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封建经济繁荣疆域大扩张时期——唐——六一八年——九○七年

第一节 唐前期的政治概况——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以至衰亡，经历二百九十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级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七四一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八二○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八二一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九○七年（唐昭宣帝天佑四年）凡八十七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中国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

　　唐朝前期，腐朽倾向的代表者：唐高祖执政九年，唐高宗实际执政十一年，唐中宗、唐睿宗执政共八年。他们执政的时间短促，在还没有造成祸乱以前，政权已经转移到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手中。这些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执政时间久长，唐太宗有二十三年，武则天有四十五年（自六六○年唐高宗显庆五年代唐高宗处理国政时起算），唐玄宗有二十九年（开元）。劳动民众需要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这三个皇帝，高度掌握中央集权的威力，在执政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静，劳动民众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补救隋炀帝大破坏的创伤，并且超越隋文帝开皇年间的繁荣景象。他们的行事，大体上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特别是唐太宗，为统一与和平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

　　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在唐朝前期相继发生过三次。下面分次叙述两种倾向的政治表现。

第一次 唐高祖（六一八年——六二六年）

唐太宗（六二七年——六四九年）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分，六一六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昼夜赌博饮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事，当然更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积极准备起兵，通过裴寂去劝说。起兵以后，裴寂又送宫女五百人。作为行军统帅，居然收受这批宫女，他的昏谬可以想见。他登上了帝位，认为裴寂功劳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有功的刘文静，却被疑忌，后来借谋反罪名杀刘文静。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国的方针。同样，在帝位继承上，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政猎，亲近赌徒恶霸，同他一样是个纨裤无赖子。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凶险。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宫中宠妃们，协力谋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丑恶行为，可是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息，不便作最后的表示。《通鉴》说“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显然，他是憎恶唐太宗，想传帝位给李建成的。

　　到了六二六年，唐朝统一的事业已经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动愈益加紧，甚至用毒酒谋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将作最后的表示，苦干还没有找到加罪的借口。这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

　　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无奈，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他的宠臣裴寂等一伙佞人都失去实权。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货赂公行，纪纲紊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不言而喻，自然还是唐高祖昏庸的缘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开始盛大起来。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象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又说，“我在朝廷上，要说一句话，总得思考再三，怕说错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说话。”晚年立于李治（唐高宗）为太子，随事训海，如见太子吃饭，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就常常有饭吃。”如见骑马，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力气，你就常常能骑它。”如见乘船，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一个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超越这样的观点去认识民众，能够有这样的观点，也就是难得的封建统治者。他懂得人君与民欢相互间的关系，在即位的初年，曾和朝臣们讨论如何治民。他说，“在大战乱以后，教化怕不容易见效。”魏征说，“不然。民众遭受战乱的痛苦，教化正容易见效。譬如给饥人做饭，给渴人饮水，是不很费力的事。”封德彝反对魏征，说，“三代以下，人心愈来愈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征驳斥说，“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世愈来愈浇薄，那末，浇薄到今天，人早化成鬼怪，还要什么人君来治理！”唐太宗赞同魏征的意见，定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专心从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宁方面来着手。

　　六二六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来掠夺，相沿成习惯，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于戈，杀害他们，难道他们不是我的民众么！”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族共有的中国，唐太宗对待各少数族较为持平，因此，境内各族间很少有战事，并且还有许多独立部落相率要求内附。

　　唐太宗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及各族间矛盾的方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极大的效果。这个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主要的具体措施有两个：一个是纳谏，一个是用人。

纳 谏

　　纳谏的意思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能叫做纳谏。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应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他曾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近来给弓工看，工说，都不是好弓。我问缘故。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别不够精确。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他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有纳谏的度量了。他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寸是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很赞成这个见解。他告戒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书的事，那末谁都会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朝廷本来有一种议事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止，称为五花判事，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个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不过这个制度并没有切实执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级官员负责实行，因此军国大事很少有错误。

　　店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特出。魏征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准。他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无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征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征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净。他曾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征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这是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谏诤愈益激切，正好证明爱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实。六四三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丧失一面镜子了。”直谏较易，纳谏实难，唐太宗能纳谏，所以魏征等人敢直谏。

用 人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他在即位时，对群臣申明用人的规矩。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贤才，亲人旧人中有庸劣，怎未可以舍贤才取庸劣。现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旧官属专凭关系和资格来较量官职，发出怨言，实在是不识政体。”他曾和魏征讨论用人，他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他基本上遵守这个规矩来用人。他曾要大臣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他驳斥说，“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古时有过太平世，难道那时候的贤才是从别一时代借来的么！你自己不能知人，那可妄说今世没有奇才。”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了许多文武奇才。六四三年，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以这些功臣的来历作例证，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较不局限于一格的。

　　纳谏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原因。他又利用当时的人才，对隋制度有国有革，建立起唐制度。下面略述一些重要的制度。

　　官制——唐初沿隋制，以尚书、中书（二省长官称令）、门下（长官称侍中）三省长官共议国政，行施宰相的职务。唐太宗曾作尚书令，以后不再授臣下，由仆射代任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三省长官品位崇高，不轻易授人，宰相却不可缺员。唐太宗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不过作相的官员品位不高，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自唐高宗以后，除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中书令受命任宰相职以外，其余官员作宰相，都给同中书门下三品名号，或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四品以下官作宰相，加平章事名号），成为定例。作三师、三公、中书令的人不是常有，得这些官位的人未必可作宰相，有同三品、乎章事等名号，皇帝得在较多的官员中选相，用人权加强了。

　　科举——唐取士制度，大体沿袭隋制。士的来源主要是从学校来的生徒和从州县来的乡贡。学校分六种：国子学收高级官（文武三品以上）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七品以上）的儿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其中官家子五百人，民家子八百人。又有律学，名额五十人；书（写字）学、算学，名额各三十人。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学统称为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监长。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学生名额最多八十人（京都），最少二十人（下等县）。此外又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名额三十人），东宫（太子宫）的崇文馆（名额二十人），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的儿子。显然，这些学校是为贵族和官员子弟设立的，所谓民家子也无非是豪富家的子弟。地方学校招收生徒，大概也有资格的限制。看来，无论国子监（律、书、算三个专学除外）和地方学校，不会有较多的生徒肯用苦功。生徒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和共同必修的《孝经》、《论语》。学习的年限是《孝经》、《论语》共一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年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年，《礼记》、《左氏传》各三年。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要求生徒熟记经文，博士（教师）掩蔽经书前后两边，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帖一行中的三个字，使生徒读出被帖的三个字。这种考试法，叫做帖经。六三○年，唐太宗使颜师古考定“五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经文。六三三年，颁行新定五经，自此经文有定本。讲，要求生徒通经义，博士口问经义若干条，生徒按条答复。唐太宗使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疏》，六四二年成书，称为《正义》。六五三年，唐高宗颁行《五经正义》于全国，自此经义有定准。学生考试及格，由国子监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隋轻蔑儒学失士人心，唐高祖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士人。唐太宗尤提倡儒学，对群臣说，“我只喜爱尧、舜、周、孔的道理，有了它，好比鸟有翼，鱼有水，失去就要死，不可暂时失去。”他召集天下名儒做学官，经常到国子监听讲学。生徒能通一大经以上都给官做。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添加名额满二千二百六十员。各地学生相率来京师，高丽、百济、新罗以及高昌、吐蕃等国也派遣贵族子弟来入国学，生徒多至八千余人，学校可称极盛。用这种读和讲的方法，使学生只能记忆经文和《正义》，不再考求异说，比起南北朝，唐儒学可称极衰。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学业有成，自向州县求举，经考试及格，由州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学生和乡贡都受吏部考试（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经、进士两科，尤为重要，名臣多从这两科出身。明经主要考帖经，进士主要考诗赋。考试及格称为及第。诗赋固然是浮文，但比帖经，思想较为自由；又齐、梁、陈、隋以来，诗赋对文士有吸引力，已相沿成习，文士多愿应进士科，表现自己的才能，因此唐朝进士科特盛，名人多从进士科出身。及第人数，一般是进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经十人中取一二，难易悬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因此朝野都重进士、轻明经。

　　唐太宗以后，唐朝考试法常有一些修改，大抵应考的人愈来愈多，考试的方法也愈来愈苛，及第的困难也愈来愈增加。科举作为一种取士的制度，从隋朝开始，到唐太宗时才固定下来。

　　氏族——三国时，魏文帝立九品官人法，州有大中正，郡有中正，执掌用人权，从此形成把持政权的士族制度。东晋、南朝，特重家谱，朝廷设立谱局，用人必须查考谱籍。北方士人避乱过江，称为侨姓，其中王、谢、袁、萧为大姓；东南土著士族，称为吴姓，其中朱、张、顾、陆为大姓。北方山东士族称为郡姓，其中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关中也称郡姓，其中韦、裴、柳、薛、杨、杜为大姓。又有所谓虏（鲜卑）姓，其中元、长孙、字文、于、陆、源、窦为大姓。以上诸大姓，有些是历世相沿的旧姓，有些是后代新起的大姓（如南方的萧，北方的字文），也有原来是大姓，后世衰微不显，也有新起的大姓，不为士族社会所公认。士族门第大抵由祖先有声望、代代保持富贵、常有功臣名人、一家男女熟习礼教的形式和表现异于常人的风尚（如王、谢家子弟手执麈尾）、能谈论（儒、佛、玄）、有文章（诗赋）等各种因素构成的。既成以后，高门大姓在社会上保有一种特殊的威望，非士族或低级士族出身的富贵人，也会感到自卑，不敢和他们比门第。隋文帝废中正官，不承认士族的社会地位，有意消灭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柳芳论氏族，说“隋代官人，以吏道治天下（吏部掌用人权），人（士人）之行不本乡党（不设州郡中正官），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故亡”。隋朝亡国，当然与废中正官无关，但士族不满隋朝，也是事实。六二四年，唐高祖依照北周、北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大中正是名誉职，用人实权仍在吏部。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但不是恢复士族制度。

　　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以便于李氏的长远统治。同时南方北方士族，山东、关中士族，汉、鲜卑士族，各有界限，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等第。他使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正世系，推进忠贤，贬退奸逆，分清高低，定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六三八年，书成，列崔民干为第一等（上之上），足见门第观念确是牢不可破。唐太宗很不以为然，说，“我和山东崔、卢、李、郑并无嫌怨，只因他们早已衰微，没有人得做大官，却还自负门第，嫁娶要多索钱财，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为什么看重他们。从前高齐只据河北，梁、陈偏在江南，虽然也有些人物，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世俗相沿，至今还以崔、卢、王、谢为贵。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是在朝大官，或功业显著，或德行可称，或学术通博，所以擢用到三品以上。为什么要和那些衰落户结亲，多送钱帛还是被轻蔑，自讨没趣，难道你们看不起我的官爵么？”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改，明白指示不得论数世以前，要凭现今官爵高低定等级。高士廉等经唐太宗斥责，才改定以皇族为第一等（上之上），外戚为第二等（上之中），崔民干仍列第三等（上之下）。崔民干当时作黄门侍郎，正四品上，是中级官员，按照唐太宗的原意，不该列第三等，由于皇族已列为第一等，唐太宗也就不再坚持了。《氏族志》共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唐功臣很多不是士族出身，《氏族志》规定他们的等级，使取得士族地位。关中士族一向比不上山东士族，《氏族志》承认他们的门第，使和山东士族平列。南朝灭亡后，南方士族被北方士族轻视，《氏族志》恢复他们的旧声望，使正式列为士族。当时奉命修《氏族志》的四个人，高士廉是山东士族（勃海高氏），韦挺是关中士族，岑文本是南方士族，令狐德棻（音分fēn）是河西士族。四人熟悉各地士族的门第，按照唐朝的新情况，重新排列，造成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包括外戚）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统治集团，这是符合唐朝以关中为根本，统一全中国的政治需要的。

　　唐太宗用心培植这个新集团，诸王和公主，都与当朝勋贵名臣家通婚，不取山东旧族。国子监各级学校按官品招收生徒。乡贡要经过州县官和当地耆艾（老搢绅）的承认，再由户部审阅，才送吏部考试，不是二百九十三姓的人，难得参加乡贡，更难得被录取及第。

　　《新唐书》特列宰相世系表，足见唐朝还是很重门望。不过，科举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士人仕进不专凭门第高低；统一时期的全国氏族代替了分裂时期的小国士族，人才来源也比较宽广，因之唐朝用人，比起魏、晋南北朝来，算是有一些改进。

　　自唐高宗时起，《氏族志》有几次改动，但基本上不离以品位高低定等级的本意。

　　刑律——隋文帝定隋律，比之前朝，号称宽平。隋炀帝法令苛刻，民不堪命。唐高祖起兵，废除隋炀帝法令，大得民众的拥护。房玄龄等定《唐律》五百条，凡十二篇，分刑名为二十等（笞刑五等，十至五十；杖刑五等，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一年至三年；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等，绞、斩），比隋律减斩刑九十二条，减流为徒七十一条，其余删烦除细，改重就轻，为数颇多，但大体上仍依据隋律。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六三七年，唐太宗颁行《唐律》、《唐令》。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今存《唐律疏议》三十卷，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的律书。

　　地方行政单位——南北朝地方行政单位有州、郡、县三级，隋文帝改为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称郡。唐高祖即帝位，首先下令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表示恢复开皇旧制。隋末群雄割据，各拥大小土地，唐兴，相率来降。唐高祖多立州县名目来安置这些割据者。州县数比隋多一倍。六二七年，唐太宗以民少官多，大加并省；又按山河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共十道。每道不设长官，有时派遣大臣为黜陟大使，分巡诸道。贞观时期对外扩张，六四○年，全国共有州、府（都督府和京兆、河南两府）三百六十，县一千五百五十七。七三三年，唐玄宗添京畿（西京）都畿（东都）黔中三道，又分山南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江南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共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一员，职权如汉朝的州刺史。唐地方官制自唐太宗时开始固定，此后只是在这个体制上有些变动。

　　府兵——府兵是周、隋旧制，唐府兵大体沿袭隋制。唐太宗分全国为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其中关内一道有府二百六十一（府数据《新唐书·兵志》说）。关内外诸府统归中央十二卫统率，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统率。府分三等，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兵一千人，下府兵八百人。统兵官每府设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免役。兵士自备甲仗粮食和衣装，存入官库，行军时领取应用。兵士应征入府服兵役，兵部按路程远近给番。据《唐六典》说，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一次服兵役一个月）。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一次服兵役两个月）。《新庸书·兵志》说，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以上两说，姑不论何说近似，给番的本意，在于各地合兵役年龄的男丁，距离京师及府所在地愈近，入府当兵的次数愈多，距离愈远，次数愈少，这是两说一致的。

　　十二卫和边防重镇需要精壮和可信赖的兵士。十二卫是皇帝的禁军（卫兵），兵士从各卫所辖各府中抽调。边防重镇需要较大的兵力，本地兵力不足，也要从各府抽调兵士。兵部给番就是指抽调的兵士说的。假如一个府平均有兵一千，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有抽调资格的人，五番即五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四十人，也就是一千人中每月有四十人脱离生产，到十二卫或边镇去当兵。七番即七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二十八九人；十二番即十二个月内每月抽出十六七人。这样的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又有全国保卫朝廷和防守边镇的意义，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所以在贞观时期，府兵制是一种好的兵制。

　　府兵制的缺点在于国家出动大兵力时，调集须较多对日，超过役期要免租调，也减少国家的收入。兵士出征，荒废农事，损失尤大。因此，募兵制常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补府兵制的不足。六四四年，唐太宗出兵攻高丽，曾用募兵制，对群臣说，“我募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当时水陆两军，总数在十万人以上，其中很多是募兵，名将薛仁贵就是这次应募从军的一人。募兵比府兵容易集合成军，到后来，募兵制终究代替了府兵制。

　　唐朝重要制度，都在贞观时期制定。这些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但也有所修改，使更适合于当时统治上的需要。唐太宗在隋制以外，曾自创一种宗室勋贵世袭州刺史的反动制度。他令群臣议封建诸侯，魏征等都说封建害民，不如州县制有利。唐太宗不听。六三一年，决定实行世袭刺史制。六三七年，令皇弟、皇子二十一人所任州刺史，都由子孙世袭，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世袭州刺史。谏官多上书谏阻，以为非久安之道；长孙无忌等也不愿出京作刺史。六三九年，唐太宗只好下诏停止世袭刺史制，对长孙无忌等说，“我原想你们的子孙辅助我的子孙，共同保有土地，永久传下去；你们既然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们了。”

　　贞观时期确实做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唐太宗也就成为空前成功的皇帝。由于功业的巨大成就，他的骄矜心和享乐心逐渐在滋长，不过，他始终不敢放弃隋朝这面镜子，经常以“慎终如始”警戒自己，除了晚年侵高丽，几乎走隋炀帝的旧路，其余行动一般都取得胜利的后果。他曾问侍臣们说，“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境内，却不能服境外戎、狄。我才能比不上古人，成功比他们大，这是什么缘故。你们不要有顾虑，直说自己的见解。”侍臣们歌颂功德，说的都是谀言。他说，“你们说得不对。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条：第一，从古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我见到别人的才能，好似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个人做事，不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第三，人主升进贤良的人，喜爱得要抱到怀里来，黜退犯错误的人，厌恶得要推到沟里去，我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使他们都得到适当的待遇；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人，明杀暗杀，历朝都有。我即位以来，褒奖正直，从没有黜责过一人；第五，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同等看待汉族和非汉族人，因此境外部落都来亲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实行了这五条。”他总结取胜的原因，得出这五个要点，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唐太宗总结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作《帝范》十二篇，传授给继承人唐高宗。篇目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他对唐高宗说，“修身治国，都说在这本书里。我死时用不着再说别的话了。”又说，“你应当学古代圣王。象我这样，做过不少烦劳民众的事，说不上尽善尽美，是不足为法的。我功大过小，所以还能保持大业。你没有我的功劳却承受我的富贵，竭力学好，也只能得个平安；如果骄懒奢侈，那就连生命都保不住。要建立一个国家，成功很艰难，破败却很容易；要保持一个帝位，失去很容易，稳固却很艰难。你得爱惜呵！你得谨慎呵！”人难得有自知之明，何况是功成业就的帝王，唐太宗列举自己的过失诰戒唐高宗，可谓有自知之明。

第二次 唐高宗（六五○年——六六○年）

武则天（六六○年——七○四年）

　　唐高宗是长孙皇后的儿子，得母舅长孙无忌的助力，才被选为太子。六四九年，唐高宗即位，长孙无忌、褚遂良遵守贞观遗规，执掌朝政。六五四年，他从尼寺里取唐太宗的幼妾武则天入宫，大加宠爱。六五五年，他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

　　唐高宗临朝，臣下来奏事，不会作判断，要宰相提出意见，才算自己有了主意。他这种昏懦的性格，势必扶植起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引导国家走上从乱到亡的道路。可是，六五五年以前，政权执掌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贞观老臣手中，六五五年以后，刚强机智的政治家武则天已经参预朝政，六六○年以后，政权全归武则天。因之，他虽然是个亡国的昏君，但腐朽势力并没有在他的扶植下滋长起来，也没有因帝位易姓而引起危害民众的祸乱。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统一和强盛，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得到切实的巩固，这是她对历史的贡献。

　　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自然是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但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却是历史上唯一的创举。她能这样做，是和当时社会习俗有关联的。《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又说，“南方贫士，都讲究场面，车马衣服一定要整齐，宁可让妻子在家饥寒。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贵重的首饰，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马老奴供使用。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武则天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

　　六五五年武则天作皇后以后的一些重要措施：

　　六五五年，黜逐褚遂良。六五九年，逼迫长孙无忌自杀，黜斥长孙无忌一派的官员二十余人，朝政开始受皇后支配。六六○年，受唐高宗的委托处理朝政。六六四年，唐高宗感到自己无权，行动不自在，密谋废皇后，被皇后制止。从此政权更进一步地归皇后掌握，群臣并称帝后为二圣。唐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生四子，李弘是长子），武则天用毒酒杀死李弘，立次子李贤为太子。唐高宗曾使李贤监国，李贤处理政务，颇称能干，又招集著名学者注范晔《后汉书》（后汉政权落在母后外戚手中，李贤注《后汉书》，可能有微意），在士人中有声望。六八○年，武则天废李贤为庶人，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唐中宗）。唐高宗总想传位给比较有才能的儿子，李弘、李贤相继被杀逐，束手无策了。六八二年，李显生子李重润，唐高宗特立这个初生婴儿为皇太孙，破例给太孙开府置师、傅等官属，希望太子、太孙名义既定，有官属拥护，或可保持李家的帝位。六八三年，唐高宗死，唐中宗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六八四年，武则天废唐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唐睿宗）为皇帝。六八四年，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唐百官名，如尚书省改称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门下省改称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改称凤阁，中书令为内史。宰相称同凤阁鸾台三品。御史台分为左肃政、右肃政两台，左台纠察朝廷，右台纠察郡县。百官改名，是女皇帝准备登位的一种步骤。六九○年，僧法明等十人献《大云经》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作天子。武则天颁布《大云经》，令诸州都建大云寺。接着唐睿宗等六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算是顺从众议，宣布改唐为周，立称号为圣神皇帝。她经过三十六年的经营，终于得到皇帝的称号。

　　武则天一面用谋略夺取唐朝的政权，一面用政治维持既得的地位。她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坚执刑赏大权，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为自己效力。

　　使用酷吏——徐敬业等人先后起兵反抗武则天，都被击败。武则天厉行残酷的镇压来防止唐臣的继续反抗。她在朝堂放四个铜匦（音轨guǐ），其中一个收受 告密文书。有些告密人，她还亲自召见。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专办谋反密件。来俊臣撰《罗织经》一卷，教党徒按经文布置，被告人就无法自辩。他们造多种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认谋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么时候。她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为首的二十三个酷吏，先后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索元礼、周兴、来俊臣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其余诸人所杀人数多少不等。酷吏滥杀无辜，到了群情过度紧张的时候，她也陆续杀一些酷吏来缓和形势，最大的酷吏也不得免。六九○年，她达到称帝的目的，次年，杀索元礼，流放周兴到岭南，表示滥杀之罪在二人。六九七年，杀来俊臣。仇家争咬来俊臣尸体的肉，立刻咬尽，挖出眼珠，剥去面皮，剖腹取心，蹋成泥浆。她看到群情愤激，随即下制书，历举来俊臣的罪恶，并且加以灭族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实际上酷吏都是禀承她的指使行事的。

　　控制亲近人——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多有权谋，参与密议，但畏武则天的严厉，常自检点，不敢犯法。武则天称帝，封武家人武承嗣等多人为王。武承嗣、武三思是武则天异母兄的儿子，亲属最近，也最得信任。六九○年，武承嗣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在宰相中权力最大。六九二年，同平章事之一的李昭德，密言武承嗣权太重，恐养成篡夺帝位的危险。武则天说“我没有想到这里”，即免去武承嗣的宰相职。武承嗣也诋毁李昭德。武则天说，“我任用李昭德，才觉安心，他替我分劳，你怎能和他比较。”僧怀义是武则天的内宠，恃势骄横，武承嗣、武三思以下各亲贵都象奴隶尊主那样尊敬他。有一天，宰相苏良嗣在朝堂遇见僧怀义，苏良嗣大怒，令人拉下去，打嘴巴数十。僧怀义见武则天诉苦，她说，你应该出入北门，南牙（尚书省等官府在宫南）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后来杀僧怀义，用张易之、张昌宗作内宠，二张权势显赫无比，遭到朝臣们的猛烈攻击。武则天虽然保护二张，但也下敕书说，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着到肃政台受审，张昌宗被罚铜二十斤，表示重视朝臣们的公愤。她控制这些亲近人，不给他们行政上的重权，因此，成群的龌龊小人，作恶还有一定限度，基本上不甚损坏当时的政治。

　　放手招官——武则天招来大批想做官的人，给他们官做，借以收揽中小地主的人心。招官的方法有：（一）自举。六八五年，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得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作官。（二）试官。六九○年，令存抚使十人分巡十道，荐举本道人才。六九一年，武则天亲自引见，一律让这些被举的人试作某官，称为试官。（三）员外官。六九七年，吏部设员外官数千余人，都是权贵家的亲戚，同正官一样受傣禄。（四）殿试贡士。旧制，贡士考卷都糊名，防考试官作弊。武则天以为应该信任考试官，废糊名制，实际是要从宽取士。六九○年，武则天在洛成殿考试贡士，表示皇帝亲自录取，贡士应该感皇帝的大恩，从此贡士有殿试。（五）武举。七○二年，初设武举，招收有武艺的人。武则天广开仕途，放手给人官职，同时又用严刑来控制仕途，发现不称职的官，便革免或杀戮。每任用一官，户婢（管宫中门户的官婢）私下说，死鬼又来了。不多时，这个官果然被杀甚至灭族。刘知几上表论当时官员的冗杂，其中一条说，赐勋阶太滥，每逢集会，绯服（绯音飞fé四品五品官服色）比青衣（八品九品官服色）多，象板（五品官以上用象笏）比木笏（九品官以上用木笏）多。又一条说，取士太宽，因而六品以下官毫不希罕，和土芥沙砾一般贱，应该大加淘汰。又一条说，地方官调动太快，忽往忽来，好比蓬转萍流，准也不作长久打算。她假手酷吏，杀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可是做官的人还是象刘知几所说的那样多，如此冒死贪竞，被杀实是咎由自取。《通鉴》说“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纲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武则天设下这样一个诱人的陷阱，让爱做官的人纷纷跳进去寻死，用心也实在太险恶了。

　　选拔才能——《通鉴》说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通鉴》这个评语是惬当的。武则天的长处，就在于善于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在她的统治时期，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几乎不比贞观时少，她能听谏，也多少有一些唐太宗的风度。鲠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怀锐为谋反者，她能从酷吏、亲近人的陷害中保全这些鲠直人。她前后任用的主要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狄仁杰、姚崇、张束之等，边将如唐体璟、娄师德、郭元振等，都是一时人选。这些人用作将相，使得国家能够保持正常状态，免于内乱外患。她经常留心人才，如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难事不能解决，请当地一个免了职的小官张嘉贞办理。张循宪回朝，保荐张嘉贞。她召见张嘉贞，任用为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宋璟性刚直，力争要杀张昌宗，她不得已令张昌宗到肃政台受审。宋璟正在审问，宫中出特敕赦兔。宋璟发怒道，恨不一来就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她听说，叫张昌宗到宋璟处谢罪，宋璟拒绝不见。她知道宋璟刚直，二张进谗言她都不听。凭她的明察善断，朝廷上有一批愿为她效力的能臣，所以成为成功的皇帝。

　　武则天从前在唐太宗宫中时，唐太宗有一匹壮马名叫狮子骢，非常暴烈，没有人能制服它。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铁鞭，二铁撾（音抓zhuā），三匕首。用铁鞭打它，不服，用铁撾打它的头，再不服，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唐太宗很称赞她的气概。她用制壮马的方法驾御群臣，造成历时半个世纪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对国家统一的进一步巩固，和社会安宁的长时期保持，是有贡献的。

　　因为武则天是女皇帝，在继承问题上，不得不陷于难以解决的困境。她变李姓的唐朝为武姓的周朝，当然想传位给武姓的人，但朝臣们毫不犹豫地公认国家是李姓的国家，周皇帝是李姓的皇太后，没有人认真看待武姓诸王。武承嗣、武三思力求作周皇帝的继承人，朝臣们却都要求传位给皇太后的儿子。武则天到六九八年，才决定立唐中宗为皇太子，取消唐睿宗的皇嗣名号，封为相王。武承嗣因此气愤病死。七○五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等，拥唐中宗即皇帝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制度。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死去，遗制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来当先妣。

第三次 唐中宗（七○五年——七一○年）

唐睿宗（七一○年——七一二年）

唐玄宗（七一二年——七四一年）

　　武则天本人刚退下舞台，唐中宗、韦皇后又重演唐高宗、武皇后的故事。唐中宗比唐高宗更昏懦，韦皇后只有暴行，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昏懦加昏暴，演来形式颇相似，结果却完全不同。

　　七○五年，唐中宗在张柬之等唐旧臣拥护下，恢复唐朝，但是，他并不信任这些唐旧臣。他唯一信任的是韦皇后。韦皇后和武三思勾结，形成武、韦二家外戚合作的腐朽集团。这个集团驱逐张柬之等出朝廷，独占了全部政权。

　　七○七年，皇太子李重俊约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羽林兵三百余人，杀武三思等人。唐中宗杀李重俊。韦皇后借口追究李重俊的同谋者，驱逐宰相魏元忠，又谋陷害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唐中宗不愿牵连到他们，二人算是免了祸。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唐玄宗）暗中准备消灭韦、武集团。

　　韦皇后等杀李重俊后，觉得事情很顺手，愈益肆无忌惮。她们大卖官职，不论什么人，只要出钱若干万就给官做。这种官当时称为“斜封官”，有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等名目，人数多至数千人。出钱较少的人可到吏部候选，一年有数万人。出钱三万得度为僧尼。员外官比正官多数倍，都坐享傣禄。唐初食实封的功臣，不过三二十家，这时候封家多至一百四十余，国家分六十余万丁来供养这批封家。充当封户的民户，比充当兵役还要困苦。封户散布在五十四个州，也就是五十四州的民众直接受到封家的侵害。

　　七一○年，一个地方小官燕钦融上书指责韦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唐中宗召燕钦融当面诘问。韦家徒党喝令卫士打杀燕钦融，唐中宗看了也感到难受。韦皇后恐慌起来，安乐公主想韦皇后临朝，自己做皇太女，二人合谋毒杀唐中宗。韦皇后令韦家子弟及重要徒党分统兵士五万人，照武则天故事，准备临朝称制。

　　李隆基曾任潞州别驾（四品官），在潞州（治上党，山西长治）募集一批人，罢官回京师，仍秘密招集勇士，特别在羽林军中号称“万骑”的队伍中结识他们的雄豪，等待时机到来。唐中宗被杀，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杀韦皇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接着大举杀逐韦、武集团中人，韦家连幼儿都杀死，武家只剩下少数人，韦家派全部消灭，武家派基本消灭了。太平公主出面，恢复唐睿宗的帝位。唐中宗、韦皇后重演故事以惨败告终，紧接着唐睿宗和太平公主又登上了舞台。

　　唐睿宗也是一个昏懦人。他依靠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力量得帝位，因此，立李隆基为皇太子，使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宰相奏事，唐睿宗总要问有没有同太平商量过，也要问有没有同太子商量过。这种昏懦表现，势必助长太平公主的专横，也自然要引起公主与太子间的冲突。太平公主专力谋害李隆基，引用大量徒党来把持朝政，七个宰相中，五个是她的私人，其余文武官，依附她的有一大半。当时政事昏暗，与唐中宗时无异。七一二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唐玄宗即帝位，唐睿宗改称太上皇。太平公主准备用羽林兵入宫杀唐玄宗。七一三年（开元元年），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重要徒党数十人，其余徒党一概黜逐出朝，唐政权才切实为唐玄宗所掌握。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是励精求治的皇帝。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就显出他是弱点最大的一人。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唐玄宗恰恰相反，在励精求治，取得成就以后，便精疲力尽，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开元时期才达到极盛的顶点，也就在这个时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宝时期的乱源。唐太宗曾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开元时期正是从治安转向危亡的过程，唐玄宗的骄侈心又正是这个转向的关键。

　　从七一三年（开元元年）至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为求国内的安宁，曾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用人和纳谏上。他所用宰相，先后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补救缺政。例如韩休与萧嵩同作宰相，韩休正直，见唐玄宗有过差，即上书指陈得失。一次，唐玄宗照镜子，默默不乐。左右人说，韩休作宰相，陛下比前些时瘦了，为什么还要用他。唐玄宗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顺从我的意旨，他退下去，我总不敢放心。韩休常常力争，他退下去，我睡得很安稳。”我用韩休，是为国家，不是为我一身。唐玄宗懂得纳谏的重大意义，这是取得开元之治的根本原因。可是，他纳谏非常勉强，这些直臣都因忤旨被罢免，不得久居相位。七三六年，他连勉强纳谏也不能了。当时，宰相张九龄遇事力争，他很不耐烦，发怒问张九龄：事情都得照你办才行么？他在位年久，骄侈心压倒求治心，想要一个顺从意旨的人作宰相，自己可以纵情享乐，老奸李林甫（七三四年已为相，位在张九龄下）因此被用来代替张九龄。能否纳谏是封建时代区别明君与昏君的标准，帝王愈是能虚心兼听，择善而从，朝廷的权力也就愈益坚强。反之，帝王独断独行，形式上权力似乎无限大，实际是堕入奸佞人的术中，权力下移而不自知。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李林甫要蔽塞他的耳目，自专大权，告诫谏官们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专心顺从就成，用不着多说话。你们见过朝会时仪仗队里的马匹么？它吃的是三品食料，叫一声便斥去不再用，后悔那里还来得及！”谏诤的路被李林甫断绝，开元之治转向天宝之乱了。

　　开元年间，经济繁荣，国威远扬，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事迹将在别节叙述。下面列举新创的制度，在当时并不显出重要意义，可是，到了唐朝中期和后期，都发生巨大的影响，这里需要作一些简略的叙述。

　　改兵制——唐太宗侵高丽，开始用募兵制。唐高宗、武则天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制实际上已经废坏，偶有战事，就得临时招募。六六四年，刘仁轨经略高丽，上书论兵事说，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现在情形完全不同，原因是显庆五年（唐高宗年号，六六○年）以来，官府不关心从军者的困苦，又前方将帅为鼓励士卒力战，优给勋赏，回到本籍，州县官为保持赋税额，否认已得的勋赏。百姓服兵役，富家行贿得免，贫家连老弱人也要被征发。照刘仁轨所说，募兵制也行不通了。六七八年，为防御吐蕾，唐高宗派人到河南、北募猛士。六九六年，为防御契丹，武则天募罪人和士民家奴隶当兵。六九八年，武则天募兵防御突厥，月余还不得一千人，后来听说太子（唐中宗）作元帅，应募人云集，不久就得五万人。这些事例说明府兵制、临时募兵制都不能适应国家的军事需要，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

　　唐玄宗对京师宿卫兵和边境戍兵进行了改革。

　　京师宿卫兵士逃亡略尽，府兵制事实上不能再保存。七二二年，唐玄宗采纳宰相张说的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七二三年，在京师及附近诸州选府兵和白丁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七二五年，改名为扩骑（彍音扩kuò），分属十二卫。天宝年间，彍骑又只存兵额和官吏，与改兵制以前一样，京师并无宿卫兵。

　　边镇戍兵经常有六十余万人。戍兵被镇将当作奴仆来经营私利，根本失去了兵的作用。七二二年，张说建议减二十余万人。七三七年，招募丁壮充边镇戍兵，号称长征兵。七三八年，招募足额，原有戍兵一概放还本籍。

　　府兵本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平时，府兵大部分人从事农耕，小部分人按番到京师宿卫或戍边。战时，朝廷任命将帅率兵出战，战事结束，兵散归府，将帅归朝，将帅不可能拥兵养成自己的势力。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行府兵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自从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乓制，兵农分离，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特别是边镇设长征兵，野心将帅与职业兵士相结合，祸乱的发生就难免了。

　　设节度使——唐睿宗时，已有节度使的官名，如七一一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唐玄宗开元年间，有河西、陇右、幽州（七四二年——天宝元年改称范阳）、剑南、朔方、天兵（天兵后改称太原以北，又改称河东）、安西、北庭等节度使。宰相往往出任节度使，节度使有功，也往往入朝作宰相。节度使领若干州，在一个地区内是最高的军官，在朝廷上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当时边境外并无强敌，唐玄宗设这样的官，目的是在对外侵略，结果却沉重地打击了自己。早在七一六年（开元四年）宰相宋璟已经看出唐玄宗喜武功，为了防止边将生事邀功，赏赐特加谨慎。事实正如宋璟的预料一样，唐玄宗终于在骄侈心驱使下，“有吞四夷之志”而反为“四夷”所侵害。

　　募兵和节度使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祸乱。

　　信任宦官——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杨思勖、高力士尤被重用。杨思勖屡率兵出击南方少数族人，杀戮极惨，曾一次斩六万级。唐玄宗给他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来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唐旧制，宦官品级最高不得登三品，杨思勖竞得从一品，并封国公，宦官地位大大提高了。高力士常在宫中侍卫，比杨思勖更得宠信，开元末年，外间进奏文表，都得先经高力士阅看，小事便直接处理，大事才告诉唐玄宗。唐玄宗说，高力士值班，我才睡得安稳。意思是说，高力士替我办了事，我可以安心去享乐。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取得将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门；经他吹嘘取得较小官职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杨思勖、高力士以外，还有许多得宠的宦官，有的监军，有的出使。唐旧制，大军出战，朝廷派遣御史监军。武则天废监军制，说，将帅应有权处理军事，御史监军，军中事不论大小，都要受监军干涉，怎能要求将帅立功。唐玄宗恢复监军制，派宦官监军，权力超过节度使。出使到诸州，沿路地方官尽力奉承，惟恐不合意，到了目的地，按地方富力，索取贿赂。其他委任宦官做的事还很多，当然每做一事都要取得大量的财物。所有宦官都受高力士指挥，宦官是唐玄宗权力的化身，高力士是这些化身的指挥者。太子（唐肃宗）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为阿翁，驸马辈呼为阿爷，高力士拥有极大权势可以想见。高力士资产殷富，非王侯贵族所能比拟，其余宦官也各有大财产，京城内外邸第田园，几乎一半为宦官所有。宦官都出身寒微人家，幼年被阉入宫，没有家族和亲戚，唐玄宗以为这种孤身的官廷奴隶是最忠实可靠的，也是最能顺从意旨的，付托权力给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危险。唐太宗定《氏族志》，承认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意思是依靠这个士族阶层来行施唐的统治权。唐玄宗在士族阶层外，扶植起宦官阶层作为行施统治权的核心，这是唐政治上最大的一个变动。士族中人有统治阶级的鲠直派也有腐朽派，宦官则是完全腐朽派，自从宦官成为核心势力，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复杂，到唐朝后期，宦官操纵朝政，自皇帝以下都得顺从他们的支配。

　　禁闭诸王——诸王是最有可能夺取帝位的人，唐玄宗本人就是以诸王资格发动禁卫军，灭韦氏取得太子地位。七一三年，他即帝位，首先使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又使一些亲信宦官为三品将军，掌握禁卫军。他严禁诸王不得与群臣交结。七二二年，令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不得往来相见。宰相张说曾秘密到皇弟歧王私宅，被姚崇告发，张说贬官出朝。兄弟封王的共五人，都受到极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不得任职事。皇子为王的先后共十六人，在宫城旁各住一宅，号称十王宅，也称十六宅，每宅派宦官管理。只有待读官定时入宅教书，王府其余官属一概不许和诸王见面。后来皇孙渐多，又设百孙院，也派宦官管理。皇太子不住东宫，经常随从皇帝，居住别院，实际上也是受宦官监视。唐玄宗对诸王怀着猜忌心，用宦宫来监视他们的行动，诸王和太子的祸福安危，决定于宦官的爱憎，因之宦官是监视者又是保护者，太子或诸王得登帝位，总有一些宦官以拥戴有功执掌大权。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政权消灭，唐朝也就灭亡了。

　　信任宦官和禁闭诸王造成了唐朝后期的祸乱。

　　唐朝前期从唐高祖开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经过三次冲突，每次冲突都限于宫廷方面，对政治全局牵涉不大，进步倾向统治的时间又远比腐朽倾向统治为长久，因之唐朝前期是隋末社会从恢复到发展的强盛时期，代表进步倾向的唐太宗、武则天和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虽然程度不同，对这段历史却都有贡献。同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第二节 唐中期的政治概况——七四二年——八二○年

　　唐朝前期，在国内，政治是统一的，社会是安宁的；在境外，与邻国关系一般是和好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是通畅的。唐朝长时期保持着这种和平状态，因之社会各个方面都有大小不等的前进，呈现超越两汉的兴盛气象。但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在和平环境中也继续在增强。到开元时期，社会前进的趋势达到最高点，腐朽势力的增强也达到足以推翻前进趋势取得政治指导权的高点。

　　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他曾行施有利于统一与和平、有合于民众愿望的政事，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进趋势的明君。同时，他滋长着骄和侈两个恶性。这些恶性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骄是实行言莫予违，侈是贪立边功，轻易用武。他说出的话不许臣下有不同意见，自然只能得到奸邪人的奉承；他过着高度的奢侈生活，还觉得不够快意，想在对外战争上大立声威，自然要重用聚敛之臣和野心的武夫。骄侈政治使得一切消极因素都乘机活跃，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腐朽势力的昏君。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在专任李林甫为宰相以前，他主要代表社会的前进趋势，任用李林甫，正是明君转变为昏君的标志，唐中期的祸乱，实际是在这时候开始了。因为战祸的爆发在天宝年间，按惯例，仍以七四二年（天宝元年）作为唐中期的开始。

　　唐中期共分四段，第一段是酿乱期，其余三段都是统一势力和割据势力这一主要矛盾在不同情况下的斗争表现。统一势力始终不曾失去它的优势，这是因为：第一，广大民众要求恢复国家的统一，给朝廷以支持；第二，唐朝赋税收入，主要依靠江、淮地区，长江流域尤其重要。朝廷不论怎样处境困难，只要南北漕路得通，就可以在关中立足。这种黄河流域土地大部被割去，朝廷却仍能保持优势的局面，唐以前朝代，例如在汉朝，是不可能出现的。

一 酿乱期（七三六年——七五五年）

　　唐玄宗做了二十五年皇帝，便暮气深重，懒得亲自处理政事，一心想纵欲享乐。他用李林甫作宰相，李林甫的一套奸佞本领，使他的暮气愈益深重，逐渐陷入昏迷状态。唐玄宗以前用相，都是不多时候就调换，对李休甫却始终信任，自七三六年开始，直到七五二年病死，掌大权凡十七年。李林甫取得这样的信任，只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摸透了唐玄宗的骄侈心理，一切顺从意旨，让他放心纵欲，得到无止境的满足。七四四年，唐玄宗得杨太真为贵妃，宠爱无比，从此昏迷在声色中，政事上更依靠李林甫。唐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当今天下太平，我要安居无为，政事全委李林甫去办，你看如何？高力士说，权柄不可借给别人，如果他造成威势，谁还敢说他个不是。唐玄宗听了不喜欢，高力士叩头谢罪，说自己发狂病，乱说话，该死。李林甫一向给宦官送厚赂，探知宫中动静，自然不敢得罪高力士，彼此不相犯，唐玄宗连宦官方面不利于李林甫的话也听不到了。《资治通鉴》总结李林甫的奸恶，一是“媚事左右（宦官），迎合上意，以固其宠”；二是“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三是“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四是“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四条奸恶中“迎合上意”是最重要的一条，也就是唐玄宗的骄侈，养成了李林甫的奸恶。

　　李林甫死后，唐玄宗用杨国忠为宰相。杨国忠是个纨裤无赖子，和李林甫一样，也善于“迎合上意”，同好同恶，又善于搜括民财，充实官库，因此取得信任。他作宰相以后，一身兼四十余职，任意处理事务，表示自己的精干；广收贿赂，积缣多至三千万匹。他曾对人说，我偶而碰上机会，谁知道日后是什么下场，想来我不会有好声名，不如眼前享它个极乐。这样苟且的人，执掌国政，更加速了祸乱的爆发。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殷富达到开国以来未有的高峰。史书说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价一石不到二百钱，布帛价也很低廉，海内安富，行人走万里远路，用不着带武器。又说天宝末年，中国盛强，自西京安远门（西门）直到西域，沿路村落相望，田野开辟，陇右富饶，天下闻名。全国各州县，仓库里都堆满粟帛。杨国忠奏准令州县变卖旧存粟帛为轻货，新征丁租、地税也折合成布帛，都运送到京师来。这样，收藏天下赋税的左藏，财物确实多得惊人。七四九年，杨国忠请唐玄宗亲率百官到左藏察看，早就极度骄侈的唐玄宗，更觉得财物同粪土一样，毫不足惜。

　　七四七年，唐玄宗曾将本年全国进贡的物品，全部赏给李林甫。看左藏以后，赏赐贵宠人家，什么限度也没有了。当时贵宠们讲究给皇帝进食品，宫中特设检校进食使，评比各家食品的精美程度。每一次进食，多至数千盘（疑是数十盘），一盘值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与此相似的浪费可以类推，皇帝给贵宠们的赏赐也可以想见。

　　唐玄宗更大的浪费，还在求边功方面。天宝初年，边境上有下列节度使和经略使。

　　（一）安西节度使——职务是管理西域。治所在龟兹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统兵二万四千。

　　（二）北庭节度使——职务是防御游牧在北方的突骑施和坚昆。治所在北庭都护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屯伊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西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二州境上，统兵二万。

　　以上两镇内外相连，专对西域天山南北两路的诸国。

　　（三）河西节度使——职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两国间的交通。治所在凉州（甘肃武威县）。统兵七万三千。

　　以上一镇兼顾西方和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

　　（四）朔方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治所在灵州（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统兵六万四千七百。

　　（五）河东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治所在太原府（山西太原市），统兵五万五千。

　　以上两镇互相应援，专对突厥。

　　（六）范阳节度使——职务是压制更、契丹。治所在幽州（北京市）。统兵九万一千四百。

　　（七）平卢节度使——职务是招抚室韦、靺鞨（音末合mòhé）。治所在营州（辽宁锦州市西）。统兵三万七千五百。

　　以上两镇专对东北诸部，主要是对奚、契丹。

　　（八）陇右节度使——职务是防御吐蕃。治所在鄯州（青海乐部县）。统兵七万五千。

　　（九）剑南节度使——职务是西抗吐蕃，南抚国境内各少数族。治所在益州（四川成都市）。统兵三万九百。

　　以上两镇专对吐蕃。

　　（十）岭南五府经略使（七五六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升经略使为节度使）——职务是绥靖境内各少数族。治所在广州（广东广州市）。统兵一万五千四百。

　　各镇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小量驻军，共有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后来边将陆续奏请增加兵额，每年需要作衣料赏品用的布帛多至一千零二十万匹段，军粮一百九十万石。边镇兵数比七二二年（开元十年）以前的六十余万人减少十余万人，经费比开元年间却增加五倍。按照当时的边境情形，这个巨大军费的极大部分是浪费。

　　范阳一镇兵数最多，它的对方奚、契丹是不是强敌呢？完全不是。七一六年，契丹酋长李失活、奚酋氏李大酺（音葡pú）率所部内附，唐封二人为郡王兼任都督。此后奚、契丹为唐藩属国，不曾大举侵扰边境。唐朝却大举攻击奚和契丹。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营州杂种胡人安禄山为捉生将。安禄山每率数骑出去，总要捉获数十人，显然不是斗力而是用诈计诱捉契丹人。安禄山因此算是有了战功，逐渐提升，七四二年，竞被任为平卢节度使，七四四年，又兼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侵略奚、契丹得唐玄宗的宠信，作两个节度使以后，当然更要立所谓边功来固宠。七四五年，唐嫁两个公主给契丹王李怀节和奚王李延宠。在安禄山的残暴欺压下，奚、契丹两国被迫各杀唐公主，起兵反抗。安禄山出击，又算立了战功。安禄山好几次诱两国酋长来宴会，用毒酒灌醉来人，割酋长的头献朝廷，其余醉人都被坑杀，先后共杀数千人。这种卑劣无耻的阴谋活动，唐玄宗也认为是立了边功。七五一年，赏安禄山的边功，又使他兼任河东节度使。安禄山率三镇兵六万进攻契丹，被契丹杀得全军覆没。唐玄宗不究大败的责任，依然宠信有加。自七五一年大败后，安禄山准备进攻西京，从昏君手里夺天下。

　　兵数次多的是陇右、河西两镇。它的对方吐蕃是一个强国，不过，唐与吐蕃间的战争，多半是唐边将挑动起来的。七一四年（开元二年），吐蕃赞普遣使官来境上请和，请用敌国礼。唐玄宗发怒，不许讲和。从此两国经常作战，互相侵夺。七三○年，吐蕃因屡次战败，请求讲和。皇甫惟明劝唐玄宗许和。唐玄宗说，赞普给我的信，狂悖无礼（指七一四年请用敌国礼），我不能原谅。皇甫惟明说，开元初年，赞普还很年轻，那会写这封信！我想，大概是边将故意假造，用来激怒朝廷。因为边境有事，将吏得以偷盗官物，虚报战功，骗取勋爵。这是奸臣的利益，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战事不停，费用浩大，河西、陇右两道都不得安宁。朝廷如果派使官去慰问金城公主（七○九年嫁到吐蕃），和赞普当面结和约，使他称臣息兵，不是对待邻国的善策么！唐玄宗使皇甫惟明到吐蕃讲和，赞普大喜，遣大臣入朝，两国恢复甥舅的和好关系。

　　皇甫惟明所说唐边将的好战行为，是切合实际情形的，诸如对奚、契丹，对吐蕃以及对其他邻国（例如南诏），都可以证明。本来，边将凭借国家的威力，侵侮邻国来求富贵，是常有的事，关键在于朝廷能否加以控制。唐玄宗本人就有好战心，节度使立功名，往往入朝作宰相，实际上，是鼓励边将生事邀功，唐与邻国当然不会相安无事。下列事例，说明唐玄宗发动战争，不愿意边境上有和平。

　　唐与吐蕃讲和以后，边境宁静。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使人对吐善守将说，如今两国通好，亲如一家，双方何必置兵守备，妨害耕牧，请都撤去守备兵。吐蕃守将经崔希逸力请，允许撤兵。自此汉人耕种，吐蕃人畜牧，各得安居乐业。七三七年，崔希逸派使人孙海到京城奏事。孙海想立边功，奏称袭击吐蕃，定能大获。唐玄宗使宦官赵惠琮同孙海去河西审察情形。赵惠琮矫诏令崔希逸出击，崔希逸不得已进入吐蕃境二千里，大破吐蕃兵。崔希逸内调为河南尹，自愧失信，得病死去。赵惠琮、孙海都算有功受了重赏。唐玄宗贪小利，宁愿对邻国失大信，吐蕃因此断绝和好，进行战争。

　　朔方节度使兼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是智勇全备的将帅，幼年时和唐玄宗论兵法，唐玄宗说他将来必成良将。他做两镇节度使，专以持重安边为宗旨，经常告诫部属说，当太平时候的将帅，只要爱护士卒、勤加训练就可以，不要耗费中国的力量去求自己的功名。唐玄宗要用良将攻击吐蕃，七四六年，任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掌握天下劲兵，选拔将才，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骑施哥舒部人）二将尤被重视。王忠嗣数次击败吐蕃军，但仍守持重安边的宗旨。七四七年，王忠嗣看出安禄山的阴谋，奏称安禄山必反。李林甫深恶他议及朝政，唐玄宗一向宠信安禄山，自然也不以为然，不久，允许王忠嗣辞去河东、朔方两节度使。唐玄宗令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青海西宁市西南）。王忠嗣奏称，石堡形势险固，非死亡数万人不能攻克，不如等候有利时机，再行进取。唐玄宗很不满意他的建议，令王忠嗣分兵数万，交给将军董延光去攻城。李光弼对王忠嗣说，大夫（金紫光禄大夫）为了爱惜士卒的生命，不肯出重赏鼓励士气，将来朝廷追究责任，怕不好解释。王忠嗣回答说，现在用数万人去争一城，得了并不能控制对方，不得也无害于我国，所以我不肯用兵。我受朝廷罪责，最重是贬到南方小郡里做个佐杂官，我不能让数万人战死来保全我这个官。李将军，感谢你的好意，我已下定决心，请不要再谈攻城。李光弼非常感动，说，大夫能行古人的事，我怎敢再说话。董延光攻石堡不下，说王忠嗣阻挠军计。唐玄宗发怒，李林甫使人诬告王忠嗣谋反。唐玄宗革王忠嗣官，交三司（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审问。三司判王忠嗣死刑。当时哥舒翰已继任陇右节度使，入朝力保王忠嗣不反，王忠嗣得免死，贬为郡太守。七四九年，得暴病死。王忠嗣病死的一年，唐玄宗令哥舒翰率兵六万三千人攻石堡城，唐兵战死数万人才攻下石堡，俘获吐蕃守军四百人。战争的结果，不出王忠嗣所预料，唐损失是很重的。唐玄宗为夺取一个无关战局的小城，把士卒的生命看作蚁命，除了极度的骄侈心和发狂似的好战心驱使他这样做，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理由。王忠嗣守正不屈，却被昏君奸相斥逐，又不幸早死。安史作乱时，唐朝军事上主要依靠郭子仪、李光弼来挽救危局，郭、李地位相差不远，出身的镇也不同（郭子仪出身朔方镇，李光弼出身河西镇），朝廷正缺少象王忠嗣那样能统率各镇兵将的大将，王忠嗣的贬黜和死去，对唐朝说来，是一个大损失。

　　唐玄宗自恃强盛，定要侵侮邻国来满足自己的骄侈心。安禄山生事邀功，因而得到宠信，王忠嗣持重安边，因而遭到黜逐，他用这样谬误的赏罚制造边境上的战争，足见战争所耗损的人命和财物，都是不必要的。

　　发动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募兵制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唐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李林甫作宰相，奏请京师及边境诸军都行募兵制。这种应募的兵士，既不是土著，又没有宗族，看轻自己的生命，只求赏赐的获得。李泌这个说法是有理由的。应募的兵士许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归附唐朝的各少数族人。主要由亡命之徒和少数族人组成的边镇军队，为了得赏当然不避战争。王忠嗣任朔方、河东节度使，藏大弓在袋子里，表示不用。军中却日夜思战，王忠嗣只好多派间谍到敌境探查情况，见有可胜的机会，才出兵攻击。看来，王忠嗣也不能违反军中的好战心理，严格守边不出击。唐玄宗本身好战，从边镇听到的又是些好战的话，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着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这里，唐玄宗为什么把国家的全部兵力和很大部分的财物放到边镇上去的原因，也就得到解释了。

　　七二五年，招募彍骑十二万人，作为皇帝的宿卫兵。彍骑居京师，没有出战的危险，天宝年间，应募的都是些小贩和无赖，根本不受军事训练。当时承平多年，很多议政的人以为内地可以取消兵备。朝廷禁止民间收藏武器；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耻辱，不许作为本家人。这都是太平观念的反映。京师有兵等于无兵，内地民间连武器也没有，猛将精兵却聚集在边镇上，内外失去平衡，危险的局面是显而易见的。

　　战祸只待边镇上的野心家来发动，唐玄宗积极培养野心家，安禄山为首的一伙叛乱者被培养出来了。王忠嗣兼四镇节度使，功名渐盛，李林甫怕他入朝作宰相。王忠嗣奏称安禄山必反，唐玄宗不信王忠嗣的预料，反允许王忠嗣辞去河东、朔方两节度使。原来李林甫要杜绝边帅入柏的道路，早就主张用少数族人为边帅，因为他们不识汉文字，无法作宰相。李林甫用另一种理由对唐玄宗说，文臣为将，总是缺少勇气，不如用寒微胡人。胡人勇猛，敢于上阵作战，出身寒微，不象酋长贵族那样有部落和徒党。他们孤立无党，如果朝廷给予恩惠，一定感恩为朝廷效忠。唐玄宗喜边功，又怕边帅立功名，结成朋党，李林甫的计议正合心意，寒微胡人安禄山等就这样被重用起来。七四七年王忠嗣去职后，自东北至西北的边境六个重镇中，安禄山得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兵力最强，哥舒翰得河西、陇右两镇。两人私怨很深，各培植势力，争夺权利互不相下，边镇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两个敌对力量。七五五年，哥舒翰入朝，路上得中风病，留在京师，安禄山成为唯一掌握重兵的边帅。就在这一年的冬季，蓄谋将近十年的安禄山，公开叛变，从此，唐朝的中央统一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发生长时期的斗争。

二 第一次斗争（七五五年——七七九年）

　　安禄山得到唐玄宗无比的宠信，因而在谋反活动上得到很大的便利。他收养同罗（铁勒的一部）、奚、契丹等部的降人八千余，称为曳落河（壮士），又蓄勇健家奴百余人，这算是他的基本武力。他有高尚、严庄两个龌龊士人作谋主，孙孝哲（契丹人）、史思明（胡人）、阿史那承庆（突厥人）、田承嗣等武夫作爪牙，这算是他的文武辅佐。他私制大量绯袍、紫袍和鱼袋（官员服饰），准备赏授官勋，借以收买徒众，这算是他的政治计谋。安禄山谋反多年，只有这一些凭借，力量是薄弱的。他依靠曳落河和家奴，并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足见他也知道大多数汉族兵士和将官不能为他效力。七五五年，他认为反叛的时机已到，以奉密旨率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范阳、平卢两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向南进军。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使，河北是他的管辖地，沿路郡县官或开门出迎，或弃城逃避，或被捉杀死，情况非常混乱。唐玄宗得到一些安禄山反叛的报告，还以为是假报，不信安禄山真会造反。

　　唐玄宗得知安禄山确实造反，才仓卒布置防御。他用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到东京（洛阳）募兵，十天内得六万人。断河阳桥（在河南孟津县北），防叛军从河阳（河南孟县）渡河。又调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旧唐书·玄宗纪》作工部尚书），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新设河南节度使，领陈留（治浚仪，河南开封市）等十三郡，防守黄河南岸。当叛军来路的诸郡都设防御使。招募兵士十一万，都是京师街市上小贩一类的人。任皇子李琬为征讨元帅，高仙芝（高丽人）为副，高仙芝率乓五万，出关到陕郡屯守，宦官边令诚为监军。

　　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到陈留才几天，安禄山率叛军渡河到了城下，陈留太守开门投降，张介然和将士数千人被杀。叛军攻荥阳（河南郑州市），守城士卒听到鼓角声，不觉纷纷掉下城去。叛军取荥阳，声势更大，前锋向东京进攻。封常清率军抵抗，战败退出东都，叛军占领东都。封常清率余部到陕郡，与高仙芝计议，退守潼关。叛军到潼关不得入，退屯陕郡。安禄山谋称帝（七五六年，自称大燕皇帝），留在东京不急于西进，因此朝廷得以多少作些准备，援兵也调集了一些。

　　腐朽入骨的唐朝廷，明明崩溃在眼前，君臣上下还说些“安禄山狂悖，不日授首”的大话来互相欺骗，要求封常清、高仙芝一出兵就消灭叛军。封常清、高仙芝用不曾训练过的新募兵抵抗安禄山，宜守不宜战，洛阳既因战败失去，退守潼关，保卫西京，实是必要的措施。封常清、高仙芝都是有战争经验的旧将，守潼关是可能胜任的。监军边令诚向唐玄宗进谗言，说封常清夸张敌情，动摇人心；高仙芝放弃陕地数百里，又刻扣军饷。唐玄宗大怒，令边令诚就在军中杀二将。封常清上遗表说，我死以后，仍望朝廷不轻看这个叛贼，切莫忘记我的话。高仙芝临死，说我遇敌后退，固然有罪，但说我刻扣军饷，天在上，地在下，可以证明我的冤枉！兵士们都大呼冤枉，边令诚还是把二将杀死。

　　唐玄宗杀了高仙芝、封常清，任命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率兵八万讨安禄山。哥舒翰有中风病，固辞不敢奉命。唐玄宗不许，哥舒翰只好带病出征。他所统八万人，多是各地招募来的新兵，加上一部分河西、陇右两镇兵及西北边境上十三个部落的蕃兵，到潼关，又加上高仙芝的旧兵，共有十多万人，号称二十万。这个杂凑起来的大军队，由一个病人统率，实际是无人统率。诸将争地位，各不相让，军心涣散，斗志消沉，固守潼关已是难事，唐玄宗却还要这个军队出关去攻取洛阳。哥舒翰屯兵在潼关，并不符合朝廷的愿望。

　　当时（七五六年春季）在河北地区有常山（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平原（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起兵声讨安禄山，颜杲卿一起兵，河北诸郡响应，十七郡归顺朝廷，安禄山只剩下用重兵镇守的六个郡。安禄山正要进攻潼关，听说河北有变，被迫停止西进。颜杲卿起兵才八天，叛军大将史思明等攻破常山城，颜杲卿被执到洛阳，大骂叛贼安禄山，至死骂不绝口。颜杲卿这一骂，振奋久被压抑的正气，挫折正在嚣张的邪风，出于忠义人口中的骂，是具有巨大威力的。颜真卿募勇士，十天就得万余人，附近诸郡杀安禄山所置守将，响应平原，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平原兵会合清河、博平（治聊城，山东聊城）两郡兵大破叛军，攻克魏郡城（河北大名县西），军声大振。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汉、蕃步骑兵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克复常山城，击败史思明军，收复常山郡所属九个县的七个县，史思明据两个县与李光弼军相持。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大军出井陉，到常山与李光弼会合，有汉、蕃步骑兵十余万人。史思明大败，逃往博陵郡（河北定县）。河北民众到处自动结集，大部多至二万人，小部也有万人或数千人，各部在当地抵抗叛军的侵袭，郭、李大军进入河北，各部争来投效。唐在河北已取得优势并且继续在加强这个优势。在河南地区，反抗安禄山叛军的力量也正在迅速发展。睢阳太守许远守睢阳城（河南商丘县），张巡守雍丘县（河南杞县），是最重要的抵抗者。河南各地准备向西进击的义乒总数不下十万人。多年来唐玄宗实行腐朽统治，所用官员当然多是些腐朽人，黄河南北郡县官纷纷投降叛军，有些甚至为叛军出力，这是腐朽统治应有的现象，并不表示安禄山因此获得了多大的实力。相反，颜杲卿、颜真卿，张巡、许远所代表的新兴力量，虽然开始时还很微弱，如果经过一些时日，取得战斗经验，并且和郭、李等大军结合起来，完全有可能在黄河南北消灭叛军全部。

　　史思明在博陵郡收集散兵数万人，又被郭子仪、李光弼击败。安禄山在洛阳分出步骑兵二万人，又发范阳等郡兵万余人，合史思明残部，共有兵五万余人。安禄山用这一些兵力保持在河北的退路，正是无力保持退路的证明。七五六年六月，郭子仪、李光弼大破史思明军，斩首四万级。史思明坠马，扶着断枪逃入营垒，率残乓奔回博陵。郭、李围博陵，军威大振，河北十余郡都杀叛军守将，归顺朝廷。洛阳叛军大动摇，安禄山恐慌，召高尚、严庄来骂道，你们教我造反，说是万全。现在已经好几个月，还进不得潼关，北路已断，唐兵各路会合，我只有汴、郑几州，万全在那里？从今不许你们来见我。自然，安禄山还得和这些人相见，商量放弃洛阳，逃回范阳。正在商量未定的时候，昏君唐玄宗、奸相杨国忠开潼关让安禄山入西京。

　　唐玄宗极端骄傲，总以为自己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在安禄山反叛以前，他对朝臣担保安禄山“必无异志”，给予兵权毫不吝惜。安禄山反叛以后，他转过来对将帅猜忌，只要不合己意，就认为可疑，或杀或逐，毫不犹豫。既然认自己是对的，那末，除了李林甫式的奸相和宫廷奴隶——宦官，此外再没有值得真正可信任的人了。

　　哥舒翰扶病守潼关，不是安禄山有后顾之忧，潼关早就不守。唐玄宗和杨国忠怀疑哥舒翰按兵不进，可能别有企图，募兵万人屯灞上，暗中防备哥舒翰叛变。唐玄宗派遣使者催促哥舒翰进兵攻陕、洛。哥舒翰奏称叛军利在速战，官军利在坚守，请等待时机以取成功。郭子仪、李光弼也奏称准备引兵攻取范阳，捣毁叛军的巢穴；潼关大军，必须固守，切不可轻出。唐玄宗、杨国忠对哥舒翰更加猜忌，派宦官一个跟着一个去催促进兵。哥舒翰知道必败，拍胸痛哭，引兵出关，在灵宝县西遇敌，一战溃败，哥舒翰被部下一个叛变的蕃将捕获送洛阳，唐军全部覆没。叛军入潼关，唐玄宗、杨国忠率领一些随从的朝官、宦官和卫兵，逃出西京，仓皇走向成都避难。

　　安禄山得西京，声势大振。一部分叛军侵入河东，郭子仪、李光弼收兵退入井陉，李光弼守太原，郭子仪前往灵武，河北诸郡全被史思明夺去。河南诸郡大半沦陷，张巡、许远力守睢阳，阻止叛军侵掠江、淮，因而江、淮财赋得以经由江、汉二水以至洋川（陕西洋县），再由洋川陆运到扶风，接济军用。郭、李两军的保存和睢阳的坚守，对唐朝的兴复是有决定意义的。叛军方面，在进入西京后，诸叛将自以为得志，沉迷酒色，争夺权位，搜括财物，不再有力量进攻唐军，只待唐军来扫除。

　　唐玄宗逃出西京，到马嵬驿（在陕西兴平县西），随行兵士杀杨国忠，又迫唐玄宗杀杨贵妃。两条祸根拔去了，算是平息众怒，这个骄侈已极，酿成祸乱的唐玄宗才得到兵士的护送，走到成都去安身。太子李亨在马嵬被民众留下，主持军事。李亨到灵武，朔方镇留守官劝进，李亨即皇帝位（唐肃宗）。唐朝以唐肃宗为首，展开了统一与割据间斗争的新局面。

　　朔方镇精兵早已调出去，只留老弱守边。唐肃宗即位时，文武官不满三十人，其中并无特出的人才，他的左右却有宠妾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两个嬖人，足以给他重大的坏影响。他虽然有号召全国的政治地位，但缺乏挽救危局的具体谋略和实力。这时候李泌到达灵武，唐肃宗才有了得力的助手。李泌是唐中期特殊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特殊人物。他经历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三朝，君主尽管猜忌昏庸，他都有所补救和贡献，奸佞尽管妒嫉加害，他总用智术避免祸患。他处乱世的主要方法，一是不求做官，以皇帝的宾友自居，这样，进退便比较自如；二是公开讲神仙、怪异，以世外之人自居，这样，不同于流俗的淡泊生活便无可非议。统治阶级争夺的焦点所在，不外名与利二事，李泌自觉地避开祸端来扶助唐朝，可称为封建时代表现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

　　李泌智慧早成，在开元年间为唐玄宗和张说、张九龄等所器重，称为奇童。天宝中，唐玄宗命他待诏翰林，供奉东宫，成为太子李亨（肃宗）的师友，因作诗指责杨国忠、安禄山等，被朝廷斥逐。他到达灵武，唐肃宗大喜，大小事都和他商量，言无不听。郭子仪率精兵五万也到达灵武。唐肃宗得李泌、郭子仪两个杰出的文、武辅佐，兴复有望，进驻彭原（甘肃庆阳县南），指挥军事。

　　唐肃宗听从李泌的建议，以长子广平王李泌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都隶属元帅府。李泌不肯接受官位（右相），唐肃宗特为创设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的名号，使李泌用这个名号处理军务。同时又用李辅国为判元帅行军司马事，地位仪次于李泌。李泌估计军事形势，对唐肃宗说，安禄山反叛，只有蕃将替他出力，汉人不过高尚等几个人，其余都是胁从。照我的预料，用兵两年，就可以消灭叛军。他给唐肃宗规定用兵计划，要旨是令李光弼出井陉，郭子仪入河东，使安禄山部下大将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西京长安，随从安禄山守东京洛阳的大将，只剩下一个阿史那承庆。郭子仪入河东后，不要他进取华阴，让叛军据守的东西两京道路常通。朝廷驻兵在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叛军来救头，就击它的尾，来救尾就击它的头，让它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唐军经常保持以逸待劳的优势，叛军来了不和它交锋，走了就乘机追击，不攻叛军的城池，不断叛军的走路。明年（七五七年）春季，使建宁王李倓（音谈tán唐肃宗次子）率兵顺着边境进攻范阳的北面，使李光弼攻范阳的南面，两面夹击，攻取范阳，叛军想退退不得，想留留不得，朝廷令各军四面围攻，叛军还能逃到那里去！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唐肃宗也认为可行，但是，他那种昏暗贪近利的性格，不可能有实行计划的决心。

　　七五七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叛军内部愈益不安，史思明据范阳，不听安庆绪的调度，这些，都是给用兵计划以更有利的条件。唐肃宗却只求早日收复两京，享受做皇帝的尊荣，顾不得久远的利益。张良娣、李辅国互相勾结，谋逐走李泌，李倓性刚直，斥责二人的罪恶。二人进谗言，说李倓想当元帅，谋害广平王。唐肃宗怒，杀死李倓。他不问真假，也不和李泌商量，一怒便杀李倓，至少说明他无意于进攻范阳的计划。他最关心的事是怎样对付功臣。他问李泌说，郭子仪、李光弼现在都做了宰相，将来克复两京，平定天下，再没有官可赏，该怎么办？李泌建议把官与爵分开，“官以任能，爵以酬功”，赏功臣用爵不用官。因为用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唐肃宗听了以为有理，但也不会采用李泌的建议。七五七年春季，唐肃宗进驻凤翔，陇右、河西、安西、西域兵都已经调到，江、淮庸调也运到汉中。李泌请按照用兵计划，派安西、西域兵顺着边境去攻取范阳。唐肃宗说，现在正该进取两京，那可引兵向东北走数千里，先取范阳，不是迂缓么？李泌说，现在调来的精兵都是西北守边兵和诸少数族人，他们不习惯关东夏季气候，克两京后，不可久留在内地。叛军逃归巢穴，等官军走了，一定又南来，战争势必拖延下去。不如先用在寒冷地方（范阳），使叛军无地可归，全部被消灭。李泌断言“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唐肃宗只求快些进入京城，根本不考虑什么久安之策，放李泌在一边，独自指导战争在错误的道路上进行。

　　战争在错误指导下，实行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叛军坚城，断叛军走路，一切违反李泌的用兵计划。郭子仪在河东，被召回任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军进攻长安。郭子仪军大败，退保武功县。唐军数次战败，唐肃宗不承认自己的指导有错误，却认为唐兵力不强。郭子仪看到回纥兵精猛，劝唐肃宗要求回纥多派援兵。回纥怀仁可汗使儿子叶护等率精骑四千余人来凤翔。唐肃宗好象获得了至宝似的，竭力讨回纥喜欢，与回纥定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这是多么卑劣无耻的昏暴行为！七五七年秋，元帅李倓、副元帅郭子仪率朔方等镇兵及回纥、西域兵共十五万，自凤翔出发，至长安城西，大破叛军，叛将安守忠、田乾真等率败兵逃出潼关，唐军进入西京。叶护要照约大掠，李倓拜求叶护到东京再践约，西京人才算免了灾祸。

　　叛军方面想扼杀唐朝，也用了最大的力量。它知道江淮庸调是唐朝的命脉，张巡、许远守睢阳，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音窘jiǒng）守南阳（城陷后退守襄阳），都是为了保护运道，因此叛军力攻两城，志在必得。张巡，许远和鲁炅都表现高度的坚毅性，坚守危城，特别是张巡，战绩尤为卓绝。睢阳陷落时，唐军已攻克西京，叛军无力再进扰江、淮。睢阳、南阳的坚守，对战局有重大的贡献。

　　唐军入西京，李泌便力求到衡山隐居，唐肃宗也就允许了。李泌的归隐是要避免杀身的灾难，唐肃宗的允许，是要行施自己的一套想法。唐肃宗挽留李泌时说，我和你同忧患有年，现在正好同娱乐，你怎么说要走呢！李泌看来，忧患正在兴起；唐肃宗却看作娱乐的时候已经来到。李泌看来，娱乐里面包含着杀身之祸，必须及早走避到遥远的衡山去；唐肃宗却看作娱乐是忧患的报酬，忧患过去了，剩下的只是娱乐。智士与昏君的两套想法，如此悬殊，当然不可以合作。唐肃宗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去，政治上军事上产生一次又一次的错误，因而不断地遭到忧患，最后还是在宫庭内的忧患中死去。

　　叛军失西京，军心动摇。李倓、郭子仪率大军进攻洛阳。安庆绪放弃洛阳，逃往河北，据邺郡等七个郡六十余城，有兵六万，仍是唐的劲敌。七五八年，唐肃宗命郭子仪等七个节度使率兵二十万，又命李光弼、王思礼（高丽人，王忠嗣部将，任关内、泽潞节度使）两个节度使率兵相助，合力进攻安庆绪。九个节度使不相统属，使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就是想用鱼朝恩来当统帅。鱼朝恩凭什么来统率这样庞大的军队呢？前途是可以预见的了。

　　郭子仪等击败安庆绪军，围攻邺郡城（河南安阳县）。史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救邺。史思明陷魏州（自七五八年起，郡都改称为州）。六五九年，鱼朝恩聚集步骑兵多至六十万，专力攻邺城。史思明看准唐军缺乏统一指挥，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上下解体的弱点，亲率大军直到邺城下。唐军六十万，布阵与史思明军决战，恰恰吹来一阵大风，沙尘弥漫，对面不相见，交战的两军都大惊溃散，唐军向南，史思明军向北。唐军遗弃甲仗辎重无数。郭子仪率朔方军到洛阳，准备保卫东京，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各引本部归镇，其余节度使和溃兵纷纷逃回本镇。史思明收集溃军，又回到邺城下，杀安庆绪，兼并安庆绪的土地和全部人马，自称大燕皇帝，成为一个强大的反叛力量。

　　唐军大溃败，完命是唐肃宗错误想法的恶果。他不设元帅的理由是郭、李都是元勋，难相统属。事实何尝如此。所谓难相统属，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情实别有所在，那就是唐肃宗曾问过李泌，郭、李再立大功，无官可赏，该怎么办。攻安庆绪时，郭、李早做了三公（正一品官，郭司徒、李司空），立功后确实是无官可赏，也就是功高震主，朝廷将感到不能容而又不得不容的困难，使宦官作观军容使，战胜的首功当然属于鱼朝恩，唐肃宗以为这是避免困难的方法，结果却招致六十万人崩溃的大失败。

　　宦官监军是唐玄宗创立的一个恶例，唐肃宗设观军容使，在监军外新创一个更大的恶例，标志着宦官势力又扩大了一步。

　　邺城下九节度使溃败，观军容使鱼朝恩归罪郭子仪，唐肃宗召郭子仪归京城，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又重赏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铁勒部落中仆骨部人）进爵为郡王，使与李光弼（郭、李都封国公）地位约略相等。他这些处置，根本还是从无官可赏的想法出发，罢免郭子仪，改用资望较次的李光弼，升进仆固怀恩，又为抑退李光弼作了准备。唐肃宗和他的后嗣们，依靠功臣来维持朝廷，却惯于用小智短计来对待功臣，结果是引起一联串的变乱。

　　七五九年，史思明率大队兵马取汴州，又取郑州。李光弼兵少，退出东京，驻军河阳。史思明得东京，引兵攻河阳。李光弼大破史思明军，史思明逃回东京，战争呈现相持不决的局面。

　　七六一年，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认为攻洛阳的时机已到，唐肃宗就令李光弼等进取洛阳。李光弼奏称，敌兵尚强，不可轻进。仆固怀恩要李光弼战败，自己可以上升，附和鱼朝恩，说洛阳可取。唐肃宗派宦官接连催促李光弼出兵，李光弼不得已，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自己同仆固怀恩将兵会合鱼朝恩等共攻洛阳。仆固怀恩反抗李光弼的命令，在邙山下平原布阵，被史思明军冲击，唐军大败，诸将走散，李抱玉也弃河阳退走。史思明得河阳、怀州（治河内，河南沁阳县）等重要地点，准备进攻陕州。李光弼因战败失去兵权，改任河中（治蒲州，山西永济县）节度使。鱼朝恩、仆固怀恩依然得到宠任。

　　史思明乘胜要取陕州，进取西京，朝廷大惧。正在这个时候，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自称皇帝。

　　七六二年，张皇后（即张良娣）准备杀死李辅国和另一宦官程元振，李辅国、程元振杀张皇后等，拥立太子李豫（即李俶，唐代宗），唐肃宗惊死。

　　七六二年，唐代宗即位。他是唐肃宗的肖子，就是说，同样是个昏君。他要攻取洛阳，消灭史朝义，任命长子李适（音括kuò）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又派宦官向回纥请兵。回纥登里可汗，亲自率兵来内地，目的在掠夺财物。登里可汗轻视唐朝，强迫李适行拜舞礼，随从唐臣力争，回纥鞭打这些力争者各一百，说李适年幼无知，免其行礼。唐代宗不信任郭子仪、李光弼等良将，却信任强横不法、依附宦官的仆固怀恩；不信任本国的兵力，却请求回纥出兵来壮胆，这种谬误可耻的措施，正是“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回纥的侮辱是自己招致的。后来李适即位（唐德宗），一味痛恨回纥对自己无礼，唐朝又因此招致大损失。

　　唐大军自陕州向洛阳进攻，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分路来会攻。大军与史朝义军在洛阳北郊大战，镇西节度使马璘奋勇陷阵，大军继进，大破史朝义军。史朝义逃往河北。回纥入洛阳，纵兵大杀掠，朔方（仆固怀恩所统）、神策（鱼朝恩所统）两军借口洛阳、郑、汁、汝等州是贼境，也沿路虏掠。仆固怀恩率朔方等军到河北追击史朝义。七六三年，史朝义败死。安、史所代表的割据势力，到此时形式上算是失败，但在实际上却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而得到巩固。

　　七六二年，庸诸军进击史朝义在河北的余部。史朝义部下诸节度使投降唐军。朝廷下令说“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这样，凡是叛军节度使都一变而为唐朝的节度使。张忠志（奚人）原是安禄山部下著名勇将，唐朝廷特别尊重他，给他成德军节度使名义，统原有恒、赵、深（治陆泽，河北深县）、定、易五州，赐姓名为李宝臣。藩镇成德镇（节度使驻恒州，河北正定县）从此成立。七六三年，朝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德、沧（河北沧县）、瀛五州都防御使（当年升为节度使），藩镇魏博镇（节度使驻魏州）从此成立。又任命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占有幽、涿、营、平（治卢龙，河北卢龙县）、蓟（治蓟，河北蓟县）、妫（治怀戎，河北怀未县）、檀（治密云，北京市密云县）、莫（治莫，河北任丘县）八州，藩镇幽州镇（节度使驻幽州）从此成立。仆固怀恩怀异心，要诸叛将据有河北，作为党援，使自己常得朝廷的尊重，不过这还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唐朝廷本身腐朽无能，只求苟安一时，诸叛将既然名义上承认了朝廷，瓜分河北就不认为最重要的损害。

　　朝廷对强横不法的武夫，按照强横的程度，给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强横，得到的待遇也愈优厚。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郭子仪功绩最大，威望最高，对朝命最顺从，遭受的猜忌也最大。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朝廷的赏罚如此悖谬，宜乎图谋割据的野心家愈来愈多，那些不为风气所转移，忠实地阻遏割据势力的少数功臣，对朝廷说来，也就愈益显得难能而可贵。

　　安、史反叛，朝廷调西北兵参加征伐，边镇只留一些老弱兵，吐蕃乘机夺取唐地，河西陇右为吐蕃所占有，七六三年，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二十余万人入大震关（在甘肃陇西县），深入到奉天（陕西乾县）、武功，京师大惊骇。唐代宗任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到咸阳抵御，郭子仪在家闲住，早已遣散亲兵，以免疑谤。这时候召募得二十骑，便赶赴咸阳。唐代宗见吐蕃兵已逼近，仓猝不知所为，逃出长安，奔向陕州。第三天，吐蕃入长安城，大烧大掠，长安变成一座空城。吐蕃虏获城中士女百工，准备归国。郭子仪用少数兵卒，虚张声势，吐蕃惊骇，全军逃出长安，退到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会（甘肃靖远县）、成（甘肃成县）、渭（甘肃平凉县）一带，待机进取。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陆续成为吐蕃属地，唐朝廷所在的西京，从此处于吐蕃的威胁下。

　　当吐蕃入大震关时，朝廷便下诏征调援兵，诸功臣痛恨宦官程元振的擅权横行，没有人奉沼，连李光弼也不发兵来援。太常博士柳伉料到唐代宗和宦官刚回来，气焰不免受挫，可以说些话。他上书指出吐蕃不战直入京师，武士纷纷逃避，这是将帅叛朝廷了。功臣被疏远，嬖幸受重任，直到大祸造成，群臣还没有一个人敢直谏，这是公卿叛朝廷了。此次车驾刚出都城，城里居人便入府库取财物，杀守者，这是三辅（畿内州县）叛朝廷了。自十月朔（夏历）发诏召援兵，四十天不见有一兵入关，这是四方叛朝廷了。柳伉指出这四条来提醒昏君，随后要求斩程元振，斥退诸宦官，神策军（鱼朝恩率领）交付大臣统率，做了这些以后，皇帝还得下诏罪己，问天下能不能允许自己自新改过，如果不得允许，皇帝该退位让贤。柳伉敢说这些话，因为他代表群臣的公意。唐代宗被迫取消程元振的官爵，用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统禁兵，又加重奸相元载的权势，让他压制敢言的朝臣，昏君依靠鱼朝恩和元载，以为又可以安坐享乐了，事实却完全相反。

　　仆固怀恩率朔方军在河东，自以为有大功，不满意朝延给予的待遇；朝廷也照例对功臣猜忌，总想收回兵权才称心。仆固怀恩不敢入朝，朝廷坚持要他入朝，双方关系逐渐恶化。七六四年，唐代宗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朔方将士一听到郭子仪来了，都离开仆固怀恩，欢迎郭子仪。仆固怀恩率兵三百人逃到灵武，收合散兵，招引回纥、吐蕃兵十万人，绕过邠州（治兴平，陕西邠县），进逼奉天。郭子仪率军抵御，敌军不战退走。七六五年，仆固怀恩又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人入侵，路上仆固怀恩病死，郭子仪与回纥讲和，合力击退吐蕃。唐朝依靠郭子仪的威望，得朔方军和众节度使的效忠，仆固怀恩才无所作为，可是，元载对唐代宗说，安禄山、史思明被儿子杀死，仆固怀恩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都是国家福业深厚，佛菩萨保佑的缘故，人力是做不到的。这个昏君愈益信佛，大造佛寺，此后吐蕃、回纥经常入侵，便令众僧讲《仁王护国经》，敌退，认为讲经有效，厚赏众僧，把郭子仪等众节度使和将士的功绩，轻轻放到不重要的地位上去。

　　七六八年，唐代宗召李泌来京师，要李泌吃酒肉、娶妻、做官（宰相），为世俗人。李泌保持宾客身分，固辞宰相，却被迫娶了妻。唐代宗要他为世俗人，是完全不了解李泌的用心，也就是不会听从李泌的建议。七七○年，元载助唐代宗杀鱼朝恩，元载也开始被唐代宗厌恶。元载要驱逐李泌出京，唐代宗告诉李泌说，等我决意除元载，再找你回来。李泌就这样到江西去做判官。七七七年，唐代宗杀元载，籍没家产，单是胡椒就有八百石，其他珍宝财物之多可以类推。七七八年，李泌又被召来京师。唐代宗说，好容易八年才杀这个贼，几乎不能和你见面。李泌说，臣下有罪，早就该处置，何必容忍太过。唐代宗说，做事应该十全，不可轻发。从这些谈话里，显示唐代宗昏愚无知、自以为是的病根，是不可救药的。不多几天，唐代宗听宰相常衮的话，又使李泌出京去做州刺史。

　　唐肃宗、唐代宗都是昏君，唐肃宗拒绝采用李泌的用兵计划，急于回到西京做享乐皇帝，又猜忌功臣，不让郭子仪、李光弼等良将在军事上施展才能。史思明死后，唐军不出陕州东境，向洛阳进取，听任安史残部攻掠河南，稳占河北。唐中期的割据局面，在唐肃宗时形成了。唐代宗时割据局面已经固定，京西又出现紧张局面。唐用主要兵力到京西防秋（防吐蕃秋季入侵），对藩镇不得不从姑息转为忍辱退让，对其他野心节度使的控制力也大为削弱，到处出现半独立的割据者。关东紧张的形势移到京西来，是一个重大事件，但当时的主要矛盾仍是朝廷与割据势力间的矛盾，邻国侵侮并不曾改变这一基本情况。

三 第二次斗争（七七九年——八○五年）

　　七七九年，唐代宗死，唐德宗（李适）即位。唐德宗是不同于唐肃宗、唐代宗的昏君。肃、代猜忌功臣，唐德宗的猜忌心表现得尤其突出。肃、代都对强横者姑息，唐肃宗被史家描写为“温仁”，唐代宗也被称为“宽仁”，实际都是庸懦人物，唐德宗急躁，是一个轻举妄动、刚愎自用的人物。肃、代都优待回纥，防备吐蕃，唐德宗因曾受侮辱，仇视回纥，对劲敌吐蕃反而放松警戒。他是这样的一个昏君，唐朝在他统治下，从肃、代的苟安局面转入危急的局面。

　　唐德宗初即位，尊郭子仪为尚父，免去一切军职，用他的部将李怀光（靺鞨人）、常谦光、浑瑊（音尖jiān）三人分掌兵权。李怀光在七七九年初，乘郭子仪入朝，谋夺郭子仪的地位，伪造诏书，想杀死功名比自己高的大将温儒雅等，阴谋被判官杜黄裳发觉，李怀光流汗服罪。唐德宗要取消郭子仪的兵权，竟把最重要的军职分给这个谋篡者，使他代郭子仪镇邠州。这和唐肃宗用仆固怀恩代李光弼的作法完全一样，昏君是永远不会从失败中取得教训的。七八○年，唐德宗罢免泾原（治泾州，甘肃泾川县）节度使段秀实，使邠宁（治邠州，陕西邠县）节度使李怀光兼泾原节度使。泾原诸将因李怀光杀温儒雅等宿将五人，治军暴虐，拒绝李怀光到任，唐德宗改任朱泚为泾原节度使。这些措施，后来都转过来危害唐德宗自己。

　　七七九年，唐德宗任用元载余党杨炎为宰相。七八○年，依杨炎的建议，行两税法，岁收比行租庸调法有改进。杨炎因之愈得信任，独任大权，专以报仇害人为能事。刘晏是唐朝最有名的理财家，自七六○年（唐肃宗上元元年）起，便以筹集财赋，供应军国，为朝廷所倚重。唐代宗杀元载，刘晏曾参与密议。杨炎要为元载报仇，七八○年，进谗言使唐德宗杀刘晏。刘晏无罪被杀，大家都为他呼冤。七八一年，割据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的李正己（高丽人）和诸镇谋反，接连上表请问杀刘晏的罪名，使朝廷无话可对，陷于窘境。唐德宗用卢杞为宰相，准备杀杨炎（本年杀杨炎），卢杞非常阴狡，是李林甫、元载以后，又一个著名的奸相。他掌握着唐德宗猜忌刻薄的性格，顺着这个性格去伤害群臣，害人的伎俩，超过杨炎无数倍。唐德宗的急躁，加上卢杞的奸邪，造成一阵大混乱，唐朝遭到比安禄山入西京还要严重的危险。

　　七八一年，成德镇李宝臣死。李宝臣和李正己、田承嗣等议定，要在本镇确立传子制。七七九年，田承嗣死，田悦继位，李宝臣要求朝廷加以任命，承认田悦的继承权。唐代宗当然允许。现在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继位，请朝廷承认一下，也算是有例可援。唐德宗想革旧弊，坚决不允许，田悦替李惟岳代请，也不得允许。田悦、李正己、李惟岳结合起来，为争取传子制，出兵和朝廷作战。唐德宗调京西防秋兵一万二千人守关东，又任命李怀光兼朔方节度使，大发各路兵讨伐叛军。这是一次带有决定性的大战争，如果战争胜利了，割据势力将大为削弱，可是，唐德宗并无用兵计划，也不设统兵元帅，诸将由朝廷亲自指挥。他以为用大军击三个叛镇，可以制胜，根本不想到这是统一与割据的斗争，关系不限于三个叛镇。果然，战争出于意料地愈来愈扩大，唐军方面虽有不少良将，但在腐朽朝廷的指导下，局部胜利丝毫不能补救整个局面的大破败。

　　七八一年，魏博田悦攻唐邢州（河北邢台县）和临洺县（河北永年县西），战争开始了。唐将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将李晟（音成chéng王忠嗣旧部）大破田悦军。田悦解围退屯洹水县（河北大名县西南），淄青军在东，成德军在西，互相呼应。唐将唐朝臣大破魏博、淄青军于徐州，江、淮漕运又通。七八二年，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悦军，田悦收残兵千余人逃回魏州，守城自保。淄青李纳（李正己死，子李纳继位）战败，逃回濮州（山东鄄城县），唐军围濮州。唐德宗令卢龙节度使朱滔攻成德李惟岳军，李惟岳大败，逃回恒州。李惟岳部将王武俊（契丹人）杀李惟岳，投降朝廷。

　　唐朝的腐朽政治，自安、史乱后，不曾有改善，朝廷应有的威信，它是缺乏的。它拿不出比藩镇较好的政治来振新耳目，一时的战胜，并不能挫折割据者的野心，改变分裂已久的形势。这一战争还没有结束，立即发生又一次战争。

　　唐德宗任命成德降将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使，别一降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使。分给朱滔德、棣（治厌次，山东惠民县东南）二州。朝廷这个措施，意在分散旧成德镇的力量。王武俊自以为功大，地位反比张孝忠低，不肯接受朝命。朱滔要得深州，屯兵据守，拒绝交给康日知。王武俊反叛，接着朱滔也叛，田悦、李纳、王武俊、朱滔结合，声势又振。朱滔遣人密约朱泚同反，被马燧搜获。朱泚镇守凤翔，唐德宗召回长安，派宦官监视。马燧等围魏州，朱滔、王武俊救魏州。唐德宗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前往助战。李怀光击破朱滔军，王武俊又击破李怀光军，唐军失势，马燧等退保魏县（在魏州城西），抵御朱滔等。唐军与叛军相持，朱滔等看出唐军不能夺回优势，相约称帝称王，表示与朝廷断绝任何关系，不再算是唐朝的叛臣。朱滔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朱滔为盟主。朱滔等向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河南汝南县）李希烈劝进，李希烈接受推戴，先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兵强，派兵四出掠夺，围郑州，小队人马直到洛阳附近，东都大震骇。战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河南成为重要的战场。

　　宣武军（节度使驻汴州）是对抗李希烈叛军的主要唐军。七八三年，李希烈围襄城（河南襄城县）。宣武节度使李勉使部将率兵一万人救襄城，唐德宗也派兵三千人去助战。李勉奏称，李希烈精兵都在襄城，许州（河南许昌市，李希烈当时驻许州）空虚，使两部救兵袭许州，襄城围自解。唐德宗以为违反诏书，派宦官去斥责李勉。两部救兵离许州数十里，奉召狼狈退回。许州守兵追击，唐军大败，死伤过半。李勉分兵四千助守东都，被李希烈截断后路，不得退回。这都是唐德宗亲自指挥的结果，宣武军从此不振，襄城愈益危急。

　　唐德宗在讨伐三叛镇时，意气甚盛，一心要进攻。现在李希烈反叛，又转过来一心要退守。不让宣武军攻许州，因为襄城距离洛阳比许昌近些。李希烈小队人马窜扰洛阳附近，便调宣武军四千人去助守。显然，他只求固守东都，保障西京的安全，别的都顾不得了。但是，事情又恰恰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他抽调关内诸镇兵救襄城，泾原兵五千被调路过京师，因不给犒赏，兵士哗变。变兵声称琼林、大盈两库（皇帝私库）积金帛无数，应该拿来大家分。变兵攻入京城，唐德宗率少数家属仓皇出走，随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所率宦官约一百人。路上遇到郭曙（郭子仪子）、令狐建二人，率所部约五百人随行。唐德宗在这些人拥护下，逃到奉天县。过了三两天，左金吾卫大将军浑瑊率家属到奉天。唐朝一部分官员也陆续来归。浑瑊是郭子仪部下大将，一向有威望，七七九年，唐德宗分郭子仪所管军州为三个节度使，浑瑊是三节度使之一。当年，内调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浑瑊失兵权，自然是由于唐德宗的猜忌。他是朝中唯一名将，李希烈反叛，曾派间谍来陷害他，唐德宗在这一点上还算明白，没有中计，浑瑊得保存生命。现在他来到奉天，人心才安定了一些。附近诸镇援兵入城，有浑瑊统率，唐德宗才幸免被俘。在这一紧急期间，浑瑊成了挽救危局的决定性人物。

　　朱泚曾任泾原节度使，泾原变兵拥朱泚为主。诸镇救襄城兵，有些还没有出潼关，也叛变回西京，投顺朱泚。朱泚有了兵力，便自称大秦皇帝，唐百官大都做了秦官，俨然立起一个朝廷来。朱泚立朱滔为皇太弟，与河北诸叛镇遥相呼应。唐德宗派人到魏县行营（攻田悦的唐军）告急，李怀光率朔方军回救奉天，李最也沿路收兵来救，马燧等各归守本镇，李抱真仍留河北。这一行动是唐朝的转机，浑瑊坚守危城，使这个转机能够实现。浑瑊、朱泚都知守城与攻城的意义，双方态度都非常坚决。朱泚亲自督战，用全力围攻一个月，不能得城。城中食粮都用完，唐德宗自己也只吃些蔓菁和粗米，兵士更是困饿不堪。李怀光率兵五万到长安附近，李晟率兵万余人也到，其余各路援兵分别到达。朱泚集中兵力作最后一攻，守城兵力战，朱泚大败。李怀光击败朱泚别军，朱泚率兵退守长安。奉天围解了，群臣朝贺。军官贾隐林对唐德宗说，陛下性太急，不能容人，如果这个性格不改，虽然朱泚败亡，忧患还是会来的。唐德宗刚刚脱险，不便发怒，只好连声说对，事实上昏君决不能因忧患而悔祸改过。他对陆贽（音至zhì）说，我对人推诚不疑，却常常彼奸人卖弄。我遭受许多患害，我看，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对人推诚的缘故。他是这样一个决不悔改的昏君！

　　果然，立刻又发生祸乱。李怀光性粗暴，从魏县来，一路上说卢杞等人奸邪，应该诛杀。唐德宗按照卢杞的计谋，令李怀光乘胜攻长安，不必入朝相见。李怀光自以为有大功，竟不得见皇帝一面，对人说，我已经被奸臣排斥，没有前途了。李怀光接连上表揭发卢杞等人的罪恶。朝臣们也议论纷纭，斥责卢杞等。七八四年，唐德宗被迫，贬卢杞等为南方远州司马。李怀光逼走卢杞等，心不自安，屯兵咸阳，与朱泚通谋，宣称，我已与朱泚连和，朝廷快快避开。唐德宗仓皇离奉天，避往汉中。李怀光反叛，唐朝形势又进一步恶化，许多朝官认为朝廷愈走愈远，不可能再回来。那些闭门不出观望胜败的唐官，纷纷投降朱泚，甚至河东节度使马燧也觉得绝望，撤回援兵，准备保卫河东本境。这时候，李晟成为挽救危局的决定性人物。

　　李晟率孤军驻东渭桥（在长安东北五十里），夹在朱泚、李怀光两强敌的中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开始时处境极为危险。他用忠义激励全军，在困境中保持锐气。他的决心增强他的威信，驻邠宁、奉天、昭应（陕西临潼县）、蓝田的唐军，都接受他的指挥，军声大振，唐德宗本想逃往成都，因此停留在汉中。李怀光被迫逃往河中，部属或投降李晟，或路上逃散，势力大为削弱。李怀光逼走卢杞，将要叛变时，唐德宗派人去吐蕃求救兵。允许割安西、北庭地给吐蕃。河西陇右失陷后，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昕率军民坚守，七八一年，使者间道入朝，朝廷才知道二镇还存在。二镇对抗吐蕃十余年，唐德宗竟私许割让，悖谬真是到了不能设想的程度！他和肃、代一样，不相信将帅有克敌的力量，实际是怕将帅力量太大，立大功不好对付，宁愿引进吐蕃兵来分功，什么损害是在所不计的。他使浑瑊率诸军自汉中出击，吐蕃兵二万来会。浑瑊击败朱泚兵，进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吐蕃大掠武功县，又受朱泚厚赂，全军退去。唐德宗想用吐蕃兵同取长安，听说退去，非常忧愁，询问陆贽。陆贽劝他信任将帅，用吐蕃有害无益，现在退去，正是好事。唐德宗的猜忌心不得不流露出来，要陆贽替他拟出指挥浑瑊、李晟等军的规划。陆贽劝他不要“决策于九重之中（宫中），定计于千里之外”。显然朝廷引外兵来，是要将帅不得居全功，朝廷亲自指挥，也是想自居首功，归根都是猜忌心的表现。陆贽拒绝做规划，他只好让李晟等自动用兵，正如陆贽所说，“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唐德宗不得自用，李晟等才得被用了。李晟率兵攻入长安城，号令严明，秋毫无犯。朱泚逃走，路上被部下杀死。七八五年，马燧、浑瑊等围攻河中，李怀光自杀。从七八一年三叛镇作乱开始，朝廷处理军事，一个错误接着又是一个错误，把战祸引到河南，又引到长安城内，不是浑瑊、李晟等人尽力反抗叛军，唐朝几乎有覆没的危险。七八四年，唐德宗回长安，七八五年，取河中，战祸算是大体上告一结束。

　　七八三年，魏县行营解散，李抱真退屯临洺县，留在河北观望形势。李抱真利用王武俊与朱滔间的矛盾，说王武俊归唐。唐德宗困在奉天，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允许赦他们的罪，并给大官爵。本来三人只要割据得到承认，名义上归唐并无不可，三人都秘密答应了。七八四年，陆贽替唐德宗起草一道罪己大赦诏，文字确实诚挚动人，据说，诏书颁发下去，四方人心大悦。七八五年，李抱真入朝，对唐德宗说，“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一个皇帝肯自认错误，愿意悔过，话又说得那样恳切，士卒感泣是很可能的。不过，陆贽的文章，首先没有感动唐德宗本人。赦书开头几句是“致理（治）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民），不吝改过”。唐德宗过去是后来还是最不推诚、最吝改过的昏君，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其次也没有感动田悦等三人，他们依然为割据而进行争夺，赦书只是给他们一个取消叛臣名义的借口。三人见赦诏，都自去王号，上表谢罪。唐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为平卢节度使，田悦早已任节度使，特加检校左仆射官号。剩下幽州的朱滔和淮西的李希烈，朱滔于七八五年病死，将士立刘怦为主，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李希烈于七八六年为部将陈仙奇所杀。陈仙奇来降，朝廷任为淮西节度使。吴少诚说是为李希烈报仇，杀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即任为淮西留后。由传子制引起的一场大混乱，就这样可耻地结束了。

　　陆贽是唐朝卓越的政论家。唐德宗作太子时，已经听到陆贽的声名。七八三年，战祸蔓延到河南，需要大手笔替他起草文告，才召用陆贽为翰林学士。陆贽正直，唐德宗有问，总是剀切指陈，有过，总是竭诚谏净。唐德宗逃到奉天，事事和陆贽商量，不可一日离左右，但重要议论却很少采纳。唐德宗逃到汉中，使人去召杭州刺史李泌。陆贽的严肃态度，与唐德宗刚愎的性格是不能相容的，陆贽尽管能发救时的宏论，遇到昏君，不免大部分化成空谈。李泌经历玄、肃、代、德四朝，昏君的心理已经摸得够清楚了，因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诱导唐德宗做一些好的事情，使得有些祸乱受到阻止，内忧外患多少有减轻的趋势。

　　为了仇视回纥，要与吐蕃和好，这是唐德宗一贯的主张。七八四年，唐德宗回长安，吐蕃来求安西、北庭两镇。唐德宗想召还郭听和李元忠，割两镇给吐蕃。李泌说，两镇将士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如果割弃，他们将来从吐蕃入侵，怨恨朝廷如报私仇，一定很凶悍。朝臣赞助李泌的意见，两镇得保存下来。唐德宗刚进长安城，便猜忌功臣，七八五年李怀光死，猜忌心更不可抑制。吐蕃入寇，被李晟击败。吐蕃人说，唐良将不过李晟、马燧、浑瑊三人，用计去掉他们，可以取唐国。七八六年，吐蕃派兵二万到凤翔城下，声称李晟叫我们来，为什么不出来犒赏。第二天退去。这是何等拙劣的离间法，唐德宗却信以为真，张延赏乘机毁谤李晟。李晟昼夜哭泣，请求出家为僧，唐德宗不许。七八七年，吐蕃又使人向马燧求和，马燧对李晟有嫌怨，附和张延赏（宰相），力主讲和。唐德宗以和吐蕃13二为借口，削去李晟的兵权。又令浑瑊为会盟使，临行时，唐德宗要他“推诚”对待吐蕃，切不可有猜忌心。显然，向吐蕃求和好，目的是在夺诸功臣的兵权，对外敌推诚不精忌，正由于对功臣猜忌不推诚，他这样谬误地对待功臣，宜乎受吐蕃的侮弄。浑瑊到平凉结盟，吐蕃伏兵突起，杀唐官和唐兵，浑瑊夺马逃回。吐蕃原想捉获浑瑊，使马燧因创和议得罪，然后进兵攻取长安。现在浑瑊逃走，马燧虽已被唐德宗憎恶，失去副元帅、河东节度使等职位，却还没有治罪，进攻的计划因而停止。

　　和吐蕃几乎招来战争，更危险的是李晟失兵权，遭猜忌，武臣们如李抱真等都愤怒解体，不肯再为朝廷出力。宰相张延赏辞职，表明和吐蕃的责任，但君臣相疑，内外解体的分裂状况仍无法消除。这又是唐朝一个紧急关头，唐德宗大概感到危险，任用李泌为宰相，李泌大概也感到非任职不可，居然允许做宰相。这时候，确实只有李泌一人可以挽救危局，因为只有他能够说透利害，打动唐德宗的内心，使他多少听从一些。

　　李泌受任后，与李晟、马燧等进见唐德宗。唐德宗对李泌说，从前你在灵武时，就该做这个官，你一定不肯做。现在我用你为相，要同你定个约：你切不可报仇，你有恩要报，我替你代报。这几句话完全流露出唐德宗的猜忌心，他怕李泌报恩报仇，滥行职权，损害皇帝独掌的赏罚权。他用李泌，但并不了解李泌的为人。李泌说，我一向奉道教，不与人结仇，也没有什么私恩要报。今天，我倒要和你定个约。唐德宗说，可以。李泌说，愿你勿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你万一害他们，内自宿卫，外至方镇，那个不愤怒，恐怕中外叛变，大乱立刻到来。你能诚心对待他们，他们自然也就安心，国家有事，他们出去征伐，无事在朝内任职，不是很好么？你不要忌二臣功大，二臣也不要因位高自疑，天下就无事了。唐德宗听说，答应不害李晟、马燧，二人也涕泣拜谢，表示感激。一个紧急关头就这样平稳地渡过去。李泌做了许多有利于国的事，愈得信任，因而提“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国），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计划。唐德宗坚决反对和回纥，经李泌反复开导，才决定与回纥和亲。七八八年，回纥可汗得唐许婚，非常喜悦，愿为庸牵制吐蕃。七九三年，南诏国也脱离吐蕃，与唐恢复亲善关系。吐蕃的两个与国变成敌国，唐的两个敌国变成与国，唐与吐蕃形势大变，从此吐蕃势弱，不能为唐大害。唐朝免去吐蕃的威胁，到唐宪宗时，又有力量和关东割据势力作战，并取得胜利。李泌这一建议的实施，对唐与吐蕃两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这是最大的一个成功。

　　李泌常与唐德宗进行有意义的争论。有一次，一个妄人对唐德宗说，白起（战国时秦国名将）告诉他，吐蕃将要来寇，自起能替国家守卫西边。本来，吐蕃侵边是常事，唐守边兵把它赶走也是常事。唐德宗把边上战胜看作白起的功劳，要在京城立白起庙。李泌说，我只听说过“国将兴，听于人（民）”（《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将帅立了功，你却赏白起，边上谁还肯杀身御敌？请外兵和请鬼神，都是贬低功臣的一种手法，李泌这一驳议，正打中唐德宗的隐情，白起庙只好作罢。有一次论到卢杞，唐德宗说，人都说卢杞奸邪，我觉得不是那样。李泌说，让你一个人不觉得，正是他的奸邪处。如果你早觉得，何至有奉天的祸难。唐德宗说，那是天命，术士早就说过，与卢杞不相干。李泌说，天命，一般人可以说说，只有君和相不可说。君、相是造命的人，君、相也说天命，那末，礼、乐、刑、政还有什么用？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商就是这样亡国的。盾德宗说，卢杞小心，我说的活他都听从，他没有学问，不能和我辩驳，我常常觉得才能比他大得多。利用昏君自以为是、自以为能的弱点，按照昏君的意图来顺从，这是奸人得宠的秘诀。卢杞为相，出的主意没有一件不误大事，在奉天危城中还是如此，唐德宗却始终信任，原因就在卢杞的主意全是唐德宗的主意，事情坏了，宰相受朝臣们斥责，绝不推辞，唐德宗自然认为是忠臣，愈加信任。李泌反驳说，凭着言无不从，就得称忠臣么！“言而莫予违”，正是孔子所谓“一言丧邦”呵！庸德宗说自己为什么能接受李泌的谏诤，因为李泌说理深透，态度和顺，使人信服，不能不从。七八九年，李泌病死。他喜欢谈神仙怪异，自称是道教徒，从反对立白起庙、反对信天命看来，他谈神仙怪异，实是处乱世的一种智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是“子房（西汉初张良）欲从赤松游之故智”，可谓能知李泌的心事。

　　唐与回鹘（音胡hú，七八八年改纥为鹘）、南诏讲和后，吐蕃不敢轻易入侵，各藩镇也因要求得到满足，名义上尊奉朝廷，唐德宗处在比较和缓的情势下，充分行施着他的恶劣政治，陆贽虽然做了两年多（七九二年夏至七九四年冬）宰相，提出许多好的建议，但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恶政。这些恶政是：

　　（一）宦官专军政——七八四年，唐德宗猜忌宿将，使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监左、右神策军。七九二年，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精壮人代替挂名军籍的小商贩。监军窦文场认为可疑，唐德宗贬柏良器。七九六年，任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从此宦官兼管禁军，藩镇将帅多从神策军出身，有些朝官也出入宦官门下。边上诸军，多请隶属于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归中尉统率，神策军因此扩大到十五万人。窦、霍势力盛大，为唐后期宦官挟兵权把持废立大权的局面开了最初的端。

　　（二）大权独揽，亲理小事——陆贽因直谏，七九四年罢相。七九五年，贬陆贽为忠州（四川忠县）司马。自从陆贽被逐出朝，唐德宗耳根清净了。他不再任用宰相，官员小至县令，都由他自己选用，宰相只管行文书的事务。他对那些拥兵并有反叛可能的人，却屈意姑息，一州一镇只要有兵，就不敢去触犯，他的大权表现在做小事上，在大事上他是缺乏权力的。

　　（三）贪进奉、兴宫市——唐德宗在奉天吃过穷乏的苦头，回长安后，专心贪财物。他从穷乏生活中，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经验，独取得贪财的经验，真是昏愚到极端。因为他贪财，节度使多以迸奉名义来讨喜欢。名目有“税外方圆”（正税外周转）、“用度羡余”等等。节度使额外刻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京师，使宦官为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掠货物。所谓宫市，就是皇帝作窝主，宫中用物不买就会得到。七八七年，唐德宗对宰相李泌说，每年各地方进奉，共值钱五十万缗，今年只得三十万缗，宫中用度不够，怎么办！李泌劝他不要求私财，国库每年供给宫中一百万缗，请从此不受进奉并停止宣索（随时派宦官到地方上要财物）。唐德宗答应了，可是还暗中派宦官去要，敕令地方官不许让宰相得知。封建皇帝以天下为家，因为爱家，不敢过分剥削民众，这就成为好皇帝。唐德宗连京师街市都不顾，只顾宫中的家，私财积得愈多愈好，死也不肯拿出一些来。有一次，禁军缺粮要哗变，恰好江、淮运到米三万石，唐德宗高兴，走到东宫对太子李诵（唐顺宗）说，米运到了，我父子得活命了。江、淮运米，连运费每斗值钱三百五十文，京师市上米价每斗不过数十文，他宁愿兵变，不愿拿出私财来籴米。七八三年，泾原变兵占据长安，给他的教训却是加紧充实琼林、大盈库，贪鄙的毒如此深入骨髓，不发生第二次兵变，算是他的侥幸。

　　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个昏君。八○五年，这个昏君死了，唐顺宗继位。唐顺宗得中风病，不能说话，亲信人王伾（音丕pī，杭州人）、王叔文（越州山阴人）替他出主意，朝臣中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名士，帮助王叔文议论政事。唐顺宗即位，下令蠲免民间对官府的各种旧欠；停止地方官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减江淮海盐价，每斗自三百七十钱降为二百五十钱，减北方池盐价为每斗三百钱；取消宫市；召回陆贽和著名谏臣阳城等；宣布京兆尹李实的贪污罪，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史。这些，在当时都是善政。为夺取宦官的兵权，派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宦官俱文珍等和反王伾、王叔文的朝官结合起来，拥立唐顺宗的长子李纯（唐宪宗）为皇帝，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唐宪宗贬王伾、王叔文。王伾病死，王叔文被杀。柳宗元等八人都算是王叔文党，贬到远州做司马。王伾、王叔文是南方人，又是小官，一向没有声望，骤然掌握朝廷大权，引起众官的憎恨，是很自然的。夺宦官兵权，当然要遭到宦官的仇视。唐顺宗病重，很快就要死去。王叔文等在这种情况下执掌政权，思想上还以为大有可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不过，他们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唐宪宗给他们极重的处罚，完全从争夺权利的私仇出发，根本不顾及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一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后帝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继位时，都开始表面化了，唐中期也就向后期过渡。

四 第三次斗争（八○五年——八二○年）

　　唐朝廷潜在的力量，实际上远胜割据者，只是唐肃宗以下都是昏君，腐朽势力统治着朝廷，在和割据势力斗争中，总是处于劣势。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

　　但是，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当朝廷取得一些胜利显出优势以后，腐朽势力又统治着朝廷，已得的胜利和优势，恰恰有助于腐朽势力的更加强固，后来连作为代表的唐宪宗本人也被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接着就开始。

　　宦官吐突承璀（音cuǐ）的进退，可以说明唐宪宗政治上自昏至明、自明至昏的过程，下面简单叙述这个过程。

　　唐宪宗最宠信的宦官是吐突承璀。他即帝位，便任吐突承璀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率全部宦官。八○六年，任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军。八○九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长子）死，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沿以嫡长子为副大使，父死便称留后，朝廷任命后，正式称节度使。唐宪宗想革除藩镇世袭制，准备用兵，是合理的，但当时形势，河北用兵是不可能取胜的，用吐突承璀为统帅，那就更荒谬了。他任命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治宣州，安徽宣城县）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统兵讨伐王承宗。朝臣白居易等群起反对，极言宦官不得作兵马统帅，各道将校受宦官指挥，谁不感到耻辱，心既不齐，那能立功。唐宪宗固执己见，只是取消四道兵马使名义，改处置使为宣慰使，实际上仍用吐突承璀为统帅。吐突承璀率左、右神策军到行营，威令不振，各道统兵将帅互相观望，无意立功，战局完全陷于被动。八一○年，唐宪宗不得已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这次用兵，调动各道兵共二十万人，神策军还不在数内，军费共用七百余万缗，单是遣散诸道行营将士回本镇，就共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朝廷耗费大量财物，所得的结果是威信大损，为天下笑。

　　唐宪宗力排朝臣们的公议，坚决对河北用兵，一个藩镇的策士指出他的用意是，想炫耀自己的谋略，使群臣畏服。事实上，唐宪宗这种做法，是有一贯性的。他即位时，不问是非轻重，驱逐所谓王叔文党。这次用兵，也是朝臣们的谏诤一概不听。他即位以来，虽然也鼓励朝官们直谏，直臣李绛、白居易等人也受到重视，可是，本质上他是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他自己和宦官一起，把朝官作为另一起。对河北用兵，是想炫耀谋略，也是想扶这一起压另一起。他这种一贯的做法，在朝官中也起着称为朋党的分裂作用。八○八年，他举行特试，要应试人直言极谏。应试人牛僧孺、李宗闵等指陈时政，无所避忌，考试官杨於陵等认为合格，列在上等。唐宪宗也承认杨於陵等的评定。宰相李吉甫对唐宪宗哭诉，说考试官作弊不公，唐宪宗不问是非，把阅卷有关的大小官都贬窜出京，牛僧孺等也被斥退。李吉甫擅长逢迎，善于揣摩唐宪宗和吐突承璀等宦官的心思，是一群佞臣的代表。唐宪宗为李吉甫贬斥杨於陵、牛僧孺等，同样也是扶这一起压另一起的做法。唐后期南、北司之争、朝官中朋党之争，都在唐宪宗时显著地表现出来。

　　八一○年，吐突承璀归京师，仍任左神策中尉。朝官李绛等力争，要求办他战败的罪。唐宪宗不得已，贬吐突承璀为军器使。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受贿事被发觉，出为淮南监军。唐宪宗对李绛说，这不过是个家奴，尽管给他多大的权力，要去掉他，轻得象去掉一根毛。其实，宦官势力已经养成，决不是轻如一根毛，唐宪宗也并不想去掉这一根毛，不过，这句话正好说明为什么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原因。

　　唐宪宗想恢复唐朝的统一，与割据势力作斗争，比较有决心，这使他能够进取并且取得一些成就。他用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结果不出李绛等朝臣的预料，战事以对王承宗忍辱而告结束。他得到教训，知道要有成就必须用李绛等朝臣。但是，李绛等朝臣与宦官势不并立，用李绛就得抑宦官。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出宫作淮南监军，李绛被任为宰相，表示两个势力的消长，从此朝廷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李绛作宰相，一群直臣得势，朝廷颇有振作的气象。八一二年，魏博镇内讧，将士拥立田弘正为留后。田弘正举魏博镇六州土地归顺朝廷。李绛预料魏博镇将发生内讧及处理归顺等事，都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唐宪宗却对他疑忌起来。有一天，唐宪宗告诉宰相们说，你们应当替我爱惜官职，不可给你们的私人。李吉甫、权德舆说不敢。李绛独说考察宰相用人，只问得当不得当，不必问是亲是故。唐宪宗口头上只好说，你说得对。八一三年，唐宪宗问宰相们（这时候武元衡已代权德舆为相），人们都说外面朋党大盛，这是什么缘故？所谓人们，无疑是宦官，李吉甫奉迎宦官，武元衡新作宰相，所谓外面有朋党，无疑是指李绛为首的朝臣。李绛答称，自古人君总是深恶臣下有朋党，因此小人陷害君子也总说有朋党。要知道，君子自然与君子合，难道一定要君子与小人合，才算非朋党么！辩论后不久，八一四年初，唐宪宗罢免李绛的宰相职，召回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宦官又压倒朝官中的鲠直派，李绛所提京西、京北神策军镇兵改归节度使统率，革除守边军积弊（如受降城兵额有四百人，实数只有五十人，武器只有弓一张）等建议，都被搁置，腐朽势力不怕再有人指责了。

　　自八一一年李绛作宰相时起至八一四年罢相时止，唐宪宗信任李绛，取得魏博镇，是他得称为明君的时期。

　　唐宪宗早就有意对淮西用兵。八一四年，彰义军（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兵十六道讨伐淮西。淮西只有申（治义阳，河南信阳）、光（治定城，河南潢川）、蔡（治汝阳，河南汝南）三州，四面都是唐州县，是诸藩镇中最容易攻取的一镇。唐宪宗这次算是接受教训，不用宦官作统帅，任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攻。严绶是个腐朽官僚，只会给宦官送厚礼，作统帅一年，毫无功绩。八一五年，唐宪宗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韩弘是个半割据者，不愿淮西镇消灭，诸军也互相观望，停滞不进。八一六年，唐宪宗不听朝臣谏阻，令河东、幽州、魏博等六道出兵讨伐成德镇王承宗。河南战场已经穷于应付，又添加河北一个战场，说明唐宪宗同唐德宗一样，刚愎自用，轻举妄动，根本不懂得如何用兵。只是由于藩镇本身已经衰弱，各取守势，不再象唐德宗建中初年（七八一年）那样强暴进攻，因而战事得免扩大。当时攻淮西各军约有九万人，攻战将近四年，朝廷支出大量军费，民众困疲不堪，唐宪宗也感到为难。八一七年，任用主战最力的裴度为宰相，到郾城（河南郾城县）督师，实际是代韩弘作统帅。裴度奏请取消监阵的宦官。原来各道主将受监阵宦官的牵制，进退不得自主，战胜被监阵冒功，战败被监阵凌辱，谁也不愿真正出力。这时候唐宪宗无奈，听从裴度的话，只好取消监阵宦官，各道主将因此都积极起来，战局改观了。将军李诉得裴度的支持，攻入蔡州城，擒获吴元济。淮西镇的消灭，使唐朝的东都洛阳和江、淮免去威胁，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唐朝用如此巨大的兵力，仅仅取得孤立的三州，唐宪宗的用兵无能也就可以想见。

　　河北战场上六道兵共十余万人，井无统帅，互相观望，朝廷输送钱粮，数量巨大，例如幽州镇，按兵不动，每月也要军费十五万缗。在攻破蔡州前几个月，朝廷已经无法支持，不得已撤销河北行营，令六道兵各归本镇，对王承宗又一次以忍辱而告结束。

　　淮西镇破灭后，其他藩镇恐惧。八一八年，横海镇程权（七八二年，程日华开始割据，节度使驻沧州）自请离镇做朝官；朝廷收复沧、景二州。幽州镇刘总也上表请归顺。成德镇王承宗上表求自新，献出德、棣二州，其余所部诸州，录事以下各官请朝廷任命。唐宪宗又命魏博镇田弘正等讨伐淄青镇李师道，八一九年，杀李师道。朝廷收复淄、青等十二州。淄青镇自七六五年李正己开始割据，传子孙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大、兵最多的一镇。唐灭淄青，藩镇割据基本上被消灭，唐朝的统一暂时实现了。宰相裴度在这次统一战争中，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自八一四年召回吐突承璀以来，唐宪宗在很大程度上恢复着昏君的面目。他勉强取得淮西的胜利，便骄侈起来，横海、幽州、成德、淄青等镇的归顺和消灭，更滋长他的骄侈心。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改善政治以求统一的巩固，可是，他一意推行的却是腐朽政治。他自即位到灭淮西以前，多少还能纳谏，这时候，任何谏诤都不听了。

　　这是宦官愈益被亲信，朝官愈益被疏远的表现。他依靠朝官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这些胜利，使得他对朝官愈加疑忌，愈要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家奴，结果是宦官势力得到大扩张，扩张到唐后期的宦官霸占政权。

　　唐宪宗自以为立了大功，该永远享受大福。八一八年，下诏求方士，宰相皇甫镈荐山人柳泌，说是能合长生药。八一九年，唐宪宗服长生药，性情变得暴躁多怒，宦官在左右，经常被斥责甚至被杀。在皇位继承上，宦官分两派，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李恽为太子，梁守谦、王守澄等拥护太子李恒（唐穆宗）。八二○年，宦官杀唐宪宗，梁守谦、王守澄等立唐穆宗继位，杀吐突承璀及李恽。一个皇帝被宦官杀死，朝官不敢追问，宫中朝上相安无事，说明宦官势力大到可以进退皇帝，从此掌握唐朝政权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宦官。

　　宦官掌握政权，加上朝官与宦官间的斗争和朝官间朋党的斗争，构成唐后期政局的特征。作为唐中期主要矛盾的朝廷和割据势力间的斗争，因唐宪宗的军事胜利，藩镇大为削弱，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

第三节 唐后期的政治概况——八二一年——九○七年

　　唐宪宗死在八二○年二月，次年，唐穆宗改元，唐后期的政治概况，实际是从八二○年开始。

　　唐后期凡八十七年。八二一年到八二二年，河北三镇恢复割据局面，朝廷对三镇放弃统一的愿望，朝廷与藩镇间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了。贯穿在唐后期的主要矛盾是朝廷内部南司（朝官）与北司（宦官）之争和朝官间朋党之争。朋党之争大体上是依附南北司之争而进行的。

　　唐太宗颁布《氏族志》（唐高宗改称为《姓氏录》），定士族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家数不多，其中还有轻南重北、轻山东重关中的偏见，上上至下下九品的区别，同是士族中人，仕途上待遇是不平的。唐世重进士轻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升迁比较容易，同是科场出身，进士与明经在仕途上的待遇是不平的。至于有人通关节而及第，有人才学优而落第，得失之间，当然也是不平的。士族入仕，又有科场出身和非科场出身（门资）的区别，在仕途上非科场出身的人是被轻蔑的。士流（流内也称九流）以外，又有流外九品，都是门户寒微，在官署里供吏职的读书人（能写能算和颇懂时务）。唐玄宗开元年间，限制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得过一百人，流外出身，每年倒有二千余人，足见流外人数量很大。流外每年有成千的人被铨叙作官（入流），固然妨碍流内的仕途，但不得任清资要官（文武百官分清浊，清流中又分清望官、清官两种，都有明白规定），仕进前程仍不及流内的远大，流内与流外在仕途上是不平的。唐高祖定制，“工商杂类，无预士流”。经营工商的业主和杂类（类似北朝的杂户隶户），根本不得入仕，与流内流外相比，是一个更大的不平。南北朝以来士族制度的残留部分和隋唐科举制度所造成的不平，在唐中期已经暴露出来，到唐后期，相互间冲突变得愈益剧烈，表现为南北司之争和朋党之争。

　　宦官的出身属于所谓杂类，虽然也有官品，与士流、流外入仕情形不同。唐玄宗重用宦官，职权远远超出内侍省的规定，朝官的职位开始被侵夺，不过，一般是武职，妨害还不大。自唐肃宗时起，宦官权力一直在上升，侵夺官职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宦官统率神策军，尤为工商杂类大开仕进的门路。神策军军士多是长安富家子，即工商家子弟。例如唐僖宗时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祖先都是神策军籍，家产巨大，全国有名。

　　自唐代宗时起，节度使多从禁军（神策军）派出去。禁军大将出重息向富家借钱，送给中尉，由中尉派作节度使，到镇后，加紧敲剥来归还本息，利息一般是本钱的三倍，当时人称为债帅。显然，工商家子弟从中尉和债帅得官是不难的。八二二年，唐穆宗以优待将士名义，非正式取消工商杂类不得入仕的限制，允许神策等军和京外各镇保荐有功将士，因此大批商贾、胥吏（流外）用贿赂取得朝官资格。士流无法抵制，只好愤怒长叹。宦官是工商杂类在政治上的代表，宦官和朝官对立，也就是工商杂类和士族对立，宦官一方是官职的侵夺者，朝官一方是被侵夺者，南北司之争势如水火不相容，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士流的出路主要是做朝官，做朝官的门径主要是进士及第。自唐中期起，科场竞争愈趋于剧烈，举人（应考人）必须奔走名公贵卿的门下，设法取得公卿的赏识，公卿替他向知贡举（考试官）推荐，才有及第的希望。及第后，新进士一起到主司（考试官）家通姓名，自称门生。门生们拜主司谢恩，行礼时，堂上有公卿观礼，这些公卿自然就是推荐者。崔群（唐宪宗时作宰相）曾知贡举，妻李氏劝崔群置庄田。崔群笑道，我有三十所好庄，良田遍天下。李氏惊奇。崔群说，我前年取士三十人，就是我的良田。考试官看门生是自己的良田，门生看考试官是自己的恩师，再加上进士间的同年关系，以及进士与推荐者的关系，在仕途上很自然地会相互援引，到后来可能成为一个朋党。进士出身以外，门荫出身也是士流入仕的一条路，这两种出身的人，互相轻视，如郑覃的父亲郑珣瑜作过宰相，郑覃以父荫得官，到唐文宗时作宰相。他主张废进士科，认为士有才就可任用，何必有文辞。又如李德裕的父亲是李吉甫。李德裕不从科举出身，做官升迁到宰相职位。他也主张废进士科，以为朝官应在公卿子弟中选择，进士多是寒士，即使有出人头地的才干，总不及公卿子弟的熟悉政事。非科场出身的郑覃、李德裕二人是一个朋党，和郑李对立的一个朋党，首领是科场出身的李宗闵、牛僧孺。两个朋党各有大批徒众，一个朋党得势（首领作宰相），便尽量斥逐敌对朋党，让出官位给本朋党。为巩固本朋党既得的官位，双方都怀着杀机，要对方首领败死不能再起。大抵宦官侵夺官位愈多，朝官剩下的官位愈少，朋党之争也就愈益猛烈，科场出身与非科场出身的互相排斥，不过是争夺时若干借口中的一个，事实上首领出身门荫的朋党也容纳进士，首领出身科场的各个朋党，互相间也同样仇视，并不因出身相同有所减轻。唐后期朋党之争，一直延续到亡国，原因无非是这一批人和那一批人争夺官位，这批那批的形成却常常与科场有关系。及第的人骄傲轻薄，不及第的人失意怨恨，这两种人也结成深仇。失意人找出路，很多投奔藩镇作谋士，如李振屡举进士不第，后来，帮着朱全忠覆灭唐朝，教朱全忠杀唐残余朝官三十余人（多是进士出身），投尸黄河。唐后期，南司与北司相争，这一朋党和那一朋党相争，再加流内和流外相争，及第人和不及第人相争，唐统治阶级分裂成许多敌对集团，各为争夺官位而狂斗。狂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刻剥民众来满足大量狂斗者的贪欲。

　　按照这些矛盾发展的情况，唐后期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八二○年——八四○年）

　　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皇帝在宦官操纵下，有些完全驯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夺回已失的实权。朝官也是这样，有些依附宦官，有些反对宦宫，他们的得势或失势，与皇帝对宦官的态度有关系，因之，朝官注意的是新皇帝有什么态度，至于皇帝的废立生杀，没有人敢持异议。宦官拥有这种权力，被当作既成事实为朝官所默认。

　　唐穆宗、唐敬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他们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关心朝政。当时成德、幽州、魏博三镇相继叛变，朝廷不得已，承认三叛镇的割据。从此，河北三镇又脱离唐朝，唐朝也不再存收复河北的想望。唐朝廷要做的事，只剩下朝廷内部的冲突。

　　因为宦官势力极盛，朝官的分化也跟着激烈起来。八二○年，唐穆宗即位，首先斥退走吐突承璀门路的宰相皇甫镈，不久，由皇甫镈荐举的宰相令狐楚也被罢免，宰相换了一批新人。这些人有的走宦官门路，有的为宦官所满意，裴度为首的一部分朝官都受到压抑。元稹交结宦官，得做知制诰。元稹本是著名诗人，做知制诰是胜任的，只是官从宦官得来，被朝官们鄙视。一次，同僚在一起食瓜，有苍蝇飞来，武儒衡挥扇驱蝇，说，这东西从那里来的！朝官对依附宦官的朝官当作苍蝇看待，双方的怨恨可以想见。元稹助宦官破坏裴度对叛镇的用兵计划，八二二年，河北战事结束，元稹达到求相目的，被任为宰相。宦官和元稹排斥裴度出朝，一批朝官力请闺裴度在朝，结果是裴度、元稹同作宰相。两派继续争斗，二人做了几个月宰相，同时罢免。另一走宦官门路的旧相（唐宪宗时曾作相）李逢吉得到机会，又作宰相。八二三年，李逢吉引牛僧孺作相。牛僧孺是庸人，还不算是奸人，李逢吉荐引他，是利用他来阻止有作相资望的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为相。八二四年，唐穆宗服长生药病死。唐敬宗即位。唐敬宗比唐穆宗更荒淫无度，宦官王守澄、宰相李逢吉互相勾结，尽量排挤守正的朝官。翰林学士韦处厚上书劝店敬宗重用裴度，并且说，管仲曾说过：“人离而听之则愚（《管子·君臣上篇》作“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治与乱并无其他道理，只是“顺人（民）则理（治），违人（民）则乱”。韦处厚说治乱的本原是对的，说给唐敬宗听，却是对聋人说话。八二五年，牛僧孺看到朝政败坏，早晚要发生变乱，辞去相位，出任节度使。一部分朝官力荐裴度，八二六年，裴度又任宰相，李逢吉被贬，出任节度使。八二七年，宦官刘克明等杀唐敬宗，拥立绛王李悟（庸宪宗子）。枢密使王守澄等所谓四贵（两个枢密使、两个中尉是最有权力的宦官，称为四贵）发禁兵迎立江王李涵（唐穆宗子即位后改名昂）为皇帝（唐文宗），杀刘克明、李悟等。李悟已经接见过宰相以下百官，算是准备登位的皇帝，王守澄等杀死李悟，另立唐文宗，宰相以下百官不敢有异议。唐文宗感到本身毫无保障，想从朝官方面取得一些力量来和宦官对抗，皇帝有这种倾向，朝官也就敢于和宦官对抗，南北司的斗争在唐文宗时表面化了。

　　八二八年，名士刘蕡（音坟fén）应贤良方正科，对策中公开反对宦官。他说，法应该划一，官应该正名。现在官员分外官（朝官）、中官（宦官），政权分南司（外官）、北司（中官），在南司犯法，跑到北司就没事，或外官定了刑，中官认为无罪，法出多门，是非混乱，原因在于兵、农（民）地位悬殊，中外各自有法。又说：现在兵部不管军政，将军（上将军、大将军）只存空名，军政大权，全归中官执掌。头一戴武弁，便把文官（朝官）看作仇敌；足一登军门，便把农夫看作草芥。这些武夫，依仗宦官势力，只会擅作威福，欺压民众。宦官利用武夫的骄横挟制皇帝，又利用皇帝的名义驱使朝官，这难道是先王经文（以文为主）纬武（以武为辅）的意思么！他要求唐文宗屏退宦官，信任朝官，政权交给宰相，兵权交给将帅，以为这样做，可以救皇帝和国家。刘蕡的对策，考官非常叹赏，因为怕宦官，不敢录取。许多朝官和士人替刘蕡抱屈，议论纷坛，准备上书给唐文宗。宰相裴度不让上书，以免双方冲突不可收拾。刘蕡虽然下第，却代表朝官发动了对宦官的攻击。唐文宗依靠朝官，作消灭宦官的准备，可是，他那种昏愚的行动，决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

