”神宗说：“如果连这些埋怨都没有，岂不更好！”王安石的主张无法贯彻，只得称病家居，不出来管事。神宗派宦官去慰问，从早到晚去十七次，给假十余日，又迫使王安石再出来执政。但新法依然难得推进。熙宁九年（一○七六年）正月，司农寺奏，畿内去年灾伤，民间已经欠青苗钱者许再借赁一次，神宗不准。中书又奏请常平钱岁给有余时，民间缺钱许以物产抵押借贷，神宗又不准，并下诏今后仓库常留一半，其余才给散支借。青苗法本意在夺取大地主放高利贷的利益，神宗砍去一半，对保守派是个重大的退让。青苗法也逆转了。

　　吕惠卿罢政前，曾对神宗说：“王安石这次回来，常常称病不管事，与以前大不相同。”一度罢相后，王安石再陷于困难的处境，多少削弱了变法初期一往无前的锐气。保守派势盛，变法派削弱，神宗更加动摇，王安石已无法独力扭转政局了。一○七六年春天，王安石即上章请求罢相归田，连上四五次，至十月间获准罢相，出判江宁府。此后，再没有回朝。王安石再次罢相，昭示了新法失败的前途。

（二）神宗“改制”

　　王安石罢相，神宗用枢密使吴充代王安石，吴充是王安石的姻亲（吴充子是安石婿），但并不赞助新法，实际上也是个保守派。神宗以他为“中立无与”，用为宰相，又起用冯京知枢密院事。这表明神宗已无意再推行新法了。一○七七年，司马光写信给吴充，要求尽罢新法。此后，吴充多次说新法不便，因判司农寺蔡确（一○七九年为参知政事）力争，只将方田法罢废，其他新法还得以维持。但此后的十年间，神宗不再去推进理财诸法，而只是着意于改革官制和强化军兵保甲。以抑兼并为中心的新法转变为加强宋王朝国家机器和地主武装的所谓“改制”了。

　　官制的改革——神宗元丰年间（一○七八——一○八五年）对官员众多、名实不符的旧官制，作了如下的一些改革：（一）三省仿《唐六典》制度，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复，尚书省执行。三省分班奏事，权归中书。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副相参知政事改称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以下官名也有改易。（二）尚书省六部和所属机构的官员都实际任事。凡是徒有虚名的官称，一概撤消，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重斩编制成二十五个官阶。官员按规定的官阶领取傣禄，又称寄禄官。（三）省并机构。如三司使并入户部，审刑院并入刑部，审官院并入吏部，礼仪院并入礼部等等。

　　强化军兵保甲——改革官制时，有人建议，把军事机构枢密院也并归兵部。神宗驳斥说：“祖宗不愿兵权归执政官，所以专设官统领，以互相节制，怎么可以废除！”改制后，枢密院仍保持独立的军事系统，并不断加强了军队。王安石变法时禁军裁并到五十六万多，元丰时又增加到六十一万多人。各地厢军增加更多。新法中组织地主武装的保甲法也又有了进一步的强化：（一）各路保甲原归主持新法的司农寺管辖，一○七五年九月，改隶尚书省兵部，后又在各地设提举官统领。（二）开封府界、西北三路、广南东西路等地保甲，教练武艺，由大保长充教头。以后又推行到其他各路，设置神宗元丰时改定官制表教场，教练战法。骑丁习马枪，步丁习弓弩、步枪。（三）保甲养马。一○八三年，河东路提举保甲官请令保甲买马，以教骑战，得马近七千匹。此后，保甲都由官府给钱买马。次年又诏京东西路保甲每一都保养马五十匹，免教阅，养户马者免保马。实际上是户马变成为保马。（四）开封府界五路地主武装“义勇”一律改为保甲。部分地区并用义勇保甲轮番代替禁兵。保甲法的推进使地主武装更为加强了。保甲法原规定以四等以上的主户出丁，实际上保长以上的各级头目都完全是地主豪强，一般保丁多由五等户以下的贫下户充役。保长、保正对贫下户保丁任意压榨虐待，婚姻丧葬要贫下户送礼，秋收夏熟要敲诈丝麻谷麦，到城市要供应酒食。稍不如意，就要鞭打。贫下户隔几天就要停止耕作，接受教练。习练不好，又要遭受县里差派的监教官和保正、保长的毒打。定州新乐县一教场，保丁五十人，有四十九人受“臀杖”（打屁股）。先打一边，留一边下次再打。贫下户保丁遭受无穷的剥削勒索，又遭受残酷的压迫，往往逃跑外乡，甚至有的贫下户自己弄瞎眼睛，切断手指，变成残废来逃避充役。这种情形发展到一○八四年间，到处爆发了保丁的武装反抗。河北保甲，百十个人为一群，起义反抗，州县不敢奏报。澶州、魏州一带的保甲发动起义，与起义农民相结合，惊动一路。澶州、滑州之间，有单安、王乞驴、张谢留等为首的保丁起义，往来二州之间，夺取地主的财物，焚烧房舍，杀官吏，进入卫州界。获鹿县的保丁愤起砍射教练的官员提勾孙文、巡检张宗师。陕西军士王冲在商、虢州界起义，聚众数千人，乘保马到各处杀伤官吏，冲击保甲团教场。司马光奏报说：“置保马本来要逐‘盗’，现在反而是‘盗’的工具了。”宋王朝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保甲、保马，激起了农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保甲、保马的反动性也就更加明显了。

　　面对农民和保丁的反抗，神宗又加强了镇压。一○八四年，神宗下诏，知情雇用、藏隐逃亡保甲之家，比逃亡保甲减三等治罪，罚出赏钱给告发人。又下诏立重法。原来开封府各县，对“盗贼”立重法，“劫盗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处”，并没收家财，“妻子编置千里”。神宗将重法推广到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州县，并规定：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烧房百间，或群行于州县，在江海中劫船等，虽然不是重法之地，也以重法论罪。

　　神宗在改革官制，加强地主武装的同时，还曾对西夏发动了两次进攻，遭到惨重的失败。

　　熙河之役后，宋朝形成对西夏的包围。一○八一年，西夏皇室内乱，梁太后囚禁夏帝秉常。神宗以为有机可乘，以熙河经制使李宪领大兵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分兵五路围攻西夏。刘昌祚军先至灵州城下。高遵裕也领兵赶到。围城十八天，不能攻下。夏军决黄河水灌宋营，断绝粮道，宋兵冻溺死者无数，大败而回。其他各路进取古兰州、葭芦（葭音佳jiā）、吴堡、义合、米脂第地，夏军诱敌深入，坚壁清野，断绝宋军后路。宋军粮饷不继，无功而返。灵州之战，宋军先后损失至四十万人。

　　一○八二年，神宗用给事中徐禧议，在银、夏、宥三州界中筑永乐城，企图困住兴州夏军。城小兵多，又无水源。西夏发三十万大兵围攻，宋兵多饥渴致死。永乐城陷，徐禧等败死。宋军前后死亡将校二百余人，士兵、民夫又损失二十余万。

　　宋军两次惨败，损失极重。永乐城败报传来，神宗临朝大哭，只好仍维持原来对西夏的和议，“岁赐”仍旧。这时王安石早已罢相家居，但保守派官员却说这两次惨败是因熙河之役而起，又为攻击变法派制造出一个口实。一○八三年，富弼病死。他在死前，写好遗章，提出“天地至仁，宁与羌夷校曲直胜负”的理论，借着对西夏战争的失败，攻击新法。

　　一○八五年三月，神宗病死。王安石在江宁作诗哭悼说：“聪明初四达，俊义（音义yì）尽旁求，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又说：“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王安石的哭悼不仅是出自个人间的情感，而且因为他一生的变法事业和神宗紧密地联在一起。王安石初变法，以理财为先，打击的矛头指向大地主、大商人，但变法派站在同人民群众相敌对的地位，而把新法实行的希望主要寄托于神宗。王安石罢相，神宗病死，新法继续推行的希望渺茫了。

　　在王安石罢相、神宗改制的这段时间里，保守派却在积极地进行着向变法派发动反攻的准备。司马光退居洛阳十五年，表面上优游闲散，实际上从未停止活动。文彦博、富弼、吕公著以及程颢等人，也都长期定居在洛阳。退朝的司马光竟被人们叫做“真宰相”，其实是组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在野集团。他们以所谓“真率会”、“耆老会”等等为名，相互联络，从政治方面和学术理论方面，策划对变法派的反攻。程颢和弟程颐，在洛阳宣讲《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等篇，号称“洛学”，或程学。　　①程学与王安石新学的对立，由此成为学术思想领域里的主要分歧。

　　保守派有了长时期的政治上、理论上的准备，斗争不可免了。

（三）变法派保守派互斗

　　神宗死后，变法派和保守派分别在皇族和后族的支持下，形成互相敌视的两大势力，继续展开激烈的搏斗。

一、保守派执政

　　神宗死，十岁的幼子赵煦（音旭xù）继皇帝位（哲宗）。英宗的高后称太皇太后（曹后己死于一○七九年），处理军国大事，建年号元祐。一贯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刚一执政，便派宦官去问司马光，当以何事为先。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次年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即左宰相。吕公著也被召入朝为尚书左丞，次年为右仆射。保守派再度掌握政权，在高太后支持下立即对变法派展开攻击。

　　罢新法——司马光五月间入朝执政，即上章攻击变法派多以己意变革旧章，谓之新法，请求革去。有人以为神宗刚死，不宜骤改。司马光力争说：“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改之当如救火拯溺。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高太后、司马光等首先罢废保甲教练和保马：接着，罢市易，废青苗，停止助役钱；最后，罢免役法，恢复旧的差役法。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安石所实行的各项新法，几乎全部被罢废了。

　　司马光对变法派嫉恨如仇，甚至不顾宋朝的利害，凡是王安石实行的新法，都必求罢废而后快。元祐元年（一○八六年）正月，司马光在病中说：“四患未除，我死不瞑目！”（四患指青苗、免役、置将和对夏作战）青苗法罢后，司马光的好友范纯仁因国用不足，建言再立散钱出息之法。司马光具奏说，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现在禁抑配，就没有什么害处。几天之后，又觉得不妥，带病入朝，对高太后说：“是什么奸邪，劝陛下再行此事！”高太后只好下诏“青苗钱更不支表（散发）”。司马光欲废免役（雇役），恢复差役旧法。变法派章惇争辩说：“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之害，至于役法，如以差代雇，须详议熟讲，或者才可行。”苏轼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要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劝说“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司马光一概不听。一○八六年三月，终于恢复了差役法。王安石在江宁，听说罢新法，默不作声，直到传来罢雇役复差役的消息，才惊愕地说：“也罢到这个么！虽然如此，此法还是不可罢的。创立此法，我曾和先帝商讨两年之久，已经设想的很完善了。”四月初，王安石忧病而死。在对夏政策上，司马光也完全改变了王安石的抵抗主张。西夏统治者在哲宗继位后，派使臣勒索兰州、米脂等五寨。司马光一口应允，并指责不赞成的大臣，是“见小忘大，守近遗远”，说是“惜无用之地”，会造成“兵连不解”的后患。司马光甚至主动提出要把熙河一带也一并奉送给西夏，由于遭到反对，未能实行。禁新学——司马光刚一执政，就要任用程颢，但程颢恰在这时病死，于是破格起用“河南府处士”程颐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又擢任为崇政殿说书，为哲宗讲授儒学。起用的诏令说：“孔子说举逸民，所以起用你，为洛阳人作个样式。”吕公著执政，遇有疑难，也向程颐请问。程颐特别强调从思想上对王安石的“新学”进行清除，说“介甫之学”是大于“浮图之术”（佛教）的大患，并且说：“今天新法之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新法罢废后，司马光又改科举考试法，立九经，依照旧注讲说，不准用王安石的经义。元祐二年（一○八七年）正月，高太后又采吕公著议，下诏：科举考试只许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准引用申（不害）韩（非）”。这些活动，从反面说明了王安石经义的革新倾向，也再一次表明，程学与王学的对立。

　　排挤变法派——一○八五年三月神宗死时，王珪（左仆射。珪音规guī），蔡确（右仆射）为相，章惇为门下侍郎，共同扶立哲宗。神宗死后两月，王珪病死。蔡确为左相（首相），知枢密院事韩缜（音诊zhěn）为右相，章惇改任枢密院事，军政权都还在变法派手里。司马光人为门下侍郎，即荐用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李常、孙觉、梁焘、王岩叟、苏轼、苏辙、朱光庭等一批官员。又说文彦博、吕公著、冯京都是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也叫他们各举所知。七月，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司马光等人随即着手排挤变法派。蔡确当时受命为“山陵使”治理神宗丧葬事。章惇对司马光废新法用旧人多次争论。保守派借此并力弹劾蔡、章。十月间，御史刘挚上言，神宗皇帝灵驾进发前，蔡确没有入宿守灵，“慢废典礼，有不恭之心”。朱光庭弹劾蔡确“为臣不恭，莫大于此”，章惇“欺罔肆辩”，韩缜“挟邪冒宠”。王岩叟说，章惇争辩用人，“是不欲威权在人主”，应当罢免。十二月，刘挚进而指责蔡确与章惇固结朋党，说“确与惇不罢，则善良无由立”。朱光庭直接奏呈“蔡确、章惇、韩缜宜令解机务。司马光、范纯仁宜进之宰辅”。这年无雪天旱。元祐元年（一○八六年）正月，王岩叟又以天旱为理由，直指大害莫如青苗、免役，大奸莫如蔡确、章惇。在保守派合力围攻中，蔡确在闰二月罢相，司马光以门下侍郎进为左相，章惇也被罢免，以范纯仁知枢密院事。四月，韩缜罢相。五月，吕公著进为右相。司马光又请召老臣文彦博还朝。文彦博年已八十一，由儿子扶掖上殿，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变法派的主要官员相继被排挤出朝，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在高太后支持下，掌握了全部的军政权。

　　保守派得势，对变法派打击不遗余力。有人写信给司马光说：“王安石居相位，中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新法才能实行。现在只起用二三旧臣，六七君子，如何可为！”在朝外的变法派重要人物，首先是吕惠卿。吕惠卿被动赃罪，出知延州，长期不能查实结案。一○八二年又加大学士，知太原府。司马光任相后，苏辙、王岩叟、朱光庭等连续上章，说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心腹”，青苗、助役都出其手，兴大狱，威胁郑侠、王安国，又与王安石相攻击，连猪狗都不如。应当明正典刑，追削官职。一○八六年六月吕惠卿降四官，落一职，分司南京（商丘）。苏辙、王岩叟等又上疏说：“虽然在常人处罚已算不轻，但吕惠卿如同鲁国的少正卯，不应如常人用常法治。”高太后又责授吕惠卿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朝臣中尚书左丞李清臣因反对罢废新法，在一○八七年四月罢职出朝。保守派进而指王安石、蔡确为奸党。梁焘开列蔡确亲党蔡京、蔡卞等四十七人；王安石亲党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张商英等三十人。列为奸党，当然就不能继续在朝。保守派在废新法的同时，又企图把变法派一网打尽！

　　保守派分化——一○八六年九月，司马光病死，文彦博继任左相。保守派取得权势后，开始分化为若干小集团。程颐因司马光的推荐，进为崇政殿说书，为十一岁的哲宗皇帝讲经学。程颐进札，要皇帝左右的宫人、内臣都选四十五岁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伺候起居。皇帝动静都要让讲经的官员知道。程颐以老师自居，对哲宗正色训诫，又主张一切用古礼。中书舍人苏轼讥讽他不近人情。程、苏日渐对立。程颐门人谏官贾易与朱光庭等结为朋党，以程颐为首，号洛党。苏轼与御史吕陶等结为蜀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御史台官员结为朔党（河北人）。几个小集团互相攻击。一○八七年，洛党贾易、朱光庭劾奏苏轼考试策问出题是讥讽仁宗和神宗。吕陶反攻贾、朱等身为台谏官，不应假借事权报私仇。洛党贾易又劾奏吕陶与苏轼兄弟结党，并涉及文彦博、吕公著。高太后大怒，罢贾易谏官，出知怀州。御史胡宗愈、谏官孔文仲等劾奏程颐“汗下险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八月，程颐罢崇政殿说书，出管西京国子监。

　　一○八九年，因贬蔡确，又起纷争。蔡确在安州赋诗十章，被保守派指为讥讽高太后。高太后大怒，重罪贬谪新州。左相范纯仁向高太后建言，“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暖昧不明之过，窜诛大臣”。蔡确贬后，吕大防以为蔡确党盛，不可不治。谏官刘安世、吴安诗等因奏范纯仁也是蔡确一党，罢相出知颍昌。一○九○年，文彦博年老告退。吕大防为左相，朔党刘挚为门下侍郎，次年进为右相。吕、刘又不和。御史杨畏依附吕大防，劾奏刘挚，刘挚被罢相，知郑州。朱光庭为刘挚辩解，也罢给事中，出知毫州。保守派官员结为朋党，相互攻击，陷入一片混斗之中。

　　高太后执政前后共九年，一○九三年九月病死，哲宗亲政，变法派再次与保守派展开斗争。

二、变法派再起

　　一○九三年十月，十九岁的哲宗开始亲政。在此以前，保守派的老臣遇事情奏高太后，不以哲宗为意。皇族与后族日益矛盾。高太后死，苏轼见形势有变，请求出朝，知定州。范祖禹、苏辙等上疏要哲宗“深拒奸说”（指变法派）。十二月，礼部侍郎杨畏上疏，请哲宗继述神宗法制，并称赞王安石的成就，请召回章惇、吕惠卿、安焘、邓润甫、李清臣等执政。一○九四年二月，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三月，考试进士策问，李清臣出题，指责罢废新法。苏辙上疏攻击，哲宗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出知汝州。进士由杨畏覆考，考卷赞同熙宁、元丰新法者，都得前列。从此，继述神宗新法的舆论传播开了。

　　哲宗在三月间罢免了左相吕大防，使出知永兴军。四月，起用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张商英为右正言。张商英请恢复神宗政事，并请改年号。哲宗下诏，改元祐九年（一○九四年）为绍圣元年，表示决心继承神宗。随即任命章惇为首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范祖禹因反对用章惇，被罢免翰林学士职。右相范纯仁辞官出知颍昌。章惇为相，蔡卞、蔡京、林希、黄履、来之劭等都人朝任要职。吕惠卿知大名府，又转知延安府备西夏。变法派在哲宗支持下，再度掌握政权，展开对保守派的反击，逐步恢复新法。

　　反击保守派——一○九四年七月，御史中丞黄履、张商英、来之劭等上疏，论司马光变更先朝之法，叛道逆理。哲宗追夺司马光、吕公著死后所赠谥号，毁所立碑。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贬官。哲宗下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罪，布告天下。”章惇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揭榜朝堂。次年八月，又下诏：吕大防等永远不得引用及恩赦。范纯仁上疏，请将吕大防等原放。范纯仁因此落职，徙知随州。一○九七年，再次追贬司马光、吕公著及王岩叟等已死诸人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流放到岭南。文彦博由太师贬为太子少保。被贬官者共三十余人。

　　元祐时史官范祖禹、黄庭坚等修神宗实录，有意篡改事实，诋毁新法。哲宗命蔡卞（王安石婿）重修。依据王安石的《日录》和有关纪录核对，查出篡改诬陷事迹。范祖禹、黄庭坚因此降官，遣外州安置。

　　复新法——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再度执政，逐步恢复新法。一○九四年四月，依据神宗元丰八年条例，复免役法，改定免役宽剩钱不得过一分（元丰时限二分）。一○九五年，复青苗法。董遵等建言，青苗禁抑配，只收一分息。一○九七年，复置市易务。用现钱交易，收息不过二分，不许赊请。同时复行保甲法。一○九八年，章惇主持编定常平免役敕令成书，颁行全国。大抵在此几年间，新法只是恢复到王安石罢相后元丰时的状况。变法派再起，并没有能够朝着打击大地主、大商人的方向，再向前进。免役法恢复时，规定各地豪强地主大户出免役钱在一百贯以上者，每一百贯减三分。像这样的变动，竟是对大地主有利了。

　　变法派再分裂——哲宗统治时期，前后不过六年。在此期间，变法派再度出现分裂。章惇原议文彦博以下三十人，都流放到岭外，中书侍郎李清臣持异议，以为流窜累朝元老，将使舆论震动。哲宗采清臣议，重罪数人，其余不再问罪。章、李由是不和。一○九七年，李清臣被弹劾，出知河南府。张商英与来之劭不和，开封府官说张商英曾派人谋害来之劭。张商英因此贬官外出。杨畏在元丰时是变法派，元祐时曾一度附吕大防，高太后死，最先主张复新法。右正言孙谔说杨畏是“杨三变”，杨畏因此落职。孙谔论免役法，主张兼采元丰、元祐。蔡京说孙谔欲申元祐之奸，孙谔又因此罢职。曾布在王安石初次罢相时，即上疏攻击市易，与吕惠卿、章惇分裂。一○九四年六月，曾布被任为同知枢密院事，向哲宗攻击吕惠卿，说吕不能在朝。吕惠卿因此始终任外官。曾布又攻击章惇引用小人，“专恣弄权，日甚一日”，并攻击章惇任用吕升卿、周秩、林希等变法派。一○九九年，曾布更进而指责章惇、蔡卞对元祐党人处理过分，是“报私怨”。曾布在变法派中反复无常，恶意攻讦，所起的破坏作用，是严重的。变法派再起，势力本来薄弱，内部分裂，更加削弱了。

三、向太后当权，变法派被逐

　　元符三年（一一○○年）正月哲宗死，无子，异母弟端王佶（音吉jí）即位作皇帝（徽宗）。神宗皇后向氏以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和高太后一样，向太后也从来就是新法的反对者。向后当权，变法派再次遭到沉重的打击。向太后以章惇为哲宗山陵使治丧。二月，起用韩琦子韩忠彦为门下侍郎。韩忠彦于元祐时曾被擢任知枢密院事，哲宗亲政，与曾布同领枢府。哲宗绍述神宗法制，韩忠彦反对，出知真定，又改知大名。向太后立赵佶为帝时，章惇曾认为赵估“轻优”，“不可以君天下”，持有异议。曾布当面呵斥说：“章惇！听太后处分！”曾布因此得到向后的信用，与韩忠彦合力打击章惇为首的变法派。

　　三月间，韩、曾首先荐用陈瓘（反对章惇复新法。（瓘音贯guàn）和邹浩（哲宗时因弹劾章惇被罢职出朝）为左、右正言，龚夬（音怪guài）为殿中侍御史，控制了御史台的言路。同时，排挤中书舍人张商英出朝为河北路转运使。四月，罢黜御史中丞安惇出知潭州，韩忠彦进为右相。又恢复范纯仁官职，范以年老失明，请准归乡养老。五月，进而追复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原官。

　　五月间，龚夬等弹劾蔡卞在哲宗朝助章惇陷害“故老元辅”。蔡卞罢尚书右丞，分司池州。有关官员也被指为“卞党”贬官。九月，章惇又以山陵使“奉使无状的罪名被弹劾罢相。安惇、蹇序辰（蹇音剪jiǎn）免官除名，放归田里。蔡京被指为与弟蔡卞同恶，罢翰林学士承旨，出知永兴军。林希落职，知扬州。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几乎全部被罢黜出朝。韩忠彦进为左相，曾布以知枢密院事进为右相，韩、曾由此掌握了全部政权。

　　王安石初变法，荐用曾布。但在以后变法派与保守派的论争中，曾布几次看风转舵。拜相后，写信给弟曾肇说：“我从熙宁时立朝，以至今日，时事屡变。我不曾雷同熙、丰，所以得免元祐的贬斥。我不附会元祐　　，所以又得免绍圣时的中伤！坐看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我独泰然自若”。曾布以追随变法派起家，但早已是一个投机家。向太后还政给徽宗，曾布又向徽宗秘密建言绍述父兄（继承神宗、哲宗）。徽宗则以消除朋党为名，来稳定宋朝的统治，一一○一年改元“建中靖国”。这年正月，向太后病死，宋朝在徽宗统治时，进入了更加黑暗、腐朽的阶段。

（四）徽宗、蔡京的腐朽统治

　　徽宗想要清除朝廷内部的争论，曾布又主张“调和元祐、绍圣之人”，两者并用。但遭到反对，无法实行。权给事中任伯雨上疏说：“人才固不当分党与，但君子小人不能并用。”邓绾子邓洵武对徽宗说：“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反对新法，是继承父志。陛下是神宗的儿子，为什么反而不能绍述神宗呢？”徽宗“调和”不成，又决意再度“绍述”。一一○二年又改元“崇宁”，意为崇法熙宁。在这年先后罢免韩忠彦、曾布的相位出朝，起用蔡京入相。

　　蔡京早年曾追随变法派，元祐初年，司马光废免役复差役。蔡京知开封府，依司马光的限令，五天之内在开封府各县全部废复完毕。司马光大喜，说：“假使人人都象你这样，还有什么不可行呢？”绍圣时，章惇复新法，蔡京又转而依附章惇。以后贬居杭州，与徽宗宠幸的大宦官童贯结识。童贯去杭州，搜访书画奇巧，蔡京以所画屏风、扇子等进献。童贯向徽宗荐蔡京可相。道士徐知常也在宫中活动，推荐蔡京。蔡京依靠宦官道士们的支持而被起用，与童贯等结成小集团，以“绍述”为名，把新法篡改为对广大群众的恣意搜括。在徽宗统治的二十多年间，蔡京曾因遭到反对，前后三次短暂罢相，但在长时期里，与童贯等掌握着全部军政大权。在徽宗、蔡京的统治下，宋王朝日益黑暗、腐朽。

　　打击异已——蔡京执政，定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韩忠彦、苏轼、苏辙、范祖禹、龚夬、任伯雨等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由徽宗书写刻石，称党人碑，立于朝廷端礼门。已死者削官，生者贬窜。又将元符末向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分为正邪两类，再各分上、中、下三等。邪类五西余人，都加降责。后又将元祐、元符党人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石朝堂。打击的对象，也包括章惇等变法派。指章惇、黄履等十余人为“党人”，“为臣不忠”，也和元祐党人一样对待，予以贬逐。张商英曾被徽宗起用为尚书左丞，与蔡京议论不合，蔡京指张商英写过《嘉禾颂》是“议论反覆”，列入元祐党籍，落职出朝。李清臣也被列为元祐奸党。蔡卞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坚持主张遵循王安石，与蔡京不合，又被排挤出朝。

　　尊儒崇道——徽宗、蔡京举行尊儒活动，以粉饰升平。徽宗到国子监，为祭祀孔子的大殿定名“大成殿”，并且亲自题写大成殿匾额。蔡京子蔡攸要朝中官员都去“瞻仰”。官员众多，分作两日，大造声势。曲阜孔庙也重修大成殿。徽宗又规定孔子像用十二旒王冕，执镇圭，“并用王者之制”，把孔子抬高到帝王的地位。孔子后裔，仁宗时期封衍圣公。哲宗时改封奉圣公，不得任官职。徽宗又恢复封衍圣公的制度，世代袭封。孔子用王制祭祀，建大成殿，以及封衍圣公等制度，宋以后历代相沿不改。创始者是宋徽宗。宋朝以前，孟子不单独祭祀。仁宗时，孔子后裔孔道辅知兖州，在邹县东北建立孟庙，祭祀孟子。孙复还为孟庙撰写了碑文。徽宗时，由朝廷赐钱三百万重修孟庙，并设举事官一员管理孟庙孟林，全仿孔庙制度。一一二二年，又用钱二百万在邹县南门外，新建孟庙。孟庙规模仅次于孔庙。孟子的地位也被提高到仅次于孔子。

　　徽宗、蔡京又迷信道士，大建道观。徐知常推举温州道士林灵素入朝。林灵素对徽宗胡诌大话，说：“天有九霄，最高是神霄。神霄玉清王者是上帝长子，号长生大帝君。陛下就是长生大帝君下凡。蔡京是仙官左元仙伯。”徽宗大喜。在徽宗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玉清神霄宫，铸神霄九鼎。又在皇宫附近建上清宝箓宫（箓音陆lù）。林灵素在宫中聚道士讲道，徽宗在旁设帐听讲。道士们上徽宗称号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又据蔡京的建议，汇集古今道教事，编为道史。依科举制设立道学，道士考试作道官。全国各地都修建道观。道士领取俸禄。每一道观给田地上千顷，纵令道士剥削农民，坐食百姓。

　　搜括勒索——蔡京入相，依仿三司条例司旧例，设置“讲议司”制定法令制度，由他亲自提举。除方田法在部分地区恢复外，原来抑兼并的法令都变质为对人民群众的敲剥。免役法的恢复，起初只是依据哲宗绍圣时的法令，后来不断增加各种名目的雇役钱，任意勒索。如巩州的役钱，由元丰时每年的四百贯增加到近三万贯。各地“支移”加征“地里脚费”，一斗收脚钱五十六文，与元丰时的正税相当。脚钱又反复折算，增加数倍。据《文献通考》说，“农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给”。王安石变法时，从大地主、大商人夺取到部分剥削利益，为宋朝增加了大批财富。据说熙宁、元丰时内外府库充衍，各路积存的钱谷，可支用二十年，小邑的积存也不下二十万。至徽宗时，各地仓库，还有余存。东南六路的粮米，自江浙到淮甸，沿途设置七个仓库，经常有六百万石的积储。用来作本，按岁时丰歉平抑粮价。蔡京用姻亲胡师文为发运使，将江淮、荆浙等路本钱几西万贯全部搜光，上贡给朝廷挥霍。胡师文人朝为户部侍郎。其他各路也相继按此法办理，各地仓储钱谷全被搜空。各路规定每年向朝廷的上供额，比原额增加到十几倍。

　　一一○二年，蔡京先恢复旧时的榷茶法，禁止私贩茶，设官场专卖。一一○四年又罢官场，许商人向园户买茶贩卖，由官府“抽盘”（抽税）后批给“茶引”。朝廷一年的茶税收入，增加到四百余万贯（仁宗时为三十三万余）。每年以一百万贯供皇帝“御用”。普遍增收茶税，实际上只是加重对园户的剥削。又改钞盐法，由商人先向朝廷出钱买盐钞，凭盐钞去产地领盐贩卖。盐钞屡次变易，朝廷获利，大小商人均受亏损，最后还是转嫁给人民。当时就有人指出“下民疾苦”中“惟茶盐法为最苦”。一切刻剥之法用尽后，徽宗又用宦宫李彦设立“西城括田所”在各地“括公田”，即把民间田地强占归朝廷，课收“公田钱”。这样强占的田地竟达到三万多顷。

　　一一○二年，杭州设置明金局，由童贯主管。每天要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室造作牙角金玉竹藤织绣筹各种奢侈品。所需物料，全向当地民间征敛。一一一○年，又设苏杭应奉局，蔡京命朱勔（音免miǎn）管领，搜罗各种花石树木运到京师，供徽宗赏玩。朱勔等凭借权势到处横行。凡民家有一石一木被看中，就带领兵士抢走，甚至拆墙拆屋搬运。如有违抗，即指为对皇帝“大不恭”来治罪。深山中的奇石，江湖中的异物，也都迫使工役去开采。朱勔等又借此大肆贪污勒索。

　　中等人家多被弄得破产，下等户甚至要卖儿女来供他们需索。抢占的花石树木用大量船只运送，称“花石纲”。有的船只使用的役夫甚至到数千人。一块石头所需的费用，民间至用三十万贯钱。两浙、两广、福建、四川等处的官员也仿照苏、杭，运送奇花异竹各种果木等到京师，沿途甚至毁桥梁、凿城郭。江河中船只不断，陆地上用递卒快运，使花果到达京师色香不变。沿途州县都因此大量靡费，积存的钱谷，为之一空。后来曾有人指出，“蔡京用事，举天下之财而尽用”，“非祖宗熙丰之法”。蔡京号称‘绍述，实际上是对广大人民刻剥压榨，完全不是熙宁、元丰时的新法了。

　　侈靡腐朽——徽宗、蔡京大肆搜括民财，尽情侈靡、挥霍。设置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等专供皇室消费享乐。神宗元丰时，朝廷的左藏库每月支费三十六万贯，徽宗时增加到一百二十万贯。徽宗、蔡京又依据《周礼》的记载，兴建“明堂”（祭祀的堂殿），说是复三代之制。以蔡京为明堂使，京子蔡攸讨论指画制度。明堂建筑规模宏大。各路搜索坚实完整的大木料纲运到京师。修建中，每天役使工匠上万人。又用铜二十二万斤铸造九鼎，饰以黄金，建造九座大殿安放，称九成宫。九鼎铸成，徽宗作《九鼎记》，演奏新制的乐曲祝贺。花石纲运来大批花石树木，蔡京又建言在皇宫北修建延福宫，由童贯、杨骰（音剪jiǎn）等宦宫五人分领工役，修建延福五位（区）。五人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彼此不沿袭。中间修建殿阁亭台，凿池修泉，满布嘉花名木，怪石岩壑，文禽奇兽。修成之后，徽宗又作文章纪胜。稍后又修延福第六位。在城外修濠建桥，名景龙江，夹江植奇花珍木。在景龙江以南，仿余杭凤凰山式样，用人工筑大土山，名万岁山（后更名昆岳山）。最高一峰高九十尺，山周围十余里，用山石以万计，都虫各地限期运来。山上建造亭馆楼台，穷极奢丽。徽宗擅长书画乐舞，整天在宫中玩乐。每年各种节日，都要聚集百官，大摆酒宴，表演各种乐舞、百戏、杂剧，享乐的办法层出不穷。

　　蔡京变乱新法，大肆搜括挥霍，和王安石形成鲜明的对照。王安石执政，对衣食都不留意。做知制诰（中书舍人）时，有人来送信，竟误认王安石是个“院子”（家仆）。左右说，这就是舍人。送信人走出，连称“好舍人，好舍人！”王安石妻买得一妾，王安石即令送回，与她丈夫完聚。晚年居金陵钟山，只有几间简朴的小房。出行乘一匹小驴，有客来访，在道旁相遇，即下驴坐杭子（小凳）交谈。保守派虽然对王安石多有指责，也承认王安石“质朴俭素”，生活简约。和王安石完全相反，蔡京入相，搜括民财，贪污侵私，以千万计。大小官员，都要行贿赂。蔡京生日，全国各地宫府还要“贡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徽宗时，常对大臣赐给宅第。一所雄丽的宅第，用费至百万贯。蔡京赐第最为宏敞，园内树木如云，又在宅西毁民屋数西间建西园，居民被迫起离，悲愁泪下。人们说：“东园如云，西园如雨（泪下如雨）。”宋朝人已指出蔡京“享用侈靡”。做一碗羹要杀鹑数百只，家中大量养鹑。一次留讲议司官员吃饭，单是蟹黄馒头一项，就用钱一千三百多贯。有客在蔡京家饮酒，蔡京叫库吏取出江西官员送来的黄雀肫（音谆zhǔn）十瓶，尚存有八十余瓶。蔡京家蓄养姬妾成群，家中厨房甚至有专管切葱丝的婢女。蔡京子攸、修（音条tiáo）、修（音滔tāo）都官至大学士。蔡修徽宗女茂德帝姬（公主），家人侍从也都作大官。徽宗前后七次坐小车到蔡京家饮酒作乐。蔡攸和妻宋氏也经常出入皇宫。蔡攸和翰林学士王黼（音甫fǔ）在宫中着短衫、窄裤，涂抹青红，和艺人一起戏笑取乐。蔡攸对徽宗说：“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娱乐。岁月几何，岂能徒自劳苦！”徽宗听了，深以为然。徽宗、蔡京等统治者，醉生梦死，挥霍享乐，越来越腐朽了。

　　蔡京集团多是腐朽的官僚。宦宫童贯，在蔡京支持下，掌握军仅：和蔡京并列相位。童贯和蔡京一样的贪污侈靡，家中金币宝玉，堆积如山，据说“私家所藏，多于府库”。蔡京集团的朱勔占有甲第名园，遍布吴郡。田产跨连郡邑，每年收租十余万石。朱勔死时，有田至三十万亩。蔡京、童贯也都占有大量田地，残酷敲剥农民。蔡童集团掌握军政大权，实行黑暗的统治。民间流传歌谣说：“打破简（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歌谣反映出广大群众对统治集团的深刻仇恨。不甘忍受黑暗统治的农民群众就要起来打破这个统治，创造自己的好世界了。

　　宣和二年（一一二○年），蔡京以太师鲁国公退相位，王黼为太宰（左相）。王黼设应奉局，自兼提领，搜括四方水土珍奇物品，天下财力多被用来挥霍。王黼公然定价受贿卖官。人们说：“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极度黑暗的宋朝统治变得更加黑暗，农民战争爆发的时机成熟了。

第五节 方腊筹领导的农民战争

　　宋徽宗时，在腐朽的统治集团残酷地压榨农民的同时，大地主们也在加紧地兼并土地。有的地方原来几十户的乡村，田地都被大地主们霸占去，只剩下三五户还有一点田，大地主就再去兼并旁村。人们说，大地主兼并土地，像是一把刚刚点着的火，还在继续燃烧不止。日益众多的农民破家荡产。农业生产力急剧地衰落下去，广大农村呈现出一片凄凉的图景。一一○二至一一○五年，开封府界、京东、河北、淮南等路连年大蝗，形成严重的灾荒。一一一七年，黄河又在河间、沧州决口，一百多万人被淹死。次年，江、淮、荆、浙等路也都发生大水灾。农民被淹死和被迫流移逃难看，不计其数。受到连年灾荒的地区，农民只能吃野菜和榆树皮。野莱和树皮吃光，最后甚至人相食。农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宋朝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

　　宋朝统治集团内改革和保守的各种主张，都没有能够挽救它的统治危机。王安石变法企图依靠宋朝皇帝的力量去打击大地主、大商人，结果在大地主、大商人和保守派官僚们的进攻中遭到失败。广大农民走上另一条道路，即依靠自己的力量，拿起武器，向地主阶级展开拚死的斗争，去推翻宋朝的腐朽统治。

　　下面是徽宗统治时期，一些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一）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

　　一一二○年（宣和二年），睦州的青溪县爆发了方腊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

　　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爆发在两浙一带，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一）东南地区，自唐朝到宋朝，一直是全国范围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地区。宋朝大量的财赋剥削收入，主要是来自东南。正如仁宗时富弼所说，“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银以至羽毛胶漆，尽出（东南）九道”。东南地区尤以江浙一带，号为“膏腴千里”，但“二浙之俗”“豪者如虎”，大地主像老虎吃人一样，凶恶地剥削农民。（二）蔡京、童贯、朱勔等在苏杭设应奉、造作局对广大农民大肆搜括奴役。花石纲又勒索民间漆椿竹木等副业产品，“豪夺渔取，毛发不偿”。东南地区的民众，比起其他地区来，遭受着更为残酷的压榨。（三）这一带有着农民起义的传统，并有农民的秘密反方腊起义遗迹——息坑抗组织摩尼教分布各地。五代时，农民群众曾利用摩尼教组织起义。宋朝严禁流传，但民间却更为发展。起义农民改造摩尼教的某些旧教义，加进新内容，尊奉汉代黄中起义的领袖张角为教祖。利用摩尼教的“二宗”（明、暗）“三际”（过去、现在、未来）说，号召推翻黑暗的现世，创造光明的未来。利用摩尼教拜日月，不信神佛祖先，以反抗统治者所提倡的佛道和儒学。入教者男女平等，不吃荤酒，死后裸葬，平时分财互助。史书上说他们“吃菜事魔”，“夜聚晓散”，从事秘密活动。唐未，摩尼教即在南方各地流行。北宋时摩尼教遍布于淮西、江东西、两浙、福建等地，为农民起义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方腊领导的农民战争中，摩尼教农民成为一支重要的骨干力量。

　　方腊（方十三），原籍在歙州，后来到睦州青溪万年乡，在地主方有常家里作佣工。方有常是万年乡头等的大地主，又充当里正（即保正），称霸一方。花石纲搜罗竹木奇石，使这里深山穷谷中的居民，都不得安居，遭受繁重的刻剥。距方家半里山谷幽深处有帮源峒，广深约四十余里，方腊和这一带的贫苦农民经常在这里聚会，宋代官方文件诬指方腊为“妖贼”，“以左道惑众”。有的记载则明确说是“吃菜事魔”。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约定某时举兵起义，组织农民互相传告。地主方有常得到消息，方有常子方庚将方腊关闭在仓库里。早上关闭，晚间方腊即在群众帮助下逃出。地主们以为方腊是得到神助，又向青溪县知县告密。十月初九日，方腊率领农民，奋起杀方有常一家，举起了义旗！

　　方腊以帮源峒为据点，聚集贫苦农民，号召起义。方腊在誓师时，不是单纯凭借摩尼教的明、暗二宗说，而是尖锐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残酷的阶级压迫。方腊愤怒地控诉说：“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如今我们老百姓整年劳苦耕织，得到一点粟帛，却被皇帝官老爷们全部拿去浪费掉。而且稍不如意，就要鞭打，甚至随便处死。这还能甘心忍受么？”大家齐声说：“不能！’”‘哪有这个理！”

　　方腊进一步揭露说：“如今赋税繁重，官吏侵渔，我们单靠农桑不够过日子，就只好依靠漆楮竹木，可又被他们抢走，一点不给留。皇帝和官老爷们声色、狗马、土木、祭祀、花石等等靡费之外，每年还要拿给西北两敌（辽、夏）银绢几百万。这也都是我们东南老百姓的膏血啊！朝廷屈辱纳币不止，宰相们还说这是安边的上策。可唯独我们整年勤劳，老婆孩子还是受冻挨饿，吃不到一天饱饭。我们大家该怎么办呢？”

　　方腊发出起义的号召说：“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年花石的骚扰尤其不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然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我们一鼓攻下江南各郡，划江而守，轻徭薄税，十年之间，就能统一！”

　　在方腊的号召下，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爆发了。方腊对宋朝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控诉，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声。事实正如方腊的预料，起义发动后，青溪远近的农民闻风响应，旬日之间就发展到上万人。十一月初，方腊组织起义军，建国自立，自称“圣公”，立年号永乐，建置将帅分为六等，头扎红巾等各色头巾作标志。起义者初起，缺少武器，但人数众多，斗志旺盛。《宋会要稿》记载：没有弓矢甲胃的起义者数万人，举起拳头，就困住了各执武器的宋军。宋军久不作战，听见起义军的战鼓声，就吓得投降。起义者杀死宋朝的官吏和土豪，焚烧他们的宅院，夺取他们的金帛财物。农民军所向无前，锐不可当。“苦于剥削久矣”的劳苦大众，迎来了自己的节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农民军在青溪县息坑，歼灭宋军五千，斩宋两浙路兵马都监蔡遵、颜坦。二十九日，一举攻下了青溪县，知县陈光逃跑。农民军乘胜前进。十二月二日，以两万人攻下睦州，占领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二十日，攻下漱州，斩宋将郭师中。婺源、绩溪、祁门、黔县等县官员都惊慌逃跑。农民军进而攻下富阳、新城。起义发动时，就“指斥乘舆”，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宋徽宗，又进而提出“杀朱勔”的口号，进军的目标直指杭州。农民军自桐庐、富阳攻取杭州，与宋军激战。别部自山路乘虚而下，二十九日到达杭州城下。宋知州赵霆逃跑。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败死。方腊率领农民军迸驻杭州城，迅速取得了重大胜利。

　　杭州是造作局所在地，也是花石纲的一个指挥中心。这里聚集着残酷刻剥农民的官吏、地主等大批吸血鬼。农民军人杭州，严厉惩处了这些剥削者，使人心大快。宋朝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盖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积有不平之气结于民心，一旦乘势如此”。东南各地建有众多的佛寺，是人民的又一个大害。起义前，摩尼教农民即僧恶佛教，打破对佛教的迷信，指责佛经（《金刚经》）上所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当解作“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对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和佛教维护封建统治的欺骗的本质，作了极其深刻、犀利的揭露。方腊起义时，农民即相互传告：“逢庙即烧”。农民军所到之处，烧寺庙，毁佛像，打翻了佛教的神权。史书上攻击摩尼教起义者“不事祖先”，“男女杂处”，又说明起义者冲击了族权、夫权的统治。方腊发动起义时，即有不少妇女参加，方腊妻邵氏也参加了起义军的活动。起义者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士怀着深刻的仇恨，经过之处曾火烧“学宫”，并杀死一些作恶的“士人”。农民军借助于改造了的摩尼教义表达自己的反抗意志，对地主阶级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以及维护这些权力的儒士发起猛烈的冲击，对黑暗的旧世界作了大扫荡，大冲洗。

　　起义军的行动，立即获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戴。这一带本来分布着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队伍和摩尼教秘密起义组织，此时也都纷纷树起方腊的旗帜，响应起义。婺州（婺音悟wù）兰溪县灵山洞的朱言、吴邦，永康县方岩山的陈十四，湖州归安县的陆行儿，处州缙云县的霍成富、陈箍桶，苏州的石生等领导的农民军，都相继拥戴方腊作领袖，参加起义。越州判县（剡音扇shàn）裘日新（仇道人）和台州仙居县吕师囊领导的摩尼教起义军在当地起兵响应。常州、明州、秀州、温州等地农民，也“结集徒众”准备攻打州县。各地农民望见方腊起义军的旗帜，听见鼓声，就跑来迎接。参加农民军起义的更是“项背相望”。方腊军攻下杭州后，已形成为近巨万人的大军，震动了整个东南！

　　徽宗、童贯等急忙下令撤销苏杭造作局和停运花石纲，罢黜朱励父子兄弟的官职。由童贯亲自出马，称“江淮荆浙宣抚使”，率领京师的禁军并秦晋著汉兵十五万，去镇压起义。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年）正月，童贯受命出发，先派宫军驻守江宁和镇江，扼住长江。然后乒分两路，分别由王禀、刘镇等率领，向杭州和歙州开来，企图在睦州会合。

　　这时，农民战争仍在胜利发展。正月，方腊率领主力军转向南方进取，相继攻占婺州和衢州。二月，起义军别部攻下处州，夺取大户的财物，散发给民众。

　　农民军兴以来，队伍迅速壮大，先后攻下了六州五十二县的广大地区。但起义军没有深入农村去建立据点，而把作战目标集中在夺取州县城市。对于宋王朝这个腐朽而又凶恶的敌人的反扑，也缺少足够的警惕。当方腊率领主力队伍南进时，派出农民军将领方七佛率领一支七万人的队伍去夺取杭州东北的秀州。这时，正值宋军王真部进攻杭州的一路自北而来，方七佛军迎战，不胜，退守杭州。九千人在作战中牺牲。王禀部陆续结集，进攻杭州。二月十八日，起义军退出杭州，睦州被围。形势发生了急剧的转折。

　　面对着强大敌军的到来，起义军没有去部署防御。各部依然分散作战，各自攻打州县。二月间，裘日新部攻下剡县，又攻下新昌、上虞。三月，吕师囊部攻下仙居、天台、黄岩诸县，又攻台州，不能胜。方七佛部反攻杭州城，战败。以“佛母”为号的起义军将领又率部去攻打越州。起义军分散作战，战线更长了。

　　宋军聚集兵力分两路进兵，刘镇等率领的一路三月间进至歙州。起义军守备力量薄弱，歙州失陷。宋军另派刘光世去攻打衢、婺两州。四月二日，衢州失守。农民军将领郑魔王（当是摩尼教称号）被俘。十七日，婺州也失陷于宋军。王禀一路宋军自杭州攻陷睦州，又在四月十九日攻陷青溪县。方腊率领农民军主力退回帮源峒据守。宋军王禀、刘镇等各路会合，围攻帮源。

　　方腊此时领导的农民军还有二十万之众，背腹受敌，坚持与官军战斗，万余人战死。方腊率部人帮源峒，据岩壁坚守，宋军不知路径，久攻不下。方腊起义时杀地主方有常一家，方庚越墙逃跑。这时方庚出来为官军引路。宋军从小径攻入峒中，方腊及妻邵氏、子毫（二太子）、起义领袖方肥（农民军的丞相）等三十余人被俘。方腊等被押解到开封，同年八月英勇就义。民间曾传说，方腊“不知所终”，“就擒者非腊”。这显然是和李顺牺牲后，传说他还没有死一样，表示了人民群众对起义领袖的长久的怀念。

　　宋军疯狂地屠杀起义者。据守帮源峒的农民军继续坚持反抗，七万人壮烈牺牲。童贯下令军中，斩首者受赏（杀一人赏绢七匹）。大批青溪居民甚至来往行人都遭到杀害。《青溪寇轨》记载说，宋军杀起义军百余万，屠杀平民不下二百万。

　　童贯官军的血腥屠杀，激起更剧烈更坚决的反抗。方腊失败被俘后，分散在各地的农民军继续与宋军搏斗。童贯派出郭仲荀、刘光世、姚平仲分路镇压。五月间，仙居县起义农民由俞道安率领，攻占乐清。义乌县起义农民据天仙洞与宋姚平仲军展开战斗，天仙洞失陷。婺州兰溪县灵山洞农民牟与宋刘光世军激战，起义领袖胡将、祝将等一千六百余人战死。宋军攻陷剡县、新昌。裘日新起义军与姚平仲战，裘日新在桃源战败牺牲。郭仲荀部至三界镇，新昌、剡县的起义军并力夹攻宋军。六月，吕师囊部转移至黄岩，宋军折可存、杨震部自三界镇追击。起义军依山险拒守，下巨石击宋军。宋军连日受挫，无法前进，最后以轻兵从山背小路绕道而上。起义军纵火与宋军战，起义领袖三十人牺牲。俞道安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七月间攻打温州，不下，转入处州。十月，俞道安在永康山谷中被宋军包围，英勇战死。此后，方腊主力军中方七佛和方五相公率领的队伍多次与宋军搏斗，仍在各地转战。被宋朝指为方腊“余党”的各地起义军与宋朝展开殊死的战斗，又延续了近一年之久。直到一一二二年（宣和四年）三月，方腊领导的农民战争才最后结束。起义军前仆后继，英勇反抗的战斗精神，又一次显示了中国农民的光荣传统。

（二）梁山泊农民起义

　　方腊领导两浙一带农民进行革命战争的约略同时，京东地区爆发了有名的梁山泊农民起义。

　　梁山泊位于郸州寿张县。县南三十五里有梁山。泊在梁山之南，周方数西里。附近州县的农民在这里经营蒲、鱼等副业。《宋史·蒲宗孟传》记载说：“郓（州）介梁山泊，素多盗。”这里有山泊可守，历来是起义农民的一个据点。早在神宗统治时期，郓州知州蒲宗孟对梁山泊的起义农民就残酷镇压。即使“小偷微罪”，也加以断足筋的酷刑。杀人之多，更是不计其数。甚至宋朝的御史也弹动蒲宗盂的“惨酷”。这不仅说明了宋朝地主阶级统治的黑暗，同时也说明：这里的广大农民从来就在不屈不挠地向着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展开英勇、激烈的搏斗。

　　徽宗时“括公田”，梁山泊也被括归朝廷所有。农民打鱼采蒲苇，都要按船计算，向朝廷交租。一县在常赋之外，增加租钱到十几万贯。大致在宣和初年，郓州等地不甘忍受黑暗统治的农民，便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点燃了起义的烈火。

　　现有史料，没有留下关于宋江领导的起义过程的完整记载。依据仅有的片断记事，依然可见：起义军的活动是声势浩大的。《皇宋十朝纲要》载：宣和元年（一一一九年）十二月，宋徽宗曾下诏京东东、西两路提点刑狱带兵督捕“京东贼”宋江，不久又命“招抚”。这从反面表明，宋江领导的起义军已给予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震动了朝廷。次年，起义军从京东西路进至东路。知毫州侯蒙上书，说起义军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没有人敢抵抗。他建议宋朝招降宋江去镇压方腊。徽宗任侯蒙知东平府去招降。这又说明，起义军仍在郓州的梁山一带活动。侯蒙未到任即病死。起义军继续在模、单、齐、青等州进军。十二月，宋朝调派知歙州曾孝蕴知青州，镇压起义。大约此后不久，起义军即从青州一带南下到沂州，曾和知沂州蒋园统领的宋军激战。一一二一年初，起义军自京东驾船渡海，进至沐阳县，与县尉王师心率领的宋兵作战。史书上称宋江为“淮南盗”。二月间，起义军进攻淮阳军，进而向海州、楚州界进发。《宋史·张叔夜传》说，这时起义军已经：“转掠十郡，宫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海州）”。起义约两年来的活动说明：他们不是集中力量去攻打州县城镇，而是在京东东、西路至淮南各州的广大农村流动作战，声威日盛。

　　一一二一年二月，宋徽宗命令海州知州张叔夜镇压和“招降”宋江领导的起义军。据《宋史·张叔夜传》记载：张叔夜派出间谍侦察起义军动向，得知起义军夺得大船十余只，装载货物。张叔夜预设埋伏乓，诱起义军在海边作战，乘机焚烧船只。起义军被伏兵围困，副将被擒，宋江投降了宋朝。北宋未曾任济南府教授的李若水，撰《捕盗偶成》诗说：“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描述了宋江从起义到接受招安的概略。《东部事略》、《十朝纲要》等书也都有宋江投降的记事。《宋会要稿》并载有宣和三年五月三日的徽宗诏书，说张叔夜等“能责所部斩捕贼徒，声绩著闻”，进官一等。依据这些记载，宋江确已接受“招安”，叛卖了起义农民。

　　但是，梁山泊的农民起义军，在宋江降宋后，仍然继续战斗。一一二一年，主持“括公田”的大宦宫杨戬死，宦官李彦继任其事。李彦将梁山泊租税收归西城所，又对蒲、鱼、荷、荧等行业“日计月课”榨取重税，致使“泊旁之人。无所衣食”。当地农民纷纷参加起义反抗。一一二四年蔡居厚知郓州，曾诱杀梁山泊起义农民五百人，说明农民军的战斗仍在激烈的进行。渔民张荣领导的起义军，聚集梁山泊，形成一支有船数百只的水军，坚持战斗，到金朝南侵时，又向女真奴隶主发动攻击。金朝统治河北后，梁山泊仍然是起义农民的据点。

（三）汹涌澎湃的起义浪潮

　　方腊及梁山泊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起义军已在两浙、京东、河北、淮南的广大地区，播下了种子。各地农民群众纷纷举行起义，继续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浪潮。

　　一一二三年，河北、京东等路的农民相继起义，反抗宋朝的黑暗统治。起义军少者数百人、数千人，多者发展到数万人、数十万人。河北路洺州张迪“聚众数十万，陷州县”，曾围攻濬州五日。宋朝派刘光世率军前往濬州镇压，起义军战败，张迪牺牲。河北路高托山在望仙山起义，自称有众三十万人。起义军转战河北及京东路青州、徐州、密州、沂州一带，一一二五年，被宋朝杨惟忠、辛兴宗军战败，高托山降宋。京东路张仙（又称张先、张万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十万人。一一二五年，在沂州礧鼓山（礧音雷léi），与宋军作战，失败。张仙受“招安”降宋。济南府孙列率领当地农民十万，占据铧子山，一一二六年，宋朝派遣内侍梁方平前往镇压，起义军战败。相州陶俊、贾进起义军早在一一二二年即攻打县镇，杀死官吏地主，与官军战屡次获胜。后遭宋军岳飞部镇压。一一二五年三月，贾进等率领的京东起义军十万人，进至海州界，贾进又被宋海州知州钱伯言招降。临沂的武胡（一作武鬍），大名的杨天王，郓州的李太（又称李太子），沂州的徐进、莒州的徐大郎、水鼓山的刘大郎等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都在万人以上。这些起义队伍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攻打州县，或则保聚山谷之间，以崇山峻岭为据点，树起起义的旗帜。宋朝宫府“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陷于农民起义军的围攻之中。

　　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浪潮，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宋朝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腐朽的北宋王朝，灭亡的日子临近了。

第二章 宋朝中央集权制封建统治的加强和政权的南迁（下）

第六节 宋王朝的南迁和人民抗金斗争

　　农民起义不断打击下的北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正在这时，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进入了它的奴隶制时代。一一一五年，女真贵族的首领阿骨打（完颜旻）在混同江边建立起女真奴隶主的国家，国号金。金国建立后，随即南下，展开大规模的侵掠。一一二五年，辽天祚帝被金兵俘虏。辽朝贵族西迁到楚河流域，建立起西辽。一一二七年，金兵俘虏了宋徽宗和钦宗，宣告了北宋的灭亡。宋朝皇室南迁到东南，史称南宋。此后的三十多年间，金兵不断地南下侵掠，广大汉族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

　　女真族进入奴隶制社会，建立起国家机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比起原先的氏族部落制时代来，这是一个进步。金朝奴隶主，在当时是一个新生的、生气勃勃的阶级。但是，奴隶制的发展又必然要向外掳掠奴隶和财富，以扩大和补充奴隶的来源，增加财产的占有。侵掠成了奴隶主们的职业和目的。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侵掠对象。一方是新生的强有力的女真奴隶主的无止境的掠夺，一方是不愿忍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斗争激烈地展开了。

　　在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下，宋朝内部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当着宋朝地主阶级的官员抵抗金朝的侵掠时，广大人民群众就联合和拥戴他们去进行抗金斗争，农民和地主的这个基本矛盾因之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当着宋朝向金投降，共同掠夺人民时，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就要举行起义以反抗宋朝的黑暗统治。历史从不同的方面，反复地证明，人民群众是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主要力量。

　　北宋未到南宋初约四十年间，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为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

（一）金朝南馒和北宋的覆亡

　　北宋王朝在镇压了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后，就又恢复了故态，继续实行它的腐朽统治。一一二一年闰五月，徽宗又恢复应奉造作局，由宰相王黼和宦官梁师成统领，朱勔再次被起用，恢复花石纲的掠夺。这年杨戬病死，宦官李彦继承杨戬当政。王黼、李彦相勾结，继续括取民田，有人控诉，就严刑惩治，成千上万的人因而致死。王黼又借口军用，括境内丁夫，计了出钱，搜括数千万贯。徽宗、王黼的这些措施，暴露了北宋王朝在农民战争中罢废造作局、花石纲和罢免朱勔等等措施的欺骗和虚伪。农民战争后，徽宗、王黼统治集团变本加厉地压榨农民，继续挥霍享乐，醉生梦死，加速着他们自己的灭亡。

一、对辽战争和全军南侵

　　一一一五年，女真奴隶主的首领阿骨打（金太相）建立金国后，随即向辽朝进攻，辽兵屡败。西夏支持辽朝抗金。徽宗和蔡京、童贯密谋，联金灭辽，乘机收取燕云。一一一八年，宋朝派武义大夫马政以买马为名，从海上去金朝探听虚实。此后宋金使者往来联络。一一二○年，宋金商定，金兵攻取辽中京大定府（辽宁昭乌达盟宁城县境），宋兵攻取燕京忻津府。辽朝灭后，宋朝将原来贡献给辽朝的“岁币”，全部献给金朝。宋、金的第一个所谓协议，宋朝就确认了贡纳岁币的屈辱条件。徽宗君臣一心只想依赖金朝，乘机取利，根本没有积极作战的认真打算。一一二二年，金兵攻占辽中京、西京（山西大同）。辽朝的天祚帝逃入夹山。燕京留守耶律淳被辽臣拥立称帝。徽宗、王黼任童贯作统帅，只懂得“太平娱乐”的蔡攸作副统帅，领兵伐辽。这时的辽朝，已处在灭亡的前夕，但童贯、蔡攸统领的宋军仍然不堪辽兵的一击。宋军种师道、辛兴宗部，分东西两路进兵，被辽耶律大石兵战败，退守雄州，辽兵进至雄州城下。徽宗得报大惊，赶忙下诏班师。几天后，宋朝得知耶律淳病死。王黼又命童贯、蔡攸出兵，以刘延庆为都统制，宋兵号称二十万。辽涿州守将郭药师降宋。童贯命刘延庆领兵十万取燕京，郭药师为向导。刘延庆到良乡，被辽萧干军截住。郭药师率兵五千偷渡芦沟，袭入燕京。刘光世（延庆子）率领的援军违约不到，郭药师被辽兵打得大败。刘延庆军在良乡，凌晨见辽军中火起，以为辽兵来攻，自行烧营逃跑。辽兵追击，直到啄水。宋兵一路上，死伤甚多。据说，自神宗、王安石变法以来积存的军需，经此一战，几乎全部折损。

　　宋兵败退到雄州。童贯为逃避兵败的罪责，密遣使者到金营，要求金军攻打燕京。十二月，金太祖亲白领兵一举攻下燕京，责备宋朝何以不出兵夹攻。金太祖提出，燕京交宋，宋朝需将燕京租税一百万贯献给金朝。徽宗、王黼全部应允照办。宋朝每年除向金贡献原来献辽的岁币五十万外，又增加一百万贯，称“燕京代租钱”。一一二三年四月，金兵退走时，在燕京城内大肆抢掠财物，又把城内男女掳去作奴隶。燕京被搜括一空，据说“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童贯、蔡攸等接收的只是这样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

　　攻燕之战把宋朝的腐朽虚弱，暴露无遗，徽宗、王黼、童贯等却自称是“不世之功”，大肆庆贺。童贯上“复燕奏”，把一系列败仗说成是胜仗，吹嘘“凯旋还师”。王黼、童贯、蔡攸等都加官进爵。百官纷纷上表祝贺，又立“复燕云碑”纪功。北宋王朝亡国在即，徽宗君臣却欺人自欺地陶醉在所谓“复燕云”的“胜利”之中。

　　徽宗为首的腐朽的统治集团内，也还在相互倾轧。王黼以“复燕功”权势日盛，与太子桓不和，阴谋策划立郓王楷作太子。右相（少宰）李邦彦和蔡攸勾结，排斥王黼。御史中丞何栗弹劾王黼“好邪专横”，王黼罢相。朱勔力劝徽宗再用蔡京。蔡京年已八十，目盲不能写字，称太师，总领政事，政务都由儿子蔡絛把持。白时中、李邦彦为相（太宰、少宰），一切奉行蔡京父子的意旨。一一二五年四月，童贯、蔡攸又与白时中、李邦彦等排斥蔡絛。蔡京再度免官，童贯封郡王，蔡攸加太保。北宋王朝在互相争夺中，坐待灭亡。

　　金兵退后，用主力去追击逃跑的辽天祚斋。金太祖在一一二三年病死，弟吴乞买（完颜晨，金太宗。晟音胜（shèng）即位。一一二五年二月；天 祚在应州被金兵俘虏。耶律大石等辽贵族西迁。金太宗在消灭辽朝后，就又把侵掠的目标转向了宋朝。一一二五年十月，金太宗两路发兵，大规模南侵。一路由完颜宗翰（粘罕）率领，进取太原。一路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进取燕京。两路金兵计划在宋朝的国都东京会合。宗翰向太原进军，童贯慌忙从太原逃回东京。金兵直抵太原城下。宗望军到燕京，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兵以郭药师为向导，长驱南下，势如破竹，直向东京进军。

　　徽宗满以为收取燕京，向金朝屈辱纳币，从此又可“太平娱乐”了。金兵南下，徽宗惊慌不知所措，又赶忙罢除花石纲和内外制造局，想再以此欺骗民众。宋军参议官字文虚中曾上书亟言朝廷失策，主帅非人，“将有纳侮自焚之祸”，多次建策防边，王黼不理。这时，徽宗问计于宇文虚中。宇文虚中说，今天只有先下诏罪已，改革弊政，来挽回人心。徽宗要宇文虚中代他起草诏书悔过，号召各地驻军“勤王”，入援京师。罪己诏说：“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牟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又说：“望四海勤王之师，宣三边御敌之略。”“岂无四方忠义之人，来徇国家一日之急。”诏书下后，又召防御西夏的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中领兵入援。

　　金兵侵入中山府，距东京只有十日路程，情势更加紧迫。徽宗又想弃国南逃。给事中吴敏去见徽宗，竭力反对逃跑，主张任用有威望的官员，坚持固守。吴敏荐用太常少卿李纲。李纲奏上“御戎”五策。又说，“非传位太子，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要徽宗宣布退位，“收将士心”。徽宗任吴敏为门下侍郎，辅佐太子。

　　金兵越来越逼近。徽宗惊慌懊恼，拉着蔡攸的手说：“没想到金人会这样！”说着气塞昏迷，跌倒在床前。群臣赶忙灌药急救。徽宗苏醒后，索要纸笔，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

　　十二月，太子桓（钦宗）即位，改明年年号为靖康。

　　徽宗退位，号教主道君皇帝，称“太上皇”。次年正月初三日，徽宗、蔡京、童贯等人听说金兵已经渡过黄河，决定连夜向南逃窜。徽宗仅带蔡攸及内侍数人，以“烧香”为名，匆匆逃出东京，跑到毫州，又从毫州逃到镇江去避祸。童贯和殿前都指挥使高怵率领胜捷军和禁卫，在泅州境追上徽宗。蔡京也以“扈从”为名带领家人逃到拱州。

　　长期以来作恶多端的徽宗、蔡京、童贯集团，一旦溃逃，长久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愤怒和仇恨，一起迸发了。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童贯集团的罪恶。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指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为六贼，说“六贼异名同罪”，请把他们处死，“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钦宗被迫罢免王黼。吴敏、李纲请斩王黼，开封府尹聂昌（聂山）派武士斩王黼首级献上。李彦、梁师成赐死。蔡京、童贯在毫州被贬官流放。蔡京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朝中继续揭发童贯罪恶，钦宗又只好派监察御史斩童贯。九月，朱勔和蔡攸、蔡翛（音消xiāo）三人都被流放。此后，朝官纷纷议论，说三人罪不容诛，三人也都在流窜地处斩。蔡絛也被流放，病死。残酷地压榨人民、屠杀人民的民贼们，恶贯满盈。除灭民贼，使人心振奋，濒于灭亡的北宋，又显出了一线转机。

二、保卫东京的斗争

　　钦宗在军民愤激的形势下即位，不得不在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正月初三日立即下诏亲征，命门下侍郎吴敏为亲征行营副使，许便宜从事，以显谟阁直学士、开封府尹聂昌，兵部侍郎李纲为行营使司参谋官，团结兵马于殿前司。钦宗迫于形势，作此部署，但并不真想抗敌。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等投降派也还在朝中有相当大的势力。投降派和抗战派的斗争展开了。四日，白、李等建议钦宗弃城逃跑，出奔襄、邓避敌。李纲得知，请求上殿面议，说“今日之计，莫如整厉士马，声言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侍勤工之师。”钦宗问：“谁能将兵？”李纲说：“这是白时中、李邦彦的职责。”白时中厉声说：“李纲莫非能领兵出战吗？”李纲说：“倘使治军，愿以死报。”钦宗随即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以同知枢密院李棁（音卓zhuō）为副，聂昌为随军转运使，领兵守城。李纲受命后，次日早晨入朝，忽见皇帝乘舆都已陈列，禁卫、六宫准备出发。原来钦宗夜间又改变主意，仍然准备逃跑。李纲厉声对军士们说：“你们是愿意死守，还是愿意扈从出巡（逃跑）？”将士齐声说：“愿以死守！”李纲人见钦宗，说“六军父母妻子都在城中，岂肯舍去。万一中道散归，谁还能保卫陛下？而且敌军已经逼近，他们知道乘舆还没有走远，如以快马急追，如何抵御？”钦宗听说，不敢再走。李纲传旨说：“上意已定，敢复有言去者斩！”兵士们都高呼万岁。钦宗又登上宣德门，吴敏、李纲向门楼前的百宫将士们宣布，决策固守，各令勉励。将士们感激流涕，决心保卫东京。

　　钦宗罢免白时中，用李邦彦、张邦昌为相，同知枢密院事蔡懋为尚书左丞。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主管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曚为副使，急速设备防守。京城四壁，用百步法分兵备御，每壁用正兵一万二千人，编马步军前后左右中四万人，每军八千人，分置将官统领，派前军守护东水门外的粮仓，后军守护东门外樊家冈。又装备各种防守的武器、工具。四日之内，战守设施粗备。这时，金完颜宗望兵已到达东京城下。一支金兵用火船数十沿河而下，进攻宣泽门。李纲以敢死士二千人，布列城下，用长钩搭敌船，投石攻打。又在中流排置杈木，搬运蔡京家中的山石，堵塞门道。宋军在水中斩杀金兵百余人，金兵退去。

　　金军兵临城下，派使臣来宋，要亲王、宰相去军前议和。李纲请求前去，钦宗不许，说“卿性刚，不可以往”，另派李悦为使臣，郑望之为副。李纲退朝，钦宗密告李棁、郑望之，可许增岁币三五百万两，犒军银三五西万两议和，又命带去黄金一万两和酒果等，送给宗望。宗望见宋使，提出：索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等各万匹、绢帛百万匹；宋朝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才许议和。李棁、郑望之等回奏。李邦彦、张邦昌等宰臣，主张全部接受。李纲力争，说：“金币太多，虽竭尽天下之财还不足，何况都城，太原、河间、中山三镇是国家的屏障，割去如何立国？至于遣使，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他建议，拖延时日，等待大兵四集，然后再议。宰臣等不许。钦宗弟康王赵构在京师，请求使金，对钦宗说：“敌人必定要亲王出质，臣为宗社计，岂能辞避！”钦宗派康王构为军前计议使，宰相张邦昌为副，出使金营。

　　这时，各地勤王兵，陆续来援东京。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得到勤王诏，立即率领径原、秦凤兵启程，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随行。种师道兵至洛阳，有人告诉他金兵已到东京城下，劝他暂驻记水。种师道说：“都城人知道我军来，士气自振，何必忧敌！”种师道沿途揭榜，自称“种少保领西兵百万来”，直进东京。其他各处勤王兵，每天也都有几万人到达。种师道和各地到来的援兵，实际有二十余万，金兵不过六万。宗望见宋军日众，将军营北撤，不敢轻动。

　　钦宗召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等商议军事。李纲主张，以重兵临敌营，坚壁不战，等敌军粮尽力疲北撤时，中途邀击，是必胜之计。种师道也主张：“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迁延半月，等敌军粮尽北还，在过河时追击，可以得胜。议定在二月初六日出击。但二月初一，姚平仲建议夜间去劫金营，生擒宗望，迎回康王。姚议得到钦宗的支持。钦宗希望徽幸取胜，半夜命李纲出兵应援。但姚军未出，消息已经泄露，金营早有准备，姚平仲劫营不成，落荒而逃。天明，李纲会集行营司左、右、中军将士，出景阳门，与金兵鏖战，杀敌甚多。金兵攻中军，又被李纲亲率将士射退。

　　姚平仲劫营，完颜宗望责问宋朝的人质。康王构不答，张邦昌吓得涕位，金军又派使臣到宋朝责问，并提出改换人质。宰相李邦彦回答说：“这部是李纲、姚平仲的主意，不是朝廷的本意。”钦宗、李邦彦在忙又派使臣去金营解释劫营非朝廷意，送上三镇地图求和，并即日罢免李纲和种师道，来向金军谢罪。

　　钦宗、李邦彦的荒谬举动，又使军民沸腾了。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向前上书说：“李纲奋勇不顾身，是社稷之臣。李邦彦、张邦昌等只为自己打算，不顾国家，是社稷之贼。李邦彦等惟恐李纲成功，设法破坏，不为国家打算，只是想着要割地。”请求罢免李邦彦，再用李纲，城外军事交种师道。城中军民听说太学生上书，自动赶来声援。一时之间，聚集了几万人，填塞驰道、街衢，呼声震天。这时，百官正好退朝来到宫前，民众当面指出李邦彦的罪行，痛加责骂，并用瓦片投打。李邦彦吓得溜走。吴敏传旨，要群众退主，群众不肯。群起击碎登闻鼓，又打死宦宫二十多人。钦宗怕出变故，被迫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守御使，督促李纲立即登上西城。军民群众又要求见种师道，种师道乘车来见，民众才退走。

　　宋使到金营，金军提出，必须宋帝亲自书定三镇，才可退军。钦宗立即下诏，割三镇地给金朝，并按照金军的要求，送肃王赵枢去作人质，换回赵构和张邦昌。

　　李纲复职，即日下令能杀敌者厚赏，军士奋跃。二月初十，金宗望军已得三镇，又见宋备战，勤王军不断来援，便乘势退军。宋朝军民群众的一再斗争，终于挫败了投降派弃城逃跑的图谋，宋朝首都东京保全了。

三、全军第二次南侵，北宋灭亡

　　金宗望军刚刚北返，进攻太原的金宗翰军又进乓南侵。一一二六年二月中，宗翰分兵攻下忻州、代州，宋折可求、刘光世军大败。金军又入南北关，进攻隆德府。城中无备，宗翰劝诱知府张确投降，张确拒绝，说：“确守土臣，当以死报国，头可断，腰不可屈。”张确固守，奋战而死。通判赵伯臻、司录张彦遹等都在作战中牺牲。金兵破隆德府，进至高平。

　　金兵迅速撕毁和约，再度南侵。这对朝中投降派是个迎头的打击。金军到高平，朝中震动。二月十四日，钦宗又被迫罢免李邦彦、张邦昌等，用吴敏和反对割三镇的中书侍郎徐处仁作宰相，李纲知枢密院事，许翰同知枢密院事，准备迎战。朝官中，门下侍郎耿南仲、中书侍郎唐烙（音却què）、尚书右丞何栗等是投降派的代表。战降两派仍在继续斗争。

　　金兵自东京退走时，种师道曾请领兵追击，钦宗不许，并罢去他的帅任。金兵南下，钦宗又再度起用种师道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驻滑州迎敌。姚古部勤王兵在金兵退后到达，任姚古为制置使，领兵往援太原。以种师中为制置副使，增援中山、河间等地。钦宗又札付三镇统帅，抵抗金兵，不再割让。

　　金宗望还军途中，去占领中山、河间，两镇固守抗金，金兵久攻不下。三月间，种师中领兵逼近，宗望只好北还。宗翰领兵回西京大同府，留别部围攻太原。姚古部顺利收复隆德府。五月，种师中部进抵平定军，乘胜收复寿阳、榆次等县，辎重、犒赏之物都留真定。许翰催促师中进兵。师中至寿阳石坑，遇金兵，五战三胜，回师榆次。金军以重兵围攻，师中率部下窿战，身被四创，力战而死。金兵乘胜攻姚古部，姚古兵败，退守隆德。钦宗贬姚古官，安置广州。

　　李纲奉命去商丘，迎接徽宗回东京。姚、种兵败，耿南仲等又请放弃三镇地，李纲力说不可。种师道以老病请辞，耿南仲乘机荐李纲代种师道为宣抚使，借以排挤他出朝。李纲说，“臣书生，不知兵”，“今使为大帅，恐误国事”。上章十多次请辞，钦宗不准。有人对他说：“这次派你去，不是为边事，要借此赶你出去，人们没有话说。你不去，事情不可测。”六月，李纲受命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往援太原，朝廷只给兵一万二千人。李纲请领军需银绢钱各百万，只给二十万。李纲出兵，七月抵孟州，留十余日，招来当地士卒训练，修整器甲。朝廷下诏，解散招来的士卒，催促李纲去太原。八月初，再任种师道为宣抚使。九月初，罢免李纲兵权，改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

　　八月间，金太宗再度发大兵南侵。以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仍分东西两路进兵。

　　种、姚兵败，金军大举南侵。唐格、耿南仲等乘机排挤抗战派。钦宗罢免吴敏、徐处仁、许翰等出朝，任用唐恪作相，又罢去种师道帅任。抗战派被排斥几尽。投降派控制朝政，一心等待金军到来后求和。

　　金宗翰军猛攻太原。太原被围已八个多月，城中粮绝，军民先食牛马，后食草根、树皮、弓弦，坚持抵抗。九月初城破，太原军民在副都总管王禀率领下进行巷战。王禀兵败，投水自尽。通判方发（音级jí）等三十六人被杀。知府张孝纯被俘降金。

　　金军攻破太原后，宗翰、宗望于九月下旬合兵。十月初，攻下真定府，继续南下。

　　钦宗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三镇事。唐恪、耿南仲等坚主割让，谏议大夫范宗尹甚至伏地流涕，请“割地以纾祸”。兵部尚书吕好问请结集勤王军保卫东京，唐恪、耿南仲不许。诸路勤王军自动集来，唐恪命令停止勿前，诸路军只好反旗而去。种师道听说太原、真定城破，急召西南两道兵赴东京。唐恪、耿南仲令两道兵不得妄动，兵士散走。种师道病死，钦宗派康王赵构作使臣，王云为副使，到宗望军求和。十一月中旬，赵构等走到磁州。磁州知州宗泽，正在修筑城防，加强战备，准备抗金。城中百姓抗敌情绪高涨，骂王云是卖国奸细，愤怒地把他杀死。百姓又告诉赵构，金军已经渡河，劝他不要再往前走，赵构留在相州。

　　金军渡过黄河后，宗翰派使臣到宋朝，不再提三镇，要挟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全部归金。钦宗写信给金军，说是“一一听命”，立即派耿南仲到宗望军割河东地，豪昌到宗翰军割河北地。钦宗下诏书给河北河东军民，无耻地说：“民虽居大金，苟乐其生，犹吾民也，其勿怀顾望之意。应黄河现今流行以北州府，并仰斤城门，归于大金。”河北、河东人民立即掀起反投降反割地的怒潮。聂昌走到绛州，下令割地，绎州人民拒绝诏书，把聂昌杀死。耿南仲伴同金使走到卫州，卫州民兵谋捕金使，金使逃走，耿南仲逃到相州，不敢再提割地事，诈称奉帝命促赵构起河北兵入卫京师，自己在募兵榜上署名，才得不死。宋朝各地军民这样痛恨割地求和，抗金热情高涨，钦宗、唐恪等却仍然一意投降。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先头部队到达东京。闰十一月初，金军攻城，抗战派官员吴革请求领兵出战，太学生丁特起上书请用兵，钦宗、唐恪一概不理。唐恪随钦宗巡城，军民愤怒，要殴打他，唐恪辞官。钦宗用何栗为相。金军乘大雪攻城，京师城破，宋百宫、军队乱成一团。钦宗赶忙派何栗到金营求和，何栗胆战心惊，吓得连马都上不去。何栗到金营后，宗翰、宗望对他说：“我们不想灭宋，叫赵佶（徽宗）来商议割地，我们就退兵。”何栗唯唯听命，回报钦宗。钦宗决定自己到金营投降。

　　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出京城，到金营见宗翰、宗望。宗翰、宗望索取降表，钦宗叫何栗等起草。降表写道：“既烦汗马之劳，敢缓牵羊之请。”“上皇（徽宗）负罪以播迁，微臣（钦宗）捐躯而听命。”跪倒在金军的面前。宗翰并对钦宗说：“两国既和，恐四方闻京城陷而生变，请遣使晓喻。”钦宗满口答应照办。十二月初二日，金军放钦宗回城。接着，金官员入城，检视府库，拘收文籍，把九十二个内藏库中一百七十年来积攒的金银锦绮宝货全部查封，又索取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帛一千万匹犒军。钦宗完全按照金军旨意，一面下令大括民间金银，一面分遣朝臣到河北、河东，命令各州县开城降金。各州县人民坚守乡园，不肯出降。凭着钦宗的命令，金军仅仅得到石州一处。

　　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正月，金军又要钦宗再到金营，说是等金银交足后再放回。钦宗被拘留，只好下诏增派大员二十四人，进行根括（彻底搜括），发掘宗室、国戚、内侍（宦官）、僧道、技术（医卜等人）、娼优家藏金。搜括八天，得金二十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帛一百万匹。金军仍然不满，命令开封府再来一次根括，又搜擂十八天，得金七万两、银一百十四万两、帛四万匹。宗翰、宗望认为数量太少，杀根括宫梅执礼等四人，余官各鞭背五十。东京人民不堪勒索和杀戮，自动组织起来，“以防护为名，于炉头打造兵器”，准备武装反抗。开封府官员急忙出榜禁止，又捕斩百姓十七人示众。

　　金军索取金银绢帛之外，又要去皇帝宝玺、仪仗、天下州府图、乐器、祭器，以及各种珍宝古器，掳走百工、技艺、妇女、内侍、僧道、医卜、娼优和后妃、亲王等贵族。徽宗也被押送金营。金朝下令废掉徽、钦二帝，随军掳走当奴隶，宣告了北宋的灭亡。

　　一一二七年三月，金兵退走前，册立宋朝原宰相张邦昌为楚帝，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四月，金兵大肆掳掠后，还军。

　　在东京的宋朝皇室全被掳走，只有康王赵构这时领兵在济州，还有兵士八万人。金军先头部队到达东京时，钦宗曾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磁州宗泽为副帅，起兵勤王。宗泽自大名至开德，与金兵大战十二次，连续获胜，又以孤军进到卫南，连败金兵。宗泽在卫，听说金兵俘掳徽、钦二帝北去，即领兵到滑州，转至大名，计划抢渡黄河，断金兵归路，截回二帝。宗泽传檄邻近各地宋兵来会，共同行动。各地宋兵到期不来。宗泽计划不能实现，于是上书赵构，劝他作皇帝。金兵退后，张邦昌遭到唾弃，在东京无法立足。吕好问等官员也劝张邦昌拥立赵构。五月，赵构到南京（商丘）称皇帝（高宗），重建起赵宋王朝（南宋），改年号为建炎。张邦昌到南京来朝贺称臣，高宗封他为太保。

（二）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和南宋统治的确立

　　宋王朝在南京重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对待南侵的金朝，是战，是守，还是投降，高宗即位后，不能不标榜“中兴”，因之起用抗战派中声望最高的李纲作宰相，令副元帅宗泽知开封府兼东京留守，领兵进驻东京。李、宗成为抗战派的主要代表。高宗又起用副元帅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军权（不设枢密使）。黄、汪成为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李纲任相命下，投降派官员即起而反对。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说：“李纲名过其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六月，李纲奉召入朝，提出十条抗金建国的建议，反和主战，请严惩张邦昌等汉奸，破格任用抗战将士。投降派以“二圣北狩”为借口，主张“割地厚赂以讲和”。李纲提出反驳，说即使“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财用”，也绝不可能满足敌人的无穷欲望。要求高宗学习汉高祖刘邦不顾太公被俘勇猛作战的态度，下决心罢一切和议。李纲又提出改革军制、整顿纪律、重新部署防御力量、募兵买马等一系列建策。高宗并不实行。

　　北宋亡后，河东、河北地区人民纷纷自动组织抗金武装，英勇杀敌。李纲荐用在两河人民中素有声望的抗战派将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招募义兵，组织人民抗金。两河人民踊跃响应，士气大振。

　　 当时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还都东京抗金，还是放弃中原继续南逃？高宗采纳黄、汪的意见，准备逃往东南。李纲极力反对，说天下精兵健马都在西北，主张暂迁襄、邓，等两河部署就绪，即回东京。宗泽到东京，整顿城市，稳定秩序，“物价市肆，渐同平时”，又上书请高宗“勿听奸邪”，决策回汴。投降派官员纷纷主张南逃，说“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处”，“东南财力富盛，足以待敌”。黄、汪等极力促请高宗南逃。李纲对人说：“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力争。”面见高宗，说君子小人不可并立。高宗一面安慰李纲，一面升任黄潜善为右相，与李纲并列相位，作用黄罢李的准备。

　　抗战派和投降派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原人民的抗金武装。

　　黄、汪等投降派对待两河人民抗金武装，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称他们是“盗贼”。高宗刚一即位，黄、汪等即建议“罢诸盗及民兵之为统制者”，选择精锐编入官军。实际上就是解散民兵，改编为镇压人民的官军，不准他们抗敌。李纲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依靠民兵抗金。黄、汪等蓄谋破坏，指使知大名府张益谦上奏：招抚使设立后，河北“盗贼”更多，应速罢废。李纲争辩说：“张所尚未出发，张益谦何以知道其骚扰？”又说：“朝廷因河北民众无人统率，才设置招抚使，借民力保国家，并不是设招抚使以后才有盗贼。”傅亮才出发十几天，黄潜善、汪伯彦又捐责他逗留不进。李纲再为傅亮辩解，高宗不听，罢免张所、傅亮，废除招抚、经制两司。高宗、黄、汪等又指使朱胜非起草诏书，说李纲“狂诞刚愎”，“兹遣防秋，实为渡河之扰”，“设心谓何，专制若此！”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上书，说李纲不可罢，黄、汪不可用，并请高宗还都，亲征，迎回徽钦二斋。高宗竟将陈东、欧阳澈押赴市上斩首。李纲当了七十五天宰相，所有抗金措施，在他罢相后四、五天内，全被废除。高宗和黄、汪全部控制了军政大权，作放弃中原逃往东南的准备。

一、中原人民的抗全斗争

　　北宋灭亡后，中原各地人民纷纷组织武装抗金，拿起刀枪，顽强战斗，写下了雄伟的篇章。

　　抗金义军，主要是由农民组成，也有士兵、下级军官、小商人和僧徒参加；原来起义反对封建压迫的农民武装，这时也加入了抗金的行列；一部分被宋王朝责令解散的勤王兵，不肯散去，也在继续进行抗金活动。由这些力量汇集成的抗金义军，活跃于大河南北、太行东西，成为反抗金兵侵掠的重要力量。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支。

　　八字军——河内人王彦，曾被张所任命为河北招抚司都统制。张所被罢免后，王彦率领部分义军坚持战斗，转入太行山区。战士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表示斗争的决心。因此，号称八字军。八字军将士一心，英勇杀敌，得到两河人民的响应。民兵首领傅选、盂德、刘泽、焦文通等，率领十九寨十几万人归附，绵亘数百里，锣鼓之声相闻。并、汾、怀、泽等地的抗金群众，也接受王彦领导。八字军与金军大小数十西战，斩获敌人无数，并夺回大量河南被掳人口，威震燕代，牵制了金军南侵的活动。

　　红巾军——起初在晋城、长治一带活动，后来扩大到河北、陕西等地。声势浩大，组织严密。他们的器械虽不如金兵，但了解敌情，而且“略无所惧”，所以能屡败敌人。有一次，红巾军袭击金军大寨，金左副元帅宗翰几乎被擒。金军痛恨红巾军，逐捕最急，往往妄杀平民以泄愤，但不能获得真红巾军。红巾军的队伍反而日益扩大。

　　五马山义军——五马山在庆源，五马山寨首领是武翼大夫赵邦杰和保州路廉访使马扩。后来他们访知一个自称信王赵棒（高宗兄弟）的人，便迎请他为主将，加强号召力。五马山寨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在河北、山西等地区发生了很大影响。

　　梁山泊水军——梁山泊起义农民，遭到宋军镇压后，继续以梁山泊为据点，坚持战斗。金军南侵，中原沦陷，以张荣为首的水军，形成为一支强劲的抗金队伍。

　　处于敌后的幽燕地区人民，也配合中原人民的抗金，纷纷起义。原巡检使杨浩与僧人智和禅师一起，在玉田县山中，集结抗金壮士万余人，准备扩大力量，反抗金朝的统治。易州十八岁的青年刘里忙占据山区，结集南北少壮兵士邀击金军，也发展到万余人。

　　以上几支外，黄河南北各地遍布着人民抗全队伍，依山靠水结寨，总计约有六、七十万人，斗志昂扬，声势浩大。知开封府宗泽，不顾高宗、黄、汪一伙对民兵的敌视，积极联络两河和陕西的人民抗金队伍，依山河筑垒防守。许多人民武装自愿拥戴宗泽，听他的号令。宗泽依靠民众的支持，驻守东京。金兵不敢来犯。

　　高宗在八月间罢去李纲，十月间即实现南逃的计划，南宋小朝廷全部逃到扬州。这个逃跑的行动等于向敌人表示：南宋王朝已决意放弃中原。

　　金朝得到高宗南逃的消息，在这年十二月再次发动南侵，向中原大举进兵。中原地区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金战斗。

　　金兵分道南侵。由宗辅、宗弼（兀朮。朮音烛zhú）率领的金东路军，在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山东青州、潍州，至千乘县被人民义军击败，放弃青、潍两州退走。活动于梁山泊一带的张荣水上义军，出动船只万艘作战，给金军以沉重打击。

　　由宗翰率领的中路军，在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十二月攻入西京洛阳。次年正月，西京统制官翟进和兄翟兴败金军于伊川皂矾岭，又败之于驴道堰，三月再败之于福昌、龙门，把金军赶到河北，收复西京。翟进死，翟兴与接近两京的河东、河北诸路义军密切联系，配合作战，虽三面受敌而屹立不动，对金军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由娄室率领的金西路军，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长安，二月又连陷华、岐、陇、秦诸州。鄜延经略使王庶召募河南北义兵抗敌，十天内，得孟迪、种潜、张勉、张渐、白保、李进、李彦仙等部，各有兵万人，远近响应。巩州人李彦仙领导的义兵多次和金军交战，一月中破敌五十余垒，三月间收复陕州，又过黄河收复绛、解等县。邵兴（后改名邵隆，人呼邵大伯）率义兵归李彦仙，李彦仙命他领兵渡河收复平陆县所属四镇。另一义兵首领刘希亮收复凤翔，张宗谔收复长安。金兵至咸阳，看到渭河南岸义兵满布平野，不敢再战，仓皇退去。

　　人民的抗金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再一次造成抗战的有利形势。南逃的高宗小朝廷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在建炎二年正月下诏，诬指义军“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勒令解散。宗泽接到此诏后，立即上疏反对，要高宗收回成命，“黜代言之臣，降罪己之诏，订还阙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高宗不理。

　　宗泽又部署诸军，想乘势大举渡河，拟出全面反攻的计划奏报朝廷。黄、汪等说宗泽发了狂，拒不允准。七十多岁的老臣宗泽，既想依靠中原人民抗战，又要忠于决心投降的宋王朝，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忧愤成疾，背上发疽（音居jū）而死。临死前，对部下诸将说：“诸君能为我歼灭强敌，我死也不恨了！”诸将流涕回答：“愿尽死力！”宗泽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连呼三声“过河”，念念于未竟的壮志。

　　宗泽死后，高宗任命投降派杜充继任东京留守。杜充一意打击宗泽部下抗战将士和人民义军，许多受宗泽号令的抗金义军都被迫散去。八字军领袖王彦亲自到杨州见高宗，力陈两河地带民兵的抗敌热情，请高宗派官军北伐。高宗和黄、汪等竟下令夺去王彦的兵权，要他把八字军交给投降派范琼统领。坚持抗金的人民武装力量，接连不断地遭到了南宋王朝的打击。

二、金军再度南侵，南宋小朝廷继续逃窜

　　高宗一意求和，中原人民抗金力量受挫。一一二八年秋，金兵再次南侵，目标直指杨州。

　　金兵南下，攻陷五马山寨，抗金义军战败。宗翰军出云中，陷濮州、澶渊，入山东境。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正月，宗翰军先后攻下徐州、淮阳、泗州，并派遣拔离速率兵奔袭扬州。二月初三日，高宗在扬州听到拔离速部攻陷天长军的消息，惊慌失措，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和亲信宦官康履，匆忙逃跑。渡过长江到达镇江后，百官才陆续赶到。金军进入扬州，大肆掳掠后，焚城而回。

　　高宗从镇江逃到杭州。朝野激愤，揭露黄、汪。高宗被迫罢免黄、汪，改任朱胜非为相，王渊签书枢密院事。三月间，统制官苗傅、刘正彦以“为民除害”的名义，发动兵变，杀死王渊和康履，逼迫高宗退位，让位给三岁的儿子赵旉（音夫fū）。江东制置使吕颐浩、尚书礼部侍郎张浚，约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起兵镇压，苗、刘出走，高宗又恢复了帝位。吕颐浩任宰相，张浚知枢密院事。

　　一一二九年五月，高宗由杭州北上，进驻江宁，改名建康府，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向宗翰求和。金朝不许，扣留宋使。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求和，求和书无耻地说：“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朝夕諰諰（战战兢兢。諰音喜xǐ） 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金朝不理高宗的摇尾乞怜，再次出兵，南下侵掠。

　　闰八月末，高宗在建康听到金宗拐军南下的消息，急忙从建康跑到镇江。九月初，听说金军攻陷山东登、莱、密等州，又从镇江逃到常州。十月，又逃到杭州。金军打到长江沿岸，宋军沿江防线很快崩溃。金兵进至黄州，荆湖沿江措置副使王羲叔领兵逃走，金兵过江。江东宣抚使刘光世在江州，守御长江，每天只是与部属宴饮，金兵从黄州过江还不知道，直到金兵离江州几十里地，他才仓皇逃走。金兵顺利地攻入江西、湖南。守御江淮、镇守建康府的杜充（自东京逃来守建康），听说金兵来到，藏在城中不敢出来，金兵过江，他便领着三千军马跑到真州去向金朝投降了。十二月，宗弼向杭州进军，如入无人之境，连续攻下杭州、越州、明州、定海。

　　高宗小朝廷，从杭州逃到越州，从越州逃到明州，从明州逃到定海。金兵逼近定海，高宗又采纳宰相吕颐浩的建议乘船入海，漂泊到温州避难。金军乘船追袭，遇到大风雨，被和州防御使张公裕率领的大船冲散。金军退回明州，放火烧城，掳掠大批财富。一一三○年二月，金军又在杭州大肆掳掠后北还。

　　金军北撤，一路烧杀抢掠。一些抗战派将领指挥的队伍，奋起阻击了金军。

　　镇江之战——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守镇江。一一三○年三月，韩世忠在镇江与宗弼军会战，世忠妻梁氏亲自击鼓助战。宋军大败金兵。金兵不能渡江，便向韩世忠行贿，表示愿尽归所掠，赠以名马，被韩世忠严正拒绝。金军被堵截在黄天荡四十八天不得出，后来利用老鹳河故道凿成一条连接江口的大渠，才得以逃往建康。这次战役，宋军虽然未获全胜，但韩世忠以八千人的队伍，打得号称十万的金军狼狈而逃，扭转了南宋一味逃窜的颓势，意义是重大的。

　　建康之战——金宗弼军退回建康，掳掠大批居民和大批财物，集中到六合。从瓜步口到六合，无数载运的船只连绵不断。金军在城内放起大火后，退出建康城，准备从静安镇渡江北返。到静安后，却意外地遭到了宋岳飞军的沉重打击。

　　相州汤阴人岳飞，出身于贫苦农家。北宋联金攻辽时，岳飞曾应募从军。一一二六年，金军围攻东京。赵构在相州召募兵士，岳飞再次应募。此后，曾在张所部下作统制。张所被罢免，岳飞投入王彦军抗金，又转到宗泽部下。杜充代宗泽后，岳飞受杜充统辖。一一二九年建康失陷，杜充叛变降金。岳飞集合余部继续抵抗，转移到宜兴县境，归张俊节制。二十七岁的青年将官岳飞，在战场上转战四年，始终坚持抗敌。岳飞统领的部众，锻炼成一支斗志旺盛的坚强队伍。

　　金兵焚掠建康时，岳飞军正驻扎在距建康不远的前线。岳飞得知金兵到静安镇，不等张俊的命令，主动向敌军发动出其不意的猛攻。权建康通判钱需，在建康失陷后拒不降敌，在静安镇附近联合抗金乡兵，坚持抵抗。岳军来攻，乡兵从敌后杀出，主动配合。两军夹攻，金兵大败。十数里内，金兵尸横遍野。金兵大小军官一百七十多人被杀。宋军缴获金兵马甲近二百副，弓箭刀旗金鼓等三千五百多件。金兵败退，岳飞、钱需进驻建康城，胜利地收复了建康。

　　富平之战——金军宗弼部侵掠东南时，西路娄室部攻打陕州，李彦仙领兵固守，坚持两年，大小二百余战，使金军不能前进。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命都统制曲端去援救，曲端按兵不动，最后陕州粮尽城破，李彦仙壮烈殉难。金军长驱入关。宋军中只有曲端的副将吴玠（音介jiè）率兵抗击，先后在青溪岭、彭原店战败了金军。

　　一一三○年九月，金朝又派皇子、右副元帅宗辅到陕西，会合北上的宗弼军和在陕西的娄室军，打算深入陕川，然后从长江东下，侵掠东南。张浚召集刘锡、吴玠、刘锜、孙渥、赵哲等秦川五路人马，共约三十万，以刘锡为都统制，发檄文向金兵问罪，展开大规模的反攻。九月下旬，刘锡率五路大军与金军在富平激战，赵哲畏敌先逃，宋军溃败。富平之战是金军南侵以来宋军第一次大规模抵抗。宋军战败退兵，金军侵入关陇。

　　和尚原之战——富平战败，张浚退守兴州，都统制吴玠招集散卒，扼守秦岭北麓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一一三一年十月，金宗弼军进攻和尚原，吴玠和弟吴璘（音林 lín）选劲兵强弩分番轮射，连战三日，大破金兵，俘虏金兵以千计。宗弼身中流矢，逃回燕山。金军南侵以来，还没有打过这样大的败仗。金军自陕川进军的计划被粉碎了。

　　金军这次南下侵掠，直抵海边，但和攻掠东京或扬州时不同，在掳掠北返的途中，一再遭到南宋抗战将士的沉重打击。金军败走，政治形势由此发生了新变化。

　　这时的金朝，仍然建都在会宁府。奴隶主贵族一再发动的南下侵掠战争，主要目的在于掳掠财富和掳掠人民作奴隶，还不想直接统治中原地区。金兵南侵，掳去大批汉人，锁上铁链，在耳部刺字，标价出卖，或者赶到西夏去换马，或者卖给蒙古、室韦等邻族。女真贵族夏天北还，秋天南侵，不在中原久居。

　　高宗南逃，决意放弃中原。金太宗告谕宗望，应当再立一个象张邦昌那样的“藩辅”。宋济南府知府刘豫在一一二八年金军南侵时，杀掉济南守将关胜，叛变降金。刘豫向金将完颜昌（达赖）行贿，请求立他作傀儡皇帝。金军南侵途中，连续攻下大名、归德，并在杜充弃职逃跑后，在一一三○年二月，攻占了东京。这年九月，金朝便立刘豫在大名作“大齐皇帝”，以降金的原太原知府张孝纯作宰相。两年后，刘豫又迁到东京。金朝把齐国作属邦，把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刘豫等去统治。

　　高宗在一一三○年四月从海上回到越州，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正月，又返回杭州。早在一一二九年七月，高宗已把杭州升为临安府，作建都的打算。金兵退走后，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逐渐稳定下来。南宋王朝在临安建立起它的统治，控制着半壁江山。

三、南宋统治的确立

　　高宗建都临安，只图苟安江南，对外继续屈辱妥协，对内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以维护它的统治。

　　妥协苟安——金兵退走，高宗回到临安，不能不标榜“恢复”“中兴”，但随即大兴土木，修建明堂、太庙，明显地表示出苟安江南的企图。御史张致远说：“创建太庙，深失复兴大计。”殿中侍御史张洵更明白地指出：“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庙，是将以临安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金朝立刘豫后，高宗更加放弃了还都东京的打算。黄潜善、汪伯彦等放弃中原、苟安东南的主张，被高宗实现了。

　　一一三○年十一月，前御史中丞秦桧从金朝来到临安。秦桧在金兵攻下东京时，随徽、钦二帝和大臣们被掳走。何栗等在进入金界途中自杀。秦桧却一直跟到金朝，屈膝投降，又为金军南侵作参谋。秦桧自称从金军逃回，其实是金朝放他回来作内奸。这时，吕颐浩已出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范宗尹作右相。秦桧由范宗尹引荐，得见高宗。范宗尹进上秦桧代高宗拟好的一封向完颜昌议和的国书。高宗看后，说“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遂命刘光世向完颜昌通书致意。高宗任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升任参知政事。秦桧自称，他有两策可以耸动天下。一一三一年七月，范宗尹罢相。八月，秦桧受命作右相兼知枢密院事。一一三二年五月，秦桧网罗南宋投降派官员，设置修政局，准备修改南宋的政治、军事体制，以适应降金的需要。七月，左相吕颐浩回朝，与秦桧不和。秦桧抛出他的两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即不但放弃中原，而且把抗金投宋的河北人、中原人全部交还给金朝和刘豫。八月，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植党专权”。吕颐浩也向高宗竭力揭露秦桧。高宗说：“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人，该归到哪里？”命兵部侍郎綦崈礼（綦音奇qí，崈同崇）起草制书，谴责秦桧，罢免相位，并告谕朝廷永不再用。秦桧为相一年，遭到朝臣反对而罢相，但放弃中原，偏安江南，仍然是高宗既定的国策。

　　镇压农民——金兵南侵、高宗逃窜的过程中，宋朝的溃军乘机四处劫掠，城市乡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舒蕲光黄镇抚使李成、蕲黄镇抚使孔彦舟等各领兵数万人，占据州郡，到处杀掠，变成残害人民的盗匪，最后又去投降金朝或刘豫，往来窜扰。御史韩璜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绝如丝。”南宋王朝暴露了投降逃跑的面目，官吏、兵将和盗匪一样地劫掠刻剥。在此情况下，各地农民纷纷举行了武装起义。

　　高宗小朝廷把起义群众看作是比金朝更危险的敌人。反对秦桧的吕颐浩也主张“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金兵退后，高宗随即把几个领兵的大将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以及张俊统卒下的岳飞等部，都从前线调离，大力平定“内寇”。几年之内，他们屠杀的农民，竟达几十万人。对待金朝的“外侮”一意屈辱妥协的高宗小朝廷，就这样在农民的血泊中，建立起黑暗统治。

　　诋毁王安石——北宋末，钦宗即位，就下诏说：“今日政令，唯尊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随即起用程颐最得意的门生、程学的继承人杨时，作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杨时立即上书攻击王安石，说“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请钦宗“毁去（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像，使邪说淫词不为学者之惑”。钦宗下诏罢去王安石孔庙配享，改为从祀。当时太学生多崇信王安石的学说，纷纷起来反驳杨时。御史中丞陈过庭等也上疏对杨时进行弹劾。杨时终于在反对声中被罢免。

　　高宗刚一建立南宋小朝廷，就又起用杨时为工部侍郎兼内殿侍讲。一一三一年八月，秦桧拜相的第二天，追赠程颐直龙图阁。高宗在制书中称赞程颐是“老师大儒”，“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又攻击王安石等变法派是“曲学阿世”：说褒显程颐，是为了表明“上之所与，在此而不在彼”。范宗尹为相，高宗对他说：“人欲明道见礼，非学问不可”，“正心诚意，率由于此”。范宗尹说：“人主尤以此为先务”。吕颐浩、秦桧作相，高宗又对他们说：“人主之德，莫大于仁。”吕、秦说：“圣学高明，以诚、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齐天下有余裕矣。”高宗大力提倡“正心诚意”的程学，崇信程学的儒生都得到任用。士大夫想作官得利禄，便“托其说（程学）以自售”。一时程学大兴，成为作官的捷径。

　　在高宗和范宗尹、秦桧等倡导下，程颐的门徒，展开了对王安石的围攻。宋朝以科举取士，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在太学生和青年文士中有着广泛的影响。钦宗时杨时曾奏请销毁“三经新义”，这时又写出《三经义辨》，从学术上向王安石进攻。一一三五年，杨时病死。高宗特诏褒杨《三经义辨》，又赐其家属银二百两、帛二百匹，作为对杨时反王安石的酬赏。攻击王安石的另一个办法，是篡改历史。高宗任命范冲（范祖禹子）重修《神宗实录》，杨时也著《熙宁日录辨》，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再一个办法，是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代表作就是邵伯温（邵雍子）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假托苏洵的名义，伪造《辨奸论》，说邵雍听到杜鹃的叫声，就预测到王安石作相“天下将乱”。邵伯温还编造说：王安石平日不梳头，不洗脸，前生是个獾（音欢huān），儿子王雱死后下了地狱等等。以荒唐的谩骂，对王安石肆意诋毁。

　　高宗、杨时等加给王安石的最大罪状是：徽宗、蔡京的亡国和宋朝的南逃，都是由熙宁变法造成的。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明代的陈汝锜曾反驳说：今史牒具在，凡蔡京所逢迎，“蠹国害民非一政，然何者为熙宁之政？”凡蔡京所交结，如童贯、李彦、梁师成、朱勔、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等，“何者为熙宁之人？”高宗集团把徽宗、蔡京的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显然是想借以掩盖投降逃跑的罪责，继续苟且偷安。

　　控制将帅——高宗狼狈逃窜过程中，不得不允许抗金将帅“便宜从事”。将权日重，就又引起高宗的疑忌。一一三○年五月，崇奉程学的御史中丞赵鼎奏说二“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太祖和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民政已坏”。“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高宗会意，下侣限制将帅转移财用和任免官员的权力。六月，又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废除南逃时设立的御营司。北宋以来，政治和军事分立两府。仁宗以后，宰相不兼枢密。高宗用宰相兼领军事，说是为了“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中书舍人季陵又上奏说：“张浚在川陕，区处军事，安置从臣。偏于太专”。一一三一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大意说：“诸将过失，不可不治”；将领只能听命，不应参预谋划，议论政事；“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不早图之，后悔无及”：他建议“渐销诸将之权”，能驭将才能“弭盗’”‘遏敌”。高宗既要依靠诸将镇压人民起义和抗御金兵，又担心将领功高权大威胁他的统治，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当中。北宋建国之初，太祖收兵权，意在防止割据，反映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之争。南宋建国之初，主降的文臣力求控制主战的将帅，意在防止将帅专权抗敌，实质上是反映了投降派和抗战派的斗争，和北宋初的收兵权，性质完全不同。高宗对金朝“且守且和”，对将帅且用且疑，处在重重矛盾之中。

（三）钟相、杨太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南宋小朝廷自重建以来，面对金兵的南侵，从河南逃到江南，从江南逃入大海，不惜对金朝屈辱妥协，只求荀安江南，压迫人民大众。广大农民陷入金兵掳掠，官军抢夺，官府、地主加紧压榨的重重迫害之中。一一三一后，江西安抚大使未胜非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说：“来自桂岭，陆行一千七百余里至临江军，所见道上居民及近路村落：自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遭受残酷掠夺的广大农民，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南宋的黑暗统治。

钟相、杨太起义

　　一一三○年春，洞庭湖畔的鼎州爆发了钟相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鼎州武陵人钟相领导的起义军原来曾是一支人民抗金队伍。一一二七年春，高宗在南京（商丘）号召各地军兵“勤王”。钟相组织义兵三百人，由钟相子钟昂率领，赶到南京，拥戴高宗反抗金兵的南侵。高宗决策南逃，便又下令将各地前来“勤王”的义兵遣散，要他们“归元来去处，各著生业”。钟昂率领的义兵亲眼看到高宗小朝廷妥胁求降的面目，归来的途中更看到各地官军、盗军的劫掠情景。钟相并没有按照高宗的意旨解散回乡的队伍，而是继续结集，结寨自保，并设置旗帜器甲，作起义的准备。荆南一带不断遭到宫军和盗军的蹂躏。一一三○年初，金兵攻陷潭州，大事掳掠后，屠城而去。孔彦舟乘机收集溃兵，占据荆南和鼎、澧诸州，并利用钟相在民间的威信，诈称是“钟相民兵”，四处窜扰。在这样的形势下，钟相毅然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号召抗拒孔彦舟的盗军。鼎、澧、荆南各地的人民纷纷响应，农民起义的烈火点燃了。

　　早在起义的二十多年前，钟相就在武陵一带利用宗教作工具，联络组织农民，宣传反抗思想。史书记载，钟相利用的宗教是不同于佛、道的“左道”。很有可能，这就是方腊起义时利用过的摩尼教。方腊起义失败后，摩尼教仍在各地农民群众间秘密流传，成为他们相互联络、准备起义的工具。宋朝统治者不断下令禁止，对。“事魔”的农民严厉镇压。起居舍人王居正向高宗报告说：“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宋朝统治者们，在向金兵屈膝求降的同时，不惜大规模地屠杀“事魔”的农民，宋朝杀人越多，反抗的力量越大。自温州、台州、衢州、徽州、严州、信州以至河南的信阳军、河北的沧州、清州，南到两广、福建，到处都有摩尼教的秘密起义组织。钟相发动起义的荆湖一带，早在唐代宗时，荆州就建有大云光明寺，是摩尼教的一个传布中心。

　　长期形成的钟相农民军是一支有组织、有训练的队伍。钟相自称“有神灵与天通，能救人疾患”。向农民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早在五代时，南唐诸佑利用“左道”组织农民起义，就曾提出“吾能使富者贪，贫者富”的口号。钟相继承诸祐和王小波的口号，更加明确地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平均思想以反抗官僚、地主的封建统治。“人法”（人教）的民众，分财互助，团结一致，又有自己的武装，有效地抵制了官军和盗军的骚扰。洞庭湖周围各县的广大农民，自备干粮，络绎不绝地到武陵投拜“人法”，尊称钟相为“老爷”或“天大圣”。一些士大夫也到这里来避乱。

　　但是，一一三○年二月钟相发动武装起义后，并没有停留在宗教组织的范围。钟相立即建立国号大楚，钟相称楚王，钟昂为太子，立年号天战（一作“天载”），建置将相官属。起义军宣布宋朝的国法是“邪法”。焚烧官府、寺观、庙宇和“豪右之家”，镇压官吏、僧侣、道士、巫医、卜祝以及跟广大农民结有仇隙的地主富豪。夺取官僚地主的财产还给农民，称为“均平”。起义军的行动，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说这是“天理当然”。

　　钟相在武陵发动起义后，鼎州武陵、桃源、龙阳、沅江，澧州澧阳、安乡、石门、慈利，荆南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峡州宜都，岳州华容，辰州沅陵，各地农民群众纷起响应。起义的烈火燃遍了十九个县的广大地区。钟相派出一支农民军攻打桃源县城。知县钱景持率领保甲兵丁来镇压起义，农民军杀钱景持，大败宋兵。两日后，钟相军又攻克澧州，杀宋守臣黄琮，胜利进入州城。

　　来势迅猛的钟相起义，震撼了南宋王朝。孔彦舟叛军勾结鼎州的地主豪绅，占据鼎州。南宋小朝廷便任命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去镇压钟相起义军。南宋驻守鄂州的宣抚司访察使李允文，派遣统领宫安和统步兵入益阳，统制官张崇领战舰入洞庭湖，张奇统水军入澧口，分道镇压起义。

　　孔彦舟看到不能以战取胜，便另生诡计，向起义军散布说：“爷（农民军称钟相为“爷”）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假装无意决战。一面又派人到钟相处，请求“人法”，做打入起义军内部的奸细。钟相没有识破诡计，农民军中混入了内奸。一一三○年三月，孔彦舟军大举进攻，奸细作内应，起义军兵败。钟相、钟昂父子在山谷中被当地一个地主捉住。孔彦舟将钟相父子押送朝廷处死。钟相发动起义仅仅一个多月，便英勇牺牲了。

　　南宋王朝处死了钟相，却无法扑灭已被钟相点燃的起义烈火。洞庭湖畔各地的起义农民，在青年领袖杨太领导下，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持久的战斗。

　　杨太是随钟相“入法”起义的一位青年农民。当地称兄弟中最小者为“么”，因此又亲切地叫他“杨么”或“幺郎”。钟相牺牲后，杨太和农民军首领杨广、夏诚等领导一支农民军占据龙阳县继续战斗。农民军沿洞庭湖分立寨栅，组成了八千人的队伍。

　　一一三○年六月，宋朝调任知荆南府程昌寓（音宇yǔ）去鼎州，任鼎澧路镇抚使，镇压起义。程昌寓途经龙阳县境，随从官吏和仆从们上岸掠夺民间财物。杨大部下的水寨首领谢保义，立即指挥起义军出击，缴获了他们在各地搜擂的金银财帛等赃物，程昌禽只身逃回公安县，改由陆路绕道到鼎州。程昌寓到任后，指挥官军进攻起义军，并对起义军展开诱降活动。起义军的一个首领杨华叛变，到鼎州投降。程昌寓又命杨华派亲信到杨太军中劝诱诸首领降宋。杨太“极口骂杨华不是丈夫汉”，痛加斥贡。接着，便率领水军，到鼎州诚下向宋军发动进攻。程昌寓龟缩城内，不敢出战。杨太起义军以洞庭湖为基地，采集木料，打造战船，训练水军，声势大振。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年）正月，夏诚指挥的起义军大败程昌寓新组成的水军，获得大批战船。此后起义军又打造了多种样式的车船。每船可载兵干人，用人踏车，可进可退，船上役拍竿长十余丈，上置大石，下作辖护，遇敌军船近，即用拍竿发石击碎。车船的制造，始于唐代李皋。起义农民在都料匠高宣的指导下，以宋军的车船为样式，进一步提高了打造车船的技术。起义军用车船作战，宫船不能接近。起义军水寨数十处，车船数十只，布满洞庭湖边，雄壮非常。继承钟相事业的杨太，不再以攻取州县作为作战目标，而是继承并发展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传统，在洞庭湖建立了起义据点，形成可攻可守的指挥中心。农民军不断发展壮大。

　　宋王朝看到程昌寓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又在一一三二年十一月，起用李纲作湖广宣抚使，来镇压起义。李纲立即派将官招降溃散的官兵，作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准备。朝中一些投降派官僚，担心李纲“剿寇”立功，再被重用，于是纷纷上章攻击李纲是“藩镇跋扈之渐，若久任之，将使军民独知有纲，不知有陛下，知有宣抚司，不知有朝廷”。高宗又把李纲撤职，改派龙图阁直学土折彦质为湖南安抚使，督率潭、鼎、荆南兵，镇压起义。

　　这时，杨大起义军以洞庭湖水寨为据点，已经发展到二十万人。占领的地区北到公安，西到鼎、澧，东到岳阳，南到长沙。洞庭湖沿岸各州县的广大农村几乎都已为起义军所占有。宋官军所盘据的，只是处在农民起义军包围中的几座州县孤城。一一三三年四月，杨太拥立钟相少子钟义作太子，自号大圣天王，下设三衙等机构。起义军占领地区的农民，在杨太领导下努力发展生产，实现了钟相“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的理想，境内人民安乐，物产丰盛。起义军春夏耕耘，秋冬战斗，不断袭击宋军。折彦质部难以前进。

　　一一三三年六月，宋王朝又增派王（音泄xiè）为荆南制置使，领兵六万，会同析彦质等镇压杨太起义军。王水军攻进杨太大寨，却是一座空寨。原来杨太早已转移到鼎口港地泊驻，伏军待战。十月，王军赶到鼎口，杨太发动车船迎战。农民起义军车船高数丈，用坚木二尺余，削尖两端作投掷武器，与矢石俱发，叫做“木老鸦”。官军大败。王本人也被流矢、木老鸦打中，逃回鼎州，留下统制崔增、吴全据守洞庭湖下游。

　　崔、吴军守下游，企图与上游程昌寓部官军夹击起义军。杨太军得知后，顺江放下三只大船，船上不树旗枪，也不见人，沉寂无声，交横而下。崔、吴军见了，以为起义军为上游官军杀败，流来空船，于是发动全队舟船，乱次争先，纷纷而上，到了水面宽广处，农民军车船突然擂鼓呐喊，踏车回旋，发动猛攻，迅速地把官军大小数百只战船全部击沉。沙滩上的官军步兵也被起义军消灭。一日之间全歼崔、吴军一万人，获得弓矢甲胄不计其数。起义军获得重大胜利。

　　这时，王还在下沚江口营帐，不知道宋水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农民军百余人穿着新衣，打着鼓板，吹着笛子，弄着气球，到宋军大营，用竹竿挑着一卷文书，喊宋军来取。宋军满以为这是“受招安”的文书，打开一看，原来是农民军缴获的宋朝的官告。农民军使者在旁哈哈大笑说：“崔家水军一万来人，前日晚被我们杀了，一个不存。衣甲、枪刀、旗号、钱粮，一齐属我了也！”农民们在欢笑声中吹笛打鼓扬长而去。当晚，起义军又乘车船相继而来，全装铁甲，各执雁翎长刀，光彩射目。向宋军高喊：“崔增、吴全是天下有名水军，一万来人，只消我三支车船，尽底杀了。你们消得甚的杀也！”二更时，起义军的大小车船无数，大举追袭宋军。宋船两边都被打空，满身中箭。宋军士头破额裂，狼狈逃走。王带领残兵败回鄂州。农民军再次取得辉煌的胜利。

　　起义军乘胜前进。一一三四年七月，进攻鼎州社木寨，又大败宋军，继续获胜。

　　一一三四年二月间，张浚自西北被召入朝时，路过潭州，曾派枢密院计议官去和折彦质共同策划“招安”农民军，遭到杨太拒绝。这时，刘豫的齐国看到农民起义军胜利发展，也想以“联军灭宋，分地而王”，招诱农民起义军。齐“太尉”李成差密使来杨太大寨，送来金帛文书，说愿与水寨首领会合，水陆并进，取宋沿江州县，得县的做知县，得州的做知州。起义军严正拒绝，把来人打发回去。一月后，李成又派三十五人来，带着官诰、金束带、锦战袍、羊羓（音巴bā）等物，劝诱起义军配合金、齐大军灭宋。农民起义军将这三十五人全部处死，投入江中。高宗得知后，下诏向杨太等诱降，说可以给他个知州的官做，也被杨太拒绝。杨太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坚持反对宋朝的统治，又坚持抗拒金、齐，始终如一，大义凛然。

　　和杨太的正义行为相反，一贯对金屈服的南宋，把农民军看做是比金、齐更为危险的敌人。江西一个地主向高宗上书说：“方今之大患有三：曰金虏，曰伪齐，曰杨幺。然金虏伪齐，皆在他境，而杨幺正在腹内，不可不深虑之，若久不平灭，必滋蔓难图。”侍御史张致远也在一一三五年二月上奏说：“金朝侵侮，不过是皮肤病，如果善用药石，就很容易去掉。庶民作乱，是心腹蓄毒，若养而不治，实在难好。洞庭被占据这多年，招安之人屡遣，而大半不还，水陆之师每进，而无敢深入”。这时已掌握军政大权的右相张浚也说：“杨幺据洞庭湖，实占上流，不先去之，为腹心害，将无以立国。”对待金朝，宋朝官员中存在着抗战派与投降派的对立，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他们又完全一致起来。高宗派张浚亲临督战，又下令把精锐的岳飞军从淮西的前线调往洞庭湖。一场血腥的镇压开始了。

　　宋军这次镇压杨太起义军，按照张浚的主意，改变了历来冬季出师的惯例，选在农忙季节进军，想趁起义军忙于生产，发动突然袭击，同时还想以毁坏田亩禾稼为手段来进行威胁。一一三五年五月，张浚、岳飞领兵到达洞庭湖地区，施展所谓“剿抚并行”的策略，大力开展诱降活动，释放俘虏，重用叛徒，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起义军中的黄佐、杨钦，先后叛变，投降岳飞军。六月，杨太大寨由于杨钦等叛变而陷于孤立，被岳飞军攻破。杨太拒不降宋，和钟义泅水突围，被宋军俘虏。杨太被押送到岳飞面前，英勇就义。杨太就义前，仍然高呼钟相称号（老爷），至死不屈，表现了中国农民不甘屈服于黑暗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

　　杨太就义后，夏诚仍然据水寨固守，继续战斗。岳飞军以巨浅塞置港汉中，用腐木烂草填入行船通道，使起义军车船无法行驶。起义军水寨被攻破。夏诚被俘，也壮烈牺牲。

　　钟相、杨太领导的洞庭湖农民起义，前后持续六年之久，给南宋王朝以沉重打击。农民起义军依据江湖港汉建立据点，春夏耕耘，秋冬作战，为历史上农民战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钟相、杨太起义的同时和起义失败后，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农民群众相继举行起义，不断打击着南宋王朝的统治。