　　八二九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朝，任兵部侍郎，裴度推荐他作宰相。李德裕是唐后期才能卓越的人物，裴度推荐他，是有意义的。李德裕的政敌李宗闵走宦官门路，取得宰相职位，排挤李德裕出朝去做义成（治滑州）节度使。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李牛二人合力斥逐拥护李德裕的朝官，八三○年，连裴度也被排挤出朝去做节度使。他们还嫌义成地势重要，调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使离开朝廷更远些。李宗闵、牛僧孺这一朋党，依附宦官，唐文宗只好选用宋申锡为宰相，君臣间密谋诛灭宦官。

　　宋申锡秘密搜罗助手。八三一年，王守澄和他的亲信人郑注发觉宋申锡的密谋，使人诬告宋申锡谋立皇弟漳王李凑，王守澄据诬告奏闻。李凑有些声望，唐文宗一向防备他，怕有人拥立他为帝，看到奏书，大怒，命王守澄捕李凑及宋申锡的亲近人，到宫中严审。亲近人诬证宋申锡确有密谋。唐文宗自以为证据确凿，召集满朝大臣，宣布宋申锡罪状。朝官都知道是个冤狱，有些朝官力争将狱事移到外朝来覆按，宰相牛僧孺也替宋申锡作了些辩护。郑注怕覆按暴露出真情，劝王守澄请唐文宗从宽处理，宋申锡算是免遭杀戮，被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李凑也被贬为巢县公，表示放桀于南巢的意思。唐文宗本来想用宋申锡诛灭宦官，结果反替宦官除去宋申锡。他并不察觉自己是失败者，还想用同样的方法从宦官手里夺回权力，当然，只能得到更大的失败。

　　八三二年，唐文宗罢免宰相牛僧孺，召还李德裕。八三三年，任李德裕为宰相，罢免宰相李宗闵。李德裕得势，排斥李宗闵朋党，这自然是两个朋党间权利的争夺，但李宗闵朋党被排斥，宦官势力也就多少有些削弱，对唐文宗是比较有利的。八三四年，唐文宗得中风病，王守澄荐郑注诊治，郑注竟成了唐文宗的宠臣。王守澄又荐举一个叫做李训的妄人，唐文宗认为是奇士，要用作近侍官。李德裕坚决阻止，唐文宗不听。王守澄、李训、郑注憎恶李德裕，使唐文宗召还李宗闵为宰相，斥逐李德裕出京。李宗闵得势，排斥李德裕朋党，官员调动纷纭，朝廷为之不宁。唐文宗束手无策，只好叹息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李宗闵朋党依附宦官，两个朋党相争，其中也含有一部分朝官反对宦官的意义，唐文宗不知保持用来较为有利的李德裕朋党，却为了想去掉朋党，因而加强李宗闵朋党，使自己完全陷入王守澄党的包围中，但是，他还在想望诛灭宦官。

　　八三五年，唐文宗将心事密告李训、郑注。李训、郑注二人认为有大利可图，都答应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给唐文宗策划，擢用宦官仇士良为中尉，分王守澄的权势，又斥逐李宗闵出京。大批朝官被指为李宗闵、李德裕的徒党，遭受贬逐，重要官职都换用二人的徒党。唐文宗任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为宰相。二人声威大振，杀死不少大宦官，又杀死王守澄，没有人敢出面反抗。二人密谋由郑注选凤翔兵数百人，作为亲兵，等到王守澄下葬时，唐文宗令全部宦官去会葬，郑注纵亲兵杀死全部宦官。郑注去凤翔准备兵力。李训和徒党商议，以为如此行事，功劳将被郑注占去，不如先下手，杀了宦官再逐走郑注，可以独得大功。李训上朝，使徒党奏称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有甘露。唐文宗令李训率众官去察看。李训回来说不象是真甘露，唐文宗故意表示惊讶，令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宦官再去覆视。仇士良等前去，李训先使徒党率部曲数百人潜伏在左金吾，准备杀宦官。仇士良等发觉有伏兵，逃回殿上，劫夺唐文宗进入宫内。李训见阴谋失败，出京逃命。仇士良等入宫，派出神策兵，分路搜捕李训和他的徒党，宰相李训、王涯等以下被杀千数百人，郑注也在军中被杀。李训、郑注原先商定的阴谋，唐文宗是同意的，后来李训自定的阴谋，也得到唐文宗的同意。这说明他只求杀死宦官，至于如何杀和杀了以后如何，似乎都是不值得思虑的小事。他看宦官仅仅是若干个阉人，不看见宦官代表着一种社会势力，甚至不看见宦官与神策军的关系，以为用阴谋一杀即可成事。这种愚蠢的想法和行动，决不会让他获得什么好处，果然，他行事失败，成为宦官的俘虏。

　　经过这次所谓甘露之变，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北司压迫南司，宰相以下朝官都被仇视。一个宦官竟扬言要杀死京城内所有着儒服（士人）的人，宦官士流间关系一时变得异常紧张。八三六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声讨仇士良等罪恶。昭义是个强镇，宦官有所畏惧，南司才多少得行施一些职权。南北司虽然强弱悬殊，在强藩声援下，南司仍保持对抗的局面。

　　唐文宗被宦官监视，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八四○年，唐文宗病死。

第二段（八四○年——八五九年）

　　八四○年，仇士良等立颍王李瀍（音禅chán）为皇帝（唐武宗）。唐武宗用李德裕为宰相，唐文宗时候的紧张形势，开始缓和起来。宦官与朝官冲突，朝官固然受损害，宦官也不是完全有利，极度紧张以后，双方都需要有一时的安静。当时朝廷对昭义镇用兵，边境上有回鹘的侵扰，也是朝廷内部需要安静的一个原因。李德裕处理藩镇和边境事件，都收功效，南司威望提高，北司也就相对地退缩，因而呈现暂时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自唐武宗至唐宣宗，前后保持了二十年，在唐后期中算是一个较好的时期。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李德裕富有政治才能，足以取得这种信任。会昌年间，唐朝声威颇有再振的趋势，这和李德裕的相业是分不开的。采取适当的态度对待宦官，是他相业有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待宦官——宦官与士族对立，又同为唐政权的构成部分。宰相依附宦官，势必不得士人心，触犯宦官，又势必不得居相位。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时，监军杨钦义奉召还京，大家都说一定去做枢密使。李德裕接待他同平常一样，并无加礼，杨钦义很不满意。过了几天，李德裕请杨钦义宴会，情礼极厚，宴后，还赠送不少礼物，杨钦义喜出望外。杨钦义行到汴州，奉旨仍回淮南。杨钦义送还礼物，李德裕不受，说这不算什么。不久，杨钦义被任为枢密使。唐武宗用李德裕为相，与杨钦义颇有关系。李德裕不因杨钦义将作枢密使特加礼貌，也不因不作枢密使收回礼物，使杨钦义不敢以炎凉鄙态来看待李德裕。临行设宴送礼，使杨钦义感到同僚的情谊。杨钦义荐举李德裕，并非李德裕有求于杨钦义。这样对待宦官，在唐后期，应该说是较为适当的态度。

　　李德裕在相位，抵御回鹘、收复昭义镇，用兵都有功绩。立功的原因之一，是对待宦官得法。李德裕以为唐德宗以来，朝廷出征总是失败，原因有三个。一是诏令自宫内发到军前，每天有三四次，宰相多不预闻。二是监军任意指挥军事，将帅不得自为进退。三是每军各有宦官作监使。监使选军中壮士为牙队（卫队），留老弱兵出阵战斗，战时，监使率卫队骑马在阵后高处观望，见阵势小却，便策马先走，阵上兵士望见，跟着溃散。李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等商量，一请监军不得干预军政，二请监使每兵千人中只抽十人充牙队，有功一体给赏。牙队人少监使自然不敢到阵后观战，不观战也同样得赏，真是有利无害。杨钦义等赞成他的意见，奏准实行。从此诏令不从宫中发出，将帅得施展所长，战争都获得胜利的结果。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显有成效，因之对宦官不甚依重，宦官势力也就有些削弱。八四三年，唐武宗不同枢密使商量，任命崔铉为宰相。老宦官埋怨杨钦义等，认为枢密懦弱，破坏了老规矩。其实，杨钦义等何曾懦弱，只是形势改变，不敢出面争老规矩。唐武宗憎恶仇士良，表面上却极为尊宠。仇士良自称老病，唐武宗允许他致仕。仇士良回家，给送行的宦官传授秘诀，说，天子不可闲着无事，要常常引导他纵情享乐，乐事一天比一天新，一月比一月好，忙得他别的事都忘了，这样，我辈才可以得志。尤其要紧的是不可让他读书，亲近儒生，他看到前朝兴亡的故事，心里害怕，我辈就要被疏远，仇士良说出了秘诀的前一半，不说出的后一半是用神策军威胁朝廷。唐武宗、李德裕在前一半范围内削弱了一些宦官势力，宦官所损极微，朝廷却获益不小。

　　防御回鹘——回鹘被西邻黠戛斯部落攻破，诸部逃散。八四○年，回鹘一部分贵族嗢没斯等各率所部到天德军（天德军使驻天德城，城在中受降城西北三百里。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附近）塞下，请求内附。天德军使田牟等谋立边功，请出击回鹘。李德裕力排众议，坚请唐武宗约束田牟，不许邀功生事。八四二年，嗢没斯等入朝，任归义军军使。回鹘乌介可汗率所部侵扰天德、振武（振武节度使驻金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两军边塞，八四三年，唐兵大破乌介所部，乌介逃走。回鹘衰弱，正是边将邀功生事的机会，李德裕约束边将，设计分化敌军，部署既定，一击成功，可谓善于用兵。

　　收复昭义镇——昭义军所辖有泽（治晋城，山西晋城县）、潞（治上党，山西潞城县）两州，又有河北邢（治龙冈，河北邢台县）、洺（治永年，河北永年县）、磁（治滏阳，河北磁县）三州。节度使驻潞州。唐文宗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仇士良拥立唐武宗，刘从谏愈益愤恨，积极准备割据。八四三年，刘从谏临死，使刘稹继位。李德裕劝唐武宗用兵，说，泽、潞地近京师，如果准许节度使世袭，四方诸镇谁不想效尤，朝廷号令再不得行了。当时宰相和群臣都主张姑息，请唐武宗同意刘稹作留后。这确是唐朝廷的严重关头，李德裕独排众议，坚持收复昭义镇，对朝廷是一个大功绩。唐武宗问用兵的方略。李德裕说，刘稹依恃河北三镇的援助，只要成德、魏博两镇不动，刘稹势孤，就难有作为。委两镇攻邢、稹、磁三州，并允许重赏有功将士，两镇比较利害，可能听朝命。唐武宗采纳李德裕的建议，决心讨伐刘稹。

　　战事完全按照李德裕的预定计划进行。邢、洺、磁三州抵不住两镇的压力，八四四年，开门出降。朝廷派人作三州留后，防止两镇请地。泽、潞被唐将石雄等攻击，势已不支，失去河北三州后，内部更慌乱，泽、潞诸将杀刘稹来降，朝廷收复昭义镇。

　　李德裕的弱点是保持朋党积习。八四○年，李德裕任宰相，初次见唐武宗，便论及朋党。他说，要做好政治，必须分清群臣的邪正。邪正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也指正人为邪，人主鉴别邪正，确是难事。他提出鉴别的方法是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所以正人一心事君，邪人专闹朋党。李德裕以是否依附宦官来区别邪正，这个标准并不错，但自信正人不会闹朋党，这就使他不能发觉自己也在闹朋党，与李宗闵、牛僧孺辈同样排除异己，报怨复仇。事实上，李宗闵、牛僧孺是朋党的首领，不同于一般徒党；李宗闵依附宦官，牛僧孺依附李宗闵，二人情节也并不全同；至于一般徒党，各人情节更有多种的差别。一概看作邪人，予以排斥，朋党间的争斗，因李德裕自以为正人驱邪人而有加无已。八四二年，唐武宗想用白居易为宰相，李德裕说，白居易老病，不堪作相，他的堂弟白敏中有才干也有文学，可以擢用。唐武宗任白敏中为翰林学士。白居易是时已七十一岁，患中风病有三四年，不堪作相是事实。白居易妻族杨氏属于李宗闵朋党，白居易早在唐文宗时，为避免朋党的牵连，力求作闲散官，无意仕进。李德裕答唐武宗问并荐举白敏中，似乎不曾疑忌他们有朋党。可是，不加区别地一概排斥的做法，连不在排斥之列的白居易也感到不安，退避唯恐不速，足见朋党相争，受伤害的人是很多的。

　　朋党积习使李德裕不免凭爱憎用人，日久积成众怒，宦官乘机进谗言，说他太专权。八四六年，唐武宗服金丹病死，唐宣宗继位。唐宣宗用白敏中为宰相，君臣二人以更严重的朋党积习排斥李德裕朋党。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儿子，与唐穆宗为兄弟，按常例不可能继承帝位。因为他从幼年时起，很象个痴人，唐文宗、唐武宗都轻侮他，不以常礼相待，宦官要利用他的痴和对文、武二宗的不满，破例拥立他为皇帝。唐宣宗即帝位以后，宦官和朝官才知道他有心计，痴是伪装出来的。

　　唐宣宗的施政方针是尽量否定会昌（唐武宗年号）年间的一切措施。他首先斥逐李德裕及其徒党，说李德裕是奸臣。李德裕用是否依附宦官作区别邪正的标准，对李逢吉、李宗闵这些走宦官门路的首领来说，是适合的。唐宣宗区别忠奸，也有他的标准。他要表明自己是唐宪宗的直接继承人，诬郭太后（唐宪宗正妃）、唐穆宗母子与宦官同谋杀唐宪宗。唐穆宗既被指为逆，诸子敬、文、武三宗自然也是逆，李德裕得唐武宗信任，称为奸臣也就有理由了。以仇视奸逆的精神来进行朋党争斗，朋党积习更发展到最高点。

　　唐宣宗前后信任两个宰相，自八四六年至八五一年，白敏中为相，自八五一年至八五九年，令狐绹（音桃táo）为相。白敏中与李宗闵朋党有关系。令狐绹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楚与皇甫绹、李逢吉同朋党，唐宪宗时为宰相。令狐绹本人是李宗闵朋党。白敏中、令狐绹逢迎唐宣宗，凡不被李德裕重视的人，一概重用，被李德裕排斥的那些朋党中人，自然更要重用：凡唐武宗时做成的事，如废除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如裁减州县冗杂佐官一千数百员，唐宣宗时改为复兴佛教、增设冗员。举这些例可以推知当时的朝政。

　　当时吐蕃内乱，愈益衰弱，八四九年，吐蕃所据秦（治成纪，甘肃秦安县北）、原（治高平，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安乐（鸣沙县，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三州及七个夫（原州有七个关）来归。三州士民千余人到京师阙下朝见唐宣宗，欢呼舞跃，庆喜得回到故国来。士民当场解除吐蕃服装，换上唐朝衣冠，观欢都感动得高呼万岁。八四八年，沙州（治敦煌，甘肃敦煌县）人张议潮，乘吐蕃大乱，率汉民众逐走吐蕃守将，夺得沙州，八五一年，派使者来朝。唐宣宗任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张议潮发兵收复瓜、伊、西等十州，使张议潭奉十一州地图户籍来献，河湟土地上汉民众全部归唐。唐在沙州置归义军，任张议潮为节度使。唐肃宗时，吐蕃夺取西北州镇，唐国境退缩到凤翔、邠州一带，原因是安史叛乱。唐宣宗时，十一州来归，原因是吐蕃内乱。唐朝君臣不在这一点上有所戒惧，却早在三州七关来归时，宰相便以克复河、湟为理由，请唐宣宗加尊号，唐宣宗也认为河、湟克复了，给唐顺宗、唐宪宗上尊号“以昭功烈”。事实上，唐宣宗君臣这种浮夸不实的做法，正说明满足于三州七关的取得，并无勇气去收复河湟。河湟收复，是汉族民众的力量，唐朝廷并没有什么“功烈”可说。

　　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例如李德裕作相时，不用丁柔立，唐宣宗特用为谏官。八四七年，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丁柔立上书替李德裕讼冤。唐宣宗说丁柔立阿附，贬为县尉。所谓阿附，就是不顺从他的意旨。令狐绹最能顺从也最得信任，自称作相十年，每次入朝奏事，都要流汗，冬天也不例外。宰相见皇帝，害怕到流汗，自然不敢有违反意旨的表示。唐宣宗独揽用人大权，州刺史赴任，必先来京朝见，皇帝亲自考问，按答话优劣，再定用否。当然，他认为可用的人，尽管不胜任，再也不会有人敢说不可用。有一天，兵部侍郎蒋伸宛转地对唐宣宗说，近来官似乎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唐宣宗自以为用人非常严格，听了惊问，这样，不是乱了么！蒋伸说，乱倒还没有，不过，侥幸的人多，乱也不难。唐宣宗很满意蒋伸的话，说，过几天，我不单独接见你了。唐制，宰相不单独见皇帝，这句话就是说要任用蒋伸为宰相。果然，蒋伸被任为宰相。蒋伸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唐宣宗觉得几句话中听，立即决定给宰相做，依然还是官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从蒋伸的话里，可以看出当时吏治很坏，已经到了乱也不难的时候。

　　唐宣宗即位以后，就惩罚那些被认为杀死唐宪宗的人。他诛戮宦官，逼死郭太后，又杀唐穆宗作太子时的东宫官属。被杀诸人的家族，也都受到重罚。八五四年，他看到人情不安，下诏说，长庆（唐穆宗年号）初年乱臣贼子的余党，现在已经惩治完毕，其余疏远族人，一切不再追究。唐宣宗在用暖昧难知的罪名滥施刑罚以后，对士族方面，算是停止追究，对宦官方面，却和唐文宗一样，杀了一批谋害唐宪宗的宦官，还想杀所有宦官。八五四年，唐宣宗与令狐绹商量尽杀宦官。令狐绹密奏说，只要有罪不赦，有缺不补，自然会逐渐耗尽。这个密奏被宦官看见，因此，宦官更与朝官相憎恶。朋党的争斗，因李德裕朋党的完全失败，渐趋平息，南北司的争斗从此又表现出紧张状态。

　　自唐肃宗到唐武宗，每个皇帝在位时，总不免有大小不等的内战，只有唐宣宗在位的十三年，是比较最平静的一段时间。这是大震荡到来以前的短暂平静。在这段时间里，爆发大震荡的条件酝酿成熟了，那就是李德裕朋党的失败和南北司争斗的再度紧张，使得唐朝统治又有进一步的削弱。统治力的削弱和吏治的败坏，久受剥削和压迫的民众，自然要起来反抗这个腐朽统治。但是，民众还没有养成取得胜利的力量，各种腐朽势力却乘机大扩张，这就出现了大震荡的局面。

　　唐宣宗反对会昌年间的一切措施，独不反对吃道士的长生药。八五九年，唐宣宗吃长生药病死，宦官王宗实等立他的长子李漼为皇帝（唐懿宗）。

第三段（八五九年——九○七年）

　　唐宣宗严禁朝官交通宦官。宰相马植与左军中尉马元贽认本家。马元贽送马植一条宝带，被唐宣宗发现，第二天就革去马植的宰相职位，贬出去做州刺史。京兆尹韦澳入朝奏事，唐宣宗要他补一个重要官缺。韦澳辞谢不做。家里人埋怨他，他说：皇帝不和宰相商量，自己作主用我，人家一定说我走什么门路得来，怎能辩白清楚！你们不知道时事不很好么？都因为我们这些人贪名位的缘故。照韦澳的说法，依附宦官仍旧是求官的一个门路，不过要做得非常隐蔽，否则就会遭受众人的攻击。士大夫一方面仍有人走宦官门路，另方面，多数人为表现自己，争夺名位，造成一种虚矫的风气。不管事情多么小，只要与宦官有些牵涉，便成被排斥的对象。建州（治建安，福建建瓯县）进士叶京经过宣武镇，参与宴会，识监军面。叶京及第后，与同年出游，路上遇监军，彼此打了个招呼，大家喧哗斥责，叶京一辈子不得仕进。这种风气的盛行，是唐统治崩溃的一个标志。南北司相互仇视，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士族内部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发展着朋党积习，彼此寻找借口，互相排斥。唐中期以来构成统治力量的士族和宦官，分裂成粉碎状态，崩溃是不可免的了。

　　唐中期以来，雇佣兵成为支持唐政权（自神策军至京外各镇）的主要武力。按照地方情形，雇佣兵大体分三类。一类是骄兵（包括悍将），军事重镇的士卒多骄悍成风，尤其是那种受特别待遇类似部曲的亲信兵。例如唐穆宗时，王智兴作武宁节度使（驻徐州），募强悍兵二千人，号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都（军）。这种骄兵，小不如意，一人倡乱，群起附和，节度使只好从后门逃走。一类是弱兵。军事上次要的藩镇，兵将都有（未必足额），战斗力不强。一类是虚兵。军事上不重要的地方，兵数很少，根本没有战斗力。例如浙江东道设都团练观察使，治越州（治会稽，浙江绍兴），辖地有越、台（治临海，浙江临海）、明（治鄞县，浙江宁波）等八州。越州现兵不满三百人，其他各州兵数大致相同。唐朝廷主要依靠弱兵来维持统治权，因为弱兵容易调动，人数又多，一道有事，邻道可以抽兵相助，在镇压个别的民众反抗上，弱兵是起作用的。到了弱兵不能调动时，唐朝廷就难以维持了。

　　唐宣宗时，统治集团分裂的深刻化，加上额外搜括的普遍施行，民欢起义反抗的条件成熟了。起义首先在拥虚兵的南方地区爆发起来，从而引起骄兵的叛变，弱兵的不能出境互援，唐统治继续瓦解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更得以顺利地进行。

　　第三段可分前后两部分。自八五九年浙东裘甫起义至八八四年黄巢兵败被杀为前一部分，这时候，广大农民与唐统治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居于第一位，掩盖了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自八八四年至九○七年唐亡为后一部分，这时候，唐朝廷内部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又居于第一位，藩镇起初利用这种冲突得到割据的利益，最后藩镇消灭这种冲突，转入五代十国时期。

　　前一部分八五九年——八八四年农民起义将在另一节叙述，这里只说唐朝方面在起义军打击下加速崩溃的情形。

　　八五九年，宁国（安徽宁国县）人裘甫率众起义。攻取剡县（浙江嵊县），民众四面响应，八六○年，有众三万人。唐懿宗使王式率兵往攻，裘甫战败被杀。浙东农民起义，几个月就失败了，但是，唐朝的崩溃和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动，都以这次起义为出发点，虽然失败，意义却很重大。

　　八七三年，唐懿宗死，宦官立李儇（音喧xuān）为皇帝（唐僖宗）。八七四年的春季，翰林学士卢携给唐僖宗上书说：陛下初登帝位，应该想起老百姓。国家有百姓，好比草木有根抵，如果秋冬加以培植和灌溉，那末，春夏一定很繁荣。去年关东地区，西起潼关，东到海边，遭受大旱灾，贫家磨蓬实作面，采槐叶作菜，更贫穷的人家，连这些也没有。从前一个地方有灾，还可以散到邻境去求食；现在到处都有灾，找不到可投奔的地方，只好坐等饿死。事实上租税已经无法征收，可是州县借口租税中有上供及三司（户部、转运、盐铁）钱，催督极急，动不动用刑罚，逼得百姓拆屋砍树，嫁妻卖子，得到一点钱，只够吏役的酒食费，到不了官库。租税以外，还有其他杂徭。朝廷再不想些办法，百姓生计实在断绝了。卢携请求朝廷敕令州县官暂停收税，等待蚕事和麦收；一面发义仓米急赈饥民，以便等到深眷时候，百姓有草叶木芽，接着有桑椹充当食物，目前几个月内，情势紧急，停税赈济切不可延缓。卢携的建议，朝廷根本不以为意，因为朝廷赖以生存的财赋，固然绝大部分来自江淮地区，但关东地区也不失为次要的来源，朝廷收入只许增加，不许减少，如果还有活着的百姓，剥削就不会松手。

　　民众必须大规模起义来反抗这个极度腐朽的唐统治，关东民众首先负担起这个严重的任务。

　　八七四年，濮州（治鄄城，山东鄄城县）王仙芝在长垣（河南长垣县）起义，有众数千人。关东民众纷纷起义，响应王仙芝。八七五年，王仙芝军攻取唐濮州、曹州，众增至数万。

　　八七五年，冤句县（山东菏泽县西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攻击唐州县，数月间众也增至数万。

　　八七七年，王仙芝使尚君长向唐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宦官）请降。唐将宋威派兵在路上捉尚君长斩首，算是战功。八七八年，唐军在黄梅（湖北黄梅县）大破王仙芝军，杀王仙芝。求降想做官，得到的结果是可耻的斩首。

　　黄巢攻亳州（安徽亳县）城，尚让率王仙芝余众来归。众推黄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设置官属。黄巢在河南地区与唐军作战，互有胜败。河南是唐兵力比较集中的地方，起义军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困难的。东南地区唐兵力薄弱，又是财赋的供给地，打击这条唐朝的生命线，军事上有很大的意义。黄巢采取了攻弱的方法，八七八年，率军在蕲州（治蕲春，湖北蕲春县）境渡长江。已经被赵义军打得支离破碎、危机四伏的唐朝，再也不能组织一支兵力去追击起义军。黄巢率起义军走遍长江、闽江、珠江三大流域以后，八八○年，回到河南地区。唐军望风溃逃，起义军取东都，又取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

　　八八二年，黄巢部将同州（治冯翊，陕西大荔县）防御使朱温（降唐后赐名全忠）叛变，投降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被任为同华节度使。八八三年，沙陀酋长李克用率沙陀兵攻入长安城。黄巢率众退到河南，又被李克用攻击。八八四年，退到兖州莱芜县（山东莱芜县）山中被杀死。

　　在起义军与唐朝的战争中，唐朝方面出现了各种割据势力，唐辖地几乎全部被分割。最后剩下一个长安城作为小朝廷容身的地方，一些有力的割据者，对着这个小朝廷展开了猛烈的争夺战。

后一部分 八八四年——九○七年

　　这里先说一说八八四年以前朝官与宦官的关系。

　　八七三年，宦官杀唐懿宗的年长诸子，立十二岁的唐僖宗为皇帝。唐僖宗专事游戏，政事全部交给中尉田令孜，呼田令孜为阿父。唐僖宗任意耗费财物，田令孜教他夺取市上商人的宝货。敢出面反对的人，一概交京兆尹杖杀。宰相以下朝官，没有人敢说话。八七五年，邠宁节度使李侃为义父李道雅（宦官）请求赠官，谏官董禹上书表示异议，还带便说到宦官。枢密使杨复恭等不满意，贬董禹为郴州司马。

　　八八○年，唐僖宗在田令孜保护下，逃出长安。八八一年，到成都。朝官陆续来归。唐僖宗不理会朝官，专依靠田令孜等宦官。谏官孟昭图上书说，去年车驾出京，事先不通知南司，宰相以下许多官员因而丧失生命，北司却独得安全。近日成都兵变，陛下与宦官守东城，并不让朝官入城。陛下如此对待朝官，道理在那里！要知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皇帝是全国的皇帝，不是北司的皇帝。北司未必都可信，南司未必都无用。难道皇帝与宰相毫无关系，朝官全是路上人！这样做，收复京城怕不容易。田令孜贬孟昭图出成都，路上杀死孟昭图。宦官拥有绝对的权力，朝官触犯宦官，就有贬官和杀身的危险，双方关系实际上是紧张的，只是整个统治阶级正在抗拒农民起义，内部的冲突不得不暂时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

　　八八四年，黄巢起义军失败以后，唐朝廷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朝廷：第一，大小不等的割据者在全国各地进行混战，朝廷一概承认强者的行动为合法，加以任命。谏官常濬说的话，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他对唐僖宗说：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无有差别，闹得天下如此混乱；如果不改变作法，恐怕大乱还在后面。田令孜等人怕割据者不满意，赶快杀死常濬。第二，割据者各在境内自收租税，有些割据者送给朝廷小部分财物，维持皇室、南北司官员及禁军的费用。第三，南北司各借割据者的力量来互相排斥，割据者也乐于利用南北司的互斗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南北司冲突因而变成战争的形式。当时宣武镇朱全忠和河东镇李克用是最强大的两个割据者，两镇冲突与南北司的冲突相结合，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化。归根说来，唐朝廷除了南北司互斗和割据者参加互斗，没有别的事可说了。唐朝原有的土地，化为割据者的战场并为割据者所占有，与唐朝脱离了实际的关系，所以，八八四年以后，唐朝只是名义上还存在着的一个小朝廷。

　　下面叙述小朝廷逐步消灭的情况。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专有安邑、解县两盐池的利益。八八五年，田令孜要收回两池，调王重荣为泰宁（治兖州）节度使，王重荣拒绝调任。田令孜结合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和王重荣对抗。太原李克用率兵救王重荣，两人算是一伙，田令孜、朱玫、李昌符也算是一伙。李克用王重荣击败朱玫、李昌符，进逼京城，田令孜带着唐僖宗逃往凤翔。八八六年，又逼迫唐僖宗到宝鸡，准备再逃往汉中。朱玫、李昌符见田令孜败逃，改附李克用。大部分朝官憎恨田令孜，不愿去宝鸡，要夺唐僖宗回京城。邠宁、凤翔兵攻宝鸡，田令孜带着唐僖宗，还有杜让能、孔纬等一些朝官，跟随唐僖宗，一起逃往汉中。李克用目的在攻击朱全忠，无意参与唐朝廷内部的冲突，率兵回太原去了。朱玫、李昌符和朝官立李煴（音晕yūn）为皇帝。田令孜失势穷困，只好让位给宦官杨复恭，自任为西川监军使，到成都去依靠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田令孜党羽被斥逐，杨复恭当了宦官首领。朱玫擅权，李昌符、王重荣又投到唐僖宗方面来，李克用也反对朱玫和李煴。朱玫失势穷困，部将王行瑜杀朱玫。朝官二百余人拥李煴逃往河中，王重荣杀李煴，又杀朝官将近一半。唐僖宗下诏杀所有投李煴的朝官，杜让能力争，许多朝官得免死。八八八年，唐僖宗回到长安，不久病死。这一次冲突，宦官方面只是田令孜换成杨复恭，朝官方面却死了许多人，朝官失败了。

　　八八八年，杨复恭立李敏为皇帝（唐昭宗）。杨复恭仿照田令孜的办法，养勇士多人为义子，使分掌兵权，号称外宅郎君，又养宦官六百人为义子，使作诸道监军。唐昭宗憎恶杨复恭专权，宰相孔纬、张濬也劝唐昭宗削弱宦宫的权力。皇帝加在朝官一边，冲突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八九○年，朱全忠在河南已经造成大势力，奏请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宰相杜让能、刘崇望等多数朝官不赞成对河东用兵，宰相张濬、孔纬等想借朱全忠兵力斥逐杨复恭，力主用兵。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冒险行为，唐昭宗迟疑了多时，终于采纳张濬等人的建议，企图凭借战胜的威力来消灭宦官。

　　唐朝廷决定对河东用兵后，下诏革去李克用的官爵。任命张濬为河东行营都招讨使，孙揆为副使，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卢龙节度使）为北面招讨使。张濬率兵五万人出发，公然对杨夏恭表示战胜回来要大有作为。杨复恭早就偷听了他和唐昭宗的密谈，知道所谓大有作为的意思是什么。张濬率兵守晋州（治自马城，山西临汾县），河东将李存孝来攻，张濬弃城逃回。八九一年，唐昭宗贬斥张濬、孔纬，下诏恢复李克用全部官爵，使归晋阳。这一次冲突，朝官又失败了。

　　朝官两次失败，再没有人敢出头反对宦官。唐昭宗恨极，直接和杨复恭冲突。八九一年，使杨复恭致仕。唐昭宗发兵攻杨复恭私宅，宰相刘崇望鼓励兵士进攻，杨复恭率义子杨守信等人逃往汉中，起兵反抗朝廷。这一次冲突，杨夏恭失败了，但西门君遂又成了宦官的首领。

　　八九二年，凤翔李茂贞、静难（即邠宁镇）王行瑜、镇国（华州）韩建等五个节度使上书，以讨伐杨复恭为名，要求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治汉中）招讨使。朝议以为李茂贞得山南西道，势力太大，不可允许。李茂贞、王行瑜出兵攻汉中，仍坚求招讨使名义。唐昭宗召集朝官会议，宦官与李茂贞有关系，宰相等不敢发言，唐昭宗无法，只得任命李茂贞为招讨使。李茂贞攻取汉中，杨复恭等逃往阆州（治阆中，四川阆中县）。八九三年，唐昭宗要李茂贞让出凤翔节度使，专任山南西道兼武定（治洋州，陕西洋县）节度使。李茂贞不从，上书辱骂唐昭宗。唐昭宗怒极，不顾朝议，决心出兵攻凤翔，使首相杜让能筹画军事，使宗室诸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宰相崔昭纬想排去杜让能，暗中勾结李茂贞、王行瑜，听到杜让能说什么话，立即通知李茂贞等。李嗣周率临时招募的禁兵三万人往凤翔，路上被李茂贞等截击，禁兵溃散。李茂贞等乘胜进逼京城，崔昭纬教李茂贞要求杀杜让能。唐昭宗杀西门君遂等三个大宦官，说劝用兵的是这三个人，不是杜让能。李茂贞不肯退兵，唐昭宗只好杀杜让能。从此李茂贞、王行瑜作唐朝的主人，南司北司都依附他们来谋自己的利益。唐昭宗有什么主张，不满意的人就教他们来斥责。李茂贞兼凤翔、山南西道、武定、天雄（秦陇）四镇节度使，占有十五个州，成为关中最强大的藩镇。这一次冲突以后，唐昭宗脱离朝官和宦官，更陷于孤立无助的地位。

　　八九三年，唐昭宗杀西门君遂等三个宦官首领，说明宦官在朝官勾结藩镇的高压下，势力已经大削弱，不能再压迫朝官。朝廷内部的冲突，一时转化为朝官间的争夺相位。八九四年，唐昭宗要任命李谿为宰相，崔昭纬怕李谿分权，使党羽在朝上出面阻止。八九五年，唐昭宗任李谿为宰相，算是有了一个亲信人。崔昭纬使人告诉王行瑜，说李谿在朝，可能又学杜让能用兵。王行瑜、李茂贞逼迫唐昭宗免去李谿的相位。唐昭宗想大用宗室诸王作为自己的助力，南北司同起反对，这个计划又只好作罢。护国（即河中）节度使王重盈死，军中立王珂为留后，王珙、王瑶出兵击王珂。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得李克用的援助，王珙、王瑶勾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镇，双方争夺护国镇。王行瑜、李茂贞、韩建各率精兵数千人入京城，杀李谿和另一个致仕宰相韦昭度，又使唐昭宗任命王珙为护国节度使。三镇又谋废唐昭宗，另立皇帝。这时候，李克用发兵来河中，声称要保卫朝廷、讨伐三镇。李茂贞党羽想劫唐昭宗到凤翔，王行瑜党羽想劫唐昭宗到邠州，两批党羽（其中各有宦官首领）用兵互攻，唐昭宗出京城逃入终南山。李克用兵到同州，三镇和崔昭纬等畏惧退缩，唐昭宗乘机任用诸王李知柔为宰相兼京兆尹，并令李克用出兵讨伐王行瑜。李克用进攻邠宁镇，王行瑜被杀。李克用请转攻凤翔，唐昭宗怕沙陀太盛，不许进兵。李克用知道朝廷的用意，引兵归太原。这一次冲突，唐昭宗算是革去了崔昭纬的相位（八九六年，杀崔昭纬），宗室诸王得到任用，可是，另一次冲突接着就起来。

　　八九六年，朱全忠荐张璿为宰相，唐昭宗将加任命，李克用奏称，张璿早上为相，我晚上就到宫门。京城人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兵祸，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恐慌，唐昭宗只好下诏和解。李克用与唐昭宗，彼此都不满意。唐昭宗自终南山回京，募兵数万人，分交诸王统率，诸王李戒丕、李嗣周又各自募数千人，宦官把持左右神策军的局面改变了。李茂贞借口朝廷对凤翔用兵，率兵进逼京城。唐昭宗派人向太原告急，自己也出京，要逃到太原去。路上听了韩建的劝阻，自愿到毕州，落在韩建的手里。李茂贞入京城，大烧大抢，宫殿和商店，遭到极重的破坏。李克用因去年不许他攻凤翔，现在也就不准备来援救。唐昭宗在华州贬斥崔昭纬的党羽宰相崔胤。崔胤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上书称崔胤是忠臣，不该贬斥。唐昭宗只好再让崔胤作宰相。从此，崔胤和朱全忠结合在一起。八九七年，韩建逼勒唐昭宗解散诸王所率全部禁军，拘禁掌兵和出使的诸王，又禁止唐昭宗的亲信人入宫，事实上，唐昭宗也被拘禁了。韩建与枢密刘季述合谋，围十六宅，捕获诸王十一人，当时就杀死。韩建、李茂贞怕朱全忠来夺唐昭宗，八九八年，送唐昭宗回长安。这一次冲突，唐昭宗当作依靠的禁军和宗室诸王，全部丧失，朱全忠却在朝廷中得到崔胤这个代理人。

　　唐昭宗贬斥崔胤不成，却和崔胤商量灭宦官，南北司各结藩镇为援，互相倾轧。另一宰相王抟劝唐昭宗不要过于操切，激起变故。崔胤说王抟是宦官的党羽，唐昭宗就对王抟怀疑。八九九年，唐昭宗又革去崔胤的相位。朱全忠上书说崔胤不可革，王抟交通宦官，罪大该杀。九○○年，唐昭宗不得已又用崔胤为相，杀王抟和两个枢密使。崔胤两次保住相位，势力大盛，宦官恨崔胤，但更恨唐昭宗。

　　唐昭宗从华州回京城以后，性情变得更加暴躁，经常酗酒，随手杀死左右侍奉人。九○○年，宦官刘季述等所谓四贵合谋废唐昭宗，乘唐昭宗酒醉，率禁兵进宫，囚禁唐昭宗，一面令崔胤率百官请太子李裕即皇帝位。崔胤后面有朱全忠，刘季述不敢杀崔胤。

　　朱全忠在大梁，刘季述派人去通款，愿输送唐家社稷。朱全忠集僚会议，决定采用李振的建议，恢复唐昭宗帝位，挟天子以令诸侯。朱全忠遣亲信人蒋玄晖到京城，与崔胤谋事。崔胤结合神策军三个军官，九○一年，杀刘季述等。崔胤率百官迎唐昭宗复位。唐昭宗杀刘季述党羽宦官数十人，给三个神策军官极重的赏赐，使他们保卫宫廷，似乎自己又得到了什么依靠，照旧想一举消灭宦官。

　　九○一年，崔胤和另一个宰相陆扆（音以yǐ）主张夺取宦官的兵权。请唐昭宗任命二相分管左、右神策军。受重赏的三个神策军官都反对改隶南司，唐昭宗只好用宦官韩全诲、张彦弘为左右中尉。这两个人都做过凤翔监军使，与李茂贞有关系。崔胤请李茂贞给兵三千人，驻京城，意思是想用外兵制宦官，实际却为韩全诲增强了力量。崔胤与唐昭宗密谋杀死所有宦官，被韩全诲等探知。韩全诲结合驻京凤翔兵的统率者李继筠，宦官势力大盛，拒绝接受一切命令，并禁止唐昭宗单独召见朝官。崔胤催朱全忠来夺唐昭宗，朱全忠带兵到河中（本年朱全忠夺得河中镇），上书请唐昭宗去东都（洛阳也是朱全忠属地）。韩全诲等大惧，劫唐昭宗和他的家属去凤翔。崔胤及百官留在京城。朱全忠率兵到关中，首先俘获韩建，取得华州，随后进入长安城。朱全忠令崔胤率百官迁徙到华州，唐百官成为朱全忠的部属。李茂贞、韩全诲在凤翔城中给唐昭宗配备了以宰相韦贻范为首的一套百官，皇帝的用人权完全被剥夺。唐朝廷分裂到只剩下一个仅拥空名的皇帝。

　　九○二年，朱全忠率大军到凤翔城下，派兵夺取附近诸州。就在这个危城里，官职还是很值钱。宰相韦贻范广受贿赂，许人官职，恰恰老母死去，韦贻范照例要免职居丧。出钱买官的债主天天去韦家喧闹，要求还钱。韦贻范力求宦官和李茂贞允许他恢复相位。他得到允许，立即出来办事，办的事自然是给债主做官。人有钱就能买官，做了官就更有钱，得钱的方法多式多样，归根都是剥削民众的脂膏，不管唐朝廷怎样破败，官总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李茂贞困守孤城，毫无出路，只好向朱全忠求降。条件是送出唐昭宗和杀死宦官。朱全忠接受他的投降。九○三年，唐昭宗听到这些条件，很喜欢，派人杀韩全海等四贵及宦官共十六人。朱全忠、崔胤入凤翔城，继续捕杀宦官七十余人，又密令京兆府捕杀九十人。唐昭宗回长安，顺从朱全忠、崔胤的要求，杀死全部宦官（逃亡的宦官是少数），又令诸道杀监军，除河东监军张承业等少数人得节度使保护，其余监军全部被杀。宫中事务都归南司掌管，左、右神策军和所属八镇都归崔胤统率。在凤翔城内任命的官职，一概取消，依附李茂贞和宦官的大朝官一概杀逐，从长安到凤翔追随唐昭宗的朝官三十余人，也一概贬斥，只剩下为朱全忠效力的朝官。朱全忠回大梁，留兵一万人驻神策军旧营（神策军已解散），使亲侄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派心腹人为宫苑使、皇城使、街使。自皇宫以至百官私宅所在的街道，都归朱友伦等诸使掌管，等候朱全忠的命令来处理唐昭宗和崔胤等百官。这一次大冲突，宦官被杀尽，南北司之争解决了，唐昭宗在凤翔城失去用人权，但还有少数可亲信的朝官，现在这些人被贬斥，完全孤立了。

　　九○三年，崔胤得到唐昭宗的同意，募精壮兵六千六百人，作为朝廷的卫兵，意思是想自己有些实力。朱全忠暗中使壮士去应募。崔胤不曾发觉，加紧训练兵卒，准备武器，事情都被朱全忠知道，开始对崔胤疑忌。朱友伦坠马暴死，朱全忠疑是崔胤的阴谋，决计杀崔胤并迁唐昭宗到洛阳，免得李茂贞等乘机劫夺。九○四年，朱全忠杀崔胤和他的亲信人，另用裴枢、柳璨等人作宰相。朱全忠引兵驻河中，使裴枢强迫唐昭宗和百官、长安居民迁往洛阳。唐昭宗路过华州，有人夹路呼万岁。唐昭宗涕泣告路旁人说，不要呼万岁，我不再是你们的主子了！在宿所对左右侍从人说，我这次漂泊，不知那里是归宿！说罢大哭，左右人也陪着痛哭。他到这时候才知道危险在眼前，总算还有一点知觉，其实早就是个亡国的皇帝。唐昭宗到陕州，秘密派人请求割据者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河东李克用起兵来拯救，这自然是绝望的请求。唐昭宗到洛阳，左右侍从人也全被杀死。李茂贞、李克用、王建、杨行密等人，虚张声势，说是要救唐昭宗。朱全忠知道留下这个废物，对自己不利，派人杀死唐昭宗，自己算是不预知，伏在棺材前恸哭流涕。朱全忠立李祝（音祝zhù）为皇帝（唐昭宣帝）。九○五年，朱全忠杀唐昭宗的诸子九人。

　　宰相柳璨自进士及第，不满四年，便登相位，其余裴枢等三相，自负资望高，轻视柳璨。柳璨竭力奉事朱全忠留在洛阳的心腹官员，因而朱全忠相信柳璨的话，贬斥裴枢等三相，另补充一些人作宰相。柳璨开出一张人名单，对朱全忠说，这批人喜欢成朋结党，制造是非，都该杀死。朱全忠的重要谋士李振，是个不第进士，痛恨朝官，因为朝官多是及第进士。李振也对朱全忠说，唐朝廷所以破败，都是浮薄士人紊乱纲纪的缘故。大王（朱全忠）要办大事（灭唐），这些人是不好对付的，不如一起杀掉为便。裴枢等旧宰相以及出身高门和科第的大朝官凡三十余人，都被加上浮薄的罪名，全部投入黄河死去。

　　朱全忠急于要唐昭宣帝禅位，柳璨等商议按照旧例，得经过封大国（国号）、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的次序。朱全忠嫌办事迟缓，大怒。九○五年，杀柳璨等。柳璨临刑大呼：负国（唐）贼柳璨，该杀该杀！柳璨发挥朋党积习，借朱全忠的威势，杀死许多不合己意的大朝官，朱全忠自然也不会放过他，等到临死的时候，才知道该杀，可见这种闹朋党的人，不见刀是不会知道自己该杀的。

　　唐朝除禅让这件事还有待完成，丝毫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九○七年，唐昭宣帝让皇帝位给朱全忠。朱全忠受禅称帝（梁太祖），国号大梁。梁太祖对唐昭宣帝为济阴王。九○八年，梁太祖杀济阴王李祝，唐朝这个残余也最后消灭了。

第四节 唐朝经济（上）

　　唐是繁荣强盛的大朝代。这个大朝代的所以产生，原因是（一）在黄河流域，隋未农民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使得唐前期生产关系发生一些变化。（二）在长江流域，东晋以下，经济继续在上升，南朝未年，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使得统一的唐朝，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还有一个原因是唐前期的统治者，看到隋未农民起义的威力，一般还有所畏惧，政治上不敢过度放纵，社会得以保持长时期的安宁状态，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中期，黄河流域遭受战祸，朝廷依靠长江流域的财赋来支付巨大的费用。唐后期的未叶，长江流域发生割据战争，朝廷也就衰微以至于灭亡。长江流域在统一的朝代里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是唐朝才开始的新现象。这说明长江流域开发成为富饶地区，与黄河流域合并成一个基地，比两汉富力增加一倍以上，因此，自隋、唐开始，中国封建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大体上，唐前期的经济繁荣，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兴盛上，自中期以下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兴盛上。由于统治阶级的大量消费，商业兴盛的另一面，正是农民遭受严重的剥削，农业不断在衰落。

　　封建经济的根本在于农业。唐朝农业的兴衰，与均田变为庄田，以及租庸调变为两税是有关系的。唐高祖武德七年（六二四年）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两法各书所记多有出入，下面依据《旧唐书·食货志》所记，再参酌他书，略述唐均田法和租庸调法。

　　《旧唐书·食货志》说，男女自初生以上称为黄，四岁以上为小，男丁十六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一岁以上为成丁，六十岁为老。每年造一次人口账，三年造一次户籍。这是最重要的法令，均田法和租庸调法的行施都以这个法令为根据。唐中宗时，韦皇后请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三岁。唐玄宗时，以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为成丁，五十八岁以上为老。中男自十六岁改为十八岁，成丁自二十一岁改为二十三岁，老自六十岁改为五十八岁，都是减轻赋役，有利于广大民众。

　　均田法——男丁十八岁以上给田一顷，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永业），八为口分。老男、残废人给四十亩。寡妻、寡妾给三十亩，如是户主，加给二十亩。受田人身死，世业田得由继承人接受，口分田归官，另行分配。

　　租庸调法——唐赋役法：租，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调，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绢、��各二丈，绵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纳庸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中男受田后，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服兵役。国家有事，二十日外加役十五日，可免调；加役三十日，租调都免。加役连同正役，总数不得超过五十日。如水旱虫霜成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都免。

　　六○四年，隋扬帝即位，下诏废除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课役。开皇制规定节妇得免课役，隋炀帝改为妇人全免，实是赋税制的一个大改革。唐租庸调法采用隋炀帝的新制，不再取妇人课役。北周武帝数次释放奴隶和杂户，但仍允许北周贵族保留一些部曲和客女，人数不会太多。隋未平凉一带有所谓“奴贼”的一支军队，首领出身奴隶，兵士中自然也有不少出身奴隶的人。又唐军中有奴隶应募作战，立功后与普通人同样得赏，大概经隋未大战争，奴隶和部曲的人数更为减少，租庸调法废除奴隶部曲的课役，主要是因为所得有限，与废除妇人课役意义是不同的。唐刑部属官有都官郎中，掌管官奴隶。奴隶来源是俘虏和叛逆犯的家属。通年服役的人，称为官奴婢。免（朝廷下赦诏，官奴婢与普通罪人同得宽免）一次称为番户，每年服役三番，每番一个月。免二次称为杂户或官户，每两年服役五番。免三次成为良人（平民）。六十岁以上及残废的官奴婢，得为官户，七十岁以上得力良人。住在外州县的官奴婢，丁男每年纳钱一千五百文，丁婢中男每年三百文，唐对官奴婢的待遇，是刑罚性质，没有经济意义。私家奴婢主要也不是用在生产方面，所以唐朝奴隶比起南北朝来，数量和作用都大大减少了。

　　唐租庸调法比前朝赋税制较轻也较合理，唐前期，在行施均田法的地区，对农业生产起着积极的作用。

　　下面略述均田与庄田、租庸调与两税行施的情形。

一 均田法

　　封建朝代的制度，在行施上只能看作大致如此，其中一定有出入甚至有很大的出入，均田法就是有很大出入的一个制度。

　　黄河流域，夫东与关中情形不同。在关东，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经过隋未大战争，起义民众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由于地主武装的疯狂屠杀和破坏，造成地旷人稀的现象。六三二年，唐太宗想登泰山封禅，魏征谏阻，说：现在自洛阳以东到泰山，人烟稀少，荒草无边，让随从的外国君长看见中国的虚弱，有什么好处！六五七年，唐高宗到许（河南许昌县）、汝（河南临汝县）二州，对从官说，这里田地极宽，百姓太少。足见河南许、汝那种肥沃地，至少在唐高宗初年还很荒凉，至于河北、山东荒凉更不待言。荒地既然太多，行均田法对朝廷有利。官指一顷田地给民欢，让他们去开垦，官每年收租庸调，事情很简易。同时，对民众也有利。民众领到田地，法律允许使用到身死，付出劳力有些保障，乐于开垦。当时地主阶级的兼并活动还不很显著，农业生产因而逐渐恢复起来。在关中地区，地主势力比隋时更有增加。六一八年，唐高祖即帝位，便下诏说，隋朝公卿以下百官以及普通民人，身在江都，家口在此（唐占领地区），虽然不参加义军（唐军），所有田宅，一概免其没收。这样，周、隋贵族官僚的田宅全部保留下来了。唐朝新起的贵族官僚，又占有大批田宅，例如唐高祖赐宠臣裴寂良田一千顷，甲第（一等注宅）一区。其他大臣也各有赏赐，例如六五六年，唐高宗赐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三人田地。于志宁（北周鲜卑贵族）奏称，臣世代居关中，祖先产业相传，不曾有变故。张行成等新建庄宅，田园还少，请将赐地转给张行成等。总的说来，从皇帝起，全部贵族文武官员，都要占有田地，主要占有京城附近的田地。

　　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刚即位，和朝官们商议，让狭乡民户自由迁移到宽乡。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说，畿内（关中）地狭户殷（多），丁男全充府兵，如果任令迁移，一定都到关外去，关中空虚，很不方便。唐太宗被他提醒，不再议迁移事。六四四年（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曾到灵口（在陕西临潼县），问每丁受田数，当他知道每丁受田只三十亩时，感到有危险，令地方官查明受田尤其少的人，给与一些便利，迁移到宽乡。七四一年（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说，“京畿地狭，人户殷繁，计丁给田，尚犹不足”。其实，自唐高祖开国以来，关中土地总是在集中，而且是规模愈来愈大的集中，均田法与民众的关系是很微弱的。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情形也不同。长江流域自南北统一以后，士族势力衰落，又受隋初杨素的打击，不象关中地区贵族文武官员那样权力大、人数多，因之，土地集中的速度也比较缓慢。隋未大战争似前，长江流域人口原来比黄河流域少，连同初步开发的闽江、珠江两流域，人与地相比，是地旷人稀的局面，人口和农业部大有发展的余地。在不触动地主利益的情况下，官指定一些熟地或荒地给民众垦种，也算是行施计丁授田的均田法。得不到土地的人，只好自己觅地去垦种，官对这种人不谈均田法，但仍实行租庸调法。六九二年，狄仁杰为彭泽（江西彭泽县）令，上书武则天，请求免民租，说，彭泽地狭山高，无田百姓所经营的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照赋税制纳租，即使十足年成，缴官以外，半年缺粮。狄仁杰所称无田百姓，是指不曾受官田的人，但缴纳官租，仍照租庸调法。

　　一般地看来，均田法实行的程度，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唐前期的农业生产，关东是由恢复走向发展，长江流域是在继续发展，总的趋势是上升，繁荣强盛的唐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唐敦煌户籍残卷》（武则天、唐玄宗、、唐代宗时候的残缺户籍）所载授田情形：（1）永业口分两种田，多少无比例。如常才（音辩biàn）户应受田一顷三十一亩，实受只有永业田十八亩；又如曹思礼户应受田三顷六十四亩，实受只有口分田一亩，其余都是永业田。按永业田父子相传，为本户所原有，无口分田，实际就是官府对某些户不按丁授田。（2）不论永业田口分田，都割裂成许多碎段。如程什住户实受田六十四亩，共分十三段。各段亩数多少不等，最大的段不过二十亩（为数极少，仅见于程大忠户），一般都在十亩以内，最小的段是一亩。田亩分裂得如此细碎，说明耕地很缺少。（3）每户实受田数都比应受田数少得多，口分田一般比永业田少。民户坚守永业田，借以维持生活，口分田的分配，权在官府，大概不容易得到。（4）极少数民户有买田。如郑恩养户有十二亩买田，算在实受田数内。依据上列情形，每户受田不足，与均田制一丁一顷的规定距离很远。耕地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地少人多，而是豪强和佛寺盛行兼并。《残卷》所列民户，都是下中户和下下户，当然，全部户籍中还有上等户和中等户。按《残卷》中有下中户索思礼户，父子二人都是上柱国勋官，本户共应受田六十一顷五十三亩，可是他们没有势力和财力，实得田只有永业田四十亩，勋田十九亩，口分田一百六十七亩，又有买田十四亩。如果有势力，照法定数就可得田六十一顷，如果有财力，用买田形式就可以永久占有田地。势力和财力愈大，在法定数外兼并更多的田并无限制。占户数最多的中等下等户，由少地逐渐到无地，也就成为自然的趋势。《残卷》的受田情形，正反映兼井在进行，均田法在破坏。

　　均田法实际是引导农民开垦荒地的一个方法，农民辛勤地开辟荒地，地主阶级凭借权力，逐渐夺取这些田地，田地开辟愈多，地主掠夺也愈益猛烈，到了唐前期的未年，正如杜佑《通典》所说，“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均田法实际上已经失效了。均田法废弃的过程，自然首先是关中，其次是关东，七二二年，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就是均田法失效的说明。长江流域在七八○年行两税法以前，均田法可能还多少保存一个时期。

二 庄 田

　　唐前期行施均田法的时候，同时并存着三种土地占有的形式。一是地主占有永业田。这种占有，关中最多，长江流域次之，关东较少。二是按均田法农民占有田地，其中有永业田二十亩。这种占有，关东最多，长江流域次之，关中最少。三是无田百姓，得不到官田，自己垦种十亩五亩小田地。这种占有，随着地主占有的扩大，均田法的破坏，成为农民维持生存的普遍形式。等到半饥饿生活也不能维持时，才被迫投靠地主作佃客。农民坚守十亩五亩小据点，和地主阶级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抵抗，主要原因就是希望保存一些仅有的自由，避免作佃客的痛苦。

　　地主占有一片田地，也可以占有许多片田地，按照阡陌相连的一片，组成一个农业生产单位，通称为一个庄。庄有各种别名，如庄田，田庄、庄园、庄宅、庄院、山庄、园、田园、田业、墅、别墅、别业等名称，实际都是一个地主所有的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庄在东晋、南北朝也很盛行，如东晋王导有墅在钟山（在江苏南京市），田八十余顷。谢安在山墅会亲朋，与谢玄围棋赌别墅。宋谢灵运在始宁县（浙江上虞县西南）有祖传的宅和墅，谢灵运移居会稽，修营别业，依山临江，风景极美，作《山居赋》，描写墅内农产物的丰盛，自己生活的康乐。孔灵符广有产业，又在永兴县（浙江萧山县西）立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还有两座山。东乡君有园宅十余所。梁昭明太子诗“命驾出山庄”，梁简文帝诗“瞻鹤岭兮睇仙庄”。陈陈暄诗“功多竞买园”。可见南朝地主都拥有庄。北朝记载较少，但不是没有庄。唐高祖住宅在武功，庄在鄂县（陕西户县）。唐高祖在太原起兵，平阳公主利用鄂县庄聚众响应唐军。于志宁有祖传的庄园。足见北朝地主也都拥有庄。上推到两汉、魏、晋，或称园、田园、田宅，或称坞、壁、堡，也都是地主的庄。东汉仲长统《昌言》，西晋潘岳《闲居赋》，都描写了庄园主人的优裕生活。再上推到周朝，贵族领主所有的邑，也就是后世地主的庄。唐人所写庄园主人的生活，与《山居赋》、《闲居赋入《昌言》所写大体相同，庄并不是唐朝地主的新创。唐庄之所以值得重视，只是因为自唐中期起，均田法废弃，庄田又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

　　皇帝是地主阶级最高的首领，自然，他要领头来掠夺农民的田地。举些例来看。六五一年，唐高宗废玉华宫，改作佛寺，苑内及诸曹司原是百姓田宅，一概交还本主。七二四年，唐玄宗下诏说，所筑宫墙，可开些宫门，让本主进来耕种。足见皇帝造宫殿，任意夺取百姓的田宅。皇帝又有大量庄宅，特设内庄宅使（宦官）掌管。八○五年，唐顺宗即位，命令庄宅使说，从兴元元年（七八四年）到贞元二十年（八○四年），畿内及诸州府庄宅、店铺、车坊、园硙（音碍ài）、零地等，所有百姓及诸色人拖欠租课、现钱、��丝等，共五十二万余，一概放免。足见皇帝拥有大量的私有田地和建筑物。皇帝是最大的兼并者，他们颁布一些禁止兼并的诏令，无非是想欺骗失地民众，表示朝廷也在关心。这些诏令的颁布，只能看作兼并愈益紧张，不能看作土地掠夺有任何缓和。

　　唐自开国时起，法令规定凡官员都有占田权，所占田地数量是巨大的。官员占田的名目众多，大体如下列。

　　永业田——凡有爵、勋、官（职事官、散官）的人，得受永业田。自最高爵亲王起，下至男爵，都受永业田。职事官自正一品下至九品，也都受永业田。散官五品以上，受田数与同级的职事官同。王爵以外，又有命妇：公主正一品，郡主（皇太子的女儿）从一品，县主（亲王的女儿）正二品（《新唐书·百官志》作从二品），这些命妇自然也要受永业田。六二四年，唐高祖定官制，自三公以下，尚书、门下、中书等省下至公主的属官邑司，并称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为外职事官。自开府仪同三司下至将仕郎凡二十八阶，为文散宫；自骠骑大将军下至陪戎副尉凡三十一阶，为武散官。自上柱国至武骑尉凡十二等，为勋官，这个官僚架子是很大的。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并省官职，留用文武官凡六百四十三员。后来扩大为七百三十员。这些当是在京任职事的官员，其他文武散官和勋官，开国初期，一定有很大的数量。事实上，唐太宗并不能控制京职事官人数，当时正员以外，已有员外等名称。唐高宗显庆年间，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已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唐玄宗开元年间，官自三师以下有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吏自佐史以上有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员，吏员没有特别受田制，但可以设想，按均田法受田，有比普通民众较优的待遇。后来官数愈益增加，正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说，唐前期已是“名类繁多，莫能遍举”，自唐中期起，更是“不胜其滥”。这样多的宫，在均田法正式废弃前，都有权受永业田传授子孙，多一个官，若干农民就失去应受的田地。法令规定：六品官以下受永业田，以本乡收回的公田即从农民收回的口分田发给，这样，农民的口分田愈来愈减少。五品官以上受永业田，不得在狭乡，只许在宽乡接受无主荒地。这个规定是否生效，是很可疑的，即使有些官在宽乡受地，也不会是荒地，至少不会全部是荒地，熟田还不是夺农民的口分田，荒地还不是驱迫失地农民当佃客，替他开垦荒地成熟田。所以，官员受永业田，是地主据有庄田农民失去耕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职分田——这是作为京内外职事官一部分俸禄的田，与作为官员私人所有的永业田性质不同，但侵夺农民的熟田，迫使农民充当佃客是相同的。自唐高祖定职分田制，后世有时以“恐侵百姓”为理由，停给职分田，改给仓粟（每亩折合二升）。至七二二年（开元十年），唐玄宗收国内外官职分田，说是分给贫民，实际是兼并盛行，不得不废止职分田来满足权贵的兼并，所谓分给贫民，就是让贫民当佃客。在职分田废止以前，它是一种官庄，是夺取农民耕地的又一个重要途径。

　　公廨田——这是官署所占有的田，也是官庄的一

唐代贵族官僚永业田表

唐代勋官永业田表

　　唐代内外官职分田表

　　唐代内外官职分田表

　　唐代公廨田表（一）

　　唐代公廨田表（二）

　　种。唐高祖定制，凡京内外各官署都有公廨田，又有公廨园、公廨地，都由官署收租税供公私费用。后来废京官公廨田，改给俸赐。京外公廨田仍旧制。

　　僧寺道观——道士僧人每人给田三十亩，女冠女尼二十亩。寺观有常住田，一百人以上，不得过十顷；五十人以上，不得过七顷；五十人以下，不得过五顷。这个规定完全是空文。《通鉴》说，武则天时，天下公私田宅，多为僧寺所有。唐朝僧寺拥有大量庄田，是民生的大害之一。关于寺院庄田，当在另节作说明。

　　上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以及寺观常住田，如果都按令式（法律规定）占田，尽管占田数量很大，总还算是有些限止。事实却完全相反。大抵自唐高宗时开始，下至开元、天宝年间，兼并盛行的结果，令式逐渐失效，均田法逐渐归于废弃。下面举出一些有关贵族官僚无限止占田的事例，说明这一时期里的庄田情形。

　　王方翼（唐高宗时人）幼年从生母居凤泉别业。王方翼督促佃客力耕，数年间辟田数十顷，修饰房屋，种植竹木，成为富室。王方翼的父亲王仁表，唐太宗时作歧州刺史（上州刺史从三品），按宫品只有永业田二十顷，足见田可以任意扩大。

　　七一三年，唐玄宗没收太平公主的田园，官收取租息，几年还没有收完。

　　宋之问有蓝田山庄（在陕西蓝田），后为王维所有，称辋川别业。宋之间诗“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王维诗“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庄田多有水利，可见夺田先从水田入手。

　　李澄（唐玄宗时人）广有产业，伊川地方（河南嵩县、伊川县境）水陆上等田，多为他所有，别业一个接着一个。他和吏部侍郎李彭年，都被讥为有地癖。

　　张嘉贞（唐玄宗时人）多年任要职，有人劝他置田业。他说：我做过宰相，不愁贫穷，如果犯了罪，就是有很多田庄，也没有用处。我眼见朝官们广占良田，等到死后，都被无赖子弟用作酒色费，田业有什么意思。张嘉贞不置田业，算是稀有的见识，可知当时朝官无不广占良田。

　　官员以外，普通富人也有大量田庄，如：

　　富商郑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

　　邺城人王叟，无儿女，积粟将近一万石。庄宅很广大，客坊中住佃客二百余户，王叟经常巡行客坊。

　　依据这些事例，开元天宝年间，兼并田地，确实是极其严重的现象。七五二年（天宝十一载），唐玄宗不得不下一道诏书来欺骗民众，至于实效当然是毫无的。诏书说：“听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人家，近来置庄田，不顾章程，尽量吞并。说是借用官府的荒地，其实是侵夺熟田，指山谷作牧地，不限地面的大小。百姓的口分田、永业田，也被违法买卖，或者涂改文书，或者托名典贴，逼得百姓无处安身，然后招作客户，使靠佃耕得食。这样，既侵夺居民的产业，又造成浮情（竟说失地农民是浮情）的习惯，到处都如此，相沿也很久。不加改革，为害将更深。”地主的罪恶行为，诏书里已经说出了一些，该怎样改革呢！诏书说：“所有王公百官勋荫等家，应置庄田，不得超过令式的规定数。”看来，似乎可以退还一些田地给民众了。诏书本来目的在欺骗，说了些责备地主的话并且提出办法以后，就把话头转到原封不动的地点上来。它说：“仍更从宽典，务使弘通”。所谓宽典、弘通，就是变通令式，承认已经兼并的事实为合法。最后，它说：“自今以后，再也不许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以及非法影射、惜用公私荒废地、无马妄请牧田、私留客户等事发生。”这些空话丝毫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企图使民欢受骗，以为朝廷在关心他们失地当佃客的痛苦。

　　七五二年诏书，等于均田法废弃的宣告书。自西晋开始的授田制，因均田法的废弃而告结束，从此，庄田制一直在盛行。

　　下列诸例说明自唐中期以后庄田的盛行。

　　郭子仪前后受赐良田、名园、甲馆极多，自置的田业数量更大。京城南有一所别墅（城南庄），林泉胜致，举世无比。孙樵《兴元新路记》说，自黄峰岭至河池关，中间百余里，都是郭子仪私田。

　　马燧财产极饶富。马燧死后，宦官逼马燧次子马畅献田园第宅。

　　郭子仪、马隧都是良将，都占有大量庄田，其他武官可以类推。

　　裴度在洛阳午桥建别墅（午桥庄），种花木万株，筑凉台和避暑馆，名为绿野堂。白居易《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诗“引水多随势，栽松不趁行，年华玩风景，春事看农桑”，可见庄中有农田。

　　李德裕在洛阳南置平泉庄。庄周围十余里，台谢百余所，有奇花异草与松石。周围十余里的大庄，自然也有农田。

　　裴度、李德裕都是良相，都占有大庄田，其他文官可以类推。

　　司空图在唐未，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在山西永济县东虞乡南），周围十余里。山岩上有瀑泉，引泉水灌溉良田数十顷。司空图子孙，北宋时还住在司空庄。

　　司空图曾任礼部员外郎（从六品），算是不乐仕进的隐士，庄田却很大。刘允文《苏州新开常熟塘碑铭》说，“强家大族，畴接壤联，动涉千顷，年登万箱”。陆贽《奏议》说，“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这都是说，到处有大庄主。至于普通士人占有小庄田，更是到处都有。许浑《题崔处士山居》诗“二顷湖田一半荒”。权德舆《送李处士弋阳山居》诗“不惮薄田输井税”。岑参《寻巩县南李处士别业》诗“且喜闾井连，灌田同一泉”。耿纬《东臯别业》诗“东臯占薄田，耕种过余年”。这些所谓处士，就是不曾得官的士人，也是占有不多田地、少数佃客的庄主。他们的优裕生活，可在储光羲《田家杂兴》诗里见到，储诗说“种桑百余树，种黍（酿酒米）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他们只要得到官，田产就变大了。

　　大庄小庄遍布在全国，都是地主阶级侵夺农民田地的据点，农民坚守着的小块田地，陆续被这些大小庄主夺去。固然，许多庄是庄主用钱买得的，但是，钱归根还是从农民手上侵夺来的。

　　陆贽《奏议》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说，当今京畿地方，每田一亩，官税五升（唐代宗改按丁收税制为按亩收税制，税额是上等田每亩税一斗，下等田每亩五升），私家收次租，却有一亩收租一石的，比官税增二十倍。中等田收租五斗，比官税还多十倍。按上等田每亩产粟二石，中等田亩产一石，佃容纳租一石或五斗，仍是西汉“见税十五”的旧例。官税固然较轻，但加上徭役和额外科派，负担仍是沉重。佃客的身份是庄主的私属，可免官府的课役。陆贽说私属的生活是借庄主的种籽和食粮，赁庄主的田亩和住屋，整年劳苦，不得休息，全部收入，还债还嫌不够。陆蛰以为农民种官田比种私田好，其实，农民无论种官田或私田，过的都是非人的生活。

　　均田变成庄田，租庸调法自然也要变成两税法。

三 租庸调法

　　《新唐书·食货志》说“租庸调之制，以人丁为本。”陆贽《奏议》说“国家赋役之法，曰租曰庸曰调。……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陆蛰所说田、家、身，归根仍是一个“以人丁为本”。因为六二四年（武德七年）颁布的租庸调法，是以均田法的“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为出发点的。既然法律上认为丁都受了田，所以丁应该纳田租户调和役庸。关东地区有大量荒地，农民受田开垦，算是有个垦出百亩熟田的希望，虽然在开垦期间，按法令供给租庸调，也就觉得可以负担了。关中地区情形就不同。民只受三十亩或更少的田，一开始就有逃往宽乡的趋势。六二七年（贞观元年），朝廷为了避免关中空虚，禁止出关。随着兼并的逐渐剧烈，农民失地不得不逃亡的现象也就愈益严重。六九五年（武则天证圣元年），凤阁舍人李峤上书，说：当今天下民众，逃亡的很多，原因非一，有些是离开军镇，有些是出外求食，总不外是逃免租赋，躲避谣役。民众逃出本籍贯以后，可以不服官府的徭役，姓名不列入户口账。偶尔遇到检查，便转入他境（他州他县），仍能容身。李峤说了这些情况，提出主张说，现在朝议总以为军府所在的地方，户不可移，关中的民众，籍贯不可改，其实偷出关口，远离军府的人多得很，不如准许转移，户口还有个着落。李峤所说逃亡现象，主要是指关中地区，足见在武则天时候，关中民众已经无法负荷租庸调的重担。

　　自宇文泰攻取蜀地，西川地区成为关中地区的后方，经北周至隋、唐，总保持着这种关系。这就是说，唐朝贪暴的搜括，首先受到影响的是西川地区。武则天末年，陈子昂上书说：蜀中并无重役，可是诸州逃户多至三万有余。土豪大族，收容逃户，压榨役使，获取厚利。一部分逃户进入山林，攻掠城邑。陈子昂指出：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的原因，实缘官人贪暴，不守国法，吏员游客，乘机侵夺，剥削得太残酷了，民不堪命，破产失业，只好逃亡。他要求朝廷严令州县长官，设法大招逃户，三万户回来，租赋可以富国。

　　李峤和陈子昂都说出了一个秘密，就是地主欢迎民众逃亡。地主成立田庄，就需要佃客，如果农民各守自己的耕地，庄田便无人耕种，因此，佃客的补充，对地主有重大利益。要农民当佃客，是从两个方面来驱迫的，一是官吏贪暴，二是田庄发达。田庄发达，使得农民耕地丧失或缩小，官吏贪暴，使得农民无法承担赋役，只好逃离本乡，出外求食。得食的地方，就是地主的田庄。李峤说：“或有检察，即转入他境，还行自容”；陈子昂说“土豪大族，阿隐相容”，都是说的这件事。当然，农民变佃客，数量过多，对朝廷不利。武则天未年，韦嗣立上书说，国家自永淳（六八二年，唐高宗年号）以来二十余年，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课减耗，国用不足。亡逃过半，自然是夸大的说法，但逃亡不限于关中、西川，却是事实。七一九年（开元七年）唐玄宗下诏说，民众“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情，或豪人（土豪大族）成其泉（渊）薮（田庄），或奸吏（官吏）为之囊囊（包庇入境的逃户，即包庇本地庄主）……州县不以为矜，乡里实受其咎”。这里说出官吏庄主与逃户的关系，与李峤、陈子昂所说相同，不过，唐玄宗说的是全国一般的情况，足见逃亡现象影响朝廷的收入愈益严重。诏书所说“州县不以为矜，乡里实受其咎”，是指什么呢？州县官对民众逃亡，毫不关心，照旧户籍向逃亡户原住的乡里索取租庸调，留住乡里的民户，替逃亡户负担，也只好陆续逃亡，这就是所谓乡里实受其咎。七二一年，唐玄宗实行检括逃移户口和籍外田（不纳租税的隐田），派宇文融为劝农使，率领判官二十九人，在全国范围内检查逃户和隐田，结果是虚张成绩，或指实户（有户籍的民户）为客户，说是括得逃户八十余万户和相当数量的田。大抵自垦十亩五亩的那种小农被检括了，对拥有庄田和佃客的地主却并无影响。官员本身就是庄主，与一般庄上利害一致。官员和一般庄主与朝廷在逃亡户上有矛盾，但朝廷捡括得几十万户小农，损失有所补偿，矛盾也就算是得到解决，受害的依然还是农民。

　　租庸调法所规定的每丁负担数是以天下每一丁男都受田一百亩的假设为依据的。事实上，唐开国时，丁男受田多少就很不一致。后来地主兼并愈来愈剧烈，官府贪暴愈来愈凶猛。农民受到租庸调法的压力也愈来愈严重。正如李峤所说：天下民户，多是贫弱，有的当佣工佃客，卖力求食，有的卖屋贴田，供官府征求。照李峤的说法，就是有田的人缩小田地，无田的人投身田庄当佣客。作为租庸调法对象的丁男，既然或失地逃亡，或地小难负一顷田的租税，对朝廷说来，也非改变剥削方法不可。《新唐书·食货志》说，开元以后（当是指天宝年间），天下户籍久不改造，丁口转（转移居地）死，田亩买卖，贫富变化，都不再调查。这是说，天宝年间，均田制度早不存在，调查丁口并无实际意义，也就无须造户籍。当时社会因长期安宁，除去逃户，各地户口一般确有增殖，官府不管真实丁口，只凭旧户籍向乡里索取租税，实行不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安、史大乱以后，户口削减，向乡里按丁收税已不能行，唐代宗大历年间，开始按亩定税，改变以人了为本的旧法，分夏秋两季收税，为两税法开先例。

　　七八○年，唐德宗采杨炎的建议，正式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

　　两汉赋税制，按亩收租，按丁口收算赋，朝廷收入主要是货币。自曹操改革赋税制，直到唐租庸调法，有按亩收租调，或按丁收租调两种，朝廷收入全部是实物。唐两税法改为按资产收税，实际是按田亩收税，朝廷收入主要是货币。自二○四年（汉献帝建安九年）曹操创新制到七八○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废租庸调法，实物税行施将近五百年，这里简括地作一叙述，说明这种制度的变迁。

　　东汉未年豪强大混战，社会遭受极大的破坏。曹魏杜恕说，现在魏国拥有十个州的土地，户口却不及东汉时候的一个州。陈群也说，现在人口太少，比西汉不过一个大郡。这都是说东汉未年人口大耗损。统治阶级的急务是如何对这个残存民众进行剥削，要钱是不可能的，要衣食（粟帛）还可以，这就是曹操改变汉赋税制的根据。

　　二○四年，曹操击溃袁氏势力，取得河北地区，黄河南北大体上统一了。他下令说，在袁氏统治的地方，豪强兼并，亲戚横暴，小民贫弱，被迫代出租赋，袁氏怎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现在规定制度，田租每亩纳粟四升，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此外，官府一概不许擅自征取。这个制度自然通行在黄河南北。据仲长统说，肥地和瘠地平均计算，一亩产粟三斛。曹操按亩收租四升，税率很轻，这时农民是鼓励多开垦荒地，对地主是不敢过多超出东汉百一之税的惯例。他兴办大量屯田，与田客对半或六四分租，专供军用，可以补民租的不足。户调取帛绵较多，可以补屯田的不足。曹操这一创制，对农民是有利的，因为农民免去了商人的一层盘剥。田租、户调的名称也从魏国开始，一直沿用到唐朝。

　　二八○年，晋武帝灭吴国，颁布赋税制。《晋书·食货志》只载户调及男女丁占田亩数（户主夫妻共占一顷）。《初学记》引《晋故事》说，“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晋故事》当即贾充等定律令，二六八年（晋武帝泰始四年）奏上的《故事》三十卷。屯田制每一田客课田五十亩。《晋故事》所说当是二六四年司马昭罢屯田官以后的情形，田客和普通民丁都按五十亩纳田租四斛，即每亩纳租八升。灭吴以后，通行占田制，按一顷纳租，加倍为八斛。西晋田租、户调都比曹操定制加重，但在废屯田制以及蜀、吴两国原来赋税极重的情况下，西晋赋税制还是可行的，因此太康年间社会较为安宁。

　　西晋行占田制和课田制，作为收取田租的根据。兼并者田多，农民被兼并，田少或无田，同样纳一顷的田租，显然很不均平。三三○年，东晋成帝改变旧制，开始行按亩收税制，称为度田收租制，取十分之一，每亩税米三斗。（《晋书·食货志》所说税米三升，疑是三斗之误）。三六二年，晋哀帝减田租，每亩收米二斗（《晋志》作升，仍是斗字之误）。三七七年，晋孝武帝废度田收租制，恢复按丁收租制，王公以下，丁男每口税三斛。三八三年，增为每口税米五石。这个制度对兼并者有利，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田亩，投靠士族当佃客。南朝大体上沿袭东晋赋税制。

　　北朝赋税制从魏献文帝时开始有记载。魏献文帝规定民户按贫富分三等九品纳租。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送租到京师（平城），中三品户送祖到别州重要官仓，下三品户租留在本州官仓。《魏书·食货志》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四八四年）以前，魏国赋税制是九品户混通，每户出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调外帛一匹二丈。照《魏志》的说法，九品混通，负担相等，只是送租地点有远近，分品意义并不大。行三长制和均田制以后，规定户调，一夫一妇纳帛或布一匹，粟二石。北朝，从此确立了按丁收租制。北齐租调：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北周租调：一夫一妇每年纳绢一匹、绵八两，或纳布一匹，麻十斤；粟五斛。隋租调：丁男一床，每年纳祖粟三斛，绢一匹（后减为二丈），绵三两或布一端，麻三斤。唐租庸调制：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大体上说，历代赋税的趋势是逐步在减轻。

　　曹操施行两种赋税制，一种是普通的制度，即按亩收租，每亩四升，不管一户丁口的多少；又一种是特殊的制度，即招募农民当屯田客，每人种田若干亩，官与客对半分产品，屯田客免徭役。在大乱以后，荒地多民户少军事上急需食粮的情况下，屯田制对朝廷有利。到了情况变化，朝廷需要更多的谣役时，保存屯田制就不如废弃屯田制为有利。司马昭灭蜀，晋武帝灭吴，都紧接着罢屯田官，足见屯田制与普通赋税制是有矛盾的。自曹操兴屯田以来，魏全国有大量的屯田和屯田客，晋武帝依据废除屯田并免屯田客为普通农民的特点，创行一种假设每一作户主的丁男夫妇共占田一顷，按一顷田出租调的按丁收税制。这种制度，必须与占田制相辅而行，也就是必须一般农民拥有一定数量的田亩，破产失业还不是普遍现象，才能行这种赋税制。如果兼并盛行，农民丧失田地被迫当佃客，朝廷收入减少，就要改行按亩收租制。东晋、南朝不行占田制，按亩收租又行不通，所以，长江流域民众赋税负担较重。北朝自魏孝文帝以后，历代都保持均田制，唐行均田制，地区比较广大，赋税也比前朝为轻，对黄河流域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起着推动作用。但是，农业生产的恢复，必然紧接着兼并的盛行，到唐中期，不得不改行按亩收租的两税法，并且改实物税为货币税。

四 两税法

　　七八○年，唐德宗行两税法以前，已经有若干措施为两税法作了准备。七六九年，唐代宗定田亩为两等，上等田每亩税一斗，下等田每亩税五升。次年，又定京兆府百姓税，夏税上等田每亩税六升，下等田每亩税四升。秋税上等田每亩税五升，下等田每亩税三升。这是一年中按亩两次收田租的开始。七六九年，定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百官每年税钱，分户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每低一等减五百文，第八等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官准下下户。百姓如有邱店、行铺及炉冶（工商），按照规模大小，在本户税上再加税。如一户有数人在各地作官，或数处有庄田，各按官品或田数在各处纳税。诸道将士的庄田，例应优待，一概按第九等户纳税。这是按财产纳户税的开始。上上户出四千文与下下户出五百文，形式上似乎相差颇远，实际仍是富户负担轻，贫户负担重，因为财产相差远远不只是九等。

　　唐代宗以前，唐玄宗也为两税法开了端绪。唐玄宗在租庸调外，又创资课。所谓资课，就是财产税。七三四年，敕令官府定户口时，凡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算入货财数内。非商户郭外居宅，当是官员居宅。显然，商户有郭外居宅，一丁有两牛，都是要课财产税的。七三七年，敕令地方官所收租庸调和资课，都变换为本地特产（轻货），运送到西京和东都。米、绢、布、绵、麻等物变换为各地出产的轻货，叫做变造。敕文里说“江淮等苦变造之劳”，就是指江淮等地百姓，将实物卖给商人，得钱交给官府，官府用钱向商人买本地轻货，潜运到京都。运脚费比轻货价高数借，再加卖米绢买轻货时商人的盘剥，纳税民众负担极重，所以说是苦变造之劳。事实上，资课（南朝称资税）和变造（南朝有军国大事时行变造法）都是东晋南朝相沿的旧法，唐玄宗在北朝相沿的租庸调以外，又恢复东晋南朝的资课和变造，这种繁重的搜括正适合开元后期的骄侈政治。

　　资课、户税、变造、按亩收租，都说明租庸调法在崩坏，代替租庸调的新法在形成中。安史大乱以后，户口耗减，租庸调法更难以行施。因之两税法成为最适用的税法。

　　七八○年（建中元年），唐德宗行两税法。要点是：（一）量出制入。（二）不分主客户都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贫富定等级。（三）商贾在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四）定居的人，分夏、秋两次纳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五）两税都按钱计算。（六）田税以唐代宗大历十四年（七七九年）的垦田数为依据。（七）保留丁额。（八）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九）最后加上一条欺骗民众的老手法，叫做“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初行两税法，朝廷收到实效是：第一，户有增加。据《新唐书·食货志》说，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经朝廷派黜涉使到各地检查，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一概在当地立户籍。据杜佑建中初年《奏议》说：开元、天宝年间，户有九百余万。现在人口耗损，天下只有户一百三十万，陛下派使官检查，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仅三分之一。其中浮寄户还占五分之二。杜佑所说户数与《新唐书。食货志》相差一百一十万户。不论那一说近似（杜说较可信），户有增加总是事实。第二，钱米增加。《新唐书·食货志》说，一年得钱二千五十余万绪，米四百万斛供京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一千六百余万斛供京师。夫中需要米粮，唐玄宗时，每年运米入关不过二百五十万石，转运已极困难。唐德宗时据陆贽说，近年来（七九二年前后）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一百一十万斛，河阴仓留四十万斛，陕州仓留三十万斛，输入京城四十万斛，足见一千六百万斛之说不可信，但京内外钱米足用却是事实。《通鉴》在建中元年末记本年两税所得数：天下税户三百零八万五千零七十六，籍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税钱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这个数字大概较为有据。

　　初行两税法，百姓也有些好处，安、史乱后，朝廷急需钱物，随意增设税收官，多立名目，旧税加新税，无有限制。富家丁多，或找个官做，或托名为僧，得免课役。贫家丁多，无处隐蔽，只好按丁纳租税，再加上胥吏的奸弊，贫弱的民众，除了逃亡作浮户，实在无法应付。两税法虽然对民众的负担丝毫不曾减轻，而且还加重些，但比起乱收税来，总算是有个统一的税制。可是，腐朽已极的唐朝廷，只知道要钱愈多愈好，从七八一年藩镇田悦等叛变时起，两税法又变成乱收税，民众受害与改制以前一样严重。

　　颁行两税法时所说的九条规则，在唐德宗在位时，已经是每一条都起残害民众的作用。

　　量出制入——强盗一般的统治者，说要量出制入，等于说要无限掠夺。杨炎依据七七九年（大历十四年）的“出”来定七八○年的“入”，已经是重税。七八一年以后，连年战争，军费浩大，统治者又贪欲无底，进行搜括，重上加重，都借口量出制入。七八二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在本道两税钱中每千加二百。唐德宗通敕各道都加税二百文。后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奏请加税十分之二，唐德宗也自然允许。每加一次是每千二百文，十分之二成为量出制入的常例。各道有事，得用权宜（暂加）名义加税，事毕，暂加变成永加。正式加税以外，还用“税外方圆”、“用度羡余”等名非正式加税。例如韦皋在蜀二十一年，重税百姓，分一部分作为月进，蜀地从此贫乏。全国各地都有进奉，实际就是朝廷让地方官非正式加税，皇帝分得一部分税钱。七九四年，陆贽《奏议》列举两税的弊害，说：用兵以来朝廷所加及各道私加的税请一概停止。足见加税是诸害中的一大害。

　　不分主客户，都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贫富定等级——七八八年，唐德宗敕令天下每三年定一次户籍，审查等第高下。地方官的成绩按户口增加、田野开辟、税钱增长、先期缴纳四条评定。地方官迫令民众析户，奏报虚数，并且用些优待办法，互诱邻境居民逃入本境，说是政治良好，流民复业。税额全部摊派给土著户，催促严厉，不容短少。贫苦人家，或向富户借债，或出卖田宅。年景要是不好，想卖妻儿作奴啤，还未必能找到买主，常常被官府逼得无路可走，自缢求死。朝廷列四条考地方官的成绩，地方宫以残害百姓来应考，所谓不分主客户，实际是主户（土著户）遭殃，也就是贫弱户遭殃。

　　按贫富定等级，即陆贽所说“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多的税重，资产少的税轻，似乎是均平的税法。可是，人有贵重的资产，可以不被人窥见，田地却无处隐藏，同样是田地，富贵人的田地，官吏未必敢详细查看，贫弱人的田地，却非查看不可，并且要用放大的眼睛来查看，归根说来，所谓以资产为宗，主要是以普通民众所有的小块田地为宗，陆蛰说“敦本业者（农民）困敛求”，就是以资产为宗的实情。八三○年，剑南西川宣抚使奏称，“旧有税姜芋之类，每亩至七八百（文）”。种谷既有青苗钱（在两税外），种其他作物自然也会有税。蜀地税姜芋，可以椎知别处有相类的税。看来，资产不限于田地，田地上种植的作物，也当作资产来收税。

　　商贾在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商贾的资产，三十税一，比农民轻得多，所谓负担均等，无非是骗人的话头。陆贽说，“挟轻资（容易携带的贵重物品）转徙者脱摇役”，就是说，有些商贾能够逃脱赋税。同是商贾，势力悬殊，纳税的自然是那些小商贾。

　　定居的人，分夏秋两次纳税，夏税不得过六月，伙税不得过十一月——农民刚夏收，官府就收夏税，刚秋收，就收秋税，农民被催促得如此急迫，正如陆贽所说，不是“敛获始毕，执契行贷”，收获物通过高利贷者，变钱转入官府，便是“丝不容织，粟不暇春”，立即被官府夺去。白居易《新乐府·杜陵叟》篇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种薄田一顷，因旱灾不收，官府照常收税，种地少的人当然受害更大。可能是民怨沸腾引起某些官员的忧虑，向皇帝（唐宪宗）陈情。《杜陵叟》篇接着说“不知何人秦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免）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上自皇帝，下至里胥，贪婪狡诈的眼睛一致注视着农民，掠夺加欺骗，充分说明都是食人肉的豺狼。

　　两税都按钱计算——陆贽论两税按钱计算的弊害说，农民生产物只有粟帛，可是两税按钱计算，官府给粟帛定出价钱，按钱数收粟帛，例如初定两税时，定三匹绢的价钱为一万钱，到后来，六匹绢才抵得一万钱，纳税人所出钱数不变，匹数增加一倍。《新唐书·食货志》也说，初定两税时，物重钱轻，后来物价愈跌，纳物也愈多。绢一匹原值钱三千二百文，逐渐跌价为一千六百文，官收钱似乎并不增税，民纳物实在是多了一借。此外还有巧取的方法，如度支（朝廷掌财政的长官）将征来的物品，本价外增价若干，作出虚价，发给各官司，使受物品者所受钱数不短，实物却打了折扣；对州县则以物品恶劣为理由，压低缴来的物价，使补足缺额，称为折纳。又如特别税叫做进奉、宣索（皇帝派宦官到某地指名要某物），强令民众服役叫做召雇，摊派物品叫做和市，表示官出钱雇役买物。到唐德宗末年，民众负担比大历末年实际增加了两倍。到唐穆宗长庆年间，钱愈重，物愈轻，民欢负担大致增加到三倍，八匹绢才抵得一万钱，豪家大商也大获厚利。巧取的方法，还有临时征收杂物，官府定出用粟帛折价的杂物价钱，而且还每年变换名目，使纳税人不知本年可准备何种物品。正如陆蛰所说，农民“所供（杂物）非所业（耕织），所业非所供，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这是多么丑恶的一幅巧取豪夺图！朝廷利用农民没有钱，任意操纵物价，逼迫农民在变物为钱时吃亏受害，占便宜的首先是官，其次是商贾和地主。

　　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依据；保留丁额——两税法既然按资产收税，资产多少随时有变动，为什么要保持大历垦田数？既然不分丁男中男，为什么要保留丁额？这是因为朝廷规定一个田和丁的基数，以便后来只许增多，不许减少。填补减少的方法是摊派。《新唐书·食货志》说，“税取于居者（土著户），一室空（有一户逃亡）而四邻亦尽（四邻代纳税）”。陆蛰说“有流亡则摊出（派给别人），已重者愈重”，这都说唐德宗时用摊派来补逃亡户的税钱。这里举唐宪宗时候的事作例，具体说明摊派的祸害。八一九年，李渤上书说，臣路过渭南县，听说长源乡旧有四百户，现在只剩百余户，阌乡县（阌音文Wén河南灵宝县）旧有三千户，现在只剩一千户，其他州县大抵相似。查考原因，都由于官府将逃亡户的税摊派给四邻，结果四邻也只好逃亡。这实在是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光知道竭泽，不管明年无鱼。请下诏书，禁止摊派。宰相看了很不满意。摊派是聚敛之臣的要诀，他们知道农民终究不是竭泽中的鱼，农民非到迫不得已是不会逃亡的，在一般情况下，逃亡是陆续发生的，只要有留存的民户，摊派就能生效，搜括也就得到满足。当然，泽总有一天是要竭的，那时候农民起义就必不可免了。

　　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民欢赵光奇作了完全正确的答案。七八七年，是三四年来最丰收的一年，米一斗跌价至一百五十文，粟每斗八十文，朝廷下诏和乘（官府按市价收买）。有一天，唐德宗到新店地方狩猎，入居民赵光奇家，问：百姓快乐么？赵光奇答：不乐。唐德宗说，今年丰收，为什么不乐？答：诏令无信。先前说两税以外一切科目都废除，现在各种苛杂比正税还多。后来又说和来，实际是强夺，民众何曾见过一文钱。起初说所籴粟麦送到附近地点就成，现在令送到西京行营，一走就是几百里，车坏马死，就得闹破产。民众愁苦到如此，有什么可乐。也常常有诏书说从优抚恤，无非是一纸空文！想来皇帝住在深宫里，不知道这些实情。赵光奇代表千百万民众作出正义的斥责，唐德宗是无话可答的，只好免赵光奇家的赋役，算是答了话。他兔一家的赋役，再不问别的事情，因为根本不想改正弊病。这正好说明官吏所有罪行，来源就在这个住在深宫的人。

　　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剥削阶级用来统治民众的方法，不外乎暴力镇压与无耻欺骗两种。这两种相辅而行，但在平时总是用欺骗法，当一个朝代没落的时候，欺骗法使用得更为显著。陆贽说，“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又说：加税时“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何”。宣布以任法论的是朝廷，无耻欺骗的也是朝廷，陆赞说得很明白。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比不上陆贽。白居易在《重赋》篇里说，“国家定两税，本怠在爱人（民），厥初防其淫（加税），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在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夺我身上暖，买尔（贪吏）眼前恩，进入琼林库（皇帝宫内私库），岁久化为尘”，诗里把皇帝说成爱民，重赋全是贪吏所为，不管白居易主观上是否有意欺骗，这总是欺骗法的又一种形式。民众受了诸如此类欺骗法的影响，对皇帝存有幻想，不能较快地识破统治者的骗局，起义常因此受到阻碍。

　　均田法已废除，按一顷田纳税改为按亩纳税，应该说是合理的；征收实物改为折价收钱，也未必不可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实在是自然的趋势。陆贽、白居易等人指出两税法量出制入、巧取豪夺等种种弊害，确是同情民众的正论，但主张恢复租庸调法不免是一种迂论。他们真意所在，是要求朝廷量入为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针对着当时腐朽政治，迂论也还算有些意义。不过，迂论终究是无用的，两税法终究是不可废的，唐穆宗时元稹在同州均田，应是较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元稹《同州奏均田》篇说，同州所属七县，自贞元四年（七八八年）定税额，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间民户逃移，田地荒废；又近河诸县，每年河路吞侵；沙苑附近耕地，多被填掩，田地逐年减少，百姓税额已定，都按虚额征收。还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纳税不过二三。氏众负担过重，相率逃亡，州县收税着实困难。元稹说了这些情况以后，再说他均田取得的效果。他令百姓自报旧有和现有的亩数，百姓知道他有意均平赋税，所报大体真实。元稹依据所报田亩数，除去逃户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定出现存顷亩，然后取两税原额地数，通计七县田地肥瘠，贫富户一例按亩数和田地等级抽税。元稹说，从此贫富强弱，一切均平，租税可免逋（逃）欠。元稹所说均田，是均田赋，与唐前期的均田制名同实异。按田亩实数和田地好坏均摊两税原额，朝廷收入照旧，纳税人负担算是比较均平些，这就成为元稹的著名政绩。

　　豪富纳税十之二三，其余税额全部压在贫弱户身上，同州如此，自然别州也是如此。《新唐书·食货志》说，唐文宗时，豪富侵吞产业，并不转户，州县官也不去查问，原主已失地，但仍负担赋税，至于给豪富当奴、客，服劳役受刑罚比州县还凶恶。这种情形，唐文宗时如此，在以前和以后也是如此。民众在残酷剥削下，只能拾橡实维持生命或在豪富家当奴、客。这里引皮日体所作《橡媪叹》，可以看出农民生活的普遍现象，不言而喻，奴、客更是过着非人的生活。诗里说“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借）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还没有沦为奴、客的农民境遇，农民起义的完全正义性，也就一望而知了。

五 盐茶等税

　　刘晏是唐朝著名的理财家，七五六年，正是安禄山作乱的时候，唐朝财政非常困乏，唐肃宗任第五琦为度支使。第五琦作榷盐法，凡产盐地方，都设盐院，亭户（制盐户）生产出来的盐，统归官卖，严禁私盐，从此盐税成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刘晏从七六○年起，被任为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来又兼转运、常平等使。铸钱、盐铁、转运、常平都是敛钱的手段，不过，得钱最多的还是盐税，刘晏理财主要就是增加盐税收入。第五琦创行榷盐法，每年得钱六十万缗，刘晏改进税法，到大历末年，他所管各使事的总收入，一年多至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占大部分，比初创行时增十倍以上。刘晏理财不同于其他聚敛者。聚敛者只顾要钱，不管民众死活；刘晏却兼顾民众，让民众也得些利益，在民众还能容忍的限度内，谋取大利，这是刘晏理财的特色。他在诸道置巡院，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形，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召募能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刘晏掌握全国市场动态，在丰收地区用较高价钱籴入谷物，在歉收地区用较低价钱祟出，或用谷物换进杂货供官用，有多余再运到丰收地区去出卖。这样调剂的结果，物价大体上可兔太贵太贱的危害，社会得以比较安稳，税收也就比较有着落。转运使的首要职务是运江淮米粮到关中，刘晏任职时，每年运米入关，有时多至百余万斛，通过砥柱，全部运到。他不仅在运输方法上能保证安全，更重要的是调剂物价，使入关米粮保证有来源，看来，贵籴贱粜，似乎对官府无利，实际是得了大利。刘晏改革榷盐法，尤其是大利所在。原来规定某些州用河东池盐，某些州用海盐，刘晏在产盐地设盐官，收亭户制成的盐转卖给商人，任令贩卖，各州县不再设盐官。海盐产量大，价比池盐低，运销地面极广，因之海盐和潜米以及茶叶集中地的扬州，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城市。起初江淮盐税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后来增至六百余万缗，河东盐税每年只有八十万缗。扬州城市的繁盛，与刘晏兴盐利及运漕米是有关系的。

　　七八○年，唐德宗信杨炎的谗言，杀刘晏。此后理财的官员多是刘晏的旧吏，但没有人能比得上刘晏。

　　茶作饮料，唐时自江南传到北方，逐渐盛行。据封演（唐德宗时人）《封氏闻见记》说，开元时，泰山有僧大兴掸教。学禅首先要夜里不睡眠，因此禅徒都煮茶驱睡。后来俗人也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出卖，行人付钱即可得饮，极为方便。茶叶从江淮运来，名色甚多，堆积如山。僧徒生活是最闲适的，斗茶品条，各显新奇，因之在寺院生长的陆羽，能依据闻见，著《茶经》一书。《茶经》一出，更推动全国人饮茶。唐穆宗时李玨（音爵jué）上书说，人都要饮茶，税太重，茶价自然增加，贫弱人更感困难。足见唐德宗以后，茶是朝廷重要的利薮。七九三年，唐德宗开始税茶，凡产茶州县，都设官抽税，十分税一，本年就得税钱四十万缗。此后，茶税渐增，庸文宗时，特置榷茶使。《新唐书·食货志》说，开成年间（唐文宗年号），朝廷收入矿冶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抵不上一县的茶税。茶商经过的州县，官要抽重税。官给茶商特设旅店，收住宿税，称为损地钱，甚至扣留舟车，勒索税钱。茶成为仅次于盐的大宗商品。《食货志》所说矿冶税抵不上一县的茶税，可能是指产茶的县，也可能是指销茶量大的县，不论是指那一种县，茶税无疑是重要的税收。

六 户口

　　劳动人民是立国的根本。户口殷繁，自然人力充足，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和灿烂的文化。远在公元二年（汉平帝元始二年），据西汉最后一次的户口记录，中国人口已达到六千万。这个人口数，看来似乎不算小，但对当时的疆域说来，除了中原地区人口稠密，其余地区人口却是稀疏的。《汉书·地理志》说，垦田仅占可垦田的四分之一。事实也确是这样，广大的长江流域还远没有开发，更不用说岭南地区。自东汉末一直到隋末，由于战争破坏，人口遭受可骇的损失。统治阶级大量杀人的罪恶行为，就在他们的史书里，也无法掩饰。两汉统一后得到进展的封建社会，因此基本上停滞了四百年。唐社会保持一百几十年的安宁，人口才大体相当于汉的数字，接着又是唐中期到五代二百余年的战乱，黄河流域人口遭受惨重的损失，北方社会进展又基本上停滞了。

　　唐朝三个时期，户口数的升降，都是与当时政治上的情况密切相关的。下面所举户口数，可以表示升降的趋向（数字不可拘泥）。户口下降，固然由于战乱和暴政，但流散终究多于死亡，自唐中朗起，户口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原因之一是未沦为奴、客的流散户有时重新立户籍，有时逃走又成为流散户。

唐初期的户口

　　唐制：民自黄至老，都得编入户籍，户籍三年造一次。因为急需补充人口，《武德令》里规定：“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这种优厚待遇，自然会增加内附的人数。唐太宗初年，全国不满三百万户，到六五○年（唐高宗永徽元年），户部奏报全国有户三百八十万。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余年间，增加约一百万户，显然是在贞观政治影响下，大量流散户恢复户籍，并且吸收了边境外的非汉族人。此后，唐户口依靠人口繁衍、流散户复业、边境外居民内附等来源，一直在上升。七○五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有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余。这是武则天结束执政的一年，户口增长的速度，大体上与贞观年间相同。七二六年（唐玄宗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这是字文融两次检括逃亡户以后的数字，其中不免有浮报，但速度仍不变，即二三十年间增加约一百万户。七三二年（开元二十年），有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七四○年（开元二十八年），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七二六年至七三二年，仅仅六年间，增加到八十万户。七三二年至七四○年，仅仅八年间，增加到五十五万户，当时唐玄宗正在准备“大攘四夷”，谋兴边功，吸收大量边境外居民入境，作为主要兵源，十四五年户激增一百三十余万，其中很大一部分当是从边外迁来。此后藩镇叛乱，长期割据，自成风气，河北三镇被看作化外，三镇兵将多是非汉族人，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七四○年的户口数，是唐前期户口的最高记录。唐制，户分九等，丁多的普通民户，等级较高。法律禁止兄弟在父母生存时别籍异居。七四二年，唐玄宗令州县查勘，一家有十丁以上，放免两丁徭役，五丁以上放免一丁。朝廷宁愿放免丁役，不许无故析户分居。即使父母命子出继别户，新析户仍须与本户同等级，不得下降。供应谣役，与本户共计了数，不得借口析居减免。朝廷重视丁多的民户，是因为这一类户能供给徭役和庸绢。假如一户有十丁，朝廷按户抽两丁服徭役，还有八丁出庸绢共十二匹。假如十丁分为五户，按户抽一丁服役，剩下五丁只能出庸绢七匹又二丈，再加因故减免，朝廷所得更少。唐制：封君所食真户，每户一定要有三丁以上。唐中宗时，太平、安乐两公主有势力，所食户都选择多丁的高户，足见不满三丁的小户，不能满足剥削者需求。朝廷所以重视多丁户的原因，也就很明白。

　　户分课户、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户称为不课户，不课户有多种：（一）贵族和外戚的亲属；（二）九品以上的职事官和勋官；（三）各级学校的学生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户籍的人都免课役；（四）老（六十岁以上）、残废、重病人、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当是指流外九品），本人免课役，称为不课口；（五）有勋的百姓（从军有功，但非勋官）免课役；（六）新附户暂免课役，如春季来附，免役，夏季来附，免课，秋季来附，课役都免。以上各种免课役的人，在唐前期，大概为数不多，因之户口数中没有指明不课的户口数。

　　经过一百多年的安宁，开元末年户口数加上逃亡户口，人口总数大体上恢复到东汉末年的水平。

唐中期的户口

　　天宝年间，三年一造户籍的法令不再举行，户口数可能是从租税数推算中得出来的。安史作乱以后，唐德宗行两税法以前，赋税等于公开的抢劫，百姓大批逃亡，户口数更难凭信。行两税法以后，户口又比较有些准则。这三种户口数，用来看当时政治与户口升降的关系，还是可以作据的。

　　（1）七四二年（天宝元年）——天下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

　　（2）七五四年（天宝十三载）——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这是唐朝户口的最高记录，但在数字上还不及西汉末年的户口记录。

　　（3）七五五年（天宝十四载）——天下户总数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其中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零一，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人口总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其中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通典》说这是“唐之极盛”，《通鉴》、《通考》都以七五四年户口为唐之极盛，三书所记户口数，疑同出于一个原材料。《通鉴》户数为九百零六万，《通考》为九百六十一万，《通典》为八百九十一万，九百与八百，六万与六十一万，六十一万与九十一万，必有传写的误字。按《通典》说，西汉未年户有一千二百二十万，唐比西汉少三百余万。按《通考》所记唐户数比西汉只少二百五十余万，显然有误。《通典入《通鉴》所记唐户数都比西汉少三百余万，但《通典》、《通考》两书都作几十几万，《通鉴》独作几万，应以几十几万为是；《通考》九百六十一万不合少三百余万的说法，因之，七五四年或六五五年的户数当以《通典》八百九十一万有余为是。杜佑献《通典》在八○一年，上距天宝不过四五十年，《通典》所记一般说来应该较为可信。至于《通典》户总数与课户不课户的合计，口总数与课口不课口的合计，都小有出入，自然也是传写有误。《通典》所记不课户比课户少，不课口与课口相比，竟多至五比一，实难通解，只好存疑。杜佑估计，连同逃亡户，天宝户实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照杜佑的估计，逃亡户约有四五百万户，所谓逃亡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被贵族、官吏、地主、商贾、寺观所奴役的各种私属，其中庄客尤占绝对多数，唐朝这些统治阶级中人，无不生活优裕，尽量享乐，就是因为他们占有大量被奴役的逃亡户。

　　（4）七六○年（唐肃宗乾元三年），《通典》说，本年有户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内不课户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西八十二；有口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内不课口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通典》又说，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余。损户加现存户只有七百九十一万，疑现存户应是二百九十三万，但不课户、课户的合计数，只有一百九十三万（不课户一百余万可能是二百余万之误）。不课户、不课口与课户、课口的比例，也同样不可解。书籍上数字大抵错乱难凭，乾元户口数只能表示安、史乱后，户口骤减，唐朝廷的地位非常危急。

　　（5）七六四年（唐代宗广德二年），有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广德户数比乾元户数多一百万，余数大体相同，广德口数与乾元口数也大体相同，疑依据同一原材料，《通典》记在七六○年，《通鉴入《通考》记在七六四年。

　　（6）七八○年（唐德宗建中元年）《通考》说，天下两税户凡三百八十万五千零七十六。《通典》说，主户一百八十余万，客户一百三十余万，共得三百一十余万。《通考》所记两税户本于《新唐书·食货志》，与《通典》不符，《通典》当较为近似。

　　（7）八○七年（唐宪宗元和二年），有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通考》所记户数）。本年，李吉甫献所著《元和国计簿》。据《国计簿》所记，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方镇中凤翔、鄜坊、邠宁、振武、径原、银夏、灵盐、河东（以上是朝廷所属边境八镇），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以上是藩镇割据的七镇）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报户口、不纳赋税。其余许多方镇也留用本境赋税，还要朝廷发给养兵费。朝廷每年收入，主要来自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国计簿》指出，朝廷每年收两税、榷酒、斛斗、盐利、茶利等税共得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缗）、石，比天宝赋税短少并不太多，纳税民户却比天宝少三分之二以上。唐肃宗以来，江、淮民众负担奇重，统治者依然骄奢淫佚，有恃无恐，《国计簿》正好给这种现象作了具体的说明。

　　重税下民众被迫逃亡，有些确是逃亡到别州，有些就在本地隐藏，官吏从而大获私利。唐宪宗时吕温作衡州刺史，奏称本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去贫穷、死绝、老幼、单独等户，堪差科户有八千二百五十七。吕温到任后，查出官吏隐藏（私自收税的）不纳税户一万六千七百。吕温说“与其潜资（私利）于奸吏，岂苦均助于疲人”（与差科户同负担）。朝廷并不因此惩罚收私税的官吏，足见朝廷对地方官的控制力已经是十分衰弱。纳私税户多于纳官税户，以此为例，杜佑曾估计天宝年间户口，逃亡户至少有三分之一，应该说，不是缺乏根据的。

　　战乱和重税，使得民众逃亡，户口大耗损。但在朝廷、官吏、庄主等剥削者方面，收入并不感到困难，因为只要民众还生存着，他们就有利可取，不逃亡户被剥削，逃亡户也同样被剥削。

唐后期的户口

　　（1）唐穆宗长庆年间，《通考》说，有户三百九十四万四千五百九十五。《新唐书·食货志》作三百三十五万。《通考》说，唐敬宗宝历年间，有户三百九十六万八千九百八十二。河南河北三十余州，一向割据，不纳贡赋。唐宪宗连年用兵，取得暂时的统一，三十余州奉朝廷制度，申报户口。可是，八二二年（长庆二年），河北三镇又告割据，朝廷新增州县并不多。长庆、宝历户口激增的原因，似与唐暂时统一关系不大。八一一年，唐宪宗在制书里责备州刺史说，自定两税以来，以户口增损为考核地方官成绩的一个标准，因此，地方官用析户的方法作出虚数，又招引逃亡户入境，作为新附户，“至于税额，一无所加”，反而使人心动摇，土著愈少。唐宪宗说税额没有增加，是贪得无厌的谬见，地方官申报虚数，却是实在情形。唐后期几个户数，其中一部分应是虚数。

　　（2）八三九年。唐文宗开成四年），有户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3）唐武宗会昌初年，有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未年，有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开成四年到会昌初年，不过两三年，为什么户数骤减。会昌初年到未年，不过四五年，为什么户数骤增。八五三年（唐宣宗大中七年），上距会昌六年不过七年，为什么全年税收只有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其中租税五百五十万余缗，榷酤（茶酒）八十二万余缗，盐利二百七十八万余缗，比元和初年税收，还不到三分之一，户数却比元和初年多一倍。这都说明唐后期的户数，是地方官任便增减的虚数，真实户数是在减少，也就是朝廷纳税户大量被官吏、庄主、商贾等人夺去。自唐懿宗时起，诸方镇连户口的虚数也不报了，唐朝廷成为架空的朝廷。

　　唐前期行均田制，农民一般都得到土地，当时赋税较轻，政治较好，因之，田野开辟，户口渐增，社会经济呈现繁荣的景象，国家声威通到遥远的四方。这种富强程度，对过去所有朝代来说，是空前的，但对中国具备着的富强条件来说，唐前期的成就还是很有限的。以州县等级为例，上州不过四万户以上，中州不过二万户以上，下州不满二万户；县是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为下县。可见上州、上县的标准并不高。照杜佑所说，天宝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一户以五口计，全国不过六七千万人，与土地相比，州县一般是地旷人稀，大有开发的余地。可是，剥削阶级贪欲的增长，比民众发展生产的速度高得太多，兼并愈来愈剧烈，赋税也愈来愈繁重，为争夺剥削权又发动战乱，战乱更加重了民众的痛苦。民众在残暴统治下，逃亡现象愈趋严重，生产力逐渐萎缩，到后来竞至无法再生产，最后爆发大起义，惩罚剥削者。唐中期和后期，剥削阶级就是这样厉行兼并、重税、战乱三件事，使得唐前期的繁荣社会遭受大破坏。

第五节 唐朝经济（下）

　　唐前期行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农民与工商业者关系较少，统治阶级的搜括也还不是过度残酷，工商业因而受到一些限制，发达是较缓慢的。随着土地兼并的盛行，整个统治阶级的骄侈浪费，再加以战乱频繁，南北物资更需要流通，自唐中期起，工商业开始活跃起来。行两税法以后，纳税按钱计算，官与商操纵物价，刻剥民众，取得大量财物，工商业得到空前的兴盛。官商搜括获厚利，另方面，自然就是民众被搜括得无以为生。不过，商业的发达，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间，经济上的联系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这对社会的发展也还是有些积极作用的。

一 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有官营、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供宫中或朝廷使用，私营手工业生产商品，供商贾贩卖致富，但商贾借以致富的商品，主要还是广大农民农妇生产出来的谷物和布帛。

官营手工业

　　宫中、朝廷的用具以至军需、营造，凡属于百工的事业，都设有专官掌管。少府监、将作监是各工官的长官。下面略举两监及所属各工官的职掌，可以推知官营手工业的规模。

　　少府监（尚方监）——总的职掌是管理百工技巧的政务。除了率领五署等属官，本监还掌管（1）供给天子和后妃常规的器物、服饰以及祭把用的玉器、朝会用的仪仗。（2）训练工匠。训练期各工不同，精细刻镂工四年，车舆、乐器工三年，刀矟（音朔shuò）工二年，矢镞、竹漆等工一年，冠冕等工九月。教者传授家传技艺，每季由官考试一次，年终大考一次。工匠制造器物，成品上都署本人姓名。

　　中尚署——掌制造天子后妃所用艺术品和美丽服筛。附设有金银作坊院。

　　左尚署——掌制造天子后妃以至王公命妇的车辇，兼领刻镂、蜡烛等作坊。

　　右尚署——掌马辔加工以及制造刀剑、斧舄、甲胄、纸笔、茵席、履舄（音戏xì，木底鞋）等御用器物，兼领皮毛作坊。

　　织染署——掌织造天子太子及群臣的冠冕、组绶及织染锦、罗、纱、縠、绸、��、绢、布。特织品有瑞锦、宫绫，织成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形状，文彩奇丽，织法是唐初贵族窦师伦所创。这些特制品，设专官监视，不许流传到外面，一年中用费和织成的匹数，都得奏明。每当掖庭织锦，特给酒羊，七月七日（夏历）祭杼乞巧。唐代宗时，下诏说，在外所织造的大张锦、独软锦、瑞锦等并宜禁断；义绫锦花文织成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及羌样文字（梵字）等也应禁断。照诏书所说，瑞锦宫绫的织法也流传在外面，并且花样繁多，技巧不比内作差。织染署所领作坊有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一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杨贵妃得宠，专为贵妃院作工的织工绣工多至七百人，其中自然有很多织锦巧儿。

　　掌冶署——掌熔铸金、银、铜、铁，造成器物，兼领涂饰琉璃、玉等作坊。

　　将作监——总的职掌是管理土木工匠的政务。类似建筑工程师的高级匠人称为长上匠，州出钱雇用，因而也称为明资匠，名额有二百六十人。柳宗元作《梓人传》，说“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值太半”，就是这种长上匠。将作监率领下的各官有：

　　左校署——掌木工。宫室有定制，凡官修的宫室，都归左校署承办。

　　右校署——掌土工。杨贵妃的二姊虢国夫人，造新第宅，中堂造成后，召工圬墁，工价二百万（二千缗）。工匠要求特赏自己的技艺，虢国夫人赏红罗五百段。工匠一看也不看，说，请取蚂蚁蜥蜴若干，放在堂中，过些时查点，如果短少一个，连工价也不敢要。大建筑物不许有蚂蚁容身的微隙，自然是很高的技艺。

　　中校署——掌舟车工。

　　甄官署——掌石工陶工。雕刻石人、石兽并制造碑柱、硙及瓶缶，又制造各种明器。

　　军器监——掌制造弩与甲，有弩坊、甲坊。

　　据《唐六典》说，少府监有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有匠一万五千人。两监挑选有技能的工匠，在原住州县专立户籍，按番到两监服役，称为短番匠。也有在家为官府作工，不必上番的工匠。王建《织锦曲》说：“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官里怪”。按限日缴纳织物，大概是对待女匠的一种办法。如工程不多，工匠无须上番，或两监和雇其他工匠，都得由工匠户出钱交给两监。技艺最高的工匠称为巧手，选入两监所属各署供职称为供内，被选后不得纳钱推辞。供内工匠有缺额，先补巧手的子弟。和雇的铸匠中，如有巧手，可补为正工。两监工匠从全国工匠中选拔出来，尤其是供内的工匠，选拔得更精。皇帝和大贵族需要的工艺品，两监能够全部供给。两监是手工业的精华所在，虽然对民众生活毫无益处，但制成的物品，足以代表当时手工业技巧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

　　少府监最重要的业务是织纴，将作监最重要的业务是建筑，下面举一些例，说明当时技艺上的成就。

　　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的毛裙两条，料用百鸟毛，正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自昼看是一色，灯影下看又是一色，百鸟形状，都显现在裙上。每条值钱一千缗。又令尚方取百兽毛织成鞯（音煎jiān，鞍垫）面，呈百兽形状。自安乐公主作毛裙，贵官家里妇女多使织工仿制，南方奇禽异兽被猎获，几乎绝了种。

　　武则天在洛阳用铜、铁铸天枢，高一百零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有铁山，周一百七十尺。用铜制蟠龙、麒麟萦绕铁山。天枢上置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匠毛婆罗造模。又铸九州鼎，豫州鼎高一丈八尺，余州鼎各高一丈四尺。鼎上图画山川物产，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又铸十二时神（子鼠、丑牛等十二支）各高一丈。

　　武则天在洛阳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明堂凡三层，上层作圆盖形，用九龙捧圆盖。顶上置一涂金的铁凤，高一丈。堂中有十围的大木，上通顶，作为明堂的总往，各种结构都依大木为根本，又在明堂北造天堂，高五级，到第三级，便可俯视明堂。上列三例，说明织纴、冶铸、建筑在技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少府监属官有铸钱监，分散在产铜地区，是一种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六二一年（唐高祖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合宜。隋文帝时铸五铢钱，实重五铢，与汉五铢钱重量相同，形状也相似，顾炎武《日知录》说，“今之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隋五铢钱一千重五千铢，二十四铢为两，五千铢得十三斤又三分之一两。隋一斤等于古三斤，古十三斤有余等于隋四斤五两，每一五铢钱重六分九厘余。唐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累（十累为一铢）。这里所说一铢、一累，等余古三铢、三累，二铢四累等于古七铢二累，比汉、隋五铢钱加重二铢二累。开元通宝钱一千重六斤四两。每钱一枚重一钱。自唐高祖创制一枚重一钱的开元通宝钱，下至清朝，基本上相沿不变，与五株钱成为前后两个不同的系统。全

唐开元通宝钱

　　国铸钱炉最多时（天宝）有九十九处，每炉每年铸开元通宝钱三千三百缗，全国每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唐肃宗铸乾元重宝钱（一缗重十斤），以一当开元通宝钱十。又铸一种乾元重宝钱（一缗重十二斤），以一当开元通宝钱五十。钱法紊乱，物价腾踊，米一斗价至钱七千，贫民大批饿死。唐代宗时两种乾元钱罢废，专用开元通宝钱，一直到唐亡。铸钱要有技艺，官出重价募工匠。天宝年间每一炉用工匠和丁役共三十人，用原料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工本值七百五十文，足见铸钱赢利是朝廷很大的一宗收入。

私营手工业

　　唐朝私营手工业，比以前朝代都有显著的发展，南方手工业特别显出它的重要地位，南北技艺交流，推动整个手工业前进。

　　七四三年（天宝二年），韦坚引浐水到望春楼下，积成广运潭。唐玄宗登楼看新潭。韦坚聚江、淮漕船数百艘，使一个官员坐第一船作号头，口唱《得宝歌》，船上有盛妆美女一百人和歌，鼓笛及外国音乐齐奏，来到望春楼下，后面漕船各写郡名，依次衔尾前进。船上满载本郡特产，如广陵郡（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船载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江苏镇江市）船载京口绫衫段，晋陵郡（江苏常州市）船载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浙江绍兴市）船载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广东广州市）船载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江西南昌市）船载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安徽宣城县）船载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船载蕉葛、蚏（音南nán）蛇胆、翡翠。吴郡（江苏苏州市）船载方丈绫。漕船来自数十郡，驾船人都南方装束，戴大笠子，着宽袖衫、草鞋。漕船排列在楼下，京城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船桅，看如林的桅竿看呆了。韦坚奏上诸郡轻货，府县乐队和教坊（宫中乐队）相次奏乐，唐玄宗大喜。这是一次盛大动人的南方手工业品和特产的水上展览会。这里只记载几个郡的手工业品似特产，想见其余各郡，产品种类也不少。例如纸，据《唐六典》所载，有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杭、婺（治金华，浙江金华）、衢（治信安，浙江衢县）、越等州的上细黄白状纸，均州（治武当，湖北均县北）的大模纸，宣、衢等州的案纸，蒲州的细薄白纸。韦坚献轻货，只宣城郡（宣州）有纸，《唐六典》则有许多州产名纸。以此为例，说明全国各州都有好产品，南方诸州产品更多。七三七年，唐玄宗令各州租税改用土物送京城；七四八年，又令各州租税变为轻货送京城，土物即轻货，足见朝廷对轻货有很大的需要。李肇《国史补》说，天下通用的物品，多得不可计数，如丝布作衣，麻布作囊，毡作盖，革作带，内邱（河北内丘县）白瓷瓯，端溪（广东德庆县）紫石砚，天下人都通用。

　　（1）织纴业

　　织纴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唐六典》记载全国各地织物的质量，大抵北方诸州长于织绢，南方诸州织布较多，看下页所列表，可知大概。

　　《国史补》说，越州（会稽郡）人向来不擅长丝织，薛兼训为浙江东道节度使，募军中未曾娶妻的人，多给财物，到北方娶织妇回来，每年得数百人。从此越俗变化，竞添花样，绫纱精妙，在南方有名。这是交流技艺的一个可喜事例。南北互相效法，是唐朝手工业技艺提高的重要原因，南北互相需要和对外贸易的扩大，是店朝手工业发达的重要原因。

　　劳动妇女无不从事织纴，绢和布与农夫所生产的

　　唐 代 各 州 纺 织品 等 级 表

　　米同为社会的基本财富，固然，很大一部分绢布被统治阶级搜括去耗费了，但还有一部分，唐朝用来对邻国进行赠送或贸易，发生政治上商业上的重要关系。中国在唐朝时期呈现的盛大景象，织妇与农夫作出的贡献是相等的。

　　在一般技艺的基础上，还有一些特技，显示民间卓异的创造力。敦煌千佛洞发见唐朝薄绢，并绣有精细的佛画。据记述这种实物的人说，千佛洞所有的绢幡，都是用一种几乎透明的薄绢，挂在穹门或到佛堂去的过道上，不阻碍光线。幡两面都有绘画，风中尽管摇摆，人们总可以看见绘画。美丽的挂幅是用丝线彩绣的，人物如生，绣工甚精。唐时织红和刺绣的技艺，既有实物作证，因之，下列文字记载的诸例，也应该可信。

　　缭绫——白居易《缭绫篇》说，“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这是用青白两色丝织成的花绫，丝细质轻，费功极大，宫中用作春天的舞衣，“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随便浪费了。统治阶级中人只求快心悦目，民众的痛苦根本不在意中，缭绫作舞衣，对他们说来，不过是最小的一种浪费。

　　八梭绫——邺中李母村人织绫，必三交五结，号八梭绫，一匹值米五筐。三交五结，是说一种特殊的织法，费功自然很大。

　　轻容——无花薄纱，是最轻的一种纱。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亳州出轻纱，入手似无重量，裁作衣服，看去象披轻雾。一州只有两家能织，世世相互通婚，防秘法传入别人家，说是从唐朝传来已有三百余年。亳州纱可能就是轻容的一种。

　　轻绢——一匹正够四丈，称起来只有半两。《太平广记》记载此物，小说容有夸张处，极轻当是事实。

　　红线毯——白居易《红线毯篇》说，“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采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太原毯涩桑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据诗人说，织造这种广十丈余的大地毯，要用丝一万多两。同情民众的白居易，禁不住慨叹“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桂管（广西桂林）布——布质粗涩，厚重可以御寒，可能是木棉布。唐文宗时，夏侯孜着桂管布入朝，唐文宗也着桂管布，满朝官员都仿效，布价骤贵。

　　唐朝织纴业的发达，也可以从下列的一些事例看出来，琼山郡（广东琼山县）太守韦公干，有女奴四百人，其中一部分是织花缀文纱的女奴。定州大富豪何明远，在驿站旁开设旅店，专住外国商人，家有绫机五百张。这种规模甚大的织造，显然与对外贸易有关。由于织红普遍发达，原料的生产也随着发达。唐高祖时，梁州野蚕成茧，百姓采用野蚕茧。唐太宗时，滁（安徽滁县）、楚、濠（安徽风阳）、庐等州都采用野蚕茧。唐玄宗时，益州献三熟蚕。唐代宗时，太原民韩景晖养冬蚕成茧。野蚕被利用，又是织经业的一个进步。

　　（2）染色业

　　染色业中新技术，有柳氏女所创印花法。《唐语林》说，唐玄宗时，有柳氏女，性巧慧，使工缕板为杂花，印在织物上。柳氏女献一匹给王皇后。唐玄宗看到，很喜欢这种新制，令官中依样仿造。当时秘惜印花法，不许外传。后来逐渐流行，成为极普通的衣料。

　　（3）坑冶业

　　唐制：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矿税。《新唐书·食货志》概举坑冶数：“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六）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从文字看，似一百数十处坑冶，都在陕、宣等六州，事实上，他州不能不有坑冶，疑这是唐初收税的矿，不曾收税的矿不在此数中。此后矿数常有增减，大抵以收税与否为准。六三六年，权万纪上书说，宣、饶二州银矿丰足，派官开采，每岁可得数百万缗。唐太宗革权万纪官，使还家。足见官是不采矿的。唐高宗时，废陕州铜冶四十八。这里所谓废，当是采矿的业主因矿竭报废，官不再收税。七二七年，初次收伊阳县（属河南府）五重山银、锡矿税。这也是私人采矿官府收税的一个说明。七七九年，唐德宗下诏说，邕州金坑，任人开采，官不得占。唐德宗时，规定天下坑冶统归盐铁使收税。从此，在征收矿税上，朝廷与地方官发生了矛盾。唐文宗大和年间，盐铁使王涯奏称，今充郓、淄青、曹濮等三道私自占采坑冶，出产铜铁甚多。王涯要求朝廷勒令三道长官还给盐铁使，以便照例收税。王涯又免采炼民户的其他差役，实际就是立坑冶户，朝廷直接占坑冶。开成年间，朝廷退还诸坑冶给州县，朝廷收得的矿税，总数不过七万余缗，比不上一个县的茶税。这是因为朝廷有甘露之变，宦官对地方官让步，换取对宦官势力的承认。唐宣宗时，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请收回坑冶收税权，当时朝廷还有些威望，算是收回了一部分。唐宣宗以后，朝廷大概连七万余缗也收不到。

　　《新唐书·食货志》载有两个采得的矿物数字。唐宪宗元和初年，每年采得银一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零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唐宣宗时，每年采得银一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一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这种数字未必真实，实际产量可能还要多一些。

　　唐朝采矿业规模不大，因为缺铜，豪富人家销毁开元通宝钱，取铜铸恶钱并制铜器（包括铸造佛像），唐德宗时市价，销钱一缗，得铜六斤，每斤值钱六百文，厚利所在，重刑不能禁，流通的钱愈益稀少，农民很难得到现钱。八○四年，唐德宗令市上交易，可用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并行。八二一年，唐穆宗令两税改收布、丝等实物，惟盐、酒税用钱。所谓两税改收实物，只是允许纳税人免缴现钱，用实物折合税钱，并非废除两税收钱的定制。唐文宗时，又宣布交易可钱谷井用。这都说明行两税以后，钱重物轻的现象特别严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新唐书。食货志》），官在收税时用物折钱，也大获轻重的利益。只有生产实物的民众，永远处于物轻的地位，被有钱有势的人抑价操纵，肆行敲剥。市上钱少对剥削者反而有利，因之朝廷急于要钱，但不急于铸钱。

　　钱重物轻的原因，一是铸钱太少，二是私家囤积和佛寺用铜造像。唐宪宗曾下诏，禁止积钱，富家积钱过五千贯，处死刑，王公大臣积钱，受重罚，钱没入官。原来京城市上所积钱，很大部分是方镇将帅的钱，一个将帅名下，至少也有五十万缗；一部分是富商的钱，富商与左右神策军有关系，私人钱托名为神策军官钱，得到宦官的保护。京兆尹想执行这个严诏，但根本行不通。唐文宗又禁积钱，允许富家积七千络，余钱送市上流通。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三大都会，也照京师例禁积钱。结果还是行不通。唐武宗时，废灭各宗教，铜像钟磬炉铎全部销毁，州县得到大量的铜，又令各州按开元通宝钱模型自铸州钱，与朝廷铸造的京钱同样通行。要改革钱重物轻的积弊，这是较为有效的措施。可是，唐宣宗即帝位，以否定会昌年间的一切措施为施政方针，销州钱改铸铜沸像，恢复钱重物轻的积弊。官商利用轻重的差别获取厚利，发生官商与民众间的矛盾，民众因贫穷不能满足朝廷收税的要求，发生朝廷与积钱者间的矛盾。唐宪宗、唐文宗禁积钱，唐武宗铸州钱，都是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但都没有成功，钱重物轻的紧张状态，一直继续到唐亡。

　　金银产量远比铜少。除了岭南地方钱与金银丹砂象牙同用作货币，其他地方只是当作一种宝，可在市上买卖。《新唐书·食货志》说，“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这是唐宪宗元和初年的禁令，意思是督促采矿人专心炼铜。但金银既然是宝，统治者首先是皇帝自然也要搜括这种宝。一九五六年西安市发现天宝时银铤四个，各重五十两。银铤上刻呈进的郡名和宫名。郡名是信安、宣城、郎宁和南海。信安郡即衢州，宣城郡即宣州。衢、宣二州在采矿六州数中。郎宁郡即邕州，南海郡即广州。邕、广二州在岭南，本是用金银的地方。往年发现的唐宣宗时端午节迸奉银铤一个，重五十两，进呈官是浙江西道部团练等使兼润州刺史。润州也在采矿六州数中。据这些少数银铤的呈进地看，似乎有土贡的性质，不产银的州不一定要贡金银。八八八年，朱全忠派人带银一万两到魏博镇籴米，用银作货币来使用，值得注意。八九四年，浙东威胜军（治越州）节度使董昌大肆搜括，向朝廷贡献财物，每十天发一纲：金一万两，银五千铤，越绫一万五千匹。董昌曾发若干纲，史无记载，但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银。可以想见，有了相当数量的银，随着交易上的需要，就会出现用银当货币的趋向。

　　（4）造船业

　　建造航海和江河用的船舰，历朝相沿，造船工匠积有丰富的经验。唐太宗想再伐高丽，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刘晏做盐铁转运使，在扬子设十个造船场，造漕运船只。这都说明唐朝造船能力是强的。在一般造船技术外，还有一些新的创造。

　　唐德宗时，荆南节度使李皋造战舰，用人力踏两轮，速度象奔马。

　　刘恂（唐昭宗时人）《岭表录异》说，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缚船板，用橄榄糖涂抹，糖干后船极坚固，船底如涂漆，便于速进。橄榄糖是橄榄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采来与橄榄树皮、叶同煎调和，制成象黑饧的膏，涂海船极坚滑。唐朝航海大船，举世无匹，可能就是刘恂所说的贾人船。

　　（5）制瓷业

　　唐朝制瓷技术，已经进入由陶到瓷的完成阶段。瓷器普遍使用，各地多有制瓷窑，其中还有不少是名窑。陆羽（唐肃宗时人）《茶经》所举越、鼎（陕西径阳县）、婺、岳、寿、洪等州，都是当时著名的制瓷地方。邢州窑（包括《国史补》所说通行天下的内丘窑）与越州窑是唐朝南北诸窑的代表窑，瓷器品位不相上下。陆羽按照瓷色与茶色是否相配来定各窑优劣，说邢瓷白盛茶呈红色，越瓷青盛茶呈绿色，因而断定邢不如越，甚至取消邢窑，不入诸州品内。天宝时，韦坚献南方诸郡特产，豫章郡（洪州）船载名瓷，足见洪州瓷一向著名。陆羽因洪瓷褐盛茶呈黑色，定洪瓷为最次品。瓷器应凭质量定优劣，陆羽以瓷色为主要标准，只能算是饮茶人的一种偏见。

　　中国最优良的瓷器产地江西景德镇市，唐时属饶州新平县，唐玄宗改称新昌县，又改称浮梁县。《浮梁县志》说，唐高祖时，昌南镇（景德镇）民陶玉献瓷器，称为假玉器，昌南镇瓷由此名闻天下。昌南镇有制瓷业（《江西通志》载陈后主曾令昌南镇制陶础，巧而不坚），唐时制法有改进，但未必已能生产名瓷。韦坚所献南方轻货，名瓷独举豫章郡；陆羽比较越、邢两种瓷，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意思是邢瓷不透明，越瓷半透明。如果昌南瓷类玉，而且唐初已名闻天下，陆羽似不会遗忘。昌南制瓷技术提到高度是在北宋时，在唐朝还未入名瓷之列。

　　唐三彩也是名瓷的一种。所谓三彩，就是在无色釉的白地胎上用铅黄、绿、青等色画成花纹，烧制成瓷器，困是唐朝创制，称为唐三彩。

　　（6）磨面业

　　磨坊一般用马牵硙，有水力处，设水磨。不过，普通民众是不能有水磨的。水磨的所有者都是权豪、富僧、大贾等有势力的人。这些人霸占河道，筑高堰阻水，利用水力推动碾硝，妨碍河道两岸农田的灌溉。例如郑白渠（在陕西径阳）本来溉田四万余顷，到唐高宗时因水磨大增，只能溉田一万余顷。唐代宗时，只溉六千二百余顷。足见富贵人的水磨是农民的大害。

　　《旧唐书·高力士传》载高力士在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每天磨麦三百斛。这是筑特别高的堰，使水力大到能并转五轮，农田受害自然更大。不过，单从制造水磨的技术上说，一轴能转动五具磨，却是一个新创制。

　　（7）印刷业

　　唐初已有印刷品。《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说，玄奘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四众（僧、尼、善男子、善女子）。后来逐渐流行，见于记载的也渐多。八三五年，唐文宗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里说，西川淮南等道，都用版印历日，在市上发卖，每岁不待司天台奏准颁下新历，私印历本早已通行天下。佛像和历本都是大数量发行，利用印刷术是很自然的。纥干泉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司空图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说印本逐渐散失，想再雕印版。柳玭《家训·序》说，中和三年（八八三年），在成都市上看书，多是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官五纬一类书，又有字书小学，雕版印纸，模糊不很清楚。依据这些事例，唐朝印刷业在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发展着，印刷技术也自然在继续改进。现存唐朝印本有咸通九年（八六八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全卷长十六尺，高一尺，卷首刻佛像，下面刻经文全部。又近年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一方，约一尺见方，中刻佛像一尊，环绕佛像刊印梵语经文，四边印各种小佛像。这两件仅存的实物，足以证明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为五代北宋的印刷业准备了条件。

　　（8）造纸业

　　造纸是极普通的一种手工业。因原料和制法不同，各地多有特产，如萧诚（唐玄宗时人）善造纸，用山西野麻及虢州（治弘农，河南灵宝县）土谷，五色光滑，称为斑石纹纸。又如薛涛（唐宪宗时人）侨居成都，取百花潭水制深红小彩笺，用来写小诗，时人称为薛涛笺。用纸写字印书以外，还有糊窗的纸，专包茶叶称为茶衫子的纸和作纸钱的纸。《封氏闻见记》说，送葬用纸钱，从魏、晋时开始，现在自王公至于庶民，通行纸饯，葬时焚化。纸的用途极为广泛，足见造纸业的发达。

　　（9）制糖业

　　六四七年，店太宗遣使人到天竺摩揭它国学熬糖法，令扬州送上甘蔗，榨取蔗汁，如法制糖，色味远胜西域糖。《元和郡县图志》载蜀州贡沙糖，青州贡糖，足见制糖法已经流传。《幽燕记异》说，茅草地冬季烧去枝梗，到春季掘取土中洁白的余根，捣汁熬制，得糖味极甘，称为洗心糖。又有糖霜（一名糖冰），制法是唐代宗时人邹和尚所传，原料用甘蔗，遂宁（四川遂宁县）产最有名。

　　上列手工业只是许多种手工业中的一小部分，唐朝手工业生产确是超过以前各朝代。唐朝农业生产不见显著的提高，据各种记载，田有地势高下、土壤肥瘠、年景丰耗的区别，平均计算，一顷田不过得粟一百斛或米五十余斜，这和东汉仲长统所说平均一亩产粟三斛（隋唐一斛等于东汉三斛），北宋范仲淹所说“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上资政晏侍郎书》），产量相等，农业的进展，比不上手工业的进展。凡是精美的手工业产品，总是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统治阶级从农民得到米绢布或钱，转向手工业者取得消费品和奢侈品，因之，手工业的进展与统治阶级从农业方面取得财物的增加是联系着的。隋唐以及后来的封建朝代，尽管每亩产量不比两汉有所提高，但中国南部的继续开发，却使剥削者取得大量的财物，借以满足奢侈品的需要。自隋唐以后，手工业比两汉大进一步而且继续进步着的原因在此。这种情形对唐朝说来，自唐中期起，农民破产流亡，农业一直在下降，手工业却一直在上升，与手工业关系较密的商业也一直在上升。

二 商业

　　商业在交易有无、加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经济联系以及与四邻各国进行贸易等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商人对农民和手工业工匠，剥削的残酷，并不次于以皇帝为首的官吏，官与商各有一套剥削方式，韩愈说官商卖盐事，可以当作一个例。

　　八二二年，有一个官替唐德宗想括钱法，建议官自己卖盐，可以获利一倍。韩愈逐条驳斥，说，乡村居民，很少有现钱，他们买盐，多用杂物交易，盐商什么东西都要，也有人一时没有杂物，先赊贷得盐，日后偿还。这是商人的剥削方式，居民得到一些必需品，仅有的一点杂物却被商人拿走了。韩愈又说，现在，如果吏人坐店铺卖盐，不得现钱，决不敢卖，贫民无钱买盐，官怎能获利一倍？又，贫家吃盐极少，淡食往往十天一月，非不得已不吃盐，如果官吏按户强迫买盐，势必用威刑逼勒民众出钱，这样，到处会发生骚动，对朝廷很不利。这是官府的剥削方式，用威刑要钱，不顾民众的死活。商人是巧取，官府是豪夺，方式不同，目的都是要吸尽民众的膏血。

　　商人用商品获利，官府用威刑获利，剥削的范围，同样广泛。商人所凭借的商品生产者自然是农民和手工业工匠。特别是行两税法以后，农民所有的米和绢布，必须先变钱才能纳税，商人因而有更多的获利机会，商业也就大大发达起来。

　　下面略述唐时商业的一般情况：

（1）市

　　两京市

　　全国最大的市是西京、东京两市，两市中西京市更大。

　　西京皇城南面有一条大街名朱雀街。朱雀街东有五十四坊，属万年县管，西也有五十四坊，属长安县管。每坊广长各三百余步。东市（隋时名都会市）在朱雀街东，西市（隋时名利人市）在街西，各占两坊（两坊大小，恐有误）的地面。东市是四方财物的聚集处，有二百二十个行。贵族和官员住宅多在朱雀街东，因之东市商业尤为繁盛。西市店肆略同东市，居民多是浮寄流离，人口比东市多。

　　东京市称为南市（隋时称丰都市，又称东市，有一百行。又有大同市，其中有一百四十一个邸和六十六个行）。南市占两个坊的地面，有一百二十个行，三千多个肆，四百多个店（《唐律疏议》“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旅舍也称为店，这里所说四百余店，当包括旅舍）。又有北市，本是临德坊，唐高宗对立市。

　　州县市

　　下列诸市，也是较大的市。广州从来就是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到唐朝，广州贸易更盛。李肇《国史补》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师子国（斯里兰卡）舶最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热闹）。”《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西江中有波斯、波罗门、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广州市规模自然远不及两京市，但在州市中与扬州同属第一等。扬州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江、淮盐茶漕米和轻货，先汇集在这里，然后转运到关中和北方各地。扬州有大食、波斯贾人居住，多以买卖珠宝为业，朝廷在广、扬二州特置市舶使，足见扬州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诗人张祜（唐宪宗时人）《纵游淮南》诗，有“十里长街市井连”句，商业大概比广州更繁盛。福建泉州（治晋江，福建泉州市）唐时已成通商口岸。唐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年）《病愈德音》说，南海外国船来到中国，地方官应优礼相待，岭南福建及扬州的外国商人，除舶脚（船税）、收市等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福建与岭南、扬州并列，足见泉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商埠。此外，楚州（治山阳，江苏椎安县）、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荆州（治江陵，湖北江陵县）、明州（治鄞县，浙江宁波市）以及成都、汴州等，都是著名大州市，唐人称扬一益二，就是诸州市中扬州第一，成都第二。各县也有市，如富阳（浙江富阳县）县市在县城西北隅，周围二里五十步。盐官（浙江海宁县）县市在县城西南二百五十步。杜甫《盐亭县》（四川盐亭县）诗：“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县市商业，一般比州市小，山县自然更要小些。

　　草市

　　离州县城较远，在交通便利的地点因商业上需要自然形成的市称为草市。陈谿所作《彭州新置唐昌县》（四川崇庆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可以说明草市的情形。《记》中说，从前商人往来，苦无投宿的地方，因而在建德乡立起一个草市。现在旗亭旅舍，屋屋相连，珍贵的货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备，成为兴盛的商业区。《唐会要》载德州安德县（山东陵县）与齐州临邑县（山东临邑）接壤处有灌口草市一所。大抵草市所在，都是交通要道。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里说，凡江、淮草市，都设在水路两旁，富室大户，多住市上，近十几年来，江南、江北，所有草市全被抢劫，只有三年遭两次劫，没有一个五年得安。唐人诗文和小说中，多说到草市，想见州县市以外，还有为数更多的草市存在。这种草市与当地的大庄主有关系，杜牧所说富室大户，就是兼营商业的大庄主。

　　行市、墟市、亥市、集、庙会

　　某地有大集会，商贾来会地出售货物，称为行市。岭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都是村落间定期交易的小市。在神庙定期举行交易，称为庙会，性质与行市相似。

　　自两京到乡村，都设立大小不等的市，说明唐朝有比较发达的商业。

（2）行

　　同业商店的组织称为行，行有行头。《周礼》地官司市职：“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意思是司市官划分市地成行列，同类的货物陈列在同一行列内称为一肆。一肆立一肆长，贾公彦疏说，“若今（唐时）行头者也”。肆长由司市指派，是服摇役的性质，并非官吏。唐时行头也是服徭役的商人。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中，市确是划分行列，如“伯有死于羊肆”（《左传》襄公三十年），“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次”（《大戴礼记·曾子疾病篇》），“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史记·循吏·孙叔敖传》），“曾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庄子·外物篇》）。这里所说肆、次、次行，都是指市上的行列。《汉书·食货志》“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又“（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班固《西都赋》“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左思《吴都赋》“混品物而同廛”。这里所说列、隧、廛，也都是指市上的行列。自春秋、战国以下，尽管名目不一，市上同业商店开设在同一地点却是定制。隋、唐时肆专指各个店铺，行是若干同业店铺的总称。隋丰都市有一百行，唐西京市有二百二十行，行数增加，显示唐商业比隋更盛。行有行头，又有牙人（也称牙子、牙郎、牙侩）。牙人招揽买卖，协议物价，官府和商人交涉，有时也使牙人出面。

　　诸书所记行名，有金银行（叉称金市）、铁行、太衣行、绢行、织绪锦行、秤行、肉行、鱼行、药行、鞦辔行等。以此为例，二百二十行出售的商品，种类是很多的。唐武宗求长生药，道士献药方，内开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唐武宗使人到药行寻找，所有药店都说没有。一个大官要用白牛头作药，果然在肉行买到。大抵难得的物品，在行里总可以找到，只有象道士开出的那种药方，药行才无法供应。

　　行是商店的组织，自然也是商人的组织。为商人制造物品的工匠，附属于商人，本身并不组织成行。如果工匠自己制造物品，由自己直接出售，那末，他加入本行是因为有商人身分。唐时手工业工人没有行，凡是行都是以商人为主、工匠为从的商业组织。隋、唐以前，行的意义仅仅是同类的货物须在市上同一地点出售，唐朝的行，又有拒绝非本行人任意加入本行的权利，例如织宫锦巧儿李某，要求加入织锦行，行中人借口如今花样与前不同，拒绝李某入行，显然，行有行会的性质，工匠不得行中人同意，便不得入行。

（3）交通

　　交通对政治、经济、文化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唐国内水陆交通畅达，就在许多地方被割据的唐后期，交通仍保持畅达状态，这给商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陆路交通——全国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为四条干线。东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西路自长安至歧州（陕西凤翔县）以至成都（中唐以来改由郿县经汉中入成都），夹路都有店肆待客，酒食丰足，每店备驴供客租用，称为驿驴。南路自长安至荆（湖北江陵县）、襄（湖北襄樊市襄阳城），再南人长沙经广西达交州。北路自长安渡河至太原、山西太原市）出娘子关至范阳（北京市），或沿黄河东进转北，沿现在的京广线至范阳。沿路也都有店肆供商人旅客住宿。远行数千里，无须带兵器。上列诸城市都是西京以外的四方交通枢纽，从这些枢纽再到其他城市，同样安顺。例如出西京安远门，西到凉州（河西节度使驻在地，甘肃武威县）再西到西域诸属国凡一万二千里，沿路有驿，供行人酒肉。

　　以上陆路交通是安、史作乱前情形，安、史作乱后，行路有时会遇到危险，但交通并未阻塞。唐玄宗时，张九龄开凿大庚岭路，唐宪宗时，陆庶开福建陆路四百余里，两条新路的开辟，主要是为商业上的便利，想见其他地方也会有新开辟的商路。

　　水路交通——东南州郡，大都通水路，商运多用船舶。唐宪宗元和初年，宣歙遭旱灾，谷价上涨，有人主张平抑谷价，观察使卢坦说，宣歙地狭谷少，一向依靠外地输入，如果抑价，商船不肯来，粮食将更困难。宣歙地方多山，仍能利用水路通商，江湖附近地方水运的作用自然更大。长江中大船，载重量不超过八九千石。唐中期有俞大娘航船，比一般大船又大得多，船上驾驶工数百人，南到江西，北到淮南，每年来往一次，获利很大。凡是大船都为富商所有，他们以船为家，居拖楼下，奏乐歌舞，使唤婢仆，生活非常安适。至于洪、鄂等地，很多人水居，泛舟谋生，大抵从事商业或运输业。

　　水陆交通以扬州为中心，通济渠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总干线，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所有公家运漕、私行商旅，都依靠通济渠。《元和郡县图志》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唐朝廷收入主要来自江、淮，唐朝人特别感到通济渠的重要性，是很自然的。

　　唐建都关中，漕运有三门砥柱的险阻，从洛阳运米到长安，漕船多在三门峡覆没，一斛能送到八斗，就算是最好的成绩。改走陆路，两斛要运费一千文。民间苦于漕运，有斗钱运斗米的谣谚。唐高宗以后，朝廷经常想开凿砥柱，畅通河道，都未能成功。五代以下，不再有建都关中的朝代，三门为害，漕运不畅，是最重要的原因。

　　水陆驿——兵部属官有驾部，专管驿务，全国有官驿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通典》作一千五百八十六），其中水驿（备有船只）二百六十所，陆驿（备有马驴）一千二百九十六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陆路上一般是三十里设一驿（不在通路上的驿称为馆），每驿有长，管理本驿，招待旅客。官驿馆在全国交通线上普遍设立，对商业有很大的便利。

　　对外海陆交通——唐朝前期国势强盛，威力远被四方，中期以后，仍保持大国声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畅达无阻。《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所录有关海外诸国的记载，为数不少，唐德宗时宰相贾耽著《皇华四达记》十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最为详备。《新唐书·地理志》采贾耽书，叙述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路线凡六条，五条是陆路，两条是海路。陆路：（一）自营州（河北昌黎县）入安东道；（二）自夏州（陕西横山县）通大同云中道；（三）自中受降城人回鹘道；（四）自安西入西域道；（五）自交州通天竺道。海路：（一）自登州（山东蓬莱县）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二）自广州通海夷道。所谓海夷道，就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刺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大食国）。上列七路中，海夷道是商业上最重要的道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中国在两汉时已是航海大国，到唐朝海路走得更远，比两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4）对外贸易

　　《唐律疏议》引《关市令》，说：“锦绫、罗縠、绸绢、绵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西边、北边外诸邻国，向来有侵扰边境的惯习，唐禁止铁出关，显然是防止铸造兵器。其余禁物，衣料是要控制进关货物，目的在换取以马匹为主的各种牲畜，真珠，金、银、牦牛尾，国内稀少，不愿外流。少府监属官有互市监，在边境上掌管外国贸易，可见唐对西北边市，商业与军事兼顾，不许商人任意谋利。

　　从南方海路上来通商的各国，都是远国，不会发生军事行动，因之，禁令稀疏，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专管收税，外国商人，只要不违犯唐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中国商人到外国通商，也很发达。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当时中国船称雄海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外通商的繁盛。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丝织物以外，瓷器也以世界最先进的资格受国际市场的欢迎。埃及开罗南郊福斯他特遗址，发现唐至宋初的瓷片数以万计，叙利亚沙玛拉遗址发现大批唐陶瓷器，其中有三彩陶器、白瓷器、青瓷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也发现唐瓷片。可以设想，瓷器在唐朝已是大宗出口货。婆罗州北部沙捞越地方，发现唐朝人开设的铸铁厂，据当地考古学者的论证，铸铁技术自中国传入，对当时还在铜器时代的社会，起着推动作用。依据这些事例，唐朝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产品和技术，通过商人曾对海外诸国作出了贡献。

（5）大商业和商人

　　唐时商业多至二百余行，每行总有较大的商店。据现有材料看，最大的商业当是放高利贷的柜坊。柜坊又有僦柜、寄附铺、质库、质舍等名称，类似后世的当铺。店德宗借长安富商钱，仅得八十余万缗，搜括僦柜的钱物，借四分之一，得一百多万绪，足见柜坊是大商业。柜坊所藏物品，主要是钱帛、粟麦。钱，一部分是柜坊自备的资金，一部分是别人的存款。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文》里说：自今以后，如有入钱买官，纳银求职，发觉后，钱物没收。柜坊明知事情，代为隐瞒，不来告发，要严加惩罚，因柜坊资金大，有钱人愿意寄存钱财，柜坊又兼似后世的钱店。钱以外的帛、粟、麦，是农民借钱的抵押品。柜坊剥削的主要对象，仍是农民。七三二年，唐玄宗下诏说，近来公私放债，取利息颇多，自今以后，天下放债或收息，私人只许收四分，官本收五分。朝廷规定四、五分，实际收息当高于规定。

　　开设柜坊的人，自然是巨富，还必须与权贵有关系。长安大商小贩多列名神策军籍。求官人通过柜坊等富商向宦官买官职，宦官也通过柜坊等富商成为工商业者的政治代表。

　　次于柜坊的大商业有盐商、茶商及波斯珠宝商。八八○年，侯昌业上书斥责唐僖宗和田令孜，说“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珠珍，浑取柜坊，全城般（搬）运（藏匿财物）”。杨师立《数陈敬瑄十罪檄》里说，“搜罗富户，借彼资财；抑夺盐商，取其金帛”。田令孜又想借京外富户及胡商的货财，盐铁转运使高骈上书阻止，说，“天下‘盗贼’（指黄巢等起义军）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田令孜被阻不敢再夺取。田令孜强夺富商，失去作为政治代表的地位，但唐朝廷与富户胡商的关系，高骈却说得很清楚，即这种入受朝廷保护，与官吏相辅而行，刻剥民众使陷于饥寒的绝境。黄巢在广州为什么杀胡商，理由就在这里。

　　隋场帝时商业已很发达，唐高祖时富商郑凤炽（一作邹凤炽，说是唐高宗时人），家产不可计数，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与权贵往来，势倾朝市，曾对唐高祖夸富说，终南山上每株树挂绢一匹，山树挂满，我家里还有余绢。这种记载未必可信，郑凤炽是隋、唐间巨富，却是事实。唐太宗时，安州（湖北安陆县）人彭通献布五千段供攻辽东军费，赐文散官宣义郎（从七品下）名号。唐高宗时，安州人彭志筠愿献出绢布三万段助军费，赐奉议郎（从六品上）名号。武则天时，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内殿赌博。唐玄宗时，京城富商王元宝，被称为天下至富，也称为王家富窟。这些都是唐前期的巨富，都和朝官甚至皇帝有来往，但除两个姓彭的人，得低级文散官名号，其余都没有官位。自唐中期起，富商依靠宦官得入仕途，正如唐中宗时辛替否《陈时政疏》说“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商人加上官势，更便利于剥削。

（6）官商合流

　　唐制，十族称为清流，作官称为清资官，不许兼营商业，工商算是贱业，不许入仕。随着宦官势力的兴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渐消失；另方面，士流兼营商业，在开元年间开始，此后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渐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剥民众的力量，同时，也加剧了宦官与士流的冲突。下面举出土流兼营商业的事例。

　　《旧唐书》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禁九品以下（当是上字之误）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诏书说，近闻南北街百官等在京城东西两市及近场（市场）处广造店铺出赁，妨害商贾的利益。白今以后，凡出赁店铺，每间每月赁费，不得超过五百文，依法令清资官不许置产，已造的店屋准许出卖。开元末年，朝政已极腐朽，这种诏书，只表示朝廷要清流保持形式上的所谓高尚，并不求有实效。唐肃宗女政和公主，经营商业，获利逾千万。千万当是万缗饯，她在短期内成巨富，自然是凭借贵族势力。其他官员势力较小，获利也会少些。商业与官势相依附，才能获更多的利，是很显然的。唐代宗时，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官不得与商人争利，在扬州所设邸店，一概禁止。原来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托名军用，派人到扬州开设店铺，经营商业，官势再加军势，不仅普通商人受损，就是王公、朝官也不能相敌。唐代宗下令禁止，据《唐会要》说，诸道的店铺“至是乃绝”。朝廷禁令所以生效，因为得到王公、朝官和商人的拥护，但地方长官势力在上升，朝廷只能做到暂时的禁绝。

　　京城大商业多使用地方长官的存款。自唐代宗时起，节度使多从神策军大将出身。大将出加倍的利息，向商人借巨款，送给中尉，到方镇后，尽量搜括，偿还本息，自身还私蓄一大批钱存放在商店。足见唐中期以来，极大部分的钱是在神策军系统的内外各级军官手中。士流也不放松商业利益，唐武宗《赦文》里说听说朝外衣冠（士流），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归根说来，唐朝文武百官，在直接剥削民众以外，还利用商业作为另一种剥削手段。商业特别是高利贷业和奢侈品业的兴盛，正说明民众生活的极端贫穷和合流了的官商贪得无厌。

　　京城有大量的方镇存款，大商业也多是方镇所经营，因此，唐宪宗时，出现一种称为“飞钱”或称为“便换”的汇钱法。商人在京城，送钱到诸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自己轻装出京，在当地凭券取钱，购买货物，运回京城。飞钱法可免带现钱行路，对商业大有便利处。朝廷想取得飞钱的利益，令商人到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官收汇费一百文。没有一个商人肯来三司飞钱，朝廷只好允许免收汇费，结果还是没有人肯来。飞钱是官商合流的产物，朝廷意在收取商人的钱，不准备再付出，自然不会得到商人的信任。

　　汉、魏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朝还保持着，到北宋才废除，这在科举制度里表现得很清楚。士族制度所以不能再继续存在，官商合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唐朝手工业比前朝有很大的进步，商业也比前朝发达。手工业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商业的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但官商合流却使官僚和商贾都增加了剥削的力量，受害最重的自然是农民。自唐中期起，农民破产流亡愈来愈普遍，反之，庄田和商业一直呈现殷富气象，显然，官商的殷富是从农民的穷困中得来的。

第六节 唐朝与四方诸国的各种关系

　　自秦、汉时起，中国基本上是统一富强的大国。境外邻国特别是北方的行国（游牧人的国家称行国），即使强盛一时也都远远不是中国的敌手。在割据分裂时期，如果割据国内部统一，象三国时魏国那样，对境外强敌依然还是有足够的抵抗力。原因很明显，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比四邻任何国家都高得多，并且汉族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民族，只要统治集团不是极端腐朽，不是朋党互斗，就能凭借民众的力量，防御外国的侵入。行国各方面都落后，但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迁徙无常，伺机攻掠，在军事上常处于主动的地位，遇到中国统治集团腐朽和分裂，便乘虚深入，甚至占领土地，建立国家。按照“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的规律，经历一定的时间，征服者往往全部或局部与汉族融合成一体。在融合过程中，由于各族统治阶级的暴虐，又必然发生不同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各族民众因而都遭受到苦难。整个封建时代的中国历史，中国与境外诸国主要是北方行国的关系，大体上就是这样反复地表现着。归根说来，国与国间斗争的胜败，取决于下列三种情形。（一）政治上中国统一，外国也统一，一般是中外相持，小有胜败。（二）中国统一，外国分裂，一般是中国战胜外国。（三）中国分裂（国土分裂和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或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新的统一，外国统一，一般是外国战胜中国。自然，造成胜败的局面，还有许多原因，诸如国势有盛衰，政治有明暗，兵力有强弱，谋略有成败，这些都足以影响中外势力的消长，但政治上统一，却是取胜的根本因素。

　　唐前期，政治上是统一的，对外关系的空前发展，根源就在这里。唐太宗采用魏征“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致力于内政的改善，当时黄河流域人口稀少，国力远不及隋朝，可是，长江流域的财赋，有力地支援了黄河流域，使得黄河流域能够调动一部分人力，来保卫边境的安全。唐太宗对外取得大胜利，唐玄宗时，对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自安、史作乱，中国内部分裂，唐前期取得的胜利，基本上消失了。

　　中国最强大的敌国，一向是北方边境上的行国。这些行国，总是征服西域诸国，阻塞中国与西方交通的道路。行国以游牧掳掠为业，中国富饶，是掳掠的最好对象。因此，行国疆域尽管扩大到遥远的西方，它的最高统治者（单于、可汗），一定要统率本部主力军居住在中国的北境外，借以满足掳掠财物以至侵入中国的愿望，不遭受严重打击，决不肯西迁。行国包围中国的北方和西北方，既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又断绝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在陆路上的交流，这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害的。中国击败北方行国，援助西方诸国脱离行国的统治，这样的战争，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益的。

　　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大抵有四种关系，一是反对侵略，例如灭突厥国；二是进行侵略，例如攻高丽国；三是保护弱国，例如在西域等地设都护府；四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对天竺、日本、大食等国。不论属于那一种关系的诸国，都有或多或少的人流入中国，从事各种职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有很多的活动。

一 北方

　　东突厥——隋文帝封突厥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启民统率东突厥部众，为隋守卫北方边境。六○九年，启民死，子始毕可汗立。这时候，隋场帝正在掀起大乱，割据势力纷纷出现，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中国陷于分裂状态。始毕利用这个形势，招收大量中国的避难人，征服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作属地，拥有近百万的部众。割据者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之流，都向始毕称臣献媚，请求援助，始毕给他们一些支持，助长割据势力。隋场帝曾企图用小计谋分裂突厥，结果都被始毕识破，归于失败。隋文帝时，中国因统一而强，突厥因分裂而弱，现在恰恰倒过来，突厥成为操纵诸割据者，制造战乱的强敌。

　　唐高祖起兵太原，准备进取关中，先向始毕称臣，借以防止刘武周引突厥兵袭击太原。六一九年，始毕死，弟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相继为主。颉利立始毕子什钵苾（音剥必bōbì）为突利可汗，使统率东面诸属部。颉利勾结诸割据者，连年入寇，深入唐国境，攻破城邑，掳掠人口和财物，甚至长安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六二二年，颉利引骑兵数十万人分路入侵，一路到晋州（山两临汾县），一路破大震关（在甘肃陇西县），唐全力抵御，又遣使者郑元��（音孰shú）去求和。郑元��对颉利说，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即使夺得唐地，也不能永久占领。被掳掠的中国人，都归掳掠者私有（充当奴隶），你有什么好处。你不如收兵回去，唐每年送给大量财物，全入你的库藏，这才是你的好处。颉利为唐兵所阻，听了很满意，退归塞外。郑元��这些话，说明唐朝有责任消灭这个侵略国，因为无论入侵或谋和，都是中国的大害。颌利讲和后，依然连年入侵。六二四年，有人建议说，突厥所以经常侵掠关中，目的在夺取长安积聚的财富，如果焚毁长安，突厥也就不来了。这是多么怯懦荒谬的见解，唐高祖居然听从这个建议，派人到樊（樊城，在湖北襄阳县北）邓（河南邓县）一带寻求可建都的地方。太子李建成等赞成迁都，唐太宗劝阻，说，给我几年的期限，一定捕获颉利，听朝廷发落。迁都算是停止了。当年，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全国兵力深入到豳州（陕西邠县），唐太宗率兵抵御，双方兵力，多寡悬殊，唐将士惊惧，不敢接战。唐太宗亲率一百骑出阵，在阵上离间颉利、突利二人，使自相疑忌。颉利要战，突利不从。颉利使突利到唐营讲和，突利与唐太宗私结为兄弟，突厥开始趋于分裂。

　　六二四年，唐己消灭诸割据者（朔方郡割据者梁师都除外），中国得到统一，开始对突厥采取主动，准备进攻。六二五年，唐高祖告朝臣们说，突厥贪婪无厌，我要用武力征服它，今后不再用平等国礼，给突厥文书改用诏敕。突厥在边境上到处入侵，唐兵到处抵御，形势仍是对突厥有利。六二六年，唐太宗即帝位，唐真正成为统一的国家，与突厥对抗的形势才有根本的改变。

　　唐太宗刚即位，颉利率大兵进到渭水便桥北，离长安只有四十里路程。唐太宗表示镇静态度，率兵到便桥南，隔渭水与突厥对阵。颉利望见唐军容齐整，知道有备，不敢轻率决战，要求讲和。唐太宗允许讲和，在便桥上与颌利会盟。颉利取得大批金帛，心满意得地引兵退去。唐太宗对朝臣说，我不打突厥，反送给金帛，为的让他们骄惰，以便一举消灭，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就是这个意思。突厥利在掳掠，专靠防守是不能阻止掳掠的，唐太宗决心灭突厥国，这确是唯一可行的自卫法。

　　唐太宗每天引十二卫小将和士兵数百人到显德殿前练习时术，告诉他们说，外国入侵，本是常事，可怕的是人主安佚忘战，寇来束手无策。现在我不让你们掘池筑花园，专教你们学弓箭，平时我做你们的教师，战时我做你们的将帅，这样，中国人也许可以得到平安。唐太宗亲自考试诸卫习射人的技艺，好技艺得优赏，诸卫的长官也得上等考（成绩）。在唐太宗和诸卫长官督促下，几年间诸卫府兵都成了精锐。唐太宗是善于将将和将兵的大军事家，他在内战中积累起极丰富的经验，一看敌阵，就知道敌阵强弱处所在。他常常用己方的弱兵当敌方的强兵，用己方的强兵当敌方的弱兵。己方弱兵受敌强兵压迫，后退不过数十百步，己方强兵已经突破敌弱兵阵地，进入阵后再反过来攻击敌兵的后背，敌兵前后被击，无不溃败。他的部将李靖、李勣等人，都是百胜名将，诸卫兵又都是精锐，灭突厥的力量是具备了。

　　突厥方面情形恰好相反。唐朝边境有备，突厥不能从掳掠中获利，国内的利害冲突因而强烈起来。颉利要增加自己的权力，信任汉人赵德言，采用一些封建专制制度的措施，违反游牧族的惯例；又信任胡人，疏远宗族，颉利与部属不和了。突厥国内连年有灾，牲畜多死，民众饥寒，颉利过惯了奢侈生活，自然要加重对民众及附属诸部的剥削，颉利与突厥人及属部都不和了。六二七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属部脱离突厥的统治，颉利使突利往击，反被诸部战败。颉利处罚突利，突利怨恨，六二八年，突利上表请求入朝，两可汗不和，突厥分裂的时机更迫近了。突厥北方诸部多弃突厥归附薛延陀，推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怕颉利，不敢接受称号。唐太宗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得唐册封，遣使入贡，为唐属国，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都受薛延陀统治，在漠北建立与突厥为敌的大国。六二九年，颉利感到形势危急，派人来请求和亲，愿意称臣，作唐朝的女婿。自然，提出这种请求都是徒然的。

　　六二九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柴绍、李道宗、卫孝节、薛万彻各为行军总管，分六路出击，兵力共十余万人，统受李靖指挥。突利可汗入朝，颉利愈益孤立。六三○年，唐军大破突厥军，捕获颉利可汗。东突厥残部有些投薛延陀，有些逃往西域，降唐及被俘男女多至数十万人，如何处置突厥人，一时成为严重的问题。

　　唐太宗令群臣讨论处置突厥人的办法，最后采用温彦博的意见，使降众居边境上，分突利原辖地为四个州，置四州都督府，分颌利原辖地为六个州，置定襄（治宁朔，陕西榆林县南）、云中（治朔方境，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两个都督府。任命突利、阿史那苏尼失、阿史那思摩等为都督，统率部众。其余酋长五百余人都给将军、中郎将等名号，五品以上军官有百余人，入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

　　突厥是北方大国，突厥被灭，唐在边境外诸族中建立起无上的声威，四方诸族纷纷来降附。六三○年，四方君长到宫门前请唐太宗称天可汗。此后唐朝皇帝对西北诸族用天可汗名义行施号令。

　　六三九年，唐太宗封李思摩（阿史那思摩改姓李）为可汗，李思摩率突厥人十余万出边塞，居大河北面故定襄城，与薛延陀隔大漠立国。薛延陀强盛，突厥必须依附唐朝，才能自保，因此，唐北边数十年无大战事。武则天时，酋长骨咄禄自立为可汗。骨咄禄死后，默啜为可汗，突厥成为统一东西两部、西境到里海东岸的大国。默啜经常深入中国内地，掳掠人畜财物。唐玄宗开元初年，突厥内乱，默嚼被属部拔野古人杀死。此后，突厥内乱相继不绝。七四四年，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击破突厥军。七四五年，回纥又击杀突厥最后的可汗白眉可汗，突厥余众降唐，东突厥亡。东突厥故地全为回纥所有。

　　铁勒（敕勒）诸部——薛延陀是铁勒诸部中最强的一部。部众有七万帐，风俗大抵与突厥相同。唐太宗封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役属铁勒诸部及靺鞨、霫等部，成漠北大国，有兵二十万。六四一年，夷男出兵到漠南击李思摩的突厥国，唐大将李勣等大破薛延陀军。夷男死后，国内发生战乱，六四六年，唐太宗灭薛延陀。铁勒诸部酋长请求内附。六四七年，在回纥等部置六个都督府七个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或刺史。置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古单于台，统率六府七州。诸酋长奏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驿路，称为参天可汗道，分置六十八驿，备马和酒肉供使人往来；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唐太宗允许各部的请求，唐势力达到漠北广大地区。

　　内附诸部有总称为铁勒的回纥、拔野古、仆骨（仆固）、同罗、浑、契苾、多滥葛、思结、阿跌、跌结、斛薛等十一部，以及葛罗禄、骨利于、白霫等部。又有黠戛斯（结骨、坚昆）部，游牧地在铁勒的北面，有众数十万。六四八年，黠戛斯酋长入朝，唐太宗置坚昆都督府，任酋长为都督。

二 东北方

　　高丽——隋炀帝攻高丽，引起国内民众大反抗，对中国统治者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唐高祖曾和高丽国交换本国流亡人，高丽送还中国流亡人将近一万，足见高丽对唐朝的态度是友好的。唐太宗灭突厥，高丽愈益表示友好。唐太宗却滋长了侵略野心，自恃国大兵强，企图加害弱小的邻国，以为一定能得到胜利，事实和愿望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是悔不可追的失败。

　　六四二年，高丽西部酋长泉（姓）盖苏文（名）杀高丽大臣百余人，又杀国王高建武，立高藏为国王。泉盖苏文专擅国政，用严刑立威望，高丽内部自然不能相安。唐太宗觉得有隙可乘，六四四年，决定亲自率兵往攻。群臣多上书劝阻，裕遂良建议说，派二三猛将率兵四五万出战，即可成事，不必亲往。唐太宗不听。唐太宗和外国作战，都是命将出师，这一次独违常例，一定要自己去，原因是（一）隋炀帝侵高丽大败，唐时群臣和兵士还留有疑惧的心理，唐太宗宣布五条“必胜之道”，就是要解除疑惧，事实上疑惧确是被解除了；（二）唐太宗自以为有必胜之道，发生骄做轻敌的心理，要亲自去炫耀“老人”的本领，后来用兵失败，主要是因为骄傲轻敌。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战争的正义性不在唐太宗这一边而是在高丽那一边。

　　六四四年，唐太宗派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舰五百艘，载士兵四万三千人自莱州泛海向平壤。派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兵六万及一部分西北方胡兵向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又令新罗、百济、奚、契丹配合唐军分路击高丽。六四五年，唐太宗率诸军自洛阳出发到幽州。李勣、张亮两路都获有战果。盾太宗亲到辽东城下督战，唐兵破辽东城，又取白岩城（辽宁辽阳市东北）、盖牟城（辽宁盖平县）。唐太宗进军攻安市城，高丽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兵十五万人救安市，唐太宗看到大量敌兵，高兴得亲自上阵指挥。李道宗献计说，高丽全国兵都在这里，平壤守备必弱，请给我五千精兵，直攻平壤，这样，数十万敌兵必然溃败。唐太宗似乎不曾听见，一心指挥作战。唐军大破高丽军，高延寿、高惠真率残兵三万余人到军门投降。唐太宗对二人说，东方年轻人，在海边跳来跳去，说到打仗，那能比得上我老人，今后还敢同皇帝打仗么？又写信给太子（唐高宗）和留守大臣高士廉说，我做将官，本领怎样？这都是骄气十足的表现，他当然知道李道宗献的是好计，只是以为击破高延寿主力军后，率大军到平壤城下受降，更能满足自己的骄心，因此当作不听见。唐军百计围攻安市城，守城人坚守不屈，这时候天气寒冷，草枯水冻，粮食又快用完，兵马无法久留，战无不胜的唐太宗只好从安市城下退兵回国。唐军夺得十个城，掳获辽、盖、岩三州居民七万人，算是这次战争的收获。盾太宗深悔不该出兵，叹道，魏征如果活着，一定不让我走这一趟！唐太宗行施欺骗高丽军民的手段，确是用尽心计，但是他终于失败了，百战老人并不比东方年轻人强多少。

　　唐太宗当然不肯认败。六四六年，又谋攻高丽。朝臣建议：派遣偏师，轮番攻击，使高丽民众不得耕种，几年以后，田野荒废，人心不固，鸭绿江以北，可以不战而得。这是非常险恶的计谋，店太宗采取了，派出海陆两军，在高丽境侵扰。六四八年，唐太宗大造船舰，运送军粮，准备明年发大军三十万人灭高丽。六四九年，唐太宗死去，战事暂时停止。六六○年，唐高宗派遣苏定方等率兵十万渡海，与新罗国合力攻破百济国，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六六一年，百济人起兵抗唐，收复大部国土，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不走。六六三年，百济国王引日本国救兵与唐军相拒，刘仁愿、刘仁轨等击败日本兵，烧日本船四百艘，百济国境全部被唐军占领。唐兵联合新罗兵，威胁高丽南方，高丽处境更困难了。

　　六六六年，高丽泉盖苏文死，子泉男生、泉男建、泉男产争权，泉男生遣子泉献诚到唐求救。唐朝廷得到这个机会，以援救为名，派遣大将契苾何力率兵攻高丽。接着，又派遣李勣统率大军往攻。六六八年，攻破平壤城。高丽全境被唐占领，分置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行施唐朝的统治权。

　　唐对高丽用兵，比对别国显得费力，足见统一团结的小国可以对抗统一的大国。泉氏兄弟争夺权位，内部分裂，泉男生为唐军作向导，引唐军灭自己的国家。分裂的小国为统一的大国所灭，那是很自然的。但是，高丽民众以及一些不甘心亡国的统治阶级中人，就在六六九年起兵反唐。此后大小战事不曾停止，唐朝廷利用高氏子孙来和缓民众的反抗，都不能生效，武则天时，唐势力退出高丽，侵略者终于被高丽民众战胜了。

　　百济——百济是在马韩故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国王姓扶余。百济与新罗为邻，互相攻击，新罗较弱，对唐朝要求更多的保护，唐朝也常为两国和解，不许百济、高丽等国夺新罗土地。六六○年，唐灭百济国，置朝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六六三年，唐兵击败百济抗唐军。唐高宗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唐军撤退，扶余隆受新罗压迫，也退回长安。百济土地被新罗占据，百济亡。

　　新罗——新罗是在辰韩、弁韩故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国王姓金。新罗与唐朝一向保持友好关系。新罗得百济，七三五年，又得唐允许，占有高丽浿水以南土地，对唐更表示友好。唐统治阶级允许新罗人口贩子运奴婢来中国出卖，新罗不敢禁阻。八二三年，唐穆宗下令，“不得买新罗人为奴婢，已在中国者，即放归其国”。这个禁令，并无实效。唐文宗时，新罗人张保皋、郑年二人都有勇力，在唐禁军中作小军官。郑年技艺比张保皋强，二人各不相下。后来张保皋回国，告国王说，全中国都有新罗奴婢，请让我镇守清海，使掳掠人口的贼徒不得出海口。国王给他一万人守清海，自此人口买卖被禁绝。郑年在中国穷困，回到新罗见张保皋。这时候新罗国大臣杀国王作乱，张保皋分兵五千人给郑年，使到京城平乱。郑年杀叛臣，立国王。国王召张保皋作国相，使郑年代守清海。新罗统治阶级允许被惊人口出境，唐朝统治阶级允许奴婢入境，双方都是利用两国友好关系来取得可耻的私利。张保皋、郑年为保护新罗民众，放弃私嫌，合力禁止人口买卖，无愧为新罗国的英雄。

　　高丽、百济、新罗立国在一个半岛上，因为互相攻击，招来唐朝的侵略。因为唐军侵入，百济灭亡，新罗扩大，形成南北两国对立的形势。高丽民众反抗强大的唐朝，表现出坚强的斗争精神，统一全半岛的事业终于由高丽国来完成（五代后唐时，高丽大族王氏重建高丽国，灭新罗国），趋势是自然的。三个国家都有接近汉文化的本国文化，新罗国尤为接近。汉文化唐时从百济、新罗间接传入日本，在文化流通上，百济、新罗是有贡献的。

　　日本——西汉时，中国与日本已有往来。东汉光武帝给予日本国王金印。两国正式往来，应当从东汉初年算起。三国魏时，司马懿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渊，日本与魏又有正式往来，据《魏志》所记，日本使者来魏凡四次，魏使者到日本凡两次。至南朝时，日本使者来中国，次数大增。儒学、佛教以及手工业者从中国、百济、新罗进入日本，对日本文化起着启蒙的作用。

　　隋统一南北，国威大盛，日本从隋吸取汉文化，也表现高度的热情。自六○○年（开皇二十年）至六一四年（大业十年），日本使者来中国凡四次，隋使者去日本一次。六○七年，日本使者带来僧徒数十人，隋炀帝命裴世清到日本报聘。六○八年，裴世清回国，日本派留学生、学问僧八人随裴世清来中国。这些留学生学问僧到唐初才先后回日本，成为推动日本文化前进的有力人物。

　　日本大规模吸收汉文化是在唐朝。据史书所载，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每次总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附使船同来中国。如六五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日本派出两批使船，每批各有留学生、学问僧一百二十余人。七一六年（开元四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五百五十六人。七三二年（开元二十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五百九十四人。六五九年（唐肃宗乾元二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九十余人。八三四年（唐文宗大和八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六百五十余人。至于附商船往来的日本学生和僧徒，为数也不会少。唐时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佛教的各个宗派，大体上都移植到日本，给日本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唐后期商业发达，唐商船经常来日本，见于记载的多至数十次。足见两国经济上也有重要的关系。唐与日本往来，态度都很友好。例如开元初年，日本使者请儒生授经学，唐玄宗使四门助教赵玄默到使者寓邪传授儒经。七七五年（唐代宗大历十年），日皇授遣唐使节刀，告诫使者说，“卿等奉使，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隙，毋为诡激，判官以下违者，便宜从事”。唐玄宗变通“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惯例，选名儒就寓邸授经，满足使者的要求，不因国家强盛而表现骄吝。日皇因唐丧乱而预戒使者，不许有非礼行为。两国统治者彼此以善意相待，反映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是值得表扬的。

　　东北方内附诸族如下：

　　奚——东胡种，游牧地在契丹西面。唐太宗时奚内附，唐在奚地置饶乐都督府，改五个部为五个州。任大酋可度者为饶乐都督，改姓李。又任各部酋长为州刺史。安、史作乱以前，奚常起兵抗唐，原因也是唐边将故意制造战事。唐末，契丹渐强，奚彼契丹王钦德征服，逐渐融合在契丹族里。

　　室韦——狩猎地在黑水靺鞨的西面，契丹的北面。室韦分二十余部，小部一千户，大部数千户。每部有酋长。酋长已行世袭制，在继承人断绝的时候，才推选部内勇健人充当酋长。各部酋长定时会猎，猎后散去，不相统属，比起奚、契丹能够推选大酋长号令诸部，室韦显得更落后。室韦人生活，主要依靠狩猎，畜牧业正在开始，知道养犬泵，还不知养羊，有牛不会用，有马不多。这样低级的经济生活，也就不会有推选大酋长的要求。《新唐书》说室韦各部，“不相臣制，故虽猛悍喜战，而卒不能为强国”。六三一年（贞观五年），室韦开始对唐朝发生“朝贡”关系。唐中宗时，室韦表示愿助唐攻突厥。唐玄宗时，入朝十次。唐代宗时，入朝十一次。唐德宗时，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十人来朝见。唐文宗时，室韦大胜督阿成等三十人来朝见。唐懿宗时，大酋怛烈遣使者来朝。室韦与唐往来，唐朝文化多少要影响室韦，有助于室韦社会的前进。

　　靺鞨——两汉时号挹娄，北朝魏时号勿吉，隋、唐时号靺鞨。靺鞨分为数十部，不相统属。各部有酋长，父子世袭。隋末，酋长突地稽率部千余家内附，居住在营州。唐初突地稽立战功，唐太宗使突地稽改姓李。子李谨行，唐高宗时为唐守边名将。诸部中黑水部最强，唐玄宗时，在黑水部置黑水都督府，以黑水部酋长为都督，赐姓李，名献诚。以诸部酋长为州刺史，受都督统率。此后，靺鞨对唐发生“朝贡”关系，唐朝文化也自然要影响靺鞨社会，都督刺史的设立，有助于靺鞨诸部趋向于统一。

　　渤海——本是靺鞨粟末部，附属于高丽，受高丽影响，比别部有较高的文化。高丽灭亡后，粟末部酋长大柞荣据挹娄的东牟山，建国称王。唐睿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任忽汗州都督。唐玄宗时，大祚荣死，子大武艺继位。大武艺扩大疆上，成为东北方强国。渤海与店保持“朝贡”关系，经常派遣学生到长安，入太学读书，学习唐朝制度，渤海在东北方又成为文化最高的盛国，九二六年，辽灭渤海国。

　　流鬼——流鬼国在堪察加半岛。六四○年，国王遣使来朝，唐太宗给使者骑都尉官号。

三 西北方

　　西北方有西突厥，是统治西域诸国的强国。西突厥射匮可汗，建牙在龟兹北方的三弥山（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北），领土东北至金山（阿尔泰山），西至西海（咸海），玉门关以西诸国都被征服作属国。唐朝要通西方，首先必须战胜西突厥。下面叙述（1）唐灭西突厥；（2）灭西突厥后唐与西北方诸国的夫系；（3）唐失西域。

（1）唐灭西突厥

　　古代中国的强敌通常在北方大漠南北。这些强国以漠北为根据地，向西占领西域大山北路作为属地，从而征服西域天山南路诸农业国，取得赋税来补充游牧国经济上的不足。拥有这种疆域的国家，必然成为中国北方边境上的大敌，因为即使被中国战败，退到漠北休息一时，又可以回漠南继续寇边。中国要击破北方强国，必须取得西域，所谓断匈奴右臂，就是汉武帝战胜匈奴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对突厥与汉对匈奴，情况不同。突厥在隋时，已分裂为东、西两国，彼此怨恨，不相援救，因此，唐朝得先后灭两突厥国，不费较多的兵力。自然，灭一个敌国，决不是轻易的事，唐太宗时，西突厥发生内乱，连年不息，强盛的唐朝得到这个最大的便利，这才分两步消灭西突厥。

　　取得西域天山南路诸国——六二八年，西突厥内乱，西域震动。六三○年，西突厥属地伊吾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主举所属六个城内附。唐置伊州，作为经营西域的出发点。六四○年，唐大将侯君集率兵灭高昌国（鄯善、吐鲁番两县地），置西州（治高昌县）。在交河城（在吐鲁番西北）置安西部护府。六四四年，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兵三千灭焉眷国（焉耆回族自冶县）。唐置焉耆都护府。六四八年，大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郭孝恪率大军灭龟兹国（都伊逻卢城，库车县）。疏勒国（都迦师城，喀什市）于阗国（都西山城，在和田县治西）与唐有“朝贡”关系，唐高宗在疏勒国置疏勒都督府，在于阗国置毗沙都督府。唐取得天山南路诸国，是和西突厥多年斗争的结果。六五八年，安西大部护府移置龟兹城，统辖焉音、龟

新疆库车龟兹烽火台遗址

　　兹、疏勒、毗沙四都督府。又统焉眷、龟兹、于阗、疏勒四镇，驻兵镇守，唐在天山南路的统治确立了。唐玄宗时，设安西节度使，职务同安西都护。

　　灭西突厥——西突厥射匮可汗死后，弟统叶护可汗继位。统叶护善战，国势甚盛，领地东北起金山，南逾阿母河与波斯相接；东起巴里坤湖，西至里海，成为中亚细亚的霸国。六二八年，统叶护被伯父莫贺咄杀死，莫贺咄自立为可汗，统叶护子肆叶护也自立为可汗。两可汗率兵互攻，都遣使来唐朝求援助。唐太宗拒绝两可汗的请求，劝各守分地，勿再动兵。西域诸国及铁勒诸部脱离西突厥的统治，有内附倾向，唐向西域进取的阻力减少了。肆叶护战胜莫贺咄，西突厥又暂时统一。六三二年，肆叶护被部众攻击，逃到康居，西突厥人立咄陆可汗为主。咄陆遣使来求内附，愿去可汗名号。唐太宗封咄陆为西突厥可汗，赐给旗鼓和大量财物，表示支援。六三四年，咄陆死，弟咥利失可汗（咥音叠dié）继位。咥利失分西突厥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号为十设。每设给箭一枝，因此又号为十箭。又分十箭为左右厢，一厢各管五箭。左厢号五咄陆部，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右厢号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五咄陆部居碎叶川（楚河）以东，五弩失毕部居碎叶川以西。左右两厢，合称为十姓部落。分一国为左右厢，显示一国将分裂为两国。此后，五咄陆部与五弩失毕部各拥立可汗，互相攻战，唐利用时机，逐步取得天山南路诸国。

　　六四八年，五咄陆部可汗战败，所属酋长阿史那贺鲁率残部数千帐投降唐朝。唐太宗置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瑶池都督，居住庭州（治金满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本萨尔县北）莫贺城（阜康县东）。六五一年，贺鲁拥众西走，在双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建牙。贺鲁击破弯失毕部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有众数十万，入寇庭州。唐高宗命大将梁建方、契苾何力率汉兵三万、回绝骑兵五万击退沙钵罗军。六五五年，唐高宗命程知节为葱山（葱岭）道行军大总管，率前军总管苏定方等攻沙钵罗，沙钵罗兵败逃走。六五七年，唐高宗发大军分南北两道攻沙钵罗，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汉兵及回纥骑兵自金山进兵为北道，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自西州进兵为南道，约定两军在双河会师。苏定方大破沙钵罗军。五弯失毕部投降苏定方，五咄陆部归附阿史那步真等。唐南北两军在双河会合，再进击沙钵罗。沙钵罗大败，渡伊丽河向西逃到石国，被石国人擒获，送给唐追兵，西突厥亡。

　　唐置昆陵（在碎叶川东）、濛池（在碎叶川西）两都护府。任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率五咄陆部落。任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率五弩失毕部落。各部落酋长按资望给刺史以下官号，西突厥领土全部为唐所有。七○二年，武则天置北庭大都护府，治设在庭州，统率昆陵、濛池两都护，与安西大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两路。唐玄宗时，设北庭节度使，防御北方诸强部的侵入。

　　唐太宗曾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侯君集对唐太宗说，李靖将要造反。唐太宗问缘故。侯君集说，李靖只肯教粗的，精深处不肯教，因此知道他有异心。唐太宗问李靖。李靖说，我看，侯君集想要造反。现在国内已经平定，我教他的兵法，足够制服四裔，侯君集硬要我全部教给他，不想造反想什么！侯君集灭吐谷浑、高昌两国，是善于用兵的，后来果然谋反。李靖这段话也含有一些道理，因为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兵法是智慧的最高表现（当然，只是最高表现的一种），在内战中取得的经验，对付境外落后国，确是绰有余裕，唐前期大拓疆宇，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突厥如果统一，不分裂为东、西两国，唐将无力灭突厥；西突厥如果统一，不分裂为东、西两部，唐也将无力灭西突厥。西突厥自己制造内乱，唐才有机可乘，运用战争经验，先取天山南路，然后出主力军夺取天山北路，一举扩境到里海。唐武功比西汉（汉武帝时）更盛，原因是西汉的敌国是统一的匈奴，唐的敌国却是分裂的东突厥和西突厥。

（2）灭西突厥后唐与西北方诸国的关系

　　唐灭西突厥，政治势力越过葱岭，同许多国家发生关系，成为诸国的保护者。早在六三一年，康国遣使来求内附。唐太宗不肯接受，说，康国内附，如果遇急难，中国有责任去救援，行军万里，岂不疲劳。当时西突厥还很强盛，唐不可能接受康国的请求，是可以理解的。在势力进入西域以后，情形就有变化，葱岭以西诸小国，先后都成了唐的附属国。这些附属国不少是文化较高的农业国，被游牧的西突厥威胁和征服，当然不如依附唐朝，对本身有利，因之，唐朝势力的向西延展，在经济文化交流上，唐与诸附属国都得到益处。

　　内附诸国按地区可分为三大地区。

　　帕米尔高原地区：

　　识匿国——在唐葱岭守捉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西五百里。六四六年，识匿国与似没等国各遣使者来朝。唐玄宗时，授国王以大将军官号。

　　俱蜜国——六四二年来朝。唐高宗置至拔州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

　　护蜜国——唐高宗置鸟飞州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唐肃宗赐国王姓李。

　　以上诸国都在帕米尔高原内，地当葱岭内外的交通要道，吐蕃、大食都想夺取，但诸国倾向唐朝，愿受唐保护。

　　锡尔河以南至阿母河地区：

　　康国——两汉时康国称康居国。国王的祖先是月氏人。月氏原住在祁连山北昭武城（甘肃高台县境），被匈奴压迫，向西迁徒。西汉时康居与大月氏本是两个游牧国，后来月氏人统治康居，成为隋、唐时的康国。唐太宗时，曾遣使来求内附。六五八年，唐高宗置康居都督府，任康国王为都督。康国的附属国即所谓昭武诸国都随同内附。昭武诸国名如下列：

　　安国——贞观初年，安国遣使来朝。唐高宗置安息州，任安国王为刺史，又在东安国置木鹿州，任东安王为刺史。

　　曹同——曹国在康国东，分东曹、西曹、中曹三国，都附属于唐。

　　石国——唐初，石国，遣使来“朝贡”，唐高宗置大宛都督府，任石国王为都督。

　　米国——米国在康国东南。唐高宗置南谧州，任米国君为刺史。

　　何国——何国在康国西。唐高宗置贵霜州，任何国君为刺史。

　　火寻国——火寻国（《元史》作花刺子模）在阿母河下游，与唐通“朝贡”，史书不载置州事。

　　伐地国——伐地国是否内附，史书未载。

　　史国——史国在康国西南。唐高宗置佉沙州，任史国君为刺史。

　　以上是昭武九姓国，其中康国、石国最大，康国又是诸国的宗主。康国最先要求内附，是想得到唐朝的援助，抵抗大食的侵入。内附后，其他诸国也有相同的要求。唐和这些国家结合，同抗大食，应该说，在葱岭外是可以立足的。

　　拔汗那国——拔汗那国即西汉时的大宛国。唐高宗时遣使来“朝贡”。六五八年，置休循州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七三九年，国王助战有功，唐玄宗封他为奉化王。七四一年，改国号为宁远。七四四年，国王娶唐和义公主为妻。七五四年，遣王子入朝，留长安学习华礼。宁远国地当葱岭北道的要冲，唐朝特加优礼，因之，两国间有更友好的关系。

　　阿母河以南地区。

　　吐火罗国——吐火罗国即西汉时的大夏国。都城在阿缓城。六六一年，唐置月氏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分全国为二十五州，隶都督府。

　　波斯国——波斯（伊朗）是西方大国，西汉时称为安息。六三三年，大食侵波斯，波斯战败，国王伊嗣候逃亡。六四七年，伊嗣候遣使来朝，请求援助。因道路遥远，唐太宗不允出兵。伊嗣候死，子卑路斯逃亡到吐火罗，又遣使来求救，唐高宗仍因路远不允出兵。大食兵退，吐火罗护送卑路斯返国。六六一年，卑路斯奏称屡被大食侵扰，请唐援救，唐高宗置波斯都督府，任卑路斯为都督，算是表示了援救。事实上波斯土地已被大食占领，都督府只是个空名。咸亨年间，卑路斯入朝，死在长安。六七九年，唐高宗使裴行俭护送王子泥涅师回去，泥涅师不得入国，客死在吐火罗。大抵波斯还有些残余部众，对唐朝有好感，到唐代宗时还用波斯名义来“朝贡”，不少波斯人（主要是商人）居住在中国。

　　罽宾国（罽计jì）——罽国唐初来“朝贡”。唐高宗置修鲜都督府，任国王为修鲜都督。

　　阿母河以南区，共有十六国归入唐版图。六六一年，唐高宗以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唐在十六国都城置都督府，各国属部置州县，凡有州八十八，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都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

　　唐朝经营西域，先在天山南路置安西大都护府，武则天时，在天山北路置北庭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统率昆陵、濛池两都护府。下面列举两大都护府所属都督府。

　　安西大都护府所属都督府：

　　焉耆、龟兹、疏勒、毗沙四个都督府。以上葱岭以东。

　　月氏、大汗、条支、天马、高附、修鲜、写凤、悦般州、奇沙州、姑墨州、旅獒州、昆墟州、至拔州、鸟飞州、王庭州、波斯共十六个都督府。以上葱岭以西，阿母河以南地区。

　　北庭大都护府所属昆陵、濛池两都护府及都督府：

　　昆陵都护府所属都督府：

　　匐延、盐泊、双河、鹰娑、嗢州、洁山六个都督府。以上是西突厥五咄陆部，又称左厢五箭。

　　阴山、大漠州、玄池州、金附州、轮台州、金满州、凭洛州、沙陀州、咽面州、盐禄州、哥系州、孤舒州、西盐州、东盐州、叱勒州、迦瑟州、答烂州共十七个都督府，合五咄陆部共二十三个都督府。二十三个都督府都在天山北路西至楚河的地区。

　　濛池都护府所属五部：

　　阿悉结阙部、哥舒阙部、拔塞干墩沙钵部、阿悉结泥孰部、哥舒处半部。以上是西突厥五弩失毕部，又称右厢五箭。五弩失毕部都在楚河西至里海北的地区。

　　唐朝的政治势力到达了里海的东岸和北岸，它的声望却传播得更远些。下面略述唐朝对亚美尼亚和东罗马的一些影响。

　　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国（在南高加索）史家摩西著《史记》（书成于四四○年以后），其中有涉及中国的事情，说中国是世界最东的国家，人民富裕，文化灿烂，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平和之友”，而实也可称为“生命之友”。此国产丝甚多，自上至下，都有丝衣。在亚美尼亚，不是王侯巨富是不能有丝衣的。摩西又记亚美尼亚国王梯格伦斯六世（一四二年——一七八年，当东汉顺帝汉安元年至灵帝光和元年）在位时，有外国移民数队来奔，内有中国人甚多，国王使移民居住在边疆上。又记亚美尼亚世家大族中有些来自中国，如奥配良族，自称祖先系出中国皇族，马密哥尼族，自称祖先名马姆康，三世纪初半（当东汉未三国初）从中国避难到波斯，又转到亚美尼亚。中国人因避难出国，史书上多有记载，马姆康等人来自中国，当是事实。玄奘《大唐西域记》说石国怛逻斯城南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原是中国人。从前被突厥掠获，迁到西域，后来集合同国人共保此城，在城中居住。服装礼节，已同突厥；语言风俗，还保存中国人本色。以此为例，中国有人迁居到亚美尼亚或更远的地方，并不是异事。唐时，亚美尼亚人称西突厥诸属部中最西的可萨部人（哈萨克）及其他部落人为中国人。可萨部于六二六年（唐高祖武德九年）进入欧洲东部，占有里海与黑海的北岸，它与唐朝的关系，中国史书无记载，亚美尼亚史书称为中国人，当是指西突厥土地并入唐朝，因而泛称西突厥人为中国人。这种称呼虽然缺乏依据，但中国为西方较多的人所称述，对中西相闻相知，总是有益的。

　　东罗马（拂菻、大秦国）——七世纪初期，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著《莫利斯皇帝（五八二年——六○二年，当隋文帝开皇二年至仁寿二年）大事记》一书，其中记载中国隋朝事，当是从西突厥方面得来的传闻。大意是说，陶格司（中国）国君号为上天的儿子。国内安宁无乱事，因为威权都归国君一家世袭，无人争夺的缘故。陶格司崇拜偶像，法律严明，公正不在。人性温和，技巧异常，物产丰富，善于经商，多有金银财帛。黑衣国渡河灭红衣国（指隋灭陈）后，国家统一，户口众多，天之下，地之上，没有一国能和它为敌。国中有蚕，丝就是蚕吐出的。隋文帝时，中国统一富强，比起当时突厥、拂菻两个大国来，《大事记》所说大体上合乎实际。隋朝也留意拂菻，除了文字记载，还有西域僧迎佛陀画的《拂菻国人物图样》二卷。东罗马因受大食的威胁，对无敌的中国，自然抱有相助的希望。六四三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聘，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发玺书答礼，并回赠丝织品。六六七年、七○一年，拂菻国使者先后来朝。七一九年，两次来朝，一次是委托吐火罗大首领来献狮子、羚羊，一次是派遣大德僧（总主教）来“朝贡”。《册府元龟》又记有七○八年，“拂菻国献方物”，七四二年，“拂菻国王遣大德僧来朝”两条。在唐前期，东罗马来聘凡七次。据《新唐书》、《旧唐书》所记拂菻国事，可信中国也有人到过东罗马。东、西两文明古国的接触，比东汉时期两国相知仅凭一些传闻，显然是前进了一步。

（3）唐失西域

　　唐朝政治势力虽然到达了里海东岸，但对西突厥余部并不能适宜地调和相互间的关系，吐蕃、大食两国又都想夺取西域，因之战争经常发生。唐前期自唐太宗死后，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逐渐在增长，国家的武力逐渐在削弱，在西域的斗争场面里，唐朝原有的优势逐步衰退，最后西域全失。这种形势的造成，强敌进攻自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唐朝本身逐渐增长的腐朽性。

　　唐与突厥余部的斗争：

　　六五七年，唐灭阿史那贺鲁的西突厥，立兴昔亡、继往绝两个可汗，分西突厥为东、西两国。六六二年，两可汗率兵随海道（音曰yuē）总管苏海政攻龟兹。继往绝进谗言，苏海政信以为真，杀兴昔亡。诸部落不服，各有离心。不久，继往绝病死。十姓（十箭）没有首领了，昆陵、菻池也没有都护了，任意杀死一个可汗的苏海政却没有受到唐朝廷的惩罚。这一类的昏暗措施，就是唐在西域逐渐失去优势的原因。七○二年，武则天任阿史那献为兴昔亡可汗、北庭大都护。七○四年，又任阿史那怀道为十姓可汗、菻池都护。当时突骑施部（属五咄陆部）兴起，招抚诸部，建立起以碎叶川为中心的大国。七○六年，唐中宗时，封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乌质勒死，子娑葛继位，唐封为金河郡王。娑葛与部将阿史那忠节不和，互相攻击。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准令忠节入朝，部众迁居瓜、沙等州。唐经略使周以悌教忠节停留在半路上，使人送贿赂给宰相宗楚客等，请发安西兵，并引吐蕃攻娑葛。宗楚客等受贿赂，竟按照忠节的要求部署军事。娑葛发觉唐阴谋，七○八年，自立为可汗，发兵攻破安西（龟兹城），唐将或被擒，或被杀，娑葛上表要宗楚客的头，朝廷只好宣告娑葛无罪，封为十四姓可汗。七○九年，又封娑葛为归化可汗。娑葛退兵，安西四镇算是又得到安宁。娑葛与弟遮弩不和，遮弩逃归东突厥默啜可汗，请作向导攻娑葛。默啜发兵擒娑葛，对遮弩说，你们兄弟还不能相容，能忠心为我办事么！把二人都杀死。娑葛死后，突骑施属部车鼻施部继起。七一九年，唐玄宗封酋长苏禄为突骑施忠顺可汗，又封阿史那怀道的女儿为交河公主，嫁给苏禄。苏禄娶唐、吐蕃、东突厥三国女为可敦（皇后），是想在三国间取利。七二六年，交河公主派人驱马一千匹到安西城互市，使者宣读公主教书，安西部护杜暹发怒道，阿史那女，那配来宣教！杖责使者，放马在雪地，使全部饿死。这是多么骄横无礼的行为。苏禄不由得大怒，发兵攻四镇，这时候杜暹已入朝作宰相，苏禄捉不到杜暹，大掠四镇人畜储积才退去。此后，苏禄被部属杀死，突骑施分黄姓（娑葛部属）黑姓（苏禄部属）两部，各立可汗，互相攻击。唐朝发生内乱，也就不再过问突骑施的事情。

　　西突厥余部对唐朝，一般是愿意内附，取得唐的保护；唐朝对西突厥余部，一般是贪虐骄横，以征服者自居。这样，双方都不免有时要使用武力，虽然唐总是占些优势，地位却愈趋于孤立。吐蕃、大食来侵夺，孤立的唐不可能作强有力的抵抗，只好退出西域。

　　唐与吐蕃的斗争：

　　下面略述吐蕃与唐争夺西域天山南路的经过。

　　吐蕃是唐太宗时新兴的强国。六七○年，吐蕃攻取西域十八州，唐无力相争，只好退出西域四镇，让吐蕃占领。六七二年，灭吐谷浑（青海）国，威胁着唐通西域的道路。唐出兵攻吐谷浑故地，不能取胜，优势转到吐蕃方面。六九二年，武则天使唐休璟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等率兵大破吐蕃兵，收夏四镇，在龟兹再置安西大都护府，屯兵镇守。六九六年，王孝杰在素罗汗山被吐蕃战败，吐蕃向唐朝廷提出讲和条件：（一）唐兵退出四镇，（二）唐割西突厥五弩失毕部给吐蕃。武则天使郭元振到吐蕃商议，要求吐蕃退出吐谷浑故地。郭元振回朝，对武则天说，吐蕃民众，久已厌战，早愿和亲，只因论钦陵专权，想立军功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拒绝讲和。为朝廷计，不如每年派出和亲使去讲和，让论钦陵每年拒绝，这样，吐蕃人对论钦陵愈益不满，对朝廷愈益亲近，吐蕃内部将发生变乱。果然，不出郭元振的预料，六九九年，吐蕃赞普杀论钦陵的徒党二千余人，论钦陵自杀，他的兄弟论赞婆，原来镇守吐谷浑，专扰唐边境，现在率所部来投降，唐西边暂时得到安静。

　　唐中宗时，吐蕃又在青海和西域对唐作战。七一○年，唐睿宗置河西节度使，七一五年，唐玄宗置陇右节度使，都是防御吐蕃从青海方面来进攻。七四七年，安西行营节度使高仙芝击败吐蕃兵，收复小勃律（在克什米尔北）国等二十余国。七五五年，安禄山反叛，吐蕃乘机夺取陇右河西和西域四镇。

　　唐与大食的斗争：

　　大食国在西汉对称为条支国。大食、条支都是波斯语Tajik的译音。五七○年（南朝陈宣帝太建二年）摩诃末（也译作谟罕默德）生于阿拉伯都城麦加。后来创伊斯兰教，信徒渐多。六二九年，摩诃末率兵攻取麦加。六三一年，统一阿拉伯半岛。摩诃末在《古兰经》里告诉门徒们说，应该去中国学习知识。当时中国文化独步在世界上，为摩诃末所推荐，阿拉伯与中国在精神上的友好关系，从摩诃末时就开始了。被推为摩诃末教主地位的继承人号称哈里发。六五一年（唐高宗永徽二年），第三代哈里发遣使来朝聘，中国与大食开始有正式往来。哈里发历代相传到六六○年，摩维亚即位，改行子孙世袭制，是为乌梅雅朝，衣尚白，中国称为白衣大食。七四九年（天宝八载），阿拉伯人别立摩诃末族裔阿拔斯为哈里发，是为阿拔斯朝，衣尚黑，中国称为黑衣大食。乌梅雅朝哈里发逃到埃及，不久败死。阿拔斯朝建都于底格里斯河旁的报达城（巴格达）。

　　唐高宗时，大食灭波斯国，占有伊朗高原，波斯王卑路斯入朝，其他小国急于内附，都是想得到唐朝的保护。可是，唐无力出大兵到葱岭以西，西域四镇又被吐蕃侵扰，尽管设置羁縻府州，并不能抵挡大食的北进。唐玄宗以前，大食势力向北发展，阿母、锡尔两河流域的诸国，先后被大食征服。诸国原奉佛教、祆教或其他宗教，大食迫使改奉伊斯兰教，再加上不可忍受的横征暴敛，诸国对唐朝确是抱着迫切的希望。

　　唐玄宗时，国势又振。七一五年，大食立阿弓达为王，攻拔汗那国。国王战败，逃来安西求救。监察御史张孝嵩对都护吕休璟，不救，从此不能号令西域了。

　　张孝嵩率兵万余人出龟兹数千里，大破阿弓达兵，唐声威又伸到葱岭以西。七一九年，安国王上表称“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慈泽，救臣苦难”。同年，康国王上表称“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贼斗战，每年大发兵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同年，俱蜜国王上表称“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七二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称“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七四一年，石国王上表称“今突厥已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伏乞汗恩不弃突厥部落，讨得大食，诸国自然安贴”。这些表文说明唐在葱岭外并不孤立，但天宝年间，朝廷上愈益抬头的腐朽势力，既在国内制造祸乱，自然也要在边境寻找绝路。七五○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王和好，引兵袭击，俘获国王及部众，惨杀老弱人，掠夺珍宝黄金，石国及昭武诸国都大怨愤。石国王被送到长安，唐玄宗不问曲直，处以死刑。石国王子引大食兵谋攻四镇，昭武诸国合力相助。七五一年，高仙芝率汉、蕃兵三万出击，到怛逻斯城（怛音特tè，江布尔城南），遇黑衣大食兵，相持五日，葛罗禄部叛变，与大食夹攻唐军，高仙芝大败，乘黑夜率残兵数千人逃回安西。葱岭外诸国本依唐反大食，现在依大食反唐，当时大食国正在内乱，仅派出一支不大的军队，便大破唐军，取得葱岭外诸国。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大战争，从兵力说，唐战败是意外的，从政治说，唐既失人心，就必然要得到失败的后果。

　　杜佑《通典·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即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七五一年），至西海（地中海）。宝应初（七六二年），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环是怛逻斯战败后被俘的一人，在大食十余年，被释放自海路回广州。《经行记》已亡佚，《通典》引用若干条，想见杜环对西方诸国事闻见颇广。杜环称同时在大食的唐人有“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大抵俘虏中有技能的人，大食要使用他们的专长，所谓起，就是待遇比一般俘虏好一些。杜环所记仅四人，事实上决不只此数。例如纸，也是大食使用这一次战争的俘虏在康国开始制造，由此造纸术传布到伊斯兰教诸国，再传布到西方诸国。怛逻斯一战，胜败对双方都不关重要，中国制纸术传到西方，却是一件有益的大事。

　　阿拔斯朝自哈里发诃论（七八五年至八○九年）时起，文化昌盛，吸收希腊天竺等国文化上的成就，也吸收中国文化，如中国道教的炼丹术，传到大食，再传到西方，成为后世的化学；又如哈里发摩哈普德（八三三年至八四二年）建年号，大概也学中国法。大食处在中国、天竺与希腊、罗马的中间，有条件创立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此后，大食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商业上和文化上的往来，唐时是良好的开始。

四 西方

　　吐谷浑——隋场帝灭吐谷浑国，设置郡县。隋末，吐谷浑伏允可汗收复故地，攻击隋边境。唐初，伏允仍经常扰边境。六三五年，唐太宗使李靖、侯君集等率兵分六路进攻吐谷浑，伏允大败自杀。唐立伏允嫡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吐谷浑国可汗。六六三年，吐蕃攻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率部属逃奔凉州，吐谷浑亡。从此唐与吐蕃接境，军事接触以外，还有更多的文化和经济接触，有利于吐蕃社会的发展。

　　泥婆罗国——泥婆罗（尼泊尔）在吐蕃西南。唐太宗时，使官李义表往天竺，路经泥婆罗，国王大喜，优礼相待。此后，泥婆罗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

　　五天竺——天竺分中、东、南、西、北五部。唐高祖时，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玄奘《大唐西域记》称为戒日王。六○六年至六四八年）征服四天竺，为天竺著名的国王。六三六年，中国名僧玄类到中天竺，曾得尸罗逸多隆重的奖励。六四一年，尸罗逸多以摩伽陀王名义，遣使来朝聘。唐太宗也遣使厚礼报聘。王玄策出使到天竺，四天竺诸国都遣使从王玄策来聘。六四八年，王玄策等在中天竺，尸罗逸多病死，国内大乱。叛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发兵击王玄策，夺诸国聘礼。王玄策逃到吐蕃。吐蕃出兵一千二百人，泥婆罗出兵七千余人，从王玄策击败阿罗那顺。这是王玄策向掠夺者收回诸国聘礼，不是唐与中天竺发生战争。

　　唐与五天竺诸国，聘使常有往来，到唐玄宗时次数更多。七一四年，南天竺国王请唐攻大食、吐蕃，南天竺愿出兵助战，并请唐给军名。唐玄宗给予怀德军名号。

　　唐太宗分唐本部土地为十道，店玄宗分为十五道。本部以外，与四方诸国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内附关系。唐在内附国置都督府或州，任国王为都督或刺史。都督和刺史都是子孙世袭，在本国内有自主权，对唐朝有“朝贡”及出兵助战等义务。这种府州，统称为羁縻州，受本部边境上诸道的都督府及本部边境内外的都护府统率。一种是“朝贡”或朝聘关系。这种国家有些与唐仅仅是使者往来，有些虽然受唐封号，实际上并无隶属关系。

　　当唐朝全盛时期，羁摩州数量很大。《新唐书·地理志》总计羁縻州数目说“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羁縻州土地如此广大，居民种族如此繁多，就经济文化说来，多数是落后的游牧部落。他们内附的原因，除了战争失败，一般是想得到唐朝廷的保护，也想得到经济文化上交流的益处。唐朝廷接受内附的原因，主要是要表示国家声威的远扬，其次是允许内附部落迁徙到本部境内，作为本部户口的补充，此外并无更多的要求，所以羁縻的意思，就是来去任便。羁縻州的来去，对唐朝廷利害不大，但国力的盛衰，却由此体现出来。唐前期羁縻州先后来归，唐中期以后，在剑南、岭南等道还保留一部分，其余都被强国夺去或自动离去，来是盛世，去是衰世，原因是明显的。

第七节 藩镇割据

　　封建统一的国家里，必然含有封建割据的因素。每当统一势力衰弱的时候，割据势力便要乘机发动战争，占领土地，形成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唐时有两次割据。第一次自安、史作乱时开始，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内附诸部落结合成反唐力量。第二次自农民起义军失败时开始，形成的原因主要是起义军被反动武力压倒，不能成长为统一全国的力量，各个割据者得以毫无制约地进行混战。两次割据战争，黄河流域遭受严重破坏，第二次尤为惨烈。南方在第二次割据战争中，也遭受破坏，只是比北方轻得多。这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失败后，割据者混战的情形相似，但战争规模唐末比东汉末更大，东汉末混战的结果，只出现三个割据国，唐末却出现五代十国。

　　汉族从传说时代起，就显出雄伟的气度，与各族相处，主要是在文化上求同，不过分在族类上立异。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这种情形愈益确实有征。两汉是强盛的大朝代，不断地吸收大量的外来居民。特别是东汉朝，匈奴等族得到朝廷的允许，迁入边境内居住，大部分游牧人逐渐转化为农民。在融合过程中，极度腐朽的西晋朝发生内乱，内徒诸族的统治阶级乘机发动战争，造成十六国以及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最后，由于诸族融合过程的完成，隋内部不再有汉族与游牧族的斗争。唐朝同东汉朝一样，也是允许内附诸族大量迁徙到边境内居住，河北道容纳内附人尤多。因为河北河南是隋末战争的中心地区，人口损耗极重，唐朝廷开放河北，主要是想补充人口。六三○年，唐灭东突厥，得内附户十余万人，唐太宗集朝臣商议，窦静主张使居塞外，为中国守边，“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温彦博主张突厥生活习惯，不宜居内地，宜使居边境内诸州，充实空虚的地面。魏征主张使回到突厥原地，不可留在中国，免得将来成“腹心之疾”，追悔不可及。温彦博反驳说，孔子说过“有教无类”，如果对突厥人有教有养，几年以后，都成了唐民，有什么后患。唐太宗采用温彦博的建议，使突厥人居住幽州（河北道）到灵州（关内道）一带。唐高宗时，突厥人陆续内附，都住在河曲六州（丰、胜、灵、夏、朔、代）内。七一六年（开元四年），突厥毗伽可汗立，内附人谋逃归突厥，并州（山西太原）长史王晙（音俊jùn）主张迁徒内附人到内地，说二十年后，旧俗改变，可以变成唐的精兵。唐玄宗不曾采取王晙的建议，仍让突厥内附人居沿边诸州。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处理内附人大抵有三种办法。一种是对游牧人，指定居住在边州，仍保持部落旧俗，只要能耕种，自边州徙居内地诸州，也并不禁阻。一种是对农业国人，可直接迁到内地，如六六九年，唐高宗徙高丽民户三万八千二百到江南、淮南及山南、京西诸州。六七七年，唐高宗又徒高丽民户到内地，分居在河南、陇右诸州。又如七二二年，唐玄宗徙河曲六州残余突厥人（居边州已久，从事农业）五万余口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一种是对商人及诸族酋长，得在各城市自由居住。一般说来，唐对内附人迁居内地，是不设什么禁限的，因之，沿边诸州以及接近这些州的内地，居住着不少内附人。

　　唐玄宗时，府兵制已完全破坏，边镇军队却大扩充。七二二年，改行募兵制，应募的兵士，自然很大一部分是内附人，充当骑兵更是内附人的专业。将校中也有许多称为著将的内附人。七五五年，唐玄宗准许安禄山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安禄山所率范阳镇，变成以善将为主，汉族败类为辅的军队，叛乱就从此发生，并且长时期继续下去。

　　大量内附人居住在高度发展的唐社会里，经济上、文化上都要经过一个融合过程，天宝年间的腐朽政治，使得融合过程表现为战争的形式。已经融合的内附人，以李光弼（契丹酋长李楷洛的长子）为代表，成为保护唐朝的重要力量，立功不少于汉将汉兵。未曾融合的内附人即蕃人以安禄山为代表，一直保持着割据势力，占有河北三镇。唐末，又有内附的沙陀部落参加割据战争，五代中唐、晋、汉三个小朝廷，都是沙陀统治阶级建立的割据国。最后，由于内附人融合过程的完成，北宋内部不再有汉族与游牧族的斗争。

　　唐两次割据，第一次的发动者是内附人的统治阶级，第二次是汉族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沙陀成为分裂活动的重要参加者。

一 第一次割据

　　安禄山是杂胡（父胡人，母突厥人），史思明是胡人。二人都居住在营州，充当互市牙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二人为小将，使侵害奚、契丹。二人凭着狡猾和勇力，逐渐得到张守珪以至唐玄宗的重用。七四四年，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统率兵马比别镇都多。七五○年，安禄山又被任为河北道采访处置使，黄河以北军政、民政都归一人掌握。他收集一批徒党，其中蕃汉文武全有，以高尚、严庄为首，积极策划叛变。七四九年，王忠嗣暴死；七五一年，武库起火，烧兵器三十七万件，也可能是安禄山阴谋的一部分。七五五年，安禄山以惩罚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叛，在军中宣布：谁敢持异议动摇军心，查获后，灭三族。这说明很多士兵并不赞成反叛。安禄山攻入洛阳，留史思明守河北。七五六年，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分兵攻入长安，唐玄宗逃到成都，唐肃宗在灵武继位。七五七年，安庆绪杀安禄山，自立为燕帝。唐军收复长安，出潼关击洛阳。安庆绪弃洛阳逃归河北邺郡。七五九年，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进兵到河南，取得洛阳城。七六一年，史朝义杀史思明，自立为燕帝。七六二年，史朝义被唐军击败，弃洛阳逃到河北，七六三年，逃到范阳。范阳守将李怀仙杀史朝义。安史叛乱形式上算是结束了。

　　安禄山用来作乱的精兵有曳落河（同罗、奚、契丹降者）、六州胡（河曲六州突厥）数万人。安庆绪失败后，曳落河、六州胡带着大批掠获的人和物，逃到范阳投史思明。史思明为安禄山攻河北诸郡县时，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物、妇女都被掠夺，壮男被迫当役夫，尤其野蛮的行为是用刀枪刺杀老幼病弱，作为游戏；每郡置防兵三千，其中杂有监视汉兵的蕃兵。史朝义逃奔到范阳，随从不散的只有胡骑数百人。这些事例，说明安、史叛军主要是以杀掠为目的的蕃兵，将领是野心更大、行为更恶的蕃将和一些善化了的汉将。所以，安禄山、史思明尽管死去，留下来的军队依然保持原有的特性，与唐朝处于对立的地位。

　　史朝义逃到河北，唐军追击，史朝义部将邺郡节度使薛嵩、恒阳节度使张忠志（李宝臣）、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及田承嗣等人先后投降唐朝。七六三年，朝廷任命这些降将为节度使。河北名义上归还朝廷，实际是朝廷承认安史叛军的割据为合法。

　　藩镇叛乱的经过，已在唐中期的政治概况节作了些说明，这里只说各镇内部劫夺的事情，显而易见，以杀掠为目的的军事集团，内部是不可能相安无事的。

　　实行割据的藩镇，在一般情况下，必须取得唐朝廷的官爵，表示不是叛镇。在本境内，招集徒党，练兵修城，自收租税，自定法令，自用文武官吏，尽量保持独立的权利。藩镇境内养大量军队，用来箝制民众并出境作乱，民众的痛苦可以想见；唐朝廷因抵御藩镇，也养大量的军队，加重搜括财物作军费，唐境民众特别是江淮地区的民众，痛苦又可以想见。腐朽的唐朝廷和以杀掠为业的藩镇，配合起来构成了全国民众的大祸害。

　　下列三镇是割据河北的强镇。此外，还有一些较弱的割据者和短期割据者，这里不再叙述。

　　魏博镇——田承嗣是安禄山的死党，是蕃化的汉人。他是诸叛人中最凶狡的一个，投降唐朝作魏博节度使后，积极准备永久割据。他强迫本境内壮男当兵，只留老弱人耕种，数年间兵多至十万；又选强悍人一万充卫兵，称为牙军，给养特别优厚。节度使依靠牙军的支持，到后来，牙军操纵节度使的进退。八一二年，魏博镇内讧，牙军废田氏继承人，拥立牙将田弘正（非田承嗣子孙）为节度使。当时唐宪宗在位，朝廷颇有威望，田弘正懂得归朝有利，举魏博镇反正。田氏割据魏博镇四十九年，田弘正归朝，割据算是告一结束，但割据势力依然存在。

　　八二一年，幽州、成德两镇叛。八二二年，魏博牙兵拥牙将史宪诚（奚人）反叛，节度使田布（田弘正的儿子）被迫自杀。唐穆宗即任史宪诚为节度使。魏博联合幽州、成德两镇，又恢复割据。八二九年，牙军杀史宪诚，拥牙将何进滔为节度使。八七○年，牙军杀何氏继承人（何氏割据四十二年），拥立大将韩君雄为节度使。八八三年，大将乐彦祯废韩氏继承人（韩氏割据十四年），自立为节度使。八八八年，牙将杀乐氏继承人，立罗弘信为节度使。当时已进入第二次割据时期，罗弘信依附朱全忠，参加朱全忠、李克用二人争夺河北的大战，相、卫两州民众大部分被杀死。九○六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感到牙军的威胁，借朱全忠兵歼灭牙军，凡灭八千家，连婴儿都杀死。魏博镇从此衰弱，受朱全忠支配。九一二年，梁将杨师厚灭罗氏（罗氏割据二十五年）。魏博镇自田承嗣至罗氏灭亡，割据凡一百五十年。

　　成德镇——李宝臣原是奚人，擅长骑射，范阳将张锁高养作义子，得姓名为张忠志。安禄山反叛，又作安禄山的义子，他投降唐朝较早，朝廷任为成德镇节度使，并赐姓名为李宝臣，七八一年，李宝臣死，子李惟岳继任。六八二年，王武俊杀李惟岳（李氏割据二十年），举成德镇投降唐朝。

　　王武俊原是契丹人，善于谋划，得李宝臣信任。杀李惟岳后，唐德宗即任为恒冀观察使。王武俊怨朝廷不给节度使名义，起兵反叛。七八四年，王武俊又投降唐朝，得到成德军节度使名号。唐宪宗灭淮西、淄青两叛镇，成德镇孤立。八二○年，王氏继承人王承元自请归朝（王氏割据三十九年）。唐穆宗任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八二二年，王庭凑鼓动牙兵杀田弘正，又恢复割据。

　　王庭凑原是回鹘人，非常阴险狡诈，得王武俊喜爱，被养作义子。杀田弘正后，自称留后。朝廷不得已任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王庭凑三传至王熔，正当唐末大乱。王熔依附李克用，成德境成为梁（朱全忠）晋（李克用、李存勗）两军互攻的大战场。九二一年，部将张文礼杀王熔（王氏割据一百年）。九二二年，李存勗杀张文礼。成德镇自李宝臣至王氏灭亡，割据凡一百六十年。

　　幽州镇——幽州镇是安史叛军的巢穴，也是河北三个叛镇中最为强大、内部劫夺更为剧烈的一镇。李怀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后来加入安禄山叛军，做一个偏将。史朝义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史朝义死，唐朝又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七六八年，部将朱希彩、朱泚、朱滔合谋杀李怀仙，朝廷任朱希彩为节度使。七七二年，部属杀朱希彩，拥立朱泚，朝廷任朱泚为节度使。七七三年，朱泚使朱滔率五千精骑到京西防秋，对朝廷表示恭顺。唐代宗给朱滔重赏。朱滔归幽州，劝朱泚也入朝，说是得天子喜欢，可以保子孙富贵。朱泚听信他的话，七七四年，入朝。朱滔拒绝朱泚回镇，朝廷任朱滔为留后。七八一年，朝廷任朱滔为节度使。七八五年，朱滔死（朱氏割据十四年），将士拥刘怦为节度使。刘怦将死时，唐德宗任刘怦子刘济为节度使。

　　八一○年，刘济次子刘总杀刘济，又杀长兄刘绲，唐宪宗任刘总为节度使。刘总见河南、北叛镇都被削平。八二一年，奏请弃官为僧。唐穆宗任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代刘总。当年，将士逐张弘靖，拥立朱克融。朝廷任朱克融为节度使。八二六年，将士杀朱克融，拥立李载义。八三一年，杨志诚逐李载义自立。八三四年，将士逐杨志诚，拥立史元忠。八四一年，偏将陈行泰杀史元忠自立，牙将张绛又杀陈行泰自立。唐武宗用李德裕策，破例不加任命，别任幽州旧将张仲武为节度使，张绛被逐，张仲武与朝廷发生较好的关系。八四九年，将士逐张仲武的继承人，拥立周��。八五○年，周��死，将士拥立张允伸。八七二年，张公素逐张允伸的继承人自立。八七五年，回鹘人李茂勋（唐武宗时回鹘国破败，李茂勋等内附）逐张公素自立。八七六年，李茂勋传位给儿子李可举。八八五年，李可举约成德镇王熔共同防御太原李克用进兵河北地区。李可举使部将李全忠攻易州，被守军击败，李全忠收败兵因攻幽州，李可举自杀。李全忠作节度使。八八六年，李全忠死，子李匡威作节度使。八九三年，李匡威率兵救王熔，弟李匡筹据幽州城自作节度使。李匡威谋夺取成德镇，被王熔杀死。蔚州守将刘仁恭攻李匡筹，战败，投奔李克用，劝李克用攻幽州。

　　八九五年，李克用攻破幽州，李匡筹败死。李克用任刘仁恭为节度使。刘仁恭得幽州，不再听李克用调遣。八九七年，李克用攻幽州，大败，兵士死亡过半。刘仁恭依附朱全忠，发大兵步骑十万，攻魏博镇，屠贝州（治清河，河北清河县），投尸于清水，清水被壅塞不能流。朱全忠发兵救魏博镇，大破刘仁恭军。朱全忠军追击，自魏州以北数百里，沿路都是刘仁恭军尸体。九○六年，朱全忠率兵攻沧州（守将是刘仁恭长子刘守文），刘仁恭发境内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全部男子当兵，面上刺“定霸都”三个黑字，文人在手臂上刺“一心事主”四字。沧州城被围百余日，城中人吃泥土甚至人相食，居民大半饿死。刘仁恭向李克用求救，出兵三万供李克用使用。李克用攻朱全忠的潞州，朱全忠才解沧州围退兵到贝州。九○七年，刘守光（刘仁恭次子）拘禁刘仁恭，俘获刘守文，自作节度使。九一三年，李存勗攻破幽州，杀刘仁恭、刘守光。幽州镇自李怀仙至刘守光，割据凡一百五十一年。

　　以上河北三叛镇，是野心蕃人、汉族豪强、失意文土的结合体，割据一百五六十年，表现出极为强烈的破坏力，三叛镇实是唐时社会的毒瘤。三镇割据，大体上有三个动向。在唐中期，三镇主要是和朝廷对抗，要确立割据者子孙世袭制。在唐后期，朝廷承认世袭制，有人夺得节度使，即照例任命，魏博、幽州两镇转为剧烈的内部劫夺。在唐末、五代，三镇加入梁、晋两国的混战，河北遭受更严重的摧残，但割据状态也从而结束，黄河流域又合成一体，自唐前期以来，内附人的融合过程基本完成了。

　　藩镇割据是一幅群盗劫杀图。前面一个又一个的强盗拿着刀在劫杀，背后又是一个个强盗暗藏着刀准备劫杀前面的人，忽得忽失，以暴易暴，丑恶不堪入目。朝廷拥有巨大的兵力，足以消灭割据者，但本身已经腐朽，养兵多，只能支出更多的军费，使民众负担更重的赋税，对割据者却并无实际作用。宰相李吉甫劝唐宪宗取淮西，说，淮西是一个孤立的小镇，国家经常置数十万兵四面防御，军民劳苦，费用浩繁，实在不是久长之计，如今不取，以后将更难下手。唐宪宗用兵，果然收效。这说明不是叛镇太强而是朝廷太缺少进攻的决心。大抵朝廷对叛镇，平时聚兵防御，无积极进攻的准备；有时进攻，无切实有效的办法；河北叛镇一时归顺，无消除隐害的措施。藩镇纷起叛乱，河北割据竟至一百数十年，归根说来，最大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朝廷本身的腐朽。

二 第二次割据

　　唐后期，朝廷放弃河北，不再对三叛镇用兵。淮西镇消灭后，河南地区完全受控制，江、淮赋税到长安，路上通行无阻，唐朝廷也就愈益奢侈腐朽。黄巢起义军发动以前，唐在河南地区的诸镇，兵力薄弱，江南地区更是兵备空虚，因之，起义军纵横南北，受唐兵的阻力并不大。但是，一大批新起的反动势力，借对抗起义军的机会，纷纷拥兵割据，从此出现一幅比第一次割据更凶暴、更丑恶的群盗劫杀图，全国民欢都直接遭受劫杀的大灾难。

　　下面叙述八个割据者，其中李克用、朱全忠两人最强。从这伙人开始，后来演变为五代十国。

　　（一）李克用（晋国）

　　沙陀是西突厥的一个小部，唐德宗时内附，居定襄神武川的新城（在山西大同市西南），有骑兵一万，号沙陀军。八六八年，庞勋据徐州叛变，唐发十镇大兵攻徐州，酋长朱邪赤心率沙陀军在义成节度使康承训部下充先锋。八六九年，唐懿宗任朱邪赤心为大同军节度使，改姓名为李国昌。八七八年，李国昌子李克用杀唐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治云中，山西大同市），公开反叛，攻夺州县。八八○年，唐军击败沙陀军，李国昌、李克用率亲属逃入鞑靼部（靺鞨别部，在阴山一带游牧）。八八一年，黄巢率起义军进入长安。河东监军陈景思请朝廷招李国昌父子，唐僖宗任李克用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八八二年，宦官杨复光又去招请。李克用野心得到唐朝廷的支持，即率沙陀、靺鞨兵一万七千人向长安行进，沿路增兵，到河中已有四万人。八八三年，唐僖宗任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两个宦官拥着一个沙陀酋长，互相依仗，声势颇盛。长安附近唐各镇兵，也因沙陀来到，气焰又张。李克用与各镇合力进攻，起义军战败，退出长安。唐朝廷得救。任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作为酬谢，从此李克用据有河东，以太原为出发点，积极参加割据战争。

　　八八四年，黄巢退到河南，攻唐诸镇，唐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等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得到招请，就出兵到河南。起义军战败，黄巢逃向兖州。李克用入汴州城，几乎被朱全忠杀死。李克用大怒，与朱全忠结成深仇，两人间发生一联串的恶战。李克用、朱全忠都算是唐臣，都必须利用唐朝廷。唐后期的朝廷，为宦官所把持，朱全忠利用在朝士族来反对宦官，李克用是新得势的沙陀人，在唐境内缺乏根基，利用宦官来反对士族，使朝廷在沙陀人保护下得以存在一时，对自己较为有利。两人都想掌握唐朝廷，恶战的根本原因在此，报私仇并不是重要原因。唐朝廷在农民起义军打击下，已经迫近崩溃，经两人恶战，加剧了南北司的冲突，宦官消灭，唐朝也就崩溃了。朱全忠灭唐以后，李克用始终不放弃拥唐的名义，这说明李克用是有谋略的，所以成为朱全忠的劲敌。

　　李克用回河东，招募国境内外游牧部落人当兵，扩展属地，谋攻朱全忠。朱全忠正与别一割据者秦宗权对敌，处于劣势。李克用要求出兵，朝廷竭力劝阻，朱全忠因此得在河南立足。八八九年，朱全忠消灭秦宗权，军势大盛。八九○年，朱全忠上表请朝廷讨伐李克用，宰相张濬等附和朱全忠，力主出兵。唐昭宗任张濬为统帅，率兵五万入河东境，朱全忠也发宾来会攻，结果是唐军大败，朱全忠军也败退。八九一年，李克用出兵攻成德镇王熔，幽州镇李匡威来救，两镇合兵十万，被李克用战败。八九三年，李克用攻王熔，王熔献帛五十万匹求和，成德镇附属于李克用。八九四年，李克用灭幽州镇，使刘仁恭为幽州节度使。八九五年，唐昭宗封李克用为晋王，承认李克用永远占据河东地区。朱全忠攻割据者兖州朱瑾、郓州朱瑄，八九六年，李克用出兵救兖、郓，路过魏博，被魏博击败。魏博镇从此附属于朱全忠。此后，李克用、朱全忠连年攻战，李克用失势，成德、义武（节度使驻定州）两镇都归附朱全忠。九○一年，朱全忠灭河中镇。李克用失去三个附属镇，只好向朱全忠求和。朱全忠出兵五万乘胜围太原城。九○二年，朱全忠大举进攻，又围太原城。朱全忠两次围太原，显示兵力强大，李克用急于自保，不敢再出兵攻朱全忠。九○八年，李克用死，子李存勗继位。

　　李克用所部亲军都是沙陀等部游牧人，不论在河东境内或境外，专爱掠夺，毫无纪律。李克用大败后，不敢出境，河东民众受害更甚。李存勗曾劝李克用整顿纪律。李克用说：这些人跟我攻战数十年，我没有钱养他们。现在四方诸侯都在出重赏招募勇士，我要是治军太严，他们走散了，我同谁来守河东！李克用是这样一群掠夺者的首领，他的割据势力就是依靠这群劫贼建立起来的。

　　（二）朱全忠（梁国）

　　朱全忠原名朱温，父亲是乡村塾师。父死，随母王氏到萧县刘崇家当佣工。朱温凶悍狡诈，懒惰不肯作工，屡被刘崇笞辱。黄巢率农民起义，朱温投入赵义军，随黄巢转战南北。这是一个乡村流氓，后来叛变，屠杀起义军，就是他那种流氓的本色。八八二年，黄巢任朱温为同州防御使。朱温看到起义军形势不利，举同州投降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说母亲姓王，拜王重荣为母舅。唐任朱温为同华节度使，赐名为朱全忠。从此这个朱全忠算是唐将，专力与起义军为敌。

　　八八三年，唐任朱全忠为沛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并加任东北面都招讨使，要他堵塞黄巢的退路。他得到这个名号，用兵的地面就很广泛、凡是长安的东北方，都有权去招讨。当时黄巢在河南还保有强大的兵力，唐感化军节度使（驻徐州）时博、忠武军节度使（驻许州）周炭和朱全忠都力弱不能支持，共向李克用求救。八八四年，李克用到河南，黄巢军被击败，起义军将领纷纷叛变，大将尚让投降时博，别将葛从周等多人投降朱全忠。朱全忠是起义军叛徒的首领，他的割据势力，主要是依靠这批叛徒建立起来的。

　　朱全忠只是许多割据者中间的一个，宣武镇起初也不是强镇，朱全忠能够逐渐吞并诸镇，变成最强的一镇，是和他的流氓本色分不开的，也就是和他的凶悍狡诈分不开的。但黄河流域得到基本统一，不能不说是他的成绩。

　　割据者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派部将四出攻掠，一路侵淮南，一路侵江南，一路陷襄阳，一路（孙儒）陷洛阳，一路陷汝、郑，一路攻汴、宋，各路共攻陷二十余州，有些州城未被攻破，乡村却毁坏无遗。这群野兽，出行不带粮食，只用车载盐渍人尸当作军粮。只是走到的地方，大烧大杀，千里无炊烟，鸡犬声不闻，居民几乎被灭绝。八八七年，秦宗权集合精兵从郑州进攻汴州。朱全忠大破秦宗权军，斩首二万余级。秦宗权屠郑州，孙儒屠河阳，弃城逃走，同率兵往攻扬州。唐信宗任命朱全忠兼领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要他追击秦宗权。八八八年，秦宗权又攻陷郑州。唐信宗任朱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统率诸镇兵，在名号上，他成为关东最高的统帅了。当年，蔡州将囚秦宗权，举蔡州投降朱全忠。

　　朱全忠灭蔡州，军势更盛。八九一年，击败魏博镇，魏博镇求和，成为朱全忠的附属镇。朱全忠连年攻击时溥、朱瑄、朱瑾，双方军民都大量死亡。八九三年，杀时溥，取得感化镇。八九七年，杀朱瑄，取得天平镇，又取得泰宁镇。朱瑾与河东将史俨、李承嗣投奔淮南割据者杨行密。朱全忠拥有宣武、天平、泰宁、感化、忠武、宣义等镇，还有一些附属镇，兵力强大，继续兼并诸镇。九○三年，入关击败李茂贞，夺得唐昭宗，消灭宦官，受封为梁王，达到了掌握盾朝廷的目的。九○五年准备灭唐时，朱全忠共有宣武（汴州等四州）、宣义（即义成军，汝州等三州）、天平（郓州等四州）、护国（河中等五州）、天雄（即魏博镇，魏州等六州）、武顺（即成德镇，镇州等四州）、佑国（京兆及商、华二州）。河阳（孟、怀二州）、义武（定州等三州）、昭义（潞、泽二州）、保义（邢州等三州）、戎昭（均、房二州）、武定（洋州）、泰宁（兖州等三州）、平卢（青州等六州）、忠武（陈、许二州）、匡国（同州）、镇国（陕、虢二州）、武宁（即感化镇，徐、宿二州）、忠义（襄州等七州）、荆南（荆州等三州）等二十一镇。诸镇中天雄、武顺是附属镇，武定是蜀王建属地，其余诸镇割据者都被朱全忠消灭。从群盗分割变为一盗独据，对民众说来，终究还算是较好的事情，如果说朱全忠在历史上多少还有一点作用的话，那就是他独据了一大片土地。

　　（三）杨行密（吴国）

　　杨行密庐州合肥人，长大有力，能举重一百斤。凡是黄巢起义军经过的地方，本地人多起兵响应，杨行密就是一个响应者。后来被唐兵捕获，庐州刺史令充当州兵，逐渐提升为庐州牙将。八八三年，杨行密杀都将，总统诸营，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庐州刺史被迫让位，唐朝任杨行密为庐州刺史。杨行密部下有刘威、陶雅、徐温等三十六人，号称三十六“英雄”，杨行密在淮南的割据势力，就是依靠这些人建立起来的。

　　八八七年，割据者淮南节度使高骈被部将毕师铎（原是王仙芝部将）围攻，令杨行密率兵来救。毕师铎攻入扬州，大烧大掠，高骈多年搜括的财物全部消失。宣歙观察使秦彦率兵三万入扬州，自称淮南节度使，以毕师铎为行军司马。杨行密沿路收兵，得一万七千人，围攻扬州。秦彦兵在围城中杀人当粮食。杨行密围攻半年，城中居民被秦彦兵几乎吃完。杨行密攻入城中，残存居民只有数百家，饥饿得不象人形。秦彦等吃人野兽刚逃出城，秦宗权使秦宗衡、孙儒率刘建锋、马殷等一群吃人野兽又来到夺扬州城。秦彦、毕师铎与秦宗衡、孙儒合在一起，杨行密守空城不敢出战。不久，孙儒杀秦宗衡，又杀秦彦、毕师铎，合并各部兵来攻扬州城。杨行密弃城走回庐州。八九一年，孙儒烧扬州城，驱迫丁壮及妇女随军，杀老弱充军粮，渡江攻杨行密。八九二年，孙儒战败，被杨行密擒获斩首。胡三省《通鉴注》评孙、杨胜败，说：光启三年（八八七年），孙儒开始与杨行密交兵，孙儒兵比杨行密多十倍，但终于死在杨行密的手中，原因是孙儒专务杀掠，人心不附。杨行密虽为孙儒所困，对饥民却有些接济，多少得点人心，所以最后获胜。胡三省说的是对的。同是害民的盗贼，为害较轻的就会得到民众的一些支持。任何战争，兵力强弱，只能决定一时的胜败，决定胜败的夫键还在民心的向背。小的如两军相斗，大的如列国相持（如五代十国），都不能有例外，这也就是说，割据总是不得民心的，谁能够多得些民心，谁就能够消灭割据，统一全国。

　　扬州是最富庶的城市，唐时号称扬一（第一）益（蜀）二，经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六年攻战，民众死去或逃亡，江以北淮以南，东西千里变成白地。

　　八九二年，杨行密率兵回扬州，唐朝任为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节省费用，选用地方官，招徕流民，减轻赋税徭役，奖励农桑，又运茶、盐与邻镇通商，几年以后，民力逐渐恢复起来。杨行密选孙儒降兵五千人作亲军，称为“黑云都”（着黑衣），专用来冲锋陷阵。八九七年，朱瑾、史俨、李承嗣率骑兵投淮南。杨行密得到蔡州兵和河东、兖、郓兵，加上长于水战的淮南兵，按兵力说，是一个强镇。北起海州，南至虔州（江西地九○六年入淮南），东起常州，西至沔口（汉口），淮水南部、长江东部诸州都为淮南镇所占有，按土地说，是一个大镇。朱全忠三次进攻，三次都失败。这个镇的存在，阻碍着北方势力进入南方，使统一成为不可能。但占据北方的梁和沙陀人的唐、晋、汉，都是野蛮统治者，如果进入南方，只能给南方民众带来更大的破坏和痛苦，因此，淮南镇隔离南北，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王建（前蜀国）

　　王建是许州舞阳（河南舞阳县）人，在乡里宰牛偷驴贩私盐，乡里人叫他“贼王八”（排行第八），公认他是个流氓。后来他投忠武军当兵，升迁作队将。黄巢进入长安，唐僖宗逃入蜀，忠武军派兵八千助朝廷，归宦官杨复光统率。杨复光分八千人为八都，每都置一都头，王建是八都头之一。八八三年，王建等五都头率兵入蜀，唐僖宗大喜，号王建等都为随驾五都。宦官田令孜认王建等为义子。八八六年，唐僖宗避李克用兵锋，逃到兴元（陕西汉中），田令孜逃入蜀，依同母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杨复恭掌权，斥退田令孜党羽，使王建离开禁军，出为利州（治绵谷，四川广元县）刺史。王建招集溪洞酋豪，得众八千，沿嘉陵江袭取阆州，自称阆州防御使。八八七年，王建得东川（治梓州）节度使顾彦朗的援助，进击陈敬瑄，西川所属十二州，都遭受王建的杀掠。八八八年，唐昭宗任韦昭度为西川（治成都）节度使，想依靠王建的乒力驱走陈敬瑄。王建利用韦昭度名号，攻取西川诸州，陈敬瑄困守成都，军士饥饿，多谋出降。八九一年，王建要韦昭度先走，使部下捉韦昭度的亲信人，在韦昭度门前，一块块割下肉来吃。王建说，没有粮食，只好吃人。韦昭度大惧，赶快逃回长安，王建也就攻入成都，自为西川节度使。八九七年，王建攻破梓州（治郪，四川三台县），灭东川，占有全部蜀地。九○二年，王建乘李茂贞被朱全忠围困，出兵攻破汉中，取得山南西道，同时又得武定镇（洋州）。九○三年，王建攻荆南，取得夔、忠、万（四川万县）三州及施州（湖北恩施）。唐封他为蜀王。九○六年，取荆南的归州（湖北秭归）。王建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割据蜀地的形势稳固了。

　　（五）钱镠（吴越国）

　　钱镠（音流liú）是杭州临安（浙江临安县）人，从来不爱生产劳动，专以贩私盐和掠夺为业。八七五年，浙西狼山守将王郢叛乱，攻掠浙东、西诸州。临安人董昌等组织上团抵御土郢，钱镠在董昌土团中当偏将。八七八年，王仙芝余部曹师雄攻浙西，唐杭州刺史募各县土兵，成立杭州八都，使董昌为八部长。八七九年，黄巢军经过临安，钱镠用诡计骗黄巢军，临安不曾被攻。这算是有功。八八一年，镇海节度使（驻润州）周宝任董昌为杭州刺史，董昌任钱镠为都指挥使。八八二年，浙乐观察使（驻越州）刘汉宏出兵二万谋夺取浙西，被钱镠击败。八八六年，钱镠攻破越州。董昌自杭州徙驻越州，使钱镠驻杭州。八八七年，唐僖宗任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镠为杭州刺史。当年，镇海军将士叛变，逐走周宝，拥薛朗为留后。钱镠以伐叛为名，出兵取得苏州。八九三年，唐任钱镠为镇海节度使，驻杭州，有兵十三都，成为浙西强镇。八九五年，董昌在越州称帝，钱镠得到机会，出兵攻董昌。八九六年，攻破越州，杀董昌。唐任钱镠为镇海（浙西）镇东（浙东）两军节度使。钱镠据有浙东、西，地小兵弱，受到淮南镇的威胁，因此，对北方统治者始终表示恭顺，借以牵制淮南，在诸割据者中，与下列三个割据者都属于弱小的一类。九○七年，梁太祖（朱全忠）封钱镠为吴越王。

　　（六）马殷（楚国）

　　马殷是许州鄢陵（河南鄢陵）人，在秦宗权军中当小将。八八七年，秦宗衡、孙儒率刘建锋、马殷等夺淮南。八九二年，杨行密杀孙儒。刘建锋、马殷率残兵七千人，逃往洪州，在江西聚众数万。八九四年，刘建锋等攻入湖南，取得长沙。唐僖宗任刘建锋为湖南节度使，马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八九六年，军士杀刘建锋，推马殷为节度使。马殷陆续攻取州县，占有湖南全境。九○○年，马殷攻取桂管五州，桂管全境并入湖南。近邻淮南镇强大，马殷对朱全忠表示恭顺。九○七年，梁太祖封马殷为楚王。当年，马殷击败淮南兵，夺得岳州。九○八年，出兵攻岭南，击败岭南割据者刘隐，得到六个州。马殷拥有颇为广大的土地，闭境自保，湖南民众遭受兵祸比较少一些。

　　（七）刘隐（南汉国）

　　刘隐的祖父是蔡州上蔡（河南上蔡）人，住在广州做商贾。父刘谦作封州（治封川，广东封川县）刺史。八九四年，刘谦死，子刘隐继任。八九六年，岭南东道节度使薛王李知柔赴任所，走到湖南，广州牙将叛变谋割据。刘隐起兵杀叛将，迎李知柔入广州。李知柔任刘隐力行军司马。九○五年，岭南东道节度使徐彦若死，众推刘隐为节度使。九○七年，梁太祖封刘隐为大彭郡王。刘隐占有岭南及容管（广西容县）、邕管（广西南宁）诸州，不参加战争，境内较为安静。

　　（八）王审知（闽国）

　　王审知是光州固始（河南固始）人。寿州人王绪攻据固始，使王潮、王审知兄弟为军官。八八五年，王绪被秦宗权攻击，率众南逃，入江西，转入福建，沿路抢掠，聚众数万。王绪性猜忌，任意杀人，部属人人自危。王潮因众怒囚禁王绪，受推为军主。泉州刺史贪暴，泉州人见王潮军纪严肃，请代为除暴。八八六年，王潮攻入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任王潮为泉州刺史。八九一年，陈岩死，都将范晖自为留后。王潮使王审知攻福州，民众送粮食助攻。八九三年，王审知攻入福州，唐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境内割地称雄的群盗二十余股或散或降，王潮占有福建全境。八九七年，王潮死，王审知继位。九○七年，梁太祖封王审知为闽王。

　　以上八个割据国，按强弱可分为三类。晋、梁是强的一类。两国势力相当，梁被晋牵制，不敢出全力攻吴，这就使得割据的形势固定下来。吴、蜀是次强的一类。两国占据最富庶的扬、益地区，有自守的力量，给长江流域筑起了屏障。吴越、楚、南汉、闽是弱小的一类，有一天屏障撤除，四国自然归于消灭。归根说来，割据局面的造成，由于晋梁两个残暴国在北方的对峙。

第八节 农民大起义

　　唐前期，由于剥削还有些限度，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也就比较缓和一些。安、史反叛，黄河流域战乱频繁，原来朝廷租税主要来自江淮，现在江淮更成为唯一的租税榨取地，民众负担骤增，农民起义第一次在浙东爆发了。

　　七六二年，台州（治临海，浙江临海县）起义首领袁晁率众攻浙东州县，取得衢、温、明等州，有众二十万。

　　七六三年，李光弼派兵击破袁晁起义军，浙东又为唐所有。袁晁一号召，就得到浙东广大民众的拥护，虽然被李光弼镇压，起义符合民众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唐朝廷还拥有强大的武力，足以保持它的腐朽统治，局部地区的农民起义，不得不暂时失败，但腐朽统治终究不能逃避农民起义的打击，到了八五九年，浙东又有裘甫率领的起义。

　　唐朝廷向江、淮以及岭南搜括大量财物，民众已极困苦，官员为谋求大利，也争着到这些地方去做官。名士薛保逊作文讥斥当时的州县官，说，我送客到灞桥，在旅店休息，看见几个似乎象人的东西。试问来历，这些东西居然会说话，说是江、淮、岭南的州县官。我真想不到好好人民，为什么受这些东西的鞭挞！官吏贪虐成风，南北原是一致，薛保逊特别指斥江、淮、岭南的官吏，足见南方民众困于勒索尤为严重。裘甫起义，影响比袁晁更大，因为裘甫得到民众更大的拥护。

　　八五九年，正是唐宣宗死，唐懿宗继位，唐朝廷开始趋于大崩溃的一年。裘甫起义标志着唐朝廷崩溃的开端，尽管裘甫失败了，起义的潮浪是不可能阻遏的。

　　浙东起义首领裘甫率众攻破象山县城，又进攻剡县（浙江嵊县）。裘甫起兵时众不过一百人，八六○年，起义军增至一千人，取得剡县，众增至数千人。浙东道以及别道民众，纷纷来归，众骤增至三万。还有不少起义小帅，派人来联络，请作属部。起义军推裘甫为天下都知兵马使，又推刘暀（音旺wàng）为副使，刘庆、刘从_简为大将，废弃唐朝皇帝年号，自建年号为罗平（越民间相传有罗平鸟，管越人祸福，裘甫用为年号。八九五年，董昌据越州称帝，以罗平为国号），铸印，印文为大平。裘甫以平（太平、公平）为号召，这就是起义军旺盛的原因。起义军在剡县积聚粮食，制造器械，声势大振，分兵攻越、衢、婺（治金华，浙江金华市）、明、台等州，取得唐兴（浙江天台县）等若干县城。浙东唐军屡战屡败，宰相推荐前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王式要求朝廷多给兵马，说，如果发给兵马太少，战事迁延不决，江、淮民众一定要起兵响应。国家用度完全依靠江、淮，那时候道路阻绝，上自宗庙，下至禁军，都得不到供给，事情将非常危急。唐懿宗和宦官听了这番话，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归王式统率，兵力上唐处于优势地位。

　　在起义军方面，裘甫保守剡县等几个县城，并不想积极进攻，没有号召各地民众起兵去打破唐朝廷的用兵计划。刘暀对裘甫说：我军如此旺盛，方略却至今未定，实在可惜！王式所率大军，不要四十天就来到，兵马使应该乘敌军未到的时机，急出兵攻取越州城，再派兵五千守西陵（浙江萧山县西兴渡口），沿浙江东岸筑垒拒敌。大集船舰，乘机出敌后，攻取浙西州县，过大江攻扬州，夺取财物，还军修石头城（江苏南京市）固守，宣、歙、江西民众自然响应。另派刘从简率万人从海路袭取福建。这样，唐朝廷赖以生存的贡赋，都为我所有，只怕子孙不能守，我们这辈子可以无忧了。刘暀这个有限度的进攻计划，总还算是一个计划，裘甫连这一点想法也没有，说：今天醉了，明天再议。进士王辂献计说：刘副使说的乃是孙权的故事，那时候天下大乱，所以能占据江东，现在中原无事，占据是不成的，不如拥众守险，大势不好便逃入海岛，这是万全的良策。裘甫犹豫不定，实际上是采取王辂的所谓万全良策。王式坚决进攻，裘甫束手无策，不待战斗，胜败已经决定了。

　　王式到越州，用浙东兵和称为土团的地主武装作向导，又用居住在江淮的吐蕃、回鹘降人充骑兵，督诸军分路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与唐兵十九战，不能取胜，占有的土地先后被唐兵夺去。刘暀对裘甫说，早用我的计谋，先取越州，事情不会这样危急。王辂等几个迸士在军中，都着绿衣。刘暀杀王辂等，说，都是这些青虫坏事。王辂等只是计谋不合，并非背叛起义军，刘暀轻率杀人，显得计穷谋竭，与裘甫一样束手无策。起义军最后退守剡县城，坚决抵抗唐兵，三天中出战八十三次，唐兵受挫，但不肯撤围退走。城中妇女组成女军，助起义军守城。裘甫、刘暀、刘庆率壮士百余人夜间突围，被唐兵杀死。刘从简弃城守山，也战败被杀。

　　裘甫率领的浙东起义，前后凡六十六日，在战斗中，民众反唐的决心，表现得十分清焚，女军投石块击敌，就是明证。唐朝廷因王式得到暂时的战胜，以为无忧了，事实是更大的忧就紧接在后面。

　　安南民众遭受残酷的剥削，至少同江淮一样。民众无法生存，八五八年，引南诏兵攻唐安南守军，战事连年不停，到八六三年，唐懿宗撤回诸道援安南兵，专守岭南西道（节度使治邕州，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八六四年，唐朝廷发八道兵守邕州，南诏来攻，唐兵大败。朝廷选募徐州军士三千人往邕州防守。八六八年，徐州兵在防地作乱，拥庞勋为主，自动回徐州。朝廷发十道兵攻徐州，八六九年，才消灭庞勋所率的叛军。

　　浙东起义后，唐朝廷搜括军费，民不堪命，到处聚众反抗。八六○年，薛调上书说，“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唐战胜裘甫，反唐的民众却更多了。安南起义后，唐内部引起庞勋叛乱，搜括军费愈益迫急，再加关东连年有水旱灾，民众穷极，聚众反抗，规模比浙东起义时，又增加无数倍。唐统治地区，不分南北，民众普遍反唐，爆发大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八七四年，王仙芝率众数千人在长垣（河南长垣县）起义。次年，黄巢率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在冤句（山东菏泽县西南）起义。王仙芝、黄巢起义符合当时广大民众的意愿，因而声势浩大，成为大起义的首领。

　　王仙芝、黄巢都曾贩卖私盐。唐末割据者如王建、钱镠以及吴国权臣徐温，也都是贩卖私盐出身，私盐与这些人有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唐玄宗时，盐价每斗十钱，唐肃宗加一百钱，每斗一百一十钱，盐利成为朝廷重要的收入。盐是生活必需品，即使价贵，贫民总得购买一些。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因之专在盐利上想法，逐年增加税收，从每岁收入四十万缗开始，到唐代宗大历末年，每岁竟增至六百余万缗。朝廷岁入，监利占半数。宫庭费用，诸军饷需，百官禄俸，都靠盐利来支付。唐朝廷对盐利的重视，可以想见。唐德宗时，盐价每斗增至三百七十钱，盐商贩卖官盐，有时比官价高一倍，用一升盐换取谷数斗，贫民只好淡食。自唐德宗时起，朝廷规定各种苛法，派出大批官吏，查禁私盐，凡卖私盐一石以上，处以死刑，一斗以上，处以杖刑。私刮碱土一斗，等于卖私盐一升，也要处罚。朝廷出卖官盐，豪强出卖私盐，都是大利所在，双方斗争非常剧烈。凡是贩卖私盐的人，必须结交一批伙伴，合力行动，又必须有计谋和勇力，足以对抗盐官。贩私盐的规模愈大，这些条件也愈益具备。黄巢就是这样的一个贩私盐者，一旦与起义民众结合，就成为有能力的首领。

　　黄巢是曹州冤句县人，祖先几辈子相沿贩卖私盐，黄巢继承祖业，富有财产。黄巢长于骑射，爱扶危救急，收养各地来投奔的逃命人；也爱读书，屡次应进士考试，被抑不得及第。他是失意士人，又是有势力的豪侠，看到唐朝廷极度腐朽和民众普遍反唐，离开原来的阶级，走起义的道路，是可以理解的。八七四年，王仙芝在长垣县起义，立名号为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布檄文，声讨唐朝廷任用贪官，赋税繁重，赏罚不平等罪恶，切中当时的弊病。八七五年，王仙芝率尚君长等攻破濮、曹二州，众增至数万，又击败唐天平节度使兵，攻入郓州。黄巢就在这时候起兵，与王仙芝共同行动，数月间也有众数万。

　　王仙芝、黄巢统率的起义军，行军都采取流动的方式，不据守城池，这在起义初期是必要的。因为唐统治阶级固然内部分散，势力衰弱，但对起义民众，却是一致仇恨，为消灭起义军，他们可以结合起来，协力进攻。起义军如果守城池，必然被唐军围困，很可能被消灭。反之，寻便利处流动，使唐军陷于被动的境地，各地民众起义响应，更使唐军被牵制在本镇境内，这样，起义军活动的区域愈扩大，力量愈增强，唐朝廷的崩溃也就愈迫近。当时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镇地方，民众纷纷起义，大部有千余人，小部也有数百人，攻击州县城。唐朝廷令五镇节度使加意防守本境，抽出一部分兵力交“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宋威指挥。行营步骑兵总数不过五千人，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更掌握主动权，往来山东一带。八七六年，唐朝廷令天下乡村各备弓刀器械，组织地主武装来抵御起义民众。起义军在沂州城下战败，转入河南地区，攻下郏城（河南郏县）等八县，唐朝廷恐惧，调关内诸镇兵守陕州和潼关，昭义等镇兵守洛阳（东都），山南东道兵守汝、邓二州重要路口。起义军攻破汝州，东都大震动，百官多携家属逃窜出城。起义军攻郑州，破唐守军击败，转向南方唐、邓二州进攻。关以东各州县守城自保，不敢出战。起义军行动自如，攻破郢、复二州，又攻申、光、卢、寿、舒等州。淮南镇危急，唐朝廷怕失去扬州，江南贡赋断绝，君臣惶恐，束手无策。

　　起义军攻蕲州（治蕲春，湖北蕲春县），唐蕲州刺史请王仙芝黄巢等进城，允许为王仙芝奏请官位。唐朝廷经一番辩论后，给王仙芝“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这样一个空名。王仙芝居然叛卖起义军，无耻地接受这个空名。黄巢大怒，责骂王仙芝道：起初大家立重誓，要齐心协力，横行天下，现在你去左军做官，起义军该到那里去！捉住王仙芝痛打，众将士也群起责骂，王仙芝无奈，只好不受唐官，夺取蕲州。黄巢原想得个节度使一类拥有实权的官职，占领若干州县。这自然是放弃起义旗帜企图割据称雄的错误想法，不过，比起王仙芝来，还算是不肯放弃军队，因之还可以率领起义军。王仙芝、黄巢已经破裂，起义军分为两部，王仙芝、黄巢各率所部分路去活动，势力削弱了。

　　八七七年，王仙芝攻破鄂州城（湖北武昌县），又攻破安、随二州城。据唐宰相郑政说，王仙芝曾七次求降，都被招讨使宋威搁置，不转奏朝廷。王仙芝完全变成起义军的叛卖者，宋威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不如在战争中杀死他，可以得大功，因此拒绝受降。招讨副使宦官杨复光使人招王仙芝，这个无耻叛徒得到门路，即遣尚君长率一批人来接洽条件。宋威派兵在路上捕尚君长等，奏称在战场上擒获；杨复光奏称尚君长等确是投降，并非阵上被俘。唐朝廷反正不再害怕王仙芝，降与不降无足轻重，竟下令斩尚君长等。八七八年，王仙芝率众到荆南，攻入江陵城，又转到申州（治义阳，河南信阳县），被唐军击败。唐军追击到黄梅，大破王仙芝军，杀数万人。王仙芝逃走，被唐军杀死。王仙芝初起时，宣布唐罪恶，与唐为敌，符合民众的愿望，起义军因而迅速壮大起来。王仙芝、尚君长等这伙人，却以为自己有了什么本钱，可耻地想交易个唐官来做。在这伙人率领下，军心自然要涣散，唐军也就转弱为强，更不会允许敌对阶级武装的存在。凭借起义军而又叛卖起义军的这伙人，先后被唐杀死，是应得的结果，可惜的是这一路起义军遭受惨重的杀伤，大大削弱了对唐的攻击力量。

　　蕲州分裂后，黄巢率所部北上。八七七年，攻破郓州，杀唐天平军节度使，又攻破沂州。王仙芝部将尚让（尚君长弟）屯查岈山（河南遂个县西）。黄巢在山东势孤，率众来会，与尚让合力守山。黄巢又与王仙芝合攻宋州（治宋城，河南商邱县），击败唐兵，围宋州城。两路起义军会合，军势就有振作气象，可是，王仙芝别有用心，宋州城下战败，即与黄巢分离，引所部向安、随等州活动。八七八年，王仙芝败死，尚让率残部归黄巢，推黄巢为王，又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设置官属，开始建成一个国家的形式。起义军自立国家，明白表示与唐朝对立，是有意义的，但元称王霸，也表示黄巢缺乏坚定的反唐决心。王是统一天下，以新朝代替旧朝，霸是在旧朝下割据称雄。黄巢所谓王霸，意思是求王不得，求霸也可，统率者如此打算，起义军很难有好的前途。黄巢攻破沂、濮二州城，唐集合大军来攻，黄巢被迫向唐天平军求降。唐朝廷给右卫将军（从三品）名号，令在郓州解散军队。当然黄巢不比王仙芝，知道放弃军队的后果是什么，因此拒绝接受唐朝的诏令。

　　黄巢在山东不能取胜，转到河南攻宋、汴等州。唐调兵防守东都并攻击起义军。事情很明显，唐朝廷固然极度腐朽，但在镇压起义军时，还能够调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或守或战，到处阻遏起义军，尤其是江淮赋税，照常供应，使唐朝廷能够用来养兵，保护北方州县城。起义军在乡村不能对民众多所取求，攻破州县城又很不容易，在这种形势下，开辟新的活动地区，实有必要。江南是唐朝军备最薄弱的地区，起义军到江南活动，这在起义军是打开新局面，在唐朝廷是遭受致命伤。八七八年，黄巢引兵渡江，起义军转入了大发展的阶段。

　　黄巢所率起义军，受生活必需品的限止，在北方，多时不过数万人，通常只有数千人，一到江南，人数就有很大的增加。王仙芝余部王重隐等早在江南活动。八七八年，王重隐攻破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曹师雄攻宣、润等州，黄巢入江西境，与王重隐等相呼应，一举攻下虔、吉、饶、信等州。曹师雄攻浙西，唐朝廷用高骈为镇海节度使，抵御曹师雄军。黄巢攻浙东，自衢州至建州，开山路七百里，攻入福建，夺得福州。黄巢得福州，可以北攻浙东，南攻广州。八七九年，写信给唐浙东观察使崔璆（音球qiǔ）、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要求代向唐朝廷请给天平节度使官职。二人怕黄巢来攻，向唐朝廷恳切请求，唐朝廷不许。黄巢自己直接给唐朝廷上表，请给广州节度使官职。唐朝廷认为广州是通商口岸，也不许。黄巢既来求官，唐朝廷给予率府率名义（皇太子属官，正四品上）。唐朝廷对起义军认定叫做“贼”（阶级敌人），除了屠杀、解散、给投降的酋领一些空名以外，绝对不允许妥协（可以用来攻击其他部分起义军的人，自然要收留和利用）。当时财政极端困难，判度支杨严再三哀求免职，朝廷不许，因为没有人敢来继任。尽管如此，还是坚决要消灭起义军，统治

黄巢起义军开辟的福建仙霞岭山路遗迹

　　阶级的态度多么顽固而明白。作为起义军首领的黄巢，一再向唐朝廷请求妥协，想做个节度使，态度多么动摇而怯懦！相形之下，黄巢是不能战胜唐统治阶级的，黄巢接到率府率的任命，发怒大骂唐宰相，率兵攻破广州。据阿拉伯人记载，黄巢在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广州是外国商人和教徒的集中地，商人贩卖珍宝等奢侈品，供唐统治阶级享用，是中国民欢的间接剥削者，又勾结唐官府，依势放高利贷，是中国民众的直接剥削者；黄巢军中有“逢儒则肉师必覆”的传说，意思是杀儒生，战争一定要失败。黄巢出身不第进士，可能以儒生自命，看其他宗教是异端，而且教徒多兼商人，是明显的剥削者。黄巢杀商人和教徒，自有他的理由，但广州未必有如此大量的外国人，如果真有这样多的人，民欢受害更大，那末，黄巢的理由也就更充足了。