信州王宗石（王念经）起义

　　一一三○年四月，在钟相发动起义的同时，信州贵溪县农民在王宗石（王念经）领导下，举行起义。王宗石是当地摩尼教的一位首领，长期以来利用摩尼教组织农民，具有广泛的影响。起义发动后，农民军迅速攻下贵溪、弋阳两县。信州和饶州一带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农民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高宗派辛企宗军去镇压。一月之间，农民军连续战败官军，取得胜利。高宗又调派张浚和刘光世部的王德军，对农民军四面围剿。农民军激烈战斗，王宗石等二十六名领袖战败被俘，被押送到越州的高宗小朝廷，英勇就义。起义发动不到两月，即遭到南宋官军的镇压而失败。起义失败后，刘光世部王德残酷屠杀贵溪、弋阳两县的人民近二十万人。

建州农民起义

　　一一二九年，苗傅、刘正彦发动政变失败，领兵退走建州。宋朝各路官军进入建州追击，沿途向百姓勒索军需，烧杀劫掠，农民群众被迫迁徙流亡。宋兵擒捕刘、苗去后，建州一带出现严重的灾荒。一一三○年，建州瓯宁县农民在回源峒发动起义，私盐贩范汝为被推为领袖。八月间，范汝为领导起义军攻入建阳县。宋神武副军都统制李捧率宫军三千迎击，被起义军击溃，李捧逃走。农民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十月间，南宋小朝廷派朝请郎谢向持金字牌到范汝为军中“招安”。十一月，又派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宗率大兵镇压。辛企宗进驻邵武军，距回源峒二百多里。在宋朝的威胁利诱下，范汝为受“招安”，接受宋朝赐给他的从义郎、福建民兵都统领的官职，受辛企宗节制。范汝为以下的一些首领也接受了宋朝的官职。起义军由于首领叛降而被出卖了。

　　范汝为投降后，农民军仍在建阳城外驻扎、耕田。当地地主也要向农民军交纳租税。一一三一年二月，高宗诏令辛企宗将农民军“放散”“归农”。农民军拒不解散。

　　建阳农民继续展开斗争。农民丁朝佐领导另一支农民军发动起义。范汝为部下、降宋后称保义郎的熊志宁又率领部分农民军离去，与丁朝佐会合。九月间，了、熊军进到建州浦城、崇安等县。南宋得报，派江东统制官阎皋统领部下全军镇压丁、熊，又派监察御史胡世将到福建“督捕”。十月九日，胡世将奏报说：“汝为自就招安，心怀反侧，仍前剽掠”。高宗立即下诏捕杀范汝为。诏书说：“官军杀获范汝为，与补汝为现带官职”。十月十九日，范汝为率领农民军向建州转移，宋建州守臣逃跑。范汝为入据州城。范汝为部下叶谅等向邵武军进攻。

　　十一月，御史弹劾辛企宗长期不能“放散”农民军，“拥兵逗留”，请另遣将。高宗贬辛企宗，降三官。另派韩世忠领兵入福建镇压。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正月，韩世忠军围攻建州，攻城六日，农民军三万余人战死。范汝为逃回回源峒自杀。宋军到邵武军，叶谅败死。熊志宁接受阎皋的“招安”，充当宋军的“前军统领”。

　　建州起义发动以来，起义农民前后有十余万人，声势是浩大的。但由于农民军领导者的动摇投降，终于遭到宋朝的血腥镇压而失败。广大起义农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

　　但是，起义农民仍在继续战斗。农民军千余人在范忠领导下，转向建州松溪县进攻，杀县尉吴某，又进而打到浙东。十一月，范忠军转战龙泉县，进攻处州，震动了宋朝。十二月，高宗命令神武前军左部统领申世景领兵二千镇压，下诏说：“如不即扑灭”，“并重置典宪”。宋军到处州，不能得逞。高宗又增派精兵二千会合。范忠农民军寡不敌众，遭到镇压牺牲。

　　范忠领导的农民军，在范汝为死后，转战闽浙，坚持斗争达一年之久，又一次体现了农民群众反对“招安”、坚持斗争的光荣传统，是值得赞颂的。

吉州彭友起义

　　一一三○年，吉州一带的农民也在彭友（一称彭大或彭铁大）、李满（号称“李动天”或“李洞天”）、王彦和廖八姑三姐妹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农民推举彭友等十人作领袖，称为“十大王”。起义军攻占江西、湖南八个县城，起义队伍达几万人。起义军在各地区往来活动，声势越来越大。到一一三三年初，广东、江西等路官吏纷纷向宋朝上奏章，要求调派岳飞军前往镇压。四月，宋朝派岳飞军到吉州。这时彭友已率领农民军转移到雩都（雩音于yú），联合永新县尹花八等两支农民军三千多人，严阵以侍。岳飞军赶到雩都，派出两名“辩士”找彭友劝降，彭友义正辞严地说：“吾宁败，不肯降，毋以虚声恐我！”岳飞指挥官军猛攻山寨，起义军战败，彭友被俘。李满等率领农民军退到固石洞拒守。固石洞山高而险，易守难攻，岳飞驻兵山下，再次派说客到山上劝降，企图动摇农民军的斗志。农民军义愤填膺，表示“虽死无憾”，坚决斗争到底。岳飞见诱降不成，又调动骑兵，围住固石山，派步兵强行攻山。起义军腹背受敌，经过激烈战斗，主力大部牺牲，终于失败了。

虔州陈颙起义

　　一一三一年七月，陈颙（音拥yóng）领导虔州农民几千人起义，攻打零都、信丰等县。一一三二年四月，起义军进攻循州，克龙川县。十一月，克武平县，又围梅州。绍兴三年（一一三三年）正月，起义军围攻潮州，不能下，撤回江西。虔州各县农民纷纷起来响应，罗闲十、蓝细禾、钟超等“四百余党，自为头首，各成寨栅”，共有十多万人。各支队伍“结为表里”，建立联盟，共同反抗官军，依靠山区的险要形势，建寨五百多座，活动于广东循、梅、潮、惠、英、韶、广、南雄等州，江西虔州、南安军、建昌军，以及福建汀州、邵武军等广大地区。这年四月，岳飞在镇压吉州农民军以后，又进兵虔州。农民军在兴国县，与官军摆开阵势，英勇战斗。但由于各支农民军队伍缺少统一的指挥，最后被岳飞军各个击破。陈颙、罗闲十、蓝细禾等被俘。陈颙等农民领袖同吉州农民领袖彭友、李满等一起，都被岳飞杀害了。

严州农民起义

　　王宗石等利用摩尼教起义失败后，摩尼教作为农民群众的秘密组织，仍在江、浙一带继续活动。人教的农民，设置兵器，随时准备“群起举事”。衢州开化县是万山环绕、路不通驿的地区，接近徽、严二州，宋朝统治力量较为薄弱。摩尼教领袖余五婆在这里“传习魔法”，组织农民。一一三三年春，官府发现了余五婆的活动，下令捕治禁止。余五婆随即转移到严州遂安县白马源，隐蔽在教徒缪罗家中。同年三月，缪罗的怨家发现余五婆，向保正告密。保正乘机对缪罗进行敲诈勒索。缪罗杀死保正，发动摩尼教农民起义。起义农民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接连击毙凤林巡检章浦、淳安县尉曹作肃等人。五月，知严州颜为带领临时拼凑的弓手、保甲六千多人，宋朝又派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领兵三千，会同前往镇压。在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时刻，缪罗经不起杨沂中的威胁利诱。接受了杨沂中的“招安”。起义农民仍然坚持与官军作战。但由于缪罗等人的叛变，起义军力量削弱，终于被杨沂中镇压下去，起义军骨干王仓等九十多人被捕牺牲。

郴州宜章县农民起义

　　一一四○年，湖南郴州宜章县山区农民在骆科、文遂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后，骆科率领义军攻打桂阳、郴、道、连、贺等州的县城。宋朝派统制郝政带领官军镇压，骆科中途叛变，投降官军，义军被打散。但不久之后，义军余部又集结在一起，在邓宁、李定等人的领导下，继续战斗。义军的另一部分在欧幼四的领导下，以桂阳监临武峒为据点，发展到几千人，屡次打败官军，攻克了蓝山县。直到一一四一年十月，这几支农民军才被宋军镇压而最后失败。

（四）抗战与投降的斗争

　　高宗统治集团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但是农民群众此仆彼起的英勇斗争，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它明确地告诉了人们：如果金兵南侵，南宋小朝廷再要投降逃跑，就难免被人民群众的巨掌所葬埋。

　　高宗集团一味妥协苟安的政策，并不能阻止金朝的继续南侵。刘豫傀儡政权“大齐”建立后，金朝一面支持刘豫南侵宋朝，一面继续派出金兵南下侵掠。在这样的形势下，南宋王朝是抗战还是投降，仍然是摆在高宗统治集团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朝廷中形成以岳飞等为代表的抗战派和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进行了反复的斗争。

　　在以偏安东南为既定国策的高宗集团统治下，南宋抗战与投降的过程大致是：当着金、齐发动南侵，战争威胁到南宋的统治时，高宗不得不任用抗战派抵抗敌兵；当着抗敌获胜，将领们权势增强，而金朝又采取“以和议佐攻战”来诱降时，高宗就又信用投降派屈膝求和；南宋的屈辱招致金兵的再度南侵，高宗被迫再次起用抗战派将领；抗战派再度抗敌获胜，高宗和投降派就又在胜利形势下，再来求降。自高宗迁都临安以来的约三十年间，伴随着宋、金斗争和南宋王朝内部斗争的发展，南宋王朝大体经历了抗战——投降——再抗战——再投降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一、保卫川陕和收复襄阳的胜利

　　从一一三三年到一一三六年的三年间，金朝南侵军一面在川陕地区继续向南宋进攻，一面支持刘豫的齐国从中原地区南下，同南宋展开激战。吴玠军打退金军，保卫了川陕。岳飞军战败金、齐，取得了收复襄阳六郡的胜利。

　　川陕之战——金宗弼军自和尚原之战败退后，金朝又派撒离合屯兵凤翔，与宋吴玠军对峙。绍兴三年（一一三三年）正月，撒离合绕开和尚原，率主力东进，攻下金州，沿汉水西上，进攻兴元，宋王彦军败走。知兴元府刘子羽派统制田晟带兵据守金州石泉县西的饶风关，向吴玠告急。吴玠亲自领兵从凤州河池县启程，日夜行三百里，在金军到达前，赶到饶风关，会合王彦军及抗金义军一万三千人守关。金军没有料到吴玠军来得这样快，赶忙发动猛攻。攻关六昼夜不能下。吴玠部下一个将官叛变，向金军告密，金军从小道绕到饶风关后，两面夹击，宋军只好撤退。饶风关失守。王彦退守达州，吴玠退守仙人关，刘子羽退守潭毒山。金军到川陕界上的金牛镇，不见宋军踪影，怀疑有埋伏，不敢深入，退军兴元，然后又从斜谷撤退。吴玠派兵追袭，金军大败，死亡一千多人，丧失了全部辎重。刘子羽趁势进兵，收复兴元、洋州等地，王彦收复金州等地，全部恢复了战前局面。宋军在川陕保卫战中取得了胜利。

　　一一三四年二月，宗弼、撒离合又协同齐国的刘夔率十万骑兵从宝鸡入侵仙人关。吴玠军万人在杀金坪抵御。吴璘领兵由七方关急援，转战七昼夜，与吴玠合兵。三月，金兵进攻关隘，身披重铠，用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吴璘督军死战，矢下如雨，金兵死尸层层堆积。撒离合改用火攻，又被宋统领姚仲设法扑灭。吴玠派统制杨政、统领田晟率军出击，战场上火炬照亮了群山，战鼓声震动天地。次日夜间，吴玠又派统领王喜、王武卒勇敢战士，分紫、白两色旗帜杀入金营，宋军全力奋战，金军不支，连夜撤走，退守凤翔。吴玠、吴璘军奋勇战斗，又一次胜利地保卫了川陕。吴玠升任川陕宣抚副使，又乘胜收复凤、秦、陇诸州。

　　收复襄阳——中原战场上，宋、齐间不断发生小规模战事。一一三三年二月，襄阳镇抚使李横会合右武大夫牛皋等收复颍昌。刘豫派宋朝叛将李成率二万人迎战，又向金朝求救兵。金宗弼领大军来侵，李横败退，襄阳、颍昌失守。五月，高宗下令沿边诸将不得“侵犯齐界”，派韩肖胄等去金朝求和。十一月，韩肖胄回朝，金使李永寿来宋，要挟宋朝归还齐俘虏和在东南的西北士民，并要求以长江为界，把江北地方全部给刘豫。金使的无理要求，激起宋朝抗战派将士的愤怒。广州一个监管盐税的官员吴绅上书，请高宗亲征，讨伐刘豫。殿中侍御史常同对高宗说：“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岳飞建议出兵，收复襄阳六郡，恢复中原。岳飞收复建康后，被任命为通、泰州镇抚使，守卫长江下游。在一一三一年到一一三三年两年多的时间中，岳飞忠实地执行南宋王朝“荡清内寇”的使命，转战湘赣间，讨伐李成等盗军，又残酷地镇压了虔州和吉州等地的农民起义，因而得到高宗的赏识和信任。高宗亲自召见岳飞，特赐“精忠岳飞”的军旗，提升他为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薪州制置使，驻军江州。岳飞连续上疏，建议出兵北上，进取襄樊。岳飞的建议得到宰相朱胜非和参知政事赵鼎的支持。赵鼎荐任岳飞为统帅。牛皋进见高宗，说“刘豫必灭，中原可复”，受命率部去江州，归岳飞指挥。

　　高宗迫于形势，不得不派岳飞出兵抗战，但仍然无意恢复中原。在岳飞出兵前，就先规定了种种限制。南宋朝廷用“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的名义，向岳飞明确规定：只准“收复襄阳府、唐、邓、随、郢州、信阳军六郡地土”，“不得辄出上件州军界分”。敌军“若逃遁出界，不须远追”；“亦不得张皇事势，夸大过当，或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之类，却致引惹”。还规定：事毕，大军复回江上屯驻。

　　一一三四年五月，岳飞接受了新任命给他的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兼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等本兼各职，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岳飞命令军士，所过各处，不准残害民众，不准侵犯禾稼，渡江时，他在船上对幕僚们说：“飞不擒贼，不再渡江！”岳飞军旗开得胜，一举攻下郢州，齐守将京超自杀。岳军兵分两路：张宪、徐庆分兵攻随州，岳飞亲率大军直趋襄阳，军声大振。齐将李成出襄阳四十里迎战，岳飞看到李成列阵后，说：“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李成左列骑兵于江岸，右列步兵于平地，兵虽多至十万，有什么用呢？”举鞭命王贵以长枪步卒攻击李成的骑兵，命牛皋领骑兵攻击李成的步兵。李成军大败，死伤无数，李成夜中逃跑，岳飞顺利收复襄阳。随后又派牛皋增援张宪、徐庆，很快攻克随州，生擒齐将王嵩，俘虏五千人。李成自襄阳败退后，又纠集兵马与金军汇合，在邓州西北列寨三十几所，准备与宋军决战。岳飞把军队分成几支，发动突袭和两面夹击，把李成军再次击溃，一鼓作气连续收复了邓州、唐州和信阳军。这年七月，岳飞便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胜利地收复了襄阳等六郡，屯兵鄂州。

　　捷报传来，整个临安轰动了。高宗慨叹说：“不知他能破敌立功到如此地步！”随即升任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统辖襄阳府路。不久又晋封为武昌开国侯。宋朝建国以来，作为最高荣誉官衔的节度使，从来不轻易授人。这时南宋带节度使衔的，也只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个大将。几年前，还是个普通军官（统制）的岳飞，还只三十二岁，便建节封侯，这在宋朝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这时的岳飞却把功名看作尘土，念念不忘的是乘胜收复中原。他在鄂州作《黄鹤楼》词说：“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直渡清河洛。”直渡黄河，北上抗敌，一直是岳飞的高远理想。但这就和高宗苟安东南的国策处在了相矛盾的境地。岳飞直上青云，功高位显，也开始陷入了高宗统治集团的疑忌之中。

　　打退金、齐——一一三四年九月，金朝又纠合刘豫，发兵南侵。金兵五万，由宗弼等率领，齐兵由刘豫子刘麟率领。金、齐兵绕开岳飞和吴玠的防区，自泗州和楚州两地渡淮南侵。知楚州樊序弃城逃走，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自承州退守镇江。高宗得报，惊惶失措，又和投降派朝臣议论着逃跑避难。宰相赵鼎（一一三四年任相）和参知政事沈与求等都劝高宗“御驾亲征”。高宗仓促间派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分别率军赴建康、扬州、当涂防守。

　　宋军将士奋勇杀敌。十月，金兵进至扬州大仪镇，韩世忠军迎哉。金兵大败，将官挞也被擒。韩军前军统制解元和部将成闵在承州败金兵。韩世忠大军追至淮水，金军溃败而逃。韩军进驻楚州。

　　十月，金兵主力侵犯淮西。十二月初，宋庐州军败，退守城内。岳飞部受命来援。牛皋、徐庆在庐州城外击败金兵，追袭三十余里，金兵败走。

　　金、齐兵在淮东、淮西连续被挫败，便在这年年底收兵而去。

　　金兵退后，一一三五年二月，赵鼎、张浚分任左、右相。高宗命张浚、岳飞领兵镇压了杨太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事过之后，张浚回朝，又向高宗建议，北伐刘豫，恢复中原。

　　一一三六年二月，张浚以宰相兼都督诸路军马事的身分，召各路将领到平江府集议北伐。议定由韩世忠军出楚州攻淮阳，刘光世屯合肥，张俊屯盱眙，岳飞驻襄阳，作进取中原的准备。

　　岳飞军受命，进驻襄阳，八月间出征。前锋军顺利攻占了虢州卢氏县城，又收复了长水县。十一月，岳军王贵、董先、牛皋等部在唐州北大败齐兵，进抵蔡州境内，距离东京不远了。蔡州齐兵防守坚固。岳飞向朝廷请示进止，高宗回答说：“兵家不虑胜，惟虑败，万一小跌，不知如何！”下诏要岳飞回师。岳飞奉诏退兵，敌军来追。岳飞又乘势在唐州山林内设下伏兵，出其不意，围歼敌人的追兵，生擒敌兵几千人、战马三千匹，获得大胜利。岳飞和部属们议论着，总有一天要打到金朝的巢穴，“直抵黄龙，与诸君痛饮！”但岳飞军仍不得不奉命退守鄂州。岳飞在鄂州“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吟成一曲传诵的歌词《满江红》。岳飞在词中慨叹“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向往着“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侍从头，收拾旧山河”。岳飞出兵节节获胜，北上抗敌的意志越来越高昂，和高宗苟安东南的国策，矛盾也越来越大了。

　　刘豫傀儡政权见张浚部署北伐，岳飞出征，便赶忙向金朝求救。这时，金太宗已在一一三五年死去，完颜亶（金熙宗。亶音但dàn）继位，对刘豫置之不理。刘豫不得不孤注一掷，倾巢而出。一一三六年九月，发大兵出击。兵分三路：中路刘麟一军，经寿春，攻庐州；东路刘猊（音泥ní）一军，出涡口，攻定远，兵锋直指宣、徽二州；西路宋朝的叛将孔彦舟一军，由光州，攻六安。东路军至淮东，被韩世忠军阻挡，退回顺昌府；西路军攻光州不能下。只有进攻庐州的刘麟中路军渡过淮水到达寿春、濠州之间，刘光世放弃庐州。

　　张浚部署军事后，请高宗进驻建康。高宗到平江府，开始犹豫踌躇，宰相赵鼎和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等从而提出“皇帝回銮”的建议。刘光世得到折彦质的支持，自庐州退保当涂。张浚从前线归来，竭力反对，请高宗写御笔军令“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急令刘光世回庐州抗敌。刘光世被迫回军，刘麟的齐军正向庐州杀来。两军相遇。刘光世部将王德、郦琼（郦音丽lì）部在淮河南岸霍丘附近大败齐兵，刘麟败退。张浚派杨沂中部援淮西，在藕塘大败齐刘猊军，齐兵纷纷投降。杨沂中与王德部合兵追击刘麟至南寿春，刘麟大败而逃。围攻光州的孔彦舟听说主力军败，也慌忙撤兵逃走。刘豫齐军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了。

　　战争过后，张浚面见高宗，请求罢免刘光世兵权。赵鼎反对，因而辞相。一一三七年八月，张浚罢免刘光世，命王德统军。郦琼不服，率领淮西兵四万人投降刘豫，朝廷震动。张浚因处置失宜，引咎辞相。高宗再用赵鼎为相，作议和的准备。

二、屈辱的“和议”

　　刘豫南侵，被未军打得狼狈逃窜，金朝统治者更加感到刘豫的无用，便在一一三七年十一月明令宣布废掉刘豫的齐国。这时，金朝统治者面临的问题是：继续以会宁府为中心发展它的奴隶制统治，还是直接统治封建制的中原地区。对待这个重大的问题，金朝贵族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金熙宗采纳完颜宗磐、完颜昌的建策，准备把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宋朝，而要高宗象刘豫那样地向金称臣，贡纳岁币。这实际上是在宋军得胜的形势下，把南宋变成和齐国一样的属邦。金熙宗决策后，便派遣宋朝在金的使臣王伦回朝，向高宗诱降。

　　绍兴七年（一一三七年）十二月，王伦向高宗奏报了完颜昌的口信：“好报江南，自今道途无壅，和议可成。”一意追求妥协苟安的高宗，得报大喜，厚赏王伦。数日前，高宗说：“若金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这就是说，只要金朝许和，一切条件都可接受。次年三月，任命秦桧作右相，作向金投降的准备。

　　这时，北宋的亡国之君徽宗，已在金朝死去。王伦回来说，如果议和，金朝允许送还“梓宫”（皇帝棺柩），高宗更加感激，急于求和。抗战派将领正在乘胜备战，指望进兵中原。听说要议和，群情激愤。绍兴八年（一一三八年）正月，赵鼎对高宗说：“士大夫多言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不免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请召诸大将问计。”高宗说：“不须恤此！今日梓官、太后、渊圣皇帝（钦宗）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高宗决意求和，对反和的意见一律严厉拒绝。

　　宋、金使臣往来议和。一一三八年七月间，王伦再次去金朝商议地界。高宗、秦桧主张，只要许和，地界划到哪里都可。王伦请问赵鼎。赵鼎说当依钦宗时的旧约，以黄河旧河（黄河旧道自山东滨县南人海）为界，不能以新河清河为界（黄河改道后，自江苏清河县入淮）。不然，就罢议。秦桧与赵鼎意见不和。枢密副使王庶也一再上书，坚决反对和议。秦桧向高宗说：“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预，则其事乃可成。”高宗完全同意，说：“朕当与卿议。”十月间，赵鼎被罢相，出知绍兴府。秦桧独揽相权，加紧“讲和”的活动。

　　十月，金朝派萧哲为江南诏谕使来宋，要高宗跪拜授受诏书。金使不称宋国而称江南，不称“通问”而称“诏谕”，明白地把南宋看成齐国一样的属邦。金朝所谓“和议”的实质完全暴露，朝野抗战派官员掀起了反投降的热潮。

　　抗战派将领张浚连续五次上书，激切反对“和议”。韩世忠奏请拒绝“议和”，立即决战，愿在金兵势最重处抗敌。岳飞奏称“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直接指责秦桧：“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枢密副使王庶再次上书，说现在群议汹汹，和战是存亡所系。他建议高宗“深戒前辙”，“与中外知兵大臣谋长久保邦至计”。秦桧罢免王庶，出知潭州，改任附和议和的参知政事孙近同知枢密院事。

　　兵部侍郎张焘和吏部侍郎晏敦复等人联名上奏说：“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军士不以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窃惑之。”馆职官员胡珵（音呈chéng）等人联名上书，揭穿金朝的“和议”是“弛我边备”，“竭我国力”，“解体我将帅”，“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礼部恃郎曾开更指出，金朝同意议和，并不是高宗屈己所得而是为军民坚决作战所迫。不当议和，而当增修武备，“发扬征讨之令”，乘机进兵。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请斩秦桧、孙近、王伦。疏中说：“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藁音搞gǎo），然后羁留敌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以求活耶？”民间把胡铨奏疏刻板传诵，流布四方。胡铨等人的言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愤怒，因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高宗、秦桧惊怒交加，说胡铨“狂妄上书，语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众劫持朝廷”。胡铨被罢官，送昭州编管。

　　反和舆论高涨，秦桧无法制止。中书舍人勾龙（姓）如渊（名）向秦桧建议，选择台宫（御史台），就可控制言路。秦桧罢免反和的台官张戒、萧振等，用党羽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施庭臣为侍御史，控制言论。高宗下诏，用“孝”“悌”之道来为投降辩解，说：“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庙，久稽洒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原宗正少卿冯橄（音级jí）随声附和，上疏赞颂和议，是“一举而兼备孝、弟、仁、慈四德”。秦桧立即恢复冯械宗正少卿原官，叫他与王伦同见金使议事。高宗、秦桧罢斥抗战派，起用投降派，控制反和言论，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一意投降。

　　绍兴八年十二月，秦桧代表高宗拜受金朝诏书，接受“和议”。金朝把陕西、河南地“赐”给宋朝，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朝归还徽宗和皇后的棺木。这样，高宗便在抗金得胜的有利形势下，成了金朝的臣属。

　　高宗、秦桧投降成功，大事庆祝，命百官进呈贺表，加官进爵。抗战将领吴玠等拒不上表。岳飞拒不接受加官，说“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勿宜论功行赏，取笑敌人”。兵部侍郎张焘六月间去洛阳，回临安后向高宗报告，金朝仍在备战，建议加强边防。高宗，秦桧不理。

三、顺昌和郾城抗金战争的胜利

　　不出人们的预料，仅仅一年多后，金兵又大举南侵了。

　　金朝统治集团内的派别斗争，在一一三九年秋季，发展到极为激烈的地步。金熙宗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完颜昌等贵族。完颜宗弼、宗干等掌握了大权。宗弼等反对把陕西、河南地交给宋朝，决意发兵夺回，并继续南下侵宋。一一四○年五月，金军以宗弼为统帅，兵分四路南侵。聂儿兵出山东，完颜果人陕西，李成人西京，宗弼率孔彦舟、郦琼、赵荣兵十余万取汴梁。“和议”以后，高宗群臣根本没有部署边防，中原没有任何备战设施。各地守官仍然是金、齐旧官，金兵打来，纷纷迎降。不到一月，根据和议金“赐”宋的土地，全被金夺去。金兵进而威胁淮南。

　　面对着宋朝覆灭的危险，高宗又只好下令各军进行抵抗。说：“昨者金国许归河南诸路及还梓宫、母、兄。朕念为人子弟当申孝悌之义，为民父母当兴拯救之思，是以不殚（音丹dān）屈己，连遣信使，奉表称臣，礼意备厚。……不谓设为诡计，方接使人，便复兴兵。……仰诸路大帅各竭忠力，以图国家大计。”抗金令下，宋、金间展开规模空前的激战。

　　顺昌之战——一一四○年五月，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王彦旧部八字军（王彦已于一一三九年去世），自水路赴任，至顺昌，闻金军已毁约破东京，进入陈州，决计坚守顺昌，反击金军，赢得了著名的顺昌大捷。

　　刘铸到达顺昌，听到金军将至，他下令把船只凿沉，决心坚守。八字军士气昂扬，妇女们也磨刀擦枪准备战斗。五月底，金军三万包围顺昌。刘锜令大开城门，金军疑惧，不敢轻进。守军先用强弓劲弩射敌，接着步兵冲击，杀败金兵，金军退兵二十里。夜间，浓云密市，闪电四起，刘铸命勇将阎充率五百壮士袭金营，大胜，金兵又退十五里。次夜，天气依旧，刘筒又命壮士百人直袭金营，金军大乱，终夜自相混战，大败而退。宗粥在开封听到败报，亲卒大军十万来援。刘铸只有二万人，能够出击的不过五千。宗粥到达城下，大骂诸将无能，诸将说：“今天的南军用兵，不比往昔。”刘倚派人到金营约战，宗粥大怒说：“你们这座城，我用靴尖就可踢倒它！”第二天，金军渡河抵城下，宋军以逸待劳，部队轮忍休息，与金军相持到中午。金军是昼夜兼程赶来，本已疲敝，加上天气炎热，人马又饥又渴。未军早已在颖河上流和城外草丛撒下毒药，金人马食用水草后中毒。刘椅趁机发兵出击，直捣宗拐中军，宋军备战，大败金军，次日又值大雨，宗粥不敢再战，下令拔营退兵。刘倚乘胜追击，宗拐只好令其三千牙兵（侍卫亲军）迎战。这是金军的精锐，披重销甲，戴铁兜，号“铁浮图”（铁塔）。刘椅军先用长枪挑其铁兜，继用大斧砍杀，金军这支精锐部队，被杀得十去七、八。宗弼鞭打了韩常以下将官，狼狈逃回汁京，遗弃器物，堆积如山。顺昌之役，宋军以少胜多，震动了金朝。金朝把燕京珍宝北运，准备逃跑。被拘留在金的宋使洪皓看到这种情况，曾派密使回报宋廷，建议乘胜出兵直追。高宗、秦桧不听，严令刘铸退军。

　　顺昌大捷的同时，韩世忠派统制官王胜，收复海州。归于张俊部下的王德军，收复了宿州、毫州。

　　川陕保卫战——宋、金定约后，朝廷令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撤回前线戍兵，关隘撤去守备。一一四○年三月，张焘受任成都府路安抚使，路上听说金人有败盟的动向，告诉胡世将说：“和尚原最为要冲，如和尚原失守，四川就不保了。”胡世将请张焘代奏朝廷：事势危急，应调回戍守陕西的右护军，再屯蜀口。

　　五月，金人进犯凤翔府的石壁寨。这时，吴玠已死，右护军都统制吴璘派统制官姚仲等拒敌。姚仲亲自督战，金将折合受伤，退屯武功。

　　六月，吴璘和都统制杨政与金军约定日期会战，完颜呆派三千骑兵直冲宋军，都统制李师颜等以骑兵迎击，金兵退人扶风县城。李师颜等攻下扶风，完颜果亲自领兵出战，又被姚仲等战败。都统制郭浩派兵收复醴州。

　　完颜杲与吴璘、杨政夹渭河而阵，吴璘驻兵大虫岭，完颜呆不能取胜，退回凤翔。自凤翔攻打泾州，击败泾原经略使田晨所部宋军，但金军也损失惨重，退守凤翔，不再出战。金兵侵占和尚原进攻四川的计划被挫败了。

　　郾城之战——战果最为辉煌的，是岳飞统帅的“岳家军”在郾城的大捷。顺昌大捷后，岳飞从驻地德安府，率军出发，大举北伐。高宗、秦桧又想趁机乞和，六月间派司农少卿李若虚到岳飞军中，传送“不得轻动、宜且班师”的命令。李若虚还未到，岳飞大军已经北进。李若虚赶上，见到岳飞军胜利前进，对岳飞说：“现在既已发兵，不应仓促班师。朝廷如果追究不肯奉命停师之罪，由我承担。”岳飞得到李若虚的支持，按原计划向北推进，派张宪、王贵、牛皋、徐庆、董先、杨再兴等分路进攻，又命梁兴（原是太行山抗金民兵首领）渡河，集结“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岳飞自率主力，直取中原。

　　不久，诸路告捷。闰六月，张宪打败韩常军，攻克颍昌府，又与牛皋、徐庆会师，攻克陈州。王贵部将杨成、张应、韩清等收复郑州。七月初，郝晸（音枕zhěn）等收复西京洛阳，张应、韩清又与河南兵马钤辖李兴会合，收复永安军。

　　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宗弼被迫率领主力与岳飞亲率的主力军七月八日在郾城决战。金军以“铁浮图”居中，以号称“拐子马”的两翼骑兵居左右，列阵进攻。岳飞指挥儿子岳云等率军应战，令将士手持刀斧，冲人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杨再兴单骑闯入敌军，打算活捉宗弼，受伤数十处，杀死敌军数百人，又杀出敌阵。两军廖战到天色将黑，金军败退。岳飞军取得郎城大捷。

　　宗弼在邱城败后，又在七月中率兵十二万进逼临颓。岳飞督军迎战。杨再兴率三百骑做前哨，在小商桥与金军大军遭遇，杀敌两千亲人，杨再兴英勇牺牲。张宪率大军赶到，连战皆捷，金军夜遁。宗粥重整军马改攻频昌，岳飞早就料到，已派王贵、岳云率兵防守。王贵、岳云率军与金兵大战，岳云手执一对铁椎，率八西骑，往来冲杀，两翼步兵继进，董先、胡清又从城中发兵增援，金兵再次大败，宗弼逃窜。

　　岳飞军这次作战，得到太行山和两河义军的有力配合。梁兴约会太行山义士和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破金人于垣曲、沁水、济源。乔握坚等收复赵州，李宝收复兴仁。梁兴在河北攻取怀、卫二州，大破宗拐军，截断了金军从山东到河北的运输通道。老百姓拉车牵牛运送粮食给义军。岳飞注重联络河朔抗金义兵的工作已有十多年，现在取得显著效果。河北、河东人民广泛发动起来，支持“岳家军”，给余兵以极大威胁。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军已被“岳家军”打得闻风丧胆了。金将投降或准备投降的很多。自燕京以南，金朝的号令不行。宗弼想签军（征兵）继续抵抗，没有人肯从军。宗弼叹息说：“自我起兵北方以来，没有像今日这样挫败过。”他不敢再战，准备从开封北撤。

　　岳飞立即向高宗报告了宗拐已令其老小渡河的消息，说这是“陛下中兴之机”，“金贼必亡之日”，请求赶快命令各路兵火急并进，发动总攻。岳飞自团城进军朱仙镇，距东京开封只有四十五里了。岳飞全军将士急切地等待着渡河进军的命令。高宗、秦桧却在胜利面前，再一次停战求和。

　　高宗、秦桧一面急令张俊、杨沂中等从宿州、辜州和泅州撤军，使岳飞军陷于孤立；一面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理由，勒令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说：“金贼锐气沮丧，内外震骇，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高宗、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朱漆木牌上写金字，有紧急军机，由皇帝直接发出），迫今岳飞退兵。岳飞悲愤交集，慨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只得先扬言要渡河进攻，迷惑金军，然后下令从邱城撤退。当地人民拦住岳飞马，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迎接官兵，金人都知道，将军走后，我们还能活吗？”岳飞悲痛流泪，取诏书给他们看，说：“我不得擅留！”岳飞下令，留兵五日，保护人民南撤。

　　七月间，岳飞军退守鄂州，已收复的郑州、颓昌、蔡州、淮宁等大片土地，又被金军夺去。

　　韩世忠、刘光世、刘倚等军纷纷从前线撤回。刚从临安出发、领兵出泅上的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在宿州中金兵埋伏，军溃。

四、高宗、秦桧集团的投降活动

　　以妥协苟安为国策的宋高宗，在大敌当前，不得不战的形势下，下令抗金，但目的仍在战后求和，并无北上恢复的打算。六月间，顺昌之战时，枢密院颁下檄书，引录高宗的话说：“本欲为民而吊伐，岂忍多杀以示威！誓与华夷，捐除首恶，期使南北，共享太平。”明白宣布战争只在“生擒兀朮（宗弼）”，恢复南北“共享太平”的“和议”。高宗时刻担心战争的胜利发展，影响和议，又时刻担心将帅权大，威胁朝廷。他对张俊说：“你读过郭子仪传么？子仪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又说：“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能享福，自身也要有不测之祸。”岳飞始终反对苟安，坚持抗战，以“直抵黄龙”为目标，越是作战得胜，功高望重，越是触犯高宗的大忌。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日益尖锐，岳飞的“不测之祸”临头了。

　　一一四一年二月，宗弼统领的金兵从汴京再犯淮北，高宗命诸将合兵淮西，杨沂中与刘锜、王德等部在柘皋镇大败金兵，收复庐州。岳飞奉诏出援，兵行至舒、蕲间，金兵已败退。岳飞还师。四月，秦桧和他的死党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范同等计议，以酬赏柘皋之捷为名，把韩世忠、张俊、岳飞召到临安。高宗任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一举收回了三大帅在外的兵仅。张俊这时依附秦桧主和。韩、岳成为秦桧的大敌。

　　宗弼败后，派密使告秦桧说：“你朝夕请和，岳飞却正想图河北，必杀岳飞，才可议和。”金军明确提出杀岳飞为议和的条件。高宗、秦桧密谋实现这个条件求和。

　　七月间，秦桧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卨（音莫齐谢mò qíxiè）首先上章弹劾岳飞。罪状一是柘皋之役，迟迟不出兵；一是依据张俊的谣传，说岳飞主张放弃楚州。投降派使用倒打一耙的手段，把不战和弃地的罪名强加给坚持抗战的岳飞，请罢免岳飞的枢密副使。御史台官何铸、罗汝楫等也交章弹劾，请求“速赐处分”。岳飞被罢官出朝。秦桧一伙随后又伙同张俊收买岳飞部将王贵部下的副统制王俊，指使王俊诬告张宪与岳云谋反，把张宪、岳云逮捕下狱。岳飞这时住在庐山，秦桧派杨沂中到庐山把岳飞诱骗到临安，以谋反罪名下狱。岳飞长叹道：“我方知已落秦桧奸贼之手，使我为国忠心，一旦都休！”

　　岳飞被捕人狱。高宗、秦桧加紧向金朝求降。一一四一年十月，高宗派吏部侍郎魏良臣等使金，在宗弼面前。“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宗粥才准议和。韩世忠连续上章反对和议，力陈秦桧误国。韩世忠因此罢枢密使。

　　十一月，金朝派使臣萧毅到“江南抚谕”，规定宋朝投降条款：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京西割唐、邓二州，陕西割商、秦二州之半。宋朝仍向金称臣，公元1141年宋金分界线贡纳银绢。

　　高宗投降成功，向金帝进誓表，写道：“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帝）生辰并正旦，追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朝派使臣册封高宗为宋国皇帝，规定宋国不得随意更换宰相。在宋朝抗金大胜之后，高宗割去更多的土地，继续充当金朝的藩臣。

　　高宗、秦桧如愿以偿地屈膝投降后，便又按照金朝的意旨，谋杀岳飞。岳飞和子岳云、部将张宪等，在狱中遭受百般毒打逼供。秦桧、万俟卨等始终找不到岳飞谋反的任何证据，但还是要以谋反罪处死。已被罢兔枢密使的韩世忠去向秦桧质问，秦桧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或许有）。”韩世忠愤慨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年）十二月，高宗、秦桧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杀了岳飞。岳云、张宪被斩首。岳飞军中一些官员被罢免。支持岳飞出兵的李若虚也被送往远州羁管。金军听说岳飞死，摆酒祝贺。

　　岳飞自二十岁开始从军，到三十九岁被害牺牲，在抗金的战场上，英勇战斗了一生。当着广大汉族人民同金朝女真贵族的矛盾，成为社会阶级斗争中主要矛眉的年代里，岳飞的抗金活动，实质上是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为保卫南方人民免于遭受金朝的侵掠，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岳飞自诩（音许xǔ）为宋朝的“忠臣”，他完全自觉地站到了保王朝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正由于此，他不惜一再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也正由于此，他也不能依靠人民群众把抗金斗争进行到底；而当高宗发出金牌迫令退军时，便不敢“擅留”，伏首受害。岳飞的悲剧在于：他既要反对高宗的妥协苟安，坚持抗金，又要效忠于高宗的南宋王朝，陷到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终不免于遭受迫害而失败。

　　河西汤阴岳飞庙会 岳飞手迹

　　岳飞对抗金斗争作出了贡献，并且只是因为抗金获胜而被投降派秦桧谋害的。岳飞被害牺牲，在广大人民当中，引起了深厚的同情和怀念。投降派秦桧则永远遭到人民的唾弃。

（五）高宗、秦桧集团的黑暗统治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高宗投降金朝，秦桧立了“大功”，以左相加封太师、魏国公。张俊追随秦桧，附和投降，独掌枢密院。投降成功，秦桧便又指使御史台弹劾张俊去位。从此，秦桧独揽军政大权。此后十几年间，宋金之间，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事。高宗、奏桧继续迫害抗战将官，排斥异己，朝政日益腐败。

　　迫害抗战派——旱在岳飞被害前，秦桧的党羽万俟卨就上奏说：“诸大将起行伍，知利不知义，畏死不畏法”，应该加以“败亡之诛，不用命之戳，使知所惧”。高宗、秦桧杀岳飞来镇服诸大将。岳飞死后，抗战将领相继受到迫害。

　　张浚被排挤出朝，见高宗、秦桧降金，上疏说：“当今时事，如养大疽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说他食不下咽，一夕不能安，建议备战。秦桧大怒，指使御史弹劾张浚“居常怨恨，以和议非便，惟欲四方多事，侥幸再进”。张浚被免去节度使职名，迁往连州居住。韩世忠罢政家居，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国事。在家读佛经，自号清凉居上，借以避祸。十年后病死。一一五四年张俊死时，高宗说“武臣中无如张俊者，比韩世忠相去万万”，就是因为韩世忠始终主战，而张俊接待过金使，附和“和议”，与韩世忠等不同。

　　岳飞部将牛皋，在抗金战场上屡立战功。秦桧找不到对他治罪的惜口，在一次将领集会。上，指使他的党羽在食物中秘密放置毒药，牛皋中毒而死。顺昌大捷的将领刘锜被罢去兵权，出知荆南府，后又被罢官。抗金有功将领，都遭到打击。反对过和议的官员，也都被贬黜。

　　排斥异己——秦桧当权时期，又对以前同他不和的朝臣，大加报复。和秦桧并列过相位的吕颐浩已经死去。秦桧怀恨不已，指使地方官把吕颐浩的儿子吕掖免官，除名编管。赵鼎与秦桧并相，不和，被贬到吉阳，秦桧仍横加迫害。赵鼎对儿子赵汾说：“秦桧一定要杀我。我死了，你们可以无事。不然，全家都要被杀掉”。赵鼎被迫绝食自杀。赵鼎信奉程颐，任相时举荐的官员也多是程学的信徒。一一四四年，秦桧又用禁止程学支持王学的办法，对拥赵的官员进行排挤。秦桧尊程而又禁程，显然完全是出于排斥异己。

　　一一五五年冬，秦桧老病交加，自知活不长久，又下令逮捕赵汾下狱，严刑拷打，逼令他承认和被罢官的张浚、已在海南编管的胡铨，新州安置的胡寅等谋反。被诬陷的官员达五十三人，凡是反对过秦桧的人几乎全都在内。秦桧阴谋把反对他的官员一网打尽，置于死地。不料他竟死在了前面，阴谋未能得逞。

　　贪污勒索——秦桧当权，一意图谋私利，无所不为。一一四二年，指令考试官录取他的儿子秦埙作状元，任为礼部侍郎，又升任知枢密院事。一一五四年，又指令考试宫考取他的孙子秦埙（音勋xūn）作状元，任礼部侍郎，妄想一家世代专权。秦桧利用权位，贪污勒索，广置家产。一一四二年刘光世病死，在建康的园第，归秦桧所有。张俊死后，房地产日收二百贯，全部被奏桧夺去。各地官员平时要向秦桧贡献财物，每年秦桧生日，还要送大批礼物祝寿。秦桧一年收入几十万，据说，他的财富比朝廷的左藏库还要多过数倍。秦桧又密令各路州县用各种方式增加民税七八成。《宋史·食货志》记载说，民力因此重困，饿死者极多。

　　高宗、秦桧集团的腐朽、黑暗统治，不能不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各地人民陆续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自一一四三年起，福建各地农民在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几名领袖的领导下，陆续发动起义。起义农民，攻打漳、泉、汀、建四州以及广东梅州、江西虔州的县镇，胜利进军，如人无人之境。一一四五年，宋朝派薛弼为福建安抚使，并命殿前司后军统制张渊协同措置镇压。薛弼先派福建铃辖李贵带兵与管天下作战，被营天下活捉。薛弼决定改变对策，委任大土豪陈敏为汀漳巡检使、周虎臣为本路将宫，从陈、周两家的“家丁”中挑选一千人，称之为“寄兵”，日给钱米，命令这些地主武装专门对付起义农民，切断福建农民军和虔、梅等州的联系。起义军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到一一四六年，被薛弼等人镇压而失败。

　　一一四四年，宣州泾县摩尼教徒在领袖俞一领导下发动起义。高宗、秦桧集团对金朝侵掠者屈膝投降，对人民群众却严密防范，血腥镇压。高宗“圣旨”规定，各路提刑司每月心须奏报有无“魔教”活动。俞一起事后，高宗接到宣州奏报，惊愕说：“本朝与大金修好，并没有苛捐杂税，百姓怎么会当‘盗贼’？监司（提刑司）每次奏报都说没有事魔的人，今天竟发生这事，可令取问原因！”知宣州秦梓（秦桧弟）受到高宗的责问后，立即派兵，将俞一起义镇压下去。张守在《措置魔贼札子》中说，朝廷对“魔教”法禁极严，“告捕罪赏，委曲详尽，不可复加”。但各地州军始终不能禁绝“魔教”，这是因为田野之间，深山穷谷，吃肉的人少，只吃蔬菜；加上“魔教”“诡秘难察”，平时跟一般百姓无所区别，所以一旦起事，连乡接村，动辄千百人参加。

　　一一四九年春天，建州瓯宁县回源峒杜八子领导农民起义，攻破建阳城，驱逐官吏，杀死地主富豪。这一年的夏季，张大一、李大二再次在回源峒举行起义。福建路帅臣调遣了大批官军，残酷地镇压了这两次起义。

　　一一四九年五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说汀、漳、泉等州有“剧盗”何白旗活动。这是何白旗起义首次见于记载。起义军势力发展很快，曾经到达广东梅、循、潮、惠四州以及江西虔州。一一五○年七月，起义最后失败，何白旗牺牲，起义领袖黄大老、谢二化等被俘。

　　一一五○年初，军校施全在路上劫杀秦桧不成，被捕。秦桧亲自审问，施全说：“全国都和金朝是仇敌，惟独你要降金，我就要杀你！”秦桧以残酷的磔（音哲zhé）刑（割剐）处死了施全，但无法扑灭人民的怒火。此后，秦桧不敢自己出门。外出要列兵五十，执武器保卫。秦桧又命令“察事卒”（特务人员）数百名整天在街市上巡察，听到有人议论秦桧，就逮捕处死。秦桧还唯恐人们引起对岳飞的怀念，采纳一个党羽的建议，把带有岳字的地名全都改掉。如岳州改为纯州，民阳军改为华容军等等。秦桧的这些措施，不仅表现了他的凶残，而且暴露出他的虚弱和惊慌。

　　一一五五年十月，秦桧病死，临死前，把他的党羽参知政事董德元、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叫到床边，各赠黄金千两，嘱托后事，就是嘱托他们继续向金朝投降。又向高宗上遗表说：“愿陛下益固邻国之欢盟”，“杜邪党（指抗战派）之窥觎（音余yú）”。秦桧死，高宗赐溢号“忠献”。秦熺与党羽密谋继任相位。高宗趁机命令秦熺父子退闲。次年，任命秦党万俟卨作相，汤思退知枢密院事。

　　秦桧一生作恶多端，死后群情激愤，纷纷揭露秦桧罪恶。高宗被迫恢复了一些被秦桧迫害诬陷的官员的名誉，但又担心抗战派否定“和议”，引起金朝怀疑。一一五六年三月，高宗采纳万俟卨、汤思退等人的建议，下诏说明，降金是他的主意，不会因秦桧之死而有所改变。诏书说：“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遂以为尽出于桧，不知悉由朕衷。”“如敢妄议，当置重典！”高宗起用张浚判洪州，张浚以母丧不赴任。五月间，上疏力言国事危急，说：“臣诚恐自此数年之后，民力益竭，财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寓，忠烈之上沦亡殆尽，内优外息相继而起，陛下将何以为策？”书上，高宗及宰臣不理。十月间，张浚再次上书揭露秦桧，说：“向者讲和之事，陛下以太母为重尔。幸而徽宗梓宫亟还，此和之权也。不幸用事之臣，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听命于敌，而阴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庆，盖恶之如此。”他建议朝廷备战，以待机会，派使臣去金“与之分别曲直逆顺之理，事必可成”。万俟卨、汤恩退等见奏章大怒，说金朝并没有挑衅，指使御史中丞汤鹏举弹劾张浚“闲居日久，以冀复用”，应当屏弃到远处，以为臣下不忠之戒。高宗又下诏收回张浚判洪州的任命，依旧永州居住。高宗、汤思退继续排斥抗战派，一意信守降金的“定议”。不知金朝已在整顿军马，又要南侵了。

（六）金完颜亮南侵，高宗退位

　　当着高宗、秦桧集团实行黑暗统治的年代，金朝工处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一一四九年，金平章政事完颜亮（海陵王）杀金熙宗，夺取了政权，继位作皇帝。一一五四年，金朝从上京迁都到燕京，直接统治北方汉人地区。完颜亮在策划着继续南侵，消灭宋朝，直接统治江南。一一六○年，完颜亮发动女真族和契丹、奚兵二十四万，中原汉人兵十五万（包括渤海），编组二十七军，准备大举南下。一一六一年秋，金兵分四路南侵。一路从海上直取临安；一路从宿、毫，攻淮泗；一路出唐、邓，取荆襄；一路出秦、凤，侵四川。

　　一一六○年底，汤思退罢相（万俟卨已死），陈康伯独任右相，一一六一年，起用正在患病的老将刘铸为江淮浙西制置使，领兵抵御。

　　金军从寿州渡淮，长驱直入。刘铸领兵迎战，命副帅王权先行。王权和妻妾哭泣告别，以犒军为名，将家中金帛装船运走，住在和州不进。刘锜又命令王权进军寿春。王权不得已，进军到庐州，听说金军到来，连夜逃走，宋军不战而溃。刘锜患病已重，只好退兵镇江。高宗闻迅，决计重演故技，再次入海避敌。宰相陈康伯竭力劝阻，高宗暂留临安，观望形势。高宗派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到建康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准备抗敌。但又暗地命令建造御船，做海上逃难的准备。

　　一一六一年十月，完颜亮军已抵和州，叶义问在镇江想要逃跑，被部下强留在建康。金军在和州赶造船只，打算渡江攻占采石镇，形势十分严重。这时，虞允文赶到采石，整顿溃军，激励士气，迅速做好迎战的部署。完颜亮派遣五百兵士，驾船人江，亲自在江边用小红旗指挥。虞允文命宋军战舰迎战，当涂县民兵驾海鳅船冲锋，金船被冲分两处。宋军奋勇向前，把金兵大部分杀死在江中。第二天，虞允文命舟师至杨林河口阻击金军，又在上流放火烧毁其余金船，取得大胜利。完颜亮不能过江，只好移军瓜洲。

　　金军从侮上攻临安的一路，由工部尚书苏保衡率领，也在密州胶西县陈家岛被来李宝军打得大败。李宝，早年在岳飞部下统领义军，屡立战功，这时任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他自请率领战船一百二十只，弓弩手三千人，航海抗击金水军。途中，李宝援救了被金军围困在海州的魏胜的抗金义兵，并与山东义军取得了联系，然后从海上进军到密州胶西县。他从来降的金军汉人水手那里，得到金军不惯水战、在船中匍匐而睡的底细，及时发动进攻。敌舰逼近后，李宝军突然鼓噪而进，金军惊慌失措。李宝军用火箭射金船油帆，金船大半起火，少数没起火的金船，也被宋军跳上船去以短兵击刺金军，全军中的汉人脱甲而降的达三千余人。苏保衡座船尚未启程，得报战败，急忙逃跑。金军舰队被全部歼灭。

　　由唐、邓南侵的金军，看到来军已有防备，所积浪草又被焚烧，改去淮东。宋军与义军联合作战，先后收复邓州、蔡州、陈州、顺昌府等地。

　　西北方面进犯川陕的金军，受到四川宣抚使吴璘军的痛击，吴璘指挥各路军马收复了秦、洮、陇、商、虢、华、陕七州。

　　金军后方，抗金义军也纷纷起兵。魏胜攻克海州，使完颜亮南侵军发生后顾之忧。“山东魏胜”的威名，金军闻之丧胆。其他备路义军，也活跃在金军后方，攻打城邑，给金朝统治者以很大的威胁。

　　在金军南侵失败的形势下，金朝统治集团内又一次发生了政变。金东京留守完颜雍乘完颜亮南下，夺取政权，自立为皇帝（金世宗），宣布废去完颜亮。完颜亮进军到扬州，被部将杀死。金军撤退，宋军收复了两淮地区。

　　南宋又一次抗金大胜，也又一次面临着抗战还是求和的问题。和以前一样，以高宗为首的投降派，仍然主张乘胜求和。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金朝在退兵后遣使来告世宗即位。高宗说：“今若拒之，则未测来意，有碍交好。”一些大臣认为：“金朝南侵，已弃绝原来的盟约，接待金使，当用平等的敌国礼，不再称臣。高宗指望要回河南的皇室陵寝地，对大臣们说：“朕料此事终归于和”，“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耻”，仍然甘愿作金朝的藩臣，不以为耻。投降派官员附和高宗，说土地是实利，称臣是虚名，主张继续称臣。金使到临安，要求宋朝行臣礼。宰相陈康伯当面批驳，改用敌国礼接待。宋使洪迈去金朝报聘。高宗又亲自写手札给洪迈，说：“若彼能以河南见归，必欲居尊如故，朕复屈己，亦何所惜。”洪迈到燕京，金朝叫他行臣礼，洪迈不听，被关锁三日后遣还。高宗在抗金的胜利面前，一再要对金“屈己”称臣，继续投降。

　　和投降派相反，抗战派的主张是乘胜北上作战，恢复中原。江南东路转运判宫李若川、柳大节说：完颜亮被杀，金朝内乱，是不可失之机会。请高宗召集诸大帅共议军事，诸路并进，恢复中原，一举灭金。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宫洪适（音扩kuò）建议，密传檄文，号召中原义士，各取州县。等有机会可乘，恢复故地，势如破竹。张浚在一一六一年出判建康府。高宗到建康慰问军兵，张浚出迎，对高宗说，秦桧盛时，不是陛下保全，我早就没命了。高宗卫兵见到张浚，都自动行礼。军民把抗战的希望，寄托于张浚。高宗命杨存中（杨沂中改名）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虞允文为副使，不用张浚领兵，朝野大为失望。给事中金安节、起居舍人刘珙（音巩gǒng）等，请“别择重臣，以付盛举”。高宗大怒，说这是专为张浚说话。刘洪等继续坚持反对，高宗改命虞允文为川陕宣谕使，杨存中只措置两淮。高宗回临安后，有人劝张浚辞宫，张浚以为身为旧臣，一时人心以他的去就为安危所系，不敢辞去。张浚判建康府，事无大小，都亲自处理，小心从事。朝野上下热烈拥护张浚，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倚重（刘锜已病死），而是集中反映了反降主战的普遍希望。

　　朝野对抗战派的代表张浚的拥护，同时也正是对投降派的代表高宗、秦桧的抗议。金朝撕毁“和议”大举南侵，宣告了高宗、秦桧投降政策的破产。高宗在抗金胜利后想称臣归地而不得，再次宣告了求和幻想的破灭。在军民一片抗敌声中，高宗的统治难以继续了。高宗与宰相陈康伯等商议后，宣布退位，传位给太子赵昚（音慎shèn）。高宗称太上皇帝，说他要“以淡泊为心，颐神养志”。高宗统治三十六年，从“且守且和”到一意求降，被迫退位，标志着抗战派对投降派斗争的一个胜利。

第七节 北伐战争和道学统治的确立

　　一一六一年，金帝完颜亮（海陵王）在军中被杀，金世宗即皇帝位。一一六二年，宋高宗退位，传位给孝宗（赵昚）。从此，宋、金对峙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金朝统治者着力巩固它的封建制统治，不再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战争。南宋王朝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北上抗战收复失地；一是维持现状，在江南苟且偷安。南宋统治集团内由此形成抗战派和妥协派两个派别。孝宗、张浚发动第一次北上伐金的战争，遭到了失败。宁宗、韩侂胃发动了又一次北伐战争，再次遭到失败。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投降派控制了南宋王朝。

（一）北伐战争的失败

　　宋朝自真宗以来，历代皇帝都是太宗的子孙。高宗无子，收养太祖七世孙赵容做太子。孝宗即位，皇权又转入太祖一系，在当时统治集团中起着一新耳目的作用。孝宗在做太子时，就积极主张抗战。金完颜亮南侵，投降派纷纷要求退守，太子上书反对，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给太子讲儒学的王府教授史浩，力言太子不能领兵，改请随高宗去建康。孝宗刚一即位，就召见主战的大臣张浚，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赖惟公。”张浚大力陈说主和议的错误，劝孝宗坚持进取。孝宗任命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统帅军马，加少傅，封魏国公。七月，孝宗又下诏，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官爵，依官礼改葬，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岳飞父子因抗金得胜而被害，引起人们长久的怀念和不平。抗战派官员和太学生多次上书为岳飞讼冤。高宗当然不予理会。孝宗即位，起用张浚，追复岳飞，表明对抗战派的支持。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一一六三年初，张浚进为枢密使。史浩为右相，陈康伯为左相。孝宗又起用遭到秦桧诬陷，流蔼二十年的辛次膺（音鹰yīng）同知枢密院事。被秦桧以“妄议和好”的罪名贬斥的胡铨，也被召人朝。朝中的秦桧党人都被驱逐。从此，抗战派在朝中占了优势。右相史浩，成为朝中妥协派的代表。

　　完颜亮南侵时，吴璘自四川出兵，一举收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地区。史浩作相，草拟诏书，勒令吴动撤退。川陕宣谕使虞允文极力反对，当面向孝宗陈说利害。孝宗又后悔说：“史浩误我！”再次下诏要吴璘自己决定进止。但吴璘接到前一个诏书，不敢违抗，已开始被迫撤军。金兵追击，宋兵大溃败。原来已收复的地区，又被金朝夺去。

　　张浚出帅江淮，作北上抗战、恢复失地的准备。抗战派纷纷建策北伐。史浩又出来反对，主张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这实际上是投降派放弃淮南计划的翻版。张浚认为：这是自动向敌人示弱，筑城防也应在淮河上的泗州。一一六三年四月，孝宗召见张浚，问恢复的计划。张浚请孝宗即日下诏，进驻建康，鼓舞将士北伐。史浩又持异议，说“先为备守，是谓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张浚和史浩在殿上辩论，史浩根本反对恢复中原。张浚单独见孝宗，提出出兵渡江计划，得孝宗准许，不经三省，直接派兵出战。史浩听说出兵，大怒说：“我是宰相，出兵不和我商量，还当什么宰相！”上书攻击张浚、陈康伯，并请求辞相。孝宗罢免史浩相位，支持张浚出兵。抗战派胜利了。

　　金朝自一一六二年冬即派兵十万屯驻河南，扬言要攻取两淮。张浚大兵屯驻盱眙、泗、濠等州，金兵不敢轻动。一一六三年四月，张浚派濠州李显忠军、泗州邵宏渊军分道出击。

　　李显忠原名世辅，十七岁在绥德军随父李永奇从军抗金。李永奇一家二西人全被金兵杀害。李显忠招募兵士得万人，投吴璘，转至临安，高宗赐名显忠。绍兴间，李显忠曾和金完颜宗弼军作战，收复灵璧县。因奏呈“恢复策”力主抗战，被秦桧迫害贬官。完颜亮南侵，李显忠又被起用，收复淮西州县。孝宗即位，建策出兵取宿州、濠州，攻占汴京，以通关陕，收复河东。李显忠一贯坚持抗战，斗志是昂扬的。自濠州出兵，五月初即按计划攻下灵璧县。邵宏渊自泗州围攻虹县，不能下。李显忠派灵壁降卒，招降虹县金守将。李、邵合兵，进取宿州。宋兵渡濠登城，在城中奋勇巷战，斩首数千，胜利收复宿州城。捷报传来，孝宗亲自写信给张浚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南宋投降派长期以来，一意求和，节节败退。宿州的胜利，使朝内外震动了。

　　孝宗以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邵宏渊攻虹县无功，位在李下，由此与李显忠不和。金兵纥石烈志宁（纥音河hé）部自唯阳反攻宿州，被季显忠打退。金军继续增兵，李、邵分兵夹攻。邵宏渊竟临阵按兵不动。对人说：“当此盛夏，摇着扇子还不凉快，怎么能在烈日下作战。”军官们见李、邵不和，各自奔逃。金兵攻至宿州城下，李显忠尽力抵御，叹息说：“如果各军合作，自城外掩袭，敌帅可擒。”邵宏渊见金增兵，极力主张撤退。李显忠孤军难敌，夜间自宿州撤出。金兵追至符离，宋兵大溃败。李显忠到盱眙见张浚，张浚上疏请罪。

　　符离战败，妥协派官员对张浚大举围攻。孝宗写信给张浚说：“今日边事，倚你为重。你不可怕人议论而心怀犹豫。前日举事，是我和你的主张，今日也须和你一起了结。”张浚接书，在海、泗、濠、滁等州部署防务，加强两淮守备。

　　但是，符寓战败，孝宗自己已在犹豫动摇，准备起用秦桧余党汤恩退同金朝议和。辛次膺对孝宗说：今日之事，不是汤思退所能办，恐怕要有误国家。又说：臣和思退难以同列。辞官而去。七月，孝宗用汤思退为右相。八月，派卢仲贤到金军议和。金朝扬言要海、泗、唐、邓等州地。孝宗面告卢仲贤不能答应四州。汤思退却在背后告卢，可以许割四州求和。十月，卢仲贤自宿州金军回来，己许割四州。汤思退又派秦桧余党王之望出使金朝割地。抗战派官员纷纷反对。右正言陈良翰说：金国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决不可许。张浚、虞允文、胡铨等连续上书，反对求和。王之望出使，张浚又上疏说：“自秦桧主和，造成前年的大祸。桧的大罪还没有处治，他的党羽又出来作恶。现在内外议论还未定，就派出使臣议和，将来谁还替陛下效力？”张浚随后又亲自到临安见孝宗，大力陈说不可向金朝求和，请孝宗到建康，计划进兵。在抗战派一片反对声中，孝宗又有所悔悟，手诏王之望在边境待命。另派使臣去金军，说四州不可割，一定要四州，就罢和议。孝宗任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汤思退为左相（陈康伯罢左相）。汤思退唯恐和议不成，请孝宗奏禀太上皇（高宗），然后从事。孝宗大怒说：今天已不是秦桧的时候，你的议论比秦桧还不如！汤思退不肯罢休，阴谋陷害张浚。

　　张浚回到江淮视师，加强战备，招纳来自山东、淮北的抗金义军一万二千人，编人建康、镇江两军，又招收淮南等地壮士万余人组成万弩营，加强泗州守军。要害地点都修筑城堡。江淮增置战舰，准备武器。金朝陈兵淮上，原想对宋朝威胁、讹诈。张浚整军备战，金朝大为惊慌，赶忙撤退。事实说明，金朝这时还无力大举南侵，宋朝完全有力量抗御金朝。

　　但是，金兵退后，汤思退等却又大肆活动。一一六四年四月，张浚出朝视师。汤思退指使右正言尹穑（音色sè）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用，不调动泗州守将是抗拒朝廷命令。钱端礼攻击张浚，两淮名为备守，守未必备，名为治兵，兵未必精。一次，孝宗召朝宫议事，主和者竟占一半。在妥协派的压力下，孝宗再次动摇屈服，从前线召张浚还朝，罢去相位，出判福州。陈良翰等说：“张浚忠勤，众望所归，不应去朝。”陈良翰也因此罢官。孝宗又下令虞允文放弃唐、邓两州。虞允文拒不受命，也被召还。汤思退命令解散万弩营，停修海船，拆除张浚修筑的水陆防御工事。撤退海州、泗州守军，作割地求和的准备。

　　张浚被排挤出朝，在路上听说朝廷决定议和，继续上书反对，说：“尹穑奸邪，必误国事。”言人劝张浚不要再谈时事。张浚反驳说：“我久居重任，现在虽然去朝，仍盼望皇帝感悟。见到的事，怎能不说。”途经余干，病死。张浚死后，汤思退派魏杞（音企qǐ）去金朝议和。兵部侍郎胡铨上书反对，说“肉食鄙夫主张和议，一是胆子小，二是图苟安，三是想升官。”太学正王质也上书给孝宗，说：“陛下心志未定，听说金朝力弱，就要北伐。听说自己力量不足，就要盟守。听说金兵要来，又要割地议和。”还说：“汤思退不会为陛下作什么好事！”王质因而被罢免。汤思退将反对撤兵割地的抗战派官员二十余人逮捕入狱，又派人去金朝通消息，要敌军出动大兵来威胁议和。

　　金军得到情报。十月间，再发兵渡淮南侵。宋守军对这个突然袭击，全无戒备。金兵自清河口侵楚州。

　　知楚州魏胜统帅义军拒敌。水军都统制刘宝说：朝廷正在议和，不准出兵。十一月，金兵越境入侵，魏胜军在淮阴奋勇抗敌。弓矢用尽，倚土丘抗御。魏胜对士兵说：“我要死在这里。你们能脱走的，赶快回上报告皇帝。”魏胜战死。金兵攻下楚州，刘宝弃城逃跑。金兵又入侵濠州、滁州。宋都统制王彦逃走。金兵又攻占商州，扬言索要商、秦两州地。金兵再次入侵的消息传到朝廷，群情激愤，纷纷揭露汤思退。孝宗罢免汤恩退出朝，去永州居住。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说汤思退、王之望、尹穑奸邪误国，勾结敌人，请把三人斩首。汤恩退路过信州，听到消息，心惊胆战，优吓而死。王之望、尹穑被罢宫。

　　在敌军的威胁下，孝宗继续屈辱求和，派王忭（音变biàn）到金军，答应割让商、秦两州。十二月，原来停留在镇江的使臣魏杞渡过淮河，到金朝求和。宋朝原许割让四川外，又割去商、秦两州地。交换的条件只是南宋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减少十万，仍交银绢各二十万。宿州战后，宋朝在完全有能力继续抗战的情况下，凭空割去大片土地，达成所谓“和议”。

　　此后的金朝，在各族人民不断反抗中，力图维护它的封建统治。宋、金两朝，约三十年，不再有大的战事。

（二）抗战派的备战活动和反道学的论争

　　宋、金休战的三十年间，南宋统治集团中抗战派与妥协派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在继续展开。斗争集中表现为战与守的争论，并且深入到思想领域。这时，哲学家朱熹的道学学派逐渐形成。以陈亮为代表的思想家，展开了与道学的论争。

一、抗战派的备战和朱熹道学集团的形成

　　自一一六五年宋、金“和议”订立以后的十年间，是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孝宗起用虞允文，为北上抗战作军事准备。抗战派和妥协派基本上处于相持状态。

抗战派的备战活动 “和议”订立后，孝宗并不甘于就此妥协，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孝宗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对人说：“我每天都要游行全国一周（指处理各地文卷）。”每天早晨上朝，晚间又召大臣入宫议事。但这时朝廷上多是妥协派崇尚空谈的文臣。抗战将领，日见稀少。一一六七年，吴璘病死。抗金的老臣只还有虞允文一人。孝宗起用虞允文知枢密院事参预军务。一一六九年，又任为宰相。虞允文成为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代表。

　　宋、金“和议”约定，宋向金称侄皇帝，不再称臣。但此后宋、金使臣往来受书，仍沿用君臣礼。孝宗很为懊恼。钦宗这时已在金朝死去。虞允文主张派遣使臣去金，以索取徽、钦陵寝地为名，要金朝归还洛阳、巩县地（北宋皇陵所在地），并要求改订受书礼。吏部员外郎张栻（音式shì）提出反对。吏部尚书陈良祐也说，现在想要的河南地，以前曾归版图，不久还是失掉。主张不如不要。这显然是典型的妥协言论。陈良祐被贬官出朝。

　　孝宗决定向金朝遣使。虞允文推荐李焘或范成大。李寿胆小怕死，说现在让我去，是丞相杀我了。一一七○年五月，范成大出使金朝，面见金世宗，拿出改礼索地的文书。金朝不敢杀范，回书拒绝，只说“事当审处”。在此以前，只是金朝索地，宋朝不断割地。范成大使金索地，虽然不可能成功，但显示宋朝敢于提出挑战。政治上的意义，还是积极的。

　　孝宗在各地修筑城防，作抗战的准备。一一六七年，殿前指挥使王琪到淮水上，视察两淮城壁，修筑扬州城。朝中妥协派官员又纷纷反对，说是怕敌人知道，引起怀疑。孝宗慨叹说：“这些儒生的议论，真是不达时务！不足恤！”此后几年间，陆续在庐州、和州、楚州和襄阳府，作防御的准备。虞允文又建策加强民间抗金武装，由官员统领教练，一旦发生战事，就可以分派守关。他估计兴元、洋州等处民间自动结集的抗金武装有七万人，已人兵籍的有两万三千人。金州、房州等地也约有三万人。两处人兵籍的军士共约五万多人、组织抗敌，是强大的力量。

　　一一七二年，孝宗以虞允文为少保、四川宣抚使，到四川整军备战。计划从四川出兵，与朝廷主力军配合，在河南会师。虞允文去后，孝宗要各州军轮番训练。各州因军官贪污，衣甲兵器都不齐备，能够领兵作战的将军也很缺少。孝宗曾对虞允文说：“我近来在桌几上写了一个‘将’字，反复考虑，找不到选将的办法。”虞允文到四川一年，选练兵士，增加口粮，添置马匹，很有成效。孝宗多次秘密下诏催促出兵，虞允文回答说：“军需还不齐备。”一一七四年二月，虞允文在四川病死。四年之后，孝宗到白石阅兵，见军士都是少壮，叹息说：“这都是虞允文的功效啊！”虞允文病死，孝宗自四川出兵的计划又落空了。

朱熹道学集团的形成 朱熹出身在徽州婺源的一个官吏家庭，父亲朱松做过县尉。一一四八年，朱熹十九岁中进士，做过泉州同安主簿。任满后，向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音同t6ng）学习程学。一一六二年六月孝宗初即位，起用张浚作出兵抗金的准备，要朝内外陈述政见。朱熹上书，建策三事，一是熟讲“圣学”即《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二是停止议和及遣使索地，应先修内政，数年以后，国富兵强，看力量的强弱，再慢慢计划收复失地。三是朝廷任用贤能，以修政事。次年，宋军战败，汤恩退遣王之望出使金朝议和，抗战派群起反对。十一月，朱熹被孝宗召见，面奏三札。第一札说：“陛下遇事犹豫不决，就是由于不讲《大学》之道。”他建议孝宗博访真儒，讲明此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札说：国家大计有三，战、守、和。他提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因此反对议和，而主张“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札，引据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说是“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备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讲到抗金作战，他说：“现在朝内外的议论，都说要整顿边防、充实仓库、训练士卒，臣以为这些都不值得考虑。应该考虑的就是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他说，这样，就会使金朝害怕，而宋朝的形势也就会自然强起来。

　　朱熹的三札，反对议和，要为君父报仇，但又反对备战，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又先要“修身”。朱熹见孝宗后，给友人写信说，他开始上奏时，孝宗听得很高兴，常向他问话，听到后来，就一言不发。孝宗不满朱熹的言论，要他留在临安国子监，作个武学博士，教学生兵马武艺。朱熹只好辞官不就。

　　此后的十年间，孝宗、虞允文积极备战。朱熹一意著书讲学，逐步形成了他的道学体系。这个号称集大成的体系，阐发二程“去人欲，存天理”的理论，以《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核心，以维护伦常为宗旨，继承、综合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等人的学说，又吸收佛教禅宗和道教的理论，使二程洛学带上了更多的哲学色彩①。

　　在孝宗、虞允文备战的年代，朱熹学派还不能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孝宗即位前，曾向史浩等学儒学，但在备战的实践中，越来越感到儒生的空谈无用。孝宗多次对大臣们说：“近时儒者多高谈，无实用”，“儒者不肯留意金谷（理财）”，儒生“不达时变”。朱熹得不到孝宗的赏识，不能济于高官的行列，但在社会上影响渐大，形成道学集团。

二、孝宗理财备战和陈亮等反道学的论争

　　一一七五年到一一八九年孝宗退位，是第二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状况是：孝宗用王淮理财备战，龚茂良、史浩、周必大等反战主和。朝廷上以宰相王淮为代表，社会上以思想家陈亮为代表，展开了对道学集团的论争。

　　虞允文死后，孝宗用叶衡为右相，龚茂良参知政事。次年九月，叶衡罢相。此后三年间，龚茂良以参知政事成为实际的宰相。孝宗对龚茂良说：“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惟独用兵不及。”怠在整军备战。但龚茂良却是朝中妥协派的代表。官员们一谈到边防利害，就要遭他讥笑谩骂。一一七七年六月，孝宗罢龚出朝。龚茂良见要罢相，赶忙上书建策恢复失地。孝宗大怒说：“你五年不谈恢复，为什么今天又说这个！”龚茂良罢相后，孝宗起用王淮参知政事。一一八一年又任命为宰相。

　　王淮在高宗绍兴末年作御史宫，曾建策“刑赏、黜陟（官员升降）”的大权应集中归于皇帝。大臣“各以成法来上”，如果“依违迁就”以违制论罪。孝宗即位后，王淮先后在福建、两浙作财政和司法官。符离战后，王淮被孝宗召见，建策“择将、备器（武器）、简兵、足食”，主张继续备战。龚茂良作相，王淮在枢密院主管军务。孝宗用王淮执政，对他说：“近来士大夫多以谈农事当孝宗乾道时改定官制表作羞耻。农事是国家的根本。士大夫好作高论而不务实，还说是羞耻。”“周公、孔子也未尝不理财。”又说：“士大夫还不愿意谈论恢复失地。家里有田百亩，其中五十亩被人占据，不是就要告状么！对自己家事明白，对国事就怕谈，这算什么！”孝宗制定理财备战的执政方针，王淮作相一直执行着这个方针。

　　孝宗模仿北宋初年的办法，把州县的积余钱物集中到朝廷，设置封桩库，逐年储备，作为备战的军需。一一七九年，封桩库只有现钱五百三十贯。到一一八三年增加到三千多万贯，加上地方桩积钱，共达四千七百余万贯。孝宗慨叹说：“《周礼》一书，理财居其半。后世儒者尚清谈，以理财为俗务，可谓不知本。”孝宗统治初期，曾经听从过某些对王安石变法的诋毁，这时已完全接受了王安石的论点（“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再一次批驳了反理财的儒者。一一七六年二月，孝宗检阅两浙、福建的士兵，准备作战时调集。王淮执政，据说“守边统兵之官，各当其才”，“区处军务，率皆合宜”。大抵孝宗、王淮的所谓“理财”，只是把地方的财权更多地集中到朝廷，并没有从制度上作重大改革。所谓备战，也只是对军兵作一些整顿，并没有作北上抗战的打算。但孝宗以抗金备战为国策，却使朝内外抗战派大受鼓舞，纷纷上书，陈述收复失地的建策。抗战派与妥协派又展开了论争。

　　龚茂良执政时，曾推荐朱熹到朝廷作官，未能实现。一一七八年，史浩一度任右相，又推荐朱熹入朝，因遭反对，改命知南康军。次年，朱熹到任，就在庐山重建白鹿洞书院，作为他传播道学和收集门徒的活动据点。一一八○年，朱熹上书给孝宗，讲“正心术，立纪纲”，说“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才能得立。又指责朝中官员，说“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财又安得而理？军政何自而修？土字何自而复？”孝宗大怒，要右相赵雄分析批驳。赵雄说：朱熹是个好名的儒生，皇帝越骂他，反而越抬高他。不如让他去作官，看他有什么本领。次年，朱熹在南康军任满，孝宗派朱熹到浙东路管理常平茶盐。

　　在王淮支持下，朝中官员纷纷上书谴责道学。一一八○年六月，秘书郎赵彦中上书，指斥洛学“饰怪惊愚。外假诚敬之名，内济虚伪之实。士风日蔽，人才日偷”。请求孝宗下诏，使人明了朝廷的好恶，以变士风。一一八二年，朱熹出官浙东后，吏部尚书郑丙上书，明确提出反对朱熹，说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御吏陈贾面奏孝宗：“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假其名以济其伪”。请孝宗“明诏中外，痛革此习”，“考察其人，摈斥勿用”。孝宗采纳陈贾的建策。朱熹由此罢官，继续在社会上讲学。

　　社会上坚持抗战和反对道学的代表，是思想家陈亮。永康人陈亮，早年读兵书，研究军事。一一六九年，陈亮向孝宗上《中兴五论札子》，分析当时形势，建议朝廷迁都建康，以重兵驻荆襄。一一七八年，又到朝廷上书，说孝宗“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指责那些学“孔子之道”的学者阻止抗战，提倡“苟安”。他说：“南渡以来都还遵守祖宗旧法，没有多少改革。赵鼎等人不懂变通的道理。秦桧破坏抗战，忍耻事仇，死有余辜。”他再次建议迁都建康，守备荆襄，经过三几年，作战的形势可以建成。最后说，他这些年来“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人性、天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励志复仇，…今乃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孝宗看了陈亮的奏书，大为震动，要把它张贴在朝堂，激励群臣，并打算破格任用。一些大臣因陈亮直言无讳，纷纷反对。陈亮待命十天，又接连两次上书，说“本朝以儒立国”，“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陈亮上书后，渡江而回。被揭露的儒生们却在伺机报复。陈亮在家，酒后论国事。一个儒生以“醉中戏为大言”的罪名，向刑部告发陈亮。陈亮遭受严刑毒打，体无完肤。大理寺要按“谋为不轨（造反）”治罪，送孝宗取旨。孝宗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把奏牍撕毁，扔到地上。陈亮被释放回家。

　　陈亮并没有被压服。此后几年间，陈亮继续在家著书讲学，传播自己的主张，和朱熹派道学论战。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书院的条规，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应用来反对讲求“功利”、理财备战。陈亮针锋相对地提出“实事实功”的主张，说：“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指责道学家“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故作高深，是借以掩盖他们无知和无能。陈亮又指责儒者的所谓“君道”，是“迂腐之论”；宣传“执赏罚以驱天下”的“霸者之术”。陈亮的学说在浙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而传播到江西。朱熹对他的门生说：“陈同甫（陈亮字）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孔孟”，“可畏！可畏！”浙江一带，甚至东莱吕祖谦的学派，也有一些门徒，接受了陈亮的影响。朱熹惊呼：“今来伯恭（吕祖谦字）门人，亦有为同甫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仲）商（鞅）见识，令人骇叹！”陈亮和朱熹的论争，被称为“王霸义利之辩”，陈亮之学兴起，抵制着朱熹道学的传播。

　　一一八四年三月，陈亮又被捕入狱。这一次是诬指他请乡人宴会，胡椒中可能有毒。但在狱两月余，狱吏百端搜寻，找不到丝毫罪状，只好又把他放出。陈亮刚一出狱，朱熹就给他写信，说：“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这次入狱的原因，我虽然不了解，大概平日所为也得罪了不少人吧！”朱熹接着劝陈亮说：“老兄高明刚决，不是不愿意改过的人。以我的想法，还是放弃义利王霸的学说，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完全以‘纯儒之道’来约束自己。”陈亮回信声明说：亮“口说得，手做得，本非闭眉合眼，蒙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又反驳“近世诸儒”所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以人欲行”的言论，说：“诸儒自处者曰义、日玉，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也不恶。”在这封信里，陈亮还明确指责朱熹道学是“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又申明陈学是在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朱陈之间，学说根本不同，没有调和的余地。

　　陈亮在艰苦论争的日子里，得到了抗战派将领辛弃疾的支持。辛弃疾一一四○年出生在金朝统治下的济南。完颜亮南侵时，地主家庭出身的辛弃疾投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充当掌书记。耿京派辛弃疾来南宋联络抗金。农民军中的叛徒张安国杀耿京降金。辛弃疾返回后，奋勇擒捕张安国，一一六二年率部渡淮投附南宋。次年，被任命为江阴签判。宋、金宿州之战前后，辛弃疾两次上书，向孝宗、虞允文提出抗金的建策。一一七五年，辛弃疾任江西提刑，镇压赖文政领导的农民起义（见下节），充当了宋王朝的帮凶。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中，辛弃疾始终坚持抗战反金，遭到妥协派的打击。一一七八年，辛弃疾入朝任大理寺少卿。此后，历任湖南、江西安抚使，两浙西路提刑，被妥协派官员监察御史王蔺（音吝lìn）弹劾，一一八二年罢宫，退居信州上饶。辛弃疾在临安时，与陈亮相识。陈亮曾说：当今最有名望的人物，文的是朱熹，武的是辛弃疾，但“两人戛戛（音夹jiá）然若不相入”。孔子的学生樊迟请学稼，孔子骂他是小人。辛弃疾退居上饶，把新建的房舍取名“稼轩”，并用来作为自己的别号，以表示对儒学轻耕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元刊本书影稼的异议。又作《赋稼轩》词说明此意，自比“小人请学樊须稼”，辛辣地讽刺孔丘“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友人奉和的词也说：“稼轩聊尔名斋，笑学请，樊迟心未开。”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年）正月，陈亮到上饶访辛弃疾，留住十日，谈论时事。最后又同游鹅湖（山名。山麓有鹅湖寺），约朱熹在铅山县紫溪相会。朱熹到期不来。陈、辛却谈得极相合。陈亮走后，辛弃疾又作词寄去，慨叹“剩水残山无态度”，把陈亮比作诸葛亮，“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寄予殷切的期望。陈亮得遇知己，也极兴奋，和同对宋、金分裂，无限感慨：“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并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陈亮、辛弃疾都坚持抗战反金，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是完全一致了。罢官家居的辛弃疾兴奋非常，“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音争zhēng）阵马檐间铁”。他仿佛已经率领兵马，走上战场，杀到塞外，又作壮词一首寄给陈亮：“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音蔗zhè），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陈亮、辛弃疾这样高涨的抗战情绪，并不只是他们两人的，而是反映了进步的社会力量的共同愿望，也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

　　但是，这时朝廷上反战主和的妥协、保守势力，却正在积极活动，向抗战派展开攻击。一一八七年，周必大任右相，留正参知政事。周、留都是朝廷上反战官员的代表。在周必大支持下，左补阙薛叔似等上书攻击王淮。一一八八年五月，王淮被排挤罢相，次年病死。周必大又向孝宗推荐朱熹。这年六月，朱熹到临安人奏。有人对他说：“你的正心诚意之论，皇帝最讨厌听，不要再讲了。”朱熹说：“我一辈子的学问，就是这四个字。不讲这个怎么行！”孝宗见朱熹，说：“十多年没见你，你也老了。应当给你个清要的官做，不要再去管州县。”孝宗任命朱熹作兵部郎官。几天之后，兵部侍郎林栗出来反对，说：“朱熹本无学术，只是偷窃程颐、张载的绪余，谓之道学，私自推尊。带领学生数十人，学作春秋战国时（儒者）的姿态，孔孟到处游荡的风气。现在只听他虚名，就叫他人奏。任命之后，几天不来，是心怀不满。朱熹既被任为兵部郎官，我就可以管他。请将朱熹停罢。”周必大、薛叔似等纷纷上疏说朱熹未到任，是因为这几天有脚病。太常博士叶适上书激烈地攻击林栗，说：“考栗劾熹之辞，……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又说：往日王淮就是用这个办法“阴废正人”，林粟又袭用郑丙、陈贾之说，“以道学为大罪”，“良善受祸，何所不有！”侍御史胡晋臣也弹劾林栗“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林栗被罢宫，出知泉州。朱熹也免官出朝。

　　这年十一月，孝宗再召朱熹入见。朱熹辞不赴朝，写了长达万余言的奏书，再次申述“正心诚意”之论，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陛下之心不正，所以“所用者皆庸缪��巧之人”。朱熹向孝宗提出六项“急务”。一是“辅翼太子”，设置师傅宾客之官，把“古先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向太子传告。二是“选任大臣”。他指责孝宗出于私心，不用“刚明公正之人”，朝廷大臣“至庸极陋”。三、四是“振萧纪纲”、“变化风俗”。朱熹提出：十多年来，以此二字（道学）“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如同北宋时排诋“元祐学术”一样，这岂是“治世之事”！又说：外面传言，以伏节死义之士为无用。纲纪日坏，一旦有事，所用之人就会交臂降叛。五、六两项是“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指责虞允文为相时取户部羡余作为备战的军费，说这些钱并没有能换来金人的首级，反而使经费更加缺乏。朱熹还说，孝宗任用的宰相都是徇私情，将帅都是走私人的门路，其实是“庸夫走卒”，要靠他们修明军政，岂不误事！

　　朱熹进而在奏书中说：现在士大夫之论和我不同的，都是似是而非。奋厉有为的人说“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掳，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臣以为这都不对。现在区区东南还有不少事可虑，哪里还有什么“恢复”可图？真有志于恢复，不在于“抚剑抵掌”，而在于陛下“正心克己”。朱熹又说：陛下把“儒者之道”斥为“常谈死法”，而采取“管（仲）、商（鞅）功利之说”，希望富国强兵，或有近效。这个学说已经行了几年，近效也并未见到。他最后说：圣贤所传的道理，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陛下考察四种学说（佛、老、管商、孔孟）的异同而加以辨明，就会了解我所说的都是古先圣贤之说，天经地义自然之理。

　　朱熹在这个奏书中，已明确提出反对出兵恢复。在他的私下谈话中，说得更加清楚。他说：“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也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说恢复底，都是乱说”。又说：“端人正士”以复仇为非，和议为是。“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士，则欲复仇”。指责虞允文等“其实无能”，甚至认为“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朱熹这些言论，作为他的奏书的注脚，清楚地说明他一面主张忠君死节，反对投降，一面又主张不战不和，倡言主守，对主战者多加攻讦。

　　和朱熹相反，陈亮在一一八八年春，亲自到建康，察看地理形势，再次给朝廷上书，提出：“江南不必忧，和议不必守，虏人（指金朝）不足畏，书生之论不足凭。”请依孝宗“即位之初志”，“为经理建康之计，以震动天下”，和金朝决绝。朝廷上妥协、保守派官员大加嘲笑，说陈亮“狂怪”，不予理睬。

　　一一八七年十月，宋高宗当了二十多年太上皇以后病死。孝宗服丧。太子惇参预政事。一一八九年二月，孝宗退位作太上皇，传位给光宗。周必大、留正任左、右丞相，王蔺参知政事。

三、妥协派打击抗战派

　　光宗赵惇即位时已经四十多岁。即位前，名义上作过临安府尹，实际是长期生长深宫，不达世务。一一八八年参预政务时，他的老师尤袤（音茂mào）对他说：“大权所在，天下所争趋，非常可怕。愿殿下事无大小，都要取上旨而后行，付众议而后定。”光宗即位后，宫内被皇后（李后）所左右，朝政被反战主和的官员所操纵。

　　光宗即位后不久，御史刘光祖上书，系统地提出了尊奉道学的主张。他从北宋讲起，说“本朝士大夫，学术最为近古”，“不幸而坏于熙（熙宁）丰（元丰）之邪说，疏弃正士（指司马光等），招徕小人（指王安石等）”，“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孝宗朝反道学的论争是“因恶道学，力去朋党，因去朋党，乃罪忠谏。夫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刘光祖从道学立场出发，提出南宋和北宋之间思想论争的联系，他建议消除“道学之议”，“定是非，别邪正”，即坚决地尊奉道学。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一年，写出了他的《大学》《中庸》章句（注解）。同年，被任命知漳州。朱熹到任后，把古代的丧葬、嫁娶的礼仪，教给当地子弟。又奏请在漳、泉、汀三州“正经界”（核实田亩），画图造帐。但他自己在漳州却无法实行，只好辞官。一一九四年，又知潭州。

　　光宗即位后不久，留正即支持谏官弹劾周必大罢相。次年，留正升任左相，独专相位。留正执政时，孝宗朝一些主战的重要人物，相继受到打击。一一九○年，陈亮再次被诬陷入狱。御史台的官员指使酷吏严讯，送大理寺治罪。一一九二年得友人援救，才被释放。陈贾在清江作地方宫，光宗即位，将入朝奏事。御史林大中劾奏陈贾曾随同王淮制造道学的罪名，“阴谋废弃正人（指朱熹等）”，倘许入奏，必再留朝，“好人”就都要辞去，不利于稳定国家。陈贾因此不能入朝。辛弃疾在一一九二年，曾任福建提刑，到临安见光宗，面奏荆襄上流是东南重地，应加强防御，作抗战的准备。一一九三年，辛弃疾回福建任安抚使、福州知州，在当地设“备安库”，丰年收购粮米，备军队需粮时出售，以为可以“有备无患”，积钱至五十万贯。辛弃疾又严格以法治下，“官吏惴栗”。亲自检覈长溪县狱囚，辨释五十余人，只留十余人。辛弃疾整顿吏治，理财备战，不到一年便遭到朝中谏官费艾等人的攻击，以“残酷贪饕（贪吃。饕音涛tāo）”的罪名被罢免，回上饶家居。

　　四川一带，一直由抗战派将领吴玠、吴璨等驻守。吴璨临死时，不谈家事，只留遗嘱，请朝廷不要放弃四川。一一九二年，留正利用宋朝防范大将专权的“祖宗旧法”，说“西边三将，只有吴氏世袭兵权，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派户部侍郎丘崈（同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崈到四川后，一再上书攻击利州安抚使吴挺（吴璘子）。次年，吴挺死。丘崈不准挺子吴曦回四川奔丧，命知和州。又规定吴氏后人不得再领兵。抗战派在四川掌握的兵权，也被剥夺了。

　　光宗、李后与太上皇孝宗之间，日益不和。一一九一年，李后请立嘉王扩为皇太子，孝宗不许。此后，光宗长期不去朝见孝宗问安。朝臣多上书进谏，光宗很是厌听。一一九三年五月，考试进士。一个策问卷说，重要在于施行寿皇（孝宗）的政事机要，而不在于一月四朝。光宗把此卷定为进士第一（状元）。揭卷后，作者原来是陈亮。陈亮及第，被任为建康府判官。在赴任的途中，一天晚上突然死去。陈亮一生力主抗战，在即将可以有为的年月，却消逝了。

　　一一九四年六月，六十八岁的孝宗病死。孝宗死前，光宗不去探视，死后也不去尸前服丧。孝宗葬礼无法进行，朝中骚动。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参知政事陈騃（音ái）、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建议立太子。赵汝愚（宗室）和知��门事韩侂胄（韩琦曾孙，宁宗韩后叔祖。侂音托tuō）请太皇太后（孝宗母）懿旨，光宗退位作太上皇，光宗子赵扩（宁宗）即皇帝位执丧礼。宁宗即位，以赵汝愚和韩侂胄为代表的两派官员，又展开了争论。

（三）宁宗、韩侂胄禁道学和北伐战争

　　赵汝愚是宋朝的皇族。孝宗朝中状元，曾任太子侍讲，为光宗讲授儒学。后来，出任福建军帅，镇压农民起义。他是朱熹道学的有力支持者。宁宗即位，赵汝愚任枢密使，又任右相，自称要学习司马光。赵汝愚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荐用朱熹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道学。朱熹在潭州得到诏命，当天就启程上路。到临安后，和赵汝愚结纳，协力排挤拥立宁宗的韩侂胄。朱熹多次向赵汝愚献策，对韩侂胄多给些钱“厚赏酬其劳”，而不要让他参预朝政。

　　韩侂胄任枢密院都承旨，传达诏令，得到宁宗和韩后的信任，又得到朝中抗金主战的官员的支持，其中的有力人物是参知政事京镗（音汤tang）。京镗在高宗死时出使金朝，曾叱退金朝全副武装的卫兵，要求金朝撤除音乐（表示哀悼）。孝宗称赞说：“士大夫（指儒生）平时都以节义自许，有能临危不变，象京镗这样的么！”京镗执政，支持韩侂胄，和赵朱集团形成对立。

　　朱熹初次见宁宗，就进讲正心诚意、人欲天理的道学。任侍讲后，进讲《大学》。旧制：单日早晚进讲，双日休息。朱熹请不分单双日和假日，每天早晚进讲。借着给皇帝讲书的机会，多次进札，对朝廷政务多加论议。朱熹又和吏部侍郎彭龟年弹劾韩侂胄，并在进讲时说宁宗被左右的人（指韩侂胄）窃取权柄。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闰十月，宁宗下诏免去朱熹的侍讲，对人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赵汝愚拜谏，陈傅良、刘光祖、邓驿等纷纷请求留朱熹在朝，都被宁宗拒绝。彭龟年上书攻击韩侂胄，说：“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太暴，所以也要陛下逐去此小人”。彭龟年被贬官出朝。次年二月，右正言李沐上言：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赵汝愚罢相出朝，又被劾曾图谋篡权，庆元二年（一一九六年）正月在永州病死。

　　一一九六年，京镗任右相。韩侂胄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重于宰相。韩、京等取得政权，演出了禁道学和北上抗金的场面。

禁止道学 韩、京执政，朝中反道学的官员，纷纷指责朱熹道学的虚伪，称道学是伪学。一一九五年，右正言刘德秀上书，说道学是“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如饮狂药，如中毒饵”，“口道先王语，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又说：“孝宗锐意恢复，首务覈实，凡虚伪之徒言行相违者，未尝不深知其奸。臣愿陛下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邪正。”请宁宗效法孝宗抗金，识辨道学。次年八月，太常少卿胡纮（音红hóng）上书，说“比年以来，伪学猖撅，图为不轨，摇动上皇（光宗），诋毁圣德”。大理寺司直邵褒然上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宁宗下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言行不一，说：“朱熹引诱两个尼姑做妾，出去做官都要带着。”“朱熹在长沙，藏匿朝廷赦书不执行，很多人被判徒刑。知漳州，请行经界，引起骚乱。任浙东提举，向朝廷要大量赈济钱米，都分给门徒而不给百姓。霸占人家的产业盖房子，还把人家治罪。发掘崇安弓手的坟墓来葬自己的母亲。开门授徒，专收富家子弟，多要束修（学费）。加上收受各处的贿赂，一年就得钱好几万。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等等，都是朱熹平日讲《中庸》《大学》的话，用来欺骗世人。他说的是那样，行为又是这样，岂不是大奸大憝（音对duì）！”沈继祖的弹劾已超出道学范围，多有攻讦。宁宗下旨，朱熹落职，朱熹门徒蔡元定送道州编管。

　　朱熹被迫上表认罪，说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笼统承认”私敌人之财”、“纳其尼女”等等，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改过。朱熹门徒，纷纷离去。

　　这年，叶翥（音助zhù）知贡举，和刘德秀等上疏，请将道学家的‘语录’之类，全部销毁。叶翥主考进士，凡是考卷讲到程朱义理，一律不取。儒学六经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成为“世之大禁”。据说“士之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

　　一一九七年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上书说：“朱熹专于谋利，借《大学》、《中庸》作文饰，对他下一拜就以为是颜（回）、闵（子骞）；得到他一句话，就以为是孔孟之道。得利越多，越肆无忌惮，但还没有上边有权势的人给他支持。后来周必大作右相，想夺左相王淮的权，引用这帮人说大话，颠倒黑白，排挤走王淮。以后留正来，又借他们的党与做心腹。至于赵汝愚，素怀不轨之心。这帮人知道他的用心，垂涎利禄，甘为鹰犬，妄想得到什么意外的好处。以前的伪学，至此就变成了逆党”。刘三杰最后说：“那些习伪太深，附逆顽固者，自知罪不容诛。其他能够革心易虑的人，不必都废斥，可以让他们去伪从正”。十二月，知绵州王沇（音演yǎn）上书，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下诏，订立伪学逆党籍。宰执四人：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待制以上，朱熹、彭龟年、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刘光祖、叶适等三十一人；武臣和士人十一人；共五十九人。两年多后，朱熹病死。列入伪学逆党籍的人员，并非都是信奉道学，这就表明：宁宗的禁道学主要还在于反朋党，旨在清除朱熹所依附的赵汝愚一派官员，专任韩侂胄当政。

崇岳贬秦 韩侂胄当政时的一件大事，是崇岳飞、贬秦桧。对待南宋初岳飞、秦桧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直是南宋战和两派官员争论的一个方面。封建朝廷加给死者的谥号（谥音视 shì）和封号，是官方所作的评价，有时也是推行哪种政策的一种标志。孝宗初年，追复岳飞原官。一一七九年，加谥号武穆。一二○四年，宁宗、韩侂胄又追封岳飞为鄂王，给予政治上的极高地位，以支持抗战派将士。秦桧死后，高宗加封他申王，谥忠献。孝宗时，揭露秦桧的奸恶，但还没有改变爵谥。一二○六年，宁宗、韩侂胄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荒谬、丑恶。缪音谬miù）。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传诵，大快人心。韩侂胄对秦桧的贬抑，实际上也是对投降、妥协势力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崇岳贬秦，为北上抗战作了舆论准备。

北伐金朝 韩侂胄执政，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战官员，再被起用。陈贾任兵部侍郎。吴挺子吴曦回四川，任四川宣抚副使。家居的辛弃疾也又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在宁宗、韩侂胄决策伐金的过程中，辛弃疾起了重要的作用。

　　辛弃疾在一一九六年自上饶迁居铅山县。朱熹曾为辛弃疾的斋室写了题词：“克己复礼，夙兴夜寐”。朱熹在死前几个月，还又写信给辛弃疾，劝他“克己复礼”。但是，家居的辛弃疾却是胸怀壮志，时刻以北上抗金为念。他同友人慨叹壮志难酬，作《鹧鸪天》词，历述他自壮年渡江以来的抱负：“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音掺chān）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音促cù整饬）银胡（音录lù箭室），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金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时，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各族，正在陆续发动战争，在金朝的北边骚扰。各族人民的反金起义，也在各处兴起。金朝统治者日益陷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困居铅山的辛弃疾，随时在密切注视金国内部的动向。他被宁宗、韩侂胄再度起用后，一二○四年，到临安面见宁宗，力陈“金国必乱必亡”，请委付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准备出兵北伐。宋、金边境的汉人这时不断有人，‘跳河子”，越境投宋，报告金国困于北方战事和人民饥困的情况。驻守安丰军的官员，也奏报淮北流民请求渡过淮河，投附宋朝。开禧元年（一二○五年）改元，一个进士廷对，也上言“乘机以定中原”。本来准备北伐的宁宗、韩侂胄，得到辛弃疾等人的建言，在朝野抗金声中，决意发兵了。

　　一二○五年，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下令各军密作行军的准备，出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作军需。命吴曦练兵西蜀，赵淳、皇甫斌准备出兵取唐邓。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一二○六年四月，郭倪派武义大夫毕再遇（岳飞部将毕进子）、镇江都统陈孝庆定期进兵，夺取泗州。金兵闭城备战。毕再遇建议提前一日出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陈孝庆领兵假攻西城。毕再遇自东城杀入，金兵败溃。毕再遇树起大将旗，喊话说：“我大宋毕将军也，中原遗民可速降”。城中汉官出降。宋军收复泗州。郭倪来劳军，授毕再遇刺史官。毕再遇说：“国家河南八十一州，现在攻下泗州两城就得一刺史，以后还怎么赏官？”辞官不受。陈孝庆继续进兵，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攻下新息县。光州民间武装攻下褒信县。宋军出兵得胜，形势大好。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

　　伐金诏下，群情振奋，上下沸腾了。辛弃疾作词赞颂韩侂胄：“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韩琦谥），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号称“小李白”的诗人陆游，曾在四川军中“干办公事”（官名）。孝宗朝被召见，多次上书建策北伐，移都建康。光宗朝，曾作诗慨叹：“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韩侂胄初执政，在山阴家居的陆游寄予很大期望：“吾侪虽益老，忠义传子孙，征辽诏倘下，从我属橐鞬（音高尖gāo jiān）。”朝廷果然下诏伐金，诗人大为激动了。八十二岁的陆游作诗言志，表示还要走上战场。“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辛弃疾、陆游的壮丽诗篇，也正是曲折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振奋情景。

　　韩侂胄出兵伐金，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是充分的，但军事准备却很不足。符离败后，多年没有作战，如象辛弃疾这样坚持抗战的将领，抗金投宋四十三年，也已是六十五岁的高龄。“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后来有人评论辛弃疾时慨叹说，孝宗时未能出兵中原，“机会一差，至于开禧，则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辛弃疾朝见决策伐金后，到镇江府驻守。韩侂胄推荐他的老师陈自强作相（一二○○年京镗死），引用旧日的僚属苏师旦为枢密院都承旨，辅佐指挥军事。决策出兵前，宁宗、韩侂胄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官员，争取他们一致对外，但其中的某些人并不真诚合作。韩侂胄拟用广帅薛叔似去前线统帅淮西军兵，薛叔似不赴任。又命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守金陵，许及之也不出守。调任光宗时派往四川的丘崈为江淮宣抚使，丘崈辞不受命。将帅乏人，宁宗下诏：朝内外举荐将帅边守。邓友龙曾出使金朝，说金朝内部困弱，主张北伐，用为两淮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仍为副使。伐金的主力军分布在江淮、四川两翼。

　　韩侂胄部署北伐时，宋军中已出了内奸。早在宁宗下诏伐金前一月，吴曦已在四川里通金朝，图谋叛变割据。派遣门客去金军，密约献出关外阶、成、和、凤四州，求金朝封他作蜀王。

　　宋出兵伐金，金朝指令吴曦在金兵临江时，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密许吴曦作蜀王。韩侂胄日夜盼望四川进兵，陆游诗翰多次催促，吴曦不理。金蒲察贞领兵攻破和尚原，守将王喜力战。吴曦下令撤退，宋军败溃。金兵入城。吴曦焚河池，退军青野。兴元都统制毋丘思（毋音贯guan）领重兵守关。金兵到关，吴曦下令撤防。毋丘思孤军不敌，金军陷关。一二○五年底，吴曦秘密接受金朝的诏书、金印，作蜀王，示意程松离去。程松兼程逃出陕西。吴曦叛变，宋军伐金的部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金军有吴曦在四川作内奸，得以集中兵力到东线作战。宋郭倪军驻扬州，派遣郭倬、李汝翼会师攻取宿韩侂胄北伐图州，被金兵打败，退至蕲州。建康都统李爽攻寿州，也战败。皇甫斌又败于唐州。江州都统王大节攻取蔡州，不下。只有毕再遇一军继续获胜。一二○六年六月，韩侂胄因出兵无功，罢免指挥军事的苏师旦和邓友龙，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丘崈受命上任，就放弃已占领的泗州，退军盱眙，说是可以保全淮东兵力。宋军退守，金军分九道进兵。战争形势，由宋军北伐变为金军南侵了。十一月，丘崈任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兵马。金完颜纲军陷光化、枣阳、江陵，又攻破信阳、襄阳、随州，进围德安府。仆散揆军偷渡淮水，宋兵大败，金军进围和州。纥石烈子仁攻陷滁州、真州。淮西县镇，都被金军占领。一二○六年底，金军又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密送金使北归。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暂行停战。

　　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了。开禧三年（一二○七年）正月，罢免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韩侂胄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又派遣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同金朝谈判。

　　这时，四川的形势是：叛徒吴曦在开禧三年正月，公然建行宫，称蜀王，置百官，请金兵进入凤州，献出四郡，并准备削发（改女真辫发）向金称臣。长期以来坚持抗战的四川军民，对吴曦的叛卖，展开了强烈的反抗。吴曦召用大安军杨震仲。杨震仲拒不附逆，服毒药自杀。陈咸剃去头发，拒绝向金朝臣服。史次秦自己弄瞎了眼睛，拒不作官。一些官员也都弃官而去。随军转运使安丙却受伪命，作了吴曦的丞相长史。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和吴曦的部将张林、朱邦宁、义士来福等相联络，策划讨伐吴曦。杨巨源去找安丙说：“先生做逆贼的丞相长史么？”安丙见势不妙，号哭说：“我没有兵将，不能奋起。必得有豪杰才能灭掉此贼。”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结合兵士李贵、进士杨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数十人，也在计划杀吴曦。杨巨源与李好义等商议，杀吴曦后，得有个“威望者镇抚”，准备推安丙出来主事。杨君玉等伪造皇帝诏书，命安丙为招抚使，诛反贼吴曦。李好义等七十多人闯入伪宫，宣读诏书，兵士都散去。李贵当场斩吴曦。吴曦称王四十一天，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诛灭叛徒，大快人心。军民抗金情绪，极为高涨。韩侂胄得知吴曦叛变，曾密写帛书给安丙说：“如能杀曦报国，以明本心，即当不次推赏。”帛书未到，安丙已奏报吴曦诛灭。韩侂胄即任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吴曦被杀，金朝大为沮丧，又无战备。杨巨源、李好义等请乘势收复四州。李好义出兵，一举收复西和州。张林、李简收复成州。刘昌国收复阶州，张翼收复凤州。孙忠锐收复大散关。李好义进兵至独头岭，会合当地民兵夹攻金军。金军大败。宋兵七日到西和，所向无敌。金将完颜钦逃走。李好义整军入城，军民欢呼。李好义又请乘胜进取秦陇，以牵制侵淮的金军。安丙不许，士气大受挫折。大散关又被金兵夺去。

　　安丙不许乘胜北伐，却在宋军内部自相残杀。安丙与孙忠锐不和，命杨巨源伏兵杀孙忠锐。吴曦原部将王喜指使党羽刘昌国在酒中放毒药，害死李好义。安丙又诬指杨巨源谋乱，把他下狱害死，假说是自尽，报给朝廷。抗金将士，无不愤慨。由下级军官和民众武装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又被安丙等断送了。

　　这时的金朝，正如辛弃疾所判断的，处在“必乱必亡”的前夕。只是由于宋朝出了叛徒和内部的不和，部署失宜，才使金兵得以侵入淮南；但金朝实际上已不再有继续作战的能力，只是对宋朝威胁、讹诈。宋使方信孺到金，金朝先把他下狱，虚声恫吓。九月初，方信孺带回完颜宗浩给张岩的复信，说若称臣，以江淮之间取中划界。若称子，以长江为界。斩元谋奸臣（指韩侂胄等），函首以献，增加岁币，出犒师银，方可议和。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宁宗下诏，招募新兵，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代苏师旦）指挥军事。六十八岁的辛弃疾这时得病家居，任命下达后，还没有去就任，就在家中病死。

　　韩侂胄筹画再战，朝中主降的官员大肆活动。史浩在光宗朝病死，子史弥远这时任礼部侍郎，是朝中投降派的主要代表。一二○○年韩皇后死，一二○二年，宁宗立杨氏为后，韩侂胄曾持异议。杨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怨，在政治上则和兄杨次山一起，主张妥协、投降。史弥远秘密上书，请杀韩侂胄。杨后又叫皇子询（原名。音眼yǎn）上书，说韩侂胄再启兵端，于国家不利。宁宗不理。杨后、杨次山和史弥远秘密勾结，阴谋对韩侂胄暗下毒手。他们指使中军统制、权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等，在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把他截至玉津园夹墙内害死。事后才奏报给宁宗。韩侂胄被暗杀，军政大权全归杨后、史弥远所操纵。随后，又把苏师旦处死。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把韩侂胄、苏师旦的头割下，派使臣王柟（音南nán）送到金朝，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议”。当时太学生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仅，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又说：“岁币顿增三百万”，“莫遣当年寇准知”。北宋时，寇准坚持抵御辽朝，长久地受到人们的敬重。史弥远谋杀韩侂胄，屈膝投敌，完全是秦桧一类的投降派！

　　韩侂胄执政前后十四年，权势显赫，曾与赵汝愚一党相互倾轧，最后适应朝野抗金的要求，发动北伐战争，由于坚持抗敌，遭受投降派的杀害而牺牲。但因韩侂胄反道学，长期遭到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依南宋《国史》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完全颠倒了历史的是非。后世史家立论，或沿袭旧说，也不免有失公允。

（四）抗金斗争和道学统治的确立

一、反投降派的斗争

　　杨后、史弥远发动政变后，皇子询被立为太子，杨次山加开府仪同三司，史弥远知枢密院事，又进为右丞相。以史弥远为首的投降派一举夺取了全部军政大权。史弥远随即恢复秦桧的王爵和谥号，表明他是秦桧的崇奉者。

　　史弥远等投降派执政，对韩侂胄北伐时的执政官员和作战将领，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击。陈自强罢相，又贬到雷州安置，家产籍没。邓友龙贬南雄州安置。郭倪、张岩等罢官。辛弃疾已经死去几年，仍被加上“迎合开边”的罪名，追削爵秩。

　　叶适在韩侂胄禁道学时，曾因附合朱熹，被列入伪学逆党籍。一二○二年解除党禁，叶适恢复官职。韩侂胄出兵北伐前，叶适任史部侍郎，向韩侂胄建策宜先防江。一二○六年，叶适出知建康府，又兼江淮制置使，节制江北诸州。金兵来侵，建康震动。叶适派轻兵二百人夜袭金军营寨。道遇金兵，射敌甚众。又派兵劫敌营，俘掳敌兵而回。金军解围，退屯瓜步。叶适乘势派兵分道出击，获胜，金兵自滁州退走。史弥远当政，叶适因而被御史官弹劾为附会韩侂胄用兵，被罢官夺职。叶适早年在朝中政治派别的斗争中，附会过赵汝愚、朱熹一派，但他的哲学思想却与朱熹存在着分歧。叶适被罢宫后，家居十余年，综论古今学术与程朱道学立异，在哲学上作出了贡献。　　①

　　韩侂胄被害后，主战的官员相继遭到贬谪。只有主和的丘崈升任江淮制置大使，又进为同知枢密院事，未就任，病死。

　　但是，反投降的社会力量仍在继续战斗。拥护韩侂胄抗战的一个普通军官罗日愿，联络宫内外下级军官、临安府学生以及一些民众，秘密策划杀史弥远。一二○九年五月，史弥远治母丧后回临安。罗日愿等准备在朝官到浙江亭迎接时，藏一千人在船中举火为号，三路齐上，杀史弥远和投降派官员，然后拥兵入宫内，奏报宁宗下诏。但当部署确定后，出了叛徒告密。史弥远逮捕罗日愿，以残酷的磔刑把他处死。参与谋划的人员，也都被斩首。罗日愿事败牺牲，但他的行动，反映了进步的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反投降的正义要求。

　　诗人陆游这时创作的诗篇，也反映了这种要求。陆游在路边与老农共谈国事，归来赋诗说：“几年羸疾卧家山，牧竖樵夫日往还。至论本求编简上，忠言乃在里闾间：私忧骄虏（指金朝）心常折，念报明时涕每潸。寸禄不沾能及此，细听只益厚吾颜。”朝廷上投降派当政，人民群众中谈论的，却是抗敌的“忠言”。“厚吾颜”也正是对史弥远的辛辣嘲讽。嘉定二年（一二○九年）十二月，八十六岁的陆游病死，临死前还奋笔写下一首传诵的名诗《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首热情洋溢的诗篇，写在陆游死前一刻，写在史弥远残酷打击抗战派的年月，其意义远不只是诗人爱国情感的抒发，而且是反映了抗战派和人民群众“北定中原”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对史弥远屈膝投降的强烈抗议。

二、抵抗金兵南侵的斗争

　　在此期间，金朝的景况有了重大的变化。一二○六年，即韩侂胄发动北伐的一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边（斡音握wò）建立了蒙古族的汗国。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自克鲁伦河发兵，南侵金朝。蒙古骑兵越过阴山，攻下乌沙堡，突破了金朝西京路的防线。金西京路留守纥石烈执中（胡沙虎）逃跑。蒙古兵在会河堡全歼金守军。十月间，入居庸关，直达金朝的国都中都城外。金兵死守中都，蒙古军掳掠而回。一二一二年，成吉思汗又进攻金西京（大同）。金兵拒守，不能攻下。一二一三年，蒙古军再次进兵，攻下宣德州、德兴府和涿、易两州。兵分三路，攻掠山东、河北州郡。金中都陷于北、西、南三面围攻之中。八月间，金朝内部发生了政变。败将纥石烈执中杀金帝卫王允济，另立完颜珣（音荀xún）作皇帝（宣宗）。金元帅朮虎高琪杀纥石烈执中。金宣宗向蒙古求降，贡献大批金宝、马匹，并把允济女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一二一四年三月，成吉思汗统帅的蒙古兵，在各地掳掠后退军。和当年金朝南侵时，宋朝内部的情形相似。这时的金朝统治集团内，也出现了抗战与逃走两种主张，两个派别。金宣宗成为逃走派的头目。五月间，当蒙古军退后，金宣宗率领宗室百官，运载珠玉财宝，逃离中都，迁都到南京（开封）。成吉思汗得知金朝南逃，再次派兵南下。次年，中都和辽东、河北、山东八百六十余城，全被蒙古军攻占。辛弃疾“金国必乱心亡”的估计，完全证实了。

　　面对着这样的新形势，宋朝统治集团内又展开了抗金兵，还是“守和议”的争论。金朝内部也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是联宋抗蒙。一是南侵软弱的宋朝，在南方扩地立国。一二一七年，金宣宗发兵渡淮，分道南侵。乌古论庆寿侵樊城，围枣阳。完颜阿邻人大散关，进攻西和州、阶州、成州。宋宁宗下诏给京湖、江淮、四川等处制置使“便宜行事”。

　　辛弃疾提拔的将领、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赵方，早在边地设防戒备。金兵南侵。赵方对儿子赵范、赵葵说：“朝廷和战之说未定。我已决策，只有提兵临边，决战报国。”赵方一面向朝廷上疏主战，一面亲到襄阳部署抗敌，派孟宗政、扈再兴领兵增援枣阳，又在光化军、信阳、均州等地加派守兵，相互联络。枣阳守将赵观在城外战败金兵，孟宗政等到来，两方夹攻，金兵败退，枣阳围解。京湖将王辛、刘世兴等部在光山、随州获胜，金兵败走。赵方抗敌得胜，上书朝廷，列举五条理由，反和主战，请宁宗下诏伐金。一二一七年五月，宁宗下诏说：“岂不知机会可乘，仇耻未复，念甫申于信誓，实重启于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勋，则亦有不次之赏。”意思是：朝廷守和议，不大举发兵，各地将领可抗敌立功。宁宗命将诏书传布，招谕金朝统治下的官吏军民。史弥远老奸巨猾，不置可否，坐观成败。

　　抗金诏下，前线将士受到鼓舞。抵抗金兵南侵的斗争展开了。但是，抗战派和妥协派的将官分布各地，或战或走，呈现出复杂的情景。四川、京湖、江淮三路的战况，也各有不同。

　　金军自枣阳败退后，嘉定十年（一二一七年）十二月，又以万人侵犯四川，破天水军。宋守臣黄炎孙逃跑。金兵攻下白环堡。统制刘雄放弃大散关逃跑。一二一八年二月，金兵焚烧大散关，攻破皂郊堡。三月，宋利州统制王逸率领官军及抗金民兵十万人收复皂郊堡，斩金统军将领完颜赟，进攻秦州。这时，沔阳都统制刘昌祖竟然下令王逸退兵，解散抗金民兵。宋军因而败溃。四月，金兵再攻皂郊堡，进攻西和州。刘昌祖焚城逃跑。西和、成、阶等州守臣也都弃城逃走。金兵入诸州，得粮九万斛，钱数千万，军需无数。又攻大散关，守将王立逃走。兴元都统吴政奋起抗敌，击败金兵。吴政至大散关，斩王立，奏报朝廷。刘昌祖被夺官流放。一二一九年春，金兵再侵西和州，守将赵彦呐歼灭敌军。吴政在黄牛堡与金兵作战中战死。金兵攻破大安军，宋四川制置使董居谊竟然弃职逃走。沔州都统张威起而迎战，在大安军邀击金兵，获得大胜利。金军败退。一二二○年，宋朝派安丙再任四川宣抚使（一二一四年由四川入朝，同知枢密院事）。安丙写信给西夏，约定联合夹攻金兵。九月，西夏出兵二十万围巩州。安丙命张威、王仕信等分道出兵配合。夏兵攻巩州不下，退军，不再出战。宋军师出无功。安丙罢免张威，斩王仕信。

　　京湖一路，在京湖制置使赵方等率领下，继续英勇抗敌。一二一八年，金兵再次围攻随州、枣阳。孟宗政、扈再兴合兵抗敌。三个月之间，大小七十余战。孟宗政身先士卒，金兵遇战即败。随州许国援兵至白水，孟宗政出战。两军夹攻，金兵大败。一二一九年，金军完颜讹可部再次大举围攻枣阳。赵方见金兵倾巢而来，派许国、扈再兴领兵三万，分道进攻唐、邓二州，攻打金兵的后路。孟宗政在枣阳用炮攻金兵，一炮可杀金兵数人。金乓选弩子手二千用云梯攻城，不能得逞。又掘地道攻城。孟宗政用毒烟烈火猛熏地道，金兵蒙湿毡防御。金兵猛攻枣阳八十余日，不能下，兵士疲敝。许国、扈再兴还师夹攻，孟宗政领兵出城，内外合势，士气大振。宋军直攻金营，金兵全部崩溃，完颜讹可单骑逃跑。经此一战，金军丧胆，从此不敢再来侵犯枣阳和襄、汉。唐、邓民众数万人来投宋军，孟宗政选择精壮，编为抗金武装，出入唐、邓之间抗敌。赵方见金兵屡败，十月间分派许国、扈再兴、孟宗政领兵六万，分三道出击，进攻唐、邓，不能下。孟宗政又在湖阳县大败金兵。一二二○年初还军。金兵反攻樊城，被赵方击退。京湖一路，赵方、孟宗政等统领军民，奋勇抗敌。金兵三攻枣阳，不能前进一步。宋军胜利了。

　　江淮制置使李珏（音决jué）扼守淮水。一二一九年，金兵南侵安丰军和滁、濠、光三州。李珏派池州都统制武师道等领兵援救。金兵自光州分兵犯黄州，自濠州犯和州石碛，自盱眙犯滁州、扬州。游骑数百到东采石杨林渡，建康震动。抗金民兵分道狙击金兵：陈孝忠出兵滁州，石珪、夏全、时青等去濠州，李全、李福兄弟截击金兵归路。金兵败退，李全军进至涡口杀金将数人，又追击金兵，得胜而回。

　　一二二一年，金兵再侵光州、黄州。黄州城陷，宋守臣何大节投江殉国。金兵又陷蕲州，知州李诚之全家自杀殉难。扈再兴出兵应援，在金兵退路天长邀击。金兵大败，渡淮北去。李全派兵追击，又败金兵。

　　自一二一七年以来的六年间，金兵多次分道南侵。由于抗战将士和抗金民兵的坚决抵抗，金军一再遭到失败，不得南下。一二二四年三月，金朝派遣使臣到宋朝“通好”，并在边地揭榜，告示军民不再南侵。金宣宗在江南扩地立国的图谋，被粉碎了。

三、朝廷政变和抗金民兵的被消灭

　　金兵被挫败后不久，嘉定十七年（一二二四年）闰八月，宁宗病死。史弥远等再一次发动了政变。

　　参预谋害韩侂胄的太子询，在一二二○年病死。次年，立宗室子贵和为太子，改名竑（音宏hóng）。竑好古琴。史弥远献一善弹琴的美女，暗地监视太子，窥探动静。太子竑对史弥远的专权祸国，深为愤恨。平日在桌几上写史弥远罪恶，说史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史弥远得琴女密告，阴谋废太子。派人在绍兴民间找到一个名叫赵与莒（音举jǔ）的十七岁男子，说是宗室之后，召到临安，改名贵诚，密谋废立。史弥远又召国子学录郑清之为贵诚讲授儒学，密告郑清之说：“将来事成，弥远的位子，就是你的位子。但这话出于我的口，人于你的耳。如果有一语泄露，我和你都要被族诛。”宁宗死，史弥远、郑清之不顾杨后的反对，强行拥立贵诚作皇帝（理宗），改名购（音云yún）。太子竑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