　　八七九年，黄巢军在岭南发生大疫。将领劝黄巢离岭南，北上图大事，得到允许。黄巢军中收容不少失意士人，他们替起义军起草一篇入关檄文，指责唐朝廷的罪恶，其中有宦官擅权、朝臣勾结宦官、科举不公、官吏贪污等条，都切合实情，但主要是失意士人鸣不平，并未着重为民众伸义愤，事实上民欢痛恨的是整个统治阶级，管他什么科第的得失。起义军自广州出发，攻取桂州，乘大栰沿湘江攻取衡（湖南衡阳）、永（湖南零陵）等州，又攻取潭州（治长沙，湖南长沙市）。尚让率一军，号称五十万，乘胜进攻江陵。黄巢、尚让合兵进取襄阳，在荆门（湖北荆门县）被唐军击败，起父军损失极重。起义军渡江向东进击，攻鄂州，转攻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兵士又多至二十万人。

　　八八○年，唐朝廷任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集合各镇兵七万，派部将率淮南兵入江西，进攻起义军。黄巢屯兵信州（治上饶，江西上饶市），又遇大疫，兵士多病死。黄巢寄书给高骈，声称愿意投降，并求节度使官职。高骈想诱起义军到淮南，一举歼灭，满口允许代请官职，又想独得歼灭起义军的大“功”，遣诸道援兵各归本道。恰好黄巢这一次是假降，乘高骈力弱，大破淮南兵，起义军声势大振。起义军攻破睦（治建德，浙江建德县）、婺（治金华，浙江金华市）等州，又攻破宣州（治宣城，安徽宣城县），声势愈盛，有众号称六十万。起义军自采石（在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围天长、六合，离扬州城不满五十里。高骈大惧，自称得中风病，不敢出兵应战。唐朝廷一向当作靠山的高骈，现在变成融化了的冰山，满朝恐慌，不知所措。宦官田令孜早作逃往成都的准备，使同母弟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只等起义军入关，唐朝廷就退出长安。

　　八八○年，唐守淮河诸军，互相杀夺，相继溃散。起义军渡过淮河，攻破申州，分路攻河南诸州，史书称起义军“所至吏民逃溃”，“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事实是起义军本来不虏掠民欢的财物，对聚集在州县城中所谓“吏民”的官商富户，破城后却必须惩罚，或杀戮，或没收财产作为军资。因此，唐吏民守城甚坚，破城也很不容易。这次起义军从南方来，不惩罚吏民，这些人无守城必要，自然纷纷逃避，结果是减少了对起义军的阻力。

　　起义军将要渡淮的时候，唐朝廷还在作绝望的挣扎。一个宰相主张任黄巢为天平节度使，等到就任后，发兵合围杀黄巢。又一个宰相主张调诸道兵坚守泗州，使起义军不得前进，只好退回南方，那时候再出兵追击。不论那一种主张，都是想消灭起义军，虽然唐朝廷本身快要被消灭，但仍死抱住绝对的阶级仇视。唐僖宗听从后一种主张，调兵守淮，在起义军盛大声势的压力下，诸道兵溃散，唐朝廷计穷力竭，再也找不出什么办法。

　　黄巢用天补大将军名义，发布檄文告唐诸道说：你们应该各守本营，不得犯我兵锋；我要进东都，再转到长安，向罪人问罪，与你们不相干。诸道防备民欢起事，自保还来不及，谁也不敢出兵救唐朝廷。起义军向东都顺利进军，唐将齐克让退守潼关，东都唐官迎起义军入城。起义军纪律严明，史书也只好承认“闾里晏然”。田令孜使左右神策军助齐克让守潼关，起义军一部从称为“禁坑”的小路进到关后，夹攻潼关，唐军大溃。起义军的向导兵先入长安，唐僖宗、田令孜带着少数眷属逃往成都。

　　黄巢率起义军数十万入城，民众夹路观看，尚让宣告民众说，黄王起兵，原来为拯救百姓，不象李家不爱惜你们，你们照常安居，不要害怕。起义军兵士是受尽残酷压迫的民众，所以遇到贫民，即赠送财物，表示同情；对唐朝留下来的一大群民贼，表示义愤，尤其憎恨官吏，捕获就处死。黄巢下令军中：禁止杀人，兵器都纳入官府。《新唐书·黄巢传》说“然其下本盗贼，皆不从”。黄巢入长安，不曾择尤惩罚民贼，让兵士自行处理，后来又要缴纳兵器，为兵士所拒绝，这些措施显出黄巢是缺乏政治才能的。

　　黄巢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唐官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仍照旧留任。固然，他也杀了不少唐大官，但标准是降不降，不问害民的轻重。他以尚让为首相，组成了起义军文武官与唐官僚混合的大齐朝廷，对民众该颁布些什么革新政治的诏令，史书上未见记载，看黄巢尚让等急于享乐，大概不曾颁布过这种诏令。

　　起义军渡淮以后，一路无阻，取得长安，这自然是好事，但经过的重要地方象东都那样的大城，也不留兵防守，数十万人全部进入长安，实际是全部陷入袋中。入长安后，使人守商（治上洛，陕西商县）邓（治穰县，河南邓县）等州，作退走的准备，但并不能改变坐困的形势。长安在唐军四面包围下，粮食困难，起义军兵士是纯洁的民众，目的在推翻罪孽深重的唐朝，现在被引到不是饿死就是败死的道路上，统率者该负多大的责任！八八一年，唐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郑政据盩厔（音周至zhoū zhì陕西周至），号召诸镇合力攻长安，诸镇响应，出兵来会。泾原镇兵据渭北，河中镇兵据沙苑（在陕西大荔县南），易定镇兵据渭桥，鄜延、忠武二镇兵据武功，邠宁镇兵据兴平。八八二年唐僖宗任宰相王铎为诸道行营都都统，率荆襄兵驻盩厔，统率诸镇兵，伺机进攻。起义军仅有长安附近一些地方，形势非常不利。

　　黄巢也曾想打开局面，八八一年，使尚让等率兵五万攻凤翔。尚让等自以为势大，行军不列行伍，遇伏兵，大败逃回，损失兵士二万余人。有人在尚让官署门上写嘲笑诗，尚让羞怒，拘官署内官吏及看门人，一概挖眼珠倒挂而死，又搜杀城中能作诗的人。唐军一部乘胜进攻长安，黄巢以为庸大军来了，率众仓皇出城。唐军入城大掳掠。黄巢停在霸上，看到唐军不整，又无后援，率众还城，杀死唐军十之八九。他的地方守将同州（治冯翊，陕西华阴县）刺史王溥、华州（治郑县，陕西华县）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听说黄巢出城，也各弃城率欢逃往邓州。当时朱温守邓州，斩王溥、乔谦，令宋岩回商州。唐军来攻，黄巢便弃城逃走，地方守将也照样出逃，事实证明黄巢和部将们已经泄尽了起义军的胆气，化为得乐且乐偷安旦夕的一小群懦夫。同、华二州被唐军占去，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令朱温自力去取。唐同州刺史逃走，朱温据有同州（华州由李详取回）。自力去取的意思是得地就做刺史，不得就做不成刺史；反过来说，得地的人可据地自有，与齐朝无关。大抵将领各拥所部，自立门户，起义军分裂成许多碎片，黄巢的号令失去作用，也就失去战斗力。八八二年，朱温为抵御唐河中镇王重荣的压迫，屡次请求援救，黄巢全不理会。朱温知黄巢将亡，投降王重荣。黄巢不救同州，很可能是没有受调遣的军队。同州降唐后，李详也要降唐。黄巢杀李详，任命弟黄邺为华州刺史。李详旧部属逐走黄邺，自立军主，投降王重荣，这说明部将自成势力，连黄邺去继任也不被接受，黄巢是个孤立的首领。

　　起义军在长安前后三年，暴露如此严重的弱点，罪过全出于黄巢、尚让等一群统率者方面，起义军兵士成了这群人的牺牲品，除了寄以深切的同情心，谁还能对士兵有什么非议。当然，统治阶级毁谤起义军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史书说当时一斗米价贵至三十缗，起义军向唐军买人作食粮，唐军捕捉山寨居民卖给起义军，按肥瘦论价，一人值数百缗。起义军统率者不让兵士吃三十缗一斗的米，却让吃数百缗的人，这是讲得通的话么？不过，史书既然说了，唐军应该确有卖人的事。那就是起义军兵士不满统率者的腐化，纷纷散走，统率者要补充兵卒，出重价招兵，唐军是盗贼，捉山寨居民按强弱来换钱，这就成为史书所说按肥瘦论价的人肉买卖。

　　尽管起义军存在着过多的弱点，但包围长安的唐军，弱点也并不较少于起义军。唐军利在各据屯兵地点，号称进攻长安，向唐朝廷讨重赏，同时也向起义军谋利益，卖人就是其中的一例。双方形成相持的局面，谁也不想进攻谁。真正急于消灭起义军的人，是那些宦官。因为唐后期的朝廷，实际是宦官的朝廷，唐朝廷不能回长安，当然是宦官的大害。八八二年，由宦官杨复光倡议，招野蛮的沙陀酋长李克用来攻起义军。李克用接到唐朝廷的诏令，立即率沙陀兵从晋北出发到河中。八八三年，渡河入同州（朱全忠所据地）。李克用联合唐河中、易定、忠武等镇兵，与尚让所率起义军十五万人大战，尚让大败。李克用进逼长安，黄巢率残部自蓝田经武关走入河南境。李克用等军入城，大肆掠夺，长安宫殿民房和居民，被烧杀后所存无几，统治阶级称为立“大功”的“官军”，就是这样凶残的一群强盗。

　　农民起义军，开始时必须流动攻击敌人，腐朽朝廷的统治区，空隙是到处存在着的。但在流动作战中，统率者必须逐渐建立起军事纪律，并且学会正式的攻守战。只有能攻能守，才能取得立足地，逐个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政治上要有些新气象，争取广大民众的拥护。黄巢率领的起义军，始终是流动行军，不守城，也不打硬仗，更不知作些政治措施，单凭兵多（入关时号称六十万），以声势取胜，决不能持久。起义军在江西击败淮南兵，唐最著名的将帅高骈便称病不敢出战，守淮诸镇兵便不战而溃，逃回本镇，事实证明打硬仗的重大作用。起义军渡淮回来，势力比被迫渡江南行时强大数十百倍，入河南境特别是取得东都以后，有力量占领河南州县，消灭唐河南诸镇，建立起以东都为中心的立足地。整顿军队，发布政令，收揽民心，然后入关灭唐朝廷，不过数年，起义军很有可能取得胜利。黄巢不立后方，一心想做皇帝，带着几十万人进入长安，皇帝名号是得到了，起义军却被这些统率者断送了。归根说来，统率者本身腐化，前途只能是失败。

　　八八三年，黄巢逃到河南，使前锋将盂楷攻击蔡州，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黄巢移兵攻陈州（治宛丘，河南淮阳县），战败，孟楷被杀。黄巢忿怒，与秦宗权合兵猛攻陈州，不能取胜。据史书所记，当时河南大饥荒，黄巢用人当食粮。一说，取死人置臼中捣碎，连骨粉带皮肉一起吃；一说，捉活人投臼中捣碎食用，称发“粮”的处所为“舂磨寨”。这又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毁谤。秦宗权后来作乱时，曾车载盐渍尸体充军粮，统治阶级用后来秦宗权的野兽行为横加在黄巢身上，并且描写得更加恐怖，其实，围陈州时，不用说黄巢，连秦宗权也还不曾食人。

　　起义军兵士，在长安开始大量散走，尚让与李克用决战，兵数不过十余万。黄巢逃到河南，兵士散走更多，起义军事实上已经结束，残存的不再算是起义军。投降唐朝的黄巢部将，例如朱全忠，本拥有一支大的军队，八八三年，自同州去宣武镇作节度使，所部只有数百人，可见原来的起义军兵士都散走了。黄巢率领一些残余兵将，在河南还算是最强的一个。唐将周岌（忠武镇）、时溥（感化镇）、朱全忠都抵敌不住，请李克用来援救。黄巢、尚让等攻汴州，李克用击破黄巢军，杀万余人，黄巢军溃散。尚让率所部投降时溥，葛从周等多人率所部投降朱全忠。李克用追击黄巢，黄巢率余众不满千人，逃往兖州。时溥使部将率尚让追捕黄巢。黄巢带着一些家属逃入泰山。外甥林言杀黄巢、黄邺、黄揆及这些人的妻和子，取首级要到时溥处献“功”，路上遇唐兵。唐兵杀林言，取林言和黄巢等人的首级献给时溥。尚让是首相，林言是侍卫军长，都是黄巢的亲信，到最后，做的是这些事，黄巢部下一群统率者，大抵多是这一类的丑恶人，起义军为这群人所统率，怎末得免于失败！

　　民众起义的力量，终究是最大的力量。起义军固然被黄巢等人引导到失败的路上，但支离破碎的唐朝廷，经起义军的冲击，崩溃更加速，再也不能支持多久了。

简短的结论

　　长江流域（附浙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经济、文化都逐渐上升到黄河流域的水平，并且继续在上升。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隋炀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使得继起的统治者，不得不对农民阶级多少作出一些让步，政治措施有所改善。这样，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经济基地的、社会安宁持续到百余年的唐朝，出现在历史上。

　　唐朝比以前的统一朝代——两汉，更显得强盛而繁荣，唐前期，奠定了这个雄厚的基础。唐中期，藩镇叛乱，战争连年不息；唐后期，朝廷内部愈益分裂，统治力大为削弱。虽然如此，唐中期以至后期，在国外，声威还是很崇高，在国内，经济和文化还是在发展。这是因为唐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的经济在免于战乱的情况下，一直在上升。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总是有两种作法。一种是孔、孟的传统政治思想，即剥削较有节制的所谓行“仁政”。这在封建时代，应该说是进步倾向，因为农民迫切希望统治阶级不要夺去过多的生产品。另一种是腐朽势力的作法，那就是不顾农民死活，横征暴敛，贪得无餍，用来填无底的欲壑。进步倾向和腐朽势力在统治阶级内部常常发生斗争，如果进步倾向得势，阶级矛盾就比较缓和，出现“治平”的景象；反之，腐朽势力得势，制造各种祸乱，毒害民众，最后爆发农民起义，打击以至推翻腐朽统治。从表面看，一“治”一乱若循环，似乎是统治阶级自身的事情，实际上“治”是农民起义的产物，没有起义的威力，统治阶级是不会求“治”的。在这个“治”的时期里，社会生产力主要是农业生产力就得到一些发展的机会。

　　农民起义推翻隋炀帝统治，给唐统治者一个严厉的教训。唐前期三个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开元年间）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代表进步倾向，也就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在全国行施租庸调制和主要在关东地区推行均田制，使农民获得土地并减轻赋税，农业生产从而发展起来。与均田制相关联的府兵制，自然显出了它的实力。唐前期国内安宁，四裔宾附，富强无比，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获得土地。

　　唐前期，政治上进步倾向占优势，但腐朽势力也在滋长着。以士族为首的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庄田制逐渐代替均田制，农民失去土地，府兵制不得不改为募兵制，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政治上腐朽势力占有优势，强盛的唐前期也就开始转入外强中干的唐中期。唐前期因军事胜利，疆域扩大，白东北到西北边境上，以及边境附近的内地州县，居住着当时称为蕃人的大量内附诸族人。募兵制行施后，蕃人应募当兵，特别是当骑兵，成为唐边镇兵的主要组成部分。唐玄宗重用蕃将，兵权实际上落入蕃人手中，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几乎推翻腐朽的唐朝廷。此后，一联串的反叛、讨叛战争，使得唐朝统治力愈益衰弱，腐朽势力愈益得势，剥削愈益苛暴，庄田愈益发达，农民遭受战争和赋税的痛苦是非常沉重的。腐朽势力占优势的唐中央政权和蕃人为主体的地方割据，进行长期的战争，是唐中期的特征，唐宪宗暂时统一，结束了唐中期的局面，但结果并不是恢复唐前期的统一，而是转入更腐朽的唐后期。

　　庸初定制，政权归士族（贵族也在士族内）执掌，工商杂类，不得入仕。士族过着腐朽生活，需要大量奢侈品供浪费。以商人为首的工商业，和农业逐渐衰萎的情况相反，一直在发展。工商业者要求参与政权，出身杂类的宦官，从唐玄宗时开始，逐渐取得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就自然成为工商杂类的政治代表。唐中期，宦官已是士族的对抗力量。唐后期，宦官掌握皇帝本人的生杀予夺权，唐朝廷实际是宦官政权。士族中一部分投靠宦官，一部分不服，与宦官争夺权利，这就出现南、北司之争，也可以说是士族与工商杂类之争。士族活动范围缩小，得官职不易，因而相互间争夺加剧，这就出现朋党之争。朋党的一方往往依附宦官，朋党之争也可以说是南、北司之争的附属品。唐后期，朝廷承认河北三镇独立，不再有战争。朝廷内部尽量进行着这些争夺，可以无所顾忌。争夺的得胜者就是得官者，得官的意义是无所顾忌地敲剥民众。民众被迫走到死亡线上，除了发动起义战争，再也没有其他可走的路。

　　起义首先在浙东爆发。由于起义的统率者裘甫等人，本身存在着必败的弱点，起义很快被唐朝廷镇压下去。王仙芝、黄巢在北方起义，规模比浙东大得多，唐朝廷终于被黄巢起义军驱逐出长安。由于黄巢等统率者，本身存在着必败的弱点，结局不能不是失败，但唐朝廷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崩溃也加速了。

　　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割据势力乘机混战，各霸一方。九○七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唐后期结束，五代十国开始。

第三章 大分裂时期——五代十国——九○七年——九六○年

第一节 占据中原的五个小朝廷

　　唐末和东汉末相似，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封建割据势力便横行一时，纷纷占领土地，进行混战。唐朝经济比东汉发达，富饶的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因之，东汉以后，长江流域只能建立蜀、吴两国，唐以后却可以成立好几个小国。东汉末，国境外没有强邻，唐末却有东北方新起的辽国（契丹），积极参加战乱。东汉末割据者都是汉族军阀，在唐末割据者中，占重要地位的却是争夺中原地区的沙陀族人。这是迁居到境内不久、半开化的游牧人。他们只知道打仗杀掠，不知道有所谓政治。他们很快建立起政权，也很快被别人夺去，忽起忽灭，增加了混乱，延长了分裂，由于这些原因，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比东汉以后的三国，分裂的局面更为破碎，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的灾难更为严重。

　　但是，尽管在政治上分裂成许多国家，经济上却互相依赖，南北交换货物，即使战事紧张，商业也不曾隔断过。这种经济联系的程度，远远超越三国、南北朝时期。正因为这个缘故，只要中原地区趋向于稳定，南北统一的时机，就会到来得快一些。

　　三国时期，三个国内部都比较稳定。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各国战争较少，经济一般都在上升；黄河流域早在八六八年庞勋作乱时开始，战争连年不停止，五代时尤为剧烈。前后九十余年的军事破坏，黄河流域疲惫不堪，两大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相差颇远，五代北宋都建都在开封（后唐都洛阳），就是北方愈益依赖南方的明证。从此，中国南北经济联系比隋唐时期又大进一步。中国是不可割裂的整体，自五代时起，表现得更显著了。北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不再发生三国式的或五代十国式的分裂现象。

　　下面略述占领中原的五个小朝廷。

一 梁朝（九○七年——九二三年）

　　八八三年，朱全忠率所部数百人到宣武镇。在四面都是强藩割据的环境里，朱全忠勇于作战，又长于谋略，从弱小的地位逐渐变成强大，到九○五年，拥有关中和关东广大地区，成为唯一强大的军阀。朱全忠消灭许多割据者，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这可以说是不小的成就，建立起梁朝，也就算是合理的事情了。九○七年，朱晃（朱全忠改名）用禅让形式即皇帝位（梁太祖），国号梁，建都汴州城，改称为开封府（东都），改唐东都洛阳为西都。

　　梁是短促的小朝廷，但也改革了一些唐朝的积弊。唐时枢密使二人与左右神策军中尉合称四贵，是执掌军政大权的宦官首领。梁太祖废枢密院，别立崇政院，任敬翔为院使。院使备皇帝顾问，参与谋议，宣皇帝意旨，地位比宰相亲近，权力比唐枢密使低，实际只是一个被信任的幕僚。唐昭宗大杀宦官，有些宦官逃避到藩镇处藏匿。九一○年，吴越国王钱镠上麦称，本境有避死宦官二十五人，请求朝廷录用。梁太祖答称，正在革弊，宫中不要这种人。唐礼部尚书苏循自以为办禅让有功，希望做梁宰相。敬翔说，苏循是唐朝的鸱枭，卖国求荣，不可立足在新朝。梁太祖下诏，勒令苏循等十五个唐大官致仕。苏循被斥逐出朝，投靠河中节度使朱友谦（九一二年，朱友谦降晋，仍任河中节度使）。梁朝不容纳宦官和高级士族两个腐朽物，显得比唐朝有些新气象。唐朝自唐僖宗广明年间起，不给百官傣禄，任令自行搜括。九○九年，梁朝用度稍见充裕，开始发给百官全俸。更为重要的一条改革是宣武镇租赋比别镇较轻，因此民众略得安生，兵力也就强大，战争多获胜利。梁太祖即帝位后，禁止额外差役，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旧五代史·食货志》说“梁祖之开国也……以夷门一镇（宣武镇）……内辟污莱（开荒田），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及末帝（朱友贞）与庄宗（唐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梁太祖出身农民起义军，后来叛变作军阀，但民众的威力，他还懂得一些，减轻租赋，就是对民众作了些让步。

　　梁固然改革了一些唐朝的积弊，但从开国到灭亡，大小战争始终不曾停止过，减轻租赋的意义，对民众说来，也就很有限了。下面叙述九○七年梁建国以后的几次大战争，每次战争都损失大量的民命和财物。

　　九○二年以后，李克用被压制在河东一隅，不敢出兵与梁争锋。九○八年，李克用死，子李存勗继晋王位。李存勗是十分好战的武人，喜欢亲身冲锋陷阵，象个勇猛的先锋将。李克用治军宽弛，不讲纪律。李存勗训练士卒，令骑兵不见敌不得骑马；部署既定，谁也不许违背；分路行军，不许过期迟到。凡违军令，一定斩首。以沙陀人为骨干的一大群劫贼，经李存勗整顿，组织成精整的军队，李存勗也就成为梁的劲敌。

　　九一○年，梁太祖要消灭成德镇，使杜廷隐率魏博镇兵夺取成德镇的深、冀二州城，成德节度使王熔向李存勗告急，李存勗率大军来救。梁太祖命令统军大将说，我把全部精兵交给你们，镇州城即使是用铁打成的，也得给我攻下来。李存勗对大将周德威说，我国兴亡，在此一战，我先冲锋，你率大军接应。梁、晋双方都下了最大的决心。九一一年，两军在高邑（河北高邑县）决战，梁军大败。晋兵杀梁兵二万人，夺得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计数。在大屠杀中，成德兵恨杜廷隐杀尽深、冀二州守兵，杀梁降兵极为惨毒。杜廷隐听到败信，弃深、冀二州城，城中老弱全被活埋，丁壮全被掳去当奴婢，只剩下一些破墙。军阀混战，民众遭殃，这不过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经这次大战，梁非常怕晋，优势从梁方转移到晋方。

　　梁太祖听说晋兵南下，九一一年自洛阳亲率大军到魏县（河北大名县西）抵挡晋兵。有人误报说，沙陀来了！梁军动摇，兵士多逃走，严刑不能禁。又有人报称不见敌兵，才平静下来。梁太祖看到颓势已成，暴躁的性格变得更加暴躁，往往因小事杀功臣老将，军心恐慌，只好退兵回洛阳。九一二年，李存勗攻幽州刘守光，梁太祖率大兵号称五十万，昼夜行军到观津冢（河北武邑县东南），想乘虚攻成德镇。成德镇巡逻兵数百骑前来，有人说，晋兵来了。梁太祖连帐幕也顾不得收起，急忙引兵往枣强（河北枣强县），与攻城的梁将杨师厚合军。晋将李存审与先锋史建塘等率数百骑黄昏时冲入梁军乱杀，梁军惊扰，有人说晋大军来到。梁太祖大惊，烧营连夜逃走，急奔一百五十里，第二天早晨逃到冀州，损失军资、器械无数。后来他得知晋军只是些游兵，又羞又恼，发病退回洛阳。他病重不能起床，对近臣说，我死，儿子们不是李存勗的敌手，我没有葬身地了！痛哭得死去又活过来。这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凭着他的异常凶狡，挣得了一个皇帝的称号。称帝以后，愈益酷爱女色，象禽兽一样淫乱，儿媳妇都得入宫侍寝。儿子们也借此谋继承权，彼此间争斗非常激烈。他正在痛心死后无葬身地，第三子朱友珪眼看继承无望，夜间率兵入宫结束了他的生命。朱友珪宣告自己做梁皇帝。梁群臣不服。九一三年，第四子朱友贞杀朱友珪，在开封作梁皇帝（梁末帝）。

　　九一三年，李存勗攻破幽州，免后顾之忧，准备出全力攻梁。梁大将杨师厚据天雄镇（魏博镇），选军中勇士数千人，号称银枪都，给养优厚，作为牙兵，实行割据。九一四年，杨师厚死。梁末帝想削弱天雄镇，割相、澶、卫三州，别立昭德镇，任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梁末帝使名将刘率大军助贺张二人赴镇。天雄军拒绝分镇，以银枪都为首，逼迫贺德伦投降晋国。李存勗率大军入魏州，收银枪都作亲兵，自兼天雄节度使。李存勗不战获得一个大镇，晋、梁力量对比，发生大变化，梁处境更不利了。晋军与刘军接战，刘主张先取守势，伺机出击；梁末帝主张速战速决，派人去督战。九一六年，刘军在魏州城外大败，全军七万人被杀，只剩下一些散兵。河北州县都为晋国所有，梁仅保存刘自守的黎阳一城。这是晋、梁两国决胜败的一次大战，梁末帝也知道：我的大事完了！

　　梁军战败，不一定大事就完了。梁所以必亡，主要原因还在于梁朝廷内部的分裂。梁末帝信任赵岩及妻族张汉鼎、张汉杰等人，军国大事都和这些人商量，命将出兵也派这些人去监视。赵岩等依势弄权，卖官枉法，离间旧将相。老谋臣敬翔、李振畏罪避祸，不敢献议；名将刘不得行施用兵计划，战守都受朝廷牵制。刘对诸将说，主上居深宫中，不知军事，只相信无知少年的议论。用兵在临机制变，不可固执成见，现在晋兵强盛，出战一定不利，奈何！梁军向来怕晋军，作为主将，又这样缺乏斗志，魏州城外大败，刘自然有责任，但根源是内部分裂。梁末帝不能改变已成的危局，使得分裂愈益深刻化，一直到亡国。

　　李存勗取得河北，声势大振，以魏州为大据点，准备进攻河南。梁兵守黄河南岸。九一七年，李存勗率步骑渡河攻占重要渡口杨刘城（在山东东阿县北）。从此，杨刘成为晋、梁交兵的焦点。九一八年，梁军数万人攻杨刘，掘开黄河口，水势弥漫，借以保护军垒。李存勗看出梁军并无战意，只是想凭河自守，从水浅处涉水进攻，梁军大败，死伤甚重。李存勗调动全部兵力在魏州集中。梁末帝也调集全部兵力，使步将贺瓌、骑将谢彦章率领，抵御晋军。李存勗引兵自杨刘到麻家渡，梁军屯濮州（山东甄城县）北行台村，两军对峙，相持不战。贺瓌忌谢彦章与自己声望相等，诬谢彦章谋叛，杀谢彦章等著名骑将数人。

　　李存勗喜欢，说：他们将帅自相屠杀，快亡了，我如果引兵直指开封，贺瓌岂能守营不出，只要出来，我一定战胜。李存勗率军号称十万，自麻家渡西行到胡柳陂（在濮州西），贺瓌弃营追踵到来。两军大战，梁骑将王彦章战败，率骑兵逃往濮阳（河南濮阳）；晋军也散乱不成队伍，大将周德威战死，大将李嗣源逃往河北。李存勗收集散兵，亲率李从珂（李嗣源养子）与银枪都大将王建及冲击，夺得一座土山。第二天两军在山下对战，梁军只有步兵，晋军用骑兵陷阵，梁军大败，死亡约三万人。李存勗喜爱冒险搏斗，恃勇少谋，老将李存审（李克用养子）劝他持重，他反说老头子妨碍他作戏。他一向看战争是游戏，有时从危险中被部将们死力救出来，也只说声几乎给敌人笑话，并不悔改。恰好他的对手梁将少勇又少谋，他的恃勇成了取胜的手段。这次大战，不听周德威的计谋，轻率接战，虽然转败为胜，却同梁军一样，损失兵力三分之二，进攻的力量削弱了。当时开封是空城，梁末帝大恐慌，想驱市人登城防守，又想逃往洛阳，后来得知晋军不来，才平静下去。这是俱伤而两败的一次战争，战后双方都在调配新兵力作第二次决斗。

　　九一九年，李存审在澶州治所顿邱县（河南清丰县西南）境德胜地方夹黄河筑南北二城，屯兵据守，从此，德胜成为晋、梁交兵的又一焦点。梁大举攻德胜南城，梁军战败，退回行台村。梁大将王瓒移大军到德胜上游十八卫处杨村，夹河筑垒，造浮桥通南北。晋军已造船桥连德胜两城。李存勗战败，几乎被俘，接着王瓒战败，晋军乘胜取得濮阳。梁末帝任戴思远为大将，代王瓒拒晋军。九二一年，成德镇大将张文礼杀节度使王熔，据镇州自为节度使，召契丹兵来抗拒晋军。李存勗留李存审、李嗣源守德胜，自率精兵攻镇州。九二二年，契丹主阿保机率兵长驱南下，进攻定州。李存勗大破契丹兵，驱契丹出境。戴思远出兵五万攻德胜北城，李存勗回兵救德胜，梁军退走。李存勗用伶人杨婆儿作卫州刺史，杨婆儿贪虐，城防疏懈，梁将段凝攻取卫州，与戴思远合兵，夺得澶州以西、相州以南土地，晋军损失军储三分之一，梁声势又振。晋军攻破镇州，李存勗自兼成德镇节度使，唐中期以来河北三叛镇，至此才最后消灭。

　　九二三年，李存勗在魏州自立为皇帝（唐庄宗），国号唐。唐庄宗使李嗣源袭破郓州（山东东平县），梁末帝大惧，罢免戴思远，任王彦章为大将，段凝为监军，谋夺回郓州。王彦章攻破德胜南城，声势大振。唐庄宗放弃德胜北城，自率大兵坚守杨刘城，与梁军十万日夜苦战。王彦章解围退保杨村，唐军也回据德胜。王彦章憎恶赵岩、张汉杰等人，说，等我得胜，回朝杀尽这批奸臣。赵、张等惟恐王彦章得胜，任同党段凝为大将，召还王彦章。段凝智勇俱无，不曾立过战功，用厚赂取得王彦章的大将地位，全军将领和士卒都愤怒不服。段凝在滑州酸枣县（河南延津县）决黄河口水灌曹、濮、郓等州，阻止东面唐军的活动，自率大军抵御澶州唐主力军。梁末帝使王彦章率兵一万去攻郓州。唐庄宗采纳郭崇韬的计谋，留兵坚守杨刘，自率轻骑从郓州袭取开封，一举消灭梁国。唐庄宗率精兵从郓州出发，命李嗣源为先锋，路上擒获王彦章，经过曹州，直向开封。梁末帝自杀。李嗣源、唐庄宗先后入开封城，梁国文武百官降唐，段凝率全军投降，梁亡。

　　自九○八年唐庄宗即晋王位时起，与梁连年战斗，特别是九一三年以后，双方都出动全部兵力，在杨刘、德胜一带反复进行拉锯战。两国民众，丁壮被迫当兵，枉死在战场上，老弱耕作，所得还不够纳赋税。孔谦给唐庄宗筹划军需，急征重敛，民众愁苦不堪，孔谦却获得大信任。魏州驻兵最多，民众负担也最重，无力缴纳赋税。唐庄宗责备收税官赵季良。赵季良问，你何时可平河南？唐庄宗发怒道，你的职务是督税，敢管我的军事！赵季良说，你要攻取梁国却不爱百姓，一朝百姓变心，怕河北也保不住，还想什么河南。唐庄宗算是听了话，不再使赵季良追欠赋，但孔谦是会给他穷追欠赋的。先后十七年战争，梁、唐两国民欢所遭战祸都极其严重，如果说，战争也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就是唐庄宗消灭唐中期以来的河北三叛镇，最后合并唐、梁为一国，比梁更进一步地统一了黄河流域。

　　梁先后凡十七年。

二 唐朝（九二三年——九三六年）

　　唐庄宗在军事上不过是个敢于冒险猛攻的先锋将，灭梁以后，猛气全部消失了。在政治上则是个唐朝腐朽势力的总代表。梁太祖还想革弊，唐庄宗把弊全部恢复了。梁大将王彦章说，李亚子（唐庄宗小名）是个斗鸡小儿，何足畏。的确，他把战斗当作斗鸡寻乐，此外便一无所知，梁斗败，自己也接着灭亡。

　　九二一年，唐庄宗准备做皇帝，首先寻找唐旧臣，以便建立起同唐朝一样的朝廷。唐礼部尚书苏循，自朱友谦处来到魏州。苏循入牙城，望见王府就跪拜，叫做行拜殿礼。见晋王，呼万岁，行舞蹈礼，涕泣称臣，表示忠诚。第二天，献大笔三十枝，叫做画日笔。这是依庸朝旧制，皇帝每天要用一枝笔。出身游牧部落的武夫看到这样的排场，非常喜欢，即时任命苏循为河东节度副使。被梁太祖看作鸱袅的苏循，现在又找到门路了（不久死去）。九二三年，唐庄宗称皇帝，仿唐朝旧制置百官，选唐朝著名士族豆卢革、卢程作宰相。二人都是轻薄无能的贪官，单凭门第作大官，正说明唐庄宗看政治只是一种儿戏。

　　唐庄宗是个昏暗无知的蠢人。他亲信宦官和伶官。他幼年就喜爱演戏，称帝后仍面涂粉墨，与优伶同演，诨名叫“李天下”。某次演戏，自呼“李天下，李天下”，一个优伶上去打他的嘴巴，大家都很惊骇。这个优伶说，理（李）天下的人只有一个，怎末叫两个。他挨了打还很高兴，厚赏这个优伶。伶官出入宫廷，侮弄朝官，群臣愤恨，不敢出气。最受宠信的伶官名叫景进，专替他探听宫外的事情。他依靠伶官作耳目，自然只能闻见是非颠倒的事物。一些朝官和四方藩镇争着送贿赂给伶官，只要伶官说好话，做官就得到保障。九二三年，他从开封迁都洛阳，嫌原有的宦官五百人不够用，下令召集逃在各地的唐朝宦官，总数将近一千人。他优待宦官，当作自己的心腹。唐昭宗杀宦官后，宫内各执事部用士人代替，梁朝也用士人，居庄宗恢复唐旧制，宫内各执事和诸镇监军全用宦官。士人的仕途被夺，自然很不满意；节度使都是功臣武将，被监军侮辱并侵夺权力，自然愤怒不平。他听从宦官的建议，照唐朝旧制，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从州县上供的入外府，充军国经费，从藩镇贡献的入内府，充皇帝私用及赏赐近臣，外府常空虚不敷开支，内府却财物堆积如山。军士犒赏微薄，甚至衣食不足，都心怀怨恨，要离开他另找主人。宦官想大增宫女，诈称洛阳宫中有鬼怪。老宦官对唐庄宗说，我们曾奉事过咸通（唐懿宗）、乾符（唐僖宗）天子，那时候，六宫至少有一万人，现在宫女太少，空屋太多，所以有鬼怪出现。他使宦官、伶官出去掠夺民间女子，见美女就抢，不问是什么人。他从魏州回洛阳，魏军诸营妇女被抢去千余人，用牛车载回洛阳宫。魏州是与梁作战的大据点，银枪都又是立战功最多的亲军。抢魏军妇女，魏军和银枪都当然要大怨恨。唐庄宗用伶官、宦官作耳目心腹，所有朝官、武将、军士都和他分离了。

　　唐庄宗又是个骄傲自矜的蠢人。他不许有人比自己高强，有功不赏和疑忌功臣，是他败亡的又一个原因。早在九一六年，他和梁将刘在河北决战的时候，梁末帝使将军王檀率兵三万袭击晋阳城，想一举消灭晋军的总后方。当时晋阳没有守兵，留守者张承业征发市上人守城，非常危急。退休的老将安金全自告奋勇，得张承业允许，率本家及其他退休将家的子弟数百人出城击退梁军，晋阳得暂时保存。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派勇将率精骑五百飞奔来救，声称昭义大军随后就到。梁军害怕，退出河东境。唐庄宗嫌安金全等立奇功，说不是奉自己的命令行事，不须给赏赐，这次有功不赏，倒还没有影响前方作战的将士，因为奉他的命令行事，确实得到赏赐。九二三年，李嗣源率养子李从珂充先锋，攻入开封，唐庄宗喜极，牵李嗣源衣，头触李嗣源说：我得天下，是你父子的功劳，我要同你共有天下。灭梁以后，他举手对功臣们说，我从这十个指头上得天下。意思是你们都没有功劳。他不赏功臣，却用伶人作州刺史，有功军官，莫不愤怒。战功最多的李嗣源，首先遭到猜忌。李嗣源自成德镇入朝，留在洛阳，遇险好几次，得宦官李绍宏保护，才免被杀害。当唐庄宗初入开封时，附近各割据国都恐惧。吴国执政徐温怕唐兵来攻。谋士严可求笑道：不妨事！听说唐帝刚得中原，便志气骄满，胡乱对待臣下，不出几年，将要内变，我国卑辞厚礼，保境安民，等他失败就是了。吴国使官自洛阳回国，说唐帝成天打猎，贪财拒谏，群臣怨恨，决不会成事。徐温听了才放心。荆南割据者高季兴亲自入朝，回国后对将佐说，唐帝一味骄矜，功臣解体，又专爱打猎，迷于女色，怎能久长，我不愁了。这些观察都很准确。梁国刚灭亡，唐庄宗败亡的征象已经十分显著。

　　这个蠢人昏暗骄矜，闹得统治阶级内部众叛亲离，败亡必不可免。他最大的罪恶是残害民众，比梁帝更显得是个民贼。他委孔谦管财政，重敛急征，民不聊生，正如《旧五代史·食货志》所说“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谨，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孔谦搜括财物来满足唐庄宗和刘皇后、宦官、伶人这一群人的贪欲，民众穷困，愁怨无告，唐庄宗却赐孔谦“丰财赡国功臣”的名号。他的民贼面目，既然暴露得如此明白，那末，他的败亡也就迫在眼前，无可逃避。

　　九二四年，唐庄宗派遣使官到前蜀国观察形势。使官回来说，蜀主王衍荒淫无道，君臣上下专讲究奢侈生活，看来，只要大兵一击，蜀国就瓦解土崩，不能自保。唐庄宗很同意这个看法，准备出兵灭蜀。正在这个时候，南汉国主刘岩派使官来洛阳观察形势，使官回国说，唐帝“骄淫无政，不足畏也”。荒淫无道与骄淫无政是同一的意义，果然，在这次灭蜀战争中，王衍的蜀与唐庄宗的唐同时消灭。九二五年，唐庄宗任长子李继岌为西南行营都统，谋臣郭崇韬为都招讨使，率兵六万攻蜀。郭崇韬是实际统率者，全军都受他的指挥。唐军自凤翔入大散关，进入蜀境，所带军粮不够十日用，恰好蜀国守将纷纷迎降，供给军粮。唐军顺利前进，王衍投降。唐洛阳出兵到入成都，相隔只七十日，说明蜀国腐朽到不堪一击。唐的腐朽在得胜后也爆发出来。先锋将康延孝自以为功大，应得重赏，郭崇韬却奏荐亲信将董璋为东川节度使（西川节度使一职，郭崇韬早已保荐孟知祥），康延孝大怒。郭崇韬权大，专擅一切军事政事。李继岌名为都统，毫无实权。宦官李从袭助李继发争权，在洛阳的宦官，全力向唐庄宗和刘皇后进谗言，说郭崇韬有异心。唐庄宗疑信参半，刘皇后自出密令，使李继发杀郭崇韬。九二六年，唐军将回洛阳，李从袭迫李继岌杀郭崇韬。西川节度使盂知祥到成都，接管政权，蜀地得免变乱，变乱只限在李继岌军中。

　　李继岌大军自成都出发，令康延孝率一万二千人为后军。康延孝到剑州（四川剑阁县），自称西川节度使，拥兵西行夺成都。李继岌使任圜会合董璋兵击叛军，攻战数月，捕获康延孝，李继岌才得继续行军东归。

　　郭崇韬被杀，功臣旧将莫不疑惧，谣言大起。魏州军怨唐庄宗不赏旧功，乘人情不安，拥指挥使赵在礼为魏博留后，据魏州作乱。李继岌大军正和康延孝作战，唐庄宗一时找不到良将，只好再用李嗣源，使率一部分亲军去攻魏州。亲军又号从马直，是唐庄宗从各军中挑选勇士组成的精锐军队。指挥使郭从谦，本是伶人，认郭崇韬为叔父。郭崇韬死后，郭从谦对部属称冤。唐庄宗曾对他戏言，说，你为什么违背我去依靠郭崇韬，想干什么？郭从谦大惧，加紧鼓动亲军作乱。李嗣源率亲军到魏州城下，准备第二天攻城。夜间亲军哗变，拥李嗣源为主。赵在礼击散亲军，拥李嗣源入城。这时候李嗣源似乎还没有反意，托故逃出城，到魏县招集散兵。后来女婿石敬瑭劝李嗣源夺取开封，据形胜地反抗唐庄宗，李嗣源才下决心谋自立。河北州镇都归附李嗣源，军势大振。李嗣源率军向开封，使石敬瑭为先锋，李从珂为后殿，进入开封城。

　　唐庄宗在洛阳，开始想到要收买兵心，拿出内府金帛，宦官、伶官也献出财物，赐给诸军。兵士拿着赐物骂道，我们妻儿早已饿死，得到这些有什么用！唐庄宗率军向开封，到中牟县，听说李嗣源已先入，诸军归附，知道不能再前进，神色沮丧，登高眺望，对人说，我不成了！下令退回洛阳。兵士沿路逃散，只剩下一半。他好言抚慰卫土们说，刚才得报说魏王（李继岌）又送来西川金银五十万两，到京后都赐给你们。卫士回答说，太迟了，谁也不会感谢。宰相和宦官请唐庄宗亲去扼守汜水，等魏王攻蜀军来到，再作打算。唐庄宗同意这个建议，定期出发，骑兵步兵先在城外等候。郭从谦率从马直攻入宫城，唐庄宗率十余人力战，被流矢射死。李继岌率军到关中，进退失据，在渭南被李从袭杀死。任圜代领全军归降李嗣源。唐庄宗败亡是不可逃避的。出大兵攻蜀，杀郭崇韬，造成这样的一种败亡。如果不攻蜀，不杀郭崇韬，也会出现别一种的败亡。因为他的行为，对民众说来，是十足的民贼，对统治阶级内部说来，是完全的独夫，想得个立足地是不可能有的。

　　李嗣源出身沙陀平民，没有姓氏，只有一个小名叫邈佶烈。李克用有许多养子，一部分用存字作排行，另一部分用嗣字作排行，李嗣源就是嗣字排行中的一个。他长于骑射，积累战功，逐渐升迁为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首将）。唐庄宗失军心，总管自然成为诸军推戴的总首领。九二六年，唐庄宗死，李嗣源入洛阳，宰相豆卢革率百官劝进，李嗣源只许用监国名义，说是要等李继岌回来。这一套取帝位的步骤，他并不懂得，但是，他做得很熟练，都是谋臣安重诲教给他的。在监国的短期间内，别人替他杀死李克用唐庄宗的子孙，沙陀贵族灭绝以后，才正式即皇帝位（唐明宗）。

　　唐明宗比唐庄宗有知识，知道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针对着唐庄宗的弊政作出一些改正。做监国时，首先宣布孔谦刻剥百姓、军民穷困的罪状，下令斩孔谦。凡孔谦所立苛敛法，一概废除。又令诸镇杀监军使。监军宦官与节度使争权，诸镇极为愤恨，这一措施，自然得到诸镇的欢心。即帝位后，禁止中外诸臣献珍玩等物。宫内只留老成宫女一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乐队）一百人，鹰坊（养鹰供畋猎）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宫廷组织如此简单，是任何帝王不能相比的。宦官数百人或窜匿山林间，或落发为僧，有七十余人逃到晋阳，唐明宗下令全部杀死。宰相任圜管财政，颇能建立制度，取得成绩，不过一年，唐明宗的地位稳定下来了。

　　唐明宗不识文字，四方奏章都教枢密使安重诲诵读，当时奏章通行四六文体，不仅听不懂，连安重诲也读不大通。安重海建议置端明殿学士，任冯道等为学士。唐明宗曾教训儿子李从荣说：我喜欢听儒生讲经义，很能开发心思；从前唐庄宗爱作诗，将家子弟缺乏修养，做来只供人暗笑，你不要学他。大概冯道等儒生，给他一些影响，因此粗暴性比他前后的沙陀皇帝都轻得多。他曾和冯道谈起连年丰收，四方无事。冯道说，我从前在先皇（李克用）幕府（当时冯道作掌书记），出差到中山（河北定县），山路险峻，我怕马倒，执缰绳很小心，幸而没有出事；出山走平地，让马奔跑，不再留意，突然跌下马来。治天下也是这样。唐明宗非常同意。又问冯道，现在年景不错，百姓是否富足。冯道答，农家遇荒年要饿死，遇丰年却苦于谷贱，丰荒都受害，是农家的特点。记得进士聂夷中有诗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描写农家情状，极其精切。农在四民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唐明宗听了感动，教人写下来，经常念诵。冯道是最能看风色的典型官僚，敢对唐明宗替农家诉苦，足见唐明宗平时对农家有一些同情心。九三一年，令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又许民间自铸农具及杂铁器，每田二亩，夏秋纳农具税钱三文。这些，都表示关心农事。据史书记载，他在宫中每夜焚香祷告上天说，我是蕃人，因乱被众人推戴；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百姓作主。这是因为赵匡胤生在九二七年（唐明宗天成二年），宋朝人伪造此说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他称帝的七年里，战事稀少，屡有丰年，民众获得短期的喘息，应该说是一个好皇帝。

　　任圜作宰相，安重诲作枢密使，都是唐明宗的忠臣，也都有些才能足以辅佐朝廷。安重诲恃宠骄横，任圜刚愎自用，二人往往争辩以至怒骂。唐明宗出身行伍，以为宰相看轻自己，很不满意。安重诲进谗言，九二七年，杀任圜。安重诲也渐被疑忌，九三一年，杀安重诲。先后杀两个重臣，说明唐明宗不能知人也不能用人，群臣离心，奸佞得势，败亡不可免了。骄兵悍将作乱，是店中期以来相沿一百几十年的积习，唐明宗年老多病，知道兵乱难免，九三三年，赐在京诸军钱物，接着又赐在京及诸道将士钱物。一月间两次赏赐，意思是想兵士感恩，不象唐庄宗那样吝啬招怨恨。结果却相反，兵将愈益骄横。李从荣见唐明宗病危，急于想夺得继承权，率兵攻宫门。宫中兵出击，杀李从荣。唐明宗受惊死去，子李从厚继位（唐愍帝）。

　　唐愍帝猜忌凤翔节度使李从珂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九三四年，令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李从珂怕离镇赴新任，在路上被杀，起兵反抗。唐愍帝派大军攻凤翔，大军在凤翔城下投降李从珂。李从珂搜括城中所有财物犒赏降兵。唐愍帝再发兵去阻挡李从珂军，出库藏赐兵士，允许得胜后，每人再赏二百缗。兵士更骄，公然说，到凤翔再领一份。李从珂引军向洛阳，唐愍帝前后派出的诸军，都在路上投降。李从珂到陕州，唐愍帝的亲信大臣，或逃或降，唐愍帝自领卫士五十骑逃到河北，在卫州遇见石敬瑭，要求相助。刘知远杀五十骑，只留下唐愍帝一人。李从珂使人杀唐愍帝。

　　李从珂入洛阳，即皇帝位（唐废帝）。唐废帝在凤翔，允许成事后兵士每人赏钱一百缗。九三三年，唐明宗两次犒军，库藏早已空虚。九三四年，唐愍帝又赏赐出战诸军，库中实存只有金帛三万两、匹。唐废帝督促官司，百般搜括民财，狱中人满。军士游市上，骄气逼人。市人聚众骂军士道，你们算是为主立功，反使我们鞭胸杖背，出钱犒赏，你们还洋洋自得，有一点良心没有！当然，军士不管市人怎样斥责，钱是不能少要一文的。唐废帝实在无法，只好减少赏钱，赐路上各降军将官每人七十缗，军士二十缗，在京各军将官和军士，每人十缗。军士失望，流言“除去菩萨（指唐愍帝），扶立生铁（指唐废帝）”。唐废帝刚登位，军士就要除去这块生铁。将官拥立一次新皇帝，就得一次升迁，军士拥立一次，至少要得一次重赏，因此，将官和兵士都乐于制造变动，五代皇帝也因此象走马灯一样，一个过去，一个出来，紧紧相接，不要几年，改朝换姓，每有变动，总是增加民众的苦难。唐庄宗死到唐废帝死，前后不过十年，变动尤为突出，这里叙述一下，借以了解五代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只存在着劫夺关系，再也不见其他带有某些积极意义的关系。

　　唐废帝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是唐明宗的左右手。两人都勇健好斗，向来彼此互忌。还有赵德钩赵延寿父子二人，赵德钩任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任宣武节度使，据有幽州、汴州两个重镇，也是唐废帝的劲敌。九三五年，唐废帝调赵延寿为枢密使，又使张敬达将兵屯代州，牵制石敬瑭。九三六年，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石敬瑭被猜忌，早就准备反叛，当然拒绝调任。刘知远劝起兵夺帝位，谋士桑维翰劝勾结契丹，作为后援。石敬瑭在非反即死的形势下，与唐废帝公开破裂。唐废帝使张敬达率兵数万围攻晋阳城。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条件是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亲，得胜后献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这个无耻已极的卖国贼，靠这些条件得到了契丹的援助，有了援助，这个卖国贼就胆壮起来，契丹主自将五万骑，号称三十万，到晋阳城下击败张敬达军。唐废帝兵力还很强，但志气消沉，昼夜饮酒悲歌，坐待死亡，不敢领兵亲自出战。张敬达率残部守晋安寨（在晋阳城南）待援，被部将杀死，残部将士投降契丹。契丹主命大将迪离毕率五千骑兵兼率张敬达旧部为先锋，石敬瑭在后面追随，自晋阳向洛阳进军。唐将领纷纷投降石敬瑭，唐废帝只好率本家老幼登楼自焚。唐亡。

　　唐先后凡十四年。

三 晋朝（九三六年——九四七年）

　　梁、唐两朝的几个皇帝，靠武力劫夺地位，这是军阀本色，倒也不算创例。石敬瑭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罪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当石敬瑭要向契丹主提出条件时，连刘知远都不很同意。刘知远说，称臣也就可以，当儿子似乎太过分。多送些金帛，契丹兵自然会来，不必许给土地，怕将来大为祸害，追悔莫及。这个卖国贼一心想做皇帝，不听刘知远的劝告，叫桑维翰写奏章，送到契丹。契丹主喜出望外，允许深秋马肥，出兵来救。张敬达是个无知武夫，契丹打败他，本不算什么智勇。石敬瑭拜见契丹主，请问战胜的缘故。契丹主说了一套以后，石敬瑭表示拜伏，实际是借此献媚，装出象个孝顺儿子的样。契丹主考察了好多天，相信他确实是尽忠尽孝的臣子，才正式对石敬瑭说，我看你的相貌和气量，够做一个皇帝，我要立你为天子。石敬瑭再三再四表示不敢当，文武部属都来劝进，这才允许作皇帝。他装出这些“逊让”的模样，自然是二号卖国贼桑维翰在替他策划。称帝以后，即时履行割地，断送了下列十六州：（一）幽州，（二）蓟州（治蓟，河北蓟县），（三）瀛州（治河间，河北河间县），（四）莫州（治莫，河北任丘县），（五）涿州（治涿，河北涿县），（六）檀州（治密云，北京市密云县），（七）顺州（治宾义，北京市顺义县），（八）新州（治永兴，河北涿鹿县），（九）妫州（妫音归guī治怀戎，河北怀来县），（十）儒州（治缙山，北京市延庆县），（十一）武州（治文德，河北宣化县），（十二）云州（治云中，山西大同市），（十三）应州（治金城，山西应县），（十四）寰州（治寰清，山西朔县东北），（十五）朔州（治善阳，山西朔县），（十六）蔚州（治安边，河北蔚县）。幽州镇以妫、檀、新、武四州为山后，河东镇以云、应、寰、朔四州为山后，山后也称山北。山南北都为契丹所有，可以随时南下侵扰。

　　唐末五代长期内乱，契丹因而逐渐变成强大的国家。唐末，刘守光据幽州，刘守文据沧州。九○九年，刘守文用厚赂招契丹兵入屯蓟州。刘守文战败，契丹退兵，占据营州（治柳城，河北昌黎县西南）。九一一年，契丹占平州（治卢龙，河北卢龙县）。契丹得营平二州，自然要进攻幽州。唐庄宗灭刘守光后，曾两次击败契丹，幽州才免于沦陷，唐明宗时，契丹主阿保机强迫唐使官姚坤写割让幽、定、镇三州状，姚坤坚决拒绝。契丹想第一步先夺取河北，野心显然，但并无夺取的实力。石敬瑭出卖十六州，从此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河东也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形成了契丹处优势晋处劣势的局面。如果单从地理这一点上说，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者相继取得南攻的胜利，先占十六州是有重大作用的。石敬瑭卖国的毒，一直流了四百余年。

　　契丹主率兵来援石敬瑭，击败张敬达，但张敬达所部兵士还有五万人，骑兵未受损失，坚守晋安寨，只要援兵到来，仍可反攻。唐废帝派出几路援兵，命赵德钧一路自飞狐（河北涞源县）抄契丹军后路，赵延寿一路攻晋阳南面。赵德钧父子派密使见契丹主，请立赵德钩为皇帝，条件是（一）父子所部两路兵南取洛阳，不烦契丹兵援助，（二）与契丹为兄弟国，（三）允许石敬瑭占据河东。契丹主觉得深入唐境，后路空虚；围攻晋安寨，一时不能攻下；范延光一路援军将从辽州（山西辽县）方面来（当时范延光军已被赵德钧牵制住）；赵德钧父子兵力尚强；山北诸州起兵截归路，将不能回去。他知道这些都对自己不利。他本来怕唐兵，屯兵柳林（晋阳城北），每天黄昏时便收拾行装，准备仓猝逃遁。赵德钩提出的条件，固然比石敬瑭差得多，被抄截后路的危险却可以避免，因此有意接受赵德钩的条件。石敬瑭听说，大为恐慌，赶快派桑维翰去见契丹主，跪在帐前，一把涕一把泪从早到晚苦苦哀求。最后，契丹主决计收留石敬瑭当儿子，叫赵德钩的使者回去。赵德钩父子所求不成，逃往潞州。石敬瑭随契丹主到潞州，赵德钧父子出城迎拜，被契丹主囚禁，送回契丹。赵德钩父子到契丹，见述律太后（阿保机妻）。太后问，你往太原想干什么？赵德钩答，奉唐主命令。太后指天说，你向我儿（耶律德光）求做皇帝，还敢当面扯谎！太后指自己的心说，这是骗不过去的。又说，我儿出发时，我对他说，如果赵德钧引兵向渝夫（山海关），就赶快退兵回来，太原不可救。你为人臣，想乘乱取利，行为如此，还有什么脸活着？赵德钩俯首不能答话，不久死去。赵延寿依然等待机会卖国求荣。述律太后这一通斥责，对良心早已死了的人，并无影响，但足以说明卖国贼不论做皇帝或当俘虏，在买主眼中，都不是当作有脸的人活着的。

　　九三六年，石敬瑭入洛阳（九三七年迁都开封），正式做了占领中原的皇帝（晋高祖）。他靠契丹得帝位，奉事辽主（九三七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尽恭竭敬，上表称臣，不敢称儿，称辽主为父皇帝，贡岁币三十万以外，加送辽主及述律太后以至辽相韩延徽、枢密使赵延寿等人大批贿赂。有些事辽方感到不如意，就派人来责备，他总卑辞谢罪，请求原谅。当时他的部属对这种情形有三类态度，第一类是“朝野咸以为耻”。这一类人最多，被割让的诸州镇也一样，经过反抗，才被辽国占去。例如大同（云州）节度判官吴峦告众人说，“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人推吴峦为主，闭城门拒绝降辽。九三八年，辽主令他免称臣，只称儿皇帝，就是想和缓第一类人“安可臣于夷狄乎”的公愤。第二类是想乘机夺帝位，例如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公然宣称“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这一类人有些是蔑视他，有些是要学他的作法，也向辽国求助，受封为皇帝。第三类是他的同类，坚决主张做辽国的臣子。这一类人有桑维翰等，人数最少，在朝廷上却最有影响。他称帝的七年里，连年发生兵乱，都是部将们想用武力夺他的帝位。桑维翰说，“陛下免于晋阳之难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负之”。所谓“不可负之”，就是得罪辽主，皇帝便做不成。九三七年，洛阳巡检使张从宾起兵攻汜水，他部署轻骑兵，准备自开封逃归晋阳。桑维翰叩头苦劝，要他看看风色，不可轻动。在一二两类人的压力下，他的地位极不稳定，除了依靠父皇帝，再没有别的指望。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不愿受辱，见辽国使官，总是箕踞大骂，或派人暗杀辽使。九四一年，上表斥责他“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声称已部勒精兵，定要同契丹决战。他怕安重荣兵强，又经不起辽主的责问，只好发兵同辽国兵攻击成德镇，杀安重荣。游牧在雁门以北的吐谷浑部，不愿降附辽国，酋长白承福率众逃回河东。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使亲将郭威劝说白承福，归附河东镇。刘知远得吐谷浑部，兵力加强。九四二年，辽主使人来问招纳吐谷浑的罪名，他不敢得罪刘知远，更不敢得罪父皇帝，逼得无路可走，忧郁成病，不多几天就死了。在污辱中生存，在污辱中死去，这就是卖国贼的命运。

　　石重贵继位（晋出帝），任景延广为宰相。景延广掌握大权，以反辽自任。晋出帝向辽主告丧，称孙不称臣，辽主大怒。赵延寿想代晋称帝，劝辽击晋。晋平卢节度使（驻青州）杨光远遣密使劝辽主入侵，也是想做皇帝。九四三年，辽主集山后诸州及幽州兵合五万人，使赵延寿统率。用晋降将率晋降兵攻晋，辽坐收战胜的利益，计划是很险恶的。辽主为鼓舞赵延寿，对他说，如果得中国，应该立你为帝。又时常指着赵延寿对晋降人说，这是你们的主子。赵延寿信以为真，愿为辽尽力。九四四年，赵延寿将兵五万进攻，前锋到黎阳。辽主屯兵元城（河北大名县），任赵延寿为魏博节度使。晋出帝命诸将沿黄河设防。晋军民都恨辽兵侵入，奋勇作战，辽兵屡败。辽主听从赵延寿议，自率兵十余万在澶州城北列阵，想一战取胜。晋军守澶州城，高行周率前军击辽阵，互有胜败。辽主见晋军不弱，对侍从人说，杨光远说晋兵已饿死一半，为什么还这样多！晋、辽两军苦战到夜，死伤都很重，当夜辽军后退三十里。辽主分兵两路回国，一路经沧州、德州，一路经深州、冀州，沿路烧杀，方圆一千里内，人民和财产，几乎全部绝灭。景延广不敢追击，任令辽军满载赃物回去。

　　晋、辽第一次战争，因军民力战，击退辽军。晋出帝和文武官吏自以为战胜，愈益贪暴无忌惮，大肆搜括，逼得民众求死无地。诸州自己组织用以保卫本地方的乡兵，被晋出帝强迫充当正式军队，号武定军，又改号为天威军，总数凡七万余人，乡兵被迫脱离生产，又大大增加民众的痛苦。抗辽力量的本源，遭受这批民贼破坏，虽然还能再一次大破辽军，但晋朝却迫近末日了。

　　九四五年，辽又大举南侵，辽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为先锋，辽主进驻元氏（河北元氏县）。晋诸军屯邢州（河北邢台县）。当时桑维翰代景延广执政，畏惧辽军，令诸军后退。诸军不知缘故，发生恐慌，队伍散乱，器甲遗失，退到相州城（河南安阳县）时，已不能再整。晋朝廷下令几路军队还屯澶、魏、邢等州，主力军守相州，准备对抗，军心又振作起来。这说明军士要求抗辽，愿进不愿退，愿战不愿降。晋军数万在相州安阳水南岸列阵，将军皇甫遇、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前去侦察，被辽兵数万围困，二将力战，将军安审琦率骑兵往救，辽军望见尘起，即解围退去。辽军中自相惊扰，说晋大军来了。辽主在邯郸，立即退走，两天走了三百里。辽军中很大部分是被迫当兵的汉人，决不肯出力作战，辽主知道这一点，只要晋军态度坚强，辽主便知难而退或不敢久战。当辽军解围退去的晚上，晋将张从恩创议说，辽军兵多，我兵少粮缺，不如退就黎阳仓，靠大河拒守。张从恩不待诸将决议，即引本部兵先走，诸军相继出走，队伍又扰乱，如邢州后退时那样。晋将蒋彦伦率五百人守相州城，赵延寿与辽将率兵数万将攻城，听说晋救兵要来，即引兵退走。辽军自恒州（即镇州，河北正定县）北还，过祁州（治蒲阴，河北安国县），赵延寿知道城中兵少，围城急攻。刺史沈斌守城。赵延寿在城下对沈斌说，你是我的老朋友，古人说过，“择祸莫若轻”，为什么不早降。沈斌答，你父子走错了路投靠外国，还忍心带领豺狼来残害祖国，不知羞耻，反有骄色，怪哉怪哉！我弓断箭尽，甘心为祖国死，决不学你那种行为！第二天，城陷，沈斌自杀。沈斌的言行，就是广大军民和少数将领的言行，可是，在当时，正气是被严重地压抑着不能发扬的。

　　晋出帝知道辽军已退，亲自统军出发，谋袭取幽州。他任用成德节度使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统率诸军。杜威在诸将中，贪婪残暴无耻怯懦尤为突出，因为是晋出帝的姑夫，特别被信任。杜威在定州会合诸军，取泰州（治清苑，河北保定市）又进取遂城（河北徐水县西）。辽主回到虎北口（又名古北口，在檀州北），得知泰州入晋，即率全军八万余骑回到泰州。晋军结阵南行到阳城（在蒲阴县东南），击退辽追兵，又南行到白团卫村，被辽军包围。晋军力战，人马饥乏。东北风大起，辽主下令说，歼灭晋军，乘胜进取大梁（开封）。辽精骑下马，顺风纵火，用短兵击晋军。晋军士兵愤怒，大呼：都招讨使（杜威）为什么不下令反击，让我们束手等死。诸将请出战，杜威说，等风势稍缓，再看情形。将军李守贞说，等到风止，我军已被歼灭了。李守贞与诸将各率所部奋力击辽军，辽军大败，势如山崩。辽主弃车，找到一只骆驼，骑着逃走。诸将请追击，杜威说，碰到强盗，不伤命已经够好，还想拿回衣袋么？辽主因此得逃回幽州。晋军收兵回定州。

　　晋辽第二次战争，辽军大败，晋军如果乘胜追击，擒获辽主和收复幽州都是可能的。可是，迫近末日的晋，不仅不会利用这次战胜，而且适得其反，战胜促使末日更快地来到。

　　杜威贪残无比，成德镇所属州县被这个民贼搜括和辽兵屠杀，遍地枯骨，破败不堪。杜威感到无利可图，擅自离镇回开封。桑维翰劝晋出帝惩罚杜威。晋出帝说，他是我的至亲，必无异心，你不要疑忌。桑维翰不敢再谏。晋出帝任杜威为天雄（魏博镇）节度使，让他换个新地方去搜括。晋出帝自阳城战胜，自以为天下平定，愈益骄侈荒淫，尤其喜爱优伶，赏赐无度。桑维翰说，战士受重伤，赏不过帛数端，伶人一谈一笑合意，便给重赏，士卒解体，谁还肯出力！晋出帝不听，免桑维翰相位。晋朝廷上连桑维翰那样的人也没有了。

　　九四六年，晋出帝任杜威力元帅，李守贞为副帅，率宋彦筠等诸军击辽。下诏宣告：特发大军，往平奸寇。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取幽、燕，荡平塞北。又悬赏格说，擒获辽主者，授上镇节度使，赏钱万缗，绢万匹，银万两。杜威早存乘机卖国的奸心，要求禁军都随大军出发。晋出帝一心以为出击必胜，允许杜威的要求，因此，开封守卫空虚，只等杜威的出卖。

　　辽主至恒州，与杜威军夹滹沱河对峙。杜威使彰德节度使张彦泽为先锋。磁州刺史李谷劝杜威、李守贞造桥渡河，密约镇州守将前后夹攻，定能击败辽兵。诸将都赞成，杜威独不同意，足见当时存心卖国的只有杜威一人，诸将还是愿战的。将军王清建议，自率步兵二千人为先锋，渡河击敌，请杜威率大军继进入恒州城，再合力出击。杜威许诺。王清率所部力战，辽军不能支，向后小退，晋诸将请乘势渡河，杜威不许。王清在北岸奋击，接连派人来求援，都被杜威拒绝。王清对部兵说，元帅手握重兵，坐看我们死战，不发一个救兵，这一定有了异心，我们拚出生命来报国，不要再望援救。士兵都同意，没有一个人退却，战到日暮，王清和士兵全部牺牲了。晋诸军在南岸望见，无不丧气，但还不知是杜威的毒计。

　　杜威与李守贞、宋彦筠密谋降辽。杜威派密使去见辽主，要求重赏。辽主对密使说，赵延寿资望欠高，怕不够做皇帝，杜威来降，该让杜威做。杜威大喜，决计投降。帐中埋伏刀斧手，召集诸将，出降表令署名，诸将惊骇，不敢当场反抗，都唯唯从命。杜威送降表给辽主，一面令全军出营列阵。军士以为将要出战，踊跃听令。社威下令解除兵甲，说，现在粮尽援绝，应当同你们别求生路。军士都痛哭，声振林野。军士绝不愿降辽，晋诸将没有人敢出来顺从军心，反对杜威，晋军就这样被杜威为首的一群卖国贼断送了。辽主使赵延寿穿着赭色袍（皇帝服色）到晋营，也使杜威穿赭色袍，意思是愚弄两贼，也愚弄晋军，让晋军误解为辽主不想做皇帝，皇帝将在两人中选择一个。

　　辽主引兵南下，使杜威率已被解除武装的降军随从，另使张彦泽率骑兵二千先取开封。张彦泽长驱入开封，晋出帝上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李氏也上降表，自称“新妇李氏妾”。晋亡。辽主使人来抚慰石重贵，说，孙儿不要忧愁，我总让你有饭吃。九四七年，辽主到开封，遣骑兵三百押石重贵一家男女到辽国。这个亡国奴被安置在建州（在辽宁朝阳县境），忍受无限耻辱，偷活了十八年，到九六四年才死去。

　　辽主耶律德光进开封城，民众号呼奔走。辽主登城楼，使通事（译员）宣称：我也是人，你们不要害怕，我要让你们从暴政下得到解脱。我无心南来，都是汉兵（杜威等）引我来的。晋百官降辽，各镇节度使也大部分投降。辽主自以为中原皇帝做成了，令辽兵以牧马为名，四出抢掠，称为“打草谷”。辽兵大杀大掠，开封、洛阳附近数百里间，成为白地，又以犒军为名，严令晋官括钱，不论将相士民，都得献出钱帛，所得财物，并不分给辽军，准备运回辽国。赵延寿见辽主已正式称帝，很不满意，请求做皇太子。辽主说，皇太子要天子的儿子才能做，赵延寿怎能做得。当时刘知远在晋阳称帝，诸镇和晋旧将多起兵响应。广大民众也群起反抗，大部多至数万人，小部不下千百人，攻破州县城，杀辽所任官吏。澶州起义军首领王琼，攻入州城，围击辽将耶律郎五；东方起义军攻破宋、毫、密三州。辽主害怕，对待从人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难对付！召集晋降官，宣称：天气渐热，我要回上国（辽）去，留一人在这里（开封）做节度使。说罢，命有职事的晋“富都跟他走，又任命萧翰（辽后族）为宣武军节度使，留守汴州。辽主带着晋降官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以及晋府库所有财物，离开封北行。路过相州，屠相州城，城中人男子被杀，妇女被掳，婴儿被掷入空中，用刀尖承接，作为行乐，事后查点，凡死十余万人。辽主被迫退出，杀人泄忿，一路上看到荒凉景象，对蕃汉群臣说，破败到这个地步，都是赵延寿的罪过，又指一个汉奸张砺（张砺与赵延寿同时降辽）说，你也有一份。辽主耶律德光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得出所谓三错：令晋官括钱是一错，令上国人打草谷是二错，不让诸节度使（晋降将）早还本镇（镇压民众）是三错。他当然很懊恼，走到栾城（河北栾城县）病死了。辽诸酋长拥戴永康王耶律兀欲（耶律德光的兄子）为辽主。兀欲擒赵延寿，带回辽国。晋降官留在恒州，得免从行。辽侵入中原，尽量发泄野蛮性，烧杀劫掠，破坏极其严重，兀欲回去，算是暂时告一结束。

　　石敬瑭靠卖国起家，赵延寿、杜威等人学他的样，也想做个儿皇帝，卖国成风，丑恶无以复加。这里，充分说明统治阶级中人能够做出各种罪行，一直做到这样的滔天罪行。军士的情形就有所不同。军士在平时是跟着将领残害民众的，但在紧急关头，一致表现爱国精神，愿战不愿降。驱逐辽军出晋境的真实力量，来自广大民众，辽主所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难对付，又说不让诸节度使早还本镇是三错，他从失败中认识到了。他得出利用中原统治阶级压服民众的经验，虽然为时已晚，辽国用来统治燕云十六州，却收得效果，十六州从此成为塞外游牧族入侵的基地。

　　晋先后凡十二年。

四 汉朝（九四七年——九五一年）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被晋出帝疑忌，据守本境，不参与晋辽间战争。刘知远广募士卒，杜威降辽，晋兵一部分逃归河东，河东有步骑兵五万人。辽军入开封，刘知远使部将王峻以贺战胜为名，到开封察看形势。王峻回来说，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据。有人劝刘知远起兵击辽。刘知远说，用兵有缓有急，必须随时制宜。现在契丹正得势，不可轻动。看来，契丹着重在搜括财物，并无大志，天气渐暖，势难久留，等它走了，出兵取天下，可以万全，当时晋藩镇纷纷降辽，少数节度使如史匡威据径州（甘肃径川县），拒绝投降；何重建斩辽使者，举秦、阶、成三州降蜀，都只能做到不降辽为止。南唐以恢复祖业为口实，也不曾设谋规取中原。刘知远的所谓万全之计，虽然缺乏进攻精神，总还算是待机而动，志在恢复。辽军被迫退走，刘知远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占领中原的皇帝。

　　与辽主称帝同时，刘知远也在晋阳称帝（汉高祖）。他要试探军心，声称将出兵迎晋出帝来晋阳，所部军士都对他表示拥戴，争呼万岁不止。以郭威等人为首的文武官，也一致劝进，河东军心归附，称帝的第一步成功了。即位以后，自称不忍改变晋国号，仍用天福（晋高祖年号）纪年，称天福十二年（九四七年），意思是在争取晋旧臣来归附；又下诏诸道，禁止为契丹括钱帛，在诸道的契丹人，一律处死。又下诏慰劳农民及保卫地方、武装抗辽的民众。汉高祖这些措施，在晋国境内起着振奋人心的作用，民众组织起义军，到处攻杀辽人，一些被迫降辽的晋官，也杀辽官来求位号，人心归附，称帝的第二步成功了。还有一点是更重要的成功。他按照惯例，商议括民财来赏赐将士。皇后李氏说，不可伤害民众，应该拿出宫中所有财物犒军，数目虽不多，将士必无怨言。他采纳李氏的建议，果然军民都很喜欢。胡三省注《通鉴》，用鄙谚“福至心灵，祸来神昧”，赞美李后有这种识见是属于前一类。事实上鄙谚应改为心灵福至，神昧祸来。李后和汉高祖有识见，能以不括钱代替辽主的括钱，因而出兵向开封，得以通行无阻。

　　汉高祖具备了这些成功的条件，乘辽军北退，兀欲在恒州称帝，急于回国的时机，令皇弟刘崇为太原留守，自己率大军自太原经晋（山西临汾县）、绛（山西新绛县）向洛阳。各地辽守将萧翰等相继逃走。先锋史弘肇治军严整，所向无敌，汉高祖自太原出发，二十一天进入洛阳，下诏改国号为汉。又八天进入开封，黄河以南州镇都为汉所有。

　　辽将麻答守恒州，异常残暴。恒州军民听说汉高祖已入开封，群起驱逐麻答。麻答率辽人逃往定州，与定州辽守将耶律忠（即耶律郎五）合兵。天雄节度使社威与麻答勾结，据魏州抗汉。汉高祖率兵攻魏州，城中居民大半饿死，杜威力竭出降。耶律忠怕民众起义，九四八年，弃定州逃归辽国。晋末，河北失陷的诸州镇又为汉所有。九四八年，汉高祖死，子刘承祐继位（汉隐帝）。汉高祖遗命杀杜威。杜威尸体在市上，顷刻间被市人分割成无数碎片。赵延寿也死在辽国。卖国贼罪该万死，死了还是永远遗臭。

　　晋、汉两朝，武夫的蛮横，比梁、唐两朝尤为突出，晋、汉相比，汉更是登峰造极。武夫首领汉高祖性极残酷，所用大臣如苏逢吉、史弘肇等人也极凶恶。汉隐帝时，苏逢吉为宰相，枢密使杨邠管机政，枢密使郭威掌出兵作战，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统率禁兵，三司使王章专掌财政。这些人都是最有权力的所谓国家勋旧之臣。有一天，会合饮酒，史弘肇大声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用什么毛锥（笔，指文官）。王章抗议道，没有毛锥，财赋从那里来。王章极其憎恶文官，说：这种人拿起算筹，连横直都不会摆，有什么用。王章要毛锥，是专为搜括民财，并无别用。杨邠也厌恶文士，常说，钱多兵强是国家急务，至于文章礼乐，算得什么。这里当然不是说文官不是民贼，不过，某些文官有时候还可能顾及一些制度，武夫则什么制度都不在意中，各行其所是，一味蛮横，乱成一团糟。

　　这群武夫中，只有郭威比较有些知识，留心搜罗有才能的文士，得到文官们的好感。九四八年，李守贞据河中，赵思绾据长安，王景崇据凤翔，同时反叛。汉隐帝令郭威督诸军讨伐三叛镇。郭威临行，向文官首领太师冯道求教。冯道说，李守贞著名老将，诸军多是他的旧部，他依恃向来得军心，所以不怕讨伐，你只要不吝惜官物，赏赐士卒，就可以夺取他的依恃。郭威听从冯道的建议，果然大得军心，诸军都愿意为郭威出力击李守贞。九四九年，郭威灭河中、永兴（长安）两镇，杀李守贞、赵思绾，别将赵晖灭凤翔镇，杀王景崇。郭威得胜还朝，不肯独受重赏，推功给在朝诸大臣和将士，汉隐帝因此遍赏诸大臣及诸藩镇。郭威这一作为，仍是冯道所教不要吝惜官物的意思，形式上得赏不比别人多，实际是换来了这些人的好感。九五○年，辽军横行河北，诸藩镇各守本境，不相援救。朝议任郭威为天雄节度使，出镇魏州，仍兼枢密使，节制河北诸镇，得便宜行事。他被授与这样大的权力，就是因为取得了内外诸大臣的好感。

　　汉隐帝厌恶诸大臣，想用自己的亲信人执掌朝政。杨邠、史弘肇曾在朝上议事，汉隐帝说，再仔细想想，不要让别人说闲话。杨邠说，不用你开口，有我们在。汉隐帝不能忍受，与亲信人密谋，杀杨邠、史弘肇、王章，又遣使者到魏州杀郭威。郭威被迫起兵，下令：攻入京城，准许抢掠十天，全军踊跃听命。汉刑法极残暴，但军纪也还严肃，士卒不敢妄动，郭威用抢掠来收买士卒，军纪又败坏了。郭威留义子郭荣守魏州，自率大军出发，沿路无阻，只走七天，就到开封城外。汉隐帝被部下溃兵杀死。郭威入开封城，纵诸军大掠，城中到处火起，第三天，有人对郭威说，再不禁止，怕今夜只剩下一座空城。郭威下令禁抢掠，到午后才恢复秩序。这次大掠，民奴自然也受害，但被掠的人家主要是汉文武百官。

　　当时，汉高祖弟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以备辽为名，拥有强兵；忠武节度使刘信在许州，刘崇子刘赟为武宁节度使，在徐州。如果三镇连兵，号召复兴汉朝，对郭威是不利的。郭威定计，声称迎刘赟为汉帝，使刘崇满意，等到刘赟离徐已远，去京稍近，然后连刘信一起消除，刘崇一镇就无能为力。定计以后，郭威请李太后下令立刘赞为帝，使冯道等大臣到徐州奉迎。九五一年，辽兵入寇，攻破内邱、饶阳两城。李太后令郭威率大军渡河击辽兵，又令国事暂委王峻等人，军事暂委王殷。自然，二王是郭威的心腹。郭威到澶州，将士数千人忽大噪，对郭威说，皇帝该你自己做，将士抢掠京城，与刘家结了仇，不能再让刘家人做皇帝。裂黄旗披郭威身上，拥立为皇帝。郭威拥众回来。澶州兵变时，刘赟已到宋州（河南商邱市），王峻、王殷派人带兵去宋、许二州，刘赟被拘，以李太后名义，废为湘阴公。刘信自杀。李太后令郭威监国，汉亡。刘崇于郭威称帝后，据晋阳称帝，国号汉（北汉）。北汉依附辽国，受册封作附庸国。

　　汉先后凡五年。

五 周朝（九五一年——九六○年）

　　继沙陀人的三个小朝廷而兴起的周朝，虽然历年也极短促，但在历史趋势上却出现了转机。对沙陀人的野蛮性政治，开始进行改革，唐末以来大分裂的局面，开始转向统一，当乌云层层有加无已的时候，忽然透露出一线微弱的晨光，呻吟在战乱暴政下的民众，感到有些希望了。周政治颇能顺从民意，因此，这个小朝廷是值得重视的。

　　武夫作皇帝，总要有少数亲信的谋士。谋士是属于文官一类，比起完全武夫来，多少有些政治知识。梁太祖有敬翔，唐庄宗有郭崇韬，唐明宗有安重诲，石敬瑭有桑维翰，这些谋士当权时，武夫的蛮横就似乎差一些。只有汉高祖认为国家大事不可同书生商量，所信任的人都是完全武夫，因之汉政治比前几朝更残暴、更混乱，灭亡也最快，立国不过四周年。信任完全武夫，对郭威是一个教训。

　　郭威留心搜罗人才，先后得魏仁浦、李谷、王溥、范质等人。他用李谷管理财政，魏仁浦、王溥、范质参与机谋，取帝位和治国，多得这些文臣的助力。九五一年，郭威即皇帝位（周太祖），国号周。

　　周太祖出身贫家，读过一些书，知道民间疾苦，即位后，首先免除汉时王章所设斗余、称耗等额外苛敛及唐中期以来地方官进奉所谓羡余物，同时，宣布窃盗罪与奸罪，依晋天福元年（九三六年）以前刑律即依唐庄宗的《同光刑律》（《同光律》依据《唐律》及唐末年法令制定）处理，罪人除犯反逆罪外，不得灭族及没收家产。《同光律》：盗窃赃满绢三匹以上处死，强奸罪男子处死，妇人无罪。晋改奸罪为奸有夫妇人，不论强、和，男女一概处死。汉改窃盗罪为窃盗钱一文以上处死。又唐庄宗以来，罪人动辄被灭族和籍没。这都是极残忍的刑法，周太祖改革沙陀统治者好杀的蛮风，虽然只是初步改革，却显得气候在变化了。

　　周太祖停止州县贡献珍美食物及特产，对宰相王峻说：我是穷人出身，碰到机会做皇帝，岂敢厚自奉养以害百姓。又对大臣们说：我生长在行伍，不曾从师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的方术，可以写出来告诉我，文字要切实，不要辞藻。他能虚心纳谏，保持节俭生活，宰相范质、李谷也都尽心奉职，遵守法度，君臣合力，逐渐改革了一些弊政，境内小安。九五○年，汉汝州防御使刘审交病死。汝州吏臣上书朝廷，说刘审交有仁政，请留葬在汝州，让百姓奉事他的坟墓。汉隐帝允许吏臣的请求，汝州人哭葬刘审交，立祠堂祭祀。冯道说：我知道刘审交的仁政，他并不能减轻租赋或免除徭役，只是不在额外多取而已。本来这不算是难事，但别人不肯做，刘君却肯做，所以汝州人爱戴到如此。如果地方官肯学他的所为，何愁不得民心。冯道熟悉时事，这番话正好说明五代政治极端黑暗，官吏极端贪暴，象刘审交那样的官，少到独一无二，民众的极端苦痛也就不言而喻。周太祖留心革弊，对民众有点益处，在五代时，确是一个难得的皇帝。九五四年，周太祖死，义子郭荣（本姓柴）继位（周世宗）。

　　周世宗在周太祖革弊的基础上，一面继续改善政治，一面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推动历史又前进一步。

　　周世宗精明强干，志气弘大，内政和军事，都取得成就。他留心农事，刻木为农夫蚕妇，放在殿廷上，统治者能够心目中还有农夫蚕妇，想为民众减轻些痛苦，这就是好的统治者。有一次，同将相们在殿上会餐，他说：这两天很冷，我在宫中吃好饭，不觉得冷，无功于民而坐享天禄，实在惭愧。既不能耕田食力，只有亲临战阵为民除害，心里也许安稳些。他用这些话来勉励大臣们，与前朝君主纵容勋旧功臣，放肆作恶，态度不同，这一点，恰恰是改善政治的关键。他的政治成就，主要有下列三事。

　　（一）整顿纪纲——周世宗任用李谷、王溥、范质等人为宰相，魏仁浦为枢密使，都是很好的人选。他自己也振作精神，大权独揽，亲自裁决政事，执掌赏罚权，对群臣说，我决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周太祖过度纵容王峻、王殷，后来二人因骄横被杀。周世宗吸取这个教训，群臣有功，不吝厚赏，有过失，当面质责，等到知过改正，也就

河北沧县后周铁狮

　　不咎既往，依旧任使。他用法严峻，群臣失职误事，往往处死刑，即使有才干声名，也很少宽宥。他曾发怒要杀翰林学士窦仪，宰相范质叩头苦谏，说窦仪罪不该死，好久才赦免窦仪。九五七年，修永福殿，令宦官孙延希管理工程。周世宗到工地，见有些工役削木片当菜匙，用瓦盛饭，大怒，斩孙延希。初即帝位时（九五四年），发觉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额外多收稾税，令孟汉卿自杀。朝官奏称刑重，周世宗说，我也知道，不过要用他来惩戒众官，不许扰民。九五五年，令翰林学士、两省（门下省、中书省）“官荐举低级地方官，试用后如犯贪污罪，荐举官一并治罪。为整顿纪纲，改变贪风，对百官施重刑，用意是可取的，后来官吏比较守法，他用刑也就宽了一些。五代相沿，律令格敕积至一百五六十卷，文字难懂，条目又烦杂不一，贪官污吏得以舞文弄法，陷害民众。周世宗令御史张提（音食shí）等注释删节，王溥、范质等据文评议，详定为《刑统》二十一卷。九五八年，颁布《大周刑统》，使全国遵守统一的法律。宋朝沿用《刑统》，成为继承《唐律》的一部重要律书。

　　周世宗大权独揽，但并不刚愎自用。他要求群臣极言得失，说，你们说了我不用，是我的罪过，我求言你们不说，该谁负责！九五七年，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各色人等，不限资格，都可应试。他曾令朝臣们写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亲自阅览。他进行统一战争，用兵步骤就是采用王朴《开边策》的建议，足见臣下有好意见，他是肯听取的。

　　（二）减轻民困——佛教在唐、五代时是民众的一个大蠹虫。周世宗限制佛教，对民众是大贡献。九五五年，令天下寺院，非敕额（朝廷特许）者一律废除。禁私度僧尼，只许两京、大名府（即魏州）、京兆府（即长安）、青州五处设戒坛，不得家长允许，不许受戒出家。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等等惑人恶俗。令两京及诸州每年造僧尼账，有死亡、还俗，都随时销账。这一年，天下寺院存留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四万二千余人，尼一万八千余人；寺院废除三万三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数不详。减少寺院和僧尼，就是减少剥削者和坐食者，不仅对民众有利，就是那些普通僧尼，在寺院中受大僧尼压迫，得机会还俗，何尝不是幸福。周世宗在立国不过四五年的形势下，限制佛教，逐年缩小僧尼数，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自佛教盛行以来，寺院多销铜钱造佛像，周世宗令寺院除钟磐钹铎之类得留用外，所有铜佛像，一律送官府收买，用作铸钱原料。他对侍臣们说：你们不要疑惑。佛教讲利众生，愿意舍自己的生命布施给别人，为什么舍不得铜像。如果施舍我的身体可以利民，我也不会吝惜。据《佛祖统纪》引北宋杨亿说，镇州有一尊大悲（观音）像，极有灵应，毁像诏下，无人敢动这个像。周世宗亲自到寺，用斧斫破面、胸，旁观的人都替他惊慌。周世宗是否确有斫像事，不可知，但佛教徒企图说明周世宗病死（据说“疽发于胸”），是由于伤害了灵像，却只能说明佛教徒的荒谬无耻。

　　九五六年，周世宗因历朝相沿，不等待民间收获纺织完毕，就征收谷帛。下诏从是年起，夏税到六月，秋税到十月，才开始征收。民间感到方便。九五八年，依据元稹《均田表》所说均平田租的办法，制成《均田图》，颁给诸道节度使、刺史各一面，作均田准备。不久，派出朝官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黄河以南六十州田租，连历朝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家，也照平民例纳祖，取消特权，可见这次均赋，相当彻底。接着下诏诸色课户及俸户（替官府放债收息提供俸给的富户）编入州县民籍，所有幕职及州县官，由朝廷发给俸钱及米麦。扫除唐初以来三百数十年的弊政，显示周世宗改革积弊严惩贪污的决心。九五九年，开封府奏称田税旧有十万二千余顷，现查出隐税田四万二千余顷。周世宗令减为三万八千顷，即免收十分之一的田税，抵销官府的多报数，用心是较为持平的。

　　（三）准备统一——周世宗自称，希望做三十年皇帝，用十年开拓天下，十年休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在他在位的五年六个月中间，主要是用兵开拓疆土，但也留意统一后的某些安排，表现出长远的计划。九五五年夏初，下诏扩大开封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闲开始筑城，到次年春耕时停止，分年进行，逐渐完成。又令今后埋葬，必须在标帜七里以外，标帜内等待街道及仓场营房划定后，听民间随便营造房屋。开封城中街道被权势家造屋侵占，很少能通大车，周世宗令改直并放宽，有些大路宽至三十步。又迁坟墓到标帜外，对群臣说，近来扩大京城，不少人有怨言，不过，日后总会得到好处。九五六年，发开封府及附近数州民夫十余万人筑外城，开封成为代替古都长安、洛阳而新兴的大都市。

　　周世宗又力求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汴水自唐末溃决，埇桥（在安徽宿县北）东南水道淤塞。周世宗谋击南唐，发民夫因旧堤疏浚，东至泗水上，对群臣说，目前固然有困难，几年以后，漕运通达，一定获和。九五七年，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连接济水，山东地区得与开封通舟。九五八年，攻拔南唐静海军（江苏南通县），与吴越国直接通航。同年，取得南唐江北土地，开掘汴口，导黄河水通淮水，恢复了唐时运路，江、淮漕船可以到达开封。九五九年，令王朴到河阴（河南荥阳县北）巡查河堤，在汴口立斗门，控制黄河水势。又发民夫数万浚汴水。自开封城东引汴水入蔡水（宋时名惠民河），通陈、颖等州漕运。浚五丈河，经过曹、济、梁山泊，通青、郓等州漕运。周世宗没有完成统一的大事业，但在水路交通上，却基本统一了。

　　周世宗原想在前十年中，完成统一大业，连年出战，不求休息，虽然政治有所改善，民众的负担却很沉重。不过，他为统一而战，是符合民众愿望的，所以民劳苦而不怨，战争都取得胜利。

　　九五四年，周世宗刚即帝位，北汉主刘崇勾结辽国，大举入侵。辽骑兵万余人，北汉兵三万人，合力向潞州进攻。这是决定存亡的战争，周世宗决心亲自率兵去抵御。群臣多劝说，刘崇必不敢自来，皇帝不宜轻动，可命将出师。宰相冯道劝阻尤力。周世宗反驳群臣说，刘崇看轻我年少（三十四岁）新立，想吞并天下，一定自来，我不可不自往。又说，从前唐太宗定天下，都是身临前敌，我怎敢偷安。这个狡猾透骨向来不轻易说话的冯道，居然破例顶撞起来，说，不知道你能为唐太宗否？周世宗答，我兵力强，破刘崇如山压卵。冯道说，不知道你能为山否？冯道敢于这样强硬，是算定出兵必败。原来周世宗是郭家养子，因谨慎退让被信任，得管理家务，作茶商往来京、洛、江陵间，替郭家筹费用，从来不曾打过仗，也不曾表现什么才能。冯道和群臣都认为不中用，不如等敌兵到来，看机会投降为是。冯道习惯于率百官奉迎新君，周朝存亡对冯道和群臣是毫无意义的。当时，周世宗如果有软弱表示，灭亡必不可免。他坚持要自往，宰相王溥也劝他亲征，朝议才决定下来。

　　周世宗自开封出发督促诸军，兼程前进。路上，一个亲军都指挥使赵晁说，北汉势盛，应该持重缓进。所谓持重，就是畏缩不前，准备挨打。周世宗怒，囚赵晁，置怀州狱中（高平战胜后释放）。这是振作军心的必要措施，从此，诸将不敢再说退却的话。北汉军屯高平（山西高平县）南，周军屯泽州（山西晋城县）东北。北汉主率中军在巴公原列阵，骁将张元徽阵在东，辽将杨衮阵在西，军容颇严整。周后军将刘词还没有到来，周军人数少，众心危惧。周世宗志气高扬，态度坚定，命自重赞、李重进率左军在西，樊爱能、何徽率右军在东，向训、史彦超率精骑在中央，周世宗骑马上阵督战，张永德率亲军护卫。北汉主望见周兵少，挥军进攻，张元徽率骑兵击周右军，樊爱能、何徽小战，即引骑兵逃走，步兵投降北汉，右军溃乱。周世宗见势危，自率亲兵冒矢石督战，亲军将赵匡胤与大将张永德各率二千人力战，击败北汉军。张元徽被周军杀死，周军奋击，北汉军大败。辽军怕周军，不敢救北汉军，退回代州。刘词率后军到来，合诸军追击至高平，北汉军溃散，北汉主昼夜奔驰，逃归晋阳。周世宗赏有功将士数十人，赵匡胤擢升为殿前都虞侯（地位次于副都指挥使）；杀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又杀投降北汉的右军步兵。赏罚分明，骄将惰卒，无不知惧，军威大振。

　　经这次大战，周世宗的英武果敢，开始为群臣所信服，因而得行施他的政治抱负。依附辽国的北汉，不再存夺取中原恢复沙陀政权的野心。所以，高平一战，有它的重要意义，它保卫了历史趋势上的转机。

　　周世宗回到开封，开始整顿纪纲，亲揽大权，同时下决心整顿军队。对群臣说，兵贵精不贵多，一百农民还不够养一个甲士，竭农民的脂膏养老弱无用的兵丁，如何使得。他下令检阅禁军，留用精锐，斥退老弱，又募天下壮士到京城，令赵匡胤考较武艺，选取优异，成立特精军队，称为殿前诸班。全国步骑诸军，令将帅照禁军例挑选。从此士卒精强，历朝莫比，征伐四方，所向克捷，唐中期以来养冗兵的积弊，一举扫除了。

　　辽国以南京（幽州城）为据点，经常侵扰河北，轻骑深入，毫无限阻，民众被杀掠，不得安居耕作。九五五年，周世宗使王彦超率兵民浚胡卢河（即衡漳水，在河北深、冀二县间）数百里，在李晏口筑城，募兵驻守。自是辽兵不敢渡胡卢河。周世宗令群臣献开边策，王朴献策，大意说：要用兵首先要改善政治，“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用兵之道，先取其易，因此，宜先取南唐国江北诸州，既得江北，再取江南。得江南，岭南巴蜀自然畏威来降。南方既定，燕地（石晋所割诸州）必望风内附，如辽兵据守，出师攻取，并不困难，因为民众是汉族人。只有北汉一国，与周为世仇，决不肯归降，但高平败后，不敢再为边患，可留待最后，俟机一举消灭它。王朴的计划是想先平定南方，用南方厚雄的财赋，养北方强大的兵力，然后攻取幽燕，最后取得河东，完成统一大业。周世宗不完全采用王朴策，取得江北，即移兵北取幽燕，不幸得病死去，大功只完成小半。继周而起的北宋，以巩固帝位，稳定内部为国策，无力收回幽燕，对辽专取守势，甘心作弱国，这就更显得周世宗那样发扬蹈厉的雄姿，多么难能而可贵。

　　九五六年，周世宗下诏亲征淮南。南店是大国，兵力也足以对抗，周军力战，夺得滁州（安徽滁县），并袭取扬州，南唐主李因屡战屡败，奉表称臣，使辩士带金器一千两，银器五千两，缯锦二千匹来见周世宗，意图劝说退兵。周世宗责南唐使臣说：你们的国主，自称足唐朝子孙，那末，应该懂得礼义，有异于别国（指石晋及北汉国）。你们国境同我只隔一条淮水，从来不通使讲和好，却经常泛海通契丹，弃华事夷，礼义在那里？回去告诉你们国主，赶快来见我，再拜认错，就没事了。这里显示周世宗急图击辽，收复失地，只要江北土地，无意渡江取南方。南唐主又遣使臣带金一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来见，愿献淮南寿、濠、泗、楚、光、海六州土地。周世宗表示得江北即罢兵。战事进行到九五八年，南唐力竭，愿献江北四州。周得淮南江北共十四州，六十县，与南唐划长江为界。在攻南唐战争中，赵匡胤立有战功，迁升为殿前都指挥使。

　　九五九年，周世宗下诏亲征，收复北方失地。令孙行友守定州西山路，防止北汉国救辽，扰大军后路；令韩通等率水陆军先发。韩通自沧州（河北沧县东南）治水道入辽国境，在乾宁军（在沧州西一百里）筑栅，修治水道，通瀛、莫二州。周世宗到沧州，即日率步骑数万出发，直向辽境。令韩通为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周世宗乘船到独流口（在河北固安县境），西行到益津关，辽守将降，再西行，水路渐小，不能通大船，周世宗登陆，在野地宿营，卫兵不满五百人。辽骑兵连群出没左右，不敢逼近。赵匡胤军到瓦桥关，辽守将降。周世宗入瓦桥关，辽莫州刺史、瀛州刺史相继来降。孙行友也取得易州，杀辽易州刺史。辽国君臣恐惧，撤幽州辽兵后退。周世宗探知实情，很喜欢，以为大功必成，会诸将议取幽州。诸将说，车驾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全部土地，这是莫大的功绩。现在辽骑兵屯聚幽州北部，我军不宜深入。习惯于在内战中谋富贵的将领，总是怕对外作战，因为对外战争一般是比较激烈的。石晋对辽屈辱，不以为耻，尤其给那些内战将领以辽强可畏的错误感觉。事实上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民心的向背，燕南诸州和关口，周兵到时，不战自降，就是在民众压力下，辽守将不得不投降。辽军撤出幽州，也是怕民众。自然，这些将领心目中不会有民众，因之，只觉得辽骑兵可怕，不敢取幽州。周敞宗听了诸将的议论，很不满意，督促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先行，据固安城，自己亲到安阳水，下令造桥，准备前进。当天，周世宗得病，只好停止进军，在瓦桥关设雄州（河北雄县），益津关设霸州（河北霸县），令韩令坤守霸州，陈思让守雄州，自率大军回开封。他自知不起，布置后事，使魏仁浦以枢密使兼任宰相，宰相王溥、范质兼知枢密院事；又任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兼宰相，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去军职，改任宰相，以赵匡胤代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周世宗北征时，曾有人造谣言说“点检作天子”。张永德是周太祖的女婿，立有军功，殿前诸班又是最精锐的禁军，因而张永德被疑，削去军职，改任为宰相。赵匡胤新从低级军官提升，资望较浅，夺帝位应该是不很可能。他以王溥、范质、魏仁浦为骨干，掌管枢密院，又混合文武大臣在政事堂，使同掌国政，想来帝位可保无虞了。周世宗死，子郭宗训年七岁，继帝位（周恭帝）。周恭帝即位后，李重迸兼淮南节度使，防南唐，韩通兼天平节度使，防开封东北面，赵匡胤兼归德节度使，防开封东面，向训为西京（洛阳）留守，防开封西面，保卫京城可称周密。九六○年，周群臣正在贺元旦（庚申年），镇、定二州忽奏报辽、北汉合兵南侵。赵匡胤率禁军诸将去抵御，到陈桥驿（开封城北二十里）兵变，拥赵匡胤为帝。赵匡胤率军回开封灭周，建立宋朝。

　　周世宗改革了不少五代的积弊，开辟了统一全国的道路，他的功绩应该得到尊重。

　　周先后凡十年。

　　自九○七年梁太祖称帝，至九六○年周亡，先后五十四个年头，中间经历五个小朝廷。梁十七年算是最长。唐十四年，按唐庄宗、唐明宗（无姓氏）、唐废帝（本姓王）三人各一姓来说，换姓平均还不到五年。晋不足十二年，汉不足五年，周不足十年。朝廷改换如此迅速，说明政权极不稳定，也就是武夫们劫夺得异常剧烈。周世宗是好皇帝，在位还不满六年，就有人想夺取他的帝位。五代时武夫们除了彼此间用武力相劫夺、怀恶心相猜忌以外，很少有其他关系。统治阶级也有它的阶级道德，五代时，道德完全破坏，善意相维持、椎诚相信任的风气根本不存在。武夫们分裂成毫无黏性的无数碎片，组成的朝廷，坏的固然很快就消灭，偶有较好的同样不免于被劫夺，统治阶级丑恶到如此地步，社会将无法得到安定。宋朝竭全力抑制武夫们劫夺的恶习，使政权稳定下来、民众免除战乱的痛苦，在这一点上，应该肯定宋朝的贡献。

　　构成统治阶级的文官部分，丑恶并不亚于武夫们。文官的代表是冯道。冯道是五代时期著名的人物，是这个时期的特产，是官僚的最高典型。东汉有个典型官僚名叫胡广，当时人们给他考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广熟悉典章，有办事经验，柔媚谦恭，不抵触任何人。冯道所处环境比胡广危险复杂得多，因之他的中庸手段发挥得更加充分。《通鉴》总括冯道的行径说，“为人清俭宽弘，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决断）”。这和五代官吏无不贪暴放纵，明争强夺的风气有异，他就这样被认为有“德行”，各朝都要重用他来安抚众文官。他尤其擅长的手段是揣度胜败，估量强弱，舍弃败弱，奉迎胜强，按照时机做来，不过早也不过迟，被舍弃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适合需要，他就这样避免危害，长享富贵。南朝梁刘峻作《广绝交论》，说，小人以利相交，叫做利交。利交有五种方法，其中一法是量交，观望形势，计算利害，谋而后动，丝毫不差。冯道就是使用量交法最精的一人。“德行”加量交，使冯道成为特出的官僚典型。想到冯道，就会想到官僚是多么可憎的腐朽物。下面举出他的一些事例：

　　冯道在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守光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作巡官。张承业看他有“德行”和文学，荐给李克用，任河东节度府掌书记。唐庄宗时任翰林学士，开始贵显。唐明宗时，任宰相。从此尽管改朝换姓，他总不离将、相、三公、三师的高位，李从阿攻唐愍帝，兵到陕州，唐愍帝逃往河北。冯道为首相，准备率百官班迎，促卢导起草劝进文书。卢导不肯，说，天子还在河北，人臣那可轻率劝进。冯道说，“事当务实”。所谓务实，就是看准唐愍帝必死，李从珂必立。唐废帝（李从珂）拜冯道为司空（三公之一），朝议令掌祭祀时扫地的职事，冯道说，扫地我也干。只要官位高，职事是什么，他并不在意。晋高祖入洛阳，任冯道为首相。他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自辽国回来，大得信任，朝政都委冯道处理。有一次，晋高祖问及军谋，冯道答，“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知守历代成规而已。臣在（唐）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这是冯道保身的秘诀，守历代成规不与闻任何担干系的事情，正是一道避祸的护身符。晋高祖临死，召冯道一人受遗命，使幼子石重睿拜见冯道，又使宦官抱石重睿置冯道怀中，意思是要冯道出力辅立石重睿。晋高祖死，景延广主张立长君，立晋出帝。冯道一句话也不说，依然做首相。不久，出任威胜（鄂州）节度使。辽主灭晋，冯道自动入朝。辽主责问，你是那一种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喜欢他能辱骂自己，使为太傅（三师之一）。汉高祖使为太师，官位达到最高点。郭威举兵入开封，汉隐帝被杀，冯道破向来率百官班迎、奉表劝进的老例，改为率百官谒见，并且受郭威的拜礼。因为郭威设谋要诱杀刘赟，如果冯道冒昧劝进，必然遭受郭威的斥责。郭威派他奉迎刘赟。刘赟到宋州被拘，对冯道说，我这次敢来，因为你是三十年老宰相，所以不疑有诈，现在事急，怎样办？冯道默不作声，表现一副痴顽相。有人要杀冯道，刘赟阻止，说，这件事不干冯老翁。实际上，冯道固然不是同谋杀刘赟，但郭威的暗算，他心里很明白，他替郭威立了这一功，回朝后仍任太师。周世宗出御北汉，冯道力阻，周世宗发怒，看不起他，使他做山陵使，为周太祖造坟墓。冯道第一次打错算盘，不免烦恼，葬事完了，他这条丑恶的生命也同时完了。冯道自号长乐老，作《长乐老自叙》一篇，叙述历事四朝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自谓孝于家，忠于国，做子做弟做人臣做师长做夫做父，都做得无愧色，只有一点不足（缺点），就是“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所谓大君，自然包括辽主在内。哀莫大于心死，冯道就是心死透了的人。他在五代、宋初有极高的声望，《新五代史》载冯道死后，“时人皆共称叹，以为与孔子同寿（冯道七十三岁死），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同于古圣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改变），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旧五代史。冯道传·赞》说“道之履行（行为），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气量），深得大臣之体”。这都是怪异的议论，说明五代、北宋初的文官们，与冯道同样是心死的人，正如欧阳修所说“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以冯道为代表的官僚风气，对统治阶级也很有害，宋人讲理学，就是想改变冯道对士大夫群的巨大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学曾起着某些有益的作用，当然它是唯心主义哲学，根本性质是反动的。

第二节 环绕中原地区的十个小国

　　唐末和梁、唐、晋、汉四朝，黄河南北广大地区遭受严重的战争破坏。唐末杨行密割据淮南，阻止北方的战乱波及长江流域，南方诸国得以稳定内部，发展经济，虽然也不免有战争和暴君，比起北方来，却显得较为安宁。全中国政治统一是符合人民基本利益的好事，但在五代大乱的情况下，南方立国分治，并不是坏事。南方民众受统治者的祸害轻一些，这就是诸国应该暂时存在的理由，一切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标准，不能单凭统一与分治的形式来判断好坏。北汉立国的性质是完全反动的，不得与南方诸国同等看待。

一 吴国（八九二年——九三七年）

　　八九二年，杨行密据有淮南镇。九○二年，唐昭宗希望他攻宣武镇朱全忠，封为吴王。吴国建都扬州，逐渐扩地，到九○九年，共有二十七州。九○五年，杨行密死，子杨渥继位。九○八年，权臣徐温杀杨渥，立杨隆演，军政大权全归徐温执掌。自然，杨行密留下的许多旧将，还是拥护杨氏政权的。徐温以严可求为谋主，立法度，禁强暴，提倡节俭，颇得民心，在杨氏政权中自成一个势力。九○九年，徐温兼任升州（江苏南京市）刺史，使养子徐知诰治升州。当时诸州长官多是武夫，专管军务，不理民事，徐知诰改变旧习，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士人，得进士宋齐丘为谋主，在徐氏势力中又自成一个势力。九一七年，徐温爱升州繁富，筑金陵城，自居城中，执掌吴国大政，使徐知诰为润州（江苏镇江市）团练使，使子徐知训居扬州，管理国政。徐知训骄横淫暴，侮辱吴王及吴国旧臣。九一八年，吴将朱瑾（八九七年，被朱全忠战败，投降杨行密）愤恨，杀徐知训。徐知诰即日从润州渡江入扬州，徐温只好让徐知诰管理国政。

　　徐知诰改变徐知训的作法，对吴王表示恭敬，对文武众官表示谦逊；又以吴王名义免收九一六年以前欠税，九一七年以后欠税，待有丰收年时再补缴。这样，不仅吴王和文武众官都满意，也取得民众的好感。吴国原有丁口钱，又按田亩收税钱，钱贵物贱，民众极为不便。徐知诰用宋齐丘策，废除了口钱，田税改为缴纳谷帛。徐知诰改善政治，减轻赋税，江淮间民众乐于开辟荒地，发展农桑，吴国愈益富强。尽管上面有吴王和徐温，徐知诰的势力从此稳固不可动摇。杨行密懂得争取军心和民心，因而造成吴国，徐温从杨握手中夺取政权，也是依靠军民归心，徐知诰更着重在争取民心，扩大自己的势力。此后，杨氏王室和徐温势力逐渐在削弱，徐知诰势力逐渐在强盛，等到徐知诰足够强盛时，吴国自然要灭亡。

　　徐温夹在两个势力的中间，想寻求出路。严可求劝徐温用子徐知询代徐知诰掌国政。徐知诰逐严可求出扬州。徐温计谋不成，不能再向下面有所作为，只好转向上面。九一八年，徐温请吴王称帝，借以提高自己的官位。杨隆演不敢答应。徐温势力比杨隆演大，九一九年，杨隆演被迫称吴国王，改元，用天子礼，表示吴是独立国，不再是唐朝的一个旧藩镇。徐温得到的官爵自然非常高大，封郡王，主要官职是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他本来执掌吴国军政大权，有这些官职，并不能增加什么新权力，只是使群臣感到他要夺取吴国工位。杨隆演被迫称吴国王，很不满意，九二○年，优郁成病，临死时，群臣议后嗣，有人提议徐温继位。徐温板着面孔说，我绝对不存这个念头！杨家即使没有男子，有女也可以立。敢乱说的斩。他看到当时灭杨氏，很可能引起内乱，拒绝继位的意思大抵在此。向上面寻出路，只得到一些官爵，实际上并没有寻得出路。徐知浩却取得参知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的官职，仅次于徐温的政治地位更加确定。杨隆演死，弟杨溥立。九二七年，徐温要率诸藩镇入朝，逼吴王称帝，临行得病，使子徐知询往扬州代徐知诰执政。徐温死，这个计划落空，灭杨氏的人肯定是徐知诰，徐温想自己的儿子代杨氏做皇帝，完全无望了。

　　徐温死后九天，徐知诰使杨溥称帝，自任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九二九年，令徐知询入朝，收回徐温留在金陵的军队，拥徐温、徐知询的文武官，都改拥徐知诰，徐知诰势力成为吴国唯一的势力。九三一年，徐知诰仿照徐温的作法，出镇金陵，执掌吴国大政，使子徐景通留扬州管国政，任宋齐丘等为吴宰相，辅助徐景通。九三七年，徐知诰废吴皇帝杨溥，自称皇帝（唐烈祖），国号唐，建都金陵。唐烈祖改姓名为李昪（音弁bian），儿子徐景通改姓名为李璟。

　　吴国自杨渥时起，政归徐温，杨氏却仍保持国君名位数十年，原因是杨行密留下的一部分将士拥护杨氏政权。到李昪称帝时，庐州节度使周本还自称杨家老臣，不能事二姓，愤恨病死。徐温不敢轻率行事，徐知诰经营到年老才实行禅让，足见转移政权必须有步骤。在北方，武夫凭暴力劫夺，忽起忽灭，经历了梁、唐、晋三朝，在吴国，只转移一次。徐温、徐知诰谨慎缓进，远比北方武夫有识见。换姓本是统治阶级自己的事情，但往往因此伤害民众，唐代替吴，国内免于战乱，在五代时期是少有的现象。

　　吴先后凡四十六年。

二 南唐（九三七年——九七五年）

　　吴国自杨行密死后，实际执政的徐温、徐知诰，都能留意民事，吴国安宁，起着保障长江流域不受北方武夫侵扰的作用。唐烈祖即位后，尤其坚持保境安民政策，不敢轻易动兵。九四○年，晋安州（治安陆，湖北安陆县）节度使李金全降唐。唐烈祖派兵去接应，临行时戒诸将不得入安州城。诸将违命入城，晋军击败唐军，杀唐诸将，监军杜光业及兵士五百人被俘送开封。晋主石敬瑭送杜光业等还唐。唐烈祖不受，使杜光业等回开封。他这样做，意思是要唐、晋和好，避免战争。早在九一九年，吴越国主钱镠攻吴常州。徐温大破吴越军，乘胜与吴越讲和，实行休兵息民。唐烈祖继续与吴越和好。九四一年，吴越国府大火，宫室库藏几乎烧完，吴越国主钱元瓘受惊发狂病。唐群臣劝出兵灭吴越。唐烈祖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遣使去慰问并送礼物。朝臣冯延己爱论兵说大话，曾讥笑唐烈祖说，乡下老那能成大事。冯延己无知狂妄，唐国民众需要休息，唐烈祖的政策是符合民欢需要的。

　　唐烈祖着重在内政的改善，自九一八年管理国政以来，以“兴利除害”为目的，陆续变更旧法很多，即位后，删定为《升元（唐烈祖年号）条》三十卷，通行全国。严禁“压良为贱”，不许买良人（平民）子女为奴婢，立文据要通过官府审查。田租按田好坏定租税多少，民间感到平允。调兵兴役及他赋敛，都按税钱多少为标准，使贫户减轻些负担。为国事死亡的人，得领抚恤钱三年。他自己生活节俭，不爱声色，专心听政，以夜继昼。他希望活得长久些，误信道士的邪术，服用丹药，九四三年，中毒病死。临死对李璟说，我吃金石，本想益寿，反而伤生，追悔不及，你以后要警戒。

　　李璟继位（唐元宗），信任陈觉、冯延己、冯延鲁、查文徽、魏岑等五个邪佞人，唐人称为五鬼。闽国内乱，九四五年，唐元宗使查文徽率兵攻闽。闽兵大败，唐破建州（治建安，福建建瓯县）获闽国主王延政。闽民苦于连年内乱，王延政任用杨思恭，专事聚敛，号称杨剥皮，尤为民众所痛恨。唐军得到闽民的援助，取得胜利，破建州后，纵兵大掠，闽民失望。唐元宗认为查文徽等有功，不问大掠之罪。汀（治长汀，福建长汀县）、泉、漳（治漳浦，福建漳州市）三州相继降唐。九四六年，泉州将留从效逐走刺史，唐即任留从效为泉州刺史。唐军得胜，主要是闽国内乱，并不是唐能用兵，唐人却想乘胜进取福州。陈觉自称能劝说福州割据者李仁达来投降。陈觉到福州，遭李仁达薄待，回到剑州（南唐新置，治剑浦，福建南平县），擅自发兵，使冯延鲁为将，围攻福州。唐元宗也就使魏岑率兵去助攻。李仁达向吴越国求救，吴越兵入福州助守。九四七年，唐军被吴越军击败，士卒死二万余人，军需损失无数，国库耗损过半。战争的结局是吴越得福州，唐得建、汀、漳三州，留从效得泉州。九四九年，留从效夺取漳州，唐给清源节度使名义，承认留从效的割据。

　　楚国内乱，九五一年，唐元宗命边镐为将，率兵入长沙灭楚国。九五二年，楚辰州（治沅陵，湖南沅陵县）刺史刘言遣将王逵攻长沙，边镐等逃回唐。刘言占有楚国岭北土地，降附周朝。九五三年，王逵杀刘言。九五六年，潘叔嗣杀王逵，周行逢杀潘叔嗣。周世宗授周行逢武平节度使名号，湖南全境为周行逢所有。王逵将攻长沙，问部将孙朗能否成事。孙朗说，我在金陵数年，唐政事看得很清楚，朝上无贤臣，军中无良将，忠佞无别，赏罚不当，这样的国家，不亡算是幸运，那能兼并别国。我请为你作前驱，取湖南好比拔一根草。孙朗所见完全真实，唐元宗和宰相冯延己等却骄傲自满，居然想吞并天下。边镐败后，唐元宗开始感到困难，议休兵息民。有人说，但愿陛下数十年不用兵。唐元宗说，我将终身不用兵，数十年算什么。意思是自己寿命比数十年还要长。昏人正在说梦话，九五五年，周世宗命李谷督十二将攻唐寿州。

　　周军来攻，唐君臣才知道“国难”来临，可是用作元帅的刘彦贞，贪暴龌龊，家中积财巨万，做节度使多年，不曾用过兵，却专会搜括财物，奉迎权贵。五鬼中魏岑等人称誉刘彦贞文武全才，古今少有，唐元宗就用他来对抗周军。东正阳（在淮水东岸）一战，唐军大败，死一万余人，周军杀刘彦贞等。唐君臣大恐慌，五鬼一类人多少退后一些，良将刘仁赡等因而得任用。唐军取守势，抵抗周军也还有力量。周世宗亲临前敌督战，周军也不免久战疲劳。九五八年，战事以唐献江北淮南十四川，对周称臣奉正朔作为附属国而告结束。唐元宗使陈觉请求周世宗，说江南不产盐，愿得江北海陵（江苏泰县）盐田。周世宗只许每年给唐国盐三十万斛。唐失去江北和盐税，食盐又不能自给，国力比战前大为低落。九六一年，唐元宗死，子李煜（音郁yù）继位（唐后主）。

　　唐元宗秉性庸懦，爱好文学，又喜欢听歌颂自己的话，所用大臣大抵属于这两类人。冯延己、冯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韩熙载等都因擅长文学得美官，唐文学比别国都兴盛。二冯尤其长于谄谀，与陈觉等“五鬼”为佞臣首领。唐元宗用冯延己为宰相，说明文学加谄谀是他用人的标准。唐后主好读书，善作文，工书画，知音律，是个高级文士，政治上却是个昏君。即位后，更提倡文学和谄谀，并且还喜爱声色奢侈及高谈佛理。他有宫女名窅（音杳yǎo）娘，轻丽善舞，用帛缠足，纤小弯屈象新月，着素袜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跳舞，飘飘然有水仙乘波的姿态。相传中国妇女缠足从那时候开始。荒淫到如此，不亡何待！他也知道将要亡国，与臣下日夜饮酒作文章，表示忧愁。潘佑上书极谏，唐后主怒，投潘佑狱中，潘佑自缢死。知道将亡，但拒绝救亡，确是十足的亡国之君。九七五年，宋军入金陵，俘唐后主，南唐亡。

　　南唐先后凡三十九年。

三 前蜀国（八九一年——九二五年）

　　八九一年，王建据西川，后来兼并东川和汉中等地，共有四十六州。九○七年，王建自称皇帝，国号蜀（前蜀），建都成都。

　　蜀主王建目不知书，喜与文士谈论。当时唐名家世族，多避乱在蜀，韦庄、张格、毛文锡等文士百余人，都得到优待，史称蜀国“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实际是唐朝的腐朽习气具体而微地搬运到蜀国。做一个小国皇帝，屡次加尊号，接连改元，经常有龙见、麟见之类的祥瑞，信任宦官，养大批义子，诸如此类，都是腐朽景象。蜀主晚年尤其爱好女色，军政大权交给宦官唐文扆（音以yǐ）。九一八年，蜀主病重将死，养子王宗弼杀唐文扆。蜀主任用宦官宋光嗣为枢密使，执掌军政大权。他到死总觉得宦官最可信任，可称真正有唐之遗风。蜀主王建死，子王衍继位。

　　蜀主王衍擅长浮艳文学，荒淫无度，国政委宋光嗣等一群宦官，自己与韩昭等号称狎客的一群佞臣，饮酒赋诗，寻求快乐。他曾作诗说“有酒不醉是痴人”；某次宴饮，王宗寿（王建养子）涕泣劝谏，狎客们起哄说，嘉王（王宗寿封号）酒醉发疯了。醉与不醉，痴与不痴，在这里是完全颠倒的，蜀国的前途是什么，可以不言而喻。九二五年，在中原恢复唐遗风的唐主李存勗，遣李继发郭崇韬率兵攻蜀，王衍投降，前蜀国亡。

　　前蜀先后凡三十五年。

四 后蜀国（九二六年——九六五年）

　　九二五年，唐庄宗任盂知祥为西川节度使。九二六年，孟知祥入成都，整顿吏治，减少苛税，境内渐安。九三二年，杀东川节度使董璋，得东川地。九三四年，称帝，国号蜀（后蜀），建都成都。当年，蜀主孟知祥死，子孟昶继位，蜀主孟昶时，契丹灭晋，晋国秦、成、阶三州附蜀，蜀又攻取凤州，疆土扩张与前蜀相同。后蜀君臣务为奢侈，甚至溺器也用珍宝装饰。九六五年，宋军入蜀，孟昶投降，后蜀亡。

　　后蜀先后凡四十年。

　　蜀地富庶，前后两次立国，境内都还算安宁，虽然君臣奢侈成风，民众受害比北方终究轻一些。唐朝流亡士人生活优裕，腐朽环境培养出腐朽文学，蜀与南唐同为五代时期文学的重镇。

五 吴越国（八九三年——九七八年）

　　八九三年，唐昭宗任钱镠为镇海节度使，驻杭州。八九六年，得越州，唐任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九○七年，梁封钱镠为吴越王。吴越拥有十三州土地，是个弱小国，在吴国威胁下，钱镠必须向北方小朝廷称臣、纳贡，借以牵制吴国。钱镠经常回到临安故乡，他的父亲钱宽总是躲避不见。钱镠找着钱宽，请问缘故。钱宽说，你现在作国主，三面受敌（北、西有吴，南有闽），与人争利，怕祸及我家，所以不愿见你面。钱镠涕泣受教。钱镠也知道小国处境的危险，因此力求自保，不敢懈怠。他很少安卧，用小圆木作枕，熟睡中头小动便落枕觉醒，称为警枕。寝室中置粉盘，想起事情即写在粉盘上。令侍女通夜等候，外面有人来讲事，立即唤醒他。九一九年，吴徐温与钱镠讲和，两国息兵，但钱镠仍不敢疏忽。九三二年，钱镠病将死，告继位人钱元瓘说，子孙要好好奉事中国（北方小朝廷），切勿因换姓废事大的礼。这是吴越的国策，一直遵守到国灭，因为它始终是个弱小国。

　　吴越自钱镠时起，赋税繁苛，小至鸡、鱼、鸡卵、鸡雏，也要纳税。贫民欠税被捉到官府，按各税欠数多少定答数，往往积至笞数十以至百余（一说五百余），民尤不胜其苦。自然，另一面是吴越君臣不胜其乐。北宋时开封人称“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统治阶级的天宫，建筑在民不胜其苦的基础上，开始建筑这座天宫的人就是钱镠。钱镠留心收买名士，皮日休（当是黄巢失败后，逃来依靠钱镠）、罗隐、胡岳等都得到优待，自己也学吟咏，与名士唱和。他做节度使时，有人献诗，诗中有“一条江水槛前流”句，他以为讽刺，暗杀献诗人。罗隐声名大，曾作诗议笑他出身寒家，却欣然不怒。历代继位人也都重视文士，钱元瓘作诗一千篇，有《锦楼集》流传士人间，钱弘佐能作五、七言诗，经常宴会，得士人心。凡是替钱氏赞美的记载，都是那些文士写的，当然不会说到剥削的残酷。《五代史记》说，钱氏占据两浙将近百年，并没有什么善政，“虐用其人（民）甚矣”，这是惬当的评语。

　　钱镠也做了些有益的事情，他修筑钱塘江石堤（从六和塔至艮山门），保护杭州城；凿平江中妨碍行舟的巨石，增进海上交通；造龙山、浙江两闸，阻遏海潮内灌。又自嘉兴松江沿海滨到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都造堰闸，蓄泄有时，不畏旱涝。当时米价每石只值五十文，可见浙西农业有很大的发展。两浙民间称他为海龙王，当是承认他在水利上有成绩，但也斥责他的穷奢极侈，大兴土木，居处营造得象龙宫那样壮丽。他推广州城周围三十里，大造台榭，特别加工建筑自己的府署，版筑斧斤声昼夜不停。兵民怨恨，有人深夜里用白土在他的门上写道“没了期，侵晨起，抵暮归”。他看见，也写道，“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这说明他不爱惜民力，也决不肯悔改。钱元瓘营造府署，比钱镠更加奢侈。九四六年，府署大火，钱元瓘避到那里，火就跟着来到，府署几乎烧成白地。史家说是上天示罚，其实，民众被迫服劳役，无有了期，怨恨之极，自然会有人焚烧这个暴君的居处。钱弘佐继位，免境内租税三年，就是想和缓民愤。吴越君臣奢侈成习，竭民力来经营土木工，杭州终于成为江南名胜地。

　　九七五年，宋灭南唐。吴越失去屏障，不再能自立，九七八年，钱镠献纳国上，吴越亡。

　　吴越先后凡八十六年。

六 楚国（八九六年——九五一年）

　　马殷占据湖南，与邻国吴为世敌（杨行密杀孙儒，马殷是孙儒残部）。杨行密以尊王（唐朝）讨贼（梁）为号召，受吴威胁的小国，以奉事朝廷（北方小朝廷）相对抗。马殷任高郁为谋主。高郁劝马殷向梁进贡称臣求封爵。九○七年，梁封马殷为楚王。九二七年，唐封马殷为楚国王。马殷受册封，正式建国，仿照天子礼制，立宫殿，置百官，只是名称上略加改变，表示不敢上比朝廷。楚与吴越两国在吴国的东西两侧，北方小朝廷利用两国来牵制吴国，因此，吴越国王得兼天下兵马都元帅的高职，楚国每年进贡茶叶不过数万斤（一说二十五万斤），却得在中原自由通商，开封及襄、唐等州置邸卖茶，获利巨大。

　　楚国富庶，战事稀少，马殷纵情女色，诸子骄奢，各谋继位。九二八年，吴徐知诰与楚战，吴兵败，向楚求和。楚丞相许德勋对被俘吴将说，我楚国虽小，旧臣宿将还在，愿吴朝不要费心。等到众驹争槽（指马殷诸子争位），才是你们动手的时候。九三○年，马殷死，遗命诸子，兄弟相继。诸子马希声、马希范相继嗣位。马希范奢侈无度，赋税苛重，学士拓跋恒上书劝谏，说“足寒伤心，民怨伤国”，愿减轻赋税。马希范大怒，斥退拓跋恒。九四七年，马希范死，众驹开始争槽，一部分楚臣拥立马希广为楚王，另一部分要立朗州（治武陵，湖南常德市）节度使马希萼（音饿è）。马希尊争位不胜，九五○年，向南唐主李璟称臣求助。马希萼攻入长沙，杀马希广，自立为楚王。九五一年，马希崇推倒马希萼，派将官押送到衡山县囚禁，马希崇自立为楚王。押送将官拥马希尊为衡山王，向南唐求救。这时候郭威正在灭汉，不能出兵助楚，马希崇只好向南唐称臣。南唐主令边镐率兵入长沙，马希崇投降。边镐令马希崇率族人入朝。马族人重赂边镐，希望留居在长沙。边镐笑道，我国家同你马家，做了六十年仇敌，但也不敢存灭你楚国的念头。现在你们兄弟争夺，困穷自灭，如果还想有什么打算，怕你们受不了。马希崇无话可对，率族人及将佐千余人号哭上船，来到金陵。南唐使马希萼居洪州，马希崇居扬州。槽被众驹争掉了，马家人得保存生命还算是幸运。

　　楚先后凡五十六年。

七 闽国（八九三年——九四五年）

　　八九三年，王审知得福州。九○七年，梁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提倡节俭，减轻赋役，与民休息，在位二十九年，填内安宁。他收用唐流亡士人为辅佐，建立学校教本地士人，开辟海港，招来外国商贾，奖励通商，文化经济一向落后的福建，开始发展起来。九二五年，王审知死。此后，继位人都是暴君，经常发生内乱。九三三年，闽主王延钩（王审知次子）称帝，国号闽。九四○年以后，建州节度使王延政与闽主王延羲不和，起兵互攻。九四三年，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殷。殷国小民贫，战事不息，王延政铸大铁钱，一钱当铜钱一百文，又使杨思恭加重赋税，筹措费用。九四四年，朱文进杀王延羲，自立为闽主，王氏子孙不论老幼全被杀死。南唐主李璟出兵攻殷。九四五年，闽国旧臣杀朱文进，迎王延政为闽主。王延政改国号为闽，使侄王继昌镇福州。闽将李仁达杀王继昌，占据福州。南唐兵攻破建州，王延政被俘，闽国亡。

　　闽先后凡五十三年。

八 南汉国（九○五年——九七一年）

　　九○五年，唐任刘隐为清海军（岭南东道）节度使。九○七年，梁封刘隐为大彭郡王。岭南离中原较远，唐末，中朝（唐朝）士人多来避乱；唐时大臣得罪，贬窜到岭南，子孙往往流寓不返，唐所任地方官，遭乱不得归朝，都客居在岭南。刘隐招集这三类士人，作为辅佐，又使弟刘岩率兵平定岭南东西两道诸割据者，拥有岭南，建立起刘氏政权。九一一年，刘隐死，刘岩继位。刘岩用士人为诸州刺史，不让武夫作地方官，这是岭南较为安静的一个原因。九一七年，刘岩自称皇帝，国号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建都广州。九四二年，刘岩死。刘岩及历代继位人都是暴君，《旧五代史》说“一方之民，若据炉火”。到九七一年，宋兵入广州，南汉最后的暴君刘��（音厂chǎng）投降，南汉亡。

　　南汉先后凡六十七年。

九 南平国（九○七年——九六三年）

　　九○七年，梁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给兵五千作牙兵，衣食由梁朝发给。荆南镇旧辖十个州，唐末，为邻道侵夺，高季兴到镇，只有江陵一城、高季兴招集流亡，民渐夏业。又收用一些文武官作辅佐，以唐进士梁震为谋主，暗中准备割据。几二三年，唐庄宗灭梁，高季兴亲自入朝，得到优待。九二四年，受封为南平王。唐明宗时，高季兴得归、峡（治夷陵，湖北宜昌市）二州，合荆州共有三州，在十国中是最小弱的一国。

　　五代时期，吴、南唐与中原统治者对立，封锁江淮漕路，南方诸国进贡（实际是通商）中原，或走海道，或走江陵，江陵成为内地南北交通的中枢。北方商人买茶，也必须到江陵，在五代时它是最大的茶市。九二八年，楚马殷使将军王环等击荆南，高季兴大败请和。马殷责王环不乘胜取荆南。王环说，江陵在中朝（中原小朝廷）及吴、蜀的中间，四面受敌，应该让它存在，作楚国的屏障。小弱的南平国在各强国间起缓冲作用，不被邻国吞并，原因在此。高季兴的继位人高从海，对南北称帝诸国，一概上表称臣，借以得些赏赐，远如闽、汉，也不例外。南方诸国贡使路过荆南，高季兴和高从海常掠夺贡物，拘留使者，等到受损国来质问或发兵来讨，即归还并请和。诸国嗤笑高氏夺攘苟得，不知羞耻，都叫高从海为高赖子（无赖）。

　　这个小国经济不能自立，政治上也就不得不当赖子，当时南北诸国君主都是汉族，高氏耍无赖，还算是穷国君的本色。九四七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入开封，高从海也去称臣进贡，得了些赏赐，那真是不知羞耻的十足无赖。

　　九六三年，宋兵往湖南灭割据者周保权（周行逢子），路过江陵，南平国主高继冲纳地归降，南乎亡。

　　南平先后凡五十七年。

十 北汉国（九五一年——九七九年）

　　九五一年，郭威灭汉，杀河东节度使刘崇子刘赟。刘崇据河东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刘崇向辽国求援，辽主要求建立父子之国的关系，刘崇只愿奉辽主为叔皇帝，自称侄皇帝。辽主希望中原分裂多事，也就承认叔侄关系，允许行册封礼。刘崇得辽援兵，攻周晋州，被周兵击败，刘崇一时不敢再动兵。九五四年，周太祖死，刘崇以为机会来到，约会辽兵大举进攻。周世宗大破北汉兵于高平，并进军围太原城。周军退归后，刘崇死，子刘承钧继位。刘承钧尊辽主为父皇帝，辽主称刘承钧为儿皇帝。北汉依靠这个可耻的关系，保境自守。周世宗时，王朴献用兵先后策，主张收复幽燕后，再出兵灭北汉，原因就在它是辽的附属国，被击时辽自幽燕出援，对周很不利。

　　刘崇做事，都向辽主禀告。刘承钧初立时，却往往自己作主，不先告辽国。辽主遣使来谴责，刘承钧惶恐谢罪。此后事辽愈恭，而辽待北汉愈薄。当然，辽不愿北汉灭亡，危急时还是要来援救的。九六八年，刘承钧死，北汉内乱。九六九年，宋太祖亲自率兵攻北汉，击退辽援兵，引汾水灌太原城。北汉坚守危城，辽也继续增兵来援，宋军无功退回。九七九年，宋太宗又亲征北汉，这时候宋已统一南北，国势增强，辽用重兵守幽燕，援北汉只有大同一路兵。宋军击败辽兵，猛攻太原城，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北汉亡。

　　北汉先后凡二十九年。

　　正当梁、唐、晋、汉四个小朝廷在北方混战大破坏的时候，南方诸国战争稀少，一般处在和平状态中，人口增加，经济和文化都向上发展。南唐、吴越两国更显出繁盛景象。唐朝中期以后，军政费用极大部分取给于江、淮财赋，残酷的搜括，并不能填补无底的巨壑，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军打碎唐朝这一架腐朽机构，南方经济将萎缩下去，无有止境。南方成立诸割据国，固然赋役还是繁重，但开始立国的君主，一般都还知道一些立国的方法，为自己生存计，不得不对民众让些步或做些有益的事，比起唐朝来，情况多少有些改善。民众在这有限的改善下，也就算是得到休息，足以从事生产了。诸割据国继位者多是奢侈昏暴人，按时间说，大体上已是周和宋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二三十年间，南方诸国陆续归于消灭。

第三节 五代十国的经济状况

　　唐末军阀混战，分裂中国为南北两半。

一 南方

　　南方自南朝历隋、唐，经济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是两汉以来的旧区域，每逢中原丧乱，就有人据蜀自立。隋唐时扬州为东南第一大城市，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富强足以自立，并且有力量占据江南、江西大片土地，形成一个大经济区域。三吴（南朝称吴、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即唐朝苏、湖、越三州）是南朝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地，唐时立浙江东西两道，设镇海（浙江西道，治苏州）镇东（浙江东道，治越州）两节度使，唐末，以新起的杭州为中心，形成一个两浙区。岭南、福建经济文化较上列各区落后，福建更落后些，唐中期以后，两地都渐有进展，岭南以广州（岭南节度使治所）为中心，福建以福州（唐时福建经略使治所）为中心，形成两个区域。广州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城市，福建的泉州，唐时也开始成为通商港口，海上贸易对这两区有重要意义。湖南比福建差，但唐朝新发达的商品——茶叶，在湖南大量生产，为北方所必需，这就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区。荆南（南平）是南北交通枢纽，又是北方小朝廷与吴、蜀、楚诸国的缓冲地，依靠商税，勉强自成一区。以上各区，经济发展程度，高低很不平衡，大体上，割据者可以凭借一个区成立一个政权；另方面，割据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推进经济，五代时期南方诸国战争较少，某些国君注意兴利事业，原因在此。尽管是这样，各区并不能完全自给，有待于互通有无，更有侍于南北双方的互通有无，所以，五代十国政治上是分裂的，全中国的经济联系却是相当密切的，自然，这种联系不能不受政治分裂的阻碍，当北方政局稳定时，全国就不可抗拒地复归于统一。

　　前、后蜀——两汉以下，蜀一向是农业、工商业发达的地区。王氏、孟氏据蜀先后凡七十余年，境内很少发生大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如果说，前、后蜀立国也还有些好处的话，这就算是好处。至于前、后蜀统治者，剥削都很残酷。王建急于聚敛，虽然仓库装不下了，还是贪得无厌。蜀中每年季春月有蚕市，百货云集，市况甚为繁盛。王建曾登楼望见有许多处作桑栽（桑树秧）交易，对左右人说，桑栽很多，如果收税，必获厚利。足见他多么留心获厚利。王衍和他的臣属，专以奢淫相比赛，浪费无限。九二五年，唐兵入成都，没收蜀仓库所存武器、钱粮、金银、缯锦共以千万计。所谓千万计，就是数量极大。九二六年，孟知祥查库，还有铠甲二十万副，以此为例，蜀仓库确实是装得满满的。唐兵没有抢掠成都市，退兵时，孟知祥令成都富人及王氏旧臣献钱，以六百万缗犒唐军，剩下二百万缗归孟知祥。富人及旧臣的钱，自然都是剥削得来的，一次就能献出八百万缗，平时剥削的严重可以想见。

　　孟知祥据蜀，待将相大臣“宽厚”，所谓“宽厚”，就是让这些人任意去搜括。孟昶继位后，宰相张业设牢狱在家里，用残酷的刑罚勒索民财。将相大臣放纵无忌惮，甚至掘坟墓求财物，搜括到了地下，地上还有什么可免搜括。民众继续生产，统治者继续掠夺，民众穷苦无告，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前后蜀都不战而亡，因为民众对它们实在厌恶到极点。

　　吴、南唐——杨行密、徐温都注意恢复生产，境内粗安。徐知诰执政，更加重视农桑。吴国旧制，上等田每顷收税足陌现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贯八百文，下等田一贯五百文，如现钱不足，依市价折金银。又有丁口税，计丁口征现钱。宋齐丘建议收税不用现钱，用谷帛代现钱，并“虚抬时价，折纳绸绵绢本色”。当时市价，绢每匹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主张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文，绸为二贯四百文，绵为四十文，都是不打折扣的足钱，义废除了口税。宋齐丘要官府收租税，用高于市价三四倍的虚价来折合实物，确是大胆而有远见的建议（这是《容斋随笔》转载北宋许载所著《吴唐拾遗录》的原文，《通鉴》作“绸绢匹值千钱者当税三千”，是一般地说提高三倍）。朝议喧哗，以为官府损失太大。宋齐丘说，那有民富而国家贫的道理。徐知诰断然采纳宋齐丘建议，认为这是劝农上策。果然，不到十年，江淮间呈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的繁盛景象，吴国也就富强了。徐知浩称帝后，下诏民三年内种桑够三千株，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够八十亩，赐钱二万；桑田和农田都免租税五年。这样奖励农桑，在五代时期是唯一的国家，也因为是个富强国，所以有力量抵御北方军阀的侵扰长江流域。

　　南唐李璟、李煜时，赋税逐渐加重，和别国比还算是轻一些。

　　吴越——南方诸国多兴修水利，吴越尤为积极，两浙农业发达与水利是分不开的，这应是钱氏政权的成绩。但钱氏君臣，奢侈成风，民众不胜其苦。钱镠居室用具，极为精美，晚年更加放纵。钱氏据两浙八十余年，对北方小朝廷贡献厚礼，在国内任情浪费，地小人多，赋敛苛暴，鸡、鱼、卵、菜，无不收税。即使欠税不多，也要被捉，受鞭笞刑。《咸淳临安志》说“民免于兵革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这是钱氏政权的定论。

　　楚——南方各地多出产茶叶，湖南产茶尤多，楚立国主要依靠卖茶和通商。马殷听从高郁的建议，提倡种茶，让民自采茶叶卖给北方商容，宫收茶税。九○八年，马殷向梁太祖请求，每年贡茶二十五万斤（《旧五代史》作数万斤），换取卖茶权。梁允许楚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商店），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北方的衣料和战马，楚获利十倍。湖南民间不事蚕桑，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马殷令民纳税，以帛代钱，湖南丝织业开始兴盛起来。又令民间种棉，楚贡品中有吉贝布，就是用木棉织成的布。唐时岭南、福建已种棉织布，马殷时传入湖南，新创一种富源，马殷免收商税，招徕四方商人。湖南产铅、铁，铸为铅钱、铁钱，十文当铜钱一文，通行境内。商人出境，铅、铁钱不能使用，只好购买湖南物产带走。“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这就是马殷的治绩。

　　马殷死后，继位人都是暴君，民欢穷困流亡。周行逢占据湖南，改革马氏弊政，境内粗安。

　　闽——王潮、王审知以保境息民为立国方针，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国，奖励通商，闽民众得到三十年休息。王审知死后，继位人多是暴君，王继鹏起三清台，用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每天烧龙脑等香数斤，以此为例，一个小国的民欢，负担是沉重的。

　　南汉——南汉国君自刘岩起，都是极奢侈极残忍的暴君。九三四年，刘岩造昭阳殿，用金作屋顶，银作地面，木料都用银装饰。殿下设水渠，渠中布满真珠。又琢水精琥珀为日月，放在东西两条玉柱上。刘��造万政殿，饰一条柱子就用银三千两。又用银和云母相间隔，包装殿壁。这种富丽辉煌的建筑物，是用多少民众鲜血变成的，实在使人触目伤心，不寒而栗！刘岩恶毒无比，设有灌鼻、割舌、支解、剖剔、炮炙、烹蒸等惨刑，又有水狱，聚毒蛇在水池中，投入他所谓的罪人，让毒蛇咬死。他的继位子孙，都是和他类似的野兽，他们造成穷奢极侈的宫殿，取得人力和财物的方法就是惨刑。

　　南平——九六三年，宋太祖使卢怀忠去南平观察情形。卢怀忠回来说，荆南兵不过三万，年景不坏，民众却困于暴敛，消灭它很容易。果然，宋兵经过江陵，便灭掉南平。

　　南方诸国，除少数国君曾做了些有益于民的事情，其余都是民贼。民欢遭受剥削是极其严重的。例如宋太宗时，废除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等地的鱼税，又前后下诏废除或减轻“橘园、水硙、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的税收。单看苛税（实际不只这些）名目，可信南方诸国同北方一样，也是物物有税。又如丁口税，有些地方每人每年要纳钱数百文，到一○一一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才下诏“两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税并特放除”。这些苛税，或起自唐末，或诸国新设，税名或税率有增无已，民众的痛苦自然也有增无已，自从北方出现周宋两朝，南方诸国再不能有什么继续存在的理由。

二 北方

　　黄河南北广大地区，五代时期，大小战争接连发生，战争本身（主要是杀害民众）以及由战争引起的各种灾难（主要是搜括财物），使得社会遭受大破坏。从此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进一步地转移到南方，北方变成比较落后的地区。自远古以来，经济文化的中心总是不离开黄河流域，现在南移到长江流域，这个大变化，是五代在历史上的重大特点。北方战争的后果，略述如下：

（1）生产力的摧残

　　劳动群众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在生产工具无大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时期内户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劳动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增加与耗损，足以测定这个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与衰退。五代时期北方户口大减，原因是统治北方的军阀，尤其是带有游牧人风气的沙陀军阀，心目中只有战争严刑和搜括，别的事一概无知。民众不是死亡，就是流散，坚守乡土的人，唐末以来长期生活在重重灾难中，那里还说得上发展生产！

　　战争屠杀——这里举一个例，说明战争是怎样耗损人命。九四八年，汉将郭威率兵灭河中、永兴、凤翔三叛镇。这次战争在五代时期不算是大战，更不是久战。九五○年，汉隐帝使人到战地收埋战死及饿殍（民众）遗骸，当时已有僧人收埋了二十万具，可知未收埋的还不在少数。按此例类推，每次战争，军民死亡数虽多少不等，但有战必有死亡，特别是当地居民大量死亡，是毫无疑问的。唐未秦宗权蹂躏河南，朱全忠在河南、北进行战争三十年，李存勗与梁，河上相拒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契丹经常入侵，石晋末年深入到开封，退兵时，仅仅屠相州城（九四七年），就杀死十余万人。这些大战久战，加上其他连年不息的小战暂战，再加上被迫输送军需的民扶路上死亡，死亡总数实在可骇，十六国以后，黄河流域又一次化为大屠场。

　　严刑乱杀——梁至汉四朝君主，全是野蛮武夫，杀人看作等闲，人命轻似草芥，残暴大致相似。唐明宗在四朝君主中算是唯一的好皇帝，“然夷狄性果”（强暴），常常杀死无罪人。某次他听巡检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用竹竿练习战斗，他立刻命石敬塘去办理。石敬塘一到就把二人杀死。第二天枢密使安重海奏称二人是小儿，战斗是游戏。晋出帝遣使者三十六人分路搜括民财，各给一把剑，得任意杀人。使者带着大批吏卒，手执刀杖，闯进民家，随便杀夺，民死无数。唐晋用刑已极惨重，汉法尤其刻毒。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平阴县（山东平阴县）十七村居民。卫州刺史叶仁鲁率兵捕盗，有十来个村民逐盗入山中，叶仁鲁后到，硬指村民为盗，全数斩断脚筋，陈列山麓示众，宛转呼号，数日才死。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奉刘知远命清理狱囚，苏逢吉不问轻重曲直，一起杀死，说是奉命静狱。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专喜杀戮，认为有罪的人就杀死。某次太白星白昼出现，民众仰观，史弘肇派兵捕捉，悉数腰斩。又作断舌、决口、斮（音酌zhuó斩断）筋、折胫等刑，天天杀人。凡是被捕的人到官，狱吏请判，史弘肇不问轻重，伸出三个指头示吏，即时腰斩。以上只是举些例证，说明皇帝和大官提倡杀人，自然造成一种异常残酷的风气，凡是他们统治的地区，实际是一座广大的活地狱。

（2）人为的天灾

　　自然灾害本是常有的事。在政治较好的时候，社会抵抗力较强，灾害的后果就会减轻些，在乱世，灾害与暴政相结合，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例如九四三年（晋出帝天福八年），春夏有旱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晋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晋出帝因国用不足，下令括民间谷物，督责非常严急，逼民众献谷，民众饿死数十万人，流亡人数更不可计数。恒、定等州灾情尤重，晋朝廷知道无可再括，特令免括。顺国节度使（驻恒州）杜威却奏准援别州例括民谷，尽量搜括得一百万斛，送给晋朝廷三十万斛，其余归杜威私占。杜威又括得三十万斛，凑足一百万原数，次年春粜给民众，得钱二百万缗。杜威凭空得二百万缗，大批民众饿死可以想见。五代时各种天灾，屡见于记载，不再列举，这里只说由人工制造的黄河水灾。

　　八九六年，黄河水涨，滑州城（河南滑县）危险，朱全忠决河堤，分河道为二，夹滑州城东流，散漫千余里，从此黄河为患愈益严重。九一八年，梁将谢彦章为阻止李存勗进攻，在杨刘城决河，大水弥漫，曹、濮二州遭大水灾。九二三年，梁将段凝在酸枣（河南延津县）决河，东注曹、濮、郓等州，企图阻止唐兵，称为护驾水。决口不断扩大，曹、濮遭害更甚。据朱熹《通鉴纲目》的记载，河决十六次，五代竞占九次。据《旧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自九一○年至九五三年，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多至二十四次。这些水灾虽然不是故意制造，但由于连年战争，水利不修，成灾率大增，所谓天灾实际上仍是人工造成的。黄河下游诸州水灾特别频繁，原因是朱全忠决滑州河堤，梁、晋相持，梁屡次决河阻晋兵，此后并无大修治，河灾自然要接连发生。

　　九四四年（晋出帝开运元年），滑州黄河决口，水浸汴、曹、单、濮、郓五州。郓州城西南有梁山，山周围二十余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是古钜野泽。这次河决，大水环绕梁山，成为著名的梁山泊。

（3）租税的苛暴

　　据《旧五代史·食货志》说，梁赋税较轻，唐庆宗用孔谦为租庸使，剥削极繁重。后来历朝赋税，基本是沿袭唐庄宗旧制，但常有新添的名目。五代租税，大抵正供以外，附征农器钱（每亩一文半）曲钱（每亩五文）、正帛钱、鞋钱、地头钱、蚕盐钱及诸色折科。附征以外，又加征秆草每柬一文，绢、��、布、绫、罗每匹十二文，鞋每双一文，现钱每贯七文；丝、绵、绸、线、麻皮每十两加耗半两，粮食每石加耗二斗（唐明宗时加），称为雀鼠耗。加征以外，省库（中央库）收纳上列钱物时，又别证现钱每贯二文，丝绵等每百两加耗一两，秆草每二十束加耗一束。汉隐帝时，王章管财政，聚敛更急暴，在旧制雀鼠耗外，又加二斗，称为省耗；旧制钱出入都用八十文为陌，王章改为收入八十、支出七十七为陌。周太祖改定每田十顷税取牛皮一张，多余的牛皮听民自用或买卖，但不得卖给邻国。周以前，禁民私藏牛皮，悉数卖给官府。唐明宗时官给盐，偿皮价，晋时并盐不给，汉时民间私藏牛皮一寸处死刑。周把牛皮均摊在田亩税中，在当时算是一件良政。

　　统治集团内部，也互相剥削，大小职官对皇帝要纳尚书省礼钱。太师、太尉纳四十千，太傅、太保纳三十千，司徒、司空纳二十千，仆射、尚书纳十五千，员外、郎中纳十千。藩镇见皇帝，送特重的礼，称为买宴钱。礼钱以外，官员还得自出办公费。宰相出光省钱（宰相纳光省礼钱三百千，藩镇带平章事官号纳五百千。别一记载说，宰相纳礼钱三千缗），御史出光台钱，下至国子监监生出束修钱二千，及第后出光学钱一千。官员对皇帝送礼，小官对大官送礼，学生对学官送礼，最后实际出钱的当然是劳动民众。

　　直接管理民政的县官，五代时轻视特甚。凡大官府佐杂官中最龌龊无用及昏老不堪驱使的人，才派充县官。这些人贪求刻剥，丑态万状，当时优伶打浑，多用县官做玩笑材料。自然，县官的可笑，就是民欢的可悲。

（4）盐法的严厉

　　唐中期以来，盐利一向是朝廷的重要收入。五代时用极严厉的刑罚来保障盐利。唐朝卖私盐一石以上处死刑，一斗以上处杖刑，比起五代来，简直算是无比宽厚，可见五代盐法的无比残暴。唐庄宗诏书说“会计之重，碱鹾居先，矧（音审shěn况）彼两池，实有丰利”。两池指安邑、解县（山西运城县南）两池，是朝廷掌握的产盐地，如何从两池得厚利，就是五代朝廷制定盐法的出发点。

　　因为会计之重，碱鹾居先，所以搜括方法，不厌苛细。官自制自卖，立屋税，蚕盐、食盐等名目。对城市居民，按屋税派给，称为屋税盐。对乡村居民，按户口派给，称为蚕盐。又别有所谓食盐，也是按户口派给，说是专供食用。石晋时，在未盐（海盐和碱土制盐）地界内官卖末盐，每年得钱十七万贯有余。为增加收入，将十七万贯摊派给民户，依户大小分五等，一等每户纳钱一贯，五等二百文。民间用盐，听商人自由贩运。这样，盐价降落了，每斤不过十文，较远的州县不过二十文。官当然不会满足于十七万贯的定额，过了些时，重征盐商，过路每斤抽税七文，坐卖每斤十文，重税迫使盐商停业，官又得抬价出卖贵盐。分五等摊派的食盐钱，从此变成常赋，永不免除。

　　官卖必须依靠刑法，这种刑法自然是残酷的。旧制：应食末盐地界，如有人刮碱煎盐，不计多少斤两，并处死刑。唐明宗改为犯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人各杖六十，递增至五斤以上，买卖人各决脊杖二十处死。应食颗盐（池盐）地界，防乡村私盐进城，损害城内官课，规定不论食盐蚕盐，不许携带一斤一两入城，犯者，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人各杖八十。递增至十斤以上，不计多少，买卖人各决脊杖二十处死。汉法，犯盐禁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周太祖时，郑州有民买官盐过州城，门官指为私盐，杀民受赏。民妻讼冤，才改为带盐入城五斤以上，煎私盐一斤以上，重杖一顿打死。

　　因为两池实有厚利，朝廷总想扩大颗盐销路来增加盐利。原来颗、末、青、白（青白两池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四种盐各划定销行地界（唐朝已划地界），不许参杂，如带入别界，不论一斤一两，并处死刑。周世宗因食末盐地界犯盐禁的比食颗盐地界多，认为卑湿地带容易私自刮碱煎造，不比产颗盐的两池，禁令峻严，无法私运。他下令曹、宋以西十余州都改食颗盐。曹、宋以西正是末盐产地，这一改变，将有不少私造末盐的人生机断绝。

　　上列四条，只是指出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暴政的一般情况，当时民众具体地遭受死亡、流散、穷困等灾难，痛苦几乎是难以设想的。南北户口变化，可以说明暴政发生了多么大的破坏力。依据宋初的记载，得下列户数。

　　以上都是宋取得这些地区时的户数，照惯例，凡是亡国时，户数总要比原有数减少些。湖南曾是一个国，地面比清源大得多，户数却比清源少，湖南户数当有很大的隐漏。尽管史书上所载户口数，不甚可信，但借以推测一时人口增减的趋势，还是有些用处。三国结束时，魏有户六十六万余，口四百四十三万余；蜀有户二十八万余，口九十四万余；吴有户五十二万余，口二百三十余万。隋灭周得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灭陈得户五十万，口二百万。三国时吴、蜀两国户总数比魏国多十四万，口总数比魏国少一百余万。隋户口比陈户口更是占绝对多数。五代时南方诸国户总数比北方多一倍强，是三国以来不曾有过的新变化，从此以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也确实转移到长江流域，主要是在南唐和吴越两国的旧境。

三 南北统一的一些因素

　　长江流域（包括闽江、珠江两流域）经济发展起来，各地商品的交换也就跟着增加，特别是南北两大流域间，即使五代十国政治上互相妨碍通商的顺利进行，但终究必须依靠通商来交易有无。经济联系既然如此密切，也就决定分裂只能是暂时的，大势所趋，中国必然复归干统一。下面叙述南方诸国与北方通商及南方诸国相互间通商的情形。

　　吴越国——僧契盈某次陪吴越王钱镠游碧浪亭，其时潮水初满，商船来集，望去不见首尾。钱镠欣喜，对契盈说，杭州离京师（开封）三千余里，谁知海运的利益大到这样。吴越与北方陆上商路，被吴、南唐阻断（九一八年，吴取虔州以后），货物由海运先到青州，再运销开封等地。吴越在北方沿海各州城，设有两浙回易务，与当地居民交易，并自立刑禁，处理商务。地方官收受厚赂，不加禁阻。汉时刘铢镇青州，令所属诸州，不得接受吴越刑禁。汉朝廷怕妨碍通商，又因刘诛贪虐横蛮，改任符彦卿为节度使，代替刘铢，足见北方需要和吴越通商。南方诸国与北方通商，一般是采取进贡形式，即上表称臣，献给北方小朝廷若干贡品（主要是丝织物），小朝廷收受贡品，承认它的藩属地位，允许商业上往来。吴越贡品有各种丝织物、茶叶、磁器及其他珍贵手工艺品，贡品比别国都丰厚，海上又常受损失，可是吴越始终不废朝贡，想小朝廷牵制吴、南唐，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还在取得商业上的大利。九一六年，梁末帝嘉奖钱镠贡献甚勤，特赐“诸道兵马元帅”的大官号，朝臣都说钱镠入贡，实际是求贸易利益，不必赏给这样大的官号。梁末帝不听，因为贸易对北方同样有利。吴越重视商业，因而货币也保持旧制。钱弘佐为吴越国主时，议铸铁钱。钱弘亿认为行铁钱有八害，其中一害是“新钱（铁钱）既行，旧钱（铜钱）皆流入邻国”，指出恶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又一害是“可用于我国而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指出通商对吴越的重要作用。钱弘佐采纳这个建议，停止铸铁钱。吴越国土地少人口多，手工业向来发达，制造磁器尤其著名，它必须以所有易所无，要立国就不得不重视通商。

　　吴、南唐——吴、南唐都以恢复唐朝为号召，与北方小朝廷政治上对立，经济上也停止正式通商。吴境内所产盐、茶，专和邻国交易，楚、荆南不产盐，自然是吴盐的销售地，茶由荆南出售，也可以换得北方产品。吴、南唐是强大国，但对邻国表示不很好战，原因就在战争会受到经济上被封锁的危险。九五一年，周太祖下敕书说，“朝廷与盾本无仇怨……商旅往来，无得禁止”，两大国通商，是五代末年新出现的好气象。

　　南汉——岭北商贾到南海，刘岩往往招他们去看宫殿，夸耀自己的饶富。这些被招去看官殿的岭北商贾，当是富商大贾，从北方来收买海外珍室。

　　荆南——荆南靠通商立国，国主到处上表称臣，就是想取得商业上利益。九四七年，高从海攻汉郢州，被击败，发怒与汉绝交。北方商贾不来，荆南境内贫乏，第二年，高从海只好上表谢罪，请恢复朝贡，汉朝廷也就允许通商，足见汉与荆南都需要有商业往来。

　　楚——楚产品主要是茶叶，必须保持北方的销售地，因此，对小朝廷始终表示恭顺。楚国不征商税，借以招待四方商贾，境内使用铅、铁钱，借以推销本地物产出境，贫弱国用这些方法来取得利益，自然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闽——闽国重视海外通商，但也需要和邻国交易。闽国主王延钩狂妄，改号称皇帝，对邻国却仍讲和好，不敢自大。南平国主高从海竞向闽称臣，足见闽与南乎有商业关系。

　　蜀——唐庄宗使人到前蜀国，用马换蜀地珍贵物。蜀法，禁止锦绮珍奇输入北方，只许用粗恶产品与北方交易，称为入草物。前蜀国与北方小朝廷对立，特立这种阻碍通商的法令。后蜀与北方有时通商，有时停止。九五四年，周太祖允许与蜀境通商。从通商方面说，周时北方与南唐、后蜀已经消除了隔阂，在全国范围内通有无了。

　　周世宗早年替郭威管家务，曾与邺中大商颉跌氏到江陵贩卖茶货。某次二人饮酒半醉，周世宗戏问，假如我做皇帝，你想作什么官？颉跌氏说：我做了三十年买卖，总是从京、洛来到这里。我看京、洛税官坐着获利，一天的私下收入，可以抵得商贾奔走几个月，我心里着实羡慕。如果你真做皇帝，给我一个京、洛税院官做，便心满意足了。这里说明北方和南方繁盛的商业，有利于南北的统一。

　　雕印书籍，作为一种商品，在市上出售，唐中期以来，已经相当普遍，如成都市上卖占卜书及字书小学印本。不过这些书一般都不是精品，凡是精品，都要手抄，如吴彩鸳写《唐韵》卖给士人。重要书籍或读者自己手抄，或雇人抄写，不当作商品来买卖。五代十国，开始由国家精印重要书籍出卖，这给商品生产添了一个大门路，同时，对传播文化也起了推进作用，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件大事。

　　九三二年（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国子监校定《九经》，刻板印卖，得唐明宗允准。国子监选能书人端楷写出，雇能雕字匠人刻印板，到九四八年，《五经》刻成。汉国子祭酒田敏出使湖南，路过荆南，田敏送高从海印本《五经》。是年，国子监奏请继续雕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到九五三年（周太祖广顺三年），全书刻成，又刻成《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书，先后凡二十二年。自此《九经》传布甚广。九五五年，周世宗准宰相奏请，刻《经典释文》三十卷。朝廷雕印儒经，定价出售，比印其他非儒书，会发生更大的影响。

　　九四○年，晋高祖令道士张荐明雕印《道德经》，学士和凝撰新序，刻在卷首，印成后颁行天下。唐末刘崇远（仕南唐）著《金华子》，说唐末平卢节度使王师范治狱讼，能遵守法律，至今青州民间还印卖《王公判事》。和凝有集一百卷，亲自写字，雕刻成书，印数百本送人，这些都是五代时北方印书的记载，自然，刻书规模不能和《九经》相比。

　　南方诸国也有印书的记载。后蜀主孟昶曾在成都立石经，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正当北方刻成《九经》的一年（九五三年），依宰相毋昭裔所请改雕木板，蜀《九经》本被称为最精品。毋昭裔又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印行。南唐印《史通》、《玉台新咏》（明丰坊《真赏斋赋》有此说，或可信）。吴越国主钱镠于五代未宋初雕板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八万四千卷。闽国徐夤（音寅yín）《自咏》十韵，有句云“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这些，都说明南方诸国印书事业并不比北方差。北方南方印书相互流通，也有利于南北的统五代时期，制磁技艺有很大的进步。吴越国贡品有秘色磁器，是当时磁器的最上品。越州窑向来以制造青磁著名，到五代，制作愈益精美，其中所制秘色磁，专供吴越国主钱氏使用，也用来贡献给北方小朝廷。有金棱秘色磁器、秘色磁器等名目。所谓秘色，就是青蓝色，越窑以外，别处也有制造。前蜀国主王建报朱梁信物中，有棱陵椀，致语云“棱陵含宝椀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足见蜀有秘色窑。闽国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云“巧剜明珠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含露别江濆（音坟fén）”。足见闽国也制秘色磁作贡品。北方郑州有柴窑，是周世宗造磁器特设的窑。柴窑产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滋润细腻，有细纹，技艺精绝，为诸窑之冠。相传当时主管官请磁器式，周世宗批状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作将来”。雨过天青就是秘色。南唐国主李煜时，宫女收露水染碧，制成衣服，颜色特别鲜明，称为天水碧。天水碧就是秘色。尽管诸国分立，秘色却为南北所共同爱好，这也是人们共同心理的一种表现。五代十国存在着许多有利于南北统一的因素，因之分裂只能是暂时的。

简短的结论

　　唐末农民起义军失败后，各地大小军阀和地方豪强纷起割据，造成一片大混乱局面。割据者兼并的结果，北方剩下梁（朱全忠）、晋（李克用）两个强国，南方出现前蜀（王建）、吴（杨行密）、吴越（钱镠）、楚（马殷）。闽（王审知）、南汉（刘岩）六国。这种较为稳定的割据状态，比起一片大混乱来，还算是有了些进步，情形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失败后，由大乱进入三国很有相似处。

　　梁晋争夺黄河流域，晋战胜了，从此沙陀人接连建立起唐、晋、汉三个小朝廷。沙陀是当时居住内地的一个少数族，与汉族人有同等权利来建立朝廷，可是，建立朝廷的人，都是半开化的、带游牧人习气的武夫，非常好战好杀，不知道要有所以立国的政治。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大破坏。唐朝吸收大量塞外游牧人入居内地，最后一批（当时称为塞外“杂虏”）以沙陀为代表，按照各族融合的惯例，在某种情况下，是要发生破坏现象的，到周宋时，才结束了这个融化过程。

　　蜀、吴两国特别是吴国，阻止北方的战乱波及长江流域，起着屏障作用。南方诸国得以保境息民，吴、南唐是有贡献的。

　　南北朝以来，南方经济在继续上升，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几个经济区域。割据者凭借这些区域建立政权，同时，文化也在这些区域内滋长起来。原来较为落后的楚、闽、南汉等地区，经过五代时期，经济文化都有了显著的进展。闽在两宋，成为重要的文化区。

　　北方遭受将近一百年的破坏，南方在同时期内，基本上得免战祸，从此，经济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人口比例也变为南方大于北方。

　　由于长期内乱，北方的契丹族得到内侵的机会。石敬塘出卖燕云十六州，契丹以南京为据点，控制河北平原，中原从而遭受一联串的外患，石敬璃卖国罪恶，比任何一个内乱武夫大无数倍。

　　周世宗是英武的皇帝。他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取得江北后，即转兵锋向幽州，当时汉民归心，契丹退缩，不战取得瀛、莫，建立雄、霸，按形势，收复全部失地有很大的可能，不幸得病死去。“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确是历史上的一个遗憾。继周而起的宋朝，着重在稳定内部，这是必要的，但对外却成了屈辱国。五代内乱后，四百余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一直处于被侵侮的地位，与汉族同命运的境内其他诸族，也同样受辱受害。内乱的教训，是多么深刻不可遗忘的教训！

第四章 吐蕃国 ——六二九年——八四六年

第一节 吐蕃国的兴亡

　　羌族居住在中国西部，是一个古老的大游牧族。它和汉族在远古传说时代已有往来，到了商朝，屡见于卜辞，周朝以下，史书记载愈益详备。羌族居地以西海（今青海）为中心，向四方伸展，主要是向西方伸展，出东面以及南北面都受到汉族的遏阻。据《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羌人只有部落酋长，没有君臣上下，部落多至一百五十个，各随水草迁徙，不相统属，长时期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上，不能建立起国家来。西晋时，辽东鲜卑慕容部酋长涉归有庶子名吐谷浑，率所部七百户西迁，住在枹罕（枹音浮fú甘肃临夏县）地方。他的子孙征服羌族，建立吐谷浑国。北朝字文周时，吐谷浑王慕容夸吕建号为可汗，筑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为首都，国土广数千里，分立四个大城，使子弟各居一城统治所属民众。唐初，吐谷浑分东西两部，东部以伏俟城为中心，西部以鄯善（新疆若羌县）为中心，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驻伏俟城，立次子慕容尊王（即达延芒波结）为太子，守鄯善。

　　吐谷浑国受汉文化影响，采用一些汉族制度。羌族自原始社会进入低级的封建社会，慕容部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少数慕容部贵族与众多羌族部落酋长融合成为一个统治阶级，鲜卑人羌化了，因之，吐谷浑实际是羌族的国家。

　　早在战国初年，秦献公出兵攻掠羌地，酋长印（音昂áng）避秦兵，率部众向南方迁徙，与青海诸羌隔绝。后来印的子孙繁衍，自立部落，散居各地，其中有牦牛部，也称为越嶲（音希xī四川西昌县）羌；又有白马部，也称为广汉（四川广汉县）羌。这些部落在蜀边境内外，迁徙无常，《西羌传》说它们的部落名号，不可详考，这大概是与汉族接触较少的缘故。《西羌传》又说，有发羌、唐旄等，在极远的西方。一○一年，青海烧当羌首领迷唐被东汉兵击败，残众不满千人，一直向西走去，投奔发羌。《新唐书·吐蕃传》以为蕃、发声近，发羌是吐蕃的祖先。

　　唐旄即葱茈（音子zǐ）羌，原先居住在天山南至葱岭一带，一部分迁徙到西藏，以逻些（拉萨）一带为中心，占有广大土地。五八六年（隋文帝开皇六年）遣使人来朝贡。《隋书·西域传》称为女国，因为唐旄以女为王，风俗重女轻男，国政由女王和小女王各一人共同执掌。女王死后，按惯例在王族中选出贤女二人，一为女工，次为小女王。男人专管战争，女王的丈夫号金聚，也不参与政事。这是母系氏族制的残余，社会继续进展，终究要推翻这个残余。

　　羌族在青海建立起吐谷浑国，是社会发展中一个光辉的标志。羌族一部分自青海进入西藏，一部分迁徙到蜀边境内外，也陆续进入西藏，广阔遥远的中国西部，从此逐渐得到开发，羌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唐时吐蕃国勃兴，分立的诸国合并成为统一的大国，尤其是社会发展中一个更光辉的标志。中国西部出现吐蕃国，无疑是历史上的大事件。

　　吐蕃国经过兴起、强盛、衰亡三个时期，分别叙述如下：

　　一 兴起时期（弃宗弄赞赞普以前）

　　吐蕃史书记载远古传说：“在天的中心之上，住着六父王天神的王子弃端己，他有三兄三弟，连他共计七人。弃端己的第三子为弃聂弃赞普。他到下界为人主……做了六牦牛部的王”。六牦牛部当与越嶲一带游牧的羌族部落为同一支系。《西羌传》里说，“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大抵牦牛部盛强，分立为六个兄弟部落。弃聂弃赞普是最强的酋豪，又自立一部，降服其余六部，六部酋豪被称为父王六臣。另外又有三个通婚姻的部落，被称为母后三臣。六父王天神的名字叫做鹘提悉勃野，弃聂弃既自称天神所生，以窣勃野为姓，正符合羌族“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西羌传》）的惯例。赞普的意思是雄强丈夫，弃聂弃拥有这一称号，说明他是特别雄强能够统率六臣的大酋长。弃聂弃时，社会年部开始分出尊卑两类人，由于阶级逐渐在形成，有立君长的需要，因之，弃聂弃以后，子孙世袭赞普称号，比起羌族一般“不立君臣，无相长一”（《西羌传》）的原始状态来，是一个进步。神话传说中往往含有史实，弃聂弃从上天下降到人间，实际就是从无阶级社会转到有阶级萌芽的社会。

　　传说汉武帝时六牦牛部进入西藏，第八世赞普号布袋巩甲，居住在琼巴（西藏穷结县）地方，冶炼矿石，取得银、铜、铁三物，又制造木犁，用牛力开垦平原作田，引湖水灌溉，开始有农业。第十五世赞普号意肖烈，建立琼巴堡寨。《通典》称为匹播城，《新唐书·吐蕃传》称为跋布川。第十七世赞普号德朱波那木雄赞，设置大相（宰相），作为赞普的辅佐。第二十三世赞普号甲多热弄赞，废除“与神和龙族通婚”，改“与臣民通婚”。到第二十八世赞普号弃业颂赞，改进农业，兴修水利，牧地与农田相接，国力日渐兴盛。第三十世赞普号达布聂西，杂养犏（音篇piān）牛与骡，定物价，蓄积干草。依据上述一些记载，吐蕃部落自弃聂弃赞普时开始，逐渐形成为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也逐渐在进展。

　　唐旄北接于阗，东北与苏毗（居住在青海玉树一带的部落）为邻，西境是天竺，南境即吐蕃，是一个大国。唐旄有两个都城，女王达甲瓦，驻年卡宁波（地当在今西藏尼木县东南），小女王弃邦孙，驻儒那堡寨（西藏墨竹工卡县西北）。唐旄内乱，弃邦孙吞并达甲瓦的领地。一些贵族不服，暗通达布聂西，密谋叛变。达布聂西死，论赞弄囊继位。论赞弄囊与唐旄谋叛的贵族盟誓，亲提一万精兵出发，攻破儒那堡寨，唐旄领土为吐蕃所占有。论赞弄囊受尊号为朗日论赞，取政与天比高，盔与山比坚之意。朗日论赞论功行赏，以都瓦堡寨及一千五百户奴隶赐给娘·臧古，以萨格森的土地及一千五百户奴隶赐给巴·鱼泽布，以一千五百户奴隶赐给农·仲波，以一千三百户奴隶赐给哲蚌·纳生。这四人都是庸旄国的领主，娘的首城在今墨竹工卡县东北，巴的首城在墨竹工卡县西北，农在娘与巴之间，哲蚌在乃东县北。他们助吐蕃有功，都成了赞普的重要大臣。唐旄领主穹波·邦色杀藏博主马尔门，以藏博二万户献于赞普，赞普接受后即赐给邦色。邦色功大，也成了重要大臣。朗日论赞重用这些新臣，引起吐蕃旧臣（父王六臣与母后三臣）的不满，到了晚年，父王之臣既离叛，母后之臣又复作乱。羊同（唐旄残部，在今阿里及羌塘一带）、苏毗、达布、工布、娘波等也四面起兵攻击吐蕃，朗日论赞被叛臣置毒暗害而死。吐蕃从小国变成大国，是一个巨大的变动，发生旧臣与新臣之间、吐蕃与敌国之间的冲突，是很自然的。冲突的结果将决定吐蕃的兴亡。弃宗弄赞赞普统率吐蕃的进步势力战胜了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从此，吐蕃走上强盛的道路。

　　二 弃宗弄赞赞普的事业（六二九年——六五○年）

　　羌族从一百几十个聚散无常的原始部落进而组成吐谷浑、唐旄、吐蕃等国家，又从这些分立的国家进而组成统一的吐蕃国，都是划时代的大发展。尽管仍旧存在着严重的分立倾向，但经过吐蕃国的强盛时期，羌族人产生以吐蕃文化为中心的共同心理状态，此后，原来的羌族为具有初步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性质的蕃族或藏族所代替了。弃宗弄赞赞普是强盛吐蕃国的创始者，因之，他的成就在吐蕃历史上有重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也有重大贡献。

　　第三十二世赞普弃宗弄赞又号松赞干布，他生于六一七年，十三岁（六二九年）继位，十八岁（六三四年）遣使官到唐朝求婚，二十五岁（六四一年）娶唐文成公主，三十四岁（六五○年）死，他的一生正和唐朝创始者唐太宗同时。吐蕃史书说“王千松赞虽未成年，奋战不屈，终于严惩罪犯，所有置毒者皆族灭之。未几，叛乱者又皆臣服。娘·芒波结尚囊并未与全苏毗交兵，设谋用计，说之来降。养护无数户口，安居乐业。唐与吐谷浑皆来进贡。”未成年即是指十三岁即位事，此后二三年间叛乱平息，苏毗降服，牧业繁荣，国力兴盛，迁都逻些，完成统一大业。显然由于朗日论赞消灭苏毗，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向，再加上松赞的“骁勇多英略”（《旧唐书·吐蕃传》），以及群臣主要是新臣的支持，才能获得如此迅速的成功。《通鉴》在唐太宗贞观八年（六三四年）记载吐蕃遣使来请婚事，说吐蕃疆土广大，拥兵数十万（兵数夸大不实），弃宗弄赞有勇略，四邻都怕他。唐太宗遣使官冯德遐前往通好，这就是吐蕃史书所说唐来进贡，依据双方史书的记载，说明六三四年以前，吐蕃已是西方新出现的强大国家。

　　松赞干布一生事业，主要是在稳定内部，巩固王权，建立起统一的吐蕃国，其次是对外用兵，兼并强邻，保卫国家的安全。

　　下列诸事，是属于建国的措施。

　　稳定内部——吐蕃王族称为论，宦族称为尚，论与尚构成吐蕃的统治阶级。自然，王族宦族之间，宦族旧臣新臣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赞普与群臣每年举行一次小盟，三年一次大盟，就是要缓和这些矛盾。小盟用羊狗（羊与狗二物，或是牧羊的狗）与猕猴为牲，先折断牲足，杀死后，再剖腹裂肠，使巫告天地等众神说，谁要是变心，阴谋叛乱，神明察知，罚同此牲。大盟杀犬马牛驴为牲，赞普诅咒说，你们都得同心协力，共保我家，天地众神知道你们心里事，谁要是背盟，谁就身体屠裂，同这些牲畜一样。唐旄旧俗，祭神用人或猕猴。大盟所用的犬，有些书说是用人。吐蕃俗重视狗，唐旄俗重视猕猴，用人作牲则是共同重视的祭品。小盟用狗与猕猴，大盟用人，都表示隆重的意思。赞普与群臣立重誓，要求效忠王室，在赞普独掌生杀大权的情况下，发生稳定内部的作用是可能的。大小盟何时创始。史书不载，定在松赞于布平定年乱时似较适宜。后来小盟增为每年两次，当是松赞死后的事情。

　　巩固王权——朗日论赞依靠新臣的助力，灭唐旄国。松赞干布用新臣镇压叛乱，征服苏毗。新臣有大功，势力超过旧臣，成为王族的竞争者。松赞用娘·芒波结尚囊为大相，又重用穹波·邦色，以谋叛罪杀尚囊。王族噶尔，芒霞孙囊任大相，不久，因罪自杀。邦色继任为大相。松赞重用俄梅勒赞，迫走邦色。王族噶尔·东赞域孙告发邦色谋叛，邦色自杀。东赞域孙继任为大相。新臣之间和新臣与王族之间争夺大相，是经过激烈斗争的，最后大相职位为噶尔·东赞域孙即禄东赞所确保，显示王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中央官制——中央大官分两类。第一类为宰相，其中有大相一人，称为大论，唐人译为宰相平章国事。大相以下，有时设副相一人，称为小论。又有兵马都元帅同平章事、兵马副元帅同平章事各一人，宰相同乎章事四人。第二类为宰相僚属，其中有内大相一人，掌管国内事务；整事大相一人，管刑法。又有管国外事务、外文、财政等官。上列诸官中，大相最尊，“事无大小，必出于宰相，便宜从事”。各官都是父死子代，无子则由近亲承袭，不合继承惯例，便引起争端。吐蕃自第十七世赞普设大相以后，当在陆续增设一些官职，到松赞干布时，更必须规定官制以适应建国的形势。松赞以后，国势强盛，宫制自然还会有些变更，但基本上是在松赞时规定的。

　　兵制和地方官制——吐蕃地方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完全一致。全国分为四个如，每如分为上下二分如。共有八个分如。每个分如各有四个千户所。每个如又各有一个下千户所。四如共有三十二个千户所和四个下千户所。此外另有四个禁卫军千户所分镇四如。每个分如有元帅一人，副将一人，判官一人。分如在旗帜和马匹的颜色上各不相同，以资区别。军队编制以一百余人为单位，设一个百夫长。一个大五百统率五个百夫长，一个千夫长统率两个大五百。实际上每个千户所有兵约一万人上下，统率二十个大五百，后来就叫做万户府或万夫长。这些军官平时是地方行政官，也就是当地的大小领主。吐蕃史书记载四如所辖军民数如下：（一）藏如如拉，上下两藏如如拉各有军士三万零三百人，共有人口七十二万人；（二）右如，上下两右如各有军士五万零三百人，共有人口七十万人：（三）中如，上下两中如各有军士七万零三百人，人口缺记，（四）左如，上下两左如各有军士五万零三百人，共有人口约七十万人。四如军合计，军士共有四十六万二千四百人，中如军士数特多，人口至少有八九十万，合其他三如，吐蕃人口当在三百万人左右。这是吐蕃大扩张时期的军民数，松赞干布在位时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军民。吐蕃史书载松赞要求娶唐公主事，说“赞普致书唐主曰：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五万兵当是吐蕃的全部或大部分兵力，每个千户所正好有兵一千三四百人。后世疆土扩大，军民增加约十倍，千户所成了万户府。保存千户所名义的原因，可信是松赞干布的定制，相沿不敢改变。

　　制定法律——吐蕃史书说“松赞干布在位，以臣民于君前忿叫争竞，无礼无仪，乃创十善法律，使善者有所劝，恶者知所戒”。史书记载松赞时道德训条甚多，如“皈（音归guT）依三宝，敬信勿疑；报父母恩，侍养勿怠；于自己有大恩者及父亲、长辈、师长，勿违其意，善于承侍；上等人和贵族的意志勿加违拗，顺之而行，一切行事举措宜依上等人为法式；学习宗教与文字，精通其意义；于业报因果，深信勿疑；准时还债；言而有信；谋事勿信妇人之言：勿用大秤小斗；有疑而不决之事，依神言为断”。诸如此类的训条，有些当是出于后世人的附加，但若干训条为松赞所定也是事实。劝善的另一面是戒恶，即残酷的刑法。史书说吐蕃“用政严酷。人无敢违”。又说“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柣之从喜怒，无常算（数）；其狱，窟地深数丈，纳囚于中，二三岁乃出”。又说“砍头、剜眼、剥皮……诸刑皆备”。落后的社会必然行施落后的刑法，因为统治阶级必须用严刑来维持本身的权利，宣扬大慈大悲业报因果的佛教，恰好被统治阶级利用来掩护暴政，佛教在吐蕃流行，和暴政是有联系的。

　　发展经济——吐蕃经济以畜牧业为主，松赞出巡，看到“牛羊繁殖，沿路成群”。吐蕃原来有些农业，松赞时，“高地蓄水为池，低地于河中引水灌溉……开辟阡陌”，农业比先前有些改进。这都是叛乱平息，国内统一以后的现象，也就为向外扩张准备了条件。当时又制定度量衡，以便利商业的进行。

　　创制文字——松赞干布派遣学生吞米·桑布札等往克什米尔向婆罗门李敬学习声明（声韵学），归国以后，主要依据于阗文加以简化，造成三十个字母，并编出几种文法歌诀，用以拼写吐蕃语。松赞亲自学习这种新制文字，大力提倡。在羌族所立诸国中，吐蕃一向用刻木结绳法记事，唐旄大概也没有文字，吐谷浑有文字，与北魏相同，可能是借用汉文字。自从有了吐蕃文，在大吐蕃国境内，使无文字和有文字的诸部都行用统一的吐蕃文，随着羌族各部融合成为后来的蕃族或藏族，吐蕃文也就发展成为蕃族或藏族通行的藏文，松赞创制文字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上述诸措施，在松赞干布有效地推行下，吐蕃内部稳定，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家。

　　松赞干布先后征服苏毗、羊同等国，免受来自北方和西方的威胁，使吐蕃处于安全地位。羊同国（今西藏阿里）人以畜牧为业，地在吐蕃西，北接于阗（新疆和田县），国土东西千余里，有兵八、九万。国王下面有四个大臣，分掌国事。无文字，记事用刻木结绳法，刑法残酷。酋豪死，用人殉葬。六四四年，松赞征服羊同（此后羊同叛服无常，到弃松德赞赞普时才消灭羊同国），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吐蕃得苏毗，可从东北方进攻吐谷浑，得羊同可向西域出兵争夺唐属国。松赞虽然还无力向外大扩张，但已为后世大扩张准备了条件。

　　松赞于布在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安全上都取得巨大成就。他推动吐蕃国进入强盛时期，对后来藏族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 强盛时期（六二九年——七九七年）

　　吐蕃强盛时期在松赞干布时已经开始。这里只叙述松赞死后吐蕃大扩张的事迹。大扩张就是对外战争，主要是对唐战争。这些战争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征服唐属国吐谷浑和唐境内羌族羁魔州，进行吐蕃的统一战争，性质是正义的。（二）与唐争夺西域四镇。四镇对唐、吐蕃两国都有保障本国安全的作用，两国势在必争，得失依强弱。（三）夺取唐州县，奴役汉族居民，是侵略性的战争。唐朝廷方面，不能保护国土，对被奴役的居民更应负失职的责任。

　　吐蕃与唐两国之间固然有频繁的战争，但不可因此忽视两国和好的一面，从全面来说，和好仍是基本的一面。其次，唐州县人吐蕃以后，汉族较高的经济和文化对吐蕃社会发生很大影响，所以，还应该看到战争带来的某些积极性后果。

　　六五○年，松赞干布死，孙芒论芒赞赞普（六五○年——六七六年）继位。赞普年幼，大相禄东赞专掌国政，继承松赞的建国事业，推动吐蕃进入更强盛的阶段。禄东赞最大的功绩是划定田界，确立吐蕃的封建制度。凡是在瓦解状态中的原始公社社会，总包含着向奴隶制或向封建制发展的两个前途。由于私有制的逐渐发展，公社成员少数人变成统治阶级，大部分人以自由民身分成为被统治阶级，两者构成原始的国家。一般他说，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是由浓厚的公社残余和稀薄的封建因素（自由民纳贡赋和服兵役，所谓兵役，即出外抢掠）混合而成的。同时，这样的国家，总是强的或能自保的，否则被其他强者所吞并，无立国可能。这种强的国家，吞并弱的部落或较弱的和不能自保的国家，本身必然向奴隶制发展（弱而能自保的国家则向封建制发展），但受生产的限制，发展的程度很不一样。大抵原始国家可分为三类：（一）以畜牧为主业的国家，水草地有局限，不能使用过多的奴隶来扩大畜牧业；土地寥廓，不容易防止逃亡；因之奴隶制不可能有多大的发展。尽管是这样，因自由民贡赋极轻微（例如北魏到四二一年，魏明帝才定制，令鲜卑民户养羊满百口，出战马一匹，可见魏明帝以前，鲜卑自由民不纳贡赋，只服兵役），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主要是从事生产的奴隶，也就是说，剥削者不算是封建主而是奴隶主。游牧国家奴隶制并不发达，但有些国家仍可看作奴隶制国家。（二）以农业为主业的国家，奴隶制比游牧国要发达些，因为农业上可以使用较多的奴隶。但是，农业收获的丰歉，很大程度上要看耕作者的勤惰，天时又变化无常，奴隶主收入未必有确实保证，奴隶最低的生活品却必须付出。当奴隶主给奴隶一些土地让自谋生计，对他们只管收入不管付出的时候，奴隶就会逐渐转化为农奴，奴隶主也就不自觉地转化为封建主。按照科学定义，奴隶同牛马一样，毫无自己的经济，如果奴隶被允许私有一些生产资料，尽管奴隶的名称不变，待遇照旧，性质上却已有农奴的成分。这种剥削方式的转换和农奴成分的增加，是由阶级斗争促成的，而且也是奴隶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愿意采取的（当然，还要保存不少的奴隶），因此，农业国里的奴隶制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可以缩短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三）手工业商业兴盛的国家里，使用大量奴隶最为有利，奴隶制也就大大发展起来，并且长久持续下去。同时，浓厚的公社残余将变为稀薄或遭受严重破坏，比趄那些与公社残余纠缠着的奴隶制或封建制国家来，面貌大不相同，成为典型的奴隶制国家。自然，游牧国里可以有些农业，农业国里可以有些畜牧业和工商业，工商业国家里有农业，也可以有些畜牧业，情况是复杂的，社会性质也从而呈现复杂现象，但必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成分来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吐蕃国以畜牧为主业，至少在朗日论赞、松赞干布时，已是一个奴隶数量不大的奴隶制国家（例如唐旄三万户中只有五千八百户奴隶）。自从禄东赞划定田界，原来占多数的自由民分得田地，进行农业和畜牧业，对国家负担起封建义务，从此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主要是这种农民和牧民，不再是少数的奴隶，吐蕃也就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禄东赞这一历史性改革，可能是受汉族影响，因为唐朝行均田制。

　　六五三年，禄东赞令吐谷浑降王达延芒波结划定田界。吐谷浑一向接受汉文化，例如官制有仆射、尚书、郎中等官名，划田界仿效均田制，是很自然的。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现的吐善文书中，有一则关于田制的记载，译文如下：“兔年夏，划小罗布王田为五种亩数，按耕田人（每户）人数多少加以分配。依据主权与田作惯例，劳力情况应登记于（户主）名下。有势力者不许多占田地或围圈空地。任何一小块田都要按（每户）人数多少分配。（分定之后），不许荒废田业和破坏田界。此五种亩数的田都树立界标，有违制占田、破坏田界或使田业荒废，将剥夺其田业，没收其庄稼，并按情节轻重治罪。各户耕田人的人数造成总册，交到日城长官处，凡有阴谋叛乱，破坏水利，反抗官府，图谋侵夺等事，一律按本城旧法律治罪”。这个文书不知何时写成，其中所说小罗布是在吐谷浑境内，日城旧法律是指吐谷浑亡国前的法律，可见吐谷浑早已采取汉地均田制，自创一种划分田界法。达延芒波结依据吐谷浑田制为吐蕃划定田界，分得田地的人自然是吐蕃的自由民。人五四年，禄东赞在芒布舍宗举行会议，区别野人和驯顺者，计算大调发的数目。驯顺者当是指分得田地的农民和牧民，大调发数目就是以田数为基础的封建负担。六五五年，他又在哥帝命令写定法律，使已经推行的那些制度得到巩固。吐蕃经过这一次改革，确实有力量向外大扩张了。

向东北方扩张——灭吐谷浑

　　吐谷浑是羌族大国，六三五年，唐太宗发兵击破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败死，太子达延芒波结失国，逃归吐蕃（据吐蕃史书，六五九年为唐将苏定方所杀）。唐立伏允长子慕容顺为可汗。慕容顺被国人杀死，儿子诺曷钵嗣位。诺曷钵年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唐支持诺曷钵，抑制国中亲吐蕃的势力。六六○年，禄东赞使儿子起政（当即尊业多布）率兵击吐谷浑。六六三年，禄东赞自率兵攻吐谷浑。两国各遣使者到唐朝廷论曲直，请求援助，唐高宗都不听从，实际自然是助吐谷浑。吐谷浑臣素和贵逃入吐蕃，陈述吐谷浑内部情形，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诺易钵率残部数千帐弃国逃到凉州，吐谷浑国亡（立国凡三百五十年）。禄东赞屯兵青海，遣使者论仲琮入朝，请求和亲，意思是要唐承认吐蕃占有吐谷浑土地。唐高宗不许。

　　六六七年，禄东赞死，子尊业多布继任为大相。吐蕃既得吐谷浑，六七○年，出兵攻西域，取得十八个羁縻州，又合于阗国兵攻入龟兹国的拨换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县）。这样，唐不得不出兵来攻吐蕃。唐高宗任用薛仁贵为逻娑（拉萨）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为副，率兵十余万人，表示要进攻吐蕃都城。唐军进到大非川（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旷原），尊业多布的儿子论钦陵率大军歼灭唐军。薛仁贵与论钦陵约和，唐残兵多得生还，经这次决定性的大战，吐蕃切实占有了吐谷浑，完成了统一羌族各国的大业。哥舒翰于七五五年上唐玄宗奏疏中说“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援，军粮马匹，半出其中”。论钦陵击薛仁贵，集中兵力多至四十万人，除苏毗外，大部分当是吐谷浑人。镇守吐谷浑的大将，总是吐蕃大相的子弟，吐谷浑的重大意义即此可见。

向北方西域扩张——与唐争四镇

　　六七○年，薛仁贵军在大非川覆没，唐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大部分土地被吐蕃夺去。六九二年，武则天使将军王孝杰率兵大破吐善军，取回四镇。唐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新疆库车县），屯兵镇守。

　　当时唐有些朝臣议放弃四镇，右史崔融上书说：高宗时主管官员溺职，不能守四镇，吐蕃因而强大，从焉耆（新疆焉耆县）西面长驱东来，经高昌、车师、常乐（甘肃安西县西北），渡过莫贺延磺，就兵临敦煌。现在王孝杰一战收复四镇，怎能弃而不要，如果四镇无守，吐蕃一定得西域，住在西域南方的群羌，势必被迫归降，吐蕃与群羌结合，唐河西诸郡一定受威胁。莫贺延碛宽二千里，无水草，吐蕃控制沙碛，唐就无法渡过去，这样，伊州、西州、北庭、安西等地将全部丧失。武则天从崔融议，不听那些主张放弃四镇的建议。

　　此后，唐与吐蕃在西域和青海两方面常有战争，胜败相当。六九六年，吐蕃大相论钦陵遣使到唐朝，要求唐撤退四镇守兵，并分西突厥十姓的土地给吐蕃。武则天使郭元振到吐蕃交涉。郭元振问论钦陵，吐蕃要唐撤四镇守兵，是否有意兼并四镇十姓土地？论钦陵答，吐蕃如果贪得土地，向东攻甘州（甘肃张掖县）凉州（甘肃武威县），不是很方便么？何必到遥远的西域去争利。双方议不能决。论钦陵遣使者随郭元振来到唐朗廷，提出要求。郭元振上书说，吐蕃想要四镇、十姓，朝廷也想要青海、吐谷浑，不如直截告诉使者说：朝廷驻兵西域，是要分吐蕃兵力，使它不能全力向东攻河西。如果吐蕃真的无意东侵，那末，请将吐谷浑诸部及青海归还朝廷，朝廷也可分五弩失毕部给吐蕃。如此答复，既表示朝廷有和意，又足以阻止论钦陵的计谋。吐蕃再有举动，曲在彼方了。武则天采郭元振议，拒绝论钦陵的要求。郭元振又上书说：吐蕃民众负担徭役过重，感到疲劳，早愿和亲；论钦陵拥兵专权，独不愿讲和。如果朝廷每年派去和亲使，让他拒绝不从，日子久了，彼国人对他不满将愈深，望和将愈切，他想大举用兵，也就难了。等到上下猜疑，内部是会发生变乱的。郭元振看得很准确，六九九年，吐蕃果然发生事变。论钦陵作大相，使诸弟分据方面，论赞婆常居吐谷浑旧地，攻唐边境。弃都松（器弩悉弄）赞普要收回权力，乘论钦陵外出，发兵杀他的亲党二千余人。论钦陵举兵对抗，赞普亲自讨伐，论钦陵兵溃自杀。论赞婆率千亲人，论钦陵子论弓仁率吐谷浑七千帐降唐。武则天封论赞婆为郡王，论弓仁为郡公，使率众为唐守边境。

　　禄东赞一家三世为大相，立功甚大。尊业多布于六八四年合大藏四行政区为二。论钦陵于六八六年为象以下划定田界。六八七年，划大藏田界。六九○年，造大藏人户的红册，划觉如田界。六九一年，自逻修至查拿划田界，统计绝户。六九三年，立大藏牧场。大藏是农业区，划田界，造红册，当与分土地，征赋税有关。这些，都是继续推行封建制的措施，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专擅国政，削弱赞普的权力，连年用兵，违反民众的愿望，在国内逐渐陷于孤立，最后不出郭元振所料，全家被杀逐，吐蕃也因而一时不振，停止对外扩张。

　　七二二年，吐蕃发兵攻唐属国小勃律（在克什米尔北），企图从小勃律进攻四镇，唐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派兵协助小勃律，大破吐蕃军。七二六年，吐蕃攻唐瓜州城（甘肃安西县西南），谋截断唐与四镇的交通。七二九年，唐军从瓜州出击，吐蕃军大败；唐军又攻取吐蕃百堡城（在青海西宁市西南）。吐蕃被迫放弃夺四镇的计划，七三六年，吐蕃攻小勃律，唐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在青海西大破吐蕃军。吐蕃与唐在青海相持，无力进攻四镇。吐蕃与小勃律王和亲，小勃律归附吐蕃。西域二十几个唐属国朝贡路被阻，也都转向吐蕃朝贡。七四七年，唐将高仙芝攻破小勃律国，设归仁军，驻兵三千镇守，唐又与西域诸国往来无阻。论钦陵曾对郭元振说，所有邻国，都被唐降服了，吐蕃还能存在，只是靠我兄弟数人小心相保。青海地势险阻，唐必不能从这一路深入，五弩失毕部地近吐蕃，很容易来侵，所以我要求唐撤四镇守兵，分十姓土地。吐蕃为本身安全，与唐争夺西域，是有理由的。唐在安史乱前是强大国，唐玄宗又是爱好边功的皇帝，为本身安全决不退出西域，也同样是有理由的。

　　七五五年，安禄山反叛，唐内部大混乱。七五六年，吐蕃取石堡城，进取唐陇右（节度使驻郑州，青海乐部县）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两镇。唐代宗时，河陇及京西许多州县全为吐蕃所占有。唐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听率将士守境，与朝廷声问中断。七八一年，两镇使者借道回纥来到长安，唐德宗大喜，封李郭二人为郡王，将士都升官七级。吐蕃猛攻伊州（属陇右道，哈密），唐伊州刺史袁光庭坚守累年，最后粮竭兵尽，不可再守，袁光庭先杀妻子，自己跳入火中烧死，足见唐人守土是坚决的，吐蕃取唐州县必须用重兵攻守，也就无力远攻西域。七九○年，吐蕃攻北庭，击败回纥救兵，唐节度使杨袭古弃北庭逃到西州（高昌，吐鲁番），不久被回纥杀死。吐蕃得北庭后，不知何年又得西州和安西四镇。

　　吐蕃与唐争夺西域，前后凡一百二十余年，吐蕃胜利了，但新的形势反使吐蕃陷于军事上的被动地位。大食占有葱岭以西土地，经常向东与吐蕃互相攻击，东方的回纥，地近北庭，也向天山南北扩张势力。吐蕃在西域要用大兵力抵御东西两个强敌，在唐旧境年又要用相当兵力镇压唐人的反抗。过重的负担，使得强盛的吐蕃虽然离长安很近，有灭唐的意图，却缺乏对唐的攻击力量。唐失西域反而有利于长安的保存。这个新形势，从长远处看，吐蕃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回纥西迁，定居在天山南北作了准备，对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向东方扩张——兼并诸羌州

　　《隋书·西域传》有附国。附国文化较高，有国王，统率二万余户。地在成都西北，东面是嘉良夷，东北面是党项，西面是女国（唐旄），南北八百里，东西一千五百里。又有诸羌，散居深山穷谷中，无大君长，风俗与党项相似，有些属吐谷浑，有些属附国。隋炀帝时，附国、嘉良夷和诸羌曾遣使来朝贡，隋炀帝设诸道总管统率这些内附部落。唐沿隋制，剑南道设诸羌羁縻州一百六十八个，分属松州、茂州、嶲州（四川西昌县）、雅州、黎州（四川汉源县）等都督府。有些羌人称为生羌，可能是指文化更落后的一些部落。六三八年，松赞干布占领党项（地在松州西、吐谷浑甫）、白兰等羌部。当时吐谷浑是唐属国。松赞率大军攻松州（四川松潘县），声称要迎唐公主。唐松州都督战败，羌州纷纷叛唐归吐蕃。六六七年，禄东赞攻唐边境，取生羌十二州。唐剑南道所属诸羌州，陆续在失去，在唐肃宗时，除少数羌州内徙，其余都并入吐蕃。《通典》记唐境与吐蕃境相距里数，说：松州北至吐蕃九十里，西北到吐蕃界五十里；雅州（四川雅安县）西北到吐蕃野城界五百七十里；恭州（松潘县南叠溪营）北至吐蕃白崖镇七十里；维州（四川理县）东南到吐蕃界一百六十里；奉州（四川沪县）南至吐蕃野城八十里。自松州至奉州以西属吐蕃境，足见诸羌州都已并入。吐蕃兼并诸羌州成功，建立羌族统一国家的事业基本完成了。

向东南方扩张——征服南诏国

　　六七八年，尊业多布率兵攻西洱河（洱音耳ěr云南洱海一带）诸“蛮”。唐在茂州（四川茂县）西南筑安戎城，阻绝吐蕃通诸“蛮”的道路。吐蕃以生羌为向导，攻拔安戎城，增兵驻守，西洱河诸“蛮”相率降附。七○三年，器弩悉弄赞普亲征今云南丽江一带的乌蛮。次年，在军中死去。吐蕃史书说，此王“向白蛮征税，乌蛮亦款服，兵精国强，为前王所未有”。诸“蛮”与羌种族不同，吐蕃逐渐征服诸“蛮”部，是多年经营的结果。七五一年（天宝十载），南诏国（建都太和城，云南大理县）与唐失和，降附吐蕃。南诏是大国，吐蕃获得这个大属国，国势才发展到最高点。

　　吐蕃以逻姿为中心，向外扩张，取得上述的成就。早在唐高宗晚年时（六八○年前后），《新唐书·吐蕃传》说它的疆域“东与松、茂、嶲接，南极婆罗门（泥婆罗），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圆万余里，汉魏诸戎（指西方诸族）所无也”。事实上，后来吐蕃疆域比这时候更要大得多。泥婆罗在松赞干布时已是吐蕃的属国，可是吐蕃扩张的方向，不是通过泥婆罗进入天竺，而是对着较远较强的唐朝。大竺气候炎热，不宜于高原人耐寒的习性，视南进为畏途，这应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羌族一向以青海为中心，散居广大的中国西部，吐蕃在本族年进行统一战争，于势力顺；羌汉两族有悠久的联系，文化和经济虽然相差很大，在交流上却是较为接近的。吐蕃扩张的方向必然被吸引到东方来，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唐朝和亲和战争——占领一部分唐本部土地

　　吐蕃在发展中，当然不能满足于原来的贫乏状态，必须有所增进。六七二年，吐蕃遣使者论仲琮来朝，对唐高宗说，“吐蕃土风寒苦，物产贫薄。所都逻娑川，唯有杨柳，人以为资，更无草木。乌海之南，盛夏积雪，冬则羊裘数重，暑月犹衣裘。赞府（赞普）春夏每随水草，秋冬始入城隍，但施庐帐，又无屋字。文物器用，岂当中夏万分之一。但其国法严整，上下齐力，议事则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仲琮这段话，大体上符合吐蕃的实情。吐蕃国力强盛，经济文化落后，作为对方的唐朝，经济文化是繁荣的，国力方面，在前期，唐与吐蕃都强盛，有战有和；在中期，唐已衰弱，吐蕃自唐德宗时起，也由盛转衰，都需要和。两国和好，才能得到经济文化交流的利益，这对吐蕃是更为切实的利益。吐蕃要吐谷浑和四镇，唐决不肯放弃。安史乱后，吐蕃乘机夺取唐州县，唐决不能甘心；这样，双方构成和与战交错着的局面。据约略计算，自六三四年至八四二年二百零九年间，两国使官往来，约有二百次，其中蕃使人唐次数尤多。使者往来，除去若干次为了欺诈或责让，其余一般是正常的往来，这也说明尽管两国问有多次战争，但经济文化上的需要，促使两国的基本关系，不能不是和好的。七三○年，唐玄宗使皇甫惟明到吐蕃讲和，弃隶缩赞赞普大喜，拿出贞观以来唐帝文书给皇甫惟明看，并在上唐玄宗表文里说，“外甥（赞普自称）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这几句话最足以表明吐蕃与唐的基本关系和民众的共同感情。早在郭元振出使时，吐蕃民众已经厌恶战争，希望和亲，因为和亲带来的是普皆安乐，战争带来的是穷困和死亡。

　　下面叙述吐蕃占领唐本部一部分土地的情形。

　　弃隶缩赞赞普在位时（七○四年——七五四年），政治上有不少改进。七一三年，“归并绿地、灰地”，当是按土地肥瘠分别征税。七一八年，造达波的红册，划分三如王田园田与草田的份地。七一九年，清算三如王田的份地数、草田数，划分大藏王田的份地。七二○年，清算大藏园田的份地。六二六年，合八个征税区为四个，财政统一。七四二年，清算政府收支账目，造国计簿。七四四年，造各地兵士的灰册（农牧民户口籍称红册，后改用黄纸造册）。这些措施，都表示吐蕃在进步。吐蕃史书说“弃隶缩赞王在位，万民安乐，王与大相悉诺逻恭禄谋议相合，亲征汉地，攻下瓜州等城镇。……南方下部，爨（音篡cuàn）部白蛮王，其部颇不小，我王运其睿智奇谋，蛮王（南诏王）阁逻凤终于降附”。弃隶缩赞赞普时造成了极盛的国势，按照“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惯例，他的继承者弃松德赞赞普侵入唐本部，也就成为自然的趋势。

　　吐蕃对唐作战，起初是以掠取财物为主，正如苏颋所说“吐蕃之入也，惟趣羊马，不重杀掠，于人但剥体取衣”。后来以夺取土地为主，唐玄宗设陇右、剑南两节度使，专防吐蕃内侵。双方国力强盛，连年发生战争，胜败相当，吐蕃并未得利。七五五年，安禄山反叛，陇右、河西两镇精兵内调，边防空虚，吐蕃陆续攻取两镇所属诸州。七六三年，吐蕃自大震关长驱直人，破泾州、邠州，攻奉天（陕西乾县）、武功，唐兵溃散，唐代宗逃往陕州，吐蕃入长安城，立李承宏（金城公主侄）为唐帝。吐蕃军掠夺府库市里，焚毁房屋，还想掳掠城中子女和百工，整军归国。郭子仪设疑兵，恐吓吐蕃军。吐蕃军据城凡十五日，惊慌出城，退屯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县）等形胜地，窥伺唐境。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失守，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都成为吐蕃的领地。同年，吐蕃攻入剑南道的松、维、保（四川理县）三州。这是吐蕃与唐多年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胜败，唐朝廷的腐朽，吐蕃力量的限度，都表现出来，极盛的吐蕃要灭腐朽的唐朝是不可能的。

　　七六三年以后，吐蕃连年入侵，战争激烈，唐在凤翔、泾州、邠州、渭北等地设节度使，驻重兵，抵御吐蕃。七八○年，唐德宗即位，遣使到吐蕃讲和。七八三年，两国在清水（甘肃清水县）会盟，唐以“国家务息边人，外（弃）其故地，弃利蹈义”为理由，承认吐蕃所占唐州县为吐蕃领地。接着在长安西郊筑坛定盟，又遣大臣为人蕃会盟使，在逻娑定盟。七八六年，吐蕃败盟，进攻京西诸镇，又破盐（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夏（陕西横山县）二州。当时吐蕃大相尚结赞看到唐内乱频繁，认为时机可乘，怀有野心，清水会盟，并无诚意。败盟后，唐德宗还力求和好。尚结赞想用诈计，去掉唐李晟（音成chěng）、马燧、浑瑊（音尖jiān）三个良将，随后攻取长安。七八七年，尚结赞遣使到马燧军中求和，卑辞厚礼，欺骗马燧。马燧信以为真，请唐德宗许和。凤翔节度使李晟主张出击，唐德宗罢免李晟。尚结赞要求唐派浑瑊主盟，准备在会上擒获浑瑊。唐德宗允许在乎凉（甘肃平凉市）会盟，任浑瑊为会盟使。李晟切戒浑瑊，必须有严密防备。唐德宗怕会盟不成，也切戒浑瑊必须推诚相待，勿使对方猜疑。浑瑊到平凉，正要登盟坛，吐蕃伏兵发作，捕杀唐会盟官，浑瑊仓皇逃遁，幸唐将骆元光、韩游環有备，救浑瑊出险。正当会盟的一大，唐德宗很得意，对诸相说，今天和蕃，国家有福。马燧说，是。柳浑说，我很忧疑。李晟说，柳浑说的是。唐德宗生气说，柳浑书生，不懂边事，你怎么也这样说。柳浑李晟都叩头谢罪。当晚，韩游環报告吐蕃劫盟，进攻邠宁镇（治邠州）。唐德宗大惊，想逃出长安避吐蕃，为人臣们所劝阻。

　　尚结赞想施诈计获大利，以为李晟失兵权，浑瑊被擒，马燧一定得罪，三将既去，就可得长安。唐德宗外怨回纥，内忌功臣，想与吐蕃结盟来实现自己的蠢愚想法，奸相张延赏全力主和，排斥李晟，造成“武臣皆愤怒解体，不肯为用”的危局。形势确是对吐蕃有利。但是，唐朝廷上有以李泌李晟为首的一批文武官，虽然不得势，也下会让尚结赞完全得志。骆元光、韩游環救出浑瑊，说明计谋早被识破。劫盟以后，张延赏惭惧，称病不出，唐德宗不得不依靠反对和蕃的一派官员，任李泌为首相，李晟、马燧、柳浑相位不变。唐与吐蕃的关系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孪泌劝唐德宗北和回纥，南通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使吐蕃四面受敌。唐德宗听从，与回纥和亲，又使剑南节度使韦臯招南诏年附。七八八年，回鹘（本年回纥改称回鹘）可汗上书，愿为唐击吐蕃，南诏王也决计附唐，不再助吐蕃。原来大食是吐蕃的劲敌，蕃兵大半驻在西域，抵御大食东侵。七八六年，韩洸（音晃huàng）在请伐吐蕃收复河湟疏中说，“闻其（吐蕃）近岁以来，兵众寝（渐）弱，西逼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据入蕃使崔翰密查，吐蕃驻河陇兵马真数，只有五万九千人，马八万六千匹，可战兵仅三万人，余皆老弱。吐蕃兵力如此薄弱，唐德宗不谋收复失地，却力求讲和；尚结赞不坚守清水盟约，却想用诈计取长安，双方都做着愚蠢事，愚而诈的一方，后果自然要更坏些。自从唐德宗采用李泌的建议，吐蕃的强盛时期也就结束了。

　　吐蕃进行羌族的统一战争，在历史发展中是处顺势，因之阻力较少，很快建立起大吐蕃国。但是，战争进入唐本部境内以后，就显得能力与环境不能相适应，一直走失败的道路。吐蕃起初只知道地重，不知道人重，围凉州城时，乘城中人窘迫，宣告：我要的是城池，人不论老少都可以迁往唐境。取其他城池也是如此。李晟曾说，河陇失守，并不是吐蕃有多大的力量，主要是唐将帅贪暴，内附部落离心，民众不得耕种，展转向东迁徙，自己放弃土地。吐蕃不利用这种情形，争取城中人留下来，倒不是因为尊重唐人的爱国心，而是保持落后国家战争的惯例，即“出疆之费，亦无定给，而临阵所得，便为己有”，也就是出兵不准备粮草，让将士任意去掳掠。城中多有财物，要城池与掳掠财物，意思是相同的。到了知道地旷人稀，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又进行掳掠人口的战争。七八六年，唐德宗给尚结赞信里说“又闻放纵兵马，蹂残禾苗，边境之人，大遭驱掠”。七八七年，尚结赞焚毁盐、夏二州城，掳走所有居民。同年，吐蕃大掠汧阳（陕西千阳县）、吴山（陕西陇县东南）、华亭（甘肃华亭县）三县，残杀老弱人，壮年男女万亲人全被掳去，放在安化峡（在甘肃清水县）西，准备分给羌、浑（吐谷浑）诸部，告被掳人说，准许你们向东哭别故国。众大哭，千余人投崖自杀。七八八年，吐蕃大掠泾邠等五州，掳去人畜二三万口。此后，吐蕃连年攻入唐境，破坏极为严重，沈亚之《临泾城碑》说“今（八一三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每秋戎人塞寇泾，驱其井（市）闾（民居）父子与牛马杂畜，焚积聚，残庐舍，边人耗尽”。唐边将因吐蕃不占据土地，掳人就走，反以驱敌出塞为辞，向朝廷报功道贺。边地民众受吐蕃和唐边将的双重祸害，处境该是多么危苦！吐蕃轻视和亲的利益，为掳掠财物和人口进行频繁的战争，使吐蕃民众劳苦厌战，唐民众流离失所，政治上该是多么失策！

　　吐蕃对唐人有两种待遇法。一种是河陇地方未曾东徙的居民约有五十万人，其中劳动民众都被看作贱隶。沈亚之说，我曾问吐蕃降人，唐人在彼方情形。他说：唐人（民众）子孙生下来就是奴婢，种田放牧，或聚居城乡中，或散处荒野间。这部分人无论是谁，吐蕃都不敢信任；世族豪家社会地位不变，有些被任为文武官，还受免税、扩大产业等优待。八二一年，庸穆宗任刘元鼎为会盟使，前往逻娑，路过河西一带，见到旧时城郭还在，兰州广种水稻，桃李榆柳茂盛。看来，汉族地主阶级仍保持原状，民众虽说是奴婢，实际是农奴性质，与纯粹奴隶还有区别，生产仍以农业为主。广大农民被贬为完全农奴，是社会的大退步。吐蕃又迫令所有唐人改换服装，只许每岁元旦日用唐衣冠祭拜祖先，祭毕收藏。每当这一天，唐人无不东向号恸，想念故国更甚。七八○年，唐使臣韦伦自吐蕃归国，经过河陇，一路上看到唐人都毛裘蓬头，在墙缝里偷看，有些捶心流涕，有些向东拜舞，也有人暗送书信，报告蕃国虚实，盼唐军来如饥渴人盼饮食。刘元鼎出使吐蕃，至龙支城（青海乐都县南），有耆老千人，见刘元鼎哭拜，问天子安好否？说因从军被掳，陷没在这里，自己和子孙不忍忘记朝廷，朝廷也还记得我们么？说完都鸣咽涕泪，不敢出声哭。刘元鼎密问，知道是丰州（内蒙古五原县）人。元稹《乐府·缚戎人》里所说“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元旦）梳汉发”，正是在蕃国唐人的普遍心理。自地主阶级到农民，都愿意回到唐朝来，吐蕃的统治显然不能维持多久。

　　另一种是对俘虏的待遇法。无专长的唐俘，面上刻黑字（黥面），分配到各地充奴役，上述龙支城唐人，当是属于这一类。有专长的唐俘，右臂上刻黑字，等候赞普亲自发落。其中有些人被任为小官吏，不论文武，统称为舍人。唐宪宗时，淮南小将谭可则在边上被俘，因通晓文字，将要被任为知汉书舍人。他臂上刻的蕃字，译意为“天子（赞普）家臣”。赞普选取有才能的人作自己的家奴，分配无才能的人给贵族作家奴，符合俘虏为奴的惯例。刘元鼎觐见赞普，赞普赐宴，肴馔和酒器，略与唐同，乐工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州》，《绿腰》等。乐工和伎人都是唐人，厨师和制酒器的工匠，大概也是唐人。八○一年，吐蕃攻破麟州（陕西神木县北），掳走居民及党项部落。僧延素被掳，一个蕃将号称徐舍人，对延素说，我是英公（李勣）五代孙，武后时我祖先避难逃人吐蕃，世代做蕃将，想念故国的心永不能忘，只是宗族大了，无法回去。你现在遇见我，我放你走。蕃法严，无放还俘虏例，徐舍人放延素，因延素是僧人。这种避难入蕃的人，社会地位可能高一些，其余有专长和无专长的俘虏，都是家奴身份。吐蕃曾攻蜀，赞普命令诸将说，我要蜀州作东方大镇，凡有技艺的工匠都送到逻娑来，平常年岁只要他们纳一匹帛的赋税。在新疆发现的吐蕃文书里说，“在当妥关，弃札、穹恭和桑恭三人分派奴隶，举凡他们的人名、家庭、职业及如何纳税等分别予以登记”。以此为例，家奴不是纯粹奴隶而是农奴性质的贱民。当然，充当纯粹奴隶的人也不会很少。吐蕃多年来为掠获人口而战，一定有大量唐人被掠获，他们生活在吐蕃日久，逐渐融合在蕃人中，成为社会下层的一部分。这对吐蕃既补充了人口，又流入了文化和技艺，似乎是有利的，但战争中吐蕃兵士死亡率很高（战死和疫死），用来换取俘虏，何曾有便宜，文化和技艺可以学习，也无须依靠故争。归根说来，吐蕃对唐进行长期战争，是统治阶级为了“临阵所得，使为已有”，不惜牺牲民命来达到得财物拥家奴致大富的目的，如果说战争有利，也只是统治阶级有了利。至于吐蕃民众同唐民众一样，不论胜败在哪一方，受到的都是祸害，并无什么利可得。吐蕃民众受长期战争的祸害，劳昔不堪，吐蕃衰亡时期的到来，也就必不可免了。

　　四 衰亡时期（七九七年——八四六年）

　　弃松德赞赞普后期，即七八六年（唐德宗贞元三年，吐蕃劫盟、李泌为相的一年）左右，吐蕃开始由极盛转向衰弱。由于与唐、大食、回鹘为敌，战争负担远远超过实有的力量。民众困于兵役，又遭灾荒，所谓“差征无时，凶荒累年”，实是吐蕃的致命伤。统治阶级根本不留意这个危机，却一心互夺权利，变乱接连发生。正如七九三年南诏王给韦臯信里所说“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兄弟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尚结赞为首的一部分宦族，独揽大权，排斥异己，连赞普家庭，也加以干涉。他居大相位将近二十年（七九六年死），造成了赞普失权的恶例，此后四十余年，赞普继承都由权臣安排，内部矛盾因而愈趋激烈。七九六年，弃松德赞赞普死，吐蕃内乱表面化，正式进入衰亡时期。

　　弃松德赞赞普有三子，死后，长子牟尼赞（足之煎）赞普继位（七九七年）。牟尼赞凡三次平均百姓之财富，但仍如未乎均前之原状。吐蕃原来保存浓厚的氏族社会残余，自由民按照惯例使用一定数量的耕地或牧地。禄东赞袒孙三世为大相，屡次划田界、定赋税，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土地为赞普所有（王田）或贵族所有（领主也有土地和百姓），自由民只能使用划定的田地，向土地所有者（赞普、领主）缴纳租税并服役（兵役和一般谣役）。这种情形，曾见于汉族四周至战国的初期封建社会。汉族自秦汉以下，名义上国内土地全为国家所有，而皇帝、贵族、地主和有些平民又是大小不等的土地私有者，除皇帝以外，其余都得向国家纳租税和服役（各朝代情形不全同），因为皇帝是国家的主人，也就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有权征收所有土地的租税，称为国课，供军国的费用。包括皇帝在内的各个土地私有者（例如皇帝有苑圃和皇庄等私有土地），也有权向租用土地的耕作人（佃户）收租，收入的租归土地私有者本人所有。这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的形式，吐蕃社会比汉族落后，只有初期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过，在当时，也还是一个进步。由于长期用兵，贵族加增租税，破坏田界，剥夺自由民的土地使用权，自由民逐渐沦为农奴，造成社会的不安。牟尼赞赞普三次平均百姓的财富，都遭到失败，可见他是有作为的君主，贵族却不许他有所作为。他在位一年又七个月，被母后毒死。母后哲蚌氏，正是吐蕃的一家大贵族。次弟牟如赞普刚继位，即被仇家尚那囊杀死。那囊氏也是一家大贵族（尚结赞即是那囊氏）。三弟牟笛（弃猎松赞）赞普继位（七九八年）。弃猎松赞得僧人钵阐布的保护，才能免于灾难。他在《钵阐布纪功碑》里说“未掌国政之前，钵阐布如我之父母……而钵阐布其初于我父子、兄弟、母子、上下之间乐于调和，于国有利之事累建谠议，身体力行，勤奋忠荩，有足多者！此后父王与长兄怨隙既成，我于未掌国政之前，颇多魔障，端赖钵阐布为之消解……”。这里，说明弃松德赞晚年，家庭间、赞普与贵族问斗争是剧烈的，钵阐布调和有功，因之，弃猎松赞时，佛教大行，僧侣又成为一个政治势力。八一五年，弃猎松赞死，子弃足德赞（可黎可足）赞普继位。吐蕃内部趋于分裂，国力削弱。唐宪宗平定藩镇，声势颇盛。元和末年，谭可则被掳在蕃中，看到蕃人“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这样，吐蕃有诚意要求和好关系的恢复。唐朝方面“疮痍未复，人皆惮战”，也有与吐蕃和好的诚意。八二一年，吐蕃接连三次遣使官来求和请盟。可黎可足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先寄来盟文要节，说“蕃汉二邦各守现管本界，彼此不得相征，不得相为寇雠，不得侵谋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讫，便给衣粮放还”。唐穆宗完全同意，命宰相及大臣十六人与吐蕃使官论纳罗在长安西郊结盟。盟文要旨是“中夏现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唐承认吐蕃占有河陇，吐蕃承认不再侵唐边境，这种交换条件，符合当时双方的国势，不同于唐德宗时唐弱蕃强的清水会盟。唐穆宗命刘元鼎为会盟使，到逻娑寻盟。可黎可足赞普用重礼招待唐使。八二二年，在逻娑结盟。会盟碑（八二三年立）今尚存在（在大昭寺前），盟文大意是说：弃宗弄赞赞普迎娶唐文成公主，弃隶缩赞赞普又迎娶唐金城公主，“永崇甥舅之好矣”。父王弃猎松赞赞普有意“甥舅商量和协，欲社稷之如一统，与唐皇帝结大和盟约……然未遑缔结大和盟约也”。今可黎可足赞普与唐皇帝“甥舅商量社稷如一统，结大和盟约于唐京师西工会寺前……又盟于吐蕃逻些东哲堆园……”。这次会盟，意义很重大，因为它实现了唐蕃两国民众爱和好厌战争的共同愿望。两国统治者也都满意，因为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但是，留在河陇的数十万唐人，是不能承认这个盟约的，他们完全有权为解脱自己的奴役地位而进行斗争。

　　可黎可足赞普长期患病，钵阐布执政，僧侣擅权。可黎可足供养每一个僧侣，要用七户平民的赋税，僧侣成为封建主的一派，钵阐布就是这一派的首领。不同派的贵族以灭佛为名，争夺政权，诬钵阐布与王后通奸，钵阐布被杀。八四一年，灭佛大臣缢杀可黎可足赞普，立赞普弟达磨为赞普。达磨信钵教反佛教，虐待僧人，八四六年，被信佛大臣杀死。佛教徒所写史书里说，“在叶巴拉日宁波修行之拉隆巴几多吉知灭佛事，对此王（达磨）发慈悲心，遂往杀之”。多么奇怪的慈悲心！佛教徒杀灭佛的钵教徒叫做慈悲，那末，钵教徒杀灭钵的沸教徒也可以自称为慈悲，慈悲的里面原来藏着逆我者亡的杀机。宗教徒互相残杀，用心大抵都是如此。所以，宗教有时是鸦片，有时是狂药，狂药能发生这种慈悲心。

　　达磨赞普无子，王后綝氏（綝音琛chēn）立内侄乞离朋为赞普。大相结都那反对立异姓子，被后党杀死。另一派大臣立赞普支属俄松为赞普，吐善分裂了！两个赞普争位，实际是大贵族争夺政权，首先是论（王族）与尚（宦族）的争夺。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举兵击渭州（甘肃乎凉市），大相尚思罗战败，西奔松州。论恐热追击至松州，杀尚思罗。论恐热自称大相，出兵二十万击鄯州（青海乐都县）节度使尚婢婢。两军混战，互有胜败。八四九年（唐宣宗大中三年），尚婢婢大败，引残众到甘州西游牧；论恐热部也只有数百人。

　　河陇民众，乘吐蕃统治崩溃，举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宁夏固原县北）等七关归唐。离战争中心稍远的地方，唐人发动得更早些。八四七年，沙州（甘肃敦煌）民众首领张议潮在沙州起义，唐人群起响应，吐蕃守将逃走。张议潮出兵收取瓜、伊、西、甘、肃（甘肃酒泉）、兰（甘肃兰州）、鄯、河（甘肃临夏县）、岷（甘肃岷县）、廊（青海化隆县西）十州。八五一年，遣兄张议谭奉沙、瓜等十一州地图入朝，唐宣宗置归义军于沙州，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八五七年，吐蕃将尚延心以河湟二州降唐，河湟地又全为唐所有。

　　吐蕃失去河陇，也就失去经济重心，在吐蕃本部进行争夺赞普位号的战争，必然就地重征，逼得民众无法生存。八六九年，吐蕃农牧民和奴隶开始大起义。吐蕃史书说，“达磨赞普卒后，未几而有叛乱，初发难于康，寝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影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民众初次起义，缺乏经验，虽然声势浩大，抵不住贵族的残酷镇压，是可以理解的。英勇的事迹失传，但延续到九年之久的苦斗，也就足以证明民众革命的坚韧性了。起义失败，贵族愈益得势，结果自然是吐蕃国崩溃，形成国土分裂，贵族割据称雄的局面。

　　在论恐热战乱时，出现一个号为嗢未或浑末的新部落。吐蕃每出兵，富家豪族都随带奴仆，往往一家出十余人。奴仆平时为主人耕牧，出战时随从主人服劳役。论恐热屡次战败，奴仆脱离主人，自相纠合为部落，散居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叠（甘肃迭部县）、宕（甘肃宕昌县）等州。吐蕃平民也加入这个部落。八六二年，嗢未第一次向唐朝廷迸贡，大概已是一个不小的蕃人组织。他们居住地即归义军属州，因之张议潮的归义镇（治沙州），是统治汉蕃两族的政权。这个张氏政权依靠汉善两族民众，曾进行了长时期的守土斗争。据史料所记，八七二年，张议潮死，张议潭子张惟深任留后。八七四年，唐僖宗任为归义军节度使。八九○年，张议潮女婿索勋杀张惟深，自为留后。八九二年，唐任索勋为节度使。八九三年或八九四年，张议潮第十四女凉州司马李明振妻率将士杀索勋，向唐朝廷请任命。九○○年，唐昭宗任张议潮孙张承奉（《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作张奉）为节度使。唐昭宗天复（九○三年）以前，归义军奉唐正朔。九○五年（唐哀帝时），张承奉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自九○六年以后，金山国曾数次抗拒回鹘。九一一年，回骼兵逼近沙州，张承奉力屈求降，奉回鹘可汗为父。张承奉死于九一九年或九二○年。张氏传三世，大约共七十年。

　　赞普统治下统一的吐善国，自达磨赞普被杀，国土分裂后，出现四个政权。一个在今后藏的阿里，即阿里王系；一个在后藏，即亚泽王系；一个在前藏，即拉萨王系；一个在山南，即亚陇觉阿王系。其中阿里王系与拉萨王系势力较大。阿里王系向西扩张，统治拉达克一带。拉萨王系势力达到康地。亚陇觉阿王系后入青海一带，宋朝的确厮罗（唃音谷gǚ）即此系子孙。

　　上举四系子孙又复分裂，如阿里王系分裂为孟域、象雄、布让三部分；拉萨王系分出冲波巴、姜郊瓦、拉波浪巴、至巴、业塘巴、芦巴藏巴等。《旧五代史·吐蕃传》说，“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骼、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宋史·吐著传》说“其国自衰弱，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吐著后退到如此可悲的境地，吐善人民自然要怀念以松赞干布为旗帜的统一强盛时期，也自然更盼望新的统一时期的到来。

　　吐蕃与唐有不少偶合的现象。吐蕃的兴起在朗日论赞时，年代相当于唐高祖。吐蕃杰出的君主松赞干布，与唐太宗同时。吐蕃农牧民起义失败，出现分裂割据局面，唐也因农民起义失败，出现五代十国。不合处是吐蕃强盛时期比唐约多三四十年，亡国比唐约早五六十年。吐蕃分裂期一直延长到元初，唐末分裂期到宋初就结束。这些不合的原因，一是吐蕃得河陇，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富力，因而延长它的强盛时期。等到在贫苦的本部发生战乱，河陇也随着战乱以至失去，国家势必归于消灭。唐朝的生存，主要依靠江淮财赋，失江淮是在安史乱后百余年。二是吐蕃社会落后，高度的自给自足经济使封建割据势力得以长时期存在。唐社会是经济联系相当发展的封建社会，而且自秦汉以来，全国统一已经成为基本的趋势，割据不能持久是很自然的。唐和吐蕃的出现，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而吐蕃的主要贡献是基本上统一了羌族和开发广大的中国西部地区。

　　吐蕃赞普世系

　　（一）

　　（1）弃聂弃赞普—（2）木弃赞普—（3）丁弃赞普—（4）索弃赞普—（5）德弃赞普—（6）弃柏赞普—（7）支弓赞普—（8）布袋巩甲赞普—（9）色尔孜赞普—（10）脱烈赞普—（11）肖烈赞普—（12）郭如烈赞普—（13）仲涂烈赞普—（14）提肖烈赞普—（15）意肖烈赞普—（16）萨纳辛德赞普—（17）德朱波那木雄赞赞普—（18）德郭赞普—（19）那德诺纳赞普—（20）叟诺波赞普—（21）德甲波赞普—（22）甲心赞赞普—（23）甲多热弄赞赞普—（24）弃赞囊赞普—（25）弃札邦赞赞普—（26）弃脱赞（瘕（音xiá）悉董摩）赞普—（27）拉土度年赞（佗土度）赞普—（28）弃诺颂赞（揭利失若）赞普—（29）没卢年德若（勃弄若）赞普—（30）达布聂西（讵素若）赞普—（31）论赞论囊（论赞索）赞普—（32）弃宗弄赞（松赞干布）赞普

　　（二）

　　（1）弃宗弄赞（松赞干布）赞普（六二九年——六五○年）—（2）弃芒论芒赞赞普（六五○年——六七六年）—（3）弃都松（器弯悉弄）赞普（六七六年——七○四年）—（4）弃迭祖赞（弃隶缩赞）赞普（七○四年——七五四年）—（5）弃松德赞（乞立赞）赞普（七五四年——七九七年）—（6）牟尼赞（足之煎）赞普（七九七年——七九八年）—（7）弃猎松赞赞普（七九八年——八一五年）—（8）弃足德赞（可黎可足）赞普（八一五年——八四一年）—（9）达磨赞普（八四一年——八四六年）

第二节 宗教与文化

　　按照吐蕃当时经济上文化上所已经达到的水平，宗教在政治和生活等方面享有高度的支配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新唐书·吐蕃传》说“其俗重鬼右巫，事羱（音原yuán野羊）羝（音低dī公羊）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咒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语极简略，却也说明佛教的地位和吐蕃文化不能不是佛教文化。

　　吐蕃原来流行的钵教，与汉族远古时代盛行过“地天通”的巫教，颇有相似处。羌汉两族有久远的往来，宗教上曾经互相影响，也很有可能。钵教神道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天神，最高贵的是父王天神，他有许多兄弟，都住在天的中央，四周各有神物守护，名称与汉族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相同，唯所司方位略异，说青龙在南，白虎在东，朱雀在西，玄武则同在北。吐蕃的始祖即是六父王天神的王子，因此天神与祖先是合一的，在自己的子孙命终时，天神接他去同享幸福。但在下界生活期间，天神不能给予祸福。所以吐蕃并不重视对祖先的祭祀与祈祷，弃都松时受汉族影响，始立松赞干布的祀典。《吐蕃传》所谓重鬼，不是指祖先崇拜而是指第二类神。

　　第二类神是魔神。兴佛证盟碑（弃松德赞赞普立）列举的吐蕃土神，有九大神众及龙等。时代稍后，但保存吐蕃古代宗教情况最多的《黑白花十万龙经》分魔神为三类：即龙神、宁神和地神。龙神住在地面上有水之处，宁神住在空中，地神住在地下。龙神与人的各种疾病有关，宁神掌管自然灾害，地神能使人四肢缩小以至干枯而死。疾病、自然灾害和身体瘦弱，处在文化未发达、抵抗力缺乏的条件下，不得已向这些神请求免祸，也算是一种希望，这一类神有大权，但仍看作魔神，是自己的敌对者，如果请求无效（多半是无效）以至于死，自己还可回天上享受幸福。按照商朝巫教的说法，平民和奴隶死后在天上服役，钵教可能也是赞普子孙和他们的臣民都有归宿处，即臣民到天上依然为主人服役。据吐蕃史书所记，“首兴者为笃钵，自弃聂弃赞普六传至弃迭赞普，当此王时，有一人为神灵所凭，自言某某地有某某鬼神，能如何祸福人，作某种祭祀则吉，禳祓之则能逢凶化吉。此派至支弓赞普时大盛，是为黑派因体。其继兴者为伽钵，为收支弓赞普的凶煞，吐蕃钵教徒无能为力，自克什米尔、勃律、羊同迎诸三位钵教巫师。……前此吐蕃钵教徒未有如此行为，此后信徒皆入其道。最后兴起的为觉钵，弃松德赞王时令钵教徒改信佛教，彼等遂窃取佛经作钵教经典。其后虽遭严禁，至朗达玛王灭佛，钵经又复大行，是为白派果钵。”

　　在阶级对立还不很显著、人们的灾难主要来自自然方面的社会里，钵教的万物有灵论最能博得人们的信仰。它起初只是讲祭祀仪式，目的在得吉或逢凶化吉。等到社会有些发展，它本身也就要求改进，从外地请来的巫师，都有较大法术，并且还能“卜知罪犯真假”，这就使得钵教也能适应政治上的需要。自松赞干布以后，阶级对立逐渐加剧，统治阶级对宗教在政治上的作用，要求愈高，以祈祷为专业的钵教，尽管进行着斗争，最后不得不让位给佛教。

　　兴佛证盟碑说“先祖弃松赞在位，于逻些的贝噶建佛寺，是为吐蕃有佛教之始”。佛教发源地泥婆罗近在南邻，又是吐蕃的属国，千余年来佛教徒向四方传教，却不曾进入吐蕃，钵教的抵制，当是一个重要原因。六四一年，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带来许多物品，其中有释迦佛像。文成公主是虔诚的佛教徒，一路上用车载佛像，不比其他物品只用骡马驮载。到逻姿后，松赞干布特为公主造宫室，很可能也为公主信奉的佛像建寺，如果是这样，可以说佛教最先是从唐传入，不是直接从天竺来。

　　佛教建立寺庙，虽然并未流行，但既被认为可以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和流行的可能了，这和当时吐蕃阶级矛盾还只在开始阶段的情况是相符的。

　　唐僧慧超于七二七年，即松赞干布死后七十七年，自天竺回至安西，曾说吐蕃“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可见佛教流行是在七二七年以后。那时候弃隶缩赞赞普在位，王族论钦陵势力被消灭，宦族得势，吐谷浑王坌达延（坌音笨bèn）专决国政。吐谷浑早就信奉佛教，坌达延赞助弃隶缩赞兴佛，是文成公主以后，又一次由东方传入佛教。证盟碑说“父王赞普弃隶缩赞之时，于札玛的噶菊建寺。父王去世，少数大臣魔迷心窍，祖先

　　对佛法的敬信既已寝息，又宣令佛法不善，内外臣民不许信奉”。佛教能和钵教对抗，足见已有颇大的力量，力量的来源就是一部分贵族利用它来争夺政权。《证盟碑》说“赞普陛下（弃讼德赞）年二十时，双手麻木，梦兆亦恶，乃废禁奉佛法之律，敬信三宝，病苦全除，于是大兴佛教”。吐蕃史书说“当法王奔松德赞时，秉承莲花生及静命二太师仁德之意，将诸有害之外钵法术，大半消灭，其钵徒异类则流逐边鄙。至于钵教中之占卜推算，祈福禳祓等术，凡于众生有利者，即多存而未毁”。钵教力求生存，“窃取佛经，作钵教经典”，佛教为求全胜，吸收钵教法术，两教斗争是激烈的。既然钵教的法术被佛教拿去，佛教又自有一套因果报应的教义，如说“太初无生，有生之后，行善或作恶，此后则死，死后转生善处或恶处”。又说“业由自造，……善行有善报，恶行有恶报”。因果报应说加法术，佛教处在必胜的地位了，也就是奉佛的贵族足以压倒奉钵的贵族了。

　　吐蕃史书说“弃松德赞赞普在位，……尊贤尚勇，除恶务尽。……大兴佛法，寺院林立，慈悲为念，冀脱轮回”。统治者收到“除恶”（镇压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的效果，自然要扶植佛教，让它对“下民”发生更多的麻痹作用。

　　弃松德赞晚年，吐蕃开始由强盛转为衰微，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愈趋激化，佛教在争夺中也愈显出身手。弃猎松赞因依靠钵阐布得作赞普，在位时大行佛教。吐蕃史书说“色拉累（弃猎松赞）在位，建汉部之噶穹夺中寺，迎请莲花戒大师入藏弘法，由年杂那古马热任译师，翻译前此未译佛经多种”。又有一个碑文说“赞普子孙，自幼年以至即位，必自比丘中选拔善知识，从之学法。吐蕃人民学法者不禁”。直接从天竺输入佛教并且推行到民间，这是吐蕃佛教的一个重大发展。可黎可足赞普时，钵阐布继续掌权，规定七户平民烘养一个僧侣，当时国势已到极衰阶段，佛教却到极盛阶段。史书说可黎可足“筑无相石城，以玉石建佛寺阁楼，前此父祖自唐、于阎、萨贺和克什米尔等地搜罗佛经翻译，义多相异之处，皆令人传习。复迎请天竺学者兹那密札、徐楞札彼缔、答那息等，与吐蕃译师噶屠尼与钵德益喜迭等重新以梵本校正，写为定本”。可黎可足面对危亡的险境，希望佛保佑就愈益迫切，他以为兴佛灭钵可以救危亡，不知佛教无救于身危国亡。达磨赞普兴钵灭佛，不知钵教也无救于身危国亡。两个赞普都被敌对的宗教徒杀死，自己扶植的宗教何曾有丝毫保佑。统治者起初利用宗教来麻醉民众，后来自己不可免地也为宗教所麻醉；虔诚的僧侣，本无意害人，更无意害己，但他们的宗教活动不能不是害人又害己。整个社会弥漫着宗教毒气，信教愈坚，中毒愈深，互斗愈烈，后果愈恶，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悲剧。吐蕃历史并不例外，在宗教互斗中，赞普绝了，国家亡了，但宗教还是继续兴盛井互斗下去。

　　吐蕃佛教和政治相结合，佛教具有支配一切的势力，文化各部门都得做它的奴仆，接受它的驱使和利用。因之，吐蕃的文化只能是佛教文化，受佛教束缚的文化。尽管人民不乏创造力，严重的束缚却阻碍着吐蕃文化有较充分的发展。

　　学习别国文化的长处，用来帮助本国文化的推进，原是有益无害的事。例如松赞干布派遣贵族子弟多人到克什米尔学习，其中吞米·桑布札学声明（声韵学），回国后制成藏文字母和文法，对吐蕃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至于佛经的大量输入，就不能说是有益无害。第八世纪中叶以后，吐蕃佛教兴盛，重要佛经陆续翻译成藏文。译经严肃认真，忠实程度不在汉文与巴利文佛经泽本之下。有些佛经印度已失传，汉文与巴利文亦无译本，藏译佛经中却保存了不少。可是，佛教与政治混而为一，佛教凭借政治力量迫令人们只许在佛经中寻求知识，这就大有害于知识领域的开展了。

　　吐蕃从天竺也从唐朝输入佛教文化，又从唐朝输入汉族文化。这些文化与吐蕃原有的文化融合起来，形成吐蕃文化，或者说是吐蕃的佛教文化。下面叙述吐蕃与唐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当时是在走亲戚的和好关系上进行的,直到今天看来，也还是很愉快的。

　　六三四年，松赞干布赞普遣使到唐朝送礼品，请求通婚。六四○年，松赞于布命大相禄东赞为使官，以黄金五千两及珍宝数百件作聘礼，请许婚。唐太宗允许文成公主出嫁到吐蕃。六四一年，唐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往吐蕃。松赞干布率兵到吐蕃东界柏海亲迎。松赞干布非常喜悦，为公主建筑唐式宫室，自己见公主时也改服纨绮。吐蕃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带来的物品，说“唐王以释迎佛像、珍宝、金王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奁；又给予多种烹饪的食物、各种饮料、金鞍玉辔、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花纹的锦缎垫帔，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似指史书）、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又携带芜菁种子。以车载释迦佛像，以大队骡马载珍宝绸帛衣服及日常必须用具”。这里所说三百六十卷经典，当是佛教经典，其余所带书籍和物品，种类很多，自然有若干通达这些书籍和制造物品的文士工匠随从前来。这是规模颇大的第一次汉文化输入，给吐蕃文化增加了丰富的养料。弃芒论芒赞赞普在位期间，开始设史官，职掌是记录赞普与大相的驻在地，重要会议的地址和主持人，国家大政和国内外重要事件。这种起居注式的记事法，显然受汉文化影响。后来历史学家加以编辑，一种为记事简略的编年体，另一种为记事较详的传记体，此外又有表，如《国王世系表》、《大相表》等。与钵教有关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也开始用文字记录下来。历史（包括神话传说）记载与民族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吐蕃文化注意到历史学，有别于天竺的佛教文化，这应是汉文化对吐蕃文化的重大贡献。

　　松赞干布爱好汉文化，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入太学学习诗书。又聘唐文士掌管与唐往来的文书。此后，吐蕃经常派子弟来长安求学，很多人取得成就，如唐高宗时吐蕃使臣仲琮，唐中宗时使臣明悉猎，都是著名的汉学者。松赞千布与唐保持甥舅关系，有诚意对唐和好。六四八年，唐使臣王玄策到中天竺，天竺诸国都遣使奉贡品随王玄策来朝，其时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病死，大臣阿罗那顺夺位自立。阿罗那顺抢掠诸国贡品，王玄策逃到吐蕃西境。松赞干布派出精兵一千二百人，又令泥婆罗出骑兵七千余人，由王玄策率领，击败阿罗那顺。吐蕃冒盛暑（夏历五月）出兵，获胜后又遣使向唐朝廷告捷，都是和好的表现。六四九年，唐太宗死，唐高宗赠松赞干布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等名号，松赞干布写信给唐宰相长孙无忌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并赠送金银珠宝十五种，请陈列在唐太宗灵座前。唐高宗感谢他的善意，加赠賨王（《旧唐书》作宾王）名号，并回赠各色丝织物三千匹。松赞千布为蕃唐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双方文化始终在这个基础上交流着。

　　六四九年，松赞于布请给蚕种及制造酒、碾硙、纸、墨的工匠，得到唐高宗的允许。不过，请得一些唐工匠，远不能满足吐蕃的需要。补充的方法，首先是购买唐货物，使臣来往多有商业行为，如武则天时张鷟（音浊zhu6）判词说，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要求买绫锦及弓箭等物，都应该允准。其次是唐朝廷的赠送，每次赠丝织物几千匹或万匹以上。吐蕃古谚语里有这样的话：“来回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驮，但遇到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顾不得”。这里说的是经济联系，实际也是说文化联系，吐蕃是非常需要唐手工技艺的。七一○年，通过金城公主出嫁弃隶缩赞赞普，汉文化又一次大规模地输入吐蕃。金城公主年幼远嫁，唐中宗特为她配备大批随从人员。《新唐书·吐蕃传》说，“赐锦缯别（各种）数万匹，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所谓诸工就是唐少府监、将作监所管的各种工匠，这正是吐蕃最缺少的人，所以吐蕃王朝崩溃后，百工子孙在西藏依旧享受免差役的待遇。

　　七三一年，金城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唐朝官于休烈上书说：吐蕃人聪明坚决，善于学习，如果读了这些书，一定更懂得用兵权谋，愈生变诈，这不是帮助他们添兵增粮么？书不应该送。唐玄宗让宰相们讨论，裴光庭等奏称，于休烈只知道书里有权谋变诈，不知道忠信礼义也在书里。唐玄宗令秘书省各写一部送去。当时吐蕃是唐的劲敌，于休烈不让吐蕃人读汉地书，自然是谬见，唐玄宗和宰相们想用儒学影响吐蕃，也不免是迂见。唐玄宗《令蕃客国子监观礼教敕》说“自今以后，蕃客人朝，并引向国子监令观礼教”。吐蕃正在兴佛教，佛与懦是不相容的。庸德宗时，弃松德赞赞普请派遣有学问的僧人前去讲学。七人一年，唐德宗遣僧良琇（音秀Xiù）、文素二人轮流前往，每两年替换一次。八二○年，唐穆宗即位，盛饰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让吐蕃使者参观。八二四年，吐蕃遣使来求五台山图，因为五台山多有大寺，看图表示仰慕。吐蕃对待汉文佛经，与蕃文佛经价值相等，无论书写或念诵都有同样功德。蕃僧可用汉本，现存以藏文字母标音的许多汉文佛经便是当时作为念诵用的课本，足见店用佛教影响吐蕃，对吐蕃的佛教文化，确实发生了助长作用。

　　吐蕃历法以十二肖纪年（用鼠、牛等十二肖代子丑等十二支），再配上木火土金水五行，又因节候关系，以夏历三月为正月。医学上动脉名称的寸、甘、甲，即汉医书的寸、关、尺，所用药物也多出产在唐地。历法和医学，无疑是从唐输入。

　　上述佛教和汉文化一般是通过和亲、使臣往来、赠送等途径输入吐蕃的，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吐蕃占领四镇和河陇地区，汉族居民成为吐蕃的臣民，汉文化成为吐善文化的一部分，在一个国家内交流文化，这就更显得便利，影响也就更大了。

　　当然，吐蕃也从泥婆罗、天竺吸收文化养料。例如建筑、雕刻和绘画，都直接受泥婆罗的影响。数学和度量衡（可黎可足赞普依天竺改定）从天竺传入。八世纪末叶，吐蕃学者维罗查那译出一部当时著名的天竺医书，弃松德赞赞普明令传习。文学、音乐、舞蹈等，与唐和天竺都有一定的关系。

　　任何一个发展着的民族，必然要吸收可能吸收到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来丰富自己，愈能吸收别人的长处（不是短处），愈对自己有益。举唐朝为例，唐是佛教极盛的朝代，它从天竺和其他佛教国翻译出大量佛教经典，佛教文化被唐文化吸收以后，即成为唐文化的一部分，它和原产地的佛教文化，只有亲戚关系，并无家属关系。好比女儿出嫁了，对母家只能是亲戚，对夫家则是家属。吐蕃文化也是一样。吐蕃从唐、天竺、于阗、萨贺以及克什米尔等处输入大量佛教经典，输入以后，即成为吐蕃文化的一部分，其他物质的精神的各种文化，一经输入，也都成为吐蕃文化的构成部分。世界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都应作如是观。探明各种文化的亲戚关系是必要的，如果强指为家属关系，企图有所攘夺，那就不免阴私可耻和愚蠢可笑了。

简短的结论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诸族之一，中国西部广大疆土得到开发，主要是羌族的功绩。

　　羌族居住地以青海为中心，向四方发展。向东的一路被汉族阻遏，但仍表现出它的进展力量，十六国时期，羌族烧当部曾在关中建立过姚姓的后秦国。向西北的一路进入西域鄯善、且未一带。向南的一路散居在蜀边境内外。向西的一路成就最大，建立以逻姿为中心的唐旄和以山南琼巴为中心的吐蕃国。唐旄奉女王为首领，吐蕃奉赞普（雄强丈夫）为君长，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吐蕃比唐旄进步些。

　　羌族社会到东汉未年，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上。照《后汉书·西羌传》所记，羌族以游牧为业，逐水草迁徙，部落随强弱或分或合，大小无常，没有君臣上下，只有一条杀人偿命的习惯法。能耐寒苦，妇人产子，也不避风雪。一般说来，经济文化都是很落后的。

　　西晋未年，鲜卑慕容部酋长吐谷浑自辽东来到青海，不久成为羌族的统治者。慕容部贵族和羌族酋长混合成统治阶级，羌族平民成为被统治阶级，吐谷浑国就这样形成起来。吐谷浑国不断吸收汉族文化，有文字（采用汉文字），立制度（官名多同汉族），信佛教，某些农业区还可能行均田制。吐谷浑是封建制度的游牧国家，不过，仍保存着极浓厚的原始社会残余。

　　隋末唐初，吐蕃国朗日论赞赞普灭唐旄。松赞干布灭羊同、苏毗等国，统一了西藏高原，并扩地到蜀和吐谷浑境，建立起大吐蕃国。

　　松赞干布是藏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杰出人物。他在位的时候，创造文字，制定制度和法律，与唐和亲，吸收汉文化，原来寂寞无所闻见的中国广大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国出现，变得有声有色了。这是吐善历史的大进步时期，也是中国西部居民开始参加历史活动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松赞干布。

　　弃芒论芒赞赞普灭吐谷浑国，完成了建立统一的羌族国家的任务。鲜卑慕容部立吐谷浑国，松赞干布立大吐蕃国，弃芒论芒赞立基本上包括全部羌族的吐蕃国，都是羌族历史的重大进步事件。经过一百数十年的强盛时期，羌族人逐渐产生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融合成为蕃族，以此为基础，形成后来的藏族。

　　松赞干布死后，大相禄东赞祖孙三世执掌国政。他们推行一些制度，使得不发达的奴隶制国家逐渐变成低级的或者说是早期的封建制国家。当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能不保存着浓厚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残余，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割据状态。

　　乘唐朝内乱的时机，吐蕃夺得唐在西域的四镇和本部关内道的河陇地区。吐蕃有农业，但主要还是畜牧业，吐蕃有文化，但还急于吸收汉文化。河陇地区和四镇农业发达，文化先进，吐蕃得到这些地方，自然有很大的益处。可是，在军事上却是极重的负担。西方要阻挡大食的侵入，东方要抵御回纥的攻击，内部要镇压唐民的反抗，也要准备唐军的来攻，吐蕃的人力和物力都感到困难，或者说力难胜任，强盛向衰亡转化了。

　　唐德宗起初联吐蕃反回纥，对吐蕃很有利。七八七年，唐德宗听从李泌结回纥、大食、南诏三国共反吐蕃的谋略，使三国攻吐蕃。吐蕃四面受敌，处境更加困难，强盛时期结束，进入衰亡时期。尽管如此，它还是用最大力量去阻止大食势力到葱岭以东来，这个功劳是巨大的。

　　吐蕃统治阶级内部，王族与宦族、钵教徒与佛教徒争夺权利非常剧烈；劳动民众困于租税和兵役，疲劳不堪。这都是衰亡的主要原因。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争夺一直到破裂，大吐蕃国也就崩溃，出现贵族领主割据称雄没有大君长的局面。

　　吐蕃有自己的文化，但必须吸收别族较高的文化来丰富自己。以松赞干布为代表，吐蕃对别族文化采取欢迎态度，积极学习，这一点，也是它能够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主要和唐朝交流文化，从唐输入大量汉族文化。唐蕃两次通婚，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出嫁到吐蕃，是汉文化输入的标志。佛教起初也是从唐朝输入，后来又直接从天竺翻译佛经。佛教和政治相结合，盛行无阻，成为吐蕃文化的骨干，影响到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这种文化，在历史上曾起着团结本族人心的作用，也起着阻止社会发展的作用。社会发展的趋势终究是不可阻止的，因之，文化本身也自然会有变化的。

第五章 回纥国 ——六四七年——八四六年

第一节 回纥国的兴亡

　　回纥和吐蕃在唐时建国，对中国历史都是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单从汉族历史看来，吐蕃兴起，只是唐朝感到西方出现一个强国。从中国历史看来，却是广大西部地区的居民，从此参加了历史活动。回纥的重大意义在于，自迁入西域后，逐渐成为西域的主要居民，而原来居住地漠北，逐渐为蒙兀所占有。从此，大漠南北和天山南北都固定了居民，改变过去游牧族流动的常例，此后许多历史事件是在这个情况下表现出来的。

　　下面叙述，分建国以前、建国以后和西迁三部分。

　　一 建国以前（六四七年以前）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北海（贝加尔湖）以南，独洛河（土刺河）以北一带地方，有称为丁灵（丁零、丁令）的一个部落联合体（比部落联盟更为低级的一种联合）。丁灵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也称为高车部。高车部有狄历、敕勒、铁勒等名称，与丁灵都是同一名词的音译。参加这个联合体的部落有袁纥、薛延陀、契苾（音必bì）、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固、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音习xí）凡十五部。袁纥又有乌护、乌纥、韦纥等名称，唐时称为回纥。

　　回纥人壮健，善骑射，没有酋长（没有世袭的酋长），逐水草转徙。回纥是原始的游牧部落，同在一个联合体内的其他十四种，大概也相差不远。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丁灵，征收贡赋。公元前七二年（汉宣帝本始二年），丁零、乌桓、乌孙乘匈奴衰弱，合兵迸攻匈奴，杀数万人，掠得大量牲畜。此后，丁零为摆脱匈奴的奴役，经常起兵袭击匈奴。公元前五八年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内战剧烈，丁零、鲜卑继续攻击，北匈奴愈益衰弱。公元九一年，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击破北匈奴，大部分北匈奴人向西迁徒。丁零经多年战斗，势力渐盛，但鲜卑比丁零富强，北匈奴残部十余万落（户）都自号鲜卑，北匈奴土地很自然地为鲜卑所占有。东汉桓帝时，鲜卑大酋长檀石槐兵马强盛，丁零被迫向西发展，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汉魏间），在额尔齐斯河与巴勒喀什湖之间出现了西丁零部落。

　　三世纪中叶，鲜卑部落联盟解体，鲜卑族的一支拓跋部，在云中（呼和浩特以南）及阴山（大青山）一带地方游牧。自四世纪末年起，拓跋部以平城为中心，建立起魏国，专力迸取黄河流域，漠北两个大部落——柔然和铁勒逐渐成为威胁魏国北边的力量。铁勒部人口繁衍，原有诸部外又成立副伏罗等十二个新部落。铁勒主要和柔然为敌，有时也攻掠魏国。魏道武帝（拓跋焘）和魏太武帝（拓跋焘）曾数次出兵攻击铁勒部。四二九年，魏太武帝大破柔然部，得柔然降人三十余万落；又袭破铁勒部，得降人数十万落。一落就是一户，柔然和铁勒不可能有这样多的降户，当是魏国夸大战功，以人数为落数，或任意造虚数，但两部战败后有大批人被俘，却是事实。魏使被俘人居边塞，在武周（山西左云县南）塞外的称为西部铁勒，以东的称为东部铁勒，依漠南而居的称为北部铁勒。

　　在漠北的东铁勒部仍被柔然奴役着。四八七年，柔然豆仑可汗出兵攻魏，铁勒副伏罗部酋长阿伏至罗及族弟穷奇率铁勒人十余万落向西迁移到西铁勒部（西丁零部落）居地，在前部（交河）西北，自立为王。西铁勒人称阿伏至罗为“候娄匐勒”（匐音必bì大可汗），穷奇为“候倍”（储主）。阿伏至罗统治北部，穷奇统治南部。豆仑可汗率军追击，屡被阿伏至罗击败。后来穷奇被嚈哒（音压达yādá）人杀死，西铁勒人因阿伏至罗残暴无道，群起杀阿伏至罗。此后，西铁勒有世袭的君长，虽然酋长争夺政权，互相残杀，同时，又和柔然不断发生战争，民众遭乱，很不安宁，但在原始社会里，开始出现世袭的君长，终究是个进步。

　　漠北东铁勒部也发生一个新现象。四九八年，魏孝文帝准备大举进攻南朝齐国，遣使到铁勒发兵。铁勒不愿南行，奉袁纥部树者为主，起兵反抗。魏兵往击，战败逃回。魏帝派出更大的军队，并下诏要亲征。这次反抗，因魏取消发铁勒兵，铁勒表示归附，双方让步，很快就结束。值得重视的却在袁纥部树者被推为铁勒部首领，足见袁纥己是较强的一部。四九九年以后，魏国衰乱，无力控制漠北，铁勒得到发展的机会，可是，强敌突厥又起来征服铁勒部。

　　突厥原是住在金山南的游牧部落，为柔然所役属。五四六年，酋长伊利可汗（土门可汗）袭破铁勤部，得降众五万余落，突厥从此强盛起来。至木杆可汗时（北周时），建立起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咸海），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东西万余里，南北五六千里的大突厥汗国（军事行政联合体），东西两铁勒部都处在突厥汗国的统治下。五九九年（隋文帝开皇十九年），东突厥汗国内乱，西突厥达头可汗占领漠北，征服东铁勒部。六○○年，隋出兵击突厥。六○三年，东铁勒诸部乘机反达头可汗。达头部众大溃败，逃往吐谷浑。六○五年，西突厥处罗可汗恃强虐待铁勒部，铁勒起兵大败处罗可汗。铁勒诸部共推契芯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建牙于贪汗山（天山东高峰北）；推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咥（音戏xì）小可汗，建牙于燕末山（当在金山西南，或即金山支脉）北。契芯哥楞得众心，伊吾、高昌、焉耆都来归附。到西突厥射匮可汗（六一一年——六一八年）时，突厥势力又盛，契苾及薛延陀二部取消可汗名号，东铁勒在郁督军山（即乌德鞬山，蒙古杭爱山东支）的回纥等六部（回纥、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归降东突厥始毕可汗，在金山的乙失钵所部归降西突厥叶护可汗，东西两铁勒部又处在东西两突厥汗国的统治下。《隋书》说，“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铁勒）用，以制北荒……大业元年（六○五年），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突厥从开始强盛时起，一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铁勒的帮助，也就是突厥不顾铁勒的死活，尽量奴役并剥削铁勒的人力和财物来加强自己的力量，铁勒与突厥为仇是完全合理的。

　　处罗可汗为镇压铁勒，诱集各部酋长数百人，一起坑死。回纥与仆骨、同罗、拔野古等部脱离突厥，酋长都自号为俟斤，不再要突厥的承认。

　　隋末，回纥部众推时健俟斤为君长。时健死，子菩萨被推为继位人。酋长世袭制开始出现，是回纥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回纥逐渐强盛起来。菩萨智勇善战，得部众爱戴。当时东突厥颉利可汗统治漠北地方，使侄欲谷设总管回纥诸部。薛延陀酋长夷男（乙失钵的孙子）率众七万余户东归，适遇突厥内乱，薛延陀联合回纥、拔野古等部攻袭突厥北边。欲谷设率大军来攻，被菩萨击败。铁勒诸部共推夷男为首领。唐太宗为讨伐突厥，特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真珠可汗封菩萨为活（胡禄）颉利发。六三○年，东突厥汗国亡，薛延陀、回纥两部称雄漠北。菩萨死，胡禄·俟利发吐迷度继立。薛延陀多弥可汗暴虐，诸部离心。六四六年（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多弥可汗攻唐夏州，被唐击败，国内大乱。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合兵攻多弥可汗，唐兵从南方夹击，多弥可汗逃走，被回纥杀死。回纥兼并了薛延陀的诸属部，成为漠北唯一的强部，回纥这一名称逐渐代替铁勒而为东铁勒诸部的总称。

　　铁勒（丁零）在历史上出现，比突厥早得多。铁勒原居地在漠北，突厥原居地在金山南，史书记载它们的风俗习惯，大有差别，很难说成有什么关系。虽然它们都自称为狼种，但游牧人自称为狼种的很多，不只是它们两个。说它们语言是同一语系，即所谓突厥语系，因此，铁勒与突厥应该有什么关系，这是似是而非的谬说。史书明白指出铁勒诸部“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铁勒诸部讲匈奴话，突厥语同铁勒，说明也是讲匈奴话。匈奴在大漠南北，统治最久，影响最大，许多原始部落，需要学匈奴语言，后来也就成为自己的语言，这本是很自然的事。史书称铁勒的祖先是匈奴人，事实是铁勒曾被匈奴征服，作为属部之一，并非与匈奴同种族。史书称突厥是匈奴的别种，也只是“其俗如古之匈奴”和语言同匈奴，并非与匈奴有种族关系。突厥曾建立比匈奴更强盛的大汗国，铁勒多年受它的奴役，本来都讲大同小异的匈奴话，因接触过多，语言上异处更缩小，突厥文字借用胡书（“其书字类胡”），回纥曾借用突厥文字，因利乘便，有何不可。总之，匈奴、铁勒与突厥是三个不同的种族，各有本族独立的历史，勉强牵合，企图在政治上有所策划，多见其愚昧无知而已。

　　回纥是铁勒部落联合体中最古老的一个部落，它和其他诸部合力反抗奴役者，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都在铁勒的反抗中消失了，斗争锻炼出坚强的回纥部落联盟，终于建成漠北唯一的大汗国。

　　二 回纥汗国（六四七年——八四六年）

（1）形成时期（六四七年——七四五年）

　　回纥部落一向居住在仙娥河（即姿陵水——色楞格河）、嗢昆河（鄂尔浑河）及独洛河（土刺河）流域一带。后来人口繁衍，分支为九族，即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耶勿。这就是内九族，总称为九姓回纥。到了唐初，回纥部结合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共六部构成回纥部落联盟。六三二年（贞观六年），契苾部六千余户东迁，酋长降唐，部众归附薛延陀。六四六年（贞观二十年），薛延陀亡，回纥收并契苾部。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怀仁可汗又收并拔悉密及葛逻禄两部。这就是外九部，总称也叫九姓回纥。加上阿跌部，又称十姓回纥。这个联盟以回纥为首，参加的诸部逐渐融合为一个回纥族。

　　六四六年，唐太宗灭薛延陀汗国。回纥等十二部酋长都请归附。六四七年，唐给回纥、仆骨、多滥葛、拔野古、同罗、思结六部以府的名称，酋长称都督；又给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思结别部（阿布思部）、白霫七部以州的名称，酋长称刺史。漠北凡六府七州，隶属于燕然都护府（治在故单于台，鄂尔浑河南流处）。唐任命都护，统治诸部。唐太宗接受诸部酋长所上“天可汗”的尊号，并允许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大驿道，分设六十八驿，各驿有马及酒肉供往来贡使，称为“参天可汗道”。漠北诸部总数不下百余万户（史所记户数过大，可能是百余万口）。对唐岁贡貂皮当作租赋，唐对诸部负救济灾难、平息争端的责任，这在经济文化交流上，双方都是有利的。

　　回纥药罗葛部酋长吐迷度接受唐所给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名号，承认自己是唐朝的官员，但在部落联盟内部，却称可汗，建立起汗国来。汗国制度都仿照突厥，因为它们社会性质相接近。联盟转化为国家的形式而得到巩固，是很大的进步。唐设都督府与吐迷度称可汗，本质上是一次巧妙的政治斗争。吐迷度显出优秀的政治才能，因而取得较多的胜利。唐设六府七州，目的在分散回纥部落联盟，取消回纥的盟长地位，用都护府来代替联盟。吐迷度对唐和联盟的措施，正好取得与店和好的益处，抵消设置府州的害处。他得到自匈奴以至突厥、薛延陀失败的经验，知道和好比战争有利，后来回纥始终遵守不同于任何漠北强国的态度来与唐建立关系，吐迷度是个开端者。唐太宗当然不会满意，但也知道和好比战争有利，不敢轻易对漠北用兵，只好默认回纥可汗的实际存在。

　　六四七年是回纥开始建国的一年，吐迷度是回纥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

　　六四八年，吐迷度被侄乌纥杀死。唐杀乌纥，立吐迷度子婆闰为大俟利发，袭父职为瀚海都督。菩萨创行酋长世袭制，但仍采公推形式。吐迷度与菩萨的关系不明，至少不是父子关系，继位又全用公推制。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是要经过反复的。乌纥杀吐迷度，想率领回纪去归附他的妻父——本年在金山北新立的突厥车鼻可汗（六五○年，唐灭车鼻可汗）。乌纥代表回纥守旧势力，要恢复受突厥奴役的旧状，显然是反动行为。唐太宗立婆闰，并扣留乌纥的同党俱罗勃，形式上是保护唐的瀚海都督，实际却是保护回纥可汗的世袭制，同时也保护回纥部落联盟免于离散，这对回纥汗国的形成有很大帮助，从此，可汗世袭制确定了，由药罗葛部酋长世袭可汗也确定了。

　　婆闰与唐发生亲密关系，助唐攻战。六五一年，婆闰出骑兵五万助唐击败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收复北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济木萨护堡子）。六五七年，又助唐击灭贺鲁。六六一年，助唐攻高丽。当年，婆闰死，比粟继位。比粟，《新唐书》说是婆闰的儿子，《旧唐书》说是侄子（今本作“妹比粟毒”，当依《通鉴》所引作“侄比粟毒”）。比粟继位后，诸部酋长中的守旧势力，即不愿受制度拘束的一部分酋长拥比粟攻唐边境。唐高宗命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刘审礼（燕然都护）薛仁贵为副；萧嗣业为仙萼（即仙娥河）道行军总管。看两军命名，似乎唐用意不在防边而要攻入漠北，镇压那些守旧势力。六六二年，比粟合铁勒九姓兵十余万拒唐军，选数十骑挑战。薛仁贵发射三箭，杀三人，余骑都下马请降。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直进到仙萼河，铁勒诸部藏匿，唐军不得战，又逢大雪，全军饥寒，大批死去，只有八百人逃回。郑仁泰薛仁贵残暴贪淫，当然要遭到惨败。唐高宗改任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契苾何力率精骑五百到铁勒九姓中，宣布朝廷赦免胁从，只罚有罪的酋长。诸部落大喜，拘捕叶护、设及特勤等二百余人送给安抚使。契苾何力指责他们的罪行，一起杀死，九姓又趋于稳定。这次战争，发动者是这些被杀的酋长，以比粟为首的一部分统治阶级和九姓民众，并不赞成他们的行动，唐所以取胜，主要是依靠这个力量。六六三年，庸徒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改名为瀚海都护；徙故瀚海都护（六五○年，唐灭突厥车鼻可汗，置瀚海都护，统领瀚海等七府、仙萼等八州）于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漠北诸州府统归瀚海管理，漠南统归云中管理。唐对漠北加强统治，实际是帮助比粟可汗加强回纥汗国的巩固，因为唐的瀚海都护存在着，怀有野心的酋长就不敢出面破坏回纥汗国。