　　史弥远的政变阴谋，朝野共见，激起人们强烈愤慨。湖州人潘壬等与李全联络，约李全克日进兵接应，拥立济王竑，反史弥远。潘壬揭榜史弥远罪恶，拥济王竑到州衙，黄袍加身，但李全兵到期不至。济王竑见事不成，派人到朝廷告变。潘壬改变姓名逃往楚州。史弥远得到湖州消息，非常恐惧，赶忙捕斩潘壬，又秘密派人到湖州逼济王竑自缢，诡称病死。一些朝臣上书说济王冤枉，都被罢官出朝。理宗、史弥远的统治确立金朝山东、河北地陷于蒙古后，中原大批抗金民兵转移到淮东，投附宋朝，在挫败金兵南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史弥远等投降派却把民众武装看作危险的敌人，等待机会把他们消灭。金兵退后，制置副使贾涉写信给史弥远说：“以前的祸患，不过是金朝。现在的祸患，又有山东忠义（指抗金民兵）和北边（指蒙古），应该赶快设法消除。”一二二○年，贾涉假称召抗金民兵领袖季先入朝，在路上杀季先。季先部兵推石珪为领袖反贾涉。贾涉命李全攻石珪，石珪投降蒙古。潘壬事败被杀后，李全也很不安。一二二五年二月，李全命部下刘庆福杀宋楚州知州许国。李全占据青州。次年，蒙古攻青州，李全也投降蒙古。

　　李全兄李福在楚州，见李全降蒙，不能自立，杀刘庆福降宋，部下杀李福。宋朝又命抗金民兵时青等部攻李全余党。时青派人密告李全。李全请求蒙古统治者派他领兵南下，乘机灭宋。蒙古授命李全专制山东。李全穿着蒙古衣冠，军中并有蒙古官员随行。李全统卒的抗金民兵变成了蒙古侵宋的别动队，性质完全不同了。李全南下，竟然首先诱杀时青，兼并了时青的部众。一二三○年初，李全占据楚州。史弥远这时见李全势大，不断馈送粮饷，说可以“少宽北顾之忧”。宋军兵士说：“朝廷唯恐贼不饱，我曹何力杀贼！”淮东安抚副使兼知扬州赵范、淮东提刑兼知滁州赵葵请讨李全，史弥远不许。十月间，李全突然发兵攻扬州。赵范、赵葵急起兵进驻扬州。李全攻占泰州作据点，全力向扬州进攻。次年正月，赵范、赵葵军获胜，李全败死。宋军乘胜进驻淮安，李全军全部败溃。

　　宋朝统治集团中，对待民间抗金武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主张。从宗泽、岳飞到虞允文、赵方，主张联合抗金。从秦桧到刘昌祖、贾涉、史弥远，主张乘机消灭。投降派把武装的人民看作比金朝更危险的敌人，不惜使用一切阴谋诡计，或者直接杀害，或者跳动自相残杀，以达到最后消灭的目的。事实再一次说明：即使在民族战争的年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依然是多么尖锐而不可调和。

　　李全在抗金战争中，抗金附宋，又降蒙侵宋，杀害抗金民兵领袖，逐渐变质为只图扩大个人势力的军阀。李全后期的行动，虽然受到南宋投降派的逼迫和影响，但毕竟是投机叛卖的行径。从李全的行动，人们不难联想到：当年杨太农民军始终坚持内抗南宋外抗金朝，是多么崇高而英勇！

四、道学统治的确立

　　理宗初即位，朝政听由史弥远把持。一二三三年，史弥远执政二十六年后病死。理宗开始亲政，郑清之作丞相。郑清之原来依附史弥远，任相后，斥逐史弥远党羽，收召一时知名之士，掌握朝政，号称“更化”。这年，蒙古军包围了金朝的都城南京（开封）。金朝的末代皇帝完颜守绪（哀宗）逃往归德，又逃到蔡州。蒙古派使臣来宋，约宋朝出兵夹攻，金亡后以河南地归宋。七月，宋京西兵马铃辖孟珙（盂宗政子）部出襄阳，在马蹬山大败金兵。八月，进围蔡州，与蒙古兵会合。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正月，金哀宗在蔡州自杀。金朝在北方统治一百二十年后宣告灭亡了。

　　金朝亡后，陈、蔡西北地归蒙古，以南地归来。两军辙退。赵范、赵葵等请乘胜收复开封、洛阳。蒙古军陷开封后，掳掠而去。金降臣崔立等在城中驻守。六月，宋军全子才部到开封，汴京都尉李伯渊等杀崔立降宋。赵葵率部来开封，派别部人洛阳。洛阳被掳掠后，已是空城。七月间，宋军进驻，无军食可供。蒙古兵至洛阳城下，宋蒙交战，胜负相当。赵葵、全子才因宋军粮饷不继，不得已自汴、洛班师，回朝请罪。赵、全等被降秩贬官。

　　南宋联蒙灭金时，朝臣中即不断有人以北宋联金灭辽而自取灭亡的历史经验，向理宗提出警告。金朝亡后，蒙古军已经开始进攻四川和襄、樊。南宋亡国之祸，就在眼前。理宗君臣却陶醉于灭金的“胜利”，不再作抗敌自救的部署，反而讲起“正心诚意”的道学来。

　　史弥远执政，曾加谥朱熹为朱文公。理宗即位前，从郑清之学习程朱道学。即位后，请道学家讲授《尚书》，习读朱熹注释的四书。一二二七年，召见朱熹子朱在，说朱熹的四书注解，“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下诏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说朱熹“凡六籍悉为之论述，于四书尤致于精详”；又说“朕自亲学问，的见渊源。常三复于遗编，知有补于治道。”朱熹注解的四书，由于理宗的高度推尊，取得学术上的统治地位，成为儒学的必读课本。

　　一二三○年，理宗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从伏牺、尧、舜，到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共十二人，说是一脉相承的道统，备加赞颂。一二三七年，又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通鉴纲目》。一二四一年，理宗到太学大成殿，听讲《大学篇》，并把《道统十三赞》宣示给国子监的学生。下诏学宫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子。诏书又说，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进一步提高四书的地位，确立了朱熹道学的思想统治。

　　理宗提倡道学，对王安石极力贬斥。宁宗时，有人上书请罢去王安石在孔庙中的祭祀，因枢密院官员的反对，没有实现。理宗在下诏祭祀程朱等的同时，又把王安石的牌位搬出，不再祭祀。说王安石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万世罪人”，“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少。”王安石向神宗直接申明“三不足”的论辩，到这时已经一百七十年了。王安石死去也已一百五十多年。理宗下诏指责王安石是“万世罪人”，“三不足”是“邪说”，再一次从反面说明：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说，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深远的影响。

　　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学前后经过了三次较为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在战国时期，第二次是在西汉时期，第三次是在宋朝。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里，每当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变动，为着适应当时的需要，儒家就有它的代表人物出来，变革儒学的形态，以求得儒学的继续发展。第一次的代表人物是孟轲。孔学发展为孟派儒学。第二次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孔盂儒学发展为神化了的今文经学。第三次的代表人物就是程颐、朱熹。儒学由此发展为号称继承孔孟道统的道学或理学。从西汉到南宋，孔孟儒学本来还并没有能够全面控制政治、学术。理宗树立起程朱道学的思想统治，从此，便在政治思想领域取得了巩固的统治地位，控制了教育、科举，并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宋朝以后，孔孟儒学的影响，主要就是程朱理学的影响。

第八节 南宋经济的发展，封建剥削的加强和农民起义

　　南宋统治确立后，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一直在不断发展。

　　依据一一五九年（高宗绍兴二十九年）的不完全的统计材料，南宋统治下的人口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四万。但经过高宗、孝宗两朝，一一九○年（光宗绍熙元年），人口的统计数到达两千八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于北宋神宗时全国人口的统计（北宋最高人口纪录是一一一○年即徽宗大观四年，四千六百七十二万）。由于逃避赋役和其他原因，无论北宋或南宋的人口纪录数字，都大大低于实际的人数，但纪录数字的增减，也显示出一个大概的趋势。南来统治时期，人口在急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方汉人大量南迁的缘故。北宋时，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在南方。大批劳动人民的南迁，使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宋朝在南方立国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以赵宋皇室为首的贵族、官僚、地主来到南方，疯狂地掠夺土地，霸占庄田。土地兼并的加剧，成为南宋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严重问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广大自耕农的破产和广大佃农更加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遭受苛刻的压榨。南宋王朝在不断地扩大官田的占有，并且在不断加强赋税、徭役的敲剥。

　　广大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在反抗金朝南侵的同时，纷纷起来，对南宋地主阶级的压榨，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斗争采取了多种形式，一直发展为武装起义。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贯串着南宋统治时期的历史。

（一）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江南的农田，交流了耕作经验。某些农作物品种的传播，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农田的开垦——南宋时圩田更加发达。如江东路宫圩有田七十九万多亩。太平州宫、私圩合计占全州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九。宣州宣城县有官圩十七万亩，私圩五十八万亩，约占全县垦田的一半以上。浙西路围田相望，达一千四百多所。浙东路越州鉴湖和明州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圩田，淀山湖四周被围垦几十万亩。圩田因为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所以能常年保持丰收，粮食产量很高。

　　圩田的修筑是广大佃客辛勤劳动的成果。如合肥的三十六处官圩，以二十二庄为单位，“以户颁屋，以丁颁田”，共有佃客六百多户，一千多丁。佃客不断改进圩田的修建技术，使生产得以提高，但在地主苛重的地租剥削之下，“饱腹无粟菽，强扶南亩犁”，过着“无米无柴”、“面有菜色”的痛苦生活。

　　江东、淮东、两广和长江江面上，都能见到“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沉。陆游曾在长江蕲州江面上见到架田，是在木筏（音伐fá）上铺土作蔬圃。范成大诗说：“小舟撑取葑田归”，描写平江府农民种植葑田（即架田）的情景。福建、江西、浙东、四川的农民，开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级，远引溪谷水灌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两浙路农民在沿海涂泛地区，叠土石作堤，以防潮水。涂泥干后，种植作物，当地称为“涂田”。宁宗时，台州宁海县有涂田六百多亩，黄岩县一万一千多亩，临海县二万四千多亩。浙西、淮东、江西新垦的沙田也极多，孝宗时，三路共括到沙田二百八十多万亩。理宗时，建康府五县，共有沙田十六万二千多亩。

　　南宋的垦田总面积，文献不见记载，但从圩田、葑田、山田、涂田、沙田等的大量开垦，可以看出，当时农田面积在逐步增加。

　　水利的兴修——宋朝南迁，劳动人民修浚水利更多。《宋史·食货志》说，南方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高宗时，潭州农民修复龟塘，灌溉官私耕田一百万亩。眉州农民修筑通济堰，使蜀州新津和眉州眉山、彭山等县三十四万多亩田得到灌溉，原来的荒野部变为沃壤。抗金将领吴磷率领士兵在兴元府褒城县修筑光道枝渠，把以前的旱田全改成水稻田。几年以后，又修筑兴元府山河堰，溉田二十三万多亩。光宗时，淮东路农民创筑绍熙堰，数百里内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泰州的捍海堰，北宋末年，被海水冲决堰堤。孝宗、宁宗朝，两次修筑，规模比前更大。

　　在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的同时，官僚、地主大规模地霸占江湖开垦围田，造成了水害。孝宗说：“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官僚、地主等“豪宗大姓”凭借权势，在蓄水处强筑塍（音呈chéng）岸，圈占田亩。遇天旱独据上流，使周围的民田无水灌溉。遇水涝只顾泄放，以民田为壑（坑谷。壑音荷hé）。宋朝虽然不断下令禁止，甚至开掘某几处围田，但总不能阻止豪族地主所造成的这个祸害。

　　稻、麦的培育——水稻是南宋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种植更为普遍。经过农民长期的培育，南宋水稻品种繁多，仅两浙路六七个州县，就有籼稻（籼音仙xiān）

　　宋《耕获图》粳稻（粳音经jīng）一百四十多种，糯稻五十多种，其中有一些是当时的优良品种。北宋时移植到中国南方的占城稻，南宋时普遍种植，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各地农民根据本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又从占城稻原种培育出新的良种。占城稻成为广大佃客和下户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

　　浙西路平江府适宜栽种粳稻，所产粳米“玉粒香甜，为天下之甲”。浙东、江东的农民还培育出好几种抗涝、耐寒、耐旱的水稻良种。池州的农民还栽种从高丽传来的“黄粒稻”，稻芒长，谷粒饱满，是一种少见的良种。

　　成书于高宗绍兴年间的陈敷《农书》，总结了两浙路农民的耕作经验。陈敷指出，种植水稻，必须先治好秧田，在秋冬就再三深耕，使经受霜打雪冻，土壤酥碎，明年春季再耕肥。种子必须经过拣选，用鳗鲡（音蛮丽mán lí）鱼头骨熬汁浸泡。播种前，在秧田撒上石灰，以防除螟虫。陈敷还注意到各地施肥的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陈敷驳斥了“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地力减退”论，指出，只要用肥料来治理，土壤就更加精熟肥美，地力也保持新壮。婺州、衢州的农民，家家户户收蓄粪土，堆成一座座小山，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所以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壮。苏州的农民用河泥作肥料，毛珝（音许xǔ） 《吴门田家十咏之一》写道：“竹罾（音曾zēng）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如贾贩岭南归。”生动地描写了当地农民积肥的情景。

　　两浙路农民在秋收后耕田，明年二月又耕，称为“耖田”（耖音绍chào）。由于深耕熟犁，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塍放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即搁田或烤田）。苗身既固，没有倒伏的危险，再车水人田，叫做“还水”。重行灌水后，遇旱不枯。稻子长高，再耙田几遍，直到收获。

　　优良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讲求，促进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高宗时，两浙路产量最高。明州亩产谷六七石，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其他各路产量都要低些：京西路每亩产谷三石，江东路徽州上田亩产米二石，湖北路上田亩产谷三石，下田二石，湖南路桂阳军亩产一石。

　　北宋时，南方种稻地区己开始种麦。但直到宋朝南迁以前，长江流域和沿海种麦仍然很少。高宗时，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江浙、湖湘、闽广诸路出现了“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的局面。北方人爱吃面食，因而麦价激增，拥有麦子者大获其利，倍于种稻。加上酿酒和军队的马料都需要大量麦子，官府曾三令五申地劝诱民间种麦，官府的屯田、营田也大面积种值。佃客交租只有秋课，种麦的收获全归佃客，更加促进了佃客种麦。到南宋后期，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除两广以外，两浙、两湖、江东西、福建、四川等路，大多在水稻收割后种上麦子，有的地区还种植春小麦，正月播种，夏季收割。

　　棉花的种植——北宋时，棉花种植区还局限于气候较热的两广和福建。南宋时，有关植棉的记载逐渐增多。如一一九二年，有的地方官在漳州的《劝农文》中，要求百姓更加多种吉贝（棉花）、麻苎，说“可供备衣著，免被寒冻”。南宋后期，棉花栽培区迅速扩大，越过了南岭山脉和东南丘陵，北向长江和淮河流域推进。元初王祯《农书》说，南宋后期，棉花“种艺制作之法，駸駸（音亲qīn）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南方农民初步掌握了一套植棉技术。每年农历二三月开始播下棉籽，棉苗出上后，每月锄草三次。棉有一百二十个棉铃，就算“上品”。棉花的纤维长度一般有一寸左右。成书于一二七三年的《农桑辑要》一书，记述了棉花的栽培法，是南宋后期农民种植棉花的经验总结。

二、手工业

　　宋朝南迁后，手工业生产也伴随着农业继续向前发展。反映着南宋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点，手工业各部门的发展，呈现出很不平衡的状态。由于频繁作战的需要，应用火药制造武器，有很大的发展。水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发达，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海外贸易输出大量瓷器，刺激了瓷器产量的增长。纺织业中，由于棉花种植的推广，开始出现了用棉纱织布的棉织业。宋代矿产多分布在北方，南迁后矿产大为减少，矿冶业成为一个不甚发达的部门。

　　兵器制造——南宋在各地兴办许多作坊，制造兵器。其中发展较快的是火器。建康府都作院，在一二五九年到一二六一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就生产火器三万八千多件。江陵府的作院，每年能生产铁火炮一二千只。一次拨交襄、郢等州的火器就以万计。这样高额产量的武器作坊的出现，表明南宋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制造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反抗金军和蒙古的战争中，还使用过新创制的霹雳炮和用竹筒装火药制作的火枪、突火枪。

　　造船业——北宋末，长江有“万石船”。南宋时，大的海船，可载重几万石，深阔各几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这种巨型的海舶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远洋侮舶行驶在南海到波斯湾的广阔海面。船上继续使用指南针导航。吴自牧《梦梁录》说：海商船舶进入大洋，“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伙）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

　　制瓷业——南宋瓷窑增多，各地瓷器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瓷窑的规模较大，近年发现的许多窑址，堆积面积都很广。如四川广元瓷窑铺窑址，堆积长二百五十米。有的窑址堆积广达二十亩，高到二十米。无蒋祁《陶记》说，景德镇窑“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釉音右yòu）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说明南宋后期瓷窑内部已经有一定的分工，烧制瓷器划分了几个不同的工序和工种，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江西的景德镇窑在南宋时有较大的发展。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是重要的瓷器产地。

　　纺织业——纺织业仍然是广泛分布于城乡的重要手工业。南宋统治区只是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南宋通过各种赋税，每年剥夺到的丝、麻等纺织品的数量，竟然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总额，达到一千万匹以上。这种状况，不仅说明南宋赋税的加童，同时也说明，纺织品的产量确有很大增长。浙西、浙东和四川是南宋丝织业的中心，能织造多种精美的高级丝织品。广西和四川是麻织业的中心，出产的麻布，运销各地。

　　南宋纺织业中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是棉织业的出现。南宋以前，纺织的原料主要是丝、麻。所谓布，也是指麻布。南宋时，随着棉花种植的发展，南方劳动人民发明了一套捍、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用棉花纺纱织布。这是我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浙江兰溪出土宋棉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

　　广东雷、化、廉三州棉织业最先发达。当地生产的“吉贝布”（棉布），有幅阔匹长、细密洁白的“慢吉贝”和幅窄质粗的“粗吉贝”等多种。海南岛黎族人民还能用织机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在广西一带销行。由于棉纺织业刚刚兴起，南宋还没有把棉布列入赋税剥夺的项目。棉纺织在农村的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中得到发展。

　　印刷和造纸——北宋时发展起来的印刷业，南宋时更加发达。

　　宋朝用科举选拔文人执政，学校的建立和书籍的印刷流通，都成为应举得官的逍切的需要。印刷业的发达，也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南宋的官府、官员和民间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印本书广为流传。临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业的中心。临安国子监的印本，号称“监本”，印刷技术较高。福建建阳县的麻沙、崇仁两镇印书极多，并销行到海外。现存南宋印本书籍证明，当时的印刷术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印刷书籍需要大量纸张。印书纸的制造，逐渐在造纸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四川广都生产楮皮纸和竹纸，专用来印刷图书、簿籍。成都和徽州、池州、平江府等地造纸业的发展，仍然集中表现在讲求纸张的精美，制造多种精致的笺纸，供文人书写。

　　矿冶——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矿冶业曾发展到高峰。南迁后，淮水和汉水以北地区的大量矿藏，不再为宋所有。开采和冶炼技术虽然又有提高，但产量猛跌。这在孝宗以后，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金银矿，在高宗、孝宗时停废一半以上。铜产量，在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曾达到年产一千四百多万斤，超过英宗时一倍。南宋时铜矿减少，主要依靠黄铜（又称铺石。鍮音偷tōu）生产。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北宋禁止民间生产。南宋大量生产黄铜，一一六二年达到五百一十八万多斤，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是使用胆水浸铜和胆土煎铜法，产胆铜一百八十七万多斤。北宋时大量采炼铅、锡。神宗时，铅年产九百十九万斤，锡二百三十二万斤，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孝宗时，铅产量十九万多斤，锡只有二万多斤。铁是制造兵器所必需，但铁矿十分之九都在北方。南宋用提倡民间采炼和改进冶铁技术的方法，尽力增加铁的生产。高宗时，曾达到年产二百十六万多厅，相当神宗时年产量的十分之四。

　　南宋手工业各部门的成就，是广大手工业工人的劳动成果。和北宋一样，南宋的手工业仍然有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等几种封建的经营方式。

　　兵器制造全由南宋宫府严格控制。高宗时，设立御前军器所，由宫营的作坊制造兵器，有兵匠二千人、杂役兵五百人，另有征发的民间工匠若干人。孝宗备战，役使工匠达五千七百多人，又从各州军调拔兵士一千多人。工匠分军匠、民匠两种。民匠是各地按照簿籍轮流差派，每四十天一轮换。由官府发给低微的工值和往来路费。还有很多是远乡农民，“离家失业，不无愁叹”。在军器所受到严重的压迫，出入要被“搜检”。监官们还往往强迫工匠为他们服私役。

　　官营的矿冶业，仍由朝廷派遣监官管理，差调兵士和招募民间坑户生产，给以工值。如铅山铜矿，坑户采炼铜一斤，给工值二百五十文。坑户因工值过低，往往散走。

　　和北宋相似，制瓷、造纸和矿冶等部门，都有大量的私营手工业作坊。南宋因矿冶衰落，鼓励民间采炼，因而出现一些新现象。高宗时，曾采用神宗一度实行过的制度，金银矿由民户采炼，官府抽取二成，其余由坑户自己出卖。孝宗时，建宁府松溪县坑户采矿炼银，官府收三成，坑户得七成。福州的铁矿，官府收二成，其余八成也由官府拘买。这显然由于铁是南宋迫切需要的产品。这些私营的矿冶，都由官府派官监督生产。所谓坑户，一类是当地土豪，从官府取得采炼权，奴役工匠劳动，从中剥削取利。另一类是劳动工匠，他们象佃客遭受分成租的剥削一样，遭受着官府的直接剥削。

　　高宗、孝宗时，福州还有一些铜、铁、铅矿，由所谓“有力之家”的坑户向官府承佃经营，交纳定额的税钱。专门从事冶炼的炉户，也出现定额税制。如福州七十二家炉户，按高炉、平炉、小炉的不同，向官府交纳不同的定额税。

　　遍布于广大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仍然以纺织为主。生产的纺织品主要用来交纳赋税和偿付地主的高利贷，再有剩余，才能自己支配。北宋时出现的以从事纺织为主的“机户”，南宋时有逐步增多的趋势。官府也逐步加强了对他们的压榨和“拘占”。如秀州华亭、嘉兴、海盐等县的机户，常被官府征调去，织造盐袋。成都府的机户，被官府强迫集中到官营的锦院织锦。在南宋官府的种种压榨下，机户不但难以发展，而且难于继续存在。如常州原有很多机户，织“晋陵绢”，后来即逐渐消失，晋陵绢也不再生产。

　　随着南宋对矿冶的提倡，一些矿区附近的农民，也兼营冶炼。如渲川府路的铜山县，有农户二百家，在农闲时，入矿采铜。有些地区的农民，还到较远的矿区去作工。

三、商业、城市

　　南宋在江南建国，水上交通发达。以临安和建康为枢纽，西向沿长江经鄂州联结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广州，联结琼州。商业贸易比北宋更加繁盛。

　　江南与北方早已形成的经济联系，并没有由于宋、金的对立而断绝。宋、金划界后，设立榷场，进行贸易。民间私相交易，即所谓“走私”活动，也始终不断。南方经由海路，与海外各国的贸易，有了新的发展，在南宋商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城市集镇——南来的首都临安，原来是吴越钱氏在隋郡城基础上扩建的周围七十里的大城。临安府户籍上的户口，到南宋末年，发展到三十九万户，一百二十四万口（包括府属各县），超过了北宋的东京。临安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

　　临安居民需用的物品，多从外地运来。每天食用米一万多石，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准南、江西、湖南、两广等地。从严、婪、衢、徽等州运来柴炭、竹木、水果。从明、越、温、台等州运来海鲜、水产。临安需用的菜蔬、布匹、食盐和各种杂货，也都从外地运来。人们形容说：“以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都有。”临安城内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在市上出售，也运销到外地。各地的产品也在临安市上交换转运。浙江两岸船只云集，客贩往来，不绝于道。自临安南抵闽广，北通两淮，西连四川，各地市场加强了联系。

　　临安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同行业的店铺往往聚集在同一街市。大街上买卖昼夜不绝。每天早晨五更，卖早市者开店营业。夕阳西下，夜市又开张。直到三、四更后，店铺、酒楼、歌馆才慢慢静下来。临安外城数十里，也是店铺并列，交易繁盛。

　　陆游有诗云：“皇舆久驻武林宫，汴洛当时未易同。楼台飞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南宋的皇室贵族在临安大事建造富丽堂皇的宫室，日夜酣宴歌舞，醉生梦死。街上的瓦舍勾栏，唱杂剧，演百戏杂技，说书讲史。官员、地主和商人们沉溺在花天酒地的都城，吃喝玩乐。

　　临安城内外，住着大批“工役之人”。他们分属于各种“作分”。如碾玉作（碾音捻niǎn）、油作（油漆）、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打纸作等等。街巷还有许多“修旧人”，听候主雇呼唤，如补锅、箍桶、修帽子、修硅、修磨刀剪、修扇子、磨镜子等。每天街上，有“扫街盘垃圾者”，有“倾脚头”（淘粪）的“出粪人”，他们都是受压榨的劳动阶层。为数众多的小商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遭受官府和富商的敲剥，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酒楼食店里的工役，送菜稍迟，客人不满，就要被店主人赶走。临安街头，经常有大批失业的劳动者，“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饿死在路旁。

　　临安是南来大城市的一个缩影。建康是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也是商业城市。居民有二十五万人。四川成都是西南地区的商业发达的大城。

　　随着水路交通和商业的发达，长江两岸还出现了大批的镇市。临安属县有十五个镇市。建康城外，有十四个镇。鄂州城外鹦鹉洲的南市，是川广荆襄淮浙的贸易中心，各地货物运到这里来销售。江陵府沙市和太平州黄池镇是“客商所聚”的著名镇市。西南的沪州各县也有五十多个市。农村的墟市也广泛发达起来。有的墟市逐渐发展成镇市。

　　商行——南宋的商业组织，仍是按照行业组成商行。随着商业的发达，商行也分得更多更细。

　　临安市上有四百十四行。如布行、冠子行、销金行、鱼行、蟹行等。行又叫团。如花团、青果团等。各大城市和镇市也有许多行的组织。

　　和北宋一样，南宋官府也通过商行勒索货物。商户一经列入行籍，官府即按名单科配，强令交纳货物，有时只给一半的价钱，有时分文不给。江东诸州官吏甚至私自设行，强迫商人供应百货，比市价低四、五成。官府利用商行压榨商人，严重束缚着商业的发展。

　　宋金贸易——宋、金两朝的对立，并没有割断南北间的经济联系。商业交易仍然极其频繁。宋、金战争停止时，双方都在准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贸易的市场，称为“榷场”。在南宋主要是盱眙军榷场，同金朝泗州的榷场隔河相对。南宋商人携带货物到达盱眙后，榷场官吏便按货物价值的多少，区分为“大客”（客商）和“小客”。货物总值一百贯以下者，为小客，规定十人为保，登记姓名，可去泗州与金人贸易。大客一律不准过河，只能留在盱眙场内，等候金朝商人前来交易。交易时，宋、金商人各在一廊，把货物交给南宋的主管官员和牙人，往来议价，彼此不得见面。达成交易后，官府每贯收税五十文（后增为二百文，另收牙钱二十文）。

　　榷场贸易以外，宋、金民间私相交易的数量极多。高宗绍兴末年，楚州北神镇、信阳军齐冒镇、安丰军花靥镇（靥音业yè）、枣阳等处，都是双方民间贸易的地点。尤其是光州西边的郑庄，每年“走私”卖入金朝的货物有茶几十万斤，牛七八万头以及大量的金银、铜钱。南宋商人还从海上私贩货物到金朝的山东。边境的官员和出使金朝的大臣、军士也利用职权的便利，与金朝商人私相贸易。从金朝南运的货物，有北珠、毛皮、食盐、麦曲、罗、绫、人参等，从南宋北运的物品有粮食、茶叶、布帛、耕牛、书籍、干姜等等。

　　海外贸易——南宋在东南沿海立国，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高宗时，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在南宋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书记载，当时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南宋商人泛海去贸易的，也有二十多个国家。

　　来往于南宋沿海的外国商人，乘本国的海船。每年夏至以后，各国海船纷至沓来，云集于南宋的各个贸易港口；十月以后，又陆续启航回国。南宋的大海船，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趁东北风从广州、泉州等地出海，经过南海，越马六甲海峡，航行四十多天，到达苏门答腊西北部的蓝里，在这里贸易并过冬。第二年冬天，再趁东北风开船，横渡印度洋，约一个月到达印度南端的固临：从固临出发，大约再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越过福建南安九日山祈风刻石阿拉伯海，就到达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各国。从泉州和广州渡海到达阿拉伯各国，往返一次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

　　广州、泉州和明州是南宋的三大贸易港。广州和泉州还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广州在北宋时已是外商云集的最大港口，南宋时贸易更盛。据一一四福建泉州乌墨山墺船坞遗址 ○年的记录，一年收税一百十万贯。泉州在南宋时发展成又一大港。阿拉伯各国商人来宋经商，多侨居在泉州。明州主要是和日本、高丽商人贸易的港口。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南宋时逐渐兴盛，一一三二年，两浙路市舶司曾移到这里。华亭县的上海镇也有对外贸易往来，南宋曾在这里设市舶司。

　　南宋输出到各国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各类丝织品。《诸蕃志》记载，自东南亚至非洲，有十六个国家购买宋朝的瓷器。印本书籍也大量销行到海外。输入品中，来自日本的有沙金、木材、珠子、手工艺品。来自高丽的有人参、药材、扇子、纸笔等。自南亚和阿拉伯各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是药材、香料、象牙、珠宝。南宋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货币——南来矿冶产量骤跌，铸钱量大减。高宗初年，每年只铸八万贯，以后稍增，但常年都在十五万贯左右。在对外贸易中，铜钱也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

　　北宋时，交子只在部分地区行使。南宋的纸币交子和会子在各自规定的区域广泛流通，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兑换比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东南会子：高宗后期，因商业发展的需要，临安富商印造“便钱会子”，在市场上行使。一一六一年南宋照此办法，设“行在会子务”，正式发行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等。按四川交子的办法，通行于东南各路。后增印二百、三西、五百文三种。一一六八年，回收旧会，以三年为一界（期），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逐界造新换旧。自一一七一年发行第二界会子，到一二四○年止，共发行十八界。一二四七年，规定十七、十八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行使。

　　川引：南宋时四川交子通称“川引”，分一贯、五百文两种。一一九一年后，多次规定展界使用，两、三界同时流通。一二一六年，改以十年为一界。到一二四○年前后为止，共发行九十九界。一二四二年，改印银淮交：孝宗时，印造二百、三百、五百、一贯等四种会子四百万贯，通行于两淮，称为“淮交”。一一九二年，规定准交每贯值铁钱七百二十文，以三年为界。

　　湖会：孝宗时，发行“直便会子”七百万贯，在湖北行使，分五会子百、一贯两种。后通行范围扩大到京西和广南。

　　东南会子以铜钱为本位，川引、淮交、湖会等都以铁钱为本位。

　　官府发行纸币，主要目的在于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并不完全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没有具备足够的铜钱和铁钱作为本钱。越往后，官府越是依靠发行纸币来维持财政。理宗时，财用缺乏，府库空竭，设“撩纸局”（撩音聊liāo），夜以继日地增印纸币。东南会子，一一七四年到一一八九年，发行二千四百万贯。一二○五年到一二○七年，增加到一亿四千万贯。一二三二年，达三亿二千九百万贯。一二四六年，竟达六亿五千万贯。

　　庞大数额的纸币不断投入流通领域。每界会子、交子流通期限不断延长，官府又不备本钱，“子母不足以相权”，就成为不兑现的纸币，造成会价下跌，通货膨胀。一二一○年，东南会子第十三界每贯尚值铜钱三、四百文，一二四○年，第十七界会子只值铜钱五十文，第十八界会子值铜钱二百五十文。农民、工匠、小商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王迈《臞轩集》（臞音渠qú）说，纸币发行过多，造成数“病”，一是农村憔悴，脂膏枯竭，农民告贷无门；二是关卡苛急，征税不止，大城市商店白天闭门；三是百工技巧，转辗工作，为工值低廉所困，无以为生。滥印滥发纸币，使南宋经济日益陷于崩溃。

（二）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强

　　农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使南宋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地主阶级无限止地兼并土地，剥夺农民。南宋王朝也不断增添各种名目的赋税，来榨取农民的膏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了。

一、土地兼并的加剧

　　北宋初年，一般大地主占田几十顷，如果占有田地数百顷，已是少见的现象。仁宗时，官员占田限三十顷，反映出实际状况超过了此数。北宋末年，朱勔每年收租十万石。朱勔死时，抄没全家田产，到达三十万亩。朱勔是有名的广置田产的贪官。收租十万石，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

　　但是，宋朝南迁后，皇帝、贵族、文宫、武将、地主、商人掀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大地主收租十万已不再是罕见的现象。溧水县石臼、固城湖中有圩田约十万亩，绵亘八十四里，号永丰圩。起初是官府所有，百姓承佃。后来宋朝把永丰圩赐给蔡京，又赐给韩世忠，以后又给秦桧。他们一次得赐田即多达十万亩，想见占地数量的庞大。秦桧在金陵“田业甚富”，见于记载的有永宁庄、荆山庄等等。秦桧的后人，据说“家道”“衰落”，“生产亦薄”，但每年还有租米十万石的剥削收入。

　　秦桧一党的武将张俊，喜殖田产，罢将家居后，每年仍收入租米六十万斛。如以一般田租每亩不足一斛计算，即占田六、七十万亩。一一五一年，高宗到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进奉上等酒食果子等共几百种。又进献多种宝器，内有金器一千两，珠子六万九千余颗，玛瑙碗二十件，各种精细玉器四十余件，绫罗锦绵等一千匹，另有名贵的古玩书画多种。家居收租的张俊，豪华奢侈，超过了北宋以至唐朝的贵族。秦桧、张俊等官僚，都占有几十万亩良田，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投降妥协，苟安江南，正是反映了那些兼并了大片土地的大地主们的利益。

　　宋朝地主阶级兼并成风，在政治上主张革新、主张抗战的官员，也都占有大批田产。王安石晚年在江宁府半山买田。王安石子王雱妇萧氏，捨给半山报宁寺的庄田，即有一千亩。韩侂胄被害后，朝廷没收韩侂胄、陈自强、苏师旦及其他主战官员的田产归宫，每年共收租米七十多万斛。南宋抗金将领中，占田最少的是岳飞。岳飞被害后，被没收的家产有田地一千多亩。这和投降派张俊占田六、七十万亩相比，自然是为数甚少。但广大农民，贫无立锥之地。岳飞占有田地千亩，也还是不算小的地主。这里也反映出，南宋官员兼并土地已是多么普遍。

　　南迁的皇室、贵族、官僚、将领等等所谓“权贵之家”，依仗权势，掠夺田地，是南宋土地兼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南方的地主，也和官府通同作弊，乘战乱中土地簿籍丧失，抢占农民的田地。广大农民在南方新开辟了大量的水利田，绍兴府的鉴湖周围的农民，开辟湖田两千三百多顷，都被“奸民豪族”公然强占。淮南驻防的军士开垦荒地耕作，也往往被将领们占作私人的庄田。权贵之家和大地主们“夺人之田，以为己物”，土地兼并越来越剧烈，到理宗统治时，发展到了高峰。一二三四年（理宗端平元年），刘克庄在奏札中说：“至于吞噬（音是sh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次年，御史台又指出：“权贵之夺民田，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这些数字，当然都是大略的估计，但的确是宋朝开辟（建国）以来所未有。从宋初，地主占田不过几十顷即几千亩，到理宗时占田百万亩，这两个大略估计的数字，显示出宋朝建国二百五十多年来，特别是南迁后的一百多年来，土地兼并的发展过程，也显示出理宗时豪强掠夺土地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一二四六年，御史谢方叔对理宗说：“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弱之肉，强之食，兼并寖盛（寖音近jìn），民无以遂其生”。谢方叔的话，多少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景。地主对农民，弱肉强食，土地兼并的另一面，就是广大农民遭受残酷的剥夺，无法活下去。

　　北宋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田，只有根少的数量。据一一七四年的纪录，南宋的官田，包括职田、学田、户绝田、荒田等在内，总共有两千万亩。这个数字相当北宋官田的三倍，但在大地主一户可占田百万亩的情况下，官田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一二四八年，理宗命同签书枢密院事史宅之设立田事所，在浙西路括“公田”。州县乡镇设局，检括圩田、湖荡田等作“公田”即官田。括田也涉及到户绝田和废弃寺庙的田产。理宗、史宅之企图用这样的办法来扩大官田，同兼并土地的大地主作竞争。但田事所随即遭到浙西一路地主们的反对，没有多久即行停罢。大地主兼并土地，依然继续。

二、佃客的人身束缚

　　大地主在兼并大片土地的同时，也必然要加强对广大佃客的控制和剥削。南宋时，佃客遭受的人身束缚在逐渐加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农民阶级承受着越来越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宋朝建国前，南方各割据国里，地主和佃客的剥削关系发展程度不同。佃客的人身束缚，即所谓人身依附关系，各个地区也存在着一些形式上的差异。宋朝建国后，这种差异性仍然在不同的地区显现出来。总的来说，在南宋统治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佃客的人身束缚在不断加深。

　　仁宗时，颁布“皇祐法”，禁止夔州路施、黔二州的佃客逃移。一一八四年（孝宗淳熙十一年），南宋把“皇祐法”的通行范围扩大到忠、万、归等州，即扩大到整个夔州路，并规定：（一）凡在一一八一年（淳熙八年）以前逃移他乡三年以上者，承认既成事实；以后逃移及逃移不到三年者，包括家属，“一并追归旧主”。此后，严禁逃移。（二）地主不得“强般（搬）佃客”，即不准抢夺佃户。

　　一二○五年（宁宗开禧元年），夔州路转运判官范荪说：“本路施、黔等州界分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所以“富豪之家争地客，诱说客户，或带领徒众，举室般徙。”可见地主之间招诱抢夺佃客的现象仍在发展。范荪建议对“皇祐法”再加校定，以缓和地主之间对佃客的争夺。范荪校定后的“新法”是：（一）地主只能役使佃客本人，不得强迫佃客的家属充役；（二）典卖田宅的人，不得向买主租种原有的土地充当客户。买主也不得强迫典卖田宅的人充当雇工或奴仆；（三）借贷钱物，只凭文约交还，债主不得强迫债户为地客；（四）客户身死，妻子愿意改嫁的，“听其自便”，客户的女儿也可以“自行聘嫁”。

　　范荪的“新法”，从条文上看，似乎是企图对地主的权力稍加限制，但也从反面说明：当时夔州路的地主，可以强迫役使佃客家属，强迫典卖田地和欠债的人作佃客，以至干预佃客麦女的婚嫁。这种对佃客的人身束缚，当是夔州路普遍存在的现实。

　　江南、两淮、两浙、福建、广南、荆湖等路，佃客的人身束缚也在逐步强化。

　　淮南路在南宋初战乱之后，劳动力缺乏，地主们激烈争夺佃客。地主利用“契券”，剥夺佃客自由移动的权利。如果佃客随意起移，封建官府认为“无故逃窜”，地主依据契券便可以“经所属自陈收捕，所在州县不得容隐”。孝宗时，朱熹还向朝廷建议：凡是外乡迁来的佃客，如果私自搬走回乡，地主可向所属州县诉理，官府追捕，判罪以后，仍发落交还。这样，不仅本乡佃客，连外乡迁来的佃客也不准再迁移了。

　　荆湖等路，在高宗绍兴年间，地主可以随同土地的买卖而转移让渡佃客。地主在田契上写明佃客的姓名，在买卖土地时，佃客无权退佃，作为买主的地主则可以强迫他们依旧承佃纳租。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官府曾采纳庄绰（音超chāo）的建议，规定：民间典卖田地，不得私自把佃户名姓写在契约上，随契约分付；买主不得强迫原佃户耕佃。如果违反，准许上诉，定罪。这一规定在实行中，遭到荆湖等路地主的普遍反对。据说这使他们之间争夺客户的官司，打了十年还没有解决，永远查不清。

　　南宋末年，佃客的身分地位越来越低。如湖北峡州的地主，已不再把佃客写在田契上随同土地让渡给买主，而进一步象买卖奴隶那样，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有的地主，变换手法，将荒远的小块土地连同佃客，立两张契约，在公开的假契上说这些佃客是“随田佃客”，在私下的真契上就直接说是“佃户典卖”。

　　荆湖北路荆门军等地区还有一种“随主佃客”。即使地主犯罪，田地被官府没收，种田的佃客也还要随地主到别处去。随主佃客是被地主当做财产来看待的。因此，象《宋会要稿·屯田杂录》记载的，有些地主有权把佃客跟土地、耕牛、农具、船屋等生产资料一起当做礼物来送人。这种佃客和农奴差不多了。

　　南宋时期还出现了比佃客身分更低、遭受压榨更为严重的佃仆。北宋时已开始有佃仆的名称。到南宋时，浙东、浙西、江东、淮西和福建等路，佃仆制度逐渐盛行。

　　佃仆除向地主交租外，还要负担繁重的劳役。劳役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南宋的记录，地主可以在半夜三更呼集佃仆，叫他们扛抬物品；地主外出，指派佃仆随身服侍；地主还可叫佃仆为他们修房盖屋，每天上山砍柴，搬运柴禾，看守坟墓，修治河道，等等。有些地主还强迫佃仆充当抵抗“盗贼”的地主武装，有些地主强使佃仆和仇人械斗，甚至死于非命。农民一旦沦为佃仆，就要子孙世袭，永远不得逃脱。佃仆是佃客中最为低下的阶层。

　　北宋初，地主打死佃客，还没有特殊的法律规定。到哲宗元祐（一作神宗元丰）时，才明确规定：地主打死佃客，减罪一等，发配到邻州。一一三一年（高宗绍兴元年），南宋官府规定再减罪一等，改为发配本州。这实际上是把佃客的法律地位连续下降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佃客因此“人命寖轻，富人敢于专杀”。佃客连最起码的生命权利也失去了保障。一一九○年（光宗绍熙元年），南宋又规定佃客不能控告地主。这就是说，佃客只能听从地主任意宰割奴役，连控诉的权利也没有了。

　　南宋王朝把地主对佃客的奴役，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各地官员，在处理有关案件时，利用司法的手段，来保护地主，镇压佃客。朱熹曾主张，凡有狱讼，首先应当“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然后再“听其曲直之辞”。如果“以下犯上，以卑陵尊”，“虽直不佑”。就是说，在下者虽然“理直”，也不能保护。如果“理不直”，更要加罪。当时一些地方发生了“以妻杀夫”，“以族子杀族父”，以及“以地客杀地主”即佃客的反抗斗争。朱熹认为，这类事情关系到“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三纲之重”，必须以“经木义理裁之”，否则就是“泯灭”“天理”。南宋后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收集了地方官们处理刑狱的很多案例。凡是涉及佃客和地主的案件，无不强调“主佃名分”，以“一主一佃，名分晓然”、“主仆之分”等等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依据。例如：南宋末年，官僚吴思敬妻段氏，向官府控告佃客谢五乙兄弟“盗葬”吴家的土地，使吴家的“风水颠末，已经六年”。地方宫不问情由，便断定谢五乙兄弟是跟地主争占土地，是不顾“主佃名分”，“欺其主母孤寡”，重惩了谢五乙兄弟。官员们还认为：象这类事情，官府应该出来“主盟”，否则，不仅地主段氏“有妨安葬”，以后凡地主离田稍远，佃客都可强占，那么朝廷设官置吏又有什么用呢？

三、地租和高利贷剥削

　　地主把佃客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佃客不得迁移，地主更可恣意压榨。地租和额外的剥削，都比北宋时更加残酷。

　　南宋地租的主要形式，仍旧是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分成租，一般情况是主客对分，地主剥削产品的五成。如果佃客借用地主的耕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地主还要多剥削几成。江西饶州佃客租用地主的耕牛，要向地主多交一成租，称为“牛米”，荆湖北路佃客自己有牛具种粮，地主剥削产品六成，佃客得四成；如果借用地主的牛具种粮，地主再占一成。在官府的官庄上，第一年的收成，留下来年的种子后，官收四分，客户得六分。第二年以后，官客对分。

　　定额租制，北宋时还不很流行，所以留下的资料较少。南宋时，有关的记载逐步增多，不过仍局限于两浙路等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地区仍主要实行分成租。平江府定额租的数量，按土地的肥瘠而有所不同，一般地说，上等田每亩租米一到二石，中等田每亩七到九斗，下等田每亩三到五斗。以下是一二○六年（开禧二年）《吴学续置田记二》中片断材料的摘录：“元典李校尉七三登仕等田开具下项：

　　一，玉字二十六号，田四亩二十三步。租户徐八，上米六硕（同石）。

　　一，昆字二十号，田一亩二角四十一步。租户徐八，上米二硕九斗。

　　一，芥字二十号，田三亩二十一步半。租户李五八，上米三硕七斗。

　　一，姜字一号，田一亩十八步。租户李五八，上米一硕五斗。

　　一，姜字九号，田一亩一角五十五步。租户李五八，上米二硕二斗五升。

　　一，姜字十号，田一亩。租户李五八，上米一硕五斗。”同一年《吴学续置田记一》的片断材料：

　　“租户陆三八名彦，租田十九亩三角四十五步，上米十一硕三斗五升。

　　租户戴七二，租田十九亩三角八步，上米十三顶五斗二升。

　　租户浦四八，租田四亩二角五十步，上米二硕二斗三升。”

　　根据南宋时平江府地区土地的一般产量，这些定额租的剥削率都达到百分之五十，可见定额租并没有减轻佃客的负担。地主想方设法把地租固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其数量一般不会低于好年景的分成租数额。

　　正额地租以外，地主对佃客，还有多种名目的剥削方法。可以说，后来封建社会中额外地租的各种名目，南宋已经大部分出现了。下面是南宋额外地租的几种主要名目：

　　佃客代纳二税——佃客向地主交租外，只向官府交纳丁税等几项杂税。但是，地主豪强经常拒绝向官府输纳，或者无限期地拖欠应纳的赋税，官府就将这些赋税全部均摊到佃客身上，强迫佃客交纳。据《庆元条法事类》，南宋曾明文规定，倘若地主到期违欠赋税，官府可追求佃户补偿。这一法令无异是公开鼓励地主不纳二税。所以，佃客被迫代地主纳税的现象很普遍，而且越来越严重。一二○三年《南郊赦文》说：“佃户租种田亩，而豪宗巨室逋负税赋，不肯以时供输。守令催科，纵容吏胥，追逮耕亩之人，使之代纳，农民重困。”南宋末年，土地日益集中，农村下户纷纷破产，佃客便变成了官府大部分赋税的直接负担者。

　　耗米——跟官府一样，地主收租也征收耗米。据《吴学粮田籍记二》记载，平江府的学田向佃客收租时，按照惯例每石白米约收耗米一斗，同时还要加收什么“带收钱”、“糜费钱”。

　　大斗收租——地主任意增大量器，用大斗收租，是对佃客的又一种额外剥削。南宋两浙路地主收租普遍使用加二斗和加三斗。方回《续古今考》记载，斛斗有百合的斗，有加一斗、加二斗、加三加四斗，“民田收租，皆加二三”。洪迈《夷坚志补》记载，湖州“乡俗”，地主收租，使用一百十二合斗，田主取一百十合，干仆取二合。又记载平江府常熟县地主张三八，私制大斗收租。

　　一年夏天，刮起龙卷风，他平日使用的大小不等的私斗十三种，一起被大风吹到门外，真相大白，丑态毕露。有的地区的地主，甚至使用一面五十合至一面九十合的大斗收租。

　　麦租——随着佃客逐步增加作物品种，提高产量，地主就将这些产品攫为己有。南宋初，官府在南方推广种麦，规定地主不收麦租，佃客种多少得多少，但没有多久，麦租的名目就出现了。理宗时，明州奉化县的“义仓”，征收麦租，又出现了“早租”的名称。

　　所谓“送礼”——地主逢年过节强迫佃客“送礼”，凡农副产品诸如鸡、鸭、丝、食油、鳖等都成了地主掠夺的对象。毛珝（音许xǔ）《吴门田家十咏》写道：“今年田事谢苍苍，尽有瓶罂（音英yīng）卒岁藏，只恐主家增斛面，双鸡先把献监庄。”为了使地主少增加斛面（即耗米），佃客不得不送一对鸡给地主的监庄子。这种送礼不是亲友间的往来，而是地主凭借其土地所有权对佃客单方面的勒索。这大约就是宋朝以后“佃鸡”、“佃鸭”等剥削方式的起源。

　　增租划佃——宋朝出现永佃权的同时，也出现了刬佃（刬音产chǎn）的现象。地主为了使地租增加到最高额，就缩短租佃期限，让佃客互相竟佃。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称，高宗时各地荒田很多，地租较轻而收入多，因而“有增租以攘之者，谓之划佃”。宁宗时，佃客租佃土地，地主乘机加租，再赶走旧佃客，把地租抬到最高限度。宫户和上户地主承佃官田，更经常进行划佃，彼此争夺得极其激烈。

　　南宋地主在收租的时间、地点、租米质量等方面也都有苛刻的规定。如平江府地主规定，每年十月开仓收租，佃客必须如期把租米送到地主指定的仓库。毛珝《吴门田家十咏》又说：“主家租入有常规，十月开仓不许违。”在租米质量上，不准稍湿，而且规定一定的成色。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说：“租船满载候开仓，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两锤输一斛，尚赢糠壳饱儿郎。”佃客必须以两石的白米，才能折交一石上等米的租，自己剩下的只有碾下的糠壳了。

　　地租以外，南宋地主剥削农民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是高利贷。《名公书判清明集》记，每当下户自耕农因破产而投靠地主时，地主寻方设法：“邀其假立文约领钱，以为羁縻之术”，利用借债来束缚佃客。在地主“倍称之息”的盘剥下，佃客债务丛集。春借秋还，秋借春还，旧欠新债，日积月累，永远没有还清的日子。到时候，地主就强夺佃客的房屋、农具、种子和口粮，甚至强迫佃客的妻女作奴婢。

　　在地主正额地租和名目繁多的额外地租以及高利贷的敲骨吸髓般的剥削之下，佃客的土地产品大部分被地主所掠夺，佃客终年辛劳，所得无几。“十月以后，场圃一空，小民所有，悉折而归大家。”叶茵《田父吟》诗说：“未晓催车水满沟，男儿鬼面妇蓬头，但求一熟偿逋债（逋音bū），留得糠粞（音西xī）便不忧。”这就是佃客在一般年景时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为要维持生活，佃客必须全家老小终年投入各项紧张的生产活动，还要依靠副业生产来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活。妇女昼夜纺织，男子去烧炭、制陶、捕鱼、伐薪，儿童为人牧牛，才能勉强糊口。一旦遇到凶年饥岁，无以为生，佃客被迫以农具或副业的生产工具作抵押，向地主借贷口粮，或者卖儿鬻女。最后被逼得逃荒行乞，冻饿而死。

　　地主的残酷剥削，使佃客无法交清地租。地主们便擅自捆缚佃客督租，严刑拷打，甚至逼迫佃客自杀，有些地主则让官府派人替他逼租。官府代地主催租，这在宋朝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北宋时也还少有这样的事例。南宋统治时期，官府为地主督租便开始成为常见的现象。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高宗时，“公门赋敛，私开租课”，稍有拖欠，官府就派人抓进监狱，或押在邸店，用长绳捆成一串，狱吏在后面执鞭拷打，路上行人为之落泪。到理宗以后，官府明文规定每年十月初一到明年正月三十日之间，是知县受理地主诉讼，取索佃客欠租的日子。据黄震《黄氏日抄》记载，州县的巡尉司经常直接出面，为地主追租讨债，对佃客百般迫害。平江府吴县的巡尉司，每天都要接到上司送下索取私租的许多“帖牒”，一个帖牒要追索数十家，甚至百五六十家。巡尉司就派出弓兵五七十人一群，拿着刀枪，搜捕欠租的佃客。捕到县里以后，草草审讯，就押到巡尉司，“托名监租”关禁。被捕的佃客往往“只见百人往，不见一人还”。如佃客顾四十等八人，即因欠租被顾姓地主诬为“盗”而监禁在弓兵家里。“一一饥饿垂死”。又如佃客詹西三、凌七五，因长期被禁而饿死。成批无辜的佃客就这样死于非命。得以侥幸生存的佃客，继续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式生活。

四、繁重的赋税

　　广大农民群众，不但遭受地主的地租和额外剥削，而且还要负担南宋的繁重的赋税。南宋王朝不断增加赋税的名目，对农民敲骨吸髓地刻剥。

　　北宋初，朝廷一年收入的赋税钱，是一千六百余万贯。神宗时，达到六千多万贯，是北宋最高的岁人。南宋建国之初，朝廷一年的收入，不满一千万，到了一一五七年（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就猛增到六千余万。再过三十年，到一一八七年（孝宗淳熙十四年），又增加到八千万。南宋统治地区不到北宋的三分之二，朝廷的剥削收入，却已超过了北宋。经济发展的地区，赋税的增加还要严重。如两浙路，北宋时岁入钱三百三十余万，其中十分之八是盐茶酒税。但到了南宋孝宗淳熙末年，就激增到一千二百余万，盐、茶等税还不在内。史书记录的这些不完全的数字，足以说明南方经济发展后，南宋王朝展开了多么残酷的赋税掠夺！

　　南宋农业中的正税，即夏、秋二税，规定的税额并没有多少变动。赋税剥夺的增加，主要是靠新立收税名目和正税外的附加。

　　经总制钱——一一三五年，总制司使孟庚（音羽yǔ）创立“总制钱”，后来跟北宋未陈遘（同构）所创立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经总制钱”的征收是：凡买卖田宅、酒糟，以及一切民间钱物交易，每千文由官府征收三十文，以后又增加到五十六文。经总制钱下面还有许多繁琐的名目。董煟（音胃Wèi）《救荒活命书》记载，经总制钱全国每年定额二千万贯，实际可收到约一千多万贯。在一些地区征收的经总制钱甚至达到了正税数额的三倍。

　　月桩钱——南宋初，宰相朱胜非为增加军费，命令各地州县按月交纳定额的月桩钱。但地方官府往往只能交到定额的十分之二三，下月期限又到，又要向民间征敛。宁宗时，东南各路岁征三百九十多万贯，特别是江南东西两路，月桩钱的名目众多，有��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罚钱、既胜喜欢钱等，是农民的严重负担。

　　版帐钱——南宋初，东南各路借口供应军用，征收一种税钱，称“版帐钱”。两浙路最重，各州每年必须搜刮一二十万贯，才能凑数。这完全是一种“率皆无名，凿空取办”的苛捐杂税。

　　以上三种新添的赋税，就象一座座大山压在南宋农民的头上。叶适曾说：老百姓中产之家，衣食刚足，过去可以耕织自营的，现今都辗转逃亡，去当“盗贼”（起义）或者受冻挨饿；如果经总制钱还不废除，州县破坏，百姓穷困，就没有了结。叶适的描述，多少反映了新添的杂税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灾难。

　　南宋的二税附加也相当繁重。主要有以下一些名目：

　　耗米——官府在收税时，征收“耗米”，民间交米一石，官府普遍多收加耗四五斗甚至一两石。正耗以外，还有“明会耗”、“州用耗”、“土米耗”等名目。理宗时，一石的秋苗，各路往往加耗到二石一二斗，多的达二石五六斗。实际上是把正税加了一倍多。

　　大斗收税——在征收粮食时，地方官府还常常使用大斗，每只大斗要比朝廷规定的标准斗（省斗）大二三成到五六成。

　　折帛钱——高宗初年，因为物价暴涨，官府以“宽优”农村下户为名，让下户在交纳夏税绢帛时按时价交纳现钱，称“折帛钱”。但后来绢价降低，折帛钱数却照旧。民间必须以市价的二到三倍的价格来交纳拆帛钱。

　　和预买——南宋时官府用此名目向民间买绢，实际并不给钱，强迫民间“白纳”。后来索性改为民间光交价钱，不交实物。再后又按田亩均摊，跟夏税一起交纳，变成了一种新的析帛钱。南宋初，浙东一路预买绢就有九十七万多匹，其中越州一州达二十万多匹。理宗时，李鸣复说，和买绢已名存实亡，官府不偿价值，凭空科取，不再有所谓“买”；交纳稍迟，就要鞭打，不再有所谓“和”。

　　预借——官府经常预借民间各种赋税，实际上是提前征收。预借的项目有二税、免役钱、坊场课利钱和卖田宅契税钱等。高宗时，还只预借明后年的赋税；孝宗时，借到后三四年；理宗时，有的地区借到后六七年。

　　科配——实际上是一种摊派。官府随时向民间征收钱物，一般按照二税的多寡来征收。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有时秋税米一石，要科配（又称科敷）五六石，夏税钱一贯，要科配七八贯。在正税以外，任意勒索。

　　和籴——官府接民间的家业钱摊买粮食，摊买时，官府少给或不给价钱，实际跟科配一样。南宋末，和籴成为农民最重的负担。

　　勒索——在交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时，胥吏还要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如果纳税人给的贿赂太少，即使已经交完了税，他们还说没有交够，使纳税人“在受刑责”。有些地区还规定，纳税人必须经过揽户包纳赋税，官府才予受理。揽户常与胥吏勾结，百般勒索，使纳税的农民更增加了一层负担。

　　南宋赋税之重，跟北宋相比，增加了好几倍。高宗时，杨炜揭露说，历代“衰世掊克之法，略以尽行，剥肤摧体，无所不至，膏血无余。”南宋王朝用尽一切办法敲剥农民，百姓的膏血被榨取无余了。

　　广大农民（下户自耕农和佃客）是官府赋税的直接和间接的承担者。官户、寺院和农村上户虽然拥有大量的土地，但往往依仗权势不交纳赋税，或者用隐蔽田产、诡名析户、降低户等的办法来逃避赋税，所以在南宋出现了比北宋还要多的“无税之田”。一一四二年。高宗派两浙路转运副使李椿年措置“经界”，在各地清丈土地，以达到官府增加赋税收入的目的。李椿年先在平江府设立“经界局”，以乡为单位，丈量土地，划分田亩的等级，然后官户、民户分开造砧基簿（砧音真zhēn），簿后附地形图（即鱼鳞图），官府按此征税。平江府完成“经界”以后，就在各路推广。其中仅两淮、湖北、京西等四路因是地广人稀的边区，没有实行。其他大部分路，到一一四九年，“经界”基本完毕。经界法的实行，使官府掌握的田亩增加很多。罗愿《新安志》记载，江东路徽州，在经界前官府只掌握田产一百五十多万亩，经界后增加到三百多万亩。但这种局面没有能维持多久。到孝宗以后，赋税不均的情况又逐步严重起来。不断有人要求再行“经界”，但由于豪家大户的反对和抵制，无法继续实行。理宗时，赋役不均的现象更加严重。

　　和北宋一样，南宋的农村上户轮流承担保长、保正和户长等差役，向农民催税。农民弃田逃亡，或有权势的地主拒不交税，地方官府就要保正长等代交。孝宗时，处州松阳县的上户地主，共同买田三千多亩，用剥削收入来应付差役，称“义役法”。此法推广后，有些上户又强使仅有一二亩土地的下户出田或出钱。《文献通考》说，这实际上是“困贫民以资上户”。受害的还是贫苦农民。

　　大地主逃避赋税，地方官府税额不足，还想方设法来加重对下户自耕农的压榨。富强之家经常与乡里的胥吏表里为奸，“有税未即具上，或不尽具”，甚至一斗也不输纳，官府却将下户“先具催数，或多科尺寸，逼令输纳”。下户因生活所追而出卖土地时，地主豪强买去土地但不向官府改动税簿，使下户“产去而税存”，继续承担官府苛重的二税。在南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的现象一直在发展。

（三）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武装起义

　　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极为残酷的。广大农民当然不能忍受地主阶级黑暗势力的统治，不断举行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直到武装起义。孝宗以后各朝，农民群众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一直连绵不断，并且带有如下的一些新特点：（一）武装起义是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与此同时，斗争还出现了多种新形式。随着租佃制剥削关系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群众展开了反抗地主收租的斗争。广大佃农的抗租斗争在许多地区兴起，直到发展为武装起义。农民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是所谓“在海啸聚”。在地主阶级残酷压迫下走投无路的农民，聚集到海上，坚持斗争，攻打官僚、地主们的船舶。强迫饥民当兵的制度，使南宋农民和士兵的斗争，仍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和北宋不同的是，士兵往往从军队里逃出，加入农民的反抗队伍。官员们多次指出“‘盗贼’啸聚，皆是窜卒”。（二）农民群众，特别是受压迫最深的贫苦佃农，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农民以外的各阶层被压迫人民，也相当广泛地展开了斗争。海上渔民、茶农、茶贩等举行了武装起义。贩私盐的农户和矿冶的工匠，也是反抗南宋统治的重要力量。一一九六年，一个官员报告朝廷说：现在造反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有两个“巢穴”，一个是贩私盐，一个是坑冶。农民、士兵、渔民、茶农、茶贩、私盐贩、矿工等都参加了起义的行列。起义看范围的广阔，超过了北宋。（三）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没有能够再发展成为如象方腊、钟相、杨太那样巨大的规模，但各地的起义，绵亘不绝。据史书中远不完全的纪录，孝宗以来的九十年间，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抗租斗争等，共有一百余次之多，几乎年年不断。广大农民群众不屈不挠地向地主阶级展开英勇的搏斗，交织成一幅壮丽的画图。

　　下面，主要是孝宗到理宗统治时期，一些规模较大的斗争。

抗租斗争

　　南宋建国以来，一些地区的佃农即不断举行抗租斗争。孝宗以后，佃农还经常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地主。吕祖谦记述，湖州一带勇敢的农民，常常数十人相联合，共同约定，拒绝向地主交租。耕种官田的佃农也英勇地展开斗争。如江西抚州的官田，租税甚重，佃农倾其所有，还不够交官。佃农们联合起来，春夏耕种收割，秋冬交租时逃走，不再交租。次年春夏，佃农再来结集，官府来问，便团结在一起，坚决抗拒。

　　地主用大斗收租，加重剥削。佃农针锋相对地进行反抗。理宗时，秀州德清县佃农明确提出，反对大斗收租，要求“降斗”，发展为武装起义。“降斗”的要求，反映了广大佃农的利益。起义发动后，当地农民纷纷前夹参加，发展到数万人。宋朝官军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几年后，平江府吴县的佃农，痛恨庄干（管庄人）的虐待刻剥，结集起来反抗。绍兴府通判黄震说：“顷岁德清县降斗之事，尝烦官兵，今非昔比，尤当预戒”。黄震的话表明，德清县的“降斗”起义，确曾给了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谈虎色变，胆战心惊！

　　佃客中受压迫最重的佃仆们，也纷纷展开顽强的斗争。孝宗时，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剥佃仆起家，一天到佃仆所居之处，被佃仆父子四人捉住，扔进杵臼（杵音楚chǔ）内打死。佃仆被捕，后来遇大赦出狱，又到卢家嘲笑说：“助教怎么不下庄来收谷？”江东路饶州乐平县地主向生，仗势欺压佃仆，对佃仆所种作物品种”稍不如意，就将庄稼全部破坏掉。等待收割的佃仆愤怒地拿出利斧，要杀死向生。向生狼狈逃走。

　　佃客的抗租斗争，经常发展为打击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的武装起义。高宗时，衢州有佃客俞八不堪地主徐三的压榨，集合同保的农民，拿起棍棒当武器，捉住徐三，分了徐三仓库的谷米。随后又擂鼓聚集群众一千多人，前往严州地界杀地主，分财产，多次跟宫军作战。俞八等七人被宋军逮捕处斩，英勇牺牲。高宗以后，这种形式的斗争更多。湖州吴兴县“有纠合‘凶人’，尽戕主家而火其庐”的佃客起义。南宋末年，江西建昌军因为“富家征取大苛而民不能堪”，理宗时，南丰县“诸佃”在张半天、何白眉带领下，攻打县城，焚毁谭姓大地主的屋舍；度宗时，佃客罗动天、詹花五领导农民夺取地主谌氏的家财，乘势人县举行起义。

　　南宋官府公然为地主催租讨债，苛虐佃客，因此佃客的斗争锋芒往往直接指向地方官府，形成佃客对官军的战斗。黄震《黄氏日抄》记载说：理宗时，平江府吴县的巡尉司，经常下乡搜捕欠租的佃客。巡尉司弓兵的暴行，激起了吴县佃客的激烈反抗，各村佃客“群起拒捕”。官府追捕越急，佃客抵抗越激烈，不是佃客杀伤官兵，就是官兵杀伤佃客。因此不单是“田主”、“租户”“交相敌仇”，而且官府、佃客也“交相敌仇”。平江府是南宋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佃客直接和官兵搏斗，却是各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

海上斗争

　　宋朝南迁后，在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无以为生的沿海农民和渔民，就在海上聚集，攻打官僚、地主和富商的船舶。孝宗的沼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所谓“海贼”，都是“诸路州县饥贫小民”，“在海啸聚，只因缺食”。有些逃亡的士兵和沿海地区遭受迫害的“犯罪小民”，也往往投入海上斗争的队伍。一一六三年三月，官员们向朝廷报告说，明州象山、秀州华亭等处，多有“海贼”。建议由当地“土豪大姓”，秘密侦察。各州县往来巡逻，互相追捕。十一月，又有官员报告说，两广和泉州、福州“多有侮贼啸聚”。他们和沿岸居民密切联系，上岸后，多在居民家“停藏”。如福州山门、潮州沙尾、惠州潨落（潨音丛cóng）、广州大溪山、高州、碙洲（碙音冈gāng）都是“停藏”的地点。官兵还没有到来，村民就事先向他们报告。官员们哀叹：“出没不常，无从擒捕。”南宋官兵依靠地主土豪作眼线，海上斗争的队伍却有广大村民作后援，抗击官军。一一八五年，知平江府丘密对村民横加迫害。居民王郎（音亚yà）等二十七家，被指为“停藏海贼”，住房被全部拆毁，妻子家属全被赶出界外，不准在沿海各县居住。王郎等被迫起义，遭到镇压。同年，福建路安抚使赵汝愚派兵深入大洋，与梅上饥民作战。起义领袖蔡八等四十二人被俘。一一八八年，陈青军等海上斗争队伍在广州沿海往来活动，遭到知广州朱安国官军的镇压。陈青军等十六人被捕。但直到一二○四年，南宋朝廷还指令官员们“务要‘盗贼’息绝，海道肃清”，否则“将宪帅统兵官具名弹奏，取旨责罚”。这些残存的文献说明，海上饥民的斗争和陆上的农民起义相配合，始终是威胁着南宋王朝的一支战斗力量。

李金起义

　　一一六五年春季，湖南路发生严重旱灾，百姓无法生活。郴州宜章县弓手（“射士”）李金组织群众，发动起义。起义爆发的导火线是官府向当地居民摊派购买官府积存的乳香，限期急速，逼迫交钱，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李金起义后，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广大农民纷纷响应，迅速形成万人的大军。农民军组织部伍，装备武器，一举攻占县城，进而攻下了郴州，又攻破桂阳军。农民军乘胜分兵南下，进入广东路英、韶、连、广等九州之境，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没收他们的田宅财产。黑暗统治下的农民群众，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同年五月，湘阴县刘花三、李无对领导当地农民起义响应，湖南一路，更加震动。南宋官府赶忙从荆襄前线调兵到湖南，并派鄂州水军统制杨钦率军前往镇压。杨钦是叛变钟相、杨太起义军降宋的叛徒，这时又指挥官军，与起义农民为敌。八月，起义军与杨钦军窿战于宜章龙冈，受挫，退守莽山，孪金因叛徒出卖被俘。杨钦乘机“穷追深入”，屠杀起义军的骨干。史称杨钦“复故田宅，盖以千数”，又为大批被打倒的地主、官僚重新夺回田宅。

赖文政起义

　　一一七五年，湖北路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举行起义。在此以前，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茶贩，经常结成几百人到一千人的队伍，武装起来，贩运茶叶，以抵抗宫府对贩茶的垄断。据说，茶贩的队伍常常是一个人担茶叶，两个人保卫，“横刀揭斧，叫呼踊跃”。茶贩在江西、江东、湖南和湖北等路形成了一支独特的武装力量，被宋朝官府诬指为“茶盗”或“茶寇”，不断地和官军作斗争。一一七二到一一七三年，江西路茶军曾多次进攻江州和兴国军。一一七四年，湖北路茶军几千人进入湖南路潭州，遭到官军的镇压。但是，茶贩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终止。次年四月，在赖文政领导下的茶贩和茶农的起义，终于爆发了。

　　赖文政领导的茶军自湖北起义，进而转入湖南、江西，多次打败官军。六月间，茶军进入吉州永新县禾山。宋朝派出官兵，又下诏号令地主武装出来镇压，“如能捕杀‘贼’首（指茶军首领）之人，每人捕获或杀‘贼’首一名，特补进武校尉，二人承信郎，三人承节郎，四人保义郎，五人成忠郎，各添差一次，五人以上取旨优异推恩”。南宋玉朝企图用赏官的办法，号召地主镇压起义军。起义军到处打击官军、地主，节节获胜。宋朝又连续调派江州、鄂州的官军，会合赣州、吉州的兵将，聚集各地土军、弓手，共约万人。永新县山中的茶军，据说不过四百人。依靠山险，在丛林中往来作战。庞大的官军始终不能战胜起义军。江南西路兵马副总管贾和仲因此被罢官，除名编管。起义军又自江西进入广东。

　　起义军出没山谷间，和当地人民有着广泛的联系。周必大向朝廷奏报说：当地居民把官军的动静都告给起义者，“故彼设伏而我不知，我设伏则彼引避”。官吏赵善括也说，百姓与起义军相通，“互相交结”。官军虽然曾经调集重兵进行镇压，但屡战屡败，将尉被杀几十人。官军到处强征粮草，迫使农民搬运，还偷鸡宰狗，甚至在“疑似”之间，残杀百姓，使百姓“惊惶相瞩”。官军对起义军的活动“诡秘莫测”，而官军的动静，起义军“毫发必知”。人民群众积极支持起义者。力量弱小的起义军因而能够战胜貌似强大、失道寡助的官军。

　　七月间，南宋王朝任用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专力镇压茶贩起义军。赖文政部进入广东后，前锋出战不利，被迫转回江西。辛弃疾残酷地镇压起义者，并采取毒辣的手段，把赖文政引诱到江州后杀害了。一说，被杀者是另一人，赖文政得以逃脱。这个传说，当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赖文政的怀念。辛弃疾是力主抗金的诗人和勇士，但他残酷镇压起义，又充当了宋王朝的刽子手。

陈峒起义

　　淳熙六年（一一七九年）正月，郴州宜章县农民在陈峒领导下发动起义。起义者号召反对官府用“和籴”的名义无偿勒索农民的粮食。起义军攻克道州、桂阳军和连州所属四个县城，有众数千人。袁燮《冯湛行状》说：陈峒“剽悍善战，颇有策划”，以崇山深谷为根据地，使用偏驾弩、礌石（礌音雷léi）、手炮和小盾等武器多种。起义军发挥了农民群众的智慧，造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作战的武器。起义军所到之处，官军屡战屡败，湖南震动。南宋王朝下令当地土豪镇压起义，捕获起义军首领者受赏，又调发荆鄂重兵会合围剿。五月间，起义军四面被围，陈峒兵败被俘，起义失败。

李接起义

　　在陈峒起义失败前三四天，容州陆川县又爆发了弓手李接（一作楫）领导的农民起义。李接领导的起义军，在各处张贴榜文，宣布十年不收赋税，并打开官府和地主的仓库赈济贫苦农民，深受群众的拥护。蔡戡《定斋集》说李接“奋臂而起，啸聚数千人”。朱熹《语类》说：“从叛者如云”，贫苦农民纷纷参加起义。起义群众尊称李接为“李王”，骂官军是贼。起义军势力发展很快，初战就杀死南宋九州巡检使，随后陆续攻下广西路郁林、化、容、雷、高、贵六州八县，接连击败南宋派来镇压的军队。起义军英勇战斗了约半年之久，遭到官军的镇压。李接在静江府英勇牺牲。

姜大老起义

　　一一八四年，姜大老领导的起义军在汀州一带起义，遭到福建路安抚提刑司赵汝愚的镇压。赵汝愚因此得到朝廷的奖赏，“特转一官”。姜大老起义，没有留下多少纪录，但直到一一九七年，官员们还向朝廷陈述：“向来陈峒、李金、赖文政、姜大老之徒”，“竟成大‘盗’，所过残灭”。想见姜大老起义，也和陈峒、李金、赖文政等起义一样，曾经发展成不小的规模，给予南宋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张福等起义

　　一二一九年，军士张福、莫简领导红中队在利州路兴元府起义。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士兵遭受着官僚和将领们的压榨，粮饷常常被将宫克扣，还必须为将官做苦役，士兵“怨怒郁积，无所申诉”，和将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士兵的斗争层出不穷。一二一九年闰三月，兴元府士兵反抗四川总领财赋官杨九鼎刻剥，在军士张福和莫简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参加起义的士兵有几千名，以红巾裹在头上作标志，称“红巾队”。四月，攻入利州路的利州，活捉了杨九鼎。接着，红中队攻克阆州、果州、遂宁府和普州，先锋军曾到达梓、汉二州，直逼成都，四川震动。官府慌忙调兵遣将进行镇压。六月，官军把红巾队包围在普州茗山，红中队因水源、粮道断绝，奋战几昼夜，损失严重。七月，红巾队战败，莫简自杀。张福被害。

蒋宗等起义

　　一二二三年，湖南路武冈军士兵起义。武冈军的士兵乎日深受官吏的压迫，挨打受骂，又被克扣军粮，在蒋宗、杨德率领下起来造反。一千多名士兵冲出兵营，夺取富室的财物，杀死保丁，自称“将领”，发出“文引”，还“鸣梆”调集禁军。据真德秀记载，因为蒋宗等人的斗争，官吏稍有收敛，不敢恣意压榨士兵，因而蒋宗等人得到普遍的同情。各营士兵认为自已衣粮得以免除减克，都出自他们的努力。附近各州的士兵也争相仿效，跃跃欲试，其中邵州的形势最为急迫。南宋官府，用高官厚禄收买了士兵中的一些叛徒，指使他们去暗害或绑架蒋宗等首领，同时，又出榜申明，对参加起义的士兵“各与免罪”，并照例发给衣粮，用以实行分化。这次起义坚持了几十天后，就遭失败，蒋宗等首领被杀牺牲。

晏梦彪等起义

　　福建路汀州和江西路赣州，是南宋农民起义发生次数最多的两个地区。汀州长期以来土地问题严重，赋税不均，贫苦农民“产去税存”，“人被追扰，多致逃亡”。地主恶霸勾结官府，欺压农民，州县监狱之内，“多杀无辜”。官府还用各种名义抑配质量粗恶的食盐，诸如转运司盐、本州盐、通判厅盐、本县盐等，不管农民是否需要，无不高价派售。绍定二年（一二二九年）十二月，汀州晏梦彪领导当地农民揭竿而起。起义军以潭飞磜（音气qì）为根据地，攻下汀州、邵武军、南剑州所属各县，发展到漳州龙岩、长泰和泉州永春、德化等地。汀州城的士兵也举行起义响应。起义军发展到上万人，声势大震。南宋统治者惊慌失措，以为“闽中危急”。小官僚刊登在《梅川行》一诗中，描述晏梦彪起义军的情况说：“初时数百俄数千，受旗翕忽（翕音夕xī）亘千里，聚落一烬如卷水，……捂贤三尺刃如霜，夹以巨盾张朱枪。”自注说：“招贤（寨）人能制刀，‘贼’用之，又习张、朱二家枪法。”说明起义军发展迅速，自制武器，练习武艺。宋朝官府从淮西抽调精兵，对起义军长期围攻。一年以后，起义军遭到滇压而失败。

陈三枪等起义

　　一二二八年，赣州农民在陈三枪和张魔王率领下举行起义。据刘克庄记载，起义军以松梓山为根据地（一说以信丰山为基地），在江西、福建和广东三路边境建寨六十，进行起义活动。起义军所到之处，镇压官吏和地主，并多次杀死宋朝派来诱降的官吏。三路的农民纷纷“截发刺字”，起来响应。江西、广东起义农民都拥护陈三枪作领袖。南宋王朝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处分了当地的几名贪官，以欺骗农民，同时从三路调兵，堵截起义军的粮道。一二三四年，官军占领松梓山，张魔王自焚牺牲，陈三枪受伤被俘，在隆兴府英勇就义。陈三枪起义，坚持七年之久。失败后，起义军另一领袖小张魔王又继续坚持斗争。起义军领导人号称“魔王”，可能也是利用了摩尼教。

　　以上记述的农民起义，只是见于记载的影响较大的几次，远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全貌。但这些斗争事迹已足以表明，不能忍受黑暗统治的农民大众多么英勇地展开了反复的斗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分散各地的起义群众虽然获得了不少振奋人心的胜利，终不免遭到镇压而失败。他们前仆后继，斗争，失败，再斗争，有如大海的怒涛，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南宋王朝的黑暗统治。

第九节 宋朝的灭亡

　　农民群众的英勇起义，不断打击着南宋的黑暗统治。金朝亡后，新建的蒙古汗国（元朝）又在不断南侵。南宋王朝终于在腐朽势力统治下，走向灭亡。

　　从一二三五年蒙古大举南侵，到一二七六年元兵入临安，宋朝的逐步灭亡经历了四十年的过程。由于人民群众和抗战将士的坚决抵抗，也由于蒙古贵族内部的纷争，垂死的宋王朝得以延续了它的最后岁月。但由于在这些年月里，宋王朝在政治上更加腐朽，经济上日益崩溃，终不免于被元朝所消灭。

　　宋朝灭亡以前和以后，各地人民群众和抗战将士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为宋代的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最后一页。

（一）蒙古南侵和四川的备战

　　一二三五年初，蒙古窝阔台汗结集蒙古军、亡金的汉军和各族军队，大举南侵宋朝。蒙古大军一路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等率领入侵四川；另一路由窝阔台第三子阔出等率领，入侵襄汉。

　　侵入四川的阔端军，到达巩昌。原守城金将汪世显投降。阔端命汪世显部随蒙古军侵宋。蒙古军一举攻下沔州，继而进围青野原。宋利州守将曹友闻出兵往援，败蒙古兵。汪世显军至大安，曹友闻又领兵迎战。宋军再次获胜。一二三六年，蒙古大军数万又侵扰大安军，曹友闻在阳平关迎战，败死。宋军覆没。蒙古军长驱入蜀。成都、利州、潼川三路的二十余州都被蒙古军攻下。阔端掳掠后，返回陕西。宋军在一二三八年，收复成都。

　　进攻襄阳的阔出军，一二三五年入侵邱州，掳去人民和牛马数万后退走。宗王口温不花与察罕等攻下枣阳和光化军。次年，阔出又攻江陵，死于军中。金降将张柔领兵继续南侵，攻下郢州。蒙古军进而占领襄阳，获得大量粮食军需。襄阳自岳飞收复以来一百多年的积蓄，被劫掠而去，宋朝损失惨重。一二三七年，口温不花和察罕军攻下光州和蕲州、随州，又进攻黄州，被孟珙军击退。一二三八年，宋朝任命孟珙为荆湖制置使，收复荆襄。孟珙出兵，和蒙古军作战，连续三次得胜，相继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加经理。”他招纳降人，扩编军队，派兵分驻在樊城、新野、唐、邓之间。荆襄形势又得以扭转。

　　察罕军一二三八年攻下寿州和泗州等地，在真州被宋军击退。不久，又围攻庐州，想在巢湖造船，进攻江南。宋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及精锐部队扼守淮水要害。六合人赵时（音梗gěng）率领淮东西民兵也参加了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兵无法进犯，改攻滁州。出身于赵葵部下的知招信军余玠亲提精兵救滁。蒙古军又转攻招信，被余玠回军打败，死伤无数。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劫蒙军营寨，捉到投拜人（汉奸），并夺得许多马匹。侵掠江淮的蒙古军不断遭受官军和民兵的攻击，只好北还。

　　这时，蒙古对南宋发动的侵掠战争，主要还是以掳掠奴隶、财物为目标，还没有全部消灭南宋的计划。蒙古兵退，派遣使臣来宋，诱说南宋投降。理宗又想以对金议和的办法对蒙求和。淮西制置使史嵩之（史弥远侄）附和议和。右司谏曹豳（音宾bīn）指责史嵩之“以和误国”。理宗派遣“蒙古通好使”，去蒙军谈和。一二四一年，蒙古又遣使来宋。这年，蒙古太宗窝阔台病死，蒙古对宋的和议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

　　蒙古军退后，宋朝开始在四川部署防御。四川在战略上处于重要地位。经过蒙古军侵掠的地区，多已残破。一二四○年，京湖安抚制置使孟珙受命经营四川，兼知夔州。孟珙设置屯田，择险立寨。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修筑重庆城，部将甘阎在合州选择钓鱼山立寨。一二四二年，余玠受命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到四川，设立招贤馆，广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下令说：“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播州人冉琎、冉璞兄弟建议，在重庆北钓鱼山等处修筑山城，积粮设防。余玠采纳此议，命冉氏兄弟到合州修筑钓鱼山城。又在嘉陵江、沱江、渠江沿岸山险修建山城十余处，把各州治所移入山城，因山筑垒，屯兵聚粮。余玠绘成“经理西蜀图”，送给理宗，说是十年之内“当手携西蜀之地（指蒙古军侵占诸州），以还朝廷”。

　　余玠在四川，开屯日以备军粮，整顿财赋，申明赏罚。修筑山城和抗蒙有功将士，都得到奖掖。违法的将官，受到惩处。利州都统制王夔凶残跋扈，号称“王夜叉”，不听余玠调度，到处劫掠。余玠依军法斩王夔。经过余玠的整顿，四川驻军声蛰大振。蒙古军多次自西蜀来侵扰，都被宋军打退。

　　余玠守蜀有功，一二四八年被任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抗战将领赵葵，一二四七年任枢密使，一二四九年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抗战派执掌军政权，垂死的南宋王朝，一时又有振作的气象。

　　但是，朝廷上主和反战的官员，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攻击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排斥赵葵任相。一二五○年，赵葵右相兼枢密使的官职，全被罢免。次年，谢方叔任左相兼枢密使。进士出身的谢方叔，是主和反战的一个代表人物。一二五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子。汪世显已死）部侵掠成都，围攻嘉定。余玠率部将力战，再次打退蒙古军。余玠抗战获胜，谢方叔却设法迫害余玠。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攻击余玠掌握大权，“不知事君之礼”。一二五三年，余玠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杀。次年，余玠部下王惟忠，也被诬告潜通蒙古，处死。

　　理宗、谢方叔任命知鄂州余晦去四川驻守。蒙古兵来侵扰，余晦接连战败。四川形势危急。参知政事董槐上疏说：“蜀事孔棘，已犯临战易将之戒，此臣子见危致命之日也。”他请求出师四川，理宗不准。赵葵罢相后，居长沙，任潭州通判，见四川危急，也上疏请求效力。理宗只准他备咨访。四川又处在了蒙古军的严重威胁之下。

　　南宋大敌当前，理宗、谢方叔集团却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大造寺观园林。理宗在西湖边积庆山，新建寺院，派遣吏卒到各州县搜集木材，前后三年建成，靡费无数，赐给理宗的阎妃作功德院。权左司郎中高斯得请求立罢新寺土木。谢方叔将高斯得罢职。一二五五年，理宗又命亲信宦官董宋臣修筑佑圣观，兴建梅堂、芙蓉阁、香兰亭，强占民田，招权纳贿，人们称他作“董阎罗”。监察御史洪天锡上奏说：“天下之患有三：曰宦者，日外戚，日小人。”又说：“现在上下穷苦，远近怨疾，惟独贵戚和大宦官享富贵。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和这数十人共天下么！”洪天锡弹劾董宋臣，不成，被免去监察御史。有人说洪天锡上奏原是谢方叔支持，现又被谢方叔排挤而去。董宋臣指使人上书，请杀谢方叔、洪天锡。谢方叔因而罢相。董宋臣在阎妃支持下，权势日盛。

　　一二五五年，参知政事董槐任右丞相兼枢密使。董槐在年轻时，曾学习孙武、曹操的兵书，任相后对理宗说：首先应当勉励诸将，加强边防；建策提拔人才，不拘守升迁的旧法。又说：“有害政者三，一是宗室亲戚不奉法；二是执法大吏久于其官，擅作威福；三是皇城司不管理士卒，士卒骄横。”董槐还强调指出：“亲戚不奉法故法令轻，法令轻故朝廷卑”，请求除去三害。阎妃、董宋臣一党对董槐大为怨恨，专意搜罗董槐的短处。一二五六年，恃御史丁大全弹劾董槐，不等朝廷罢相令下，便带领兵士劫持董槐出朝。董槐罢相后，丁大全任签书枢密院事，丁大全的党羽马天骥同签书枢密院事，操纵军权。一二五八年，丁大全又在阎妃、董宋臣等支持下，任右相兼枢密使。有人在朝门上题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南宋王朝更加腐朽，灭亡的日子也更加临近了。

（二）蒙哥入侵四川和合州的抗战

　　一二五一年，蒙古蒙哥汗（宪宗）即位。一二五八年初，蒙哥又发动三路大军侵宋。蒙哥亲自率领主力军入侵四川，皇弟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又命侵入云南的兀良哈台军北上攻潭州，企图在鄂州与忽必烈会师。蒙哥准备侵入四川后，东向与诸路军会师，围攻南宋首都临安。这实际上已是一个全面灭宋的进兵计划。

　　蒙哥一路的先锋军，由纽璘等率领向成都进兵。在遂宁大败宋刘整军，继而又进驻灵泉山和云顶山。四川制置使蒲择之领兵救成都，被蒙古军打败，成都降蒙。彭州、汉州、怀安、绵州等地宋兵相继投降。

　　蒙哥亲自领兵四万，号称十万，一二五八年四月间，分道向四川入侵，先后攻占利州、苦竹隘、大获山、运山、青居山、大良平等地。纽璘自成都攻占叙州，蒙哥出兵。不到一年之间，长驱而下，宋军节节败降。四川日益危急。钓鱼城形势图

　　一二五八年底，蒙哥军沿嘉陵江进攻重庆，到台州。知合州王坚，原来是孟珙的邻将，一二五二年，曾出兵打败蒙古军，收复兴元，一二五四年，又打退蒙古军对合州的侵扰。王坚在合州，调集属县十七万人，增筑钓鱼城，设防坚守。秦、巩、利、阆等州陷于蒙古后，各地人民陆续来这里集结，钓鱼城成为十数万人聚居的重镇。开庆元年（一二五九年）正月，蒙哥派降人晋国宝到钓鱼城劝降。王坚把晋国宝押到阅武场（练兵场），斩首示众，军声大振。

　　蒙哥率领蒙古大军向钓鱼城进攻。蒙宋两军展开激烈的攻守战。蒙哥军在二、三月间连续攻打钓鱼城周围的各城堡，都被宋军打退。四月间，蒙军一度攻打外城，王坚率领宋军抗御，又在夜间派出兵士袭击蒙古军营。进入夏季后，蜀地炎热，疾病流行。蒙古军困在城下数月，士气消沉，无法前进。

　　成都陷后，南宋王朝将蒲择之调离重庆，另派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领兵入援合州。六月间，吕文德和部将向士璧等率领水军乘顺风攻下涪州浮桥，经过激战，到达重庆。吕文德率战舰沿嘉陵江北上，进援合州，中途被蒙古军史天泽（金降将）部截击，败退。

　　合州援兵不到，蒙古又派汪德臣用云梯攻钓鱼城，汪德臣在城下喊话，劝王坚出降。王坚部自城中发炮石猛击。值天大雨，云梯折断，汪德臣负重伤而死。王坚率部出城追击。七月，蒙哥亲率大军到城下进攻。王坚军发炮石，猛烈反击。蒙古军败退，蒙哥也在作战中负伤，回营后死在军中。蒙哥军围钓鱼城五个月不能攻下，蒙哥汗战死，大军只好撤退。

　　钓鱼城军民胜利击退蒙古军的侵袭，蒙哥汗败死，形势发生了急速的变化。

　　忽必烈一路在向鄂州进军。宗王末哥自合州派人告以蒙哥的死讯，请忽必烈北返。忽必烈说，我奉命而来，岂可无功而回。九月间，忽必烈围攻鄂州，企图在鄂州获胜后，再北上夺取汗位。蒙古南侵时，丁大全隐匿军情不报，十月间，被弹劾罢相。理宗用吴潜为左相兼枢密使，贾似道（贾涉子，贾妃弟）为右相兼枢密使，命贾似道出兵汉阳，以声援鄂州。鄂州围急。董宋臣请理宗迁都明州逃跑。军器大监何子举等向左相吴潜建言反对迁都，吴潜调集诸路兵援鄂抗蒙。十二月，贾似道私自遣使到蒙古军营求和。这时，蒙古诸宗王在漠北策划拥立阿里不哥。忽必烈得讯，急速撤兵，允许贾似道的请求：以长江为界，宋每年奉献蒙古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蒙古兀良哈台军进到潭州。宋将向士璧力守潭州，击退蒙古军。兀良哈台撤军北上，与忽必烈会合州抗蒙的胜利，扭转了整个局势。垂死的南宋王朝又得以度过了危机。

（三）统治集团的衰朽

　　蒙古军退，贾似道不顾忽必烈主动撤兵的事实，谎报他抗蒙得胜，上表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理宗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沼褒扬，说贾似道“隐然殄敌（殄音舔tiān），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加封少师、卫国公。贾似道由此进一步掌握了大权。

　　贾似道随即排挤左相吴潜，吴潜被弹劾罢相。宦官董宋臣已在吴潜作相时被斥出朝。支持董宋臣的阎妃，也于一二六○年七月病死。贾似道进而清除朝中董、丁一党，全部把持了政权。从此，贾似道在理宗、度宗两朝独专朝政十五年。南来在贾似道等统治下，继续腐败，直到灭亡。

　　排斥异己——贾似道隐瞒求和真相，骗取权位，对抗蒙有功的将士，陆续给予打击。保卫钓鱼城奋勇抗战的王坚，在蒙古军退后被调入朝，任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被免去了四川的兵权。贾似道又把王坚调出，知和州，实际置之闲地。不久之后，王坚抑郁而死。曹世雄截断涪州浮桥，阻击敌军，功居第一，贾似道忌其功，将曹世雄贬窜杀死。贾似道又实行所谓“打算法”，凡在抗战中支取官物作军需者，一律治罪。抗蒙立功的向士璧、印应飞，因此遭弹劾罢官，被逼死，家属又被拘偿付军需。赵葵知潭州，也被弹劾曾在正月十五日支官钱张灯设宴，罢官征偿。贾似道控制御史台，凡是同贾似道不和的官员都被御史以各种罪名弹劾免官。

　　腐败的统治——理宗贾似道当政时期，朝内外官僚机构空前庞大腐败，甚至远远超过了北宋仁宗时的状况。一二五六年，御史朱熠（音易yì）就指出“境土蹙而赋敛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他揭露说：“真宗、仁宗时，以三百二十余郡的财赋供给一万多官吏的俸禄。今天是以一百余郡的力量来养活两万四千多冗官。”贾似道当权误国，大批阿谀求利的官员，称颂他是周公再世。

　　一二五六年考试进士，江西庐陵人文天祥考中状元。文天祥在考卷中，深刻揭露了士大夫教育子弟追求功名利禄的状况。他说：“现在士大夫之家教育子弟，从小时候教授字句，就选择一些不违背时尚不得罪官长们的文章读。年长以后，专门练字作文，靠这个来应乡试，考科举，去猎取高官厚禄。父兄所教，师友所讲，都只是个利字。能够不这样的，几乎没有几个人。”士大夫骗取名利，也教育子弟们唯利是图。宋代以科举取士命官，朝廷上下，都被唯利是图的官僚们把持了。

　　买公田——对蒙作战，进一步暴露了和加深了南宋财政上的危机。

　　四川地区是仅次于东南的重要经济基地。南宋的财政税收和军粮供应，都有三分之一左右来自四川。四川大部地区沦陷后，不能再向朝廷提供军粮。南宋统治下的东川地带，还要靠京湖一带供给驻军的粮米。东南地区随着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大片田地集中到大官员将领手中，他们凭借权势，逃避赋税。朝廷粮饷不足，便以“和籴”为名，向地主富户摊派征购，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朝廷财政亏缺，又依靠增发纸币来作为“和籴”的支付手段。结果是：纸币滥发，物价上涨，军粮不足，南宋王朝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贾似道当权时，所谓“国计困于造楮（纸币），富民困于和籴”，已成为极其严重的问题。一二六三年，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等建议实行买公田。贾似道来纳此议，命御史台官上疏说：“三边屯列，非食不饱，诸路和籴，非楮不行。”“为今日计，欲便国便民，而办军食、重楮价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办法是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两浙、江东西等地官户超过限数的田地，从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如买田得一千万亩，每年可收六、七西万石租米作军粮。据说行买田法，“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停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理宗下诏买公田，设置官田所，由刘良贵提领，先在浙西路实行。地价按租米折算。租米一石，给价二百贯。占田在二百亩以下者免买。此法实行到一二六四年，南宋共买公田约一千万亩，收租米六百多万石，在临安咸淳仓储存。

　　买公田使南宋王朝按计划掠夺到一批租米，但租种田地的农民却由此遭受到残酷的压榨。官府买公田后，在各乡设立“官庄”，仍由当地的地主充当庄官，向农民收租。规定每收租米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再额外多收。但事实上地主从中舞弊，敲剥农民。买公田时，往往以租米六七斗虚报一石，官府据以规定重额的官租，强迫农民交纳。农民直接遭受着南宋王朝的残酷剥削，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买公田时，有权势的大地主可以拒不“投买”（申请卖田），地方宫府要完成买田的额数，便强迫二百亩以下、“百亩之家”的小地主卖田。买田价格，也减少到租米一石给十八界会子四十贯。或者只给一些度牒、官诰折价。如将仕郎诰折一千贯纸币，承信郎折一万五千贯。官妇的封诰，安人诰折四千贯，孺人诰折二千贯等等。地主的田地被官府夺去，换来一些虚衔的官诰。《宋史·贾似道传》说：公田法行，“浙中大扰”，“破家失业者甚众”。南宋王朝同地主争夺田地的矛盾，也激化了。

　　发“关子”——南来王朝，长期以来依靠大量印发纸币来挽救它的财政困难。理宗统治时期，纸币的滥发，已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高斯得的奏疏说：“国家版图一天天缩小，财力白耗，用度不足，近年尤其严重。每年收入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二亿五千多万贯，管财政的大臣，只知增发楮币。”他慨叹说：这是饮鸩以止渴。

　　南宋孝宗时，发行纸币“会子”，每界只有二千万贯，印发极为慎重。宁宗时对金作战，用纸币筹军费，十一、十二、十三界同时流通，发行到一亿四千万贯。但到了一二三二年（理宗绍定五年）增加到三亿二千九百万贯，一二四六年，又猛增到六亿五千万贯，共发行了十八界。一二六三年，贾似道当权时，甚至每天增印十五万贯。纸币的印造并没有因为买公因而停止，反而日益扩大。

　　一二六四年，理宗病死。贾似道拥立太子赵禥（音齐qí）作皇帝（度宗）。在这期间，贾似道又下令印发新的纸币，称为金银关子，在全国发行。原来发行的第十七界会子废止不用。第十八界会子，以三比一折换新的关子。

　　发行纸币原来有铜钱作储备。但“会子日增，现钱日削”。铜钱散在民间，不愿换用纸币。对外贸易中，也不断有大量的铜钱外流。东南沿海地区各路，原有十多万贯现钱的，只存一二万贯。袁甫在《论会子札子》中说：“旧会散在民间有五十千万（五亿贯），朝廷的现钱不过二百万贯。如果以现钱一贯按时价（一比五）折纳旧会，也不过一千万贯，还不到五十分之一。”纸币大量印发，没有现钱作储备，市值越来越低，物价越来越涨，实际上是朝廷凭空剥夺去人民的大批财富。

　　会子不断增发，物价不断上涨。一二四○年，发行第十八界会子，第十六界以五折一，物价随即猛增。浙东中等年成，而米价增长十倍。临安附近，一斗米价十贯（北宋初，粮价每石六七百文）。一度任相的社范说：“物价腾踊，以前也曾有过。但升米一贯，还有增无已，日用所需，十倍于前，是前此所未有。”社范所说的这种情形，在南康军、池阳、太平、建康等地，都大致相同。米一斛，价廉者六七十贯，高者到百多贯。结果是“流离殍死（殍音漂piǎo），气象萧然”。淳祐年间（一二四一——一二五二年），临安附近地区“浮馑相望，中外凛凛”。关子发行后，“物价益踊，楮益贱”。如桑价由三百变成三千文，增长十倍。高斯得作诗描述说：“自从为关以为暴，物价何止相倍蓰（音喜xǐ）。人生衣食为大命，今己剿绝无余遗。真珠作襦（音如yú）锦作裤，白玉为饭金为糜。苍天苍天此何人，遘（音够gòu）此大疾谁能医！”纸币大量发行，物价浮动，市井萧条，也使城市工商业遭到破坏。南宋王朝日益走上了经济崩溃的道路，无法医治了。

　　楮轻物贵，也直接威胁到军队士兵的生活。守边兵士，由县官支给需用，每月都有定数。改行关子以后，第十八界会子二百还不够买一双草鞋，却要供战士一天的生活需用。方回描述说：“军中数口之家，天冷没有被褥和炭火，每天吃不上饭。空着肚子，穿着破衣服，非常可怜。”他还慨叹说：“饥寒窘用，难责死斗。”蒙古大军压境，南宋的士兵困苦到如此，难以死战了。南宋的处境，正如袁甫所指出的：“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危亡之祸，近在旦夕。”

　　统治集团的腐朽——南宋大敌当前，兵虚财溃，皇室、贵族、官僚集团却还在侈靡挥霍，纵情声色，一天天烂下去。

　　理宗信用宦官，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度宗更加荒淫昏庸，在作太子时就以好女色出名。作皇帝后，整天沉溺于酒色。称贾似道为“师相”，加号平章军国重事，由宰相替他掌印。贾似道完全把持了朝政。

　　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皇室、贵族却囤积大批粮食财物，恣意挥霍。一二六二年，临安城中缺粮，饥荒严重。知临安府马光祖请见荣王与芮（度宗生父，理宗弟。芮音锐ruì），连去三次，说现在人民都要饿死，请荣王拿出一些粮食“以收人心”。荣王拒绝，撒谎说他仓库空虚。马光祖当面拿出证据，说某仓还有几十万石。荣王无话可对，勉强答应拿出三十万石。荣王是皇室贵族的一个代表。在“民饥欲死”的年代，皇室贵族正是这样不顾人民死活，囤积居奇。

　　贾似道独揽朝政，聚集了许多善长骈俪文的士人，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对财政困难和边防危机，都不准奏报。高斯得上奏章说：浙西大水灾，死者数百千万。“连年旱暵（音旱hàn），田野萧条。物价翔踊，民命如线。”贾似道不准上奏。临安米贵，刘应龙作《劝粜歌》，因而被贬官去朝。度宗从某宫女处听说边事紧急，贾似道把宫女处死。南宋王朝“危亡之祸，近在旦夕”，贾似道却在西湖边的葛岭，依湖山之胜，建造他的豪华堂室，题作“半闲堂”，又造花圃称“养乐圃”。高宗在西湖享乐的集芳园，也归贾似道作家庙和别墅。贾似道又建多宝阁，强迫官属贡献各种奇器珍宝，每天去观赏。听说余玠死时，棺木中有玉带，下令掘开坟墓取走。又著《蟋蟀经》，描述他养蟋蟀、斗蟋蟀的经验。贾似道强取宫女叶氏作妾，又养妓女数十人，在半闲堂和湖上游戏取乐，置朝政于不顾。人们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有人题诗说：“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峨眉正少年。”太学生上书指责贾似道，“踏青泛绿，不思闾巷之萧条；醉酿饱鲜，遑恤物价之腾踊。”贾似道是腐朽的官僚集团的头目和代表。充斥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士大夫们，不谈理财备战，不顾国家存亡、民间疾苦，而只是苟且偷安，坐享富贵。文天祥中状元时的考官王应麟曾指出，南宋的大病有三：一是民穷，二是兵弱，三是财匮，归根是士大夫无耻。理宗、度宗和贾似道集团为宋朝的灭亡准备了社会经济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宋朝的覆灭，不可免了。

（四）宋朝的灭亡和人民抗元斗争

　　蒙古蒙哥汗死后，忽必烈自鄂州返回开平。一二六○年三月，召开宗王大会，继承汗位，成为蒙古的大汗。忽必烈得到投降蒙古的汉人地主的支持，定都燕京，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一二七一年建号元朝。

　　在忽必烈（元世祖）建立封建统治的同时，漠北蒙古贵族中的保守势力，另行拥立宗王阿里不哥作蒙古的大汗。忽必烈经过连年激战，打败了阿里不哥派的抵抗后，才又把兵锋转向了宋朝。

　　新建的强大的元朝再次出兵，目标已是最后消灭宋朝的统治。南侵的元军也以降附的金、宋汉军作主力，而不只是不习水战的蒙古骑兵。在贾似道当权的年代，南宋的潼川安抚使刘整在一二六一年以庐州等十五州三十万户叛变降蒙。一二六七年，刘整向忽必烈建策，进攻南宋，必须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宋朝可灭。次年，忽必烈以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哈台子）进侵襄阳。刘整与阿术计议，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作渡江灭宋的准备。

　　元军要取汉水南岸的襄阳，必先破北岸的樊城。一二六九年春，元军围攻樊城。京湖都统张世杰领兵拒战，失败。七月，沿江制置副使夏贵领舟师至新郢，又被阿术战败。贾似道派爱将、吕文德婿范文虎部来援，又败。范文虎乘轻舟逃跑。一二七○年，原孟珙部将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吕文德已病死），领兵出援襄、樊。范文虎又给贾似道写信说：“我领兵数万人襄阳，一战可平。但愿勿使听命于京帅（指李庭芝），事成之后，功劳全属恩相（贾似道）”。贾似道接信，命范文虎从中牵制李庭芝，借故停兵不进。范文虎在郧上买歌童舞女，日夜寻欢作乐。

　　元兵围攻襄、樊不下。忽必烈又派史天泽到前线部署。史天泽采张弘范（张柔子）议，命张弘范军驻鹿门，断绝襄、樊粮道。一二七一年，派东路元军围襄阳。陕西、四川各地元兵出动，牵制宋军。六月，范文虎率领士兵和两淮舟师十万到鹿门，阿术夹江为阵，宋军大败。范文虎夜间逃遁。战船甲仗都被元军夺去。

　　襄阳由吕文焕（吕文德弟）驻守，被围五年，城中粮绝。一二七二年，李庭芝屯郢州，得知襄阳西北有清泥河，发源于均、房，造轻舟百艘，召募民兵三千人，乘船去襄阳。民兵领袖张顺、张贵乘船领先，船上装备火枪、火炮、巨斧、劲弩，顺流而下。元舟军封锁江口，无隙可人，张顺等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转战一百二十里，黎明到达襄阳城下。城中宋军踊跃过望，勇气百倍。一时不见张顺。数日后有尸体浮起，身中四枪六箭，仍手执弓矢。张顺已在作战中牺牲。张贵入城后，又派能潜水战士二人，泅水去范文虎处投书，约定自郢州发兵夹击。吕文焕、张贵等到期举炮发舟出战。郢兵不来。张贵误认元兵为郢兵，仓促接战，身被数十创，战败被俘。阿术见张贵劝降，张贵坚持不屈，被害牺牲。

　　一二七三年初，张弘范又向阿术建策，截江而出。断绝襄阳和樊城间的联络，水陆夹攻樊城。樊城孤绝无援，被元军攻破。守将范天顺力战不屈。城破，自缢而死。守将牛富率百余人巷战，杀死元兵甚多，最后身被重伤，投火自尽。樊城破后，驻守襄阳的吕文焕竟在二月间叛变降元。

　　襄、樊相继失陷，南宋朝中震动了。给事中陈宜中上书，说襄、樊之失，都是由于范文虎怯懦逃跑，请把他斩首。贾似道不许，只降一官，知安庆府。监察御史陈文龙说：文虎失襄阳，还让他知安庆府，是当罚而赏。贾似道将陈文龙贬官。太府寺丞陈仲微上书说：“失襄之罪，君相当分受其责。误国者回护耻败的局势而不敢议，当国者昧于安危之机而不后悔。只有君相幡然（幡青帆fān）改悟，天下事还可为。”贾似道大怒，将陈仲微贬斥出朝，任江东提点刑狱。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忽岁月，缓急倒施。为令之计，只有二策：将内郡的兵调出充实江上，可有兵七十余万人。沿江西里设屯，平时往来守御，有事东西并起，战守并用，互相应援，这是上策。和敌人讲和以缓兵，二三年后边防稍固，可战可守，这是中策。二策如果不能行，就只有等待亡国。”贾似道看后，把信扔到地上，大骂说：“瞎贼（汪立信病一目）怎敢这么胡说！”随即将汪立信罢免。襄、樊失陷后，贾似道拒绝一切救亡的建策，一意孤行，坐待灭亡。

　　一二七四年七月，度宗病死。谢太后（理宗后）召大臣商议立帝。贾似道反对立杨妃所生的长子赵昰（音是shì），拥立全后的四岁幼子赵显做皇帝。贾似道依然专朝政。赵显封为吉王，弟昌封信王。

　　元军攻下襄、樊后，忽必烈召阿术等还朝。阿术说：在作战中看到来兵虚弱，不如以前，现在不灭宋，时不再来。忽必烈下诏，水陆并进，大举灭宋。元兵二十万，由左丞相伯颜统领，分两道进军。伯颜、阿木一路，由襄阳入汉水过长江，以降将吕文焕为先锋。另一路由左丞相合答等率领，自东道取扬州，以降将刘整为先锋。咸淳十年（一二七四年）十二月，阿术军自汉水渡江，淮西制置大使夏贵领战船三百艘逃跑。鄂州都统程鹏飞投降。伯颜以四万兵守鄂州，自领大军东下，直指临安。一路之上，黄州、蕲州、江州、德安、六安等地宋守将望风而降，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

　　鄂州失守，群臣纷纷上疏，要贾似遭亲自出兵抗元，贾似道被迫出兵。一二七五年二月初到芜湖，与夏贵部会合。贾似道出兵不战，就先派使臣到无军议和，请许宋朝称臣纳币。伯颜不许。贾似道命孙虎臣统领步兵七万人驻守池州的丁家洲，夏贵领战船二千五百艘横列江上，贾似道自领后军屯鲁港。伯颜的大军夹岸而来，用大炮猛击。孙虎臣军大败，逃到鲁港。夏贵临阵，不战而逃，阿术部乘胜追击，宋水军溃败。贾似道自鲁港乘小船逃到扬州。经此一战，宋水陆军主力全部瓦解了。

　　贾似道出兵时，汪立信受命为江淮招讨使，去建康府募兵，援助江上各郡。汪立信在芜湖见贾似道。贾似道说：“端明，端明（汪立信授端明殿学士），不用公言，以至于此。”汪立信说：“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还说：“今江南无寸土干净，我去寻一片赵家土地上死，但要死得分明。”汪立信到建康，见守兵已溃，率数千人到高邮。鲁港兵败，汪立信见宋朝将亡，自杀殉国。

　　贾似道败逃后，上书谢后（太皇太后）请朝廷迁都逃跑。谢后不准。陈宜中任相，上书请斩贾似道。谢后罢贾似道官，贬到循州安置。在路上被押解人员杀死。

　　元兵乘胜南侵，宋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守臣赵溍（音晋jìn）逃跑，建康降元。镇江、宁国、隆兴、江阴等地宋守臣弃城逃跑。太平、和州、无为的守臣相继投降。伯颜卒大军逼近临安。临安守卫空虚。谢后下诏，要各地起兵“勤王”。

　　勤王诏下，各地大批官员都在准备投降元朝，不予响应。立即起兵勤王的是张世杰和文天祥。张世杰原是金将张柔的部下，张柔降元后，张世杰率部投宋，这时驻守即州，领兵人卫临安，途中收复了饶州。右相陈宜中因他来自元军后方，不加信用，调换了他原来统率的军马。状元出身的文天祥这时任赣州知州，接到诏书后，立即在当地募集兵士两万人，人卫临安。友人劝他说：“现在元兵三道而进，你以乌合之众万人去迎敌，无异于驱群羊去斗猛虎。”文天祥说：“我也知道如此。但国家一旦有急，征天下兵，竟无一人一骑前往，我深以为恨。所以不自量力，以身赴难，或许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社稷还可保全。”文天样的妹夫彭震龙、门客刘洙等，也都随从起兵。四月间，文天祥领兵到吉州。陈宜中和朝中投降派官员竟说文天祥“猖狂”，“儿戏无益”，要他留屯隆兴府，不准来临安。

　　元兵继续进军。一二七五年三月间，临安危急。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官员和御史官都相继逃跑，朝中一片萧条。谢后急切下诏说：“我朝三百余年，侍士大夫以礼。现在我和新皇帝遭难，你们大官小官都不曾说一句救国的话。朝中的官员离职逃走，外边的守臣丢印弃城。御史官不能给我纠弹，二三宰相也不能统率。正在里外合谋，陆续在半夜逃跑。你们平日读圣贤书，自许如何，乃在这时作这种事。活着有什么面目见人，死后如何见先帝？”宋朝亡国在即，谢后的恼怒焦急，并不能阻止士大夫的逃跑。“读圣贤书”的士大夫们，只求降元作官，并不顾什么面目。谢太后徒唤奈何了。

　　张世杰受命总都督府各军。四月，湖北制置副使高达以江陵降元。元朝任高达参知政事。元兵东下，所过之处，宋守臣相继迎降。元兵到扬州。镇守扬州的李庭芝、姜才拒降坚守。阿术、张弘范军来战，姜才肩中流矢，拔矢挥刀而前，元军稍退。姜才人城死守。五月，张世杰部刘师勇收复被元军占领的常州。浙东一些已经降元的州城，又与张世杰军会合，兵势稍振。七月间，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结集战船万余艘，驻于焦山，与元军对战。张世杰命令以十船为一方，非有号令，不得发碇（起锚）。阿术、张弘范以大船发动火攻。宋军死战，不能前进，多投江而死，舟师大溃。张世杰奔耑山（耑音船chuán），刘师勇回常州，孙虎臣去真州。

　　文天祥继续请求人卫，得朝廷允准。八月间到达临安，被派到平江作知府。元兵分三路大举进攻。一路沿江入海，取嘉兴府的华亭，一路取常州，一路从建康攻打余杭县西北独松岭上的独松关。陈宜中以为独松关是临安的门户，又调文天祥领兵去援助。十一月，伯颜率领的元兵攻下常州，知州姚（音银yín）、都统王安节（王坚子）战死。刘师勇以八骑突围走平江。元兵随后又攻下了独松关，守将张濡（音如rú）逃跑。文天祥援兵未到，独松关已经失守。平江也被元兵攻破。文天祥只好返回临安。

　　南宋王朝这时由状元出身的留梦炎任左相，陈宜中任右相兼枢密使。文天祥到临安，与张世杰商议，勤王兵马尚有数万，决一死战，万一得胜，淮东出兵截杀元兵后路，国事或许还有转机。文、张联合提出这项建议，陈宜中等一意求降，不予采纳。元兵破独松后，临安危在旦夕。十一月底，左相留梦炎弃官逃跑。十二月初，右相陈宜中得谢后允准，派柳岳到元军求降。怕颜不准。

　　一二七六年初，元兵阿里海牙部围攻潭州三个月后，潭州城破。知州李芾（音费fèi）坚持拒战到最后。元兵入城，李芾对部下沈忠说：“我一家人不能受作俘虏的侮辱，请你把我全家杀死，再杀我。” 沈忠哭泣允许，杀李芾全家后，也把自己一家杀死，最后自刎殉国。潭州破后，袁、连、衡、永、郴、全、道、桂阳、武冈等州军相继降元。宋朝更加危急。

　　留梦炎逃跑后，谢后命吴坚为左丞相，在朝堂宣布。来上朝的文官，只有六人。谢后又命宗正少卿陆秀夫等去元军求降，请称侄或侄孙。伯颜仍不许。再派监察御史刘岊（音节jiē）到元军，请奉表称臣。伯颜许在长安镇议降。文天祥、张世杰请三宫（太皇太后、太后、皇帝）入海，由他们领兵背城一战。陈宜中不许，随即向元军送上传国奎和帝显的降表投降。伯颜要陈宜中出议投降事。陈宜中在夜间逃往温州。张世杰见临安无望，领兵南下，准备继续抗元。

　　南宋王室决意投降，右相逃跑。谢后加给文天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称号，要文天祥与吴坚等去元军议降。文天祥与伯颜争辩不屈，又怒斥南宋降将。伯颜放吴坚等回临安，将文天祥扣留在军营，随后又押解北去。三月，伯颜入临安，荣王与芮投降。伯颜将全后（度宗后）和帝显等俘虏北去。谢后因病暂留临安，随后也被押解到燕京（元大部）。统治达三百年之久的赵宋王朝宣告灭亡了。

　　元军人临安，南宋灭亡。各地军民仍然继续坚持抗元战斗，在宋代的历史上，写下了最后的篇章。

　　淮东地区的斗争——南宋亡后，夏贵以淮西全境降元，淮东扬州、真州等地拒不奉沼，坚持据守。

　　李庭芝、姜才守扬州。元军派李虎到扬州劝降。李庭芝将李虎杀死。元军又派使者以谢后手诏招降。李庭芝在城上对使者说：“奉诏守城，没有听说以诏谕降。”帝显等南宋皇室被元军俘虏北上，途经瓜洲。姜才领兵数千人出战，企图中途截夺皇室，被元兵击退。元阿术军派兵扼守高邮，断扬州粮道。扬州城中粮绝，兵士以牛皮、麹糵（音聂niè）作食物，仍然拒战不屈。元军再度招降，又被李庭芝拒绝。一二七六年七月，李庭芝、姜才领兵去泰州，准备南下抗战，命朱焕守扬州。未焕降元。阿术军进围泰州。李庭芝、姜才战败被俘，遇害。元军攻真州，守将苗再成英勇战死。

　　闽、广和江西的斗争——一二七六年初，临安危急时，秀王赵与择护从九岁的益王（原封吉王）赵昰和六岁的广王（原封信王）赵昺出海，二月到温州。礼部侍郎陆秀夫和将官苏刘义等到温州，往见陈宜中，商议起兵。张世杰也从定海到来。三月，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拥赵昰、赵昺到福州。五月间，拥立益王昰作小皇帝，改元景炎树起宋朝的旗帜，图谋恢复，继续抗元。陈宜中任左相兼枢密使，李庭芝任右相，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宋兵仍有十七万人。

　　文天祥被押解途中，经过镇江，乘元兵不备，在夜间逃出，走到真州。坚守扬州的李庭芝以为文天祥投降后又来劝降，令真州守将苗再成拒绝。文天祥去扬州不成，改道经高邮、通州从海上逃到温州。福州新建的小朝廷派人来温州召文天祥。五月间，文天祥到福州，建议从海道恢复两浙，陈宜中不许。七月间，文天祥在南剑州建立都督府，号召各地起兵，夺回江西。原随从文天祥起兵的江西兵士，被元朝遣散。刘洙召集一部分旧部来到福建。福建当地人士也参加了文天祥的队伍。十一月，文天祥移兵到汀州。

　　这时，元兵自浙江南下，进入福建。知南剑州王积翁逃跑，南剑州失守。陆秀夫、张世杰护卫帝昰逃上海船。元兵攻占福州，进至福安县，秀王赵与择战死。十二月，帝昰等的海船停泊在广东惠州附近，在水上流亡。

　　景炎二年（一二七七年）正月，文天祥率部移驻漳州龙岩。三月，又移到南岭下的梅州。五月，越过南岭进入江西。江西各地纷纷起而响应。彭震龙在永新起兵，收复县城。文天祥的另一妹夫吉州龙泉人孙栗也在本乡起兵。吉州人民一直在自发地起来抗元。泰和县针工刘士昭曾经联络当地人民，企图夺取县城，被元兵捕获。刘士昭血书“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自杀殉国。南安军巡检（低级军官）李梓发起兵守城，元兵万余人猛攻不下，到文天祥进兵时，仍然在坚持据守。江西各地人民顽强不屈，坚持战斗，为文天祥进兵准备了条件。文天祥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进入会昌，在雩都大败元军，进而攻下兴国，收复赣州和吉州的属县。文天祥驻兴国指挥军事，分派赵时赏、邹渢（音冯féng）领兵攻打赣州和吉州的州城。一时之间，颇有复兴的气势。

　　元朝随即派出骑兵，由江西宣慰使李恒（西夏人）率领，发动反攻。围攻赣州的文天祥部被元兵打败。元兵乘胜进攻兴国大营。文天祥北上，企图与吉州邹渢部会合。行至中途，邹渢部也被元兵击溃。八月间，文天祥走到庐陵，遭到元兵追击。文天祥部下的老将巩信率领兵士数十人守住方石岭的山口，掩护文天祥撤退。巩信身中数箭，仍坐在大石上巍然不动。兵士中箭负伤，也依然倚岩石挺立。巩信等全部牺牲后，元兵从山下望去，以为仍有兵士把守，不敢轻进。文天祥得以率部撤走。次日，文天祥部又被元兵追及。赵时赏自称是文天样，被元兵捉去，被害牺牲。文天样躲过追兵，退到汀州，整顿残部，又转到循州，屯兵南岭山中。

　　文天祥这次迸兵江西，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迅速取得胜利，又以寡不敌众，迅速遭到失败。文天祥部与帝昰的小朝廷失掉了联系。这年冬天，即在南岭山中度过。一二七八年二月，才又进乓海丰，向潮州移动。

　　这年三月，帝昰在广州湾的碙洲（碉音冈gāng）病死。陆秀夫、张世杰又拥立八岁的卫王赵昺作皇帝，改元样兴，继续打着宋朝的旗帜。除宜中见恢复无望，又乘机溜走，逃往占城。六月间，帝昺的小朝廷迁到大海中的厓山，作为最后的据点。

　　元朝以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率领水军和骑兵，海陆并下，进攻闽、广，企图最后消灭宋军的残余。邹渢在吉州败后，仍率领余部在江西战斗，这时也到潮阳来会师。元兵大举南下，文天祥在十二月退出潮阳，转到海丰北的五坡岭，准备进山固守，不幸被元兵追上。邹渢自杀殉国，文天祥被俘。

　　祥兴二年（一二七九年）正月，元朝的水军大举进攻厓山。张弘范把文天样也押到船上。元军的舰队经过珠江口外的零了洋。作了元朝俘虏的文天祥，想到当年在赣州起兵时赣水的皇恐滩，面对零丁洋，抱定至死不屈的决心，作诗说：“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四年）。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册）。”元军舰队到了厓山，张弘范要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劝降。文天祥写出他的过零丁洋诗，作为回答。