　　比粟死，子独解支继位。六八二年，东突厥酋长阿史那骨笃禄可汗聚众反唐，抄掠回纥九姓的大量羊马。骨笃禄寇掠唐北边诸州，屡败唐兵，并进攻回纥住地乌德鞬山（即郁督军山，又称于都斤山），回纥人一部分迁至独洛河流域，其余在抵抗失败后又受到突厥人的奴役。六九四年（武则天延载元年），默吸可汗（骨笃禄弟）继骨笃禄统治突厥汗国，夺取铁勒故地，势力强盛。回纥九姓常起兵反抗，甚至一年内起兵五次，最后被迫与契苏，思结、浑三部迁徙到唐境年甘、凉间居住。这自然只是回纥和三部的一部分人，唐朝廷允许他们住在河西节度使治所附近，足见并无猜疑。七一五年，独解支死，子伏帝匐继位。默啜可汗进攻回纥九姓，九姓大败，人畜死亡甚多，恩结等部都督率众归唐，唐助诸部回故地。七一六年，默啜又攻回纥九姓，大败拔野古部于独洛水，特胜不设备，拔野古人杀默啜。默啜是劲敌，回纥助唐消灭这个劲敌，更增强了双方的关系。伏帝匐死，子承宗立。七二七年，唐河西节度使王君（音辍chuò）以私怨虐待甘、凉间回纥等四部，并诬告四部谋叛。唐玄宗罚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浑大德、贺兰都督契苾承明、庐山都督思结归国四人长流岭南诸州。这种谬误不公的处理，当然要遭到反抗，回纥诸部推承宗族子瀚海司马护输为首领，起兵袭杀王君，逃入突厥，承宗子骨力裴罗继位。

　　七四二年（天宝元年），回纥、葛逻禄、拔悉密三部乘突厥内乱，合兵攻杀突厥可汗骨咄叶护，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骨力裴罗和葛逻禄酋长为左右叶护。突厥余众立乌苏米施可汗为主。肩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与拔悉密等三部合击乌苏，乌苏逃走。七四四年，拔悉密等击杀乌苏，突厥余众又立白眉可汗为主。是时突厥大乱，王忠嗣击破突厥左厢十一部。回纥葛逻禄攻杀拔悉密颔跌伊施可汗，骨力裴罗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到唐朝说明情形，唐玄宗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唐放弃瀚海都督名号，承认可汗的地位，说明回纥已经是漠北唯一的强国，唐不可能再保持瀚海都护的权力。在回纥方面，接受册封也是有利的，因为在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上，不能不先有政治上的联系；其次是各部落的联合并不稳固，唐加册封，可以显出回纥高于其他各部的地位；再其次是防突厥可能的复起，需要有唐的援助。此后，即使回纥很强，唐较衰弱，但可汗继位总要唐加册封，从不大举侵唐边境和夺取唐土地。

　　怀仁可汗建牙于乌德健山，七四五年，击杀突厥白眉可汗，送白眉首级到长安报功（突厥自六世纪三十年代兴起，到白眉时灭亡，立国二百年有余）。回纥领土东接室韦，西到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唐与回纥为邻，北方边境平静无事，唐玄宗设防边节度使，不列回纥为敌人。回纥与唐的关系，是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和好关系，这一点，对回纥本身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2）强盛时期（七四五年——七八○年）

　　吐迷度可汗初建国家机构，到了怀仁可汗时，国势强盛，制度更为完备。回纥与匈奴以至突厥等游牧族一样，所立国家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固的军事行政联合体，自可汗以下各级官员，都是大小军事首领，除了收税官，不再有专掌民政的官吏。这样的国家，自然是低级的，但对游牧族说来，也只能采取这种组织形式。

　　突厥制度基本来源是匈奴，官员名号却有大变动。回纥采突厥制度，也兼采一些庸制，合成回纥制度。

　　回纥最高统治者为可汗。次为特勤（亲王，史书或误作特勒）、叶护（副王、总督）、设（或译作杀，别部领兵者）。特勤、叶护、设常以可汗的子弟及宗室充任。再次为阿波（统兵马官）、阎洪达（评议国事官）、达干（统兵马官）、梅禄（皇室总管，掌兵者）以及内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将军、司马等官。卫士称为附离。可汗属下诸部落首领，依地区的不同，授以俟斤、啜、俟利发、颉利发及都督（九姓部落首领）等称号。可汗划分诸属部（被征服的部落）为若干区域，派遣叶护或设统领这些区域，并于每个部落置一吐屯（监使、御史），督察贡赋和政事。九姓部落的都督，兼管征收赋税，不另设吐屯。自可汗以下，各级官都是子弟世袭。

　　凡是军事行政联合体性质的游牧国家，如匈奴突厥等国，必然要向富饶的汉地进行掠夺，回纥独不同于那些国家，这和助唐平内乱有关系。七四六年，怀仁可汗死，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七五五年，安史叛乱，唐东西二京陷落。七五六年，唐肃宗借回纥骑兵平乱，葛勒可汗先后派遣骑兵来援，立有战功。唐肃宗急于想收回东西京，与回纥军统帅叶护定约说：“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这是多么残暴可耻、不知轻重的许诺！所谓子女，就是年轻妇女，无端被唐肃宗出卖，将遭受多大的灾殃！七五七年，唐大军和回纥精骑四千余人收复西京，回纥将如约行事，唐元帅李俶拜求到东京再如约，西京幸免于俘掠。唐军和回纥军进克东京，回纥纵兵大掠，洛阳人敛集罗锦一万匹送回纥，俘掠才停止。唐肃宗封叶护为忠义王，约定每年送给回纥绢二万匹，又立马市，收买回纥马。七五八年，册封葛勒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嫁幼女宁国公主为葛勒可汗妻。唐对回纥的援助如此重视，报酬如此优厚，回纥如果再攻掠唐边境，就会丧失岁币，因此，吐迷度和怀仁可汗建立起来的和好关系，有可能保持下去。

　　七六二年，唐代宗又向回纥借兵助讨史朝义。其时葛勒可汗已死，子登里可汗在位，应召率兵来会攻洛阳。登里可汗态度骄横，侮辱唐天下兵马元帅李适（唐德宗）和他的随从官员。唐军收复洛阳，回纥入城大肆杀掠，杀人上万，人烧房屋一二十天不灭，抢得财物无数，都送到河阳，派兵看守。七六三年，登里归国，带走全部赃物，还让部众沿路抢劫，唐地方官供应小不如意，便任意杀死，毫无顾忌。唐代宗为酬报回纥助战的功劳，规定唐买回纥马，每年最高额为十万匹，每马一匹换绢四十匹。事实上回纥并无这样多的马，每年卖给唐的马只有数千匹至一万匹，最多时也不过数万匹。唐连年内战，需要补充军马，可是回纥运来的马病弱不堪军用，唐忍受损失，照马数忖价，只好当作买边境平安而支付马价绢。到唐德宗建中元年（七八○年）积欠马价绢多至一百八十万匹，回纥屡次催讨，唐朝廷感到困难，隐忍迁就，力求保持和好关系。不知何时，马价增为五十匹绢。八○七年，唐宪宗曾一次偿还积欠，不料第二年回纥驱来比常年多一倍的病弱马，要唐收买。这样，历时久了，唐又只好积欠马价绢。直到八四二年回纥亡国时，唐才付清积欠，帮助回纥人得到衣食。

　　七六四年，仆固怀恩叛唐，引回纥、吐蕃等部数十万人进攻长安。唐大将郭子仪亲赴回绝军营，说服回纥大将合胡禄都督药罗葛（登里可汗之弟），合力击败吐蕃军。回纥获得大量驼马牛羊，唐赠回约缯帛十万匹作为报酬。七七八年，登里可汗为了掠夺财物，进寇太原，杀唐军民万余人，纵兵大掠。唐代州都督张光晨击败回纥兵，登里可汗退走。唐代宗不追问人寇的缘故，照旧优待回纥。七八○年，登里乘唐德宗初立，又想举兵进行掠夺战争。宰相顿莫贺达干知道国人都不愿攻唐，谏登里说，唐是大国，从来对我和好。前年攻太原大捷，获羊马数万，等到回国时，损耗完了，几乎一无所获。这次进攻，如果不捷，想回国怕也不容易。登里可汗不听。顿莫贺达于利用人心厌战，起兵杀登里可汗及支持可汗寇唐的九姓胡（粟特人）约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

　　登里可汗助唐内战，有战胜的威名，得马市的厚报，回纥汗国从唐取得如此重大的利益，可称既强盛又富饶。登里可汗因强盛而骄横自大，因富饶而贪得无厌，甚至进入唐境掠夺，根本不懂得保持对唐的和好关系，正符合回纥本身的利益。他这种谬误行动，唐朝廷虽然还予以宽容，回纥国人却不能再忍，杀身之祸是自取的。登里可汗死后，回纥发生内乱，强盛时期结束，衰亡时期开始。

（3）衰亡时期（七八○年——八四六年）

　　唐德宗曾受登里可汗侮辱，怨恨回纪，经李泌劝说，七八七年，唐德宗允许合骨咄禄毗伽可汗的请求，恢复两国的和好关系。从此，回纥与唐相安无事了，但回纥统治阶级的相继杀夺以及贪得无厌的风气，终于引导回纥国由衰微的道路走到崩溃四散的绝境。

　　七八八年，回纥可汗改称回纥为回鹘。七八九年，顿莫贺可汗死，子多逻斯继位。七九○年，多逻斯为自己的兄弟杀死。大臣们立多逻斯子阿啜为可汗（唐封为奉诚可汗）。阿啜年幼，大相颉干迦斯专权。唐自安史乱后，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孤悬塞外，当时吐蕃强盛，回纥扶助两府，共同抵抗吐蕃，对双方都有利。可是，贪得无厌的人必然缺乏政治远见，回纥统治者竟把两府看作附庸，无限止地征收赋税，北庭路近，居民受害更甚。原属北庭管辖的沙陀别部六千余帐，被回纥肆行掠夺，困苦不堪，原属回纥的三姓葛逻禄部和自服突厥部，也痛恨回纥的苛征暴敛，转附吐蕃。吐蕃率葛逻禄白服突厥攻北庭，颉干迦斯来救，结果自然是大败。北庭和沙陀部落都为吐蕃所有，北庭节度使杨袭古率众二千余人逃往西州。过了些时，颉干迦斯率全国丁壮数万人进取北庭，又被吐蕃战败，士卒死亡大半，杨袭古兵损失尤重，只剩下六七百人。颉干迦斯诱杀杨袭古。西州人固守本境，不再助回纥。

　　葛逻禄部乘胜攻取回纥的浮图川（在乌德鞬山西北），回纥惊慌，迁西北方部落到乌德鞬山的南方，躲避敌军的攻势。回纥在七九○年一年中，内部发生政变，可汗失权，外部友化为敌，两次大败，这都是没落气象，说明药罗葛一姓的统治权，很难再保持下去。

　　七九五年，奉诚可汗死，宰相跌（音协xié即阿跌）氏骨咄禄立为可汗（唐封为怀信可汗）。回纥可汗位由药罗葛氏转入陕跌氏，是权臣专国政的结果。怀信可汗两传到保义可汗时，大破它的世敌吐蕃，取凉州（八○八年），占领北庭和龟兹，击败葛逻禄部，向西扩张到拔贺那国（费尔干）。当时吐蕃弃猎松赞赞普在位，国势衰弱，回纥一时战胜，并不表示实力有多大增进。八一六年，吐蕃击败回纥，进军到离可汗牙帐三天路程的地方，收回失去的土地。八三二年，回纥内乱又起，昭礼可汗被杀，彰信可汗继位。八三九年，宰相安允合、特勤柴革合兵谋叛，被可汗杀死。宰相掘罗勿借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归唐后名李国昌）兵攻可汗，彰信可汗兵败自杀。掘罗勿立��（音咳飒késà）特勤为可汗。当时回纥国内发生饥荒和疫病，又逢大雪成灾，羊马多死，民众流离失所，国亡迫近在眼前，可是内乱还继续在进行。

　　戛黠斯是回纥的属部，受回纥压迫，酋长阿热起兵反抗，交战二十年不停止。阿热痛恨回纥，骂道：你们快完了，我要收你们的金帐（可汗帐），在帐前跑我的马，立我的旗。你们能抗拒，快来；不能，快走开。他决心灭回纥。八四○年，回纥将军句录莫贺恨掘罗勿，引黠戛斯兵十万骑攻破都城（在鄂尔浑河畔，后世名为哈刺巴刺合孙），杀��可汗及掘罗勿，焚毁牙帐，掳去全部财物，回纥汗国就这样灭亡了。

　　自吐迷度开始建国，到��可汗灭亡，回纥汗国前后不过二百年，其间正式立国只有一百年，除去强盛时期四十年，余下的六十年里，可汗换了十人，每人在位年数平均是六年，政权的不稳定性非常明显，作为一个游牧国家来看，它是不能和匈奴、突厥比强盛的。但是，它与唐朝保持和好关系，免于战争，每年还得到经济交流的大利，得到的益处，远比寇边所得为优厚。药罗葛氏统治的九姓回纥（内九族），原来与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等部地位相等，经过一段国家强盛时期，回纥成为联盟各部的共同称号，也就是各部融合成为一个大的回纥族。阿跌氏代替药罗葛氏为可汗，固然由于骨咄禄擅兵权，但也说明各部间界限不是很严格了。这是回纥族的大成就，有了这个成就，汗国灭亡后，回纥人向西迁移，性质是整个族的分支活动，不同于各个部落的各自分散，因此，尽管回纥并不在西域重建统一形式的国家，回纥人却成为西域的主要居民。

　　三 迁居西域（八四○年以后）

　　黠戛斯暴风般横扫回纥汗国，回纥诸部仓皇逃走，按照逃走的方向，主要可分为四支：一支由宰相职拥庞特勤等率十五部西奔葛逻禄（游牧地在金山西，巴勒哈什湖南）；一支奔安西，一支奔河西，一支由可汗兄弟及其亲信大臣等率领南下至振武军（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北）及天德军（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旗西北）一带地方。这里先说南下的一支。

　　八四一年，住在可汗牙帐附近的十二部共立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南下逃到唐天德及振武北境。唐赠送米粮二万石。当然，回纥人生活有困难，但在唐边境肆行杀掠，决不是久长之什。由于分配掠夺物不平，统治阶级内部发主内讧，可汗的兄弟嗢没斯杀宰相赤心等，率领特勤、宰相等贵族二千二百余人归唐。唐封来归诸贵族各级官爵，并给米五千石，绢三千匹。另一回纥贵族那颉啜特勤收赤心残部七千帐自振武、天德东走，与迁至幽州塞外的黑车子室韦部共掠幽州。唐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出击，七千帐及黑车子室韦都归唐。乌介可汗杀那颉啜。

　　驻在大同军塞外的乌介可汗部众，尚近十万人，向唐请求接济粮食和牛羊。唐还清历年积欠的马价绢，并要求乌介用马来换粮食。乌介不从，向天德振武塞上掳掠，并南入大同川，掠夺附唐诸部落的牛马数万头，逼近云州（山西大同市）城。八四三年，唐军击败乌介可汗，收得降兵二万余人，夺还太和公主（自唐肃宗时起，唐先后出嫁四个公主到回纥，太和是第四个）。乌介可汗逃到金山，部众溃散，残余不及三千人。八四六年，宰相逸隐啜杀乌介可汗，立遏捻特勒为可汗。八四八年，回纥余众不满五百人，依附室韦，受张仲武压迫，遏捻可汗率妻子九人逃走，不知所终。室韦七部分领回纥余众，黠戛斯击败室韦，收去全部回纥人。南下的一支由可汗统率，最为重要。可是，内部分裂并未停止，对唐朝又不能和好相处，这一支全部覆没，复国的希望断绝了。

　　奔河西的一支，居住在甘州一带，受吐蕃的统治。八七二年张议潮死后，回纥攻据甘州城，立有可汗。八七四年，唐僖宗因回纥屡求册封，任郗宗莒为册立使。郗宗莒路上得知回纥为嗢未所破，逃遁无踪，只好退回。次年，回纥回到合罗川（额济纳河，在张掖西北，《通鉴》作罗川，误。罗川县即今甘肃正宁县，回纥不可能到此地），遣使者同罗榆禄入贡，唐赠送救济绢一万匹。当时唐朝廷本身也很穷困，还能应贡使的要求，赠送绢匹，在双方都穷困的情况下表现和好关系，是很可珍视的。这一支以甘州为中心，逐渐扩大居住地，《宋史》所载，有瓜、沙二州回鹘，有凉州回鹘，有贺兰山回鹘，有秦州回鹘，有合罗川回鹘，有肃州回鹘。《宋史·回鹘传》说，“回鹘都督石仁政么罗、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四族并居贺兰山下”。四族酋长都用臣属的称号，想见其他各部酋长，称号也大抵相似。这些臣属的统率者应是甘州可汗。《旧五代史·回鹘传》说“其后时通中国，世以中国为舅，朝廷每赐书诏，亦常以甥呼之”。到北宋时，仍保持甥舅关系，可汗经常遣使者来贡土产，宋朝呼为“甘沙州回鹘可汗外甥”，回赠内地特产。一○二八年（宋仁宗天圣六年），西夏攻破甘州，可汗也许降附于西夏。一○六八年（宋神宗熙宁元年），回纥使者又来朝贡，求买金字《大般若经》。一○七三年，使者又来。宋神宗问回纥人口，使者答称有三十余万，丁壮二十万。这一支人口逐渐增殖，成为河西地方的土著。

　　当回纥西迁的时候，在天山南路，吐蕃势力已经衰弱，在天山北路，葛逻禄原是回纥属部，回纥西迁的两支，所受阻力不大，因而顺利地得到发展。

　　天山北路——八五六年，唐宣宗下诏说，“回鹘有功于国，世为婚姻，称臣奉贡，北边无警……近有降者云，已庞历今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归复牙帐，当加册命”。已庞历即宰相职所拥护的庞特勤。这一支有十五部，人数最多，庞特勤被推为可汗，事无可疑。本年，唐宣宗遣使者去安西抚慰，使者至灵武（宁夏灵武县），遇回鹘可汗派来的贡使，唐使者不再前进。唐宣宗任王端章为册立回鹘可汗使，八五七年，被黑车子室韦阻扰，半路退回。八六三年，黠戛斯遣使来唐朝，说要进攻回鹘，将安西以东土地归还唐朝，唐懿宗不许。八六六年，张议潮奏称北庭回鹘仆骨俊攻克西州（新疆吐鲁番县东南）、北庭（新疆济木萨尔北）、轮台（新疆乌鲁木齐附近）、清镇（轮台西）等城。这是回纥、吐蕃两个势力的变化，从此回纥势力愈益上升，掌握了唐朝通天山南北两路的枢纽。《通鉴》于唐宣宗大中二年（八四八年）写道：“其别部庞勒，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居甘州，总碛西诸城，种落微弱，时入献见”。胡三省注：“回鹘至五季时入献见者皆庞勒种类也”。庞勒即庞特勤。庞特勤一支在天山北路发展，五代时与内地朝廷通朝贡的却是在南路发展的一支。庞特勤是高级贵族（回纥可汗的外甥），任南北两支的可汗是可能的，他的子孙分治南北，各称可汗，同祖庞特勤，《通鉴》所说当即依据这种情形。至于甘州可汗，是河西一支的首领，与庞特勤无涉。宋朝与西北方隔绝，史书记载只能凭一些传闻，很不完备，实际上，天山北路的一支曾建立起一个大汗国。

　　公元十世纪中叶，当五代末、北宋初之际，回纥撒吐克喀拉汗在中亚细亚建立喀拉汗国，开始崇奉伊斯兰教。汗国最著名的可汗号博格拉汗，建都于拜拉萨贡，疆土有喀什噶尔（疏勒）、和阗（于阗）、怛罗斯、讹打刺城（在锡尔河畔）等地。博格拉汗曾攻下阿母河北岸的布哈拉城。一○○八年，他的继位人伊列可汗灭阿母河北岸的波斯萨曼土朝，尽有其地。传至摩哈美德汗时，西辽攻占拜拉萨贡及喀什噶尔等城。喀拉汗国仍保有撒马尔罕一带土地，向西辽称臣纳贡。一二一三年，花刺子模国灭喀拉汗国。这个喀拉汗国在立国两个半世纪中，回纥人与葛逻禄人融化为一个回纥族，增强了力量；其次是首先接受伊斯兰教，逐渐推行到全族，消灭在西域流行了千年以上的佛教老基地。这些，对后来回纥族的发展，影响都是巨大的。

　　天山南路——奔安西的一支，可汗居西州，五代和北宋时，称为西州回鹘，或高昌国（都新疆吐鲁番）。可汗沿唐制，对内地朝廷称舅，自称为甥。九一一年（梁太祖乾化元年），可汗遣使者来朝贡，以后常有往来。周太祖允许回鹘使者与商人私下交易，官不禁阻，因此玉价大跌。西州可汗逐渐向西扩大势力，占有龟兹于阗等地。一○○九年，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于阗国黑韩王（即可汗）遣使回鹘罗斯温等来朝贡。宋太祖时，于阗王名李圣天，自称是唐的宗属，九七一年，还有使者来朝。回纥灭李姓于阗国，当在九七一年以后。《宋史·龟兹传》说“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与宰相九人同治国事。……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宋仁宗时始入贡。于阗国王称可汗，龟兹国王称师子王，都是西州可汗的臣属或兄弟国。焉耆在西州龟兹间，当早已并入回纥，疏勒、于阗曾为喀拉汗国属地，可见安西四镇到北宋时全归回纥所有。

　　天山南路诸国，自西汉以来，都是城居的农业国，有相当高度的文化。这些故国为回纥所征服，居民（主要是伊兰人，也有不少汉人）融化在回纥族里，是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化。回纥西迁以前，天山南路诸国，尽管受山北游牧族的统治，但除纳贡赋外，国内并不发生变化。自回纥迁居西域，山北山南的统治者，都属于一个回纥族，过去的西域面貌完全改变了。

　　回纥西迁以后，可汗世系不明。《宋史·回鹘传》说，“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韩工，新复州有黑韩王”。所谓克韩、黑韩、黑汗（《于阗传》），都就是可汗。回纥分裂成几个可汗国，各国可汗如何传授，史料很缺乏，下面所载只是回纥汗国统一时期的可汗世系表。

　　回纥可汗世系表

　　（一）

　　（1）时健俟斤一（2）菩萨活（“胡禄”之音变）颉利发（时健子）—（3）吐迷度胡禄俟利发（自称可汗，唐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4）婆闰大俟利发（吐迷度子，唐封为右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5）比栗（《新唐书》作婆闰子，《旧唐书》作妹比栗毒，袭瀚海都督）—（6）独解支（比栗子，袭瀚海都督）—（7）伏帝匐（独解支子，袭瀚海都督）—（8）承宗（伏帝匐子，袭瀚海都督）—（9）伏帝难（袭瀚海都督）—（10）骨力裴罗（承宗子）

　　（二）

　　（1）骨咄罗毗伽阙可汗（名骨力裴罗，药罗葛氏，唐封为怀仁可汗，七四一——七四七年）

　　（2）葛勒可汗（名磨延啜，骨力裴罗子，唐封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七四七——七五九年）

　　（3）牟羽可汗（登里可汗）（名移地健，磨延啜子，唐封为英义建功毗伽可汗，七五九——七八○年）

　　（4）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名顿莫贺，移地健从兄，唐封为武义成功可汗，又封为长寿天亲可汗，七八○——七八九年）

　　（5）爱登里逻汨（音密mì）没蜜施俱录毗伽可汗（名多逻斯，顿莫贺子，唐封为忠贞可汗，七八九——七九○年）

　　（6）汨咄禄毗伽可汗（名阿啜，多逻斯子，唐封为奉诚可汗，七九○——七九五年）

　　（7）爱滕里逻羽录没蜜施合胡禄毗伽可汗（名骨咄禄，跌氏，唐封为怀信可汗，七九五——八○五年）

　　（8）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登里逻羽德蜜施俱录毗伽可汗）（八○五——八○八年）

　　（9）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唐封为保义可汗，八○八——八二一年）

　　（10）登罗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唐封为崇德可汗，八二一——八二五年）

　　（11）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名曷萨特勒，崇德可汗弟，唐封为昭礼可汗，八二五——八三二年）

　　（12）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句录毗伽可汗（名胡特勒，昭礼可汗从子，唐封为彰信可汗，八三二——八三九年）

　　（13）��可汗（名勿荐公，一作勿笃公，八三九——八四○年）

　　（14）乌介可汗（名乌希特勒，易萨弟，胡特勒叔，八四一——八四六年）

　　（15）遏捻可汗（乌介可汗弟，八四六年——？）

第二节 社会经济与文化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回纥人即在丁零的名义下，其后又在铁勒（或高车）的名义下，在土刺河、鄂尔浑河及色楞格河沿岸游牧，牲畜有马驼牛羊。直到唐初吐迷度称可汗以前，《隋书》及《新唐书》、《旧唐书》都说回纥“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善骑射，以寇抄为生”。这里所谓无君长，是指无酋长世袭制：所谓以寇抄为生，是指掠夺人口和财产的战争。这种掠夺战争是最原始的劳动形式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所有游牧人都一样，并不是回纥人的特征。依据史书所记，吐迷度称汗以前，回纥社会还没有形成阶级，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上。

　　当然，吐迷度称汗以前，回纥社会已经在变化，时健和菩萨任酋长时期，正是变化的开始，菩萨击破东突厥，俘获了大量突厥人。吐迷度灭薛延陀汗国，尽杀它的贵族，合并它的部曲（民众），又增加了大量俘虏。按照俘虏为奴的惯例，一部分自然要被用作畜牧奴隶和家内奴隶，不过，这两种都有一定的限量，很大部分不得不用作农奴性质的牧奴，主人发给一些掳来的牲畜，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薛延陀灭亡后，薛延陀人不再见于史书，意味着在回纥社会里产生了奴隶和牧奴阶级。回纥贵族与本部平民，也在形成为阶级。自菩萨时起，回纥逐渐强盛，战利品（人口和牲畜等）的分配，加速了阶级的形成。吐迷度建立汗国，正是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标志，由于内部缺乏发展奴隶制度的条件，来自唐朝封建社会的影响又特别强大，因而封建制度在回纥社会里发展起来。

　　回纥社会的主要阶级是哈刺布敦（黑民——平民）和匐（地方封建主，各部落贵族，即后世的伯克）。在回纥社会里，盛行一种“荫客制度”。匐供给食宿，使客作工，通过这种荫客制度，匐获得代价极低廉的劳动产品。客的来源，绝大多数是贫穷的乎民。平民对匐要服兵役，出战时自备兵器马匹，将战争中掠夺的战利品，大部分献给匐。掠夺战争是回纥人获得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战利品大部归匐，这就说明了贵族对平民的剥削关系。贵族经常发动战争，平民和他的家庭受到死伤、残废及损失兵器马匹等灾难，又妨碍正常的劳动生产，结果必然是生计困难，陆续归入客的队伍，受匐的荫庇。平民以外，还有一种人叫做库尔。库尔意思是奴隶，其中有为主人完全所有的奴隶和不完全所有的半奴隶。他们的来源，大多数是战争中的俘虏及贵族的婢妾，也有一些突厥汗国遗留下来的汉人和西域人以及从唐境内私买或诱骗来的汉人。库尔从事回纥人不屑为的农业、手工业及家务劳动，但不成为基本阶级，因为奴隶劳动没有大量地使用在汗国主要经济部门的畜牧业上。

　　匐的上面有额尔。额尔是氏族贵族，狭义指可汗氏族的贵族，广义指内九姓的贵族。可汗由氏族贵族推选改为父子世袭，不只是受唐朝的影响，而且还得到唐朝的促进，在世袭瀚海都督的形式下，药罗葛氏政权逐渐趋于稳定，有力量向诸部落行施可汗的职权。凡是构成汗国的诸部落，对可汗都得缴纳赋税并服兵役。被征服的诸部落是可汗的属部，由可汗派遣总督（设或叶护）去统治，并派遣监使（吐屯）去督察赋税和政事。

　　回纥经济自唐安史之乱时起，发生巨大的变化。吐蕃乘唐内乱夺唐西域和河西，隔断东西双方的经济交流，回纥助唐平乱有功，获得特殊条件，一时成为陆路上东西通商的枢纽。吐蕃逆大势，回纥顺潮流，后来吐蕃不能在西域立足，回纥却定居在天山南北，这种不同的后果，与对经济交流的顺逆，不是没有关系的。

　　唐朝廷力报酬回纥的出兵援助，约定每年赠送回纥绢二万匹，又约定立马市，回纥每年卖给唐马匹，唐给马价，每匹为绢四十匹，比实际马价高数倍。回纥每年取得大量马价绢，因此促进了回纥商业的繁荣。回纥得到如此廉价的唐货物，除贵族自用外，势必向西域开辟交换市场。回纥商队驱马来唐境，得马价绢后，购买茶叶及各种手工业品（日用必需品和奢侈品），回去时“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可见采办商品之多及数量之大，唐人则在交换中受大亏损。当时回纥商队中常有九姓胡参加，这些九姓胡来自康国（粟特，今撒马尔罕），他们善于经商，有利分毫必争，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回纥俨然以战胜者的姿态，与唐朝进行不公平交易，这正合他们贪财的癖性。他们帮助回纥贵族争利，因而得到宠信，甚至为了劫掠，劝登里可汗寇唐，史书说回纥（贵族）“人性凶忍”，“贪婪尤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九姓胡的影响，因为与回纥可汗议政的摩尼僧，就是唯利是图的九姓胡人。这些九姓胡对东西方贸易的大利当然看得眼红，他们或是替回纥经营，或是凭借回纥势力自己经营，以利息的一部分献给回纥贵族，或是与回纥人合营，方式尽管不同，获利总是极厚。厚利的来源主要是敲剥唐人。回纥商贾经常有一千人住在长安，九姓胡冒回纥之名杂居在长安的人数还要加一倍，其他大城市也住着不少这类商贾。他们开店营业，放高利贷，利用唐朝廷对他们的特别容忍，九姓胡“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七八○年，回纥酋长突董率众并九姓胡等千余人自长安还国，带着大批行李，路过振武军，军使张光晟发觉许多木箱里暗藏着长安妇女。当时顿莫何可汗杀登里可汗，正在大杀九姓胡。突董所率九姓胡害怕，不敢去回纥，向张光晟献计，请尽杀回纥人。张光晟出兵杀突董等和九姓胡，得骆驼及马数千头，缯锦十万匹，妇女都是诱骗来的，全数送回长安。这是仅有的一次破获，可以推见回纥的贪暴和九姓胡的助虐，前后不知掠去多少唐地的财富和妇女，也可以推见回纥贵族怎样虐侍本国民众。他们对大国唐尚且恃功（回纥可汗特在国门立碑，碑上刻：“唐使来，当使知我前后功”。）贪暴，对被统治的本国民众却不恃势贪暴，这是不可想象的。

　　回纥贵族由于经商致富，由于与汉人密切接触的结果，一方面接受了汉族的高度文化，同时也沾染了汉族统治阶级的奢侈腐朽习气。《通鉴》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它说：“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回纥境年兴建不少的城郭及官室，正好说明回纥商业在发展，国势在衰落。

　　据苏联考古学家的考古发掘证明，在漠北有若干城郭是属于回纥汗国时期建造的，例如色楞格河畔的富贵城，鄂尔浑河畔的哈刺巴刺合孙。哈刺巴刺合孙是回纥汗国的都城，城址占地二十五平方公里，废墟上还残存着城堡土墙及堡中的浴池池基。城郭的中心部分有特殊的墙垣环绕着，位于碉楼的西南，其面积有一平方公里。再向外为人烟较稀的定居区和位于城郭外垣之外的庭园及广阔花园。城堡不仅面积很大，它的墙垣，现在残存的还高达十公尺，碉楼的防御工事达十二公尺。在城堡中心耸立着瞭望楼，高达十四公尺，登楼远眺，草原景色，一望无际。在城堡内部发掘出来的宫庭建筑物，饰以美丽塑像的瓦，这些装饰物是唐朝的风格。街道和建筑物遗址，长达二十四公里。都城及其他城郭的兴建，说明回纥文化在发展，也说明回纥汗国与以前北方诸游牧国家的分散统治有不同之处。这一点是重要的，虽然回纥基本群众仍是游牧民，但回纥贵族既习惯于城市生活，这就为后来在西域定居奠下了基础。

　　哈刺巴刺合孙是回纥汗国的政治中心及商业中心，也是手工业及农业的集中地区。苏联考古学家在一所住宅里找到松香、铜片和青铜块，断定这所住宅为工匠所有。在都城内以及在鄂尔浑河畔农业地区周围，几乎每一户都有台架或磨盘，以备碾磨米粮之用。都城以外，鄂尔浑河及色楞格河沿岸的其他回纥城郭，周围也有定居区及农业区，并且在城内也有手工业。农业和手工业既有相当的重要地位，这也为后来在西域定居奠下了基础。

　　回纥以经营东西方商业立国，当然不可放弃东边的一方。西迁以后，尽管交通艰难，自五代至北宋，还是经常遣使来年地朝廷朝贡，每次朝贡，人数自数十人以至百余人不等，实际是派来大小商队。贡品以玉为主，其余贡品有珊瑚、翡翠、象牙、琥珀、琉璃器、香药、安息鸡舌香等物，显然是用西方诸国的特产来交换东方的特产。回纥无论在漠北，在西域，经济上必须和内地联系，因而在政治上也保持愈来愈密切的关系。

　　回纥文化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受粟特文化的影响。自唐肃宗借回纥兵以后，回纥在商业上得到特别有利的待遇，粟特人帮助回纥牟利，得到回纥贵族的信任，粟特文化也就发生较大的影响。

　　早在突厥汗国时期，突厥人用卢尼文字，也兼用粟特文字，铁勒部臣属于突厥，某些部落酋长可能使用过这类文字。回纥汗国强盛，大量粟特人移居汗国境内，回纥利用粟特文字纪录回纥语言，成为回纥文字。回纥文字的字母无定数，大致为十七个至二十个。每个字母连写。起初，写法为自左至右横写（突厥的卢尼文字为自右向左横写），后来变为自左至右直写。回纥文字只有少数高级贵族使用，一般人是不识字的。

　　回纥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类似巫术的原始宗教，巫师称为甘，故又称甘教。萨满教的教义，以为整个宇宙由至尊统治，至尊居于天的最上层。善神居在天上，恶神居在地下，人类居在地上。恶人死后，打入黑暗地狱。人想升夭，须由本人在天上的祖先绍介，人想和祖先交往，必须通过萨满巫师。萨满教崇拜各种神灵，最受崇拜的神为“谷·登里”（青天）、“伊尔·苏”（地及水神）、“乌梅”（保护儿童之神）。巫师能和诸神交通，因之在社会上颇有势力。

　　七六二年，登里可汗率兵击史朝义，攻入洛阳，与摩尼教僧接触，发生信仰心。七六三年，他带了四个摩尼僧归国，这是摩尼教传入回纥的开始。摩尼教与萨满教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摩尼教得到登里可汗的扶助，战胜萨满教，并成为汗国的国教。《牟羽（登里）可汗入教记》残本记载当时两教斗争的情形，说“当此神圣的四僧从桃花石（唐）来的时候，他们抱有四愿……但为了人民，为了学理，却遭到大的危险，大的压迫。听众和胡商常常处在为人杀害的境遇。……陛下，‘如您自己远离这些达干，则善法善行可以在您的国内施行，如仍任……达干担负国家重任，他们必作恶行，您的国家必将下沉。……’天王（牟羽可汗）与选民（摩尼信徒）讨论了二天二夜，第三天，天王斋戒，受到极大的痛苦，他的心灵才有所动。这样的继续着作，他的心灵如有所失，忐忑不安。后来，牟羽天王召集一个大会，他跪在选民之前，乞求宽有了他的罪恶……”。摩尼教战胜萨满教，是因为登里可汗入了教。登里可汗为什么入教，很大的原因是要奉摩尼教的胡商（九姓胡）帮着回纥贵族对唐通商致富。这是贵族的共同愿望，自然相率入教。顿莫贺达干杀登里可汗，又杀可汗的亲信及劝可汗侵唐的九姓胡二千人，但并不排斥摩尼教和胡商。他派遣使者康赤心来唐朝催索马价，康赤心就是九姓胡。他同登里可汗一样，信任摩尼僧，使参与国政。看来，回纥兴摩尼教，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要九姓胡真心相助。张光最准备杀酋长突董等，估计形势说，回纥本身并不强，必须依靠九姓胡的帮助，他们为谋利发财，才结合起来，无财与利，便散乱不振。这个估计符合回纥的实情，摩尼教迅速成为国教的理由也就明白了。

　　回纥西迁以后，又接受佛教。九六五年（宋太祖乾德三年），西州回纥可汗遣僧法渊来献佛牙。九八一年，宋太宗遗使者王延德至高昌，看到国中有佛寺五十余区，都是唐朝旧寺，别有摩尼寺波斯僧（波斯人为摩尼僧），各行其教。龟兹回纥在宋仁宗时五次入贡，宋朝廷回赠佛经一藏。一○九六年，龟兹使大首领阿连撒罗等来献玉佛。一○八五年，于阗黑韩王遣使者来贡，使者为宋神宗饭僧追福（为宋神宗求冥福）。大抵回纥定居西域后，不再专奉摩尼教，转而利用一向盛行的佛教来接近西域旧居民，这在政治上是合宜的。西域诸国有相当高度的文化，回纥人与旧居民融合为一个回纥族，回纥文化也必然与西域原有文化融合为一个回纥文化。后来伊斯兰教通行于全族，佛教衰灭，回纥文化又有一次大的变化。

　　文化的有益部分常被宗教利用，因而两者常混杂在一起。每一种宗教都要推动文化为自己服务，又都要束缚文化在被利用的范围之内。突破束缚，文化才能前进。回纥自建国至西迁，文化的发展和旧宗教的抛弃，都曾表现得不迟钝，足以说明回约文化有丰富的活力，有广阔的前途。

简短的结论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匈奴北境已经存在着丁零（铁勒）这个部落联合体。回纥就是联合体的成员之一，所以回纥是很早见于历史上的古老民族。丁零部落联合体长时期停顿在原始社会的阶段上，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因此，常常被漠北强国征服、遭受野蛮的剥削和奴役，更难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

　　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相继出现的漠北强国，都曾是铁勒部的劲敌，可是，它们的主力着重向汉族地区进攻，尽管大有所获，最后总不免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而归于消灭。铁勒部有坚强的反抗精神，始终保存着自己的联合体，义有汉族地区实际上的援助，使得这些强国不能作更大的压迫，铁勒部也就在斗争中逐渐壮大起来。

　　突厥是远比铁勒后起的部落。五四六年，铁勒部出兵将攻柔然，突厥土门可汗出其不意地袭破铁勒军，收编铁勒降众五万余落（家），突厥凭借这部分铁勒人才变成强国。后来，突厥用兵，很大程度上使用铁勒部的人力和物力，铁勒部被迫与突厥为仇，是完全合理的。

　　隋末，回纥贵族推时健俟斤为君长，时健死，子菩萨被推为继位人。酋长父子相传，虽然还用推选制，但已为世袭制开了先例。菩萨死，吐迷度继位。吐迷度与菩萨非父子关系，他的继位出于推选，足见世袭制并不巩固。当时回纥社会已经形成阶级，具备成立国家的条件，一般地说，世袭制可免君位继承的争夺，比较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吐迷度协助唐太宗，消灭薛延陀汗国，回纥成为铁勒部落联盟的首领，回纥这一名称逐渐代替铁勒而为东铁勒诸部的总称。

　　唐太宗在漠北设燕然都护府，统率六府七州，任吐迷度为瀚海府都督。吐迷度接受这个官职，同时，在联盟年部建立可汗称号，照突厥制度组织国家机构。唐有分散回纥部落联盟的意图，回纥却利用唐的行政组织，推动部落联盟又前进一步，成立军事行政联合体的汗国。吐迷度死后，唐为行施朝廷职权，确立瀚海都督的父子世袭制，实际是帮助回纥确立可汗的父子世袭制。

　　七四四年，骨力裴罗立为可汗，受唐册封。从此，回纥成为漠北唯一的强大国家。

　　回纥从参加丁零部落联合体起，到成立强大的回纥汗国，中间经历了一千年。它是在长时期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懂得与唐保持和好关系的重大意义。这是过去漠北强国不曾有过的经验，因而取得过去漠北强国不曾有过的成就。

　　回纥助唐平安史之乱，得到唐朝特别优厚的报酬。叶蕃断绝唐与西方的交通，漠北变成东西经济交流的枢纽。这两个条件使游牧国家的回纥贵族居住在城市，兼营大商业。

　　唐朝不满意回纥类似经济掠夺的行为，但始终予以容忍。原因之一自然是助平内乱有功，其他原因是怕回纥侵边，或与吐蕃结合，或受河北叛镇的勾引，为害都将比经济掠夺更大。回纥在唐朝容忍的限度内，作多种多样的经营，获利极厚。这和善于牟利的九姓胡是分不开的，九姓胡是回纥经营商业的重要助手。

　　经商致富使得回纥贵族贪暴腐朽，争夺权利，内部分裂愈来愈严重，最后由叛将引来黠戛斯部，摧毁回纥汗国。

　　迁居西域后，回纥仍和内地朝廷保持和好关系，继续进行东西方贸易。它和西域旧居民融合成一个大回纥族，永远定居在西域地区。

　　采用粟特文字为回纥文字，采用摩尼教为回纥国教，这都和九姓胡有关。迁居西域后，也信奉佛教。大抵在蒙古西征以前，回纥已经开始奉伊斯兰教。回纥文化不断在吸收新养料，同时不断在抛弃旧渣滓，说明回纥文化是富于前进性的。

第六章 南诏国、大理国 南诏国七三八年

——九○二年 大理国九三七年———二五三年

第一节 南诏国的兴亡

　　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地区，各族聚居，名号繁杂，《新唐书·两爨蛮传》所谓“群蛮种类，多不可记”，确是实在的情形。汉族进入云南，设置若干居住点，开始传播先进的文化。战国时，楚将庄��率兵略地到滇池，建立滇国，子孙相继称王。苴兰城（昆明市附近）相传是庄��所筑。秦时常頞（音案àn）开辟五尺宽的道路，从蜀通到滇（诸葛亮始加宽路面）。公元前一○九年，汉武帝遣将军郭昌灭滇国，置益州郡。东汉增置永昌郡（治不韦，云南保山县北）。诸葛亮平定南方，又增置兴古（云南马龙县）、云南（云南祥云县）二郡。此后各朝陆续增置州县，扩大统治权，对非汉族的居民，都是采取诸葛亮“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施政方针，也就是“因其故俗，羁縻勿绝”，以求相安无事。固然，某些族和汉族接触较多，经济和文化都有所提高，但更多的族依旧是落后，甚至是非常落后。六二一年，唐高祖置姚州（云南姚安县北），管羁縻州三十二。六三二年，唐太宗置戎州（治僰（音伯bó）道，四川宜宾县西南）都督府，唐玄宗时，都督府管羁縻三十六州，一百三十七县，后又增管至九十二州。羁縻的意思是来去任便，彼此不相干涉。这种羁縻状态，不利于落后各族，因为汉族统治阶级可以缓慢地伸展势力，安置州县，逼迫各族逐步后退。反之，如南朝梁末，梁统治者退出云南，州县全为豪酋占据，也不利于各族民众，因为在州县恢复豪酋统治，增强落后势力，是一个退步。唐天宝年间，云南成立南诏国，才改变了上述两种不利的形势，对各族民众说来，推动作用是不小的。

　　南诏是以乌蛮蒙姓为国王，白蛮大姓为辅佐，集合境内各族（包括汉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统一的政权，自然要削弱豪酋的分散割据势力；集合各族共同立国，自然要废除羁縻状态；抵御唐与吐蕃两个强邻，自然要提高本国的经济与文化。经南诏以及大理前后五百余年的统治，国境内原来的落后面貌，有很大改变，经济和文化，一般地提高到汉族的水平。有些族虽然还保持所谓“故俗”，与南诏立国以前相比，数量却不是那么多，水平也多少有些提高了。

　　南诏以及大理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作用，就在于推动落后各族的经济和文化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一 南诏建国前的形势

　　庄��建滇国，带来了楚文化。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各部落，受楚文化影响，由游牧逐渐转化为定居的农业部落。西汉立益州郡后，本地居民与汉人接触更多，文化也就比远处各部为高。唐末人樊绰所著《蛮书》说“在石城（南诏改唐郎州为石城郡，云南曲靖县）、昆川（昆明市）、曲轭（马龙县）、晋宁（晋宁县）、喻献（澄江县）、安宁（安宁县）至龙和城（禄丰县）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弥勒县，竹园，路南县等地）、升麻川（寻甸县、嵩明县等地）、南至步头（建水县），谓之东爨”。《蛮书》所说石城，《新唐书·两爨蛮传》作曲州靖州。按这两州都是戎州都督府所管羁縻州，曲州在东汉末年朱提郡（两汉称犍为郡，建安二十年改）境，今四川宜宾县西南二百余里处，靖州在曲州北，大抵也在朱提郡境。西爨居地围绕在滇池四周，不可能远至曲州靖州，《新唐书》误。《蛮书》所说曲靖州，当是曲州靖州两州的简称，地在东汉末朱提郡境。现在的曲靖县在蜀汉时称为建宁郡，唐朝称为南宁州，又改为郎州，治所都设在味县（味县故城在曲靖县西）。诸葛亮南征，收用当地豪酋大姓，建宁郡爨习，朱提郡孟琰孟获都被用作官属。爨是西爨大姓，孟是东爨大姓，显然，东爨居地址从北方的曲州靖州到南方的步头，西爨居地是在石城以西的滇池周围。

　　东爨被称为“乌蛮”，西爨被称为“白蛮”。称为“蛮”，自然是汉族统治阶级的谬说，但乌与白有区别，却是事实。“乌蛮”“白蛮”的名称，在未作适当更改以前，也只好暂时沿用。《新唐书》说，乌蛮分七部，第一部名阿芋路，居曲州靖州，第七部名勿邓。勿邓地方千里，居民有邛部六姓，其中五姓是乌蛮，一姓是白蛮。又有初裹五姓，都是乌蛮。又有东钦蛮二姓，都是白蛮。乌蛮归人著黑色衣，衣长曳地；白蛮妇人著白色衣，长不过膝。勿邓地方乌蛮白蛮以衣色作区别，其他地方当是同样以黑白色作区别。乌蛮居地有少数白蛮，白蛮居地自然也有少数乌蛮，居地分东西，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形。

　　经济和文化，乌蛮白蛮也有区别。乌蛮多有牛羊，无布帛，男女都用牛羊皮作衣服。无拜跪的礼节。有些语言要经过四次翻译，才与汉语相通。乌蛮是以牧畜为业、不知耕织、很少同汉人接触的落后族。白蛮大姓爨氏，自蜀汉以来，历朝有人作本地长官，白蛮文字与汉族同，语言相近，耕田养蚕，也同汉人，很可能是庄��所率楚兵与旧居民融合而成的新族。有些白蛮酋长，自称祖先是安邑（山西运城县）人，西晋时来南宁（云南曲靖县西）。白蛮中有不少蛮化的汉人，当是事实。汉武帝灭庄氏滇国，立白霫酋长白人仁果为滇王，庄氏后裔退到滇池以西。《新唐书》说庄氏部落有稻麦粟豆丝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为岁首。庄氏原来与白蛮同住在滇池周围，白蛮也有农桑业，是无可置疑的。白蛮经济和文化部比乌蛮高，信鬼尚巫的风俗却相同，称主祭的人为鬼主，每户每年出一牛或一羊，到鬼主家祭祀。大部落有大鬼主，一百家有小鬼主。乌蛮七部有都大鬼主。爨氏兼并乌蛮，设两爨大鬼主。庄氏部落不设鬼主，祭祀在家内，亲友带牛酒来助祭，风俗与汉族更相近。

　　唐玄宗时，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居石城。爨归王袭杀乌蛮首领孟聘孟启。白蛮首领兼并乌蛮，自尊为两部大首领，东爨西爨的名称，大概从这时候开始。后来南宁州大鬼主（《新唐书》作两爨大鬼主）爨崇道杀爨归王，白蛮内乱，南诏出兵击杀爨崇道等，兼并白蛮部落。

　　上面是说在南诏势力向东伸展以前，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主要居民白蛮和在东边的乌蛮。

　　西洱河（洱海）周围是另一个中心地区，这里居住着被称为河蛮的农业部落。六四八年，唐太宗命将军梁建方率蜀兵击败松外（松州边外。松州，四川松潘县）诸蛮，诸蛮七十部，共十余万户先后归附，梁建方任酋长蒙和等为县令，各统所部。蒙是乌蛮姓，这些诸蛮，可能是孟姓以外的乌蛮。梁建方遣奇兵从嶲州（四川西昌县）走间道突然到西洱河，酋长杨盛大惊，与各部首领十人到军门请归附。当年，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洱河东边）大首领杨敛，松外首领蒙羽都入朝，唐太宗各授官秩。《通鉴》说，西洱河地区有杨、李、赵、董等数十姓，各据一州，大州六百户，小州二三百户，无大君长，不相统一。语言、生业、风俗大略与汉族同，只是以十二月为岁首与内地异。自称本是华人。《通鉴》这段文字与《新唐书》所说松外蛮相似，《新唐书》说松外蛮有城郭文字，颇知阴阳历数，又说，滇池以西都是庄��后裔，以十二月为岁首。松外蛮与河蛮居地相离很远，松外蛮大姓是蒙氏，《新唐书》以赵、杨、李、董为松外蛮的贵族，显然误指河蛮为松外蛮。《新唐书》记松外蛮，无“自云本皆华人”句，《通鉴》将河蛮、庄氏后裔合并为一，按文化情况，《通鉴》说较是。

　　河蛮是西爨以外的白蛮部落。河蛮一姓多不过五六百户，各姓分散，不相统一，当然不会有什么抵抗力。自六七八年（唐高宗仪凤三年）至七○四年（武则天长安四年），吐蕃陆续征服西洱河诸蛮，据吐蕃史书说，“向白蛮征税，乌蛮亦款服”。白蛮有农业，乌蛮住在西洱河北方山谷中，生产落后，所以白蛮要纳税，乌蛮只纳贡表示降服。唐玄宗开元年间，河蛮首领又来朝贡。当时南诏国兴起，西洱河地区开始发生大变化。

　　上面是说南诏国兴起以前，以西洱河地区为中心的主要居民白蛮和在北方的乌蛮。

　　河蛮柔弱，有些部落奉乌蛮为酋长，先后成立六个诏。诏的意义，或说诏即王，或说“先时南蛮六部不相臣服，天子（唐朝）每有恩赏，各颁一诏，呼六诏”（唐卢拟《成都记序》）。两说中以前说为是，所谓诏，意即大首领、大酋长。六诏名称和居地如下：

　　（一）蒙嶲诏——居地在巍山县北部至漾濞县，又称样备诏。

　　（二）越析诏——也称么些诏（磨些族部落），居地在凤仪县至宾川县。

　　（三）浪穹诏——居地在洱源县。

　　（四）邆赕（音藤闪téng shǎn）诏——居地在邓川县。

　　（五）施浪诏——居地在浪穹诏东北牟苴和城。浪穹、邆赕、施浪总称为三浪。

　　（六）蒙舍诏——居地在巍山县。六诏中蒙舍诏在南方，因称南诏。

　　六诏势力大致相等，不相臣服，其中蒙嶲、越析二诏地最大，兵最强，蒙舍诏比上列二诏较弱。

　　南诏国王姓蒙，始祖名舍龙，避仇家自哀牢（云南保山县）迁居到蒙舍川。舍龙生子龙独逻，又名细奴逻。唐太宗时，蒙舍酋长张（张是白蛮大姓）乐进求让位给细奴逻。六五三年，细奴逻遣子逻盛炎入朝，唐高宗任细奴逻为巍州刺史。六五四年，蒙嶲诏蒙敛、和舍等作乱，唐命李义为姚州道总管讨蒙敛等。张乐进求让位，细奴逻遣子入朝，求唐保护，大概都与蒙嶲诏的侵扰有关。唐高宗咸亨年间，唐用西爨酋长王仁求为将，平定乱事。《王仁求碑铭》说“咸亨之岁，犬羊（指蒙敛）大扰，枭将失津（唐兵败），元凶莫惩”，足见蒙敛侵扰多年，战败后才北迁至样备。南诏对唐恭顺，得兼有阳瓜州（云南巍山县）土地。

　　五诏与河蛮部落，受吐蕃威胁，常弃唐归附吐蕃。南诏始终附唐，因而得到唐的支持。七一三年，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次年，皮逻阁遣谋臣张建成入朝。七三七年，皮逻阁战胜河蛮，取太和城（大理县）。次年，唐玄宗赐皮逻阁名为蒙归义，进爵为云南王。封王制书里说封王的原因是洱河诸部潜通犬戎（吐蕃），蒙归义率兵征讨有功。七三八年，皮逻阁谋乘胜兼并五诏，张建成建议厚赂剑南节度使王昱，请求合六诏为一。王显向朝廷代请，得唐玄宗允许。唐玄宗给王昱敕文里说，蒙归义效忠出力，讨伐西蛮，“彼（指五诏）持两端（附唐也附吐蕃），宜其残破”。当时唐与吐蕃争夺安戎城，战事激烈，皮逻阁攻五诏，有牵制吐蕃的作用，得到朝命并不是因为王昱受贿代请。皮逻阁出兵，唐派遣中使（宦官）王承训、御史严正诲参与军事，先灭越析，次灭三浪，又灭蒙嶲，很快统一了六诏，成立以西洱河地区为基地的南诏国。七三九年，皮逻阁迁都太和城。

　　二 统一后的南诏国

　　唐力助南诏统一，原想南诏出更多的力去牵制吐蕃。皮逻阁利用唐与吐蕃的矛盾，立在唐一边取得胜利，胜利以后，南诏与唐各有自己的想法。南诏国王是乌蛮，臣民却是白蛮，向东兼并西爨，成立一个大白蛮国，是有理由的。可是，唐要保护西爨，又要南诏多出力攻吐蕃，这样，双方虽然还保持着和好关系，实际上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七四五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姓）兼琼遣使至云南，与皮逻阁言语不相得，皮逻阁很不满意。七四八年，皮逻阁死，子阁逻凤继位。

　　南诏国的发展过程，可分（1）附吐蕃反唐；（2）附唐反吐蕃；（3）向外攻掠，三个阶段。这样的过程是为它本身的弱小性所规定的。

（1）南诏附吐蕃反唐（七五○年——七九三年）

　　天宝年间，正是唐朝腐朽没落，大乱将发的时候，西南方面自然也不会安静。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性急躁，不知方略，他的属官云南（即姚州）太守张虔陀更加放肆。南诏国王谒见都督府都督，照惯例要带着妻子同来。七五○年，阁逻凤路过云南，张虔陀甚至侮辱同来的妇女。勒索贿赂，阁逻凤不应，张虔陀派人去辱骂，并向朝廷告发他的罪状。张虔陀如此狂妄，大概也知道一些南诏扩张土地的计谋，所以敢肆行要挟。阁逻凤愤怒，起兵攻破云南，杀张虔陀，并取羁縻州三十二州。七五一年，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往击南诏，阁逻凤请和，并说，现在吐蕃大兵压境，如不许和，我归附吐蕃，云南不是唐所有了。鲜于仲通自恃兵多，进军至西洱河，被南诏击败，唐兵死六万人。阁逻凤想扩大南诏国，但并不想脱离对唐朝的臣属关系，因为与唐往来，利多害少。南诏本身贫弱，必须依附一个大国，既被唐逼迫，只好归附吐蕃。吐蕃弃隶缩赞赞普得到这个附属国，自然很满意，七五二年，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为小赞普）南国大诏”，“赐为兄弟之国”。阁逻凤自立国号为大蒙。当时杨国忠当政，唐朝廷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不知大乱就在眼前，还继续出兵攻南诏，唐兵前后死亡约二十万人。云南方面自曲、靖二州以下东爨居地也被唐兵破坏。双方损失都很严重。战争促成白蛮乌蛮大迁徙，只剩下一部分乌蛮还向唐朝贡。

　　皮逻阁在位时，两爨大鬼主爨崇道杀南宁州都督爨归王。爨归王妻阿姹（音诧chà）母家是乌蛮酋长。阿姹回母家请父率部众报仇。唐玄宗任爨归王子爨守隅为南宁州（云南曲靖县西）都督。皮逻阁以一女妻爨守隅，又以一女妻爨崇道子爨辅朝，对双方表示和解，实际双方仍相攻战。显然，西爨内乱与皮逻阁的谋西爨有关系。阿姹请皮逻阁相助，皮逻阁出兵杀爨辅朝，又杀爨崇道。阁逻凤反唐后，废爨守隅，西爨地为南诏所有。阁逻凤遣将军杨牟利率兵胁迫西爨迁徙到太和城西南的永昌城（保山县），凡徙二十余万户。河蛮与西爨同为白蛮，徙居永昌，可以增加南诏的实力。西爨征服乌蛮（东爨），徙居后，乌蛮得自立，南诏国王世世与乌蛮通婚姻，让乌蛮徙居西爨故地，乌蛮自然对南诏和好，助南诏防御来自剑南的攻击。说东爨因言语不通，又多散居在林谷间，所以得免迁徙，并不是真实原因。乌蛮经济与文化都比较落后，徒居滇池周围，从畜牧改为农业部落，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与白蛮相接近，这对乌蛮也非常有利。南诏国有白蛮作基础，有乌蛮作辅助，具备了发展的条件。东西爨迁居，确是南诏国的一件大事。

　　七五四年，剑南留后李宓（音密mì）率兵七万击南诏，进至太和城，全军覆没。这是唐最后一次出兵。第二年，安禄山反叛，唐无力再进攻，可是南沼还有意归唐。阁逻凤在太和城中立一大碑（南诏德化碑），表示叛唐出于不得已，对臣属说，后世可能又归唐，当指碑给唐使者看，明白我的本心。阁逻凤知道依附吐蕃害多利少，两国关系是不能持久的。

　　七五五年以后，唐困于内乱，吐蕃向唐河西陇右地区扩张，南诏得到休息的机会，上下合力，完成立国的规模。下面略述南诏的几种重要制度。

　　中央官制——南诏国王坐向东，自称为元，称诸臣为昶（音场chǎng）。诸臣对国王只自称官衔不称臣。主要官员中最高级称清平官，凡六人，职位等于唐朝的宰相。又有大军将十二人，随同清平官每日见国王议事。请平官中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国王判押处置（平章事），二人为副内算官，同勾当（同平章事）。又外算官二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外算官领六曹，凡六曹该行下的公事文书，由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牒行下。六曹相当于唐朝的六部，名称是兵曹、户曹（管户籍）、客曹、法曹、士曹（管营造工程）、仓曹（管财政）。六曹长有功绩，得升大军将。大军将在内随同清平官议政，出外镇守重要城镇，任节度使，积有功绩，得升清平官。

　　地方官制——地方组织是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分为十（音简jiǎn相当唐朝的州）六节度。邆川城（大理自族自治州东南）、龙口城（大理县北）、大厘城（大理县喜州）、太和城（大理县太和村）、羊苴咩城（咩音miē大理县）为一组，分设三：邆川城力赕，大厘城，龙口城为史，太和城、羊苴咩城为阳。南诏国王往来居住，五处如一。此外，白崖（又名勃弄，大理县东南红岩）为国王亲属所居，亦为官员分田所在；赵川（大理县）东南为亲近国王的白蛮所居，亦即南诏主要官员的家族所居；蒙舍（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为南诏的发祥地。以上称六，是南诏国家直接统治的地区。六以外，东有云南（祥云县）和品澹（祥云县西品甸），西有蒙秦脸（漾濞县），北有牟和（洱源县北蒙次和村），为拱卫中心地区的重镇，亦为洱海地区的门户，由国王的子弟镇守。以上共十。各地方凡一百家设总佐一人，一千家设理人官一人，一万家设都督一人。南诏有会川、通海两都督。

　　六个节度使卒兵分驻外围要害地方，统治六诏以外的诸部落。弄栋节度使驻弄栋城（姚安县），管诸族部落。境内不许汉人居住，原来住在姚州的汉人都被迁徙到远处。永昌节度使驻永昌城（保山县）。永昌是古哀牢族（乌蛮别种）居地，南诏国王的始祖舍龙来自哀牢，南诏与哀牢有良好关系。南诏全国常备兵数为三万，永昌镇就有兵一万，其中一部分当是哀牢人，另一部分是勇健善斗的望苴子，也是乌蛮别种。永昌镇拥重兵监视西爨，又管辖金齿、漆齿、银齿、绣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落后部落。这些部落要通过三译四译，才能与南诏言语相通。银生节度使驻银生城（景东县），辖区直到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督辖朴子、长鬃等数十族。南诏迁徙弄栋镇境年汉族人到远处，很可能是指与唐境隔绝的永昌银生两镇。汉族人受虐待，自然很痛苦，但因此散播汉文化的影响，对落后部落是有益的。剑川节度使驻铁桥城（剑川县北），管辖浪加萌、于浪、传衮、长裈（音坤kūn）、磨些、朴子、河人、弄栋等十余族。拓东节度使驻善阐府（南诏别都，昆明市），管辖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七九四年，南诏击败吐蕃，迁施蛮、顺蛮、磨些蛮、茫蛮、弄栋蛮、汉裳蛮（蛮化的汉人）等数万户到拓东镇，充实云南的东北境。丽水节度使驻丽水城（在腾冲县西），管辖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族。六节度使对外是剑川、丽水两镇防吐蕃，拓东、弄栋两镇防唐剑南，对内是六镇都管辖境内诸族。看诸族名号，可知许多是非常落后的部落，南诏国行施统治权，自然要和诸族接触，在接触中诸族接受一些较高的文化，改革一些野蛮的“故俗”，节度使用兵力迫胁，破坏诸族的闭塞生活，比起唐朝的羁魔政策，终究是一件好事。

　　兵制——南诏国采用唐均田制、府兵制，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受到耕地，也都负担服兵役的义务。丁壮人当战兵，有马的人当马军。器械各兵自备。军事组织以乡兵为主，按照居地远近，编为东南西北四个军，每军置一将，统带一千人或五百人。统带四个军的军官称军将。各地方人口有多有少，编成的军也多少不等，因之管军的府，有大府、中府、下府、小府四级的区别。每年十、十二两月，农事完毕，兵曹长行文书到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的编制，集合队伍，操练武艺，检查器械。挑选最精锐的乡兵作前锋，称为罗苴子，每百人置罗苴佐一人统带。四军各有罗苴子，无论操练或作战，总走在最前列。有敌人从某方入境，即由某方的军抵御。出兵征战，以二千五百人为一营（即军将所统率的四军，其中一军一千人，三军各五百人），每兵携带粮米一斗五升，鱼干若干，此外别无给养。因为带粮不多，急求决战，军法规定兵士前面受伤，允许治疗，如背后受伤，即行杀戮。行军出国境后，不禁止抢掠，邻国的人口、粮食、牛羊都成了南诏军的掠夺对象。南诏出兵攻邻国，通常要征发更落后的诸族来助战。望苴子蛮最强悍，凡大将出兵，望苴子蛮照例作前驱。其余如裸形、金齿、黑齿、银齿、绣脚、绣面、穿鼻、长鬃、栋峰、茫、桃花、朴子等族，也被用来作冲锋兵，南诏兵在后面监阵，斩杀作战不力的人。南诏兵制显然是自卫性质，但军队一出国境，却是可怕的破坏者。

　　七五六年，唐玄宗避难在成都。吐蕃弃松德赞赞普看到机会可乘，命令阁逻凤攻唐嶲州。阁逻凤派出大军将六人、清平官一人率大军会同吐蕃军进攻，夺取会同军（四川会理县），进据清溪关（四川越嶲县北、大渡河南）。南诏占领大块唐土地，地上的人畜财物，照《南诏德化碑》说“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也就是说尽量抢劫，地上一空如洗。七五七年，又进攻唐境，再破越嶲，唐都督被擒，唐兵全部被掳。南诏两次取胜，颇立声威，西服寻甸、裸形诸族，南败骠国（骠音票piào在缅甸境），俨然成为西南的强国。

　　阁逻凤开始建立制度，集合诸族，成立一个国家，这是诸族社会的大进步。南诏境内最落后的族，如寻传蛮，居住怒江上游一带，披波罗皮（虎皮）当衣服，射杀野猪，生食其肉；又如棵形蛮，也被称为野蛮，居地在寻传的西边。这种人造巢或穴，散居在山谷中，无君长，用木皮蔽形体。男少女多，妇女五人或十人共同养活一个丈夫，丈夫整天持弓守巢穴，妇人入山林采虫、鱼、果、菜、螺、蚬等物。这类极原始的人群和文化比较高些的部落，南诏都收入版图，开辟道路，建置城邑，设立起统治机构，说是要“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义”（《德化碑》）。山林中人因此接触一些文明景象，增加一些生活常识，得益还是不小的。

　　七七八年，阁逻风死，孙异牟寻嗣位。七七九年，南诏吐蕃合兵十万，分三路攻唐剑南，企图夺取成都。唐德宗派遣大将李晟、曲环率北方兵数千，联合当地唐兵，大破吐蕃南诏军，收复被吐蕃占去的维（四川理县）茂（四川茂县）二州，追击南诏军过大渡河。吐蕃南诏军死八九万人。吐蕃南诏二国所以一时称强，主要由于唐内乱不能兼顾边事，如果唐认真出兵，二国当然不是唐的敌手。二国战败后，吐蕃悔怒，南诏恐惧，双方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吐蕃改封南诏国王为日东王，取消“兄弟之国”的地位，要求确定君臣关系。

　　吐蕃在南诏征收重税，险要处设立营堡，还要南诏每年出兵助防。异牟寻感到依附吐蕃的害处。清平官郑回，本是唐西沪县令，阁逻凤破嶲州，郑回被俘。阁逻风器重他有学问，赐号为蛮利，使教王室子弟读书，授权得责打生徒，因此威望很高，后来做清平官，甚得信任。郑回劝异牟寻说：唐朝有礼义，很少求索财物，不象吐蕃贪婪不知满足。如果归附唐朝，可免出兵助吐蕃战守，利莫大于此。异牟寻同意他的建议，暗中谋划，不敢公开反吐蕃。

（2）南诏附唐反吐蕃（七九三年——八三○年）

　　唐剑南节度使韦臯是一个能干的地方长官。他知道南诏有意归唐，积极施加压力和劝诱，并且压倒吐蕃在南诏的势力。七九三年，异牟寻决定归唐，遣使者分三批到成都表示诚意，愿为唐作藩臣。七九四年，唐遣使者崔佐时到羊苴咩城，在点苍山会盟。盟辞大意是唐南诏各守疆界，不相侵犯，保持和好关系，南诏不与吐蕃私下交通。此次结盟，郑回是有力的促成者，他助唐朝达到孤立吐蕃的目的，也助南诏取得保境自立的权利，比依附吐蕃时大有改进。会盟后，异牟寻发兵袭击吐蕃，大破吐蕃军于神川（云南境内金沙江），取铁桥等十六城，得降众十余万人。征服施、顺、磨些等部，迁数万户充实弄栋镇。吐蕃倾全部兵力来攻剑南和南诏，八○一年，韦臯与异牟寻合力，大破吐蕃军。南诏生擒吐蕃军统帅论莽热，大有俘获，向朝廷献论莽热。

　　南诏附唐，得唐助力，获前所未有的大胜利。此后，吐蕃衰弱，不再进攻，唐守盟誓，也无力出兵干涉，外面没有强邻，南诏才成为西南的强国。

　　八○八年，异牟寻死，子寻阁劝立。寻阁劝自称骠信（国王称号）。八○九年，寻阁劝死，子功龙晟立。八一六年，弄栋节度使王爵蒙嵯巅杀劝龙晟，拥立劝龙晟弟劝利。南诏自战胜吐蕃以来，节度使权力逐渐增大，杀国王就是武人权重的表现。劝龙晟即位时年仅十二岁，劝利仅十五岁，幼君相继在位，也是武人伸张权力的机会。武人得势不是起内乱就是开边衅，蒙嵯巅开始变保境自立为向外攻掠，此后南诏乘唐朝衰弱，经常攻入唐境，武人势力愈大，蒙氏王朝也就在强臣控制下归于灭亡。

（3）向外攻掠（八三○年——九○二年）

　　剑南节度使杜元颖是个贪婪昏庸的老官僚，边境上毫无防备。八二三年，劝利死，弟丰祐立。八三○年，蒙嵯巅发动全国兵力，攻入成都，掳去子女百工数万人及财物无数。蒙嵯巅驱被俘民众到大渡河边，告民众说，河南岸就是南诏境，允许你们哭别你们的故乡故国。民众都痛哭，几千人跳水自杀，这次掳掠，自成都至越嶲，八百里间人畜财物，荡然无存，蜀人说“西戎尚可，南蛮残我”。南诏继吐蕃之后，为唐边境大患，行为比吐蕃更贪残，因为南诏军只有一个抢掠的目的。蒙嵯巅怕唐出兵讨代，送给吐蕃金帛及蜀俘二千人，谋合力抵御唐军。唐文宗准许南诏求和，立约互不相侵，又用李德裕为剑南节度使，整顿边防，训练士卒，防南诏再来攻掠。南诏获得大量工匠，从此手工业发达，与蜀地不相上下。吐蕃早在七七九年，与异牟寻合兵攻成都，企图俘获全部工匠送到逻娑城，现在得蜀俘二千人，也算是意外收获。痛苦无告的只是蜀地民众，无端被腐朽统治者断送，永远做两国的手工业奴隶。八三二年，南诏攻掠骠国，掳获三千余人，隶配拓东镇。

　　唐宣宗时，安南经略使李琢贪暴自私，虐待居民，南诏拓东节度使暗结某些部落，侵扰安南境。八五九年，丰祐死，子酋龙（也写作世隆）立。酋龙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礼。勇将段宗牓杀摄政蒙嵯巅，南诏政权落入段氏手中。

　　八六○年，安南引南诏兵合三万余人，乘虚攻破唐安南交趾城。唐兵收复安南。八六一年，南诏兵攻破邕州，掳掠人口，原有居民，什不存一。八六二年，南诏又攻安南，见唐有备，引兵退去。不久，南诏兵合桃花、茫、裸形等部共五万人攻安南。八六三年，攻破交趾城。南诏两次破安南，唐人被杀被俘不下十五万。南诏使善阐节度使杨思缙率兵二万守安南，唐退守岭南。八六六年，唐安南都护高骈大破南诏军，杀三万亲人，南诏败军逃走。唐懿宗命安南、邕州、西川诸军各保疆界，不得进攻南诏，又遣使去劝导说，南诏如愿恢复和约，唐一切不追问。当时唐朝已经全部腐朽，迫近崩溃，边境大小地方官无不贪暴昏懦，朝廷尽管说各守疆界，地方官依然为私利制造边衅。八六九年，南诏军入侵西川，攻破沿路州县。八七○年，围攻成都。直到八七五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才驱逐南诏军过大渡河，收复所失州县。八八○年，唐宰相卢携等总结南诏的攻掠说，“自咸通（八六○年）以来，蛮（南诏）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厉，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从表面看，唐朝的加速崩溃，与南诏入侵确有关系，但招致南诏祸乱的根本原因却是唐朝的极度腐朽，这一点，卢携等人是不敢正视的。

　　八九七年，南诏皇帝法在善阐城被人杀死，子舜化立。九○二年，舜化死，舜化的儿子不满一岁，权臣郑买嗣掌国政，杀舜化子，起兵杀蒙氏亲族八百人，灭南诏。

　　南诏自七三八年皮逻阁统一六诏起至九○二年郑买嗣灭南诏，首尾凡一百六十五年。

　　南诏国王世系表

　　舍龙—细奴逻（六四九年——六七四年）—逻盛炎（在位年不明）—炎阁（在位年不明）—（弟）盛逻皮（在位年不明）—皮逻阁（唐赐名蒙归义，？——七四八年）—阁逻凤（七四八年——七七八年）—（孙）异牟寻（七七八年——八○八年）—寻阁劝（八○八年——八○九年）—劝龙晟（八○九年——八一六年）—（弟）劝利（八一六年——八二三年）—（弟）丰祐（八二三年——八五九年）—酋龙（世隆，八五九年——八七七年）—法（隆舜，八七七年——八九七年）—舜化（八九七年——九○二年）

　　大长和国（九○二年——九二八年）

　　郑买嗣又名（同昶），郑回的七世孙。郑回也叫王蛮利，王是爵号，他的子孙自然列入贵族，参与政治。降舜时郑买嗣执掌政柄，舜化时为宰相，养成夺国的势力。灭南诏后改国号为大长和，其他制度不改。“长和”名称正反映当时贵族间争夺权利，很不和好。南诏战胜吐蕃，尤其是攻唐大有俘获，武人得势，拥兵自雄，向外攻掠转为内部互相争夺。自长和国至大理国，对内地朝廷采深闭固拒的态度，政治上很少有往来，更不敢有军事行动，原因是内部争夺剧烈，如果被内地朝廷干涉，弱小国家是无法对抗的。九六五年，宋将王全斌灭后蜀国，请乘胜攻云南，宋太祖正在集全力稳定内部，不敢进取，在地图上用玉斧画大渡河以西说，河外不是我的土地。云南与宋朝都因为内部欠稳，彼此隔绝了三百余年。

　　郑买嗣传位至孙郑隆亶时，东川节度使杨干贞杀郑隆亶，灭大长和国。

　　大长和国国王世系表

　　郑买嗣（九○二年——？）一郑是（？——九二六年）一郑隆亶（九二六年——九二八年）

　　大天兴国大义宁国（九二八年——九三六年）

　　杨干贞灭大长和国，拥立赵善政为骠信，国号大天兴，又名兴源国。九二九年，杨干贞废赵善政自立，改国号为大义宁。杨赵都是白蛮大姓，郑买嗣杀蒙氏亲族，乌蛮失势，白蛮人相继得国。九三七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灭大义宁国。

　　大理国（九三七年——一二五三年）

　　段思平是白蛮贵族，《南诏德化碑》上列名首位的大臣段忠国（原名俭魏），就是段思平的六世祖。段氏自称先世是武威郡（凉州）人，段氏很可能是蛮化的汉人。杨干贞要杀害段思平，段思平得舅父爨判和友人高方素（赵善政旧臣）的保护，并向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借兵，在石城（曲靖县）会师，以董迦罗为军师，攻入太和城，建立大理国。

　　三十六部多数是乌蛮，也有几部是瑶人。杨干贞灭郑氏，段思平灭杨氏，都依靠三十七部的助力。段思平得国，首先免除三十七部的徭役，立盟誓互保和好。三十七部居地在滇池东、北、南三方，大理国疆域，与南诏略同，实际势力却局限在以洱海为中心的云南西部，不再象南诏那样敢于向外攻掠了。

　　大理国王位传至段连义时，臣杨义贞废段氏，自立为广安皇帝。四年后，段氏臣高智升遣子高升泰起东方兵（当即三十七部兵）灭杨氏，拥立段寿辉。一○九九年（宋哲宗元符二年），段寿辉让位给高升泰。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国。高升泰死，子高泰明又让位给段正淳，改国号为后理国。其时东方三十七部已独立，屡与后理国作战。高氏专权，国人称为高国主，波斯、昆仑等国商人来通商，都得先见国主。高氏退还王位，名义上不敢废段氏，大概与东方三十七部的反对高氏有关。一一一六年（宋徽宗政和三年），后理国王段和誉遣使来朝贡，宋徽宗封段和誉为大理国王。一一七三年，大理国遣使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三人到邕州议通商。一二五三年，元宪宗命忽必烈率兵入云南，擒段兴智及高泰祥，灭大理国。云南与内地脱离以至隔绝，前后凡三百余年，唐宋两朝都无力改变这个局面，元朝消灭云南割据者，用兵顺利，没有遇到较大的抵抗，说明云南各族民众厌弃段氏高氏的割据，愿意与内地统一起来，因为提高了的经济和文化，更需要与内地联系，不允许统治阶级长期保持人为的分裂。

　　大理国自段思平至段兴智，凡二十二主，三百十七年。

　　七三八年南诏皮逻阁统一六诏至一二五三年大理国灭亡，凡五百十六年。

第二节 社会经济与文化

　　云南原是“群蛮种类多不可记”的各族聚居地。各族中经济和文化的水平，汉族最高，其次是白蛮，再其次是乌蛮，自此以下，文化程度极为参差，大抵吃生肉的寻传，多妻养夫的裸形，应属于最低的一类。比较高一些的部落，习俗也实在急待改革，例如黑齿、金齿、银齿三种，与人相见，用漆器或金、银器饰齿，表示礼貌。绣脚种，在小腿上刻花纹。绣面种，小儿生满月，在面上刻黑纹。雕题种，在面上和身上刻黑纹。穿鼻种，鼻上挂个大金环；酋长出行，使人用丝绳牵着金环在前面走。也有人用两支金钉，穿入鼻中，钉脚露在鼻孔外。长鬃种，额前作长髻，下垂过脐，走路时用物举着长髻；酋长要两个女人在前面举髻，才可行走。这种习俗，正反映他们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性，文化较高的人看来，不免要发笑；同样，文化更高的人看较高的人的某些习俗，也不免要发笑。文化发展无止境，较落后的文化，总不免残留着若干可笑的故俗，关键在于择善而从，不断改革自己的故俗。可是，落后性与保守性总是紧密相结合，落后族总想保守故俗，以为故俗存在，等于本族存在。要求本族存在，完全是合理的，但因此安于落后状态。这就很不合理了。事实上，任何一个族，都是遵循着客观规律而存在或消失，不合理的要求，只能得到与愿望相反的后果。譬如水，一条小水流过一段路，不再往前流，太阳顺，沙土填，到后来，这条小水不见了，这是实在的消失。另外有许多小水，一直往前流，在不同的地点流入一条中等河里。这条中等河不保存原来诸小水的名称，而诸小水的水既然汇合成这条中等河，那末，中等河的名称，就成为诸小水的总称。许多中等河往前流，在不同的地点流入一条大河里，同样，这条大河的名称，就是许多中等河的总称。许多大河往前流，都流入大海里。大海不分别某部分水来自某大河，总而称之为侮水。如果不拘泥于某些形式，心知其意地以水的譬喻来看一个族的消失或存在，很有相同处。落后不前进的族，到了一定时期，因为缺乏生存条件（社会愈前进，生存条件愈提高，落后族处境愈危险），逐渐由衰微以至消失，这种事例，历史上是常见的。前进中（进程有快有慢）的族，当然是大多数。它们从小族融合成中等族，再从中等族融合成大族，后来似乎只剩下一个大族，许多小族、中等族消失了，实际恰恰相反，不是消失而是发展成为大族了。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民族，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若干世纪后，诸民族都要归于消失，融合而成一个人类总体。那时候不再有人种特征和民族特征等区别，好比诸大河流入大海，清水浊水淡水都变成海水，不是消失而是诸大河总融合了。

　　诸族融合的规律，人数少的族往往融合于人数多的族，但不算是最主要的规律。最主要的规律是经济文化低的族融合于经济文化高的族。因为水总是向低处流，社会却总是向高处走，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长久遏阻这个趋势。社会在前进，前进的族列在前面，列在后面的族自然要追上去，企图阻止在后面的向前，强迫在前面的退后，都是反规律的，做这种愚蠢事的人一定是统治者而不是劳动民众，因之，前进势力终究会战胜保守势力，推动社会向高处走。到了没有高低和其他的区别，区别反而障碍再前进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人力不能阻止也不能强迫的社会趋势。

　　南诏立国，起着促成云南各族融合的作用。白蛮的经济文化水平，比汉族以外各族都高。南诏是以白蛮为主体的弱小国家，它受到唐和吐蕃的威胁，必须开发经济，补充人力，才能自立，因此，住在深山穷谷中的落后部落和原始人群，都被它寻找出来，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南诏德化碑》说“爱有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开辟以来，声教所不及；羲皇之后，兵甲所不加。诏（王）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义。十一年（七六二年）冬，亲与寮佐，兼总师徒，刊木通道，结舟为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辞，款降者抚慰安居，抵捍者系颈盈贯，矜愚解缚，择胜置城。裸形不讨自来，祁鲜望风而至”。这段话的实质就是南诏用政治军事力量，打破闭塞状态，使原始居民接受统治，尽管政治是为了剥削，军事是为了征服，按社会趋势来说，终究是有进步意义的。

　　南诏立国的武力依靠白蛮贵族和自由民，因之经济上有特殊的待遇。南诏采用唐均田制，按户授田。

　　田五亩称一双。高级官授田四十双（二顷）。上等户授田三十双。中户下户各依次减授，当是中等户授田二十双，下等户授田十双。凡受田的户，不分贵贱都亲自耕作，不役使别户。受日户每年纳税米二斗。一年收一次的田不纳税米，收两次的田才纳税。受田户所有丁壮都服兵役，自备武器衣装。八三○年以前，南诏保境自守，战争较少，自由民赋税和兵役都不感沉重，南诏国家也就得到巩固。

　　南诏国赋税的来源，主要是剥削种官田的“佃人”。《蛮书》说，南诏修治山田很精好，城镇长官派出官员到当地监守催促，使“佃人”耕作。这种用“佃人”耕作的田，往往接连至三十里。收获完毕，监守官按“佃人”家口数目，发给口粮，其余全部归官。“佃人”除得到口粮以外，一无所有，显然是一种农业奴隶。

　　南诏耕田用二牛三夫。一夫牵牛，一夫按犁辕，一夫操犁。耕田必须有三个人，又受田户不相役使，这就需要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官田是用奴隶的，高级官上等户所受田，也要用奴隶，中等户下等户劳动力不足时，自然也希望获得奴隶。南诏向外攻掠，经常掳获大批人口回国，国内奴隶买卖盛行，有理由说南诏是封建制奴隶制并存、奴隶制占较大比重的国家。大理国停止向外攻掠，奴隶来源减少，应是封建制占较大比重的国家。

　　南诏文化显示着向汉文化看齐的趋势，也就是逐渐革除白蛮故俗，完全接受较高级的汉文化。阁逻凤认郑回为淳儒，使教子弟读书。郑回所授书自然是儒家经典。异牟寻与唐朝恢复和好，唐西川节度使韦臯允许南诏派遣贵族子弟轮流到成都就学，前后相沿五十年，学成回国的人数至少有好几百。唐宣宗说要节省费用，拒绝收受南诏学生。南诏表示不满，来信说：“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学生名额）之有费”。此后南诏停止入贡，并骚扰边境，要求继续就学。高骈《回云南牒》里说，“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片言既知，大恩合报”；牛丛《报（答）坦绰（首相）书》里也说“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岂期后嗣，罔效忠诚……遂令凶丑，肆害生灵”。南诏国人深爱汉文化，尽量吸取，在文化交流的一方——店朝，因南诏攻掠庸境，两国政治上交恶，竟采取谬误措施，停止交流的进行。文化交流，上层人士往往起媒介作用，但主要的意义在于两国民众间得以友好互助。政治交恶，总是出于两国统治者间，与民众无涉。唐君臣损害南诏民众的利益作为对南诏统治者的报复手段，甚至要求报“大恩”，当然不会发生任何效果，内地与云南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却长时期被两地统治者割断了。

　　两宋时，朝廷对大理国仍采取消极态度，大理国对内地却有恢复经济文化上联系的要求。一一一三年（宋徽宗政和三年），大理国请入贡。一一一六年，大理国进奉使李紫琮等来朝，路过鼎州（湖南常德县），到学宫拜宣圣（孔子）像，与诸生相见。李紫琮到京师，贡马及麝香等物，宋封段和誉为大理国王。一一三三年（宋高宗绍兴三年），广西奏称大理国求入贡及卖马。宋高宗说，入贡就是求通商，可勿许，马匹供军用，可给价收买。一一七三年（宋孝宗乾道九年），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二十三人来邕州议马匹贸易，给宋官文书，要求购买《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等书籍，又要浮梁（江西景德镇）瓷器、琉璃碗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决明、井泉石、蜜陀僧、香蛤、海蛤等药物。文书后边有附记说“古文有云，察音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辞，知己之人，幸逢相谒，言音未同，情虑相契。吾闻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两国之人不期而会者，岂不习夫子之言哉。续继短章，伏乞斧伐”。短章中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等句。从李观音得文书里表现，文理人除方音及人名用三个字与内地人不同，其余无异于内地人。段氏自称祖先本是汉人，段氏立大理国，愈益推行汉文化，是很自然的。大抵南宋时，白蛮文化已经提高到汉族的水平。乌蛮和落后部落，受白蛮文化的影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自一二五三年元灭大理国以后，汉人和白蛮以及文化较高的各蛮部，加速了融合过程，《新唐书·南蛮传》所载以落后习俗为称号的部落，许多不再见于记载，说明这些部落脱离故俗，文化上升到较高水平了。

简短的结论

　　云南地区原先居住着被称为蛮族的许多部落。在滇池和洱海周围的居民，被称为白蛮，他们经济文化都比较先进，接近汉族的水平。被称为乌蛮的人，居住在儿地，以畜牧为业，文化远不及白蛮。此外，还有许多落后部落，甚至还有原始人群。白蛮乌蛮人口较多，是主要的居民，尤其是白蛮，有资格代表蛮族社会。

　　战国时，楚威王派遣将军庄��率兵进入云南地区。庄��因归路断绝，以滇池为中心，建立起地方数千里的滇国，子孙相继为滇王。楚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为白蛮，是很有可能的。汉武帝灭滇国，置益州郡。此后，历朝增设郡县，汉族人逐渐增加，汉文化影响也随而扩大。内地有变乱，流民逃来避难，或朝廷统治力衰弱（如梁未撤退地方官），汉族人失势，都会融合到白蛮里去。白蛮的生产技术和语言文字与汉族相同或相似，并自称本是华人，足见两族关系非常密切。

　　居住在洱海周围的白蛮，有六个大部落。部落酋长号称诏，因而有六诏的名称，蒙舍诏地在南方，也称为南诏。唐太宗时，蒙舍酋长张乐进求让位给蒙细奴逻，南诏开始强大起来。细奴逻的父亲舍龙是哀牢山乌蛮，避仇到南诏，耕地谋生，张乐进求让位给流寓的农家子，想见当时阶级的区别并不严格，乌蛮白蛮的界限也并不显著。

　　吐蕃势力进入洱海地区，征服五诏。南诏始终附唐，因而得到唐的支持。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云南王，帮助南诏兼并五诏，成立统一洱海地区的南诏国。

　　唐助南诏统一，是要南诏有力地牵制吐蕃的兵力。南诏统一后，是要扩大领土到滇池地区，建立起大白蛮国。这一计划遭到唐朝的阻挠，唐与南诏发生了矛盾，但南诏对唐仍保持朝贡关系。

　　天宝年间，唐朝廷已经腐朽不堪，自以为强大无敌，对南诏进行难以容忍的压迫。七五○年（天宝九载），南诏阁逻凤被迫起兵反唐，依附吐蕃，大大加强了吐蕃侵唐的力量。

　　阁逻凤兼并滇池地区，迁徙当地白蛮二十余万户到永昌，让居住在东方的乌蛮迁徙到白蛮故地。乌蛮从畜牧改进为农业部落，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与白蛮文化相接近。蛮族社会发生这个大变化，意义是巨大的。

　　南诏本身贫弱，介在唐、吐蕃两大国间，必须依附一个大国。附唐利多害少，附吐著利少害多，南诏自然愿意附唐。安史乱后，唐困于内战，无意争取南诏来归，南诏附吐蕃四十余年，成为唐西南方的一个敌国。唐德宗时，南诏想摆脱吐蕃的压迫，又由于唐的争取，南诏转附唐朝，成为吐蕃东南方的一个强敌。南诏利用自己的中间地位，附唐后，拒绝唐势力伸入国内，除朝贡外，完全保持政治上的独立。

　　南诏附唐将近四十年，在唐援助下，大破吐蕃军，国力可称极盛，但衰亡的征兆也在这时候开始。南诏击吐蕃获胜，藩镇权力逐渐增大，王室失去控制力，后未反被强藩控制了。武人得势，乘唐朝衰弱，八三○年以后，积极进攻唐境，唐损失巨大。南诏出兵攻掠加速了唐朝的崩溃，也加剧了本国内部的分裂。九○二年，权臣郑买嗣灭蒙氏王朝，南诏国亡。

　　南诏亡后，国内常起变乱，国号屡改。九三七年，段思平成立大理国，形势才较为稳定。原因是乌蛮三十七部占有滇池地区，白蛮为保全自身，内部争夺多少有些限制。

　　南诏是封建制奴隶制并存、奴隶制占较大比重的落后国家，尤其是八三○年以后，掳掠大量唐人，愈益增加了奴隶制成分。但在另一方面，云南境内落后的和非常落后的许多蛮部，都被它搜寻出来，迫使接受统治，在经济和文化上获得不同程度的提高。尽管这种统治带着残暴性，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来，却也含有进步意义，不容否认它对蛮族社会的贡献。

　　白蛮文化基本上就是汉文化，到段氏王朝时，已经无甚区别。一二五三年，元朝灭大理国，云南和内地合并成一体，很大部分白蛮和汉族也融合成一体。

第七章 唐五代的文化概况

第一节 佛教各宗派

　　相传释迦牟尼生在公元前五六五年，死在公元前四八六年，活了约八十年，大致与孔子同时。

　　当时天竺社会己处在奴隶制衰落时期，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第二级种姓，称为刹帝利，即田主和武士），割据土地，互相杀掠，不仅最低级种姓首陀罗（贱民、农人）痛苦难堪，就是那些较弱小的邦君城主（第二级种姓，田主王种），在强凌弱、众暴寡的环境中，也担心危亡，惴惴不知所以自保。社会地位最高的婆罗门种姓，以宗教为专职，虔修出世法。修行法多至九十六种，即所谓九十六种“外道”。其中有若干种苦行“外道”，采取自饿、投渊、赴火、自坠、寂默、持鸡狗戒（“鸡戒外道”学鸡，常以一足孤立、“狗戒外道”学狗吃人粪）等修行法，自谓可以得到解脱。苦行在天竺很流行，这正反映天竺社会黑暗无光，苦难深重，有些统治阶级中人也宁愿放弃现有的优越生活，幻想可能修得清静的安乐世界。

　　释迦牟尼是尼波罗南境一个小城主所谓净饭王的儿子，童年时受婆罗门教育，兼习武艺，二十九岁出家求道。他厌世的原因，佛书都说是因为看到生老病死诸苦相，决心出家求解脱诸苦的方法，除了这些原因，大竺上层社会的黑暗不安，相互杀伐，也应是厌世的一个原因。他出家与苦行外道同修苦行六年，毫无所得，于是在菩提树下独坐冥想，经过若干昼夜，忽然觉得自己已经成就了无上正觉，即所谓成佛。佛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了人生的究竟，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不管这种觉悟的内容是什么，归根只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种。因为是唯心主义，所以不要任何事实作依据，只要能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后来信徒们谎话愈说愈大，愈说愈多，愈说愈奇，佛的神通也愈说愈广大无边，愈不可思议。任何一家宗教奉为最高之神的不过是天主、上帝之类，佛教说天有三十三，中央最尊的天名忉（音刀dāo）利天，忉利天主名帝释，只是佛的一个小徒弟，佛出行时，他得在前面开路。各宗教中说谎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唐时僧徒法琳作《破邪论》，说，将孔、老二家比佛，那就差得远了。因为孔、老说教，都是效法天，不敢违天，佛说教却是诸天奉行佛教，不敢违佛，显然孔、老不可比佛。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作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

　　释迦牟尼在独坐冥想中所获得的无上正觉，就是所谓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或简称四谛。婆罗门教一向坚信神不灭论，以为人的灵魂从无始以来就存在着，按照人一生行为的善恶，死后定要受各种报应。现在一生所受的祸福，即是前一生的业报。苦行外道想在现生种苦因，在来生受福报。释迹牟尼开始也修苦行，后来认为苦因并不能产生福报，别求解脱法，那就是所谓四圣谛。神不灭、因果报应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共同基础，唐玄奘说“九十六（外）道，并欲超生，师承有滞，致沦诸有”，这说明佛教与九十六外道目的都是想超脱生死，只是传授各有师承，修行法有些不同。佛教的根本教理是四圣谛，首先肯定人的一生沉溺在苦海中，没有丝毫乐处，即使有乐处，也是极暂时的。对不灭的神（灵魂）说来，由于无明（贪、瞋、痴总称为无明，也称为三毒，贪欲尤为诸苦之根本，称为苦本）的缘故。灵魂或出生为人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入地狱，从无始以来，在生死苦海中流转不息。与短促的一生同样，是没有丝毫乐处的。《中阿含经》说，佛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无有一处不生不死者，亦无有一处无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宗亲师长者（畜生饿鬼地狱中也有这种关系）。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灭。照这样说，灵魂本身，永远不会消灭，只要从因果报应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从轮回里跳出来，那就长生永存了。佛教最怕神灭论，神灭论如占优势，持神不灭论的佛教就自然全部崩溃。因为它依靠神不灭论来威吓人也用来诱人信教。

　　佛教要人厌恶人世，把人生之苦说得无以复加，《正法念经》说人生有十六苦，《五王经》减了一半，还剩有八苦。佛为五王说法云，人生在世，常有无量众苦切身，今粗为汝等略说八苦。八苦中第一是生苦，何谓生苦，说是人死之时，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处，普受中阴之形（此生已完毕，后生未开始，中间阶段所受之形，称为中阴，俱舍宗认为有中阴，成实宗认为无中阴，大乘宗认为有无不定，极善极恶之人无中阴，死后立受果报，其余的人都有中阴。大小乘各说，全是凭空瞎揣，毫无根据，佛教说话，大体如此），到三七日父母和合，便来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团，五七日肉疱成就，巧风入腹吹其身体，六情（眼耳鼻舌身意）开张，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啖一杯热食，灌其身体如入镬汤，母饮一杯冷水，亦如寒冰切身，母饱之时，迫迮身体痛不可言，母饥之时，腹中了了，亦如倒悬，受苦无量。至其满月欲生之时，头向产门，剧如两石峡山，欲生之时，母危父怖，生堕草上，身体细软，草触其身如履刀剑，忽然失声大呼。此是苦否？诸人咸言，此是大苦。不管释迦牟尼是否说了这番话，谁也不能相信这是认真的说话，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回忆起处母胎时的苦乐，佛岂能独知，把母胎描写成地狱，无非想说明人生一开始就不离苦趣。佛为教人厌弃身世，《四分律》中记这样一段故事：说是佛在婆求园教诸比丘修不净观，诸比丘修习既久，极端厌恶生活，难受得象毒蛇缠在颈上，有些比丘发愿求死，或用刀自杀，或服毒药，或互相杀害，有一比丘向名叫鹿杖梵志的婆罗门外道请求说，请你杀死我，我送给你衣钵，外道即举刀杀死比丘。有人称赞外道说，很好很好，你得大福了！既度脱沙门，又得到他们的财物。外道接连杀死请求杀身的六十个比丘。半个月后，佛升座为众人讲戒律，不见了许多听众，问阿难，才知道修不净观发生流弊，改令诸比丘修特胜观。所谓特胜观，就是数息观，数呼吸次数，借以停止心想散乱。佛亲自任教师，由于教法错误，六七十人因此惨死，被称为无限神通的佛并不知道眼前已经发生的事情，阿难等大弟于熟视无睹，不看作流弊，佛不问就不说。如果几个月不升座，大概学生要死去大半，佛教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灭绝，特别强调苦谛，以便信徒们乐于接受灭谛。修不净观虽然发生流弊，但与教义并无乖背，只要改修个什么观，就算纠正错误，枉死的六七十人是受骗者，也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凡是虔诚的信仰者，一定是受骗者，受骗的浅深与信仰的浅深是一致的。宗教信仰者受骗既深，为了妄想获得善报，可以死而无悔或至死不悟。

　　第二是集谛，所谓集，就是推究致苦的原因。以为业是苦的正因，烦恼是苦的助因。业有身业、语业、意业三种，烦恼有贪、瞋、痴、慢、疑、见六种，见又分己身见（有我见）、边执见（执一边）、邪见（否认因果）、见取见（自以为是）、戒禁取见（以戒禁为生死解脱之真因）、五见加贪瞋等共十种，都是烦恼之根本。由业与烦恼产生出无数苦果，如果断绝业与烦恼，苦果自然随而断绝，修行者也就无障无缚，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达到清凉安住之地位，这叫做灭谛。

　　佛教修行，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译义为灭、灭度、寂灭、圆寂、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等，实际只是死的化名（化名多至六七十个）。佛教思想是最脆弱、最怯儒的人的思想，它把人生看作全部大苦，编造出生苦老苦病苦等所谓八苦，生苦全出于空想，病苦老苦正反映天竺文化的落后，它不敢从改进医术，与病、老作斗争方面着想（在这一点上，道教固然妖妄，但还企图和自然作斗争），却在自然现象前面，消极悲观，表示屈服，完全不敢有对抗的想法，专心在死字上做功夫，希望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远无为和安乐。爱无为的是懒惰人，爱安乐的是贪私人，佛教基础建立在统治阶级的懒惰贪欲自私等卑劣心理上面，统治阶级始终不会改变这种心理，佛教也就总是有所依靠。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寄生虫，因为能够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不断前进，佛教极端贱视劳动生产，并专替统治阶级消除民众的阶级斗争，大批僧众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营造而居大寺庙，实在是一群蠹国病民的寄生动物。《易经·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佛教以涅槃为无上妙境，等于说“天地之大德曰死”（佛教认身体为“毒器”，死是解脱）。天竺幼年僧人（沙弥）写信，署名处自称求寂某某，即求死人某某。这真是极端偏僻的怪思想。《系辞》又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渭易（变化）”，社会富有日新，并且生生不息，才是发展的气象，佛教提倡不事生产，等待涅槃，其后果正如唐傅奕所说“入家破家，入国破国”，也可以说入族灭族，佛教思想与汉族人传统的文化思想正正相反。但是佛教从西汉未传入中国以后，影响一直在扩大，隋唐两朝发达到最高度。主要原因不外是它有一整套叫做因果报应的骗术，利用当时创造了巨大财富的被剥削阶级仍然贫苦无告，和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需要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而他们自己又有懒惰、贪欲、自私等心理，骗术获得广泛的销路。

　　第四是道谛。所谓道，就是达到涅槃的道，佛说“心不着欲乐境，又不以不正思维苦身（例如修不净观发生流弊），离此苦乐两端而行中道乃得解脱”。中道的意思是教人不要爱死，也不要怕死，要死时就死，任其自然。佛学是研究死的学问，佛经中讲这种死道理的话多得很，全是空谈，全无事实根据，言语支离，措辞琐碎。反正没有人需要什么死道理，这一部分讲死道理的佛经被消灭，是毫不足惜的。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忽然觉悟的所谓无上正觉，主要就是这个四谛。苦灭（苦灭二字可概括全部佛学）二谛，尤为重要，人生极苦，涅槃最乐，是佛教的中心思想，释迦在世时给徒众们讲的无非是这些道理。四谛的根本出发点是贪欲，认为一人已得的生命和享受，都是无常不能长保，已得的不能长保，固然是苦，未得的不能取得当然更苦。因为无论出家和在家人都有贪欲，都希望寿命能延长，享受能增进，脱离轮回，实际就是本人得永久保持自己的灵魂，不会因转生为别一人或转生为畜生而迷失本性，虽不如道教神仙仍有酒色之乐，但处在涅槃中的灵魂安静永生。据说，得个阿罗汉果，便不再受生死果报，并有受人天供养的权利，很多人出家做僧徒，目的就在贪得这个权利。富贵人在家纵情享受，只要分出一部分赃物施给佛寺，赃物就叫做净财，得极大的福报。佛经悬有赏格：《上品大戒经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至于赃物从迫害千百穷人得来，僧徒是不管的。《智慧本愿本戒上品经》悬出骇人的高价，可谓贪贪相骗，贪鄙已极。照这个经说“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钱以上，皆二万四千倍报。功多（施钱多）报多，世世贤明，玩好不绝，七祖（本身以前的七辈祖宗）皆得入无量佛国。”报酬如此优厚，未免骗得使人不敢置信，贪人却看到报酬高，不惜分出一部分赃物来交换。凡是沸教大行的结果，一定贪风大盛，政治极坏，民众极苦。统治阶级做尽坏事，只要向佛忏悔布施，都可以得到佛的保佑，精神上觉得有恃无恐，做坏事愈益肆无忌惮。佛教对被压迫阶级说来，确实是莫大的祸害。

　　四谛以外，还有几条重要训条：第一是忍辱无争。第二是慈悲平等。佛经强调忍辱，教人忍受各种凌辱迫害，以及饥饿穷苦，心中不生怨恨，释迦自称前世曾作忍辱仙，修忍辱法，毫无怨恨地让国王支解自己的身体。这不是要被压迫阶级忍受任何苦痛象绵羊那样让统治阶级宰割么？多么荒谬恶毒的说教！无争与忍辱相似，也是要被压迫者忍辱，不与压迫者争斗。在具体行事中，如果有人妨碍佛教徒的寄生虫生活时，佛教徒以护法保教为名，完全不顾忍辱无争的训条，争斗异常猛烈。举个例来看，唐初傅奕反对佛教，说“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僧徒不拜帝王）。僧徒法琳出头力争，说傅奕叫佛为胡鬼，僧徒为秃丁，此辱不可忍。他怒骂傅奕说“邪见竖子，无角畜生，夙结豺心，又怀虿（音chài）毒，无丝发之善，负山岳之差，长恶不悛，老而弥笃，乃以生盲之虑，忖度圣尊，何异尺��之笑大鹏，井蛙不信沧海，可谓阐提（下愚）逆种，地狱罪人”。傅奕的议论有益于国计民生，却触犯了寄生动物的利益，什么“无角畜生”、“阐提逆种”等凶恶语句，任情放出来，一丝一毫的忍辱无争都忘掉了。可见佛教训条专为骗民众而设，并不约束佛教徒本身。所谓慈悲平等，同样是一套骗术。佛经叙述地狱中的各种暴虐刑罚，说明佛教思想极端凶残极端野蛮。如果思想不是那样惨毒，不可能设想出这许多惨刑来。天竺当时还大量保存着奴隶制度，地狱中种种惨刑，在天竺现实社会里是有事实根据的。慈悲往往表现为禁屠宰、禁渔猎、修放生池等，对动物表示慈悲，至于屠夫渔人猎户的生计，是不在意中的。因为这些人死后都得入地狱受罚。佛教所谓大慈大悲，实际只是让猛兽害虫生长无阻，自由害人。佛教看农民是地狱的候补人，一切被压迫被虐待的穷苦人，都是前生作业，现世受报的罪人，所以对劳苦群众不会发生丝毫同情心。举佛教对首陀罗的态度，可以看出佛教只有残忍并无慈悲。首陀罗是所谓贱种，专业农耕。耕地必伤虫蚁，因伤生过多，首陀罗死后必堕地狱受恶报。僧家田地租给首陀罗耕作，僧家六分抽一（粮食），或三分抽一（蔬菜），其余诸事一概不闻，如此，杀生之罪全由首陀罗负责，僧众吃租米，是依法食用，不生其罪（见唐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让首陀罗入地狱，自己坐食租米，替首陀罗分一点罪过是决不可以的，这就是佛教的所谓慈悲。说到平等，承认首陀罗也有佛性，这似乎含有一些平等意义，但又说一切有情（动物）都有佛性，等于承认畜生与首陀罗平等，因为首陀罗杀生害命，死后当入地狱，变畜生还是较好的出路。佛教重商人，贱视劳动生产者，戒律禁止耕地和养蚕，以为未来生中，当受苦无极。又贱视妇女，肯定不得成佛，要成佛先得转男身。僧律二百五十条，尼律加倍有五百条。僧受戒时，律师叫他洗浴，暗中察看是否是黄门（无男根的人），黄门是不能和男人平等的。佛教如此贱视农人和女人，还有什么平等可说。

　　释迦牟尼在世时，以四谛、忍辱无争、慈悲平等等训条宣扬佛教，收得不少徒众。他住在摩揭陀国首府王舍城的竹林精舍传道，王舍城中归佛出家的人渐多，寡妇孤儿渐增，从事生产的人渐少。由释迦牟尼领头，一群僧人按时向各家讨饭吃，王舍城出现一大批寄生动物，当地居民对佛大为不满。释迦的儿子和旧妻都出家学道，他的父亲净饭王在家修道，国家衰乱，为附近小国室罗伐悉底国的毗卢择迦王所灭。室罗伐悉底国太子名逝多，建祇园精舍，使释迦牟尼率徒众居住。灭国之仇，佛既出家，可以解释为不复留意，但《仁王护国经》说，“佛告波斯匿王，一切国土安立，万姓快乐，皆由般若波罗蜜”（信奉佛法），不论大小国土中，如有灾难，“一切国王为是难故，讲读般若，七难即灭，七福即生，万姓安乐，帝王欢喜。若未来世国王护持三宝（佛、法、僧）者，我使五大力菩萨往护其国，一名金刚吼菩萨，手持千宝相轮（轮是一种武器），二名龙王吼菩萨，手持金轮灯，三名无畏十力吼菩萨，手持金刚杵，四名雷电吼菩萨，五名无量力吼菩萨。”释迦牟尼对自己奉教的老父，亡国时毫无拯救的方法，反接受室罗代悉底国太子的祇园精舍，受太子的保护，所谓未来世国王有难，他会使什么大力菩萨拿着武器去保护，这不是扯谎是什么！全部佛经都是诸如此类的扯谎，信奉它可以得亡国之祸，净饭王就是因信佛亡国的。室罗伐悉底国后来也是因信佛亡国的。

　　佛教强调因果报应，用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富贵贫贱相差悬殊的原因，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因而获得统治者的保护和推广。加以谎话连篇，无处不是谎话大话，胁人以地狱无穷尽之苦，诱人以富贵千万倍之报，被压迫人民不免受骗，而特别有贪心的人，更不免堕入术中，受骗至死而不能自拔，成为虔诚的不是存心骗人而实际是骗子的佛教徒。佛在世时，已有上千的信徒，因为佛所说诸法全是唯心主义的空谈，根本无事实可寻，佛死后，以大迦叶为首的五百徒众，诵出各人所闻，规定为佛说，以富娄耶为首的五百徒众，也定自己所闻诸法为佛说，佛徒开始有宗派分裂的趋势。在天竺割据盛行的社会里，佛教闹宗派分裂是很自然的事，因信徒中闹宗派，佛徒渐分为上座（流为小乘部）大众（流为大乘部）两部，所谓上座，指名位都高，固守旧说的一群人，所谓大众，指名位都低，想修改旧说的一群人。大约佛死后百分年，上座大众两部大决裂，大众部首领名大天，据《婆沙论》所记，大天是商人的儿子，商人远出经商，久不归来，大天长大，与母通奸。后来商人回家，大天设计杀父，与母同逃到波吒厘子，遇见曾经供养过的罗汉，恐被告发，又设计杀罗汉。后来母又与别人私通，大天发怒杀母。大天自知有罪，听说佛教有灭罪法，投鸡园寺出家受戒。照《出家功德经》说“度一人出家，胜起宝塔至于梵天”（极高的塔），大概大天的禽兽行为，一出家就算免罪了。《婆沙论》又写了大天对徒众所说若干新见解，其中一条是“但有智人能说诸法亦得造经，汝等若欲作者可随意作”。固执旧法的长老们听了这些大胆的创议，群起河责，认为“汝言非佛教”，双方进行一场大争论，大天得多数人拥护，终于获胜。佛教中所谓大乘派，很可能是经大天提倡，逐渐发展起来，压倒小乘派。实际上小乘经比较接近释迦牟尼说教的原意，大乘经多是外道思想与佛教思想融合而成，马鸣、龙树等造大乘经论的佛学大师，原来都是著名的外道，他们托佛名义造大乘经，又造论作解释，既有能力造论，当然也能造经，作伪说谎本是天竺佛教徒的惯技，小乘派人说大乘经都是外道所造，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理由的。

　　大天通母杀父，是不是真是那样的一个禽兽，未可全信。《婆沙论》出小乘人之手，据说在天竺，小乘人不同大乘人饮同一条河的水，双方有不共戴天之仇，造最恶毒的谣言来中伤大天，本是意中事。佛教徒不论天竺人或中国人，都爱造男女阴私事，企图使对方禽兽化，用心极为卑劣。例如傅奕反佛，《广弘明集》给傅奕造谣说，傅奕贫贱，先作道士，投僧借贷，僧不肯借，心怀愤恨。唐初来长安，投道士王岿（音亏kuī）。王岿怜其饥寒，留居私宅，待以上宾之礼。三几天内，傅奕便霸占王岿妻，公然不避人目。王岿兄子为僧，见到私情，告诉王岿。王岿不信，说，傅奕贫士，我收留在宅，敢做这等事么？王岿回家一看，果然如此，忍气退归道观。傅奕霸占王妻，王岿为什么忍气相让，显然出于僧徒捏造。唐武宗灭佛，僧徒也造类似的谣言。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唐武宗毒死唐宪宗后郭氏，又唐穆宗后萧氏貌美，唐武宗想取为妃妾，萧氏不从，被盾武宗射死。郭萧二后死在唐宣宗时，《新唐书》、《旧唐书》都说唐武宗对郭萧二后敬重有礼。这些恶话圆仁未必自造，当是从唐僧徒中听来。僧徒只知道兴佛教，能使寄生动物生活舒适的人就是好人，施舍的钱，都称为“净财”，任何暴君和民贼都加以赞扬，反之，一概造谣辱骂。这种造谣恶习，都从佛经里学得，因为佛经就是惯于造谣说谎。

　　谎话不可能有确实的是非，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理解，传教僧徒又各闹宗派，企囹独立称雄，一颂一偈解释不同，便分立门户。因之上座部逐渐分裂成二十部，大众部分裂成十部。上座部主要派别是说一切有部。此部承认客观实物的存在，认为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不过，我是空的，所以此部亦名我空法有宗。此宗持说知、断、修、证等四事，即应知世界存在全是苦恼，应断绝苦恼的业因与烦恼缘，应证得断绝诸苦因所显的涅槃，应修到达涅槃的道。这里所说知断修证，实即苦集灭道四谛的异名。公元前三世纪中，有阿育王信奉佛教，供养僧徒，外道穷乏，剃须发改服装，混入僧众，但仍各持原来的外道主张，佛教因而大乱，阿育王集名僧一千人结集，承认若干说法为佛说，大乘佛教由此渐兴。小乘教说一切有，大乘教徒造佛说《般若》等经，主张一切空来反对一切有。

　　小乘佛教还保持释迦牟尼的遗教，只要断绝苦因，入涅槃境，就算达到目的。大乘佛教是外道与佛教的混合体，大话脏话比小乘佛教增加无数倍，自称本身解脱是小事，要度尽一切有情（所有动物），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萨位进入佛位。比如所谓地藏菩萨，据《地藏本愿功德经》说，地藏菩萨是释迦既灭以后，弥勒未生以前（中间相隔五十七亿六百万年），众生赖以救苦的大悲菩萨，他自誓必尽度六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众生，始愿成佛。他现身于人天地狱之中，以救苦难。这个大话真是说得可谓大矣。所有大乘教徒都说这样的大话，藐视小乘只求自利，最高不过得阿罗汉果。自己是以利他为宗旨的，可得菩萨果以至得佛果。所以大乘教对社会危害性更大，他们为了想做佛菩萨，诱骗尽量多的人出家当寄生动物，如果他们真得大行其道的话，那就不只是入家破家，人国破国，而且还要灭绝人类（要度脱一切众生）。略有头脑的人，是不会相信所谓大乘教的。当然，也不会相信所谓小乘教。

　　中国书籍自六经以至诸子百家，从来没有人敢说佛书那样的大话和谎话。庄子著书，号称谬悠荒唐，但比起佛书来，相差却远得不可以道里计。中国士人有信书的陋习，以为写在书上的话，都是不可不信的重要话。又从来不曾接触过佛经这种无边无际的大话，和毫无责任感的谎话。正当东汉政治黑暗，广大人民求生不得，而今文经学盛行，统治阶级精神界异常空虚的时候，佛教乘机传入，它那骇人听闻的大话和谎话，逐渐俘虏了许多人，特别是贪欲无厌的统治阶级中人。如东汉初年楚工刘英，信奉佛教，东汉未年汉桓帝在宫中立浮图祠，他们都是企图佞佛得福报，刘英为谋反夺帝位，佞佛的目的更是显然。

　　佛书描写佛的大威力，确是大到无比，据说，他行则金莲捧足，坐则宝座承躯，出则帝释居前，入则梵王（婆罗门所奉最高之神）在后，左有密迹（力士），右有金刚，声闻菩萨充侍臣，八部万神任翊卫，讲《涅槃》（经名）则地震动，说《般若》（经名）则天雨花……如此等等大谎话，如果误信它万分之一，就会变成佛教的俘虏，精神昏迷，不放有丝毫怀疑。东汉乞胡（西方来的僧徒）中，大概混有狗戒外道，当时道教徒攻击佛教徒，说他们食粪饮小便，一般总以为道教徒造谣诬攻，断不可信，事实却是佛教徒确实食粪饮小便，直到唐武则天时，经义净揭露，才证明东汉道教徒并非诬攻。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除其弊药条》说“自有方处，鄙俗久行，病发即服大便小便，疾起使用猪粪猫粪，或堈盛瓮储，号曰龙汤，虽加美名，秽恶斯极。”用粪便当药的，自然是普通僧众，统治寺庙的大僧用秽物施给病僧，口头上对虫蚁也妥慈悲，实际行为是不管病僧死活。所以义净又说：“鸣呼！不肯施佳药，逐省用龙汤，虽复小利在心，宁知大亏圣教”！外表装出大慈大悲，内心实在残忍异常，这就是所谓“圣教”。中国僧徒接受天竺鄙俗，数百年来，相沿吃龙汤，无人敢怀疑，足见中国僧徒，精神上已成天竺僧徒的奴仆，只要天竺传来什么经沦，一概坚信奉行，惟恐因怀疑佛法堕入地狱。例如《佛说盂兰（意为倒悬）盆经》，说弟子大目键连用天眼通看到自己的亡母生在饿鬼中，目连悲哀，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送饭到口边，化成火炭，不得入口。目连大叫，悲号涕泣，请佛指教。佛说，你母罪根深结（据说，只是犯了不舍给游僧饭吃的所谓罪），谁也无法救她。只有依靠十方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我现在说出救济的方法：每年僧自恣日（七月十五日），人人都该尽力准备最好的饭和最好的果品盛盆器中，供养十方众僧。又施送香油锭烛床铺卧具，如是，父母六亲眷属，立即解脱诸苦。若父母现在者，福乐百年，前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升天往生安乐处。目连照法施食，目连母即日得脱饿鬼之苦。造这一卷经的意思是明显的，所谓饿鬼，并不是目连的亡母，而是不劳而食的十方众僧。僧自恣日是众僧互相指责的一日，受指责的僧徒有一顿好饭好果吃，又得香油卧具等物，可以减少受指责的苦痛，僧徒谋自己的利益可称周到。佛经中很多是僧徒为自私自利而造作的，也有为宗派斗争而造作的，传到中国来，上面写明佛说，再没有人敢非议它，转展相欺，宗教气氛就靠相欺得以维持。

　　天竺佛教小乘大乘两大派和大小乘内部各派别斗争极为剧烈，按照惯例，辩论胜利者有权迫令失败者骑上驴背，用粪瓶浇头顶，在大众前公开声称完全降伏，这样才允许失败者永远当奴隶。双方辩论，往往以自杀为条件。所谓慈悲、平等，对失败者是丝毫不存在的。中国无此种恶习，无条件地尊重大竺僧徒，因之大竺僧徒（包括西域僧徒）带着本宗派的经典纷纷来中国传播。天竺所有宗派都转运到中国来。但因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天竺不同，有的能流行，有的不能流行。

　　下面略述在中国的小乘大乘各宗派。

　　（一）小乘各宗派

　　姚秦时，鸠摩罗什译天竺人世亲所著属于小乘有宗的《俱舍论》，又译诃梨跋摩所著属于小乘空宗的《成实论》。《俱舍》《成实》两论经罗什传授，在南朝一度颇为发达，各成为一个宗派。不过，小乘声名不及大乘显赫，修行者宁愿学大乘得菩萨果，不愿学小乘得阿罗汉果，两宗因此门徒冷落，到唐朝时归于消灭。

　　（二）大乘各宗派

　　（1）三论宗

　　佛徒称混入大乘教的外道为方广道人。这种人谈空，把一切诸法谈成龟毛兔角，什么罪福报应都空无所有了。这对佛教是个根本危机，失去罪福报应这个骗人法宝，那里还有人信奉佛教。天竺人龙树为挽救由于谈空太过（所谓空病）而造成的危机，著《中论》及《十二门论》。龙树弟子提婆著《百论》。依据三论讲说的宗派称为三论宗。中国三论宗开始于鸠摩罗什。罗什以后，师徒相传，历久不绝。三论宗以二谛、八不中道为教门。所谓二谛，一是俗谛（亦称世谛），二是真谛（亦称第一义谛），俗谛认为有因果君臣父子忠义之道，真谛认为一切法毕竟空寂。虽说俗“有”真“空”，但“有”是假有，非实有，“空”是假空，非实空。远离“有”“空”二边，折衷二边称为中道。三论宗大师法朗教诲徒众，要“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无得即无所得，无所得即中道，破一切有所得见，以无所得为本宗宗旨。中论举八不为例来显中道，所谓八不，即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凡事物都有两个面，这种不这不那的公式，不能说明任何事物，只是一些诡辩或者说是作一些文字的游戏。八不有“五句”“三中”作解释。譬如就生灭来说，第一句，实生实灭，此认生灭为实，谓之单俗。第二句，不生不灭，此执不生不灭为实，谓之单真。单俗单真都是偏见，不合中道。第三句，假生假灭，谓之世谛中道。第四句，假不生假不灭，谓之真谛中道。第五句，非生灭非不生灭，谓之二谛合明中道。照这些说法，生灭都是假现象，不可执于偏见。所谓三中道，都是含糊模棱的话头，目的是谈“空”而不废“有”，以保存罪福报应的骗术。

　　隋时三论宗名僧吉藏著《三论玄义》二卷，讲三论一百余遍，临死时制《死不怖论》一篇，词云“略举十门，以为自慰。夫含齿带发，无不爱生而畏死者，不体之故也。夫死由生来，宜畏于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见其初生，即知终死，宜应位生，不应怖死”。题目是不怖死，实际是十分怕死。

　　（2）净土宗

　　释迦牟尼讲四谛，以灭谛为修道的归宿，灭即死，佛书称死为涅槃，有所谓小乘涅槃，大乘涅槃，有所谓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异说纷纷，谁（包括释迦本人）也说不清楚涅槃究竟是什么境界。有一个叫做龙树的人，假托佛说，造《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及《观无量寿经》等书，把净土境界说得很具体，谁肯念佛，便可往生净土享安养之福。

　　净土宗是讲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也是骗人最多害人最重的一个宗派。早在东晋，庐山僧人慧远搜罗名士僧徒一百二十亲人，在东林寺结社念佛，号白莲社。慧远劝诱陶潜入社，陶潜拒不受欺，饮酒诗云，“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拟古诗云：“不畏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下合意，永为世笑嗤”。陶潜是儒家，兼有道家思想，临终时作挽歌诗和自祭文，从容自在，比畏死的佛徒，不知高超多少倍，万卷佛书，何曾抵得陶潜三首挽诗和一篇自祭文。慧远让步允许饮酒，还是骗不得陶潜入社，足见不受报应之类的欺骗，便有排斥佛教的勇气。周武帝看穿佛教的荒唐，说佛经“言多虚大，语好浮奢，罪则喜推过去，无福则指未来”。陶潜看出佛书都是些欺人的空言，在当时确是卓识之士。

　　净土宗很象褓姆拿画饼哄一两岁婴儿，利用人们的愚昧和贪欲，进行最大胆的欺骗。天竺僧人世亲著《净土论》，北魏僧人昙鸾作注释，改书名为《往生论》。昙鸾再传弟子善导，唐太宗时人，提倡念佛，从此净土宗大发达。善导每天念佛，非力竭不停止，冬天严寒，也得念出汗来。他到处宣扬净土法门，前后三十余年，拥有大量信徒。信徒中有些人诵弥陀经多至十万或五十万卷，念佛一天念一万声或十万声，据说，很多人因得念佛三昧往生净土。善导弟子怀感问善导，念佛是否真有效？善导说，你只要专心念佛，自然会有证明。怀感问，你见过佛么？善导答，佛说的话，要绝对信奉，不可有疑。中国僧徒对天竺佛书深信不疑，有如病僧服龙汤，受了害还至死不悟。

　　净土宗提出快速成佛法，说念阿弥陀佛一口，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得八十亿微妙功德。照一般佛教说，从凡夫修到初地菩萨位，要经一大阿僧祇劫。一大阿僧祇劫据说是万万力忆，万忆为兆，一个阿僧祇是一千万万……（共八个万字）兆劫（世界成坏一次为一劫），修成菩萨可谓烦难之极。净土宗却说只要一念阿弥陀佛，迟则七日，快则一日，速生净土，即是八地以上菩萨。据说，大乘菩萨分十地（级），念佛一声，即成八级以上菩萨，可谓快速之极。足见速成是戏论，缓成也是戏论，归根说来，全部佛教都是戏论。

　　净土宗称人类世界为秽土，说阿弥陀佛世界，名为极乐，由彼界中，诸有情类，无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描写极乐世界的情形说：生在极乐世界的人，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服饰、香花、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欲食时，百味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身心柔软，无所味着，事已化去，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楼观栏楯，堂宇房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这种说法，正迎合极端贪鄙懒惰的人的心愿。这种人丝毫没有劳动，懒到美食可兔咀嚼之劳，美衣可无披戴之劳，无论衣食住宅，想到就有，假如在一块地上，一大堆洋洋得意的懒虫聚集在那里，这地方可憎厌之极，有什么乐值得欣慕。

　　净土宗害人最重的原因，在于提倡大修功德，营造塔庙，使剥削阶级加重对劳动人民的敲剥。《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说，愿生净土的人有三辈，一是上辈，凡出家沙门，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辈人临死时，阿弥陀佛率领大众亲来迎接，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成佛。二是中辈，虽不能出家作沙门，但能大修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悬缯燃灯，散花烧香，这辈人临死时，阿弥陀佛化身去迎接，与真身来接差不多。三是下辈，不能作诸功德（当然是穷苦人），但能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临死时，梦中见佛，也得往生。

　　在人世上统治阶级享受优越生活，被压迫阶级遭受苦痛，净土宗经书证明这都是合理的。《无量寿经》说，“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乞、孤独、聋盲、暗哑、痴恶、尪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财主）、智勇、才达，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事。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形易道，故有泥犁（地狱名）、禽兽、蛹飞蠕动之属，譬如世法牢狱，剧苦极刑，魂神命精，随罪趣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是，虽不即时暴应，善恶会当归之”。

　　净土与真言是佛教各宗派中最恶劣的两个。别的宗派都用支离烦琐、使人厌倦的道理宣扬佛教，对一般民众影响有限，因为谁也不耐烦去听那一套。净土宗提倡念佛，方法极为简便，地狱和极乐世界的对比又极明显，这一派僧徒专劝人信报应，修功德，佛教的毒害，因净土宗发达，才真正广泛传播到民间，凡是已经消失和现在还留存的巨大佛教遗迹，大致与净上宗有关系，那种耗损民财的罪恶，巨大遗迹就是物证。

　　净土宗的快速成佛法，和其他宗派在根本理论上有很大出入。怀感作《释净土群疑论》，很勉强地作了答辩。群疑之中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金刚般若经》言，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维摩经》言，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即不住，……准此大乘诸圣教说，佛本不来，亦无有去，何以《观无量寿经》说有化佛来迎，随化佛往，有来有去，与前经相违？怀感无法狡辩，只好承认实无有佛从彼西方而来至此授手迎接，亦无有佛引彼众生往生净土，但众生念佛，与佛有缘，自心变现阿弥陀佛来迎行者随佛往。谎话全部揭穿了，所谓自心变现原来就是中迷信毒甚深的人，临死时神经昏乱，似乎觉得有佛来迎，并非实有。净土宗最怕禅宗，因为禅宗主张自内求佛，不假外佛，反对建造塔庙等所谓功德，以为但令心净，此间即是，何处别有西方净土。禅宗揭穿净土宗的骗局，净土宗也揭穿禅宗的骗局，慧日（唐中宗时僧）著《略诸经论念佛法门往生净士集》攻击禅宗，说“不持斋戒，但养现身，讵修来报。口虽说空，行在有中，以法训人即言万事皆空，及至自身，一切皆有”。这些话颇能击中禅宗的要害，但禅宗也彻底暴露了净上宗的骗术，两个都出售快速成佛法，都是可笑的骗子。禅宗骂祖杀佛，否定天竺传来的各宗派相当勇猛。到后来自身也要被否定，禅宗恍然大悟，逐渐与律宗净土宗真言宗相结合。自此以后，各宗派不再独立存在，都归并入禅宗。禅宗成为汇合各宗派的中国式佛教。

　　净土教徒造了许多记载报应的书，这种书名是不值得一捉的。从这些造书人的思想看来，佛教的罪恶主要是对恶人起助恶作用。譬如某书记店僧雄俊，生时无恶不作，唐代宗大历年间，阎罗王判他入地狱。雄俊大声反对说：我如果入地狱，三世诸佛都是说谎。阎罗说：佛不曾说谎。雄俊说：《观无量寿经》说，下品下生，犯五逆罪（杀父、杀母、杀罗汉、伤害佛身出血、挑拨僧众不和）的人，临死时念佛十声，还得往生，我虽犯了罪，但并不犯五逆，说到念佛，不知有多少声。说完，即乘台注生西方。这是鼓励人作任何罪恶事，有净土提供最安全的通逃蔽，这除了助恶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又如说隋洪法师一生修净土业，临死时，见兜率天（弥勒菩萨的净土）童男童女来迎。法师说，我要西方，不愿生天上，拒绝兜率天使。令徒众帮着念佛，不久，告人说，西方佛来迎了。又如唐僧怀玉，每天念弥陀佛五万遍，诵经积至三百万卷，有一天忽见西方无数圣众来迎，中有一人手擎银台（中品），给怀玉看。怀玉说，我本望金台（上品），为什么拿银台来？说完，一切都消失了。后来，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二菩萨果然用金台迎怀玉去西方。这种计较兜卒与西方，金台与银台，虽然全是谣言，贪鄙思想却暴露得够恶心了。这些佛教徒焚修，思想本质不外乎以贪鄙之心计较利害。

　　极乐世界吸引力很大，不仅吸引了净土教人，而且也吸引其他宗派的人，如天台宗创始人智��，法相宗刨始人玄奘（愿生弥勒净土）以及禅宗中某些人都向往净土，希望死后得生西方，净土影响之广泛，即此可见。

　　有西方净土、有天上净土（弥勒净土），此外，还有东方净土，这个净土名叫净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东方净土与西方条件相同，并无高低优劣之分。这好比掮客招揽生意，你要西就有西，你要东就有东，反正把买卖拉到手就算成功。佛教骗人如蜘蛛张网，西也张，东也张，上也张，只等你落网，这同蜘蛛要吃所有落网的虫一样贪婪。

　　（3）律宗

　　佛经说，戒为平地，众善由生。三世佛道，借戒方住。佛教修行方法，不外戒定慧三种。戒如捉贼（烦恼），定如缚贼，慧如杀贼，因此学佛首先要守戒律。最重要的戒有五，即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说奉持这五戒，可以转生人天胜处，离鬼（饿鬼）畜诸苦。五戒中单就第一戒不杀生命来说，流弊非常严重。所有害虫可以无限生长，让它们找害人命和农作物，人却不可以对抗捕治。同样，要消灭统治阶级，必须经过战争，才能诛戮罪魁。遵守不杀的戒条，等于说，被压迫阶级不许起兵反抗压迫者。第二戒条不盗，实际只禁小偷盗，大偷盗可修大功德，不受戒律的限制。不邪淫指妻妾以外的淫乱，富贵人不缺少妻妾，不犯戒并仆难能。第五戒不饮酒，富贵人有称为世问第一上味的醍醐，不一定要饮酒。五戒以外，其余诸戒，都是琐碎烦杂，惑世欺众的一些手法。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僧徒，有些人奉持戒律，自以为持戒精苦，是种大福田，可获大利益，威仪严肃，结果是受骗到死，一无所得。