　　张弘范统领的元朝水军，共有战船五百艘，这时只到达三百艘。张世杰有战船一千艘，兵民二十余万。两军在海上对阵。张世杰把宋水军结成一字阵，用绳索将船只联结设防。帝昺、杨后和小朝廷的官员全部上船死守。元兵用火攻，被宋军击退。张世杰统领的宋军，这时在兵力上还处于优势，但只作防守的准备，无意出击。正月底，元朝战船陆续到达。李恒也从广州领兵赶到。二月初六日晨，元朝的水军发起猛攻。元军用炮石、火箭作掩护，突破宋水军阵角，跳上宋船，短兵接战。宋军大败。陆秀夫见无可挽回，抱帝昺投海死。宋官兵或战死或投海殉难。战斗到黄昏结束。几天后，海上陆续漂起的尸体有几万具。张世杰拥杨后乘小船突围而出，退到螺岛，招集残部，图谋再举。四人后遇大风，海船覆没，张世杰等都死在海里。宋朝这支残存的抵抗力量，也完全覆没了。

　　张弘范得胜而回，把文天祥押解到元大都，关在狱中。元朝统治者用尽一切办法，劝诱文天祥降元，都被拒绝。宋朝的状元宰相留梦炎，逃跑后投降元朝作官，奉命到狱中劝降，被文天祥骂走。元朝又派俘掳来的亡国皇帝赵显去劝降。文天祥只是连声说：“圣驾请回”。文天祥决心宁死不降，在狱中作《正气歌》说：“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文天祥被关押三年余，在拒绝了忽必烈的亲自劝降后，被元朝杀害，英勇就义。

　　厓山败后，曾经上书指责贾似道而遭到贬斥的陈仲微，流落到安南，仍然企望以“回天力量”反元复宋。四年后，病死在安南。临终作诗说：“死为异国他乡鬼，生是江南直谏臣。”安南国王作诗哭悼说：“痛哭江南老巨卿，春风揾（音问wèn）泪为伤情。”“回天力量随流水，流水滩头共不平。”表达了对陈仲微抗元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四川地区的斗争——自宋朝南迁以来，四川军民一直坚持反抗民族压迫和侵掠，具有光荣的战斗传统。南宋亡后，在闽、广地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时，四川人民也还在坚持战斗。

　　坚决抗元的王坚被调离后，部将张珏（音觉jué）奉命守合州。四川地区一直在和元军反复展开激战。一二七五年，元军大举向四川进攻，叙州、泸州（江安州）等地的守臣相继投降。张珏拒绝了元军的两次招降，坚持据守。一二七六年，南宋朝廷在临安投降时，张珏在积极备战，计划收复失地。元军围重庆，张珏派遣张万率领水军到重庆，协助守城，出击元军。六月间，收复沪州，大败元军，解除了重庆之围。十二月，重庆守臣迎张珏入重庆，任四川制置使。

　　帝显降元，诏谕各地投降。张珏拒不奉诏。得知赵昰、赵昺进入广东后，派兵士探访下落，并在钓鱼城营建宫殿，准备迎赵昰来四川，重建宋朝。一二七七年六月，元军大举进攻，占领涪州、万州。十一月，泸州被元军攻破，守臣王世昌自杀。元军集中兵力包围了重庆。

　　元军派泸州降将向张珏写信劝降，张珏拒绝。一二七八年初，元军猛攻重庆。张珏出城激战。元将汪良臣（汪德臣弟）被射中四箭。张珏终因寡不敌众，退守孤城。张珏部将赵安开城门降元。元军入城，张珏仍率部巷战。败退后乘船东下，被元军追到。张珏被俘后，仍然拒不投降，一二八○年被元朝杀害牺牲。

　　元朝灭亡了赵宋，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并没有由此而终止。在元朝统治下，各族人民继续不屈不挠地展开了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搏斗。

第三章 辽朝的建立和政权的西迁

第一节 辽朝的建国和奴隶起义

　　早在公元四世纪，即西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北方的潢河（西拉木伦河）和土河（老哈河）一带，居住着契丹族。这时的契丹人，主要还是经营渔猎。一年四季，都在河中捕鱼，冬春水冻，凿冰钩鱼。男子和妇女都骑马射猎。稍后，契丹人也经营畜牧。他们住在帐篷里，“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在各处往来迁徙。

　　契丹的母系氏族制时期，没有留下历史的纪录。一个长久流传的历史传说是：有男子乘白马沿土河而来，女子驾青牛沿潢河而来，至木叶山，相遇为配偶，生八子，以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这个传说显然没有他们的历史那么古老，至多是反映着由母系氏族制过渡到父系氏族制时期迁来这里的一段记忆。八子分八部说，表示着契丹八部之间有着互为兄弟的血缘联系。他们共同的男祖先，是来自以白马作象征的氏族。以青牛作象征的氏族是属于八部以外的另一个部落，和八部通婚姻。

　　契丹的八部在北魏时已经有了确实的记载，八部各有自己的名称：悉万丹、阿大何、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吐六于、羽真侯（八部名据诸书参订）。这些部名的确切含义，不很清楚，可能是来自最初居地的小地名或者山川湖泊的名称。

　　公元三八九年，鲜卑族的拓拔珪建立北魏，曾经攻打过契丹。此后，契丹不断在北魏边塞侵扰，说明他们已处在父权制时期，展开对外掳掠了。但是，在北魏统治时期，契丹的八个部落，仍然是各自行动。他们各自以马匹和皮毛与北魏相交换，还没有形成都落间的联合，没有统一的组织。

　　契丹各部落各自分散活动的状况，大约延续了很久，直到隋朝末年，才有了新的变化。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氏族部落的繁衍，逐水草而居的契丹人日益要求开拓自己的领域，赶走他们的邻人，而他们的强大的邻人也在对契丹进行侵袭。五五四年，北齐文宣帝因契丹侵犯边地，分兵两路攻打契丹，契丹大败，丧失了大批的人口和牲畜。一部分契丹人被北齐俘掳了去，安置在各州。不久之后，契丹又遭到北方的强邻突厥的侵袭。隋朝建立后，六○五年，隋将韦云起因契丹在营州侵掠，发大兵击契丹。契丹遭到沉重的打击，大量的人口和牲畜被隋兵掳走。

　　对外作战的迫切需要，促使契丹各部落逐渐地走向联合。大约在隋末唐初，契丹八部已有作战的乒士四万人，实际人口当已超过数倍。按照氏族制的惯例，互为兄弟的各部落本来有着相互援助的义务。这时，他们开始推举共同的酋长，遇有战事，召集各部落长共同商议，调发兵众，协同作战。但平时狩猎生产，仍由各部落独自进行。恩格斯在论述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发展阶段时指出：“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①隋末唐初的契丹族正在发展到与此相似的一个历史阶段。

　　不过，契丹人并没有在这个暂时联合的阶段停留多久，当他们认识到联合起来的力量，而外部和内部的那些条件又在要求他们增强这种力量的时候，这个暂时的松散的联合，就迅速发展成为固定的永久的联盟了。

（一）部落联盟的发展

一、大贺氏部落联盟

　　六二八年（唐贞观二年），契丹酋长大贺氏摩会率领各部落，依附于唐朝。唐太宗把旗鼓赐给摩会。在北方诸族中，旗鼓从来是部落联盟长的象征。颁赐旗鼓即表示对部落联盟长的承认。六四八年，唐朝又在契丹住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加给契丹联盟长窟哥以松漠都督的称号，并赐姓李氏。契丹八部分设九州（匹黎尔分出赤山州），各部落长（辱纥主）称刺史，受窟哥统辖。所谓八部分设九州，加上松漠都督府大贺氏共为十州，只是因为按照唐朝的制度，总管十州才能授给相当大都督的称号，并不意味着契丹八部组织有了新的增加。揭开唐朝封建政治制度和封号的外壳，这里反映的，正是契丹八部统属于部落联盟的事实。

　　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大约在唐初已开始形成。它一直存在到七三○年（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延续了约一百年左右。在这段时期里，这个联盟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

　　（一）部落联盟由八部联合组成，有共同的首领，即部落联盟长。联盟长统一领导各部落的作战和生产，统率八部对外发生关系。

　　（二）部落联盟有议事会。联盟长由八部聚议，选举产生。议事会也有权把他罢免。联盟长在一定时期内重新选举。

　　（三）部落联盟长的当选资格，并不是分属于各部落长，而是只限于大贺氏这一氏族。因此称他为大贺氏联盟。这里已经包含着君主世袭制的萌芽。但联盟长还必须经由选举产生，而不能不经选举而直接继承。

　　大贺氏当是阿大何部的一个氏族，他的兄弟氏族仍属于阿大何部落，这个部落仍有自己的部落长。

　　（四）八部各有部落长，即唐朝所加封的“刺史”。联盟建立后，部落长的权力已大为缩小。他们不再象北朝时期那样，各自率领部落独立行动，而要听从联盟长统一指挥。但部落长都是行使选举权和罢免权的联盟议事会的成员。

　　（五）来源于以青牛作象征的女儿氏族的部落，和八部通婚姻。隋时，部落长孙敖曹率部附隋。唐初，部落长被加授官号归诚州刺史，姓孙氏。这个部落不在八部联盟之内，但又通过婚姻关系和联盟联系在一起。它的部名可能即是后来沿用的“审密”。

　　（六）联盟以外，还有一些契丹部落独立自存，分散活动。唐朝设为带州的乙失革部和后来设为信州的乙室活部是互通婚姻的两个部落，直接接受唐营州都督的统辖。唐营州都督管辖下的较大的契丹部落，还有玄州曲据部（部名不详）。部落长曲据接受唐朝授给的玄州刺史的称号。唐朝赐姓李氏，称李去闾。此外，还有一些八部以外的独立的小部和从八部中流散、分化出来的部落、氏族成员，散处在唐幽州、营州界内，唐朝设立一些州来统辖。这些情况说明：契丹族这时虽已组成了部落联盟，但还没有发展成为统一的共同体。

　　随着大贺氏部落联盟的建立，契丹族较快地发展壮大，这就不能不和唐朝的统治发生激烈的冲突。大贺氏联盟时代，契丹族和唐朝之间，时战时和，一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事。

　　六六○年（唐显庆五年），契丹联盟长阿卜固与奚族联合反唐。五月，唐朝命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力行军总管，领兵北伐契丹。十二月，唐将薛仁贵、辛文陵等与契丹战于黑山。契丹战败，阿卜固被擒送到唐东都。契丹遭到沉重的打击。

　　六七九年（唐调露元年）十月，唐单于部护府突厥部落反唐，煽诱契丹侵掠营州。唐营州都督周道务遣户曹唐休璟领兵镇压，契丹惨败。

　　在唐武则天统治时期，契丹族进一步发展起来。大贺氏联盟长、唐赐姓名李尽忠，归诚州刺史、部落长孙万荣，都接受唐营州都督赵文翽（音秽huì）的统辖。六九六年，赵文翽骄横，侵侮契丹。李尽忠与孙万荣联合起兵，杀赵文翽，占据营州反唐。李尽忠采用突厥部落联盟长的称号，自称“无上可汗”，背唐自立。契丹与唐朝展开规模空前的激战。

　　唐朝派鹰扬将军曹仁师，金吾大将军张玄遇、右武成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领大兵击契丹。梁王武三恩为榆夫道安抚大使。唐兵与契丹战于西硖石黄獐谷。张玄遇、麻仁节均被契丹俘虏。唐兵大败。

　　唐朝兵败，武后又以右武卫大将军武攸宜为清边道大总管，再领兵出击。并招募各族奴隶，由官府向奴隶主出偿身价，编入军中出战。唐朝还和突厥默啜可汗（啜音辍chuò）约好，自北方夹击契丹。契丹孙万荣部夜袭檀州，唐将张九节募死士迫战，孙万荣败走入山。李尽忠在作战中败死。突厥从后邀击，掳掠契丹人口甚多。

　　李尽忠死，按照氏族部落制的惯例，八部联盟暂由母亲氏族的孙氏统领。孙万荣收集部落，重整军兵，兵势又振。孙万荣遣骆务整、何阿小等深入冀州，杀唐刺史陆宝积，掳掠数千人。唐武后再命夏官尚书王孝杰、羽林卫将军苏宏晖等领兵十七万讨契丹。契丹与唐兵战于东硖石，唐兵大败，王孝杰战死。孙万荣乘胜，屠掠幽州。唐武攸宜部来战，又败。唐武后再命武懿宗、娄师德、沙吒（音乍zhà）忠义等领兵二十万出击。孙万荣鼓行而南，进军至瀛州属县，势不可当。

　　契丹的邻族奚族，这时依附唐朝。唐将杨玄基督率奚兵从后方掩击契丹，契丹兵大败。何阿小被俘，骆务整降唐。孙万荣收复残兵，与奚兵作战。奚兵四面围攻，契丹兵溃。孙万荣遭到唐张九节的伏兵邀击，败走潞河东，被家奴杀死。张九节斩孙万荣首级，送往唐东都。唐武后为击败契丹，大赦天下，并于六九七年改年号为“神功”来纪念这次胜利。

　　契丹和唐朝的这次激战，是契丹族发展史上的一大事件，在唐朝历史上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唐朝派出许多重要将领，先后发兵数十万，并且一再遭到严重的挫折，这从反面说明，契丹族已经发展到极为强大，已有足够的力量展开对外战争。但这时的唐朝，正处在强盛的时期，契丹的发展不能不受到阻遏，不能不再经历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契丹的南面有强盛的唐朝，北面又有强大的突厥。契丹大贺氏联盟遭到唐朝的沉重打击后，依附于突厥，约二十年。七一五年（唐玄宗开元三年），契丹联盟长失活见突厥衰落，突厥一些部落降唐，他也统率部落联盟依附于唐朝。唐玄宗沿袭旧例，七一六年封失活为松漠都督、静析军大使，八部落长称刺史。七一七年，失活到唐都长安入朝，唐玄宗下诏说：“往年边政非任，致令卿等失任”，又说：“契丹归诚本朝”，“克复州镇，宛如平昔”。将东平王外孙杨元嗣女封为永乐公主，嫁失活，以羁縻契丹，“永为藩臣”。庸朝又在柳城设营州都督府。次年正月，失活与永乐公主北返。

　　契丹大贺氏联盟在依附突厥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现象。联盟中产生了一个地位仅次于联盟长的统领兵马的军事首长。担任军事首长的是部落不详的可突于。唐玄宗加给他静析军副大使的称号，承认他统领兵马的职位。七一八年六月，失活死，失活弟娑固继任联盟长。唐玄宗遣使册立，仍令袭其兄官爵，并下敕书给可突于，说他是“众情所望”，要他与营州都督宋庆礼筹度抗御突厥，效忠唐朝。十一月，娑固与唐公主到唐入朝，唐玄宗赐宴内殿，并给予赏赐。当娑固返回契丹后，可突于起兵攻娑固。娑固投依唐营州都督许钦澹。许钦澹令薛泰率领州兵五百与奚部落长李大酺及娑固合兵攻可突于，战败。娑固及大酺均败死。许钦澹逃入榆关。可突于另立娑固从弟郁于为大贺氏联盟长。唐玄宗被迫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以郁于为松漠都督，赦可突于罪。七二二年，又以燕郡公主嫁郁于。郁于与可突于同来唐，朝见玄宗。

　　郁于死，弟吐于继任联盟长，又遭到可突于的威胁。七二五年，吐于携公主奔唐，唐玄宗留他作宿卫，封辽阳郡王，不再返回契丹。可突于另立邵固（李尽忠弟）为联盟长，唐朝许封松漠郡王，以东华公主出嫁邵固。

　　自从契丹大贺氏联盟中出现军事首长以来，担任军事首长的可突于掌握着军马大权，一再威胁甚至杀死联盟长，并且操纵着联盟的选举。邵固立后三年，可突于又杀邵固，另立别部屈列为联盟长，并胁迫奚族一起背唐，投附突厥。东华公主及奚部长鲁苏逃奔平卢军。可突于一举推翻了大贺氏世选联盟长的特权，从而结束了大贺氏联盟的时代。

　　唐朝这时的基本国策，是所谓“挟‘两蕃’（契丹、奚）以制突厥”。契丹、奚投附突厥，就和唐朝在边地的根本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七三二年，唐玄宗诏令幽州长史、知范阳节度事赵含章领兵出击，又命忠王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统率李朝隐等八总管兵，大举攻打契丹。奚族兵降唐，可突于率契丹兵北走。七三三年，可突于在突厥苾伽可汗支持下，再领兵反攻。幽州长史薛楚玉及副总管郭英杰、吴克勤、邬知义、罗守忠等领兵万人（突厥文《苾伽可汗碑》作四万人）及降唐的奚兵出战。唐与契丹军战于榆关都山下。唐兵大败，郭英杰被突厥兵杀死，吴克勤也在作战中败死。契丹在突厥支持下杀唐兵六千余人，获得重大的胜利。

　　契丹大贺氏联盟以外的乙室活部，没有参预唐武后时契丹反唐的战事，并且在大贺氏联盟投附突厥的衰乱的年代，逐渐壮大起来。可突于起兵时，乙室活部长郁捷（唐朝称蜀活刺史，或译遇折）已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唐玄宗的敕书把他和屈列、可突于并列，又称他为契丹知兵马官。七三四年，唐幽州长使张守珪联合乙室活部击可突于。同年十二月，郁捷出兵夜袭，斩屈列及可突于，把他们的首级送给唐朝。唐玄宗封郁捷北平郡王、松漠都督。一年之后，七三五年十二月，郁捷又被部落贵族涅里（涅音聂niè。或作泥里、雅里）杀死。唐玄宗以涅里为松漠都督。

　　这时的突厥内部也发生了战乱，七三四年十二月，突厥贵族梅录啜谋害苾伽可汗不成，遭到镇压。七三五年，突厥登利可汗继立，七月，率四万骑至能讫离山侵扰。涅里出兵杭击，大破突厥，俘获甚多。突厥可汗弃甲败逃。经此一战，涅里更为强大，又背唐自立。

　　七三六年三月，唐张守珪派遣平卢讨击使安禄山出兵攻契丹涅里部，安禄山恃勇轻进，大败而回。次年二月，张守珪再次出兵，败契丹于捺禄山。涅里北走松漠，重建契丹部落联盟。

二、遥辇氏部落联盟的重建

　　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经过历年来多次战乱，氏族部落组织已经大部溃散了。相当多的氏族、部落成员在作战中死去或被唐朝俘虏。一些氏族、部落在战争中被消灭。也有一些氏族或部落，从联盟中分离出去，降附唐朝。如大贺氏所从出的阿大何部（弹汗州），早在七一六年即归附于唐朝。唐朝设为归顺州，依唐制度建置州县。大贺氏时代的部落联盟已无法恢复了。涅里以他所属的乙室活部为基础，收集流散的氏族、部落重新组成了部落联盟，推选遥辇氏阻午为联盟长，并采用突厥联盟长的称号，称可汗。重建的遥辇氏联盟，具有如下的一些新特征：

　　（一）重建的联盟遵循旧的传统，仍由八个部落组成。

　　新建的八部是：乙室部、迭剌部、突吕不部、突举部、楮特部（楮音楚chǔ）、乌隗部（隗音委wěi）、涅刺部和品部。八部的来源是：乙室部，共有八个氏族（契丹语“石烈”，汉译“营”）；从中分出六个氏族组成迭刺部；残存的突吕不部有三个氏族，其中一个氏族划分为两个小氏族，编为突举部。楮特部原来只是一个氏族，分为两个小氏族组成部落。乌隗和涅刺原来也只是一个氏族，分为四个小氏族，分别组成这两个部落。品部原来只是一个氏族，由迭刺部拨出一个氏族辖懒石烈补充，以组成部落。

　　联盟八部落的组成状况说明：（1）新联盟的八部不象旧八部那样互为兄弟。他们中间只是乙室与迭剌、突吕不与突举、乌隗与涅刺等是互为兄弟的部落，至于他们彼此之间就未必存在这种血缘关系了。其他两部中，也只有品部的一个氏族辖懒石烈和迭刺部有着血缘联系。血缘关系的薄弱是新联盟的一个明显的特点。（2）新联盟的八部中，乙室部和由它分出的迭刺部是原来具有八个氏族的大部。突吕不部原有三族，其他部落原来都只是流散了的一个氏族。这就充分表明，新建的所谓八部的联盟，其实是以强大的乙室部和迭刺部为中心，和溃散了的若干氏族部落的结集。拥有六个氏族的迭刺部是联盟中最为强大的一部。

　　（二）八部联盟仍有一个联盟长作为联盟诸部落的共同领袖。

　　联盟长仍由部落议事会选举产生。它和大贺氏联盟的传统惯例一样，当选联盟长的只限于遥辇氏一族。遥辇氏所属部落不详，他可能是原属于乙室部或楮特部。但一经获得世选联盟长的特权，他便也象大贺氏那样，从原属部落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氏族。

　　从阻午可汗当选时起，遥辇氏族联盟便确立了选举的礼仪“柴册仪”。八部的部落长共同烧柴，拜祭太阳，由母亲氏族的长老御马，选举联盟长就职。选举联盟长的仪式更加制度化、典礼化了。

　　（三）联盟确立了军事首长夷离堇的地位。

　　军事首长夷离堇也要经由选举产生，并且也要举行选举的礼仪柴册仪。当选首任夷离堇的，便是重建联盟的涅里。此后，当选联盟夷离堇的，也只限于迭刺部涅里一族。既然迭刺部是联盟中最强大的一部，联盟的军马主要是迭刺部的军马，统领军马的夷离堇，由迭刺部涅里一族来选充，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辽史·刑法志》说，阻午可汗时，涅里（雅里）为夷离堇，“以掌刑辟”。这又说明作为军事首长的夷离堇，同时又掌握了联盟的裁判权。涅里重建联盟后，没有选任联盟长，而选充夷离堇，却是实际上掌握着联盟的军马大权和裁判权。

　　（四）联盟互通婚姻的部落重新组成新的审密。

　　与大贺氏联盟通婚的孙部，也已凋落，它的拔里氏族和乙室部的通婚部落乙室己（乙室革）共同组成新的审密，与遥辇氏联盟各部落世代通婚。

　　遥辇氏部落联盟的重建，使流散了的氏族、部落重新结集在一起。契丹族又得以沿着氏族部落制度的轨道，向前发展了。但这时的契丹，仍然遭受着北方的突厥和南方的唐朝的威胁和压迫。联盟重建后，又依附于突厥。七四五年，回纥可汗骨力裴罗杀突厥白眉可汗，推翻了突厥汗国的统治。七五一年，唐将安禄山又领幽州、平卢、河东三道兵六万，以奚兵二千为向导，出击契丹，过平卢军千余里，至土纥真水，直到契丹遥辇氏联盟的牙帐。奚兵临阵，与契丹族联合，夹击唐军。安禄山大败，率二十骑逃走。契丹再次获得胜利，和唐朝更加处于敌对的境地。

　　此后的契丹，即处在回纥汗国的统治之下，约近一百年。这期间契丹族的发展状况，现有史料没有留下较详的记载。七五五年，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河北地区藩镇割据，道路不通。唐朝不可能对契丹的状况有多少了解。从七五七年到八三九年之间，不断有契丹首领来唐“朝贡”的记事，大约只是由氏族或部落长和唐朝保持一般的贸易交换关系。契丹的联盟长和军事首长都不再和唐朝有政治上的联系。契丹在回纥统治时期，氏族、部落长曾采用过“达干”、“梅落”等回纥称号，但氏族、部落和联盟的组织，都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唐李德裕《会昌纪功碑》说，回纥在契丹、奚都派有使臣监督，每年要征收赋税。契丹处在回纥汗国的压迫和剥削之下，发展只能是迟滞的。

　　八四○年，回纥汗国被黠戛斯（戛音夹jiá）推翻。契丹遥辇氏联盟长屈戍又在八四二年（唐会昌二年）投附唐朝。唐朝封授屈戍为云麾将军，并颁发官印“奉国契丹之印”。此后的六十年间，唐朝的统治，日益衰弱。契丹摆脱了回纥的控制后，又得以减少了唐朝的压迫，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周邻强族相继衰弱的新环境里，从而得到较为有利的发展条件。唐咸通（八六○——八七三年）中，遥辇氏鲜质（习尔之）可汗时，契丹部落联盟逐渐强大。唐光启（八八五——八八七年）以后，契丹痕德堇（钦德）可汗时，契丹社会更为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三、部落联盟的发展和革新

　　自鲜质可汗任联盟长至九○七年遥辇氏被推翻的约四十年间，契丹社会在迅速地前进。痕德堇可汗时，阿保机为军事首长夷离堇，展开大规模的对外掠夺，部落联盟更呈现出全面的新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自北朝时，即和汉族、鲜卑族有过物品交换。在唐代附于突厥时期，仍和唐朝保持一般的交换关系。《辽史·太祖纪赞》说：迭剌部撒刺的（辽太祖阿保机之父）任夷离堇时，“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大约这时契丹已开始冶铁。阿保机任夷离堇时，侵并室韦、渤海等冶铁业发展的邻族，契丹铁器的冶铸更为发达。早在唐朝给可突于的敕书中，就曾提到过农业耕种，但这可能只是和唐朝接近地区的个别契丹部落中的现象。《辽史·太祖纪赞》说：夷离堇匀德实（撒刺的之父）“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契丹部落联盟开始出现农业，但渔猎和畜牧仍是主要的生产部门。所谓“其富以马，其强以兵”。契丹部落联盟中冶铁和畜牧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对外作战的能力。

俘掠奴隶 在这期间，契丹不断对外战争，俘掠到大批牲畜和奴隶。遥辇鲜质可汗开始征讨邻族奚人，俘掳抗拒者七百户，收编了降人。夷离堇撒刺的又俘奚七千户，押回契丹故地作奴隶。撒刺的弟释鲁（或译述澜）为夷离堇，向北侵掠于厥（游牧部落，牧地在哈勒哈河一带）、室韦（狩猎部落，在契丹北、黑水西），向南攻掠易州、定州和奚族。他不仅俘掠北边诸族，并且深入到汉族农业地区，俘掳来大批汉族农民。痕德堇可汗时，乘唐末战乱，进一步侵掠河北诸郡。九○一年，撒刺的之子阿保机被立为夷离堇，连破室韦、于厥及奚，俘获甚多。九○二年，侵河东代北，攻下九郡，俘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九○三年，攻女真，俘获三百户，又攻蓟北，俘掠而回。九○四年，攻破黑车子室韦。九○五年，阿保机与唐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会盟于云州，相约进攻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领地，攻拔数州，把各州居民全部掳回契丹。连年的掳掠，使契丹社会中涌进了庞大数量的奚人、室韦人、女真人和大批的汉人。他们是外族奴隶和被统治分子，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无法对他们进行管理和统治了。

籍没奴隶 契丹进入父权制时期，即已开始出现了家庭、私有制。唐武后时，孙万荣被“家奴”所杀。当时部落长已拥有家年奴隶，是可能的，但还不曾形成制度。痕德堇可汗时，蒲古只等三族因谋害阿保机叔父，“籍没家属入瓦里”，即犯罪家属罚作特定的贵族奴隶。此后并有了所谓“籍没之法”（《辽史·刑法志》），契丹本族人沦为奴隶不再是偶然的现象，而形成为一种既定的法规。这种现象的逐渐发生，越来越造成氏族成员之间的分化和对抗。

显贵家庭的形成 契丹部落联盟长和军事首长从同一氏族或家庭中选出的惯例，使世选制逐渐成为事实上的世袭制，培育出了高居于氏族部落之上的显贵。据《辽史·百官志》记载，遥辇九帐（即九可汗的宫帐），各有自己所统治的奴隶和外族分子“遥辇乣”（音札zhá）。军事首长夷离堇由迭刺部涅里的后裔耶律氏家族世选。综考《辽史》志、表、列传的记载，自阿保机四代祖耨里思（耨音nǒu）以下，阿保机一家任迭刺部夷离堇者共十三人，二十四任（据五代时汉人的传说，当是三年一选）。他们执掌军马大权，在对外作战中获得大量的牲畜和俘虏，成为最大的奴隶主。夷离堇以下的下级军事首领也从对外作战中得到财利，成为大小不等的奴隶占有者。对外掠夺成为他们的职业和目的，他们也随之成为富有的新贵族。

　　契丹社会内逐渐在形成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阶级分化的发展，和古老的氏族部落制日益形成尖锐的冲突。奴隶制在同一氏族部落内造成了氏族成员间的对抗。大量外族分子和奴隶的涌入杂居，也使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受到了冲击。随着对外掠夺的发展，从军事首领中培育出财富和奴隶的占有者。这个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势必要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原来调节氏族成员事务和执行人民意志的氏族部落组织，也就必然要变成为保护这个特权阶级的利益，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机关了。

　　奴隶制出现的后果，是旧秩序的被破坏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辽史·耶律曷鲁传》记易鲁描述说：自涅里（雅里）以后“相传十余世，君臣之分乱，纪纲之统隳”，“羽檄蜂午，民疲奔命”。这显然是经过了史臣的文饰，但也反映出契丹建国前夕的社会，已经日益陷入了秩序混乱的局面，也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①的局面。契丹国家形成的条件日益成熟了。

　　自从鲜质可汗以来，遥辇氏部落联盟在不断展开对外掠夺的同时，联盟内部先后爆发了三次争夺夷离堇权位的大斗争。既然这个统领兵马的权位，可以利用来在对外作战中掠夺财富和奴隶，争夺这个权位的斗争，就不能不在拥有世选特权的迭刺部贵族中激烈地展开。伴随着这个斗争的发展，氏族部落组织的旧制度日益深刻地被破坏，被革新。

第一次斗争和决狱官的设置耶律阿保机生于八七二年（唐咸通十三年）。从他出生时起，迭刺内部即开始了争夺夷离堇职位的尖锐搏斗。这年，耶律狼德集团谋害了阿保机祖父夷离堇匀德实，夺取了军马大权。以致阿保机出生后，匀德实妻萧月里朵把他藏匿在突吕不部的营帐，才幸免于难。匀德实系的蒲古只诛灭狼德，夷离堇的职位又被夺回。此后仍由匀德实系的子孙选充。

　　在此前后，遥辇氏联盟中出现了一个新职任“决狱官”。和联盟通婚的部落审密（萧）氏的胡母里担任这个新职任，并且由他的子孙世代充仕。决狱官的设立，反映着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不可调和，也表明部落联盟组织开始增强着和自己相对立的职能——镇压和统治各部落的人民。

第二次斗争和“于越”、“挞马”的设置蒲古只以后，选任夷离堇的仍是匀德实一系。只有蒲古只的后裔偶思曾经一度充担夷离堇的职任。但在撒刺的任夷离堇以后，当奄古只（匀德实弟帖刺后人）当选为新的夷离堇时，异母弟辖底在耶律释鲁（撒刺的弟）的支持下，强行柴册礼，夺得夷离堇权位。辖底自立为夷离堇，释鲁立为“于越”。

　　从此，契丹部落联盟中又出现了“于越”这个新职位。史称于越“总知军国事”。它的地位仅次干部落联盟长可汗，握有联盟的军事和行政的实际权力，夷离堇要听从于越的指挥。释鲁任于越后，创设了一支独立的侍卫精兵“挞马”，以保卫他个人的权力。阿保机作为释鲁的侄儿和亲信，被任命力“挞马狘沙里”（狘音xuè），即侍卫亲军的首领。

第三次斗争和阿保机的取代遥辇于越释鲁权势的增强，遭到有资格选充夷离堇的贵族们的激烈反抗。蒲古只等三族谋杀了释鲁，夷离堇辖底逃奔到渤海。阿保机凭借他所掌握的挞马精兵，终于击溃了蒲古只等三族，并在九○一年，被立为夷离堇，控制了联盟的兵马。九○三年，阿保机又进而成为“总知军国事”的于越，并兼任夷离堇的军职，掌握了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全部军政实权。

　　九○一年以来，阿保机连年对外的侵掠，俘获到大批的奴隶和牲畜，实际权力和经济力量都早已超过了联盟的可汗痕德堇。史称他“得汉人多”。阿保机不仅获得了大量的俘虏，并且向南攻占了刘仁恭统治的汉地，领域的扩展，更加促进了氏族部落制的消亡。唐天祐四年（九○七年）正月，阿保机终于经过部落选举的仪式，取代了遥辇，成为契丹的新的首领。

　　阿保机取代遥辇，还并没有建立起国家的新制度，他只是作为选任的遥辇氏联盟长的继承者而得到部落贵族的认可。自渤海归来的前任夷离堇辖底被任为新的于越，但他已不象释鲁那样掌握联盟的大权。阿保机仍把军事的和行政的实权，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采取措施以巩固他的权力。

　　惕隐——阿保机在任联盟长的第二年，即在联盟内设立了一个新官职“惕隐”。它的职务是管理迭刺部贵族的“政教”，即调节贵族集团的内部事务，以便确保他们对阿保机的服从。首任的惕隐是阿保机的族弟刺葛（撒刺）。

　　宿卫军——阿保机的另一个新措施，是设置了他的侍卫亲军“宿卫军”或“腹心部”。统率这支侍卫亲军的是阿保机幼年以来的亲信和支持者曷鲁、妻兄敌鲁以及妻弟阿古只。迭刺部贵族斜涅赤和曾经保护过阿保机一家的突吕不部贵族欲稳也参加领导了这个侍卫兵的组织。这是一支从各部落中选拔出来的强劲的精兵。它的作用，不象“挞马”那样加强于越篡夺王权的力量，而是加强着阿保机这个新首领的力量。“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①。

　　阿保机推翻了世选联盟长的遥辇氏，又对联盟组织作了新的改革。在契丹走向国家建立的道路上，显然又前进了一步。契丹建立国家的时期到来了。

（二）辽朝的建立和统治制度的确立

一、阿保机的建国

　　契丹的国家，是在阿保机取代遥辇后十年，即九一六年，由阿保机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建立的。如象各民族的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旧制度不会自行消亡，新制度也不能自然的建立。契丹社会内部虽已具备了建立国家的客观条件，阿保机的建国还是经历了同氏族部落制的旧制度反复斗争的过程。

　　阿保机取代遥辇后，不能不引起世选联盟长的遥辇氏贵族的怨忿，但他们根本没有和阿保机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不可能发动战乱。联盟中的一个小部落涅刺部（涅烈部）起兵反抗，但由于他们只有很少的力量，新任惕隐刺葛便率领联盟的军马，轻而易举地把涅刺部讨平。

　　大规模的斗争是所谓“变起肘腋”，即来自迭刺部中阿保机的亲族。他们是和阿保机一样同具当选资格的贵族，阿保机要改变部落选举制的旧制度而加强他的权力，就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激烈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展开了。

　　九一一年，即阿保机取代遥辇的第五年，惕隐刺葛和阿保机弟迭刺、寅底石、安端等共同策划了反阿保机的战乱，传说契丹旧制三年一选，阿保机“久不受代”，引起部落贵族的反抗。这个传说反映着阿保机在开始破坏联盟选举制，而部落贵族是作为选举制的维护者举行了反抗。战乱爆发前，安端妻粘睦姑向阿保机报告了消息，阿保机随即采取措施平息了战乱。五月间，阿保机与刺葛等登山盟誓，祭告天地。然后罢免刺葛的惕隐职务，改任为迭刺部夷离堇。前任于越释鲁子滑哥（化葛）继任惕隐。滑哥也是阿保机的反对派。《辽史·滑哥传》说，阿保机“虽知滑哥凶逆，姑示含忍，授以惕隐”。阿保机的这些措施，显然是用妥胁的办法，来换取贵族旧势力的支持。

　　九一二年七月，刺葛和迭刺、安端、寅底石等再一次发动战乱。这次得到了于越辖底的支持，新任惕隐滑哥也参预了乱谋。阿保机以下的几个最重要的官员于越、惕隐和迭刺部夷离望等组成的这个强大集团，无疑是对阿保机的严重威胁。这时，阿保机领兵攻掠西南诸部，命刺葛分兵攻平州。当阿保机在十月间还军时，刺葛自平州领兵阻道，企图对网保机进行半途邀击。阿保机没有展开反攻，反而引兵南移，并在这一天立即烧柴祭天，举行了传统的选举仪式柴册仪。阿保机由此巩固了他的联盟长可汗地位，反乱者失去了维护传统的选举制的旗帜，也就失去了反抗的理由。次日，即向阿保机“谢罪”，表示臣服。

　　斗争并没有完结。仅仅在几个月之后，规模更大的叛乱终于爆发了。

　　叛乱仍是由阿保机弟刺葛等人的集团发动的。迭刺部的兄弟部落乙室部的贵族也参加了进来，因而具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叛乱经过周密的部署。九一三年三月，刺葛一面派迭刺、安端等去谋杀阿保机，一面引众至乙室堇淀，准备旗鼓，图谋篡立。阿保机发觉了这个密谋，拘捕了迭刺、安端，并亲自率领大兵北追刺葛。这时，由寅底石率领的另一支叛军，乘机去攻打阿保机的可汗营帐。留驻营帐的阿保机妻述律氏阻险自守。叛军焚烧了阿保机的辎重和庐帐，大肆杀掠，并且夺去了作为可汗象征的旗鼓和祖先的“神帐”。述律氏派兵去救援，只能把旗鼓夺回。

　　阿保机依靠他的腹心部侍卫军和被征服的邻族室韦、吐浑的兵力，展开反攻。四月，由审密部的敌鲁和阿古只率领侍卫军进攻刺葛，与室韦、吐浑兵配合作战，终于击溃了刺葛的叛军，夺回了“神帐”。刺葛、辖底等被擒。

　　叛乱平定后，阿保机首先处死了于越辖底和乙室部的迪里古，并在这年冬天，再次召集氏族部落长老，在莲花泊焚柴举行传统的选汗礼仪。

　　阿保机只是在再次举行选举后，才对叛乱的迭刺部贵族作了处置。参预叛乱的滑哥是经过部落长老会议把他处死。叛乱首领刺葛和迭刺仅是“杖而释之”。寅底石和安端甚至被免罪，不加处置。这显然不是由于什么兄弟间的宽厚，而是说明，同具当选资格的迭刺部贵族有着传统的旧制度作为他们举行叛乱的恨据。

　　这次叛乱延续了两个月之久，战乱的规模是空前的。契丹的牲畜死亡十之七八，阿保机的士卒只能煮马驹采野菜作食物。阿保机后来描述说：“他们恣行不道，残害好人，屠杀人民，剽掠财产。民间原来有马万匹，现在只能徒步，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这显然是契丹建国前夕的一次重大的斗争。阿保机是作为最大的奴隶占有者和旧制度的改革者而遭到反抗的。他进一步破坏了古老的氏族部落组织，日益走向建立奴隶主专政的国家，破坏了部落选举制，日益走向建立君主世袭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和那些权势相当的贵族们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反抗的贵族们要实现夺取权位的企图，就不能不打起部落选举制的旗帜，从而成为旧制度的维护者和代表者。斗争的实质，也就不能不是旧势力和新势力，旧制度和新制度之间的生死斗争。阿保机只是在经过了激烈的斗争，才赢得了胜利，建立起契丹奴隶主的国家。

　　九一六年，阿保机正式废除了部落联盟的旧制度，在氏族部落制的废墟上建立了契丹奴隶主的国家。由于阿保机连年侵掠汉地，俘掳到大批的汉人，日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他摒弃了突厥可汗称号等制度，按照汉族政治制度的模式，建立了契丹的国家机构。

世袭皇权的确立 九一六年，阿保机（辽太祖）作为契丹奴隶主的总首领，仿照汉人王朝的体制，采用皇帝的称号，称“天皇帝”，妻称“地皇后”，建年号“神册”，立子倍为皇太子，从而宣告了契丹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和世袭皇权的确立。此后的契丹皇帝即由阿保机一家世代传袭，选举可汗的“柴册仪”，只是作为一种传统的仪式而保存下来。在皇帝的周围，相应地形成了一个统治机构。阿保机的亲信曷鲁在平乱后，任为迭刺部夷离堇，支持阿保机建国称帝，建国后任为于越。九二一年，又“正班爵”，规定了各级官员的不同等级。

部落居民的地区性统治 遥辇氏八部以迭刺部为核心的五部和以乙室部为核心的三部，原来分别组成两个部落集团，称“北府”、“南府”。阿保机取代遥辇后，以八部以外的后族萧氏（审密）“世为北府宰相”，统治北府五部。阿保机建国称帝后，于九二一年，以皇弟苏为南府宰相，统治乙室等三部。各部落又各规定了固定的“镇驻”地区。这就进一步摧毁了氏族部落的旧制度，形成为以北南府以外的后族和皇族贵族直接进行的地区性的统治。各部夷离堇改称“令稳”，成为北、南府宰相统治下的一级官员。

　　被掳掠和被征服的北边渔猎、游牧部落居民，分编为隶属于契丹八部的部落，在北南府宰相统治下，由契丹国家任命“节度使”，对他们进行统治。

军队和卫军 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国家的建立，契丹军队已不再是氏族部落的军兵，而成为贵族对外掠夺，对内镇压奴隶的工具。在皇帝左右，设有以腹心部为核心的“宫卫骑军”，“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实际上是皇室贵族的特殊的警卫队。各地区有贵族将领统率的州县部族军，有兵事，“传檄而集”。

造文字 契丹原无文字，刻木契记事。神册五年（九二○年）正月，阿保机从侄鲁不古和突吕不受命依仿汉字偏旁，制契丹大字。九月，大字制成，颁行。此后，阿保机弟迭刺习回鹘语文，又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连贯。

定法律 九二一年，阿保机告侍臣说：“国家事务，大小不一，法度不明，何从治理。”命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契丹统治下的汉人仍依汉律。突吕不受命撰“决狱法”，成为契丹最早的一部基本法典。法律的规定，巩固了契丹奴隶主国家的统治。在这同时，设置了决狱的法官“夷离毕”。

建都城 史称耶律释鲁为于越时“始置城邑”，大抵只是处置俘虏奴隶的寨堡。九一八年，阿保机在潢河沿岸契丹故地“城西楼为皇都”（契丹以东向为尚，皇室居地称西楼）。据《辽史·康默记传》记载，阿保机在蓟州俘掳的汉人康默记，董理建都城的工役，一百天而完工。这当是仿照汉人城邑建造的不大的城。九二六年，又在此基础上，扩建城郭，建筑宫殿寺庙。据《贾师训墓志》说：后唐使臣贾去疑，被留在契丹，营建都城。阿保机建皇都，显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时，皇都称上京，成为城墙高二丈，幅员广二十七里的大城。北魏以来，潢河流域一直是拓拔、契丹人的渔猎畜牧之所。都城的营建，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阿保机时代，契丹奴隶主的国家还只是粗具规模，但它的建立无疑是契丹族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契丹的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二、对邻族的侵掠

　　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国家，是社会阶级形成的必然结果，它的建成又反转来加强了奴隶制度的统治和发展。阿保机建国后，随即展开对周邻各族的更大规模的侵掠，扩展地域，掳掠奴隶。

南侵中原 九○七年，阿保机取代遥辇，唐朱全忠也恰在这年推翻唐朝建立梁国（后梁）。九○八年，晋王李存勗与后梁作战，河北州县渐为晋有。阿保机建国后，九一六年八月，南侵朔州（《旧五代史》作蔚州），擒晋振武节度使李嗣本。乘胜而东，侵掠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越阴山，都为契丹占有。九一七年二月，晋新州副将卢文进来降。三月，契丹兵进攻幽州，大破晋周德威军。九二一年，晋新州防御使王郁以所部兵降契舟。阿保机率大军入居庸关，分兵侵掠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掠大批居民而还。皇子倍与王郁侵定州，被晋李存勗、李嗣昭部战败。九二三年，晋李存勗灭梁，建立唐国（后唐）。阿保机还军，以次子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继续南侵。次年，德光略地蓟北，占领平州，攻幽州，拔曲阳，侵占了唐的大片地区。

侵掠西北诸族 九一六年七月，阿保机侵掠突厥、吐浑、党项、沙陀诸部，俘虏各部酋长及民户万五千六百，驼马牛羊无数。九二四年，阿保机及大元帅德光大举西征吐浑、党项、阻卜（鞑靼）诸部。九月，至古回鹘城（鄂尔浑河畔、哈剌巴刺哈孙）刻石纪功。十月，越流沙，拔浮图城，征服西北诸部。十一月，捕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九二五年四月，甘州回鹘乌主可汗遣使“贡谢”。契丹的政治势力由此西达甘州、西北至鄂尔浑河。

灭渤海建东丹国 渤海原是居粟末水（松花江）的部落，有较高的文化。唐高宗时，徙居营州，邻近契丹。武后时，契丹李尽忠反唐，渤海部又东奔挹娄故地东牟山，酋长大祚荣建国自立，称震国王。七一二年，唐睿宗封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后世遂号渤海。唐玄宗时，大祚荣子大武艺（武王）继位，征黑水部，扩大疆土，建元仁安，成东北方强国。大武艺死后，子大钦茂（文王）继位，经常派遣学生到长安，学习唐朝制度，并遣使抄录史书、字书和诗文。渤海使用汉字，形成以唐文化为基础的渤海文化。大仁秀（宣王）进一步扩展领域。西与契丹为邻，南与新罗的泥河为界，东尽于海（今日本海），设率宾府。渤海这时确立封建制度，达到全盛时期。渤海人民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此后，文化极盛，武力渐衰。

　　九二五年冬，阿保机领兵东征渤海。阿保机皇后述律氏，太子倍，次子德光等随行。蓟州汉人韩知古、康默记、幽州汉人韩延徽等统卒汉军出征。阿保机赦免安端后，又任为惕隐，也随同作战。在契丹方面显然已集中了它的全部军事主力。但渤海此时处在大諲譔统治下，却日渐衰弱，远不是契丹的对手。十二月，契丹兵围扶余，天赞五年（九二六年）正月，占领扶余城，杀渤海守将，进围渤海忽汗城。諲譔率僚属三百余人出降。阿保机进驻忽汗城，轻而易举地灭了渤海。阿保机改渤海为东丹国，封太子倍为东丹王，统治新占领的渤海旧地。

　　九二六年七月，辽太祖阿保机灭渤海后，死在扶余府。辽太祖死，皇后述律氏月理朵称制，摄军国事。九二七年十一月，掌握兵马大权的大元帅耶律德光在述律后支持下，继皇帝位（辽太宗）。契丹国家的统治制度和统治领域在辽太宗时才进一步确定下来。

三、辽太宗的继续南侵和人民的反抗

　　阿保机死后，契丹皇族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皇子耶律倍是汉族封建文明的向往者，述律太后和辽太宗则极力发展契丹的奴隶制。耶律倍能作辽、汉文章，知音律，善绘画，在东丹国建立制度全用“汉法”。耶律倍被夺去了继承皇位的权力，又被迁到南京东平府（辽阳）并受到监视（一说谋害）。九三○年，耶律倍作诗说：“小山（指弟太宗）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泛海投奔后唐，改姓名为李赞华。

　　述律太后和太宗都是契丹奴隶制的维护者，但他们的主张也有不同。述律太后主张在契丹本土和北方诸游牧族中实行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而不去深入侵掠汉地。她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足以娱乐，得汉地不能久居，万一有失，追悔不及。”太宗主张继承太祖的事业，继续进兵汉族地区，掳掠财富和奴隶。太宗统治二十年间，一再亲自率领兵马南下，展开了大规模的侵掠战争。

　　九二八年，唐定州守将王都降契丹，唐派兵讨伐。辽太宗命奚兵统帅铁刺去救定州，败唐将王晏球。唐兵又大举攻定州。辽惕隐涅里衰等出乒增援。七月，唐兵破定州，铁刺战死，涅里衮等被俘。十一月，太宗准备亲自领兵攻唐。唐停止进攻，遣使臣来辽。太宗班师。九二九年十月，辽太宗检阅诸军，命皇弟李胡领兵攻掠云中诸郡。李胡攻下寰州。次年二月，还军。太宗以李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九三六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后唐自立，向契丹求援救。八月，太宗亲率大兵南下救石敬瑭。九月，入雁门，进驻太原，大败后店张敬达军。十月，太宗在晋安行帐召见石敬瑭，对他说：“我三千里举兵而来，一战而胜，这是天意吧！我看你雄伟弘大，应该领受南边的土地，世世作我的藩臣”。十一月，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唐将赵德钧、赵延寿父子投降。闰十一月，石敬瑭进驻河阳。唐废帝李从珂兵败，杀死投奔后唐的耶律倍，然后自焚而死。太宗自太原领兵北还。九三七年，石敬瑭遣使臣来，愿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等十六州土地“奉献”给契丹。九三八年，后晋遣使送来十六州图籍。燕云十六州从此归入契丹的统治领域。辽太宗把皇都建号上京，称临潢府。幽州称南京，原南京东平府改称东京。又改年号为会同。九四○年三月，太宗到南京，设宴召见降臣。又在宫殿接见晋国及回鹘的来使。六月才返回上京。

　　九四二年，晋石敬瑭死，石重贵（晋出帝）继位，向契丹称孙，拒不称臣。九四三年冬，太宗到南京，以晋降将赵延寿为先锋，统兵五万，大举代晋。九四四年，晋贝州守将开城投降。太宗采赵延寿议，大兵直趋澶州，石重贵也亲至澶州督战。两军在澶州北戚城交锋，互有胜负，契丹不能胜，沿路掳掠大批财物和民户北还。这年冬季，太宗再度领兵南侵，进围恒州，晋兵退守相州。

　　会同八年（九四五年）正月，契丹分兵在邢、洺、磁三州大肆杀掠，进入磁、洺之间的邺都。太宗在邯郸驻营，指挥作战。晋将安审琦等在相州安阳水南列阵，命皇甫遇、慕容彦超二将率领数千骑前往侦察契丹兵势，至邺都，遇契丹大兵数万，且战且退，至榆林店被契丹兵包围。晋安审琦等自安阳发大兵救援，契丹兵解围。太宗见晋乒势盛，自邯郸退兵。

　　晋兵乘势反击。晋石重贵下诏亲征，至澶州。晋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重威领兵北进。三月，攻下契丹占领的泰州。太宗命赵延寿领前锋军攻泰州，晋杜重威弃城南逃，退至阳城，又大败，退守白团卫村，埋鹿角（拒马桩）作行寨。大宗命令契丹铁鹞军（穿铁甲的骑兵）下马拔鹿角，乘大风放火扬尘，以短兵进攻。晋军士愤怒求战，呼喊说：“都招讨使为什么不出兵，让士兵们等死吗？”副将李守贞要杜重威在寨驻守，他和符彦卿、皇甫遇等自西门出击。晋兵逆风而上，奋勇死战。契丹铁鹞军不及上马，仓皇败逃。太宗被晋兵追赶，乘骆驼逃走，败口南京。晋兵退守定州。

　　泰州战后，契丹受挫，准备再度大举南侵。晋兵获胜，却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九四六年八月，太宗再次领大兵南侵。九月，先锋赵延寿军在定州败后晋张彦泽部。十月，后晋石重贵命杖重威为元帅，李守贞为副，自广晋合兵北上作战。杜重威至疯州，契丹高模翰（渤海人）来战，晋部将梁汉漳败死。太宗率领契丹大兵自易、定至恒州。杜重威领后晋乒迎敌，两军夹滹沱河对阵。

　　晋杜重威怯儒不敢战，置酒作乐。契丹别部由萧翰（太宗妻兄）率领，出晋军之后，切断晋军粮道和归路。萧翰至栾城，晋守城军投降。契丹兵俘获晋民，在面部刺上“奉敕不杀”等字放回。晋运粮夫在路上遇见，都弃粮逃跑。十二月，晋朝廷与前军被隔绝，消息不通。杖重成部将张清请求出兵作战。张清渡河，在河北岸与契丹兵力战，互有杀伤。张清请发援兵，杜重威一兵不发。张清对部下说，“上将（指杖重威）掌握兵权，坐看我们危急而不救，一定已有异心。我们当以死报国”。张清及部下兵士全部战死。杜重威、李守贞被契丹兵前后围困，军中粮尽，不战而降契丹。恒州、代州相继投降。

　　太宗率领契丹兵自相州南下，杜重威率领晋降兵从行。太宗命皇甫遇作前锋攻打晋都城开封，皇甫遇拒命自杀。后晋降将张彦泽领先锋军攻开封。晋石重贵奉表投降。

　　会同十年（九四六年）正月，太宗进入晋都开封，改穿汉族皇帝的服装，受百官朝贺。二月，建国号大辽，改年号为大同。

　　辽兵一路四出掳掠，称为“打草谷”。进开封后，俘掳了晋出帝，并把后晋宫女、宦官以及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等运走。辽兵还在开封居民中，大肆掠取财物，俘掳奴隶。占据各州县的辽兵也四出掳掠。

　　辽兵的野蛮侵掠遭到各地人民群众的坚决抵抗。原来聚集在山林的后晋起义军与各地人民相结合，反抗契丹的掳掠，大部数万人，小部千百人，到处攻打州县。洼阳起义民众在梁晖率领下，攻打契丹占领的相州，杀契丹兵数百人，夺得相州，自称“留后”。契丹命将镇陕州，甚至索要晋指挥使侯章身上的毛衫、束带。另一指挥使赵晖对侯章说：“到这步田地，还管什么？今夜领二三十人入馆，砍蕃使头，因便入衙杀了蕃王所差使长。得则固守，不得就去投奔刘大王（晋阳刘知远）。”（《洛阳搢绅旧闻记》）赵晖等斩契丹将，据州城。契丹遣使以赵晖为留后，赵晖杀契丹使，拒不受命，投附刘知远。澶州人民在王琼率领下结合夏津起义军张乙等共千余人，攻占澶州南城，围攻契丹守将，晋州民众群起杀契丹派遣的汉官赵熙，丹州指挥使高彦殉杀契丹刺史降汉。东方各州，人民起义军四起，攻占宋州、毫州、密州。起义领袖李仁恕率众数万攻打徐州。此伏彼起的抗辽斗争给予辽太宗率领的契丹军以沉重的打击。

　　辽太宗遭到打击后，叹息说：“想不到汉族人这样难对付！”他自开封回军的路上，总结这次南侵，有三个错误，第一是纵兵掳掠刍粟，二是括民私财，三是没有及早派遣诸节度（晋降将）回本镇统治。第一、二两项，其实是说，不该在汉地实行奴隶制的掳掠法，第三是说不该不用后晋降臣维持原有的封建统治。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宣告了辽太宗在汉地推行奴隶制的破产。他从失败中得出经验，只有任用降臣维护汉地原有的封建制，才能巩固契丹的统治。契丹在燕云十六州所实行的，也就是这个经验。九四七年四月，辽太宗自开封北还。

　　辽太宗灭晋，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称帝，建汉国（后汉）。

四、辽朝统治制度的确立

　　契丹奴隶主的国家辽朝的建立，比起原始的氏族部落制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这个进步是建立在残酷的阶级压迫的基础上。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辽朝，保护着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对契丹奴隶和人民实行残酷的奴役和统治。随着对外掳掠战争的发展，辽朝奴隶主贵族掳掠了大批的各族人作奴隶，并进而统治了渤海和汉人的居地。由于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辽朝奴隶主不得不在一些地区继续维持原有的封建的社会制度，从而也不能不实行原有的政治制度。辽朝奴隶主的国家由此形成它的许多新特点。

　　辽朝的统治制度在大祖阿保机和太宗耶律德光统治时期，逐步建立起来，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斡鲁朵官帐制 皇帝宫帐称斡鲁朵。斡鲁朵有其直属的军队、民户、奴隶和州县，构成一个独立的军事、经济单位。皇后也可有自己的斡鲁朵。

　　阿保机宫帐称算斡鲁朵（算，契丹语，义为心腹）。侍卫亲军，称腹心部。另在地方要地设提辖司。各地蕃汉民户抽丁充军，归提辖司统辖，称提辖司人户，直属斡鲁朵。太宗宫帐直属军称皮室军（契丹语，义为金刚，取坚强之意）。述律后也有宫帐直属军称“属珊”。

　　宫帐设有著帐诸局，如笔砚局、牌印局、裀褥局、灯烛局、车舆局、御盏局等等。契丹奴隶编入“瓦里”，为皇室制造各种器物，由著帐郎君统辖。后妃也各有自己的著帐局。又有“著帐户”，是为皇室宫帐服役的契丹奴隶，服役奴隶首领称“小底”，如笔砚小底、寝殿小底、鹰坊小底，盥漱小底、尚膳小底、尚衣小底等，统由承应小底局统领。宫帐的抵从、伶官也属著帐户。著帐户隶属宫帐，又称“宫户”。辽朝皇帝有时也把宫户赐给臣下贵族，成为他们的私奴。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契丹制度说：“每其主立，聚所剽人户、马牛、金帛及其下所献生口，或犯罪没入者，别为行宫领之，建州县，置官属”。《长编》所记与辽朝史事基本相符，但斡鲁朵所属瓦里奴隶，是契丹人“犯罪没人”，著帐户主要也是契丹本族的奴隶。对外剽掠的外族人户，只在特殊情况下，才被“著帐”。如阿保机时，奚撒里葛等三营乞降，“愿为著帐子弟”。述律后征渤海，“掠有技艺者多归帐下”。

　　斡鲁朵所有的奴隶财产，为皇帝所私有。皇帝死后，他的斡鲁朵依然存在，由帝后家族所继承，以奉陵寝。

投下州县制 阿保机南侵汉地，俘披大批汉族居民作奴隶。由于奴隶不断逃亡反抗，降臣韩延徽建言：“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俘虏）”。“又为定配偶、树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辽史·韩延徽传》）。被俘掠的渤海人也掳到契丹故地建置州县统治，或与汉人俘户杂居。在阿保机和辽太宗时代，先后建置了许多这样的州县。如阿保机破代北掳掠的汉民建龙化州，燕、蓟所俘建龙化县。潢河之北，以燕、蓟的俘虏建临潢县。潢河之西，以渤海俘虏建长宁县。这样的州县，有时仍然沿用俘户原属州县的名称，加以檀州的俘户建檀州，俘三河县民建三河县，俘密云县民建密云县。俘渤海长平县民，与汉民杂居建长泰县。这些所谓县，民户少则一千，多也只四五千，其实只是奴役外族奴隶的寨堡。

　　俘户州县起初当是属于契丹最大奴隶主阿保机所有，或者说，其实只是他私有的奴隶，隶属于宫帐斡鲁朵。皇后另有自己的州县。述律皇后以西征的俘奴建仪坤州广义县（本回鹘牧地），当是属于述律后的“私奴”。

　　皇帝、皇后以下的契丹贵族，也各自占有这样的寨堡，称“投下”或“头下”。《辽史·地理志》说：“又以征代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又说：“头丁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奴隶），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

　　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投下州城之设，限于诸王、国舅、公主，如琼州、原州、福州等州即是国舅宰相“南征俘掠汉民”建置。所谓“自余不得建城郭”，当是较低的贵族奴隶主，不能私建城郭，但他们仍各有自己的奴隶和“投下”。《辽史·百官志》头下州军称：“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辽朝境内，分布着大小奴隶主所占有的大大小小的“投下”城堡，以奴役“团集”的俘掠奴隶。

　　早在遥辇氏时，于越释鲁俘掠党项、吐浑居民作奴隶，运回契丹故上放牧，建于越王城，当是最早的投下城。后晋的亡国之君石重贵被俘到契丹，请求辽朝在“汉儿城寨”侧近赐给他养种之地。辽朝在建州割寨地五十余顷，石重贵一行人即在寨地内建筑屋室居住，分地耕种。在契丹看来，石重贵一行人也不过是一批俘掳来的奴隶。这所谓“汉儿城寨”，当即俘掠汉民建置的投下城。

　　辽灭渤海后，东丹国内基本上仍保持原有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只是以汉人和渤海俘户新建了一些州城。燕云十六州汉族居住地区，仍然实行原来的封建社会制度。这样，辽朝境内，便以上京、南京（幽州）和东丹国为中心，形成为社会状况互不相同的三大区域。

北南面官制 《辽史·百官志》说：“辽俗东向而尚左”。皇帝宫帐设在西方，所以官职都分为北南，和汉族官职的分为左右相似。辽太宗占领燕云十六州后，建立起两套政治制度，“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即契丹官制，统称北面官，汉制官职统称南面官。《辽史·百官志》说：“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北面官——契丹建制受到唐制的影响，官制杂用汉官职名，但含义已不相同。契丹旧八部的两个集团，仍设北、南府宰相统辖。阿保机以迭刺部强大难制，分为五院、六院两部。太宗改两部夷离竺为大王，称北院大王、南院大王，分别统领两部的兵马（乙室部夷离堇也改称大王）。辽朝皇族事务仍由惕隐管领，设“大内惕隐司”。另设“大国舅司”，管领后族审密部（萧）乙室己、收里两族事务。“遥辇九帐大常衮司”管领遥辇九可汗家族宫帐之事。朝中设夷离毕院，掌刑狱；大林牙院掌文翰；敌烈麻都掌礼仪。军政大权集中于皇帝。

　　南面官——基本上沿袭唐制。太宗入汴，因后晋制度，置枢密使“掌汉人兵马之权”。朝官有三公三师，设中书省（初名政事省），门下省，尚书省，翰林院（又称南面林牙），国史院。南面朝官不象北面官那样再各分北南，而是仍沿袭汉人旧制，称左右（如左、右丞相，左、右仆射）。辽朝南面官制没有留下完整的记录。《辽史·百官志》参照唐制，罗列职名，与事实多有出入。近年出土辽墓志所见官职，多为《辽史》所不载。《辽史·百官志》所录，也未必都实有其职。大抵辽朝沿袭唐、晋旧制，但因事因人而设官，时有增损。燕云十六州地仍用旧制：州设刺史，县设令。

　　辽灭渤海，得燕云后，在不同的地区，存在不同的民族，并且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即契丹的奴隶制和汉族、渤海的封建制，在此基础上也建立起不同的政治制度，在辽朝的统一统治下，不同的制度当然不可能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而不能不相互影响和斗争。辽朝贵族内部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倾向和势力。他们之间的搏斗，在皇子倍和太宗之间已经展开，太宗以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皇权的争夺与奴隶起义

一、围绕立世宗的皇室斗争

　　九四七年四月，辽太宗在返回上京的路上，病死在栾城。皇族间随即展开了争夺皇位的斗争。

　　阿保机的皇于耶律倍出逃后，耶律倍子兀欲仍留在契丹，受封为永康王，随太宗领兵南侵。太宗病死，军中汹汹不安。兀欲向宿卫耶律安抟问计。安抟父迭里在阿保机时为南院夷离堇，是朝中有权势的贵族，因主张立倍，反对立太宗，被述律后以“党附东丹王”的罪名处死。安传对兀欲说：“大王是人皇王（耶律倍）的长子，先帝虽有寿安王（太宗子耶律璟），但天下人多拥护大王。现在若不决断，后悔不及。”统领兵马的南院大王耶律吼（蒲古只后人）和北院大王耶律洼（释鲁孙）也在商议说：“皇位不可一日空虚。倘若请太后立皇帝，一定要立李胡（太祖第三子）。李胡暴戾残忍，不能治民，应当立永康王”。耶律安传与两大王定议立兀欲。军行至镇阳，兀欲被拥立为帝（世宗）。耶律洼和耶律吼号令军中说：“永康王是人皇王的长子，应当立为皇帝。有不从者，以军法从事”。辽世宗以安传统领腹心部侍卫军，总领宿卫。命贵族耶律天德护送太宗棺柩先回上京。

　　述律后在上京，原来想要她的爱子李胡继帝位，李胡曾加号天下兵马大元帅，与辽太祖在位时德光的地位相当。世宗在镇阳即位，述律后大怒，随即派李胡领兵讨伐，夺取皇位。世宗到南京，派遣老一辈的贵族安端与惕隐耶律刘哥等为前锋拒战。李胡军至泰德泉，战败而回。世宗领兵北上，述律后与李胡在潢河整兵备战，两军在潢河渡口隔岸对阵。

　　契丹贵族惊乱说：“如果打起来，就要父子兄弟相残杀了！”述律后向贵族耶律屋质问计，屋质说：“李胡、永康王都是太祖子孙，有何不可？太后应考虑长策，与永康王议和”。述律后命屋质去见世宗，世宗派耶律海思来约和，往返数日，约定议和罢战。述律后又对屋质说：“和议已定，皇位究竟归谁？”屋质说：“太后授永康王，还有什么可疑？”李胡在旁厉声说：“有我在，兀欲怎么能立！”屋质说：“按照制度，长子有后，不能传弟，太宗之立，人们还以为非，何况是你？现在万口一词，愿立永康王，不可更改。”述律后只好许立世宗。

　　辽太宗死后，围绕着立皇帝的激烈斗争，并不完全是契丹贵族个人之间的权力争夺，而是反映着倾向汉化主张改革的耶律倍一派势力同主张维护契丹奴隶制的述津后一派贵族势力之间的斗争。世宗继立，皇权又被耶律倍一系夺回，这无疑是对述律氏家族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二、世宗南侵和察割政变

　　大同元年（九四六年）闰七月，世宗到上京，改大同年号为天禄，采取措施以巩固他的皇位。

镇压反对派 世宗皇位确立后，随即把述律后和李胡迁到祖州，实际上是实行囚禁，以防止他们的反抗。随后，又把后党贵族划设、楚补里等处死。

封赏功臣 八月，世宗对拥立他的耶津洼，吼等，各赏赐宫户奴隶五十，安抟赏给一百。又封洼为于越，吼为采访使。安端封明王，统治原东丹国，后又改为西南面大详稳。安端于察割封为泰宁王。刘哥为惕隐。高勋为南院枢密使。

立北枢密院 为了加强统领腹心部侍卫亲军的耶律安抟的兵权，世宗又采用汉官枢密使的制度，以安传为北院枢密使，兼领契丹兵马。从此辽朝又有了北枢密院（契丹枢密院）的设置。统领汉军主要是后晋降将、南院枢密使高勋。

　　世宗的皇权统治并没有完全巩固下来。在他取得皇位的第二年，原来拥戴他的一些贵族就又在策划反乱。

　　辽太宗南侵北返时，留后族萧翰守汴州。世宗在镇阳即帝位，萧翰放弃汴州，领兵至世宗营帐拥立。世宗以妹阿不里公主嫁萧翰。九四八年，萧翰与耶律天德、耶律刘哥及弟盆都等谋反。那津屋质得反状，奏告世宗。世宗杀天德，杖萧翰，又把刘哥迁往边地，盆都被罚出使辖戛斯国。九四九年，萧翰又与公主阿不里写信给明王安端谋反，萧翰被处死，阿不里下狱，死在狱中。安端子察割遣人向世宗奏告父恶。世宗召见，贬安端领部族军，留察割在朝，极加信任。

　　在这期间，中原地区的状况也又有了变化。萧翰领兵北返后，后汉刘知远进据开封。刘知远攻魏州，社重威等兵败降汉。黄河以南各州又为汉所有，河北一些州镇也又被后汉占据。九四八年，刘知远死，子承祐继位，斩杜重威，各地藩镇割据，掀起内战。九四九年，辽世宗镇压了萧翰等贵族后，便又召集群臣，商议发兵南侵。十月，辽兵攻下贝州高老镇，侵掠邺都、南宫、堂阳，杀后汉深州刺史史万山。九五○年十月，世宗亲自领兵南侵，攻下安平、内丘、束鹿等城，俘掠而回。

　　九五一年初，汉枢密使郭威推翻汉国，建立周国（后周）。刘承佑被乱兵杀死。刘知远弟刘崇在太原重建汉国（北汉）。六月，刘崇遣使来辽求授，接受辽的封册。世宗派遣南京留守耶律碟蜡（九四八年赵延寿死，牒蜡继任南京留守）、南院枢密使高勋册封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郭威向北汉进兵。九月，世宗领兵攻后周救北汉。

　　世宗进兵途中，辽朝再次发生了政变。

　　安端子察割因揭露安端，得世宗宠信，留在世宗左右，背地里却在策划叛乱，夺取皇权。早在九四九年，耶律屋质即表奏察割的反状，世宗不听。九五一年，屋质任右皮室详稳，统领皇族的精兵皮室军，再次向世宗揭露察割。世宗说：“察割舍父事我，可保无他。”这年七月，察割谋乱不成。九月，世宗行军至归化州祥古山，与太后萧氏（世宗生母）祭人皇工，和群臣宴饮大醉。察割勾结耶律盆都乘机入营帐，杀世宗及太后，自称皇帝。

　　耶律屋质更衣逃出，遣人召集诸王和侍卫军合力讨伐察割。随军出征的太宗于寿安王璟在营帐。屋质去向他说：“大王是太宗子，叛贼一定不会容你。万一落到贼手，后悔不及”。寿安王璟和屋质整兵出战，军中诸将相继来会，围攻察割。

　　察割被田，知道就要失败，把诸将家属捆绑起来说：“先把你们都杀死。”林牙耶律敌猎对察割说：“没有你废掉皇帝，寿安王怎么能够得势。以此为理由，或许可以免罪。”察割命敌猎和罨撒葛（罨音眼yǎn）去向寿安王说情。敌猎按照寿安王的计策，把察割诱出帐外，世宗弟娄国亲手杀死察割。叛乱被削平了。

　　寿安王璟平乱后，继位作皇帝（穆宗），改年号应历。辽朝的皇权又转到了太宗一系。

三、穆宗的统治和奴隶起义

　　穆宗平乱后，杀叛乱的首领耶律盆都和与叛乱有关的耶律牒蜡、耶律朗等贵族，以耶律屋质为北院大王、耶律挞烈为南院大王，建立起统治。在穆宗统治的十九年间，契丹皇族内部一再发生企图夺取皇权的谋反事件，对外则继续援北汉攻后周。辽国内部以穆宗为首的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奴隶的起义。

皇族内乱 九五二年，即穆宗即位的第二年，辽世宗弟娄国与林牙耶律敌猎（敌烈）等图谋推翻穆宗自立。穆宗发觉了反谋，缢杀娄国，处死敌猎。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图谋南逃，也被捕处死。

　　九五三年，李胡子宛又和郎君稀干、林牙华割等谋反，并且牵连到太平王置撒葛。穆宗逮捕了谋反者。杀华割、嵇干，释放了宛和罨撒葛等皇族。

　　九五九年，穆宗弟敌烈（太宗第四子）又和耶律海思、萧达于等谋反。十二月，穆宗拘捕敌烈、海思等下狱。海思死狱中。穆宗祭天地祖先，告逆党事败。这说明这次谋反曾经造成严重的威胁。

　　九六○年七月间，发生了政事令耶津寿远、太保楚阿不等的谋反事件。谋反者都被处死。十月，李胡子喜隐谋反，涉及李胡。穆宗捕李胡父子下狱，李胡死狱中。

　　穆宗即位后的十年间，皇族间多次爆发谋反事件，反映了奴隶主贵族问争夺皇权斗争的激烈。耶律倍子娄国和李胡子宛、喜隐等的谋反，实际上仍是太宗死后争夺皇权斗争的继续。穆宗只是在镇压了这些谋反者后，才逐渐巩固了他的皇权。

援汉抗周 穆宗即位后，需要稳定辽朝内部的统治，不再发动南侵战争，但也不能放弃依附辽朝的北汉。北汉与后周战，辽必然要出兵援汉抗周，以稳定南方的局势。和以前的大规模南侵战争不同，穆宗时辽朝几次出兵，都只是为了维持现状，以攻为守。

　　九五二年六月，北汉被后周攻击，遣使来求援兵。穆宗派高模翰（渤海人）领兵援助。十二月，高模翰与北汉兵围攻晋州，后周退兵。高模翰也收兵回朝。

　　九五四年初，后周太祖郭威病死，世宗柴荣继位。北汉乘机南侵，向辽求援兵。穆宗派耶律敌禄领兵万余去晋阳。周世宗柴荣亲自领兵出战。周、汉战于高平。北汉刘崇兵大败，逃回晋阳。辽兵见北汉兵败，不再出授。五月，周世宗再次出兵，至晋阳城下。代州叛汉降周。辽穆宗命南院大王耶律挞烈出大兵援北汉。周符彦卿部来拒战。两军战于忻口，周兵大败。耶律

　　挞烈斩周将史彦超。符彦卿退守忻州。周世宗自晋阳退兵。北汉被后周占去的州县，又被辽兵收复。

　　周世宗与南唐作战得胜后，九五九年四月，又亲自领兵，向辽朝发动进攻，企图收复幽燕。辽穆宗命南京留守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领兵抗御。周世宗与赵匡胤、韩通等分别率领水陆两路军并进，攻下辽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进据固安。萧思温不准战士出战，只说等皇帝亲征。五月，周兵进而攻下瀛州、莫州。南京受到威胁，居民震动。辽穆宗亲自出兵，到南京督战。这时周世宗在军中得病，退兵，六月，病死。两军罢战。穆宗在十二月返回上京。九六○年，宋太祖赵匡胤推翻后周，在开封建立了宋朝。

小哥等奴隶起义 辽穆宗，作为契丹奴隶主的总首领，在确立了他的统治后，不断地残酷镇压、屠杀为皇室服役和从事生产的奴隶。这显然并非如《辽史》编者所说，是由于穆宗个性“嗜酒”、“嗜杀”、亡失禽兽或饮食细故等偶然的原因，而是反映着契丹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正在日益激烈地展开。

　　辽朝史料没有留下关于斗争全貌的详细记载，但《辽史》保存的片段、零星的记述，仍足以说明穆宗时对奴隶镇压的残酷。下面是见千《辽史》的一些记录。

　　九六○年，杀近侍古哥。应历十三年（九六三年）正月，杀兽人（司兽）海里。三月，杀鹿人（司鹿）弥里吉，并枭首（枭音消xiāo,杀头），在掌鹿奴隶中示众。六月，杀獐人（司獐）霞马。十二月，杀彘人（彘音至zhì,司彘）易主。

　　九六四年，在野外肢解鹿人没答、海里等七人，并在其地筑封土，示众。十一月，杀近侍小六于禁中。

　　九六五年三月，近侍东儿进匕（小刀）筋（筷子）不时，穆宗亲手刺死。虞人（司渔猎）沙刺迭侦鹅误期，以炮烙、铁梳酷刑处死。十二月，以近侍喜哥私归，杀其妻。又杀近侍随鲁。

　　应历十六年（九六六年）正月，杀近侍白海及家仆衫福、押刺葛、枢密使门吏老古等。九月，杀狼人褭里（褭音鸟niǎo）。

　　九六七年四月，杀鹰人敌鲁。五月，杀鹿人札葛。六月，肢解雉人（司雉）寿哥、念古，杀鹿人四十四人。十月，杀酒人（司酒）粹你。十一月，杀近侍廷寿，杀豕人阿不礼、局鲁、术里者、涅里括，杀鹿人唐果、直哥、撒刺。十二月，杀饔人海里（饔音雍yōng），剁为肉泥（脔刑）。

　　九六八年三月，杀鹘人（司鹰鹞）胡特鲁，近侍化葛。四月，杀彘人抄里只。五月，杀鹿人颇德、腊哥、陶瑰、扎不哥、苏古涅、雏保、弥古特、敌答等。六月，杀彘人屯奴。十二月，杀酒人搭烈葛。

　　九六九年三月，杀前导未及益刺，剉（音错cuò）其尸。

　　穆宗朝，设立镇压奴隶的多种毒刑：斩；击、射、燎（火烧）、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等等。京师还有百尺牢（土牢），拘系囚犯，辽穆宗的严酷镇压，不仅表示辽朝奴隶主统治的残暴，而且表示契丹奴隶的反抗斗争日渐兴起，奴隶主贵族灭亡的日子临近了。

　　九六九年二月，当穆宗在怀州射猎回行宫（宫帐）后，辽朝著帐奴隶以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为首，举行起义，杀死穆宗。《辽史》记此事甚简，只说“近待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

　　但小哥等人直到五年之后才被捕获，想见起义得到群众的支持。在辽朝残暴统治下，奴隶们自己起来，杀掉奴隶主的总首领皇帝，这在辽朝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件辉煌的大事。

　　恩格斯指出：“古代是没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事情的”。　　①契丹的奴隶起义也不可能一举消灭奴隶制度，但它沉重地打击了辽朝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推动了契丹历史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意义是重大的。

第二节 辽朝封建制的发展和政权的西迁

（一）封建关系的确立和国势的扩展

　　契丹族的历史，如象世界上各民族的历史一样，也遵循着普遍的发展规律，由原始公社制经过奴隶制而进到了封建制，不过，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又带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

　　大抵我国北方的一些少数族，当他们由原始公社制发展到奴隶制，展开对外掳掠时，如果周邻诸族是处在相同或更为落后的阶段，他们的奴隶制就较易得到顺利的发展。但当他们进一步深入侵掠汉族地区时，遇到了较为先进的封建文明，这就不能不接受汉地的封建统治秩序，并进而使他们自己也过渡到封建制。马克思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①在北魏，拓拔族的发展是遵循着这个历史规律。契丹族的发展也是遵循着这个规律。契丹的奴隶制，象它必然要代替氏族部落制一样，也必然要被封建制度所代替。汉族封建文明的影响，加速了这个代替的历史进程，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依然是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如果说，后晋人民的斗争抵制了奴隶制在汉地的推行，那末，辽朝奴隶的反抗又推动了契丹奴隶制的衰落和封建制的确立。

一、抗宋战争和汉官势力的增长

　　契丹奴隶起义杀掉了辽穆宗，但起义的成果却被辽朝贵族利用了去。九六九年二月，世宗第二子耶律贤（景宗）率领侍中萧思温、飞龙使女里和南院枢密使高勋等领甲兵千人，赶到穆宗枢前即皇帝位。太宗次子罨撒葛逃入沙陀。辽朝皇权由此又转到耶律倍、世宗一系。

高勋之乱 景宗即位后，将拥立他的萧思温和高勋分别任北院和南院枢密使。萧思温封魏王，高勋封秦王，又任命他早已交结的汉人韩匡嗣（中书令韩知古之子）为上京留守。亲信贵族耶律贤适封检校太保。景宗由此组成了他的统治集团。

　　但是，这个统治集团的内部，又很快地出现了相互倾轧的争斗。九七○年，统领汉军的南院枢密使高勋和飞龙使女里合谋，指使萧海只、海里等刺杀了北院枢密使萧思温。在辽朝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契丹贵族内部的斗争，但汉人领兵统帅参预谋杀契丹统帅，这还是第一次。这个斗争显然带有新的特点，它反映了汉官势力的增长。

　　景宗处死了萧海只、海里等凶手。随即任命耶律贤适为北院枢密使，并且把即位前的待卫组成为挞马部，以加强皇权的统治。高勋、女里到九七八年才被处死。

抗宋战争 九六九年景宗即位后，宋大祖赵匡胤即领兵攻打北汉，辽出兵援汉，宋兵退走。九七四年，辽宋议和。

　　九七六年九月，宋太祖统一江南后，分道向北汉都城太原进军。景宗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敌烈领兵出援，宋兵败退。十一月，宋太祖病死，宋太宗赵匡义即位。九七九年，宋太宗亲领大兵攻太原。耶律沙、敌烈与宋兵战于白马岭，敌烈战死，辽兵大败。六月，北汉帝刘继元降宋。北汉是辽朝的属国，宋灭北汉，是辽朝一个惨重的失败。宋太宗乘胜向辽南京进攻。驻在南京的北院大王奚底与南京留守韩德让（韩匡嗣子）合力防守。奚底出战，南京城被宋兵围困，韩德让登城坚守，辽景宗命惕隐耶律休哥代奚底领兵。七月，耶律沙自太原退兵来援，与未兵战于高梁河。耶律休哥与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从后邀击，宋兵大败。宋太宗乘驴车仓皇逃走。韩德让乘胜出击，宋兵损伤惨重，辽兵转败为胜。

　　九月，辽摄（代）枢密使韩匡嗣和耶律沙领兵反攻。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随行。十月，韩匡嗣与耶律休哥等与宋兵战于满城。韩匡嗣指挥失误，辽兵大败。耶律休哥力战退敌。辽景宗下诏责韩匡嗣，赏耶律休哥，以耶律休哥为北院大王。

　　九八○年十月，辽景宗到南京，领兵攻宋，围瓦桥关。耶律休哥斩宋守将张师，追击宋兵，至莫州还军。

　　辽景宗击败了宋朝收复燕云的企图，巩固了对这些地区的统治。

韩氏势力的增长 蓟州玉田韩知古在阿保机平蓟时降契丹，总管汉人事务。知古子韩匡嗣在景宗时任上京留守、南京留守，摄枢密使。韩德让代父匡嗣守南京，败宋兵，以功任辽兴军节度使，进为南院枢密使，权势超过高勋。蓟州韩氏日益成为辽朝汉人官员中最有权势的一个家族。

　　九八二年九月，辽景宗在云州出猎时病死于焦山。韩德让与耶律斜轸受景宗遗命，立皇子隆绪（圣宗）继皇帝位。圣宗年十二，军国大事都由承天太后（景宗后）裁治。韩德让与耶律斜轸分任南北院枢密使。韩德让得承天后宠幸，又以汉人总知宿卫，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九九九年，耶律斜轸病死，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兼北院枢密使，总管契丹、汉人两院事，进封大丞相。韩德让总揽辽朝军政大权，进而赐姓耶律（先后赐名德昌、隆运），封晋王，列于皇族横帐，权位仅次于帝后。韩德让是辽朝汉人地主势力的一个代表。韩氏掌权，标志着汉人地主的势力大为增长了。　

二、圣宗的改革和封建关系的确立

　　辽圣宗、承天后以韩德让等汉人官僚为辅佐。在他们的统治下，辽朝制度发生了如下的一些变革。

宫帐奴隶置部 原来辽朝以皇帝官帐（斡鲁朵）及皇族宫帐（横帐）大族的奴隶在辽水东捕捉飞鸟鹰鹘，编为稍瓦石烈（稍瓦，契丹语，义为鹰鹘），又在海滨柳湿河、三黜古斯、手山冶铁，编为曷术石烈（易术，契丹语，义为铁）。圣宗时，置稍瓦部、易术部，与诸部并列，捕鹰、冶铁的奴隶由此取得部民即平民的地位。奚族撒里葛等三营（氏族），阿保机时隶籍宫帐为“著帐子弟”。圣宗时，也各置为部。辽朝历年来从周邻诸族，如女真、乌古、敌烈、室韦、达鲁唬、党项（唐古）西俘掠到大批的奴隶，隶属于宫帐斡鲁朵。圣宗时分别设置为三十四部。隶属于宫帐的鼻骨德户，分设两部。这些原处在宫帐奴隶地位的俘户奴隶都由此成为部民，分统于北府和南府。圣宗时新征服的五国部（剖阿里等五部）和回鹘等的民户，也不再编为宫帐奴隶，而分别设部统治。被征服的奚族，则改编为六个独立的部落。

投下州县赋税 圣宗时，辽朝普遍实行赋税制。俘掠奴隶设置的投下州城，分赋税为二等，工商税中，市井之赋归投下，酒税缴纳给朝廷（据《辽史·食货志》当始于圣宗时）。投下俘奴由此演变为输租于官、纳课于主的“二税户”。九九五年，诏令诸道民户，自穆宗以来被“胁从”为奴隶者，“仍籍州县”。隶属州县，即不再是奴隶主完全占有的奴隶，而成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部分寨堡的民户，迁置州县垦殖，如“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顺、蓟三州”，从事农耕。山前后未纳税户迁于密云、燕乐两县“占地置业”，交纳赋税，被称为“私田”。又募民耕滦河一带的荒地，十年以后才开始收租，称“在官闲田”，即朝廷所有的荒田。耕私田和闲田，都要“计亩出粟，以赋公上”。西北沿边各地设置屯田垦耕，在屯民户“‘力耕公田，不输税赋”，即不再向朝廷输税，积粟供给当地军饷。在屯户实际上是为朝廷服力役的农奴。

刑法 穆宗时刑法严酷，承天后、圣宗放宽法令，改定十多条。一○○六年，下诏：主人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其奴婢（家奴）不得告首；如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官府），主人不得擅杀。依据这一改定的法令，家奴仍处在受奴役的无权的地位，但奴隶主已不能任意屠杀。旧制：夷离毕掌刑狱，圣宗时北南院枢密使开始自理讼事。一○二六年，圣宗下诏说：“我们国家因有契丹、汉人，所以用北南二院分治。……如贵贱异法，必然生怨。如今小民犯罪，必不能向朝廷申诉，而皇族、外戚（后族）可以行贿苟兔。今后，贵戚因事被告，不论事情大小，都令所在官司案问，具申北南院复问，得实奏闻。”这个诏令，多少削弱了契丹贵族对“小民”和汉人的某些特权。在此以前，又将汉人与契丹人斗殴至死、治罪轻重不同的旧律，改为同等治罪。契丹人犯十恶大罪，也按照汉人法律制裁。

捺钵（捺音纳nà） 契丹旧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渔猎。辽朝建国后，皇帝游猎设行帐称“捺钵”（《辽史》释“行营”，宋人释“行在”）。大抵到圣宗时，四时捺钵才开始有固定的地点和制度。春捺钵在长春州的鱼儿泊捕鹅，混同江钩鱼（或在鸳鸯泊）。夏捺钵在永安山或炭山，避暑、张鹰。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射鹿。冬捺钵在永州广平淀，猎虎。辽帝去捺钵时，契丹大小内外臣僚随从出行，汉人枢密院、中书省也有少数官员扈从。夏冬并在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夏冬捺体因此又是辽朝决定军政大事的中心。

　　至圣宗时，汉族的封建文明已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圣宗喜读《贞观政要》，又善吟诗作曲。后族萧合卓以善属文，为圣宗诗友，充南面林牙（翰林）。四时捺钵制，使契丹贵族在接受汉文明的同时，仍能不废鞍马射猎，保持勇健的武风。契丹不象前世北魏的拓拔、后世金朝的女真那样由汉化而趋于文弱，四时捺钵制是有作用的。

　　辽圣宗时，先后出现的多方面的变革，显示契丹族的历史正在跨入一个新时期。此后的辽朝，虽然仍保留着严重的奴隶制的残余（对外作战俘掠和宫户、私奴），但封建制已经逐步确立起来。辽朝由此形成它的全盛时代。

三、对外战争和国势的扩展

　　奴隶的解放和契丹封建制的确立，显示辽朝国力的增强。承天后、圣宗统治时期，辽朝频繁地展开了对周邻各族的战争，进一步向外扩展了它的势力。

对宋战争 圣宗即位后，九八六年三月，宋太宗分三路进兵，再取燕云。曹彬等军出雄州道，田重进出飞狐道，潘美、杨业出雁门道。宋军连克歧沟、涿州、固安、新城。辽兵败于田重进，飞狐关辽军降宋，潘美连克衰、朔、应、云等州。承天后与圣宗至南京（幽州）督战，调集各地重兵反攻。四月，耶律休哥军复涿州、固安。五月，辽军在歧沟关大败曹彬，宋军奔高阳又被辽师截击，死者数万。六月，耶律斜轸军复朔州，擒宋将杨业。云州等地宋兵都弃城而走。辽军获得全胜。

　　九九九年，圣宗再次亲率大兵南下。十月，在瀛州大败宋军，擒宋将康昭裔，进据乐寿县。攻遂城，又败宋军。次年正月，还师南京。一○○二年，再度南侵。南京统军使萧挞凛破宋军于泰州。一○○四年闰九月，圣宗大举亲征，先在唐兴大破宋军，又在遂城、祁州、洺州获胜。十一月，攻破宋德清军。辽军进至澶渊，宋遣使请和。十二月，辽宋在澶渊议成。宋以辽承天后为叔母，每年向辽输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朝各守旧界。澶渊盟后，辽宋不再发生大的战事。

与西夏的关系 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在李继捧统治时，附宋自立，宋赐姓赵氏。辽圣宗统和四年（九八六年），首领李继迁附辽抗宋，复姓李（唐赐姓李氏）。圣宗以皇族耶律襄女封义成公主，嫁李继迁。继迁得辽支持，得以南下侵宋。九九○年，攻下宋麟州、鄜州等地，辽封继迁为夏国王。此后，夏连年侵宋州县，都要遣使告辽，并连年向辽纳贡。一○○三年，继迁死，子德昭继立，辽封德昭为西平王（夏以灵州为西平府），后又册封夏国王。辽圣宗时，西夏附辽以侵宋，辽朝结夏以制宋，基本上形成了辽、夏、宋鼎立的局面。

对鞑靼（阻卜）的战争 游牧于辽朝西北的鞑靼，《辽史》作“达旦”或“阻卜”。阿保机“西讨吐浑、党项、阻卜”。此后鞑靼不时向辽入贡。辽圣宗时，九八三年，西征鞑靼。次年，杀其酋长挞刺干。鞑靼酋长鹘碾继续反辽，辽以萧挞凛领兵镇压。一○○○年，鞑靼铁刺不率部降辽。辽在古可敦城设镇州，派驻重兵，镇压北方诸部。

　　一○一一年，圣宗采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议，对鞑靼诸部，分部统治，各置节度使。次年，鞑靼部民杀辽节度使，起兵反抗，围攻萧图王于镇州可敦城，辽兵死伤甚众。辽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领大兵来救，鞑靼酋长乌八战败降辽。辽朝诏令鞑靼，依旧制：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张，青鼠皮二万五千张。一○二六年，辽征鞑靼兵以讨回鹘，鞑靼酋长直刺后至，被辽斩首。直刺于起兵反辽，诸部响应，辽军大败。此后，鞑靼日渐强盛，成为辽朝西北方的一个劲敌。

对乌古（于厥）、敌烈的战争契丹建国前即侵掠乌古，俘掳奴隶。九一九年（神册四年），阿保机征服了乌古部，随着历史的发展，乌古部开始对外掳掠。辽穆宗时，在边地掠夺人民财产牲畜。辽详稳僧隐与乌古战，败死。乌古屡降屡叛，不时向外俘掠居民。圣宗时，一○一三年，出兵讨乌古，迫使乌古返居故地。次年，乌古又反，辽耶律世良统领重兵大肆屠杀乌古的反抗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邻近乌古的敌烈部，圣宗时杀辽详稳，奔向西北。辽萧挞凛追击，俘掳甚多。不久，敌烈部又攻陷巨母古城。耶律世良一再率兵压境，对敌烈“招抚”和攻讨，敌烈仍不时出没攻掠。大抵此时辽朝北边的乌古、敌烈等部，已经发展到父权制的末期，展开对外掠夺。由于辽朝处在强盛时期，有足够的力量压制他们的俘掠，乌古、敌烈等部的发展受到阻遏，不能象早期契丹那样南下侵掠，建立起奴隶制的国家。

与回鹘诸部的关系 甘州回鹘，在阿保机时曾被契丹所征服，但此后与辽朝并无从属或朝贡关系，而与宋朝通贡使。一○○八年，萧图玉进讨甘州回鹘，直抵肃州，俘掠大批生口。一○二六年，萧惠再统兵攻甘州，不能取胜，被迫还军。

　　沙州回鹘在敦煌郡王曹顺统治下，也曾一度向辽入贡。西州回鹘世居高昌，可汗号“阿厮兰汉（汗）”（《宋史·高昌传》）。《辽史》所称“阿萨兰回鹘”，当即此部。宋王延德《使高昌记》说，西州回鹘有大虫太子族，与契丹接界，过此族即为达干于越王子族。《辽史》记统和八年（九九○年）阿萨兰回骼于越达刺于（即达干）“遣使来贡”，当即此族。辽圣宗时，阿萨兰回鹘连年有贡使来辽。九九六年，阿萨兰回鹘王遣使来为子求婚，辽朝不许。《辽史·属国表》记，一○四七年“阿萨兰回鹘王以公主生子遣使来告”。大抵至辽兴宗时，许嫁公主，加强了联系。

　　辽圣宗时，对宋、夏和周邻诸族，巩固和扩展了它的势力，进而向外发展，向西联络大食，在东方发动了对高丽的侵掠。

西联大食 阿保机时，大食曾遣使来契丹。此后，不见再有往还。一○二○年，大食遣使来辽，进象及土产，并为王子册割请婚。次年，再遣使来，辽以皇族女可老封公主许嫁。

东侵高丽 高丽王建（太祖）在九一八年建高丽国。九三五、九三六年先后灭新罗、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成为海东强国。辽太祖、太宗时与高丽曾有聘使往来。九三四年，渤海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投高丽，赐姓王氏。此后，高丽与辽绝交，相互敌视。九八五年七月，辽朝令诸道缮甲兵，准备大举东侵，囚辽泽水溢，道阻而罢。统和十年（九九二年）十二月，辽以东京留守萧恒德统兵东侵高丽。次年，辽乒攻破高丽蓬山郡，高丽请和。辽册封高丽成宗王治为高丽国王，并以萧恒德女许嫁。一○一○年，高丽穆宗（成宗子）被贵族康兆谋杀，显宗继位。辽圣宗亲率大兵四十万出征，高丽康兆率兵三十万迎击。辽兵连陷郭州、肃州，直抵高丽都城开京。高丽显宗弃城南逃，辽圣宗人开京，大肆焚烧而去。

　　一○一四年，辽圣宗遣耶律资忠（《高丽史》作耶律行乎）使高丽，强索兴化、通州等六城。高丽拒绝，扣国资忠。一○一六年，辽耶律世良统兵再侵高丽，破郭州。高丽死者数万人。一○一七年，辽萧合卓攻兴化，失败。一○一八年，辽萧排押（《高丽史》作萧逊宁）等以兵十万入侵高丽，高丽姜邯赞大败辽兵，辽军死伤甚众。一○一九年，辽集结大军，准备再侵高丽，高丽显宗遣使议和，送还耶律资忠。辽朝强索高丽六州被挫败，此后，高丽仍依成宗时旧制，对辽“纳贡如故”（《高丽史·显宗世家》）。

（二）辽朝的黑暗统治与农民起义

　　辽朝在承天后（死于一○○九年）、圣宗统治下的近半个世纪内，是辽朝发展到极盛的时期，统治集团也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一○三一年六月，圣宗六十一岁，在大福河之北行帐病死。长子宗真（兴宗）即位。辽朝贵族内部又展开了相互倾轧的斗争。

　　辽朝自阿保机以后，契丹贵族中不断出现争夺皇权的斗争，这些斗争往往结合着奴隶制和封建制、契丹文化与汉文化之间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斗争，带有倾向改革还是倾向保守的斗争特点。在圣宗以后封建制业已确立的时期，贵族之间的斗争，更多地表现为契丹封建主相互倾轧、相互争夺封建特权的权利之争，反映着统治集团的日益腐朽和衰落。这种争斗的后果，使辽朝的统治日益黑暗。　

一、钦哀后政变，与宋、夏和战

钦哀后政变 圣宗皇后齐夭后菩萨哥生两子，早死。一○一六年，官人耨斤生兴宗，由齐天后收养，耨斤封元妃。一○三一年六月，兴宗十六岁继皇帝位。元妃立即谋夺政权，自立为皇太后（钦哀后），又指使护卫冯家奴、喜孙等诬告北府宰相萧促卜、国舅萧匹敌等谋反，并且牵连到齐天后。兴宗说：“皇后（指齐天后）侍先帝四十年，抚育我成长，本当为太后。现在不做太后，反而还要加罪，怎么可以！”钦哀后说：“此人若在，恐为后患”。兴宗说：“皇后无子而老，虽在，无能为也”。钦哀后不听，把齐天后从中京迁到上京囚禁，处死萧浞卜、萧匹敌，又杀有关官员七人。钦哀后夺权听政，兴宗不理政务。

　　一○三二年春，兴宗出猎。钦哀后又派人去谋害齐天后。齐天后被迫自杀。一○三四年，钦哀后密谋废兴宗，另立少于重元。重元把密谋告兴宗。兴宗废钦哀后，迁她到庆州守陵，一举夺回了政权。重元加封皇太弟。一○三七年，兴宗才又把钦哀后从庆陵迎回。兴宗挫败钦哀后，巩固了他的统治。

与宋、夏和战 兴宗继承圣宗的统治，对外仍能保持辽朝的威势。

　　一○三八年，西夏元吴建国，连年侵宋。一○四一年，宋兵大败于好水川。八月，宋张亢在麟、府二州袭击夏兵。宋朝在宋、辽交界地带也修治关河壕堑。辽兴宗作了出兵侵宋的准备，先遣南院宣徽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出使宋朝，质问宋朝出兵伐夏和增修边防，要挟宋朝把后周时占领的凡桥关以南十县地退还给辽。一○四二年春，萧特末、刘六符等到宋，南院枢密使萧惠等陈兵境上。宋仁宗不敢与辽作战，派使臣富弼等赴辽，提出愿增加岁市议和。闰九月，辽、宋议定，此后宋每年增加给辽的岁市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辽朝不出一兵，凭空取得了宋朝的银绢贡纳。

　　西夏建国后，日渐强盛。辽朝统治下的党项部落不断叛辽附夏。一○四四年，辽西南面招讨都监罗汉奴领兵讨伐反辽的党项部落，西夏出兵援助，辽兵大败。招讨使萧普达、详稳张佛奴败死。兴宗决意亲征，召集诸道兵，大举向西夏进攻。九月，命皇太弟重元、北院枢密使萧惠领先锋兵西征。元吴见辽兵势盛，送还反辽的党项部落。兴宗命北院枢密副使萧革去河曲受降，元吴向辽谢罪。辽朝一些匣僚却认为大军现已结集，就应进兵。辽兵数路掩袭西夏，遭到失败，驸马都尉萧胡睹被俘。辽兵退军，西夏放还萧胡睹。辽、夏再度言和。此后，辽、夏边界不时发生一些冲突，但基本上仍保持着既定的局面。元吴死后，谅柞继立，仍向辽称藩。

二、皇权的争夺与鞑靼战争

重元叛乱 兴宗长子洪基，一○四三年，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一○五二年，进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参预朝政，一○五五年兴宗死后，继皇帝位（道宗）。道宗统治时期长达四十五年。在这期间，贵族内部继续相互倾轧，辽朝的统治越来越黑暗了。

　　道宗即位，即尊奉兴宗弟重元为皇太叔，次年又加号天下兵马大元帅。自辽太宗至道宗，在即位前都曾有过这个称号，意味着将是皇帝的继承人。重元子涅鲁古进封楚王，为武定军节度使。重元父子成为道宗朝最有权势的人物。

　　道宗也在他的周围组成了契丹贵族的统治集团。弟查葛为惕隐，和鲁斡为上京留守，耶律仁先、萧革和萧惟信、萧阿刺、耶律乙辛等贵族分掌北、南枢密院。但贵族内部相互谮毁，两枢密院和四京留守频繁调动。一○五六年，萧阿刺因萧革专权，向道宗辞官。道宗让他出朝，任东京留守。萧革又借故中伤阿刺，道宗把阿刺处死。一○六二年，萧革因失去道宗的宠信，也辞官致仕，与重元结成姻亲（萧革子为重元婿）。统治集团内部相互攻讦，争夺权利，终于在一○六三年爆发了重元的叛乱。

　　重元在道宗朝，权位显赫，见道宗免拜，不称名，尊荣为辽朝前所未有。子涅鲁古，一○六一年又入朝知南院枢密使事。重元父于和同党陈国王陈六、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胡睹、卫国王西京留守贴不、统军使萧迭里得以及萧革等阴谋叛乱，夺取皇权。

　　一○六三年七月，道宗率群臣到太子山秋捺钵出猎。涅鲁古为重元画策，要他假称有病，等道宗来看望时，刺杀道宗。敦睦宫使（皇太后宫使）耶律良得知了重元的叛谋，向皇太后（仁懿后）密告。仁懿后召告道宗。道宗对耶律良说，“你要离间我们骨肉么！”耶律良说：“臣若妄言，甘愿处死。陛下不早作准备，恐怕要堕入贼计。可召见涅鲁古，他如不来，可以料事”。仁懿后说：“这是国家大事，宜早为计”。道宗派使者去召涅鲁古。涅鲁古扣留使者。使者逃回道宗行帐。道宗决计讨叛。

　　辽道宗召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领兵乎乱。重元父子和萧孝友、胡睹；贴不等四百人，诱胁弯手军攻打道宗的行帐。耶律仁先和知北枢密院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萧唐古、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北院枢密副使萧椎信、耶律良等，领宿卫士卒数千人出战。叛党见仁先等兵势强大，多倒戈投降。涅鲁古中箭堕马死。重元受伤退兵，自称皇帝，任萧胡睹为枢密使。仁先召太子山附近的五院部萧塔刺领兵来援。重元又率奚兵二千人来攻。萧塔刺兵到，背营而阵。仁先乘势击溃重元兵，追杀二十余里。前北府宰相姚景行、南府宰相杨绩等汉人官员闻乱，也募兵来援，兵到，乱事已平。

　　重元败逃到大漠，自杀。萧胡睹单骑逃走，投水死。萧迭里得被擒处死。贴不自诉被胁从，免官，流放到镇州。萧革及孝友处死。道宗削平叛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乱事平定后，道宗对平叛有功诸臣分别加给“平乱功臣”、“定乱功臣”等称号。耶律仁先进封宋王，为北院枢密使，又加给于越的尊称。耶律乙辛为南院枢密使，后又加守太师。耶律良隶籍皇族横帐，为汉人行宫都部署。

耶律乙辛擅权 一○六五年，道宗宣懿后观音所生子濬八岁，立为太子，确定了皇位的继承。

　　耶律仁先、乙辛等平重元之乱有功，权势显赫。仁先遭耶律乙辛排挤，出为南京留守，又改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乙辛独专北枢密院。南院由汉官姚景行、杨绩相继任枢密使。乎乱有功的契丹贵族先后被排挤出朝。萧韩家奴迁西南面招讨使，耶律良出知中京留守事，萧惟信出为南京留守。耶律乙辛在朝中专权，受诏，四方有军事，许便宜从事。

　　汉人张孝杰在道宗即位时，考试进士第一。一○六七年任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一○七二年进为北府宰相，成为汉人官员中最为显贵的官员。耶律乙辛与张孝杰等在朝结成好党，专擅朝政。凡是对他们阿顺者都加拔摧，忠直的人遭到排斥。耶律乙辛门下大批接受贿赂。张孝杰公然说：“没有百万两黄金，不算是宰相家”。这个贪污、腐朽的集团窃取了军政大权，并且还在阴谋篡夺更高的权位。

　　耶律乙辛阴谋篡权的第一步是谋害道宗后宣懿皇后。

　　宣懿后父萧惠在圣宗、兴宗朝，历任南京统军使、南北院枢密使，加守太师，是辽朝有权势的贵族。宣懿后能自作歌词，好音乐，善弹琵琶，曾自制回心曲，命伶官赵惟一歌唱。一○七五年，太子濬十八岁，开始参预朝政，兼领北南枢密院事。耶律乙辛等不得擅权，便设计谋害宣懿后。宣懿后官婢单登及妹夫教坊朱顶鹤伪造十香词，诬告宣懿后与赵惟一私通。耶律乙辛向道宗奏告。道宗命耶律乙辛、张孝杰查劾，乙辛、张孝杰坐实此案。道宗将伶人赵惟一、高长命等全族处死，命宣懿后自尽，将尸体归还后家。

　　宣懿后死后，耶律乙辛又在次年（一○七六年）向道宗称誉他的同党萧霞抹之妹坦思，选入宫中，立为皇后。坦思又向道宗建言，把妹斡特懒纳入宫中。斡特懒原来是乙辛的儿妇，离婚后入宫。耶律乙辛进而通过后族操纵宫廷。张孝杰更得道宗宠信，赐国姓耶律。

　　耶律乙辛等阴谋篡权的第二步是谋害太子濬。

　　耶律乙辛等陷害宣懿后，反谋渐露，引起朝内外强烈的愤慨。护卫萧忽古知道乙辛的好谋，一大，藏在桥下，准备在乙辛路过时把他杀死。正值暴雨，桥坏，不能实现。一○七六年六月，林牙萧岩寿密奏道宗说，“乙辛自皇太子预政，内怀疑惧，又与宰相张孝杰相附会，恐有异囹，不可使居要地。”道宗也渐有怀疑，命乙辛出朝，为中京留守。萧霞抹等又向道宗建言，说乙辛自称无过，是因谗言出朝。道宗又要把乙辛召回。契丹行官都部署耶律撒刺谏阻，道宗不听，十月，耶律乙辛回朝，仍为北院枢密使。萧岩寿反被排挤出朝，为顺义军节度使。乙辛复职后，又把萧岩寿流放到乌隗部拘禁。一○七七年初，萧忽古再次企图刺杀乙辛，被乙辛发觉拘捕。萧忽古拒不服罪，被流放到边地。

　　耶律乙辛处在朝野反抗之中。宣懿后被害，太子濬更加愤恨，说：“杀我母者，是耶律乙辛。他日不杀此贼，不为人子。”乙辛的党羽殿前副点检萧十三对乙辛说：“现在太子还在，臣民归心。大王没有根底之助，又有诬害皇后之怨。倘若太子得立，你置身何地？”一○七七年五月，乙辛与萧十三召萧得里特，设计谋害太子，指使护卫太保耶律查刺诬告耶律撒刺与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等阴谋废皇帝立太子。道宗按问，没有证据，只命耶律撒刺和萧速撒出朝补外官。六月，乙辛等又设计，指使牌印郎君萧讹都斡去向道宗自首，捏造说谋废立确有其事，他也参顶了阴谋，因怕连坐，出来自首。道宗大怒，命耶律乙辛、张孝杰等审问此案。乙辛等严酷惩治被诬人员，不让他们讲话，诡报说都没有异词。道宗命乙辛党羽左夷离毕耶律燕哥去审问太子濬。太子濬申辩。萧十三与燕哥阴谋伪造供状，说太子已认罪。道宗杀耶律撤刺、萧速撒等，把太子濬囚禁在上京。

　　一○七七年十一月，耶律乙辛又秘密派人杀害太子濬，谎报病死。道宗哀伤，要召见太子溶妻。乙辛又暗杀濬妻灭口。

　　耶律乙辛害太子后，借此兴起大狱，陷害异己，诬指他们参预废立阴谋，任意治罪。流放在外的萧岩寿、萧忽古都被召回处死，北院宣徽使耶律挞不也（字撒班）知乙辛的好谋，曾策划杀乙辛、萧得里特、萧十三等，乙辛诬陷他参预废立，处死。同知汉人行宫都部署萧挞不也与耶律挞不也友善，也因此被杀。萧岩寿的好友萧铎鲁斡被诬陷，滴戍西北。夷离毕郎君耶律石柳因附太子，流放到镇州。辽朝的官员、贵族大批地遭到陷害。

　　耶律乙辛阴谋得逞，迸而向道宗建言，立和鲁斡子淳为太子。北院宣徽使萧兀纳和夷离毕萧陶隗对道宗说：“放弃自己的嫡系不立，是把国家送给别人了”。道宗犹豫不定。一○七九年初，道宗出猎，乙辛请把皇孙延禧（太子濬之子）留下。萧兀纳又上奏说：“听说皇帝出游，将要留下皇孙。如果当真要留下，臣请侍从左右”。道宗醒悟，命皇孙从行。朝中官员向道宗揭发乙卒奸恶，道宗开始怀疑乙辛。三月，命乙辛出朝，知南院大王事。耶律淳出为彰圣等军节度使。乙辛的党羽北府宰相萧余里也出为西北路招讨使。一○八○年初，道宗又出乙辛知兴中府事，然后立皇孙延禧为梁王，特设旗鼓拽刺（契丹语，义为勇士，尊称）六人护卫。又命张孝杰出为武定军节度使，萧兀纳受命辅佐延禧，一○八一年以北府宰相兼殿前都点检。

　　道宗逐渐发觉耶律乙辛一党的奸谋，大康七年（一○八一年）十二月，张孝杰以贩盐和擅改诏冒的罪名，被削爵，贬安肃州。几年后死在家乡。耶律乙辛也以对外出卖禁物罪，免宫，幽禁于来州。次年，道宗降封萧后为惠妃，出居乾陵。后又追諡太子濬为昭怀太子。乙辛一党遭到了失败。

　　耶律乙辛见阴谋败露，私藏兵器，图谋叛辽投奔宋朝。一○八三年十月被发觉，处死。

　　一○九一年，延禧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总北、南院枢密院事，完全确定了继承皇帝的权位。

　　一一○一年，道宗病死。延禧顺利地继位做皇帝（天祚帝）。天祚帝即位，随即为祖母宣懿后和父濬雪诬，并进而诛杀乙辛的党羽。耶律濬諡为大孝顺圣皇帝，庙号顺宗。又下沼，被耶律乙辛诬陷的官员，都恢复官爵。被籍没者出籍，被流放者召还。张孝杰已在道宗朝在家乡病死，家属被分赐群臣作奴隶。次年，又下诏诛耶律乙辛党，子孙迁徙到边地。发掘耶律乙辛、萧得里特的坟墓，剖棺戮尸，家属分赐给被害者的家庭为奴。道宗的惠妃，降为庶人（平民）。

　　天祚帝即位，和鲁斡为天下兵马大无帅，称皇太叔。耶律淳封郑工，又进封越国王，为东京留守。北府宰相萧兀纳出为辽兴军节度使，加守太傅。

对鞑靼的战争 辽朝西北的鞑靼，在辽道宗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由分散的部落建立起部落联盟。一○九二年，鞑靼“诸部长”即联盟长磨古斯杀辽金吾（军官）吐古斯，大举侵辽。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阿鲁扫古战败，辽军多陷没。辽朝以耶律挞不也（字胡独堇）为西北路招讨使，再讨鞑靼，磨古斯在镇州西南沙碛间伪降，诱杀挞不也，辽军又溃。一○九四年，辽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刺等率大兵伐鞑靼，遇天大雪，败鞑靼四部，斩首千余级。一一○○年，斡特刺擒获磨古斯，俘回辽朝处死。在辽朝后期的对外作战中，这是仅见的一场大胜仗。辽人是大为赞颂的。耶律俨撰道宗哀册说：“蠢尔鞑靼，自取凶灭”，“即戮渠魁，群党归悦”。鞑靼败后，部落联盟溃败，不能重建。但鞑靼各部落并非“群党归悦”，而仍然是辽朝的一个严重威胁。

三、各族农民的起义

　　辽朝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地主和农民（包括牧民）的阶级矛盾，逐渐成为辽朝社会的基本矛盾。随着封建剥削的加强，契丹农牧民、汉族、渤海农民同辽贵族、地主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推动着辽朝由强盛转入衰亡。

　　契丹奴隶制的衰落和封建关系的发展，不断出现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在契丹各部中，产生了新的封建主“富民”和大批的贫民。圣宗统和十五年（九九七年），“劝品部富民出钱以赡贫民”，贫富两极的对立极为明显。富民向朝廷献纳牛、驼十头、马百匹，即可授给“舍利”的官位。贫民则处在无权的地位。自圣宗时起，至兴宗、道宗时期，《辽史》屡见赈济各部“贫民”的记载。一○四二年，“振恤三父族之贫者”。一一○○年，“出绢赐五院贫民”。三父房是辽皇族系属的后裔，五院部原来是迭刺部分出的强大部落，但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陆续出现了大批的贫民。一○七二年，“赐延昌宫贫户钱”。一○八一年，“诏岁出官钱振诸宫分及边戍贫户”。一○八六年，“赐兴圣、积庆二宫贫民钱”。辽朝皇帝诸宫斡鲁朵户，大抵有一部分由原来的奴隶地位转化为平民，但仍然处于极为贫困的境地。汉族和渤海的农民遭受着越来越苛刻的封建剥削，往往隐匿或逃亡，以逃避辽朝的赋役。辽朝一再检括户口。兴宗重熙八年（一○三九年），采萧孝穆议，“诏括户口”。道宗时，“遣使括三京隐户，不得”，又派耶律引吉往括，也只得数千户。又诏诸道“检括脱户（逃户）”。马人望奉命检括户口，不过十得六、七。农民的大量逃亡，说明辽朝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日益残酷。

　　从圣宗时起，各族农民即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辽朝的封建统治。天祚帝时，起义更加发展。史书没有留下详备的记载，据现存简略的记事，依然可见人民群众的斗争浪潮是汹涌澎湃的。

王氏起义 九九三年二月，史载霸州民妻王氏“以妖惑众”，当是利用某种宗教形式组织起义，因辽朝发觉而被镇压。

鼻舍起义 统和十二年（九九四年）正月，契丹郎君耶律鼻舍等“谋叛”（《辽史·圣宗纪》）。“郎君”是契丹下层的小吏，不同于辽朝贵族的权利争夺。大抵契丹民众推耶律鼻舍等为领袖，准备起义，起事未成而鼻舍等被杀。

大延琳起义 一○二九年，东京渤海居民举行大规模的起义。辽灭渤海后，仍维持原有的封建剥削制度，无盐酒等税。关市商税也较少。圣宗时，汉人韩绍勋为户部使，对渤海居民一切依照燕地制度征税。户部副使王嘉又令渤海居民造大船，将粟米运往燕地。水路艰险，多至覆没。辽官动辄鞭掠，渤海居民遭受的压榨极为严酷。一○二九年八月，渤海农民在东京起义，囚禁辽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及南阳公主，杀韩绍勋、王嘉及辽军官萧颇德。起义者以东京舍利军详稳大延琳为首，建国号兴辽，年号天庆（《高丽史》作天兴）。西取沈州，不下，还守东京。邻近的女真人也起而响应。辽朝派出南京留守萧孝穆等领兵往讨，与兴辽太师大延定相攻。次年，即辽圣宗死前一年，大延琳被擒，渤海的反抗前后延续一年之久而遭到失败。

李宜儿起义 一○四四年七月，香河县李宜儿“以左道惑众”，即以宗教工具组织起义，被镇压。

杨从起义 一○六七年六月，新城县杨从起义，“署官吏”，可能已建立政权，但不久即失败。

“李弘”起义 一一一三年闰四月，有以“李弘”为号的起义者“以左道聚众”起义。“李弘”一名源于道教。每为起义农民所利用。刘勰《灭惑论》有“张角李弘，毒流汉季”之说。《老君音诵诫经》说：“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道者众，称名李弘者岁岁有之”。晋朝和十六国的后赵、后秦都有过以李弘为号的农民起义。隋未农民战争中，扶风人唐弼聚众十万起义，也“推李弘为天子”。大抵李弘的称号是利用道教的符谶，以示“应谶当王”。辽朝逮捕了号称李弘的起义领袖，用酷刑“肢解”处死，并把肢解的尸体“分示五京”。想见这次起义群众的秘密组织，分布各地，规模是巨大的。

古欲起义 一一一五年二月，饶州渤海古欲等结集投下城居民起义，有步骑三万余，古欲自称大王。四月，大败萧谢佛留统领的辽兵。辽以南面副部署萧陶苏斡领兵镇压，古欲又战胜。六月间，古欲被擒，起义者六千余人牺牲，起义失败。

东京起义 天庆六年（一一一六年）正月元旦，东京有少年十亲人执刀越墙，入留守府，杀辽东京留守萧保先。史载“萧保先严酷，渤海苦之，故有是变”。起义者当是遭到严酷压迫的渤海人民。辽户部使大公鼎（渤海人）集奚、汉兵千余人镇压，起义者全部被捕处死。

董才起义 一一一七年，易州涞水县董庞儿起义。董庞儿原名董才，“少贫贱，沉雄果敢”。起义发动后，群众多至万余人，给辽朝以极大的震动，被诬指为“剧贼”。二月，辽西京留守萧乙薛、南京统军都监查刺率大兵镇压。起义军在易水西战败。三月，再度聚集，败于奉圣州。董庞儿率众南下，越飞狐、灵丘，入云、应、武、朔等州，斩契丹监军。宋军招董庞儿，庞儿自号“扶宋破虏大将军董才”，率部投宋。

安生儿筹起义 一一一八年，辽东路诸州，到处爆发农民起义。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发展到二十万人。安生儿在龙化州战败牺牲。张高儿转战到懿州，与霍六哥起义军相合。六月，霍六哥攻陷海北州，直趋义州。在义州遭到失败。

　　前仆后继的农民起义，由于辽朝的镇压而失败，但起义沉重打击了辽朝的封建统治。

（三）女真的南馒和天祚帝的败亡

　　人民起义打击下的辽朝，在北方又出现了强大的劲敌。

　　黑龙江和松花江一带的女真族，自阿保机建国以来，即受到辽朝的控制，向辽朝贡纳海东青和各种土产。辽兴宗时，女真向外掳掠，但还只是各部落单独行动。道宗时，形成部落问的联盟，联盟长称都勃极烈（大部长），日渐强盛。一一○一年，在辽天祚帝即位的同年，女真完颜部长阿骨打为都勃极烈。此后连年侵掠周邻各部。一一一四年，阿骨打统领女真诸部兵攻陷混同江东的宁江州。天祚帝遣妃兄萧嗣先和萧兀纳统契丹、奚及诸路兵七千出击，大败于出河店。女真渡混同江进击，萧嗣先军望风奔溃。家属资财，都被女真掠获。女真收编辽俘虏入军中，军势更盛。一一一五年（辽天庆五年），阿骨打建立国家，称皇帝（金太祖），国号金，年号收国。

　　辽朝后期，契丹贵族日趋腐化。北院枢密使萧奉先（嗣先兄）甚至已不知领兵。辽军两败，天祚帝起用汉人张琳、吴庸等领兵东征。张琳等是庸碌的儒生，下令汉人富民，凡有家业三百贯者出军士一人，自备器甲，限二十日会齐。各家以平时枪刀充数，弓弯铁甲，百无一二。新募的汉军与契丹军杂编，分四路出击。这样一支由不知兵的文人统领的临时拼凑的杂牌军，自然不堪锐气正盛的金兵的一击。张琳军在滦流河大败。数月间，金兵接连攻陷州城，大肆杀掠，把儿童挑在枪尖上，作盘舞游戏。辽朝丁壮被掳去选编充军，金兵增至万人。一一一五年秋，辽天祚帝下诏亲征，率契丹、汉军号称十余万，带数月粮，命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津章奴为副，以精兵二万为先锋，期以必灭女真。十二月，天祚帝与女真兵遇，接战不久，辽军败溃，横尸满野。天祚帝一日夜逃奔五百里，退保长春。金兵乘胜侵占辽阳等五十四州。

　　耶律章奴见辽军溃败，谋废天祚帝，另立燕王、南京留守耶律淳。章奴与同谋者二千骑奔上京迎立，遣淳妃弟萧敌里去南京报淳。耶律淳斩敌里，往见天祚帝。章奴事败，投女真，中途被捕获腰斩。章奴叛时，萧奉先因耶律淳长期统治汉地，恐军中汉人与章奴通，下令放还。军士欢呼散去，或烧营逃走。天祚帝随行兵士只剩下三、五百人。

　　一一一六年，渤海人高永昌据东京反，称大渤海皇帝。占据辽东五十余州，只沈州未下。天柞帝命张琳往讨。张琳招募辽东失业流民，得兵二万，至沈州。发兵攻东京城，与渤海战，互有胜负。高永昌向金兵求援，金兵大举来侵，辽兵失于戒备，败逃入沈州城，金兵入城，纵兵杀掠，张琳缒城逃走。天柞帝贬张琳为平州辽兴军节度使。

　　张琳败后，天祚帝以耶律淳受贵族拥戴，命淳为都元帅抗金。耶律淳招募辽东饥民得二万余，编成军队称“怨军”（怨恨女真），另募燕云民兵数千，原属董庞儿等的起义军余部也被收编在内。耶律淳攻沈州不下，还军。金兵斩高永昌，据有其地。一一一七年，耶律淳统领的“怨军”有两营起义反辽。耶律淳往讨起义的“怨军”，在徽州东与金兵遇，大渍败。金兵占领新州。成、懿、壕、惠等州均降。金兵又攻耶律淳于显州蒺藜山，辽兵又大败。天祚帝在中京闻燕王兵败，金兵入新州，对左右说：“如果女真必来，我有日行三百五十里的快马，又与宋朝为兄弟，夏国为舅甥，都还可以去，也不失一生富贵！”辽朝君臣己在作逃跑的打算，辽国必亡，已是没有疑问了。

　　金国节节获胜，进据东京、黄龙，占有辽东、长春两路。辽在边地州城多年储备的粮饷，也都为金人取得。一一一七年，阿骨打建号大圣皇帝，改元天辅，遣使与辽议和。金对辽提出的条件，大体近似澶渊之盟时辽对宋的条件：辽册金帝为大金大圣大明皇帝，称兄，岁输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割辽东、长春两路地。辽朝册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不称兄，其余一切照办。阿骨打不允。一一二○年，阿骨打亲攻辽上京，上京留守降。天祚帝去西京。辽朝郡县至此已失去半数。

　　辽朝灭亡在即，贵族之间仍在相互诛杀。一一二一年，文妃与统兵副都监耶律余睹（文妃妹夫）、驸马萧昱，贵族耶律挞曷里（文妃姐夫）等被诬指谋立皇子晋王。元妃兄、北院枢密使萧奉先派人告发，文妃赐死，萧晃、耶律挞曷里都被处死。晋王因没有参预此事，免罪。耶律余睹在军中叛变投金。一一二二年，金兵攻陷辽中京，进陷泽州。天祚帝出居庸关，至鸳鸯泊（辽捺钵）。余睹引金兵来攻。萧奉先向天祚帝献策说：余睹此来不过为了晋王。杀了晋王，余睹自回。晋王敖鲁斡由此无罪而被处死，满朝贵族更加解体。余睹引金兵直逼大祚帝行帐，天柞帝卒卫兵五千逃往云中。三月，金兵进陷云中，天祚帝逃入夹山。萧奉先父子逃跑，被兵士截回处死。

　　天祚帝进山，消息不通。耶律淳奉命守燕京。汉人宰相李处温与辽皇族耶律大石、奚王回离保等在燕京拥立耶律淳，号天锡皇帝，改元建福。“怨军”改号常胜军。又降封天祚帝为湘阴王。从此燕、云、平等州及辽西路、上京路、中京路地都为耶律淳所控制，世称“北辽”。天祚帝在夹山，势力范围只限于辽朝西北和西南路边地的诸游牧族。耶律淳以回离保知北院枢密使事，军事委付耶律大石。遣使报宋，免岁币、结好，宋不许。又遣使奉表于金，乞为附庸。事未决，即病死。耶律淳称帝仅三个月，遗命李处温等迎立天柞帝次子秦王定为帝，淳妻萧德妃为皇太后，主军国事。李处温等与宋朝童贯联络，策划挟持德妃投降宋朝。德妃处死李处温等，遣使奉表宋朝求援。金兵至奉圣州，德妃又向金上表，求立秦王定，金不许。金兵入居庸关，攻陷燕京，德妃出古北口，至天德军见天祚帝，天祚帝杀德妃。

　　一一二三年四月，金兵围攻青冢寨。天祚帝子秦王定、许王宁等都被金兵俘掳。梁王雅里由硬寨太保特母哥护卫逃跑，往见天祚帝。五月，军将耶律敌烈与特母哥等又拥梁王雅里北逃，至沙岭，雅里称帝，改年号神历。十月间，雅里病死。

　　金兵在居庸关擒获耶律大石，一一二三年九月，大石领兵逃出，归见天祚帝。天祚帝责问说：“有我在，你怎么敢立淳？”大石回答说：“陛下以全国之力，不能拒敌，弃国逃跑，使黎民涂炭。即使立十个耶律淳，都是太祖子孙，岂不胜于向别人求命么？”天祚帝无话可答，只好赦免。天祚帝得大石兵，自称得天助，一一二四年秋，谋再出兵收复燕元。大石说：“国势至此，当先养兵，等待时机而动，不可轻举。”天祚帝不听。大石见辽将亡，杀北院枢密使萧乙薛等，率骑兵西去，自立为王。

　　大石去后，一一二四年冬，天祚帝自夹山出兵，南下武州，遇金兵，败溃。辽将领多率部降金。保大五年（一一二五年）正月，天柞帝经天德军过沙漠西逃。二月在应州被金兵俘掳。在金朝被囚一年多后病死。

　　契丹自九一六年太祖阿保机建国至天祚帝彼俘，凡二百○九年。太宗九四七年灭晋，建国号大辽。圣宗时一度改国号大契丹，道宗时复号为辽。自阿保机至天祚帝，习惯上都称为辽朝。

（四）西迁后的辽朝——西辽

　　辽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去，重建辽朝，史称西辽。西辽存在于我国西北约九十余年。正象南迁后的南宋是北宋的继续一样，西迁后的西辽也是辽朝的继续。《辽史》编者不在天祚帝被俘，而在西辽亡后，才作为“辽绝”，是符合实际的。

　　一一二四年，大石率二百铁骑向西北方行进。西北边地是诸游牧族的地区，在金朝南侵过程中，仍然是辽朝的统治范围，局势是稳定的。大石北过黑水，白达达详稳床古儿来献马四百匹，驼二十，羊若干。再西行，至辽朝西北的重镇可敦城。大石在可敦城召集边地七个州城和鞑靼、乌古、敌烈、王纪刺（弘吉刺）、密儿纪（蔑儿乞）、乃蛮等十八部的部众，宣告说：“金国逼我国家，残害黎民，侵占州邑，使天祚皇帝逃奔在外。我现在仗义而西，要借助你们诸部的力量，消灭敌人，恢复疆土。你们也有人替国家着想，拯救苦难中的人民么！”各部多出兵马，归大石指挥，得精兵万余人。设置官吏，备武器，又组成了一支新的军事力量。

　　大石通辽、汉文字，在辽朝为林牙（翰林）。在燕京拥立耶律淳时，左右的官员和统率的士兵多是汉人。大石西行，可能也有汉人随从。大石仍依辽朝制度分设北面和甫面官，金朝得到的报告说：大石在北方称王，置南、北面官僚，有战马万匹，畜产甚多（《金史·粘割韩奴传》）。

　　一一二五年初，天祚帝被俘后，大石仍在可敦城一带，依据他一贯的主张，积蓄力量，而没有轻易出击。但大石的存在，仍引起金朝的不安。金都统完颜希尹建言，严防大石与西夏联合。一一二九年，金泰州路都统又奏报，大石在发展势力。此时的金朝在全力侵宋，不暇北征契丹，大石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南代金朝。一一三○年初，大石决计向西方求发展。二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整顿军旅，经回鹘西行。大石先写信给回鹘王毕勒哥说，“自我太祖以来，与你们非一日之好。今天我要西去大食，经过你们这里，请不要生疑。”毕勒哥得信，迎接大石，大宴三日，又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作大石的附庸，送大石至境外，西去。

　　金朝得知大石去回鹘，遣降将耶律余睹与石家奴等领兵追讨，沿途向西北诸部征兵，诸部拒绝。石家奴至兀纳水还军。余睹得知大石已在和州（西州）回鹘境内，恐与西夏联结，遣使去西夏询问。西夏回答说，夏国与和州不相接壤，也不知大石的去向。

　　大石的去向，是自和州再往西行，至叶密立，征服这里的突厥人的众多部落，约四万余口。大石曾在此建城，据说此城的遗址曾长久地留存。

　　一一三一年，文武百官立耶律大石为帝，称天祐皇帝，又采突厥称号为葛儿汗（或译古儿汗，众汗之汗），建元延庆。重建的辽朝又号哈喇契丹（黑契丹，崇尚黑色）。

　　一一三四年，耶律大石迁都到八刺沙衮，改元康国。八刺沙衮地在塔刺思东，楚河南岸，热海西，原是回鹘的旧城。西辽时，回鹘邹括部占据此城，部民种田为业，以收获的十分之一缴税。邹括部大概还不能自己制造兵器，武力是薄弱的（《金史·粘割韩奴传》）。它时常遭到突厥康里部和哈刺鲁人的骚扰，袭击它的部民，劫掠牲畜和财物。耶律大石称帝后，八刺沙衮的部长，也象西州回鹘那样，愿附属西辽，并请求大石进驻此城。大石迂都后，号八刺沙衮城为虎思斡尔朵（契丹语：强有力的宫帐），并向周围的城邑派遣了管民官。从此，西辽即一直建都在虎思斡尔朵。

　　西辽的统治巩固后，连年对外作战，扩展了它的领域。关于西辽的史事，《辽史》与波斯、阿拉伯史家的记载，时间先后，互有异同。下面是参据中外史籍而作的一个大概的叙述。

　　《辽史》记载说，耶律大石建都于虎思斡尔朵后，以萧斡里刺为兵马都元帅，萧查刺阿不为副，卒骑兵七万东征。出征前，大石誓师说：“我率领你们远至朔漠，是期望恢复大业”。东征的目标显然是试图兴复辽朝。西辽兵东至喀什喀尔，这里原有辽朝的汉人和契丹兵驻扎，西辽军至，即相率归服。西辽军征服喀什喀尔后，进而征服了和阗。但在继续进军时，可能由于沙漠的阻隔，牛马多死·难以前进，不得已而还师。

　　西辽军至喀什喀尔时，曾分出一支军队，进至阿姆河彼岸，与撒马尔干的算端展开激战，获得胜利。（据阿拉伯史家阿提耳记述，时在一一三七年）算端求助于塞尔柱王朝的桑伽尔（一说花刺子模王唆使西辽攻桑伽尔）。桑伽尔大军与西辽军在迪尔干姆河（科克恰河）附近相遇。一一四一年两军大战，桑伽尔惨败，伤亡近十万。西辽的这支军队，大概就是由萧查刺阿不率领（波义耳英译本尤外尼泄界征服者史》的Erbüz，疑即萧查刺阿不），乘胜向西北进攻花刺子模。花刺子模沙（王）阿提西兹投降，作西辽的属国，每年向西辽交纳贡金三千金第纳尔，并贡献大批货物和牲畜。萧查刺阿不得胜回师。

　　耶律大石于一一四三年病死，依汉制立庙号，德宗。子夷列年幼，由皇后塔不烟执政。西辽的领域，在大石时已基本上确立：北至巴尔喀什湖，东自今新疆西部，领有别失八里，东南抵和阗，西南界阿姆河，西达成海，统治花刺子模。重建的辽朝屹立在我国西北，又是一个强大王朝。

　　直到十三世纪蒙古建国以前，我国境年形成为西辽、西夏、甫宋和金四朝并立的局面。南宋和西辽没有直接的往来，但仍看作是辽朝的迁徒。一一六一年（宋绍兴三十一年），宋朝号召金朝统治下的契丹人起而抗金。高宗诏书中说：“契丹和我是三百年兄弟之国。……由于遭到女真的祸害，我既移驻江南，辽家也远徙漠北，相去万里，音信不通。……现在我提兵百万，收复中原，你们大辽豪杰忠义之士，也应协力，乘势歼灭女真的头子，报耶律氏的深仇。将来事定，通好如初。”（《宋会要稿》蕃夷三，参《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四）一一八五年（孝宗淳熙十二年），南宋还曾得到过西辽假道西夏伐金的谍报。金朝主要是从回鹘人那里知道西辽的情况。一一四四年，金朝曾派遣粘割韩奴随同回骼使者出使西辽。韩奴去后，久无消息。后从回鹘商人得知，韩奴至西辽，即被处死。金朝统治下的契丹人为反抗金朝贵族的压迫，也往往结成小股，陆续投奔西辽。西辽自耶律大石以后虽然没有再展开大规模的对外作战，但它的存在，对西夏、金、宋的影响都是深刻的。

　　塔不烟执政七年，仍依汉制，称感天皇后，改元咸清。七年后，即一一五一年，夷列即位，改元绍兴，在位十三年，庙号仁宗。一一六四年，仁宗死，妹普速完权代执政，称承天太后，改元崇福。普速完与夫弟朴古只沙里通，谋杀夫驸马萧朵鲁不。萧朵鲁不父都元帅斡里刺领兵围皇宫，射杀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一一七八年，仁宗次子直鲁古即皇位，改元天禧。在直鲁古统治期间，西辽不断发生了重大的事变。

　　西辽统治下的花刺子模，一二○○年，阿提西兹的后裔穆罕默德继王位。起初仍照旧例，向西辽纳贡。统治阿富汗地区的古尔人木亦速丁入侵花刺子模，直鲁古派兵万人帮助花刺子模打退了来犯的古尔人。穆罕默德在胜利后强大起来。他开始抵制西辽的统治，拒绝交纳贡品。两三年后，直鲁古派遣西辽的官员马哈穆德泰去花刺子摸索取贡品。穆罕默德乘机离开。而由他的母亲特尔肯可敦（皇后）去接待。可敦向西辽支付了全部贡品，并确认，花刺子模依然遵守投降时确立的那些条件。可敦派遣使臣随同辽使向西辽致歉。但是，马哈穆德泰已看出穆罕默德的不忠，并报告给直鲁古。花刺子模的使臣因此不再受到礼遇。西辽与花刺子模的关系逐渐紧张了。

　　花刺子模的穆罕默德，继续策划推翻西辽，征服阿姆河北岸地区。他派出一支军队到布哈拉，并和撒马尔干的算端奥斯曼相联络，煽动反抗西辽。阿拉伯史家术外尼记载说：这时“所有人都已疲倦于（西辽）古儿汗的长期的统治，厌恶他的收税官和当地行政机构的官员，这些人违反常规，他们的行径是非法的、残暴的。”（《世界征服者史》）花刺于模的反抗计划，迅速得到了响应。

　　正当花刺子模策划反抗的年代，乃蛮部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来到了西辽。

　　十二世纪初，蒙古族迅速地强大起来。一二○四年，蒙古乞颜部长帖木真（成吉思汗）灭了强大的乃蛮部。乃蛮部长太阳汗败死。一二○六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畔建立了蒙古奴隶主的国家。屈出律穿过别失八里，进入苦叉地区，一二○八年初，逃到西辽。直鲁古收降了屈出律，并把皇后古儿别速所生的女儿嫁给了他。乃蛮部原是信奉景教的部落，屈出律降西辽，改奉佛教。

　　花刺子模和撒马尔干等策划反辽。屈出律见西辽的统治动摇，又得知乃蛮残部仍散处在山中，便请求东归收集残部，企图伺机篡辽。波斯史家拉施德在《集史》中记载，屈出律对直鲁古说：“我离开自己的部落和人民已经很久了。”“我听说我的很多部众和军队流散在叶密立、海押立和别失八里地带。当他们得知我的消息后，他们就会在各地聚集起来抵抗敌人。如果古儿汗（指直鲁古）放我走，我就前去收集他们。”又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依照忠诚和道义行事，听从你的命令。”屈出律骗取了直鲁古的信任。屈出律离开西辽东行，收集乃蛮残部，又组成了一支作战的队伍。

　　屈出律去后，直鲁古才有所悔悟，下令召奥斯曼等加强戒备。撒马尔干的奥斯曼拒绝西辽的命令，与花刺子模联合反辽。这时，屈出律也早已和花刺子模相勾结，双方派使者往来联络，约定穆罕默德算端从西面进军，屈出律从东面进军夹攻西辽。直鲁古派兵三万攻打奥斯曼，获得胜利，进驻撒马尔干。屈出律便集结兵力在东部发动叛乱。直鲁古不得不自撒马尔于撤军，分兵攻打屈出律。花刺子模的穆罕默德乘机发兵进驻撒马尔于，并与撒马尔干合兵进攻西辽西部的重镇塔刺斯。西辽在塔刺斯大败，守将塔延古被俘。八刺沙衷也投降穆罕默德。当直鲁古的大军返回八刺沙衮时，居民闭城拒守，苦战十六日。西辽结集各地兵力攻城，用大象抵毁城门。攻下后，辽兵大肆杀掠，四万七千人被杀，抢掠财物无数。马哈穆德泰下令西辽军把掳获品一律交出，各军不服，纷纷叛乱。辽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屈出律得知西辽军乱，便乘机迅速进兵，出其不意，获得大胜。直鲁古被围投降。一二一一年，屈出律篡夺了西辽王位，奉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两年后，直鲁古病死。屈出律沿袭辽朝制度，仍号西辽（黑契丹）。但花刺子模和撒马尔干一带都已不再为西辽所有。

　　屈出律篡夺西辽后，对西辽的各族居民进行了残暴的统治。他首先派兵进攻阿力麻里，并派遣军队驻扎在喀什喀尔、和间、叶尔羌等地，镇压当地的人民。拉施德记载说：“他每年都派遣军队到这方面的一些回教徒住地去放毒和焚烧谷物。由于他们的收获连年被毁，人们缺少粮食，陷入了绝境”。“在每一个合惕忽答（家长）的住宅中，都安置了一名士兵住宿。”屈出律凭借军事暴力强迫这些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改奉佛教，并改穿辽朝契丹人的服装。屈出律的暴政遭到各地人民的反抗。一些反抗的教士被残酷地处死。

　　西辽在屈出律统治下，前后经过了七年。一二一八年，蒙古军队由者别统率，向西辽进攻。屈出律这时正在喀什喀尔城中，听说蒙古军来攻，即慌忙逃跑。蒙古军下令，各地居民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从而赢得了伊斯兰教居民的支持，各地居民奋起杀死住在各家的西辽兵士。西辽可散城八思哈管民官易思麦里投降蒙古，为者别作先锋，引蒙古军追击屈出律。屈出律逃到巴达哈伤的撒里黑昆山谷，被蒙古军捕杀。喀什喀尔、和闻、叶尔羌等地相继投降，归于蒙古（元朝）的统治之下。

　　辽朝自九一六年阿保机正式建国，前后经过了三百零二年的历史过程，在一二一八年最后灭亡了。

第三节 辽代的经济与文化

（一）经济概况

　　契丹族原来在满河流域以渔猎为生，进而经营畜牧。辽朝建立后，又在汉族的影响下，逐步发展了农业生产，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上节已经叙述过契丹社会制度的变革，下面只说契丹、汉族等各族人民在各个部门的生产状况和商业贸易。

一、渔猎畜牧

渔业 契丹旧居潢河、土河间，四时捕鱼。冬春之际，江河水冻，有凿冰钩鱼法。辽朝一代，一直沿用。宋人程大昌《演繁露》记载道宗时在达鲁河（长春河）钩鱼的情况。大意是：达鲁河东连大海，正月结冰，四月解冻。钩鱼时，先使人在河上下十里间用毛网截鱼，不让鱼跑掉。在河面凿四个冰洞，叫做冰眼。三个冰眼凿薄不透冰，从这里观察鱼的动静。一个冰眼凿透，准备钩鱼。鱼在冰里日久，遇到有出水的地方，一定要来伸头吐气。等鱼到冰眼，用绳钩投去，没有钩不中的。另有一种夜间罩鱼法。辽圣宗时，宋朝的使臣宋缓来辽，听说圣宗在土河上罩鱼。在河冰上凿冰眼，举火一照，鱼都来凑集，垂下钩竿，很少能跑掉（《宋会要稿》，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天禧五年）。

　　辽朝历代皇帝也经常在达鲁河或鸭子河（混同江）的春捺钵钩鱼。捕获头条鱼后设宴庆祝，称“头鱼宴”。这种捕鱼法，长久流传。元朝时，张德辉至肿胸河（胪朐音卢居lu jū），当地居民说，河中有三四尺长的大鱼，春夏秋都不能捕得，到冬天可凿冰捕获。（《塞北纪行》）直到现在，我国北方某些地区仍然沿用凿冰钩鱼法。据《北史·室韦传》记载，室韦族曾有过凿冰入水“网取鱼鳖”法。凿冰钩鱼的生产方法当是契丹劳动人民的一个创造。

射猎 《唐书·契丹传》说：契丹“射猎，居处无常”。契丹建国后，仍旧长久保持狩猎生产（《辽史·游幸表序》）。契丹妇女，自后妃以下，也都长于骑射，和男子一起田猎。按照季节的不同，大体上是，春季捕鹅、鸭，打雁，四五月打糜鹿，八九月打虎豹。此外，也射猎熊、野猪、野马，打狐、兔。狩猎以骑射为主，辅以其他方法。如射鹿：在鹿群必经之地洒上盐，夜半鹿饮盐水，猎人吹角仿效鹿鸣，把鹿引到一起，聚而射之，叫做“舐鹻鹿（鹻同碱）”，又叫“呼鹿”。射鹿历来是契丹狩猎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北史·契丹传》记北朝时契丹风俗，父母死三年后收尸骨焚烧，祝告说：“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野猪）鹿”。东丹王倍善画契丹人物射猎，有千鹿图为宋朝所得。辽庆陵壁画，也画有鹿的形象。捕捉鹅、雁、野鸭等飞禽，多利用饲养的鹰鹘，特别是产于东北的海东青鹰。辽朝每年都要到女真等部捕捉或强索海东青饲养。辽帝春捺钵捕鹅，先由猎人找到有鹅的地方，举旗帜为号，周围敲起扁鼓，把鹅惊起，然后放鹰捕捉，鹅坠下后，用刺鹅锥刺死，举行“头鹅宴”祝贺。春捺钵以海东青捕头鹅，带有多少固定的典礼性质。一般契丹猎人，当只是饲鹰捕捉飞禽，鹰是他们生产中的助手。契丹人又用豹作助手，驯豹捕兽。宋绶至契丹，看到引出三个豹，很是驯服，在马上依附契丹人而坐，狩猎时用它来捕兽。（《宋会要稿》）陕西乾县近年发现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出猎图》，画一骑射猎人，背后一驯豹蹲坐马背，随行出猎。又一猎人，背后豹不驯，猎人在马上回视，怒目挥拳。唐武后时，陆续收编契丹流散部落，任用契丹降将（如李楷固、李光弼）。唐人的驯豹猎兽，很可能是从契丹传来。唐壁画的情景当近似于契丹的情景。

畜牧 畜牧业是辽朝契丹的主要生产部门。《辽史·营卫志》说：“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败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代契丹仍是随水草放牧，即所谓“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湩音冻dòng）（《辽史·食货志》）。但各部落实行地区性统治后，除战马外，分地以牧，各有多少固定的“分牧”地区。放牧的牲畜以驼、马、牛、羊为主。骆驼用以载运物资，也用来拉车（沈括：《熙宁使虏图抄》）。牛用来载物、拉车（迁徙有毡车，运载有大车，送终拜陵用牛车），兼供乳食。羊主要供取皮毛和肉食。马是主要的牲畜，所谓“其富以马，其强以兵”（《辽史·食货志》）。契丹射猎、放牧、交通、作战都不能离开马匹。《辽史》记载牲畜价格，分驼、马、牛、羊四等。但在牲畜中，马和羊数量最多，也最重要。述律后对辽太宗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羊和马从来是契丹牲畜财富的代表。早自契丹建国前，历代贵族对北方游牧族作战，总要大量掳掠牲畜。建国后，被征服的各族也要每年把一定数量的牲畜进贡给辽朝。对外掳掠所得，分赐作战将士。因而牲畜的占有有官、私之分。私有数量的多少，又有了贫富之别。辽朝封建制确立后，各部出现的大批贫民，主要当是贫苦的牧民。官有的牲畜拥有极大的数量。据《辽史·道宗纪》：道宗时“牧马著息，多至百万”。辽朝在各地区设有“群牧使司”、“马群司”、“牛群司”等各级官员管领。边地各族历年进贡的牲畜，大概即由驻在当地的群牧官就地管理，因而天祚帝亡前，西北边地仍拥有大批的马群。大石西行时，西北各族进献马、驼、羊等大批牲畜，奠立了辽朝西迁和重建的基础。

二、农 业

　　辽太祖阿保机采韩延徽策，安置俘掳的汉人在北地从事垦艺。此后，各投下州的汉族人民，也务农耕作。契丹封建制确立后，又出现了租种契丹、奚贵族田地的汉人佃户。九八二年，景宗诏：“诸州有逃户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宣府镇志》）。宋苏辙使契丹，在中京南见奚人役使汉人佃户，有诗云：“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佃”（《栾城集》）。据《契丹国志》记载，辽时中京一带的奚人也已从事耕种。契丹本族人民经营农耕，当始于太宗得燕云之后。《辽史·食货志》记辽朝建国前匀德实已“相地利以教民耕”。这一传说如果包含有可信的成分，当也只是个别地区的原始的耕作。太宗时才有开垦农田的明确记载。九三九年，以乌古居地水草丰美，命五院六院两部的瓯昆、乙习本、斡纳阿刺等三石烈人迁居到这里。次年，又给予海勒水一带地为农田，从事耕作。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九四六年，诏“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据《辽史·营卫志》。同书《食货志》记述有误。）圣宗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妇人种黍已熟，派人帮助收割，可见契丹部落中确已有部分居民参加农耕，但在契丹族的整个的经济生活中，还不如牧业的地位重要。到道宗时，农业耕作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宗派耶律店古率部在炉胸河边垦田，收获后即移屯镇州。耶律唐古在镇州连续十四次获得丰收，积粟几十万斛。马人望为中京度支使，到任半年，经营得法，也积粟十五万斛。东京道的咸、信、苏、复等五十多城，都设置了和籴仓；果陈籴新，允许百姓借贷，收息二分，各处所积不下二三十万石。《辽史·食货志》说：“辽之农谷，至是为盛”。

　　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地区是辽朝农业的基地。辽朝统治者多次下诏募民垦荒，开辟农日。九九五年，准许昌平、怀柔等县百姓开垦荒地。九九六年，募民耕种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一○八九年，辽道宗赐给山西灵丘一所庙宇山田一百四十多顷。这个事实说明山区也已大批开辟了山田。

　　辽朝农作物，燕云地区仍以稻、麦为主。九八七年，李仲宣撰《枯唐寺创建讲堂碑记》说，蓟州“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红稻青粳，实鱼盐之沃壤。”一○六四年，道宗下令禁止南京百姓决水种植粳稻。天柞帝时，燕京“稻粱之属，靡不毕出”。蓟州三河县北乡有寺庄一所，景宗乾亨（九七九——九八三年）以前，垦田三十顷，其中种麦一千亩，都是上等的好田。

　　辽朝在农耕方面也有所创造。宋朝派往辽朝的使臣王曾记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说，自过古北口，居民都住草房板屋耕种，没有桑拓等树木，因为怕吹沙壅塞田地，种地都在垄上。《辽史·食货志》也说：辽地多半是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要及时耕种收获，种黍要因地势高下，与中原不同。辽朝在北方风沙地带，因地势高下在坎上作垅田，是劳动人民的一个创造。

　　稻、麦、粱、黍之外，契丹旧地又多种穄（音记jì，糜子米）。《五代会要》说，奚人种穄，秋收后在山下作窖储存，煮穄作粥。《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居地宜于种穄。大概自东汉以来，就有种穄的传统。宋朝使臣去辽，辽朝多以乳粥诗客（朱彧《萍洲可谈》，王洙《谈录》）。梅圣俞《送景纯使北》诗：“朝供酪粥冰生碗，夜卧毡庐月照沙”（《宛陵先生集》）。乳粥或酪粥当是用穄制成。宋朝杂变税中有穄米一种。《东京梦华录》记载，宋朝京城开封，中元节时沿街卖穄米饭，用来祭祀祖先。种穄非辽朝所特有，但在契丹、奚的农作物中，穄是较为重要的一种。

　　汉地所无而辽朝已先有的作物是西瓜。辽太宗灭后晋后，晋同州郃阳县令胡峤随萧翰入辽，七年后逃到后周，撰《陷北记》记述在辽朝的见闻。胡峤说，自上京东行到一处平川，多草木，始吃西瓜。据说是契丹破回鹘得此瓜种，施用牛粪搭棚种植。瓜的大小象中原的冬瓜，但味道很甜。（《契丹国志》胡峤：《陷北记》）在唐人文献中，不见有关西瓜的记载。胡峤的记述也说明，前此汉地并无西瓜。（李时珍《本草纲目》主此说）辽朝自回鹘得瓜种，移植成功，以后传入金、宋，才逐渐为汉族农民普遍种植。西瓜自回鹘传入契丹，又自契丹传给汉族，在我国各族人民的经济交流史上，是一个值得记述的事件。

　　西辽灭亡后，耶律楚材于一二二二年到河中府，有诗云，“万顷青青麦浪子”，“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描写出当地农业稻、麦丰收的繁荣景象。辽朝统治下的契丹族、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不仅开发了我国的东北地区，也使西辽统治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发展。

三、手工业

铁冶 在辽代的手工业中，冶铁占有重要的地位。契丹建国前，已开始有铁。阿保机征服室韦后，又有坑冶。胡峤《陷北记》说：室韦有三族，地多铜铁金银，室韦人制作的铜、铁器很精好（又见《辽史·食货志》）。大抵契丹从室韦人那里学得了坑冶法。阿保机灭渤海后占据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名铁利州。此地原为渤海铁冶地区，多有铁矿，成为辽朝的一个铁冶基地。阿保机又以渤海俘户在上京道饶州置长乐县，内一千户冶铁纳贡。宋朝使臣王曾在柳河馆西北，也见有渤海人就河漉沙石炼铁。渤海在店时即擅长冶铁。《新唐书·渤海传》以渤海“位城之铁”为名贵出产之一。渤海冶铁术传入契丹，推动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辽朝东京道尚州东平县有铁矿，采炼者三百户，按赋税制度供铁。阿保机南征幽、蓟，在还军路上发现银、铁矿，命置矿冶。冶炼者可能是俘掳来的汉族人民。契丹奴隶采炼的铁矿，有柳湿河、三黜古斯和手山三处。起初冶炼者是诸斡尔朵和大族（皇族）的奴隶，圣宗时置为易术（铁）部。柳湿河和三黜古斯的今地，还不能确指，手山就是今鞍山的首山。首山附近曾发现过深达十八米的辽代矿坑，更加证明：辽朝的奴隶们是鞍山铁矿的最早的开采者。鞍山铁矿，现在经过我国钢铁工人的辛勤开发，已经建设成社会主义的钢铁基地。追本溯源，辽朝奴隶们创始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

　　辽东一带，自西汉以来即在乎郭设有铁官冶铁。辽阳汉墓曾有大批铁器出土。辽朝的铁冶也多在这一地区，所以在东京设户部司管领。在辽朝的铁冶业中，又以冶炼镇铁最为著称。《金史·太祖纪》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于是国号大金”。金朝依女真完颜部住地按出虎（女真语，义为金）水为国号，辽朝可能也是依辽水建号。《金史》所纪，出于附会，不甚可信。但辽朝号称出产镔铁，却是事实。镔铁是一种精炼的铁，接近于钢，或者即可认作是钢的一种（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有此说）。《隋书·西域传》载波斯产镔铁。宋人乐史《太平寰字记》说罽宾（罽音记jì）也产镔铁。《契丹国志》记大食等国向契丹贡献的物品中有“宾铁兵器”。辽初，大食仅“来贡”一次，《辽史》不载贡品，《国志》所记是否有据，不可知。大食的镔铁可能对辽有所影响，但显然不起决定的作用。沙俄的布勒士奈得在《中世纪研究》中说，镔铁是在十二世纪时由阿拉伯传入中国。他完全忽视了早在十世纪时辽朝以产镔铁著称的事实。王曾去契丹，至打造部落馆见有“番户”百余，锻铁为兵器。辽朝贺宋朝正旦，有镔铁刀作礼物。辽朝拥有丰富的铁矿，经过室韦、渤海、契丹和汉族等各族劳动人民交流冶铁技术，锻炼出质量较高的铁或较低的钢，是可能的。

金银 阿保机俘掳蔚县汉族人民，在泽州立寨“采炼陷河银冶”（《辽史·地理志》），又在征幽蓟还军道上，发现银铁矿，命令开采。灭渤海后，在富州置银冶，改名银州。圣宗时，在演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开矿采炼。现存辽代的石刻碑记中也反映出，辽朝境内的银冶存在于许多地区。大抵辽朝的金银矿，以汉族人民为主，与渤海、契丹等各族人民共同冶炼，并共同发展了金、银手工业。近年辽宁、河北各地出土大批辽代鎏金和银制手工艺品，包括鎏金马具、饮食用具、各种首饰和佛教器物，这些金银制品继承了汉族手工业者的传统技艺，又溶合了契丹族的某些特有的风格。

马鞍和车 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锦》以“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等并列，称“天下第一”。契丹劳动人民制作的马鞍，不仅在辽朝，而且在全中国的各民族中享有盛名，是辽代手工业的又一个成就。辽朝回赐西夏等国贡使物件，有金涂鞍辔马，素鞍辔马，赐给宋朝的礼物中还有涂金银龙凤鞍勒、银鞍，一九五四年，赤峰市大营子发掘辽驸马卫国王墓，出土有银质囊金鞍饰，铸有精细的花草纹。银质鎏金鞍桥饰，铸作双龙戏珠纹，极为精美。契丹以鞍马为家，对马具的制作特为讲求，在当时我国各民族中，确是无与伦比。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马具三组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车马器

　　辽朝还有专业的车工，在打造馆造车。沈括说：“契丹之车，皆资于奚。”大约奚族制车，比契丹更为精良。

纺织 辽朝的纺织业，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地区，在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渤海地区，唐时曾以出产布、绵、绸著称。早在阿保机时，即驱掳汉地数州士女到契丹，传播了纺织技术。辽朝建国后，随着各民族的经济交流和农业的发展，在契丹、奚等族的旧地，也有了纺织业生产。胡娇记辽初上京的情况是“交易无钱而用布”。大抵当时布匹（麻布）已普遍生产。辽朝得燕云后，丝织业逐渐发展成颇大的规模。辽都上京有绫锦院诸工作坊，织工主要是汉人。祖州也有绞锦院，有契丹、汉、渤海等族手工业者三百人纺织，供辽朝皇室需用。辽朝以定州的汉人俘户在中京道建宜州，也从事纺织。《辽史》称；宜州“民工织经，多技巧”。灵河（大凌河）沿岸灵、锦、显、霸四川植桑麻，居民无田租，只供蚕织。圣宗时曾以显州交纳的绫锦，赏赐左右贵族。《辽史·礼志》记辽朝贵族的礼服有锦袍、白绫袍、绛纱袍。辽朝对外赠送或赐与的物品中，有绫、罗、绮、锦、纱、縠、缎等多种，可见丝织业的发达。赤峰辽驸马卫国王墓出土有平金的丝织物。近年辽宁翁牛特旗发现辽壁画木槨墓。墓室中死者夫妇卧于尸床上，铺盖丝织的被褥衣裳。墓中出土有各色绞、罗、织锦、刺绣，并有刻丝和印染丝罗，显示出辽朝丝织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制瓷 辽代手工业中另一特出的成就，是著名的辽瓷。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辽代汉族、契丹等各族人民，在唐、五代制瓷技术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近年各地陆续发现大批辽墓和一些遗址，出土有大量辽瓷。分布的地区遍及辽代的南京、上京、东京以及现在的赤峰、建平、沈阳等地。出土瓷器有白瓷、青瓷、三彩以及细胎白黑瓷器、缸胎杂色大型瓷器和翠绿釉瓷等多种，明显地承袭唐和五代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适应契丹族鞍马毡帐的生活需要，辽瓷还出现一些新形制：如鸡冠壶，鸡腿坛，长颈瓶等。鸡冠壶仿照契丹皮袋的形式，壶上有环梁或穿孔，便于马上携带，更是辽瓷中最有代表性的特产。辽宁一些地区出土的三彩印花方碟和长盘，也是辽瓷所特有。辽瓷中也有不少汉族用品，如杯、盘、瓶、盂等，形制和质地与五代和宋朝的产品大致相同或相似。辽朝境内契丹与汉族居民长期共居，象在经济上政治制度上曾经两者并存一样，反映在文化上以至生活用品上，存在不同的风格，是自然的。辽朝与宋朝在经济上相互交流，也必然要相互发生影响。辽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仿照北宋定州窑烧造的，称为“仿定”。这些瓷器，在造型上受唐代瓷器风格的影响，在工艺上则接近或达到了北宋定瓷的水平。北京门头沟区龙泉瓷窑遗址发现很多“仿定”瓷片，与北京地区辽墓出土瓷器相同。近年出土辽瓷，地区分布甚广，数量甚多，说明辽朝制瓷业甚为发达。有的辽墓葬，随葬品很少，无金银器或铜器，但也有少量瓷器。这也表明：瓷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品。

　　辽朝燕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宋朝的“作”的手工业组织。“作”的首领叫做“作头”和“都作头”。一○五七年建造的房山县良乡镇清凉寺千佛像石幢，就是由姓王的“燕京作头”父子雕制的。有些辽朝的石刻还署有“盖阁都作头”、“盖殿宝塔都作头”等名称。

四、商业贸易

　　辽朝得燕云后，以幽州为南京，在辽阳设东京。承天后、圣宗时又在奚族旧地设中京（大定府）。兴宗改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与上京合称五京。五京是辽朝政治重心，也是商业交通的重心。上京的城邑建制，如幽州制度。南城叫做汉城，是汉人集中的居住区，有楼对峙，下列市肆，经营商业。南门之东有回鹘营，回鹘商贩聚集居住。中京城由燕蓟的汉族良工营建，自朱夏门入，街道东西有廊舍三百间，居民在廊舍下布列店肆（列廛肆庑下）。东京外城称汉城，河北汉人在此聚居，有南、北市。

　　早晨在南市，午后在北市交易。上京、中京、东京的商业区都在城南。南京依旧制，商市在城北，陆海百货都要聚集在北市买卖。西京大同府主要是军事城镇，商业远不如南京发达。辽朝皇室百官驻在捺钵时，也往往有临时的市场，交易货物。辽朝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沈括在宋神宗时去辽朝，见到“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熙宁使虏图抄》）各州县则有市集。

　　隋、唐以来，历史形成的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并没有由于辽朝和五代、宋朝的政权并立而隔绝。五代时，辽和梁通过聘使往来，交易货物。后唐在云州北野固口与契丹互市，成为固定的贸易市场。后晋设回图务管理贸易。辽朝派遣回图使，在开封设邱店，往来贩运。立国江南的吴越、南唐也和辽朝有使臣往来，以纳贡或馈赐的方式交易货物。九四三年，辽太宗曾遣使去南唐，赠送羊、马，并出售马二百匹，买回罗、纨、茶、药等物品（陆游《南唐书》）。

　　辽和北宋并立，前后一百六十余年，双方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加强着北方和南方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大致通过三个途径进行：（一）朝廷往来聘使。每年新正元旦、帝后生辰，相互遣使祝贺，带去大批珍贵礼物。对方也以大批物品“劳赐使臣”。送礼和回赐有固定的项目和数额，形成朝廷间定期和定量的物品交换。（二）官方设立的椎场（贸易场）。宋初，在镇、易、雄、霸、沧州各设榷场，与辽交易。此后随着宋、辽关系的发展而时有变化。澶渊之盟后，辽朝先后在涿州新城、朔州南和振武军，置榷场与宋贸易。宋朝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置三榷场，后又在广信军置场。榷场是由官方管理的固定的贸易场所，辽、宋都设有专官，监督交易，征取税收。（三）私人交易。在榷场以外，还有大量的私市交易，以规避税收取利。有的商人越界去对方境内贩运谋利，甚至通事（翻译人员）也和使臣私相交易。榷场禁售的货物，也多走私。通过各种走私贸易，种类繁多的大批货物，往来贩运不断。

　　辽朝卖给宋朝的货物，牲畜中以羊为最多。宋神宗时，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每年数万只，运到汴京（开封），多瘦恶耗死，每年费钱四十余万缗。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宋朝的物品，还有马匹、马具、皮革制品、毛毡、镔铁刀剑、“北珠”等。北珠是来自女真的珍珠，在宣和间，围过寸者价至二三百万，极为名贵（《铁围山丛谈》卷六）。阿保机建国前，在炭山南古汉城有盐池。据说契丹八部都取这里的盐食用。此后开采，规模更大。辽太宗得河间煮海盐，得燕云后更多采海盐。辽盐产量甚大，售价较宋朝低，白海口入界河，经雄、霸入涿、易等地。通过走私活动，辽盐大量售入宋界，宋朝官吏不能禁止。

　　辽朝自宋朝输入的货物主要有：茶叶、药材、糯米、丝织品、麻布、漆器以及香料、犀角、象牙等奢侈品。

　　据胡娇所见上京的情形，辽朝初年，大约钱币还不甚流通。燕云地区仍然沿用五代时的旧钱。景宗时置铸钱院，铸乾亨钱。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圣宗、兴宗、道宗各朝屡铸铜钱行用。在辽、宋之间的商业贸易中，辽钱严禁出境，但宋朝的铜钱却大量流入辽朝通用。

（二）文化概况

　　契丹、汉族在经济方面相互交流，在文化方面也相互吸收。由于汉族的封建文化，比起契丹来，处在较高的阶段，契丹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汉文化，但仍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契丹和汉族共同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一、契丹文字

辽太祖陵出土的契丹字残石刻

　　阿保机建国后，由突吕不等创制契丹文字，后来被叫做契丹大字。阿保机弟迭刺又制契丹小字。契丹大、小字长久失传，只有一些零散的存留。一九三○年，在今辽宁白塔子的辽皇陵，出土道宗及宣懿皇后等长篇契丹字哀册刻石，契丹字文献才被人们所注意。近年来，又陆续发现刊有这种契丹字的墓志（如辽宁义县萧相公墓志）和铜镜等文物多种。国内外的研究者曾对这种文字作过不少的探索，取得一些成绩，但还远不能通读。一九五一年，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辽萧元忠墓志，刊有另一种字体较简的契丹文字。一九六六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巴林左旗林东辽太祖陵，也发现了刻有同一种字体的契丹字残石。从出上契丹字文物看来，大抵前一种哀册文字当是契丹大字，后一种字体较简的文字是契丹小字（也有相反的说法，待考）。《五代史》附录《契丹传》说阿保机以汉字隶书之半增损，作成契丹文字。契丹大字和小字是依据汉字字体而改作的拼音字。契丹大字是以几个音符叠成契丹语的一个音缀，在形体上仍仿汉字合成一个方块字，狼是繁赘难认。契丹小字，笔划稍简，所以又被叫做“小简字”（《辽文汇·补遗》郑恪墓志）。据说迭刺学习回鹘文后，才造契丹小字。据现存女真字推知，契丹小字大约是以一个方体字代表一个音缀，但不再象大字那样合叠成多音符的方块字，而是参照古回鹘文的办法，自上而下。连续直写，所以说它“数少而该贯”（《辽史·皇子表》）。但由于每个音缀仍是来自汉字的方体，无法联写，这就形成各音缀相互分离，各个多音词之间又不易截断的缺点，行用起来很不方便。契丹大小字大约只是在契丹贵族文人中使用，范围很窄。《辽史》记载精通契丹字的文人，大多兼通汉字。辽文化主要仍是以汉字作工具而得到传播和发展。

二、佛 教

　　契丹建国前流行原始的巫教，有巫和太巫。建国后，仍作为一种宗教习俗而保存下来。辽朝皇帝举行祭山仪、岁除仪、瑟瑟仪（射柳祈雨）等，都由巫或大巫赞祝行礼。柴册仪（选举联盟长、皇帝即位）拜日，丧葬及岁除拜火。阿保机掳掠汉人，佛教随之传入契丹。汉人在契丹地区为辽朝建设城邑，同时也建造佛寺。太宗得燕云后，佛教进一步传播，但据胡峤所见，上京的僧尼都还是来自燕云一带的汉人。圣宗以后，汉文明随着契丹封建制的确立而广泛发展，佛教也辽宁昭盟巴林右旗发现在辽朝更加流布。

石经 隋僧徒静碗在涿州大房山的白带山开凿石室，刻石板佛经在石室收藏，用石块灌铁作门，准备佛教一旦毁灭后还可保存这些佛经。白带山因此又称石经山。山上有寺，唐时建号云居寺。静琬刻石经三十年，唐贞观十三年（六三九年）死。弟子相传五世，继续刊刻，此后即中断。辽时经几次战争，云居寺毁损，圣宗时重修。辽南京官员韩绍芳（韩延徽孙）打开石室，检对石经，上报辽朝。圣宗命僧徒可玄继续刊刻经板，补缺续新。经兴宗、道宗两朝，至清宁三年（一○五七年）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共六百块，合原存石经《涅槃经》、《华严经》等经共有二千七百三十块。合称四大部经（赵尊仁：《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此后，仍继续校勘刻石。天祚帝天庆七年（一一一七年），又将道宗时所刻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寺僧通理大师等校刻石经小碑四千八十片，埋在寺西南的地洞里，上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志才：《涿州涿鹿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从圣宗到天祚帝时的刊刻石经是辽朝对佛经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校勘、整理。

校印佛藏 从兴宗时起，辽朝开始校勘、刊印大藏经，即佛经的总集。唐代佛经，流毒极广，但大批佛经的流布，主要还是少数僧徒传抄，或信仰者作为“功德”摹写。敦煌发现店咸通六年（八六五年）印本《金刚经》，说明印刷术发明后，佛经已在刻印，但也还只限于较通行的少数经卷。九七一年，宋朝在印刷术发达的成都，雕板十八万块，印成最早的大藏经，通称“宋藏”（《开宝藏》）。辽兴宗以来，辽朝也雕印大藏经（汉文），通称“丹藏”（契丹藏经）。据辽燕京的僧徒觉苑说，兴宗命远近搜集的佛经，都付雕印，并要辽代石经寺释迦佛舍利人详勘，觉苑因此参预校勘。

　　一○五三年（重熙二十二年），辽兴中府建灵岩寺，曾购得藏经一部收藏，以广流通（耶律劲：《灵岩寺碑铭》）。大抵当时丹经已经初步印行。道宗时，继续收罗，校勘入藏。一○六八年（咸雍四年），南京玉河县的地主邓从贵出钱五十万与觉苑募信徒助办，印大藏经五百七十九帐，在阳台山清水院（北京大觉寺）收藏（《辽文汇》卷七志延：《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一一○三年（乾统三年），易州沫水县金山演教寺，也有本县董某捐造大藏一座，印五百余帙收藏（《辽文汇》卷八《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据大同华严寺金朝的碑记说，辽兴宗时校证的藏经，即有五百七十九帙。佛经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大量印刷流通，只会更便于散播毒素。如果说还有一点作用的话，那只是佛教利用来作为传播工具的某些文化得以留存和在民族间交流。在丹藏雕印的差不多同时，辽朝的邻国高丽也雕印大藏经，通称“丽藏”。辽朝的丹藏传入高丽，很受高丽僧人的重视。高丽藏再次雕印时，取丽藏、宋藏和丹藏对照校勘，印成新雕丽藏。高丽僧宓庵说，丹藏总共不到二百函，不满一千册，“帙简部轻”，“纸薄字密”。宓庵赞叹说：这大概不是人功所能造成，好象是惜助了神力。中国的雕板印刷、造纸，当然不是靠什么“神力”，而是人民群众劳动和智慧的产物。把它用来印造佛教的毒品，自然是极大的浪费。但宓庵所记丹藏情况却足以说明，辽朝劳动人民在造纸术、印刷术和书籍装帧等方面都已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超过了唐、五代时期所达到的水平。

寺院佛塔 辽代在各地建造了大批寺院和佛塔。天津市蓟县现存辽建独乐寺观音阁，是一座雄巍的木构建筑，外观两层，内部三层。阁建于九八四年，中央泥塑将近五丈高的观音像，楼板中留空井，使佛像穿过直立。我国现存最古的木构建筑，五台山唐建佛光寺大殿，是运用传统的木材框架结构法。观音阁的建筑，实际是采用佛光寺大殿的框架法，而又三层重叠，构成一座三层的木楼。山西大同（辽西京）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建于一○三八年（辽重熙七年），梁下仍存辽代题记。大殿虽经后世重修，仍然保存辽代的木建结构和梁仿彩画，殿前满列“教藏”（藏经的书橱）三十余间，是国内现存最古的教藏。

　　辽代的佛塔遍布于五京所属的许多地区。常见的辽塔是八角十三层的砖塔，烙为实体，不能入内攀登。与唐代的佛培，例如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构造完全不同。辽塔的这种形制后来也为金代所继承，在中国建塔史上，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辽、金塔。所谓八角当是据《四分律》，十三层是据《大般涅粱经·后分》：“佛告阿难……起七宝塔，高十三层”。现存北京天宁寺（辽南京天王寺）砖塔和辽宁宁城县大宁（辽中京大定府）故城址的大砖塔，可以作为这种类型的代表。辽宁林西白塔子的白砖塔八角七层，内部中空，可直登，近似唐塔。山西应县一○五六年建造的佛宫寺木塔，层檐用斗拱平托八角六檐，分为五层，附暗层四层，实际上是九层，连塔尖高达二十丈。塔身全用木建，造形瑰丽，有如楼阁，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大木塔。这样一座高大的木构建筑，经历九百多年风雨雷电的考验，仍然屹立而不倾塌，确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观。寺院和佛塔都是佛徒用来毒害人民的工具，但建造者却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剥去宗教迷信的外衣，作为古代人民辛勤建造和遗留的一份建筑遗产，还是值得保存和吸取惜鉴的。

三、儒 学

　　九一八年，阿保机要祭祀一个在汉人中有影响的人物，以巩固他的统治。左右的侍臣以为可祭佛。阿保机说：“佛非中国教”。太子倍说：“孔子是大圣人，万世所尊，应当先祭孔子。”阿保机大悦，即建孔子庙，命皇子借春秋祭奠。佛教来自天竺，但到唐朝已经逐步地中国化。辽朝的佛教实际上已是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而流传。著名的僧人也多是汉人。但比较说来，孔丘的儒学自然更能代表纯粹的汉族封建文化。因之，辽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作为统治汉族人民的工具。不过，儒学在辽朝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发挥它的统治作用，还是在契丹的封建制确立以后。据说辽圣宗好读《贞观政要》，并由汉臣摘录唐高祖、太宗、玄宗可以取法的事迹进呈。《贞观政要》是以儒家的政治学说为指针，对唐朝和前代的封建统治经验的一个总结。因之，它不象儒家经典的迂阔，而更能切合封建统治者的实际需要。《贞观政要》一书一直受到辽朝的重视。兴宗时，萧韩家奴并把它译为契丹文，给兴宗阅读。萧韩家奴上疏论政事，也援引唐太宗的“轻徭省役”、“使海内安静”的所谓“治盗之方”，即压制农民反抗的儒家统治方术。《辽史·兴宗纪》说：兴宗“好儒术”。道宗时，儒学更盛。一○八六年，曾召翰林学士讲五经大义。一○八八年，又召耶律俨（汉人，本姓李）讲《尚书·洪范》。洪皓《松漠纪闻》说，道宗要汉人讲《论语》，讲到“夷狄之有君……”等句，避嫌疑不敢讲。道宗说，上古时候的熏鬻等族，没有礼法，所以叫“夷”。我们现在已经彬彬有文化，和汉族没有两样，你还避什么嫌？辽朝至道宗时，封建的经济制度已经很发展，汉文化为契丹贵族普遍接受，儒家的封建政治思想也在统治阶级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四、历史学

　　圣宗时起，辽朝也依仿汉人修史体制，编修实录。九九一年，室昉（音访fang）、邢抱扑等撰实录二十卷。兴宗时，萧韩家奴又与耶律庶成等编录遥辇可汗以来至兴宗重熙时事迹，共二十卷。道宗时，一○八五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一一○三年，天祚帝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编纂太祖诸帝实录。俨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辽朝西迁后，仍在金、元保存。金、元纂修《辽史》，依据的原始材料，主要就是耶律俨的《实录》。

　　现存辽王鼎撰《焚椒录》一卷，是仅存的一部有关辽朝史事的私人纪述。王鼎，涿州人，道宗时为翰林学士，为辽朝草拟典章，后升观书殿学士。困事得罪，流放镇州。王鼎得知耶律乙辛诬陷宣懿后案始未，因撰《焚椒录》记述此事。书中收录了有关的文献。元人撰修《辽史·宣懿后传》很可能参据了此书。

五、语言文字学

　　辽朝还有两部语言文字学著述流传下来。一是圣宗时僧行均（汉人，俗姓于）编撰的《龙龛手镜》（宋刊本“镜”作“鉴”）。《龙龛手镜》是一部通侣的汉字字书，部首字依平、上、去、人四声分为四卷，第一卷九十七部，第二卷六十部，第三卷二十六部，第四卷五十九部（最后一部为杂部）。每部所收字，也依四声次序排列。各字注反切音和简要的字义。全书共收二万六千四百多字，注解共十六万三千多字。自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自“一”至“亥”排列部首，后世字书，相沿不改。行均突破旧例，依据当时实际的读音和通用的字体，另作编排，虽然体例不尽完善，创新的精神，还是可贵的。行均书又多收民间制作的俗字，如不部的歪（wai）、甭（béng）、孬（nāo）等字。清代的考据学者钱大听因此讥讽行均“以意分部”，“文支不分”，收入甭、孬等“里俗之妄谈”，是“污我简编”（《潜研堂文集·跋龙龛手鉴》）。其实，钱大听所攻击的几处，正是行均超越前人的独到处。辽朝书禁甚严，不准出境，但行均此书仍流入宋朝。沈括《梦溪笔谈》称赞它“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宋朝曾在浙西雕板刻印。元苏天爵说，当时辽朝文献，只有耶律楚材家藏的耶律俨《实录》和行均的《龙龛手镜》还保存，其他多亡失（《滋溪文稿·三史质疑》）。《手镜》宋刊本因避讳改为《手鉴》。苏天爵所见，当仍是辽刊本。此书还曾传入朝鲜，有朝鲜古刻本，分为八卷。后来也传到日本。日本元和（一六一六至一六二三年）时，有古活字本印行。

　　另一部著述是希麟著《续一切经音义》。唐长安西明寺僧慧琳（疏勒人），依《开元释教录》所收佛经，依次音注，写成《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唐朝亡后，此书在江南地区不再流传。五代未年，高丽曾遣使去吴越寻访不得，但辽朝仍有留存。圣宗时，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汉人），依仿慧琳书例，对《开元释教录》以后的佛经，续加音注，写成《续一切经音义》一书，分为十卷。元代编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及《大藏目录》卷下，都还著录慧琳及希麟书，但明、清时，两书不再在我国流传。辽道宗时，曾送给高丽丹藏一部，希麟书因而传入高丽。一四五八年（明天顺二年）又传人日本。清光绪初，我国学者才又发现了此书的日本翻刻本，开始利用来进行汉语史的研究（一九一二年刊印的《频伽藏》曾据日本刊本影印收入）。中、朝、日三国在历史上有过多方面的文化交流，许多古代典籍因而得以保存和流通。希腆书流传的历史，是其中的又一个事例。

六、文学艺术

　　唐、五代吟诗成为风气，也影响到辽朝。辽初，皇子倍有“小山压大山”诗流传。圣宗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布，契丹贵族多学作诗赋。史载圣宗喜吟诗，曾作曲百余首。道宗多作诗赋，并由耶律良编为《清宁集》。道宗宣懿后，天祚帝文妃（渤海人）也都有诗歌流传。经辽朝皇帝的提倡，贵族文人也多作诗编集。如皇族耶律隆先有诗集《阆苑集》。萧柳作诗千篇，编为《岁寒集》。耶律良有《庆会集》等等。这些诗集都不再流传，大抵内容平泛，被淘汰是自然的。元人耶律楚材《湛然居土集》收有《醉义歌》一首，自序说是“辽朝寺公大师”所作，原作为契丹字，楚材在西域遇到西辽前郡王李世昌，学习契丹字，乃译此歌。寺公大师不知何许人，诗中称“病窜”“斥逐”，与南村农丈人饮叙。大约是得罪被黜的契丹官员或失意文人，流寓乡间，以表面的豁达掩盖内心的愤闷。诗中有“村家不弃来相陪”，“黍稷馨香栖畎亩”，“老母自供山果醋”等农村景色，与辽朝帝后的庙堂酬唱，旨趣不同。诗体似乐府歌行，长达一百二十句，是仅存的辽人长篇。《醉义歌》原作不存，现在只有耶律楚材的这一译本。契丹语与汉语语序结构不同。宋人洪迈《夷坚丙志》曾记契丹人学汉诗，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读作“月明里，和尚门于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醉义歌》百余句一气呵成，诗中多用汉人史事掌故，全篇依汉语用韵，也颇工整。如开头四句：“晓来雨雾日苍凉，枕帏摇曳西风香，困眠未足正展转，儿童未报今重阳”。耶律楚材称赞为“可与苏（拭）、黄（庭坚）并驱争先”。如果不是经过耶律楚材改作，失传的原作当也是模拟汉诗。

　　现存辽朝帝后的一些片断诗句，大多不出宫闱享乐或劝谏之类，没有什么文艺价值可说。它只是显示了汉文化对契丹的深刻影响。唐诗中影响最大的是白居易的作品。辽圣宗曾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古今诗话》载圣宗快句“乐天诗集是吾师”，想见白诗在辽朝流传甚广。白居易曾自记：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我诗句。元稹也说，元、白诗的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贩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白诗不仅在汉族，而且也在兄弟民族中得到传播，原因是他的某些诗篇反映了一些人民的呼声，诗句也明白易懂，比李、杜诗更加接近民间的口语。宋朝苏轼的诗也在辽流传。苏辙奉使到辽朝，回来向宋朝报告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的文字，北方无所不有。我初到燕京，就有人告我：令兄（苏轼）的《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另一使辽的使臣，听说辽燕京书肆自己刻印苏轼诗，叫做《大苏集》（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苏辙使辽，有诗说“谁将家集过燕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耶律楚材称赞寺公《醉义歌》，可与苏，黄并驱，也正说明辽诗受到了苏诗的影响。

　　辽初，耶律倍善绘画、以契丹人物和骑猎为体裁，受到人们的重视。《宣和画谱》著录耶律倍画十五幅，为宋朝所珍藏。元时黄溍还曾见过耶律倍《猎骑图》一幅，写有跋文，但元朝以后，不再见著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辽兴宗以五幅嫌画千角鹿图赠宋仁宗，宋仁宗曾作飞白书回赠。辽宁巴林左旗林东辽庆陵有壁画保存，画中有契丹服装和汉服的人物，四时山水鸟兽和鹿等写实景色。一九七二年，吉林库伦旗发现道宗时辽墓，墓中门洞及天井有巨幅彩绘壁画。墓道长二十多米，左壁绘出行，右壁绘归来景象，构成一条地下画廊。画中有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员等人物，也有被奴役的契丹、汉族人民的形象。有山水花鸟，也有车马及日常用具等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多种景物。精美的画面显示出辽代无名画工们的艺术才能，与陕西乾县唐章怀、懿德两太子墓壁画，同为我国绘画史上的杰作。但内容局限于贵族生活范围，境界是狭隘的。

七、医 学

　　契丹原奉巫教，以巫术治病，无医药。阿保机破吐谷浑，得医人子直鲁古收养。直鲁古长大后，学医，专门从事针灸。辽太宗时，成为皇室的太医，著《脉诀针灸书》一卷，传于世。此书明人陈第编《世善堂藏书目录》中仍有著录，可见明代还有流传。针灸早在战国时已经发明，唐代更有发展。直鲁古大约是从汉人学得针灸，又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写成针灸书流传，对针灸学作出了贡献。

　　辽朝的医学，在长时期内可能主要是依靠针灸。至兴宗时才又有发展。《辽史·耶律庶成传》说，兴宗时，契丹医人还很少知道切脉审药。耶律庶成译出方脉书通行，人们都能学会。契丹各部落也由此懂得“医事”，即懂得切脉审药。耶律庶成翻译介绍的功绩是不应被抹煞的。

　　辽代契丹、汉族等各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辽文化。在我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中，辽文化有一定的贡献。

第四章 西夏的兴亡

第一节 夏国的建立和发展

　　游牧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的民族。早在商朝时期，现存甲骨卜辞上就已有了有关羌族的记事。羌族与汉族的祖先黄帝族，在远古时期已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交往。东汉时期，羌族以青海为中心对汉地展开掳掠，东汉王朝对羌族残酷地压迫和屠杀。羌族被迫向西南方迁徙。进入西藏地区的发羌，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羌族的另一支党项羌曾一度进入青藏高原，因遭到唐旄羌（女国）的攻击，又退回到松州附近游牧。

　　西晋时，鲜卑慕容部吐谷浑西迁到枹罕（枹音夫fu），征服这一带的羌族，建立吐谷浑国。唐初，吐谷浑分为两部，东部在青海，西部在鄯善。青海的吐谷浑与党项羌的拓拔部通婚姻。唐朝李靖攻灭吐谷浑，党项羌首领拓拔赤辞降唐，唐朝加号为西戎州都督。

　　六二九年，弃宗弄赞建立吐著国家。吐蕃古钵教

　　经典把党项列为吐蕃统治下的“外四族”之一。吐蕃强盛，党项族遭到吐蕃的压迫。八世纪初，吐蕃袭杀党项拓拔首领。党项各部落被迫迁移到今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迁到夏州的部落，被称为平夏部。

　　唐朝未年，在黄巢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中，唐朝利用沙陀、党项兵去镇压起义的农民。党项平夏部首领拓拔思恭出兵助唐，镇压黄巢，随李克用攻占长安。唐朝以夏州为定难军，加思恭节度使，进爵夏国公，赐姓李氏。从此，党项族便据有银、夏、绥、静、宥等五州地区。

　　这时的党项族，还处在氏族社会的父权制时期。党项族的居民组成为大小不等的氏族和部落，最大的部落可达四、五千人。各部落散处各地，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部落间的联盟。接受唐朝封号的拓拔首领在党项族中有着颇大的权威，遇有战事，他可以射箭为号，召集各部落对外作战，但战事过后，即行解散。

　　唐朝末年以来，一些党项部落进入汉地，入居州城。党项族在不断地发生着分化。

　　进入州城，与汉族杂居的党项部落，逐渐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制度。某些贵族酋长，也购买田地，剥削汉族农民，甚至经营工商业，广置财产。这些党项部落人户，被汉人称为“熟户”。

　　散处在广阔山野间的广大党项氏族、部落，继续从事游牧，被称为“生户”。各部落还没有共同的首领，也没有法律和赋税。信奉原始的巫教，有疾病由称作“厮”（音斯sT）的专职的巫送鬼治病。各部落之间相互争夺，互相复仇。无力复仇者，就集合妇女去焚烧仇家的庐舍。仇解后，双方饮鸡、猪、犬血盟誓。杀人者可出命价钱偿命。这些状况说明，党项族中已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并力争夺财产和奴隶而展开内部的和对外的争夺。党项的生户部落不断向汉族地区去掳掠“生口”作奴隶。

　　但是，在唐、五代时期，党项的奴隶制不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唐朝和吐蕃都是强大的国家。五代时，后梁、后唐仍有足够的力量控制着西北。契丹建国后，国势强大，一直控制到党项的居住区。党项部落的对外掳掠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是奴隶的来源受到限制。宋朝统治时期，党项族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了奴隶占有制，并进而建立了党项奴隶主的国家西夏。

（一）党项族的对外掳掠和奴隶占有制的发展

　　党项族处在宋、辽和吐蕃之间，它的发展不能不伴随着频繁而错综的对外斗争，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

　　党项族拓拔思恭的后裔继续继承唐朝定难军节度使的称号，后周时又加号西平王。九六○年，宋朝建国，宋太祖加给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以太尉的称号，继续承认他的职位。九六二年，彝兴向宋朝进贡马三百匹，对宋臣服。但随着宋朝对党项的压迫和党项对外掳掠的发展，斗争不可免地展开了。

　　宋朝派张佶（音及jT）守秦州，设置四门寨，侵占党项羌地，又拘留党项人户，扣押在质院作人质，至死不放。在环州一带向党项部落强制推行汉地的剥削制度，“和买”粮草。宋朝统治者对党项进行了残酷的压榨。

　　党项部落日渐强大，也在不断展开对汉地的掳掠。十余年间，掳去人口、牛羊以万计。掳掠奴隶的增加，又促使党项各部落之间展开了相互的争夺。

一、党项部落的分化与斗争

　　九八二年，党项贵族内部相互争战。拓拔部首领李继捧率领部落、氏族长二百七十余人，民户五万余帐，投附宋朝，愿留居宋朝的京师东京。宋太宗加封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并派使臣到夏州护送继捧家族全部迁居东京。夏州党项贵族李克文、绥州李克宪也相继投宋。宋太宗派出官兵，占领了夏、银、绥、宥等四州。

　　党项内部由此引起了急剧的分裂。继捧弟继迁年二十，住在银州，不愿内迁。继迁对弟继冲和亲信张浦（汉人、银州人）等说：“我祖宗在这里已经三百多年了，倘若宗族都入京师，生死被人束缚，我们这一家就完了。”继冲说：“虎不可离山，鱼不可离水。不如乘其不备，杀了宋朝的使臣，占据银、绥，可以得志。”张浦说：“不然。现在各部落都在观望。宋兵屯驻境上，朝发夕至。银州党项羌素不习战，无法抵御。不如走避漠北，安立家室，联络部落贵族，然后卷甲重来，也不算晚。”继迁采纳张浦的建策，率领部落贵族逃人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抗宋自立。

　　继迁联络党项部落，九八三年进攻葭芦川，又进攻夏州三岔口，都被宋兵击败。张浦建策攻打宋兵力薄弱的宥州，继迁率领党项兵两万人攻有州，又被未宥州巡检使李询战败。九八四年，宋知夏州尹宪与都巡检使曹光实乘势出兵反攻，夜袭地斤泽，焚烧党项部落四百余帐。继迁母、妻被俘。继迁败逃至夏州北黄羊平，与当地野利部通婚，招集各部落复仇。继迁拿出祖先李彝兴像，对各部落长说：“李氏（拓拔）世代占有这一带，你们不忘我家，能随我复兴么？”部落长都允诺。原居银州的部落长拓拔遇，这时率领部落散居山谷间，派人对继迁说：“银州地居四塞，你如领兵来，我率部落协助，州城可得。”继迁向众问计。张浦说：“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建策向曹光实诈降，把他诱出城，乘机消灭。九八五年二月，继迁派人骗曹光实，约在葭芦州会见。曹光实带领百骑赴会。继迁设伏兵杀曹光实，袭据银州。继迁据银州，自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各部落长折八军、折罗遇、嵬悉咩（音mie）、折遇乜（音mie）等都加号州刺史。

　　九八五年三月，继迁进攻会州，焚会州城。宋太宗派知秦州田仁朗与李继隆等出兵讨伐继迁。党项部落长折罗遇及弟乞埋战死，折遇乜被宋朝俘虏处死。四月，继迁放弃银州退走。六月，宋兵乘胜进击，党项部落多败破。继迁见部落败溃，宋兵势盛，九八六年，降附辽朝以对抗宋朝。辽圣宗授继迁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继冲为副，又以宗室女义成公主嫁继迁。九九○年，封继迁为夏国王。继迁得到辽朝的支持，又足以与宋朝争胜负了。

　　九八七年，继迁再攻夏州。宋太宗见继迁附辽，利用继捧回夏州抵抗继迁。九八八年，宋太宗赐孪继棒姓赵，改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及夏、银、绥、有、静等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入守夏州。

　　九八九年四月，继捧出兵击败宥州御泥、布啰树两部。九九○年四月，与继迁战于安庆泽，继迁中流矢败退，十月，继迁派破丑重遇贵至夏州诈降继捧。继迁率领部落攻城，破丑重遇贵在城中接应，继捧大败。九九一年初，继迁再攻夏州，宋朝派兵来援。七月，继迁占领银、绥二州。宋朝被迫授给继迁银州观察使封号，赐姓名赵保吉。

　　九九二年，继迁与宋朝在陕西通贸易，交换货物。银、夏州以西地区产青白盐。党项各部落以青白盐与宋朝交换谷麦。九九三年，宋太宗采转运副使郑文宝议，禁止青白盐入境，以控制继迁。结果是汉族商人私贩盐不能禁，党项各部落缺粮，便在边地掳掠。宋太宗又只好把盐禁解除。继迁向宋朝索取夏、宥等州，宋太宗不许，继迁又发兵进攻庆州，攻人陕西原州。九九四年初，继迁攻掠灵州，掳掠居民。又至夏州袭击继捧。继捧败逃。四月，宋朝堕毁夏州城。继迁攻夏州不胜，退居沙漠。次年，派张浦到宋朝谈和，宋太宗扣留张浦。

　　九九六年，继迁在浦洛河邀击宋朝军粮，又先后在灵州、环州、绥州等地与宋军作战。两军互有胜负。九九七年，宋太宗死，真宗即位。宋朝疲于应付，真宗妥协退让，授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看、静等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继迁夺回五州地数千里。党项族以此为基地，又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控制部落 继迁在对宋作战的同时，对党项族的某些对立的部落，展开攻击。九九五年，攻灵州睡泥部，俘掳七百余帐。又攻会州熟仓部。继迁控制的部落，自贺兰山西，至黄河以东，陇山内外不下数十万帐，声势大振。继迁进而掠夺宋朝边地的“熟户”，加给“归顺”、“归明”等称号。又在灵、夏二州设市贸易，招诱熟户。

迁居西平 继迁受任夏州刺史后，仍在边地掳掠，不断与宋朝发生局部的战争。一○○一年九月，继迁攻陷宋清远军，乘胜进围灵州。灵州是宋朝边境的要地人如失灵州，沿边各郡都不可保。宋真宗派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领兵六万抵御。宋咸平五年（一○○二年）正月，继迁与宋环庆路部署张凝交战。党项损失二百余帐。三月，继迁聚集各部落，大举攻陷灵州，杀未知州裴济，改灵州为西平府。一○○三年，继迁自夏州迁居西平，作为进一步进取的基地。宋真宗又遣使仪和，把宋定难军地全部割让给继迁。党项的势力更加壮大了。

西凉攻战 继迁对宋作战胜利，又把攻掠的目标转向西部的回鹘和吐蕃部落。回鹘和吐蕃部落依附宋朝以对抗党项。一○○一年四月，吐蕃六谷部长潘罗支接受宋朝的封授，统治西凉，出兵助宋攻继迁。一○○三年，继迁迁居灵州，宋朝又加授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潘罗支出兵攻灵州。继迁出兵攻西凉府。十一月，继迁攻下西凉府，潘罗支伪降。当继迁出行时，潘罗支聚集六谷部和者龙族在途中邀击。继迁大败，中箭逃回。一○○四年（宋景德元年）正月，死在灵州。

二、党项与吐蕃、回鹘的斗争

　　一○○四年，继迁死，子德明继立，向辽朝报哀。辽朝封德明为西平王。继迁死前，遗嘱德明，向宋朝进表附宋。一○○五年六月，德明派牙将王晏（音民min）到宋朝奉表入朝。宋真宗厚加赏赐。宋朝提出七事要德承允，主要是把灵州归还给宋朝和派子弟人宋宿卫作人质。宋朝开放贸易，许贩青白盐。德明始终不允宋朝的条件，宋朝只好让步。一○○六年，遣使封授德明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宋朝又先后开榷场贸易。夏州天旱歉收，榷场不再禁止夏人买粮。德明时，只是边地部落有过小的冲突，一般说来，和宋朝始终保持着和好关系。德明的劲敌主要是西方的吐蕃部落和回鹘。

　　一○○四年，吐蕃六谷部潘罗支在击败继迁后，又与宋朝联络，愿率领六谷部及回鹘兵乘胜攻打党项。继迁统属的党项部落迷般嘱部及日逋吉罗丹部投附者龙族。继迁出兵攻者龙，潘罗支领兵援助者龙抵抗。迷般嘱部及日通吉罗丹部乘机杀潘罗支。者龙十三部中，六部归附党项。六谷部落选立潘罗支弟厮铎督为首领附宋，继续与德明为敌。宋朝加号厮铎督为西凉府六谷大首领。

　　一○○八年十月，德明派夏州万子等四部军主率领党项兵攻打西凉府，见六谷部兵势盛，转而引兵攻打回鹘。回鹘伏兵袭击，万子等败走。一○○九年四月，德明又派张浦率领精兵二万向回鹘复仇，攻打甘州。甘州回鹘夜落纥可汗领兵拒守，乘间出兵袭击，张浦大败而回。一○一一年，德明又派西凉人苏守信袭击凉州样丹部。六谷部厮锋督会集诸部兵迎敌，苏守信败退，据守凉州。一○一六年，甘州回鹘攻占凉州，苏守信子啰麻弃城走（苏守信已死）。回鹘成为德明的一个严重威胁。

　　一○二○年，德明在灵州怀远镇修建都城，从西乎迁到新城，号为兴州。一○二四年，又在怀远西北省嵬山下建省嵬城，作为兴州的屏障。一○二六年，甘州回鹘叛辽，辽萧惠兵攻甘州，德明出兵助战，不能战胜，随辽朝退兵。一○二八年，德明子元昊领兵攻下甘州，又乘胜攻下西凉府，取得对回鹘作战的重大胜利。德明仿宋朝制度，立元昊为皇太子。一○三○年，瓜州回鹘可汗贤顺也率部投降。德明、元昊战胜回鹘，党项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二）西夏的建国

　　一○三一年，德明病死。在对外作战中立有大功的太子元昊，继承德明的职位。宋朝封元昊定难军节度使，袭爵西平王。元昊统治时，适应着党项族历史发展的要求，建立了党项族的国家——夏国。

一、夏国的建立

　　继迁、德明以银、夏等州为基地，不断展开对外掳掠。散处各地的党项部落，也在联合对外作战中，不断掳获外族奴隶。德明时，依附宋朝，转而对回鹘、吐蕃部落展开大规模的攻掠，极大地加强了党项奴隶主贵族的力量，扩展了统治的领域。

　　元昊继续统率党项部落，向吐蕃、回鹘进攻。一○三三年，元昊战胜吐蕃唤厮罗（唃音谷ｇu）部，攻破犛牛城。一○三六年，又西攻回鹘，攻下瓜州、沙州和肃州，占领了河西走廊。统治的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包括夏、宥、银、会、绥、静、灵、盐、胜、威、定、永和甘、凉、瓜、沙、肃等州的广大区域。

　　领域的扩展，彼统治的外族分子的大量涌入和俘掠奴隶的急剧增加，原来以兴州为中心的松散的部落联合，显然已经不够了。历史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实行阶级压迫的统治机关，以保护党项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统治奴隶和各族人民。建立国家的条件，日益成熟了。

　　唐末宋初以来，拓拔部和被称为平夏部的夏州部落首领，接受唐、宋封授的官职，并且入居州衙通过贡赐的方式，接受了汉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他们以这种特殊的地位，在对外作战时召集各部落形成暂时的联合。宋朝皇室也通过他们来控制党项各部落的对外掳掠。历史形成的这种特殊的状况，不仅越来越不能适应党项奴隶制发展的要求，而且日益成为发展的障碍。

　　在党项族这样一个历史转变的时期，党项贵族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早在德明时，以德明和元昊为代表，便对党项的发展道路展开了争论。德明主张继续维持现状，依附宋朝。他说：“我族有三十年不穿皮毛，而能穿着锦绮的衣服，这都是宋朝的好处。”元昊说：“穿皮毛，事畜牧，是我们本来的习俗。英雄应当成霸王之业，何必穿锦绮。”党项贵族接受宋朝的赏赐，部落居民穷困，矛盾也日益尖锐。元吴对德明说：“我们所得傣赐，只归自己。可是，众多的部落都很穷困。我们失掉了部落，还怎么能自守？不如拒绝朝贡，练习兵事，力量小可以去掳掠，力量大还可夺取疆土，上下都能富裕，何必只顾我们自己。”德明死，元昊继立，便按照他自己的主张，摆脱宋朝的控制，按照党项奴隶制发展的道路，建立起夏国。

建国诸措施 元吴建国时，野利部的野利仁荣成为他重要的支持者。野利仁荣通晓党项和汉族的文化。他提出“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主张按照党项本民族的状况和风俗，“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以刑赏”。以兵马为务，反对讲礼乐诗韦。依据这个方针，元昊在建国前采取了一系列的新措施。

　　秃发——元吴继立，首先下令秃发。即推行党项的传统发式，禁止用汉人风俗结发。元昊首先自己秃发，然后下令境年人民三日内必须秃发，不服从命令者杀头。

　　改姓立号——废除唐朝和宋朝的赐姓李氏和赵氏，改用党项姓“嵬名”。又废去宋朝西平王的封号，用本族语称“吾祖”（兀卒。青天子）。

　　立年号——德明时用宋朝年号纪年。一○三二年，元吴自立年号显道。一○三四年，改年号开运、广运。一○三六年，又改为大庆。

　　建都立国——一○三三年，元昊把兴州升为兴庆府，扩建宫城殿宇，作立国的准备。一○三八年，元昊正式建国号大夏，称“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景宗）。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柞”。

立官制 夏景宗元吴建国后，在他的周围建立起一个统治机构。由于夏国境内存在着汉族和其他各民族，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列。同时也有了司法官，并逐渐出现了法律。

　　汉制官职——夏国仿宋制，设中书省和枢密院，分掌文武两班。最高长官是中书令和枢密使。设御史台，由御史大夫司监察。中书、枢密以下有三司、翊卫司（翊音奕yi）、官汁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磨勘司、飞龙苑、文恩院等机构。一○三七年，增至十六司，管理政务，官员由著、汉分别担任。野利仁荣、嵬名守全、张涉、张绛、杨廓、徐敏、张文显等分任中书、枢密、侍中等官。一○三九年，又仿宋制，设尚书令，总管十六司事。

　　党项官职——专授党项人的官职，有宁令、漠宁令、丁卢、丁弩、素赍（音肌ji）、祖儒、吕则、枢铭等。野利仁荣任谟宁令（天大王），在党项官员中，处在极高的地位。

　　司法——《辽史·西夏外纪》记载，夏有专司曲直的“和断官”。元昊建国前即注意法律，案上常置法律书。后来，还陆续出现了官修的审刑、治狱的专书，夏国的法律和监狱也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建立起来了。

定兵制 党项部落住帐幕，一家称一帐，小部数百帐，大部千余帐。男子年过十五成丁。每逢发生战争，各部落出丁作战。元昊建立夏国的军队，各部落每二丁取“正军”一人，配备随军服杂役的“负担”一人，合称一“抄”。原来是以四丁为两抄，同住一帐幕，后来改为三丁同住一帐幕，即二正丁合用一“负担”。正军每人给马、驼各一，如倒毙需赔偿，称为“长生马驼”。

　　擒生军——元昊又设立十万擒生军，是夏军的精锐，职责是在作战中掳掠生口作奴隶。擒生军有三万正军，七万“负担”，每一正军平均有“负担”两人以上，大概装备特别精良。又有炮手二百人，称“泼喜迭”，立旋风炮于骆驼鞍上，发拳大的石弹攻击敌人。擒生军的设立是夏国兵制中的一大变革，它使夏景宗元昊为首的皇室贵族拥有最强大的兵力，也使夏国拥有众多的国家奴隶，各部落首领无法与之抗衡了。

　　侍卫军——元昊选拔豪族子弟中善骑射的五千人，号“御国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每月给米二石，作为给养。这是一支侍卫军，又是一支质子军。它用来保卫夏国奴隶主的统治，又可用以控制各部落豪强。

　　地方驻军——夏国各地方的军队仍沿用原来的部落组织形式，但各有固定的驻地，对居民实行区域性的统治。夏国发兵，用银牌召部落长面受约束。部落首领统领各部落兵，谓之“一溜”。全国共置左、右厢十二监军司，委任豪右贵族分别统帅部众。每一监军司都仿宋制立有军名，规定驻地。左厢神勇军司驻弥陀洞，祥祐军司驻石州，嘉宁军司驻宥州，静塞军司驻韦州，西寿保泰军司驻柔狼山北，卓啰和南军司驻黄河北岸，右厢朝顺军司骇克夷门，甘州甘肃军司驻甘州，瓜州西平军司驻瓜州，黑水镇燕军司驻兀刺海城，白马强镇军司驻盐州，黑山威福军司驻汉居延故城。每一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贵族豪右担任；下设指挥使、教练使及左右侍禁官等数十人，由党项人和汉人分任。

　　兵力部署——西夏的兵力重点，设置在以兴庆府为中心的一个三角线上，以七万人护卫兴庆，五万人镇守东南的西平府，五万人驻守西北的贺兰山。左右两厢和河南北四条线上也配备了军队。其中左厢有州路五万人和河南盐州路五万人防未，河北安北路七万人防辽，右厢甘州路三万人防吐蕃和回鹘。每逢要向西用兵，则从东点集而西，要向东就从西点集而东，在中路就东西都向中集合。

　　夏国出兵作战，仍保持着若干原始的风俗制度。出兵前各部落首领要刺血盟誓。元吴率领各部首领在出兵前先外出射猎，猎获野兽，环坐而食，共同议论兵事，择善而从。这实际上是一种贵族议事的制度。

造文字 随着夏国阶级统治的建立，文字成为必需了。元吴通汉文，建国后与谟宁令野利仁荣，制成西夏文字十二卷。夏国文书纪事，规定一律用新制的夏国文字。一○三七年，设立国字院和汉字院。汉字只用于和宋朝往来的文书，同时以西夏国字井列。对吐蕃部落、回鹘和张掖、交河等地的各民族，一律用西夏国字，同时附列各民族文字。西夏文是依据汉字改制成的方体字。在夏国统治的近二百年中，一直行用。在夏国亡后，也还长久流传。西夏文字的创制，对夏国统治的确立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礼仪 西夏建国前后，宋朝正在大力提倡因循保守的孔孟懦学。它不能不在党项贵族中产生某些影响，阻碍着党项的前进。野利仁荣早就对元吴提出，“斤斤言礼言义”，决没有益处。元昊长子宁明喜学懦、道，元吴对他很是厌恶。一天，元昊问宁明，什么是“养生之道”。宁明答：“不嗜杀人”。又问什么是“冶国之术”。宁明答“莫善于寡欲”。元昊大怒，说“这小子说话不论不类，不是成霸业的材料”。西夏建国，正需要巩固和发展奴隶制度，展开大规模的掳掠和镇压，保守的儒学当然完全不适合新兴的西夏国的需要。元吴和野利仁荣极力消除儒学的影响，顺应本民族的发展需要，也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定仪服——元昊建国称帝，不再采用宋朝的衣冠，改穿白色窄衫，戴红里的毡帽，脑顶后垂红结绶。这是采择了吐蕃赞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文武官员的服式也有规定。文官戴戴幞头（幞音符fú），穿靴执饬，穿紫衣、绯衣，基本还是宋朝的样式。武官按照等级戴镂金、镂银和黑漆冠，穿紫衣，系涂金的银束带。平民穿青绿衣，以分别贵贱等级。

　　制礼乐——元昊又参用未制，改定朝仪。每六日，官员朝见皇帝，称“常参”。九日朝见，称“起居”（问候皇帝起居）。凡吉凶、嘉宾、宗祀、燕享等，改宋九拜礼为三拜。

　　德明时，礼乐都照宋制。元昊对野利仁荣说：“本族风俗，以忠实力先，战斗为事。唐宋的缛（音褥rù）节繁音，我很不喜欢。”元吴下令废除宋朝的五音，改为一音。

　　建蕃学——元昊创制西夏文字后，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建立“蕃学”（党项学）。用西夏文字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书，选拔党项和汉族官僚子弟入学学习。学成之后，出题试问。学习精良，书写端正者，酌量授给官职。著学的建立实际上是仿照宋朝的科举授官制，并借以推动夏国文化的发展。元吴反对儒学而又译读《孝经》，显然是为了适应氏族部落制的传统习俗的缘故。

　　夏景宗元昊采取一系列的建置，完成了建立西夏国家的巨大事业。这是党项族历史发展中的一大事件，也是中华各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夏国的出现，对我国各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夏国家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结果，但正如一切新事物的产生总是要伴随着同旧事物的斗争一样，元昊建国前，也遭到了党项族守旧贵族的反抗。一○三四年，元昊母卫慕氏的族人、贵族山喜企图发动叛乱，谋杀元昊。元昊发觉了山喜的阴谋，把山喜全族处死，并毅然杀死母卫慕后，胜利地击败了贵族的反抗。

二、对宋、辽的战争

　　新建的夏国，处在宋、辽两大王朝之间，这又不能不和宋、辽发生冲突。夏景宗元昊经过了同宋、辽的激烈战斗，才使夏国的统治巩固起来。

夏、宋之战 一○三八年十月，元吴建国称帝，宋朝大为震惊。这年十二月，宋仁宗命知永兴军夏竦（音耸sǒng）兼泾原、秦凤路安抚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环庆路安抚使，准备出兵夏州。次年（天授礼法延祚二年）正月，夏景宗向宋朝进表，说明已建国号，称帝改元。但元昊名义上仍向宋称臣，请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宋朝君臣议论不决。六月问，终于下诏削去元昊的官爵，并在边地揭榜，募人擒捕元昊。又派庞籍为陕西体量安抚使，协同夏竦、范雍备战。十一月，夏军侵宋保安军，被宋部将狄青战败，损失帐二千余。一○四○年初，元昊侵宋延州，范雍惊惧不敢战。元昊派牙校诈降，范雍不再戒备。夏兵乘势攻保安军，袭击金明寨，生擒宋都监李士彬，乘胜取延州。范雍召部将刘平、石元孙来援。元吴伏兵三川口，生俘刘、石二将，进而攻破来塞门寨、安远寨，获得大胜利。

　　宋朝兵败，贬范雍，任命韩琦、范仲淹经略陕西。九月，夏兵侵三川寨，宋兵又败。天授礼法延祚四年（一○四一年）正月，元吴向渭州进军。韩琦命任福领兵出击。两军战于好水川，宋兵大败，任福战死。夏兵再次获得胜利。

　　一○四二年闰九月，西夏兵再次出击。宋将葛怀敏屯驻定川寨，夏兵在夜间围城放火，宋将葛怀敏等十四名将官战死。夏军俘掳宋降兵九千四百亲人，获战马六百余匹，乘胜直抵渭州，俘掠大批居民而回。

　　夏军连续获胜，腐朽的宋朝连遭惨败后，不得不妥协求苟安。复、宋往来交涉。一○四四年十二月定议，宋朝接受元昊建国时提出的条件，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仍保持名义上称臣。宋每年，‘赐”给夏国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另在各节日和元昊生日共赐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衣著等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宋、夏恢复往来贸易。夏国经过连年的激战，终于获得宋朝的承认。

夏、辽之战 元昊即位前，辽兴宗以兴平公主嫁元昊。元昊与契丹兴平公主不睦。一○三八年，契丹公主死。辽兴宗曾遣使诘问。西夏与辽，以大河相隔，无城堡可守。交界处的党项部落原来处于辽朝统治之下，西夏建国后，多叛辽附夏。一○四四年十月，辽兴宗亲率骑兵十万向西复进攻。皇太弟重元、北院枢密使萧惠、东京留守萧孝友分三路渡河，战于贺兰山北。夏兵败退，拒守贺兰山。元昊向辽上表谢罪。辽将萧惠等以为大兵已集，应该乘胜进击。元昊突围反攻，大败辽兵。俘掳辽将萧胡睹等数十人。辽兴宗败回，与夏谈和。辽朝放回扣留的西夏使臣，元昊放回萧胡睹。西夏在建国前即依附辽朝以抗宋。元昊战胜辽兴宗，显示夏国有足够的力量抗辽自立。由此形成夏与辽、宋相互对峙的鼎立局面。

（三）蕃礼与汉礼、皇族与后族的斗争

　　西夏建国后，在它的统治区年，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党项奴隶主奴役着俘掠的各族奴隶。汉族地主阶级仍然保持着封建的剥削方法。在这样不同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夏国建立起所谓“蕃官”与“汉宫”两套并行的政治制度，同时也存在着“蕃礼”与“汉礼”两种不同的文化。夏景宗元昊建国时，必须摈弃宋朝强加的节度使制度，提倡本族的习尚，才能适应党项族的历史发展，建立起奴隶主的国家。夏国建立后，蕃礼与汉礼的矛盾，则是反映着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斗争，性质完全不同了。这个矛盾和斗争，反映到统治集团的内部，又和皇族与后族争夺权力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到一起。夏国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斗争中，逐步地完成了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历史过程。

一、景宗被害，后族没藏氏专权

　　景宗元昊建立夏国，后族野利氏起了重要的作用。

　　野利仁荣成为景宗的主要的支持者。一○四二牛七月。野利仁荣病死。景宗大哭说：“我失去了膀臂”。同年（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十二月，太子宁明病死。景宗另立野利后子宁令哥为太子。野利后从父野利遇乞领兵驻守天都山。后族野利旺荣为宁令（大王）。

　　一○四三年四月，夏、宋议和，景宗改名曩霄（曩音nǒng）。宋朝派遣间谍从中离间，诬陷野利旺荣、遇乞通宋叛夏。景宗中计，九月，杀野利旺荣及遇乞。一○四五年，野利后向景宗诉说旺荣、遇乞兄弟无罪。景宗知中计，迎遇乞妻没藏氏入宫。景宗与没藏氏私通。野利后出没藏氏居兴州戒坛寺为尼。一○四七年五月，景宗又夺太子宁令哥新妇没峪氏，立为皇后，废野利后，黜居别宫。

　　没藏氏被黜出宫后，景宗仍常到寺院看视，并偕没藏氏出猎。一○四七年二月，没藏氏随景宗出猎，在行帐生子谅柞。养于没藏氏兄讹庞家。没藏氏是西夏的大族，讹庞是没藏的族长，一○四七年三月，景宗以讹庞为国相，总管政务。野利后被废，讹庞唆使宁令哥作乱。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一○四八年）正月，宁令哥与野利氏族人浪烈等入宫刺杀景宗。景宗受重伤，次日死。景宗建国十七年，结束了他的统治。

　　野利氏和没藏氏都是夏国有权势的贵族，皇后的废立和夏景宗的被刺，并不只是宫廷间的私事，而是反映着党项奴隶主贵族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景宗死后，讹庞又杀宁令哥及其母野利后。讹庞与夏国领兵的大将诺移赏都等共立谅祚为夏帝，没藏氏为太后。这时谅祚只是两岁的幼儿。夏国的政权落人没藏后和国相没藏讹庞一族的手里。

　　一○四九年七月，辽兴宗又领兵亲征西夏，以重元、耶律仁先、萧惠力先锋。九月，没藏讹庞领兵袭击萧惠部，辽兵大败。十月，辽、夏又战于贺兰山，夏兵战败。夏景宗后没藏氏及家属被辽兵俘去。次年二月，夏兵攻辽金肃城，战败。三月，在三角川攻辽，夏兵又败。五月，辽兵围攻夏兴庆府，大掠而去。夏兵屡次失败，被迫向辽求降，依旧称臣。

二、毅宗执政，改蕃礼用汉礼

　　没藏讹庞执政，夏国贵族间争夺权利的斗争仍在继续。代表汉人地主势力的汉臣也在夺取政治权力。一○五六年十月，拥有权势的汉臣李守贵在没藏太后出猎途中，杀没藏太后。讹庞把李守贵全家处死。随后又以已女为谅祚妻，立为皇后，继续通过后族操纵皇室。一○五九年八月，没藏讹庞杀汉臣高怀正、毛惟昌。高、毛原属野利遇乞帐下，讹庞使高、毛妻哺乳谅柞。讹庞杀高、毛，意在削弱谅柞左右的汉人力量。毅宗谅祚年已十二，制止杀高、毛，讹庞不听。

　　一○六一年，没藏讹庞父子阴谋杀毅宗，夺取皇权。讹庞子妇梁氏（汉人）密告毅宗。毅宗在大将漫咩支持下，擒杀讹庞父子。没藏氏族人在外任官者也都处死。毅宗一举夺回政权，又处死讹庞女没藏后，迎娶梁氏为后，以梁后弟梁乙埋为家相。

　　毅宗执政，实行了一系列的变革。

改蕃札用汉扎 一○六一年十月，毅宗下令夏国人都不再用党项的蕃礼，改用汉礼，并派遣使臣向宋朝上表陈告。次年，又遣使向宋朝献马五十匹，求换九经及《册府元龟》。宋朝退还马匹，送给使臣九经携回。一○六三年，毅宗又改用汉姓，仍用唐朝的赐姓李氏。

划地界、复榷场 西夏与宋麟州交界地带，有七十里无堡障。地在屈野河西，田土肥沃。没藏讹庞执政时，令夏民逐渐侵耕，收获归讹庞。一○五五年，已侵耕地距屈野河只有二十里。宋朝屡次遣使划界，讹庞不理。一○五七年，讹庞出兵，大败宋麟、府州守将郭恩。一○五九年，讹庞进据屈野河。次年，讹庞拟把屈野河西田二十里退还宋朝定界。宋朝不允。一○六一年讹庞被处死后，毅宗随即派吕宁（官名）拽浪撩礼与宋朝议定，恢复旧界，在边界地带设立寨堡，两方人户都不得再在边地耕作。夏宋连年因边地冲突，停止贸易。地界划定后，一○六三年，又恢复榷场，通互市。

增官职，用汉人 一○六二年，毅宗增设官职，以巩固统治。汉官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等官。蕃官增设昂摄、昂星等名号。

　　毅宗喜与汉人相处，习汉族文化。边地汉人犯罪，多来投附。一○六五年，毅宗在宋秦凤路俘掳汉人苏立，授以汉官。陕西文人景询犯罪逃来夏国，毅宗以景询为学士，参与国事。

　　夏毅宗采取多种措施，在国内废蕃礼用汉礼，明显地显示出接纳汉文化的趋向。对外则与宋朝停战言和，恢复贸易，以适应夏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夏国的奴隶制仍在党项族中占居主要的地位。毅宗的统治确立后，便又展开了对吐蕃部落和宋朝边地的侵掠。

攻掠吐蕃部落 没藏讹庞执政时，曾在一○五八年进攻吐蕃青唐城，被吐蕃首领唃厮啰战败。唃厮啰领兵进入夏境，大掠而去。毅宗即位后，唃厮啰子董毡杀契丹使者，与辽绝交。毅宗乘隙出兵，进攻青唐城，又被唃厮啰战败，退守占渭州，筑堡防御。一○六三年，西使城吐蕃首领禹藏花麻以西使城及兰州一带地降夏。夏毅宗以族女嫁花麻，封驸马。西使城距古渭州百二十里。毅宗升西使城为保泰军，命花麻领兵驻守。

　　夏州贵族邈奔，见吐蕃势盛，夏国屡败。一○六四年五月，以西夏陇珠等三城投降唃厮啰。唃厮啰对邈奔不加礼重。邈奔怒，又逃回西夏，请毅宗出兵收复三城。毅宗发骑兵万人出战，不能取胜，只收降丁五百帐而回。

　　拱化四年（一○六六年）十二月，河州吐著部落首领瞎毡子木怔，以河州降夏。河州与西使城保泰军接近，木征不能自立，与青唐吐蕃部落投附夏国。夏国的统治势力由此伸展到河州了。

对宋朝边地的掳掠 一○六四年，宋仁宗死，英宗即位。夏毅宗遣使臣吴宗入贺，宋引伴使高宜因礼仪事与吴宗争吵。高宜说：当引一百万兵入贺兰山穴。宋朝下诏给夏毅宗指令“精择使人，不令妄举”。吴宗回报，夏毅宗以为这是宋朝有意侮辱夏国。夏毅宗以此为理由，在这年七月，发大兵七万，侵掠泾原。夏兵分攻诸州，掳掠熟户八十余族，杀著族弓箭手数千人，掳去人口、牲畜以万计，一○六五年初，以万人攻庆州王官城。十一月，又派兵攻掠德顺军外同家堡。同家堡原为党项族生户地，元吴时投归宋朝。夏毅宗派兵杀属户数千，掳掠牛羊数万。一○六六年九月，夏毅宗亲自领兵数万，攻打宋朝的庆州，围大顺城三日。宋朝利用降宋的蕃官发强弩射夏军。夏毅宗中流矢退走。

　　一○六七年十月，夏绥州监军司左厢监军嵬名山被部下的汉人李文喜等胁迫，以绥州降宋。夏毅宗派兵争夺绥州，战于大理河，失败。夏国失经州，加强银州的驻兵以备宋。十二月，夏毅宗病死。

三、后族与惠宗皇室的争斗

　　一○六八年，夏毅宗子秉常（惠宗）即帝位。秉常年仅八岁。太后梁氏执政，弟梁乙埋为国相。政权为梁氏所掌握。梁氏是著化的汉人，他所代表的不是汉人地主，而是党项奴隶主的势力。梁氏执政，即在次年宣布废汉礼，改用善礼，夏国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发生斗争。

　　梁太后当权，以梁乙埋和大将都罗马尾、贵族罔萌讹组成统治集团，掌握夏国军政。夏景宗弟嵬名浪遇熟知兵事，毅宗时为都统军，参预国政。以浪遇为代表的毅宗一系党项贵族不附梁氏。梁大后免浪遇官，徒居下治。次年，浪遇死在贬所。梁氏对浪遇的压制，反映着后族与皇族的斗争在激烈地展开了。

　　梁氏执政，对外与宋朝展开激战，对内与皇族势力反复地搏斗。

武胜城之战 一○六九年三月，梁氏向宋朝上表，请以塞门、安远二寨换回绥州。宋朝不许。四月，夏兵攻宋秦州，破刘沟堡，九月，进攻宋庆州，大掠人户而回。十二月，又攻顺安、黑水等寨，围绥德城（宋得绥州，筑城后改名绥德）。次年五月，又攻庆州，大败宋兵。八月，梁乙埋大举攻环、庆，攻大顺城。吐蕃董毡乘机人夏国西境。梁乙埋退兵。

　　天赐礼盛国庆三年（一○七一年）正月，梁乙埋在无定河畔抚宁故县北崖上筑啰兀城，以扼横山冲要。宋种谔率河东兵来攻，乙埋邀击，宋兵败走。夏国都枢密使哆腊（哆音侈chǐ）守啰兀城，宋兵来袭，哆腊弃城逃走，宋兵入城。三月，粱乙埋领兵夺啰兀城。宋兵不战而退。夏兵夺回啰兀。五月，与宋朝谈和。九月，梁氏又派阿泥（官名）嵬名科荣、吕宁（官名）焦文贵由延州入宋，索取绥州。宋朝仍不许。一○七二年七月，夏、宋议定，以绥德城外二十里为界，各立封喉。

　　绥州定界后，梁氏又采汉人学士景询的建策，谋夺吐蕃部落占据的武胜城。武胜是夏国入洮河的要路，得武胜便可向西发展。这时，宋朝任命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也建策夺取武胜，以扼制西夏。一○七二年闰六月，梁乙埋派兵进攻武胜，吐蕃守将瞎药战败。武胜城将破。忽然，王韶率领的宋兵到来。夏兵出乎预料，仓促应战，被宋兵击败。瞎药弃城逃跑。宋王韶兵入据武胜城。宋朝在武胜建镇洮军，又升为熙州。

　　一○七三年，王韶部又向河州进军。河州原是吐蕃部落首领木征的居地。木征早已降附西夏，被王韶击败后，逃到夏国，请求梁氏派兵收复河州。一○七四年四月，梁乙埋派兵七千人从结河川出援，被王韶击败，夏兵退军。

皇族、后族之争 梁氏连败于宋朝，引起夏国内贵族的不满。一○七六年，惠宗秉常年十六，开始亲政，但梁太后、粱乙埋仍然握有大权。一○八○年，惠宗在皇族支持下又下令废蕃礼，行汉礼。梁太后、乙埋及后族一系的贵族群起反对，惠宗不理。惠宗企图恢复毅宗时行汉礼和与宋朝和好的政策，停止对宋的掳掠。一○八一年三月，汉人将军李清劝惠宗把黄河以南地归还宋朝，夏、宋以黄河为界，与宋议和。梁太后与乙埋、罔萌讹等设计害死李清。随后又把惠宗囚禁到离故宫五里左右的兴州的木寨。梁乙埋、罔萌讹等聚集人马，斩断河梁，使惠宗不能与外界通消息，实际上是后族向皇族再次发动了夺权的政变。

　　惠宗被囚，各地拥护皇族的将领拥兵自重，不听粱氏的统治。夏国内部出现了分裂。保泰军统军禹藏花麻请求宋朝出兵讨伐梁氏。宋朝得知夏国政变，出兵五路进攻西夏。一○八一年八月，宋李宪部出兵熙河，禹藏花麻以西使城降宋。九月，李宪攻入兰州。十月。宋种谔部攻米脂。夏米脂守将令介讹遇以城降。宋高遵裕部出环州，夏清远军守将鬼名讹��降宋。梁乙埋率领的大军也被宋刘昌祚部击败。十一月，宋兵围灵州。

　　夏兵在各路战败，梁太后向朝臣问计。一个老将献计说，不须拒战，只要坚壁清野，纵敌深入，把精兵聚集在兴、灵。派轻兵抄敌军的后路，断绝粮运，宋军无食，不战自困。梁太后采纳此策，调十二监军司十万精兵驻守兴州要言之地。宋军围灵州，夏兵出截宋军粮运。宋种谔、王中正等部都因无食溃退。宋高遵裕部围灵州十八日。梁太后令夏兵决黄河水灌宋营。宋兵冻溺而死者无数，大败而退。

　　宋兵进军时，曾攻入银、夏、宥三州，但无力驻守。一○八二年九月，宋神宗又命给事中徐禧在三州界的永乐川下棒筑永乐城，企图困扼兴州。徐禧等急速建造，十九天建成。夏国统军叶悖麻、咩讹埋等领六监军司兵三十万屯泾、原北。宋军建成永乐城后，夏兵发起急攻，宋兵大败，徐禧等将官败死。永乐城被攻陷。宋士兵、民夫损失近二十万。夏国取得重大的胜利。

　　夏国连年对宋战争，停止贸易，对夏国经济带来了损害，物价上涨，财政困乏。横山一带，农民因战争也不能耕作。梁氏当权，拥护皇族的将领不服，夏国的统治长期不能稳定。一○八三年闰六月，梁太后又和梁乙埋等谋划，让惠宗秉常恢复了皇位。

　　惠宗复位，随即向宋朝上表谈和，并表请宋朝恢复夏国的旧疆，即把战争中占去的地区退还给夏国。宋朝不许。

　　一○八四年初，惠宗发兵八十万围攻兰州，不能攻下，只好退兵。四月，都统军叶悻麻、副统军咩讹埋又领兵攻安远寨，兵败战死。十月，监军仁多唆丁进攻泾原，又在静边寨战死。夏国连续进攻不胜，损失甚重。

　　一○八五年，梁乙埋、梁太后相继病死。乙埋子乙逋（音bū）自任国相，与大将仁多氏分掌兵权。

　　一○八六年，惠宗秉常死，子乾顺继位。

四、对宋作战的失败和崇宗皇权的确立

　　一○八六年，夏崇宗乾顺继位，年只三岁。惠宗秉常复位时，梁乙埋女（乙通妹）立为皇后，生乾顺。梁氏一家二后，连续操纵两朝政事。崇宗即位，夏国政权又归于梁乙通和梁太后兄妹。皇族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分掌兵权。嵬名、仁多和粱氏形成夏国掌握军政的三大家族，展开相互倾轧的角斗。

梁氏败亡 梁氏执政，继续从西部向宋朝进攻。一○八七年五月，梁乙逋与吐蕃阿里骨部联合，侵宋定西城。阿里骨是董毡的养子。董毡死，阿里骨继为部落首领。梁乙逋与阿里骨相约，作战得胜，以熙、河、岷三州归吐蕃，兰州及定西城归夏国。阿里骨攻破洮州，梁乙逋领兵数万出河州，大肆焚掠。在定西城击败宋军，杀宋都监吴猛。梁乙逋又令仁多保忠率万人攻镇戎军。仁多保忠与梁乙逋不和，出兵一夜即回军。九月，梁乙通又下令仁多保忠率兵十万入泾、原，围攻镇戎军西寨。宋兵困守，不敢出战。宋知庆州范纯粹派兵来援，仁多保忠解围而退。

　　一○八九年，宋夏议定，宋朝把米脂、葭芦、安疆、浮图等四寨地退给夏国，夏国把永乐城俘获宋朝人口退还宋朝。宋、夏暂时休战。

　　天祐民安三年（一○九二年）正月，夏国得辽朝援助，梁乙通再次出兵攻绥德城，大掠五十余日而回。三月，夏兵在韦州聚集大兵攻环庆，战败，又遣使向辽求援。十月，梁太后亲自领兵攻打环州，围攻七日，不下。还军至洪德寨，被宋兵打得大败。梁太后弃帷帐，改换衣服逃走。夏兵死伤甚多。

　　梁乙速在国内专权，贵族间的矛盾日益发展。梁太后亲自出战，不让梁乙通领兵。梁乙通对梁太后逐渐不满，阴谋篡夺。一○九四年十月，夏国大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率领部众，杀梁乙通，井杀其全家。

　　梁太后亲自掌握兵权，继续对宋侵掠。一○九六年，梁太后和崇宗乾顺领兵号称五十万，侵入宋鄜延路，攻陷金明寨，献俘给辽国。一○九七年，宋朝在好水川北修筑城防，号平夏城，以扼制夏国。夏兵破坏修城，不成。宋兵在沿边地带相继筑堡。夏人愤怒说：“唱歌作乐地，都被汉家占却，以后该怎么办？”一○九八年十月，梁太后领兵四十万，尽全力攻平夏城，连营百里，造高车运兵填壕而进，又用飞石激火攻城，昼夜不息。攻城十二日，不能破。夏兵粮食渐乏。一天，大风突起，冲车折损，梁太后退兵。

　　梁太后兵败，十一月再次向辽求援。一○九九年，辽朝派使臣来夏，用药酒害死梁太后（一说病死）。崇宗乾顺在辽朝支持下，开始亲政。

五、崇宗皇权的巩固与“国学”的建立

　　梁氏败亡，崇宗乾顺和嵬名氏皇室执政，对外采取依附辽朝和对宋和解的方针，对内则全力巩固嵬名氏的皇权统治，消灭统兵的贵族势力。形成弛兵政、重文学的新的局面。

依附辽朝 夏永安二年（一○九九年）正月，崇宗亲政。二月，即接受辽朝的号令，为辽朝出兵攻打反辽的拔思母部。三月，辽朝派使臣萧德崇、李伊去宋朝，为宋、夏和解，十一月，崇宗派遣令能（官名）嵬名济向宋朝上誓表，说夏国“两经母党之擅权，累为奸人之窃命，频生边患，颇亏事大之仪”。今后愿“饬疆吏永绝争端，诫国人恒遵圣化”。宋哲宗赐给银器五百两、衣著五百匹，答诏许和，并恢复作战年代停止了的给夏国的“岁赐”。

　　一一○○年，夏崇宗向辽朝请婚。一一○二年，派汉官殿前太尉李至忠、秘书监梁世显去辽朝入贡，再次请婚。辽天祚帝问崇宗为人如何。李至忠回答说：“秉性英明，处事谨慎，是守成的好皇帝。”一一○三年，辽天祚帝许婚。一一○五年，辽天柞帝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夏崇宗。夏国更加依附辽朝了。

巩固皇权 夏崇宗初亲政，即陆续消除领兵贵族，以巩固嵬名氏皇族的统治。梁太后当政时，大将嵬保役、陵结讹遇等曾劝梁后对外扩张。崇宗以梁后之死，归罪于二将。一○九九年四月，杀嵬保没、陵结讹遇。这时，大将嵬名阿吴已死。仁多保忠统兵在外。一○九九年闰九月，仁多保忠等领兵十万援助吐蕃部落围攻湟州（邈川），败还。一一○三年，宋朝蔡京令熙河帅王厚招诱仁多保忠。夏崇宗随即解除仁多保忠统军职务，招赴牙帐。仁多氏是与嵬名氏和梁氏相抗衡的大族。梁氏败亡，仁多氏被解除兵权，嵬名氏的统治更为巩固了。

　　夏崇宗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权的统治，又采用汉人封王的制度，对嵬名氏宗室加封王爵。一一○三年，崇宗弟察哥封为晋王，掌握兵权。察哥勇猛善战，是皇室中有谋略的大将。一一二○年，又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次子仁礼为舒王。景思在惠宗秉常被四时，曾防止了罔萌讹等对惠宗的暗害，是与后族梁氏对立的皇室贵族。这时，景思已死，仁忠、仁礼通蕃、汉字，善文学，成为辅佐皇室的文臣。

建“国学” 西夏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蕃学与汉学，蕃礼与汉礼之争。梁氏当权，废除汉礼，汉学也随之衰落。崇宗亲政，一一○一年，汉官御史中丞薛元礼上疏说：“士人之行，莫大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他指责夏国承平日久，“文教不明，汉学不重”，“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崇宗下令，在蕃学之外，特建“国学”，教授汉学。国学设置教授，收学生三百人。建立养贤务，供给食用。这时汉族的儒学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保守的政治学说，但对西夏说来，却是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的一大措施。崇宗把汉学定为国学，表明他推行汉文化的决心，比以前的行汉礼，又前进了一步。

　　夏崇宗大力提倡汉文化，使夏国的风气为之一变。一一一二年六月，御史大夫谋宁克任上疏反对，说：“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主张“既隆文治，尤修武备”。谋宁克任看到了夏崇宗重文轻武的流弊，但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反映了保存西夏旧俗，继续对外掳掠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是和西夏国内封建关系发展的趋势相违背的。夏崇宗不予采纳，仍然继续提倡汉学。

六、依附金朝和疆域的扩展

　　一一一五年，女真族奴隶主的总首领金太祖阿骨打在黑龙江畔建立了全国。我国的北方从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动。新兴的金国展开大规模的对外侵掠，先后消灭了辽朝和北宋。宋王朝逃到江南。在这个剧烈的变动中，地处西北的夏国依附金国，扩展了自己的领域。

　　一一二○年，金太祖阿骨打攻陷辽上京。金宋约定：金兵迸取辽中京，宋兵攻取燕京。一一二一年，夏崇宗遣使匣去辽，请求先出兵攻取宋地。辽天祚帝不许。一一二二年春，金兵攻陷辽中京，进围西京。夏崇宗派兵五千援辽。夏兵未到，西京已被金攻破。辽天柞帝逃入阴山。五月，夏崇宗派大将李良辅领兵三万援助天祚帝。夏军至天德军遇金兵数万骑，李良辅击败金兵。六月，李良辅进军宜水。金完颜娄室、斡鲁军来战，夏兵大败。一一二三年，夏崇宗再发兵救辽，被金兵阻道，不能前进。辽天祚帝逃往云年。夏崇宗遣使臣迎天祚帝入夏国，金兵陷云内，天祚帝又逃入夹山。

　　辽朝将亡，金将斡离不写信给夏崇宗，说辽国已亡，如辽天祚帝去西夏，擒送给金，金朝当割地给夏作酬赏。元德六年（一一二四年）正月，夏崇宗奉表降金，金朝把原属辽朝的西北地带，阴山以南吐禄泊以西之地割让给夏国。三月，夏国向金上誓表，愿按事辽的旧例事金。金太祖赐夏誓诏，视如藩国。次年辽亡，辽成安公主在夏国绝食死。

　　一一二六年三月，夏崇宗依照金朝割地的许诺，进兵攻占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八馆地带。四月，又攻下宋边地的震威城（距府州三百里），杀宋知州朱昭。

　　九月，夏国又出兵攻占兰州东北的宋西安州。随后又攻破宋麟州建宁寨，又破平夏城怀德军，并进攻天都、兰州诸堡，掳掠人畜而去。夏国在金兵侵宋的时机，乘虚而入，宋朝在夏国边境设下的城堡陆续被夏国攻破了。

　　夏国攻下天德，云内等州后不久，又被金完颜宗弼浑占去。夏向金质问。一一二七年三月，金朝又把陕西北部地割给夏国，以河为界，以抵偿天德、云内。金、夏在陕西划定分界，确定了夏国的领域。

　　一一三六年七月，夏崇宗出兵攻占乐州和西宁州。一一三七年，金朝又接受夏国的请求，把乐州和积石州、廓州等三州地割给夏国。夏国不断扩展自己的领域，疆土的广阔为建国以来所未有。

（四）蕃部起义和封建关系的发展

　　夏崇宗娶汉人曹氏女，生子仁孝，又娶宋降臣任得敬女立为皇后。一一三丸年六月，夏崇宗乾顺死，子仁孝年十六岁，即皇帝位（仁宗）。任后和母曹妃，并立为太后。仁宗即位，娶党项大族罔氏女为后。罔后好汉礼，是后族中趋向封建化和接受汉文化的代表。

　　任太后父任得敬原是宋西安州通判。夏崇宗攻破西安州，任得敬出降。任得敬献女给崇宗，擢任静州防御使。任女立为后，任得敬又升任静州都统军。辽朝扈从成安公主来夏的萧合达，在夏国任夏州都统。萧合达见辽天祚帝败亡，成安公主绝食死，一一四○年四月，乘仁宗新立，据夏州起兵，联络阴山和河东契丹人，图谋拥立辽朝皇室后裔，恢复辽朝。六月，合达围攻西平府，夏守将罔存礼战败。七月，合达分兵攻下盐州。八月，任得敬自静州出兵，十月收复夏州，进攻盐州。萧合达败死。任得敬作战有功，威震河南，被擢任为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任得敬领兵在外，夏国朝中军政仍然掌握在晋王察哥、中书令濮王仁忠等皇室贵族的手里。

一、哆讹等领导的蕃部起义的失败

　　夏崇宗统治时期，随着皇权统治的巩固和领域的扩展，夏国贵族掠夺到大量的社会财富。他们在日趋封建化和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象汉族贵族地主那样，过起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而广大的党项部民则遭受着残酷的压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晋王察哥当权，“贿货公行，威福自用”，抢夺民间园宅，建宅第数处。年已七十余，仍是姬妾成群。察哥多方搜刮，蕃、汉人民都极厌苦。贵族世家，也都以奢侈相尚。党项居民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残酷的统治。

　　一一四二年，夏国发生饥荒，民间一升米要卖百钱。一一四三年三月，国都兴庆府发生强烈地震。余震一月不止。官私庐舍、城壁塌坏，人畜死亡上万。四月，夏州地裂，涌出黑沙，阜高数丈，陷没居民数千人。七月，又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党项部民没有粮食可吃。遭受残酷压榨的部民，更加无法活下去了。

　　一一四三年七月，威州大斌部、静州埋庆部、定州竾浪（竾音池chí）、富儿等部同时发动武装起义。较大的队伍上万人，较小的也有五、六千人。起义者攻打州城。州将出兵镇压，都被起义者击败。党项起义队伍胜利进军，为夏国的历史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十月间，夏仁宗命任得敬领大兵镇压。任得敬出兵，陆续屠杀和瓦解了各州起义队伍。定州竾浪、富儿两部依险拒守，对夏官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任得敬在夜间发兵，偷袭起义者的营寨，起义领袖哆讹被杀牺牲，起义遭到镇压而失败了。

　　党项族的起义对夏国奴隶主和封建主贵族的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起义显示了党项族人民和我国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

二、封建关系的发展

　　夏国自建立时起，在它的统治区内即存在着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两种制度并存于同一个社会里，不能不相互斗争又相互渗透，它反映在上层建筑的领域，就又和蕃礼与汉礼之争溶合在一起。随着历史的推移，封建制在斗争中逐渐得到发展，而自夏崇宗到夏仁宗时，更进而在夏国占据了统治的地位。

　　封建关系的急剧发展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一）夏国境内封建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影响以至取代奴隶制，越来越在社会关系中占居优势。夏崇宗依附金朝确立了自己的领域，更加促进了封建关系的发展。（二）夏崇宗统治时期，依附辽、未，基本上停止了对宋朝边地的大规模掳掠。金朝建立后，夏国依附金朝求自保，更无力对金作战。奴隶制的发展，是以不断开展对外掳掠以补充奴隶的来源为条件的。夏国处在强大的金朝的威胁下，基本上失掉了对外掳掠的条件。夏国断绝了自外界补充奴隶的来源，不能不由奴隶制加速地向封建制转化。（三）夏国统治集团的内部一直存在着发展奴隶制和转向汉族封建制的两种势力的斗争。自毅宗谅柞以来，经过近百年间的反复搏斗，到仁宗仁孝时，奴隶主保守势力已经遭到失败，趋向封建化的力量取得了胜利并且在贵族中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就使夏国封建关系的急速发展，有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四）夏国党项部民的起义虽然遭到镇压而失败，但它打击了党项贵族的统治，暴露了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从而推动了夏国进一步向着封建制的道路发展。

　　仁宗仁孝即位时，夏国已经具备了上述的几个条件，此外，还有一个外部的重要条件，即新兴的全国正在全力南下，侵掠南宋。夏国不再有外部的威胁，从而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环境。仁宗在位五十五年，是夏国统治时期最长的皇帝。在这期间，夏国的统治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在崇宗时发展了封建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完成了夏国封建化的过程。

封建土地所有制 夏国建立以来，即存在着封建制的土地占有关系。夏仁宗制定法令，完全确立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皇室占田——早在夏惠宗秉常时，皇室即没有所谓“御庄”、“御仓”。夏惠宗在新占领的兰州龛谷川和鸣沙州都有”御庄”、“御仓”的设置。这可能是来源于西夏士卒的屯田，后来其中一部分即转为皇室所私有。大约在仁宗时制定的西夏文的《新法》中曾记载：“从来就己利用的渠道、土地、水等，永远属于国君和个人所有。”国君成为夏国最大的地主。

　　贵族地主占田——夏国党项贵族地主的占田，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领受国家的赐田。《新法》中规定，夏国所有的居民，诸王、官员和庶民“可以使用国君赏赐的土地。”大约夏国的土地原来在原则上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君有权赏赐给奴隶主贵族使用。但长期占用的结果，便事实上属于贵族。《新法》明确规定了永远属于个人所有，土地私有制完全确立了。贵族占田的另一个途径，是依恃权势扩占。如没藏讹庞、梁乙埋等都曾迫使夏民侵耕边地，而把收入归为己有。土地私有制确立后，夏国又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贵族地主也可以通过买田来扩大土地占有。

　　农民小所有田——仁宗天盛年间（一一四九——一一六九年）修订的《大盛年改新定律令》（即《天盛律令》）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他和他的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个规定确立了农民的小所有制。但垦田既可以出卖，就不免被地主所兼并。

　　地租和赋税——《天盛律令》和《新法》记载有夏国的赐田，每亩田应交地祖的数额。说明封建地租已是普遍的剥削方式。夏国也渐实行赋税制，向土地占有者征收赋税。《天盛律令》详细规定了土地买卖法。土地所有者买卖土地要呈报官府，并在官府的赋税册上勾掉卖主的姓名，改填买主。一一四三年，兴庆府和夏州发生强烈地震时，夏仁宗下令，二州人民遭地震，家中死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者，免租税二年。受伤者，免租税一年。这个命令，反映出夏国征收赋税的制度，已在各地普遍地实行了。

疆域、政治制度、法律 夏仁宗时，夏国确定了辽阔的疆域。在封建的经济关系发展的同时，政治制度和法律也进一步革新和完善起来。

　　一一四六年金朝再次割地后，夏国直接统治二十二州。黄河之南，领有九州：灵州、洪州、宥州、银州、夏州、石州、盐州、会州、南威州。黄河之西九州：兴州（兴庆府）、定州、怀州、永州、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瓜州。熙、秦河外领有四州：西宁州、乐州。廓州、积石州。此外，夏国还先后领有静州、胜州、龙州、韦州（灵州东南）、伊州，以及崇宗时领有的陕西北部地和仁宗时金朝割给的德威城定边军。领域的扩展，使政治制度需要改革和统一。仁宗时骨勒茂才撰《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这时的地方官制，在备州设置了州主、通判、正听、都案等官职。

　　夏国中央的官制，原来是蕃、汉两个体系并列，但崇宗、仁宗时，自中书令、御史大夫以下的汉制官员，也多由党项贵族充任。一一六二年，仁宗又把中书省、枢密院移到宫廷内门之外，以备顾问。这些状况说明，在夏国官制中，汉制逐渐代替蕃制，成为主要的政治制度。