　　佛教传入中国，戒律也逐渐传来，鸠摩罗什译《十诵律》，佛陀耶舍译《四分律》，佛陀跋多罗译《僧抵律》。唐初终南山白泉寺僧道宣著述甚富，着重提倡《四分律》，律学成为专门学问，因此成立律宗，又称南山宗。道宣博学，著书甚多，有《续高僧传》、《后集续高僧传》、《广弘明集》、《古今佛道论衡》等书，在僧徒中享有高名，投门弟子多至千百人，影响及于全国。四分本是小乘律，在大乘盛行的唐朝，小乘律取得大乘的地位，称为极大乘，道宣《续高僧传·明律总论》说，世人对戒律有四迷，一是以为持戒烦累形神，小道可捐。二是以为戒律受持，极为烦碎。三是大兴土木，专求功德，不顾物命，心无慈恻，说是为福行罪，功过相补。四是律文纷杂，并无正断，律师任意解释，轻重随心。四迷都说明僧徒不守戒律。因为戒律烦累形神，律宗强调地狱冥罚来威胁僧徒守戒，逼迫中国人学天竺人的怪僻生活，以为圣（佛）意如此，不敢不从，完全失去中国人的生活惯例，甘心作天竺僧徒的奴仆。道宣以后，义净亲至天竺，考察西方当时所行戒律，作传四十条寄归，书名《南海寄归内法传》。义净归国后，广译一切有部律共十八部，企图使中国僧众行动全盘天竺化，甚至上厕所也要学天竺烦琐可笑的仪式，可称十足的奴仆思想。

　　（4）法相宗

　　法相宗创始人玄奘与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是中国佛教徒中两个著名的人物。他们的功绩玄类是战胜五大竺大小乘所有的论敌，慧能是战胜佛教各宗派，变天竺式的佛教为中国式的佛教。

　　玄奘幼年贫穷，十一岁便出家。他十分勤学，亲到各地方听名僧讲学。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到长安，跟名僧精探《俱舍》、《摄论》、《涅槃》等经论，大小乘无不通达，但还不能融贯。这时天竺僧波颇蜜多罗来中国，说那烂陀寺戒贤法师讲授《瑜伽师地论》，可以总括三乘（大中小三乘）学说。玄奘发心去天竺学《瑜伽》，六二九年成行。玄奘经历西域十六国，沿路访名僧学法，前后四年，才到北天竺摩揭陀国那烂陀寺。投戒贤法师，受《瑜伽师地论》,同时旁及大小乘《毗昙》各论，又向胜军居士学习唯识，天竺佛学的要义，被玄奘全部吸收了。他著《会宗论》，疏通《瑜伽》、《中观》两家的争论；又应戒日王的请求，折伏小乘论师的破大乘论，著《制恶见论》。戒日王招集五天竺沙门、婆罗门一切异道数万人，设无遮大会于曲女城，揭示玄奘所著二论，允许会众提异议。大会开了十八天，没有一人敢出头诘难，大小乘人一致推崇，大乘人称为“大乘天”，小乘人称为“解脱天”。玄奘战胜五天竺佛学者，取得无上荣誉，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超越天竺。玄奘并不因战胜论敌，发生做情心，但他已经看出所谓毕竟无姓（无佛性不可能成佛的人，与众生皆能成佛说矛盾）说不能在中国取信，想回国后不提这种说法，戒贤严厉责备了他，以为边方（指中国）人懂得什么！岂可随便为他们增减义理。玄奘也就墨守师说，回国后依然传播讲不通的说法。《瑜伽师地论》据说是北天竺僧人无着夜里升天听弥勒菩萨讲演，白天给大众转述，显然是无着托名弥勒造作这部论。无着又造《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阿毗达磨集论》，无着弟世亲造《二十唯识论》。无着公然作假，玄奘学习这些论，深信不疑，临死时坚决祈求往生弥勒净土，足见玄奘佛学虽高，但崇拜天竺僧徒的奴仆思想也是够深的。

　　玄奘搜集六百五十七部梵文佛书，启程回国。六四五年（贞观十九年）到达长安。唐太宗允许他专心译经，前后译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般若经》六百卷。玄奘从事翻译凡十九年，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四大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中，玄奘译书最多，译文最精。向来译经程序，起初是依梵文语法泽成汉文，其次是改成汉语法，其三是笔人修整文句，中间增减，多失原意。玄类精通汉梵文，又深探佛学，译经出语成章，笔人随写，即可披玩，他创五种不翻的规则，一、秘密故，二、含多义故，三、此方所无故，四、顺于古例故，五、力生善故，例如般若一词，译作知慧，便觉轻浅，不如译音，使闻者觉有深义。大抵佛经翻译事业，至玄类已登上极峰，再没有佛经译家能超过他。六六四年（麟德元年），玄奘积劳病死。死前一日，便模仿释迎死时形状，默念弥勒，祈求往生。令傍人称念南无弥勒如来应正等觉，愿与含识速奉慈颜。门人们问见到什么？玄奘答，勿问，妨我正念。第二大半夜，门人问和尚决定得生否？答言，决定得生。说完便气绝。佛教修行的目的是在涅槃，即无挂无碍，安安静静地死去，玄奘迫切祈求往生虚幻的净土，死得并不安静。宗教是这样狡猾的怪物，人中了它的毒，自己成为被愚弄者，同时又是愚弄者，自己愚弄自己，一直到死还不知谁愚弄准。宗教都是利用人的贪欲，进行威胁利诱，求生净土享受极乐，就是一种贪欲。

　　法相宗以阐明“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亦名唯识宗。依唯识论所说，以为宇宙万有，都不过是由心识之动摇所现出之影像。内界外界，物质非物质，无一非唯识所变。而所谓能变识，有八种，即眼识、耳识、鼻以、舌识、身识、意识，未那识、阿赖那识。原来佛教书籍都是凭空架说，违反事实，强辞夺理，芽凿附会，巧立多种名目，支离蔓衍，烦碎缴绕，使人厌恶的戏论，唯以宗更为琐碎，更是一种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戏论。例如说烦恼（根本烦恼），分为贪、瞋、痴等六种，又有所谓随烦恼（从根本烦恼附带产生），分为忿、恨、恼等二十种，形式上似乎分析入微，实际只是牵扯一些现象，巧立名目，如果造论人要再加二十种四十种，也是可以的。所谓八识，也是一堆杂烂货，眼、耳、鼻、舌、身（触）是感觉的器官，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唯识论称这五种感觉作用为前五识，另外又加一个叫做意识的第六以，说是杂乱无章的感觉，必侍心的综合作用加以综合，才能成为知识，这叫做意识。它还说不清楚心外无法（事物）的无理之理，再加一个叫做未那识的第七识。未那讽意为自我本体的显现，站在自我本体后面的那种自我本体，叫做第八识，即阿赖那识。未那与阿赖那互相为因。阿赖那识中藏有无量种子，以为一切识是由各自的种子为因，才得生起。一切物的现象，唯识沦者说是心上的一种境相，是和心同起的。凡此境相，必自有物的种子为因，才得生起。物和识各有自己的种子，由这些种子生起各自的果。拿阿赖那识来统摄一切法，何曾起总括三乘学说的作用。这种烦琐的哲学分析，和我国“得意忘言”的思维习惯不合，而且它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大家认为早解决了，兴趣已经不大。法相宗在府钥数传以后，即归消沉。

　　玄奘从天竺搬回唯识学，在当时是一种新奇的学问，玄类门下大徒弟多想独占这一份产业，玄类活着的时候，争夺已很激烈。玄奘大徒弟窥基，俗姓尉迟，出身将门，从玄奘学梵文和佛理，学业最为出色。玄奘译唯识论，使窥基与神防（音访fǎng）、嘉尚、普光四人助译，窥基要求辞退神昉等，由窥基一人助译。玄奘曲从其请，为窥基讲解唯识。玄樊门人新罗僧圆测，赂看门人，潜入讲室偷听。玄奘讲毕，圆测在西明寺集众僧开讲唯识论，窥基落后一步，很不满意。玄奘安慰他说，圆测虽讲唯识，却不懂因明（论理学），我传授因明给你。窥基又要求专给自己讲《瑜伽论》，圆测又赂看门人，潜入偷听，听毕又抢先开讲。玄奘宣布五姓宗法（声闻、缘觉、菩萨、不定四个种姓有佛性，一个叫做无种姓，没有佛性，毕竟不能成佛），只许窥基一人流通，五种姓说成为窥基独得的秘传。窥基造疏一百多种，号称百本疏主。窥基坚持这个秘传，晚年讲《法华经》，与天台宗发生冲突。可能是天台宗人造谣，给他三车和尚的外号，说他出门带着三车，一车放佛经，一车自坐，一车放荤腥和妇女。窥基每天对弥勒像诵菩萨戒一遍，愿生兜率净土，三车恶名，显然是论敌有意诬陷。圆测与窥基争名，玄奘密授一些秘诀来贴补窥基，这和世俗兄弟争夺财产，父母给爱子私添一些财物，没有什么不同，足见大乘佛教尽管口头说舍己济人是菩萨行，遇到具体的名利，是决不肯退让的。

　　（5）密宗

　　释迦临死时，告弟子们说：“汝等弗谓失师主，我逝以后，所说法、律是汝等师也”。其后上座部佛教徒墨守师说，反对变通，小乘有部实际是释迹真传。佛教得国王信奉供养，外道剃须发改服装，混入佛教徒中，托佛说造《般若》等经，以一切皆空来反对小乘有部，自称为大乘，斥佛教真传为小乘，大乘诸经破一切执着，似乎见解比小乘高一等，实际是大乘破小乘，也就是外道肢佛教，用空观揭穿小乘佛教的谎活。诸大乘经都说一切诸法毕竟空寂，又说诸佛国士亦复皆空，《金刚般若经》说：“若以色见我，以声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又说，“离一切诸相，即名为佛”。又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维摩经》说，“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下去，今际不住”。这样说来，一切所谓佛和佛国，都是假的，根本不存在。佛经有这样的说法：“云何名恶知识？云何名善知识？佛告舍利弗言，若有比丘，教余比丘，汝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灭，如是等唯观涅槃安稳寂灭，唯爱毕竟清静，如是教者，名为邪教，名恶知识，是人名为诽谤于我助于外道”。这段佛说显然是斥小乘教为邪教，小乘僧徒为恶知识。大乘空宗流行，佛教真传的小乘为了自救，天竺僧河梨跋摩折衷大小乘造《成实论》，主张人法两空，是为小乘空宗。龙树也为了挽救大乘教，造《中论》，主张非有非空的中道，举俗谛以承认不可否认的客观实在，举真谛（第一义谛）以维持大乘的空观，归根还是谈空，不过说话含糊，诡辩更为灵活一些，算是挽救了危机。无着和他的兄弟世亲（原是小乘大师）继起，造《瑜伽师地论》和《唯识论》，创大乘有宗。自谓离诸妄执，有则说有，无则说无，如理如量，而非戏论。这些有、空、非有非空（中）有（大乘有宗）诸说的变迁，都是由于外道思想不断渗入佛教，使释迎所传原来的佛教，面目愈变愈非，不过，总还属于显教，对佛教说来，都还不算是左道旁门。自从佛教演变出密教，佛教堕落成为以妖法惑世欺众的巫术，佛教走入绝境了。

　　大造佛经的龙树自称在南天竺铁塔中，遇见金刚萨埵（即普贤菩萨），面授《大日经》。铁塔中藏有《金刚顶经》，梵本有十万惕（音纪jì），略本四千偈，广本则有无最百千俱胝（千万为一俱胝）微尘数偈，显然，所谓十万偈本四千倡本都是龙树的作品。龙树原是非常博学的婆罗门教徒（外道），幼年时，读完婆罗门经典全部，后来又通天文地理医药等百艺，出家前品行不端，丑声大布，出家后，数月间读完小乘经典，又读大乘经典，感到佛理还未尽发明，需要补充。他造论造经，一身兼显密二教的唱导者，被称为大乘佛教的祖师。大乘教由他的努力而得到发扬，也由他的创造密教而下降为巫教一类的邪术。

　　密教尊奉最高的神，名叫大日如来，又称摩诃（大）毗卢遮那（日）佛，据说，大日与释迦为同一佛，大日是法身，释迦是应身，密教所奉的神很多与婆罗门教的神同名，大日如来很可能是事火外道的尊神，不过，既自称是佛教，自然要拉释迦的夫系，什么法身应身，无非是些无稽之谈。

　　密宗法门有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即智差别、理平等二门。就中说智差别（金刚顶部）的经典为《金刚顶经》，说理平等（胎藏部）的经典为《大日经》。密宗自称显教是释迦对一般凡夫说的法，密教是法身（大日）佛对自己的眷属说秘奥大法，都是秘密真言，所以密宗也称真言宗。修法的时候，要筑起坛来，这个坛叫做曼茶罗。在胎藏界曼茶罗里，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共供奉佛菩萨四百十六尊；金刚界曼茶罗里也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共供奉佛菩萨等神一千四百六十一尊。曼茶罗里编造大批神名，如金刚名号有金刚牙、金刚拳、金刚嬉戏、金刚歌、金刚舞、金刚钩、金刚索、金刚锁、金刚铃等。佛教神名，除了释迎牟尼及迦叶、阿难等曾有其人外.其余大批名号如阿弥陀（无量寿）、文殊、普贤、弥勒、观音等同金刚牙、金刚拳一样，全是凭虚编造。

　　密教因为依佛的真实言（《大日经》及《金刚顶经》）而修行，可以即身成佛（现身成佛），与显教难易悬殊，显教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密教即身成佛，十分快速，它和净土教邵是在佛教没落的情况下，吸收婆罗门外道的说法，推行快速成佛法，借以招揽信徒，维持本教的存在。密教修行，自诵咒以至供养、设坛等种种仪式都有一定规范，不得任意妄为。这些规范，必需经阿阇黎（阇音shē传法师）传授。阿阇黎给受法人在曼茶罗内举行灌顶仪式，才算正式入教。灌顶就是用清水灌受法人头顶，说是洗去无始以来，固着于身于心的无明烦恼之垢秽，引出本来生得的自性清净心，然后授以真言宗的秘印（手势）、秘明（咒语）。如果以秘印秘明授予未入坛的人，必招护教金刚神的忿怒，阿阇黎与受法人都将暴死。这是天竺外道中最落后最黑暗的一种，它采取秘密结合的方式，当是教中有不可公开的阴私事。大竺外道无奇不有，落后黑暗的社会产生这种落后黑暗的宗教，是不足为奇的。密教传入中国，在文化交流中流来了一股比其他各宗派更秽浊的脏水。

　　最初来中国传教的外国僧徒，一般兼习密教，利用人们的愚昧和迷信，施展一些法术，骗取愚人的信仰，对传教很有利。东汉译经中，己有《安宅神咒经》、《五龙咒毒经》、《取血气神咒经》、《咒贼咒法经》、《七佛安宅神咒经》等咒，都是密宗的经典。不过，密宗正式传入，是在唐玄宗时。七一六年，中天竺人善无畏携带梵本经吐著来到长安。次年，开始译《大毗卢遮那经》（《大日经》），一行禅师助译，一行成为继承善无畏的胎藏界阿阇黎。习密宗的人大抵要熟悉魔术，擅长说谎，石勒石虎时的佛图澄，自称年已四百余岁，能听铃声知吉凶，就是一例。善无畏死时自称年九十九岁，说他的本师达摩掬多，年八百岁。都是凭空胡说。七一九年，南天竺僧金刚智听说中国佛法兴盛，从海道来广州，奉敕人长安，后又入洛阳。金刚智所住的寺庙，必建大曼茶罗灌顶道场，招收门徒。七一九年大旱，四五个月不下雨，诏金刚智结坛析雨，行法七天，果得大雨。这是《高僧传》本传的话，凡是宗教书籍，不管它说什么，都必需首先对它采取不信任态度，按《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七年七月，“制以亢阳日久，上亲录囚徒，多所原免”。并无诏金刚智祈雨及得雨的记载，《高僧传》所谓求得大雨，无非是僧徒说谎的惯技。金刚智自称用曼茶罗法，可以拘禁鬼魅，使鬼魅附童男童女身上，去病去妖都很容易，显然与道士同样妖邪。日人小柳司气太论道教与真言密教之关系，指出密教经中剽窃模仿道教的证据多条，说明不空到天竺求经，仿照道教的骗术，拿到中国来变成新鲜货，偷来偷去，无非是妖邪合流。金刚智译出《金刚顶经》等数种，传授弟子天竺人不空。二人相继为金刚界阿阇黎。金刚智死时，命不空去五天竺广求密教经典。不空从海路到师子国（斯里兰卡）搜求密藏，遍游五天竺境，七四六年回长安。据本传说，为玄宗行灌顶仪式，又奉诏祈雨有速效，赐绢二百匹。七四九年，诏许不空归天竺本国。不空至广州，有敕今留在中国。早是常有的天灾，如果密宗祈求屡次见效，唐玄宗即使偏信道教，也不会轻易放不空回本国，足见不空能求雨但未必能得雨，因之可放可留无足轻重。不空大被宠信，是在肃、代两个昏君的时候。安史作乱，店肃宗逃到灵武，不空遣密使奉表问安，肃宗也密遣使者向不空求秘密法。唐肃宗穷极无聊，不空得以卖空买空。七五七年，唐肃宗令沙门一百人入行宫，以不空及新罗僧无漏为首，朝晚诵经，祈求佛佑。郭子仪等力战，并以重酬招回纥兵为助，寸收回京师，唐肃宗以为不空有功，不空也乘机居功。七五八年，不空入宫建道场，为唐肃宗受转轮王（圣王）位，七宝灌顶，受菩萨戒，一个昏君，一个妖僧，不顾国家大乱，民生涂炭，还弄什么转轮王互相欺骗，实是可恶之至。唐代宗比唐肃宗更昏，不空所作的罪恶也更大。唐代宗用奸臣元载、王缙（大诗人王维的弟弟）、杜鸿渐为相。三人都佞佛，王缙尤甚，不吃荤血，与杜鸿渐接连造寺庙，算是修功德。王缙舍住宅为宝应寺，每有节度使、观察使入朝，必延情到宝应寺参观，并请布施，利用宰相地位讹诈财物，地方官当然要应付。王缙又纵令弟妹女尼广纳贿赂，行同商贩，在这种敛财法下面，不知多少贫苦人遭受祸害。这个昏君曾问三相：佛说报应，究竟有没有？三人回答说：我国家运柞久长，不是有积福，如何能如此。福业已定，虽然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作乱，都被他们自己的儿子杀死，仆固怀恩反叛，半路上病死，回纪吐著大举侵入，不战自退，这都不是靠人力，怎能说没有报应。昏君深信这一派妖言，从此更信佛法。经常招僧徒入宫吃斋，有战事则令僧徒讲诵《护国仁王经》（不空译《严密》、《仁王》二经），战事结束，就算僧徒立了功劳。七六七年，为给亡母章敬太后造冥福。在长安东门造章敬寺，总四十八院，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建筑宏伟，穷壮极丽，费钱亿万。当时进士高郢上朽规谏说，“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不费财以求福；修德以消祸，不劳人以禳祸。今兴造急促，昼夜不息，力不逮者随以榜笞，愁痛之声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统治阶级造福，就是劳动人民遭殃。《资治通鉴》说：“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尊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不空为代表的僧寺，攘夺田产，浪费民财，与昏君好官同样是大民贼。

　　七七○年夏季，唐代宗诏不空往五台山修功德，不空造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瓦上，照耀山谷，费钱巨亿。朝廷发给中书省符碟，令五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工程进行得很快，秋天，不空自五台回京师，唐代宗用优礼迎入城。次年，唐代宗生日，不空呈迸所译密教经典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不空又请造文殊阁，唐代宗舍内库钱约三千万，贵妃、韩王、华阳公主等人都出钱助工。不空先已接受特进试鸿胪卿的官职，并得大广智三藏法号，文殊阁造成后，又赐给开府仪同三司名号，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死后赠司空，赐谥为大辩广正智三藏。一个妖僧凭骗术得到三公地位，并封公爵，表示唐代宗的昏愚和佛教的腐朽，都达到了高峰。

　　不空临死有遗书一首，处分本人财产，鄙吝的心情，与守财奴挣得一份家私，死时仔细分给妻妾子孙，惟恐有外人染指，没有什么不同。遗书中说，“其车牛、雩县洨南庄并新买地及御宿川贴得稻地、街南菜园，吾并舍留当院文殊阁下道场转念师僧，永充粮用香油炭火等供养，并不得出院破用，外人一切不得遮拦及有侵夺。……汝等若依吾语是吾法子，若违吾命即非法缘，汝等须依吾此处分，恐后无凭，仍请三纲直岁徒众等著名为记。”财物田园一人僧人手中，到死也不肯分散给外人。佛教强调布施，说可以破俚吝，免饿鬼苦，其实僧徒最悭吝，富贵如不空，只知要别人布施给他，他却决不让外人来分润一些。

　　胎藏界阿阇黎善无畏传授一行和玄超，玄超传授惠果。金刚界阿阁黎金刚智传授不空，不空传惠果。惠果一人合并传授胎藏金刚两部。惠果有弟子十二人传阿阇黎灌顶位。弟子中有日本僧空海，新罗僧悟真等人。惠果传义操，义操传义真，义真所传全是日本僧，中国僧徒不再有著名的阿阇黎。

　　密教是巫术，从经名看来，如《咒时气病经》、《咒小儿经》、《咒牙痛经》、《咒眼痛经》、《疗痔病经》等，这种所谓经咒一经试验，立刻要败露，密教很快为人唾弃，是自然的结果。大抵密教之所以获得流行，必须有易于行骗的客观环境。唐肃宗代宗时，朝廷势力实际上强于割据反叛势力，但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能够继续维持已经丧失信心，不空诵《护国仁王经》，在两个昏君看来，确是大有功效，而广大人民久罹兵灾，对统治者失望，却又渴望迅速平定叛乱，不免向超现实力量求助，密教因之兴盛莫比。但用神咒治疗痔病，情形却完全不同，一个痔疮比全部密教的力量大得多，任何大阿阇黎尽管诵经念咒，拿出全副本领，对着依旧发作的痔疮，实在无可奈何，只好自认失败。宋《高僧传·金刚智传》说，金刚智捉鬼去病，非常灵验，近世的密宗，用咒术治病捉鬼，少有效验，被世人轻视，原因是施术者专为个人谋身口之利的缘故。这是给密宗解嘲，也说明密宗的消灭必不可免。

　　下面略述《苏悉地羯罗经》所载密教作法的情形，妖邪气比道士更足，佛教变化到密教的形式，可谓已经流入绝境，除了消灭，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作法的基本方式叫做阿毗遮噜迦。作法时，先供养大忿怒金刚和他的眷属，作法的人，用水洒湿赤衣或青衣着身上。如作极忿怒事，用自己的血洒衣使湿，以右脚踏左脚上，面向南，一目向左斜，一目向右斜（怒目不齐），睛眉间起皱纹，紧咬牙齿，作大声音。一天分三次，取黑土涂坛（曼茶罗），或用驴粪，或驼、羊、猪、狗粪，或烧死尸灰。给坛神献赤色香花，或献青色臭花，或献诸谷麦豆之糠。于黑土地穿三角炉，一角向外，三角中间各长二十指，深十指，以烧尸灰涂之。炉底放烧尸灰或用诸糠，或用炭。又用毒药诸粪芥子及盐作成仇人形，一片片割下来烧掉。或用左足踏仇人形心上，割取碎片焚烧，或用仗鞭打，或用皂英刺遍打仇人形全身。说作阿毗遮噜迦的作用是，仇人自相分裂，或迁移到别处，或亲人相憎恨，或仇人得重病，或眷属离散，或变成顽愚。这是多么野蛮愚蠢的一种表现，密宗和道教中的妖道都反映中国和天竺社会里有这样最黑暗的一部分人。密宗又有”治偷窃的法术。当发现东西被偷的时候，作法僧发起瞋怒，按照阿毗遮噜迦法，作护摩烧法，于地上穿三角炉，用已身血，或用苦谏木，或用烧尸残柴，放在炉中燃烧，火烧起以后，用烧尸灰和己身血继续焚烧。又用毒药、己身血、芥子油及赤芥子作成偷者形，作法僧坐形上，用左手（佛教徒以左手为贱）片片割折偷者形。如偷者恐怖，亲自送还偷窃的东西，便应叫他无畏，给他作扇底迦法（息灾法），否则偷者必死。偷物有大小轻重，这里不加分别，企图用妖术使偷物人身死，密教的妖邪残忍，只能在落后黑暗的社会里流行，在较进步的社会里是不能存在的。《陀罗尼集经》载许多用咒法，例如得钱财法说，如欲得钱财，可于七日之中，日日取古淄草茎长六指、一千八段，一一火烧并念陀罗尼咒，即得钱财。又法，如欲求别人的心爱物，可取白菖蒲念陀罗尼咒一千八遍，系在自己的臂上，向别人乞求即得。如果念咒不效，一定是有障碍。可于初八日或十五日，牛粪涂地，设饮食花果，烧安息香，取白线一条，念陀罗尼咒，一遍打一结，如是作四十九结，所有障、碍鬼神都被缚住，所求就顺利了。一派妖言，使人望见密宗僧人，不觉心中作恶。

　　以上三论、净土、律、法相、密五宗，都是从天竺依样搬来，中国僧徒俯首奉行，不敢有只字怀疑，只要说是从西域天竺来的佛所说经和菩萨所造论，就象奴仆谄事主人，主人说什么就奉行什么，惟恐有损福报，甚至落入地狱。照义净的观察，中国医药比天竺先进得多，可是黄龙汤治病，（胡三省注《通鉴·陈纪》四引陶弘景曰：“今近城寺别塞空罂口，纳粪仓中，久年得汁，甚黑而苦，名曰黄龙汤”。）相沿几百年，没有人敢表示反对，迷信的威力无比，即此可见。除禅宗南宗某些僧人以外，所有各宗派称为大德的僧徒，精神上全是天竺僧的俘虏和奴仆，全是假出世的贪夫和痴人。佛教徒以东晋至隋唐出了许多名僧欣欣自得，实际是出了许多天竺奴仆和贪痴人，这些人丧失了民族自尊心，以生在中国不生在天竺为憾，无耻地自称是释迦的儿子，密宗甚至说僧人是从佛口里生出来的。因此僧徒自称为释子或佛子，自东晋道安开始以释为姓，僧徒俨然以特殊贵族（释种）自居，以为理应受优厚的供养。僧人怀信著《释门自镜录》，序文说：“我九岁出家，现在已过六十岁了。我能够住大房子，逍遥自在，衣服被褥，都轻软安适，生活闲逸，天还没有大亮，精撰已经陈列在前，到了午时，多种食品摆满桌上，不知耕获的劳苦，不管烹调的烦难，身体长到六尺，寿命可望百年。谁给我这样的福气呢？当然是靠我释迦佛的愿力呵！我估计过去五十年中饮食用米至少有三百石，冬夏衣服，疾病用药，至少费二十余万钱，至于高门深屋，碧阶丹楹，车马仆隶供使用，机案床褥都精美，所费更算不清。此外，由于思想和邪见，胡乱花用，所费更是难算。这些钱财，都是别人所生产，却让我享用，同那些辛勤劳动的人，岂可用相同的标准比较苦乐。可见大慈（佛）的教太好了，大悲（菩萨）的力太深了。何况佛以我为子而庇护之，鬼神以我为师而尊奉之，帝王虽贵，不敢以臣礼要求我，即此可知僧人的高贵，父母虽尊，不敢以子礼要求我，即此可知僧人的尊崇。再看四海之内，准家不见我的仓库，何人不是我的于弟，只要我提钵入室，人家收藏着的膳食立即摆出情用，携杖登路，人家松懈的态度立即变得肃然起敬。占人有一饭之恩必报的说法，何况我们僧人，从头到脚都是靠如来的养活，从生到死都是靠如来的保护。假如我们不遇佛法，不遇出家，还不是要早晚犯霜露，晨昏勤耕种，衣不盖形，食不充口，受种种逼迫，供别人奴役。那有资格扬眉大殿之上，曳杖闲庭之中，跣足清谈，袒胸谐谚，居不愁寒暑，食可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僧徒过着这种高级地主阶级生活，即寄生动物生活，还狂妄地自尊自贵，毫无愧耻的意思，一味感恩释父给他们设立满足寄生动物贪欲的佛教。所以僧徒决不肯放松寄生动物生活的利益，也决不敢改动释父所立的教规，否则寄生动物的利益就动摇了。这些教规都是通过天竺僧或西域僧传来的，因此，宁愿当外国僧的奴仆，誓死对抗反佛的各种势力。他们真是那样热爱释父么？看来是可疑的。实际热爱的主要是寄生动物生活，其次是来生的福报。归根是贪婪无厌。《真言要决》是揭露佛徒罪恶的一本著作，其中有云，“群队扬声唤佛，何曾有微觉之情；相率大唱善哉，讵怀片善之志，忽忽争头逐食，喻于猎狗寻膻，扰扰竞觅施财，剧于飞蛾赴火。不辨寂麦之状，亦复说法化人，当身现是被囚，焉能为人解缚。但知劝他布施，不悟己是悭贪，仍号我是沙门，施者应当获福，莫省己之长短，破戒违律之愆。奸非谄曲恣伪，犹称如来释种，破灭正法，非是外人。”这都是事实。佛徒是技术最巧的骗子，是形迹隐蔽的毒虫，徒众奉佛教必然变成骗子和毒虫，也就必然要誓死拥护佛教，重利诱骗之下，谁也不愿放弃寄生动物生活再去辛勤劳动。利诱之外，佛教又有一套威胁的方法。方法之一，叫做唱导，专有一种僧人以唱导为业。《高僧传·唱导篇总论》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僧寺每日初更时候，绕佛行礼，环境寂静，僧人专心，默不作声。这时候导师擎香炉登高座，慷慨发言，谈无常则使人恐惧发抖，讲地狱则使人怕得哭泣，泪流满面，说昔因则使人似乎眼见前生恶业，算报应则使人预知后一生的果报。谈快乐则使人心胸畅悦，叙哀感则使人流泪心酸。在这种情况下，一堂僧徒无不心情惶惶，五体投地，个个唱佛号，哀求垂慈悲，等到后半夜，导师又讲时光易逝，胜会难留，使人感到紧迫，满怀恋慕。佛寺对僧徒夜间进行恐怖教育，夜夜如此，因果根应说深入意识中，自然成为神经病者，着迷既深，不能复醒。宗教确是毒害人类精神界的鸦片烟，高僧则是受毒更深，因为彼灌注了毒性更大的吗啡。佛寺先诱人出家，使生活寄生动物化，然后施以恐怖教育，使毒汁融入脑髓，所谓大德开士，竭力宣扬毒气的人，就是受毒害最深的宗教奴仆，要求他们摆脱外来传教僧徒的侄桔，是不可能的。这些外来僧徒在外国，都钻研过多年佛经，也就是吸食过毒性极大的有痛人，他们只能要求俘虏和奴仆永远吸毒象他们一样，决不肯放任俘虏和奴仆跳出罗网，做一个独立生活的人。

　　佛经是在长时期内由外道、佛教徒杂凑起来的著作，各经所说的道理，可以绝对相反，例如有些反对有，主张空：有些却毁空赞有。有些主张弃小乘学大乘；有些却主张先学小乘后学大乘，有些反对有所得心，说宁犯五逆罪，不生有所得心；有些却说宁可起我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如芥子许。又如《法华经》说，不得亲近小乘三藏学者，《十轮经》却说，无力饮池河，讵能吞大海，不习小乘法，何能学大乘。如是等诸大乘经，诃有诃空，赞大赞小，无有定说。同是大乘经论，如《涅槃经》等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解深密经》等说，有一类人不具佛性，终无成佛之期。同称佛所说，相差如此悬殊。给它弥缝的说法是因为听佛讲话的对象不同，故佛说也不同，有的说佛“随缘化物，难可思议”。所谓难可思议，就是承认佛经自相矛盾，无法讲通。向来外国借徒和他们的奴仆，按照本宗派的讲法讲去，不管通与不通。南北朝末期，中国僧徒开始自创宗派，意图贯通异说，虽未能解脱宗派积习，但不甘心作外国僧徒的奴仆，开动自己的头脑，升格为释迦（实际是龙树）的奴仆，总还算是前进了一步。中国僧徒自创的宗派有如下的两个：

　　（6）天台宗

　　中国僧徒沾染天竺僧鄙习，门户之见极深，各执所据，矛盾杂出，真是“混奴蝉而乱放，各识家而竟入”，宗派厘然，各自归宗，不会误入别门，所谓“得其小（小乘）者忘其大（大乘），执其偏者遗其圆”，就是佛教闹宗派的实情。北齐憎人慧文读龙树《中论》，其中有这样莫名其妙的话，它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慧文恍然大悟，以为一切事物无非因缘所生，而此因缘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为中道。佛教大别不外主有主空两大派，既然说是空有不二，宗派争斗也就认为不必要了。慧文依龙树即空即假即中的说法，创立所谓心观（一心三观），天台宗的萌芽由此开始。

　　慧文传弟子慧思。慧思取大小乘中定（禅定）慧（义学）等法创立学说，意在定慧双修，因定发慧。北方僧徒不重义门，唯重坐禅，南方僧徒学风却正相反。慧思自以为贯通南北，实际却导致南北僧徒的反对。在北齐，为僧众所恶，五四八年，被僧众毒害，几乎死去。慧思避往南方，五五四年，被僧众下毒，死去又救活。隔了一年，很多僧徒又要害死他，他立誓要造《金字般若经》，广为众生讲说。第二年，众僧徒阻断檀越（施主）给慧思送饭，前后五十日，慧思令弟子出去乞食，得延生命。要杀害慧思的僧徒，当然都是有地位的名僧，他们为了自己的名利，甚至用杀害的手段来消灭论敌，什么慈悲无争不杀等训条证明全是为骗人而设，僧徒本人是不受限制的。

　　智觊是慧思弟子，是天台宗的创始人。他出身士族，父亲做梁钥益阳侯，梁元帝亡国，亲属离散，智颔深厌家狱（僧徒称人世为苦海、火宅、家狱），要求出家，由军阀王琳介绍为僧。陈朝时，投慧思门下，代慧思讲经，成为慧思的法嗣。他原来的社会地位很高，当了和尚，陈朝大臣很多是他的学徒，再没有人敢谋害他。在僧徒中他的声望愈来愈高，居住天台山，陈宣帝割始丰县租税给智��作养徒的费用。隋灭陈，隋文帝下诏问候，晋王杨广迎智凯为师。智��尊杨广为总持，杨广尊智��为智者。政治上的声势，使他成为富贵和尚。他造寺三十六所，曾说，我造的寺，栖霞、灵岩、天台、玉泉，乃天下四绝也。他又造大藏十五处，梅檀、金、铜、画像八十万躯，著书三十余卷，亲度僧一万四千人。他是天台宗派的创业人，也是耗损民财的大蠢虫。他的弟子灌顶记录师说凡百有余卷，有了书，天台宗有所依据了。天台宗以调和各派为宗旨，所谓一心三观，圆融三谛，就是调和的一种说法。至于什么是三观三谛，无非是些戏论。譬如它说，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这叫做三一无碍。大乘教否认外界事物的存在，硬说都是空幻，它举例说，明镜之光明即空，镜像即假，镜体即中，这都是莫明其妙的诡说，佛教却以为是至理妙言。谁误信这些精神反常的话头，谁就变成反常的神经病者。三观三谛以外，又有所谓五时八教的判教。佛经托名释迪“金口”所说，可是彼此矛盾，谁也不能贯通，有些僧徒用判教的方法，企图自圆其说，还企图抬高本宗派所奉的经是无上圣典，结果又是矛盾百出，愈判愈糊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总算勉强说成了一套。五时是释迹说教五十年，按照徒众接受的水平，分为五个时期。一为华严时，据说，释迦成道后，三七日间，为徒众讲《华严大经》，徒众根基浅薄，完全不能接受，改讲浅近易懂的教义。二为鹿野时（前后十二年），释迦居住在鹿野苑，说三藏教《阿含经》，即小乘教义。三为方等时（八年），劝徒众向往大乘，说《维摩》、《楞伽》、《金光明》等经，要小乘人耻小慕大，弹偏斥小。四般若时（二十二年）说《摩词（大）般若》、《金刚般若》等经，以空慧水（诸法皆空）淘汰洗涤大小各别的情执。五法华涅槃时（八年）释迦以为徒众机缘已熟，可以听微妙不可思议的妙法，说《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临死时，一日一夜说《涅槃经》，与《法华》同是最高的妙理。天台宗所依据的经典，主要是《法华经》，《法华》列在第五时，显然是想抬高本宗派的地位。八教是化仪四教与化法四教的总称。化仪有顿、渐、秘密、不定四种，化法有藏（小乘）、通、别、圆四种。《法华》《涅樊》在八教之上，乃是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之教，是圆满完全之教。说来说去，无非是宗派陋习的表现。

　　天台宗提倡止观，说是入涅槃之要门，止即是定，观即是慧，定慧双修，可以见佛性，入涅槃。修止的方法是把心系在鼻端或脐问（脐下一寸名丹田）等处，使粗乱的心静止下来。如果心不能静，则用观的方法。观有两种：一种垦对治观，如用不净观治淫欲，慈心观治瞋恚等。二是正观，观诸法无相，并是因缘所生，因缘无性，即是实相，先了所观之境一切皆空，能观之心自然不起。归根说来，是要人静坐息心，无思无虑，入半睡眠状态（入定），但又不是完全熟睡（这叫痴定），心中仍有观慧，即仍在做梦。试举智��遗嘱里所说老和尚转世的伙夫为例来看：某寺伙夫窃听说法，烧火时看火烧薪柴，心里想到生命无常，比火烧柴还快，蹲踞灶前，寂然入定，火灭锅冷，管事僧怕众僧挨饿，禀告上座。上座说，这是好事，不要触动他，等他自起。伙夫入定数日，才醒过来，到上座处说经过情形，愈说愈深奥。上座说，你刚才说的我都懂得，现在说的我不懂了，不必再说下去。上座问他颇知宿命么？伙夫说知道一些。上座问，你犯什么罪做贱人，又有什么福能速悟。伙夫答，我前世是此寺老辈僧的师父，年少辈的祖师，现在僧众所学，都是我前世讲给他们的教训。那时候有一客人来，我取寺中菜少许款待客人，没有偿还，死后因此受罚，来给众人执贱役。也因过去修行多年，所以觉悟较易。宿命罪福，其事如此。这是智颔说的后，他懂得什么是定，足见一般入定就是做梦的睡眠。做梦兼扯大谎，就是这个伙夫的入定。

　　智��应该说是精通大乘佛法的人，他讲即空即假即中的教义，自然头头是道，俨然成套。可是他对财产的重视，丝毫也不看作空假。他受到帝王的尊崇，获得大量布施，造三十六所寺，就是他的财产，他在遗嘱里谆谆告诫后人，必须爱护寺产，不可自私。他举例说，一个老和尚某次有私客，取少许寺菜款待客人，忘记赔补，死后被罚作贱人，在本寺中当伙夫（说明佛教思想的极端自私，处理事情的极端偏激）。又说他的同学照禅师，是慧思门下第一个学生，曾用寺盐一撮，以为数录极微，不以为意，后来忽然神经失常，看见三年内共欠寺盐数十斛（说明僧寺的重利盘剥），急得赶快卖掉所有衣物，偿还寺盐。他又举本人为例，凡出门行动，骑寺驴都按价偿还。这和张家庄李家庄的张大公李太公，积得一份产业，临死嘱咐子孙，千万保存遗产的心情并无区别。智��出家，因为“深厌家狱”，他为寺产而计较利害，不是出了家狱又入寺狱了么？口头上尽管谈空反有，实际行为总是执有反空，高僧与凡夫在财物爱好上观点是一致的，并无道俗之分。

　　（7）华严宗

　　《华严经》是龙树所造，龙树自称入龙宫读《华严经》，遂传于世，大竺僧人造谣说谎的胆量极大，龙树就是这种人的代表。东晋时译出六十卷，南北朝时很多人讲华严，传说北魏人刘谦之作《华严论》六百卷，此外作疏的人还不少。武则天时，又译梵本得八十卷。唐德宗时又译梵本得四十卷。可见华严一向是被人重视的经典。与智��同时的终南山僧杜顺，开创华严宗，著《华严法界观门》，是为华严宗的观法。弟子智俨，著《搜玄记》五卷，阐明本宗观法。智俨弟子法藏著书多种，俨然被认为华严宗大师，武则天命法藏开讲《华严经》，很得则天宠信。法藏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得到三品官的奖赏，死后赠鸿胪卿。他为唐中宗唐睿宗两个昏君授菩萨戒，得皇帝门师的地位，王公贵族都对他恭顺，声势极盛。唐中宗给他造五所大华严寺，华严宗与天台宗一样，依靠政治势力的资助才发达起来。他的三传弟子澄观，为唐德宗门师，被尊为教授和尚，诏授镇国大师称号，任天下大僧录，唐宪宗给他金印，赐僧统清凉国师之号，主持全国佛教。唐穆宗唐敬宗相继封澄观为大照国师。唐文宗加封为大统国师。华严宗有这样一个阔和尚，宗派自然发达，到了最高峰。澄观活了一百多岁，临死召集大弟子们传授秘诀说，你们“……勿迷陷邪心，勿固牢斗争（无争）……对镜（见物）无心，逢缘不动，你们就对得起我了。”意思是要弟子们勿固执一边，与人斗争，把事物看作虚幻不真，是非无动于心。《华严经》是一部大经，他讲得纯熟，著作丰富，又与人无争，不牵涉人间是非，得到帝王公卿的尊崇，秘诀就是如此。澄现有门徒一千，弟子宗密独得其秘传，宗密本是禅宗南宗僧人惟忠的学生，投拜澄观门下，被认为唯一的高徒。这时候皇帝已是唐武宗。唐武宗灭佛，华严宗一豚不振，不再有大规模的传授，足见它的发达，主要是靠政治上活动。

　　华严宗是依《华严经》谈法界缘起、事事无碍，以此为宗旨的宗派。杜顺提出三种观法，一是真空观，二为理事无碍观，三为周偏含容观，总意是在调和各宗派，企图贯通佛经诸矛盾，标榜事事无碍，以圆教自居，它和天台宗都看出天竺佛教思想的极端偏僻性，所以判各宗派为偏教。但佛教自释迹举四谛创教，怖生乐死，思想十分反常，偏僻已成定型，无可补救，大乘教主张一切皆空，万法唯心，否认客观事物的实有，这又是何等偏僻荒谬的思想。龙树提倡非空非有的中道，非空非有即非这非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实际还是一个空。所谓中道，仍是偏道。天台、华严两宗都想立圆教来救偏教，天台宗定慧双修（坐禅与读书求知识并重），圆融三谛（即空即假即中），只能救偏中之偏，无救于根本之偏。华严宗讲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所谓理事无碍，理即真如（真理），事即万事万物。事物生灭变化，都不离真如，故真如即万法（事物），万法即真如，真如与万法，无碍融通。譬如水与波互相融通，无碍一体，是名理事无碍法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同是人，但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理恰恰有害于被剥削阶级，怎能以水波一体为喻互相融通？自然界事物各有它们的特殊规律，怎能互相融通？所谓事事无碍，以为万法中之一一事事物物即真如，即事事物物皆真如法性，虽一微尘，亦悉具足真如之理性，故事事互不相碍，一即多，多即一，举一则一切随之，主伴具足，重重无尽，恰如波波，互相融即，一体一性，无障无碍。是名事事无碍法界。这里把事物和真如（理性）都看作完全抽象的东西，可是事物都各有自己具体的特殊的规律，不能无条件地相即相融。华严宗有以为诸佛与众生交彻，净土与秽土熔融，法法皆彼此互相，相即相入，无碍熔融。尽管它有这一套讲法，但不能与其他宗派无碍融通，甚至对自称圆教的天台宗，华严宗也并不和它熔融无碍。佛教不论是偏是圆，总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

　　这里摘引《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一小段作例，说明它讲的道理是十足的诡辩和遁辞：问真如是有耶？答不也，随缘故。问真如是无那？答不也，不变故。问亦有亦无那？答不也，无二性故。问非有非无那？答不也，具德故。又问有耶？答不也，不变故。问无耶？答不也，随缘故。又问有那？答不也，离所谓故，又问有耶？答不也，空真如故。问无那？答不也，不空真如故。问亦有亦无那？答不也，离相违故。问非有非无耶？答不也，离戏论故。又问有耶？答不也，离妄念故。问无耶？答不也，圣智行处故。这真是可憎的诡辩，问答了一大堆，真如的有无始终不明，这一堆问答全是废料，全是空头把戏。

　　天台华严两宗，都自称圆教，不同于天竺传来各宗派的偏教。但是，佛教本身就是矛盾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大杂拌，这两个圆教要自圆其说，不得不求助于莫知其意的诡辩和支离烦琐的义疏，愈说愈不圆，与偏教比较，未见其圆，只见其不离于偏，所以推翻佛和一切经论的禅宗南宗一出现，偏教与圆教同样走上被人遗弃的一条道路。

　　佛教（各宗派包括下节所说的禅宗）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当然，根本是谬误的。不过，它也接触到某些真理，它那种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又总是把这些真理推到极端偏僻的方面去，做出荒唐的论断。譬如说，因果律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是存在的，佛教却说成因果报应，妄谈罪福，诱人昏迷，佛教的骗术，基本上就是因果报应。又如世界上事物都是在变化，古希腊哲学家已经看到万物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万物是在流动和不断变化，是在产生和消灭；世界是由彼此斗争的对立面组成的。佛教对此有一定认识，却说成生命无常，产生极端厌世的思想，愿求无生法，以住涅槃（死）为至乐，真是偏僻出奇的怪想。佛教也看出斗争的存在，却强调无争，认为争是烦恼的根源，必须无争才能得道。又如世界上一切现象部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一有执着，便不合事物运动的实际。佛教也有一定的认识，强调无著、破执，说是要“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破人我执、法执的结果是一切皆空，否认所有客观实在的事物。又如分析是认识事物的必要方法，佛教却利用分析法作为否认物质存在的手段。它用极其烦琐细碎的分类法，将所谓我与宇宙，如剥蕉叶，一一剥落，妄图说明实物只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暂时的偶然的积聚而已，并无实我，亦无实宇宙。又如世界上任何一个现象，都不是彼此隔离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佛教对这些规律也有一定认识，却说成缘起（亦曰缘生），以为一切事物都由无明（愚、痴、惑）而生，《缘起圣道经》有这样一段怪论，说：“无明灭故，行即随灭；由行灭故，识亦随灭；由识灭故，名色随灭；……由有灭故，生亦随灭；由生灭故，老死愁叹忧苦扰恼皆亦随灭，如是永灭纯大苦聚”。龙树《中论》说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佛教以寂灭为终极目的，即使偶有所见，结论都引到谬误上去。佛是一种宗教，既是宗教就永远与真理背道而驰，只能做蠢国殃民的事，这里摘引晚唐文士杜牧所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借以说明佛教罪恶的一斑。杜牧说：“佛经说人死后，阴府就收死人的灵魂，考校他一生的行为加以罪福。受罪的刑狱皆极怪险，非人世所有。凡是生平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错误，都将入狱受罪。尤其惺险的是狱广大有千百万亿里，遍地大火焚烧，狱中人一日间凡千万次死去活来，接连亿万世无有间断，名为无间地狱或阿鼻地狱。”地狱刑罚的无比残虐，正反映佛教思想的极端恶毒和天竺社会阶级压迫制度的极端野蛮。统治阶级稍微采用一点阴问刑法，就成极大的暴君民贼，被统治阶级就无法活下去。杜牧又说：“佛寺夹殿上和走廊上，都画地狱情状，人初次看到，无不毛骨悚然，心神骇惧。佛经又说，我国（天竺）有阿阇世王，杀父篡位，依法当入无间狱，但阿阇世能求事佛，后生为天人，况其他罪！只要能事佛，就可免罪得福。世人误信谬说，做尽坏事以后，自知有罪，就捐出一些财物，奉佛以求救。过了若干时日，说，我罪不小，富贵如所求，足见佛能灭吾罪又能赐我福。有罪罪灭，无福福生，人之常情无非是避祸求福，现在权归于佛，买福卖罪，似乎拿着文契，当面交易。有些穷人穷到幼子啼号，不能给一饼，偶有百钱，却必召一僧吃斋，希望得佛助，有一无获福。这样下去，全国到处是寺是僧，不足为怪了。造寺惟恐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奇瑰怪，无有人力可及而不为者。”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文宗本想废佛，因佛教势力强大（僧徒与宦官勾结），不能发动。唐武宗继位，发怒说，使我民穷困的是佛。下诏废佛，光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李德裕《贺废毁诸寺德音表》作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几达十万人。会昌五年（八四五年），规定西京留四寺，留僧十人（当是每一寺留十人），东京留二寺，天下所有节度观察所治州三十四处得留一寺，留僧照西京例。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有寺。派遣御史四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御史乘驿马还没有出关，天下寺连屋基都已经挖掉，足证佛寺恶贯满盈，民众对佛寺憎恶已极。凡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四千六百余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百人（李《表》作还俗僧尼并奴婢共约四十一万余人），释放奴婢十五万人，良人被奴役的比僧尼加倍，约五十余万人（例如禅宗南宗始祖慧能投寺出家，被派为舂米行者）。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杜牧及《会昌拆寺制》均作数千万顷，孪《表》作数千顷，疑是数十万顷）。奴婢每人给田百亩，编入农籍，其余被霸占的民财，一概没收充公。一个寺里管事僧（统治僧）不过数人。以不空遗嘱为例，有资格在遗嘱上署名的只有宜岁、典座、都维那、寺主、上座连不空本人共六名，假如一寺统治者六人，四千六百寺共二万七千六百人，这部分人占有奴婢十五万人，一个统治僧平均有奴婢五六人，再加被奴役的良人（农奴）五十余万人，一个统治僧占有奴婢和农奴在二十人以上。显然，佛寺是行施大骗局的机关，所有奴婢。（例如梁武帝投佛寺为奴，算是功德）、行者（农叹）财产都是骗来或霸占来的。它又是大批寄生动物（统治僧）的养育场，这个养育场保存并发展着奴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从天竺移植过来的落后制度，在中国借宗教迷信的力量，大大发达起来了。

第二节 禅宗——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

　　佛教是设计极巧的一套大骗术，东汉以前，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样狡诈的大骗子，中国思想界无论在理论上经验上都缺乏有效的反对势力。自从佛教传来以后，它的神不灭说、因果报应说、以及有关天上人间，唯我独尊的无数神话，把人们催眠成昏迷状态，理智丧尽，贪欲炽盛，厌弃现世，或者贪得无厌，一心求来世更大的福报。上层僧徒过着安富尊荣的寄生动物生活，是剥削阶级里从外国搬来的一个新剥削阶层。唐德宗时杨炎奏称，“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官与僧同是富家子弟的两条出路，这种僧自然是上层僧徒，有些可以得到大富大贵的地位。孙樵《复佛寺奏》说，“若群髡（音坤kūn僧徒）者所饱必稻粱，所衣必锦縠，居则邃宇，出则肥马，是则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凳，武皇帝（唐武宗）元年（八四一年），籍天下群尧凡十七万夫，以十家给一髡，是编民百七十万困于群髡矣。”会昌五年唐武宗灭佛，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人，本年全国户口帐为四百九十五万余户，按十户养一僧计算，是全国受僧害的民户在半数以上。辛替否《谏（唐中宗）兴佛寺奏》里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并非夸大之语。佛教无疑是社会的大祸害。

　　自东晋到唐初掸宗南宗兴起以前，中国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战胜佛教，反对佛教大抵有三个力量。一是朝廷与佛教发生利害冲突，因而用政治手段废除佛教。二是道教与佛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三是儒家礼教排斥异端。佛教增多一个僧徒，即朝廷损失一个丁男的赋役，凡是多少有一些政治头脑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总要感到佛教是侵夺人口的无底巨壑，还有一种威胁，即佛教从思想上俘虏中国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与天竺佛徒同化，甚至自称为佛子释种，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寺院有自己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装（僧兵），有自己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或佛刹（土）。佛国愈多，对当时政治统一的威胁愈大。朝廷废除佛教，拆毁寺院，是有理由的，佛教徒进行各种方式的敌对活动，总是突破朝廷的一切措施，求得自己发达的机会，以所谓空寂无争为教义的佛教，反抗朝廷的斗争是很坚决的，因为僧徒要保持寄生动物的生活，必然全力护卫自己的佛国。

　　佛道两教，向来佛教居首位。唐太宗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六三七年（贞观十一年）下敕规定道先佛后，佛徒大不满意，纷纷到阙下上表反对道士位在僧尼之上。唐太宗使人宣旨说，法令久已施行，不伏者当受杖责。老年僧徒怕受杖，相顾退避。一个壮年僧徒声言不伏此理，结果挨了一顿棒，习惯于寄生生活的僧徒，一顿棒就活不成，这个壮年僧徒病死了。唐朝廷要尊祖，先道后佛，本无不可，佛徒法琳面对唐太宗说，陛下之李出鲜卑拓跋达阇，与陇西之李无关，劝唐大宗自认是阴山贵种的子孙，不要承认老聃的李姓，因老聃是牧母所生。这是多么卑劣的思想。僧徒都无耻地自以为是释迦贵种，不能展居道后，誓死要力争首位，这是甘心做天竺僧奴仆的心理，给奴仆吃一顿棒是应该的。府高祖时，太史令傅奕上书主张减少寺塔，废僧尼，指出佛教流弊十一条。佛徒法琳作《破邪论》《辩正论》，狂骂傅奕，为佛教辩护，呶呶不休。表现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奴仆而是盛气凌人的豪奴恶仆，以法琳为代表的僧徒，中国人的气味已经消失得不留丝毫了。唐太宗对待这个豪奴恶仆很合理，敕法琳说，你著的《辩正论·信毁交报篇》里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大去念观音，到期试刀，看是否不伤。法琳的而论都是用大量谣言谎话构成的虚头把戏，最怕的是实验，这一下真难倒了法琳，他在狱中迫切哀求佛菩萨显灵保佑，当然哀求不出什么来。七日期满，法琳苦思救命之计，忽然想得一计，当敕使来问刑期已到，你念观音有灵否？法琳答，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唐太宗使人问，诏书令你念观音，为什么不念，却说只念陛下。法琳答，陛下功德巍巍，照经典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说了一大套谄谀奉迎的话，豪奴的骄气黯然消失。唐太宗免法琳死罪，流放到远州僧寺，法琳在路上病死。佛奴仗佛势，令他拿出佛的实据来，所有奴仆的虚骄气，自然不打自消。对付佛教以及对付一切宗教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听空言，要求实据。

　　凡是天竺传来的宗派，都自以为圣法如此，丝毫不容变通，属于本宗派的中国僧徒，也盲目顺从，甘心作天竺僧徒的奴仆，大僧如玄类义净等人，都不免有奴仆相，更不用说其他憎徒了。陈隋间中国佛徒成立半自立的宗派：天台与华严两宗，都标榜圆教，斥其他宗派为偏教。这两个所谓圆教，一方面企图调和佛教各宗派，另方面也企图与中国的反对派别谋调和，天台宗与道教接近，华严宗与儒学接近，两个所谓圆教的产生，自然是道儒与佛教长期斗争的结果。天台宗有修习止观坐禅除病法，与道教相似。智觊《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杂说》：“脐下一寸名优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又说，“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病。何等六种气？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颂曰：心配属呵肾属吹，脾呼肺刚圣皆知，肝藏热来嘘字至，三焦垂处但言嘻。”又说“十二种息（呼吸）能治众患，一上息；二下息：三满息；四焦息：五增长息；六灭坏息；七暖息；八冷息，九冲息；十持息；十一和息；十二补息”。守丹田属于止，六气十二息属于观，归根不外止观二法。天台宗也谈不死之药，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杂录》说，“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大阴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道士炼丹，佛徒也谈炼丹，佛徒坐禅调息，道士也谈静坐炼气，在这些方面佛道圆通了。

　　儒家礼教向来是统治阶级维持政权的基本工具，任何佞佛的帝王，礼法刑政总得依据儒家，凡明经进士两科出身的官吏，多半算是儒家中人，他们谋富贵的主要途径——仕途，不愁僧徒来夺取，因之儒佛间的冲突比佛道两教间要和缓些。不过，儒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对父母的关系有极大距离。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始于事亲，中干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儒家谈孝道，深入人心，谁敢倡异议，必然要受到谴责。佛教却别有说法，佛书说，“识体（灵魂）轮回，六趣（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一欲界——上为六欲天，中为人世，下为地狱。二色界——在六欲天之上的天。三无色界——在色界之上的天，守五戒的人转主人间，行十善的人死后生天上为天人）孰辨怨亲”。又说，“无明覆慧眼，来往生死中，往来多所作，更互为父子，怨（仇人）数为知识（朋友），知识数为怨。是以沙门均庶类于天属，等禽气（一切动物）于己亲，行普正之心，等普亲之意”，照这种怪说，禽兽虫蚁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现在的父母，可能来世是自己的子孙，佛教的怪谬思想，儒家和受儒学影响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佛徒自知弱点所在，不得不向儒家让步。强调《智度论》所说，净饭王死，佛亲自执绳床一脚，舁尸体到火葬场，表示一切众生应该报生养之恩，法琳《辨正论》对道教怒目狂骂，对儒家也多有微辞，独表扬释迦舁父尸是孝子，说“孝敬表仪，兹亦备矣”，唯恐受不孝的责备。唐后期华严宗兼禅宗僧人宗密作《佛说孟兰盆经疏》，序里说“始于混饨，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这些话虽出于佛徒之口，可以说与儒生无甚区别。不过佛徒行孝的方法与儒不同。宗密说，“应孝子之恳诚，救二亲之苦厄，酬吴天恩德，其唯盂兰盆之教焉。”归根还是荒唐的因果报应。宗密作《华严原人论》，承认释迦、孔、老都是至圣，与法琳说释迦是大圣，孔、老是小圣，说法也不同。佛徒不敢用天竺怪说反对孝道，儒生才有调和的借口。柳宗元《送僧浚归淮南序》说，“金仙氏（佛）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又《送如海弟子浩初序》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又说“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退之（韩愈）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若是，虽吾亦不乐也”。又《送文畅序》说“上人之往也，将统合儒释”，又《送元暠序》说“释之书有大报恩七篇，咸言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訑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柳宗元主张调和儒释，调和的根据是孝敬和与《易》、《论语》合。与儒合的佛徒不是那些照天竺原样搬来的各宗派而是中国化的佛教。

　　朝廷反佛的力量，表面上打击力很重，但接着便是佛教更大的发达。王通得出这个经验，在《中说》里说，“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北魏太武帝）、建德（北周武帝）之事，适足椎波助澜，纵风止燎耳”。反佛以后，反而佛教大盛，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因为佛教兴盛的社会基础，即阶级压迫并没有什么改变，而统治者之间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隋文帝给智��诏书里说，“往者周武毁弃佛法，朕曾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及受命于天，遂即兴复”。一个皇帝反佛，另一个谋篡夺的野心家，对佛许下弥天大愿，求佛保佑。又灭佛的皇帝，一般是不久即死，因为灭佛多信道，信道必吃长生药，吃药必死，野心家得以减少篡夺的阻力。及篡夺成功，以为佛真有灵，不吝重价还愿，反佛以后，佛教大兴，原因在此。

　　拥护佛教的力量比反对佛教的力量大，封建时代要消除这个蠹国殃民的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北周武帝灭佛就是一个例证。周武帝灭北齐，召集齐境大僧五百余人到宫中，宣布废佛教，令僧徒还俗，并允许僧众辩论。一个名叫慧远的僧徒，与周武帝往返辩驳，最后理屈辞穷，拿出所谓阿鼻地狱这个法宝来恐吓论敌。周武帝灭佛坚决，回答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愿意受地狱之苦。僧徒的法宝失效，只好俯首服从法令。又一个僧徒任道琳上表要求辩论，周武帝召到御座前，令任道琳尽量提出兴佛教的理由，周武帝一一据理驳回。任道琳理屈，愿同义学僧（有学问的僧人）十人人通道观学道教。佛教是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当统治者根据当时需要，觉得放弃这种工具更为有利时，便失去骗人的力量。阿鼻地狱这个吓人法宝，有理智的人听来无非是一种玩笑，根本不值一听，在僧徒听到法宝失效，却似天崩地拆，真是一切皆空了，还有什么别的可说。佛教的道理与地狱都被周武帝驳倒，因此佛教徒都觉得佛经所说佛死后一千五百年佛法将灭的预言得到证明，末日已到，大部分僧徒遵令还俗，也有个别僧徒为佛教办后事。例如三阶教的创立，及刻石板经，都是佛教作灭亡的准备，原来早在北魂孝文帝时期，魏国政治已趋向衰朽，社会腐败势力（佛教是其中之一）愈益上升，最后招致大乱以至亡国。北齐政权主要依靠内徙鲜卑的支持，基础薄弱，尤其需要佛教的助力。北魏孝文帝以后，朝廷及鲜卑贵族，一向求助于佛教，任其无限制地发达起来。北齐更大力推行佛教，僧徒增至二三百万人，北齐因此亡国（当然还有其他亡国原因，崇佛却是主要原因）。智��给晋王杨广书里说，“从前北齐某帝，见负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愿去。齐主叹曰，人皆有妻子之爱，谁肯孤房独宿，瞪视四壁，自弃在山林”。这是富贵人的说法，事实上贫贱人出家，仍受寺院上层僧徒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来自天竺奴隶制的，非常惨酷。只要看普通僧徒生病，寺院不给予治疗，却给饮龙汤，促使速死，寺院的残酷可见一斑。三阶教经书里说，“我教法中，恶法渐兴。实非沙门，自称沙门，破戒比丘，处处充满，为利养故，不修道德，身被法服，经理俗务，市肆贩卖，涉路往来，或复营农，贮积粜籴，或复商贾求利，或作种种工巧之业。托附俗官，为动弦管，并共棋博，或行媒媾，令彼欢喜。或假他势力，侵削道俗，所得财物，分与俗官。”这里说的种种谋利之事，经营农工商各业，被剥削被奴役的对象，首先自然是寺院内下层的普通僧徒。当时天竺奴隶制式样的寺院剥削比鲜卑更凶残，所以负炭兵宁愿辛苦憔悴，不愿出家作僧徒，什么孤房独宿，瞪视四壁，下层僧徒所受痛苦，何尝只是这些。佛教内部极端腐朽，早已是打倒的对象，北魏流行的假经如《小法灭尽经》，《佛说法灭尽经》，《五浊恶世经》，都是宣布佛教罪恶，末日已到的流行书籍。外部又有儒与道教的攻击，周武帝灭佛收效极速，因为他代表着社会的反佛趋势。但是，周武帝死后佛教又大发达起来。剥削阶级需要宗教，佛教尤其适合剥削者的爱好，因此，灭佛以后必有各种护法者出现，让佛教再兴。不消灭社会的剥削制度，佛教和其他宗教只能暂时受挫，要它们根本消灭是不可能的。

　　三阶教创始人名叫信行，在周武帝灭佛后，采取佛经中最野蛮最欺诈的部分，摘录成一本书名叫《三阶集录》，书凡二十六卷，又采录《三阶佛法》四卷。所谓三阶，就是分人为贤、愚、中庸三等（阶），用普通佛法教化他们。这叫做“只合行普，不合行别”（别是各宗派各有所尊奉），三阶教徒以苦行忍辱为宗旨，每天只吃一顿乞求来的饭，吃寺院的饭算是不合法。在路上行走，见人不论男女一概礼拜，竭力提倡布施，《决罪福经》说，“大福皆用货财，乃得成耳。夫布施者，今现在世有十倍报，后世受时有亿倍报，不可计数，我常但说万倍报者，略少说耳。恐人不信，少说。”《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说“成佛皆因旷劫行檀布施，济救穷贫困厄众生，十方诸佛亦从布施而得成佛”。三阶教徒以身作则，死后置尸体在尸陀林（弃尸体的荒林），供鸟兽食，叫做以身布施，求无上道。愚人惊异，以为信行得了什么道，相率信奉三阶教。隋初，仆射高颎邀请信行到京都，聚徒众愈多，立五个寺来容纳徒众。三阶教创立无尽藏，积聚钱帛，分为三份，一份供天下修缮寺塔之用，一份施给天下一切老病贫穷悲田（穷人）乞人，一份供自由使用。三阶教反对净土宗提倡的念佛三昧，主张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又不许入寺，不许吃僧食，说一切佛像是泥龛，不须恭敬，一切众生是真佛，所以要恭敬。北方通行净土宗，贵族官吏刻剥民财，盛造佛寺，上层偕徒享受极其优厚，三阶教主张一切出家人，悉行少欲知足之行，俱不供养舍利，不礼塔庙，连一拜舍利塔庙也不许。

　　劳动群众一方面不免受佛教诱骗，但主要的是仇恨佛教。五一五年，北魏冀州沙门法庆聚众起兵，专毁寺庙，斩僧尼，法庆利用民愤来发动战事，足见佛教早为广大民众所唾弃。三阶教的一些主张，是想在民愤大爆发以前和以后，有所和缓和补救。无尽藏积聚钱物，准备补修被拆毁的寺庙。劳苦群众是铲除社会上一切秽恶的实在力量，三阶教人说一切众生是真佛身，合安在好妙处，自身（僧徒）既在好房舍，佛（众生）在下恶处，岂成平等？这是三阶教人说些空话来欺骗劳苦群众。净土宗盛修佛像，三阶教说是泥龛。佛徒自称应该享受，理由是佛犹如国王，僧犹如王子堪受国王的福荫，堪受如来的荫庇。又佛犹如父母，念佛人犹如儿女合得父母饭食衣服床榻卧具，这无非是僧徒给自己作无耻的辩护。三阶教看出僧徒必有一天受到惩罚，为逃避惩罚，因此说不得坐僧床，不得吃僧食，借以自别于一般僧徒。佛徒称说现在住持好处所，来生得生好国土，得证菩提，所以僧应该住持寺，也应该入寺舍好处。三阶教说僧徒不该住寺，甚至不许入寺。三阶教说菩萨不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官长，这也是矫一般佛徒奔走权门借势害民的弊病。总之，三阶教的教义，在佛教看来是反常，是异端。这种异端能够产生并盛行，说明有些佛徒自知恶贯满盈，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隋文帝大兴佛教，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专办后事的教派，开皇二十年，下令禁止。可是，佛徒不敢相信本教可以久存，还是尊信三阶教，分本寺房屋，让三阶教徒居住。唐高祖唐太宗都崇道抑佛，愚顽的智实受杖，法琳在狱中念观音不灵，佛徒愈觉末日不远。一个佛徒说，自从周武灭法，佛菩萨都回到西方去了，就是说佛菩萨部骗不了人了。迷信的人为了护法，尽量布施，无尽藏接受钱帛金玉，数量多到无法计算。施舍人往往车载钱帛，交给无尽藏僧人，不告姓名而去，武则天兴佛教，屡次禁止三阶教，没收无尽藏钱帛。唐玄宗开元元年，下令灭三阶教，所有钱帛分给京城诸寺。开元十三年，令诸寺收回分给三阶教的房屋，众僧不得别住，《三阶集录》不得编入佛书目录，如纲维（寺主等掌权人）放任三阶教徒私自传教诱人，发觉后勒令纲维还俗。尽管唐玄宗再三严禁，三阶教还是互相勾结，朋援繁多，在佛教极盛的唐朝，佛徒做贼心虚，总感觉末日的将到。这种对佛教施加压力的来源，可以说是汉族传统文化通过儒家学派的复兴，渐次夺回精神界被天竺文化占去的阵地。

　　佛教办的另一件后事，是隋炀帝大业年间，僧徒静琬在房山的石经山开始刻石板经，藏石窟中，准备佛法完全消灭后，依靠这些石板保存佛教，静琬前后刻经三十年，石板藏满七窟。他死后，他的弟子们相继刻石。辽、金、元、明各代，还有人当作修功德，继续补刻。窟中所藏和埋在地下的石板共有八千块以上。隋文帝大兴佛教以后，静琬还不敢有佛教不灭的信心，加紧刻石以备法灭，可见鲜卑统治结束，外来宗教失去依恃，周武帝灭佛，声称“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对佛教无异宣布死刑。法琳要唐太宗自认是鲜卑人，也是企图胡人事胡神，而这一企图恰恰犯了唐太宗的忌讳。汉人建立的朝廷，必须承认儒学是正教，要维持封建统治，从经验里也证明儒比佛、道是较好的工具。儒学有两个要点，一是辨别华夷，二是强调忠孝。这两点，佛教在答辩上想说出理由是极困难的。封建统治者在国为君，在家为父，臣子服从君父，是维持封建秩序的根本所在。儒家学派坚执这两点，所以任何佞佛的帝王，例如梁武帝，也不能彻底废儒。形式上儒的地位比佛道低，实际是相反，儒拥有较大的潜在力。

　　佛教各宗派，都偏奉一经以立法门，如天台宗奉《法华经》，华严宗奉《华严经》。佛经出发点无非是苦空二字，所说不能不是一偏之见。宗派的成立，表示执持偏见，顽固不化。各宗派的大师，都想解释所尊奉的经典，求其通达。原来佛经以文辞琐碎烦杂、义旨暗昧难明为其特征，中国僧徒继承两汉今文经学的章句之学。解释佛经，愈讲愈难通，愈难通愈讲，恶性循环，经疏愈积愈臃肿，学徒愈学愈迷惑。义净《南海寄归年法传》有一段话，说佛学流弊，他说，“讲说撰录之家，遂乃章钞繁杂……上流之伍，苍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宁就。律本自然落漠，读疏遂至终身，师弟相承，用为成则。论章段则科而更科，述结罪则句而还句。……又凡是制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岂得故为密语，而更作解嘲”。义净所说隋唐佛学，很象两汉今文经学。两汉今文章句之学，流弊也是极其烦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结果是“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尽管朝廷在上提倡，今文经学总不免趋于衰亡。魏晋玄学兴起，攻击儒经，两汉四百年作为利禄之途的大量章句，一字不留地消灭了。任何一种学术，如果出现烦琐的解释，说明这种学术已无新的境界可辟，随之而来的只能是衰落或灭亡。隋唐佛徒作了大量烦琐的义疏，表示佛学达到极盛的境界，同时也表示接近衰亡，代烦琐学派而兴起的总是简易的学派，禅宗就是佛教里比较简易的学派。特别是禅宗南宗，尤为简易，离开文句，抛弃经典，也能一旦贯通，得大师称号。格守佛教烦苛的戒律，死抱白首宁就的义疏的僧徒，苦于前途渺茫，忽见禅宗南宗，正如魏晋某些士人放弃章句改谈玄学一样，从烦琐的戒律和义疏中解脱出来，自觉境界一新，精神得到自由。所以禅宗南宗一出，佛教各宗派为之风靡，许多僧徒愿意接近南宗以求精神界的出路。

　　魏晋玄学谈无，佛教大乘谈空，无与空是可以合流的。玄学是唯心主义哲学，佛教是发展得更高度的唯心主义哲学，当然又可以合流。玄学家发挥庄周的消极厌世思想，与佛教苦空完全一致。魏晋玄学家以旷达放荡纯任自然为风尚，蔑视礼法，这和禅宗都是统治阶级里面的放荡派。玄学家是高级士族，社会地位稳固，敢于肆无忌惮。禅宗僧徒没有这样的地位，必须依靠佛教的名义才能实行放荡，所以，禅宗是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主要是庄周的思想）其实。禅宗思想，是魏晋玄学的再现，至少是受玄学的甚深影响。玄学与禅宗在思想上都是反动的，但玄学冲击儒家的奴仆礼法之士，禅宗冲击天竺佛教奴仆各宗派的死守者，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又都起着一些积极的作用，值得赞扬。佛教认为人在前生都是有大小不等的罪过，这实际是性恶论，和儒家正统派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性善论正相矛盾，禅宗南宗改为性善论，以为狗子也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在人性的基本问题上与儒家一致了。按照轮回说，佛教认为当前的禽兽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所以孝父母是无意义的事。与儒家孝悌为人之本的伦理学说如水火之不能相容。自从佛徒制造出不少讲孝的佛经，强调孝是成佛的根本，而且实行三年之丧，在唐朝，儒佛对孝的分歧，至少形式上得到一致。禅宗南宗废弃天竺传来的戒律和经典，更增加了儒佛求得一致的可能。中国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思想来源不外道儒两家的学说，既然道家（不是道教）、儒家与佛教（主要是掸宗南宗）思想上基本取得一致，那末，经过改造（宣传孝道）的佛教特别是禅宗南宗成为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也就不容置疑了。攻佛最坚决的韩愈，在潮州（广东潮安县）与大颠禅师往来，认为“颇聪明识道理”。所谓道理，当然是儒家的道理，佛徒谈儒道，自然是颇为聪明。这些，正好说明禅宗南宗是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唐朝佛教中国化，即佛教玄学化，这是化的第一步。禅宗僧徒所作语录，除去佛徒必须的门面话，思想与儒学几乎少有区别（特别是两宋禅僧如此），佛教儒学化，是化的第二步。禅宗兴而其他各宗派都基本上消灭。禅宗获胜的原因，主要是自立宗旨，不依傍他人，放弃天竺佛教传来的奴仆面目，装上中国士大夫常见的普通相貌。这样，外来宗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得到统治阶级的容纳，作为统治的辅助工具之一，与儒、道并存。

　　禅，梵语禅那，意为坐禅或静虑。僧徒一般都得坐禅，天台宗所倡的止观，也就是禅的一种。自从鸠摩罗什译出《禅法要解》等书，禅学始成专业。罗什弟子竺道生，用玄学解释佛理，已含有唐朝禅宗思想的要旨。佛教在南朝重义学（讲义理），在北朝重禅学（坐禅），因之，禅宗得在北方建立起基础来。

　　南天竺人菩提达磨，自称是天竺禅宗的第二十八祖，梁武帝时，从海道来到中国。达磨不合南朝重义学的学风，转到北方传播他的禅学。达磨的禅学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所谓见性成佛，意思是觉悟到自心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如此修证，是最上乘禅。达磨教人首先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壁观，要人心安静象墙壁那样坚定不移。其次是发行，即一报冤行（逢苦不忧），二随缘行（得乐不喜），三无所求行（有求皆苦，无求即乐），四称法行（法指空无之理，称法而行，即无心而行）。达磨说法虽说离言说相，离文字相，但仍以《楞伽经》为依据，所谓安心发行，都是逐步深入的修行法，所以达磨所传的法，实际就是渐修法。《楞伽师资记》说达磨所说有《达磨论》一卷，又有《释楞伽经要义》一卷，亦名《达磨论》。达磨和天竺其他僧徒一样，跑到中国来，企图成立他的楞伽宗。他故意做出一套神秘的姿态，自称他的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迪牟尼起，历代师弟以心传心，不立语言文字，到他已经二十八代了。他带了一件棉布袈裟来，说是历代传法的凭证。这些都是无从查考的妄说，不少奴仆却被他俘获了。其中有一个“博通群书，尤善老庄”，名叫慧可的僧徒，达磨认为堪充法嗣，要他表示为法舍身命的决心。慧可自己斩断一臂以表诚恳（一说被盗斩去一臂，这个盗可能是争夺法嗣的同学），达磨才把那件袈裟付给慧可。如果真有这件事，可见禅宗开始时，也带有天竺秘密传授的邪气。到了第三传僧粲（隋时人），作《信心铭》一篇，含有明显的玄学思想，它的总结是“至道无难，唯嫌简择”，与庄子《齐物论》的说法相通。禅学与玄学进一步地结合起来了。第五传弘忍，住黄梅县（湖北黄梅县）双峰山，门徒多至千人以上。据说，他的本领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这和庄周思想更接近了。

　　弘忍门徒中，神秀早为上座并为教授师，一日，弘忍宣称要选择法嗣，令门人各书所见，写成一个偈，让弘忍挑选。门人都推崇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间在壁上写了一个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见偈，唤神秀来，说你作此偈，只到门前，还未入门。你回去思考，再作一个来，如入得门，我付法衣给你。神秀回房苦思数日，作不得新偈。一个舂米行者（未剃发，在寺服役的人）慧能，不识文字，请人代写一个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又作一偈说：“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静，何处染尘埃”，从空无的观点看来，慧能的空无观比神秀较为彻底，因此，弘忍选定慧能为嗣法人，秘密给他讲《金刚经》，教他带着袈裟急速逃回新州（广东新兴县）原籍。一件袈裟从神秀手边突然失去，当然不肯忍让。从此，禅宗分南北两宗，慧能在岭南传顿教，被称为南宗，神秀在北方传渐教，被称为北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袈裟，徒众又盛，门徒之一的神会，冒险到北方争夺正宗地位，最后南宗的正宗地位得到公认。实际上渐教是禅宗的正宗，达磨以下五代，都不曾提顿悟得法之说，神秀所写那个偈，弘忍本已承认它的嗣法资格，不料突然出现慧能两偈，比神秀说得深切，弘忍临时改选慧能为法嗣，授与传法袈裟，并给他秘密讲授《金刚般若经》。禅宗顿教，慧能是创始人。他的始祖实际是庄周，达磨不算是始祖。达磨依据的是《楞伽经》，弘忍弟于玄赜撰《楞伽入法志》，玄赜弟子净觉撰《楞伽师资记》，推南朝宋时中天竺人求那跋陀罗为第一代，达磨为第二代，弘忍门下神秀、玄赜、慧安三人为第七代，这七代人都奉《楞伽经》作立论的依据，以后排挤北宗出禅宗正统，纯是宗派斗争南宗获胜的结果。南宗所提倡的所谓顿悟，也无非是僧徒故作神奇，借以骗人的一种手法，其实慧能何曾有顿悟，他的父亲卢行瑫，唐初被贬官，流窜到新州为百姓，生慧能后三年死去，母寡居，慧能稍长，卖柴养母。不待言，这种穷苦绝望的生活，使他产生厌弃世间另求出路的想望。他偶在市上听店铺里有人诵《金刚般若经》，慧能问那里学来此经。诵经人答，弘忍禅师劝人读此经，说即得见性成佛。慧能认为找到出路，在当时普遍崇信佛教的环境里，只要留心，听些佛教教义，是不难的。唐高宗咸亨年间，他听女尼刘氏读《涅槃经》，已能讲解经义，后来又到乐昌县，依附智远禅师，谈论禅理，智远承认他理解非凡，劝到弘忍处求印证去。慧能第一次答弘忍问，表示“唯求作佛”，足见他为作佛探索了好多年。在弘忍处作舂米工役，王维《能禅师碑铭》说他听弘忍讲法，默然受教。因为他不识文字，一般人却总以为知识必须从文字书本中求得，感到慧能突然作偈，非顿悟不可，其实慧能早就对刘氏尼说过，“诸佛理论，若取文字，非佛意也”。穷苦生活迫得他求作佛，经过多年听受和思考，揣摩一切皆空的所谓佛意。如果他作偈叫做顿悟的话，那也只能说由渐悟积而成顿，并非无端忽然能作偈。佛教徒专爱造谣骗人，哄然相传，似乎真有所谓见性成佛的顿门，慧能一派徒众也伊然以顿门自负，这就使得人人可以自称为佛，天竺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举目可见的平常人，这对破坏佛教起着重大的作用。南宗的信仰者，敢于说佛不在外，在我心中，我即是佛。《金刚般若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南宗人想成佛，尽力扫相，佛即是诸相之一，扫相必然要扫佛，如果说南宗在历史上有所贡献，就在扫佛这一点上。

　　慧能的弟子们记录师说，成《坛经》一卷。《坛经》是南宗传法的经典，它教人“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人练成这样有呼吸的死尸，就算得了大道。但是人接触事物，不可免地要表示赞成或反对，禅宗却以无是无非为大道，以一切善恶都无思量，心体堪寂，应用自在为心要。《坛经》记慧能临死传授秘诀给十大弟子，说“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头，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所谓对法共有三十六对，其中外境用无情对有五，即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暗与明对，水与火对，阴与阳对。语言法相对有十二，如有为无为对，有色无色对，有相无相对，有漏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长与短对，高与下对等。自性起用对有十九，如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体与用对等。照慧能说，此三十六对法，体用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这是慧能的心得所在，意思是教弟子说话要顾及两方面，不偏在一边。他举明暗为例，说，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暗不自暗，以明变暗，以暗现明，来去相因。说到暗的时候，也要说到明，有明故有暗，离明即离暗。说的方法是无暗亦无明。三十六对都用一样的公式，无这边也无那边，一切皆空，不落边际，所谓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就是说得含糊，听得含糊，使人在含糊里似乎觉得有什么道理，因而落入其唯心主义的圈套。净土宗斥禅宗说，“口虽说空，行在有中。以法训人，即言万事皆空，及至自身，一切皆有”。宗教本来全是骗人的把戏，禅宗用空骗人，净土宗以修功德骗人，同是行骗，禅宗还能揭露净土宗的骗术，比其他宗派终究是有些贡献。

　　禅宗以为“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心险佛众生，平等众生佛。我心自有佛，白佛是真佛，自（己）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这是慧能所说的“见真佛解脱颂”。所谓见真佛，就是众生心有觉悟即成佛，心有迷惑佛即成众生，因为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成佛，成不成的关键在悟或迷。禅宗认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心外的佛全是假佛。依据这样的说法，凡是造寺、布施、供养、念佛，都不算功德，都无成佛可能，西方并无净土，三毒（即贪、瞋、痴）即是地狱，虚妄即是鬼神。慧能甚至否认修行必须出家，也不要戒定慧，他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必在寺”。这些说法，都对佛教大不利，特别是对净土宗不利。净土宗僧徒非常狼狈，慧日撰《念佛法门往主净土集》，攻击禅宗说，“于佛法生异见者，或有出家在家男女四众，惧生死苦，厌恶俗尘，展转相传，教人看净，昼是恣情睡眠，夜乃暂时系念。见世空寂，都无一物。将为究竟言，一切诸法，犹如龟毛，亦如兔角，本无有体，谁当生灭。无善可修，无恶可断，心所取相以及经佛，尽当远离，但令内心安住空中，知世虚妄，万法都无，虽是凡夫，能如是解，此即是佛，何劳勤苦，远觅世尊。亦不借念佛诵经为出离因。除此之外，诸余行门，悉皆虚妄，写经造像建立塔庙，恭敬礼拜，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等，是生死因，非解脱因。何以故？见善可修，见恶可断，涅槃可欣，生死可厌，誓断生死，誓证菩提，悉皆动念，心有所得，着相修习，虚妄分别，是有为法，是生死法，虽复勤修，不免流浪”。佛徒都过着寄生动物的生活，也就是懒虫生活，不过形式上有一套琐碎的戒律和礼拜诵经等所谓勤苦修行来掩饰懒虫的原形，禅宗把这些形式全放弃了，只剩下单纯的懒虫生活，这和魏晋玄学家的放荡形骸实质上并无区别。禅宗在行动上和言论上都起了破坏佛教的作用，慧日说禅宗是外道，言论甚于猛火，焚烧佛法。这种能烧佛法的猛火，在佛教流毒很广泛的唐朝时期，是有利益的猛火。

　　南宗宗旨，不外净心、自悟四字。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顿时成佛。修行方法可谓极简便。又说，只有大智人。最上乘利根人能接受顿法。这些说法，使得怀才自负狂妄骄纵的士人，名利熏心所求不能满足的贪夫，仕途失意满心烦忧和富贵内热需要饮冰的官僚，生活优裕自称隐逸的地主，这些人都愿意借谈禅来医治自己的心病，南宗自慧能以后，迅速发达，徒党众多，压倒一切宗派，就是因为适合这些人的需要。

　　用成堆成堆的谣言谎话装扮起来的如来佛，要揭穿他的空虚无稽，天竺大乘谈空各宗，都只谈到适可而止，不敢公然说佛无法无，因为佛法皆无，所谓三宝之一的僧只好同归于无，饥寒而死，龙树真（谛）空、俗（谛）有的调和论，正是大乘谈空的代表。在中国，以玄学（庄周思想）为本质的禅宗南宗，谈空的程度远远超越天竺各宗派，彻底破坏了三宝中的佛、法二宝，同时，用我即是佛的说法保护了僧宝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南宗比龙树更巧妙了。南宗创始人慧能不识文字，他不受佛教经论的拘柬，采取佛教各经论中合用的句子，摆脱烦琐的旧解释，凭己意作出新解，大大丰富了南宗的话头。例如《坛经》解释四乘说：“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无杂，且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自然，所谓最上来是指南宗的禅法。最上乘离一切法相，即心是佛，心外无佛，也就是说我即是佛，一切法相（包括佛在内）都该抛弃。他的继承人更加发扬这种思想，如宣鉴（慧能六世法孙，唐末八六五年死）教门徒不要求佛和祖（达磨等），说：“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等觉妙觉为二觉，即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十二部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菩萨）是守古塚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又说：“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莫求文殊普贤，是田库奴。可惜一个堂堂丈夫儿，吃他毒药了”。照佛经说，谤佛谤法都要入地狱受大苦，宣鉴看穿地狱佛祖佛经菩萨等等，只是一套骗局，全部佛教都被骂倒，与魏晋间嵇康阮籍骂倒儒学六经同有摧陷廓清的功绩。宣鉴骂拜师学佛人也很透彻，他说：“到处向老秃奴口里，爱他涕唾吃，便道我是入三昧，修蕴积行，长养圣胎，要成佛果。如斯等等，我看似毒箭入心”。又说，“他（大师）是丈夫，我何尝不是，我比谁也不差，为什么整天就他诸方老秃奴口嘴，接涕唾吃了，无惭无愧，苦哉苦哉”。南宗的长处，是把自己看作与佛平等的人，从奴仆地位站立起来。他说，“老胡（释迦）经三大阿僧祗劫，即今何在，活了八十年便死去，与你有什么分别，你们不要发疯受骗”。另一个禅师名叫义玄（慧能六世法孙，八六六年死）也是攻佛的一个勇将。义玄创临济宗，标出彻底反佛的宗旨。他说，“求佛求法，看经看教，皆是造业。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摄你，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缚你，你若有求皆苦，不如无事。”又说，“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夫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天然禅师（慧能四世法孙，八二四年死）冬天取木佛像焚烧取暖，说木头该烧。五代时禅僧义存说：“三世诸佛是草里汉，十经五论是系驴橛，八十卷《华严经》是草部头，博饭食言语，十二分教是虾蟆口里事”。这些说法，都说明南宗确实看穿了天竺传来的一套骗局，要创造中国式的佛教，即排斥天竺统治阶级理想化的腐朽生活（寄生虫生活），改变为中国统治阶级喜爱的腐朽生活（还是寄生虫生活），这些腐朽生活的集中表现就是佛。天竺的佛被赋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至高权力，反映天竺统治阶级的无限贪欲。南宗创造的佛，性质不异于庄周书中所称的真人至人那种人物，反映一部分统治阶级（士大夫）在唐后期衰乱之世避灾祸享厚福的自私思想。希运（慧能五世法孙，八五七年死）提倡无心的禅法，说“但能无心，便是究竟”。他解释无心说，“无心者无一切心也。如如（真理）之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无能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怀海（慧能四世法孙，八一四年死）讲《大乘八道顿悟法要》说，“放舍身心，全令自在，心如木石，口无所辩，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南宗教人要无心，但仍强调要有自己的眼睛。怀海说，“须具自眼，莫依他人作眼，须具两只眼，照破两头事，莫只带一只眼，向一边行。要向无佛处，坐大道场自己作佛”。这里说的无心，只是口无所辩，避免是非的一种表现，内心却是并非无心，所谓具两只眼照破两头事，说出观察事物不受片面牵掣的方法。所谓兀兀如愚，如聋如哑，心如木石相似，目的是要人“内无一物，外无所求”（佛也不求，求佛菩提皆属贪欲），做个自由自在的人，也就是这样才算作佛，从谂（慧能五世法孙，八九七年死）答人问，如何是七佛师？答云：“要眠即眠，要起即起”。宣鉴也说，“诸子，莫向别处求觉（求佛），乃至达磨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莫造作，着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涅槃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义玄主张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无非是想杀出一个自由自在的我来。自由自在的我只是一个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的无事人，这个无事人当然是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怀海作诗说“放出沩（音为wéi）山水牯牛，无人坚执鼻绳头，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眠得自由”。又作诗云：“幸为福田衣（袈裟）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这种自由自在纯任自然的舒适生活，与装模作样修苦行欺人的天竺佛教徒面目大异，同样是寄生动物，南宗比起天竺僧徒的虚伪作法，似乎较为率真一些。为了自由自在，有些禅师如慧寂（慧能六世法孙，八九一年死）不持戒，不坐禅；又如惟俨（慧能四世法孙，八三四年死）受戒后，声称“大丈夫当离法自净，岂能屑屑事细行于衣中中耶”！有些禅师否认整个佛学，如惟俨答李翱问如何是戒定慧，说：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佛学不外戒定慧三部分，惟俨看作都是无用之物，因此，他不许门人看经。门人问他自己为什么看经。他说，我只图遮眼，若是你们，牛皮也须看透。李翱为朗州刺史，向惟俨请教益。惟俨用手指上下，问，懂得么？李翱说不懂。惟俨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欣然礼谢，作诗云，“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云动水静，一任自然，不必看经行戒，这就是南宗的道。佛教徒死后，按天竺法火葬，并取碎骨称为舍利，南宗禅师自慧能起，多用全身葬法，漆紵涂尸体，安放龛中，此后禅师很多不按天竺法火葬。希运问门人们说，你见虚空曾有骨否？诸佛心同太虚，觅什么骨！从谂临死嘱门人们不可净淘舍利，说身是幻，何来舍利！佛徒说得神奇莫测的宝物，被南宗揭穿，一钱不值了。

　　南宗破坏天竺僧徒所传的佛教相当彻底，从千百万字的经论到一字轮王咒，从净土到地狱，从佛到饿鬼，从生前修行到死后舍利，全部骗局都被“一切诸法皆由心造，但学无心，诸缘顿息”这几句话一吹而散。南宗发挥了高度的主观能动性，与天竺式的佛教勇敢地进行斗争，一切外在的佛和佛法，全被推倒，贡献是巨大的，但它斗争的目的，只是要用内在的佛（我）代替外在的佛。我即是佛的说法被人认可了，立刻成为受人供养礼拜的地主或尊官。这些我即是佛的佛（得法者或法嗣），都是徒弄口舌的清谈家或攀附名公卿的帮闲清客，挥麈尾，谈公案，魏晋玄风居然又见于唐后期。

　　为什么魏晋亡国遗风以南宗谈禅的形式重复出现？这是因为唐后期，政权已被宦官执掌，士大夫间朋党争斗异常激烈，一般士人看不出自己的前途，南宗给他们指点出似乎很美妙的一个出路，即成佛或成自由自在的享福人。这和产生魏晋清谈家的社会原因是类似的。有一个名叫李节的小官僚在《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里说：以儒为业的人，总喜欢排斥佛教，这种见解很粗浅。佛教本是衰乱之世的产物，人生在衰乱之世，找不到任何可乐的事情，如果没有佛教，精神将何所寄托！议者只知道佛教因衰乱之世而生，不知衰乱之世需要佛教的解救，尤其不想佛教救世助化的大作用，却憎恨它雕镂营造的小花费，这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见解。李节说出佛教的鸦片作用，由于他自己是个鸦片瘾者，所以赞美毒品有救世助化的大作用。南宗的禅法是中国自制的毒品，在口味上比天竺来的各宗派更适合中国士大夫的要求，因此大大发达起来。

　　禅宗自称是释迦教外别传的心法，所谓心法，是师弟子间在十分玄虚难以捉摸的某种动作或言语上相互默契，就算以心印心，师弟子心心不异，师心是佛心，弟子的心也是佛心了。相传释迦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人都不懂得，只有大迦叶破颜微笑，表示会心，释迦承认佛心传给了大迦叶。这种十分渺茫无稽的说法，成为禅宗传法的根本规则。南宗自慧能死后，十个大弟子分头传教，求作佛的人有很大的增加，求作佛的方法，也愈益离奇。谈公案就是重要的一种方法。公案都是含意隐晦，无人能确实懂得的事情或话头，如果弟子思索得一个公案的答案，说给师听，得师同意（称为印可），那就表示得道了。一个著名禅师门下常有弟子五百人乃至一千人以上，这些人从禅师口里取得成佛的印可。因此禅门师弟子间互斗心机（机锋）异常尖锐，弟子提出谜语式的问题，师不能理解，便输给弟子，所佩“最上乘离文字之心印”不得不让出。禅师当然不肯轻易印可，故意做出怪动作或怪话头，使弟子不能理解甘认失败，这些动作和话头成为新的公案，流传在丛林（禅寺）间，愈积愈多，禅学转化为公案学。黄蘖禅师希运说，“既是丈夫汉，应看个公案”。禅宗不主张读佛经，看公案意思就是读禅经，公案中谈得最热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是祖师（达磨）西来意”？见于记录的答案多至二百三十余则。这些答案是各式各样的。例如有僧问慧能的法孙道一，说：请师（道一）直指某甲（达磨）西来意。道一答，今天我疲倦了，不能对你说，你去问智藏罢。僧问智藏。智藏说，为什么不问和尚（道一）？僧说，和尚教来问你。智藏答，我今天头痛，不能对你说，你问海兄（怀海）去。僧问海兄。海兄说，我不会这个。僧回到道一那里说明情由。道一说：“藏头白，海头黑”。又如一个名叫龙牙的僧人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翠微答，给我拿过禅板来。龙牙拿禅板给他，他接过便打。龙牙说，打尽管打，究竟什么是西来意？龙牙又问义玄，义玄说，给我拿过蒲团来。龙牙拿蒲团给他，他接着便打。龙牙说，打尽管打，究竟什么是西来意？又有一僧举同一问题问九峰，九峰答，一寸龟毛重九斤。又有一僧问从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从谂答：“板齿生毛”。这个所谓西来意的问题，根本是毫无意义的问题，谁要是作正面答复，谁就说死话，不配作禅师。所以这些怪诞的答案，禅宗中人却以为是合理的答案。还有一些问题，禅师无法作答，只能说些怪话来逃避。如某僧问从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从谂答：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有僧问省念和尚，如何是佛心？答，镇州萝卜重三斤。禅学是斗机锋的一种技术，慧能所作《坛经》，列举三十六对，教人“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意思是说话要超出两边，避免落在一边。佛所说诸法，也不过是一边之谈，禅家既不肯着边，那只能设想有“大道不称，大辩不言”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禅宗叫做第一义或第一句。凡对第一义有所拟说，就不免有所肯定，也就不免执着一边，这种着边的话头，都叫做粗言，也叫做死语，又叫做戏论之粪。希运说，“佛出世来，执除粪器，蠲除戏论之粪，只教你除却从来学心见心，除得净即不堕戏论，亦云搬粪出”。禅门中人，有时用棒痛打，有时大声吆喝，有时用谜语问答，如果在打喝谜语中忽有领会，说话合师意，便算获得印证，达到顿悟的妙境。归根说来，禅门中人看公案，是要学习如何发问，如何作答，务必说得不着两边使问答双方都毫无所得。无所得即是禅学所追求的悟境。慧海（道一的门人）所作《顿悟入道要门论》说，“求解脱唯有顿悟一门。顿者顿除妄念，悟者悟无所得。”

　　禅宗自达磨创始，以谈空说无为专业，到六世慧能以后，禅宗大盛，压倒其他宗派，谈空说无的技术更高超了。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被硬说是虚幻妄见，只有自己的心才是一切的根源。这种十分荒谬反动的思想，禅宗大师一生努力宣扬和传授千百徒众的禅学，不外是这种谬见，因之，禅宗虽然曾起过破坏佛教各宗派的作用，但本身就是谬见的产物，与佛教各宗派同样没有存在的价值。禅宗为求自己的生存，自唐至两宋教义趋于世俗化，僧徒关系俨然家族化，唐末五代出现了不少剃发出家的文士，下至两宋，许多禅僧说话类似儒生。同时，攻击佛教各宗派的勇气自动收起，不设佛像的禅寺，又恢复净土宗式的营造雕刻，陈设佛像及各宗派的菩萨，又采取密宗的某些方术，替人念咒超度，攻佛者不得不改为拥佛者，借以维持佛教的利益。口虽说空，行在有中，禅宗就在这个矛盾中不复能自振，只靠痴愚人的迷信，维持他们的寄生虫生活。

　　一切皆空的后果，必然否定佛和佛法，在天竺，龙树曾标真（谛）空、俗（谛）有的说法，借以保存佛教。禅宗南宗主张空无尤为激烈，但实际生活却不是证明一切皆空，而是它的反面一切皆有。禅宗普遍表现的行为，可举出几个特例，看出他们争名夺利，奔走钻营，并不比庸俗人看空一些。

　　（一）争取当大师的儿子（法嗣）。禅宗自达磨起，袈裟只传一人，得衣人即作为传法之子。第四世道信，传衣给弟子弘忍，后来又得一个弟子名叫慧融，道信允许他自立一宗。慧融所立宗称为牛头宗。慧融算是第一祖，弘忍有十个大弟子，以神秀为上首，当传衣时忽得慧能。弘忍秘密付给袈裟后，慧能逃回岭南，隐伏在猎户中多年。猎人以杀生为业，又多在山林中出没，避敌人的追踪，最为得计。日久敌人不再寻找，才敢出头传教。慧能出头传教，也是经过仔细试探，当时广州制旨寺，有一个印宗法师讲经，他拥有僧俗听众三千余人，慧能混在听众中，一日，僧徒辩论幡动的意义，一僧说，幡是无情物（非生物），它因风而动。一僧说，风幡都是无情，如何得动？一僧说，因缘和合，所以动。一僧说，幡不动，风自动耳。慧能大声停止诸人辩论说，你们说这个动，那个动，都不过是你们自己心动罢了。印宗法师在屋外偷听，大惊。第二天找到慧能，询知是禅宗的传衣人，即拜慧能为师。慧能得印宗法师等人的拥护，才敢公开宣扬他的南宗宗旨，与神秀的北宗对立，禅宗大师的门下一般总有一千上下的弟子，他们出家从师，都想被选为法嗣。被选中的人自然是一生安富尊荣，受用不尽，有些禅师生为帝师，死有谥号，俨然是一个大官。落选的广大僧徒，却是一生报废，毫无前途。因此，禅门中师弟子间同学间，互斗心饥非常激烈，仕途中争夺名位，丑恶无限，禅门丑事，至少与仕途一样多。赵州真际禅师从谂（音审shěn），幼年因穷苦出家当沙弥，从师行脚，到南泉普愿禅师处参拜。普愿在方丈睡眠，见从谂来参拜，问，你从那里来？从谂答，从瑞像院来。普愿问，还见瑞像么？从谂答，瑞像到不见，却见卧如来。普愿被他面谀，喜欢得坐起来，问，你是有主沙弥，还是无主沙弥？从谂说，有主沙弥。那个是你主？从谂答，孟春天气还冷，伏惟和尚尊体起居万福。意思是说你是我的主。普愿唤管事僧来，教特别待遇这个沙弥。普愿是慧能的法曾孙，是道一的法嗣，地位极高，从谂说几句中听的话，钻入普愿这家高门，后来成为普愿的法子，在禅师中很著名。又如天然禅师，原来是儒生，往长安应试，旅店中遇一禅客。禅客问到那里去？天然答，选官去。禅客说，选官不如选佛。天然问，选佛应该到那里去？禅客说，如今江西马大师（道一）出世，是选佛的场所，你可即往。所谓选佛，即被选为法子，当法子比当官不知要好多少倍，天然懂得这个，便前往江西见道一，初见时以手托头额（要求落发），道一看了很久，知道这不是好惹的学生，说，南岳石头（希迁，也是慧能的法孙）是你的老师，你去罢。天然到南岳，初见希迁，同样以手托头额，希迁说，到槽厂去。天然遵命入行者房，当烧饭工，前后凡三年。有一天，希迁令铲佛殿前草，天然用盆盛水洗头，在希迁面前跪下，希迁会意，便许他剃发。剃罢，给他说戒法，天然掩耳跑走，走到江西再见道一，未曾行参拜礼，便入僧堂内骑僧颈而坐。僧众大惊，奔告道一，道一亲来察看，说我子天然。天然立即下地礼拜，说谢师赐法号。天然得到希迁的剃发，道一的赐号，丛林中已有地位，他又出去游方，增高声望。他在慧林寺烧木佛取暖，在洛阳天津桥演卧，挡住留守郑某的车轮，郑某问挡车缘故，答称无事僧。郑某大加赏异，赠送衣粮，天然在东京大得声誉。天然用仕途奔竞的方法来选佛，做出各种怪行，使希迁、道一望而生畏，不得不满足他的要求，师弟子间斗心机逞计谋，何曾有些万事皆空的意味。从谂擅利口，天然工心计，禅门大师大抵属于这两类人，忠厚木讷的学徒，被大师看作钝根，决不会有作法嗣的希望。因为禅师都是些工心计的人，还用编家谱的方式来表示自己是某大师的儿子，例如弘忍的弟子玄赜有弟子名净觉，作《楞伽师资记》，以南朝宋时求那跋陀罗为禅宗第一世，达磨为二世，神秀、玄赜、慧安三人为第七世，以普寂、敬贤、义福、惠福四人为第八世。记中又载弘忍临死时嘱咐玄赜的密语，抬高玄赜与神秀并列，净觉又自称受了玄赜的传授。这篇短记充满着僧徒卑污无耻的心理表现。第一，它根本不提传袈裟的慧能，第二，弘忍有十个大弟子，它只提神秀等三人，这三人曾作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国师，声势赫赫，被认为第七世，其他七人都被排除，第三，净觉写玄赜，又写自己，表示自己也得道获果，他写《师资记》，目的显然在于争取当玄赜的法子。与北宗神秀一派争禅宗正统地位的南宗，因慧能传得袈裟，自然以正（嫡）嗣自居，指斥北宗为傍支，南北二宗争斗的目的，南是要以正（嫡）灭傍（庶），北是要以庶灭嫡。同俗家妻妾之子争夺财产完全一样。

　　神秀原是弘忍门下的上座弟子，张说所作《神秀碑铭》里说，“大师（弘忍）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并坐”。足见慧能传衣以前，神秀已是弘忍的继承人。武则天迎他入宫中，奉为国师，后来唐中宗唐睿宗两个昏君，也奉他为国师。他的弟于普寂，得唐中宗崇敬，王公大臣都来礼拜，普寂利用权势，推神秀为七祖（达磨算二祖），北宗大行于北方。传说北宗俗弟子到岭南做官，曾磨去南宗传法碑文，企图湮没嫡庶的关系。自称为慧能嫡传的神会，冒生命危险，来到洛阳，住荷泽寺，宣扬顿门，排斥渐教，遭北宗仇视，神会三次被谋杀，都得幸免。唐玄宗天宝年间，普寂俗弟子御史卢奕，诬奏神会聚众，形迹可疑。唐玄宗流放神会到戈阳郡（河南潢川），又移武当郡（湖北均县），第二年敕移至襄州（湖北襄阳），又移至荆州（湖北江陵），使神会经常迁移，没有安居传教的机会，这是北宗排斥南宗的阴谋，表示北宗政治上有势力。安禄山陷两京，神会为唐朝廷设戒坛度僧，收香水钱助军费。唐肃宗以为有功，召入宫中供养，又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神会得朝廷的助力，顿门大盛，北宗从此衰落不振。唐德宗立神会为禅宗第七祖，一场正傍争斗，到此才告结束。

　　（二）争夺袈裟，无异强盗谋财害命。达磨一件木棉布袈裟，把禅宗的真面目暴露得非常可憎。禅宗“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的著名公式，改作“禅师即强盗，无二无别”，是很合实际的，弘忍秘密授衣给慧能，三天后才宣告佛法已向南去了。当时就有军官出家的惠明星夜追赶，在大庾岭上追及慧能。慧能献出所传衣钵。惠明是普通僧人，自知地位还不合取得这些法物，告诉慧能说，我不是为衣钵，我是想知道和尚（弘忍）传授的密言。慧能如实转告，惠明满意，教慧能急去急去，后面大有人来追逐。第二天，果有数百人赶到岭上，惠明说，我先在此，不见那入来，询问岭南来的人，也不见那人。想来还没有到此。诸人被骗，回原路细查，慧能才得逃归岭南，隐在山林中避难凡十六年。指使数百人追赶的人自然是有得衣资格的神秀等大弟子。武则天拜神秀为国师，神秀推荐慧能，武则天派专使往迎慧能，慧能知道有危险，托病不去。武则天开口要传法袈裟，慧能只好献出。武则天将袈裟转给智洗禅师（弘忍十弟子之一），另送给慧能袈裟一件及绢五百匹，作为报酬。慧能换得袈裟以后，仍旧当作达磨袈裟，表示正统所在。智诜得袈裟，怕被劫杀，也是深藏若虚，临死才秘密传投给继承人。慧能依照弘忍旧例，允许弟子十人各自立门户，收徒传教，但停止传衣，对弟子们说，我为了保存这件袈裟，三次有刺客来取吾命，吾命如悬丝，恐后代受衣人因此短命，不传此衣，汝等依然能弘盛我法。慧能死后，尸体全身胶漆，并用铁裹头颈，开元末年，有刺客来取头，刀斩数下，寺僧闻铁声惊觉，刺客扮孝子形状奔逃出寺。当时神会在洛阳，攻击北宗，北宗怨恨，派刺客去取慧能头颅。南北两宗只是在成佛的方法上说有顿渐之别，成佛的最初步戒律是不杀不偷，以教人作佛的禅师却是杀偷兼备，甚至要杀死人的头。不管禅宗大师们口头上说得多么空，多么净，在争夺名利时，终究是禅师即强盗，无二无别。

　　（三）戒律荡然，从新收拾。禅宗所想做的佛，实际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享受闲福的单身地主。他们主张不持戒不坐禅，如道一在怀让门下，专事坐禅。有一天怀让取砖在寺前磨。道一问，作什么？怀让答，磨作镜。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怀让答，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能成佛。怀让是慧能门下大弟子之一，道一原是北宗僧人，后来弃北投南。他坐禅是北宗的修行法，南宗必须打破这种修行法。《曹溪大师别传》记潭州瑝禅师问大荣禅师，和尚（慧能）有何法教你，大荣答，和尚教我不定不乱，不坐不禅，是如来禅。瑝禅师叹道，我三十年来空坐而已！足见白慧能起，南宗与北宗相反，教人不坐禅。希迁给天然剃发讲戒律，天然掩耳跑走，足见佛教戒律对南宗某些僧人已丧失拘束作用。天然说，“岂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他连成佛都不信，当然不肯守戒律。南宗谈空的结果，僧徒不守戒律是很自然的。与天然同辈的怀海，采录大小乘戒律，别创禅律，号称百丈（怀海居百丈山）清规。以前禅僧多借律寺别院居住，怀海令僧徒不论地位高下，一律入僧堂。堂中设长连床，鼓励坐禅，免得游手好闲，出去作坏事。堂中设长架，僧徒所有道具（用具），都卷在长架上，免得私蓄财物。睡眠必须斜枕床边，称为带刀睡，又称带弓（人作弓形）斜卧。理由是说坐禅既久，不必多睡，用意是在防止淫秽之事。僧众早晨参见，晚上聚会，听石磐木鱼声行动，饮食用现有物品随宜供应，不求珍异，表示节俭。在寺内服役的人称为普请，表示上下合力。德高年长的大僧称为长老，居在方丈，表示只住一间小屋。长老的随从人称为侍者，替长老管事的人称为寮司。不立佛殿，只立法堂，表示法超言象。僧徒犯规，行施杖刑，焚毁衣钵，称为戒罚，实际是取消犯僧的寄生虫资格，没有衣钵，就无法冒充和尚。怀海建立新制度，各丛林普遍采用，禅寺开始离律寺而独立。天竺传来烦琐无比的大小乘律，被怀海推倒，这在反天竺宗派上是一个成就。禅宗谈一切皆空，摆脱拘束，本宗派有自然瓦解的趋势。怀海造新律加以遏阻，这是给猿猴颈上拴铁索，使跳跃有一定限度，势必溃散的宗派因此得继续保存，他教人说，“佛是无求人，以无着心应一切物，以无碍慧解一切缚”，他教人无求，自己却求保存宗派，即保存地主生活，所谓无求，只是欺人之谈而已！他改天竺式戒律为中国式戒律，大得儒生的赞赏，柳宗元《百丈碑铭》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柳宗元认为清规合于儒家的礼法，说明佛教教义经禅宗改造已经中国化，佛教戒律经怀海改造也中国化了。宋真宗时，佛教徒杨亿（临济宗徒众）向朝廷呈进《百丈清规》，原来私定的清规从此取得合法地位，全国丛林无不遵行。宋儒洛派大师程颢有一次游定林寺，偶进僧堂，见到周旋步伐，威仪济济，伐鼓考钟，内外静肃，一坐一起，并合清规，叹为二代礼乐尽在此中。这也说明清规是依据儒家礼仪改制的。清规碑侧有大众同记五条，是清规的补充条例。其中一条是所有投寺出家及幼年出家人都依归院主一人，僧众一概不得私收徒众。这样，院主有权收徒弟，立法嗣，其他僧众身死便了。又一条是住寺徒众不得内外私置钱谷。僧众生活完全依靠院主和寮司，不得不绝对服从院主。又一条是台外及诸处不得置庄园田地。台指寺院地界，地界外不得置庄园田地，足见地界内得置庄园田地，地界很宽，也可想见。寺院有院主，有法律（清规），有百官（寮司），有臣民（僧众），有土地，有嗣子（法嗣），院主俨然是个封建领主，在地界内拥有极大权力。所谓一切皆空，从那里说起！就是这个怀海，他的宗派特别发达，分出沩仰、临济两个宗派，临济在两宋流传尤广，与世俗间地主官僚结合在一起。如杨亿、夏竦、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张商英等人，或是名士，或是大官，哪个不是热衷名利的世俗人，临济宗大师和他们谈禅，并印可他们的心得，认作本宗俗弟子，事实上他们名利心热不可耐，借禅宗空谈，暂充清凉剂，好似口燥唇干渴热难忍的行路人，到汽水摊买瓶冰镇汽水喝，连声称赞凉爽，摊主人便拉他们作知己，共同摆摊，借以扩大本宗派的声望。“口虽说空，行在有中”，禅宗就是这样言行相反的一群骗子。

　　《百丈清规》以忠孝为思想内容，以家族为组织形式，使一群僧徒处于子孙的地位，受寺院主的族长统治。清规前四章标题是祝厘、报恩（以上说忠）、报本、尊祖（以上说孝），完全仿效儒家口吻，可是儒家说孝，首先要娶妻生子，禅宗绝不敢提夫妇一伦，因之禅宗谈的孝，在天竺佛教中是毫无根据的。在儒家学理中也是不伦不类的。碑侧五条中还有一条更说明禅宗说教的虚伪性和脆弱性。这一条是寺院地界内不得置尼台尼坟塔及客俗人家居止。按照天竺佛教所宣扬的人世是火海、人身是毒器、死（涅槃）可爱、生可恶的怪僻观点，僧徒不婚配不生子是被认为合理的。禅宗提倡自由自在，但不敢突破天竺戒律，公开娶妻生子，尼台指尼寺，禅僧怕活尼，甚至死尼也怕。客俗人家有妇女，禅僧也望而生畏，怀海亲率弟子耕作，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训条，僧徒依律不种地，怕杀伤虫蚁，即杀七世父母，死后当入地狱。怀海不怕地狱，却怕尼姑和佃户家妇女，禅学所讲的一切，抵不过一个妇女，它的脆弱性是无可掩饰的。禅僧怕妇女到如此地步，足见禅僧要求婚配何等迫切。武则天集合弘忍门下大弟子神秀、玄约、慧安、玄赜，问：你们有欲否？神秀等都答无欲。武则天又问智诜有欲否？智诜答有欲。武则天问，何得有欲？智诜答，生则有欲，不生则无欲。武则天认智诜答话较为老实，赐给他从慧能那里取来的达磨袈裟。南宗禅师尽管有勇气否定十方诸佛，放弃大小乘戒律，敢于饮酒食肉（拾得诗，“我见出家人，总爱吃酒肉。”），却同神秀等一样，没有人承认有男女之欲，敢于公开娶妻，这不能证明他们确实无欲，只能证明他们坚守封建领主的权利，决不让别人有所借口来夺取。

　　（四）各式各样的蜕化僧。戒律规定了佛徒的面貌，遵守大竺僧律，中国僧徒成为天竺佛教的奴仆。禅宗南宗不持天竺传来的某些戒律，抛弃了天竺僧徒的怪僻面目，但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不可能真正脱离佛教，例如爱慕妇女又严禁接近妇女的怪僻戒律，至少在形式上，禅宗还是坚守的。大概在《百丈清规》被各丛林采行以前，即唐中期后期及五代时期，禅宗僧徒的实际行动与世俗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下面举出若干事例，可以推知禅僧生活的一般情况。

　　孝僧——佛教自释迦创始时起，根本不存在有儒家所谓孝的概念。义净论佛律与儒礼不同时说，“读经念佛，具设香华，冀使亡魂托生善处，方成孝子，始是报恩，岂可泣血三年……不餐七日，始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结尘劳，更婴枷锁……岂容弃释父之圣教，逐周公之俗礼，号咷数月，布服三年者哉！”佛教因违反儒礼，遭受儒家的攻击，儒家并用孝道来决定对佛教的态度。柳宗元《送元暠师序》说得很清楚，因为元暠不敢忘孝，与儒礼合，所以接见他，作序送行，抬高他的社会地位。某些禅信想从孝道取得声誉，居然出现以孝得名的和向。如希运禅师的弟子道纵，俗姓陈，织卖蒲鞋养母，时人号为陈蒲鞋。又如道丕乞食养母，与母匿岩穴中避乱。他立志为孝子，到战场认亡父遗骸。据道丕自称，群骨堆中忽有骷髅跳出，转到道丕面前，道丕负骨归家，这是荒诞无稽之谈，道丕却因此孝声大增。原来佛教最重出家，俗尘爱网，一割两断，辞别父母，不愿再见，即使相见，也要父母对子礼拜，子拜父母便犯戒律，堕入轮回，禅僧敢于行李取声誉，对天竺佛教说来是一个重的打击。

　　诗僧——做诗是文士求名的途径，禅僧为了求名，多学作诗，《五代诗话》僧可朋条说：“南方浮屠，能诗者多矣”。禅宗南宗主要在南方流行，因此诗僧多是禅僧。诗僧奔走公卿之门，与进士求举无异。唐德宗时诗僧皎然上书包佶（音吉jí）中丞，推荐越僧灵彻，书中有“伏冀中丞高鉴深重，其进诸乎！其舍诸乎！灵彻玄言道理，应接靡滞，风月之间，亦足以助君子之高兴也”等语。一个遁入空门的僧人，自认是个助兴者，求在大官门下陪侍助高兴，虽然品格很低，但与天竺式僧徒相比，似乎还比较知道些羞耻。天竺式僧徒，实际是统治者的助兴物，口头上却狂妄自大，自尊为人天师。与灵彻同时有道标，也以诗驰名公卿问，宋《高僧传·道标传》中列举他的交游，有宰相李吉甫、中书舍人白居易、隋州刺史刘长卿等数十人。道标俗姓秦，是南朝大族，祖先都是儒生，有名乡里，道标广交当代名人，不仅用诗作媒介，世俗门第也可能是一种凭借。皎然诗名尤大。他出身在没落世族中，幼年出家，专心学诗，作《诗式》五卷，特别推崇他十世祖谢灵运。中年参谒诸禅师，得心地法门。他具备门第、诗篇、禅学三个条件，与朝中卿相及地方长官交游。他交结官府，说是借做诗来劝令信佛，其实愿与僧徒交往的官员，大抵早就信佛，无待再劝，皎然无非借诗求名。《因话录》说他工律诗，曾求见韦应物，恐诗体不合，在船中作古体诗十数篇送给韦应物，韦应物全不称赏，皎然很失望。次日，写旧制献上，韦应物大加叹美，对皎然说，你几乎丧失声名，为什么揣摩老夫的喜好，隐藏自己的长处。皎然求名迫切，无异进士向名公献书。皎然死后，有文集十卷，宰相于烦作序，唐德宗敕与其文集藏于秘阁，这样的遭遇，文士都觉得很光荣，皎然一生求名也就算是如愿以偿了。唐末五代诗僧最著称的有贯休与齐己。贯休奔走藩镇问，先谒吴越主钱镠，献诗五章，每章八句，甚得钱镠赏识。后谒荆州割据者成汭（音锐ruì），也颇蒙礼遇，后来被人诬告，成汭黜退贯休。贯休投奔蜀主王建，王氏正在图谋称帝，招募四方名士，贯休来投，大得王氏优待，赐号为禅月大师。一个禅僧取得大师称号，地位是不低了，可是作为禅僧，奔走各割据者间，献诗讨喜欢，还象个禅僧么？同时又一诗僧齐己，本是佃户胡氏子，七岁为寺院牧牛，用竹枝画牛背为诗常得好句，寺僧惊奇，劝令落发为僧。齐己与湖南割据者豢养的诸名士唱和，声名颇高，割据者加以优礼，封为僧正。齐己自称爱乐山水，懒谒王侯，作诗云，“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当了僧正，还说懒谒王侯，无非是欺人而已。皎然《诗式》说，“诗人意立，变化无有依傍，得之者悬解其间”。这是心得之谈，僧人如果不忘记自己是僧人，诗是不会做好的。因为依傍着佛，不能立自己的意，所作诗自然类偈颂，索然寡味。例如寒山、拾得、庞蕴等人诗，满篇佛气，不失佛徒身份，但去诗人却很远。

　　高艺僧——唐代宗时长沙有僧怀素，以草书驰名当世。怀素历引颜真卿等名士称谀的辞句作自叙一篇，显然是好名的僧人。贯休长于水墨画，曾为杭州众安桥张氏药店画罗汉一堂，奇形怪状，人不象人，与普通体制不同。唐德宗时长安庄严寺僧善本，弹琵琶其妙入神。长安慈恩寺老僧秘密培养深红牡丹，一丛有花数百朵。僧徒原是游手闲人，有一艺擅长，得免闲人的恶名，比空弄口舌的禅宗祖师光荣得多。

　　茶酒僧——《封氏闻见记》说，唐玄宗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的方法主要是不睡，又不吃晚餐，只许饮茶。禅僧各自备茶叶，到处煎煮。从此饮茶成为风俗。自山东到长安，大小城市多开店铺卖茶供客，不问僧俗，投钱取饮。茶叶从江淮运来，色额甚多。相传陆羽著《茶经》，首创煎茶法。照《闻见记》所说，开元时禅僧已盛行饮茶，陆羽是店德宗时人，又生长在僧寺中，《茶经》记载贵族式饮茶法，正反映闲居无事的禅僧，至少在饮茶一事上与高级地主过着同样的优闲生活。

　　饮酒是五戒之一，天竺僧律禁止甚严。禅宗废弃戒律多有酒僧，如《五代诗话》载诗僧可朋，自称醉髡，作诗千余篇，号《玉垒集》。又释法常酷嗜酒，整天沉醉熟睡。他经常劝人饮酒，说，“酒天虚无，酒地绵邈，酒国安恬，无君臣贵贱之拘，无财利之图，无刑罚之避，陶陶焉，荡荡焉，其乐可得而量也”。僧徒公然称颂饮酒，与魏晋玄言家有何区别？无非说明唐五代禅学与魏晋玄学都是腐朽社会的产物。

　　禅学是庄周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庄周怕死，无可奈何，只好勉强宽慰自己，听任自然。佛教也是怕死，妄想修炼成什么果（包括佛果），灵魂永远享乐。天竺传来佛教，宗派尽管不同，妄想却完全一致。禅学含有较多的庄周思想，对妄想发生疑虑，不敢肯定灵魂真能不死。牛头宗慧忠（所谓牛头六祖）的法嗣遗则说他的心得是：“天地无物也，我无物也，虽无物，未尝无物也。此则圣人（佛）如影，百姓如梦，孰为生死哉。至人以是能独照，能为万物主，吾知之矣”。既然我与天地都是无物，怎末又说未尝无物。明明有生有死，却硬说是影是梦，把死看作影灭梦醒，借以消除对死的恐怖。圣人和百姓，都不能免死，何必多此一番纷扰，自欺又欺人，归根还不是影与梦同样要死。南宗大师云门宗创始人文偃作《北邙行》一篇，不象遗则那样自称吾知之矣，他在诗中描写死的不可逃避，如说，“前山后山高峨峨，丧车辚辚日日过”。又说，“世间何物得坚牢，大海须弥竟磨灭。人生还如露易晞，从来有会终别离”。全诗以“安得同游常乐乡（净土），纵经动火无生死”两句作结，也就是承认并无不死的方法。

　　佛教徒自夸佛法解决生死大事，比儒学道教都高妙，禅宗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尤称直截快速。无奈骗木终究不能持久，骗子终究要被事实揭穿。懒残（馋）和尚歌：“我不乐生天，亦不爱福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着娘生裤。莫谩求真佛，真佛不可见。种种劳筋骨，不如林下睡，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卧藤萝下，块石枕头，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处，更复何忧！”懒馋二字足以说明佛教的寄生性。因为禅师把佛教本质看作懒馋二字，所有戒律和经论都是装饰品，直截揭出本质来，谁还苦修求不可见的佛？宣鉴禅师说，“老胡（释迦）经三大阿僧只劫，即今何在？八十年后死去，与你何别？”释迦被看成与普通人无别，整个骗局破坏无遗了。有些禅师虽然已经看穿了骗局，但仍要保存已破的骗局来欺人，自己却不愿再受欺，因此，言行相违，步步行有，口口谈空，教人拨无因果，宣称“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这些话见于南宋初临济宗禅师宗果的语录中，其实，寒山诗已说“又见出家儿……愚痴爱财色”等句，拾得诗也说“我见出家人，总爱吃酒肉”，又说“我劝出家辈，辄莫染贪淫”。足见唐时禅僧早就饮酒食肉贪财贪色。禅僧如果在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可以消灭佛教其他宗派，也可以消灭禅宗本身。禅师如怀海等人，看到前途的危险，造出清规来约束僧众，阻止祥宗的崩溃。同时，禅宗的家族式组织，大有利于本宗势力的扩大。这些僧徒以父子兄弟叔侄等关系，互相援引，奔走官府，求得委任，在非禅宗的寺院里充当住持，得充住持后，便父子相传，变成禅宗的世袭财产。第一个住持，即成这个寺的创业始祖。道一门下被印可为一方宗主的入室弟子（法嗣）多至一百三十九人，他们依仗道一的声势，不难取得大小寺院作住持。如此代代扩展，几乎所有寺院都变成禅宗的寺院，例如天台国清寺，是天台宗的根据地，智觊四传弟子玄觉转为慧能弟子，成禅宗中人。华严宗大师宗密也转成禅僧。其他宗派因禅宗势盛，自动投靠禅门的人大概不少。唐武宗灭佛以后，各宗派大体归于消灭，只有禅宗却兴旺起来。禅宗相继成立五个宗派，最先是义玄（八六七年死）创临济宗，良价（音介jiè八六九年死）与弟子本寂（九○三年死）创曹洞宗。灵祐（八五三年死）与弟子慧寂（八八九年死）创沩仰宗，以上都在唐亡以前。五代时文偃（九四九年死）创云门宗，文益（九五七年死）创法眼宗。五宗中只有临济宗在河北，其余四宗都在南方。九五九年周世宗灭佛，临济宗在北方依然盛行。南方诸国，如闽国主王审知，吴越国主钱镠父于，南唐国主李昪、李煜、李煜等都崇信禅教。乱离之世，很多人需要宗教来麻醉自己，禅宗是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宗教，因之能够比其他宗派保持较长的流传。

第三节 儒学由旧的汉学系统开始转向新的宋学系统

　　唐朝是汉族文化的发皇时期，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充沛的活力，创造新境界。佛教方面，以慧能为首的禅学南宗，推翻天竺式佛教的各宗派，自创汉化（玄学化）佛教，倡导杀佛杀祖，足以解脱处于奴仆地位的无数佛教徒。儒学方面，在墨守师说，拘泥训诂的束缚下，开创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限于训诂名物，不谈哲学思想的儒学，也谈起穷理尽性来了，汉学系统由此逐渐转入宋学系统。所以唐朝儒学在发展的意义上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化阶段。

　　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功，很有助于统治阶级思想的统一，因为士人的出路，主要是进士明经两科。明经专习儒经，进士也必须习儒经，凡是士大夫，基本上都自认是儒生（自认为佛道的是少数），有所议论，总不敢违背儒学或违背过远。唐朝儒生反对佛教，态度比较一致，议论比较肤浅，这种情形与《五经正义》有密切关系。清儒对孔氏《正义》多有贬辞，不知有了正义，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师说一扫而空，怒目相向各是其是的宗派（如今文古文之争，郑学王学之争）从此失势。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唐时分儒经为三等，《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唐太宗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这是朝廷颁行的官书（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凡士人应明经科，必须诵习儒经，义理全依据《正义》所说，否则就成异端邪说。《正义》解释注文，不得有所出入。例如梁儒皇侃撰《礼记疏》，有时不合郑玄注文，孔颖达斥为“叶落不归其根，狐死不首其丘”。所谓首丘归根，就是照注文解释。注文错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说法，一概排斥，总要说注文是对的，这叫做疏不破注。孔颖达奉诏撰定的《五经正义》是《周易》王弼注、《尚书》伪孔安国传（传即注）、《诗》毛传、郑笺、《礼记》郑玄注、《春秋左氏传》杜预注。孔颖达作疏，多据南北朝儒主的义疏，如《尚书正义》、《毛诗正义》本于刘悼（孔颖达是刘焯的门人）刘炫，《春秋左氏传正义》本于刘炫，《礼记正义》本于皇侃，孔颖达自己并没有新说。《周易正义》不言所本，《正义序》说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孔颖达采录诸家旧说，编缀成书，所以《五经正义》中，《周易正义》最为空疏，宋儒为《尔雅》、《论语》、《孝经》作疏，都是照文句推演，与讲章无异，这种陋习是从《周易正义》开端的。

　　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经学统于一尊（注家），所有东汉以来诸儒异说，全部作废，儒学内部互斗不决的各宗派，自然熄火，面对宗派林立，说各不同的佛教，在斗争中，统一的儒学处于有利地位，唐朝佛教徒力攻道教，却不敢非议儒经，因为儒经从文字到解释，都有标准本，违反它，就是违反朝廷的功令。

　　《五经正义》是奉敕撰修的官书，此外还有几部私修的经疏。唐高宗时太学博士贾公彦撰《周礼》、《仪礼》二经《疏》。二经都用郑玄注，与《礼记》郑玄注合称三礼。孔颖达撰《礼记正义》，与贾公彦共同商定，足见他是三礼专门。《周礼疏》不知所本，《仪礼疏》则是依据齐黄庆、隋李孟悊（同哲）二家之疏。朱熹说经疏中《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易》、《书》为下，朱熹评论是允当的。与孔颖达同时的杨士勋撰《春秋谷梁传疏》，唐后期人徐彦撰《春秋公羊传疏》，《谷梁传》用范宁注，《公羊传》用何休注，作疏体例全同孔疏，不过远不及《左传正义》的充实，这是因为魏晋以来《公》、《谷》二传不被重视，少有专门的儒生，杨徐二人缺乏凭借，所撰不免流于空疏。大中小三等经，唐儒都做了疏文，对儒学的统一，比两汉立博士有更高的效力。

　　唐太宗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颜师古多所订正，撰成《五经定本》。书成奏上，唐太宗使诸儒详议、经过辩论，颜师古对笞详明，诸儒叹服。唐太宗颁行定本，令学者肄习。自《五经定本》颁行后，诸经文字完全统一，不再有因文字不同解释各异的弊病。

　　与《五经定本》作用相反，陆元朗（字德明，唐太宗时人）撰《经典释文》一书，详列各经本异同，每字各有音切、训义，汉魏六朝儒经音训，基本上借此保存。《释文》有《序录》一卷，详述经学传授源流，为研究经学必读的课本。陆元朗自南朝陈后主时开始撰述，采集诸儒二百三十余家的音切和训诂，功程浩大，真正给汉魏六朝经学完成了结束的工作。

　　由于《正义》和《定本》的颁行，儒家学术被束缚，少数不甘屈服的士人，荡弃家法，凭己意说经，开穿凿附会的学风。《五经正义》墨守注文，是严格的汉学系统，唐人新开风气，不拘训诂旧说，可以自由说经，宋儒更加发展，取佛老思想融入经学，经学面貌大变，自成一种宋学系统，与汉魏六朝的经学，截然不同。多少有些唯物主义倾向的汉学（古文经学）转变为唯心主义的宋学，这自然是经学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

　　唐人虽开新风气，但著书不多，现存诸书有成伯玙《毛诗指说》一卷，以为《毛诗》序首（《大序》，即《关睢》篇的序文）是子夏所传，其余是毛苌所续（《小序》，《关睢》篇以外的各篇序），说法是新创，证据却绝无。按照汉朝传经家法是不能允许的。唐自安史乱后，藩镇跋扈，朝廷威势下降，儒者提倡　　《春秋》学，正是针对这个政治局面，企图尊王室，正名分来挽救残破。最先倡　　《春秋》学的儒者为啖助，撰《春秋统例》六卷，说《左传》“叙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如《公》、《谷》之于经为密”。《公》、《谷》空言说经，啖助反以为密，足见他旨在借　　《春秋》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不重视《左传》的据事说经。宋儒程颐独称啖助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程颐这样赞美啖助，正好说明啖助弃传求经的学风，即是宋儒附会臆断的学风。啖助弟子赵匡、陆淳，继续治　　《春秋》学，陆淳著《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等书，不为三传旧说所拘，专凭己意指出孔子笔削的本意，未免出于虚构。柳宗元作《陆淳墓表》，称陆淳为巨儒，能知圣人之旨。又有卢仝也穿凿　　《春秋》，韩愈赠诗有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韩愈诗推崇卢仝，说“先生事业不可量”。足见舍传求经的风气，韩柳都是赞同的（韩愈李翱作《论语笔解》，也多有穿凿之处）。《五经正义》束缚说经者不得逾越注疏一步，以啖助陆淳为代表的　　《春秋》学，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待说照注文推演的《正义》。啖助等人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独自发抒见解，虽不合汉学规矩，却为宋学开风气之先，啖助、陆淳的创始精神，在经学史上，应该是值得注意的变化。