　　《掌中珠》关于刑法的记述，说明夏国的司法也在逐渐完善。如记载诉讼程序，官府接诉状后，把犯人枷在狱里追查证据。如不招供，即严刑拷打，逼使“伏罪入状”。伤人致死，赔偿死者的“命价”。

　　仁宗时编纂的西夏文《天盛年改新定律令》，依据前代律令增补修改，全书共二十册。卷首列编纂者和汉文译者的姓氏，是参考宋代政书体例而编修的一部政治制度和法令的汇编。以后，又编纂《新法》，续有增补。

科举学校 夏仁宗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是仿照宋朝的制度，实行科举。一一四七年八月，仁宗正式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又设立童子科，通过科举策试任用官员，是对拥有政治特权的贵族的一个限制，但广泛任用文人执政，又不能不使夏国统治集团走向文弱了。

　　实行科举，就必须广设学校培养生员。夏崇宗时设立国学，招收贵族子弟三百人。一一四四年六月，仁宗下令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增子弟员至三千人。又在皇宫中立小学，设教授，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都可入学学习。一一四五年七月，建立大学。一一四六年三月，尊孔丘为文宣帝。一一四八年三月，又建内学，仁宗亲选名儒主持讲授。

　　学校讲授汉学，主要是儒学。科举也以儒学取士。夏仁宗从多方面接受汉文化，模仿宋朝，是封建关系确立后的反映，从这方面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任得敬“分国”的失败

　　仁宗仁孝初立，任得敬先后领兵镇压契丹萧合达和哆讹等领导的党项起义，逐渐扩大了他的军事力量。任得敬以外戚而握重乒，封西平公，成为权势显赫的军阀。一一四六年，任得敬上表请求自西平入朝，企图参预国政。濮王仁忠和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向仁宗谏告，说：“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任得敬未必没有异心”。仁宗纳谏，不准任得敬入朝。一一四八年十一月，中书令、濮王仁忠病死。一一四九年，任得敬用金珠向晋王察哥行贿，察哥请仁宗召任得敬为尚书令。一一五○年，又为中书令。一一五六年，晋王察哥死，任得敬进为国相。仁忠、察哥等皇室重臣相继病死，任得敬在朝更加无所顾忌。一一五七年，任得敬以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府尹。此后，又任族弟任得仁为南院宣徽使，侄任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夏国党项贵族习尚汉文化，日趋文弱。夏国的军政权逐渐地被汉人军阀任氏所窃夺。

　　一一六○年，任得敬对仁宗尊崇儒学极为不满，上疏请废学校，说“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夏国地瘠民贫，士多而滥，廪禄浩繁，供养不起。养士之法，难以行于夏国。这实际上是企图废弃科举取士，以便任氏独揽政权。仁宗不予采纳。这年，任得敬又进爵楚王，出入仪从，几乎同于皇帝。一一六五年，任得敬驻营西平府，征发民夫十万修筑灵州城，以他直接统辖的翔庆军监军司所，建造宫殿。任得敬篡国的阴谋，日益显露了。

天盛三年（一一五一年）造西夏官印

　　任得敬在朝专横日甚，朝中善、汉大臣和宗室贵族多被排斥或诬陷。只有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鲠直（鲠音梗gěng）之士，敢于同任得敬抗争。一一六九年二月。热辣公济上疏，直接指斥任得敬身为国亲“擅权宠，作威福”，请予罢斥。任得敬大怒，要借故杀热辣公济。仁宗令热辣公济罢官回乡，得免被害。

　　任得敬擅权专政，又领兵二十年，握有军权，仁宗受他威胁，不能制驭。一一六九年四月，任太后病死。一一七○年闰五月，任得敬公然胁迫夏仁宗“分国”，分夏国之半归他统治。夏仁宗被迫分西南路及灵州啰庞岭地归任得敬，建号楚国。任得敬又胁迫仁宗派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等去金朝奏报，求给任得敬封号。金世宗同尚书令李石等商议说：“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王本意。况夏国称藩岁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怎能容忍此举？倘若他无力自治，当发兵诛灭。”金世宗下诏给夏仁宗说：“自我国家勘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画疆于乃父，继而赐命于尔躬”，“今兹请命，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金世宗退回了夏国的贡物，拒不承认楚国。

　　任得敬遭到金朝的反对，阴谋附宋自立。夏仁宗得到金朝的支持，策划诛任自保。一一七○年八月，任得敬密通宋朝，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派使者以蜡丸书回报任得敬，约夹攻金朝。宋密使被夏国捕获。夏仁宗拿到这项铁证，先命弟仁友等诱捕任得聪、任得仁等，在八月三十日设计杀任得敬，并杀任党。夏仁宗取得胜利，派遣殿前大尉芭里昌祖等到金朝奏报，并把宋使和蜡丸书一起献给金朝。

　　夏国斋、汉学教授斡道冲，遭到任得敬的排挤。夏仁宗杀任党，任斡道冲为中书令，又进为国相。朝中文臣多奉斡道冲为师。斡道冲执政，夏国又转危为安了。

　　任得敬分国阴谋的失败，是西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夏仁宗在金朝支持下诛灭任党，避免了割据分裂，巩固了夏国的封建制统治。但夏仁宗受制于汉人军阀的事实，也暴露了夏国皇室军事权力的削弱。夏崇宗削除贵族的兵权，轻武重文。仁宗时，随着国家的安定和封建关系的发展；党项贵族日益沉俪于腐朽的地主生活，侈靡挥霍，逐渐失掉崇尚骑射的武风。崇尚儒术和科举取士的结果，也使统治集团日趋于文弱。任得敬等军阀的专横，正是反映着夏国统治力量的衰弱和空虚。夏仁宗统治的半个多世纪，是夏国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走向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时期，也是日趋汉化，轻武崇文，走向安逸保守，由盛而衰的时期。夏仁宗用文臣领袖斡道冲执政，稳定了夏国的统治，但并没有扭转兵政废弛的局面。

（五）西夏的灭亡

　　夏国的统治由盛而衰的年代，正是蒙古在漠北兴起的年代。夏国自仁宗仁孝以后，面临着来自蒙古的严重威胁，而皇室内部又一再出现了皇位的篡夺。夏国依附金朝八十年，巩固了它的封建制统治。随着皇位的一再更迭，夏国时而附金抗蒙，时而降蒙侵金，终于和金朝一起，先后被蒙古所灭亡。

一、蒙古南侵和囊宗篡位

　　夏仁宗皇后罔氏在一一六五年病死。一一六七年，仁宗立汉人罗氏女为后。罗后生子纯祐。一一九三年，仁宗年七十岁病死。子纯祐十六岁，继位作皇帝（桓宗）。仁宗弟仁友，杀除任得敬有功，进封越王。一一九六年十二月，仁友病死，于安全请求承袭王爵，桓宗不许，降封安全为镇夷郡王。安全由此失望而生怨。

　　这时的蒙古草原，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蒙古李儿只斤·乞颜部长帖木真战胜了泰亦赤兀场、塔塔尔和克烈等部落，克烈部长脱斡邻子亦刺哈桑昆逃入西夏。一二○五年，帖木真在消灭乃蛮部后，统率骑兵向西夏进军，追击亦刺哈桑昆。三月，蒙古军攻破西夏力吉里寨。四月，蒙古军在夏落思城大掠人口、牲畜而回。蒙古军退，夏国度过了一次危机，桓宗纯祐把都城兴庆府改名为中兴府。

　　一二○六年，帖木真在蒙古斡难河畔建国，称成吉思汗。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奴隶主开始了大规模地对外侵掠的时期。而在这一年，西夏国内也发生了篡夺皇权的政变。

　　夏天庆十三年（一二○六年）正月，镇夷郡王安全在罗太后支持下，废桓宗纯祐，自立为帝（襄宗）。桓宗被废后，在三月间突然死去，年三十岁。六月，罗太后遣御史大夫罔执中去金朝，上表说：“纯柏不能嗣守，已与大臣议立安全。”请求金朝赐予册封。金朝派使者来夏，询问废立的原因。罗太后再次上表请求册封。七月，金朝派使臣册封安全力夏国王。夏国继续依附金朝，以抗御蒙古。

　　一二○七年秋，蒙古再次发兵侵掠西夏，攻下兀刺海城，四出掳掠。夏襄宗调集右厢诸路兵抵抗。蒙古兵在西夏攻掠五个月，于一二○八年二月退军。

　　一二○九年三月，成吉思汗自黑水城（哈刺和托）北兀刺海关口，攻入夏境。夏襄宗派皇子承祯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领兵五万抵抗。夏兵大败，高逸被俘，不屈被杀。

　　四月，蒙古兵再攻兀刺海城，西夏守将出降。七月，蒙古进攻克夷门。夏襄宗派嵬名令公领兵五万抗敌。嵬名令公白山垣驰下，击退蒙兵，两军相持两月。九月间，蒙古设伏诱战，夏兵败，嵬名令公被俘。蒙古攻破克夷门，进围夏都中兴府。

　　中兴府被围，襄宗亲督将士登城守御，蒙古兵不能攻破。九月中，值天大雨，河水暴涨。蒙军引河水灌城，城中居民淹死无数。襄宗向金朝求援兵。金帝卫王允济对群臣说：“敌人相攻，是我国之福”。拒不出兵。十二月，河堤决，城墙将塌陷，河水四溃。蒙古遣讹答入城招降。襄宗献女给成吉思汗求和。蒙古退兵。

　　嵬名令公在克夷门被俘，成吉思汗数次派人说降。嵬名令公被囚在土室，坚持不屈。襄宗降蒙，蒙古放还嵬名令公。

二、神宗附蒙侵金

　　一二一一年，西夏再次发生了皇位更迭的事变。

　　这年七月，皇室齐王遵顼（音频xū）废囊宗安全，继立为帝（神宗）。八月，安全死。现存史料没有留下关于这次皇位更迭过程的纪录，但安全有子承祯不能继立，显然是皇族内部又一次的权位争夺。

　　齐王遵顼是皇室齐王彦宗子。彦宗在任得敬当权时被排斥在外，贬守凉州。任得敬被杀后，彦宗被召入朝，为马步军太尉，病死，谥齐忠武王。遵顼年少时力学，博通群书。桓宗天庆十年（一二○三年）廷试进土第一（状元），袭封齐王，又升为大都督府主，统领军兵。遵项即帝位，年已四十九，显然已是西夏皇族中一个具有威望的人物。

　　蒙古围中兴府，金朝拒不出兵，金、夏关系开始破裂。遵项即位，不再向全朝求册封。面对着蒙。金两大势力，夏国由前朝的附金抗蒙转变为附蒙攻金了。

　　神宗遵顼即位，即派兵万骑攻金，围金东胜城。金派大兵来援，解围。这年冬季，蒙古迸兵围金中都，金朝危急。夏神宗乘机侵入金径州、邢州，又进围平凉府。一二一二年三月，金朝主动派使臣册封遵项为夏国王。直到年底，遵顼才遣使谢封，但仍然继续进攻金朝。一二一三年六月，夏兵攻破金保安州，围庆阳府。八月，破金邠州。十二月，破巩州。一二一四年八月，攻庆、原、延安诸州。一二一五年十月，攻破金临洮府。

　　一二一六年秋，成吉思汗出兵侵金。西夏出兵配合作战，攻延安、代州，进而破潼关。十一月，夏神宗又乘胜派兵四万余，围攻金定西城，战败而回。十二月，金兵反攻西夏，分兵攻打盐、宥、夏、威、灵等州。夏神宗分道派兵抵御，金兵不能前进。

　　光定七年（一二一七年）正月，西夏又应蒙古的征调，派兵三万随蒙古乒攻金，大败于宁州。蒙古西侵花刺子模，再次向西夏征兵。西夏不堪蒙古的频繁征调，拒绝出兵。蒙古发兵渡河攻打西夏，十二月，围中兴府。蒙古突然来攻，神宗惊惶逃走，出奔西凉，留太子德任守中兴府。蒙古兵退，神宗才又返回。

　　夏神宗遵顶按照金朝兴起时西夏附金扩土的经验，企图附蒙侵金。蒙古不断向西夏征兵和侵掠，使西夏蒙受严重的摧残。一二一八年二月，神宗起用主张联金抗蒙的秘书监苏寅孙为枢密都承旨。三月，神宗写信给金保安、绥德、葭州，商请恢复边地互市，与金朝谈和。金宣宗不许。神宗联金不成，又在一二一九年二月，派遣枢密都招讨使宵子宁去四川与宋朝守将联络，企图联宋侵金。这时，金宣宗正在发兵渡淮，分道南侵宋朝。宋朝军民展开了守土抗金的斗争。宋利州路安抚使丁焴（音育yu）写信答复西夏，联兵抗金，但宋兵并未如约出师。一二二○年初，甯子宁再写信向四川质问。五月间，宋四川安抚使安丙正式写信给西夏，定议宋、夏同时出兵，夹攻金军。

　　夏国得到宋朝的支持，一二二○年八月，发兵万人围攻金会州，攻破会州城，金守将乌古论世显投降。关右大震。金宣宗向夏国请和，夏神宗不许。九月，寗子宁与嵬名公辅领兵二十万攻打金巩州。宋安丙派张威、王仕信等分道进兵，攻下定边城，与夏兵会于巩州城下。夏宋联合作战，约定夏兵野战，宋兵攻城。金行元帅府事赤盏合喜派兵拒守。夏兵攻城不下，只好退军，又遇金朝伏兵邀击，伤亡甚众。十月，宋安丙再约夏兵攻秦州。夏兵不再出战。

　　夏国联宋侵金不成，仍处在蒙古威胁之中。一二二一年，蒙古木华黎部，由东胜州渡黄河经西夏攻金，再向夏国征兵。神宗派塔哥甘普领兵五万归木华黎指挥，向金葭州、绥德州进军。十月，蒙古兵攻绥德，再向夏征兵。神宗又派大将迷仆领兵会师。一二二二年，蒙古又命夏兵由葭州攻金陕西，夏兵在质孤堡被金兵战败。一二二三年春，蒙古木华黎进兵凤翔，神宗发步骑十万随蒙古军攻城，不下。夏兵见势不利，不告蒙古，先行逃回。

　　夏国自投附蒙古以来，遭受着沉重的压榨和威胁。夏国每次应征出兵为蒙古作战，都要遭到重大的伤亡，损失惨重。神宗附蒙侵金的政策，越来越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统治集团中联蒙与联金两种主张也在展开激烈的争论。一二二三年，神宗派太子德任领兵侵金。德任说，金兵势尚强，不如和他讲和。神宗说，这不是你懂得的事。德任坚持联金，拒不领兵。四月，神宗废掉德任的太子位，把他囚禁在灵州。十月，蒙古兵在夏积石州侵掠而去。神宗仍要聚集兵力侵金。御史中丞梁德懿上疏说：“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女子都知道国势已很危险，可是朝廷大臣还在清歌夜宴。太子毅然陈大计，献忠言，是出于不得已。请召太子还宫复位，就会使臣民悦眼，危者得安”。神宗当面予以责斥，罢去梁德懿的官职。

　　这年，蒙古木华黎已在山西闻喜病死。子孛鲁继续领兵。成吉思汗已指令李鲁准备领兵灭夏。夏国面临着亡国之祸。夏神宗附蒙侵金的国策彻底失败，眼看无法统治下去了。光定十三年（一二二三年）十二月，神宗在上下反对声中，不得不宣告退位，传帝位给次子德旺（献宗），自称“上皇”。

三、献宗联金抗蒙和夏国的灭亡

　　献宗即位，改变国策，抗拒蒙古。派遣使者与漠北诸部落联络，企图结为外援，牵制蒙古，以便于西夏拒守。这时蒙古木华黎子孛鲁继为国王，总管华北的探马赤军和乣、汉诸军，得悉西夏“阴结外援，蓄异图”的消息，即于一二二四年，组织大军从东面进攻夏境，宜抵银州。九月，蒙古兵攻破银州，夏兵数万人战死，俘获生口、牛羊数十万，夏将塔海兵败被俘。

　　夏国经孛鲁这次打击，决汁变侵金为联金。同年十月，采纳右丞相高良惠策，遣使去金朝议和。次年八月，献宗派吏部尚书李仲谔、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尚书省左司郎中李绍膺等去金朝定和议：金、夏为兄弟之国，各用本国年号，双方相互支援。这时的金朝已处在亡国前夕，兵虚财尽，早已无力援夏抗蒙了。罗世昌出使金朝回来，对献宗说：“金朝的援助不足恃”，劝献宗自强。献宗不听，罗世昌被罢官，流寓龙州。

　　一二二五年，成吉思汗自西域回到漠北，见夏国不屈，秋天再出兵征夏。一二二六年春，成吉思汗亲领大兵自北路侵入夏境。二月，攻破黑水、兀刺海等城。蒙古大将阿答赤率军与畏兀儿亦都护配合，进军沙州，先派遣忽都铁穆尔与昔里铃部前往招抚。夏守将籍辣思义伪降，设伏袭击，阿答赤几乎被擒。蒙军受挫，全力攻城。籍辣思义坚持拒守。蒙古军在夜间挖地穴攻城，籍辣思义在地穴中放火，蒙兵多死。蒙古军经过月余的强攻，才攻下了沙州。

　　这年五月，蒙古军进侵肃州。夏军坚守不降。城破，夏国军民都被蒙军屠杀。蒙古军进围甘州，派使者招降夏甘州守将曲也怯律。夏国副将阿绰等三十六人杀蒙古使者及曲也怯律一家，率城中军民并力抵抗。甘州城破，阿绰等战败牺牲。七月，蒙古军攻西凉府，夏守臣战败投降。

　　蒙古兵长驱深入，夏国连失城邑。一二二六年五月，六十四岁的上皇神宗病死。七月，献宗也惊忧而死，年四十六岁。献宗侄晛（音现x1an）被拥立继位。帝晛执政，夏国已处在灭亡的前夜，夏国军民展开了抗蒙救亡的激烈战斗。

　　成吉思汗自西凉府继续进兵，穿越沙漠，至黄河九渡，取应理等县。十一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灵州，夏帝观派遣老将嵬名令公来援。成吉思汗渡黄河，指挥蒙军进攻。嵬名令公率夏兵迎战。波斯拉施德《集史》记载说：战斗的激烈，是蒙古人在作战中所少见的。西夏将士英勇抵抗，最后因牺牲惨重败退，灵州被蒙古攻占。

　　一二二七年春，成吉思汗留兵攻中兴府，自己率师渡河，攻积石州，进入金境。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三州。

　　帝晛被蒙古军围困在中兴府，外援断绝。右丞相高良惠激励将士，日夜拒守，积劳成疾。僚佐劝他自爱。高良惠慨叹说：“我世受国恩，不能消除祸乱，敌人深入到如此地步，我活着有什么用？”高良惠带病指挥抗敌。四月间，高良惠病死。夏国失丞相，更加困难了。闰五月，成吉思汗自隆德州至六盘山避暑，派遣使者察罕去中兴府劝谕帝晛投降，彼帝观拒绝。

　　中兴府被围半年。城中粮尽，军民患病者众。六月间，又发生地震，宫室都被破坏。夏国粮尽授绝，走投无路了。帝观向蒙古请降，要求宽限一月献城，七月，成吉思汗在军中病死。帝晛出降，被蒙古军杀死。蒙古军人中兴府屠城，西夏抗蒙军民遭到残酷的杀掠。西夏立国一百九十年，最后灭亡了。

第二节 夏国的经济与文化

　　西夏在我国西北地区统治一百九十年，在它的周邻，先后有宋、辽、金、吐蕃、回鹘。各民族间曾经不断发生过规模大小不等的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斗争，但在斗争过程中，各民族间也逐渐加强了相互的了解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党项族原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随着同汉族联系的加强和夏国领域的扩展，逐渐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并且在各民族间展开了商业贸易来往。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了夏国统治的广大地区，丰富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夏国在党项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和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为具有民族特点的夏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经济概况

一、畜牧业

　　畜牧业是西夏的主要生产部门。党项人向北移居到今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以后，即主要从事游牧式的畜牧业。十世纪中，党项人居住的夏州只产羊、马。李继迁时，仍过着“逐水草牧畜，无定居”的生活。元昊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宋史·夏国传》）。说明西夏建国时，畜牧业仍是党项人传统的生产部门。

　　西夏的畜牧业地区主要在银、夏、盐等州及其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一带。此外，河西走廊的凉州，有“畜牧甲天下”之称。“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金史·西夏传》）

　　西夏牧民饲养的牲畜以马、驼、牛、羊为主，还有驴、骡、猪等。马是对宋贸易最主要的项目。阿拉善和额济纳的骆驼之多，在《元朝秘史》和《马可波罗游记》中都称道过。由于成吉思汗从西夏得到过许多骆驼，这种牲畜才在蒙古高原广泛繁殖。

　　西夏建国以后，兼并了邻境广大的农业区，部分党项人向农业过渡，牧民可以得到粮食和牲畜的冬储饲料，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狩猎业在西夏的山区、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仍很重要。继迁一次向契丹进贡沙狐皮一千张，可见猎获物不在少数。对辽、宋的贡品还有兔、鹘、大、马等。乾顺时，御史大夫谋宁克任还说：“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成吉思汗征西夏时，他们也用“调教好的鹰鹘”作礼物，这都是用来狩猎的。夏景宗元昊每次出兵作战，都要先率领部落长狩猎。狩猎是生产部门，也有练习武事的意义。

二、农 业

　　农业是西夏另一个重要经济部门。继迁时，党项人多住在夏、盐等州荒僻地区，宋人说那里“地不产五谷”。后来发展到西南的洪、宥州，当地“多土山柏林”，住着自称为“南山野利”的党项野利部人，经营农业，“每岁资粮取足洪、宥”（《宋史·刘平传、宋琪传》）。十一世纪，继迁等占领了灵州、兴州，得到历代在此屯垦的沃野，农耕在西夏经济生活中比重逐渐增大。后来占领河西走廊，又扩充了凉、甘、肃州等地的农业区。

　　西夏的水利灌溉事业很发达。周春的《西夏书》提到共有六十八条大小渠道灌溉着九万顷土地。兴州是水利灌溉的中心，汉、唐以来就开始在这里兴修水利屯田。汉源渠长达二百五十里。唐梁渠长达三百二十里。其余支渠几十条，可以引黄河水灌溉。在灵州附近，有秦家、汉伯、艾山、七级、特进等五渠同兴州汉源、唐梁两渠相连。夏统治者很重视这些水利设施，役使民工整修了这些渠道，使它们互相沟通。甘、凉之间，也可乘祁连山雪水融化时，筑渠引河水灌溉。西夏文《天盛年改新定律令》载有夏国的灌溉制度，并严格规定了使用水利设施和使用水的办法（据克恰诺夫：《唐古特史纲》）。

　　西夏领域的扩大，很多是占领了宋朝一些经营农业的州县。继迁扩地至灵州时，就“籍夏、银、宥州民之丁壮者徒于河外”。以后对宋战事不断，凡俘掳的汉人，“勇者为前军”，“脆怯无他技者迁河外耕作”。所以兴、灵州等处居民，多是元昊时掳掠来的汉人。汉人在西夏农业居民中占相当比例，他们同党项劳动人民长期接触，特别是“沿边地区，蕃、汉杂处”，可以直接交流生产经验，使部分党项人逐渐熟悉农耕技术，转牧为农。所以宋人记载说，西夏境内，“耕稼为事，略与汉同”。

　　夏人使用的农具同宋西北地区大致相同。《番汉合时掌中珠》载有犁、铧、子耧、镰、锄、钁、杴（音谦qiān）、锹，还有碌碡、刻叉、车、碾、碓、硙等。西夏长期使用宋朝颁发的农历，并根据当地的气候确定农时，在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中有汉族农作节令的记载，如八月桃、葡萄熟时，就要收割大麻，烤麻子，榨油。……腊月末，要为来年备耕修好农具等等（引自聂利山：《西夏语文学》）。

　　夏国人民，包括从事畜牧业的蕃部人民，大多以农产品为主食。兴、灵一带，土地肥沃，水利发达，尤宜稻麦。其余地区，还种植大麦、荞麦、（音迷mí）、粟、豌豆、黑豆、荜豆、青麻子等作物。

　　西夏境内缺乏己耕的熟地，粮食不能满足食用的需要，因此夏国大力提倡开荒。由于可耕荒地多在宋、夏交界地区，往往要由西夏官方组织人力，在它保护下开垦。如宋麟州屈野河西，“田腴利厚”，元昊时开始插木置小寨三十余所，发动开垦寨旁之田。没藏讹庞执政对，甚至在耕获时派军队保护，发动几万人用耕牛开垦。梁乙埋执政时，夏人又侵耕绥德城生地。元昊以后，夏、未之间的战争常常因侵耕土地而起，原因主要是夏要扩大农田解决食粮问题。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党项、汉人外，还有吐蕃、回鹘、鞑靼（塔坦）、交河等族，他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和文化生活各不相同。一部分经过收编、迁徙，同党项族溶合。据刘涣《西行记》记载，贺兰山西北，回鹘么啰王子，邈拏（同拿）王子原来部落甚盛，自被继迁破灭，其地遂成沙漠。甘州、沙州的回鹘，有自己的“可汗”，可以直接向辽、宋两国朝贡，相当于附庸的地位。其他各族，有的比党项族落后，如鞑靼经常掳掠各部，继续向奴隶制发展。有的著部本来是汉族，如“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一）此外，长期从宋朝边州掠去的蕃部“熟户”，经济和文化也同汉族十分接近，他们同汉人一样，早已建立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吐蕃以及同吐蕃“风俗相类”的党项人，原是吐蕃王朝时期的奴隶或“奴部”。十世纪以来，吐蕃奴隶主受到奴隶起义的打击，“奴多无主，遂纠合为部落”。党项人迁往银、夏州等地后，在长期与汉族人民接触中，又发展了农业，不再以蓄养奴隶为主，而以剥削劳役地租为主了。

　　夏统治者经常发动战争，“一有征调，辄妨耕作，所以土瘠野旷，兵后尤甚”。为了事先备荒，夏人有“积粟”的习惯。宋元丰间对夏作战时，宋兵几乎每到一处，都发现他们有充足的”官、私窖谷”和粮草。这无疑只有国库和大地主才能有如此丰富的积储，劳动人民和士兵是没有份的。甚至战争发生时，士兵的粮饷也只是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广大劳动人民遇有灾荒，常年吃不上粮食，要靠采集野生植物充饥，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说：“春食鼓子蔓、碱蓬子，夏食苁蓉（音从容cōng róng）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柜霜、灰在子、白蒿、咸松子以为岁计”。

三、手工业

　　西夏的手工业以畜产品加工为其特色，如鞣皮、纺毛线、织造氆氇（音pǔlu）、毛褐（音贺hè）、毡、毯等。当时，这些手工业还没有从畜牧经济中分离出来，而是由牧民就地加工自己的畜产品。可是，夏国已有专门剪裁和缝制衣服的“裁缝”，可能也有专业的皮匠、织匠等，甚至在城市里还集中了一批熟练的工匠。元代初年，马可波罗曾途经额里合牙（即宁夏）的阿刺筛城，记载说：“这城里用骆驼毛制造驼毛布，为世界最佳美，白驼毛布是白羊毛做的，极精细，极好看。他们做出这种布很多。”由此也可想见西夏毛织业的水平。

　　早在十一世纪，西夏毛织品的产量就已可观。据说：“所产羊、马、毡毯，用之不尽，必以其余与他国交易”。成吉思汗初征西夏时，西夏就以特产的毛织品大量贡奉给蒙古人，请求罢兵。

　　夏国也有专业的木匠、泥匠、瓦匠、石匠、铁匠等，屡见于记载。夏州以东，国家设有铁冶务，以生产兵器为主。据榆林窟壁画，夏国已使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竖式风箱。战甲经冷锻制成，坚滑光莹，为宋人所赞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

　　一九七二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宁夏银川市西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进行发掘。已发掘的夏神宗遵顼陵园，出土有各种石雕、金银饰、竹雕、铜器、铁器和瓷器的残片。这些出土遗物和王陵的建筑显示出西夏手工业在各方面的成就。石嘴山西省鬼城遗址和灵武县石坝还先后出土了瓷器和银器。

西夏王陵出土的金带饰

西夏王陵出土的镶绿松石鎏金银饰

　　盐州有盐池，盛产青白盐，质量甚好，夏国常用来与邻近的蕃、汉民交换米麦，生产规模很大，每年有畦夫数千人。青白盐生产是西夏手工业的重要部门。

　　西夏的手工业在民间怎样组织生产及生产关系如何，史料中都很少反映。但在国家管理下，的确有一批专业匠人从农、牧民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作坊的官匠。夏景宗元昊时，就先后设置夏州铁冶务、茶山铁冶、酒务等。仁孝时，立通济监专司铸钱。据《天盛律令》记载，官府中还有制金司、织绢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造车）等，还有专门刻书的字刻司（见苏联《亚洲各族研究所简报》第六十九期）。这说明有许多手工工匠集中在官营作坊中，分工的专业性强，生产技术也决非不脱离农牧业生产的家庭手工业所可比拟。一九七五年，银川市西夏陵区的正献王墓出土丝织品残片，包括罗、绫、锦等多种。夏国曾经以“变革衣冠之度”为理由，遣使向宋朝求匠人，西夏国内当有不少来自宋朝的汉人丝织工匠。

　　西夏历朝建筑了许多宫室、佛寺、仓库、驿舍等等。德明定都兴州，即建造门阙、宫殿。元昊又在城内修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晋王察哥、权臣任得敬，都有自己的园宅或宫殿。十一世纪末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时，碑文形容说，“众匠率职，百工效技，杇者（杇音污wū，泥瓦匠）、缋者（缋音会huì），画匠），是墁（音慢 màn，涂饰）是饰，丹雘（音护hù）具设，金碧相问，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名状”。这些建筑反映了西夏各种手工艺的技术水平。

四、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在西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继迁以前，党项人居住在银、夏之北，千里不毛，只能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羊、马及畜产品可供交换的也不多，贸易百货都要靠中原供应。宋太宗淳化四年（九九三年），为了压制继迁，采取“绝其青盐不入汉界，禁其粒食不及蕃夷”的措施。宋执行禁令几个月后，造成了意料不到的被动：一、沿边私市长期互通有无，禁后犯禁者更多；二、党项人得不到粮食，相率在边境掳掠；三、引起内属熟户不满，万余帐叛宋归附继迁；四、关陇汉族人民得不到食盐，也在境上“骚扰”。宋朝又只好解除禁令（《宋史·郑文宝传》）。此后，宋朝依据对夏斗争的需要，又多次实行禁盐和禁市的措施。

　　盐是宋朝国家垄断的商品，山西解县等地盐池的收入，是陕西财用的重要来源，而鄂尔多斯的“青盐价贱而味甘”，解盐不能同它竞争，所以宋朝最不愿意进口的是盐。德明屡次请求宋朝放行青盐，都遭拒绝。元昊同宋朝言和，首先就要求岁卖青盐十万石，也因为是他“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包拯集·论杨守素》）。而青盐又“出产无穷”（《宋史·孙甫传》），所以夏最需要出口的也是盐。宋始终不答应西夏销盐的要求，又无法割断沿边熟户与夏人历史的联系，边臣只好“宽其禁以图安辑”，只对汉户犯者处刑，但犯禁者始终不断（《韩魏公集·家传》）。盐的交易在民间通过私市进行。

　　德明继位，停止对宋作战，派遣使臣商谈同宋朝恢复贸易。一○○六年（真宗景德四年），宋朝正式允许通市，宋朝官方的货品单中，收购的有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输出的有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德明每年派人以羊、马在边界与宋人贸易，规定按交易数量为赏罚，有时还杀死贸易不力的使人（《东坡志林》）。

　　宋朝缺乏战马，需要买进西夏的马。一○四五年，宋仁宗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匹买马于府州、奇岚军。一○五五年，又以银十万两买马于秦州。以后岁以为常。西夏因战争的消耗，有时也要向吐谷浑及其他党项人买马。德明卖马给宋，元昊说：“以马资邻国，已失计矣”。不过并未禁止输出马。

　　宋朝输出的商品中，粮食是大宗，但主要通过沿边农、牧民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茶也是大宗，大多通过岁赐和交换马的方式输出。西夏很需要宋的金属品（铜、铁、锡、钱币等），但宋朝常加限制。

　　西夏同宋贸易有多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进贡的形式。夏以名义上称臣的方式，向宋进贡马、驼等，换取宋的回赐。一○○六年，宋朝一次赏给德明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元昊称臣，宋的岁赐达银七万二千两，绢帛等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这实际上是一笔数字巨大的贸易。德明派进奉使赴东京，同时要求购买所需货物，实际上是以进奉为名做买卖。起初，使者出入民间没有限制。元昊时宋规定设馆舍招待，由官方主持贸易。金朝也采取相似的办法，使人入境，可以同富商交易；到了京师，可以留在会同馆互市，甚至金朝的外戚大臣也参与买卖，贸易大为开展。

　　夏、宋商民的大量贸易是在官方设立的榷场进行。一○○二年，继迁自己在灵、夏二州蕃族屯聚的赤沙川和橐驼口，分别置会（市场）同熟户贸易。一○○七年，宋朝正式在保安军置榷场，除官市者外，其余货物民间可自由交易。一○二六年，并、代部署司也开设了西界和市市场。一○四四年，元昊要求恢复夏、宋通市，宋朝开放保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寨市场。两年后，迁保安军榷场于顺宁寨。次年，又通河东银星和市。此外，还有绥州界年的抚宁和市场、环州以北的折姜会市场等。一○六○年，宋朝在秦州古渭、永宁寨、原州、德顺军置场买马，由京师每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七万五千匹充马价，每年买良马达八千匹，仅古渭寨一地每年就用钱十余万缗。宋朝在这些地区购买的马匹主要当来自西夏。每逢西夏发动侵掠和边界纠纷时，宋朝常以封闭市场和禁通贸易相威胁。和好时，夏遭饥馑，宋朝也取消粮食出口的禁令。市场的开闭，常常是为了适应宋对夏政治斗争的需要，经济上并不看重它。夏国依赖和市“如婴儿之望乳”，所以宋朝能以此胁制夏国。宋、夏通好时，双方人民都欢迎开市，出现“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的盛况。

　　另一种是私市。宋、夏关系恶化时，宋就禁绝一切贸易。但法禁稍一松弛，夏人就同边民私下交易，日夕公行，所以西夏即使失去岁赐，靠互市之利还可维持。宋朝的诏书也承认，累戒陕西、河东诸路禁止边民同夏人交市，但“颇闻禁令不行”。甚至边防军官也同夏人贸易，无法断绝。夏人一般是驱牛、马到边境博籴米谷。禁令严格时，就将大段牛、羊肉、青盐包裹，私下换取粮食。德明时，还常派人携带违禁商品从小道到边境私市。麟、府州汉民也有带轻细货物直接去夏州境内所设榷场贸易的。

　　夏对辽的贸易比对宋规模小得多，市场在西京西北的东胜、天德、云内、银瓮口等处，后来金朝也继续开放这些市场。在关陇地区，金开设了环州、保安军、兰州、绥德等榷场。辽禁止夏国使臣沿路私市铜、铁，后又禁止边民卖铜、铁给夏国，并严禁夹带交易。

　　夏国在西边同回鹘贸易。回鹘的商品主要是珠、王，还有棉织物、丝毛织品、药材、香料、镔铁刀、乌金银器等。这些货物主要是通过夏国贩往来、辽和金境年，夏国边将和官吏从中取十分之一的过境税，然后又以珠、玉交换中原的丝帛。

五、货 币

　　西夏起初没有自己的货币，贸易是通过实物交换或使用宋朝的货币。夏景宗元昊时开始铸钱。现在见到最早的钱是天授（一○三八——一○四八年）通宝，此外还有大安（一○七五———○八五年）、贞观（一一○一——一一一三年），大德（一一三五——一一三九年）、乾祐（一一七○——一一九三年）和天庆（一一九四——一二○五年）等。又有番汉字并列的天赐（天赐礼盛国庆，一○六九——一○七四年）和大安宝钱。

　　夏崇宗乾顺时开始铸造汉字钱，元德（一一一九——一一二六年）通宝。仁宗以后，陆续铸造天盛（一一四九——一一六九年）、乾祐、天庆、皇建（一二一○——二一一年）、光定（一二一一——一二二三年）元宝。一一五八年，仁宗仁孝正式建立铸钱的专门机构通济监，大量铸造天盛元宝钱。天盛钱传世较多，铸钱技术也超过了辽钱。

天盛元宝 乾祐元宝 乾祐宝钱天庆宝钱

西夏铜钱

撉房畹��上反映的西夏货币使用情况

（二）文化概况

一、文 字

　　西夏建国时，夏景宗元昊和野利仁荣等创制西夏文字，称“国书”。野利仁荣演绎为十二卷，是西夏最早的一部字书。西夏文模仿汉字，字形方整。字体也有草书、隶书、篆书。文字结构有全、左、右、干、头、下等区别。字体的创制，多用汉字六书的会意法。如闪为电傍、霹傍。也有以类相从法，如属于丝织品的字自成一类。西夏文中还有时直接借用汉字，如圣字，字义和读音都作圣。但西夏文字多用左撇，无直钩，这又与汉字不同。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夏国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的一个标志，同时也为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西夏国书创制后，公私文书都用国书书写，但汉字仍在夏国通行。夏国给宋朝的文书，多用西夏文和汉文并列书写。夏国铸造的钱币也有国书和汉字两种文字。惠宗秉常时铸造的夭赐宝钱、大安宝钱都是两种字同时并列，以利于在各民族间流通。现存西夏碑刻。

　　如一○九四年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也是西夏字和汉字同时并列刻石。西夏国内，汉族居民和党项族居民长期共处，两种文字同时通行，也有利于相互学习。骨勒茂才在《番汉合时掌中珠序》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情。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骨勒茂才看到了党项人和汉人互通语言文字的重要，提倡相互学习，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这个见解是极可珍贵的。　　

二、语文著述

　　随着西夏文字的广泛应用，西夏学者编纂了多种说明西夏字声韵、字义和结构的书籍。《音同》是按声排列的字汇，仿《切韵》的九音分类编辑，收入六千余字。《五声切韵》编排与《音同》一样，是仿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编纂的西夏字韵表。《文海杂类》也是按声排列的字典，每一字下都有解释，分别说明字体构成、字义、发音。《文海》的内容与《文海杂类》一样，但它是一种仿照《广韵》按韵排列的字典。梁义礼编的《义同一类》属于另一种类型，是一部大型的同义语字典。还有一种按字形和概念分类排列的字汇，如《杂字》、《三才杂字》等，书中分天、地、人三部，以下再分小类，如“地”部分牛、羊、男服、女服、山、河海、宝、丝……等，这类字书收编字数不多，没有解释。元昊曾命人译《尔雅》、《四言杂字》供番学之用。可能这些书是《四言杂字》一类的西夏字识字读本。另有一种字书名《要集》，每字下注有汉义，用西夏字表汉字音，兼有帮助学习汉文的用途。

　　一一九○年，骨勒茂才编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西夏语汉语字典，也是按天地人“三才”分类，收编常用词，用汉字注“国书”的音、义，又用“国书”注汉义所用字的音。汉字注音难以准确，《掌中珠》采用了反切法，同时旁注“合”（合口）“轻”（轻呼）等字以表示发音部位，说明编者力求审音精确，是一部优良的夏汉字典。

三、汉文经虫的译注和流传

　　夏国儒学逐渐流行，主要依靠来自宋朝的经书。夏国推行儒学，陆续将汉文经书译成西夏文字。额济纳夏黑水城出土的古书中，有《孝经》、《论语》、《孟子》的西夏文译本。《论语》和《孟子》都有西夏人自己作的注释。还有一种无题书，内容全是《礼记》、《左传》、《周书》、《毛诗》的引文辑录。

　　斡道冲八岁时以《尚书》考中童子科，年长后通晓五经，曾译《论语注》，又作《解义》二十卷，称《论语小义》。并著有《周易卜筮断》一书（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夏景宗元昊自称是“循拓跋之远裔”，对元魏“为帝图皇”的事业很为景慕。一○五五年，谅祚遣使者向宋购买史传和佛经，宋朝“以史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只与佛书。”赐《大藏经》。一○六二年，又向宋上表求太宗诗草隶书石本及《九经》、《唐史》、《册府元龟》。

　　宋仁宗准予《九经》。中原的史籍逐渐流入夏国。黑水城发现题名《十二国》的史书，是春秋时十二国历史的西夏文译本，可能译自宋人的《十二国略史》（见戈尔巴捷娃，克恰诺夫：《西夏文抄本和刻本》）。现存的《类林》一书，体制同《太平广记》相近，可能原本是金人编的一种类书。

　　夏国是在不断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又很重视中原的兵书，现存的西夏文译本有：《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和诸葛亮的《新书》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楷模，吴兢的《贞观政要》也部分译成西夏文，称为《贞观要文》。

四、律令、实录和天文历法

　　夏国自仁宗仁孝以后，随着封建经济关系的发展，学术文化也呈现出新的局面，陆续出现了夏国自己编纂的系统的著述。

甘肃武威发现汉文人庆二年（一一四五年）日历残页

　　前引仁宗时编修的《天盛年改新定律令》，是仿照宋朝政书而编纂的一部二十册的大书，是西夏政令的汇编。此后又编纂有《新法》。夏神宗遵顼光定二年（一二一二年）又编修《光定猪年新法》，大约是仿照宋朝续修编敕的办法，陆续修订。

甘肃武威发现西夏文写本药方残页

　　夏仁宗时，也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开始重视国史的修纂。斡道冲一家，即专掌夏国史，成为专门的官职。一一六一年，仁宗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为学士。王佥为夏国历朝实录的总纂。罗世昌罢官后居家，曾为夏国“谱叙世次”。明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说：“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大约资料都来自西夏官修实录。

　　一一八三年，西夏编印了《圣立义海》一书，全书采取诗注形式，由简短的格言编成。体例也是仿照汉籍的类书。

　　《掌中珠》列举星象名称甚多。在西夏字中，所谓“十一曜”、“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都有专名。说明天文历法的研究受到重视。《天盛律令》载有“大恒历司”、“史卜院”等专管天文历法的机构。现存的西夏历书残本也有好几种。

　　谅祚时，西夏从宋朝得到医书。黑水城发现的西夏字医书残本，有用紫苑（音晚Wǎn）制作丸药的描述及其用法，有关于针刺疗法的残页，有治马的药方等等。夏国还没有专管医疗的医人院。

五、佛教的传播与民族文化的交流

　　骨勒茂才说：“烦恼缠缚，逐物心动，以富为贵，争名逐利”，这是夏国的普遍现象，因而佛教“六趣轮回，苦根无量”的说教，就成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欺骗的工具。德明“幼晓佛书”，元昊“晓浮图学”。夏国统治地区过去大部分曾受吐蕃王朝管辖，留下不少寺院和僧侣，因此佛教很早就为人们普遍信奉。西夏建国前后，德明、元昊、谅祚、秉常曾多次向宋进马换取《大藏经》。一○四七年，元昊在兴庆府东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和佛塔，俱高数十丈，贮藏宋朝所赠《大藏经》，并译为国书。一○五五年，元昊后没藏氏与谅祚又征发兵、民数万，于兴庆府西建承天寺，贮藏《大藏经》。一○九五年，乾顺大力修复因地震倾颓的凉州护国寺。一一○二年，又在甘州新建卧佛寺。这几所大寺成为夏国佛教的中心。各地也陆续兴建佛寺。《感应塔碑铭》说：“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磎（音希xī）谷，村落坊聚，佛字遗趾，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在中书、枢密以下的政府“次等司”中，有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等高级机构，专管全国的宗教事务。

　　本来党项语接近吐蕃语，由于“国书”模仿汉字而并非采用藏文字母，两种文字形式上差异很大，但仍能相互沟通。自秉常起，大量译经，既用汉文佛经，也用藏文佛经作底本。夏国境内的吐蕃憎侣因翻译和念诵的需要，以藏文字母替“国书”注音，后来发展为一种以藏文字母拼音的“新国书”，虽未经西夏王朝正式认可，但民间已在流行。现存敦煌写本《嵬名王传》，就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党项民间传说。

甘肃武威发现蝴蝶装西夏文写经

　　吐蕃道是当时的西域通道之一，夏国完全控制了这条交通线，同吐著联系日广。仁孝时曾迎请朵陇地区的著名喇嘛都松钦巴。都松钦巴是元、明盛行的哈立麻教派的初祖，他本人虽未到夏国，但派遣弟子格西藏锁布携经像来到凉州，同夏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后来粗布寺建塔，仁孝献饰塔的金缨络、金幢盖（幢音床chuáng），一直是这个寺院的“镇塔之宝”。此后，吐蕃著名的教派如萨思迦、必力工瓦等都有憎徒住在夏国。成吉思汗灭夏后，很快就同乌思藏憎侣封建主建立联系，并很快就臣服了他们，这也同在西夏境内的吐蕃喇嘛有关。

　　九八四年，宋太宗派王延德出使高昌，自夏州启程。《宋史》记龟兹地理位置作“东至夏州九十日”，又说回鹘“往来皆经夏国”。可见宋初党项人就同回鹘有密切联系。德明、元昊控制了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的高昌回鹘、龟兹、于阗、黑韩国就只有通过西夏境才能到达中原。这不仅在过境时给夏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而且文化上也受回鹘等族的影响。甘、肃、瓜、沙等州本是回鹘人统治区，所以回鹘也是夏国内的民族之一。元昊起高台寺，“广延回鹘僧居之”。没藏氏建承天寺，延请回鹘僧登座演经。西夏有《金佛梵觉经》，“系回鹘僧所演，历二十年乃成”。

　　夏与辽文化也有交流。辽、夏都流传佛教，夏国曾向辽进献回鹘僧《金佛梵觉经》和《贝多叶经》。

六、文学与艺术

　　夏国文学中，诗歌有乾顺所作《灵芝歌》。宗室仁忠、仁礼都通蕃、汉学，善歌咏。现存的西夏文著作中，有无题的宫庭赞美诗残本。五言诗《新集金碎掌直文》，由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组成，类似汉族的《千字文》。此外，还有各种体裁的诗，可惜大多充斥了儒家和佛教的道德说教的内容。西夏韵书和表很多，说明写诗的人不少，需要借此参考。夏国的散文比较质朴。遵顼“博通群书”，枢密都承旨苏寅孙“少力学，善属文”，吏部尚书权鼎雄以文学著名。梁德养编《新集锦合辞》，是一种现存的西夏谚语和格言集。宣德郎孪师白两次出使金国，著《奉使日记》三卷，详记金朝民风土俗。

　　谅祚曾派使臣，向宋朝请要伶官、工匠，又要求买戏剧服装和化装品，可见戏剧已在夏国流传（司马光：《涑水记闻》等）。黑水城曾发现戏剧底本《刘知远诸宫调》，是金平阳刻本，说明金诸宫调已传入夏国。

　　西夏的乐器有鼓、琵琶、笛、箜篌等。唐信宗时，赐拓拔思恭鼓吹全部。德明臣宋，律度声音，遵依宋制。元昊反对唐、宋的缛节繁音，大概是采用党项本族的音乐。仁孝时，使乐官李元儒采汉族乐书，参照夏国制度，增修新律，赐名“鼎新”。夏政府中还有番、汉乐人院的专门机构。蒙古灭夏后，即征用西夏旧乐。黑水城出土物中有西夏乐器和乐舞形象，说明西夏人民是能歌善舞的。绘画，夏国也有一定成就。元昊善绘画。黑水城曾发现风景画稿，风格与宋院画相同。

　　西夏在与各族交流中，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吐蕃、回鹘等各族人民，也通过西夏加强了同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联系。在这一时期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夏国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传人西夏的金刻《刘知远诸宫调》书影

第五章 金朝的建立和封建制的发展

第一节 女真奴隶制的发展和金国的建立

　　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早在战国时期，即见于历史记载，译名作“肃慎”。《国语·鲁语》记载：肃慎在西周时“贡楛矢石弩”（楛音库kù），大约还处在使用石器的时代。契丹建国后，女真族处在辽朝的统治之下，文献上确立了“女真”的译名。

　　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生活在林木众多的山区和江畔，从事狩猎生产，同时也经营农业。人们从小就练习骑马和射箭，长大后都是骑射的能手。他们畜养叫作海东青的大鹰，作为渔猎时的助手。用树皮作哨子，用吹哨的方法把鹿引来捕捉。女真人骑着马在山林里往来，上下崖壁，也能骑马浮渡江河。

　　女真族的居地天气很冷，夏天和中原地区的初冬差不多。女真人在山谷里用桦村皮和木栅建成小屋，屋内用泥土作成土炕，炕下面可以烧火。人们用狩猎来的兽皮作成衣服。外出打猎都要穿上厚毛的皮衣，否则皮肤就要冻裂。妇女梳辫发盘髻。男子脑后留发，辫子垂在后面。

　　辽朝统治初期的女真族，仍处在氏族部落制时期，但早已度过了母权制，而进入到父权制。它的特征是：（一）氏族以父系来计算，若干氏族组成一个部落。氏族、部落长都由男子来充担。（二）各部落的成员只能同另一个部落的成员通婚姻。（三）氏族长称谋克，他的副职称蒲里衍（蒲辇）。（四）部落长称孛堇。另有一个军事首长称猛安。（五）各部落各自从事生产和活动，还没有形成部落间的联合。处在氏族部落制的女真族没有文字，用结绳或刻箭的方法来记事。

　　辽朝建国后，散处在辽阳一带的女真部落，由辽朝官员直接统治，编入辽朝的户籍，称为局苏馆（合苏款）女真或“熟女真”。松花江以北、宁江以东地区的女真族也处在辽朝统治之下，承受着勒索“贡品”等剥削，但不象局苏馆女真那样由辽官直接统辖，也不编入辽籍，因而被称作“生女真”。松花江以北地区的“生女真”，按照氏族部落制的道路在继续向前发展。

（一）部落联盟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居住在按出虎水的女真完颜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完颜部长久保留着一个历史传说：在不能记忆的年代，完颜部的一个六十岁的妇女和外族人函普通婚，生二男一女，子女都为完颜部人。这个传说反映着人们对母系氏族制的模糊的记忆。传说中的函普时代当是由母权制逐渐过渡到父权制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在女真族的原始社会中，陆续出现了如下的一些新现象。

铁器的使用 女真族原来没有铁器。完颜部从邻族传入铁器，制造弓箭和甲胄，迅速提高了狩猎生产和作战的能力。完颜部的邻部加古部人学会了锻铁，用铁器和完颜部相交换。铁器的使用，使女真族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

交换的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女真人各部落之间以及和邻族之间，加强了物品的交换。女真族以貂皮、马匹等向辽朝和高丽相交换。宋王朝也曾向女真购买马匹。

家庭、私有财产和奴隶 女真族传说，函普立约，杀人者出家人一人和牛、马等给被杀者之家赎罪。《高丽史》记载，高丽靖宗时，女真人仇屯、高刀化二人向他们的部落长开老争夺财物，杀死开老，逃往高丽。高丽按照女真族的本俗，要二人出具家财给开老家赎罪。宋人也记载说，女真族杀人者死，家属要罚作奴婢，但亲戚可用牛马来替他们赎免。《金史·刑志》记录女真旧俗，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这些记载至少可以说明：（一）女真人这时已分化出个体家庭，并且有了牛、马等私有财产。（二）犯罪罚作奴婢的现象已经产生，氏族中出现了本族的奴隶。伴随着这些现象的产生，也就不能不发生贫富家庭的分化和对奴隶、财产的争夺。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女真状况说，“居处绝远，不相统属，自相残杀，各争雄长”。完颜部传说，部落长石鲁曾率部众夺取混同江蜀束水人的财产和妇女。又传说石鲁曾要建立“条教”（制度），遭到保守“旧俗”的部落长老们的激烈反对。石鲁被部落人捉住，甚至要将他坑杀（活埋）。石鲁叔父谢里忽射箭驱散部众，石鲁才得救。石鲁率领完颜都去征伐其他部落，直到苏滨水（恤品河）和耶懒水地带。石鲁死在中途。部落间的斗争在激烈地进行。乌林答部石显曾抢走石鲁的尸体，对部众说：“你们以为石鲁有能力当推选他，现在他已被我得到了”。完颜部夺回石鲁尸体。加古部蒲虎也来向完颜部袭击，要夺取石鲁的尸体。这些传说表明：随着私有财产和奴隶制的产生，各部落之间的斗争，以及部落中保存和改革“旧俗”的斗争，都已发展到十分激烈的程度。女真族正是在激烈的斗争中，经过部落联盟制，向着建立奴隶制国家的道路迈进。

乌古迺联盟 女真族处在辽朝的统治之下，他的发展不能不和辽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约在辽兴宗时，完颜部和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等部以至五国部等建立了松散的部落联盟。完颜部长乌古迺受部众推选为“诸部长”。五国部的蒲聂部长拔乙门起而反抗辽朝的统治，使辽朝不得勒索海东青鹰。辽朝将发兵镇压，乌古迺设计捕拔乙门，献给辽帝，因而得到辽朝的信任。乌古迺彼召到辽朝，辽朝加给他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称号，即承认他的部落联盟长的职位。

　　乌古迺在辽朝的支持下，从邻族换入大量铁器，制作弓箭器械，完颜部更加强大起来。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相继加入了乌古迺的联盟。联盟中出现了“国相”的职位，辅佐联盟长处理联盟事务，大约和契丹的“于越”相当。乌古迺时，任国相的是完颜部的雅达。一○六二年（辽道宗咸雍八年。女真的历史，自此始有准确年代）五国没撚部长谢野又起而反抗辽朝，断绝鹰路。乌古迺率部兵讨伐，击败谢野。乌古迺也在作战后死去。

劾里钵联盟 乌古迺死后，子劾里钵继任联盟长，一○七四年，接受辽朝授予的节度使称号。劾里钵把马匹财物送给国相雅达，要他让位给劾里钵弟颇刺淑任国相。女真部落联盟在劾里钵对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各部落之间和完颜部的内部也进一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与桓��（音碾niǎn）、散达等的斗争——在乌古迺联盟中，国相雅达是权位仅次于联盟长的强有力的家族。劾里钵继任联盟长后，弟颇刺淑为国相，引起了雅达之于桓��和散达的强烈反对。劾里钵叔父跋黑未能充当联盟长而和劾里钵相对立。劾里钵命跋黑任孛堇（部落长），但不能统率军兵，即不任部落的猛安，以防止他的反乱。跋黑与桓��、散达相联络，支持桓��、散达兄弟起兵反抗。劾里钵命弟颇刺淑领兵出击，颇刺淑战败。桓��乘胜大肆掳掠。劾里钵亲自领兵涉舍很水经贴割水，自后路袭击桓��、散达家，焚烧他们的屋舍，杀百亲人。颇刺淑一军失利，劾里钵派人议和。桓��、散达索要劾里钵弟盈歌的大赤马和辞不失的紫骝马作为议和的条件。劾里钵不许。西方展开激战。

　　桓赦集合部众，下令说：“你们准备车辆随行。乌古迺夫妇的宝物财产你们任意运走。遇有不服从的，就把他俘掳来。”桓��兵多，劾里钵兵少。劾里钵一马当先，率领部众出战。三扬旗，三击鼓。部众手持长枪突入敌阵，刺杀桓��的步兵。劾里钵族弟辞不失领兵从桓��阵后奋击，大败桓��的骑兵。桓��、散达败走，劾里钵乘胜追击，俘获到大批的车、甲、牛、马，按着战功的大小，分配给作战的部众。战后不久，桓��、散达率部众来降。

　　与温都部乌春的斗争——居住在阿跋斯水的温都部，是一个以锻铁为业的部落。乌古迺时，温都部成为联盟的一员。劾里钵任联盟长，跋黑诱桓��、散达反抗，温都部长乌春也和他们联合，反对劾里钵联盟。加古部铁工乌不屯以铁甲九十副和劾里钵的完颜都相交换。温都部长乌春责问劾里钵说：“铁甲是我的，为什么拿走？必须立即还给我。”乌春并扣留了完颜部人厮勒，作为要挟。劾里钵被迫交出铁甲。乌春的温都部日渐强大。

　　桓��、散达起兵时，乌春也与之联合，起兵反抗，遇大雨不能前进。桓赦败后，原来是乌古迺联盟成员的斡勒部的盃乃又和乌春联合。劾里钵命颇刺淑和斜列、辞不失等出战。颇刺淑乘大风纵火烧乌春军。乌春大败。劾里钵俘掳了盃乃，把他献给辽朝。

　　与纥石烈部腊醅（音胚pēi）、麻产等的斗争——住在活刺浑水的纥石烈部的腊醅、麻产兄弟是完颜部联盟的另一个劲敌。腊醅、麻产约集乌古论部的骚腊勃堇和“富者”（部落贵族）挞懒等去掳掠“野居女真”，即女真族中处在更原始的社会阶段、尚未形成都落而散处山野间的居民。劾里钵出兵击败腊醅，夺回了被腊醅俘掠的野居女真居民。腊醅、麻产集合兵力，到来流水掳掠劾里钵弟盈歌的牧马。劾里钵与盈歌分兵迎战。劾里钵率骑兵五、六十，与腊醅军遭遇。腊醅兵多，劾里钵兵少。完颜部欢都出战，战马死十余匹。劾里钵受伤四处，不能指挥。腊醅、麻产又与温都部乌春相联络，乌春派兵士一百多人助腊醅。劾里钵领兵在暮棱水围攻腊醅、麻产。腊醅兵败，被擒，麻产逃走。劾里钵将腊醅献给辽朝。温都部的援兵也多归于完颜部。

　　劾里钵进而向温都部乌春发动进攻。劾里钵与欢都领兵到阿不塞水，青岭以东各部落都来会集。这时，乌春已死。温都部窝谋罕请求辽朝从中和解，把以前收纳的逃亡奴隶交还完颜部。劾里钵同意和议。窝谋罕又乘机以三百骑来攻，兵败，弃城逃走。劾里钵攻破其城，将所得资产按军功大小分给作战的部众。

　　劾里钵相继战胜完颜部年的反对派和温都部、纥石烈部的反抗，《金史·世纪》说他“袭位之初，内外溃叛，缔交为寇”。“因败为功，变弱力强。……基业自此大矣。”部落联盟进一步巩固和强大了。

　　一○九二年（辽道宗大安八年），劾里钵任联盟长十九年后病死。弟国相颇刺淑继任联盟长，继续推进劾里钵未竟的事业。

　　腊醅败后，麻产逃走，占据直屋铠水，招纳逃亡的奴隶，建造营堡。颇刺淑命乌雅束（劾里钵长子）、阿骨打（劾里钵第二子）等去讨代。乌雅束沿帅水进兵，阿骨打从东路去掳掠麻产的家属财产，把家产全部抢走。阿骨打与欢都等追至直屋铠水，捉住麻产，斩首献给辽朝。阿骨打、辞不失、欢都和讨平腊醅、麻产有功的颇刺淑弟盈歌，都被辽朝加给惕隐的称号。他们日益成为完颜部最有权势的人物。

盈歌联盟 一○九四年（辽大安十年）颇刺淑死。盈歌继任联盟长，称节度使。以兄劾者之子撒改任国相。

　　乌古迹时，部落联盟长本由各部共同推选。劾里钵以后，虽然还不是父子世袭，但都由劾里钵一家所继承。联盟巩固后，就引起部落显贵的非议。完颜部的习烈、斜钵等说：“众部长和国相，都由你们担任，这怎么能行？”掌握军权的欢都反驳说：“你们如果敢纷争，我就不能不管。”盈歌得到欢都的支持，部众不敢再有异议。联盟长劾里钵、盈歌一家的势力更加发展了。

　　但是，各部落间的相互掳掠和斗争仍在继续。斡准部互相掳掠，盈歌派遣纥石烈部纳根涅去平治。纳根涅招募苏滨水部民充当兵士，不来，即掳掠其部民。盈歌又派斡赛、冶诃去阻止，纳根涅掳掠而去。斡赛军追及，杀纳根涅。纳根涅子钝恩逃走，与乌古论部联合起兵反抗，乌古论部敌库德等鼓动各部说：“徒单部有十四部联合一起，乌古论部也有十四部，蒲察部有七部，总共三十五部，而完颜部只不过十二部。以三十五部对抗十二部，胜利是必然的。”劾里钵时加入联盟的各部落，也离心离德，联盟面临着动摇、解体的危险。盈歌和撒改、阿骨打等起兵迎战，击败了乌古论等部的反抗。擒放库德、钝恩等，释放回部。各部落不再有反抗。盈歌命阿骨打通告各部，此后不准再自称“都部长”，即不得另行组成部落的联盟。盈歌联盟从此成为女真各部统一的联盟。

　　各部落原来各有信牌（木牌），盈歌依从阿骨打的建议，禁止各部自置牌号，统一于联盟。《金史·世纪》称“一切治以本部法令”，即以完颜部的“法令”作为联盟各部落的统一法令。联盟的统一进一步巩固，奠定了金朝建国的基础。

　　一一○二年（辽天祚帝乾统二年），辽朝萧海里叛辽，逃入系案女真（易苏馆女真），派遣斡达刺来与完颜部联络。盈歌把斡达刺捕送给辽朝，辽朝命盈歌捕讨萧海里。盈歌得到辽朝支持，在各部落募集甲兵一千多。女真各部落在此以前只是几十人，至多几百人的军兵互斗，从来没有到过千人。盈歌募兵千人，形成一支强大的队伍。阿骨打勇气倍增，说：“有这样的甲兵，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啊！”辽兵数千人追击萧海里，不能取胜。盈歌领兵迎战。阿骨打骑马突击。萧海里中箭堕马。阿骨打杀海里，获得大胜，俘获甚多。辽乾统三年（一一○三年）正月，盈歌把萧海里首级献给辽朝。盈歌在混同江畔辽帝捕渔处，朝见天祚帝，大被加赏。经此一战，女真更加强大。辽兵也在女真面前暴露了它的虚弱。

　　一一○三年，盈歇死。劾里钵长子乌雅束继任联盟长，进而向苏滨水一带求发展。乌雅束派弟斡带征服苏滨水含国部，进兵直到北琴海，攻下泓忒城（堡垒）。完颜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在斗争中迅速壮大了。

（二）金朝的建立

　　一一一三年十月，乌雅束死。劾里钵次子阿骨打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阿骨打曾为巩固完颜部联盟，多次作战得胜，接受辽朝惕隐的官称，是完颜部中掌握军事实力的重要人物。阿骨打继任时，女真各部落的联盟已经巩固。以阿骨打为首的奴隶主便把他们侵掠的目标，指向了辽朝。

　　一一一四年六月，辽天祚帝派使臣授予阿骨打节度使的称号。阿骨打派习古迺等去辽朝，索要逃奔在辽朝的星显水纥石烈部长阿疏，借以探听辽朝内部的虚实。习古迺回报辽天祚帝统治骄肆废弛。阿骨打建城堡、修器械，准备南侵辽朝。

　　辽天祚帝命统军萧挞不野领契丹、渤海兵八百人进驻宁江州防备。阿骨打调集各部落军兵，决意攻辽。九月间，向宁江州进军。各部落兵在来流水会合，共有二千五百人。阿骨打率领兵士祭告天地，执挺誓师，说：“你们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可以作平民，平民可以作官。原先有官职的，可以按功劳大小进升。倘若违反誓言，身死挺下，家属也不能赦免。”次日，到达辽界，与渤海军相遇。阿骨打射死辽将耶律谢十。辽兵溃败，死者十之七八。十月，女真兵乘胜攻克宁江州城。阿骨打又派人招降辽朝统治下的铁骊部渤海人和系辽籍女真人（编入辽籍的易苏馆女真）。阿骨打俘获大量马匹和财物，胜利回师。

　　十一月，辽朝都统萧嗣先、副都统萧兀纳率领诸路大军进攻女真，集中于鸭子河北。阿骨打领兵三千七百抵敌。辽兵正准备渡河，女真军迎头击退，乘势波河登岸。两军在出河店相遇。会大风起，尘埃蔽天，女真军乘势进击，大败辽兵，掳获大批车马及兵甲、武器。阿骨打把俘掳的辽兵收编入女真军。女真军发展到一万人。出河店之战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女真军顺利取胜，势不可当了。

　　女真军乘胜分路进兵。勃堇斡鲁古斩辽节度使挞不野，攻占宾州。吾睹补、蒲察败辽将赤狗儿、萧乙薛军于祥州东。辽斡忽、急塞两路军投降。斡鲁古又败辽军于咸州西，与完颜娄室一起攻占了咸州。

　　女真军占领了辽东地区，要对各族人民实行有效的统治，原来的部落联盟组织已经不够了。

　　自劾里钵以来，女真社会中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变动，阿骨打侵占辽东后，这些变动更为加剧。

奴隶制的发展 女真族部落氏族成员沦为奴隶和掳掠外族奴隶的现象，在急速发展。奴隶主和奴隶的对立，在逐渐形成。依据片断的历史记载，女真奴隶制的发展，有以下一些情况：（一）债务奴隶。平民负债不能偿还，卖妻子作奴隶抵债。（二）随着贫富的分化，贫民无法生活，“多依附贵族，因为奴隶”。（三）犯罪不能自赎，折身为奴。（四）贵族私自订约，“以人对赎”，过朗即为奴隶。（五）掳掠外族奴隶。对外作战的屡次胜利，俘掳到大批“生口”，按军功分给将士作奴隶。随着对外侵掠战争的发展，俘掳的奴隶越来越多。各级军事首领成为大小不等的奴隶主贵族。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乌雅束时，不愿沦为奴隶的贫民曾纷纷起来反抗，“转而为盗”。奴隶主为了保护本阶级的利益，镇压奴隶的反抗，迫切需要组成一个阶级压迫的机关。

外族分子的涌入 对外作战的胜利，不仅使女真部落中加入了大量的外族奴隶，而且不断把降附的外族兵士收编入女真的队伍，即猛安谋克组织。宁江州之战后，阿骨打开始规定，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猛安本来是女真部落的军事首长。谋克是氏族长。大量外族兵士的编入，使原来的部落氏族组织逐渐形成为军事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女真的部落氏族显贵仍居于统治地位。女真部落氏族成员是基本力量。但在数量上，外族兵士甚至越来越超过了女真族人。女真兵原来不满千人，到出何店之战后，发展到上万人。随着作战的胜利，还在不断地发展。

　　原始的氏族、部落，本来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氏族成员在本氏族中没有阶级的对立。贫富的分化和奴隶制的出现，造成了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大量的越来越多的外族奴隶和外族成员的涌入，使原来的氏族制度无法进行管理，它需要一个新的能够进行统治的机关来代替。

占领区的扩大 女真部落联盟逐步统治了周邻的各部落，并在阿骨打时，进而攻占了辽朝统治下的宁江州、宾州、咸州等广阔地区。在这些地区里，居住着大批的契丹人、汉人和渤海人。正如恩格斯在论述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所说：“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女真人既不能把征服地区的广大的各族人民统统编入女真的氏族部落，又不能废除这些地区原有的社会、政治制度，而按照氏族部落制度来进行统治。恩格斯又指出：“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①

　　女真奴隶制的发展和对外掳掠的扩大，越来越把氏族部落的旧制度推到了历史的尽头。建立一个阶级压迫的机关——国家的条件成熟了。一一一三年，阿骨打出兵得胜，射死辽将耶律谢十后，国相撒改就派他的长子完颜宗翰和欢都子完颜希尹等（乌雅束时，欢都已病死）向阿骨打建言立国称帝。一一一四年，女真军连续攻下宾州、咸州后，阿骨打弟吴乞买和撒改、辞不失等拥戴阿骨打建国。一一一五年夏历正月元旦，阿骨打即皇帝位，建立起奴隶主的国家，国号大金，立年号收国。

　　金朝的国家是在对辽作战的过程中建立的。它还不可能立即形成完整的国家制度。但在阿骨打（金太祖）在位的几年间，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军事、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地建立起来。主要的有以下几项。

皇权的统冶 金国建立后，废除原来部落联盟长的制度，阿骨打自称皇帝，确立了皇权的统治。阿骨打没有象阿保机建立辽国时那样，模仿汉制立太子，皇位的继承仍然暂时保留着推选的痕迹，但实际上已完全掌握在阿骨打家族手中。

勃极烈制度 在金国的中央，废除都落联盟时的“国相”制，设立勃极烈四人，组成皇帝以下的最高统治机构。吴乞买力谙班（大）勃极烈，原国相撒改为国论（国）忽鲁（诸部统帅）勃极烈，辞不失为国论阿买（第一）勃极烈，阿骨打弟杲（斜也。杲音搞gǎo）为国论昃（音仄zè。第二）勃极烈，后又增阿离合懑（音闷mèn。阿骨打叔）为国论乙室勃极烈，管理对外事务。女真部落制时代，部落长老在山野环坐，指画灰土议事。乌雅束时，有事仍要聚集商议。勃极烈的设置，保留有古老议事制的一些痕迹，但它实际上已是输佐皇帝的统治机构，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的中枢。

军事制度 金国的军兵，仍由猛安、谋克统领。但已经打破了古老的部落、氏族组织，而成为由女真大小奴隶主统帅的军事编制。占领辽东地区后，在辽东设置南路，咸州地区设咸州路，各路设都统或军帅，统领当地军兵，统治各族人民。南路系辽籍女真和东京州县（主要是渤海人），仍按照女真制度，设置猛安谋克。随着对外作战的发展，女真兵在不断增加。全太祖是金军的最高统帅。遇有战争，皇帝直接任命国论忽鲁勃极烈，统帅军队作战。

刑法 《金史·刑志》说：金初法制是“刑、赎并行”。犯罪应没为奴隶者，可以用财物赎免。犯重罪也可以自赎，但要被削去鼻子或耳朵，以示不同于平民。掘地深、广各数丈作为监狱，以囚禁罪人。

　　金太祖没有制定完整的法律，但在建国前后，陆续颁发了几项法令：（一）贫民负债不能偿还，多卖妻子为奴。金太祖建国前，曾下令三年内不准催督债务，三年以后再议。这个法令，显然旨在保护平民的利益，以减少反抗。（二）一一一六年二月，下令：由平民沦为奴隶者，可用两人（两个奴隶）赎一人作平民。原来约定用一人赎者，仍用一人赎。这个法令的用意仍在保护平民，巩固奴隶制的统治。（三）同年五月，又下令：在东京州县渤海人和南路系辽籍女真人中，“陈辽法，省税赋”，即废除辽朝的某些封建剥削制度，改用女真的制度。

造文字 随着国家的建立，文字成为必需的了。金太祖命欢都子完颜希尹创造女真字，在一一一九年八月正式颁行。在此以前，女真天文字，与邻族交往，都借用契丹字。完颜希尹依据由汉字改制的契丹字，拼写女真语言，制成女真字。女真字的创制，是汉族、契丹族和女真族文化交流的一个明显的事例。女真字颁行后，从此成为金国官方通用的文字。

　　金国的建立，是奴隶制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而当金朝奴隶主国家建立后，政治的和军事的统治得到加强，又必然要反转来巩固和发展奴隶制度。奴隶制度的发展，总是要伴随着对外的掠夺战争，以不断补充奴隶的来源，扩大对奴隶的占有。恩格斯指出：“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①金国建立后，随即展开对辽的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并终于消灭了辽朝天祚帝的统治。

（三）金太祖攻破辽朝

　　收国元年（一一一五年）正月，金太祖在建立金国后，立即向辽朝的黄龙府进攻。金太祖亲自领兵进逼达鲁古城，大败辽军，掳掠而回。八月间，又乘辽军不备，向黄龙府进兵。九月，攻占了黄龙府城。黄龙府是辽朝北边的重镇。辽天祚帝得知黄龙府失守，统领契丹、汉军十多万人，大举伐金。金太祖领兵二万迎敌。金、辽两军在护步答冈相遇，辽军大败，死者相属，天祚帝逃跑。金军掳掠到大批兵器、财物、牛马。经此一战，辽军主力败溃，难以立国了。

　　收国二年（一一一六年）闰正月，渤海人高永昌据东京反辽。天祚帝先后派张琳、耶律淳募乒镇压。高永昌向金求援。金太祖乘机命斡鲁（撒改弟）统领内外诸军，攻讨高永昌。五月，高永昌兵败被杀。东京州县，全为金朝所占据。金太祖加号大圣皇帝，改明年年号为天辅。

　　一一一七年，国论员勃极烈斜也领会兵一万攻取泰州。斡鲁古等攻占显州。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相继投降。辽国灭亡之势已定。宋朝派使臣到金营，约夹攻辽朝（详见本书第五册）。辽朝派使臣来议和。辽使几次往返。一一一九年六月，辽太傅习泥烈奉册玺来，封金太祖为“东怀国皇帝”，金太祖不允，对群臣说：“辽人屡败，遣使求和，只饰虚辞，作为缓兵之计，当议进讨。”一一二○年四月，金兵向辽上京进发，命辽使习泥烈、宋使赵良嗣随行。金兵抵上京城下，金太祖亲自督战。早晨发动进攻，不到中午，即攻下上京城。辽上京国守挞不野投降。天祚帝逃往西京。金兵胜利班师。辽朝疆土已被金兵占领过半。一一二一年，辽都统耶律余睹来降。金太祖从而进一步得知辽国内部空虚，决定再度发兵。金太祖以忽鲁勃极烈完颜杲（斜也）为内外诸军都统。以完颜昱（音玉yù。劾者弟、劾孙之子）、宗翰（撒改长子）、宗干（太祖长子）、宗望（太祖次子）为副，统领大兵进攻。金太祖下诏说：“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代。”明确把夺取辽朝领土，作为这次作战的目标。

　　一一二二年，金完颜果攻下辽中京，进据泽州。辽天祚帝逃往鸳鸯泊。完颜杲和宗翰分道向鸳鸯泊进击。天祚帝又逃往西京。金兵攻占西京，进而招降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擒获逃奔辽朝的纥石烈部长阿疏。天祚帝逃入夹山。金兵大胜，完颜杲命宗望向金太祖报捷，朝中设宴庆贺。

　　六月间，金太祖亲自领兵自上京出发，追击辽天祚帝，直到大鱼泊。完颜昱和宗望部追及天祚帝，大败辽兵，天祚帝又逃走。归化、奉圣二州相继投降。金太祖率军到奉圣州。蔚州辽臣也来降附。十二月，金太祖统率宗望、娄室等部向辽燕京进发。这时，宋军自燕京南路配合攻辽。燕京的辽朝小朝廷中，耶律淳已死，萧德妃出逃。左企弓、虞仲文等汉臣开城门降金。金太祖入燕京城，接受官员们的朝贺。金兵获得大胜利。

　　一一二三年，金兵将燕京的工匠和财宝等掳掠一空。按照和宋朝约定的条件，金朝将燕京六州之地分给宋朝。斡鲁、宗望等继续追击天祚帝。金太祖领兵回师。

　　同年八月，金太祖在返回上京的路上病死。金太祖阿骨打，作为女真奴隶主的总首领，完成了建国、破辽两件大事。女真族的历史从而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四）金太宗的南侵和统治制度的确立

　　金太祖对外作战时，金国内部政事，全由请班勃极烈吴乞买管理。一一二一年六月，金太租下诏说：“你是我的亲兄弟，因此用你来作副手，管理国政。”吴乞买事实上已成为仅次于金太祖的最高统治着。这时，阿离合懑和撒改已相继病死。太祖任命杲为国论忽鲁勃极烈、昱为昃勃极烈，又任命宗翰为移赉（第三）勃极烈，处理对外事务。一一二三年六月，金太祖在路上得病，急召吴乞买到浑河北行营。金太祖病死。国论忽鲁勃极烈完颜杲、太祖弟郓王昂、太祖子宗干、宗峻等，把皇帝的赭袍披在吴乞买身上，拥立他作皇帝（金太宗）。金太宗改年号为天会，仍用勃极烈制度。完颜杲为谙班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忽鲁勃极烈。

　　金太宗继承金太祖的事业，继续展开对辽、宋的掠夺战争，擒辽天祚帝，灭亡北宋，并进一步南下，发动了对南宋的侵掠战争。在这一过程中，金朝的统治制度也在不断发生着重要的变动。

一、宋、辽人民的反抗和金朝领土的拓展

平州的反抗 辽耶律淳在燕京建立小朝廷时，辽兴军节度副使张觉（瑴）在平州，见辽朝将亡，募集兵士，达数万人。宗望入燕京，派辽降臣康公弼去平州招降，张觉降金。金太祖改平州为南京，任张觉为南京留守，仍统领旧部。金太祖将燕京空城让给宋朝后，金兵把城中人民全部掳去作奴隶。辽降臣左企弓、康公弼等随行。一一二三年五月，被掳掠的民众路经平州，他们对张觉说：“宰相左企弓不守燕京，使我们流离失所，无处安身。公守在重镇，掌握强兵，如能尽忠辽朝，必能使我们复归乡土。”在民众的推动下，张觉和诸将领集议，杀左企弓、康公弼等降臣，将被掳的民众全部释放归业。张党派使臣和宋将王安中联络，投附宋朝。宋朝以张觉为节度使。

　　金太祖派南路统帅阇毋（太祖弟）自锦州领兵向平州进攻。张觉率军五万驻于润州近郊。润、迁、来、隰四州已先后降金。张觉打算联合四州人民抗金。阇母率军到润州，击走张觉军，又败张觉军于营州东北。金太宗即位后，九月，阇母军屯兵来州，与张觉战于楼峰口，张觉兵败。十月，又战于怀柔兔耳山，张觉战胜金兵，阇母大败。十一月，金太宗命完颜宗望统领阇母军攻张觉，并强迫迁、润、来、隰四川人民迁往沈州。宗望在平州东大败张觉军。张觉逃奔燕京。金军向宋朝索要张觉，王安中杀张觉，把首级送给宗望。都统张敦固等以平州降金，不久，又杀金使者起兵反抗。

　　一一二三年金太祖病死前，已仿辽制设枢密院于广宁府，统治新占领的辽地汉军。一一二四年三月，宗望因平州难于统治，奏请金太宗，与知枢密院事刘彦宗（辽降臣）共同裁决。五月，阇母攻克南京，杀张敦固。迁、润、来、隰等州居民，不愿被金军掳作奴隶，纷纷上山结寨自保。宗望又派官员去招降。

　　平州的动乱，张觉等官员降叛无常。反抗金朝掳掠的决定性力量，是不愿作奴隶的广大汉族人民。在此以前，金朝在掳掠战争中，总是把战败投降的兵士编入金军猛安、谋克部中统领，而把掳掠的人民赶回女真族的住地作奴隶。平州等地人民的反抗，迫使金朝奴隶主不得不开始改变他们的统治方法。《金史·兵志》说：“平州既平，宗望恐风俗揉杂，民情弗便，乃罢是制（将降兵编入猛安、谋克部）。诸部降人，但置长吏，以下从汉官之号。”这就是说，不再象对付东京诸州和南路系辽籍女真那样“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法”，而是基本上仍然保持当地原来的军事行政组织，利用它去统治当地的人民。金朝统治制度中的这一变动，还仅仅是个开始，但它对金朝社会、政治的发展，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女真的奴隶制既然还是处在向上发展的时期，就必然还要继续对外掳掠奴隶。因此，金朝深入汉地掳掠奴隶，和广大汉族人民反侵掠的斗争，就成为一个时期里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规定和影响着金朝历史的进程。

联合西夏，擒天祚帝 金太祖时，辽天祚帝败走阴山，曾得到西夏兵的救援。金朝没有去远征西夏，而是争取西夏对金称藩属。天会二年（一一二四年）正月，金太宗为了集中力量灭辽和侵宋，命西北、西南两路都统宗翰、宗望与西夏商议割地议和。金朝把下寨以北、阴山以南的辽地割给西夏。西夏按照对辽的旧制，对金称藩。如天祚帝逃到西夏，西夏要捕送给金朝。三月，西夏乾顺向金朝上誓表，全部接受金朝的条件。金朝争取了西夏，西方边境稳定了。

　　同年十月，西南、西北路奏报，辽耶律大石西走称王。天祚帝只有步骑兵一万多，想逃往天德军，进驻应州西余都谷。完颜娄室领金兵追击，一一二五年二月，擒天祚帝。八明，金太宗降封天祚帝为海滨王。天祚帝在金朝一年多后病死。

　　耶律大石在八刺沙衮建西辽，对金朝仍然是一个威胁。但由于中间有西夏阻隔，并不发生直接的冲突。天祚帝被俘，西夏称臣，金朝在西部和西北部不再有后顾之忧，便得以集中兵力南下侵掠宋朝。

灭北宋一一二五年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谙班勃极烈完颜杲为都元帅，统领金军。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与完颜希尹、耶律余睹等，自西京攻太原。宗望为南京路都统，与阇母、刘彦宗等自南京（平州）攻燕京。

　　这时的北宋，在徽宗、蔡京集团统治下，极度腐朽。新建的金朝正处在奴隶制向上发展的时期。腐朽的北宋王朝自然难以抵挡生气勃勃的金朝奴隶主的攻击。十二月，宗望军到白河，大败宋军。宋燕京守将郭药师等降金。宗望进而围攻汴京。天会四年（一一二六年）正月，宋徽宗退位逃跑，钦宗继皇帝位，派使臣向金朝求和。宗望提出宋割让太原、中山、真定三镇，派亲王作人质，宋对金称侄。钦宗一律接受。金兵胜利回师。

　　宗翰军围攻太原，太原军民坚决抵抗。二月，宗翰军攻下隆德府。三月，宗翰回兵西京，银术可围攻太原。

　　八月间，金太宗再次发兵南侵。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分别自西京和保州南下，计划在开封会合。九月，宗翰军猛攻太原，宋太原知府张孝纯在城破后降金。宗翰经隆德府、泽州向开封进军。宗望军攻占真定府，又渡河攻下临河、大名等县。十二月，宗翰、宗望两军会合在开封城下。宋钦宗投降。一一二七年四月，金军俘掳宋徽宗、钦宗，并掳掠大批人口、财物而回。北宋宣告灭亡。

侵掠南宋 北宋亡后，宋朝的河北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于一一二七年五月在宋南京（商丘）即皇帝位（宋高宗）。重建赵宋王朝，史称南宋。宋高宗继续实行妥协逃跑的政策，对金朝的南侵军不敢抵抗。在十月间，放弃中原，逃到扬州。黄河南北各地人民自动组织抗金武装，约六、七十万人，坚持战斗。金朝派出重兵前去镇压，并继续南下，进攻南宋统治下的江南。

　　宗望灭北宋后，率军北还。在凉陉病死。金太宗命宗辅（太祖子）为右副元帅，驻兵燕京。天会五年（一一二七年）十二月，宗辅与宗弼（太祖子）、阇母等向淄州、青州地区进兵。金兵在淄州攻宋李成军。天会六年（一一二八年）正月，宗弼在青州击败宋军，攻下青州。阇母攻下潍州。金军在千乘县遇到人民义军的抵抗。在青、潍等州掳掠后还军。

　　左副元帅宗翰率领的金军，天会五年（一一二七年）十二月向洛阳进兵。天会六年（一一二八年）正月，银术可部攻下邓州。萨谋鲁部攻下襄阳。金兵连下均州、房州。二月，取唐、蔡、陈州，攻下颍昌府。金兵在洛阳，曾被宋西京统制翟进军战败。翟进兄翟兴与河东、河北抗金民兵相联络，配合作战。郑州宋兵也反金附宋。二月，宗翰命诸将反击宋军，再度攻占郑州。宗翰军大肆掳掠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等地的百姓，把他们迁移到河北。

　　宗翰又命令娄室军向陕西进兵，攻下同、华、京兆、凤翔。宋军和人民义兵英勇抗敌。娄室军掳掠而去。宗翰统率的大军，还驻山西。

　　七月，金太宗下诏追击逃在扬州的宋高宗。金军将领中出现意见纷歧。河北诸将主张停止用兵陕西，并力南伐。河东诸将反对。这时，河北和河东一带人民抗金武装仍活跃在太行山两侧，具有强大的力量。

　　陕西地区也在宋军控制之下。所以，河东诸将说：“陕西与西夏为邻，事体重大，不可罢兵。”宗翰主张，河北不足虑，先乎定陕西五路，然后再东下代宋。宗辅军的元帅左都监阇母主张，先定河北，然后再南进。金太宗两用其策，说：“康王构必须穷追，陕西也不可不取。”命娄室率军攻陕西，宗翰与宗辅合兵南下侵宋。

　　娄室与蒲察等八月间败宋军于华州，攻取下邽（音归guī）。九月，绳果等破宋兵于蒲城、同州，取丹州。十一月，蒲察、娄室攻下延安府。一一二九年二月，宋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降金。娄室进攻宋晋宁军。宋守将徐徽言拒战，城陷被俘。娄室命折可求招降，徐徽言大骂不展，被杀。四月，蒲察、娄室军进而攻占鄜、坊二州。娄室驻守延安，折可求屯兵绥德，蒲察还守蒲州。

　　宗辅和宗翰在一一二八年十月会师于濮州。宗辅自河北发兵，连续攻下滑州、开德府和大名府。又攻下东平府和徐州，宋济南知府刘豫投降。一一二九年五月，宗翰派拨高速领兵奔袭扬州，宋高宗率官属渡江，南逃建康，派使臣向金朝求和。金朝不许。挞懒、宗弼、拔离速、马五等分路南侵。十一月，宗弼在和州大败宋军，自和州渡江至建康。宋建康守臣陈邦光、江淮宣抚使杜充陆续降金。宋高宗自建康逃往杭州，又逃到越州。十二月，宗弼军经湖州攻下杭州。宗弼在杭州驻守，命阿里、蒲卢浑以精兵四千追击未高宗。宋高宗又自越州逃往明州。阿里、蒲卢浑军渡曹娥江，离明州仅二十五里，大败宋军。宋高宗仓皇入海，逃奔温州。阿里、蒲卢浑军入海追击三百多里，不及，还军。

　　金朝这次出兵南侵，目标只是追击宋高宗和掳掠财物，还没有长期统治江南的打算。一一三○年二月，宗弼领军在杭州掳掠大批财物后北还。沿途又把秀州、平江洗劫一空。宗弼回师的路上，先后在镇江和建康遭到宋军的打击。宋将韩世忠在镇江扼守江口，金军虽然兵多，但宋军拥有大量的战般。金军不善于水战，依靠军中契丹、汉人驾驶的小船作战，多被宋军击沉。金军被堵截在黄天荡，宗弼循老鹳河故道，连夜开凿一条三十里长的大渠，通往秦淮河，才逃到建康。宗弼军到建康，得到挞懒部下的援兵，在江渡打退韩世忠部的追兵。五月间，宗弼军在建康掳掠后，准备从静安镇北归，又遭到宋岳飞部的袭击，损失惨重。金军北退，宋军收复建康。

　　侵掠江南的战事，至此告一段落。宗翰又提出增兵陕西，他说：“以前讨宋，分西路军合于东路军。现在当并力攻取陕西五路。”陕西五路原由娄室部攻掠。但攻下城邑后，当地军民又往往起而反抗，“叛服不常”，金朝的统治难以巩固。元帅府召集诸将集议。诸将认为：“这不是因为兵力不足，而是统治不得其法。只要派有威望的人去，指日可定。”金太宗采纳诸将的建策，调派右副元帅宗辅去陕西。一一三○年九月，宗辅到洛水，以娄室军为左翼，宗弼军为右翼，两军并进，攻打富平。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领大兵迎敌，双方展开激战。宋军溃败。耀州、凤翔府相继降金。十一月，宗辅军攻下泾州。渭州、原州宋军败降。宋泾原路统制张中孚等降金。十二月，宗辅攻宋熙河路副总管军，熙州降。娄室病死。宗辅以阿卢补为左翼都统、宗弼为右翼都统，分别去招降尚未攻下的州县。一一三一年春，巩、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和定远等城寨，先后降金。宋泾原、熙河两路都被金朝所征服。宗辅还军，与宗翰朝见金太宗。金太宗以宗翰为都元帅（一一三○年九月完颜杲病死），宗辅为左副元帅。

　　一一三一年秋，宗弼军自陕西向四川地区进兵，侵入和尚原。宋守将吴玠军设伏兵邀击，宗弼军退走。宋军列阵山口，宗弼军大败，金兵多被俘掳。和尚原之战，是金兵南侵以来最大的一次败仗。宗弼败逃后，第二年再次进兵。宋守将吴璘败逃，金兵攻占和尚原。

　　金兵南侵以来，西到陕西，南到明州，在广大的地区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掠夺。金兵退后，宋高宗返回杭州，南宋王朝从此定都在杭州，称临安。这时，金朝的都城仍在会宁府。东起淮水，西至秦岭，形成金、宋间一条暂时的分界线。金朝从此确立了在陕西和淮水以北的统治领域。

　　但是，在金朝南侵的过程中，河北、山西地区的广大人民仍然在不屈不挠地展开反掳掠、反奴隶制统治的英勇斗争。金军推行奴隶制，规定有负债不能偿还者，折身作奴隶。人民纷纷上山抵抗，动以万计。太行山区成为人民武装主要的活动场所。他们被金朝统治者诬指为“太行群盗”，不断地给予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红巾军在泽州一带展开抗金斗争。金太宗曾派辽降将王伯龙知泽州，领兵镇压。红中军转移到河北、陕西等地，继续抵抗。磁州一带人民抗金武装，在王会、孙小十、苗清等领导下坚持斗争。金朝派辽降将伯德特离补率领磁、相两州的屯兵镇压。王会、孙小十、苗清等战败被俘。由宋朝军官王彦统领的八字军在太行山一带英勇抗敌，发生很大的影响。分散在河北、山西各地的抗金民兵都曾接受王彦的领导。王彦去南京联络，被宋高宗解除兵权，改派投降派范琼统率。八字军由于宋朝投降派的出卖而失败。山东济州梁山泊的农民起义军，仍在张荣等领导下依据山寨抗击金兵。分布各地的人民反抗斗争，严重威胁着金朝奴隶主的反动统治。

二、金朝统治制度的确立

　　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接连不断地发动南下侵掠战争，以扩大奴隶和财物的占有。由于各族人民的坚决抵抗，金朝奴隶主的掳掠遭到沉重的打击。但由于辽、宋王朝的腐朽，金朝奴隶主又得以顺利取胜，迅速扩大了他的统治领域。金太宗时，金朝的统治领域，东到混同江下游吉里迷、兀的改等族的居住地，直抵海边。北到蒲与路以北三千多里火鲁火疃谋克地，沿泰州附近界壕而西，出天山，与西夏毗邻。南部与南宋以淮河为界。在这个广阔的领域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原来辽朝统治下的东北部区域，自上京路、辽东（东京）路、咸平路，东到大海，北到北方边地，是金朝建国前后占领的地区。这里包括女真各部落的住地，也还有原在辽朝统治下的大批契丹、奚、渤海以及五国部、吉里迷、兀的改等各族人民。契丹、渤海等族早已进入封建制时期，但还有一些民族仍然处在比女真族更为落后的氏族部落制时代。

　　第二种情况是自辽上京临潢府以南，直到河北、山西，即五代时辽朝占领的燕云十六州地区。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汉族，长期以来，处在封建制统治之下。第三种情况是原来北宋统治下的淮河以北，包括陕西的汉族地区，封建制度比辽朝统治区更为发展。金太祖、太宗迅速地占领了辽、宋统治下的如此广大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不仅居住着不同的民族，而且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传统。建国不久的金朝，如何有效地建立它的统治，是金朝奴隶主面临的严重课题。金太宗在南下侵掠的过程中，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暂时地维护了金朝的统治。

政治制度 适应着侵掠战争发展的需要，金太宗进一步加强了金朝的政治制度，并对新占领区，依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勃极烈制的改革——太祖末年以来，诸勃极烈不断出现一些变动。一一二三年，阿买勃极烈辞不失病死，不再补任。太宗即位后，叔谩都诃参议国政，称阿舍勃极烈。次年，谩都诃病死。移赉勃极烈宗翰追击辽主，受命为西南、西北路都统。太宗时，领兵侵宋，成为主要的军事统帅。谙班勃极烈完颜杲为内外诸军都统（都元帅），但并不出兵作战。一一三○年，完颜杲死。宗翰、宗干向太宗建言，立宗峻子合刺（完颜亶）为谙班勃极烈。这时的金朝，还没有立太子的制度。谙班勃极烈实际上是皇位的继承人。一一三二年，金太宗改订勃极烈制度。勃极烈定为四员。完颜亶仍为谙班勃极烈，太宗子宗磐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原国论忽鲁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左勃极烈，原移赉勃极烈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金太祖时建立的勃极烈制度，仍然带有部落贵族议事制的痕迹。金太宗改订后，进一步成为金朝中枢的政治、军事统治机构。

　　金太祖在按出虎水完颜部居地誓师建国，这一地区称为“内地”。金太宗在此建立都城，称会宁府。一一二五年，建造乾元殿。殿外四周栽柳，殿内砌火炕，君臣杂坐炕上议政。金朝皇帝和勃极烈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的统治。会宁府成为金朝初期的政治中心。

　　汉官制度——金太祖侵占辽东时，废除辽法，“一切依本朝制度”。一一二二年，南侵燕云汉人地区，开始改变旧制。十一月，向燕京进兵前，下诏给燕京官民说：“王师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十二月，辽中书令、知枢密院事左企弓等归降。金太祖命左企弓等仍任原职。天会元年（一一二三年）正月，辽辽兴军节度使兼汉军都统时立爱降金，向金太祖献策“招抚”所部军民。金太祖再次下诏说：“应在役大小官员，皆充旧职”。金兵自燕京掳掠而去后，在广宁府置中书省、枢密院，仍令左企弓统领。诏令“应此路事务，皆取决枢密院”。五月，张觉在平州起兵，杀左企弓等。金太祖改派辽降臣刘彦宗知枢密院事，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封侍中。

　　金太宗即位后，宗望领兵攻打平州。面对着汉族人民的反抗，难于统治，宗望奏请金太宗，在攻取汉地时，由刘彦宗参与谋议。汉人州县政事，全委刘彦宗管理。天会三年（一一二五年）十二月，再度攻下燕京后，枢密院也迁移到燕京。燕京一品以下的官员，都由刘彦宗承制授官。

　　面对着领域的拓展和汉族人民的反抗，勃极烈完颜杲、宗干等建议金太宗，在汉地改变女真旧制，采用汉官制度。一一二六年，金太宗正式宣布官制，在汉地建尚书省及尚书省所属诸司府寺。一一二八年，刘彦宗死。金太宗任用随从宗翰侵掠山西有功的西京留守韩企先，代替刘彦宗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一一二九年，升尚书左仆射兼侍中，成为汉地的宰相。韩氏是辽朝汉人大族韩知古的后裔，在辽朝统治下的汉人中，有着强大的社会势力。燕云州县都由韩企先为首的汉官去统治。

　　金太宗时期，逐渐形成类似辽朝南、北面的政治制度，但采用汉官制度还只局限于燕云地区，政治权力仍集中在金朝的朝廷。这显然还只是金朝深入南侵过程中，为了维持汉地的统治而采取的暂时性的措施。它还没有，也不可能成为长期的固定的制度。

　　金太宗初年，急需收罗大批汉族士大夫统治新征服的汉族州县，在一一二三年十月，一一二四年二月、八月，连续三次考试进士。考试分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类：词赋考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考经义、策论各一道。录取进士不定额，考试也不定期。一一二七年，占领河北、河东后，官吏多缺，根据辽、宋旧制的不同，金太宗下诏对南、北士人各以所习之业取士，称“南、北选”。金太宗用这个办法，吸收了大批汉族士大夫担任州县地方官。

　　立齐国——金太宗灭亡了北宋，俘掳徽、钦二帝北还。在汴京立宋朝的降臣张邦昌作皇帝，号楚国。南宋建立后，张邦昌投附宋高宗。一一三○年三月，金军再次攻占汴京出兵前，金太宗下诏给宗望、宗翰说：“俟宋平，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宋济南知府刘豫在一一二八年降金。一一三○年九月，金朝立刘豫为齐国皇帝，降金的来太原知府张孝纯作宰相，建都大名府，仍号北京。不久，迁都东平，称东京。两年后，又迁到宋东京开封，称汴京。

　　金太宗立刘豫的诏书说：“今立豫为子皇帝（儿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金朝把北宋统治下的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儿皇帝刘豫去统治。刘豫的齐国只是金朝的一个属邦。在这个属邦内，基本上仍然实行着北宋时的政治制度。

　　这样，金太宗时期在金朝统治下的三个区域里，实行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形成为女真官制和辽，宋官制同时并存的局面。

军事制度 金太宗时，在几种政治制度并存的同时，军事制度也随着战争的发展，出现了相应的变动。

　　金朝建国前后，从女真部落氏族的猛安、谋克制形成的军事制度，在金太祖、太宗时期，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起初，金太祖征服女真和周邻各族的部落，即把各族军兵编入女真猛安、谋克部统领。女真兵因而从不满千人迅速发展到数方人。金太祖征服辽东京道时，开始设立咸州军帅司和南路都统司，统领军兵。把被征服的渤海军编为八猛安部。征服奚族时，又设奚路都统司，后改名六部路（奚分六部）都统司。又把契丹遥辇九营编为九猛安部，归六部路都统司统辖。侵占辽上京道和泰州一带后，也各设都统司，每司统领五、六万人。金太祖建国后，征服辽朝时期的基本状况是，对待契丹、渤海、奚等族的大批降兵，已不再象初期那样编入女真族的猛安、谋克部，而只是依照金朝猛安、谋克制的名义，各自编组成军，由都统司的女真贵族统领。

　　金太祖攻掠燕云，对待辽朝投降的汉军，又采取了新的措施。《金史·百官志》说：“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始置长吏以下。”和政治制度上采取汉官制相似，在军事上也采用了汉军的旧制，即仍然维持汉军原来的编制，由汉人降将统领。金太宗再次攻掠燕京，以刘彦宗知枢密院事兼领汉军都统。刘彦宗统领汉军随从宗望去侵掠宋朝。原属辽朝的汉军成为金朝军队中一种特殊建置的军队。

　　金太宗时，宗望、宗翰、宗辅等攻掠中原和陕西时，对待北宋的降将，基本上采取“仍官旧职”的政策。汉军投降，仍依汉人军官制度授官。如宗辅军至泾州，宋将张中孚投降，金朝任命他为镇洮军节度使、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刘豫的齐国建立后，中原和陕西的降军即归刘豫统领。齐国的军队基本上仍依北宋的建置。

　　金太宗时，随着南下灭宋，军队迅速扩大。军制的状况，大体上类似官制状况，即因不同地区而有所不同。但是，金朝奴隶主牢固地掌握着军权。各地的军队都要由金朝朝廷指挥调遣。适应着加强军事集权的需要，金朝中央对军事统帅也模仿辽、宋的制度。金太宗出兵灭辽时，以谙班勃极烈为内外诸军都统。一一二五年，金太宗侵宋，另设元帅府，由都元帅，左、右副元帅指挥军队作战，各军还设有左、右监军，左、右都监。金太宗改革勃极烈制度后，由右勃极烈宗翰兼都元帅。左、右副元帅也由勃极烈或女真奴隶主贵族的主要将领充当。各路金军设都统，在元帅府指挥下，统领本路军作战。

经济制度 金太宗时，在经济制度方面，也采取了若干新措施，在金朝内地，主要是受田、赋税、区别平民和奴隶。燕云和中原地区仍保存了原有的封建制。

　　受田和赋税——受田是女真奴隶制关于土地占有的基本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奴隶主依据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占有不同数量的耕地。制度规定，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口二十五，即受田四顷零四亩。所谓民口，包括奴隶和女真部落、氏族的平民。奴隶主占有奴隶和牲畜越多，就越可合法地多占土地。对外作战中，奴隶主掳掠奴隶和牲畜，也就成为扩大土地占有的必要条件。但土地占有的扩大，也是有限度的，即占田不能超过四十具。依此限度，一个大奴隶主，有牛一百二十头，民口一千，就可占有土地一百六十多顷。

　　和封建地主不同，金朝女真奴隶主不是依靠占有土地的多少去剥削农民和奴隶，相反，而是依据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来确立对土地的占有权利。随着掠夺奴隶的增加，女真原居地的土地必然要不足耕种。金太祖即陆续把女真人迁徙到新占领的地区。一一二一年，金太祖从各路猛安部中，抽取民户一方多，迁到泰州屯种，命令原来居住在按出虎水的谋克婆卢火去作都统，赐他耕牛五十头。这就是授给他牛具十六、七，即六十多顷的土地。婆卢火以下的一批女真贵族，也迁到泰州，成为大小不等的奴隶主。

　　金太宗时，继续实行这种受田制度，并进而确立了赋税制。一一二五年十月，金太宗下诏说：“今年大丰收，没有贮蓄，怎么备饥荒？命令每牛一具，纳粟一石。每个谋克部置一仓库贮存。”一一二七年九月，又下诏规定：“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纳粟五斗。”金朝的受田制既然是依据牛具的多少，赋税的征收也不是依据田亩或人口，而是以牛具为单位，所以又叫牛头税。这种赋税制，显然主要是奴隶主的国家向奴隶主和部分平民征收的粮税。从事耕作的奴隶一无所有，他们还不是征税的对象。

　　民户的迁徙——随着金朝内地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多的土地耕作，也更需要民户当劳力。金太祖、太宗，在把女真人迁往新占领地区的同时，也还继续地把契丹、汉人迁到金朝的内地。金朝奴隶主在灭辽的作战中，曾经掳回大批的契丹、汉人作奴隶。金太祖下诏，禁止对已经投降的百姓掳掠。对降附区的人民，采用强迫迁徙的办法迁到内地。如山西州县的居民，被大批迁到上京以至浑河路。上京地区的居民又被迁到宁江州。平州人民的反抗被镇压后，润、隰、来、迁四州的人民被迁徙到沈州。这些被迫迁去的居民，“艰苦不能自存”，被迫卖身给女真奴隶主作奴隶。金太宗曾下诏，禁止权势之家买贫民为奴，又规定卖身为奴者，可以用劳力相等的人赎身。但实际上，这种赎身的可能性是很少的。被迫迁徙的汉族居民，不能不大批地沦为奴隶。

　　燕云和齐国旧制的保存——金朝奴隶制的扩展，不能不遭到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被迫迁往上京的山西居民，就曾起而反抗，相继逃亡。金兵攻掠燕云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反掳掠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给女真奴隶主以沉重的打击。金太宗在燕云地区，依靠汉人地主阶级，实行封建的汉官制度的同时，一再下诏禁止在降附区俘掠奴隶。汉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封建制经济关系，实际上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金朝没有也不可能把内地的受田制推广到燕云州县。

　　原属北宋的中原和陕西地区，在刘豫的齐国统治下，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的社会经济制度采取什么改动的措施。

　　金朝统治领域的社会经济制度，呈现出奴隶制和封建制同时并存的局面。在金朝内地，基本上是推行奴隶制度。燕云州县继承了辽朝的封建关系。齐国统治领域，北宋时更为发展的封建经济关系基本上延续了下来。金朝的政治、军事制度在不同地区呈现的不同状况，实际上正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上层建筑中的必然的反映。不同的制度当然不可能在金朝统一的国家内互相平行的发展，不能不发生剧烈的尖锐的斗争。这个斗争在金熙宗统治时期，便激烈地展开了。

（五）熙宗时期统治制度的改革和统治集团内的派别斗争

　　金太宗逐步改革官制和军制的时期，左勃极烈宗干、右勃极烈兼都元帅宗翰和宗辅、希尹等，都是趋向于采用汉制的改革派。汉人宰相韩企先受到宗翰、宗干的敬重。韩企先“专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任”，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汉人官僚集团。宗翰信任辽云中留守高庆裔等降臣以及一批汉人官员、文士。宋朝使臣洪皓被金朝扣留，坚持不屈。希尹要他的两个儿子向洪皓学习汉文化。掌握军政实权的宗翰成为趋向汉制的改革派的首要人物。

　　一一三○年，谙班勃极烈完颜杲死后，宗翰入朝，与宗干、希尹合议，立金太祖孙、十三岁的合刺为谙班勃极烈，作为皇位的继承人。《金史·宗翰传》称：“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义不可夺，乃从之”。金太宗时，尚无立太子的制度，皇位的承袭，仍然保留着贵族拥立的遗迹。所谓“义不可夺”，也还因为宗翰、宗干等军政大权在握，足以左右着政局。合刺自幼随从汉人文士韩昉，学习汉文化，能书写汉字，作诗赋。《大金国志》说他“尽失女真故态”，“开国旧臣”们看他是“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一一三五年，金太宗死，十六岁的合刺即位作皇帝（金熙宗）。军政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宗翰、宗干等人的手里。金熙宗即位后，在宗翰等人的支持下，对金朝的政治制度作了重大的改革。

一、改革政治制度

废勃极烈制，采用汉制 金熙宗时作出的一个重大改革，是统一金朝内地和汉地的官制。金熙宗即位后，随即废除女真勃极烈制，改用辽、宋的汉官制度。中央官制，皇帝以下设置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尚书省设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及左、右丞（副相）。原勃极烈宗磐、宗干、宗翰分别授太师、太傅、太保衔，并领三省事。宗磐为尚书令，完颜希尹为左丞相，韩企先为右丞相，高庆裔任左丞，希尹信用的辽降臣萧庆为右丞。金太宗子宗磐名义上居于最高地位，尚书令只是荣誉的职衔，宰相的实权全被宗翰、宗干一派所掌握。金朝废除女真旧制，采用汉制，这一重大改革的完成，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中央的军事机构，这时仍由都元帅统领，没有作制度上的变革。

　　地方官制，仍依辽、宋旧制设路、府、州、县四级。各路设兵马都总管统领军兵。路治所在的府称为总管府。兵马都总管兼任总管府的府尹。各州刺史、节度使统领军兵，兼管政事。路、府、州、军的军事和行政，实际上是由各路官员统一管理。这是在采用汉制的同时，又延续了女真建国初期形成的军政一体的传统。县一级官府不专设军兵，县令只管民政。

废齐国 金熙宗时作出的另一重大改革，是废除刘豫的齐国。一一三七年十一月，熙宗下诏废除齐国，降封刘豫为蜀王。在汴京设立行台尚书省，以原齐国宰相张孝纯为权行台左丞相，张通古为右丞相。行台尚书省在中央尚书省统一领导下，统治汴京地区，保存原来的建置，仍然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特殊的统治区。

天眷新制 天会十五年（一一三七年）十二月，金熙宗改明年年号为天眷。天眷元年（一一三八年）以后，金朝中央的制度，又作了进一步的改革，呈现出新的面貌。

　　宫制的确定——一一三八年八月，金熙宗颁布新的官制和“换官”的规定。所谓“换官”，就是原来女真和辽、宋的官职，依照新制统一换授。据此规定，任命朝内外官员，并规定了所谓“勋封食邑”的制度，即按功勋等第授予不同的封爵、勋级、食邑。同年十月，又正式制定封国制。贵族大臣封授国王称号，只是一种荣誉的勋爵，并不实际统治某地。金熙宗时确立的这一整套繁琐的官制，大体上都是依照辽、宋旧制，全面地采用了汉官制度。

　　加强相权——尚书左、右丞相是实际掌握政权的宰相。一一三八年，又增设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官。他们的地位分别在左右丞相和左右丞之下，实际上是宰相和副相的助手。官员的增设，进一步加强了宰相的权力。

　　设御史台——朝廷设御史台。御史中丞掌管刑狱和重大案件。主要职责是监察官员的活动，处置官员犯法，以加强皇权的统治。

　　建都城，定礼仪——金朝的都城会宁府，建号上京。原来的辽上京，改称临潢府。又在上京会宁府修建宫殿。建敷德殿为朝殿，百宫在此朝见皇帝。建庆元宫，安放金太祖以下遗像，为原庙。又建明德宫、明德殿，供太后居住，安放金太宗遗像。金太宗时营建的乾元殿，改名皇极殿。以后又兴建凉殿、太庙、社稷。金熙宗仿汉制兴建华丽的宫殿，使上京的面貌大为改观。

　　在兴建宫殿的同时，又详细制定了各种礼仪。皇帝有特制的冠、服。百官朝见皇帝，也要穿规定的朝服。一一三九年，金熙宗入居新宫，百官穿朝服朝参，与女真建国时的气象完全不同了。

　　造新文字——金太祖时，完颜希尹参考契丹、汉字造女真字（女真大字）。一一三八年，金熙宗又创制一种笔画简省的新字，称女真小字。九月，金熙宗下诏，任命女真、契丹和汉人官员的“诰命”，都各用本族的文字书写。契丹字、汉字与女真字同样成为官方的通用文字。

　　金熙宗时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不仅进一步显示出采纳辽、宋旧制和接受汉文化的趋向，而且清楚表明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统治。这些改革是女真改革派和汉人官员一起议定的。女真贵族中，尚书左丞相完颜希尹是重要的决策者。希尹制定礼仪、制度，多与被金朝扣留的宋使洪皓谋议。尚书右丞相韩企先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金世宗曾经高度评价韩企先说：“汉人宰相惟韩企先最贤，他人不及也”。又说：“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于关决大政，与大臣谋议，不使外人知之，由是无人能知其功。前后汉人宰相无能及者。”韩企先显然不仅制定了若干礼仪、制度，并且参预谋议，是这次改革的关键人物。韩昉和燕京宋降臣蔡靖、被金朝扣留的宋使宇文虚中，也参与制定礼仪、制度。通过这次改革，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统治，也加强了女真改革派和汉人官员的地位。

二、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反复搏斗

　　金熙宗的改革，不能不遭到女真贵族中保守势力的抵制和反抗。伴随着新制的推行，以金太宗子宗磐为首的保守派和宗翰、宗干、希尹等改革派展开了反复的激烈的搏斗。

宗磐杀高庆裔 高庆裔原是辽朝降臣，通女真语，在宗翰军中作通事（翻译）。一一二九年，任西京留守。次年，金立齐国，高庆裔曾受命作使臣，去册封刘豫。金熙宗即位，改定官制，高庆裔升任尚书左丞，是宗翰的亲信。宗磐要打击宗翰，先从高庆裔下手。一一三七年，高庆裔被告贪赃下狱。六月，被处死刑。宗翰向金熙宗请求免官，为高庆裔赎罪，熙宗不许。据说，高庆裔临刑前，宗翰去哭别。高庆裔对宗翰说：“我公早听某言，事情那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死后，公要善自保重。”高庆裔的话，显然是针对着宗磐的。由高庆裔案兴起大狱。山西路转运使刘思因此案被处死，肃州防御使李兴麟被免官。宗翰一派邀到沉重的打击。七月间，宗翰愤郁而死。宗磐一派的元帅左监军挞懒被升任左副元帅，封鲁国王；宗弼为右副元帅，封沈王。一一三八年七月，左丞相完颜希尹也被罢相。

河南、陕西地的争议 宗翰死后，三公中，宗磐与宗干成为两大对立势力的首领。宗磐、挞懒和新任左丞相宗隽等主张把河南、陕西地归还宋朝，要宋朝象刘豫那样向金称臣。保守派的这一主张，显然旨在发展以上京为中心的女真奴隶制。宗干、希尹一派反对。宗磐与宗干争议，宗磐甚至在金熙宗面前持刀刺向宗干，被人呵止。一一三八年八月金熙宗在颁行官制之后，下诏把河南地还给宋朝。宋向金纳币称臣。金朝原在汴京设立的行台尚书省撤销，改在燕京设立。金朝尚书省的直接统治区，又限于以上京为中心的“内地”。

宗干、希尹杀宗磬和宗隽 一一三九年初，左丞相宗隽又升任太保，领三省事。宗磐、宗隽一派权势日盛。此时，完颜希尹也复任左丞相兼侍中。宗干、希尹与汉臣韩昉等争取金熙宗的支持，策划反击。右副元帅宗弼也密奏金熙宗，说宗磐、挞懒主张割河南地给宋朝，二人必然是和宋朝有勾结。翰林学士韩昉向金熙宗讲述庸朝故事，说唐玄宗用姚崇、宋璟，以成开元之治。后来信用李林甫奸佞，招致天宝之乱。影射宗磐、挞懒。金熙宗说：“后世怀疑周公杀兄弟。在我看来，如果为国家大计，也不算错。”熙宗决意夺回大权。六月，郎君吴十谋反处死。吴十案涉及宗磐一党。金熙宗召宗磐、宗隽入朝，宗干、希尹等当即把他们逮捕，处死。韩昉为金熙宗起草诏书，诛宗磐一党。诏书说：宗磐“煽为奸党，坐图问鼎”，宗隽“力摈勋旧，欲孤朝廷。”金太宗子宗伟（阿鲁补）、宗英（斛沙虎）、殿前左副点检浑睹、会宁少尹胡实刺、郎君石家奴、千户述孛离古楚等多人都因依附宗磐被处死。宗干、希尹、宗弼等一派获得大胜。宗干升任太师，宗弼升任都元帅。

　　挞懒兵权在握，金熙宗说他是有大功的贵族，释免不问，出为燕京行台尚书左丞相。挞懒到燕京后，更加骄肆不法，与翼王鹘懒（太宗子）谋反。金熙宗下诏杀挞懒，挞懒自燕京南逃。宗弼派兵追捕挞懒，押至祁州，杀挞懒、鹘懒及挞懒二子。宗磐一派遭到彻底的失败。宗弼进为太保兼领燕京行台尚书省，仍任都元帅。

　　金熙宗即位以来的五、六年间，统治集团内以宗磐、宗隽为首的保守派和以宗翰、宗干、希尹、宗弼等为首的改革派，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宗干、宗弼等全部控制了军政大权。随即，按照他们的主张，再次南侵宋朝。

　　一一四○年五月，金熙宗采纳宗干、宗弼等建议。下诏元帅府代宋，以恢复让给宋朝的河南、陕西疆土。宗弼领兵趋汴京，右监军撒离喝领兵攻陕西。在此以前，即一一三九年，金熙宗将河南、陕西地归还宋朝时，曾下诏宋朝说：“其官吏等，已有誓约，不许辄行废置，各守厥官。”河南、陕西各地守将都是金、齐旧官。金军攻来，纷纷迎降。一月之间，原来归还宋朝的河南、陕西地，又全被金朝所占有。宗弼军继续向淮南进军，在顺昌和郾城先后遇到宋将刘錡和岳飞军的抵抗，作战失败。

改革派互相残杀 金军南侵失利，朝廷中的改革派官员间又出现争权斗争。希尹是女真部落贵族欢都之子，自金太祖阿骨打举兵以来，常在行阵，屡立战功，曾任元帅右监军、谙班勃极烈、左丞相等职，一直是军事和政治的当权者，也是创造女真文字，倡导汉文化的代表人物。这时，仍任左丞相，掌握着金朝的政权。一一四○年九月，都元帅宗弼自军中回，见金熙宗密奏：希尹平时曾窃议皇权的继承，“奸状已萌，心在无君”。金熙宗随即杀希尹及其二子，又杀右丞萧庆。以殿前都点检萧仲恭为尚书右丞。

　　在杀希尹前半月，金熙宗到燕京。宗弼请求继续进兵南侵。十二月，金熙宗以元帅左监军阿离补为左副元帅，右监军撒离喝为右副元帅。一一四一年二月，宗弼军攻下庐州。四月，宗弼请伐江南。金熙宗下诏代宋。十月，宗弼军渡淮。宋朝派使臣魏良臣到金营求和。十一月，宋、金划定以淮水为界，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水中流。宋仍向金纳币称臣。从此，金朝基本上确定了它的统治领域。一一四三年，被金朝扣留的宋朝使臣洪皓等南归。

　　希尹被杀后，宗弼任尚书左丞相兼侍中，仍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一一四一年五月，宗于病死。次年，宗弼又由太保进封太傅。宗弼位列三公，并且一人独掌政治、军事大权，成为皇帝以下、权势最高的人物。此后几年内，金朝的统治权实际上全在宗弼的手里。

　　右丞相韩企先，金熙宗时一直在相位。一一四六年，病死。宗弼开始排斥朝中韩企先一派的汉臣。洪皓等宋使已被遣返。宇文虚中仍留金朝。宗弼借故杀宇文虚中。一一四七年，宗弼又杀田珏。田珏原是韩企先提掖的汉官，任吏部侍郎。韩企先临死前，向宗弼推荐田珏为相。宗弼信任的汉臣蔡松年（蔡靖子）、许霖、曹望之等，指责田珏等结纳朋党，竭力排田。田珏被宗弼排挤出朝，任横海军节度使。六月，又借故杀田珏，并杀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凤廷等汉臣多人。与田珏往来的孟浩等三十四人，也被指为同党，迁徙到海上。田珏、奚毅都是韩企先擢用的汉臣。田珏等汉臣被杀、被逐，金朝尚书省“为之一空”。宗弼用汉臣蔡松年集团代替了韩企先集团，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这年九月，宗弼又进为太师。

三、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女真民户的南迁

　　金太宗以来，河北、山西地区的广大人民，一直以太行山为据点，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金熙宗时，统治集团内部纷争，金军再次甫侵，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再次形成高潮。一一三八年以来，主要有以下几支。

张贵起义 一一三八年秋，泰安卒徒（当是俘奴）张贵，联络当地平民，依据山险起兵反金。辽末起义军的叛徒王伯龙在金太祖时降金，这时被派为燕京马军都指挥使。王伯龙军镇压了张贵领导的起义军。

梁小哥起义 一一三八年，平阳府人梁小哥率领一支起义军，在太行起兵。曾与原齐国的宋降将徐文作战。梁小哥长期在太行山一带活动。一一四二年，梁小哥率领四十人攻克平阳府神山县。总管府判官邓奭（音式shì）领兵三千镇压。金军远远见梁小哥旗帜即停下来，白天离起义军五六里才敢活动，夜间则离起义军十多里方敢扎营，戒备森严，不敢熟睡，唯恐起义军劫营。金军契丹都统马五领兵与起义军激战，马五被杀，金军五千多人逃散。

张清超义 一一三九年，山东沿海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辽东。起义军打着宋军旗号，攻下蓟州。辽东百姓和被掳的南宋人民相率起兵响应。不久，张清又率军退回山东。

邯郸人民起义 当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纷争时，太行一带起义军四起。一一四○年，邢、洺、磁、相、庆源一带被金兵俘虏的汉人，互相约定，在二月初一日，夺取女真奴隶主的鞍马、武器和盔甲，在邯郸西村聚集，同上太行山抗金。

太行起义军 一一四○年，太行起义军夜袭怀州万善镇，距州城只二十里，震动了怀州。

邳州人民起义 一一四一年，邳州人民聚集起义。起义军发展到近二十万人。遭到金将温迪罕蒲里特的镇压。

张横起义 一一四三年，太原张横起义军，在宪州大败金军，活捉岚、宪两州同知和岢岚军判官。

　　此外，宗弼南侵时，宋朝岳飞军曾与太行山抗金义军相联络，义军在河北、山西一带多次狙击金兵，攻打州城，给予金军以不小的打击。面对着人民群众的英勇反抗，金熙宗统治集团采取了一项重大的措施，即把内地的女真、契丹人大批地南迁到中原。

　　金太宗时推广授田制，曾把大批的女真、契丹民户迁到辽上京临演府一带垦殖，以解决混同江地区田地不足的困难。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发展，迫使金熙宗不能不进一步解决田地不足的严重问题。金熙宗面对着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群众的持久的反抗，又面临着内地垦田的不足，一一四五年决定创设“屯田军”制。把女真人和契丹人的猛安谋克户，从本都迁居到中原，计户授给官田耕种。他们和汉族人民杂处，并负有监视和镇压人民反抗的职责。南迁的女真人户，自燕京之南到淮水之北，散居于各地汉人材落之间，多达六万人。

　　与此同时，金熙宗还规定，建国初年编入猛安谋克部的辽东地区汉人和渤海人，今后不再承袭猛安、谋克职衔。

　　金熙宗时的这些改革措施，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从氏族部落制发展而来的猛安、谋克制，进一步改变着原来的意义，越来越成为以地域来划分的经济生产单位和基层的军事组织。各谋克散处各地，受当地军政官员统辖，彼此间不再有直接的联系。原来强行收编汉人、渤海人入猛安谋克的制度，也同时宣告了它的终结。（二）金朝统治集团内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争论，在此以前，主要是关于如何统治辽、宋封建制的汉地。保守派主张不断地从汉地掳掠奴隶带回内地，以发展女真奴隶制度。改革派则主张依照汉地的原有封建秩序，利用汉人地主阶级，进行统治。金熙宗的改革，又前进了一步。从掳掠汉人到内地，改变为迁徙女真人到中原，这一重大变革的实行，显然是在击败保守派势力后，对保守政策的一个彻底的否定。（三）金熙宗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入中原，虽然只是出于所谓“屯田”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目的，但这一措施的实行，又必然要带来统治者所预料不到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女真屯田户星罗棋布地杂在双人封建庄田之间，不能不日益受到汉族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不能不日益改变“女真旧俗”。如果说，以前还只是在汉族中保持和发展原来的封建秩序，那么，女真人南迁后，女真族内部的生产关系也要逐步向着封建制过渡，已是不可免了。

四、宫廷政变

　　金熙宗皇统年间，宗弼由太傅进封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兼领行台尚书省，掌握了金朝的军政大权。一一四八年，宗弼死。此后，金朝中央又陷入内部的纷争。

　　金太祖、太宗时，实行勃极烈制，仍然保留着贵族推选的痕迹，还没有建立皇后和太子的制度。金熙宗加强中央集权的皇权统治，天眷元年（一一三八年）十二月，立裴满氏为皇后（悼平后）。一一四二年，裴满氏生子济安，立为皇太子。立太子，意味着皇权世袭制度的确立。但不满一年，济安病死。皇后裴满氏结合朝臣，干预朝政。

　　朝廷大臣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力量。参预诛宗磐的盈歌子完颜勗（乌野。勗音xù）、宗干子完颜亮、宗翰孙秉德、宗翰弟宗宪、辽降臣萧仲恭等，受到皇后裴满氏的支持。金太祖子宗敏、太宗子宗本、辞不失孙宗贤（赛里）等与女真贵族侵宋势力保持着联系。宗弼死后的两年间，金熙宗徘徊在两派政治力量之间，朝中军政大臣出现频繁的变动。

　　宗贤在金太宗时曾随都统完颜果（斜也）追袭辽天祚帝，参预破辽。金熙宗初年，任左副点检。宗干等杀宗磐、宗隽，牵涉宗贤。宗贤因而一度被夺官职。不久，又复职。一一四四年，任都点检。一一四七年，任右丞相兼中书令。次年，又升太保、左丞相。宗弼死后，金熙宗又升任宗贤为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萧仲恭为太傅、领三省事。宗干次子亮，一一四○年十八岁，随从宗弼在军中任行军万户。一一四四年，为中京因守。一一四七年，应召入朝，任同判大宗正事，又任尚书左丞。一一四八年，任平章政事。宗弼死后，完颜亮任左丞相兼侍中，秉德任平章政事。两派力量一时处于相持的局面。

　　宗贤与皇后裴满氏、完颜亮等相对立，劝金熙宗选后宫，以打击裴满后。裴满后与完颜亮等合力攻宗贤。皇统九年（一一四九年）正月，宗贤被罢免，原领行台尚书省的完颜最擢升太师、领三省事。完颜昂是盈歌之子，在女真贵族中居于长辈，有较高的地位。金熙宗即位初，任尚书左丞，曾参预诛宗磐的斗争。完颜勗执政，右丞相完颜亮兼都元帅，掌握军权。但是仅仅几天之后，金熙宗又以完颜亮为左丞相，太宗子宗本为右丞相，都元帅改任太祖子宗敏。刚被罢职的宗贤又任左副元帅，三天后，又升任太保、领三省事。三月，金熙宗又改任完颜亮为太保、领三省事，宗本为右丞相兼中书令，宗贤为左丞相。朝廷官员的迅速而频繁的调动，反映着两派力量之间的尖锐的斗争。

　　金熙宗十六岁作皇帝，政权实际上都由贵族大臣所操纵。宗弼死后，熙宗亲自过问政事，但仍无法摆脱贵族官员的影响。裴满后干政，熙宗也甚为不平。朝廷上两派官员的纷争和帝、后之争溶成一片。一一四九年完颜亮生日，熙宗命亲信、寝殿小底大兴国去赐贺礼。裴满后也附赐礼物。熙宗追回裴满后的赐物，杖大兴国。五月间，熙宗命翰林学士张钧草拟赦诏，参知政事萧肄指责张钧诽谤皇帝，熙宗怒，杀张钧。左丞相宗贤乘机对熙宗说，张钧是受完颜亮的指使。熙宗贬完颜亮出朝，领行台尚书省。宗贤又受命兼都元帅，宗敏为太保、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

　　九月间，熙宗又以左副元帅宗敏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亮回朝任平章政事，原平章政事秉德为左丞相兼中书令。宗贤与秉德分掌军政。

　　熙宗处在贵族们的纷争之中，实际上已无力控制政局。宰相们议定，继续把辽阳渤海人迁徙到燕京以南。侍从高寿星不愿南迁，请裴满后向熙宗诉议。熙宗大怒，杀左司郎中三合，杖秉德。河南军士孙进起义，自称“皇弟按察大王”。熙宗怀疑“皇弟”可能是指弟元（常胜）。十月，杀弟元及弟查刺。十一月，杀裴满后及妃嫔多人，又杀完颜奭子阿懒和挞懒。熙宗大肆诛杀，朝中贵族大臣人人自危，陷于一片恐惧之中。

　　完颜亮在被贬出朝去汴京时，道过北京，曾与北京留守萧裕（奚人）密谋，在河南起兵北上，夺取政权。完颜亮不久被召回朝，未能得逞。熙宗曾因事杖左丞相秉德和左丞驸马唐括辩（娶裴满后女代国公主）。秉德、唐括辩、大理卿乌带（冶诃孙、阿鲁补子）与完颜亮相联络，策划推翻熙宗，举行政变。完颜亮联络熙宗的护卫和近侍作内应。护卫十人长徒单阿里出虎，是宗干的世代姻亲。另一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是宗干提拔的官员。他们都附和完颜亮的政变计划。寝殿小底、权近侍局直长大兴国是熙宗的亲信，执掌宫殿符钥，因无罪被杖，心怀怨恨。完颜亮对他说：“主上无故杀常胜，又杀皇后，以常胜家产赐阿懒。不久，又杀阿懒，以阿懒家产赐我。我深以为忧。”又说：“朝臣旦夕危惧，都不能自保。我生日时，皇后附赐礼物，你因此被杖，我也被怀疑。我和你都将不免。与其坐着等死，何如举大事。”大兴国与完颜亮密约，十二月初九日夜起事。如期，大兴国取符钥开门，假传诏旨召完颜亮入宫。完颜亮与秉德、唐括辩、乌带等闯入熙宗寝殿。熙宗急取榻上佩刀，不料已被大兴国藏起。护卫十人长忽土和阿里出虎刺杀熙宗，熙宗倒地，完颜亮又上前执刀刺杀。熙宗当即被刺死。忽土等拥立完颜亮即皇帝位（海陵王）。完颜亮随即命兵部尚书完颜雍（宗辅子）假传熙宗诏旨召宗敏、宗贤入殿议事，乘机把他们杀死。熙宗在位十五年（年三十一），结束了他的统治。

　　海陵王即帝位，改年号为天德。自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勗以下朝官二十人都加官进爵。秉德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帅，唐括辩为右丞相兼中书令，乌带为平章政事，忽土、阿里出虎分任左、右副点检，大兴国为广宁府尹。

第二节 封建关系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交融

　　金朝自从征服了辽和北宋地区以来，就面临着推行奴隶制，还是适应被征服地区的状况转向封建制这样两条道路。社会经济领域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统治集团的内部，形成为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和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斗争发展到相互诛杀的激烈程度，并且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斗争的过程日益表明，适应辽宋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发展封建制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①金朝的历史，也正是按照这一规律在向前发展。

　　海陵王极力推行封建化，镇压贵族反对派，迁都燕京，改革政治制度，并且发动了南侵南宋的战争，企图消灭南宋，建立统一南北的封建制政权。海陵王的统一事业未能实现，但他所改革了的政治制度，却为以后的统治者所继承，奠立了金朝封建制统治的基础。

　　金世宗继承海陵王的事业，在他统治下的近三十年间，女真族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奴隶制只是作为残余的制度而继续存在。随着社会经济中封建关系的发展，金朝出现了一时的经济繁荣。女真、汉族等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兴盛。

　　经济领域的变动，也必然要反映到文化领域。世宗和他的继承者章宗统治时朗，女真族普遍学习汉文化，以至通用汉语，而不再习用女真语。女真族与汉族通过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交融，促进着民族间的融合。

　　封建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另一面，是女真贵族地主逐渐丧失了奴隶制时期骑射善战的武风而日益腐化。女真猛安谋克户也在不断分化，并且日益成为不耕不战的寄生者，削弱了作战的能力。女真贵族地主无止境地扩展土地的占有，汉族地主的势力也随之不断发展，各族农民遭受着越来越深重的封建剥削。一度强盛的金朝又迅速地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各族农民的起义斗争，风起云涌，始终不曾断绝。在海陵王、世宗、章宗时期，各地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不断打击着金朝女真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历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向前发展。

（一）海陵王的统一事业

　　一一四九年，海陵王取得皇位后，把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制度，进而统一江南，作为他执政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海陵王在他统治的十二年间，展开了比熙宗时期更为激进的一系列的改革。

一、巩固皇权

镇压女真贵族反对派 海陵王即位前，宗翰孙秉德与庸括辩首先策划政变。海陵王因仆散忽土等拥戴即皇帝位，并非秉德等人的本意。一一五○年四月，乌带奏告秉德等有谋反意。海陵王命秉德出领行台尚书省事。不久，又派使臣杀秉德，并杀秉德弟特里、乣里及宗翰子孙三十多人。萧裕等又奏告太傅宗本、唐括辩等与秉德谋反。宗本的亲信、尚书省令史萧玉告唐括辩等谋立太宗子宗本。海陵王召宗本等打球，立即处死，又杀唐括辩。海陵王即位前，唐括辩等曾谋立太宗子宗懿（阿邻），海陵王杀阿邻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太宗一系遂绝。左副元帅撒离喝任行台左丞相，领兵在外。海陵王命挞不野为右副元帅去汴京，分夺军权。元帅府令史遥设诬告撒离喝父子与平章政事宗义（完颜杲子）谋反，海陵王杀撒离喝及宗义。海陵王即位后，大批镇压女真贵族，以巩固他的统治。

任用汉人和契丹、渤海人 海陵王的统治确立后，任用弟完颜兖（梧桐，熙宗时任都点检、会宁尹）领三省事，兼都元帅，进封太尉，总揽军政大权。仆散忽土为殿前都点检，统领侍卫军，温都思忠为左丞相。同时，大批任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渤海人大臭（挞不野）为尚书右丞相、神麓郡王。汉人张通古为尚书左丞。渤海人张浩为尚书右丞。奚人萧裕任平章政事。金朝中央从而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最高统治集团。

　　对非女真族人的任用，在女真贵族中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熙宗时，保守派完颜宗贤甚至主张州郡地方官员，一律任用女真人。海陵王所实行的是另一种主张，即在女真贵族控制下，联合各族统治者共同维护金朝的统治。海陵王学习汉文化，读史书，能诗文，曾对蔡松年说：“我读《论语·鲁语》，读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甚为厌恶。他（指孔丘）岂不是以南北的区分贵彼贱我么！”海陵王从政治上、文化上努力消除民族间的对立，在打击女真保守派贵族的同时，争取汉人地主士大夫的支持，对金朝的政治制度作了全面的改革。

二、政治制度的改革

废行台 太宗、熙宗时，先后在燕京、汴京设立行台尚书省，沿袭辽、宋的汉官制度，与金朝内地保持着一定的差别。天德二年（一一五○年）十二月，海陵王下令废除行台尚书省的设置，政令统一于朝廷。在金朝统治的领域中，进一步统一了政治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改订中央官制 海陵王在一一五六年进一步对中央官制作了重大的改革。

　　熙宗时，沿袭着勃极烈制，设三师，领三省事，仍然保留女真贵族议事制的痕迹。皇帝以下三师权力极大。一一五六年，海陵王废除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直属于皇帝。

　　天眷官制名义上设三省制，实际上只是尚书省执政，中书、门下两省附属于尚书省，门下侍中和中书令由左、右丞相兼任。中书、门下两省形同虚设。海陵王撤销中书、门下省，只设尚书省主管朝廷政务。尚书令为最高长官，仍设左、右丞相、参知政事，废除原来的平章政事官。经此改革，尚书省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唯一政权机构，权力更为强化，也更为集中了。

　　金太宗时，对外作战，设都元帅府，是金朝最高的军事机构。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统领重兵，左右政局。左副元帅宗翰领兵燕京，右副元帅宗望领兵在云中，称为“东朝廷”和“西朝廷”。一一五○年，海陵王即废除都元帅府，仿汉制改设枢密院，由朝廷任命枢密使、副使主管军事。改革官制后，朝廷中形成尚书省、枢密院分管政治、军事。但枢密院仍受尚书省节制。

　　海陵王对中央官制的全面改革，在一一五六年（正隆元年）全部完成，正式颁布，称为“正隆官制”。金朝的政治制度，经这次改革后，基本上确立了下来。海陵王以后的历朝皇帝，不再有重大的变革。

科举制度的改革 金太宗侵占辽地后，确立科举制，分词赋、经义两科，以罗致汉人文士。侵占宋朝统治下的河北、河东地区后，因辽、宋所传儒家的经说不同，设南、北两科，分别考试，称“南北选”。熙宗时，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录取文士。海陵王废除南北选制和儒学的“经义科”，各地一律只考词赋。选取汉官的科举制也统一了。

三、迁都燕京（中都）

　　海陵王以前，金朝统治集团对待燕京地区的争论，只是依照什么制度，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女真贵族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都还是把完颜部最初的住地——上京会宁府作为金朝的统治中心。海陵王进行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是，把金朝的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女真贵族也随之离开他们的故乡而南迁到汉地。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海陵王在镇压女真反对派，巩固了皇位后，曾颁布“求言诏”，自朝内外公卿大夫，至一般平民，都可上书建策。相当多的上书人提出，上京远在一隅，多有不便，建策迁都燕京。海陵王采纳此策，在一一五一年四月，毅然下诏迁都。有人图画燕京宫室制度，依阴阳五行规划营建。海陵王驳斥说：“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如果皇帝不好，占卜善地，又有什么用？”海陵王坚决反对阴阳五行的迷信，任命右丞张浩主持修建燕京都城。三年完工。一一五三年，金朝把都城迁到燕京。海陵王下令，改燕京城为中都，原析津府改名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原辽中京）大定府为北京，辽阳府仍为东京，大同府为西京。年号改为贞元。

　　主持营建中都的张浩，本是辽阳渤海人，曾祖张霸在辽作官。渤海在唐时已通用汉字，张浩熟通汉文化。金太祖时降金，为太祖办理文字事务。太宗、熙宗时，前后受命修宫室、定朝仪，“管勾御前文字”。宗弼杀田珏一党的汉官，朝廷文事多交由张浩办理。海陵王即位，张浩行参知政事，进为尚书右丞。张浩营建中都城，周围九里三十步。仿汉人都城宫室制度。城正门称宣阳门。门内东西分设来宁馆、会同馆，接待宋朝和西夏等使臣。都城中的内城是皇帝的官城，建造宫殿九重，三十六殿。皇帝宫殿居于正中。内城之南，东边建太庙，祭祀太祖、太宗等祖先。西边是尚书省。内城之西有同乐园、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等，是皇室贵族游乐之所。

　　金初上京官殿，极为简朴。熙宗时，修建宫室，又开始制定朝仪，设置护卫，但仍很简略。海陵王迁都中都，仿宋朝制度，设立盛大的仪卫。一一五三年三月，海陵王入中都城，仿宋制，乘玉辂（音路lù），服衮冕。皇帝用黄麾仗（出行时的一种仪仗）一万零八百余人，骑三千九百余，共分八节，皇帝、皇太后、皇后等在第六节。海陵王以盛大的仪仗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中都，显然是为了提高皇帝的权威，以巩固他的统治。但“伊然汉家天子”，也表明他在进一步接受汉文明。

　　金初皇帝，承袭辽朝的“纳钵”制度，外出游猎，称“刺钵”，或建“行宫”。熙宗在混同江和临潢好水川建行宫，又在撒里乃地“避暑”驻夏。海陵王迁都中都后。在中都西南大房山建行宫，号磐宁宫，在良乡和中都近郊射猎习武。海陵王在仿汉制建宫室的同时，继承纳钵制，外出射猎，以保持女真服劳讲武的传统。

　　海陵王迁都后，又在大房山营建“山陵”，把太祖、太宗的棺木从上京迁到这里安葬和祭祀。一一五七年十月，海陵王又下令，拆毁上京会宁府的旧宫殿和女真各大族在上京的住宅，平作耕地。同年，又对原来封有王爵的贵族，一律削封，立限毁抹带有王爵字的一切公私文书和墓碑。这些措施，无疑是对女真旧贵族的沉重打击。海陵王还把已被镇压诛杀的女真贵族的家属妇女，纳入后宫。从政治上说，这显然也是为了防止她们的反抗活动，以巩固皇权的统治。

　　海陵王迁都中都和一系列措施的完成，在金朝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女真贵族中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海陵王为代表的革新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四、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

　　海陵王统治时，在社会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主要是继续迁徒女真人南下耕种和印造交钞。

女真人南下耕种 海陵王继续实行女真人南迁的政策。迁都中都后，大批女真贵族和平民，从上京一带南下。南迁的女真猛安、谋克户，需要大量田地安置。一一五六年二月，海陵王派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别在大兴府、山东路和大名府各地拘收原侵官地和荒闲的牧地，官民占据的逃户地，以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占据的田地，授予南迁的女真猛安、谋克户耕作。一一五八年，又把中都屯军两猛安迁到南京（汴京），分地安置。女真人散处在汉人村落之间，汉人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的影响更加扩大了。

印钞铸钱 金朝建国以来，没有铸造货币，只沿用辽、宋的旧钱。海陵王迁都后，一一五四年，命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印制交钞，与铜钱并行。钞分一、二、三、五、十贯五种，叫作大钞。一、二、三、五、七百文五种，叫做小钞。交钞流通使用，以七年为限，以旧换新。朝廷设交钞库，管理印造、兑换事务。库设使、副使各一员。

　　一一五七年，金朝又开始自铸铜钱。下令禁止铜出境。一一五八年，在中都设铸钱监二，京兆设铸钱监一。三监铸造“正隆元宝”钱行使。

　　朝廷制造交钞和铜钱，从而掌握货币流通，进一步从经济领域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五、侵宋战争和各族人民的起义

统一江南的准备 海陵王统一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后，便又策划南侵宋朝，进而统一江南。金朝统治集团内，由此又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海陵王问尚书令温都思忠：“何时可以灭宋？”思忠说：“当以十年为期。”海陵王说：“怎么能这么久？我想以月计算。”思忠说：“太祖伐辽，还要数年。现在百姓愁怨，师出无名，江淮暑热不能久居，不能以岁月为期。”海陵王说：“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海陵王没有能够得到温都思忠的支持，又召汉臣、吏部尚书李通、翰林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晖、翰林直学士韩汝嘉等议论。海陵王对李通说：“朕要迁都汴京，加兵江左，使海内统一，卿意如何？”李通回答说：“天时人事不可失。”翟永固说：“燕都刚修成几年，岂可再营汴都！江南厚币尽礼，岂可无名出师！臣以为二事俱不可。”敬嗣辉赞同李通，韩汝嘉赞同翟永固。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随带画工使宋，回朝画临安图进献海陵王。海陵王命作画屏，题诗其上，说：“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一说翰林修撰蔡洼代作）海陵王把消灭宋朝、统一江南作为他的斗争目标。为此目的，作了如下的一些准备。

　　营建汴京——一一五八年，海陵王命左丞相张浩和敬嗣辉修建汴京宫室，作迁都南侵的准备。张浩等将宋朝原在汴京的宫室台榭，全部拆除，据说是“片瓦不留”，然后全部重建。一一六○年，将印造钞引库迁到汴京。一一六一年四月，百官先赴汴京治事。海陵王在汝州行官射猎。五月，到达汁京，作进兵江南的部署。

　　调兵、造船——一一五九年二月，为准备侵宋，下令征调各路猛安谋克军，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一律纳入军籍，听候调遣。猛安谋克军以女真兵为主，也包括了契丹和奚族，共约正军十二万，合副军（阿里喜）共二十四万。一一六○年七月，又签发诸路汉军（包括渤海），除中都、南京两路外，其余十五路，每路签汉军一万。海陵王又从猛安谋克军中挑选强健能射者五千人，亲自阅试，号为“硬军”。海陵王说：“签兵数十万，只是强大声势。取江南，有这五千人足矣。”

　　海陵王也作了战船和武器的准备。一一五九年，命工部尚书苏保衡在通州督造战船，海陵王亲自去察看。又命各路总管府督造兵器，并将各路旧存兵器全部集中到中都。各地制造兵器所用材料，都从民间征调。村落间，往往要杀牛来供应筋革，广大农民由此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镇压反对派——海陵王决策南侵，各族官员中都有人持不同的意见。江淮人祁宰为太医使，入官为元妃治病，面奏海陵王说：“宋人无罪，师出无名，是人事不修。舟师水涸，是地利不便。”激切反对灭宋。海陵王大怒，杀祁宰。尚书左丞、契丹人耶律安礼密谏南代，海陵王不听。女真贵族中反对南伐的代表是皇太后徒单氏。海陵王生母大氏在海陵王即位后已病死。海陵王迎奉徒单太后入中都，居寿康宫。徒单太后认为“国家世居上京”，对迁都燕京不满，更反对进兵江南。徒单太后谏海陵王不听，又告枢密使仆散忽土（即仆散师恭）。海陵王认为，忽土领重兵，太后“或有异图”，即命护卫杀徒单太后。海陵王杀太后，朝中震动，反对南侵的意见，不敢再讲了。

各族人民的起义 金朝建立以来，各族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海陵王征兵南侵，“征敛烦急”，官吏借此为奸，富室用贿以免，贫者困乏破产，因此各族人民的起义更加风起云涌，冲击着金朝奴隶主、封建主的统治。

　　山东开山赵起义——山东沂州临沂人赵开山，早在一一五八年，领导当地农民起义。为表示抗金的决心，把姓名倒置，以开为姓。起义发动后，参加者有一万多人，攻占密州、日照等县。起义军在作战中，不断壮大，发展到三十多万，在淄、齐等州向金军猛攻。

　　东海张旺、徐元起义——一一六○年春，海州东海县民张旺、徐元等，因不堪金朝的“苦虐”，率领数千人武装起义，杀死县令。东海县人房真等到海州向官府告密。州、府派人到县察看形势，被起义军杀死。州、府合兵围攻起义军数月，起义军英勇抗敌，金军不能得逞。海陵王派遣在通州监造战船的原中都兵马都指挥使徐文，与步军指挥使张弘信等率舟师九百浮海去镇压。海陵王对徐文说：“朕意不在一个城邑，将以试一试舟师。”六月，徐文等到东海，残酷镇压起义。徐元、张旺被俘，起义军五千多人在作战中被杀牺牲。

　　契丹撒八、窝斡等起义——海陵王征兵侵宋，派牌印燥合等征发西北路契丹丁壮从军。契丹人因西北路邻近各游牧族，恐怕丁壮从军后，遭到邻族的侵掠，请求免征。燥合不敢回奏，继续督促起兵。契丹译史撒八与孛特补等愤起杀燥合和金朝招讨使完颜沃侧，夺取招讨司所有兵甲三千副，举行起义。推都监老和尚为招讨使。西北路各族人民纷纷起而响应。山后、山前广大牧民杀金朝群牧使。五院部牧民杀金朝节度使，响应撒八。辟沙河千户十哥等杀金朝乌古迪烈招讨使乌林答蒲卢虎，领兵趋西北路，与撒八兵合。咸平府谋克、契丹人括里与当地富室奴隶二千人起义，攻下韩州及柳河县，接着占据咸千府，打造器甲，扩大队伍。括里引兵进攻济州，途中在信州遇金军激战，战败，向西南转移，与撒八起义军会合。一时之间，西北路契丹等各族人民汇合成一般巨大的起义洪流。

　　一一六一年五月，海陵王在赴汴京途中，任命右卫将军萧秃刺等去镇压契丹人民的起义。六月，又派枢密使仆散忽土和西京留守萧怀忠领兵一万，会同萧秃刺部前去镇压。萧秃刺被撒八军击败，退守临潢。撒八等见金朝大军将到，率部向西北转移，沿龙驹河西行，企图投奔西辽反金。仆散忽土、萧怀忠等追到河上，不及，还军。海陵王闻讯大怒，杀死仆散忽土和萧怀忠；又命枢密副使白彦恭为北面兵马都统，开封尹纥石烈志宁为副；中都留守完颜彀英为西北面兵马都统，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古的为副；联合进兵，追剿撒八。

　　撒八率军西撤的路上，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歧。撒八主张投奔西辽反金。原居山前的起义者不愿远行，主张回军去占领契丹人的故乡临潢。移刺窝斡和陈家等杀撒八，拘捕老和尚、孛特补等，窝斡自称都元帅，领兵东还，在临潢府东南新罗寨驻营。

　　单州杜奎起义——一一六一年八月，南京路单州百姓在杜奎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军攻占了州城。海陵王派遣都点检耶律湛、右骁骑副都指挥使大磐等领兵镇压。

　　大名府王九郎起义——一一六一年九月，大名府百姓在王九郎（王九、王友直）领导下起义，占据州城。

　　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纷起响应，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起义军声势浩大，有时仅十多骑，打着旗帜出行，官军也不敢接近。王九郎起义震动了河北。

　　济南府耿京起义——一一六一年，济南府农民耿京、李铁枪等六人，因金朝赋税的繁重，“不能聊生”，率领当地农民起义，攻取莱芜县、泰安军。山东各地小股起义军贾瑞、辛弃疾等率部来附。农民军在作战中不断壮大，发展到数十万人，给予金朝统治者以很大的打击。

　　太行陈俊起义——太行山一带一直分布着人民抗金队伍，坚持与金朝统治者作斗争。海陵王南侵，太行人民又在陈俊等领导下大规模起义，从后方给予全军以重大的威胁。

　　海陵王整军南下，进入汴京。北起上京路、咸平路，南到河北、山东、河东等路，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如火如茶。金朝后方的统治动摇了。

东京政变和海陵王的败亡 在人民起义的浪潮中，海陵王仍然按原计划南下侵宋。一一六一年九月问，金兵分四路出发。海陵王亲自率领三十二总管兵，进军寿春。枢密使完颜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右丞李通为副，尚书左丞约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判大宗正乌延蒲卢浑为副，随从海陵王进兵。另一路由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兵马都统制，率领水军，从海道进攻临安。太原府尹刘萼（刘元宗子）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自蔡州进发，攻打荆襄。河中府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由凤翔攻打大散关，待命入川。海陵王出兵，太子光英在汴京留守，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参知政事敬嗣晖等在汴京处理政务。

　　十月初八日，海陵王率领大军渡过淮水，进兵庐州，就在这前一天，东京辽阳府发生了政变。

　　太祖孙曹国公完颜雍（乌禄，宗辅子）这时任东京留守，是女真贵族中有声望的人物。秉德以谋立葛王（完颜雍）罪被杀后，完颜雍自海路献珍宝以表明他的忠诚。海陵王命渤海人高存福为副留守，监视完颜雍的行动。海陵王杀徒单太后等女真贵族，完颜雍更处在惊慌之中。契丹撒八等起义，完颜雍出兵阻击括里。海陵王命婆速府路总管完颜谋衍（完颜娄室子）领兵五千助战。海陵王自辽东征调大批女真兵南下侵宋，女真兵乡不愿南下。行至山东时，南征万户、曷苏馆女真猛安完颜福寿等领一万多人，中途叛变，逃回辽阳。完颜福寿与完颜谋衍等在辽阳发动政变，杀高存福，拥立完颜雍（金世宗）作皇帝。十月初八日，金世宗下诏废黜海陵王，改元大定。完颜谋衍为右副元帅，福寿为右监军。

　　海陵王率领的侵宋军继续进兵。汉南道刘萼部攻取宋通化军、蒋州和信阳军。别部徒单贞领兵二万人，大败宋建康都统王权于盱眙，进取扬州。前锋攻占和州。海陵王到和州指挥作战。宋兵来战，兵部尚书耶律元宜（契丹降将慎思子）击退宋兵，斩首数万。十一月，任命元宜为浙西道兵马部统制。海陵王驻军江北，指挥渡江。宋中书舍人虞允文率军驻于采石镇，出兵迎战，金军败退。海陵王还军和州，进驻扬州。

　　这时，金世宗在东京的政权，逐渐巩固。中都留守阿琐等起而响应。金世宗决定迁赴中都。海陵王统率下进攻四川的一路和山东自海道进军的一路，相继被宋军战败。金军士气涣散，海陵王孤军作战，日益陷于孤立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海陵王集中兵力，勒令将土于次日在瓜洲渡渡江。次日拂晓，耶律元宜率领将士袭击海陵王营帐，海陵王被乱箭射死。尚书右丞李通、浙西道副统制郭安国等都被杀。元宜代行左领军副大都督事，领兵北还。海陵王统一江南的事业，完全失败了。

（二）金朝封建统治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

　　金世宗即位后，面对着契丹和汉族农牧民大起义，海陵王南侵受挫，金朝内部陷于一片动乱的局面。世宗力求争取各族贵族、臣僚的支持，以稳定他的统治。

　　太保、枢密使完颜昂在耶律元宜杀海陵王后，派使者到南京杀太子光英，向世宗上表祝贺即位，一一六二年入朝世宗，任都元帅，仍为太保。留守南京的太傅、尚书令张浩，也在海陵王被杀后向世宗上贺表。一一六二年入朝，封太师，仍为尚书令。世宗对张浩说：“你在正隆时作首相，哪能无罪？因为你在省十几年，练达政务，所以还用你作相。你当自勉，不要辜负朕意。”世宗也力争领兵在外的将领的支持。白彦敬、纥石烈志宁领兵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军，行至北京，曾一起密谋起兵攻世宗，又杀世宗派来的使者。海陵王死后，白彦敬、纥石烈志宁降世宗。世宗任用白彦敬为曷苏馆节度使，又召入朝，任为御史大夫。仍以纥石烈志宁为临海节度使，领兵去镇压契丹起义。苏保衡在南侵中战败，世宗召至中都，命他到山东去镇压人民起义。海陵王时的文武官员，继续任职，逐渐被世宗所争取。

　　一一六二年，耶律元宜自军中到中都朝见，世宗任为御史大夫。不久，又改为平章政事，规措镇压契丹起义。世宗采取兼容并包的策略，较为顺利地稳定了他的统治。

一、农、牧民起义的失败

　　世宗即位后，各族人民的起义队伍，在继续进行战斗。

　　济南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海陵王南侵时，派遣贾瑞、辛弃疾等渡过长江，与南宋联络。世宗即位后，金朝收买起义军中的叛徒张安国，在海州杀死耿京。辛弃疾回海州后，杀张安国，率部投附了宋朝。

　　大名王友直起义军，遭到金军残酷镇压，也率部投宋抗金。山东开山赵起义军在一一六一年十一月，与宋李宝军会合，打击了海陵王南侵的金军。

　　华州蒲城农民在杨万、李孝章等率领下，在一一六一年冬起义，围攻蒲城，战斗四月之久。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世宗派出重兵镇压，起义军遭到失败。

　　面对金世宗的残酷镇压，山东、河北等路的农民仍在各地坚持斗争。滕阳军和沂州之间来二郎领导的起义队伍遭到镇压后，转移到蒙山山中，继续战斗。河北任郎君、李川等领导的起义军，不断攻打城市，夺取官物。徐州一带，有江志领导的农民军，在附近各地活动。但是，世宗即位后，面临的最大的威胁，还是北方声势浩大的契丹族农、牧民赵义。世宗集合重兵去镇压，契丹农、牧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窝斡杀撒八后，称都元帅，率领起义军到临潢府东南新罗寨。世宗派契丹人移刺扎八去招降。扎八见窝斡兵强马壮，决定归附起义军。窝斡领兵攻打临潢府，擒金总管移室懑。起义军发展到五万人。正隆六年（一一六一年）十二月，窝斡称皇帝，建年号“天正”。世宗命元帅左都监吾扎忽等领兵救临潢。这时，窝斡军已转攻泰州。金军追上起义军。两军对阵，吾扎忽部押军猛安、契丹人忽刺叔率所部起义，响应窝斡。金军大败。窝斡军进攻泰州，金泰州节度使乌里雅顽抗，战败，仅以数骑逃走。起义军声势大振。

　　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金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领各路军镇压窝斡。世宗使用镇压与招降的两面策略，下诏说：契丹起义军能自动投降者，皆不问罪。奴婢可释放作乎民。能捕获窝斡者，封官授赏。

　　契丹起义军括里部进攻韩州，得知金大军将至，转攻懿州、宜州。完颜谋衍屯军懿州庆云县，奏请朝廷增兵护送粮饷。世宗命南征北回的士兵前往集结。窝斡自泰州攻济州，企图邀截金朝的粮运。完颜谋衍与右监军完颜福寿、左都监吾扎忽合兵，共甲士一万三千人，以易懒路总管徒单克宁等为左翼，临演节度使纥石烈志宁等为右翼，率领轻兵袭击起义军。起义军中乣者和弟孛迭等叛变降金。他们密告金军说：“起义军辎重离此不远，如出兵攻劫，窝斡必然还救。”四月初，完颜谋衍依计进攻，窝斡还军，在长泊遭到徒单克宁部的袭击。金左翼万户完颜襄率领的别部自起义军背后邀击。起义军败退。完颜谋衍纵军劫掠，不敢追击。

　　窝斡率军西走，到临潢西南霿河河（霿音梦mèng，音松sōng）。数日后，完颜谋衍的追兵才赶到。两军展开激战。起义军射中纥石烈志宁左臂，顺风纵火，在烟雾中猛击金军。不料风止，大雨倾注，金军反击，起义军败走。渡过溪涧后，起义军返回袭击金军，金军败退到涧北。

　　完颜谋衍驻军桓州白泊，逗留不进。窝斡自懿州转攻川州，向山西进军。北京大定府金军不敢出战。起义军越来越接近中都了。

　　金世宗见金军作战不胜，下诏切责，召完颜谋衍、完颜福寿回中都，解除兵权。六月，改命尚书右丞仆散忠义为乎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又起运中都弓一万五千张、箭一百五十万支去懿州。另任济州押军万户温迪罕阿鲁带以兵四千屯驻古北口等处防守。

　　窝斡率领起义军八万，西走花道，与金仆散忠义军相遇。起义军击败金军左翼，金右翼来救，窝斡率主力自花道往西转移，至袅岭西陷泉。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等领军赶到，起义军大败，窝斡率余部转入奚族居地。窝斡收集散兵一万余人，又补充奚兵，在速鲁古淀、古北口、兴化之间转战，击败温迪罕阿鲁带的守军。八月，世宗命西南路招讨使、都统完颜思敬领兵入奚地，与金主力军会合追讨。窝斡北走沙陀。

　　纥石烈志宁部曾俘获起义军将领、奚族猛安稍合住，又把他放回起义军，要他拉拢亲信，伺机擒捕窝斡，许给官赏。稍合住叛变，回起义军作内奸，隐瞒被俘投敌真相，并在起义军将领间挑拨离间，涣散军心。九月间，稍合住擒窝斡，到完颜思敬军投降。窝斡被押送到中都，牺牲。

　　窝斡牺牲，契丹农、牧民起义军遭到严重挫折。金军乘势进攻。起义军的枢密使逐斡、都元帅丑哥等三十多人相继战败被俘。纥石烈志宁等又追击起义军到燕子城，起义军被镇压而失败。括里、扎八等率领部众南走，投附宋朝。此后，金世宗一再派出官员去“招抚”起义军余部。但起义军拒不投降，继续在北京、临潢、泰州等地战斗。直到一一六四年五月，起义军余部领袖蒲速越被俘牺牲，起义才完全被镇压下去。

　　在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军的同时，世宗又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契丹人民的统治。契丹族成为金朝最受压迫的民族。一一六三年，世宗下诏废除契丹族猛安谋克的编制，把曾参加起义的契丹人分别编入女真猛安谋克部，使契丹人与女真人杂处，接受女真官员的直接统治。契丹人除官员年老者可留马一、二匹外，其余马匹，一律由官府“括买”，不得保存。世宗括买马匹，显然意在防止反抗，但边地的契丹牧民由此也不得不改变其生产方式，无法再从事游牧狩猎，而只能和女真人一起从事农耕。

　　一一七七年，四名契丹押刺（即拽刺）随从监察御史完颜觌古速（觌音敌dí）巡察边地，乘机逃往西辽。世宗得报，说：“耶律大石（西辽）在夏国西北，窝斡作乱，契丹人响应，朕已释罪，反侧之心仍然不止。倘若大石派人来离间、引诱，必然要生边患。”于是下诏，把曾经参加过起义的契丹人全部迁到上京、济州、利州等地安置，使与女真人杂处，并与女真人通婚。世宗认为这些措施，使契丹人和女真人“男婚女聘，渐化成俗”，是“长久之策”。西北路没有参加起义的契丹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也都迁徙到乌古、石垒部地，迫令耕作。世宗企图用这些办法来消除契丹族的反抗，其结果是加速了这些地区契丹和女真族的融合。

　　世宗曾对大臣们说：“海陵王时，契丹人颇受信任，但后来掀起叛乱，很多功臣被杀。足见契丹人的野心。”大臣唐括安礼说：“圣主博爱，对待各族，不宜有分别。”世宗说：“我并非有所分别。如果有边患，契丹人岂肯与我们一条心啊！”海陵王时，镇压女真贵族，大批起用契丹官员参预军政。世宗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后，对契丹族多方防范，契丹人民遭受着最为沉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二、对宋战争和世宗统治的巩固

金、宋战争 海陵王被杀后，金南侵大军北还。河北、山东、陕西等路召募的征南步兵，都放免还家。都元帅完颜昂在山东，经略边事。一一六二年冬，金世宗镇压了契丹农、牧民起义后，又调派右丞相仆散忠义统领重兵侵宋，仆散忠义驻扎南京，指挥军事。又以纥石烈志宁为左副元帅，领兵出战，驻军睢阳。

　　这时南宋的状况是，孝宗即位后，任用抗战派名臣张浚出帅江淮，准备北上收复失地。一一六三年夏，契丹农、牧民起义军首领括里、扎八等战败后，投附宋朝，说夏季久雨，金军弓胶溶解，不便骑射。建策南宋出兵。五月间，张浚命李世辅、邵宏渊领兵攻占灵璧、虹县，进而占领宿州。金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刺撒兵败，被金朝处死。纥石烈志宁领金兵一万人，自睢阳出发，反攻宿州。五月二十日，纥石烈志宁领大兵，驻州东南，另在州西满布旌旗，设为疑兵。李世辅领兵向州西进击，金军由右翼万户夹谷清臣统领的先锋军出击，李世辅军败退。次日，宋军全军出战，纥石烈志宁、夹谷清臣等大败宋军。李世辅败退到符离，宋军损失惨重。南宋派使臣求和。和议未定。一一六四年十月，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再次发兵侵宋，压迫南宋就范。金军波过淮水。徒单克宁部攻占盱胎及濠、庐、和、滁等州。十二月，宋朝派使臣魏杞求和。大定五年（一一六五年）正月，议定宋朝割让海、泗、唐、邓等州及商、秦两州地给金朝。宋对金称侄皇帝，不再称臣。每年向金贡献银、绢二十万两、匹。此次和议后，金、宋约三十年间，不再有大的战事。

定都中都 世宗统治集团对内镇压了契丹、汉族人民的起义，对外迫使南宋求和，订立了和议，进一步巩固了它的统治。

　　海陵王自上京迁都中都，制定了以汉人居住地作为统治中心的国策，遭到女真保守贵族的反对。世宗在东京即位后，一些女真贵族又建策还都上京。世宗母舅、参知政事李石对世宗说：“现在正隆（海陵王）远在江淮，寇盗（指各族起义军）蜂起。百姓引领东向，宜在此时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是万世之业。愿陛下不要被众人的议论所牵扯。”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易速馆女真）自白彦敬处来投世宗，受命任参知政事，也对世宗说：“现在正隆已渡淮，窝斡的势力还没有太盛，将士在南，家属都在此。还是早去中都为好。”世宗采纳去中都的建策，一一六一年十一月启程，十二月到达中都。世宗继续定都在中都，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在推翻海陵王后，仍然继续实行海陵王直接统治汉地的国策。

修订官制 金世宗即位后，命吏部侍郎石琚（音居 jū。汉人）详定制度（官制）。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十二月，新定制度，由尚书省颁行。新定官制基本上仍然继承海陵王时的政治制度，只是稍加增损，减并冗繁。较重要的改动，是宰相增设平章政事二人。海陵王废除三省，政权集中到尚书省，设尚书令和左右丞相，废除平章政事。金世宗新定制度，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官，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宰相增员，显然是为了便于更多的官员参预政事，以巩固他的统治。

多民族的统治核心的形成 海陵王广泛任用契丹、渤海和汉人参预军政。世宗继承这个用人政策，更为广泛地吸收各族人。金朝建立的初期，皇族完颜氏掌握军政全权。海陵王镇压大批皇族反对派，多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执政。世宗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和对宋停战后，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各部贵族，包括反对过他的贵族，来巩固金朝的统治。随从海陵王侵宋的仆散忠义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后，任右丞相，侵宋还师，又进为左丞相。纥石烈志宁曾与白彦敬等起兵反世宗，降附后，领兵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世宗任为左副元帅，与仆散忠义侵宋，作战有功。世宗下诏给纥石烈志宁说：“卿虽年少，前征契丹，战功最多，现在又破大敌（南宋），朕甚嘉之。”

　　金、宋和议订立后，一一六五年，纥石烈志宁进拜乎章政事，位列宰相；一一六六年，又任为枢密使。徒单部人徒单合喜，海陵王时任西蜀道兵马都统，世宗即位后，仍为陕西路统军使，又改任元帅右都监，败宋吴璘军，收回陕西十六州地；一一六七年，进为枢密副使。回怕川纥石烈部约石烈良弼，海陵王时为尚书右丞。世宗命他招抚契丹族人，进为平章政事，又进为右丞相。纥石烈良弼在相位多年，是世宗朝重要的文臣。世宗母舅李石拥立世宗即位，由参知政事进为尚书令，是朝中渤海人的代表。汉人石琚（定州人）在熙宗时中进士第一（状元），世宗起用石琚修订制度、礼仪，一一六二年任参知政事。世宗对石琚说：“女真人往往直接作大官，不知民间疾苦。你曾作县官，民间何事不知，凡利害事都应陈奏。”石琚执政十多年，一一七七年进为平章政事，一一七八年又任右丞相，是世宗时汉人宰相的重要代表人物。契丹农、牧民起义被镇压后，贵族执政者不多，但如移刺道（乙室部人），海陵王时为都督府长史，世宗起用力户部尚书，进至平章政事，位列宰相。世宗统治的三十年间，自参知政事以上的宰相、执政官中，宗室完颜部贵族前后共七人，非完颜部的女真贵族十五人，汉人十四人，契丹、渤海人各二人。金世宗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又大批任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治核心，从而巩固了金朝的统治。史称金世宗为“小尧舜”，就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金朝统治集团，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全真教的建立 金朝的统治稳定后，一些汉族地主文人，被吸收到统治集团的行列，也有一些人不愿在金朝作官，又不去进行反抗，而走向了消极隐遁的道路。山东、河北一带出现的全真教，就是这样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汉族地主文人的在野的集团。咸阳人王喆（音哲zhé），是当地的大地主，研习儒经，又隶名武选，后在终南山弃家立教。一一六七年，去山东宁海，与当地儒者马钰（丹阳）结识，与谭处端（长真）、刘处玄（长生）、邱处机（长春）、王处一（玉阳）、郝璘（广宁）和马钰的家人孙氏（号清静散人）等，合称七真人，王喆自称重阳真人。创立全真教，在山东传播。入教者，讲儒经和道德经，只是节制饮食色欲，淡泊自适，不参顶政事，并没有什么完整的教义或教规可言。名曰宗教，实际上只是地主文人相互联络的集团。他们不在政治上与金朝统治者合作，但屈服在金朝的统治之下，用全真教作掩护，过着清闲的地主生活，作诗文唱和。一一六九年，王喆自山东回陕西，在汴京病死。邱处机（登州栖霞人）自东莱西入潼关，先后住在磻溪和龙门山十余年。一一八八年二月，世宗自终南山召邱处机到中都传教。这年秋天，邱处机得世宗准许，再去关中。全真教的领袖邱处机遵奉金世宗的征召，在中都半年，表明了他们对金朝统治的拥戴。金世宗承认全真教的合法地位，也表明他已争取到全真教汉人地主文人在野集团对他的统治的支持。

　　沧州人刘德仁又创大道教，信教者“散于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实际上也是和全真教同样性质的地主阶级的社会集团。一一六七年，世宗召刘德仁入居京城天宝宫传教，并赐予东岳真人称号。

三、女真族封建关系的发展

　　自海陵王到世宗时，金朝逐渐消除着女真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全面地采用了汉人封建制的政治制度，并逐步确立了以女真贵族为主，结合汉人、契丹和渤海等统治阶级的多民族的统治核心，从而稳定了金朝的统治。金朝政治上的这个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在此期间，女真奴隶制的经济关系，正在逐渐向着封建制的关系过渡。虽然女真族内部依然保持着严重的奴隶制的残余，但封建制的经济关系日益成为主要的剥削形态。

封建制租佃关系的发展 自金熙宗时起，女真猛安、谋克户即陆续大批地南迁到燕山以南、淮河以北。海陵王时，又陆续把上京完颜部宗室迁到中都、山东及河东等地。世宗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女真猛安、谋克户分布在各地，与汉人杂处。据一一八三年八月的统计，共有猛安二百零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领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口六百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其中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据一一八七年的统计，金朝统治下的女真人、汉人、契丹人等各族人户的总数为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人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女真猛安谋克人户，约占金朝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一。

　　金朝初年，女真猛安谋克户，计口授田耕作，有战事则出兵作战。大小奴隶主役使奴隶生产。女真猛安谋克户大批南迁到汉人住地，与汉人杂居，猛安谋克领授的耕地，成为汉族地主庄田所环绕着的若干小点，散落在封建祖佃制的汪洋大海中。居住在金朝内地的猛安谋克户，也由于汉族和契丹人户大批北迁，而陷于封建庄田的包围之中。封建的租佃制关系从多方面对女真族的奴隶制和投田制发生深刻的影响。海陵王和世宗时代，金朝发动的战争，不再大规模地掳掠奴隶。一一六五年金、宋和议订立后，基本上停止了对外作战，断绝了从俘虏中补充奴隶的途径。封建租佃制的生产方式在女真族中从两个方面发展起来：（一）一些占有奴隶的女真猛安、谋克，出卖奴隶，而把占有的田地租给汉人农民耕作，收取地租。（二）一些女真猛安、谋克民户，在战争停止后，不再回到自己领受的田地里去耕作，也把田地租给汉人农民耕作，收取地租。女真民户不断发生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分化。

　　出卖奴婢——一一八○年，上京路女真人户出卖自己的奴婢，致使耕田者减少。世宗曾下诏禁止。一一八一年，又禁止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出卖奴婢，将田地租佃。这些记载说明，无论在金朝内地还是汉人居地，女真猛安、谋克户出卖奴隶，采用租佃制剥削农民的现象都在发展。前引一一八三年的统计数字也表明，各地猛安谋克户，每户平均占有奴婢不过二点一口，每人占有奴婢不到零点三口。虽然奴隶只集中在少数猛安、谋克等首领手中，但总数的减少，也说明奴隶在生产中已经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世宗时，皇室贵族仍然占有大批奴隶。《金史·食货志》记载，一一八三年的统计，在京都的宗室将军司，有户一百七十，正口九百八十二，占有奴婢口三万七千八百八，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平均每户占有奴隶一百六十三人，占有田地约两千一百六十七亩，谋克部内的贵族，一户也可占有奴婢二、三口。这些情况表明，在少数女真贵族大奴隶主中，仍然役使大批奴隶耕作，保留着奴隶制的严重的残余。

　　宫田租佃——金朝初期，内地的土地全由统治集团支配，授给民户耕作。南下侵占广大汉人居地后，在保存汉人地主经济的同时，也又把大量土地拘为官有，作为官田。一一五六年，海陵王曾拘括大兴府、山东、真定府等处的官地、荒地、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地以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的土地，都作为官田。宫田除授给猛安谋克户外，又令民户租佃，由官府收租。越来越多的土地。随着租佃制的发展，金朝官府和女真贵族大地主占据了大批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广大农民。

　　民户租佃——各地女真猛安、谋克民户，不耕不战，把领受的田地出租给汉族农民的现象，也在普遍发展。一一七六年间，世宗在一个诏书中说：“南路女真户颇有贫者。汉户租佃他们的田土，他们所得无几，费用不足。又不习骑射，不任军旅。”世宗诏令女真户中“凡成丁者签入军籍，月给钱米，在山东路沿边安置。”女真民户占有的田地有限，自己不生产，单靠地租过活，不足以维持生计。世宗采用签入军籍，每月发给钱米的办法来优遇女真民户，但出租田地的状况仍在继续发展。大定二十一年（一一八一年）正月，世宗对大臣们说：“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民户，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耕作，全都租佃给汉人，只是收取地租。富家穿着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也争着效仿，要想家给人足，真是困难呵！”世宗又说：“要多派官员查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余而力不足者才许租佃给别人。”世宗重申了计口授地，但又允许力不足者出租，实际上是承认了租佃领地的合法，也反映出租佃制的发展不可抑止。这年六月，世宗又下令查阅各户人力，可耕顷亩，必使自耕，力果不足者，才许出租。一一八二年，世宗又发现猛安人户不自耕种，把田地全部出租，甚至有一家百口，不耕一垅，随即下令劝农官去查办。规定不耕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受租百姓无罪。这些情况说明，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不自耕种，出租田地，剥削汉族农民的现象，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了。

放免“二税户”与奴婢 辽代贵族头下军州中的投下户和寺院的二税户，在辽朝西迁后，沦为金朝的奴隶，他们纷纷向官府陈告，要求放免。一一六二年，世宗诏令将确有凭证的二税户，放免为平民。金朝官奴婢中，原为平民籍没入官的，隶属宫籍，称监户。原为奴婢入官府的，隶太府监，称官户。一一六二年，世宗又诏令将海陵王时被杀官员家属入官籍监为监户者，放免。汉人官员刘玑任同知北京留守事，当地原被俘掳来的奴隶陈诉原为良民，刘玑一律将他们放免做平民。世宗认为，刘玑不查契券真伪，竟将刘玑贬官。这些事实表明，来源不同的各类奴隶，在逐渐摆脱奴隶的身分，恢复平民的地位。他们中间，无地可耕的人们，也只有去租种贵族地主的土地，成为佃客。

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古代世界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①自从金朝统治者进入辽、宋统治下的汉人地区以来，是保存女真原有的奴隶制的社会、政治制度，还是适应汉人地区的状况，采纳封建制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直在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两种主张、两个派别的斗争。自海陵王到世宗统治时期，金朝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随着这种过渡的实现，社会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了。

　　在金朝统治下的辽、宋旧境的四千四百多万人口中，汉族人民仍然是绝大多数。广大汉族人民与契丹、女真等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些部门甚至超过了辽、宋时期的水平。

畜牧业 海陵王末年发动侵宋战争，曾征调战马达五十六万多匹。在战争中，牲畜大批散失。正隆时原有九个群牧所，世宗初年仅剩下四个，有马一千多匹、牛二百八十多头、羊八百六十只、骆驼九十头。世宗在抚州、临潢府、泰州等地设立七个群牧所。自一一六八年起，下令保护马、牛，禁止宰杀，禁止商贾和舟车使用马匹。又规定对群牧官、群收人等，按牲畜滋息损耗给予赏罚。经常派出官员核实牲畜数字，发现短缺就处分官吏，由放牧人赔偿。对一般民户饲养的牲畜，登记数额，按贫富造簿籍，有战事，就按籍征调，避免征调时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对各部族的羊和马，规定制度，禁止官府随意强取。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畜牧业逐渐恢复。一一八八年，马增加到四十七万匹、牛十三万头、羊八十七万只、骆驼四千头。一一九二年，南京路有牧地六万三千多顷，陕西路三万五千多顷。

农业 世宗时，金朝的统治相对稳定，注意恢复农业生产。一一九四年，章宗定制：能劝农田者，谋克每年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加一倍，县官升级；三年不怠情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宫升一等。如果农田荒芜十分之一，猛安、谋克都要受罚，笞三十；农田荒芜严重者，判徒刑一年；连续三年都荒芜者，猛安、谋克降一官，县官降级。

　　户口和垦田——世宗初年，金朝仅有三百多万户。二十年后，一一八七年迅速增加到六百七十八万九千户，四千四百七十万口。一二○七年，又增加到七百六十八万多户，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口，为金朝户口“极盛”的一年。

　　由于广大汉族和女真、契丹等族劳动人民的努力开发，金朝猛安、谋克部等拥有的垦田，据一一八三年统计，共一百七十一万顷。其中属于猛安、谋克部占有的垦田一百六十九万零三百多顷。在京都的宗室将军司的垦田为三千六百多顷。迭刺、唐古二部五乣的垦田为一万六千多顷。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一般汉族、契丹民户所占有的垦田。

　　从金朝初年起，女真族从内地大批南迁，不少从前荒芜的地区得到开垦，因而扩大了农田的面积。近年东北各地出土大批金朝铁农具，说明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大部分土地，已由各族农民垦为耕地。

　　各族劳动人民不断开发山区、开拓山田。张檝《婆速道中书事》诗：“泉源疏地脉，田垅上山腰。”边元鼎《新居》诗：“远斸山田多种黍。”（元好问：《中州集》）东京路的婆速府路、西京路的丰州、北京路的兴州等地农民都开垦了大量的山田，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农具——近年出土金朝的农业生产工具，相当齐全。北京路宗州一带有类似北宋洛阳铧的铁犁铧，分大、小两种。犁上附有分土器即铁“蹚头”（蹚音汤tāng），能疏松两侧的土壤，清除两侧的杂草，同时能向苗根培土。这种蹚头也分大、小两种。犁镜较河南禹县白沙镇出土北宋犁镜为落后，但犁牵引转动灵便，与元初王祯《农书》所绘形制相似。从犁的这些重要部件看，金朝的犁已经比辽朝有所进步。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和曲刃拔镰式等三种。此外，还有锄、钁、锹、鱼形铡草刀、双股垛叉等铁制农具。这些完备的农具的出现，表明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肇州、上京一带，铁制农具的形制大体与宗州相似，种类却更繁多。出土遗物，有犁铧、犁碗子（铧上的翻土器）、蹚头、锄、钁、镰、手镰、锹、铡草刀、垛叉、渔叉等。这些农具的使用，可以适应不同作业的需要，表明这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加强田间的管理，农业生产由粗放式的经营转变为精耕细作。

　　农业生产情况——金朝占领的辽、朱地区，农业生产原来就比较发达。中都、河北、辽东、南京等路的农业居各路之先。来人许亢宗记载，中都路大兴府在金初就已是“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引自《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农业已经相当发展。蓟州、河东南路、辽东路许多州也盛产水稻。南京路的土壤最适宜于种麦，产量较高。咸平、临潢、泰州等府、州的土地肥沃，奚族六个猛安部徒居到这里后，“精勤农务，各安其居。”（《金史·食货志》）

　　由于各族农民的辛勤耕作，生产出大批的粮食。全国常平仓每年约积粟一千二百多万石、米二百多万石。能够积存这样多的粮食，说明各族劳动人民每年生产的粟米的总额要相当这个数额的许多倍。

手工业 世宗时，由于大批奴婢获得解放，手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纺织——官府在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等五处设置绫锦院，派官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这是五处规模较大的宫营手工业作坊。《金史·地理志》记载有“上贡”或盛产某种纺织品的地区，分布着许多私营的纺织业作坊。河北东、西两路，北宋时号称“衣被天下”，到金朝时相州产“相缬”，河间府产“无缝锦”，大名府产皱縠（音胡hú）和绢。河东南路平阳府产卷子布，山东西路东平府产丝绵、绫锦、绢，东京路辽阳府产“师姑布”，中都路平州产绫，涿州产罗。中都大兴府在金朝初年就已是“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丝织业居全国之冠，此后更加发展。

　　矿冶——世宗主张“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一一六三年，金朝规定，金银坑冶准许民间开采，官府征收产品的二十分之一。官府派出“抽分”（抽税）官，对各地坑冶实行监督。一一六五年，官府准许百姓“射买”（租）银冶。一一七二年，取消坑税，允许百姓随意开采。因此，金银坑冶得到发展，仅坟山西银山的银坑，就多达一百三十处。

　　由于各方面对铜的需要，金朝几次派出使者到各路“规措铜货”，访察铜矿苗脉，对能指引矿藏得实者给予奖励。世宗曾与大臣商议鼓铸之术。工匠不仅在中原地区，而且越过天山，往“北界”采铜。

　　金朝禁止民间铸造铜器，并把民间铜器拘括入官。旧有铜器除腰束带、鱼袋、神佛像等以外，必须全部卖给官府、官营作坊铸造大批铜器。如黑龙江省阿城出土的“童子攀枝镜”，边款刻铸“上京巡警院”五字；在另一枚“牡丹花纹镜”上，边款刻铸“上京宜春县”五字。这些器物都是由宫府控制的铸铜作坊生产并经过官府“检校”的。尽管官府铜禁甚严，民间仍私铸出许多铜器，尤其是腰带和镜子。

　　煤的开采和使用这一时期更加普遍。元好问《续夷坚志》说，河南府渑池县产石炭，炭穴显露，兵士和百姓“随取而足用”。取出的石炭积累成堆，下面用柴火烧着，随即产生烈焰，冬天用来烤火取暖。河北磁州邯郸县路旁的酒铺，也以石炭“备暖”。南京城里许多“小民”家里都藏有石炭，用作燃料。当时烧瓷、炼铁等手工业也大量使用石炭作燃料。

　　女真族在建国前已经炼铁。金朝建立后，著名的产铁地区有云内州、真定府、汝州鲁山、宝丰、邓州南阳等。云内州盛产一种叫做青镔铁的铁器。近年，黑龙江省肇东县八里城曾出土金朝的七百多件铁器。辽宁省绥中县城后村金朝农村遗址也曾出土大批铁制农具。黑龙江省五道岭地区曾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金朝的铁矿和冶铁遗址。这些矿坑有十多个，最深达四十米，分采矿和选矿两个作业区。在铁矿东、南、西三面的山坡上散布着五十多处冶铁遗址，遗留下很多炼铁炉、炼渣、铁块和铁矿石。这些实物证明，这里是一处以五道岭为中心的从开采、选矿到冶炼的一连串生产过程完整的冶铁基地。在上京故城也曾发现过炼铁炉的遗址。

　　制瓷——制瓷业是金朝比较发展的手工行业之一。女真族在建国前，生活用具“惟以木刻为盂，楪髹以漆（髹音作xiū），以贮食物”。金朝建立后，辽、宋阳境内的瓷窑陆续恢复生产，女真族内地也开始建窑烧瓷。徐州萧县白土镇，北宋时邹姓窑户曾担任“白器窑户总首”，拥有三十多窑，工匠数百人。金熙宗时，这里的瓷窑继续生产。近年在白土镇发现一件瓷瓶，瓶上刻划着“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慈氏菩萨”，“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等铭记，表明在一一四一年前后，这里的民间制瓷业已相当发展。世宗以来，各地原有的瓷窑得到逐步恢复。著名的瓷器产地有钧州、耀州、真定府等。钧州的瓷窑烧造一种叫做“钧红”的器皿，象玫瑰一样娇艳，间以紫红和青蓝，色彩复杂。钧瓷一般为民间所用，至今传世较多。耀州瓷窑以生产青釉器为主，纹饰大多印制。定窑的所在地真定府，是《金史·地理志》唯一载明生产瓷器的地点。这里所产资器可能主要供宫廷和贵族享用。抚顺大官屯窑烧制黑釉器，产量很大，其产品在东北各地遗址中都有发现。瓷窑的规模也很大，奉圣州永兴县西南的磨石窑，窑内可以容纳五百人。烧瓷的技术也不比宋朝落后。耀州窑的一处遗址，面积达五百平方米，分为工作间、晾坯场、窑炉。窑炉作马蹄形，用耐火砖砌成，并在表面涂有耐火泥。烧窑的燃料已经广泛使用煤。金朝准许民间经营瓷窑，官府在各瓷窑所在地委派“抽分官”抽税。

　　造纸和印刷——河东南路所受战争创伤较轻，造纸、印刷业较为发达。稷山竹纸、平阳白麻纸曾经闻名一时。中都、南京、平阳、宁晋是金朝的刻书中心。《金史·地理志》记载，平阳府物产有书籍。官府在这里设置专门的出版机关，管理民营书坊和书铺。平阳一带的官僚、地主“家置书楼，人蓄文库”。绛州平水县著名书坊称“晦明轩”，曾刻宋人文同《丹渊集》四十卷及《通鉴节要》等书。中都的国子监刻印经史等大量书籍，发给各地学校，称为“监本”。官营或民营的刻书作坊也都刻印大批书籍。著名的赵城《大藏经》，共七千一百多卷，由民间集资雕造，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才印成。

　　金朝刻印的书籍，很少流传到宋朝。宋朝人称金朝的书籍为“北方板本”，有时按术板的材料称呼，叫做“北地枣本”。

　　火器制造——金朝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生产技术，可以说与南宋并驾齐驱，在北宋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世宗大定末年，太原府阳曲县郑村中社的李姓猎户，将火药装入陶罐，挂在腰间备用，遇见狐群，将药线点燃，“药火发，猛作大声”，因而捕杀了狐群（元好问：《续夷坚志》）。这种火罐不仅具有燃烧的性能，而且带有爆炸性。以后，在对宋、蒙的战争中，金朝的工匠自己生产出大批铁火炮。这些炮外形象匏（音袍páo）口小，用生铁铸成，厚二寸，作战时发射后，声如霹雳，震动城壁，威力很大（宋赵与��：《辛已泣蕲录》）。铁火炮后来又改进为“震天雷”，用铁罐装丄火药，用火点着，据说，“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音弱ruò）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还有“飞火枪”，用纸十六层做筒，简中装上柳炭、铁屑、磁末、硫磺、砒硝，用绳缚在枪头上，临阵时点着，火焰喷出枪前十多步。蒙古军在与金军作战时，最惧怕这两种火器（《金史·赤盏合喜传》）。金朝工匠在火药应用和火器制造方面的努力，为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造船——金朝船舶制造，比南宋较为落后。但由于内河航运、海上交通和战争的需要，造船技术仍然在北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海陵王时，官吏张中彦奉命建造巨舰。张中彦设计的“小样”（模型），不过几寸长，不用胶漆，而头尾用“鼓子卯”自相钧带。按照这件“小样”造出巨舰以后，本来要调发附近州县的百姓来拖曳入水。张中彦召集了几十名役夫，把巨舰附近的地势修治倾斜，然后取新的秫秸，密布于地，再以大木限其两旁，于凌晨霜降地猾，率领役夫将巨舰滑曳到河中（《金史·张中彦传》）。金朝的工匠还设计了一种适宜于北方严寒季节在河道中行驶的船只。蔡珪《撞冰行》诗：“舡头傅铁横长锥，十十五五张黄旗，百夫袖手略无用，舟过理棹徐徐归。”（《中州集》）这种专用撞冰的船舶，是近代破冰船的雏形。由于造出了这种撞冰船，过去船夫在寒冬“扬锤启路夜撞冰，手皮半逐冰皮裂”的艰苦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都水监吏人著有《河防通议》一书，书中“造船物料”节，详细记载当时造船以每一百料为基本计算单位，对打造一百料船所需材料都一一规定了件数，每件的尺寸和重量。在“装船斤重”节，还详细地记载了不同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装载量。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的造船技术较前有所提高。

商业 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金朝商业日益繁盛。金朝建国初年，各地的商业发展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当女真族原住地涞流河流域还是“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的时候，燕京三市已经“陆海百货，萃于其中”，贸易相当发达。以后，由于畜牧业、农业、手工业逐步发展，促使各地商品交换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城市和行、市——中都大兴府在海陵王正隆间成为国都后，水陆交通发达，人口猛增。中都皇城方圆九里三十步，外城三十多里。《金史·地理志》记载，大兴府共有二十二万九千多户。以每户五口计算，约有一百万口。中都在金初商业就已较为发展，城北三市是商业的中心。城内“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世宗时，商业更为发展。

　　南京开封府本是北宋都城，海陵王曾在南京营建宫室。世宗时，相国寺仍旧每月逢三、八日开寺，商贩集中在此贸易，宣德楼门下“浮屋”中买卖者甚众。一一五二年，共有二十二万五千多户。以后到章宗泰和时，又增加到七十四万多户。

　　其他城市，如成平府、东京辽阳府是“商旅所集”之处。河北相州“人烟尤盛”，城内秦楼街十分繁华，食店、酒楼甚多。河东上谷是进入山西的交通要道，这里“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家，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音柱zhù）”。“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成为商品集散地之一。据世宗时出使金朝的宋人记载，从黄河汤阴县以北，州县开始有城壁，市井繁盛，胜过河南。

　　金朝在商业繁盛的城市设置市令司，委任市令一员，正八品，市丞一员，正九品，职责是调整市场物价，监督商人使用的度量权衡和百货的估价。除中都设市令司以外，东京、南京、太原等地也设此官职。金朝城镇商业中的行，见于记载的有油面行、布行、银行等。参加同业商行的商人称为“行人”，同业商行的首领称为行头和引领，往往由大商人兼任，垄断本行的商业和控制小商人。

　　一般行人除受行老和引领的压榨外，还要受皇室、贵族和官僚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货物，往往在商行中“强市”。金朝接待宋朝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赠的礼品在南京出卖，“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见钱”。各地权贵也经常纵使家奴侵渔商铺，“名为和市，其实胁取”。

　　院务和商税——金朝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正、副使和都监各一人，负责征收商税、巡察逃税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税院务经常苛留商人和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因此，在一一六二年，世宗下令罢诸关征税。一一八○年，规定商税法，凡金银百分征一，其他货物百分取三。此后，商税率逐步提高。一二○七年规定，小商贩贸易的货物征钱百分之四，金银征百分之三。中都的商税额，世宗时为十六万四千多贯，章宗承安初增加到二十一万四千多贯。

　　货币——世宗时，商品交换的逐步发展，促使铜钱、交钞逐步增加发行量，同时，银铤的使用也日趋加多。

　　一一七八年，金朝在代州设监（后名“阜通监”），铸“大定通宝”铜钱，年产一万六千多贯。一一八七年，又在中山府曲阳县设利通监。以上两监，每年共铸钱十四万多贯。

　　因为官府掌握的和流通领域中的铜钱较多，世宗时交钞的发行量不大。一一八九年，有的官吏认为，交钞的使用有利于商旅远行，但每期交钞只能行使七年，不利于周转，因此建议朝廷废除“七年厘革之法”，使民间能够长期使用，如果交钞上的文字磨灭，允许到各地官库纳旧换新。

　　世宗时，国库积存大批金银，约可折钱一亿贯。这时，白银作为货币来使用还并不很多。但官府已经将白银铸成银铤，每铤重五十两，值铜钱一百贯。民间往往将银铤截凿成小块，流通支付。

　　榷场——金朝和宋朝、西夏以及北方少数族的经济联系，主要依靠榷场这一渠道。设置在宋、金分界线上的榷场，有泗、寿、颖、蔡、唐、邓、凤翔、秦、巩、洮、息等州府，还有专为宋人海上贸易准备的密州胶西县。设置在北边的榷场，最初有燕子城、北羊城，后来有庆州朔平、净州天山、丰州、东胜州、辖里尼要等。设置在金、夏边界的，有绥德州、保安州、兰州三处。各处榷场，根据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废置不常。金朝在各处榷场派出场官，“严厉禁，广屋字，以通二国之货”，每年所收税息，是国家财政中的一项重要的收入。金朝从宋朝购买的货物，仅茶叶一项，每年就要费银三十多万两。金朝官府从西夏、北方少数族输入的货品主要是马匹。大定时，金朝泗州场，每年收税五万多贯；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万多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时每年收税三万多贯，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二万多贯。

（三）封建剥削的加强与农民起义

　　当金朝处在奴隶制度统治下，奴隶主要扩大财富的占有，就必然要发动战争去掳掠奴隶，不断扩大奴隶的来源。而在封建的租佃制发展后，扩大土地占有，以剥削农民，便成为女真贵族主要的剥削手段。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金朝封建主不断地展开了土地的掠夺，并且不断地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赋税和徭役的剥削。

一、土地掠夺

占夺民田 转化为封建主的女真贵族，通过多种途径，大规模地掠夺土地。常见的现象，是所谓“豪夺民田”，即依仗权势，非法强占女真和汉族人民的田地，据为己有。租佃制的发展，女真猛安、谋克民户中，出现了“富强丁多者”和“贫难者”的分化。女真贫困户不能自存，便只有出卖田地给“豪民”。女真贵族地主通过买田，不断地兼并了大量的土地。贵族地主也还依仗权势，在官府授田时，占据上等的良田、腴田（肥田），而把贫瘠的田地拨给女真的贫民。

多占官田 女真贵族地主还使用各种手段，多占官田。女真旧制，牛一具、民口二十五，授田四顷四亩，但官员贵族却可恃势多占。世宗对左丞完颜襄说：“卿家原来只七具，现在定为四十具，你们还不愿意。”可见完颜襄占田早已超过四十具，即一百六十多顷。定制以外，朝廷还有对贵族的“赐田”。如太保阿里原曾被赐给山东地一百四十顷，又赐中都路田一百顷。贵族官僚住地迁移时，继续占有原住地的田地，又在新住地占田。如上京路宗室贵族迁徙到河间，由官府拨地后，仍不文还旧地，“两地皆占”。

冒占官田 金朝占据的大批官田，被“官豪”们租去，再出租给农民。年月既久，这些官僚地主们便把原来的官田，冒为己有，或者凭借权势，冒占强取。海陵王时，参知政事纳合椿年广置产业，留给子孙。世宗时，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椿年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三十余家，共占田三千余顷。山西的田地，也多被“权要”们占去，占田多的人家平均每口有田地三十多顷，以致平民无田可耕。中都和涿州各县大批官田，也被赵王完颜永中等四个王府冒占。世宗时，女真贵族、官豪冒占官田，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括田（刷田）贵族地主冒占官田，反映了他们和金朝官府之间的土地争夺。一一七九年（大定十九年）十二月，世宗派遣括地官张九思到各地拘括被民间占去的官田。张九思根据地名皇后庄、太子务等的田地，不论百姓有无凭据，一律指为官田拘刷。甚至秦汉以来的名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也都拘括为官田，结果是一般地主甚至农民的田地被官府强行拘占。而那些权势之家冒占的官地反而得免。一一八一年，世宗又令拘括豪家所占夺的官田。如对参谋合、温敦长寿等所占官地，除牛头地外，限给十顷，其余皆拘入官。山后招讨司括地也照此办理。同年，又在山东大规模地拘刷民田入官。世宗对官员们说：虽称民地，然无凭据，“括为官地，有何不可？”又说：“虽曾经通检纳税，而无明验者，复当刷问”。经过这样的拘刷，山东路拘括入官的田地即达二万余顷。梁山泊被拘为官地，附近民地也都被拘刷。农民被迫流亡。懿州一带，没入官府的田地有六万多顷。世宗的拘田，反映了朝廷与宫豪之间的土地争夺，一些小地主和农民的田地都因而被强占。广大田地更加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贵族地主的手里。

二、苛重的赋税和徭役

苛重的赋税 金朝的赋税基本上沿袭辽、宋旧制，分正税和杂税两种。对猛安、谋克部则只征牛头税。

　　正税，即夏、秋二税。夏税规定每亩农田征粮三合，秋税每亩征粮五升、秸一束（每束重十五斤）。交税的期限，夏税为六月到八月，秋税为十月到十二月。

　　杂税，主要是物力钱、铺马钱、军需饯、免役钱及黄河夫钱等。

　　物力钱——依据民间私有的田园、邸舍、车辆、牲畜、树木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取税钱，叫做物力钱。民间自己居住的宅院不征。猛安、谋克户和监户、官户在住所外，自置田宅，也征物力钱。遇有临时的差役，即按物力钱的多少摊派。

　　铺马钱——金朝设递铺，筑小坞，四角插黑旗作标志。凡朝廷有事，颁发金牌、银牌或木牌，调发递铺兵骑马传达。递铺所养马匹的费用要向民间征收，称“铺马钱”。

　　军需钱——一一六三年，世宗因“南征”军士每年所需军费一千万贯，官府只备二百万贯，不足的八百万贯向官户和民户征收。这是军需饯的开始。各地元帅府的开支本来就毫无节制，军需钱出现后，都以此名义向百姓勒索。

　　免役钱——山东、河南、陕西等路沿袭北宋旧制，州县按民间物力多寡征收税钱雇募司吏和弓手，称为“免役钱”。一一六三年，世宗下令罢征弓手钱，司吏钱依旧不变。

　　黄河夫钱——金朝黄河数次泛滥，河道迁徙不定。筑堤等工程所需民夫，大部分征发附近农民，此外又以治河名义征钱，称“黄河夫钱”，又称“河夫钱”。

　　预借——世宗初年，因朝廷经费不足，有的官吏建议预借河北东、西路和中都路的租税。《金史·食货志》记载，世宗认为“国用虽乏，民力尤艰”，没有同意。但实际上还是实行了，不仅上述三路，连河东南、北两路也实行顶借。据《龙岩寺记》说：一一六二年，转运司预借泽州陵川县民间三年租税，并强迫百姓运往陕西，以作为军粮，来回路程三千多里。（见《山右石刻丛编》）此后，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官府经费足用，渐少预借民间租税，但到金朝后期仍屡见不鲜。

　　通检推排金朝制定了繁重的赋税剥削制度。广大的各族农民交纳正税和多种杂税时，还要承受官吏们的中间盘剥和勒索，而且，官员、地主占据良田，只交轻税，农民只有贫瘠的劣等田，却要交重税。特别是物力钱，贵族、官员、地主们用各种办法隐瞒财产，逃避赋税。贫苦农民仅有很少的财物，却要负担很重的税钱。结果是：繁重的赋税都被转嫁到各族人民身上，贵族、官僚、地主们大量隐漏赋税，使金朝的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

　　金世宗多次派出官员去清查土地、核实财产，称作“通检”或“推排”。实行的结果，却又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灾祸。

　　——六四年，金世宗派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诸使在各路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张弘信通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妄加百姓产业几倍，百姓来申诉，立即严刑拷打，甚至被打死。一一六五年，有关官吏向世宗报告各路通检不均的情况，世宗下令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为标准“适中定之”。之后，又订出各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统一各路的通检标准。

　　一一七五年，离第一次通检已经十年，赋役仍然轻重不均，世宗第二次又派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

　　随着封建租佃关系迅速增长，女真族急剧分化后，猛安谋克户的地主和农、牧民的赋役负担也出现了严重不均的现象。一一八○年四月，世宗召集百官商议如何推排猛安谋克户的家产，以便遇有兵役时可以“均平”负担。右丞相徒单克宁、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枢密副使完颜宗尹认为：“女真人除猛安谋克仆从有差使外，其他人都没有差役。现在不需要推排奴婢、牲畜和土地的数目，只验现有的产业定科差就行了。”左丞相完颜守道等说：“只验财产的多寡，分成四等，依旧置簿籍科差，就能均平。”左丞蒲察通、右丞移刺道、都点检完颜襄反驳说：“必须通括各谋克人户物力的多寡，贫富之间的差别才判然分明。贫富分别清楚了，版籍就能确定。一旦官府有缓急，即可检验簿籍来科差，富者不能逃避，贫者不致增加负担。这与不管贫富一律科差的办法迥不相同。”又建议到农闲时，拘括土地和牛具等数额推排。世宗采纳蒲察通等人的主张，说：“每一谋克部人户的贫富，谋克怎么不知道？一猛安领八个谋克，各谋克奴婢人数多寡不等，一律科差，怎能均平？”“海陵王正隆时兴兵，朕的奴婢上万口，牲畜几千头，但不科差一人一马，这怎么能说平均！”十二月，世宗下令从中都路开始推排。据《金史·食货志·通俭推排》记载，一一八二年八月，又“诏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派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排中都路，接着又派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各路官员一起推排。九月，又因为猛安谋克旧有的簿籍不清楚，遇到签军、差役、赈济、户口增减，不以实报，下令在推排的同时，兼括户口。

　　一一八六年，世宗再次派吏部侍郎李晏等二十六人到各路推排物力。次年，李晏上奏所定全国物力钱数，共三百万多贯。

兵役和夫役 金朝封建制确立后，徭役大致可分为兵役、夫役两种。担任官职的品官全家免除杂役，只按物力所应交纳的部分出雇钱。纳粟补官而官阶还不够荫子孙的进纳官，各司吏人、译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等，都享有免除一身之役的特权。广大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则必须负担繁重的徭役。

　　兵役——北宋实行雇募制度，农民不必服兵役，比较能安定地从事生产。金初，在奴隶制统治时期，女真人当兵参战，“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①海陵王时，不仅女真族平民，连汉族、契丹族百姓也经常被签发当兵。撒八、移刺窝斡等人领导的契丹农、牧民起义，就是以金朝签发契丹人当兵作为导火线的。宋人楼钥一一六九年到一一七○年间出使金朝，在滑州胙城县遇到汉族人对他说：“我的女婿戍边，已十年不归，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装与之。”金朝“天使”往山东签兵，“人不肯从，执天使杀之”（《北行日录》）。这个故事反映了金朝强迫汉族农民服兵役的情况，也反映了汉族农民的反抗斗争。女真族向封建制过渡后，由于激烈的阶级分化，女真人民生活日益贫苦，要求安于田里，从事生产。一般富户也因为生活优裕，坐享田租，不愿当兵，或者用奴婢来代替自己服兵役。一一七○年，世宗说：“北边轮番戍守之人，每年冒着寒暑，往来千里，甚为劳苦。即使有一二匹牛马，一去即无还，而且夺其农事，不得耕种。”一一八○年，金朝规定戍边的军士，年龄到五十五岁以上，允许由其子或同居弟侄承替，以奴婢代戍者，治罪。世宗不断实行通检推排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核实各户物力，按籍征兵。

　　夫役——世宗时修治黄河，营建宫室，修筑城墙，运输官物，围场打猎等，无不征调民夫服役。世宗初年，就开始扩建宫殿，之后又不断兴工。他晚年承认：“省朕之过，颇喜兴土木之工”。世宗回上京大会亲旧，所过州县大发民夫，治桥梁，修驰道，沿途农民深受其害。仅蔚州一地专为世宗采集地蕈（音训xùn）的役夫就达数百千人。由于官府役使频繁，农民不堪其苦，经常全家外逃，或者出家为僧道，以逃避服役。

三、农民起义

　　世宗初年，金朝统治者交替使用血腥屠杀和“招抚”的两手政策，把汉族、契丹族等农牧民赵义镇压了下去。此后，女真贵族的封建统治相对稳定，农、牧民的阶级斗争也趋于低潮。但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会有斗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各种形式的反抗。《金史·石琚传》记载，一一七一年前后，民间“往往造作妖言，相为党与谋不轨”。表明广大人民不断制造革命舆论，互相联络，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准备推翻女真贵族的统治。但往往因为事机不密，被金朝所镇压。

　　大名府李智究起义——李智究是大名府僧人，决心反抗金朝的统治，领导群众举行起义。他假托化缘，跑遍大名、东平等路，鼓动信徒，组织骨干，计划在大定十一年（一一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攻下兖州，然后在峄山集合起义军，以“应夭时”三字为号，分别攻取东平各州府。到约定的时间，李智究派胡爱智等人攻打附近的女真猛安谋克军寨，夺取武器，被女真军士打败。与此同时，阳谷、东平等地起义军中出现了叛徒。起义军来不及集中。全军在各地捕捉起义军。起义军骨干四十多人被杀。一一七三年九月，李智究英勇就义。

　　冀、同、鄜、潞、绛、解等州农民起义——一一七二年，河东、河北等路出现了大饥荒，金朝统治者仅仅颁发了“所在开仓赈恤”的一纸诏书，却没有半点救济的实际措施，因此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北京曹贵、西北路纳合七斤、鄜州李方、同州屈立、冀州王琼以及洛阳县民，纷纷率领当地农民揭竿而起。世宗诏令元帅仆散忠义等人率军前往镇压。起义军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与金军展开英勇的搏斗。当强大的金军到达时，起义军就分散转移到各个山谷；当金军撤走时，起义军又聚集起来。金军找不到起义军的踪迹，就对各地村庄实行报复，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有时“连十数村屠之，戮及无辜”。各地起义军终于先后失败，领袖们英勇牺牲。

　　恩州、献州、密州等地农民起义——一一七二年后，金朝统治者进一步加紧对人民的控制。各地农民刚刚点燃起义的烈火，就被金军扑灭下去。一一七六年恩州邹四，一一七八年献州殷小二，一一七九年密州许通和济南刘溪忠，都曾发动当地农民举行起义，但都被迅速镇压下去，首领被杀。金朝统治者还极力箱制人民的言论，只要人民稍有不满的言论，即加以“乱言”

　　的罪名，予以处死，借此对反抗者实行威吓。一一八一年辽州人朱忠等、恩州人邹明等，一一八三年潞州涉县陈圆，就是这样惨死在金朝统治者的屠刀下的。

　　除上述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各地还有不少小股的起义队伍，前仆后继地反抗金朝的统治。滕阳军和沂州之间，有来二郎领导的起义队伍，长期在蒙山中坚持战斗。河北有任郎君、李川领导的起义军，入城夺取官物，发给缺用的贫民。徐州有江志领导的起义。东京还有僧法通组织的起义。

（四）民族间的融合与斗争

　　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年）正月，世宗病死，皇孙完颜璟即位作皇帝（章宗）。在世宗，章宗统治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女真族和汉族之间进一步加强了文化交流，推动着民族间的融合。

一、民族文化的变融

　　金朝初期，占领辽、宋地区后，推行女真文比。汉族居民逐渐学习女真风俗，男子都改穿女真服装。一一七○年，南宋使臣范成大出使金朝，回去后记述淮河以北的情况说：“居民久习女真风俗，态度、嗜好都变得一样。衣装眼制也是女真的式样。只有妇女的服装还没有改变”。女真族人民在和汉族人民长期相处中，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广泛影响，习用汉族的语言。海陵王依辽、宋旧制确立政治制度，又倡导汉文化，学作诗文。女真贵族中，汉文化更为发展。世宗时，从女真官员到各地与汉族杂居的猛安谋克民户，普遍地学习汉族的文化、风习。世宗一面继续倡导学习汉族的经史，一面又力求保持女真旧俗。他曾对契丹族大臣移刺子敬说：“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女真贵族、尚书右丞唐括安礼对世宗说：“猛安人与汉人，今皆一家，皆是国人也。”唐括安礼上朝，依汉人礼仪朝拜，不遵女真风俗。世宗斥责他：“每事专效汉人”，要他“讲本朝之法”。一一八四年五月端午节，世宗亲自到上京，说是为了让子孙们看看旧俗。世宗率领女真贵族在郊外射猎，又在宫中与亲王、公主、文武从官欢宴。宗室妇女和女真长老依女真旧俗起舞、进酒。世宗说：“我来了数月，没有一个人唱女真本族曲，我来为你们歌唱。”世宗歌唱祖宗创业的艰辛。女真族老人也随唱女真曲。世宗在上京居住一年后回中都，临行又告诫上京贵族，“勿忘祖先艰难”。世宗一再倡导保存女真风习，也说明汉文化在女真族中的发展，不可遏止。章宗在即位前，即学习汉字经书，喜好词章。章宗统治时期，汉文化在女真族中更加广泛地传播。

汉语的通用 语言是由于人们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历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作为征服者的民族，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被征服民族的交往中，如同他们必须采纳被征服者的社会关系形式一样，也必然要采用被征服民族的语言。“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　　①与汉人杂居的女真猛安谋克民户很快学会了汉语，女真贵族也学会了汉语，甚至不再会说女真语。世宗曾对太子和诸王说：“你们自幼习惯汉人的风俗，不知道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也有不通晓的。这是忘本。”世宗规定：皇宫卫士不通女真语的，必须勒令学习，不准讲汉语。一一七八年，章宗十一岁时进封金源郡王，世宗命女真进士完颜匡和司经徐孝美等教他学汉字经书，又学习女真语和女真小字。一一八五年，章宗封原王，用女真语谢封。世宗大为感动，说：“朕曾命诸王学习本朝语，只有原王说得好，朕很赞赏。”这件事说明，虽然有世宗的命令，女真诸王贵族能说女真语的人仍然很少。汉族语言日益成为女真族通用的语言。

尊孔读经 金初进军曲阜，金兵对着孔丘像骂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汉族）之无。’是你说的吗？”放火把孔庙烧毁。金兵又要掘孔丘墓，被宗翰制止。金熙宗开始尊孔，在上京立孔庙，亲自去拜祭，又封孔丘的后裔孔璠为衍圣公。海陵王志在灭宋，轻视儒学。世宗又大力尊孔崇儒，修孔丘墓，立“宣圣庙碑”。章宗即位前，熟读《尚书》、《孟子》，认为是“圣贤纯全之道”；即位后，下特旨修孔庙，廊庞用碧瓦，石柱雕龙纹，修建厅堂、庙学等四百多间，袭封衍圣公的孔元措描写道：“方之前古，于此为备。”章宗又下诏各州县建孔庙，避孔丘名讳。孔丘在金朝，被抬高到和宋朝相同的地位。

　　世宗时，朝廷设立译经所，用女真字翻译汉文经史。一一六五年，翰林侍读学士徒单子温译成《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进献。这些书籍最先译成，显然是由于辽时已有契丹字译本。金世宗时，女真字与汉字对译，都要先译成契丹字，然后再转译。女真文本是从契丹字译来。次年，又译《史记》、《汉书》。一一七五年，世宗再次下诏翻译经史。一一八三年，译经所进呈《易经》、《尚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庸书》的女真字译本。世宗对宰相们说：“朕之所以命令翻译五经，是要女真人知道仁义道德所在”。章宗时，专设弘文院译写儒学经书，命学官讲解。一一九一年，规定今后女真字直译为汉字，罢废契丹字。翻译汉文经史，是在提倡汉文化的同时，推广女真字的应用。但随着汉语的通用，女真贵族多已识读汉字。汉字书籍仍然在女真族中广泛流行。

　　《金史·文艺传》说：“世宗、章宗之世，儒风大变，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甚多。”金朝以科举取士，汉人进士有词赋、经义等科，着重于词赋。女真进士，考试策论，用女真字答卷。一一六四年，设女真学，由诸路猛安谋克部子弟中，选三千人学习女真字经书。一一七三年，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女真贵族或“有物力家”即地主、官员的子弟，选充国子学生或府学生。学校教授经书，科学以经书为标准，更加促成了儒学传播。一一八六年，世宗还规定，女真贵族如不能读女真字经书，即不准承袭猛安、谋克。章宗诏令三十五岁以下的女真亲军，必须学读《孝经》和《论语》。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世宗及章宗在定居汉地后，倡导女真族学习汉文化，乃是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是进步的措施。但金朝的统治也随之日益衰弱了。

文艺的交流 金朝初年，女真族的乐器只有鼓、笛两种，歌咏只有“鹧鸪”一曲，“高下长短，鹧鸪二声而已”。进入宋境后，金军掠取宋朝教坊的乐工、乐器、乐书，汉族的音乐在女真族中迅速传播。世宗时，据出使金朝的宋朝使臣记载，金世宗设宴招待宋、夏使者，乐人学宋朝，但服装不同。近年，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出土一件舞乐浮雕石幢，上刻一群高歌狂舞的人物，其中乐工使用的乐器，有箫、琵琶、笙等，都是汉族常用的乐器。

　　海陵王在即位前，即学作汉诗，曾为人题扇：“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南下侵宋时，在扬州赋诗，有句云：“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海陵王立志灭宋统一，作诗言志，笔力雄健，气象恢宏。章宗酷爱诗词，制作甚多，但意境只在宫中生活，近似宫体诗。如：“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章宗也有以扇为题的词：“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绦更结同心扣。金殿日长承宴久，招来暂喜清风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把龙骨扇和宫女联系一起，诗风纤巧绮丽，与海陵王的意境大不相同了。在章宗的倡导下，女真贵族官员也多学作汉诗。豫王允成（世宗幼子）的诗歌，编为《乐善老人集》行世。下至猛安、谋克，也努力学诗。如猛安术虎玹（音悬xuán）、谋克乌林答爽都和汉人士大夫交游，刻意学诗。

　　章宗在金朝皇帝中，是汉文化最高的一人。一一九四年，章宗依据宋朝《崇文总目》，下诏购求缺少的书籍。一二○一年，又令官员购求遗书。藏书家不愿卖给官府者，可以誊写后交还，给价一半。章宗又是汉族书法和绘画的爱好者。宋朝南迁时，金兵入开封，宋朝皇室收藏的古代书画，多被金朝运走。章宗又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散落在民间和南宋收藏的书画名品。朝廷设立书画院，应奉翰林文字王庭筠（汉人）任都监。王庭筠书法学米芾，又善画山水墨竹，与秘书郎张汝方等鉴定金朝收藏的书画，分别定出品第，共达五百五十卷。传世的名作，加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怀素《自叙帖》，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尉迟乙僧《天王像》，李思训、张萱、王维、董源的画卷，以至宋人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墨迹，都归章宗所有。章宗力学宋徽宗瘦金体书，为收藏的书画题签或题词。收藏书画在贵族中一时成为风气。

礼乐衣装 金朝初期，依女真风俗制度。进入汉地后，逐渐采用辽、宋旧制，但仍无规定的礼制。世宗时，开设“详定所”，命官员参校唐、宋典制沿革，议定礼制。又设“详校所”，审议乐制。议定礼乐，汇集编次。章宗时，编成《金纂修杂录》四百多卷。一一九五年，礼部尚书张��等又编《大金仪礼》，进呈章宗。章宗时，郊祀（祭天地）、宗庙祭祀、朝参、常朝（日常朝见皇帝）、为皇帝祝寿等都依仿唐、宋时汉族的旧制，规定了一整套的礼仪制度。只有重五（五月初五）、中元（七月十五日）、重九（九月初九）”拜天”等仍保存女真的旧俗。在确立礼仪的同时，又依唐、宋制度，采用汉乐（雅乐），命在开封的乐工制作辰钟等乐器。皇帝寿庆和宴请使臣，以渤海人、汉人教坊演奏散乐。

　　章宗时，又规定各地对伏羹、神农、轩辕、少吴、颛顶、高辛、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等“前代帝王”，三年一祭，借以表明继承汉族的传统统治。又建造武成王庙，以金朝创业功臣宗雄、宗望、宗弼等配祀。孔丘庙称宣圣庙，祭祀也有定制。

　　金熙宗入燕京，开始仿汉制，服冠冕，设法驾仪仗。世宗时，规定百官公服（朝眼）制度，按照不同的品级，穿着不同颜色和花纹的官服。朝参时，百官穿汉制的官服，都按汉人礼仪朝拜。穿便服（常服）时，则用女真礼朝拜。世宗、章宗时，仍保存女真捺钵制，率领百官去春水、秋山射猎，官员仍着女真骑射的服装。

　　女真人民长期与汉人共居，女真妇女多改穿汉人服装。一二○七年，章宗下令禁止“学南人装束”，说明女真人日常的装束也多在学汉人。

　　金朝女真贵族占领了汉族人民居住的地区后，女真族在与汉族人民长期相处中，逐步地接受了汉族的语言、文化。世宗、章宗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女真猛安谋克民户的大批南迁，汉文化在女真族中更为普遍地传播和发展。女真、汉族人民，居住在共同的地域，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并且逐渐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特别是和汉族人民生活在一起的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越来越多的人和汉族通婚。章宗即位后，即承认这种通婚的合法。一二○六年，又正式下诏，准许女真屯田军户与当地居民互通婚姻。女真、汉族通婚，民族间的融合更加快了。

二、对北方鞑靼等族的战争与对宋战争

　　章宗统治时期，女真、契丹和汉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日益呈现出融合的趋向，但北方的一些游牧族的发展，却日益构成了对金朝的威胁。南方的宋朝也发动了对金朝的北伐。

对北方鞑靼等族的战争 辽道宗统治时期，游牧于北方的鞑靼（塔塔儿）遭到辽朝的攻击，部落联盟长磨古斯被杀，联盟解体。鞑靼各部落在呼伦湖与贝尔湖之间的乌尔逊河一带活动，仍是一个强大的游牧族。原住在这一地区的蒙古族，遭到鞑靼的压迫，孛儿只斤等部落被迫向西迁徙到三河源头。广吉刺（宏吉刺）和合底斤（哈答斤）、山只昆（散只兀）等部南移到贝尔湖一带。他们都处在金朝的统治之下。

　　早在金太宗时，辽降将耶律亲睹叛金，逃入鞑靼。鞑靼射杀余睹。熙宗时，鞑靼诱捕蒙古部落长俺巴该，把他献给金朝处死。蒙古部落在呼伦贝尔一带出击复仇。金朝先后派出完颜希尹、宗磐和宗弼等大将领重兵“北征”。世宗时，鞑靼仍向金朝贡，拥戴金朝的统治，是北边最为强大的一族。

　　一一九四年，蒙古合底斤、山只昆等部落在边地侵扰。章宗派夹谷清臣在临满府行尚书省事，出师征讨，选调上京等九路乣军（各民族军）三万人，并命令鞑靼出兵助战。次年，夹谷清臣命移刺敏、完颜安国出兵呼伦湖攻下敌营十四。鞑靼部长斜出出兵，配合作战，掳获大批羊马、物资。夹谷清臣谴责斜出掳掠，鞑靼因而起兵抗金。

　　金章宗派右丞相完颜襄自临潢出兵，进攻鞑靼。一一九六年，完颜襄与完颜安国等分两路进兵，至龙驹河被鞑靼包围，三日不得出。完颜襄乘鞑靼不备，夜间突围，掳获鞑靼车帐牛羊。鞑靼退走。完颜安国追击鞑靼至斡里扎河。蒙古孛儿只斤·乞颜部长帖木真（成吉思汗）与克烈部脱斡邻等出兵，追至斡里扎河夹攻，杀鞑靼某部落长蔑古真。金朝加给帖木真以扎兀惕忽里（乣军统帅）的名号，脱斡邻以王罕（汗）的名号。

　　一一九七年，鞑靼再次起兵抗金。完颜襄屯兵北京，向临潢府进发。次年二月，鞑靼部长斜出至抚州投降。

　　广吉刺等部也在边地骚扰。驻军秦州的完颜宗浩请求出兵攻广吉刺。一一九八年，宗浩派遣主簿完颜撒领军二百为先锋。金兵至，广吉刺部不战而降。宗浩北上，进攻合底斤、山只昆等部，至呼歇水。合底斤部长白古带、山只昆部长胡必刺降金。宗浩又进击山只昆的属部迪列土，斩首三百，掳获牛羊一万二千。合底斤部渡移米河西逃。完颜撒与广吉刺部长追击，获胜，又击败移米河的婆速火部。

　　金朝连年出兵，征服了北方的各族。随即采取了两项重大的措施，来巩固北方。一是采纳宗浩的建策，把原来设在泰州的东北路招讨司，迁移到金山，并增设副招付二员，来加强边防。一是修筑壕障，以防御游牧族骑兵的骚扰。世宗时曾在临潢府路修壕，但开掘后即被流沙堵塞。完颜襄击退鞑靼后，亲自督率军夫、民夫，从临潢府路左界到北京路开掘大壕，五十天完工。西京路的西南路也按此办法筑垒开堑，连绵九百里。西北路对世宗时修筑的壕堑，加筑了女墙。据近年考古调查，金临潢府路至北京路的壕沟还存有遗迹：壕深三至四米，宽达十几米，壕内侧筑有墙、堡，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镇压各族人民的起义 当金兵北上，与鞑靼等族作战时，边地的契丹等族发动了反抗金朝统治的起义。一一九六年十一月，特满群牧契丹人德寿、陶锁等占据信州反金，建立年号“身圣”，远近震动。陶锁等进攻韩州、懿州。金懿州宁昌军都统孛迭领骑兵万余镇压，起义军数万迎战，败走。完颜襄北上进兵时，发上京兵六千驻守北京。完颜襄派临潢府总管乌古论道远、咸平府总管蒲察守纯等分道迸兵镇压起义，德寿战败，被捕送京师，起义失败。

　　在德寿等起义时，由北方各少数民族组成的乣军起而响应，转战锦州、懿州等地，被孛迭军击败。起义被镇压后，完颜襄认为“乣虽杂类，亦我之边民”，把边地散居的诸族（诸乣）迁居到京师附近，以防止他们与契丹人联合反抗。一一八九年，参知政事移刺履（契丹人）曾建策，契丹奴婢所生子女，一律放免作良民。章宗不予采纳，而只对契丹二税户拘括放免。一一九0年，北京等路共放免二税户一千七百余户、一万三千九百余口。被统治的契丹户中仍有大量驱奴。德寿等起义后，完颜襄奏请量存一定口数，其余由官府赎免作良民。契丹族驱奴经过起义斗争，获得了良民的地位。

　　在契丹、乣军起义的同时，山东一带的汉族农民也发动了武装起义。一一九七年，山东大旱。山东及河北泽州、潞州的农民举行起义，发展到一万多人。金章宗派张天翼等领兵去镇压。金军到潞州，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张天翼被起义军杀死，金军残部逃住天井关。山东、泽、潞的农民起义，给予金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对宋战争 金朝征服北方鞑靼等族和镇压各族人民的起义后不久，南方的宋朝发动了对金的战争。一二○三年，宋朝使臣邓友龙到金朝，得知北方诸族的战事，回报宋宁宗、韩仛胄。金、宋边境的汉人也不断有人“跳河子”，越境投宋，报告金朝困于北方的战事和人民的饥困情况。韩托胄得到抗金将领辛弃疾等人的赞助，决策对金开战。一二○五年，宋朝在边境作行军的部署。宋、金不断在边境发生冲突。五月，金章宗命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防备宋朝，这时的金朝无意也无力与宋朝作战。八月，又罢宣抚司。一二○六年初，章宗告诉宋使陈克俊，金朝已罢宣抚，意在息战。

　　一二○六年四月，未军集合重兵出战。章宗以仆散揆领行省于南京（开封），便宜从事，以纥石烈执中为都统，完颜撒刺为副，征集各路兵迎战。宋军先后攻下泗州、虹县、新息、褒信、内乡、颖上。五月上旬，宋宁宗正式下诏北伐。金章宗也祭告天地、太庙，下诏南征。以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剧元帅，陕西兵马都统使完颜充为元帅右监军，又以枢密副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金、宋战争展开了。

　　五月中旬，宋军攻宿州，金安国军节度副使纳兰邦烈中流矢，负伤。宋郭倬、李汝翼率军继至，遂围宿州。纳兰邦烈再战，得胜，宋军退守蕲州，宋将田俊迈被擒。六月初，宋李爽部围攻寿州，与金军激战，李爽军大败。金军也损失惨重，同知军州事蒲烈古战死。两军相峙。章宗下诏彰德府保护韩仛胄曾祖韩琦坟墓，不得破坏，禁止樵采。金朝仍意在谈和。

　　宋军作战无功，韩仛胄罢免指挥军事的苏师旦，改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丘崈退军不战。宋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密通金朝。金军向西线进攻。八月，来四川宣抚使程松攻方山原，被蒲察贞击败。九月，蒲察贞进兵攻夺和尚原。宋将冯兴、杨雄、李珪等入秦州，金陕西都统副使完颜承裕等败宋兵，斩杨、李。

　　形势迅速变化。十月间，乎章政事仆散揆统率诸道金军，分路南下，展开反击。仆散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颖、寿，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子仁以兵三万出涡口，元帅完颜匡以兵二万五千出唐、邓，左监军纥石烈执中以山东兵二万出清河口，右监军完颜充以关中兵一万出陈仓，右都监蒲察贞以歧、陇兵一万出成纪，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以汉、蕃步骑一万出临潭。十月底，纥石烈执中自清河口波淮，围攻楚州。十一月，完颜匡攻下枣阳军、光化军、随州，进围德安府，别部攻下安陆、应城、云梦、孝感、汉川、荆山等县。仆散揆攻下安丰军，围庐州。纥石烈子仁攻下滁州、真州。完颜纲攻下祐州、岷州荔川等城。蒲察贞攻下西和州。金南侵军全线获胜。十二月，吴曦向完颜匡投降，金朝封他为“蜀王”。完颜匡进攻襄阳，完颜充攻下大散关。丘崈遣使求和。金军虽然节节取胜，但士兵战死、冻死，饿死者极多，损失颇重，决定自淮南退军北回。留数千人在濠州待和。

　　一二0七年初，仆散揆还军下蔡，不久死在军中。左丞相完颜宗浩兼都元帅。宋使方信孺来谈和。二月间，四川宋军杀吴曦，反攻金军。三月，宋军收复阶州、西和州。四月，又攻下大散关。宋李好义部围攻秦州，同知府事尤虎高琪领兵解围。九月，宗浩死于军中。尚书左丞仆散端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完颜匡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当金军在川陕失利的形势下，十一月间，宋朝史弥远等发动政变，谋杀了韩仛胄、苏师旦，向金朝求降。宋向金增岁币三十万两、匹。金宋之战，以宋朝的投降而结束。

（五）社会经济的衰落

　　章宗时，官僚政治的腐败，酿成了黄河三次大决堤，大批耕地被淹，沿河农村受到严重破坏。对外战争频仍，军费日增，使金王朝出现了财政危机，于是滥发交钞和银币，清查隐田漏税，括田等等，就成了扩大财源、增加收入的“千金良方”。随着租佃制的发展，女真猛安谋克上层分子竞相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变成披甲的封建地主，猛安谋克部的战斗力大为减弱。这时期，汉族大地主的势力也有所发展。女真地主和汉族地主勾结一起，肆无忌惮地压迫和剥削广大农牧民，在世宗时一度获得发展的社会经济日益衰落了。

黄河泛滥 章宗时，黄河三次大决堤，造成了严重的灾害，黄河河道的南移也更成为定局。

　　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年）正月，黄河在曹州小堤之北决溢。

　　一一九三年六月，黄河又在卫州决堤，大名、清州、沧州都遭水淹。洪水北流，冲垮长堤十多处，河水平地漫灌，泛滥成灾。十一月，章宗采纳河平军节度使王汝嘉的建议，派官员调查黄河南、北两岸有无排水和贮水之处，并在济北埽以北建筑月堤。明昌五年（一一九四年）正月，都水监丞田栎（音粒lì）不同意王汝嘉的方案，向章宗献策：在黄河北岸墙村开一口子，使河水流入梁山泊故道，仍旧使南、北两条清河分流。但北清河旧堤久修未完，应当规定年限加固大堤，在梁山泊故道居住的屯田军户，应当迁走。先在黄河南岸王村、宜村两处决堤导水，使黄河长堤得到固护。田栎的治河方案事后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但在当时，却遭到尚书省的非议，大臣们也提出反对，说：“黄河水势不同寻常，变化不定，不是人力可以斟酌、可以指使的。而且梁山泊淤填已高，北清河窄狭不能容纳，如果使大河北入清河，山东必受其害。”章宗因而否定了田栎的方案。

　　一一九四年八月，黄河在南京阳武故堤决口，滔滔的洪水吞没了封丘县城，向东南奔泻，到寿张冲入梁山泊，又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泗水入淮，侵夺了淮阳以下淮河的河道。这时，由今天津附近入海的黄河北流完全断绝。这次历史上少见的大水灾，是由于金朝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而造成的。在这次水灾前，如果章宗采纳田栎的治河方案，付诸实行，就可能避免发生这场大灾难，减少损失。在这次水灾前，专管治河的都水外监官员冗多，遇事互相推托，否则就是争功邀赏，议论纷坛，不切实际。巡河的官员大多是由监官推荐的各司吏人，或因老病，或逃避别的繁重工作，行贿请托而充任的，所以都不称职。尤其是都水监官王汝嘉，对自己的职责“殊不加意”，眼看水势趋南，不预先经画，留守司屡次报告河水险情，他仍一再拖延，终于酿成了这次纵黄夺淮的大水灾。决堤后，王汝嘉等人被降官罢职。对奔腾咆哮的洪水，金朝统治者束手无策，仅仅调集民夫在孟阳河堤和汴河堤岸作些填筑修补的工作，使洪水不至于浸没南京而已。这场大水灾，使山东、河北、河南等路黄河两岸的大批农民丧失生命，幸存者流离失所，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财政的困难和纸币、银币的滥发水灾频仍，生产停滞以及官僚、贵族的大肆搜括，使官府收入日趋减少；对外战争连年不断，使官府军费与日俱增，金王朝财政出现了“所入不充所出”的窘境。

　　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章宗逐渐改变世宗时的做法，开始大量发行交钞。正如《金史·食货志》所说：“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一一九七年，因为交钞发行过多，民间常常拒绝使用票额在一贯以上的“大钞”，官府不得不以票额在七百文以下的“小钞”来回收部分“大钞”。承安三年（一一九八年）正月，金朝命令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凡是一贯以上的交易，必须使用交钞和宝货（银币），不准用铜钱。九月，因为百姓都把“小钞”换成铜钱，交钞无人愿意接受，规定亲王、公主、品官存留现有铜钱的三分之一，民户存留一半，其余限期十天换成实物。这时，还发行“三合同交钞”，强迫民间使用，官府只管发行，不管回收。直到一二○二年，金朝才允许百姓在交税时使用这种交钞，但以税额的十分之一为限。交纳铺马钱时，才允许税额的半数可以交纳这种交钞。由于统治者不断在钞法上玩弄花样，愚弄和剥削百姓，因此百姓“往往怨嗟，聚语于市”。泰和七年（一二○七年）正月，章宗面告御史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三百贯，”同时，规定官府以后不得支出“大钞”，民间现有的“大钞”可向官府换取“小钞”及铜钱。七月，又规定民间交易、典质额在一贯以上的，全用交钞，不得用钱。尽管金朝统治者对交钞柞了种种规定，但民间仍然不愿使用，甚至连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外出巡按，也认为大钞“难以支用”而让人换取现钱。对于这种胆敢不愿使用交钞的官员，御史以其“沮坏钞法”而加以弹劾，章宗更认为是“情不可恕”，给予严惩。

　　章宗时，交钞的发行总额和贬值憎况，记载缺略。但从一二一○年金朝用八十四车交钞作为军赏，可知交钞所值无几。《金史》的编者慨叹说：“兵衄（音nǜ）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

　　由于流通领域中铜钱不够使用和文钞发行过多，而官库中贮藏着价值一亿贯铜钱的金、银，所以从一一九七年起官府正式发行银币，称“承安宝货”，自一两到十两共五种，每两折铜钱二贯。这是汉武帝以来第一次正式发行银币。官府规定银币和交钞相兼使用。但发行不久，发现民间大批私铸的“承安宝货”，杂以铜锡，中都为之“闭肆”。于是又不得不在承安五年（一二○○年）十二月下令停止铸造和使用。

通检推排 章宗即位后，有十多年没有进行通检推排，女真地主和汉族地主乘机加紧掠夺土地。平章政事完颜匡除拥有由朝廷“拨赐”的“家口地土”外，还在济南、真定、代州等地攫取“上腴田”，百姓的“旧业”多被夺走。章宗宠妃元氏之兄仗势霸占大批水田。分散在各地的屯田女真贵族和猛安谋克上层分子也大多“包取民田”。他们凭借权势，逃避赋税。贫苦农民虽然仅有少量土地，却要负担繁重的赋税。加上西北边境少数族不断侵扰，金朝对女真猛安谋克户和其他民族的百姓调发频繁，“贫户”日益增加，纷纷逃亡。一一九七年十月，章宗不得不下令通检全国物力，规定：凡已经典卖物业者，只随物业“推收”（把原有物力钱数推割给典买者）；分家异居者，允许另立户籍；困弱者可以减免，新富强者适当增添。又规定：应一切从实，不必凑足原额；边境被侵扰的地区，暂时不实行推排。各路推排时，由朝廷差官一员，与各路提刑司所派官员一起进行。一一九八年九月，尚书省奏报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钱，共计二百五十八万六千多贯。原额为三百零二万二千多贯，这次对贫乏者减免了六十三万八千多贯，又对新富强者增加了二十万二千多贯。

　　一二○一年八月，章宗下诏推排西京、北京、辽东三路人户的物力。泰和二年（一二○二年）闰十二月，章宗认为，推排物力时，官府既要询问人民的浮财物力，又要核实分等，事繁期迫，难以得实，命令尚书省拟订“人户物力随时推收法”，让民间典卖产业时，随时“推收”物力钱。一二○六年十一月，下诏制定各州府“物力差役式”。一二○八年九月，再次派吏部尚书贾守谦等十三人，分别与各路按察司官员一起推排民户物力。章宗召见十三名使臣，指示他们在推排时，对“新强户”增加的物力不要添足，要“量存气力”，对“销乏户”也不要销而不尽，否则留下一些物力，仍旧负担不起。

括田 由于对北方鞑靼等族战争的屡次惨败，金朝大臣们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女真屯田户土地太少，无以养赡，不免饥寒，因而缺乏斗志。他们主张再次括刷民间逃税的土地，分授屯田户，以鼓舞士气。一一九一年，章宗下令各地属于官府的闲地，百姓已租佃者仍旧，未佃者即交给屯田猛安谋克户。一二○○年，又命枢密使宗浩、礼部尚书贾铉佩带金符，行省山东、河北、陕西等路括籍被百姓“冒占”的官田，共得地三十多万顷。女真屯田户在领取官田时，多冒名增口，或者“包取民田”，使百姓“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莒州刺史某人在括田时，指使其奴婢控告临沂百姓冒占官地，前后发出赏钱三百万，先付给官钱，然后向百姓征取，百姓苦不堪言，纷纷逃亡他乡。括田的过程中弊端百出，所括之田不仅包括百姓冒占的官田，还有大批百姓的私田。参知政事张万公曾向章宗上书极谏，反对括田，指出：“夺民（田）而给与军，得军心而失天下心，其祸有不可胜言“。”又说：实在不得已，就把括到的田地，招募百姓种莳，以所入田租供养军队，则军队有坐获之利，而百姓无被夺之怨。章宗不予采纳。由于北方战争的失败，女真族猛安谋克屯田军陆续南迁，官府经费枯竭，就把括田当作封建国家维持猛安谋克屯田军生活和筹措军费的主要手段。

猛安谋克的衰落 章宗统治的二十年间，女真族基本完成了封建化。在此期间，猛安谋克军事组织的名称虽然依旧保留，但由于其内部生产关系的变化，猛安谋克部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国家的职业军队，猛安谋克变成了披甲的封建地主。

　　女真贵族、官僚和猛安谋克上层分子竞相兼并土地，招募农民佃种，掠取地租。但长期不劳而获，生活腐朽糜烂，既不会生产，又不会打仗，完全变成一批“不耕不战”的寄生虫。这是不利于金朝统治阶级“长久之计”的。因此，金王朝多方限制女真屯田户出租土地。章宗在一一九0年三月规定：女真屯日军户所受的田地，只许自家耕种，实在劳力不足的，才允许出租，只随地所产交租。如佃户愿意折钱交租，要根据佃户自愿。如果人户不愿承佃纳租，也不准强迫。但是，在女真族内部，租佃关系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一二0四年九月，章宗不得不放宽对女真屯田户出租土地的限制，制订“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它规定，女真屯田户在所拨授土地十里以内，每丁必须自种四十亩，多余的土地方许“便宜租赁及两和分种，违者钱业还主”。准许女真屯田户出租定额以外的土地，租佃方式由出租者决定，或者采取主、佃分种即分成租制的办法。这就等于是宣布了女真猛安谋克户出租土地的合法性。

　　从很少的有关史料中，已经反映出这一时期女真猛安谋克户在转变为地主后，穷凶极恶地掠取地租。元好问撰赵雄飞墓碑记载，长垣县百姓租种女真“镇防军”的土地，即使遇到水灾，土地被淹淤积，不曾耕种，镇防军依然“恃势征租，不少贷”。佃农无处控诉，听任其欺压，有的甚至被抢走了耕牛。

　　女真上层分子转化为地主后，逐渐失去原来慓悍善战的习性，普遍变得游手好闲起来。有些人则崇尚汉族文化，吟风弄月，舞文弄墨，以考取“进士”为最大荣誉，把世袭猛安谋克这一军官职务看成是有失自己高贵身分而去充当纠纠武夫的一种莫大耻辱。上京人赤盏尉忻本应世袭父谋克职，但他不愿做谋克，却一心去投考“策论进士”。象赤盏尉忻这样的女真族上层分子并不是个别的。章宗在明昌初年首次允许猛安谋克参加进士考试，考试的科目有策论和射击，以此来决定科甲的高下。但章宗对猛安谋克投考进士并不十分鼓励。太傅徒单克宁曾经对章宗说：“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章宗以为至当不移。

　　章宗时，猛安谋克普遍骄横不法，军纪松弛，士气低落，在抵抗北方少数族奴隶主侵扰的多次战争中，显示出猛安谋克部的战斗力极弱。为了消除这些弊病，恢复猛安谋克户从前的“材武”，改变“专务游情”、漫无纪律的现状，章宗颁布了一些法令。一一九五年五月，命令各路猛安谋克在农闲时讲习武艺，由本路提刑司监督，对惰怠者予以惩罚。承安五年（一二OO年）正月，规定猛安谋克“军前怠慢罢世袭制”，惩治遇敌作战不力的世袭通安谋克。五月，规定猛安谋克“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制”，严办在各地残杀百姓的猛安谋克。八月，改定镇防军“犯徒配役法”，对犯法判处徒刑的猛安谋克镇防军重新规定了服苦役的办法。十二月，规定“管军官受所部财物，辄放离役及令人代役法”，限制军事长官受贿不法的行为。一二0一年三月，又改定镇防军猛安谋克“放老入除格”。八月，规定猛安谋克改隶按察司，由按察司的长官专管“教习武艺”。一二0八年四月，下诏改定猛安谋克“承袭程试格”。对镇防军猛安谋克退伍后授宫、猛安谋克的统属以及一般猛安谋克承袭考试的办法作了一些改订。

　　章宗以前，金王朝为了保持女真上层分子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禁止女真人和其他民族通婚。这是一项孤立自己的落后政策。加上女真猛安谋克在各地屯田时，往往为非作歹，欺压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的农、牧民，促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逐步激化。一一九一年四月，尚书省改变金朝的传统做法，向章宗提出：“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一二0六年十一月，章宗下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章宗的诏令使女真族和汉族通婚合法化，从而加速了女真族“为被征服者所同化”①的过程，也加速了女真猛安谋克制崩溃的过程。

汉族大地主势力的发展 在女真族基本完成封建化变革的同时，汉族大地主势力也乘机发展起来。山东济州任城县地主成进，在金朝初年率领同族几十户，占据山险，建筑堡寨。成进自为“寨长”，组织地主武装，专与“群盗”（指农民抗金队伍）为敌，被裹胁到寨中的农民达一万多人。金朝济州官吏勾结成进等人，替成进向朝廷报功，被授予进义校尉官衔。成进等人的子孙到章宗时，靠着对当地农民的剥削，“积年殷富”，成为济州的“豪土”。任城县还有“巨族”李氏，在世宗时曾有五人以“特恩”被封为进义校尉。到章宗明昌时，李氏散居各村，“例为甲、乙户”，所占良田“阡陌连接，鸡犬相闻”，平时“生产温厚，衣食充羡”。恩州地主刘马三以经商致富，千方百计兼并民田。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山西孝义、侯马等地的大地主，生前肆意压榨农民，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死后大办丧事，建造地下小宫殿，尽情地挥霍。一一九八年，汾州砖匠史贵为一家地主建造的砖墓，在四壁上塑造了墓主人和婢仆的生活情景。这种砖墓由砖匠设计、雕造，烧制而成，再用榫卯嵌装，一二一○年，侯马董氏兄弟建造的砖墓，装饰最为华丽。墓中四壁砌满雕砖。北壁雕堂屋三间，明间设曲足花桌，上置牡丹盆花，桌两旁坐墓主人夫妇，两侧立侍童、侍女。北壁正中还砌有小戏台一座，戏台上有五名涂彩杂剧砖俑，排成一列，正在作场。这些富丽的地下建筑，正是这一时期汉族大地主加紧兼并土地，肆意追求财富，过着穷奢极侈生活的直接证据。

第三节 蒙古南侵和金朝的衰亡

　　女真贵族建立的金朝，在统治了封建制的辽和北宋地区后，由奴隶制较快地转向封建制，因而在广大的领域里出现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但随着女真贵族地主的腐朽，金朝的统治迅速地走向衰落。从金朝灭辽和灭北宋之日起，契丹族和汉族人民即不断地展开英勇的斗争，打击着金朝贵族的统治。金朝统治集团中无休止地相互倾轧，极大地削弱着他们自己。最后终于被蒙古贵族所灭亡。

　　蒙古成吉思汗在一二○六年建国后，一二一一年即开始发动了南侵金朝的战争。正如当年腐朽的北宋在新兴的金朝面前不堪一击那样，现在，腐朽了的金朝对蒙古奴隶主的进攻，也难以阻挡了。在此后的二十几年间，广大汉族、契丹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金朝的统治，抗御蒙古的南侵。契丹、汉族地主在金朝节节败逃中，纷纷组织武装，结寨自保。金朝统治者无力抗拒蒙古的南侵，曾企图南下侵宋，扩地立国，遭到了南宋人民的坚决抵抗。西北的西夏这时也发动了对金朝的进攻。金朝的投降派叛金降蒙。腐朽的金朝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处境中，逐步地走向灭亡，在一二三四年最后结束了它的统治。

　　在蒙古灭金的过程中，金朝女真族中涌现了不少英勇抵抗、至死不屈的英雄人物的动人史事，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

（一）蒙古南侵与金朝政变

一、蒙古南侵

　　蒙古乞颜部长帖木真，在一一九六年助金击败鞑靼，接受金朝“扎兀惕忽里”的封号，也象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其他民族一样，向金朝进贡。此后十年间，帖木真先后征服了蔑儿乞、鞑靼、克烈和乃蛮等部。一二○六年帖木真建号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之源建立蒙古汗国，成为北方草原上的一支新兴的强大力量。

　　一二○八年十一月，金章宗病死。世宗子卫王允济即皇帝位。一二一○年，金朝传诏蒙古，成吉思汗拒不奉诏。这年，成吉思汗进兵攻打西夏中兴府，掳掠而回。一二一一年二月，成吉恩汗聚众誓师，自克鲁伦河南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南侵金朝的战争。

成吉恩汗的第一次侵金战争一二一一年二月，成吉思汗自克鲁伦河发兵南侵金朝。四月，卫王允济听说蒙古兵来，一面派西北路招讨使粘合合打求和，一面派乎章政事独吉思忠（一名千家奴）、参知政事完颜承裕（一名胡沙）行省事于边地，指挥抵御。

　　独吉思忠等领兵到达边地，就大力加固边墙和堡垒。七月，金人刚修缮好乌沙堡，思忠等以为可高枕无事了。蒙古军以者别为前锋，领兵突然攻入乌沙堡，又占领乌月营。思忠等失去险隘，仓皇退兵。成吉思汗的大军通过达里泊，进兵昌、桓、抚等州，占领了抚州的大水泺和丰利县。

　　八月，卫王允济听说乌沙堡之役失利，下诏撤除独吉思忠行省的职务，任命完颜承裕主持兵事，并遣使奖谕行省官，慰劳军士。金兵号称四十万，据有野狐岭天险，但毫无主动出击的勇气。有人向承裕等献计说：“听说蒙军新破抚州，正忙着分配战利品，战马散放在草原中，我们可以乘他们疏忽的机会，赶快派骑兵突袭。”承裕等坚持马、步大军一起前进，才能保证“万全”。成吉思汗听到金军行动的消息，从容迎战。把蒙军分为两翼，开向野狐岭的通道獾八觜。承裕等见蒙军将到野狐岭，不敢拒战。蒙军虽然比金军少，但很快就大败金兵。拉施德《集史》形容说：“金兵被杀戮之多，致使尸体到后来还使草原散发出很大的臭气。”

　　完颜承裕从抚州一直败逃到宣德州宣平县。宣平是金北边用兵重地，有险可守。当地土豪表示愿领士兵作前锋，只要行省兵声援，就可抗击蒙古。承裕畏怯不准，只打听哪里有小路可以南逃。人们嘲笑他说：“溪涧中曲折的小路，我们都知道，只是你不知因地利力战，而光想逃跑，失败不可免了。”果然，当夜承裕领兵南走，蒙古军跟踵而来。第二天，金兵退到浍河堡，蒙军突然赶到，两军展开决定性的大战，一连鏖战了三天。最后，成吉思汗选精骑三千突入金军阵内，乘乱亲自率大军发起全面进攻，金军主力全部被消灭。承裕狼狈逃往宣德。

　　九月，蒙军攻陷德兴府。十月，至缙山县，离中都只有一百八十里。居庸关守将闻风而逃，蒙古者别军跟着入关，前锋直达中都。

　　蒙古军另一路由成吉思汗三个儿子尤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由西路经汪古部领地进攻金朝。汪古部世代居于黑水（艾不改河）一带。金修边堡防备蒙古，汪古部正好处于净州界外，汪古首领阿刺兀思剔吉忽里领本部为金守边。蒙军南下，阿刺兀思归附蒙古，自愿当向导，使蒙军顺利地越过界垣，占领净州，过阴山，下丰州。十月，西路攻陷云内、东胜、武、朔等州，从西和西南威胁金朝的西京。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胡沙虎）在强敌压境的关头，放弃西京城，领劲兵七千东走。约石烈执中率军东逃途中与蒙军遭遇，战于安定县之北。傍晚，执中带着亲随人弃军先逃，金军溃败。他沿途勒索骚扰，路过蔚州，擅取官库银五千两及衣币诸物，又掠夺官民马匹。入紫荆关，打死涞水县令，一路为非作歹，逃归中都。

　　中都之战——居庸关失陷后，震动了中都。城内外居民慌乱奔走。金帝允济下令戒严，不准男子出城。朝廷上议论着对策。谏议俞世昌等主张弃城逃跑。高耆年等反驳说：“事已如此，惟有死守。万一逃离京城，敌人随后赶到，岂容我们有驻足之地。”金朝的中都，修建四座各有三里的外城。各城都建有楼橹城堑，如同边城。各外城有复道与内城相通。中都驻有重兵，又有坚固的城垒，是有死守的条件的。金帝允济采纳主战死守的建策。蒙古游骑先到城下，守将完颜天骥派兵突袭，杀蒙古兵三千人。大兴尹乌陵用章命诸将拆毁城外桥梁，往来用舟渡。储备的物资，全部搬入城内，作死守的准备。

　　十二月间，蒙古军攻打南顺门，完颜天骥设计巷战，引诱蒙古骑兵入城，街上满布拴马桩。蒙古骑兵入城，难以驰骋。金兵埋伏两侧。天黑时纵火烧街旁民屋，街狭屋倒，蒙古军死伤甚众，被迫退军。完颜天骥战死。完颜律明领兵守卫。蒙古兵攻年城，四城金军自城上射击，蒙古军败退。完颜律明又命金兵自城上发木攻打来犯的蒙军，夜间遣轻兵劫蒙古军寨。蒙古军屡攻中都，不能下。十二月，被迫自中都撤兵。崇庆元年（一二一二年）正月，蒙古解围，中都暂时保全了。

　　中都被围时，各地金兵分道入援。上京留守徒单镒选兵二万，遣同知乌古孙兀屯统领，入卫中都。允济任徒单镒为尚书右丞相。徒单镒入都，向朝廷献策：辽东是国家根本，距中都数千里，可遣大臣行省事镇抚，防御蒙古。允济认为，无故置行省，是动摇人心，不予采纳。

　　辽东之战——果如徒单镒所预料，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北退后，统领先锋军的者别又去攻打金朝的辽东。

　　者别率领的蒙古大军直捣金东京。金军民坚守，不能攻下。者别退兵五百里。金朝以为蒙古军退，疏于戒备。者别返军猛攻，东京失守。蒙古军掳掠大批财物而去。

　　辽东地区，散居各地的契丹人，一直在不断和金朝的统治作斗争。这时，以千户耶律留哥为首的契丹人民，正在发动起义，转战隆安、韩州等地。以契丹人为主的各族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蒙古军由按陈率领的一支在向辽东进军途中，与耶律留哥相遇。耶律国哥投附蒙古。耶律留哥在辽东自立为王，建国号辽，年号元统。

成吉思汗再次侵金 一二一二年秋天，成吉思汗整顿军马，再次大举南侵，成吉思汗亲自领兵攻掠昌、桓、抚等州。这三州“素称富贵”，蒙古军掳掠了大批财物人畜。随后，又乘胜去攻打西京府城。

　　一二一一年，纥石烈执中弃西京后，蒙古兵并没有在城中驻守。金帝允济命西京按察使抹撚尽忠为左副元帅兼西京留守，进驻西京。成吉思汗的大军再次来攻，元帅左都监奥屯襄领兵救援，与蒙古军遇于墨谷口。金军全军覆没，奥屯襄仅以身免。允济罢免奥屯襄。抹撚尽忠在西京坚守，成吉思汗在作战中，身中流矢。蒙古军攻城不下，撤回阴山。金帝允济以抹撚尽忠保卫西京有功，进官三阶，赐金百两、银千两，进拜向书右丞，行省西京。

　　一二一三年五月，允济任命洽河堡的败将完颜承裕为元帅右监军、咸平路兵马都总管，领兵去辽东攻打耶律留哥。耶律留哥向蒙古告急。成吉思汗命按陈领骑兵千骑来援，完颜承裕败走。

　　一二一三年秋，成吉思汗在阴山脚下驻营，会合东西两路兵马，在秋高马壮时，再次出兵侵掠。

　　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奴隶主，在几年来的对金作战中，一直以掳掠奴隶、财物和牲畜，作为他们的战争目标。攻下城邑后，便大肆屠杀掳掠而去，并不派兵占领。因此，蒙古兵去后，这些城邑就又为金朝所收复。西京是如此，中都以北的宣德州、德兴府等重城也都如此。这次，成吉思汗仍循旧路进军，先后攻下宣德州、德兴府，进到怀来。

　　金朝在这里有重兵防守，统兵的将领是曾经在陕西对宋作战的术虎高琪。一二一一年，蒙古兵围攻中都时，尤虎高琪自泰州领乣军三千入援。蒙古兵退后，允济升德兴府缙山县为镇州，以高琪为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高琪在山东、河北等处招募人马三十万据守。尚书左丞完颜纲领兵十万行省事于缙山。徒单镒派人对完颜纲说：“高琪驻兵于缙山，甚得人心，与其行省亲往，不如增兵为好。”完颜纲不听。完颜纲到缙山，领兵至怀来，与成吉思汗军展开激战。金兵大败。蒙古军迸到镇州，尤虎高琪败逃。经此一战，金军的精锐，几乎全部溃散，遭到极沉重的损失。

　　蒙古军乘胜追至北口，进攻居庸关。金兵在关设险坚守。成吉思汗留者别等在居庸，亲率大军向中都以南地区掳掠。成吉思汗军南出紫荆关，金军大败。蒙古军乘胜攻下了涿州和易州。蒙古军随后分为三路。右路军由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等统领，循太行山东麓南下，破保、遂、安、安肃、定、邢、洺、磁、相、卫、辉、怀、孟等州，抵黄河北岸，又绕太行山西麓北行，掠泽、潞、沁、平阳、太原、吉、隰，拔汾、石、岚、忻、武、代而还。左路军由成吉思汗弟哈撒儿等统领，经海而东，攻掠蓟州，破平、滦、辽西诸郡后返回。中路军由成吉思汗和拖雷统领，连破雄、霸、莫、安、河间、沧、景、献、深、祁、蠡、冀、恩等州，进而掳掠濮、开、滑、博、济、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州，直抵海滨，木华黎统领另一支军攻下密州，屠城后北返。

　　一二一三年秋到一二一四年春，蒙古三军几乎踏遍了金朝黄河以北华北平原的领土，只有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等十一城未下。蒙古军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仍不驻兵占领，也不从南方去包围中都，而只是把各州城的金帛、子女、牛羊马畜席卷而去。蒙古兵掳掠了大批民众和财贡后，便又集中到中都城北。金朝驻守居庸北口的契丹人讹鲁不儿降蒙古。蒙古军入居庸关，进围中都。

二、朝廷政变，宣宗求和

　　当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在中都周围大肆掳掠时，金朝的中都城中，发生了争夺皇权的政变。

　　一二0九年放弃西京逃跑的纥石烈执中（胡沙虎），逃回中都后，允济不予问罪。一二一二年，罢归田里。一二一三年，允济又要起用胡沙虎抗蒙。丞相徒单镒、参知政事梁泰、左谏议大夫张行信等纷纷反对。允济不听，命胡沙虎权右副元帅，领武卫军五千人驻中都城北。蒙古军逼近，胡沙虎仍只务游猎，不部署军事。允济派使臣到军中切责，胡沙虎乃决计谋反。八月间，胡沙虎与文绣局直长完颜丑奴、提控宿直将军蒲察六斤、武卫军铃辖乌古论李刺等，诡称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及其子没烈谋反，奉诏诛谋反者。屯兵在中都城北的福海是南平的姻家，胡沙虎杀福海，夺取了福海统率的军兵。胡沙虎等在八月二十五日黎明前，领兵入中都城，大呼蒙古军已到北关，诱杀知大兴府徒单南平父子。符宝祗候都阳、护卫十人长完颜石古乃闻乱，召汉军五百人起而抵抗，鄯阳、石古乃败死。胡沙虎入宫，劫持允济出宫后，使宦者杀允济。又诱杀左丞完颜纲。胡沙虎自称监国都元帅，自彰德迎立世宗孙（显宗长子）完颜珣（吾睹补、宜宗）入中都，即皇帝位。

　　九月，宣宗即位，拜胡沙虎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提点近侍局庆山奴、副使惟弼等请宣宗除胡沙虎。宣宗不许。胡沙虎杀完颜纲后，又从镇州调回术虎高琪守中都以南。十月，术虎高琪与蒙古军交战，败回中都。胡沙虎说：“今日出兵，如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尤虎高琪出战，又败，乃率领部下乣军围攻胡沙虎宅第，杀胡沙虎，宣宗赦高琪，任为左副元帅，又进为平章政事。横海军节度使完颜承晖（福兴）为尚书右丞，进为都元帅兼平章政事。

　　宣宗即位后，即遣使向蒙古军求和。一二一四年三月，成吉思汗各军会集于中都城北。宣宗命完颜承晖去蒙军议和，成吉思汗这时还并不想立即消灭金朝，在中原建立统治，而只在掳掠奴隶和财物。他拒绝了蒙古将领关于进攻中都的建策，而向金朝提出了许和的条件。金宣宗完全接受蒙古的要求：献纳童男女各五百，绣衣三千件，御马三千匹和大批金银珠玉，并把允济女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以表示对蒙古的屈服。和议告成。完颜承晖伴送成吉思汗退出居庸关。蒙古大军带着在各地掳掠来的大批奴隶、财物，得胜回军。成吉思汗径直北上，到鱼儿泊金朝皇帝的夏纳钵去驻夏。垂危的金朝又渡过了它的一次危机。

（二）金都南迁与红祆军起义

　　金宣宗展辱求和，成吉思汗暂且自中都退军。中都以北处在蒙古军的占领下，金朝仍然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以金宣宗为首的投降派在蒙古退军后，便匆忙地南逃，从中都迁都到汴京。金朝南迁后，中都和辽东地区相继沦于蒙古统治。山东、河北一带，以红袄军为主的广大农民纷纷起来反抗腐朽的金朝。金朝灭亡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

一、金宣宗南逃，迁都汴京

　　面对着蒙古的侵掠，金朝内部一直存在着抵抗与投降、逃跑两派的争论。蒙古军围困中都时，元帅府经历官李英给术虎高琪上书说：“中都之有居庸关，犹如秦之崤、函，蜀之剑门。近者居庸撤兵，形势遂变。现在当地土豪在守关，朝廷应当派官去管领，否则，忠义之士也会转变。”他还建议收编宣德、德兴的民众，武装起来抗敌，说：“各地自有库藏，足够自给。国家不费斗粮尺帛，就可以收复关隘。”宣宗任命李英为宣差都提控，派他去居庸组织抗敌。贞祐二年（一二一四年）正月，李英乘夜色与壮士李雄、郭仲元、郭兴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沿西山进至佛岩寺。李雄下山招募抗蒙的军民，旬日之间，便得到万余人，不时出战，给蒙古军以打击。李英被召还朝，李雄等领导的人民武装仍在四处活动。四月间，成吉思汗退出居庸北还时，李雄等聚兵数万人，准备中途邀击。宣宗命完颜承晖传达他的诏令：“南北讲和，不许擅出兵。”抗敌民兵只好眼看着蒙古兵掳获大批财物、奴隶，扬长而去。

　　蒙古兵去后，金朝廷上在抵抗还是逃走又展开争论。元帅左都监完颜弼说，“令虽议和，万一蒙古轻骑再来，我们就要被困，应速讲防御之策。”他的防御之策，就是放弃中都逃跑、迁都南京（汴京），说那里南有淮水，北有黄河阻隔，西面可以依靠潼关防守。参知政事耿端义，也请迁都南京。左丞相徒单镒说：“车驾一动，北路就都要失守。现在既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师，乃是上策。”宗室霍工从彝说：“祖宗山陵、宗庙、社稷、百司、庶府都在燕京，岂能放弃逃跑？”宣宗说：“燕京缺粮，不能供应，朝廷百官诸军暂住南京。等一二年后，粮储丰足，再回来也不晚。”宣宗意在南迁。

　　元帅府经历官纳坦谋嘉说：“河南地狭土薄。有一天宋、夏交侵，河北之地就都要失去。应当选诸王分镇辽东、河南。中都不能离开。”太学生赵昉等四百人上书极论利害。宣宗一概不听。

　　五月初，判南京留守事仆散端，与河南统军使长寿，按察转运使王质等连上三表，请南迁汴京。五月十一日，宣宗下诏南迁。仕完颜承晖为尚书右丞相兼都元帅，抹撚尽忠为左副元帅，与太子守忠留守中都。五月十七日，以骆驼三千匹满载宫室的珠宝，车三万辆载运文书先行。十八日，宣宗离开中都南逃。宣宗弃中都，标志着腐朽的金朗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二、乣军降蒙，中都失陷

　　宣宗南逃的怯懦行动，极大地动摇了人心。当蒙古军再次到来时，各地女真将领中的投降派和契丹、乣、汉军吏、地主纷纷降蒙。金朝的统治越来越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宣宗自中都启程后，首先起兵的，是驻在中都以南涿州、良乡一带以契丹军为主的乣军。契丹军和乣军在金朝遭受最为沉重的压迫。宣宗南逃，契丹军杀金朝的主帅兖昆，推契丹人斫答、比涉儿、札刺儿等为首，起兵反金，策划北攻中都。驻守中都的完颜承晖派兵到芦沟抵御。金章宗时，曾在芦沟修建壮丽的芦沟石桥。金兵据石桥拦截乣军。乣军千人潜游渡水，自背后袭击守桥的金兵。金兵大败。乣军缴获大批衣甲、武器、马匹，声势大振。乣军起兵后，一面派使者去辽东与耶律留哥相联络，一面派使者到蒙古军营投降求援。

　　成吉思汗在桓州得知宣宗南迁，乣军来降，随即派蒙古将领三木合拔都与金朝抚州的降将石抹明安（契丹人）和涿州的降将工楫（汉人）率领蒙古军南下会合。石抹明安、王揖等军进攻古北口，连续攻下景、蓟、檀、顺等州。

　　蒙古军几年来的对金作战，主要还是蒙古奴隶主在各地掳掠奴隶和财富的掳掠战争。成吉思汗任命石抹明安、王楫等与契丹乣军会合作战。石抹明安向成吉思汗奏报说：“这些人本来都应当杀死，如果让他们继续活下去，那些还没有投降的人们，就会望风来降”。成吉思汗采纳了石抹明安的建策。石抹明安、王楫军变屠掠为招降，所到之处，金军望风迎降，陆续收降了数万人。

　　这时金朝内部仍然存在着投降与抵抗两派的斗争。九月间，蒙古军围攻顺州，金守将王晦领兵坚守，派人突围去沧州、景州召集别部军兵来授。王晦旧部王臻向王晦劝降，说：“事急矣。何必自苦？如能跟我投降，可以不失富贵。”王晦大骂说：“我年六十，致位三品，死是我的本分，怎么能跟你走！”王臻投蒙。王晦部下缒城出降。十月，顺州失陷。王晦被掳，坚持不屈，英勇就义。

　　迁往汴京的金朝廷，还在展开争论。七月间，宣宗、尤虎高琪见蒙古军南下，又要把驻守中都的太子守忠召到汴京，监察御史完颜素兰反对。尤虎高琪说：“主上住在这里。太子应当随从。况且你能担保中都守得住么”？完颜素兰说：“中都不敢说一定保住，但太子在那里，声势俱重，如果守住关隘，都城可保。昔日店明皇幸蜀，太子留在灵武，就是为了维系天下人心。”宣宗、尤虎高琪不听，召太子去汴京。太子高中都，表示金朝无意在中都坚守，更加失人心了。

　　贞祐三年（一二一五年）正月，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投降。石抹明安命他仍官原职，归蒙古军指挥。蒙古军逼近中都。驻守中都的完颜承晖派人以白矾写的奏书告急说：“七斤投降，中都城中没有固守的意志。臣虽以死守，岂能持久？如果中都一失，辽东、河北都非我有。倘若诸军赶快来援，或许还可有救。”宣宗派元帅左监军永锡，率领中山、真定、保、涿等州兵，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率领大名军一万八千人，西南路步骑一万一千人，河北兵一万人，御史中丞李英护运粮草救援中都。永锡军至涿州旋风寨，遇蒙古兵，大败。李英收编河间、清、沧等处地方“义军”武装，得兵数万人，每人带粮三斗。李英自己也背负粮草，以鼓励士气。三月，李英在霸州与蒙军相遇。金军大败，李英战死。粮草都为蒙古军夺去。乌古论庆寿军也溃败散去。

　　383在汴京总揽军政大权的尤虎高琪忌恨承晖，不再派兵救中都。中都危在旦夕。

　　驻守中都的右丞相兼都元帅完颜承晖原来把中都的军事都委付给左副元帅平章政事抹燃尽忠。五月初，完颜承晖见蒙古兵临城下，与抹撚尽忠商议，以期死守。抹撚尽忠却与他的心腹、元帅府经历官完颜师姑密谋南逃。承晖召见师姑，说：“原来我以为平章（指抹撚尽忠）知兵，所以才推心信任、委付兵权。平章曾许我俱死。现在忽然又有异议。行期在何日，你必定知道。”师姑说：“今天傍晚就走。”承晖问：“你办好了行李么？”师姑答：“都已办好。”承晖大怒说：“国家社稷怎么办？”立即把师姑推出斩首。承晖作遗表交付尚书省令史师安石，表中论国家大计，并说：“乎章政事高琪，赋性阴险，报复私憾，窃弄威柄，包藏祸心，终害国家。”承晖与师安石诀别，要他持遗表去奏报朝廷，随即服毒药自杀殉国。

　　这天傍晚，抹燃尽忠放弃中都逃跑。尽忠逃到汴京，宣宗释其罪不问，仍任为平章政事。

　　抹撚尽忠逃走的当天，石抹明安率领蒙古军进入中都城。中都从此陷于蒙古统治之下。自海陵王迁都以来的六十几年间，中都一直是金朝的都城，中都失陷，昭示着金朝灭亡的日子，更加近了。

三、辽东将领的叛变与辽东、江西的失陷

　　一二一四年四月，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军自中都北撤后，又派木华黎和石抹也先（降蒙的契丹人）等去辽东攻下了金东京掳掠去大批粮食、武器。宣宗南迁，成吉思汗在派遣三木合、石抹明安等攻取中都的同时，再派木华黎等去攻掠辽西和辽东。金朝在辽西、辽东的将领和各地地主武装，纷纷投降蒙古，或叛金自立。辽水东西地区陷入一片纷乱之中。

北京的失陷 蒙古军兵分两路，向辽东、辽西地区进攻。木华黎率西路军侵金北京大定府，孛秃率东路军攻懿州等地。十月间，木华黎军过临潢，至高州，金守将卢琮、金朴等投降。十二月，孛秃军攻掠懿州，金节度使高闾仙战死。一二一五年，木华黎军继续攻掠惠和、金源、和众、龙山、利、建、富庶等十五城，进而攻打金北京。北京宣抚使兼留守奥屯襄领兵二十万拒战，与蒙古军战于花道。金兵战败，死八万余人。奥屯襄据城坚守。城中食尽，部下契丹军出降，金兵大乱。北京宣差提控完颜习烈杀奥屯襄，部下又杀习烈，推乌古论寅答虎为帅。二月间，寅答虎率部投降蒙古。木华黎命寅答虎权（代）北京留守。北京是辽西的重镇，金朝聚集精乒驻守，金朝失掉北京，又丧失重兵，北方更加危急了。

官员、地主的叛降 蒙古南侵，金朝节节败退，河北各地地主武装结社自保，号清乐社。清乐社领袖永清土豪史秉直，在一二一三年，木华黎南侵时率清乐军（又称黑军），投降蒙古。木华黎封史秉直子史天倪为万户。一二一四年，史天倪和叔父史怀德等统领黑军随蒙古军进攻北京。北京陷后，史天倪族弟天祥又奉蒙古命去攻打北京以南各地的寨堡。

　　北京以南地区的土豪和河北一带一样，在蒙古南侵，金军败乱的过程中，纷纷组织武装，结寨自保。北京土豪田雄，曾接受金朝军都统的官称。木华黎军至北京，田雄即率众出降，隶木华黎麾下，随从征掠。史天祥分兵进攻北京附近诸山寨。磨云山王都统至史天祥军投降，又受命入列崖，擒都统不刺降蒙。城子崖、楼子崖等二十多寨相继投降。

　　西乾河的答鲁、五指山的杨赵奴等固守抵抗。史天祥军来攻，杨赵奴战死。答鲁有众数万，战败后，又聚众攻龙山，枪刺蒙古北京路都元帅吾也而堕马。史天祥军来救，答鲁战死。

　　木华黎进军兴中府，遣刘蒲速窝儿、高德玉（金降臣）向兴中府同知兀里卜劝降。兀里卜严正拒绝，斩刘蒲速窝儿，高德玉逃跑。兴中府投降派官员地主杀兀里卜，推当地土豪石天应为帅。石天应举城投降。

　　川州地主刘世英，义州地主李守贤先后率众投降蒙古。义州开义县土豪王珣，聚众十余万，结寨自保。蒙古军到来，也率众投降。各地投降的官吏、地主武装，陆续加入蒙古军，助蒙侵金，对金朝在各地的统治形成极大的威胁。

锦州张氏独立 一二一四年，锦州张鲸聚众十余万，杀金节度使，自立为临海郡王，叛金降蒙古。一二一五年，张鲸自号辽西王，建年号大汉。四月，成吉思汗下诏给木华黎，命张鲸总领北京十提控兵，随从蒙古将领脱忽阑彻里必南下，侵掠燕京以南州郡。木华黎命石抹也先同行，监视张鲸。军行至平州，张鲸图谋叛蒙，被石抹也先杀死。

　　张鲸弟张致在锦州，听说张鲸被杀，割据锦州叛蒙自立，称汉兴皇帝，建年号兴龙。张致联络义州开义县杨伯杰地主武装，进攻义州。王珣战败逃走。张致军进而攻下平、滦、瑞、刊、懿等州和广宁府。张致自称瀛王。一二一六年六月，遣部下完颜南合、张顽僧向金宣宗上表归金。宣宗诏命张致行北京路元帅府事兼本路宣抚使，南合同知北京兵马总管府事，顽僧同知广宁府事。木华黎率数万人讨之，进逼红罗山，张致部下主将杜秀投降。张致军攻下兴中府。七月，木华黎进兵兴中。遣吾也而等围攻溜石山堡。张致遣张鲸子东平救授。木华黎率军会合夹攻，东平败死。张致退守锦州。木华黎军围攻月余，张致闭门坚守。部下高益叛变，缚张致投降蒙古。张致被杀。

辽东契丹军的动乱 一二一三年，耶律留哥率辽东契丹乣军叛金，自号辽王。一二一四年，宣宗派青狗去辽东劝诱耶律留哥降金。耶律留哥不从，青狗叛金投附留哥。宣宗命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领兵四十万讨伐。留哥迎战于归仁县北河上。蒲鲜万奴兵败，逃往东京。耶律留哥以咸平为都城，号为中京。金宣宗再派左副元帅移刺都领兵十万攻留哥，又败。一二一五年，留哥攻破东京，部下耶厮不等劝国哥建国称帝。留哥不听，带领儿子薛阇和随从人等去桓州投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遣使者三百人去辽东。耶厮不等杀蒙古使者，在澄州起义自立为帝，建国号辽，年号天威。以乞奴为丞相，青狗为元帅，鸦儿为行元帅。青狗逃归金朝。耶厮不为部下所杀，起义军众推丞相乞奴监国，与行元帅鸦儿分兵民为左右两翼，屯开、保州。金盖州守将众家奴来攻。乞奴、鸦儿（《高丽史》作鹅儿）等战败。耶律留哥与蒙古军数千，也赶来作战，乞奴、鸦儿等，渡鸭绿江逃往高丽。金山杀乞奴，自称国王，改元天成（《高丽史》作天成，《元史》作天德）。金来远军致书高丽守德城，约夹攻契丹逃军。两年后，金山被部下统古与所杀，喊舍（撼舍）又杀统古与自立。一二一八年，耶律留哥领蒙古、契丹兵入高丽，高丽助兵四十万攻喊舍，喊舍在高丽江东城兵败，自缢死。

蒲鲜万奴的叛乱 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领重兵攻打耶律留哥，战败逃往东京。一二一四年春季，蒲鲜万奴发动叛乱反金，占领咸平、东京、沈、澄等州。女真猛安谋克户也跟从叛乱。三月，蒲鲜万奴指挥步骑九千进攻婆速府路，金朝同知婆速府路兵马都总管纥石烈桓端派部统温迪罕怕哥辇击之，退去。四月，蒲鲜万奴攻掠上京城等地，捕杀金同知上京留守事温迪罕老儿。五月，金都统温迪罕福寿率部攻蒲鲜万奴军，攻下大宁镇。九月，蒲鲜万奴部九千人进攻宜风、汤池，被纥石烈桓端击溃。十月，蒲鲜万奴在辽东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建年号天泰。

　　一二一六年十月，蒙古木华黎军攻陷锦州后，蒲鲜万奴投降蒙古。蒙古军退后，万奴又叛蒙自立，称“东夏国王”。一二一八年，蒙古、高丽派军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军，蒲鲜万奴也派元帅胡上带兵前去加入“围剿、将起义军扑灭。

四，蒙古军在河北、山东的掳掠

　　一二一五年，成吉思汗派遣脱忽阑彻里必率领的南侵军，在捕杀张鲸后，继续南下，侵掠河北、山东地带。四月间，到达平州城下。金乎州守将合达拒战失败，率金军投降。八月，史天倪军与攻占中都的蒙古军队会合，南下攻掠河间、沧、深、献、观、景、恩等州，十一月，蒙古军攻彰德府，知府陀满斜烈战死。十二月，史天倪军攻克大名。贞祐四年（一二一六年）正月，又攻下曹州，大肆掳掠而去。蒙古军掳掠去后，一些州城又为金朝所收复。

　　一二一六年二月，蒙古的另一支军兵，又自河东围攻太原、平阳。金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脊鼎领兵抗战，多次击败蒙古军，守住了平阳。八月，蒙古军攻代州，经略使奥屯丑和尚作战失败，身中数创，被俘后坚贞不屈，被杀害。

五、山东、河北地区的人民起义

　　在蒙古侵金的同时，山东、河北地区的人民，纷纷举行了反抗金朝黑暗统治的武装起义，少者数万人，多者至数十万。起义者穿红袄作标志，因此又被称为“红袄军”。

益都杨安儿等起义 章宗泰和时，金、宋开战，山东各地群众相继起义抗金。益都县人杨安儿（原名杨安国，以卖鞍材为业，人称杨鞍儿），聚众起义。以后投降金朝，金朝加给刺史、防御使的官职。一二一二年，蒙古军围中都，金朝诏令杨安儿领兵戍边。杨安儿行至鸡鸣山，中途逃回山东，再次起兵抗金。以母舅刘全为元帅，攻打莒州。密州等地。一二一四年，金宜宗向蒙古屈膝求和。蒙古军退后，宣宗即集中兵力镇压山东各地的起义军。金宣招使仆散安贞败安儿军于益都城东。起义军转攻莱阳，金莱阳守将徐汝贤以城降杨安儿。登州刺史耿格开城郊迎红袄军。杨安儿遂称王号，置官属，立年号天顺。进而攻下宁海，进兵潍州。一些女真贵族的家奴也参加了杨安儿军。

　　七月间，仆散安贞与沂州防御使仆散留家，安化军节度使完颜讹论等合兵攻杨安儿军。徐汝贤等率三州之兵十万拒战，转战三十里，数万人战死。起义军棘七等率兵四万列阵于辛河。仆散留家由上流胶西进兵，起义军损失甚重。仆散安贞军至莱州，起义军史泼立部二十万人在城东列阵迎战。仆散留家以轻兵攻城诱战。起义军损失近半数。仆散安贞以重赏招降，遭到拒绝，又派莱州黥卒曹全等诈降于徐汝贤以为内应。九月，金兵攻下莱州，徐汝贤被杀。耿格、史泼立降金。杨安儿与部下汲政等乘舟入海，被舟人陷害，堕水而死。安儿妹杨妙真号四娘子，勇悍善骑射，与刘福等收集残部，得数万人，与李全军合。

潍州李全等起义 潍州农民李全，人称李铁枪，与兄李福等起义，响应杨安儿，攻打临胸，进取益都。刘庆福、国安用、郑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农民军，都归李全指挥。杨安儿败死后，刘全、杨妙真等卒余部万余人与李全军合。李全与杨妙真结为夫妇，合兵攻打完颜霆军。李全战败，率部众保东海，刘全分军驻堌上。一二一七年，杨安儿部下季先率领李全部下五千人投附宋朝。李全分兵攻破富州，擒金守将蒲察李家。于洋攻下密州。李福攻下青州。宋朝授给李全京东路总管的称号。一二一八年四月，金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又夺回密州，李全军战败。阿鲁答又败李全军于莒州。九月，李全反攻密州，破密州城，获得大胜，擒黄掴阿鲁答、夹谷寺家奴，进而攻破寿光、邹平、临朐等县。红袄军继续壮大。

密州方郭三等起义 一二一四年，密州红袄军领袖方郭三称元帅，据密州，进而转战沂州、海州。七月间，金仆散安贞军在莱州镇压了杨安儿红袄军后，派仆散留家率军攻打胶西诸县起义军。完颜伯德玩袭击密州，方郭三被杀牺牲。密州又被金朝占去。

泰安刘二祖、霍仪等起义 泰安人刘二祖领导当地农民起义，转战淄州、沂州。一二一四年，仆散安贞军在莱州镇压杨安儿后，宣宗下诏，向刘二祖等招降。刘二祖红袄军拒不投降，继续战斗。一二一五年二月，仆散安贞派提控纥石烈牙吾塔等攻破巨蒙等四堌及马耳山。刘二祖军四千余人战败牺牲，八千余人被俘。红袄军宣差程宽、招军大使程福被擒。仆散安贞又派兵与宿州提控夹谷石里哥同攻刘二祖军的据点大沫堌。红袄军千余人迎战。金提控没烈自北门闯入，另一军攻红袄军水寨。红袄军五千余人战死。刘二祖在作战中负伤，与参谋官崔天祐及杨安儿部太师李思温等一起被擒。红袄军余众退保大小峻角子山。金军追击，红袄军万余人牺牲。刘二祖被杀就义。十月，仆散安贞因镇压红袄军有功，升为枢密副使，在徐州行院事。

　　刘二祖牺牲后，余部在霍仪领导下继续抗金，并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彭义斌、石珪、夏全、时青、裴渊、葛平、杨德广、王显忠等统领的起义军，都聚集在霍仪的麾下。一二一六年春，霍仪率红袄军数万人攻邳州，与金邳州刺史、徐州界都提控纥石烈桓端作战失败，退保北山。霍仪部转战沂州，围攻州城。金同知防御事仆散撒合向纥石烈桓端求援。桓端出兵，内外夹击。红袄军战败，万余人牺牲，霍仪战死。石硅、夏全等降金。彭义斌等率余部投归李全。

兖州郝定等起义 杨安儿、刘二祖领导的红袄军相继失败后，另一部分余众，在兖州泗水人郝定领导下，逐渐结集发展到六万人。一二一五年冬，连续攻下兖州、滕州、单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郝定称大汉皇帝，设置百官。一二一六年春，派大汉宣徽使李寿甫等攻打临沂、费县境，被金军击败，李寿甫被擒，金宣宗命尚书右丞侯挚在东平行省事、权本路兵马都总管，镇压郝定军。五月，仆散安贞在镇压刘二祖红袄军后。又受命镇压郝定军。郝定战败，损失数万人。郝定退回兖州泗水。山东西路宣抚使完颜阿邻（汉人。本性郭氏，蒙古围中都时，应李雄招募，有军功改姓完颜。）攻入泗水柘沟村。郝定被擒，在汴京英勇牺牲。

真定周元儿等起义 一二一五年九月，周元儿领导的红袄军攻克深州、祁州、束鹿、安平、无极等县，遭到真定府金兵的镇压。周元儿及红袄军五百余人被杀牺牲。

南阳等地起义 在山东、河北一带红袄军起义的同时，南阳五朵山农民千余人起义。金节度副使移刺羊哥领兵镇压，与起义军相遇于方城，起义军拒绝金军的招降，作战失败，大部牺牲。金宣宗采纳移刺买奴的建策，因南阳地区靠近钧州，强迫起义余众迁徙到归德、睢、陈、钧、许诸州之间，以防止起义者与宋人联合反金。

胶西李旺等起义 一二一八年，李旺等起义军占据胶西，称黑旗军。金权知益都府田琢派张林等领兵镇压。孪旺被擒。起义群众在各地继续作战。起义军邹元帅在小堌坚守，被金莱州经略使术虎山寿军战败。起义军前锋于水等三十人被擒。起义军陈万户与金军激战，八百人牺牲。起义军又在朱寒寨与金军作战，失败。余众仍分布在胶西、高密的农村与海岛之间，坚持战斗。

石州冯天羽等起义 一二一八年，石州冯天羽等数千人据临泉县起义。金帅府派兵镇压，被起义军击败。州刺史绝石烈公顺领大兵来招降。冯天羽等数十人迎降，公顺杀冯天羽。起义群众走保积翠山，继续战斗。金将王九思攻破寨栅，起义群众二千人牺牲。余众仍继续坚持战斗。起义军中的国安用等投降，起义被出卖而失败。起义群众被分置于绛州、霍州之间。

济南夏全等起义 刘二祖、霍仪失败后，各地起义群众继续在夏全、石花五等领导下，坚持斗争。一二一七年，分布在济南、泰安、兖、滕等州的起义者两万余人同时举兵。金山东行省侯挚派完颜霆等领兵镇压。起义者千余人牺牲，夏全、石花五被招降。

　　上述这些地区的起义外，山东、河北各地遍布着大小不等的起义队伍，不断给金朝以打击。一二一六年，郭伟、祝春等领导的一支千亲人的红袄军曾攻占涟水县。赵福攻占恩州。他们都由于遭到金军的镇压而失败。和刘二祖同时起义的济南张汝楫和邢州的程邦杰等，在一二一五年相继被金朝招降，起义遭到叛徒的出卖而失败。但是金朝的镇压与招降都无法扑灭人民群众的起义烈火。《金史·仆散安贞传》说，“自杨安儿、刘二祖失败后，河北残破，各地起义军往往又相团结，都穿红袄，以相识别。官军虽然去镇压，但不能除灭。”河北、山东直到南阳，各地起义群众前仆后继，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地打击着金朝的黑暗统治，金朝内外交困，灭亡不可免了。

（三）蒙古侵金和金朝侵宋的战争

　　蒙古军在一二一五年攻下金中都后，成吉恩汗即在一二一六年从桓州返回克鲁伦河畔的蒙古营帐，集中蒙古兵的主力去进击西方的蔑儿乞和乃蛮等部的残敌，随后又去攻打西辽和西夏。对于金朝，则委付给木华黎去侵掠。

　　从此以后，木华黎主要依靠金朝的降将，统领女真和乣、汉诸军去攻掠金朝。金宣宗也大批任用各地结集自保的汉人地主武装去抵抗降蒙古的叛军。战争形势逐渐发生着变化。在广阔的北方战场上，蒙古和金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面对着蒙古的威胁，金宣宗又发动了南侵宋朝的战争，企图在抗蒙失败后，逃往南方，扩地立国。宋朝军民展开了英勇的反击战。山东、河北地区抗金的起义军纷纷投附宋朝，与宋军联合反金。金朝陷入了背腹受敌的境地，不得不在北方和南方两线同时作战。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结合在一起，形成为错综复杂的战争过程。

一、蒙古南侵与太原失陷

关、陕之战 蒙古军攻下中都后，一二一六年又派三木合拔都率领一军经西夏进兵关、陕，企图向金朝的新都汴京作试探性的进攻。

　　八月间，蒙古军与西夏兵合攻延安。金元帅右监军兼陕西统军使乌古论庆寿驻守延安，击败西夏兵。蒙古军进入鄜、延，攻坊州。宣宗诏令签枢密院事永锡领兵去陕西，对永锡说：“如果敌兵强大，就谨守潼关，不要让他们东进。”并把同州、华州旧屯陕西军及河南步骑九千余人划归永锡指挥。尚书左丞相兼都元帅、行省陕西仆散端上奏说：“潼关以西都是陕西地，请把这些军队都归行省指挥”。宣宗听从仆散端，便又把这九千余军队不再划给永锡。永锡在渑池数日，不得进兵。十月，蒙古兵到潼关。陕州宣抚副使兼西安军节度使泥庞古蒲鲁虎领兵抵御，兵败战死。金守关兵卒溃散。潼关失守。金宣宗罢永锡，下狱。

　　蒙古军攻破潼关，向东进军（至阌乡）。右司谏兼侍御史许古请选精锐，中途邀击。尤虎高琪不准。平阳行省尚书右丞胥鼎听说蒙兵已越关，急上奏章，说：“臣已奉诏，先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济河以趋关陕。臣将亲率平阳精兵直抵京师，与王师相合。”蒙古兵过陕州。胥鼎以河东南路、怀、孟各处军兵一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并力抵御，并檄告绎、解、吉、隰、孟州经略司合兵夹攻。宣宗诏令汴京准备防城器械，凿坎穴，筑垣墙，作防守的准备。

　　蒙古军由嵩山小路至汝州掳掠。奉诏从山东调驻卢氏县的完颜仲元花帽军（地主武装）赶到商、，又赶到嵩、汝，已落在蒙古军的后面。十一月，蒙古军直趋汴京，至杏花营，距汴京只有二十里。胥鼎率领大兵赶到汴京。蒙古三木合拔都兵少，见金军有备，领兵退去。十二月，蒙古军退至平阳攻掠。胥鼎派兵拒战。蒙古军作战不利，只好退军。

谋复中都 一二一五年蒙古军在河北、山东等地掳掠去后，各地州城又多为当地的地主武装所收复。河北义军队长茵道润，奋勇作战，前后收复五十余城。一二一七年，金宣宗加给苗道润中都留守兼经略使的职衔，命令他去收复中都。四月间，又任安化军节度使完颜寓行元帅府事，督苗道润进军，顺天军节度使李琛与苗道润不和，相互攻战。苗道润奏李琛谋叛，李琛也奏苗道润谋叛。宣宗以为两人夫和，令山东行省枢密院安抚。苗道润与中都经略副使贾瑀、贾仝（永定军节度使）等不和，宣宗诏令分别划归各路元帅府控制。一二一八年，贾瑀诈与苗道润约和，暗中伏兵刺杀苗道润。苗道润被杀，朝廷不敢过问。道润军归提控靖安民节制。恢复中都的计划破灭了。

木华黎南侵，太原、平阳失陷一二一七年八月，成吉思汗采用汉人的官号，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木华黎率领弘吉刺等部兵和契丹、乣、汉等降军，攻掠金地。成吉思汗对木华黎说：“太行以北，我自己去经略，太行以南，由你去尽力吧！”成吉思汗把作为汗的象征的九斿大旗赐给木华黎，授以发布号令的全权。从此，成吉思汗即把蒙古兵主力转向西方，侵掠金朝的战争完全由木华黎指挥。

　　木华黎采纳金朝的制度，在云、燕建行省，发兵攻掠燕京以南的汉人地区。本华黎军经遂城至蠡州。金守将移刺铁哥闭城坚守。木华黎派石抹也先率领原属张致的黑军一万二千人攻破蠡州北城，大肆屠掠。十月，木华黎军进攻中山府、新乐县、赵州、威州、邢州、磁州、洺州，金各地官员相继投降。木华黎部下攸兴哥率领先锋军攻下大名府。十一月，木华黎军进入山东，连续攻破滨、棣、博、淄、沂等州。十二月，攻下益都。又攻下密州，金节度使完颜寓战死。

　　木华黎统率的另一军同时向河东进军。十一月，曾到太原城下。知太原府事、权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出兵拒战。蒙古军退走。

　　一二一八年夏，蒙古兵在应州结集。枢密院奏报，蒙古将分道南下，其意不在河北，而在陕西、河东，各路蕃汉兵应教阅备战。金宣宗调平阳胥鼎移镇陕西。绛阳军节度使李革知平阳府事，代胥鼎为河东行省。八月间，木华黎率步兵骑兵数万人，由太和岭入河东，攻掠代、隰、吉、石、奇岚等州。九月，围攻太原。

　　蒙古兵重重包围太原府城，并攻破了濠垣。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据城坚守，植栅拒敌，将家中银币及马匹分赏给战士，并力死故。蒙古军攻破城西北角入城，乌古论德升又联车塞路拒战，三次打退蒙军。蒙军矢石如雨，金守陴兵不能立。城破，德升回府署，对姑母及妻子说：“我守此数年，不幸力穷”。自缢而死。姑母及妻也都自杀。

　　木华黎留攸兴哥镇守太原。蒙古军继续攻掠汾州。汾阳军节度使兼经略使兀颜讹出虎战死。十月，蒙古军攻掠绎、潞等州，向平阳进军。李革与权元帅左监军完颜从坦守平阳。太原失陷，从但上奏说：“太原已破，就要危及平阳。河东郡县失守，都是由于驻屯兵少，援兵又不到的缘故。平阳是河东之根本，河南之藩篱。请并怀、孟、卫州之兵以实潞州，调泽州、沁水等地兵并山为营，以为声援。”蒙古兵迅速到达平阳城下，乎阳被围，城中驻兵不满六千。金兵屡次出战拒敌，旬日之间，损伤过半。援兵不到。蒙古兵逼近城北濠垣，提控郭用力战被擒，坚持不屈，被害牺牲。副将李怀德缒城出降。平阳城被蒙古军攻破。官员们请李革上马突围，李革说：“我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见皇帝，你们走吧！”李革和完颜从坦都自杀殉国。

　　太原、平阳相继失守，河南的藩篱丢失了。

二、南侵宋朝和人民义军的抗金斗争

南侵的失败 蒙古不断南侵，金朝遭受严重的威胁，统治地区日益缩减。山西、河东被侵掠，老幼流亡人户，都迁移到河南。处在重重危机中的金朝，如何对待南方的敌国宋朝，在统治集团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以术虎高琪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南侵软弱的宋朝，以扩大金朝的疆土；以肯鼎为代表的朝臣，则主张联宋杭蒙。

　　术虎高琪在宣宗朝操纵朝政。一二一六年，由平章政事进为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总揽政务。尚书左丞高汝砺掌管财利。术虎高琪与高汝砺相唱和，排斥异已，擅作威福，把精兵聚集在河南，力劝宣宗代宋，置河北于不顾。一二一六年冬，王世安献策，侵宋盱眙、楚州。术虎高琪想夺取兵权，力劝宣宗南侵宋朝，以扩大疆土。一二一七年四月，宣宗派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领兵侵宋。十月，右司谏许古上疏劝宣宗与宋议和，说：“以为专用威武，就可使宋人屈服，这是空话，不切实用。如宋人坚守不出，我军无所得，还要回来就粮。彼乘机袭击，我军欲战不得，欲退不能，永无休兵之期。况且宋有江南的积蓄，我只有河南一路征敛的祸害，也使人寒心。应该赶快与宋议和，蒙古知道也会收敛。”高汝砺反驳说，“议和不当先发于我而示弱”。参知政事张行信说：“遣使议和没有什么失体。国家多难，戍兵渐久，不考虑休战，人民怎么能负担！”宣宗命许古起草议和的牒书。宰臣以书中有“哀祈之意”，是“自示微弱”，因而搁置。集贤院谘议官吕鉴上书请在境上屯重兵议和。高琪说他“狂妄无稽”。平章政事胥鼎反对出兵，上书提出“六不可”。奏书说，“往年泰和时曾经南伐，那时太平日久，百姓富庶，军强马壮，所谓万全之举，然而，还是讲和休兵。大安之后，北兵（蒙古兵）大举，多年来天下骚然，军马气势仅及过去十分之一，器械也多损弊，民间差役繁重，疲惫不堪，而要兴兵，必然远近动摇。其结果将未伤敌而自己先受害。这是一不可。现在西夏、蒙古之所以没有入境，是去年北还后在息养。或者因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果听说王师南征，乘机并至，就要三面受敌，首尾莫救。这是二不可。宋朝十年来练兵修垒。车驾迁汴后，他们必定更加防备。如果所在清野，我军无所得，毫无益处，这是三不可。现在我军都是山西、河北破产之人，或者是招还的逃军，大抵都是乌合之众，没有训练。骤然出兵作战，深入敌境，进不得食，退无所掠，必然要逃跑啸聚，这是四不可。随军运输粮饷，不是民力所能办到。沿边人户，赋役繁重，非常疲困。失业流亡到河南的，衣食都不能自给。如果宋人招诱，作为向导，我们内有叛民，外有劲敌。这是五不可。现是春耕气节，如果进兵不还，必违农时，关系国家大计，不只是战场的利害。这是六不可。”术虎高琪等说：“大军已进，无复可议”。金军自秦、巩、凤翔三路，分遭南侵。

　　一二一七年四月，金出兵攻襄阳，宋将赵方、李珏部署抵抗。宋将孟学汉在枣阳击败金兵。五月，宋宁宗下诏：许诸将便宜抗敌。十二月，金宣宗拒绝胥鼎议和的建策。完颜赟领兵万人攻打四川，败宋守军。一二一八年二月，又击败宋安丙军，焚大散关。三月，宋利州统制王逸率领抗金民兵十万夺回大散关，追击金军，完颜资战死。四月，金军再攻大散关，连破诸州，抢掠粮九万斛，钱数千万。金兵另一路由完颜赛不率领围攻随州、枣阳，与宋孟学汉军激战三月，不能攻下，战败而走。

义军反金 金兵侵宋，金朝境内的红袄军等人民起义队伍，纷纷投宋抗金。兴定二年（一二一八年）正月，李全率部投宋，宋朝加给李全京东路总管的职衔。九月间，李全攻破金密州、寿光县。十月，攻破邹平、临朐、安丘等县。石珪、夏全、时青、陈孝忠、季先等相继投宋抗金，给予金朝以极大的威胁。十二月，金宣宗派开封府治中吕子羽联络，试探议和。吕子羽至淮水，被宋朝拒绝。宣宗下诏，命左副元帅、枢密副使仆散安贞（仆散揆子）辅太子守绪大举南侵。

　　一二一九年初，金兵攻下成州、凤州和兴元府，又破洋州，遭到宋都统张威军的邀击。完颜讹可率领的另一路，再次围攻枣阳。宋赵方部三万人出兵攻打唐、邓二州。左副元帅仆散安贞亲自率领金兵围攻宋安丰军及滁、濠、光三州。先锋到达采石扬林渡，震动建康。投宋的抗金民兵分道出击。陈孝忠部去滁州，石珪、夏全、时青向濠州，季先、杨德广等援滁、濠，李全、李福兄弟截击金兵归路。金兵解围走。李全部追击，金兵败退。

　　七月，完颜讹可部再围枣阳，攻城八十余日。宋孟宗政部出击，金兵溃败。完颜讹可单骑败逃。宋兵乘胜入邓州而还。汉族人民数万人南投宋朝。

　　金兵在江淮战败，宋兵乘势反击。十二月，李全率军渡淮，偷袭泗州，见金兵有备，迟还。宋京湖制置使赵方出兵六万，分道反攻唐、邓，金兵拒战。宋军退师。

内部倾轧 宣宗侵宋累年，不得成功。术虎高琪向南方扩大疆土的图谋，实际上遭到失败。术虎高琪在女真贵族朝臣中更为孤立。术虎高琪专权日久，为女真贵族所仇恨。宣宗也早已在盘算除掉高琪。一二一五年，监察御史完颜素兰曾向宣宗密奏术虎高琪奸恶，说：“高琪本无勋劳，也无公望，以前是因怕死而杀胡沙虎。一旦得志，嫉妒贤能，树立奸党，窃弄国权，自作威福。在臣看来，此贼变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要国家平治之心。以前东海侯（卫王允济）时，胡沙虎跋扈无上，天下人都知道，而不敢言。东海侯终于受他的害。现在高琪之奸，远过于胡沙虎。内外臣民见他恣横，无不扼腕切齿，想要杀他。陛下为什么还怜惜而不除掉呢？”宣宗说：“这是大事，你敢提出，很好。”又说：“今天你对我说的话，慎勿对外泄露。”乎章政事、英王守纯（宣宗第二子）密谋除高琪。因密谋泄露，守纯见高琪党羽势大，不敢发动。一二一九年十一月，术虎高琪指使家奴赛不杀高琪妻，然后归罪赛不，送开封府杀赛不灭口。此事败露后，宣宗乘机逮捕高琪下狱。十二月，斩术虎高琪。

　　一二二一年，宣宗再议南侵。金、宋间再次交战。正月，宋将时青率部攻破泗州西城，金提控王禄被杀。宣宗诏令各道兵会集蔡州，再次南侵。仆散安贞出兵息州。二月，金泗州行元帅府事纥石烈牙吾塔反攻泗州，时青中箭败走。金兵收复泗州西城。三月，牙吾塔西掠定远而回。四月，仆散安贞进兵宋蕲、黄等州，杀掠而回，俘掳宋宗室和臣民七十余口，献于汴京。

　　左副元帅、枢密副使仆散安贞是驸马都尉（妻邢国长公主），父、祖三世为大将。宣宗朝先后领兵镇压杨安儿等红袄军。仆散安贞在侵宋战争中不杀宋俘虏，用以作向导，又把宋宗室俘回献给朝廷。尚书省即以此为借口，奏仆散安贞谋反。宣宗对守纯说：“朕观此奏，多是饰词不实，还需要复按。”示意守纯铸成罪状。宣宗下诏指责仆散安贞：“独于宋族，曲活全门。示其悖德于敌仇，豫冀全身而纳用。”仆散安贞以这样的罪名被处死，二子也同时被杀。女真贵族在面临灭亡之际，依然相互倾轧诛杀。金朝的统治更为削弱了。

三、河北、山东地区地主武装的叛附

　　一二一七年以来，成吉恩汗把主要兵力转向西辽、西夏。金宣宗把金军主力转向南侵宋朝。山东、河北地区成为地主武装活动的场所。木华黎大批任用金朝的叛将和地主武装去攻掠金朝。金宣宗也大批招纳地主武装，封官加爵，利用他们去抵抗蒙古。投宋抗金的红袄军的一些民兵，由于宋朝的压迫，也在蒙古和金、宋之间或降或叛。在蒙古西侵，金朝南侵的同时，山东、河北地区也在展开着错综而频繁的战争。

招纳地主武装 一二一八年秋，太原失陷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二一九年正月，金宣宗召集百官商议形势变化后的对策。翰林学士承旨徒单镐等人说：“制兵有三策，一是战，二是和，三是守。现在要战，兵力不足，要和，敌人不准，只有守。河朔州郡残破，不能一律都守。应将愿意迁徙的人迁到河南、陕西。不愿迁的，许自推首领，保聚险阻。”刑部待郎奥屯胡撒合等人说，“河北诸部，推选有才干为众所信服的人，率领民众迁徙到河南或晋安、河中，授以旷土，尽力耕种，并教之作战，以渐图恢复”。宣徽使移刺光祖等说：“太原虽暂失，还可以收复。应当召募当地土人（大地主）有威望的，给以一方之权。能收复一道，就做本道总管。能守州郡，就做本地长官。使他们各保一方，令百姓复业。”宣宗和朝臣都赞助移刺光祖的建策，招纳各地地主武装去收复或保聚河北州郡。

　　河北一带，势力最大的地主武装是占据真定的威州人武仙。早在一二一四年，蒙古军侵掠河北时，武仙的地主武装即聚保威州西山。宣宗诏授武仙权威州刺史。一二一七年，真定石海叛金。武仙领兵斩石海，据真定。宣宗又授武仙权知真定府事。

　　易州定兴的地主武装张柔，为苗道润委为定兴令。一二一八年，苗道润谋复中都，被贾瑀（音羽yǔ）杀死。张柔在易州军市川誓师，声言为苗道润复仇。金朝又加授张柔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蒙古出紫荆关，张柔迎战于狼牙岭，兵败，投降蒙古。蒙古仍命张柔任旧职，领兵攻金。张柔攻下雄、易、安、保诸州。在孔山击败贾瑀，杀贾瑀祭苗道润。贾瑀部众都归张柔。张柔军据满城。武仙领兵来攻，被张柔击败。张柔进而攻下完州。一二一九年，进围中山府。武仙再派兵来攻，又败走。

　　一二一九年秋，木华黎统率的蒙古军再次攻掠山西。八月，攻下武州，金军事判官郭秀战死。九月，蒙古军攻掠东胜州。金东胜州节度使伯德窊哥（窊音蛙wā奚人）招募义军坚守。城中粮尽，伯德窊哥率众突围，走保长宁寨，又被围，窊哥战死。宣宗派行省胥鼎领兵赴河中，又采纳蒙古纲的建策，对各地抗蒙义军，置都统、副都统。十一月，地主武装张开、郭文振合兵收复太原。

　　一二二○年初，金朝的宰臣因移刺光祖和石抹穆之议，再议对各地的地主武装封公设府之事。御史中丞完颜伯嘉说：“宋人以虚名招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只要能统众守土，虽封三公，又有什么可惜？”宣宗说：“他日事定，公府不是太多了么？”完颜伯嘉说：“如能事定，以三公就节镇（节度使），有何不可？”二月，宣宗采朝臣的建策，对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势力较大的地主武装首领王福等九人，封为九公，分别统辖山东、河北和山西地区。

　　王福——河北地主武装首领王福，曾领兵收复沧州，一二一九年九月，宣宗任王福为沧州经略使，又升为权元帅右都监，统领地区与益都张林、棣州张聚接境。一二二○年，封为沧海公。管领地区包括清、沧、观州、盐山、无棣、乐陵、东光、宁津、吴桥、将陵、阜城、蓨县。

　　移刺众家奴——契丹人移刺众家奴以抗蒙积战功，累任河间路招抚使、开州刺史、权元帅右都监。被赐姓完颜氏，封为河间公，管领献州、蠡州、安州、深州、河间、肃宁、安乎、武强、饶阳、六家庄、郎山寨等地。

　　武仙——武仙原已升任知真定府事，兼经略使，权元帅右都监，又封为恒山公，管领中山、真定府、沃州、冀州、威州、镇宁、平定州、抱犊寨、栾城、南宫县等地。

　　张甫——河北张甫曾投降蒙古，后为金涿州刺史李瘸驴招降之。一二一八年，苗道润死。靖安民代领部众。李瘸驴为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与贾仝相互攻击。张甫夺取贾仝地，掠贾仝马赠李瘸驴。贾仝再来攻，败死，部众均归张甫。李瘸驴降蒙古。张甫为中都东路经略使。一二二○年封张甫为高阳公，受领雄州、莫州、霸州、高阳、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静海、宝坻、武清、安次县等地。

　　靖安民——初隶苗道润部下。苗道润死，安民代领其部众。一二一九年任中都西路经略使，统领易州以西。一二二○年，又权元帅左监军，行中都西路元帅府事。封易水公。管领涿州、易州、安肃、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矾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懽谷、东安寨等地。

　　郭文振——辽州刺史太原人郭文振，曾受命配合苗道润收复中都。郭文振招降太原东山二百余村，迁老幼于山寨，得壮士七千人，驻营防护秋收。一二一九年十月，与潞州招抚使张开合兵收复太原。一二二○年，封为晋阳公，管领河东北路。

　　胡天作——管州人胡天作，以乡兵守御本州，受任为管州刺史。一二一九年，收复平阳府，受任充便宜招抚使，一二二○年，封为平阳公，受领平阳府、晋安府、隰州、吉州。

　　张开——景州张开，宣宗初年，在蒙古兵攻掠河北对结集地方武装固守，一二一六年领兵收复清州。一二一九年，充潞州招扰使，与郭文振合兵收复太原。一二二○年，封为上党公，管领泽、潞、沁三州。

　　燕宁——宫州提控燕宁，守无胜寨，与益都田琢、东平蒙古纲控制山东。曾镇压沂州红袄军王公喜，占领沂州，招降红袄军叛徒胡七、胡八等人，复任为山东安抚副使。一二二○年，封东莒公，管领益都府路。

　　宣宗加封的九公，都兼宣抚使，赐号“宣力忠臣”。九公总帅本路兵马，并有权署置官吏，征收赋税，赏罚号令可以便宜行事，实际上成为割据一方的公侯，当时号称“封建”。

　　三月，宣宗又派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出兵河北招降。河北各地的地主武装坚守堡寨力战破敌者甚多。完颜赛不上书说：“这类人忠赤可嘉，如不旌表酬赏，无以激励人心，请朝廷量加官赏，万一敌兵再来，将会争先效力。”宣宗看到奏章，下令对义军给予封赏。赛不招降晋安府事皇甫珪、正平县令席永坚五千余人，得粮万石。四月，升任枢密副使。

　　金宣宗企图用“封建”和赏官的办法，利用地主武装守土抗敌。木华黎统率的蒙古军也越来越着重于招降和利用金朝的叛将和地主武装，去扩大对金朝统治区的占领。木华黎军中原来已有石天应和史夭倪、史天泽的汉军、石抹明安的乣军、石抹也先的黑军（也先死，由子查刺统领），形成侵掠金朝的中坚力量，又利用陆续收降的藁城地主董俊去攻打真定，石抹孛迭儿攻掠固安，攸兴哥攻掠太原，李守忠攻掠平阳，田雄（金北京降将）攻掠隰、吉等州，石抹特未儿攻掠奇岚。在金、蒙作战中，附金和降蒙的地主武装，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地主武装的战降 一二一九年，藁城董俊曾夜入真定，逐走武仙。一二二○年春，武仙收夏真定。五月，武仙派兵万五千人屯驻黄山和尧山，进逼曲阳，败616董俊于黄山下。木华黎自中都发兵攻武仙，武仙退守真定。八月，木华黎至满城，遣史天祥攻真定城。史天祥往见武仙说降。武仙投降蒙古。九月，木华黎驻军真定，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武仙为副。宣宗封建九府中，武仙的恒山公府，财最富，兵最强。武仙叛金降蒙，金朝遭到沉重的打击。

　　木华黎军白大名至林州，指向济南。据守济南的长清地主武装严实，曾由东平行台蒙古纲任为百户，镇压泰安张汝揖的红袄军，升为长清令。金朝南侵，严实接受宋朝封授的官职，为济南治中。太行以东，都受严实节制，统领彰德、大名、磁、泊、恩、博、滑、浚等州。木华黎军至济南，严实以所领三十万众叛宋降蒙。金黄陵岗经略使乌古论石虎领兵二十万屯黄陵岗，遣步兵二万袭济南，败走。木华黎指挥蒙、汉军进逼黄陵岗。金兵大败，溺河死者无数。宣宗斩乌古论石虎。

　　严实降蒙，领兵攻占楚丘和曹、濮、单三州。木华黎、史天祥军围东平。东平行省蒙古纲与东富公燕宁军坚守。木华黎久攻不能下。一二一一年初，蒙古军解围而去。燕宁自东平退天胜寨，遇蒙古军，力战而死。

　　燕宁战死。蒙古纲率所部女真、契丹、汉军五千人，势孤力弱，放弃东平，移军邳州。严实军进驻东平。

　　河北一带的形势是一二二○年七月，降宋的益都张林军来攻沧州，沧海公王福投降张林。十月，靖安民出兵至矾山，收复檐车寨驻守。蒙古兵围山寨，守寨提控马豹等劫靖安民妻子出降。靖安民及经历官郝瑞等拒不投降，被部下杀死。

　　投宋抗金的红袄军等义兵，也在作战中不断分化，转战山东、河北地区。一二二一年，宋江淮制置使贾涉阴谋消灭抗金投宋的红袄军等义兵，（参见本书第五册）利用李全兵除涟水军石珪等。石珪投降蒙古。木华黎授石珪为济、充、单三州都总管。宋京东安抚使益都张林也投降蒙古，被任为行山东东路益都府、沧、景、滨、棣等州都元帅府事。彭义斌战败李全，收李全兵，进攻京东州县，有兵数十万人，严实部将晁海在济南青崖降彭义斌。彭义斌率军西下，郡县多降。一二二五年，围攻东平。严实被围，城中食尽，与彭义斌谈和。七月，彭义斌暗中与武仙联合，攻下真定。李全向宋朝诬告彭义斌叛变，宋朝不敢向彭义斌行赏。严实奔赴蒙古孛里海军反攻彭义斌。彭义斌提军北上，与蒙古军战于赞黄五马山，兵败被擒，拒不降蒙，大骂而死。

　　一二二三年秋七月，降蒙的石珪领兵攻曹州。金守将郑从宜奋战得胜，擒石珪送至汴京处死。

四、陕西、山西地区的抗蒙战争

延、鄜之战 一二二一年秋，木华黎统率的蒙古军又经丰州向陕西，自东胜渡河。十月，由云中攻破蔑州。葭州是金朝和西夏接壤的冲要。木华黎采石天应的建策，命石天应领兵五千留葭州，造舟建浮桥驻守。蒙古军分兵四出，攻破绥德州。十一月，蒙古、西夏兵进攻延安。金知延安府事完颜合达出兵拒战，夜袭西夏兵营。西夏兵大败，金军追杀四十里。木华黎在延安三十里外驻营，完颜合达出兵三万列阵城东。蒙古军佯败，诱金军进击，在山谷间设伏兵出击。金军大败。完颜合达退入延安城坚守，保住了延安城。

　　木华黎久攻延安不下，领兵南下攻掠。闰十二月，攻破鄜州。金同知河中府事、权元帅右都监蒲察娄室战死。保大军节度使完颜六斤战败，投崖自杀。鄜州行元帅府事纥石烈鹤寿突围出城，被蒙古兵追及。纥石烈鹤寿据土山力战，战败而死。部下将官张铁枪被蒙军俘获。木华黎向他劝降。张铁枪坚持不屈，厉声说：“今天事已至此，我只有一死。”被杀牺牲。

　　木华黎率领的蒙古军自丹州西行，再次攻破隰州，金经略使轩成战死。木华黎任田雄为隰吉州刺史镇守。

太原、桢州之战 一二二二年春，驻东平的严实与蒙古军合兵攻掠泽州、潞州。金上党公张开驻守马武寨，遣部下李松守潞州。蒙古兵围潞州，李松突围而逃。公府吏阎载之以州城降蒙。完颜合达分兵二万与平阳胡天作、上党张开、晋阳郭文振三公府兵合力守御河东。七月，张开领兵收复泽州。

　　八月，木华黎率领蒙古兵口云中，再攻太原府。太原人赵益与当地上豪建立武装，保聚山险，曾在郭文振指挥下率领地主武装收复太原城，受任为同知太原府事兼招抚使。蒙古兵围攻太原，赵益兵不能敌，烧毁府库，杀掉妻子后，自杀殉职。太原再度失陷。

　　蒙古木华黎兵至盂州。地主武装首领刘某受任金盂州太守，率部民降蒙。蒙古军进逼平阳青龙堡，胡天作领兵驻守，形势危急。十月，宣宗诏令权左都监古里甲石伦与上党张开、晋阳郭文振合兵救援，中途因蒙军阻道，不能前进。知平阳府事尤虎忽失来挟胡天作降蒙。宣宗诏令张开、郭文振招胡天作返回金朝。胡天作至济源，准备逃走，被蒙古军发觉杀死。

　　金桢州刺史女奚烈斡出按照行省牒文，把州民迁徙到金胜堡抵抗。蒙古兵到来，地主武装花帽军坚守抗蒙。女奚烈斡出出兵与蒙古军作战，身中流矢，负伤卧床。花帽军提控张某说：“兵势不可当，应该赶快投降。”斡出说：“我们坐食宫禄，可以忘记国家吗？我辈只当力战而死。”夜间，张某执兵仗闯入，威胁斡出投降。斡出坚决反驳说，“你要怎么干由你，我终归不能屈服。”张某杀斡出，投降蒙古。桢州军事判官王谨率领部分州民，驻屯周安堡，坚持抵抗，与蒙古军激战十余日，兵败被俘，不屈牺牲。

　　青龙堡和金胜堡被蒙古军攻破后，花帽军五千人被木华黎、史天祥招降。

河中府之战 一二二二年十月，木华黎军经绛州，攻破荣州，汾水以东堡邑相继降蒙。木华黎在汾水东召见石天应，策划南侵。石夭应还茵州，与诸将计议，说河中北接汾、晋，西连同、华、地五千余里，户数十万，占据河中，就可定关内，定关内就可进而攻取河南。石大应自葭州进军河中，围攻河中府城。

　　金朝新任的河中府判官，权河东南路安抚副使侯小叔，原来是河津水手，被籍充军，以军功升任判官。石天应围河中，侯小叔保护农民入城，以家财犒赏将士，并立死守。提控吴德劝侯小叔出降，侯小叔给以痛斥，立即斩首。侯小叔表兄张先说：“大兵势重，出降可保妻子。”侯小叔大怒，说：“我是个船夫，现在到达这样地步，怎么能说出降！”把张先捆绑在柱上处死。石天应攻城不下。河中围解。十二月，宣宗诏令侯小叔权元帅右都监，便宜从事。

　　金枢密院派遣都监完颜讹论到河中与侯小叔议兵事，侯小叔出城会见讹论。石天应乘机攻城，占领河中府。木华黎以石天应权河东南北路陕右关西行台，驻守河中。平阳李守忠、太原攸兴哥、隰州田雄都受石天应节制。

　　河中城破，侯小叔领兵退驻中条山乐李山寨，会集兵众十余万反攻。元光二年（一二二三年）正月，侯小叔军乘蒙古大兵西去，城中守备空虚，夜半登城，焚烧城上的楼橹，火照城中。石天应军惊惶奔逃。金兵乘势四面围攻。蒙古军大乱，石天应败死。木华黎领军侵金以来，金朝叛将石天应一直是蒙古军中的重要将领。侯小叔军收复河中，斩石天应，对蒙古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是金军抗蒙战争的一个重大胜利。宣宗加封侯小叔为昭毅大将军，遥授孟州防御使，同知河中府事。

　　蒙古军遭此惨败，发骑兵十万，再围河中。金总帅完颜讹可遣提控孙昌领兵五千，枢密副使完颜赛不遣李仁智领兵三千，救援河中。侯小叔与孙昌、孪仁智等约定日期。夜中鸣钲为号，内外夹攻。侯小叔如期出兵，孙昌、李仁智临阵不敢动。侯小叔兵败入城。蒙古兵加紧围攻。侯小叔密遣使者突围到汴京告急。河中府城被蒙古军攻破，侯小叔英勇战死。

凤翔之战 一二二二年冬，在石天应攻掠河中的同时，木华黎统率的蒙古军经蒲城直趋京兆。原延安知府完颜合达抗蒙有功，在这年任参知政事、行省于京兆，领兵二十万固守。木华黎见蒙古军进攻不利，留兵六千屯驻，派蒙古不花率领先锋军去围攻凤翔，计划攻下凤翔后再取京兆。

　　原花帽军首领完颜仲元（郭仲元）一年调知凤翔府事，统帅军兵。兵马都总管判官马庆祥（汪古人）为副，受京兆行省完颜合达指挥。十一月，蒙古不花军将攻凤翔，行省令马庆祥与治中胥谦，分道清野。马庆祥出兵前，命画工为他画像付给家人，决心死战。马庆祥军在浍水与蒙古先锋军相遇，作战不利，且行且战，将及城，遭蒙古军邀截归路。金军被围。马庆祥对部下说：“我们受国厚恩，竭力效死，乃是本分”。全军护死力战，弓矢用尽。蒙古军围数重，迫使投降。马庆祥不屈而死。胥谦也力战不屈，牺牲。

　　木华黎亲率大军数十万围攻凤翔，数百里间，遍设营栅。金朝廷以完颜仲元兵力不足守御，派左监军赤盏合喜领兵来援。完颜仲元让赤盏合喜总兵事，自己身先士卒。合喜大力坚守。同知临洮府事颜盏虾洮奋力作战，多有战功。木华黎围攻月余不下，哀叹说：”我奉命专征，不数年，取辽西、辽东、山东、河北，不劳余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凤翔，都不能攻下，岂是我命将尽么？”一二二三年二月，木华黎领兵退走，三月，还军至闻喜县病死。

　　延安、凤翔的保卫战一再挫败木华黎军，取得胜利，意义是重大的。宣宗把凤翔的战功，通报各地，并褒奖完颜合达，完颜仲元升为元帅右监军，赤盏合喜升左监军。

　　蒙古军退后，宣宗随即任命完颜伯嘉行尚书省于河中，率领陕西精锐与乎阳公史咏（胡天作死后，袭封）合兵收复河东。四月，收复霍州汾西县。五月，完颜合达收复河中府。史咏收复霍州及洪洞县。金朝抗蒙作战又出现了转机。

　　这时，金、宋战争仍在边地进行。八月，邳州从宜经略使纳合六哥，杀行尚书省蒙古纲，据州反，与投宋的李全相联络。宣宗命牙吾塔率领侵宋的行枢密院兵进讨。九月，破邳州南城。十一月，斩纳合六哥，收复了邳州。

　　元光二年（一二二三年）十二月，金宣宗病死。

（四）抗蒙斗争的发展和金兵的败溃

一、金哀宗即位，并力抗蒙

　　元光二年（一二二三年）十二月，宣宗病危，诏立太子守绪（宣宗王后子）继位。平章政事、英王守纯（庞妃子）抢先进宫。太子守绪后至，忙遣枢密院官及东宫亲卫军三万屯东华门街，命护卫四人监视守纯于近侍局。守绪奉遗诏即帝位（哀宗），改年号正大。

　　哀宗守绪在宣宗初年曾任枢密使，立为皇太子后，仍控制枢密院事。哀宗即位，正当金朝濒临灭亡，而人民抗蒙斗争又有所发展的年代。金哀宗采取了一系列的新措施，任用抗蒙有功将帅，集中兵力，抗蒙救亡。

任用抗蒙将相 哀宗即位后，在正大元年（一二二四年）正月，罢免守纯平章政事的相位。三月，丞相高汝砺病死。五月，平章政事把胡鲁病死。哀宗任用一批抗蒙有功将帅，分掌军政。赤盏合喜权枢密副使，枢密副使完颜赛不为平章政事，权参知政事石盏尉忻为尚书右丞，起复致仕官张行信为尚书左丞。一二二五年四月，又起用已致仕的胥鼎为平章政事、行省于卫州（一二二六年七月病死）。太常卿李溪权参知政事。在“金国将亡”的年月，金哀宗任用文武朝臣，并力救亡。哀宗又下诏为抗蒙死难的将佐十三人建立褒忠庙，以激励将士。

　　蒲察合住在宣宗时权吏部侍郎，声势煊赫，残酷苛刻，朝臣都知道他的奸恶而不敢言。哀宗即位，贬蒲察合住为恒州刺史，贬左司员外郎泥庞古华山同知桢州军州事。正大无年（一二二四年）十二月，又把蒲察合住处死。《金史·哀宗纪》说：“逐二奸臣，士大夫相贺。”朝中为之一振。

　　一二二三年，宣宗病死前，曾遣人招降武仙。武仙降蒙后，与史天倪同治真定，相互攻讦。一二二五年春，武仙杀史天倪，以真定府降金。武仙叛蒙归金，对金朝的抗蒙救亡，显然也是有利的。

停止侵宋战争 宣宗面对蒙古的侵掠，利用地主武装在北方抗蒙，而把金军主力南侵宋朝。由于南宋人民的坚决抵抗，金宋战争连年不决。术虎高琪向南方“扩地”的图谋难以实现，反而使金朝背腹受敌，兵力分散。哀宗即位后，改变战略，迅速停止侵宋战争。一二二四年六月，派遣枢密判官移刺蒲阿领兵到光州，四处张榜，告谕宋界军民，金朝“更不南伐”。一二二五年，又下诏禁止宿州、泗州、青口等地巡边的官兵擅杀过淮的红袄军。金军停止侵宋，得以集中兵力，抗御蒙古了。

与西夏议和 在蒙古侵掠金、夏的过程中，西夏和金朝不断在边境地带发生小规模的战事。宣宗多次下诏对夏作战。成吉思汗北返后，集中兵力西向，西夏遭到蒙古的侵掠，处在灭亡的威胁之中。哀宗也对西复改变战略，遣使谈和。一二二五年九月，金、夏和议：夏对金称弟，不称臣，不用金朝年号。哀宗对谏官完颜素兰、陈规等说：“夏人从来臣属我朝，现在称弟和好，我不以为是耻辱。果能和好，使人民安定，还要对他们用兵吗？你们应当知道我的用意”。

　　金哀宗对宋，夏和好，集中力量进行抗蒙斗争。

山西失地的收复 一二二六年秋，哀宗派遣权枢密副使移刺蒲阿进兵山西。八月，移刺蒲阿收复曲沃，进而收复绛州（晋安），蒙古守将刘德仁（辽东降蒙地主）败死。一二二七年初，纥石烈牙吾塔领兵攻平阳。蒙古知平阳府事李守忠出战，兵败入场。蒙古平阳副帅夹谷常德（金降将）开城门迎金兵。牙吾塔收复平阳，俘李守忠。蒙古行平阳元帅府事孪伯温（李守忠兄）据守青龙堡，金兵进攻，李伯温败死。五月，武仙领兵攻太原，金降人自城中年应。武仙收复太原，蒙古大将攸兴哥（攸哈刺拔都）败死。金朝出兵山西，一年之间，连续收复平阳、太原等重镇，蒙古丧失守将多人。

　　金取得了胜利。

山东、淮北地区的斗争 一二二六年初，李全自楚州北上，攻山东，占据青州益都，擒降蒙的红袄军首领张林。蒙古郡王带孙领兵围攻李全于益都。宋朝任刘琸知楚州，投宋的红袄军首领夏全在楚州起兵反刘琸，刘琸逃跑。夏全进兵盱眙，十一月，领兵投降金朝。楚州的王义深、张惠、范成进等也相继降金。哀宗封四人为郡王。张甫叛金投附李全，与刘庆福谋杀李福，不成，被杀。李全妻杨妙真拾楚州。哀宗遣总帅完颜讹可等领兵往攻，败还。

　　济南地主武装张荣逐渐扩充势力，据有章丘、邹平、济阳等地。一二二六年，领兵降蒙。李全在青州被围攻一年，大小百战，伤亡惨重，城中军民仅余数千人。一二二七年四月，李全投降蒙古。蒙古军帅孛鲁（木华黎子，权国王）以孪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蒙古兵乘胜攻下登、莱、胶、淄、滕等三十余城。山东地区都为蒙古所占有。

蒙古侵掠陕西 一二二六年，成吉思汗亲自统领蒙古大军进攻西夏，企图一举灭亡西夏。十一月，蒙军围攻西夏中兴府。金哀宗急召陕西行省及陕州总帅完颜讹可、灵宝总帅纥石烈牙吾塔等到汴京商议军事。又下诏给陕西两行省说：“倘若边地有警，内地可忧，如不早图，就要受害。一旦事势不同，可以随机应变。如再逐级奏报，恐失事机，可由行省从宜规画。”

　　一二二七年四月，成吉思汗到达隆德，企图侵占金朝的德顺州，作为驻地。金朝在德顺州，没有驻军，形势危急。德顺节度使爱申书招凤翔人马肩龙来州共守。州城中只有地主武装“义兵”和乡军八九千人。蒙古兵围攻，金军死守，力成一百二十昼夜。城破，爱申自杀，马肩龙战死。

　　五月，蒙古军进攻临洮府。金临洮府总管陀满胡土门战败被俘，拒绝蒙军诱降，见蒙古军帅不跪拜，蒙军用刀砍胡土门膝胫。胡土门始终不屈，被杀死难。

　　金哀宗召集朝官，商议对策。陕西行省奏上三策，上策是哀宗亲自将兵出战，中策是哀宗去陕州，下策是弃陕西，保潼关。朝官集议，以为只可助陕西军决战，如陕西不守，河南也不可保。六月，西夏帝晛降蒙，西夏灭亡。金哀宗遣使去蒙古军中求和。

　　蒙军拒绝金朝的求和，经清水县，进攻凤翔，直指京兆，关中大震。七月，金哀宗在汴京签民为军，劝百姓入城迁避。人们议论说，蒙兵未到，河南先乱。蒙古军攻灭西夏，长驱入陕，千里之间，汹汹不安。屯驻在泾、邠、陇三州间的金节度使杨沃衍（唐括迪刺部人），原为北边屯田小吏，抗蒙作战有功，升任节度使，立志以身许国，说：“为人不死于王事，而死于家，不算大丈夫。”蒙古兵东下，杨沃衍与部将刘兴哥（凤翔虢县人，出身起义农民）在邠州、陇州之间，往来作战，抗御蒙古，屡战屡胜。蒙古兵不能前进。

　　正当金朝的汴京，面临着成吉思汗大军的严重威胁时，七月，成吉思汗在清水县军中病死。八月，哀宗令撤去汴京城防丁壮和修城民夫，并暂停非急需的军需差发。汴京波过了危机。

　　成吉思汗死后由幼子拖雷监国。一二二八年，继续侵金。蒙古军在陕西者，渐至泾州，断绝庆阳粮道，进入大昌原。平章政事，平凉行省完颜合达问军中请将谁愿为前锋出战。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应命。陈和尚出兵前，沐浴更衣，表示决心死战。擐甲上马，不再回视，急出抗敌。陈和尚领骑兵四百，大破蒙古军八千之众，三军战士踊跃奋战，获得重大胜利。哀宗手诏褒奖，授陈和尚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大昌原的全胜，为金朝多年所未有，捷报传来，满朝振奋。

　　完颜陈和尚，名彝，丰州人。父乞哥曾为同知阶州军事。章宗泰和侵宋时，宋军攻占阶州，乞哥阵殁。宣宗时，蒙古侵金，陈和尚被俘，杀蒙古监卒，渡河逃回金朝。兄斜烈任行寿泗元帅府事，陈和尚充宣差提控。一二二五年，陈和尚因处理军中官吏相殴事，被诉入狱。一二二六年，斜烈死，哀宗释放陈和尚。一二二七年，为忠孝军提控。所谓忠孝军，是在蒙古侵掠中投附金朝的各族军队，包括畏兀儿、乃蛮、羌、浑及中原被俘逃来的汉人。忠孝军勇于作战，但难于统制。陈和尚统帅有方，军纪严明。军队过处，秋毫不犯，街市间不再喧杂。作战则充当先锋，疾如风雨。大昌原之战，陈和尚声名大振，忠孝军日益成为金朝抗蒙战争中的一支劲旅。一二二九年，枢密副使移刺蒲阿率陈和尚忠孝军驻邠州，防御北边。

　　

二、蒙古窝阔台侵金

　　 一二二九年八月，蒙古在克鲁伦河边举行贵族大会（库里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蒙古太宗）继承了汗位。窝阔台统领蒙古军的主力，大举侵掠金朝。金朝抗蒙救亡的斗争，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

庆阳之战 一二二九年冬十月，蒙古军进驻庆阳界。哀宗诏陕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币帛去蒙军求和，以为缓兵之计。蒙古也派使臣斡骨栾到陕西行省来招降。哀宗密遣枢密院判官白华去邠州，告谕移刺蒲阿，候春初去庆阳作战。十二月，哀宗诏令移刺蒲阿与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权签枢密院事完颜讹可等领兵援庆阳。正大七年（一二三○年）正月，金军与蒙古军再战于大昌原，蒙古朵忽鲁军战败，退走。庆阳围解。移刺蒲阿遣还蒙古使臣斡骨栾，说：“我已准备军马，可来战斗！”

卫州之战 蒙古在庆阳战败，斡骨栾回报。窝阔台大怒，决意亲自领兵南侵。一二三○年七月，窝阔台与弟拖雷、侄蒙哥统率大兵，向金朝的山西进攻。蒙古军攻下天成堡，经西京，至应州，在雁门关激战，先后攻破代州和石州。

　　武仙归金后，在一二二八年置府卫州。一二三○年九月，武仙领兵围攻潞州的蒙古军。窝阔台命塔思领兵救援。武仙退保潞州东原上。金将移刺蒲瓦领兵夜袭蒙古军，塔思战败，蒙古辎重、人口都被金军俘获。武仙还军，攻占潞州。十月，窝阔台再遣万户宴只吉台与塔思等攻潞州。武仙遁走，还屯卫州。蒙古真定万户史天泽等率领河北蒙、汉军围攻卫州。哀宗调遣完颜合达、移刺蒲阿领兵十万救卫州。完颜合达等先遣完颜陈和尚忠孝军及亲卫军等三千人作先锋出击，蒙古兵败退。卫州围解。陈和尚的忠孝军又立了战功。

　　卫州解围后，哀宗登城门劳军。以移刺蒲阿权参知政事，与完颜合达行省于阌乡，领兵防守潼关。调武仙兵去鹘岭关扼守金州路。

潼关、凤翔之战 一二三○年十一月，蒙古兵攻潼关、蓝关，不能下，退军。正大八年（一二三一年）正月，蒙古速不台军攻破小关，攻掠卢氏、朱阳。潼关总帅纳合买住领兵拒战，求援于行省。行省派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都尉夹谷浑军一万来援。蒙古速不台军败退，金兵追到倒回谷口而还。

　　金完颜合达、移刺蒲阿屯兵于潼关东。蒙古按察儿军围攻凤翔。完颜合达、移刺蒲阿以蒙古兵势大，不敢轻动。哀宗派白华驰谕合达、蒲阿，领兵出关与渭北蒙军交战，诱蒙古军教授，以解凤翔之围。完颜合达、移刺蒲阿领旨提兵出关，至渭北，与蒙古军交战，正值窝阔台、拖雷率领的主力军来援，金军当晚收兵入关。一二三一年二月，蒙古兵攻陷凤翔。

　　窝阔台出兵侵金以来，金、蒙互有胜负，蒙古兵并没有能取得多少进展。一二三一年五月，窝阔台在宫山九十九泉驻夏，召集蒙古诸王将领商议灭金的战略。蒙古军兵分三路，中军由窝阔台率领，攻河中府，转向洛阳。左军由斡陈那颜率领，进兵济南。右军由拖雷率领，自凤翔过宝鸡，入小潼关，经过宋境沿汉水而下。自唐、邓攻汴京。计划在一二三二年春季三路大军合围汴京，消灭金朝。

　　九月，蒙古兵三路齐发，窝阔台兵临河中府，拖雷军过凤翔南下。金朝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将领们在议论着抗蒙救亡的对策。枢密判官自华主张调陕西兵守河中，说：与其到汉水去防御，不如直往河中，黄河一日可渡。倘作战顺利，蒙古去襄、汉的军马必当迟疑不进。利用北方作战机会，使南方掣肘。完颜合达自陕州上奏，也主此议。哀宗召移刺蒲阿到汴京商议。移刺蒲阿以为，如金军北渡，蒙古兵必将屯驻平阳之北，放我师渡河，然后断我归路与我决战，恐怕不利。蒲阿请召合达来同议。合达对哀宗说，河中时势已经不同以前，所奏也不敢自信。合达、蒲阿仍还驻陕西，只以一支军马出冷水谷，为河中府声援。

　　十月，窝阔台猛攻河中。合达、蒲阿派遣元帅王敢率领步兵一万教授。十一月，王敢救兵赶到，金军拚死守城，日夜不休。城西北楼橹被攻破，又血战半月。十二月初，力尽，城陷。守将完颜讹可被俘遇害。

　　拖雷率领的右军四万，攻破宝鸡，九月，破大散关，侵入宋境，屠洋州，攻兴元。宋兵弃饶峰关不守。蒙古兵攻入饶峰关，由金州东下，直指汴京。邓州告急。

　　十一月，哀宗急诏完颜合达、移刺蒲阿移兵屯邓州，完颜陈和尚随行。杨沃衍军留守阌乡。两省军人邓，札付宋襄阳制置司，约同御蒙古，被宋朝拒绝。十二月初，杨沃衍领兵八千，武仙自胡陵关领兵万人来邓州会师，屯驻于顺阳。

　　拖雷军渡汉江。金提控步军、临淄郡王张惠建策，乘蒙军半渡邀击。移刺蒲阿不听。蒙古兵约四万人渡江至禹山。金军已屯顺阳二十日。完颜合达在邓州两山隘间设伏兵二十余万。合达、蒲阿立军高山，分据地势。步军列阵山前，骑兵屯于山后，计划夹击蒙军。蒙古军只有四万。拖雷得到谍报，留大军辎重，只派少数轻骑前进。蒙将速不台设计说：“金军不耐劳苦，不利野战。多次挑战使他们劳乏，战乃可胜。”蒙古轻骑兵到，合达见形势不利，列阵以待。蒙古兵突击攻阵。都尉高英督军力战，蒙兵少退。蒙兵又突击都尉樊泽（即夹谷泽）军，合达斩一千夫长，金军殊死战，蒙军又退。

钧州三峰山之战 蒙古轻兵自禹山退走。西省奏报获胜。拖雷留下一支蒙古军牵制金军。蒙古军已分散行进，分道直趋汴京。完颜合达、移刺蒲阿恐蒙军乘虚入京，自邓州发大军赶赴汴京。正大九年（一二三二年）正月初二日，完颜合达、移刺蒲阿率骑兵二万、步兵十三万，自邓州出发。骑兵统帅蒲察定住、郎将按得木、忠孝军总领夹谷爱答、提控步军张惠、珍寇都尉高英、樊泽，及中军陈和尚等随行。至五朵山，与杨沃衍、武仙军合。杨沃衍问，“禹山之战如何？”合达说：“我军虽胜，而蒙古大兵已散漫趋京师了。”杨沃衍愤慨地说：“乎章（合达）、参政（蒲阿）蒙国厚恩，掌握兵权，失去事机，不能战御，竟然纵敌兵深入，还有什么话可说！”金军北行，蒙古伏兵不断在中途邀击。十二日，金军渡沙河，去钩州。蒙古兵渡河袭击，金军不得扎营休息，又不得军食。行至黄榆店，遇雪不能前进，就地札营。十四日，合达在军中接到哀宗的制旨，令两省军全部赴京师，然后出战。又有密旨，说蒙古骑兵渐近，已迁卫、孟二州。合达、蒲阿立即启行。蒙古军聚集，阻挡道路。杨沃衍夺得一条去路，陈和尚占据山上，金兵急进，距钧州只有十余里。蒙古军退至三峰山的东北和西南。武仙和高英领兵袭击西南，杨沃衍、樊泽袭击东北，蒙古兵退到三峰山东。张惠、按得木率骑兵万余，自上而下冲击，蒙古兵又退。金军沿途作战，极度疲劳。军士甚至三日未食。至三峰山，天又大雪，军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蒙古军与河北降军聚集在四围，燃薪煮肉，轮番休息。乘金军疲困，有意让开去钧州的一条路，放金军北走，然后出伏兵夹击，金军大败，杨沃衍、樊泽、张惠三军争路，张惠持枪奋战而死。蒙古兵围攻杨、樊及高英兵，战于柿林村南，樊泽、高英也都战死。武仙率三十骑逃入竹林。移刺蒲阿领兵北走，蒙古军追到，被擒。金朝的大军全部崩溃。

　　完颜合达与完颜陈和向率领金兵残部数百骑败入钩州。蒙古军继续围攻钩州城。合达军在城中不得出。蒙古兵入城，合达败死。陈和尚被擒，拒绝蒙古的劝降，坚不跪拜。蒙古兵用刀砍断他的膝胚，陈和尚从容说：“我就是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尚。大昌原战胜你们的是我，卫州战胜你们的是我，倒回谷战胜你们的也是我。今天要死个明白。”蒙古兵用刀斫断他的足胫，又割他的嘴，直割到耳边，血流不止。陈和尚至死不屈，英勇就义。

　　蒙古军帅派遣降蒙的杨沃衍部下将官呆刘胜去向杨沃衍劝降，说投降当授大官。杨沃衍愤怒地说：“我出身细微，蒙国大恩，你要这样玷污我吗？”拔剑斩呆刘胜。杨沃衍向汴京哭拜说：“无面目见朝廷，只有一死了。”自缢殉难。

　　移刺蒲阿被蒙古军押送到官山。蒙古军多次劝他投降。移刺蒲阿只是说：“我是金国大臣，只当死在金国境内。”不屈，被杀。

　　钩州三峰山之战，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完颜合达和移刺蒲阿身列相位，行省陕西，是金朝两名主要的统帅。抗蒙作战的主要将领也都在他们的部下。金宣宗以来，河北、山东地区委用当地地主武装抵抗蒙古。金兵主力二、三十万由合达和蒲阿指挥。蒙古军分三路进攻。金朝统治集团内意见不一，缺少策划。两省兵往来抗敌，疲于奔命。钩州三峰山一战，金朝的主要将领大部牺牲，金兵主力全部败溃。金朝遭到这一严重的失败，灭亡不可免了。

（五）哀宗迁蔡和金朝的灭亡

　　正大九年（一二三二年）正月，哀宗派遣完颜合达等自阌乡去邓州后，调徐州行省徒单兀典行省阌乡，守御潼关。徒单百家为关陕总帅。钩州三峰山败后，哀宗又急调徒单兀典来守汴京。徒单兀典与潼关总帅纳合合闰、秦蓝总帅都点检完颜重喜等撤除秦蓝各处守兵，领兵十一万，从虢入陕。

　　兀典自阌乡发兵前，将库藏全部拿出赏给军士，每人白金三两。又要抢劫州民财物以资军用，同华安抚使完颜素兰力谏而止。军士都以老幼随行，州中商贾也依军从行，妇女多嫁给军士。大军不走洛阳一路，而由州西南走入大山冰雪中。随行军将蓖州统帅及都尉张翼都在中途领兵叛去。军至铁岭，遇蒙古军，完颜重喜先降，被蒙古军斩于马前。军兵多叛降或散走，溃不成军。徒单兀典、纳合合闰领数十骑逃到山中，被蒙古兵追及杀死。完颜素兰逃回陕州，与徒单百家守陕。徒单兀典率领的关陕兵十余万，是金朝另一支重乓。这支大军溃散，金朝的兵力更加空虚了。

一、汴京守卫战

　　钧州三峰山败后，汴京危急，召完颜白撒还朝。完颜白撒原在乎凉十年，一二二八年被召还朝拜尚书右丞，后又任平章政事。白撒贪怯无能，专愎自用。正大九年（一二三二年）正月，蒙古兵长驱汴京，杨居亿请乘其远来，出兵进击，白撒不听。白撒派遣完颜麻斤出等率部众万人开短堤，决河水，以守汴京。工程未毕，蒙古骑兵已到，麻斤出等被害，修河丁壮逃回的不到二三百人。

　　汴京围急。城中空虚。驻军不满四万。城周百二十里，甚至不能遍守城口。白撒召集在京军官和防城有功者，截长补短，假借而用，得百余人领兵守城。又结集京东西沿河旧屯和卫州迁来的义军约四万人，募集了壮六万人，分守四城。二月，又征募京师民军二十万，分隶诸帅。每人每月给粟一石五斗。

　　三月，窝阔台驻兵郑州，令忽都忽等领兵攻南京。金哀宗命白撒宿上清宫，枢密副使赤盏合喜宿大佛寺，以备缓急。蒙古从郑州遣使臣唐庆持国书来招降，要哀宗献出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又索取降人家属，移刺蒲阿妻子、绣女、弓匠等数十人。哀宗封荆王守纯子讹可为曹王，由尚书左丞季蹊把他送到蒙古军营作为人质，向蒙古求和。窝阔台和拖雷率领蒙古大军北还，留军三万由速不台率领攻汴京。

　　哀宗求和，蒙古兵仍在继续作进攻的准备。汴京城外，蒙军沿城壕设列木栅，用薪草填壕。白撒等主帅因正在与蒙古议和，不敢出兵，在城上坐视蒙军备战。军民愤怒，要求出兵，在城中喧呼。哀宗亲自出端门慰劳军士。有军士五、六十人对哀宗说：“蒙古兵负土填壕，已过一半。平章不准放一箭，说怕坏和议”。哀宗说：“等曹王去，蒙古兵不退，你们再死战，也不算晚。”人们哭泣说：“事已紧急，皇帝不要只盼望讲和！”千户刘寿控哀宗马，说：“皇帝不要相信贼臣。贼臣尽，才能退敌兵。”卫士们要打他，哀宗说：“他喝醉了酒，不要理他！”

　　蒙古军向汴京城发动进攻。哀宗命大臣分守四城。枢密使赤盏合喜守西北角。蒙军来攻，合喜吓得语言失序，面无人色。平章政事白撒守西南隅。募壮士千人，从地道出城渡壕，烧蒙军炮座。约定城上悬红灯为记，被蒙军发觉失败。又放纸鸢（风筝）送文书招诱蒙古军中金人。人们议论说：“前天点纸灯，今天放纸鸢，宰相只靠这个，要退敌兵难矣。”

　　将帅怯懦无能。守城军民，人人激昂，奋勇抵抗。城中取宋朝遗留的假山的石头，制造圆球状的炮弹，每个约重一斤。每城一角置炮弹百余枚，更递下上，昼夜不停。堆积的炮石几乎与里城城墙一样高。一种叫做“震天雷”的火炮，用铁罐盛药，炮起火发，其声如雷，可以烧透铁甲。蒙古兵在城外墙掘出龛穴，城上不能射到，用铁绳系震天雷，顺城墙而下，至掘处火发，穴中蒙古兵就被炸死。又有飞火枪，注入火药，点火后，火焰喷射，可到十余步远。蒙古兵攻城，最怕这两种火器。金朝汴京军民，合力守城。与蒙古兵奋战十六昼夜，保卫了汴京城。哀宗又派使臣去蒙古军营求和。蒙古速不台见汴京城难以攻下，说：“已在讲和，还相攻么？”领兵退去。

　　三月十四日，哀宗登端门赏赐军士，改年号开兴为“天兴”。赤盏合喜说他守城有功，主张朝中庆贺蒙古退兵。几个宰相都出来反对。权参知政事完颜思烈说：“城下之盟，诸侯以为耻，怎么能以（敌军）罢攻为可贺呢？”赤盏合喜大怒说：“社稷不亡，帝后免难，你们不高兴吗？”翰林学士赵秉文拒不起草贺表。朝贺事不再举行。

　　蒙兵退后，舆论纷纷要求罢免白撤。哀宗被迫罢去白撒平章政事。军士恨他不战误国，声言非杀他不可。白撒吓得躲起来，一天搬几次家避祸。

　　蒙古围攻汴京时，各地居民都迁入城中避难。蒙兵退后，城中疾病流行。五十天年，死亡几十万人。速不台蒙古军分处在河南各地。汁京外无援兵，内缺粮饷，仍然处在危急之中。

　　五月间，哀宗派完颜思烈行省于邓州，招募援兵。又任武仙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行省河南，诏令领兵入援。武仙自三峰山败后，率残部到南阳国山，收集溃卒，招募兵士，渐至十万人，聚集粮食、武器，声势稍振。七月，思烈自汝州发兵，会武仙部入援汴京。哀宗任赤盏合喜为枢密使，率京城兵万五千人出师接应。赤盏合喜抗命不成，才勉强出兵。行至中牟故城，屯兵不进。

　　八月，武仙领兵至密县东，遇速不台部蒙古军，武仙按兵眉山店。武仙与思烈联络，要思烈阻涧结营，等武仙兵到，合兵并进，说不然就要失败。思烈急于去汴京，不听武仙的建策，独自领兵到郑州西京水，遭到蒙古军的袭击，不战而溃，思烈败走。武仙退兵留山。赤盏合喜在中牟，听说思烈军败，放弃辎重，当夜逃回汴京。官员们说：“赤盏合喜始则抗命不出，中则逗留不进，最后弃军逃跑，损失军资不可胜计，不斩之，无以谢天下”。哀宗罢赤盏合喜枢密使，兔官为民。

　　汴京城中缺粮，驻军无粮饷。八月初，置局括粟，向城中居民强征粮米。括粟官对居民说：“如果一旦粮尽，拿你们的妻、子作军食，你们还能吝借吗？”括粟十八日，八月二十八日改为“进献”。九月，令上党公张开等率步军保护陈留通许间的粮道，停止贫民献粮。前御史大夫完颜合周又建策说，京城括粟，还可得百余万石。哀宗以合周权参知政事，再次括粟。合周下令每家自报存粮。年壮者每人只许存一石三斗，年动者减半。各家自己把存粮写在门口，如有隐匿，即按隐匿的升斗数治罪。城中三十六坊，都选严酷官吏主持，向居民括粟。有寡妇两口人，交豆六斗，内有蓬子三升，被括粟官吏发现捉去示众。寡妇哭诉说：“我丈夫战死，姑婆年老，不能奉养，所以夹杂蓬批自食，不是敢用来充军储。而且这三升，是在六斗之外多余的。”官吏不听她申诉，当众把她杖死，京城居民为之战栗。有存粮的也都赶快扔掉。有人报告给合周。合周说：“京师危急，是保存国家呢？还是保存百姓呢？”人们有话都不敢再说。从此家无余粮，只有束手待毙。饿死者甚多。哀宗只好拿出些太仓的粮米作粥救济。汴京城内，至于人相食。兵士只好出城就食。

　　汴京援绝粮尽，不待蒙古军来攻，已难以继续维持了。

二、哀宗出逃

　　天兴元年（一二三二年）六月，左丞李蹊与曹王自豪古军还汴京。七月，蒙古使臣唐庆等来汴京，令哀宗去帝号称臣，投降蒙古。金朝守城军士愤而杀唐庆及从行人员，哀宗赦免军士。蒙、金和议断绝。速不台蒙古军散处河南各地，汴京仍处在蒙古军进攻的威胁之中。

　　朝廷上议论着弃汴出逃。十月间，哀宗以援兵不至、将帅缺人，又起用白撒为平章政事、权枢密使、右副元帅。十二月，起用白华为右司郎中。哀宗遣近侍向白华问计。白华献计说：“现在耕种已废，粮食将尽。四外援兵都不可指望，圣主可出就外兵，留皇兄荆王守纯在汴京监国，由他裁处。圣主既出，遣使告语蒙古，我外出不是收整军马，只因军卒擅杀唐庆，和议断绝，现在把京师交付荆王，我只求一二州养老。这样，太后皇族可以保存，圣主也可以宽心了。”哀宗决意出逃。次日，又召白华说：“出巡之计已定，但到哪里去，群臣议论未定。有的说归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有的说可沿西山入邓。也有人说要入邓，蒙古大将这不台现在汝州，不如取陈、蔡路转往邓州。你以为如何？”白华又说：“归德城虽坚，久而食尽，坐以待毙，决不可往。欲往邓州，既然汝州有速不台，断不能往。今日的事势，如同赌徒所谓的孤注。孤注只有背城之战。为今之计，当直赴汝州，与之决一死战。但汝州战不如半途战，半途战不如出城战。如出京太远，军食日减，事情就难了。倘若我军得战，存亡在此一举。外可以激三军之气，内可以慰都人之心。如只为逃避迁移之计，人心顾恋家业，未必都肯从行。应当仔细考虑。”哀宗再召诸相商议，仍有人主张去归德，有人主张去邓州。明日，哀宗又向守城军士宣布，因京城食尽，打算外出。诸帅将佐一起奏报说：“圣主不可亲出，只可命将，三军欣然愿为国家效死”。哀宗又有些犹豫，打算命将守城。权参政完颜讹可等激烈反对留沐京。沛京民间已在盛传皇帝要去归德，坐视城中饿死。哀宗召集起复的老将丞相完颜赛不、讹出、合周等数人密议，决议出京。以完颜赛不为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白撒为平章政事、权枢密使兼右副元帅，讹出为右副元帅兼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李溪为兵部尚书、权尚书左丞，徒单百家为元帅左监军行总帅府事，高显为东面元帅，完颜猪儿为南面元帅，刘益为西面元帅，娄室为北面元帅，各领兵五千，受总帅百家统辖，扈从哀宗出奔。

　　哀宗把皇太后、皇后和诸妃留在汴京。以完颜奴申为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为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撒合为外城东面元帅，术甲咬住为南面元帅，崔立为西面元帅，孛术鲁买奴为北面元帅，留守汴京。又命完颜合周留管宫内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哀宗与皇太后和后妃告别，自汴京出发，采白华议，西往汝州。这天，陕州总帅完颜仲德经秦、蓝、商、邓，提兵来援汁京。巩昌元帅完颜忽斜虎从金昌人援，对哀宗说：京西三百里之间无井灶，不可往。哀宗又改变计划，决策东行，经陈留、杞县，到达黄陵冈。

　　完颜仲德留任尚书右丞，随哀宗扈从。

　　十二月三十日，哀宗和群臣在黄陵冈集议。白撒主张哀宗驻归德，由白撒率河北降将取大名、冻平，经略河北。哀宗已采白撒议，蒲察官奴又奏报卫州有粮，主张攻取卫州。白撒说：“京师还不能守，得了卫州有什么用？在臣看来，还是取东平之策为好。”哀宗放弃东平之策，决计攻卫州。天兴二年（一二三三年）正月元旦，归德总帅石盏女鲁欢运来三百余船粮食助军。哀宗即命乘粮船渡河北上取卫州。哀宗随从军士渡河之间，突然北风大作，后面的兵士万人还在南岸。蒙古兵赶到袭击，元帅完颜猪儿战死。都尉完颜讹论出投降蒙古。

　　哀宗驻兵河北岸，留三千亲卫军护从。正月初四日，仍命白撒督军取卫州。右丞完颜赛不领马军先行。元帅蒲察官奴、总帅徒单百家，及郡王范成进、王义深、上党公张开、元帅刘益等领步兵自蒲城迸发。大兵出发前，右丞相完颜仲德扣哀宗马苦谏，说：“存亡在此一举，卫州决不可攻。”哀宗不听，命白撒督军进发。

　　金兵自蒲城行军，迁延八日才到卫州城下。蒙古骑兵三千来袭，被蒲察官奴等击退。金军围攻卫州，缺少攻具，连攻三日，不能破。蒙古派大兵来援，至卫州西南。金兵闻讯退师。蒙古兵跟在后面追击，金兵大败。自撒弃军逃跑。刘益、张开都在逃跑途中被民家所杀。刘益一军叛去。这时，哀宗在蒲城东三十里。白撒赶到，仓皇对哀宗说：“现在我军已溃，蒙古兵近在堤外，请赶快去归德。”哀宗在深夜四更匆忙乘船逃往归德，侍卫都还不知道。次日，金朝败军得知哀宗逃走，相继溃散。白撒收聚溃兵二万到归德，哀宗把攻卫之败，归罪于白撤。白撒下狱七日，饿死。完颜赛不辞官致仕。完颜仲德受命行省徐州。蒲察官奴请再领兵北渡，被女鲁欢阻止。

　　汴京自哀宗出逃后，城内暂时还平静。卫州败报传来，城中骚动。这时，速不台蒙古军又来攻。汴京内外不通，粮价高涨。一升米卖银二两。百姓粮尽，饿死甚多，甚至白食妻子。卫州军败，人们看到金朝将亡，更加不安。二十三日，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发动政变，杀完颜奴申、完颜斜捻阿不二相及其他留汴官员，投降蒙古。速不台进兵汴京。四月，速不台杀剂王守纯、梁王从恪（允济子），将后妃等送回蒙古。汴京陷落，金朝失国都，形势更为严重了。

三、归德变乱，哀宗迁蔡

　　哀宗留驻归德，二月，以知归德府事石盏女鲁欢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河北溃军相继来归德。归德军多粮少。女鲁欢请令溃军去徐、宿、陈三州就食。三月，女鲁欢又请将亲卫军出城就食。哀宗勉强听从，又告元帅蒲察官奴说：“女鲁欢尽散卫兵，你当小心。”归德城内，只有官奴统率的忠孝军四百五十人，和马用率领的七百人留在府中。马用原是一个都尉，到归德后升为统兵元帅。蒲察官奴与马用不和。官奴统领的一支军队，四出剽掠，官奴不加禁止。左丞相李蹊等奏官奴将谋反。哀宗说：“官奴从微贱中起为大帅，何能负我而反，你们不要过虑。”哀宗怕官奴、马用不和，因而成乱，令在尚书省设宴和解。马用撤去守卫，宫奴乘机攻马用，马用败走被杀。宫奴又乱杀军民，劫持朝官，杀石盏女鲁欢、李蹊等将相以下三百余人，军民死者三千人。官奴入见哀宗，说：“女鲁欢等谋反，我已经杀了。”官奴兵权在握，哀宗无法，只好承认官奴无罪，任他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

　　蒲察官奴年少时曾被蒙古军俘掳，往来河北。后自狱中逃归金朝，编入忠孝军万户。母亲仍在蒙古军中。哀宗令官奴以此为缘由向蒙古军谈和。蒙古忒木得放还宫奴母，遣使者来招降。忠孝军一百五十人听说官奴要劫哀宗降蒙，纷纷围住官奴的住宅，责问说：“你要献出皇帝投降，我们都是蒙古军不能赦的人，该到哪里去？”官奴恐惧，把母亲交出作人质，说：“你们如因此对我有怀疑，就把我母亲杀掉，我绝不怨恨。”官奴聚集军士到北草场，说他不降蒙，不要再怀疑，并告谕军士，计划出兵袭击蒙古军营。

　　哀宗到归德后，蒙古诸军逐渐会集到归德附近。蒙古撒吉思卜华军在归德城北，临城背水扎营。在忠孝军广大军士的推动下，五月间，哀宗、官奴令军中准备火枪战具。官奴率忠孝军四百五十人，自南门登船，由东而北，乘夜间至城北王家寺。哀宗到城北门观战，如果劫营失败，就乘船逃往徐州。四更时，两军接战。金军奋勇杀敌，腹背夹攻，用火枪袭击。蒙古军溃败，溺水死三千五百余人。撒吉思卜华败死，一军覆没。蒙古藁城元帅董俊也在作战中败死。金军取得劫营的重大胜利。

　　蒙兵败退。哀宗真授官奴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又在暗地密谋杀官奴。官奴声势日盛。朝臣都不敢向哀宗奏事。哀宗慨叹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主，但恨我不知用人，以致彼此奴所囚。”五月，官奴领兵去毫州。哀宗与近待宫设计，六月间把官奴召还，在官奴入见时，哀宗和近侍当场把他杀死。

　　哀宗到归德后，蒲察宫奴曾建策迁往国安用（李全余部）占据的海州。哀宗不听。蔡、息等州总帅乌古论镐请哀宗去蔡州。官奴说蔡州不可守，宣告“敢言南迁者斩”。哀宗杀官奴后，决计迁往蔡州。

　　正当哀宗准备白归德南迁时，蒙古军又攻陷了中京（洛阳）。中京在一二三二年三月，曾被蒙古军攻破，留守撒合辇战败，投水自杀。蒙古兵退后，元帅右监军任守真重立府事。河中射粮军子弟强伸，充官军戍陕州，兵败，逃来中京，任守真署为警巡使。任守真随完颜思烈入援，死于郑州。中京人推强伸领军二千五百人拒守。蒙古兵再来攻战，强伸多次战退敌兵，守住中京城。哀宗下诏褒奖，以强伸为中京国守、行元帅府事。十月间，完颜思烈自南山败走后，领军民十余万人入洛，行省事。一二三三年三月，蒙古兵入汴京后，将留在汴京的思烈的儿子押到中京城下，胁迫思烈投降。思烈不理，命左右在城上射箭。思烈知崔立以汴京叛降蒙古。忧病而死。总帅乌林答胡土代行省事，强伸行总帅府事。五月，蒙古兵再来攻城，命降蒙的韩某隔河向强伸诱降。强伸说：“先生不是国家臣子么？不能勤王，还要诱我投降吗？我本一军卒，现在作到留守，只能誓死报国。”强伸出兵击退蒙古骑兵。六月间，行省胡土弃中京南逃。部下开城西门投降。强伸见城不能守，自城东门突围而出，转战到偃师，力尽被擒。蒙古兵把强伸强拥在马上，说：“你能北面一屈膝，就饶你的命。”强伸不从。蒙古兵强迫他向北，强伸扭头南向，被杀殉国。

　　汴京、中京相继陷落。六月十八日，哀宗自归德出发，二十六日进入蔡州。留元帅王璧守归德。

四、蒙、宋联合灭金

　　哀宗逃到蔡州。蔡州地处淮水支脉汝水上，与宋朝接壤。蔡州无险可守，并且又面临着宋朝的威胁。

　　哀宗在归德时，曾派白华到邓州召援兵。邓州节度使移刺瑗叛金降宋，白华也叛降宋朝。哀宗离归德去蔡州，临淄郡王王义深又在灵壁叛变，经涟水入宋。哀宗到蔡州后，又召武仙领兵入援。移刺暖降宋后，宋兵袭击顺阳武仙军，被武仙击败。七月，武仙迁到淅川，谋取宋金州。军队缺粮，兵士都散去，溃不成军。

　　哀宗自归德逃往蔡州时，从徐州把完颜仲德调来领省院事，主持军政。随后，又自徐州调回军帅抹撚兀典，再次起用老将完颜赛不领行尚书省事于徐州。完颜仲德在蔡州亲自整顿兵马，自诸道征兵万人，又命工修缮器甲，限一月完工，军威稍振。九月，鲁山元帅元志领兵千余来援蔡州，息州忠孝军元帅蔡八儿、王山儿等也领兵到蔡州。完颜仲德整肃军纪，赏罚严明，准备迎战。哀宗入蔡州，以为可以苟安，又想修官室、选室女，都被完颜仲德力谏阻止。

　　完颜仲德早在入援汴京时，就曾主张哀宗西迁秦巩。哀宗到蔡州，见守御困难。八月，以蜡书密谕秦州元帅粘葛完展，打算九月间出饶峰关会师，乘宋朝不备，攻取兴元，向宋朝的四川扩地。但是，金哀宗没有料到，这时的宋朝已和蒙古达成协议：联合攻灭金朝，金亡后，河南地归宋，河北归蒙古。宋朝的大兵已经向金朝出发了。

　　八月，宋兵围攻唐州。金唐州守将乌古论黑汉遣使求援。金哀宗命权参政乌林答胡土领忠孝军百人，征西山招抚乌古论换住等军赴援。宋兵乘金援军一半入城时，出伏兵夹攻。换住战死。胡土大败，领三十骑逃回。乌古论黑汉在唐州城坚守。城中食尽，黑汉及军士杀妻子作军粮。部下开西门降宋。黑汉率众巷战，杀伤宋军无数。黑汉最后战败被俘，不屈，被杀。

　　宋兵攻下唐州后，又进兵息州南。哀宗派抹燃兀典领兵救援。兀典派忠孝军百余骑在中渡店袭击宋军。宋军误以为是蒙古军来袭，渍散而去。全军获胜。

　　哀宗见宋朝助蒙攻金，派皇族完颜阿虎带去宋朝谈和，说：“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也是为宋”。宋朝拒绝，不许和议。

　　蒙古军由塔察几率领，宋军由孟珙率领，分道向蔡州进攻。九月，蒙古兵到达蔡州城下。蔡州危急。哀宗在重九日拜天，对群臣说：“国家自开创以来，养你们一百多年。你们或因先世立功，或因功劳起用，都已很多年了。现在国家危急，和我同患难，可谓忠矣。蒙古兵将到，正是你们立功报国之秋，纵死王事，不失为忠孝之鬼”。说罢，哀宗向群臣赐酒。这时，蒙古兵数百骑己到城下。金兵踊跃请战。哀宗分军防守四面。总帅孛术鲁娄室及完颜承麟守东面，乌古论镐、元志守南面，乌林答胡土守西面，蔡八儿、玉山儿、纥石烈柏寿等守北面，完颜斜烈守子城。次日，忠孝军蔡八几率百余骑潜出城门，渡汝水，向蒙古兵射击。蒙古兵筑长垒，作久困计。

　　十月，徐州守将郭恩与郭野驴等叛降蒙古。完颜赛不拒降，自杀。

　　蔡州被围。哀宗放城内饥民老弱出城。又给饥民以船，到城壕采菱荧水草充饥。十一月，宋将盂珙率两万兵至蔡州，运粮三十万石助蒙古军需。宋、蒙会师。孟珙从俘虏处得知，蔡州城中粮尽，与蒙兵协力围困，防止金兵突围。宋兵攻南面。蒙古肖乃台、史天泽部攻北面。东、西两面也由蒙古兵包围。蔡州城外有柴潭，潭外即汝水。柴潭筑楼，伏巨弩设防。十二月，宋兵决柴潭入汝水，用薪草填潭，从潭上行军攻城。肖乃台、史天泽自城北偷渡，与金军血战。十二月初九日，蒙古军攻破蔡州外城，金外城守将宿州总帅高腊哥战死。蒙古攻东城，总帅手术鲁娄室随机备御。蒙军攻南城，炮击城楼。完颜仲德钡兵救援，蒙古兵退。蒙古及宋军四面来攻，完颜仲德难于四面援助，荐承麟权总帅，代娄室守东面。十九日，蒙军攻破西城。完颜仲德先在城中筑栅浚壕，蒙兵不能前进。完颜仲德选三面精锐，昼夜抗御，蒙军始终不能入城。都尉王爱实战死。二十四日，哀宗率领兵士夜出东城逃跑，到城栅处，与蒙军遇，被迫退回。

　　蔡州被围三月，城中粮尽。哀宗杀上厩马五十匹、官马一百五十匹赏给将士食用。城中居民用人畜骨和芹泥充饥。天兴三年（一二三四年）正月元旦，蒙军在城外会饮鼓吹。哀宗命近侍分守四城，各级官吏都出供军役。初九日，蒙军在西城凿通五门，整军入城。完颜仲德督军巷战。直到傍晚，蒙古兵暂退。哀宗见蔡州不守，说：“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而无恨。只恨祖宗传国百年，至我而绝”。又说：“自古以来，没有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被人囚执成为俘虏，或在阶庭受辱。我必不至于此。你们看着吧！”当夜传帝位给东面元帅承麟，说：“你趫捷有将略，万一能逃走，使国家不绝，是我的志愿。”次日晨，承麟受诏即皇帝位。正在行礼，城南已树起宋朝旗帜。诸将急忙赶出来作战。宋军攻下南城，乌古论镐被俘。乌林答胡土战死。蒙古塔察儿军攻破西城。完颜仲德领精兵一千巷战。自卯时坚持战斗到已时。哀宗见金朝将亡，在轩中自缢死。完颜仲德对诸将说：“皇帝已死，我还怎么作战。我不能死于乱兵之手，要去投汝水殉国。诸君善自为计吧！”仲德投汝水自杀。诸将都说：“宰相能死，我们就不能吗？”孛术鲁娄室、元志、王山儿、纥石烈柏寿等及军士五百余人都投河自杀。承麟被乱兵杀死，金亡。

　　金朝亡后，各州先后降蒙，只有巩州郭虾坚守孤城拒战。会州人郭虾金宣宗时以善射应募从军，与西夏作战，曾被西夏俘掳，誓死不降，乘隙逃回，受命为巩州钤辖。一二二三年，与巩州元帅田瑞收复会州。

　　哀宗即位，田瑞据巩州叛，郭虾领兵击田瑞。田瑞被弟济杀死。郭虾以功为本路兵马都总管、元帅左都监。一二三三年初，哀宗策划迁巩昌，以粘葛完展为巩昌行省。蔡州城破，完展率众守城以待金朝继立的皇帝。绥德州帅汪世显约郭虾杀粘葛完展，郭虾严词拒绝，说：“粘葛公奉诏为行省，谁敢不从。你要背叛国家，你自己去办好了，何必找我！”汪世显劫杀粘葛完展降蒙，又遣使者二十余人招郭虾投降，都被郭虾拒绝。郭虾力守孤城，近三年之久。一二三六年十月，蒙古大兵并力攻城，郭虾日与血故，力抗蒙军，兵士死伤甚众。郭虾腑见不能守。自行烧毁庐舍积聚，又自州廨积柴薪，把家人和将校姜女禁闭一室，准备自焚。城破，郭虾率兵士鏖战。士卒弓尽矢绝者，即挺身入火中自焚。郭虾战到最后，独自走上大草堆，依门扉遮掩，发二三百箭射向蒙军，箭无不中。箭矢发尽，把弓投入火中，自焚死。城中无一人投降。

　　金朝的统治，在我国北方延续了一百二十年之久，最后灭亡了。女真族人民在和汉族人民长期相处中，交流了经济和文化。在元朝统治下，女真族逐渐与汉族融合，和各族人民一起，继续展开了反抗元朝地主阶级统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