第四节 道教的流行

　　道教是汉族自创的一种宗教，目的在对抗外来宗教——价教。汉族统治阶级也曾想利用鬼神来欺骗民众，《周易·观卦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象辞》相传是孔子所作。如果确是这样，是孔子也知道宗教对统治者的好处。可是孔子所传的儒学，却是不语神怪专重人事的一种学说，儒学对统治阶级有很大的好处，但说教者是所谓圣人而不是天帝或代天帝立言的半神人。儒学虽在汉族封建社会里生了不拔之根，但比起宗教来，不能不说是相形见绌，因为它缺乏鬼神的威力，最大限度只能管人（民众）的生前，不能管人的死后，而管到死后是更有力地管活人的重要方法。西汉今文经学以董仲舒为代表，曾力图改造儒学成为宗教，结果毫无成就，想改造孔子从圣人变为天神，事实上是困难的。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兴起，在阻碍儒学宗教化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东汉统治阶级更着重在创立宗教化的儒学，谶纬大为盛行，同时古丈经学也盛行起来，反对谶纬，使孔子保持儒师的本来面目。东汉统治阶级创教运动完全失败了。

　　佛教是强烈的麻醉剂，它那一大套什么布施得福，许愿（贿赂）免罪，净土地狱，因果报应，精神不灭，六道轮回等等耸人耳目的骗术，东汉统治阶级当作新奇的工具，予以接受和利用，是毫无困难的。但汉族有传统的伦常道德，那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等五伦。佛教恰恰是破坏这些伦常的异端。汉族统治阶级决不肯放弃儒学的伦常，也决不肯放弃佛教的骗术，而佛与儒又各已定型，不能融佛儒为一教，这样，东汉统治阶级只好采取提倡儒学，限制佛教（只许胡僧传教，不许汉人出家），放任道士创立道教。胡僧到魏晋间还叫做乞胡，他们靠讨饭度日，所有骗人的方法，如果不行施出来，就无法谋生。道士在旁偷看，把所有骗术都学会了。骗术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敢说无边无际的大话，所谓大言不惭，就是佛教绝技之一。道士本来也是敢说大话的，得到佛教的启示，说大活的本领并不比佛教差一些。它迅速拥出黄帝老子为教主，宣称读《道德经》五千言，与读佛经有同样的功德。东汉初年，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念的是道经，拜的是释迦，只要能降福，念什么拜什么都无所谓。当时胡僧势力孤弱，没有汉僧作徒党，又不曾译出佛经，只好让信徒读道经。尤其使佛徒不堪的是道士造“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谎话，后来演化为“《老子化胡经》”。《化胡经》虽在西晋末出现，故事却在东汉时开始编造，编造的方法不外取佛书用以瞎吹释迦的话头，一概搬来给老子装上。例如说老子生下来，即有九龙吐水灌洗其身，化为九井。老子生下即能行走，一步生一朵莲花，共有九朵。老子“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宣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化胡经》又说“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这样说来，释迦是尹喜的后身，又是老子的徒弟，对佛教是很不利的，佛教徒心怀愤恨，但在东汉魏佛教势力薄弱时期，只好默认这种侮辱，并且还可能默认佛是尹喜后身而减轻传教的阻力。

　　《史记·老子列传》称为隐君子的李耳，被道教徒装扮成比释迦高一辈的大神圣，道教有了教主，还缺少道经，必须从速制造。东汉张道陵造《灵宝经》及《章醮》（音叫jiào）等二十四卷（一说数百卷），粗具宗教规模。东汉顺帝时琅邪人于吉派遣学生宫崇到宫门献上所谓神书——《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这是《太平青领书》的宗旨，所有两汉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以及神仙家的长生术，都可以包罗在这个著书宗旨里面。因为东吴孙策杀了道士于吉，结果对孙策不利。曹操引为教训。照曹植《辩道论》说，曹操招收道士，不是想求神仙，而是“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这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矛盾，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塑造出来的道教，现在反成了统治阶级看作奸诡妖恶的可怕之物，这说明黄巾起义是道教被敌对阶级——农民阶级所利用，对统治阶级说来，道教还必须切实驯化，即增加儒学的伦常，佛教的因果报应，再其次是神仙家的长生术，这样，才能真正成为无后患的工具。东晋葛洪著《抱朴子》，是继《太平青领书》以后第二次制造标准道书。葛洪的先世葛玄，孙吴时造《上清经》，葛玄的弟子郑隐，有道书数百卷，传授给葛洪。葛洪凭借葛玄的遗业著《抱朴子》。《抱朴子·内篇》专谈炼丹术，这自然是道教本色。外篇专谈人事，谈来谈去，不能超出儒学的范围。道教这一次著书尝试又失败了。葛洪著《抱朴子》以前，道教已经造了不少道书，据《抱朴子·遐览篇》所记异书，大体上分经、图、记、符等四类。这几百卷道书，根本目的是要炼金丹，金丹一成，所有道书都可以作废。统治阶级需要道教，是要象佛教那样，能麻醉广大民众，葛洪著《抱朴子》，依然缺乏宗教的麻醉作用。

　　南朝刘宋时，有道士陆修静撰《灵宝经目》，他对宋明帝说，“道家经书并药方、咒、符、图等，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零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隐在天宫”。陆修静所说道书卷数比《抱朴子·遐览篇》多几倍，大概晋宋间又有人大造道书。造书的方法，看来主要是偷窃佛书，陆修静所说“或采搏余经，或造立序说，或回换篇目，稗益句章，作其符图”。所谓采搏余经，就是剽窃佛书，所谓回换篇目，裨益句章，就是取原有道书，改头换尾，增添文句，算是新书。陆修静本人是否剽窃佛书，造出道经，尚无明证。他和名僧东林寺释慧远是朋友，慧远是收藏南北译出佛经最多的僧人，陆修静从东林寺看到许多佛书，窃取一些来补益道书，应该说不是不可能的。陆修静造论文八篇，其中一篇题为《自然因缘论》，所谓因缘，显然受佛书影响，加自然二字便成为道教讲因缘。按照这个方法，取佛书原文，改换几个专用字，如世尊改为天尊，佛道改为真道，真金像改为元始真，佛书很方便地就变成道书。自从道士发现这个方法以后，道教的宗教作用，开始可以同佛教比高低，佛教一整套谎话骗术，道教全部搬来，应有尽有，佛教独家出卖的麻醉剂，现在变成两家分卖了。对统治阶级说来，多开一家麻醉剂分店，以广招徕，并无不利处。它知道让道士偷窃佛书，是充实道教的最好方法，所以任令道士继续偷窃，同时又助佛徒继续译出新书，以便道士永远有新书可偷。从南北朝以下，统治阶级调剂佛道儒三大势力，力求三方有相当的平衡，使各显其用。道教愈是宗教化，就愈为统治者所重视，而宗教化的关键，在于偷佛书是否足够，尽管僧徒痛心疾首，指控道士偷窃，证据十分确实，却无人查究。统治者利用宗教，是很巧妙的，道教在这种扶植下，发达起来了。

　　陆修静第一次编道书的总目，说明刘宋时道教已积累起不少的图书，可以自立门户。陆修静以后，又续有添造，南朝齐时陈显明造《六十四真步虚经》，梁时陶弘景造《太清经》及《众醮仪》十卷。北朝元魏时寇谦之造《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又造《录图真经》六十卷。陆修静与寇谦之同时，这说明南北朝初期，南方和北方，道教都已经是成熟的宗教，可供统治者利用，北朝魏太武帝甚至要兴道灭佛，北方道教势力似乎比南朝更强大一些。北周武帝又一次兴道灭佛，道士焦子顺等人，乘机偷窃佛经一千余卷作为道书。当时玄都观道士奏上道经目录有二千零四十卷。陆修静说道经一千零九十卷，到北周忽增至二千零四十卷，所增之书，主要是《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书八百八十四卷，焦子顺等所偷佛书一千余卷，大概要隐藏一些时候，陆续宣布。依《玄都经目》说，道书共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中二千零四十卷有书可查，其余四千三百二十三卷并未见书。按《隋书·经籍志》载佛书有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周武帝时佛书卷数比隋要少一些，《玄都经目》所说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未见的书，当是指尚未偷来的佛书全部。如果周武帝的统治能延长若干年，佛书将要全改为道书。

　　道教偷佛书愈多，本身与佛教的区别就愈少，佛教用来诱惑愚人的一套，道教也应有尽有，有些还是道教比佛教得到统治阶级更多的欢心。例如佛教无父无君，不知忠孝，这在统治阶级看来，是最大缺陷。道教补起忠孝两条，就满足了统治阶级的要求。《玉清经·本地品》说元始天尊讲十戒，第一戒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第二戒戒杀生，与佛戒同；第三戒不得叛逆君王，谋害家国。另一道书说五戒十善，五戒全同佛教，十善则第一是孝顺父母，第二是忠事君师，二善正补佛教之不足。大抵南北朝末年，佛道两教势均力敌，只要争取到统治者的偏宠，就能暂时压倒对方。隋唐两朝特别是唐朝，佛道两教斗争的形势，甚为剧烈，朝廷忙着做调剂工作，不敢使宗教太显著地失去均势。下文着重讲唐朝的道教，必要时也不能不涉及佛教和儒学。

　　道教高谈清静无为，佛教专演苦空寂灭，不过这都是些装门面的话头，实际完全相反，他们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有些甚至是政治阴谋的发动者。周武帝兴道灭佛，佛徒助隋反周，特别是女尼智仙，给隋文帝影响最大。周武帝死后，著名道士焦子顺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帮助他阴谋夺取周政权。隋文帝即帝位，尊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天师商议军国大事，怕他往来疲劳，在皇官附近立一个五通观，使他安居。焦子顺助隋灭周，目的是想在新政权中为道教占一地位，极端崇佛的隋朝，道教还能保持仅次于佛的地位，这大概就是焦子顺政治活动的结果。统治者对道教总没有对佛教那样放心，开皇十三年（五九三年）命令私家不得藏纬候图谶。道教的妖言，使隋文帝畏惧起来了。隋炀帝刚即帝位，于大业元年（六○五年），便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概烧毁，私藏禁书，查出后处死刑。又在东都洛阳置道术坊，所有懂得五行占候卜筮医药的人，令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检查，不许随便出入。道术坊中人固然也与佛教徒有关，但关系更密切的却是道教徒，隋炀帝这种处置，显然是怕有人象焦子顺那样给政治野心家密告受命之符。事情果真是这样。一个著名道士王远知给唐高祖李渊密传符命。又有僧徒景晖授李渊密记，说他当承天命。道士僧徒看到旧统治不稳，在强宗豪族中寻找可能取得政权的人，给他传符命，事成算是助义有功，事不成，传者口说无凭，可无危险。地主阶级分出若干利益，扶植宗教，原意是要它们起助顺作用，但在统治者地位动摇时，它们又起助反作用。隋朝的经验，使唐朝十分注意儒佛道三种势力的均衡问题。

　　李渊本是迷信极深的庸人，他在起兵反隋时，对佛许下大愿，说做成皇帝，一定大弘三宝。这个庸人在做成了皇帝，并且削平群雄，政权稳固以后，感到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对朝廷是不利的。他排除众议，下诏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勒令被沙汰的人还俗，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其余寺观，一概废弃。寺观比例，似乎两教待遇公平，实际是打击佛教，暗助道教。因为佛教在隋朝得到无限制的发展，现在寺数大减，自然要大批僧尼还俗，道教人数有限，与佛教有不差多少的容身地，还俗就不是什么迫切的利害关系。这个诏令刚宣布，唐太宗发动政变，停止沙汰僧道。

　　李渊所姓的李，无疑是北周的贵姓，这种关陇贵姓，远不能和山东士族比高低。李渊自称出自陇西李氏，即使是真的，门第也不算高。著《道德经》的李耳。早被道教徒吹成高大无比的教主，李渊想提高门第，和教主攀亲是个简便的方法。李渊即帝位的第三年（六二○年，武德三年），晋州（山西临汾县）人吉善行，说在羊角山地方见到一位骑着白马的老叟，叫他转告唐天子说，我是你的祖宗，今年击贼（王世充）获胜后，子孙享国一千年。李渊听了吉善行的话，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庙。这样，李渊与李耳的祖孙关系就算确定了。次年，他到终南山拜谒老君庙。大概羊角山立庙以后，其他地方也相继立庙，宣扬皇帝与老君是亲属。李渊利用道佛二教，还利用儒学，六一九年（武德二年）他命令国子监里立周公（先圣）孔子（先师）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六二五年（武德八年），他亲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教地位，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

　　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兄皇太子挛建成，争夺帝位继承权，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唐太宗。唐太宗迅速获胜，道教按照唐高祖兴道抑佛的既定方针继续得到发展。王远知是茅山道士陶弘景的徒弟。唐太宗战胜王世充和窦建德，回到长安，有一天同房玄龄著普通人衣服去见王远知，王远知迎出来说道，这里面有圣人（皇帝），难道是秦王么？这显然是诈术，秦王身被黄金甲，率铁骑万匹，坐兵车，押王窦二俘到太庙行献俘礼，王远知在路旁看热闹，岂有不认识秦王之理，他行施这一诈木，秦王果然被迫承认了。王远知接着说，将作太平天子，希望好好的干。唐太宗不久登上帝位，给王远知在茅山特造太平观，表示崇敬，这个王远知也就俨然成了神仙。所谓神仙异人，说穿了无非是行施诈术是否得售，王远知就是行诈得售的一人。唐太宗为推崇李耳，在儒学方面有所安排，六二六年（贞观二年）取消周公的先圣名义，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这是因为老聃不过是东周的一个史官，周公则是西周开国元勋，要周公屈居老聃下，似乎不顺。孔子相传是老聃的学生，尽管唐太宗大崇儒学，不妨碍老第一，儒第二的次序。佛道两教互相排挤，都想本教独尊，六三七年唐太宗下诏，确定男女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这是僧道争地位，道教得政治上助力，夺得优势的第一次。六三九年，道士控告僧人法琳毁谤皇宗（李耳），唐太宗派大臣查勘，判定法琳有罪，流放到益州，法琳在路上死去，又一次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不过，唐太宗偏护道教，仅仅是要确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孙，并不减损对佛教的信仰，所有佛教徒佞佛的行动，他不曾缺少一件。他信佛教实际比信道教更深，他吃天竺僧的长生药就是明证，他尊崇道教，完全是一种政治行动，目的在提高李姓的地位。六三八年即贞观十二年，唐统治已经巩固，吏部尚书高士廉奉命撰成《氏族志》，居然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仍居次位。唐太宗出面斥责，才改列皇族为第一，外戚为第二，降山东崔氏为第三。皇族能够勉强列在第一位，首先是因为皇权巩固，其次是道教主姓李，否则就是唐太宗发怒力争，未必能使旧士族承认，可见提倡道教还是有效的。

　　唐高宗与武则天是夫妻，但争夺权力的矛盾显然存在，唐高宗以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武则天以佛教徒为自己的拥护音。六六六年，即政权全归武则天的第六年，这个实际已经夫位的懦夫，到孔子庙行札，赠太师名号，这大概是对儒生表示求助。他又到毫州老君庙行礼，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圣母曰先天太后，上尊号丝毫无救于李姓的失势。武则天召集僧道百官议《老子化胡经》，并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经》一概焚弃，不得列在道经之内。这一来佛教徒大占优势。唐高宗教诸州营造孔子庙堂及学馆，儒与道联合，可能给佛徒一种压力。武则天上奏请令王公百官都学《老子》，每年依《孝经》、《论语》例考试土人。唐高宗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僧徒自称是释子（释迦的儿子），唐高宗这样处置，意思是说凡道士都是李耳的儿子，应该拥护李姓的皇帝；又令贡举人必须兼通《道德经》，实际是要合儒道为一个拥李的力量。六八三年，唐高宗死，武则天夺取帝位的活动愈益迫切，佛徒助武则天夺位有功，得到的报酬是明令规定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男女道士之前。这时候，道教徒知道失势，要恢复首位无望了，就有些道士要求弃道当僧，如洛阳弘道馆主杜义乞改行为僧，武则天赐名玄嶷，并特赐僧寿三十岁。老道士一下变成老和尚，有资格反道了。他作《甄正论》，斥责道经，说是全出伪造，这个道教的叛徒，大受佛教徒的称颂，其实，唐高宗不死，杜义到死也决不会变玄疑。佛教正在得势，有一个僧人请求销毁《老子化胡经》，武则天指定八个学士（儒生出身）讨论这个僧人的请求，讨论的结果是“汉隋诸书所载；不当除削”。为什么一向崇佛曾下令焚弃《化胡经》的武则天会保护《化胡经》，可能她正要杀悍僧薛怀义，杀死以前，对道教表示一些好意。宗教只是统治者用来摆弄别人的玩具，宗教徒希望充当的，起初也无非是这种玩具，每当被摆弄的时候，就有得利的机会。到了后来，即统治者本身中宗教毒极深的时候，宗教就要反过来摆弄政治，甚至宗教指使教徒发动宗教战争，取得政教合一，使政从属于教。武则天中佛教毒是很深的，但还能保持清醒，掌握摆弄佛道两教的权力，所以她是一个能干的皇帝。她晚年也求长生药，令僧人胡超合药，三年合成，所费巨万。这个僧人名胡超，可能是胡僧冒用汉姓名。大概胡超合药不敢用峻烈药物，这样他自己免了死，武则天也免了死。吃长生药不死，除去武则天恐无第二人。

　　唐中宗恢复帝位，起初意识到自己复位是唐朝中兴，赶紧下令贡举人依旧学《老子》，老君依旧称玄元皇帝。不久韦皇后掌权，佛教徒又得势。华严宗所谓三祖的法藏，著述甚富，声名甚大，曾被武则天封为贤首菩萨戒师，他在唐中宗时，与僧慧范（太平公主的奸夫）等九个人，因造圣善寺（纪念武则天的佛寺）有“功”，同时受赏，九人并加官阶，赐爵郡公或县公。他是慧范一流的僧人，非善类可知。唐中宗韦皇后作恶不久，就都死去。同样昏懦的唐睿宗继位作皇帝，他依然受佛教的引诱，走向灭亡的道路，“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佛教控制唐政权似乎颇有可能了。可是，道教起着对抗的作用，使得佛教遇到阻碍。佛道争夺权利互不相让，唐睿宗无法判先后，令在法事集会上，僧尼男女道士并进并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玄宗看到了佛教所含有的危险性，即位以后，大兴道教，实际就是阻遏佛教的无限发展，同时也是受长生术的欺骗。唐玄宗自称梦中看到老子，醒来画出真容，又教人画老子像许多张，分送天下各州开元观安置，令当时男女道士庄严迎候，像到后行道七昼夜，朝廷给钱作设斋行道的费用。又赐钱给亲王公主以至全国文武百官兵士，令假日酒食宴会，表示庆喜。这样大规模地提倡道教，佛教是相形见绌了。佛教有四大菩萨，唐玄宗和道教徒李林甫等捧出四个真人来相对，他们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庄子著有一部书，列子、文子各有一部伪书，还可以说凭书得封号，庚桑子仅仅名见于《庄于》，硬凑成四真，其荒诞无稽，与佛教四大菩萨相同。宗教本来是从荒诞无稽中产生出来的，不管它有什么说法，都只能一笑置之。道教得势，就企图压抑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最早是唐太宗，取消周公的先圣名号，升孔子为先圣，事实上古文经学盛行的结果，述而不作的孔子决不能代替作者之谓圣的周公，庙太宗受到儒生的抵制，计划失败了。武则天换了一个办法，她封周公为褒德王，孔子为隆道公，老子的名号是玄元皇帝，王爵公爵自然应向皇帝低头，可是，周公的资望，远非老子所能攀附，要周公作者子的待从，唐玄宗等道教徒也是难于说出口的。后来又出了一个办法，索性推开周公，追封孔子为文宣王，直称文宣王与圣祖（老子）同时，是圣祖的学生，应该在太清太微二宫圣祖像前，更立文宣王道像，与四真列侍左右。儒家是否肯忍受道教这种侮辱呢，没有人出来说话，大概是忍受了。因为孔子给道教主当侍从，并不妨碍儒生的仕途，而且只在两个直宫里当侍从，在其他许多学宫里，孔子依然南面称王，足为儒生增光。儒者满足于王号，周公的先圣地位，也就无人保卫，从此学宫中的周公，因孔子封王而自然退位。开元天宝时期，道教极盛，佛教相对地衰退，这从佛教徒贺知章弃佛当道士可以看出当时的气候。

　　唐朝皇帝兴道教，不管在政治上有何企图，想要得长生药，却都是一样的。自唐宪宗起，许多皇帝是贪生怕死的愚夫，贪生便要信道教的长生药，怕死便要佞佛求来生的福报，化死后的灾难，唐宪宗、店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都是吃长生药丧命的，唐武宗灭佛，以为可得老君的欢心，唐宣宗兴佛，不吃道士药，专吃太医李元伯所制长生药，以为太医非道也非佛，结果还是中毒死了。至于大臣名人因服长生药而死的为数更多，道教毒死了一批统治阶级中人，这就是统治阶级提们道教的一点成绩。

　　每个宗教都有排斥异己独吞利益的愿望。佛道两教都象饿虎似地想独吞利益，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可以概见恶斗的危险性。唐初，有道士宋冀，在隆山县（四川彭山县）新立道观。释道会勾结总管段伦，改观为寺，道众不伏，拒绝迁移。释道会又勾结安抚大使李袭誉，引兵到县，四面鸣鼓，一时驱出，道众怨诉，要求归还道观。道会说，我恨不得天下道观都改为寺，这一所是绝不能归还的。僧徒勾结官府强夺道观，行为极为恶劣。道教徒对待僧徒，也是恶毒有加，例如李抱真为泽潞节度使，军资匮乏，管下有一老僧，声名甚大，李抱真同他商量说，请和尚宣称在操场焚身，后面掘一条地道通我住宅，等火发作，和尚可入地道避到我家来。老僧很满意，正式申请焚身。佛教信徒，男女群集，舍财大数。七日满期，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李抱真遣人堵塞地道，老僧被一阵猛火烧成灰土。李抱真收取所积财物，送入军资库。这种充满杀机的阴毒行为，如果扩大起来，变成军阀间的冲突，那就可能出现宗教战争。可是唐朝最高统治者，除了少数昏君（如庙中宗）甘心充当佛教的俘虏外，其余皇帝都知道调和三教对自己有利。唐德宗开三教讲论例，促进三教的调和。公元七九六年（贞元十二年），德宗生日，令儒官与和尚道士讲论，这些人都是精选出来的老滑头，谁肯在皇帝生日自讨没趣！《南部新书》说，三教讲论的格式是“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有这个格式，三教间矛盾大体上调和了。

　　因为朝廷要调和三教，三教中自然会产生一批巧宦佞人，适合朝廷的需要，又适合自己做官发财的需要。代表人物如太常卿韦渠牟，他初读儒书，博览经史，后来做道士，又做和尚，自称尘外人，或称遗名子。唐德宗时参加三教会讲，口才便捷，很得皇帝的重视。又如宰相韦处厚，他佩服世教（儒），栖心空门（佛），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这种不伦不类的怪物，正好是适合做大官的材料。

　　儒与佛调和，佛的方面也逐渐和儒合流。僧徒行儒业的很多。中晚唐诗文中，常见文僧、诗僧、琴僧、草书僧等名号，可见不少和尚对儒的学业，很是精通。儒佛之间最大的抵触是忠孝问题。忠和孝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纲常，孝为忠之本，在家是孝子，出仕是忠臣，所以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本身统治，必需提倡忠孝。但佛教有无父无君的教义，这个教义也是佛教信仰的根本，如果根本动摇，佛教的以无为本、以生为苦和超世的向往，都无法说通。所以大部分和尚在君父问题上，不肯让步。他们知道，尽管不让步，封建统治者也舍不得抛弃佛教，因为权衡得失，佛教的免灾得福，因果报应，使被压迫阶级忍受一切苦，不敢起反抗心，统治者因此所得之利，是足以抵补无父无君之弊而有余的。而且佛教虽说无父无君，并未影响汉族各阶层人士之礼法思想和行为，即使是和尚，也还紧紧依赖统治者，得些实际利益，在平常情况下，哪能真的做到无君。所以儒佛之间的这个矛盾，虽然长期存在，还是能够调和下来。不过尽管如此，这个问题终究是佛儒进一步合流的一个大障碍，于是有和尚出来提倡孝道。佛徒师生间，实行儒家的三年丧制，大反佛教的教义，但大有利于佛教的推广。

　　南宗禅学出现后，佛儒的调和，更大进一步。佛与儒调和，也与汉族的宗教——道教调和。佛道两教，有着可以调和的基本论点。例如佛说性空，道说无名，皆以虚无为本，两教又都有以主为苦厌世无我的思想。在超世的向往上，道有神仙洞府，佛有极乐净土。此外如静坐（道）、禅定（佛）的持修方法，符箓（道）、咒语（佛）的法术等，彼此之间也都有共同的地方（以上佛教以大乘空宗为据）。至于互相模仿窃取经书，更不待言。道教剽窃佛书，前面已经说过。佛教偷取道教教义，在唐代可以密宗为例。密宗吸取了佛教以外天竺各外道的宗教仪式以及各种神秘法术，内容很庞杂，唐玄宗时开始在中国传播，肃、代、德三朝大盛。密宗的做法，和道教有相同的地方，不少方术，彼此也相似。有些显然是抄自道经的。如道教崇拜北斗垦，密宗称为妙见菩萨。道教的司命、司禄之神及泰山府君，也见于密宗经文。密宗又画道教的符，用以治病隐身，求财免灾。此外如七七、九九之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讳、十二肖诸神等，都是道教所有而为密宗窃去。晚唐以后，密宗衰微，其法术大都与道教合流。

第五节 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

　　唐文学比起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太康、齐梁诸时期来，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发皇时期。自建安以来在文学形式上极被重视的声律和对偶化运动，唐朝达到了完成的境界，并且得到大发展。东晋以来对骈文处于劣势地位的散文运动，唐朝也达到了完成的境界而大为发展。近体诗（律诗）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学的主要文体，由此破坏了或者派生了其他若干文体，影响后代文学至为巨大。刘勰《文心雕龙》说，六朝以前各种文体无不溯源于六经。照这样说，两宋以下至语体文流行的一千年间，各种文体的渊源，应该是唐朝。唐文学所以如此重要，只是因为它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并创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唐朝政治的兴衰，可分为三个阶段，文学的兴衰，大体上与政治互相影响，也可分三个阶段。唐前期政治是兴盛的，文学却在酝酿状态中，为后来的兴盛准备着条件。唐中期政治衰颓，文学却极为兴盛，唐后期政治由衰颓以至于灭亡，文学则由兴盛转向衰颓。不过，在一般衰颓中，也还有例外，如新兴的词（诗余），是统治阶级精神界极度腐朽濒临死亡时候的产物，但对这种文体的本身说来，在唐末五代却是方兴未艾的盛世。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沿袭南朝文风。自东晋南渡，北方继续为落后民族所占据，它们依靠兵力，统治汉族，在政治文化方面，北方人包括落后族的统治者，一致承认南朝是华夏正统所在。隋统一后，南朝浮丽的文风风靡北方，隋文帝用政治力量扶助质朴的北方文风来对抗南朝文风，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据实直书）。尽管朝廷的要求完全合理，但并不能挽回已成的风气。隋炀帝步梁陈后尘，提倡华艳，南方文风统一了南北文苑。北周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程式，隋文帝时，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主张依据儒家经典为文，与苏绰所见略同。这种模拟经典的拙劣文辞，即所谓北方文风，当然不能抵制南方文风，不过其中也还有合理的部分，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就是救弊的重要方针。唐初，也有人主张，去短取长，融合南北文风。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说“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征此论代表南北融合的自然趋势，盛唐时期这个趋势才达到了文质彬彬的理想境界。（二）唐前期文学主要是沿袭南朝，但逐渐自创新境，中期以后，新境大辟，文学成就远超南朝，唐前期封建经济趋于繁荣，士人生活也就有适当的保障，再加朝廷以进士科取士，利禄所在，士人无不致力于文学。声津对偶化的文学，首先要士人读大量的书籍，韩愈诗“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所谓缀语言，就是熟读群书，博记故事，储备对偶的资料。《文心雕龙》《丽辞》、《事类》两篇，“字论文章中对偶的重要。《丽辞篇》说，“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弩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音chěnchuō跳跃）而行也”。《事类篇》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做诗文没有先积累足够的故事，根本就做不成诗文，在印刷术未曾通行的时候，要熟读大量书籍，非国家长期安宁不可，唐前期恰恰是一个长期安宁的时期，有些士人博见强记，使用事类表现惊人的丰富。同时，类书的编辑，唐朝最为发达，传世的大部类书，有《艺文类聚》一百卷，《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初学记》三十卷，白氏《六帖》三十卷。《艺文类聚》唐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编，书分四十八类，类中又分门目，每事每物，注明出处。《北堂书钞》唐初虞世南撰，书分八百零一类。《初学记》店玄宗时徐坚等奉敕撰，书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白氏《六帖》，又名白氏《经史事类六帖》。白居易在书斋中置陶瓶数十个，瓶上各题门目，命门生采集事类投瓶中，倒出后钞录成书，因此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士人读这些大部类书，搜集资料的时间，得以节省，有些文士幼年便能作文，大抵依靠类书的帮助。唐高宗时李善注《文选》成书，李善注极其精博，成为士人必读的宝书。杜甫教子诗里有“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等句，说明杜甫作诗的要诀是从《文选》中熟习文理，同时也熟悉《文选》注提供的丰富资料。唐文士家家有《文选》，象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还有一种称为《兔园策》的类书，是村塾里小学生的读本，流行极广。五代时冯道退朝，有朝官走在后面，讥笑他说，他要是走快了，一定会掉下《兔园策》来。冯道责备讥笑者说，《兔园策》都是名儒所集，我能背诵它。你们只学科场文辞，便算是举业，借此窃取公卿高位，未免太浅狭了吧！从读书破万卷到背诵《兔园策》，学力相差悬殊，对偶在文学中的重要却由此可见。依靠一些事类，堆砌成篇，缺乏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更缺乏明确的思想，《文心雕龙》所谓“碌碌丽辞，昏睡耳目”的催眠文章，在唐朝文学中特别是在唐前期的文学中，占很大的数量，《全唐文》《全唐诗》两书保存大量诗文，除去催眠文章，存下来的才是唐文学，其中不大的一部分才是唐文学的精华。（三）北方文风与南方文风在文苑中展开争夺战，北方文风逐渐取得优势，唐文学的精华，就是北方文风占优势的那一部分文学。李谔请正文体，意思是要提倡儒家思想。典诰文体，用实录来反对轻浮，也就是要用北方文风来反对南方文风，此后两种文风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结果，构成唐文学的全貌。《文心雕龙》说：“才（思想）为盟主，学（事类）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照这个标准来看唐文学，才学并茂称得起霸者的作家和作品，就不能象设想的那样多了。作者才恩的来源，有些人主要是儒学，有些人是佛教（禅宗）和道教。儒学思想在文苑中往往起主导的作用，因为佛道尽管盛行，儒学的正统地位依然存在，合于儒学思想的文学，容易得到士人群的尊崇和共鸣，唐朝最杰出诗人杜甫，古文运动的首领韩愈，固然都各有独到的成就，但坚守儒家思想，也是获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儒佛道三种思想以外，还有一种普通士人的思想，这种人求名求利，非常热衷，得不到的时候，悲苦忧愁，哀感动人，得到了便快意纵欲，鼓吹酒色之乐，得意自鸣，也颇能动人。这一种人在文士中是最大多数，其中不少还是著名的作音。他们的意境，不能超出个人悲欢离合的小范围，因之他们的作品，即使是精美的，也不能象杜甫韩愈那样，取得更高的成就。

　　庸、五代文苑的情况，总的说来，大体上不外是：在前期，沿袭南朝积习，南方文风压倒一切。在中期，北方文风以儒家思想为骨干，与南方文风作斗争，取得胜利，文学呈现极盛状态。在后期及五代，政治上一片衰败萧索气象，影响到文苑，同样是一片衰败萧索气象，当时表现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词，是一种新兴的体制，恰似几朵鲜艳的桃李花在秋树枝上开放，使人感到衰秋里还留有一点春艳。唐文苑盛极以后，并没有全部崩坏。

　　下面略叙几种重要文体即诗与诗余（词）的兴衰和若干重要文人的成绩。

　　一 初唐诗人

　　南朝士族生活优裕，偷安成习，以能作五言诗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会作诗，就无法参与社会活动。诗提到这样高的地位，实是南朝士族衰朽堕落，精神萎靡的表现。这种陋习到唐朝愈益盛行，这是因为南朗士人作诗，固然由于“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以取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不过还未曾明文规定诗为禄利之路。唐朝以进士科取士，作诗成为取禄利的正路，后来甚至非科第出身的人，不得为宰相。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只有好不好的区别，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唐时作诗的人既多，诗篇自然也不少，经过时间的淘汰，较好的部分被保存下来，清康熙时辑《全唐诗》，尚存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亲人，时间是公正的裁判者，被淘汰的诗篇和诗人，可能比上列数目要大得多，不过湮没无闻是毫不足惜的。没有理由该对应当湮役的事物表示惋惜。大抵诗人（一切文人）必须先有高尚的抱负，尽管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有了抱负，才能产生高尚的意境，高尚的意境又产生高尚的作品，当然，作诗的技巧，如声律对偶之类，也很重要，但始终居于辅佐地位，作主导的不能不是意境。例如杜甫，在唐朝是诗人第一，在古代所有诗人中也是第一。他的成功处首先是在他有高尚的抱负。他自比稷与契，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高尚的意境却由此产生，因为事实远不如他所想的那样顺利，使得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坏人坏事采取“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的态度。任何文人都读过《孟子》。“庖有肥肉，野有饿莩（同殍piǎo）”，到杜甫才化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在他以前没有一个诗人能造出这样的句子，只因为没有杜甫那样的抱负和意境。

　　唐前期诗沿袭南朝，无非是些“竞一韵之奇，争一家之巧，连篇累犊，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作品，店太宗是创业英主，作起诗来仍是循规蹈矩，逐句相对，无异普通文士，表现不出象宋太祖《咏月诗》那种“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后山诗话》、《庚溪诗话》所引稍异）的雄伟气概，即此可见南朝文风对唐初文学有很大的拘束力。唐太宗时，名士张昌龄等应进士科，都被考官斥退。唐太宗问斥退的缘故。考官对：昌龄等华而少实，文风浮靡，不是好材料。如果录取他们，后生相慕成风，扰乱朝廷提倡的凤雅之道。所谓风雅之道，就是要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浮靡恰恰是敦厚的反面，唐太宗虽然赏识张昌龄等人的文藻，却只好承认考官所说为有理，也就是承认北方文风对南方文风的压制。

　　声律对偶化的文学还没有定型，因之南方文风仍有广阔发展的前途，压制是不能生效的。唐高宗时，称为庸初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同时称霸，南方文风更进一步在文苑里占优势。文武双全的裴行俭，轻视四人说，士人要有远大前程，首先靠器识，其次才是文艺。王勃等虽有文才，都浮躁浅露，哪里象个享受爵禄的材料！杨炯大概可以做个县长，其余诸人得好死就算不错。裴行俭这些话，在文才与仕途大体上一致的唐朝，是有依据的，同时也表示南北两种文风的对立。不过，专就诗来说，四杰诗运用声律，固然不如后起诗人的精密，在古诗向律诗过渡中，却不能不说是大有进境。杜甫评论四杰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四杰在他们所生存的时代里，无疑是显著的代表人物。

　　居四杰首位的王勃，正是一个浮躁浅露，器小识短的文人。他的祖父王通，隋文帝时为蜀郡司户书佐，后为蜀王侍读。隋炀帝大业末年，退归家乡绛州龙门，聚徒讲学，不久就死去。王通生于五八四年（隋文帝开皇四年），死于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一生仅有三十五岁，回乡讲学，仅有根短的岁月。隋末大乱，决不能即时聚徒多至千亲人，更不会有季靖、房玄龄、魂征、温大雅、陈叔达等唐初将相来“北面受王佐之道”。大抵王通伏居乡里，模拟记孔于言行的《论语》作《中说》一书以求名，他的儿子王福郊、王福畤（音zhì），又无耻妄为，引唐初著名将相李靖等人算是受业门人，甚至妄造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的无稽之谈，李德林死于五九一年，即使请见是在这一年，王通还只有八岁，怎末会有请见的事！即此一例，王通和他的二子，学圣人腔调来说话，立意装扮成圣人模样，不是著述界的优伶还能是什么？王勃是王福畤的儿子，也是优伶一类人，他六岁便能作文，不到二十岁，应举及第，屡到宫门前献颂，是一个不安于卑位的浮躁人。他作倬彼我系四言诗，称颂王通说“伊我祖德，思济九埏（音延 yán），……其位虽屈，其言则传”。又说“爱述帝制，大搜王道，……礼乐咸若，诗书具草，贻厥孙谋，永为家宝”。托名杜淹撰的《文中子世家》里说，王通曾编六经。这种所谓六经，大概是些比《中说》更不堪传世的陋俗书，王勃大加赞扬，显然是阿私父祖，通同作伪。杨炯所作《王勃集序》，说王勃梦见有自称为孔夫子的人告诉他说，《易》有太极，你应该努力。醒后注《周易》，撰《周易发挥》五卷。又为《元经》（王通拟　　《春秋》作《元经》）作传（拟《左氏传》）、为《诗》《书》（王通拟三百篇作《续诗》，拟《尚书》作《续书》）作序，他同他的父祖一样，也想依傍孔圣人，扮演个圣人。凡事缺乏自立精神，甘心依傍门户，模拟别人的言语行动，即使模拟的真象圣人，仍不免是圣人的奴仆，奴仆总是仰人鼻息，志趣卑下的。王勃诗并不想做什么圣人，而是想做神仙，王勃诗集里有《怀仙》、《忽梦游仙》等七八篇，求仙思想占颇大的比重。求仙是贪欲的表现，他不满当前已得的小官职，希望得高官，高官不能得，便幻想作神仙。神仙不可得，转而更不满当前的小官职，终于小官职也当不成，失职流落，渡海溺死，死时才二十八岁。《新唐书·文苑传》说他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恃才傲物，一定是浮躁浅露的人，尽管文才特大，用来自恃，恰恰成为自害的毒药。王勃不懂得这一点浅显的常理，所以他的诗只能做出好的句子，却不能做出意境高远的整篇，因为没有高远的抱负，无从产生高远的意境。四杰中第二人杨炯，幼年便擅长诗文，应神童科试得官。他恃才简倨；使人不能容忍。武则天时为盈川县令，在官残暴，动辄发怒杀人。武则天分送盂兰盆给诸佛寺，杨炯献《盂兰盆赋》，杀人和献赋，都是为了迎合武则大的任用酷吏和崇奉佛教。他不满当时王杨卢骆的品第，曾说，我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前一句是假话，后一句是真话，不高据第一位，浅露成性的文人是不会甘心的。卢照邻列第三人。卢照邻博学善作文，因得中风病，不能仕进，愈益躁急，病也愈益增重。他投拜名医孙思邈为师，求治病的方法。孙思邈答言“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看孙恩邈的答言，大抵卢照邻的德性和人事，都有歉缺，病根不外是浮躁浅露。最后不能忍受风病的痛苦，投颍水自杀，死时年四十。列第四位的骆宾王，品行不好，爱和赌徒们交朋友。唐高宗末年，得为长安主簿，他在《畴昔篇》里说“只为须求负郭田，使我再干州县禄”。他作官目的是求负郭田，很自然地就要犯赃罪下狱，出狱后被贬官为临海县丞，怏怏不得意，弃官在江南流浪，徐敬业据扬州起兵反武则天，用骆宾王为书记，军中书檄，多出骆宾王手。徐敬业兵败，骆宾王亡命逃窜，不知所终。四杰为人大体如此，他们都缺乏高远的思想，诗意不出个人荣枯悲欢的小范围，没有什么深切感人的力量。杜甫《戏为六绝句》，给四杰高的评价，对四杰所在的当时来说，这样的评价是合理的。

　　继四杰而起的诗人有沈佺期、宋之问。诗的声律化，自建安时期曹植开始，历两晋南朝诸诗人直到初唐四杰，都在声律化的逐步发展上有所贡献。武则天时，经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的倡导和定型，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完成的地步。杜甫诗“老来渐于诗律细”，这说明诗人要经过长期体会，运用诗律才能逐渐精细。古诗变成律诗，同样要经过长期体会，这个过程先后约有五百年。《新唐书·文苑传》说，沈约庾信作诗，音韵调谐，对偶精密，沈佺期宋之问比沈庾更加靡丽，一篇中句数有定准，通篇不犯声病，美得象锦绣成文，学者都模拟他们的作品，号为沈宋体。沈宋谄奉张易之，替他做应制诗，人品卑劣，宋之问甚至为张易之捧溺壶。武则天死后，沈宋都被贬窜，先后死去，他们的诗意境平常，与四杰相类，专靠形式华美，供宫廷玩赏。武则天令群臣赋诗，东方虬（音求qiú）诗先成，武则大特赐锦袍。及读宋之问诗，大加称赏，夺东方虬锦袍转赐宋之问。这样的予夺，对诗风有很大影响，由宫廷予夺变为科举得失，全国士人准不从风而靡。唐中宗曾令群臣赋诗，群臣献应制诗百余篇。唐中宗命宫女上官婉儿选一篇为新翻御制曲，上官婉儿独取宋之问诗入选。她评沈宋二诗优劣说，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不免词气衰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显得强健有余力。沈佺期见评语心服，不敢再争。武则天唐中宗据皇帝之位，提倡赋诗，群臣不能作应制诗，便难参预朝会，沈佺期宋之问等是张易之一举人的枪手，上官婉儿是唐中宗韦皇后安乐公主一类人的代笔，又是诸臣诗的评判者，她对律诗的倡导和促使定型，至少与沈宋同样有力。

　　正当近体诗（律诗）完全成熟的时候，不拘声律对偶的古体诗，以陈子昂为代表，起而力争自己应有的地位。陈于昂上书论政事，没有什么好见解，但作诗能直打己见，和沈宋走相反的道路，这在当时，非有豪杰的气概，是不敢这样做的。他曾作《感遇诗》，诗人王适惊叹道，“此人必为海内文宗”，柳公权评陈子昂诗说，“庸兴以来，子昂而已”。杜甫作《陈拾遗故宅诗》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武则天时，士人都追随沈宋作近体诗，独陈子昂作古诗与流俗对抗，固然近体诗是五百年来诗的自然趋势，是新产生的优美品种，但古诗也不容从此废弃，自陈子昂张扬古诗的旗帜，唐诗始备古近二体。杜甫称他是雄才，敢于代表一种被忽视的文体，出而有所主张，当然不是庸人而是雄才。

　　二 盛唐诗人

　　唐玄宗开元时期，唐朝政治经济发达到了最高峰。代表唐朝的文学——古近体诗，也达到了最高峰。开元时期，天下安宁，士大夫生活富裕，有人制得佳篇秀句，即传诵人口，流播远近。有些诗人所作被采入乐章，名登朝廷，为统治阶级所敬重。作诗是得名的捷径，因此几乎全部文人，都用全力作诗，大诗人接踵而出，每个大诗人都得到社会的尊敬和优厚的待遇。例如天宝初年，蜀人李白到长安，往见贺知章，贺知章看了他的诗文，主要是看了《蜀道难篇》，叹赏说，你是个下凡的仙人呵！（“谪仙人”）李白从此声名大振。李白因诗名大，被任为翰林院供奉。开元年间，李白二十五岁出蜀游云梦，娶故宰相许圉师（圉音语yǔ）的孙女为妻，后来又娶刘氏，刘氏离异后，又娶鲁地一妇人，最后娶宗氏女。李白骑着骏马，带着美妾，游历全国名山胜地，所到之处，地方官优礼相待，供给酒食。三十余年里，他先后娶四妻，出蜀以前可能已有妻室，四妻中许与宗还都是宰相家女，晚年（李白死时年六十二岁）又有歌妓金陵子和歌奴丹砂等人。他在生活方面，得到满足，完全依靠他的诗名和开元天宝时期统治阶级的富裕。李白并无官爵，但士人经他品题，便能进士及第，例如《李白集》有《送王屋山人魏万（即魏颢）还王屋》诗一篇。这个魏万从河南到山东找李白，只见到他的儿子，说李白游梁园（开封）去了。魏万回到梁园，又听说往江东去了。魂万到吴越两地寻他，李白游天台回广陵（扬州），两人才见了面。李白说他走三千里路来相访，是个爱文好古的人，送他一篇《还山诗》，魏万也做了一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诗》，又作了一篇《李翰林集序》，说李白夸他将来必著大名于天下，那时候不要忘记我老夫和我的儿子明月奴。魏万自称得李白如此重视，果然几年后进士登第。后来魏万没有什么成就，《全唐诗》仅存他的诗一首，即《金陵酬李翰林诗》。要不是依傍李翰林，连这一首诗也未必被留存。《李翰林集序》文字不甚通顺，他的进士及第，主要是得到走三千里路见李白的好处。开元天宝时期，一切都达到极盛阶段，诗也不是例外，盛唐的诗，是诗的顶峰，当时大诗人多至数十人，其中以李白王维及稍后的杜甫为代表。这三个诗人的诗，正是道教、佛教和儒家三种思想的结晶品。

　　道教到唐玄宗时极为盛行，它是一个各种思想杂凑起来的宗教，主要是神仙家思想，想永远享受饮食男女的乐趣，其次是庄周思想和佛教思想，还夹杂一些儒家思想。归根说来，道教贪求物欲，充满幻想，如果误信其说，就会使人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道教得到唐玄宗的提倡，所谓神仙如张果等人相继出现，这在文学上必然要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庙刘全白所作《李君碣记》说李白“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又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流离��轲，竟无所成名”（所谓成名是指得大官）。这些话，确实说明了李白的思想概状。李白想长生不死，承认自己原来是个仙人，但实在不曾见过不死的人，感到惶惑无有前途。拟古诗所谓“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浮荣何足珍”。长生与死灭，是李白思想中第一个矛盾。第二个是不求小官，要做宰相一类的大官，事实上与长生不死同样无望。《送蔡山人》诗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一乘无倪舟，八极纵远柂”。他的放浪不羁，是因为世人弃我，这使得李白不得不寻找避世的处所，那就是沉湎在醉乡。李白诗几乎篇篇说饮酒，《赠内》诗所谓“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这大概说的是真实情形。一个人生活如此颓唐，怎未能负当世之务呢！李白想要得到的事物，极多极大，得到的可能性却极少极小，在他醉时的思想里，什么自然界规律，什么人世间礼法，一概认为不存在或都是可破除的。因之，他的诗奇思涌溢，想人之所不能想，说人之所不敢说，自有诗人以来，敢于冲破一切拘束，大胆写出自己要说的话，破浪直前，无丝毫畏缩态，李白至少是空前的一人。自然，他那种道教思想，要表现出一些消极情绪来，如求长生好酒色之类，不免是白璧微瑕。正如皮日休《七爱诗·小序》说李白“负逸气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为真放焉”。真即天真（杜甫诗说他“嗜酒见天真”），放即放纵不守绳墨。看李白行事，确是十分天真，对当世时务是隔膜的。他不知道如何处危乱之朝，以真放对阴险，当然要被权贵排挤出朝，放归山林。李白甚为怨恨，诗句有“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抬尘掇蜂，疑圣猜贤，哀哉悲夫，谁察予之坚贞”；“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些都是不满朝中权贵阻碍自己仕进的怨词。他被唐玄宗征召，是由于道士吴筠的荐举。唐玄宗想从道士得到神仙长生术，并不想从道士得到宰相之才，李白对朝廷的征召，却抱着过高的期望，以为一举可以成功。他在《别内赴征》诗里说：“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诗里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对妻子说过这些豪语，说明他对仕途险恶，完全不了解，以为自己才大，相印不难取得。这也是天真的表现。被放逐后，只得寄希望于神仙，他在《大鹏赋序》里说“余昔于江陵见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司马子微即司马承祯，是著名的道士，道士即骗子，李白听骗子的话便认真信受。他初入长安，受亦僧亦道最后当道士的贺知章欺骗，以谪仙人自居。李白听了司马承祯的谎话，更相信自己是神仙。所谓神仙，是绝对如意自由，不受一切拘束的人，神仙与俗人一样享受物欲，可是长生不死，这当然比当宰相要高出无数倍。李白以神仙作为自己的抱负，思想上实行神游八极之表，他的诗想像力极富，就是这种抱负的表现。他又十分天真，虽然有些诗句象说梦话或狂言，但读者感到他在说真心话，并不觉得可厌。天真和放荡不羁，是李白诗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一直没有诗人能和他比长短。他放荡得象狂人，因为狂中有真，不同于疯狂的狂，而是失意诗人的佯狂。所以杜甫称“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杜甫最知李白，所作《春日忆李白》诗，可作李白诗的定论。诗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称李白诗“无敌”，清新俊逸，兼庾信鲍照二人之所长，自己愿意和他杯酒论文，推崇可谓备至。杜甫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也自称“颇学阴、何（逊）苦用心”，足见所学有同源处。诗话家妄说细论文是杜甫讥李白诗粗疏，未免穿凿多事。各按本人偏好，抑扬李杜，强分高低，正如韩愈诗所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以艺术性而言”李、杜各有自己的特长，想抑此扬彼，都是徒劳的。

　　李白政治见解很差。他在《猛虎行》里，把唐朝与安史叛军平等看待，说“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既然看不出安史是叛逆，永王李璘割据东南对朝廷的危害更不会看出。他附和李璘，后人很多为李白作各种辩解，李白也作诗为自己文饰，说“仆卧香炉顶，餐霞嗽瑶泉。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音毡zhān），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责夜郎天”。七五六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安禄山陷两京，唐玄宗唐肃宗狼狈逃窜，李璘乘机占有积在江陵的江淮财赋，大量浪费，招募几万兵士，乘舟顺流东下，企图占领金陵，割据东南。李白开始未必有反唐朝廷的意思，但对唐朝廷的恢复事业表示悲观，主张放弃黄河流域，朝廷南迁江东，划江而守。他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说“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扃（音jiōng）自然。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他看到中原士人，大量逃到江东，就公然提出谬误的建议，缺乏政治识见，于此可见。李璘顺流而下，正合李白的主张，迫胁上船以后，也就不想逃走了。他所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第二首说“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第四首“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音支zhī）鹊楼”。李白以谢安自命，想依附李璘大有所为。李璘兵在丹阳（江苏丹阳县）战败，李白才逃回浔阳（江西九江市），作《南奔书怀》诗一首。李璘事平，李白得罪下狱，得御史中丞宋若恩、宣抚大使崔涣昭雪，免予治罪。七五八年，流放到夜郎（贵州桐梓县东），第二年，未到夜郎遇赦归浔阳。孪白附李璘是确实的事，无须讳辩，他因为政治上缺乏识见，只看到“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这一黑暗面，却看不到另一有利的方面。他的议论和李泌对唐肃宗的话正相反。李泌说“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耶！今独虏将（著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李泌的估计，比李白正确得多，二人同样是山人，同样想做神仙，李泌留心政治，成为乱世功臣进退自如的奇士，李白专事作诗，一遇政治问题，便不知所措，几至杀身。当时名士孔巢父、萧颖士等也被李璘胁迫从行，二人都半路上逃走，见识比李白还高一些。自然，李白也不是全无所见，如《宫中行乐》词“官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清平调》词第二首“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直指杨贵妃即西汉的赵飞燕，是亡国的祸水，非李白不能有此胆量。李白所以得兔指斥杨贵妃及附李璘的罪责，完全由于诗名太高，朝廷杀一个大名士，不免有所顾虑。唐玄宗赐金放还山林，唐肃宗用流放代替刑戮，半途上赦免，待遇应该说是格外优厚。李白不肯服罪，似乎受了冤屈，自鸣不平。他代未中丞撰《荐表》说：“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他没有想唐钥廷财赋，主要依靠江淮，李璘占领江淮，等于迫使唐钥廷放弃讨代安史叛军，后果将是什么？李白只为自己的才学称屈，不为唐朝廷的大局着想，文人习气未免太深了。李白继陈子昂之后，提倡复古，古风第一首说明作诗宗旨，他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夸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我旨在删述，垂晖映千春”。论诗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沈约）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李白鄙弃声律，多作古体诗，才高气逸，变化无穷，流传人世，自然应该享受盛名。但他得盛名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作了他不很喜爱的近体诗，特别是五七言绝句。唐时社会经济繁荣，士大夫生活侈靡，以道统自任的韩愈，也有绛桃、柳枝二妾，都能歌舞。张籍《哭退之》诗：“中秋十五夜，圆魄天差清。为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唐时土大夫大抵留连酒色歌舞，寻求快乐，相习成风，不足为怪。象杜甫那样穷困，晚年似乎还有一个小妻，其余士大夫通常有一二个歌妓，大官僚甚至何家妓成群。这些歌妓都需要新歌词，白居易诗所谓“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同，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乐府新词就是五七言绝句。谁能制作新的五七言绝句，被歌者采用，谁就有可能获得广泛的声名，或传入宫廷为帝王所知。李白五七言绝句，说者推为唐三百年第一人，其实同时的王维王昌龄也擅长绝句，并不比李白差。只能说，作五七言绝句极难工，唐一代擅长此体的诗人只有数人，李白是其中一人。李白集中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经乐人略约词调，抚丝竹，即可歌唱。说明新词很容易传播。李白诗大部分说饮酒和女色，尤合妓院的需要，他自己也爱好音乐，《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绝句，第四首说“小妓金陵歌楚声，家僮丹砂学风鸣”（吹笙）。足见妓歌奴吹，颇能助诗酒逸兴。李白自己也能弹琴，由于琴技高和诗名极大，六十一岁的一年（七六一年）游金陵，一个美女（金陵子）偷听琴声，奔投李白，李白正需要伎女，带着她渡江西走，教她唱楚歌，十分宠爱，第二年李白病死。《示金陵子》诗说“金陵城东谁家子，窃听琴声碧窗里。落花一片天上来（凭空来投），随人（李白）直渡西江水。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教楚歌的大概就是李白，他住安陆第一妻许氏家十年，能作楚歌是意中事。七六一年，李白《留别金陵崔侍御诗题》说“闻李太尉（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二韵”。李白自称“懦夫”，“一割之用”，夜郎流放后，附李璘时的气概已经消失殆尽。功名既无望，神仙也是“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功名神仙都落了空，归根只有酒色可托生命。一个伟大的诗人，就这样为酒色伤害了自己。这是很可惜的事，但在唐朝却是常事。白居易《思旧诗》“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黄，一病竟不痊”。元稹是才子，韩愈是名公，二人都为色丧身，所以举以为例，其余相似的文人当然还很多。李白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并不因溺于酒色而有所贬损。这里只要说信仰道教，以神仙自负，托体在空虚，而又不忘名利，最后不免日暮途穷堕入污浊中，李白如此，同他一样享盛名的王维也是如此。

　　王维是开元天宝时期即盛唐时期诗人的代表，李白于天宝元年（七四二年）入长安，被任为翰林供奉。王维于开元九年（七二一年）进士及第，成名在李白前二十余年。李白居长安前后不过三年，即彼放还山林，王维始终在朝作官，与贵官交按往来，文名极盛。当时李白未来长安，杜甫未成大名，文苑霸主只有王维一人。唐代宗《批答王缙进集表手敕》中说“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时论归美，诵于人口”。《旧府书·王维传》说，唐代宗问王维弟宰相王缙：“你的兄长，天宝中诗名盖世，我经常在诸王座上听到他的乐章。现在还留存多少，可将文集送进来。”王维在开元天宝时期，被公认为文宗。他擅长音乐，尤能弹琵琶，进士及第后，即任太乐丞，正是用其所长。王维所作五七言绝句，与李白同为唐人绝唱。二人都擅长音乐，制成绝句，容易合乐，因之传播既广，享名亦大。《太平广记》载王维与亲王贵主往来，甚得尊重，他曾扮成琵琶乐工往见贵主奏技，大蒙称赏。贵主读王维所献诗卷，惊骇地说，这些都是我平时诵习的诗篇，以为是古人佳作，不料出在你的手里。小说家言未必全可信，但王维在十九岁以前（九岁起即作文章），诗名已经很高，却是事实。他是禅宗南宗神会掸师（即禅宗所谓七祖）的弟子，但并不真信一切皆空的禅学，他上唐玄宗《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满纸荒唐，居然是个道教徒。其实，他不是禅也不是道，只是要官做，他与弟王缙都能巧妙地用佛教做掩护，表示清高不恋世俗事。王缙后来做宰相，是个十足的官僚。王维王缙的品质一样恶劣，所以都是做官能手。王维得宋之间蓝田别墅，是著名的大庄园。他仕途颇顺，又身为大地主，享尽隐居闲适的乐趣。他是唐朝著名的大画家，尤善于画山水，创南派水墨画法，世称为文人画，区别于画工但求形似的画法。他作诗自赞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擅长的技艺很多，如书法、音乐也都是高品，他最自负的还是诗画二艺。宋人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或者说，他诗是有声的画，他画是无声的诗。诗画统一，任意用来表达白己的想象，如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莲花同画一景，这是作者兴之所至，摆脱拘束，随手抹成，比作诗更显得自由。他作诗却极精致。王维诗有一部分谈佛理，腐朽可厌，其余诗篇学陶潜和谢灵运。陶潜隐居田园，绝意仕迸，风神恬淡，寄兴高远，描写田园风物，往往体会入微。王维是大地主，生活安适到无可再安适，所以他的诗恬淡闲适，有与陶潜相似处。不过陶潜诗恬淡中有时偶然流露出刚强不平的豪侠气概，王维诗中没有这种气概。王维是大画家，善于摄取自然风景最美的一点入画，或摄入诗中。杜甫待称王维为高人王右丞，高人是指他能作隐逸诗，又称“最传秀句寰区满”，秀句是指他能作风景诗。自然，隐逸诗与山水风景诗总是结合在一体，可分开也不可分开。从可分开的方面说，王维写隐居生活，不及陶潜的真实，因为陶潜说穷是真穷，王维说贫穷就全不可信。王维写山水风景，比谢灵运还要高些。因为谢诗雕琢工甚大，不及王维的自然生成。王维诗兼陶潜谢灵运之所长，因之他不只是盛唐时期的一大家，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一大家。

　　王维近体诗，谨守声律，却怠态萧散，闲适无碍。《辆川集》五绝二十首，和其他风景诗情景并胜，实是集中精华所在。假如王维有风景画真迹流传到现在，无疑将举世珍视，那末，他的风景诗为什么要加以贬抑呢？王维五七言绝句，最为歌者所采用，不只因为这些诗容易合乐，更重要的是开元天宝时期，朝廷穷兵黩武，文武官员求立边功取重赏，如《少年行》四首，就是迎合当时风气的作品，并非王维自身有求边功的野心。另一种是叙离别的诗，也是适合出使异域或远游边塞等人的心情。范掳《云谿友议》说“李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唱‘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岁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辞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范掳是唐懿宗时人，唐末梨园还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影响之深远。诗话家说“诗以神行，使人得其意于言之外，若远若近，若无若有，若云之于天，月之于水，心得而会之，口不得而言之，斯诗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绝句尤贵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李白一人，盖非王维王昌龄之所及”。李白固然是唐代高手，但王维五绝，王昌龄七绝，也并未示弱，说只有李白一人独擅五七言绝，未免抑扬过甚。

　　王维是佛教禅宗在文学上的代表人，地位相当于道教的李白。凡是宗教徒都有一种共同心理，王维诗所谓“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只要能得到个人的福利，什么是仁，他们是不在意的，杀身成仁更是看作笑谈。李白附从李璘，王维投降安禄山，都不免身败名裂。李璘安禄山失败后，李白王维都犯了死罪，幸而诗名甚大，并有人营救，得从宽发落。李白被放逐，不承认自己有罪过，王维还自知有罪。他在《责躬荐弟表》说“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李白和王维，失身以后，都理展气馁，所作诗篇较前大减，不久又都死去。两个代表开元天宝时期的大诗人，因为信奉道教佛教，一个是“求仁笑孔丘”，一个是“凤歌笑孔丘”（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到了生死关头，都被死吓倒，只好让孔丘嗤笑了。

　　杜甫年辈比李白王维略后（杜甫：七一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生——七七○年，唐代宗大历五年死。李白：七○一年生——七六二年死。王维：七○一年生——七六一年死），文学活动主要在唐肃宗唐代宗两朝，也比李王二人略后。杖甫是代表儒家思想的大诗人。他自称少年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加有神”。从杜

　　杜甫书金华山诗石刻（拓本）甫诗中用事的精致来看，熟读万卷书，确是事实，并非自夸。杜甫同李白一样，对政治的看法，也是十分天真，甚至比李白更天真。他自比稷与契，希望因自己文学出众，“立登要路津”。他做大官的目的，倒不是为富贵享受，而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李林甫、杨国忠擅权的年代里，这样设想是完全不合实际的。他有不合实际的大抱负，不能实现这个抱负，自然对朝政心有不满，但儒家思想使他“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对朝廷还是绝对忠诚的，这是与李白王维根本不同处。他也曾陷身贼中，但不曾为贼所污辱，《述怀诗》“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他逃出贼窟，经历着很大的艰危，《北征》诗“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述怀》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这种困苦狼狈的情况，李白王维是不能忍受的，因而屈服于李璘、安禄山。杜甫对君忠诚，在家天下的封建国家里，君是国的代表人，忠君实际就是爱国。他又自比稷、契，有致君尧舜上的大抱负，他的现实生活却是流离失所，不仅做不到大官，连微小的谏官也因言事被斥革。大抱负与穷困生活这个矛盾，是杜甫诗丰富内容的源泉，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学说，也多少掺杂一些道教佛教（禅宗）思想，他师事董姓道士，称为董先生董炼师，又诗云“余亦师粲可”。慧可僧粲是禅宗两个祖师名。有些诗中表现消极的意境，如醉时歌“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这一类诗是受道教影响。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这一类诗是受禅宗的影响。不过，比起李白王维的道佛思想，那是相差太远了。道佛思想在杜诗中只是偶见，远不如儒家思想占有主要地位。

　　杜甫做诗的功夫，在《宗武（杜甫的次子，小名骥子，有诗“骥子好男儿”）生日》，《又示宗武》两篇中说得很清楚，可说是传授诗决。“熟精《文选》理”和“应须饱经术”两句即杜家诗诀，所谓“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足见他期望宗武继承家学也作诗人。初学的步骤是“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作近体诗必须先知诗律，还必须用事准确，摊书满床，事事核实，不单凭记忆，这也是诗诀，不过不象精《文选》、饱经术两句属于根本诗诀。杜诗中又有偶论作诗法的句子，如“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都是说要用苦功锻炼诗句，与韩愈论作文法“唯陈言之务去”，同一意思。这里所说惊人新句，绝不是造出奇怪语，而是体物深刻，见人之所不能见，说出来却很平常自然，不使人感到雕琢刻削的痕迹。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体会物情，细入毫厘，即属于这一类。李王杜三家诗中，多有此类佳句，盛唐诗人与晚唐诗人大有区别，句法就是标准之一。杜甫作诗，不仅是取法于儒经，即《偶题篇》所谓“法自儒家有”；就是对齐梁诗人，也采取认真态度，学他们的长处，如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他学古人清词丽句，不废齐梁人，如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自称“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庾信自是梁末大家，阴何在齐梁并不算上乘，杜甫虽然恐与齐梁作后尘，但并不抹煞它们的长处，他称颂李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又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对庾信阴何确实是看作师范，毫无轻视的意思。他择善而从，无所不学，所以成为兼备众体，集古今诗人之大成的伟大诗人。元稹（音诊zhěn）作《杜甫墓志铭》，评李杜优劣，说“余观其（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杜甫字）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这里指出杜的特长，是恰当的，由此抑李过甚，那就不当了。大抵可以扬杜却不可抑李，犹之可以扬李却不可抑杜。韩愈是反佛老的健者，李白一家人都信道教，“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韩愈并不因反道教贬损李白诗应得的崇高地位，足见他的地位是不可撼摇的。

　　安史乱后，肃代两代，唐朝国势由极盛突然损坏，由上升急剧下降，以李白王维为首的盛唐诗人，几乎全部停止了创作。其中如“清诗句句尽堪传”（杜甫诗）的隐居诗人孟浩然，早在开元末年死去。其余如写边塞情景的诗人岑参和高适，也很著名。他们写边塞诗是在天宝年间，这时候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天宝时候对外战争，一般是侵略性战争，伟大的军事家王忠嗣宁愿失官不愿服从朝廷乱命，可以想见战争是什么性质了。高、岑以肯定的态度歌颂这些战争，论者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诗人，对外侵略怎么能说是爱国呢！二人都活到唐代宗时，高适还做过节度使。他们的诗，都没有真切地反映安史乱后的社会情形，足见边塞诸作，只是迎合唐玄宗时发动战争，开边境立武功的风气。杜甫《兵车行》、《前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作，对朝廷贪边功行暴政采取明显的反对态度，岑、高诗自有擅长不可贬损之处，但政治上不及杜甫较有见解。岑、高以外，王昌龄也是著名诗人，他尤长七绝，内容多是征夫闺妇的乡恩离愁，最宜于当时歌唱者的采用，诗篇与王维李白同样传播在乐人间，因之诗名甚盛。天宝年间，形式上唐国势还在上升，实际已是腐朽之极，濒临崩溃，一般诗人多歌诵升平，很少有人能预见危机。元结不同众人，在天宝六载，作二风诗（《治风诗》、《乱风诗》各五篇），《乱风诗》中有《至惑》一篇，序云“古有惑王，用奸臣以虐外，宠妖女以乱内，内外用乱，至于崩亡”。《至惑篇》显然是指斥唐玄宗。元结又作《系乐府》十二首，其中如《贫妇词》、《去乡悲》、《农臣怨》等篇，也是代贫苦人发出愁怨的呼声，特别是《闵荒诗》一首，以隋炀帝比唐玄宗，说“天国正凶忍，为我万姓仇”，同情人民的立场非常明确。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虽然也是强烈谴责腐朽政治，比起元结来，却不如元结能直斥唐玄宗。杜甫对君主不敢直斥，总是有意回护。假如当时有许多象元结那样鲠直的诗人，一致为人民呼号，唐玄宗固然未必就此醒悟，但作为诗人，却不可不表示应有的政治识见，在这一点上，元结应是天宝年间的第一人。

　　唐代宗时，元结任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及《贼退示官吏》两诗。《舂陵行序》云“道州（湖南道县）旧四万余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呜呼，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诗中有“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赢。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挞之”等句。元结宁愿免官，不肯逼迫穷民，这是当时最有心肝的好官。《贼退示官吏》诗有“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句，有些官实际上不如贼，至少与贼无大异，他被逼作贼，想弃官归隐，归隐是封建士大夫唯一可走的道路，因为他们不会站在农民起义一边，又不甘心作比贼不如的官，最好的前途，自然是做个无官职的地主，享受闲居的乐趣。要求他们有反抗朝廷的积极行动，那是不合实际的奢望。杜甫读到元结的两篇诗，热情称颂，认为“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得矣”。杜甫对人民的同情心，与“致君唐虞际”的忠君心相结合，正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元结在《筐中集序》里，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南朝风气，他所作诗全是古风，事实上唐时律诗已经开出广大的新境，远非南朝所能比拟，唐诗人多能古近两体并长，诗苑因而特别繁荣，元结不作近体诗，以为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不合风雅之道，想要“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他这种矫时俗的议论，与韩愈相同，韩愈用来矫文弊，获得成功，元结用来矫诗弊，却不发生任何影响，因为他的主张太违反唐时诗的趋势。

　　韦应物与元结同时，刚直的性格也相同，表现在诗风上却有显著的不同。韦应物《示从于河南尉班》诗中有“立政思悬棒”句。曹操任洛阳北部尉，造五色棒悬门上，豪强犯禁，即用棒打杀。韦应物要学曹操悬棒杀豪强，足见他原来是个刚强人，因受腐朽势力的折磨，变刚强为柔和，写出清闲恬淡的诗来。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日常生活是焚香扫地而坐，只和顾况、刘长卿、释皎然等人唱酬为宾友。他自称做官也是坐禅，他也象陶潜那样，有时候猛气不能自抑，流露出对腐朽政治的愤怒，如杂体五首，都是有所指斥，尤其是《古宅集妖鸟》一首，痛责满朝官僚贪鄙无能，《春罗双鸳鸯》一首，写剥削与被剥削两个阶级的苦乐绝对不平。韦应物诗里，偶然露出这样的真情感，说明他并非心如死灰，因此，韦与陶可以相比拟，不过，闲静的气息，韦不如陶，陶生在晋朝，受玄风影响，陶诗成为玄风的最高表现，韦处在唐朝，没有陶的时代精神，尽管风度学得相似，气息终究不能相同，陶韦并称，韦不及陶，盛唐诸诗人中，韦却是唯一的闲淡诗人。

　　三 中唐诗人

　　盛唐中唐交界处，不必机械地划分，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不少著名诗人，其中卢纶、韩翃（音宏hóng）、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端、李益、司空曙等人，号称大历十才子。他们多是天宝年间进士，正遇安史大乱，他们做的诗，没有一人能象杜甫反映现实。伸张正义，足见这些人不过是能作诗的普通文士，做诗不能表现时代的特点，只能被看作普通文士做普通诗。杜甫死后（大历五年杜甫死），经过一个不长的时间，到了唐德宗时，杜诗的影响深入诗苑的各方面，几个大派别都是从杜诗派生出来。中唐诗苑盛况并不亚于盛唐，所差是在一些作者，虽然各有创造，自成大家，但未能超出杜甫已经开辟出来的境界。从这一点说，中唐比盛唐不免落入第二流。

　　中唐诗人影响最大的无过于白居易和元稹。白居易和元稹都扬杜抑李，白居易与元稹论文书里说，杜诗千余首，尽工尽善，比李白更好，不过，杜诗如《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等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句，也只占十中三四。这说明白居易学杜甫，着重在学杖甫为劳苦民众呼号的诗篇。因此，他得出作诗歌的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在唐宪宗初年，身任谏官，每日论事，有些不便明言直说的事，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皇帝听了有所改悔。这一类诗有些题为新乐府，通称为讽偷诗，这是白诗中最有人民性的部分，学杜相似的也是这一部分。讽谕诗是白诗精华所在。他说，我诗得人喜爱的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等篇，时人所重，却是我之所轻，我的讽谕诗，意思激切，言辞质直，人们不喜爱，百千年后一定会有人喜爱。白居易自称“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讽谕诗，兼济之志也”。白居易志在救济民众，与社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同一心情，杜甫诗写当世时务，号称诗史，白居易讽谕诗也写时务，同样是诗史，诗人对民众没有深切的同情心，是不会冒险作诗史的。

　　白居易与诗友元稹的诗流传极广，元稹《白氏长庆集序》里说，“长安少年都仿效我们两人的诗体，自称为元和体诗，二十年间，官署、寺观、驿站墙壁之上无不题元白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之口无不吟元白诗，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可能是印刷本）在市上贩卖，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我（元稹自称）在乎水草市（浙江绍兴县山市）看到村校里学童都学诗，问他们学的是什么，齐声答言，先生教我们学元白诗”。白居易也说，“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我诗句，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吟咏我的诗句。时俗所重，正在杂律诗和《长恨歌》一类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的诗”。白居易分自己的诗为四大类，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写讽谕诗是志在兼济，写闲适诗是行在独善，兼济是为解救民众疾苦，独善是保身养性，不为世俗所累。从唐文宗时开始，牛李党争剧烈，白妻杨氏是牛党重要人物杨颖士的妹子，因此被算作牛党，李德裕执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读白诗，怕读了他的诗，改变对他的成见。白居易作诗云“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他采取不争名位的方法来对待朋党之争，在当时士大夫中是最有识见的。他得免朋党的祸害，并非偶然。

　　白居易被迫放弃宦情，求名之心却极浓。他一生专心求永久的诗名，得风病后还伏枕作诗，不肯停止。他生前写定诗集五本，每本有诗文三千八百四十首。五本分藏五处：一本藏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藏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藏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白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使各藏于家，子孙世守。他迫切希望诗名永传，五本分藏，用心是很苦的。他作诗力求平易通俗，独创一格，为前人所未有，目的也是在于广播人口，借以流传后世。北宋人释德洪作《冷斋夜话》，说白居易每作一诗成，读给一个老妪听，问她懂不懂。她说，懂得，这首诗算是作成了。如果答说不懂，就得另外做过。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北宋人张耒曾在洛阳一士人家，看到白诗草稿数纸，涂改重重，原作的文句几乎全部改换。白诗经过锻炼而成，要炼成通俗的文句，也非苦吟不可。通俗丝毫不等于草率轻易。白诗流传在当时已如此广泛，原因就在白诗真正做到通俗，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白居易最亲密的诗友元稹，也擅长写通俗诗，元诗与白诗同样广播人口，元诗又多采入乐歌。元稹寄白居易诗有“体遣玲珑（歌妓名）唱我辞，我辞多是寄君诗”等句，足见元诗多可入乐。他和白居易同时享盛名，诗歌传入宫廷，宫中人都叫他元才子。这是他后来投靠宦官，得做宰相的一个条件。元白并称，由于诗的成就，二人难分优劣，但二人在仕途中，元最后失足走了邪径，白隐居退避，不参加党争，二人人品优劣，也就决定了文学上的优劣。白居易有兼济思想，凡不利民众和国家的朝政，敢于犯颜直谏，店宪宗有一次很不满意，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个小子，是我提拔他得名位，现在对我毫不礼貌，我实在不能忍耐”。做官得直声，名望自然清高，所作诗文也容易为人尊重。元稹起初也敢谏诤，白居易很尊重他，赠诗说“昔我十年前，与君始相识。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共保秋竹心，风霜侵不得。始嫌梧桐树，秋至先改色”。不料这个比作秋竹竿的元稹，经过几次贬官，完全改色变节，唐穆宗时，走宦官魏弘简的门路，勾结魏弘简共同破坏裴度讨代河北叛镇的用兵计划，为了谋做宰相，不顾一切，人品实属卑劣。他是学白居易正直却经不得风霜的鄙夫。他诗也学白居易。白作《和答诗序》里说：“五年（唐宪宗元和五年，八一○年）春，微之（元稹字）左转为江陵士曹掾。我命季弟去送行，且奉新诗一轴，凡二十章，率有比兴，淫文艳韵无一字焉。及微之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为，章有旨，至于宫律体栽皆得作者风。我和友人樊宗师等三四人，时一吟读，心甚贵重。然窃恩之，岂我所奉的二十章，遽能开足下聪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将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对发愤而臻于此耶？若两不然者，何立意措辞与足下前时诗如此之相远也！”白居易这段话，正好说明元稹诗受白诗影响很大，元是学白居易诗格却缺乏真实性情的佞人。他分自己的诗为十类，有古讽、乐讽，拟白诗的讽谕诗；有古体、新题乐府，拟白诗的闲适诗；有律诗（七言五言两体）、律讽，拟白诗的杂律诗；又有艳诗，专描写美妇人，大概是拟白诗的感伤诗。白居易有《长恨歌》，写唐玄宗杨贵妃荒淫乱亡事，妓女能诵《长恨歌》，身价便增高，想见此歌极受重视，流传甚广。元稹仿制《连昌宫词》，也为时人传诵，不过，诗中“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等句，正如杜牧《李勘墓志》所说淫言媟语，非庄士雅人所为，与《长恨歌》惩尤物、窒乱阶的用意有别。白居易《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呈元九李二十》诗有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苦教短李伏歌行”。元稹模仿白居易，当时已有定论。元稹人品不如白居易，模仿虽到近似的境界，但元诗终究只是才子诗。

　　元稹死后（八三二年，唐文宗大和六年死）白居易与刘禹锡为诗友，有《刘白唱和集》，白与刘书云“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劲者非梦得（刘禹锡字）而谁？”刘禹锡参与王叔文集团，甚有权势，唐宪宗登位，刘禹锡等被贬逐，不得为朝官。唐文宗时，因重臣裴度的援引，刘禹锡又得为朝官，累升至检校礼部尚书。唐顺宗身染重病，王叔文掌权，王叔文名位卑微，引用刘禹锡柳宗元等名士为助，刘柳等人与王叔文秉政半年，政令都是有益于朝廷有利于民众，未可讥议。可是，他们依靠的是死在旦暮的唐顺宗。满朝政敌（主要是宦官）利用唐宪宗夺取帝位，是必不可免的。王叔文集团被斥逐，也是必不可免的。刘柳等人的失败，刘禹锡诗“勉修贵及早，狃捷不知退”，确是实情。被逐以后，忧愁憔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句见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正写出这些逐臣的心情。他们本想及早腾达，不料贬作边远地方官，井有诏：虽遇赦无得内移。这样，他们政治上失去前途，无可奈何，不得不逃入南宗禅求取绝望中的安慰，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学上精心创作，借文名来补救政治失势。刘禹锡柳宗元都是这样做的，白居易所谓吟咏情性，播扬名声，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诗名盛大，可能改善政治遭遇。刘禹锡在诗的方面特别取得卓越的成就。白居易称刘禹锡诗为神妙，《旧唐书·刘禹锡传》特指《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待为佳作。《金陵五题引（序）》里说，“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题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尔。”刘禹锡自负《金陵五题》是绝唱，后世无人能继作，就诗而论，确是无敌的佳篇，如《咏台城》云“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比描写景物的名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立意更为高远，刘禹锡无愧为白居易的敌手。不过，刘禹锡最精采的诗是他的乐府诗两卷，他在贬地仿照屈原为沅湘民间改迎神词作《九歌》的遗意，作《竹枝》、《杨柳枝》等词若干首，教巫祝歌唱，流传民间。《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武陵（湖南常德）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竹枝》《杨柳枝》以外，还有《浪淘沙词》、《纥那曲词》也是采用民歌形式的创作，《浪淘沙词》是七言诗，《纥那曲词》是五言诗，虽然与后起的词句法有异，随着音乐的变化，很自然地会变成词。诗话家评刘禹锡文学上成就说，“大概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他文”。这个评语是恰当的。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三人诗大体上都属于通俗类，因之广泛地播扬在人口，士大夫作品，有意为民众所享受，这应该说是元白等人的贡献。但也有流弊，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里说，“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司文者考变种之由，往往归咎于稹”。通俗化的诗被新进小生转展仿效，变成支离褊浅庸俗化的诗，陈言滥调，充满诗苑，这在元白是始料所不及的。要挽救庸俗化的弊风，需要强弓大戟般的硬体诗来抵消元白末流的软体诗。韩愈一派的诗人，很好地负起了挽救的责任。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唐四六），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人诗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韩诗与古文一样，象长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赡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收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可以说杜文不很工，却不可以说韩诗不工。韩愈在《调张籍》诗里指出自己学李杜的心得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两句，说明韩诗与李杜诗精神融合成一体，经营不必太忙，却自然合于李杜。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调张籍》诗中斥责李杜优劣论（当以元稹为此论代表），说，“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不是学李杜同样有得，对李杜同样深知，是容易偏袒李杜立在某一方的。

　　韩愈是中唐创硬体诗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创通俗诗也是一大家。韩派诗人多有名人，最著者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翱李贺等人。张籍于唐德宗时登进士第，深得韩愈重视，韩愈《醉赠张秘书诗》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调张籍诗》云“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颌颃”。韩愈承认张籍学李杜，与自己有同样的成就，可以颉颃同飞。所谓学古淡，古是指张诗擅长乐府，多用古乐府为题，淡是指辞意通显，不作雕饰，张籍与白居易元稹唱和，诗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白未流，所以说“轩鹤避鸡群”。如《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这种意境，也是从学杜得来。韩愈给张籍诗评价很高，《病中赠张十八》诗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张诗往往语已尽而意有余，扛鼎的笔力当是指此。

　　韩愈重视的诗友，又有孟郊（字东野）。韩《荐士》诗赞扬孟郊的笔力说“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音傲ao）”。《韩集》有韩孟联句诗数篇，孟笔力足与韩为敌。孟郊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便引为忘形之友。张籍性诡激也得韩愈器重，大抵韩创硬体诗文，与庸俗文派作斗争，需要一些异乎流俗的士人为友朋，这些人得到韩愈表扬，文名振起，形成韩氏一派的名士。盂郊诗专写穷苦，所谓“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他看自己是穷蹙到不容于天地之间的末路人，精神状态极不健康。这和韩愈的雄伟恢宏，恰恰相反，韩愈对他却大加称颂，《醉留东野》诗云“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诗末又说“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韩孟二人文学上是同道，因此友情如此真挚。孟郊自称作诗的苦处说，“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这样苦吟出蹇湿穷僻的诗句，自然是使人愁惨不乐的呻吟声，韩愈却称孟诗“荣华肖天秀，捷疾愈响报”。说的恰恰与实际相反，是讥刺还是标榜，显然是标榜。同派李观论孟诗“郊之五言诗，其高处在古无上，其平处下顾二谢（谢灵运、谢惠连）”，也是说的与实际不合。要和熟软诗风作斗争，这种僻涩体诗有一定的抗俗作用，韩派人给以过分的赞扬，不是全没有理由。司空图说元白是力强气弱，乃都市的豪估，孟郊等以穷僻和豪估对抗，才显得白辟一境。

　　另一个以穷寒僻涩为诗境的作者贾岛，在韩门比张籍孟郊地位较次。贾岛原是僧人，名无本。韩愈教他为文，使弃佛还俗。他屡举进士不第，当然更增加穷愁饥寒的苦处。贾诗写穷比孟郊更甚，孟郊诗“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还能种稻斫柴，维持生活。贾岛诗“市中有樵山，客舍寒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干”。僧徒过的是寄生虫生活，贾岛原是僧徒，还俗以后，依然仍是寄生虫，市中有柴山，还可以说无钱买柴，井下有甘泉，懒得去汲水，宁愿釜中常苦干，这种懒人，渴死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他吟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二句无非是写孤独生活，无甚意义。不过，刻苦锻炼，三年才吟得这两句，对轻率庸俗摇笔即来的元和体未流，有矫枉的作用。

　　韩愈派诗文最奇怪的作者要首推樊宗师。樊宗师作诗七百一十九篇，留传只有《蜀绵州越王楼》诗一首。此诗有序一篇，造句怪异，不知其意何在。如序首“绵之城，帝猲（猲音歇xie，同揭）、掀明威……”等句，只有“绵之城”三字尚成语，余句全不可懂。诗也同样难解，如“危楼倚天门，如星辰宫，穰薄龙虎怪，洄洄绕雷风”。这种字奇意不奇的七百多篇诗，仅得留存一篇，足见无留存的价值。韩愈为樊绍述作墓志铭，称樊诗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铭文更大加赞扬，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樊文字极艰涩，韩称为文从字顺，未免太不合事实。文章固然务去陈言，但不必要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词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有“瑶翻碧潋（音殓lian），嵬眼倾耳”等句，前人未曾说过这样的怪话，樊宗帅说了能有什么新进境！这是韩愈派中最低劣的一个作者，所作书（《魁纪公》、《樊子》、《春秋集传》三种）、文二百九十一篇、杂文二百二十篇、赋十篇、诗七百一十九篇，写作虽多，除《绛守居园池记》及《蜀绵州越王楼》诗各一篇偶得幸存，其余全部被淘汰”正是最公正合理的裁判。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之后，文笔则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奇是务去陈言的结果，辞义全新，超越凡俗，所谓奇实际就是新。韩愈诗文富于创造性，尤其是在古文方面，新奇的影响特别深远。涩与奇正相反，涩是文不从字不顺故意使人不懂的反常语言，作涩体文，似乎也在务去陈言，实际比陈言还不如，因为陈言不过是凡俗语，涩体则是反常语，语言违反常规，就不成其为语言，也就全部可以废弃。学奇难，学涩容易，鄙陋之士避难就易，奉樊为大师，相沿二百余年，到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甚至通篇读不成句。古文家欧阳修力主革积弊，一○五七年，欧阳修被任为知贡举，凡试卷带有涩体，一概黜退，樊宗师的流毒到此才算结束。

　　韩愈派诗人，自孟郊张籍以次，都各有成就，他们的共同点是戛戛独造，异乎流俗。樊宗师以文不从字不顺为特长，与元白诗末流的庸俗滥熟，形相异而实相同，在韩愈派中是最下的一个作者，下列二人也是韩愈派中重要作者。

　　卢全，自号玉川子，隐居洛阳城中，作诗豪放怪奇，甚为韩愈所推崇。韩作《寄卢金诗》一首，说他“事业不可量”，“忠学生天性”。又说“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窥涯涘”。这些，都是韩愈不肯轻易誉人的话，卢仝被韩愈重视可以想见。他的代表作《月蚀诗》，是一篇感情强烈锋芒犀利的讥刺诗，确实使韩愈倾倒了。韩作《效玉川子月蚀诗》，全用卢仝原文，只是删改若干字句，便成法度森严的韩愈诗。卢上不满当时的政治状况，有愤世嫉俗的心情。韩愈对卢生极重视，可是卢仝在《苦雪寄退之诗》中叙述自己穷苦以后，说“唯有河南韩县令，时时醉饱过贫家”。说韩醉饱过贫家，意思是自己与韩愈穷苦富乐相差悬殊。《听萧君姬人弹琴》诗，说“主人醉盈有得色，座客向阳增内燃。孔子责怪颜回瑟，野夫何事萧君筵。拂衣屡命请中废，月照书窗归独眠”。也是强调宾主苦乐的距离。《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从一人的穷苦想到亿万苍生的辛苦，韩愈所谓“忠孝生天性”，当是指诗中这一类的思想。在唐诗人中卢仝算是有见解的诗人，不过，他憎恶富贵人，同时又交接富贵人，他跑到老官僚宰相王涯家作客，恰巧遇到八三五年的甘露之祸，被宦官捕获杀死。韩愈寄卢仝诗所谓“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劝参留守谒大尹，言语谗及辄掩耳”等语，至少在他的晚年，已经不是闭门不出，劝谒大官便掩耳的处士了。所谓“结发憎俗徒”，大概以憎俗徒来表示清高，借以增加本人的身价。

　　韩愈诗派为反对熟软，力求去陈言立新意，诸人都专从一个方面寻找题材，如盂郊贾岛专写穷寒，卢仝专写怪奇，李贺专写阴暗鬼趣，诸人穷搜苦索，各自成家。李贺比诸人更为奇特，他幼年就有文名，韩愈皇甫提（音食shi）亲去面试，李贺当场赋诗一篇，题为《高轩过》。二人大惊，为之揄扬，李贺名大著。他的才名应进士科得第是轻而易举的。小说家说元稹阻止他去应试，说他的父亲名晋肃，应该避家讳不去应试。唐士人承六朝土族遗俗，极重家讳；如白居易祖父名锽（音皇huang），与宏字同音，白居易不应宏辞科，改应书判拔革科。尽管韩愈作《讳辩》，李贺还是不敢应进士科考试。李贺擅长乐府，作歌诗数十篇，乐工无不讽诵，朝廷给他一个叫做太常寺协律郎的小官职。他活到二十七岁（八一七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便死去。他负才不遇，非常轻佻傲慢，看在眼中的文人极少，时人也合力排挤他，他愈被抑压，思想愈孤僻，诗意也愈深刻，特别是说到荒墓野鬼这一类极端消极的事物上，诗句也就极端精采。李贺诗中用事丰富，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这和元白体末流诗人，不必读书也能编造诗句，大不相同。他每天骑驴出门游览，小奴背一个锦囊跟着他走，大概愈是荒坟旧墓，萧瑟凄凉的地方，他愈爱去游览，墓上的颓景，和墓下的死骨，都是他苦吟索句的材料。如《秋来篇》“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他诗中喜用鬼、泣、死、血等字，游荒墓时自然要想起这些事物。李贺想象力不亚于李白，不过李白满脑子神仙，神仙是最快乐最自由的幻想人物，因之李白诗充满着飘飘凌云气的快乐情绪，李贺却相反，《马》诗第二十三首说“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这一类反对求仙的诗，在李贺诗集中并不少见，他既不信天地间有神仙，承认死的不可避免。他在死的方面运用想象力，犹如李白在神仙方面，同样获得成功，不过长生与死亡意趣大不同，二人的意境也就大异了。李贺诗“飞香走红满天春”、“酒酣喝月使倒行”、“蹋天磨刀割紫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等佳句，至少不比李白的佳句差。朱熹评李贺诗说“贺诗巧”，巧字用得非常惬当。李贺佳句大抵从实地观察中得来，又加以锻炼工夫，得句往往奇巧。好似高手摄影师选择最适当的地点，摄取全部胜地的精华。如《南山田中行》诗“荒畦九月稻见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写荒野景物，历历如在眼前，足见他确有实际经历，并非全凭臆想。他不象一般人那样先有题目，然后作诗，并且拘泥于篇章格律。他是在实地观察中遇有好题材即写成几句，回家后才凑足成篇。因之一篇中常有警策句。他的母亲说他总有一天要呕出心来，就是指他苦心锻炼这些警策句。韩愈一派诗人都主张苦吟以去陈言，成绩最高的要推李贺，别人不能造新言来代替陈言，甚至用涩体言语来代陈言，李贺所作不仅言语清新，而且立意也不同于流俗。他敢于指斥唐宪宗求神仙，对恶政有一些不满的表示，如《猛虎行》：“泰山之下，妇人哭声，官家有程，吏不敢听”。又如《感讽》诗说“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纠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越妇拜县官，桑牙今尚小，会待春日晏，丝车方掷掉。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粱。县官踏餐（饱食）去，簿吏复登堂”。本诗刺催科的急暴，蚕事刚起，县官就亲自来催租，饱餐一顿黄粱饭去了，接着簿吏又登堂来催，自然也得饱餐一顿饭才肯走。他比盂郊贾岛等人，多少有些政治见解。也多少有些独立精神。《致酒行》说“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岖”，幽寒当是指孟贾一类人的寒苦诗，他自己有拿云的高远志向，不屑为坐而呜呃的幽寒人，但又深恶元白末流所作熟烂诗。小说家说元稹求见李贺，被李贺拒绝，未必实有其事，大概李贺坚决排斥元白末流的熟烂诗，见于言行，小说家因而讹传为拒见元稹本人。对孟贾和元白末流一概反对，最符合韩愈务去陈言的宗旨，韩愈一派，诗当推李贺为传衣人，犹之古文当推李翱为传衣人。

　　中唐时期可与元白、韩愈并列的大诗人还有柳宗元。柳宗元诗既不象韩愈诗那样豪放纵横，也不象元白诗那样平易通俗，他虽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创导人，但受《文选》影响（六朝文）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川记，显然从郦道元《水经注》写景文化出。他的诗含有选体气味，谢灵运、陶潜是他学诗的范本，当然不是模拟陶谢的形迹，而是变化为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朱熹说柳子厚“诗学陶者便似陶”。又说，“学诗须从陶柳入门庭也”。苏轼称“柳于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些评价大致是平允的。不过，柳宗元学陶的真正恬谈处却还有一些距离，陶潜绝意仕进，极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热衷仕进，檄被压抑，怨愤之情触处流露，尽管柳诗学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气韵上，柳总稍逊陶一步。柳诗之与陶诗，相当于山水记之与《水经注》写景文，各有其不可企及之处，而后起的模拟者总不免比创始者要稍逊一筹。

　　四 晚唐诗人和词人

　　一般总以为诗至晚唐，已入衰境，诗苑中只剩下一些残花败叶，不再有中唐时期那种胜景。其实晚唐时期几个主要诗人，非但不比中唐主要诗人差，而且成就还高出中唐诗人。首先是晚唐诗人脱离五言七言诗的旧形式，开辟出诗的新体长短句（词）的广阔境界。其次是起源于六朝，完成于唐朝，作为唐诗特长的律诗，至晚店达到最精美的程度。当然，唐诗经中唐人穷搜苦索，连穷寒境鬼境都搜索到，境界尽辟，似乎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晚唐诗人开辟艳情一境，其中一部分确是说男女相悦之情，一部分则是模仿楚辞，托言夫人香草借以写君臣朋友问的恩怨离合。所以对晚唐诗，不能看作全是房中之言，也不能看作全是模仿楚、骚。大抵唐文宗时，牛李朋党互相陷害，党争开始激化，以后愈演愈烈，界限非常分明，准要是牵连入党局，谁就被摈出仕途，在政敌当权的时候，休想仕进。宦官，势力自唐宪宗以来，比任何势力都强大，有些士大夫投靠宦官取得富贵，有些人不肯对宦宫屈身，满怀忧愤，又不敢公开议论，招致祸害，士大夫在朋党宦官双重压力下，避免吐露平直的语言，有意说得恍惚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埋没意绪，不使敌人发现踪迹，用心是很苦的。盾朝风教废弛，习俗淫靡，晚唐淫风愈盛，诗人沾染陋俗，并不讳言情欲，不过，多用曲折隐约的语言来谈情，往往与寄兴于美人香草的文意（“为芳草以怨王孙，借夫人以喻君子”）混淆难分。例如唐末韩偓作香奁（音帘lian）诗，似乎专言艳情，卑卑不足道。其实韩偓不可告人的苦心，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又说“缉缀小诗钞卷里，寻思闲事到心头；自吟自泣无人会，肠断蓬山第一流”。晚唐诗人作艳体诗，应该先考察他们的遭遇和行事，韩偓反对朱全忠篡夺唐朝，在当时朝臣中还算是较有气节的人，他的艳体诗里面有“自吟自泣无人会”的哀伤诗，《礼记·乐记》所谓“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晚唐艳体诗正是这种亡国之音。从诗的标准来衡量，却依然有很多大诗人和大量好诗，其中以李商隐为最大的诗人。

　　李商隐生于八一三年（唐宪宗元和八年），幼年就能做占文，不喜做今体文（四六）。这在当时要算是有识之士。因为所有诏令章奏书判等凡属于公文性质的文字，都必须用四六文，善于做四六文，是仕进顺利必要条件之一，如果被皇帝赏识，任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要职，就有可能再上升为宰相。因之不做今体文而做古文，本身就有守正不屈于习俗的意义。李商隐十六岁，著《圣论》、《才论》两篇古文，很有声望。第二年（八二九年，唐文宗大和三年）唐宪宗时曾任宰相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爱李商隐少年俊才，特加优待，令在门下，与儿子令狐绚等同学。令狐楚亲自指点做章奏的诀窍，李商隐博学多闻，学成后技艺超过令狐楚。谢意诗“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俨然以为得章奏秘传，不难作到宰相。此后常居令狐楚幕中，专掌章奏。八三六年，借令狐绚的力荐，李商隐得进士及第。本年冬兴元镇节度使令狐楚临死前一大，急召李商隐从京城到兴元，使代草遗表，足见令狐楚很信任李商隐的章奏。李商隐也自认是令狐楚的传衣弟子。照朋党的规矩，李商隐当然应该做令狐氏的忠实徒党。也就是应该死守牛党，不别找主人。李商隐于次年赴泾原镇节度使王茂元幕，并娶王氏女为妻。王茂元是被当作李德裕党的武人，令狐绹认为李商隐忘家恩，深恶痛绝，李商隐从此陷入朋党的漩涡中，一生不得脱身。

　　八三九年（唐文宗开成四年）李商隐应吏部试书判拔萃科及格，得任为秘书省校书郎。虽然这只是正九品官，但地位清要，文士起家就得这个美职，尤其是得秘书省，可称获得捷径。就在本年，王茂元调为京官，李商隐也调补宏农尉，从正九品降为从九品，从清职降为俗吏，是李商隐仕途的挫折。杜甫《赠高适》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碎”。韩愈《赠张功曹》诗“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小侄阿宜》寺“参军与簿尉，尘土惊劻勷（音匡攘kuāng ráng）：一语不中治，鞭箠身满疮”。唐时簿尉等官，有过失便受鞭笞，等于后世的胥吏。孪商隐一入仕途，就显出受朋党的祸害。八四○年，李商隐辞尉宫，南游到湘鄂等地，企图找个幕职，结果一无所得。八四一年（唐武宗会昌元年），王茂元又被任为忠武军节度使，李商隐自南方回京。次年，李商隐又以书判拔萃，再任秘书省正字。这时候牛党被斥逐，李党渐得势，李商隐也似乎走上了顺境。此后几年内，李商隐遭母丧，王茂元又死，李商隐实际上与李德裕并无直接关系，在会昌年间，正字美职因母丧失去，全家闲居永乐县（山西永济县）。等到丧服期满，唐武宗死去，唐宣宗即位，任用牛党白敏中为宰相，令狐绹为知制诰，充翰林学士，大权在握，放肆地斥逐李党中人，郑亚被斥为桂管观察使，李商隐应郑亚聘，任桂管掌书记。李商隐到桂林任幕职，不久，郑被贬为循州（广东龙川县）刺史，在任所死去。李德裕也在崖州（广东琼山县东南）死去，李党已成不能复燃的死灰，只好忍受牛党的压迫。李商隐失幕职，回京选为盩屋尉。自八三九年得宏农尉，经过首尾十一年，还是一个县尉，李商隐仕途的��柯，可以想见。因为他特长章奏，恃幕职为生，如果说他是李党中人，也只是一个不足轻重的书记官。

　　八五○年（唐宣宗大中四年），令狐绹仕宰相，孪商隐才自己认输，不敢再说“不惮牵牛妒”，改变为力谋接近令狐绹，哀求解释旧恨。令狐绹旧恨极深，任宰相十年，始终怀恨，李商隐寄托忧愤的艳体诗，很多是为令狐绚无情的报复而作的。八五一年，妻王氏死，李商隐更是忧伤无聊，一部分艳体诗是为悼亡而作的。八五二年，孪商隐又失幕职，人京哀求令狐绹，才得到正六品的太学博士。接着，柳仲郢聘他为东川节度使掌书记。八五六年，柳仲郢内调为吏部侍郎，李商隐又失幕职。居郑州充柳仲郢属宫。八五八年，这个晚唐最大诗人李商隐活了四十六岁、在朋党倾轧中抑郁穷困地死去了。他的才学和遭遇，使他的诗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他读书极博，收集资料极富，所得材料，分类汇编，如《金钥》分帝室、职官、岁时、州府等类，又有《杂纂》，专收集俗语和鄙事，又有《蜀尔雅》，专采蜀语。他分类收集的手册为数想必不少，这些都是作诗文的材料。他使用材料非常精细，凡是使用材料，一定要翻检原书，陈列左右，仔细核对，别人说他是獭祭鱼，其实这是引书用事的基本方法，獭祭鱼并不可讥。因为他蓄材丰富，用材仔细，所以他的诗文都是用事精切，属对致密，形式之美，少有伦比。不少人专学他形式之美的诗，衍为北宋初期的西昆体，造句细碎，意义晦涩，欧阳修起来，才推翻西昆体。李商隐诗流弊相沿将近二百年，这也可以说是李商隐诗的副作用。李诗本身却是形式精美，感情深厚，他的境遇迫使他满怀怨愤不能不说，又不敢直说，他说话真是讳莫如深，意思在隐约有无之中。三国魏末，阮籍处在要说却不敢直说的困境中，作《咏怀》诗，《诗品》评它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达到微而显的最高境界。李商隐处境与阮籍相似，所作隐语诗是《咏怀》诗的更进一步发展。葛常之《韵语阳秋》说“义山诗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又一诗话家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无其匹也”。这些话都说得中肯，李商隐诗与阮籍《咏怀》诗同样心情危苦，言语委曲。注家因不知其所指，任意揣侧，许多诗被说成才人浪子厚颜说淫亵话。李诗所有艳情昵语绝大部分是用隐语来告哀，如果熟知他的身世，自然要给予深切的同情。《骄儿》诗自谓“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顦顇（同憔悴qiáo cuì）欲四十，无肉喂蚤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他对读书如此厌弃，可见受蚤虱之苦太深了。

　　李商隐诗并不是全属寓言，他也有语意完全明朗的诗篇，如《韩碑篇》，宛然是韩愈的笔法，讽刺唐敬宗荒淫诸篇，也并非晦涩，只有牵涉到朋党嫌疑或闺房的诗篇，才是讳莫如深，任人揣度，莫知真意何在。李商隐诗严格遵守了杜甫作诗的规律，即“知律”、“摊书满床”、“熟精《文选》理”、“应须饱经术”。李商隐诗对这些条件都做得十分满足，所以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他学杜甫诗，采取严肃的态度，造句精密，用意高远，在韩愈一派诗人反元白诗末流的运动中，李商隐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宋许彦周《诗话》说“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除，大可恶。客问何从去之？仆曰，熟读李义山诗与黄鲁直诗则去也”。李商隐诗正和元白诗末流完全相反，李诗盛行，元白诗末流才失去地位，因此，他是韩愈一派反熟滥诗的最后胜利者。

　　李商隐与同时的诗人温庭筠齐名，时号温李，又与杜牧齐名，时号李杜。温庭筠的祖父温彦博在唐初曾做宰相，他出身富贵人家，过的是浪子生活，赌博酣饮，沉迷酒色，自恃才学，轻薄放肆，应进士试屡不得第，怨恨宰相令狐绹，作诗有“中书堂内坐将军”句，讥宰相无学。他喜爱音乐，尤其擅长弹琴吹笛，自谓“有丝即弹，有孔即吹”，不必选好琴好笛。唐人歌唱多用五七言绝句，唱时加上和声，和声辞有长短，后来就长短声填长短句，使合曲拍，这就自然形成一种叫做词的新体制。京中和各州县有大量官妓，又士大夫多蓄家妓，穷如柳宗元，至少也有一个家妓。这种妓女就是新歌辞的传播者，也可能是创造者。温庭筠长年和歌妓生活在一起，他的诗远不及李商隐，他的浪子生活和音乐专长，却使他成为词的重要创始人。固然，在温庭筠以前，早已有人作词，但专力发展这种新体制，成为代表一个时期的文体，不能不是温庭筠的功绩。他的词集号《金筌集》，歌咏的对象，无非是淫艳之事，比梁陈宫体，同样秽亵。晚唐统治阶级腐朽到濒临崩溃的时候，与梁陈如出一辙，宫体由词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唐朝文学是盛世，到了晚唐已经不可阻止地要发生大分化，按照文学史上通例，总得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结束旧传统，一个发扬新趋势。在晚唐，李商隐是旧传统的结束者，温庭筠是新趋势的发扬者。晚唐诗人温李称首，其余诗人都不能和他们比高下，因为此后诗人（包括词人）都是温李的追随者。

　　又一个与李商隐齐名的文人杜牧，是出身高门，又有才略的豪士。他好谈兵事，注《孙子》十三篇，流传于当世。他曾为牛僧孺的幕僚，又为季德裕所器重，但并未参加朋党，以求高官。他凭门第和才能，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比起李商隐的怀才不遇来，杜牧的遭遇还算是优异的。他的门第和才能，使他顾虑不多，敢于直说自己的见解。古文传韩愈的文统，为晚唐突出的大作家，诗也情致豪迈，接近韩愈。杜牧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揭露佛教罪恶，思想上也是韩愈嫡传。

　　晚唐李商隐杜牧号称李杜，按二人诗风，李接近杜甫，杜接近李白，晚唐的李杜，是盛唐李杜有力的后劲，特别是李商隐，得杜甫诗学神髓，是杜甫以后唐诗人中第一人。

　　上列晚唐主要诗人以外，还有陆龟蒙、皮日休、聂夷中、司空图等人。陆龟蒙隐居松江甫里，有田数百亩，屋三十间，是个中小地主。他也参加生产劳动，但主要是享受闲福。他和皮日休唱酬最多，唱酬诗一般是缺乏创见的。享闲福也使他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当时民主疾苦，陆龟蒙在诗中全无反映，成为可有可无的诗人。皮日体为陆龟蒙集作序，称陆可与温李并驾，这样的评价未免过当，陆龟蒙决非温李的朋类，也不可与皮日休相比，因为皮日休有同情民众的诗篇，在陆龟蒙集中是一篇也找不出的。

　　皮日休于八六七年（唐懿宗咸通八年）举进士及第，次年到苏州作小官，与陆龟蒙唱酬就在这个时候。八八○年（庸僖宗广明元年），出任毗陵副使，他在路上参加了黄巢起义军。黄巢军攻入长安，被任为翰林学士。皮日休参加起义军，很有人替他辩护，说决无投黄巢军之理。其实，他对穷苦民众有同情心，正乐府十篇，都是憎恶官吏，为民伸冤的呼声。他在名篇《橡媪叹》里有“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诈仁还可以成王业，何况黄巢起义，是弔民伐罪之师，应该与汉高祖同样看待，他做官有什么不可以。别的文人正因缺少这一点同情心，所以不肯为农民效力。陆游《老学庵笔记》引《该闻录》说“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黄巢乒败，皮日休被乱兵杀死，是可能的。皮日休的子孙逃到会稽，投靠吴越国。他的孙子皮光业曾为吴越国丞相。宋时文人对皮日休事讳莫如深，力为辩白，其实声辩皮日休不会从黄巢，只能表明地主阶级的愚顽立场，并不能证明皮日休未曾做黄巢的翰林学士。

　　聂夷中是咸通二年及第的进士，年辈比皮日休高一些。他出身贫苦家庭，在晚唐权门大族把持仕途的情况下，寒门出身的进士不可能有什么前途。这使他不得不立在民众一边，作出一首著名的《伤田家》诗。到五代时，冯道还背诵这首诗来劝唐明宗体恤农民的勤苦。农民受剥削的惨状，被“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四句话说尽，聂夷中留下的诗不多，但这一首《伤田家》诗，足以抵得陆龟蒙诗集全部而有余，因为陆龟蒙不曾替民众说一句话。

　　司空图登咸通十年（八六九年）进士第，得宰相卢携器重。唐僖宗时，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仕途是顺利的。唐昭宗时，唐朝灭亡的时机渐趋成熟，司空图惧遭横祸，退出仕途，隐居中条山王官谷，那是很大的田庄，他享受大地主的闲福，和一些名僧、隐士赋诗作乐，足以抵消他求做大官的热情。朱全忠灭唐自立为帝，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司空图不食而死。这在封建社会算是不事二姓的忠臣，隐居诗人加忠臣，使司空图声誉远超皮陆诸人，实际上他的诗虽有一些叹乱伤时之作，但全是空泛无味的闲人语。丝毫不反映他所生存的时代真实。司空图著《诗品》，标雄浑、冲淡等凡二十四则，名家诗风确有这些特征，司空图说得虽然抽象，但可以助人理解诗风。

　　庙末五代文苑中新兴的词已代替诗的地位，诗人远不如词人的成绩斐然。其中较大的诗人，只有韩偓韦庄二人。韩偓是唐昭宗时及第的进士，累官至翰林学士、兵部侍郎，他的官职，使他过着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他也知道唐亡就在眼前，为逃避朱全忠的加害，带着同族人跑到王审知的闽国去。他著名的诗是香奁诗，有《香奁集》三卷。

　　韦庄在唐昭宗时进士及第，有诗集二十卷。他最著名的诗是长篇叙事诗《秦妇吟》，诗中描写黄巢农民起义军在长安城的情况，当然，地主阶级的诗人，对农民起义军只能有反动的看法，从形式上看虽然诗是好诗，但内容既坏，也就不值得珍重了。韩偓韦庄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诗人，不过，他们对文学的贡献是在词的方面，他们应是更著名的词人。

　　凡是未曾完成的运动，本身的发展决不会半途停止。远在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植开始发起五言古诗声律化运动，经过南朝直到初唐，这个诗的声律化运动，不曾停止过。初唐沈佺期宋之问完成了这个运动，律诗从此定型。律诗是新型的近体诗，与旧型的古体诗，势成对立，陈子昂提倡古体诗，与沈宋成为两个源头。嗣后王（维）李杜崛起，开盛唐的伟局，当时作者风起，各自开辟出一些新境界，独立成一家。依傍他人门户的作者极少，所以呈现诗的盛世。王李杜所辟境界，特别宏伟，尤其是杜甫，诗境包含万象，足够供后人用力演绎，中唐韩愈白居易演绎的成功最大，以韩白为代表的中唐诗格，并不比盛唐低，按韩白的成就来说，盛唐与中唐无甚区别，不过，元稹未免启庸俗之端，卢仝、孟郊、贾岛等人，境界褊狭，都缺乏盛世景象，从多数作者来看，中唐与盛唐确有区别。诗到中唐，几乎所有境界都有人开辟了，到晚唐时期，统治阶级愈益腐朽，唐政权分裂成许多小块，诗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找士人正常的出路感到绝望。诗的境界又早被中唐人尽量探索，遗存无几，晚唐人只能向琐碎细致处寻求新境，晚唐诗显出一片萧条气象，正与政治上的萧条气象相适应。不过，从特出诗人来看，李商隐不仅中唐末有敌手，即列在盛唐也并无愧色。温庭筠不只是文学家，而且还是音乐家，他有丝即弹，有孔即吹，音乐十分精通。唐人盛行歌舞，歌童舞妓到处都有。元结《箧中集序》说“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所谓污惑之声，是指新体歌词，非雅正的诗。杜甫诗“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里说的黄四娘家，可能是歌舞寻乐的妓家，韩愈《感春》诗“娇童为我歌，哀响跨筝笛；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李白尤为风流不羁，李诗绝大部分是写酒色之事，他老年流落江南，依人为生，家中也还养歌妓。唐朝士大夫几乎无不纵情声色，杜甫韩愈也未能免俗，何论余人。歌舞必有歌词，又必有曲折，配合歌舞的音乐也自然要有长短曲折。歌词配合音乐，七言四句必须有所变动，才能合歌舞。诗变成词，是歌舞促成的。所有重要的文学，都从民间创始，后来为文士所采取，经过加工和提高，成为文学的新体制。凡是活的文学，即配音乐歌唱的文学，无不如此长成起来。词的起源，却有些例外，词有一部分从民间歌调变来，也有一部分是士大夫创制。大抵清新丽正的词多出自民间，以敦煌遗文里杂曲子为例，文字通俗，情意真实，显然是民间流行的唱辞，曲调名目有《倾杯乐》、《内家娇》、《拜新月》、《抛球乐》、《鱼歌子》、《喜秋天》、《南歌子》等，说明在文士作词以前，民间已有大量好词在歌唱。这里介绍一首残缺不全并失词调的词句如下：“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写幼年新兵初上战场时的心情，写得很动人。另方面，淫艳浮丽的词多出自士大夫。以李白《对酒》诗为例，这虽然不算是词，意境却非民间所有，《对酒》诗云“蒲荡酒，金叵（音颇pǒ）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这种腐朽意境，完全反映出士大夫的腐朽生活，到温庭筠作词，专以妇女为描述对象，此后凡作词似乎非言闺情就不成其为词，这使词的境界变得狭窄不能象诗那样恢宏阔大。不过，词毕竟是新兴的文体，即使内容无异梁陈宫体，形式却是新鲜可喜的。词有两个起源，一是先在民间流行，经文士采取加工，提高为成熟的文学，二是知音文士，如李白温庭筠等人，对绝句的唱法有所变革，这就很自然地变诗为词。

　　《全唐诗》采集唐五代词，大体上可称完备。其中如元结所作《欸乃曲》（欸音矮ǎi），是采取湘江上船夫历年相沿的歌调，实际是七言四句诗，与七绝形式相近。张志和《渔歌子》也是七言四句诗，不过第三句改为两个三言句，形式更与词相似。韩偓《章台柳》，移两个三言句到最前面，其余三句仍是七言句。这都说明词（小令）与绝句关系甚密。韦应物所作《三台》、《调笑令》与王建的《三台》、《调笑令》，句法完全相同，足见歌调有定式。这些都是民间歌唱已有定式，文士采取加工，成为词的一个起源。自文士起源的词，当以李白为最早，《全唐诗》载李白词十四首，其中如《菩萨蛮》、《忆秦娥》显系后人伪托，但如《清平调》、《清平乐》等词，无疑是李白所作。《清平调》《清平乐》开专写妇女的风气。温庭筠继起，所作词《全唐诗》采录多至五十九首，标志着诗苑以外词已走上自己发展的道路，成为独树一帜的新体文学。五代时期作词已成普遍现象，汉化的沙陀人李存勖（后唐庄宗）也能作词，足见词在五代，好比诗在唐朝，盛况是相似的。作词者必须过着极其腐朽的生活，才能反映腐朽生活来充实词的内容。当时西蜀和南唐两国，恰恰具备这个必要的条件，因此两国成为两个词的中心地。

　　唐末战乱，唐朝士人多逃往成都，投靠王建。王建也尽量收容，供给足够的享受品，使维持原来的腐朽生活。这些醉生梦死的文士，继续做词寻乐，唐末风气，原样保存在前蜀国。前蜀国灭亡后，孟知祥建立后蜀国，腐朽风气有增无减，著名词人也就得以产生。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十卷。集中所录自温庭筠以下凡十八人，其中主要作者有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朱希济、欧阳炯、顾复、鹿虔扆、和凝、孙光宪等人，收集词凡五百首。《花间集》为最古的词总集，这一派的作者称为花间派，始祖是温庭筠。欧阳炯作序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序文说得清楚，花间派词无非是宫体的变形，内容腐朽是一致的。

　　另一个词的中心产地是南唐国。面临亡国危机的南唐中主李璟和亡国后充当俘虏饱受耻辱的后主李煜，都是杰出的作者，特别是李煜，俘虏生活迫使他不能无动于衷，词中隐约地带有亡国的怨情，因此，他的词不觉有异于一般醉生梦死的词人，虽然他本人到死依旧是个醉梦中人。温庭筠是词的创始者，李煜则是词的扩大者，从李煜开端，北宋词的境界大加开辟，花间派作者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词不专为闺房私情而写作，在文学上的地位提高了。李璟喜爱文学，罗致冯延己等不少文士，《全唐诗》收冯延己词多至七十八首。冯延己人品极卑劣，所作词却不失为一个名家。

第六节 近体文与古文

　　唐朝一切应用文字，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近体文，即所谓四六文。这是南朝遗留下来靡丽的文风，特别是庾信，对北方文士影响尤大。北宋有人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又说“唐太宗英主，乃学庾信为文”。风气所趋，虽然雄卓如唐太宗也不能违反已成的趋势。自从唐太宗亲自提倡以后，四六在应用文方面，地位更加巩固，文士不能作四六，即无仕进的可能，在仕途上四六比诗更含有重要性，唐文士无不专力作诗，不待言，四六的盛况更可以想见。

　　作四六文的要诀，全在编排古语，广泛搜罗故事和成语，预先做成各种对偶，以便随时应用。要作四六文必须多读群书，还必须记得完全确实。梁陈时四六文体的创始人徐陵庾信，都曾做过抄撰学士，积累起丰富的材料。唐初称为四杰的四六文家，如骆宾王以“汉家离官三十六”对“秦地重关一百二”，这自然是平时早有准备，井非临文偶得。又如晚唐温庭筠以“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对李商隐的“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这自然也是平时早有准备，应用时略作改变。作近体文与近体诗的文士，无时无地不在留意对偶的搜集。《唐诗纪事》载光风亭夜宴，有些妓女酒醉打起架来，温庭筠说可用疻（音纸zhǐ伤）面对捽（音昨zuǒ）胡。段成式即据以作诗：“捽胡云彩落，疻面月痕消”。读书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搜寻对偶一事上，所以近体文和近体诗为有识之士所不屑为。四六文不仅拘束于对偶，也拘束于平仄，在几种拘束下，用古事古语来比拟今事今语，必然语意模糊不清，《文心雕龙·指瑕篇》所谓“晋末篇章，依希其旨”，这正是六朝骈文和唐时四六的通病。依希其旨即语意模糊不清，表达思想的文辞变成拘束重重的四六体，实是文风衰弊之极。

　　唐朝四六文作者，能摆脱拘束，自由发挥政论，只有陆贽一人。此外，李商隐善作章表，自编《樊南甲乙集》各二十卷，《甲集自序》称“时得好对切事”，孙梅《四六丛话》评李文说“《樊南甲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循讽终篇，其声切无一字之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学者舍是何从入乎”。孙梅所说，正是“好对切事”的解释。李商隐四六文的特长，就在“好对切事”一语。四六文如果作为一种不切实用，但形式美丽不妨当作艺术品予以保存的话，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其余四六文作者固然还有不少名家，按古文运动的标准，都可以归入陈言务去的一类，全部废弃并不可惜。

　　唐朝文辞对文学史有巨大贡献的不是居统治地位的四六文而是积极反抗四六文的古文。东汉开始有骈体文，随着声律化和对偶化，逐渐被推动向四六文变化。每一次变化，都有豪杰之士起而反抗。西晋太康时期潘（岳）陆（机）是有力的推动者，同时夏侯湛仿《尚书》体作《昆弟诰》。徐（陵）庾（信）四六文传入北方，北方文士闻风披靡，北周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的程式。隋文帝深恶文章浮艳，下令要“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但南朝是正统所在，北方士大夫对南朝传来的一切文化，莫不仰慕备至，学而不厌。尤其是隋炀帝，自以为与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众人，当选做皇帝。他擅长的是南朝靡丽之文，隋文帝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力。唐帝室与隋一样，与鲜卑贵族有密切关系，他们取得帝位，建立南北统一的国家，亟须表明自己是汉族人，最有效的方法是接受南朝文化，使人们承认李氏朝廷是汉族正统的继承者。南朝末由徐庾完成的近体文，唐太宗力予提倡，原因所在，不只是魏晋以来文学趋势不可违抗，更重要的还在于继承华夏正统来助成国家的统一。

　　尽管唐朝近体文无限止地趋于发达，但夏侯湛苏绰以来的古文运动，依然起着对抗作用，未曾停止。这种与近体文对抗的古文运动，从唐初开始时，便和儒家据经义反佛教的反佛运动相结合，比夏侯湛苏绰仿效经文语调反近体文，方式大有改进。佛教徒采取各种方法宣扬教义，例如用俗讲变文等形式，都起有很大影响。不管俗讲变文起于何时，在唐初傅奕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古文反对佛教，应该说是傅奕的卓识。隋唐两代，要和佛教作斗争，用接近口语的古文是比较有效的工具，自傅奕创始，此后凡是古文作者，多数是积极反佛的思想家，敢于冒险反佛的士人，自然都是有识之士，他们用来表达反佛思想的古文，自然也是进步的文体。比傅奕稍后有吕才。吕才通阴阳方术，尤擅长音乐。唐太宗令吕才整顿阴阳书。阴阳书与佛书一样，同是迷信思想的重要源泉，佛教宣扬外国迷信，阴阳书宣扬中国迷信，唐太宗嫌阴阳书很大部分是穿凿附会的谬说，使人们行动受到太多的拘忌，他命令吕才等学者十余人，共同修订阴阳书，勒成新书五十三篇，合旧书四十六篇，共一百篇。新书订定后，由朝廷颁行全国，现在《新盾书》、《旧唐书》的《吕才传》，保存《卜宅》、《禄命》、《葬》等三篇，虽然已被史官删削，但对荒诞的巫术，还具有足够的攻击力。傅奕吕才所以出言有力，只是由于依据儒家经义，用较为通俗的文句表达出来，成为新出现的一个进步力量，佛教和阴阳巫术受到这个力量的打击，大为震惊。此后，古文运动总是以反宗教迷信为主要内容，反近体文却似乎退到次要的地位。

　　傅奕吕才在唐初开古文运动的端绪，但并非有意识地提倡古文。为反近体文而有意作古体文的创始人，应是武则天时候的陈子昂。陈子昂因提倡复古主义文学享受盛名，韩愈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又说“唐之有天下，陈子昂、元结、李白、杜甫，皆以其所能鸣”。这里推崇他首创古体诗，实际上唐朝古体文的首创者也是陈子昂。傅奕吕才立言重点在排斥宗教迷信，并无意于为古文。陈子昂多作政论，无非是些儒生常谈，缺乏创见，可是他的文辞学西汉人，有意为高标准的古文。傅奕吕才反宗教迷信，陈子昂提高古文水乎，形式与内容合起来就成为后来古文运动的轨范。《新唐书》傅吕陈三人同传，是有意义的，《新唐书》承认傅吕陈三人是唐古文运动最先的奠基人。

　　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儒家思想（忠孝）反对天竺佛教的怪僻思想（无父无君），这是运动的主要部分，但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佛寺是大地主，大片耕地被寺院用布施或强占的方法取为寺产。官僚、阉宦、军阀本来是大的土地兼并者，又加上了寺院，土地有限，社会上自然要出现一批要土地或要更多土地而得不到满足的士大夫（即地主阶级里官不大势力不大的一批人），他们对寺院不满，支持古文运动来反对佛教。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就是这批士大夫的代表。

　　唐肃宗、代宗时古文运动比较成熟，作者的代表人物是元结、独孤及和梁肃。

　　元结，性情倔强，守正不屈，在唐朝士大夫中间是稀有的。他的倔强性不是表现在反对佛教而是在反对当时朝廷以至官吏的贪虐政治。他自称是经术之士，生长在山野，能通达民情，这是可信的自述。唐朝士人投书给达官贵人，总要自炫自媒，甚至连篇谄佞，不以为辱。元结独异于流俗，如《与韦尚书书》，要求韦陟向他询问民情，《与吕相公书》，要求免官退隐，书里说“以身徇名利，齿于奴隶尚可羞，而况士君子也欤”！士大夫群中能知耻并且同情民众，不是秉性正直，谁肯放弃名利。他是复古主义的儒家，因此他有儒家的政治主张，憎恨当前的贪虐政治，有儒家的文学主张，要变革时俗之淫靡。连当世便于做事的服装也认为非好古君子所愿服用，他自造一种所谓愚巾和凡裘，以区别于世俗的衣冠。从形式上说，他那种好古思想，几乎到了顽固的程度，但用在反对贪虐政治和淫靡文学上，却成为可为“万物吐气”（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语）的好官吏好文章。李商隐作《元结文集后序》，说元结“文危苦激切，悲忧酸伤”，抱有这种悯时忧国之心情的士大夫，同时代只有杜甫一人。不过元结所作文章（包括诗）都不免有些偏激，杜甫则气韵醇厚（这里专指杜诗），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传统标准。杜甫以“应须饱经术”为作诗真诀，这同样也是做古文的真诀。元结诗不及杜甫，古文不及韩愈，原因就在于经术不及杜韩二人。不过，在韩愈以前，毅然自绝于流俗，戛戛独造，不蹈袭俗人一句一语，无愧为卓识独立之士，元结应是唐朝古文运动有力的先行者。

　　独孤及在唐代宗时仕宦渐通显，散播古文影响，主要也在这个时候。独孤及在学术上并无独特的主张，不象元结坚决反对贪虐政治，也不象韩愈一贯反对佛道二教，他做古文只是为了做古文，做什么题说什么话，如作陈留郡《文宣王碑》，便述圣道扬儒风，似乎是个儒者。作《镜智禅师碑》，便演释氏之奥，似乎是个佛教徒。古文运动在唐朝是一种战斗性的运动，战斗目标是反虐政和反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祸国殃民，朝廷崇信佛教就是最大的虐政，流毒比任何虐政都不会差一些。独孤及学的是西汉散文，但思想上儒佛混同，意在调和，未能象西汉文士自成一家之言，因之，独孤及古文的成就是中平无奇的。虽然被称为“有唐文宗”（梁肃《毗陵集后序》语），在古文运动中只能居于元结的辅佐地位。

　　梁肃是崇儒也崇佛的古文作者，他思想偏重佛教，甘心为佛教充当吹鼓手，宣扬宗教毒害。崔恭作《唐右补缺梁肃文集序》，说梁肃是天台大师元浩（一说湛然）之门弟子。梁肃作《毗陵集后序》说“公（独孤及）视肃以友，肃仰公犹师”。崔恭为梁肃文集作序，根本不认梁肃古文渊源出于独孤及，却强调梁肃为宣扬佛教作了最大的努力，所谓“公（梁肃）早从释氏，义理生知，结意为文，志在于此……心在一乘，故叙释氏最为精博”。古文运动始终贯注着反虐政反佛教，也就是贯注着儒学的精神，它有进步意义也就在这一点上。梁肃做古文主要是做对佛教有益的古文，成为崔恭所谓“释氏之鼓吹，诸佛之影响”的那种佛教用具。古文失去儒学精神，即失去斗志，不可能再有发展。谁能设想韩愈不坚决反佛，便能推进古文运动到最高峰呢！《旧唐书·韩愈传》称“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刘昫是五代时人，并不熟悉古文流派，给梁肃估价过高了。事实上韩愈大兴古文运动以前，元结为首的古文运动已经显示将有高潮来到。当时推动这个运动最早的人是元德秀。元德秀是元结的从兄，又是元结的师友，元结作《元鲁山墓表》，指出元德秀反对俗的性格十分顽强，元结对他也十分尊信，显然他给元结的影响是深广的。开元天宝间，以文学著名的萧颖士，也与元德秀有师友关系。萧颖士不屈身于权相李林甫，不受永王李璘的诱惑，无愧为元德秀的友人。他宗奉儒学，教授门弟子，闻名的有柳并等十数人，又以推引后进为己任，皇甫冉等数十人，都被称奖成名士。和他并列为友的名士，以李华为最，世号萧李。独孤及作李华《中集序》说“公（李华）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萧李虽不及元结独孤及一派作者为古文运动的正宗，但还不曾脱离儒家的轨辙。没有儒学反佛道为内容，单凭古文的形式，不能成为有力的运动。《四库提要》说“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室，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独孤及，始奋起湔（音煎jiān）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愈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提要》对这些人的评价，是允当的。萧颖士的儿子萧存，也能作古文，与韩会、梁肃等人为友。韩会是韩愈的长兄，韩会死后，妻郑氏抚养韩愈成人。无疑，韩愈在文学上要受韩会的影响。所谓“能为古文业其家”，即继承韩会的家学。韩愈幼年时期又直接为萧存所赏识，当然是赏识韩愈的古文。以上是保存在《新唐书·萧颖士传》中的一些材料，据以推知古文运动是从元德秀提倡儒家德行开始，也就是从反对统治阶级的腐朽开始（见元结《元鲁山墓表》）。元结继起，反贪虐政治，愈益坚决，其余如独孤及萧颖士李华虽然没有元氏兄弟那样旗帜鲜明，但都起着助长的作用。韩愈就在这种渊源和环境下，举起更鲜明的儒学旗帜，负起更艰巨的战斗责任，有了韩愈，古文运动才能在许多方面取得压倒近体文，沉重打击佛教势力的巨大胜利。唐德宗贞元八年，陆贽任主试官，梁肃、王础助陆贽阅试卷，韩愈就在这一科进士及第。韩愈在与祠部陆员外《荐士书》称“梁与王举人如此之当也”，《旧唐书》可能因梁荐韩，推想韩为梁的门人，其实，韩愈的古文与梁肃走着不同的道路。《旧唐书》所说不足为据。

　　从西晋夏侯湛开始作古文来反对骈体文，经过四百余年的酝酿，到元结独孤及，从细流变为巨流，到韩愈又从巨流变为长江大河。苏轼说“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颜书左史是否集大成，这里且不说，杜诗韩文集大成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韩愈取得集大成的成就，所用方法和杜甫是一样的，即学道、博学、练句（包括练字）三个步骤。杜甫教人学诗“法自儒家有”，“应须饱经木”，韩愈教人学古文，首先要学古圣贤人之道。这个道就是儒家的经术。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文学自附于经术，作者的思想感情才有正统的来源，是非喜怒才合乎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刘勰作《文心雕龙》，以《原道篇》冠全书，杜韩论诗文，出发点与刘勰相同，杜韩在文学上获得特殊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韩愈《答张籍书》说“仆自谓得圣人之道而诵之，排前二家有年矣”。自信得到了圣人之道，才会有勇气排斥佛老。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种深切的爱民思想也是从儒术中得来。当然，杜韩都是儒士，儒土爱民，最后归宿仍在于忠君，即对封建统治阶级所建立的政权效忠，它爱民是为了忠君，如果以为社韩爱民是以民爱民，那就成为儒民，不是儒士了，但儒民从来不曾有过。韩愈学古文，最推崇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司马迁崇尚黄老，相如擅长辞赋，扬雄专事摹拟，至多是个假圣人，这三个西汉文人，都没有什么儒家圣人之道，可是韩愈推崇三人，特别推崇扬雄，说是孔子孟子的继承人。他这样说，显然是指古文的文统，而不是指儒学的道统。学古文不能不求师于《史记》，学辞赋不能不求师于相如，谁也不可以舍弃两司马别求祖师。扬雄主要著作有拟《论语》的《法言》和拟《周易》的《太玄》，韩愈实际推崇的是《法言》。读书必须先精熟一部或几部重要的名著，作为博学群书的基础。韩愈“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千百家之编”，但首先精熟的书是西汉三大文士的著作，犹如杜甫教人学诗，先要“熟精《文选》理”。大抵学诗赋骈文必须从《文选》入手，而学散文必须从《史记》入手。韩愈特别擅长作碑志丈，就是得力于《史记》之证。精热了入手的基础书，然后可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韩愈所说“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这和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同样地是教人博学。任何文学的构成，总不能离开造句与练字，《文心雕龙·章句篇》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练字篇》也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这些话都是很对的。造句用字不适当，犹之形体不正常，决不能说还是美的。韩愈古文，号称起八代（自东汉至隋）之衰，也就是推翻东汉以下相沿成习之骈体文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他完成这个艰巨事业的要诀之一是在于善于造句。《答刘正夫书》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能自树立不因循”，这是取得成就的一般原则，运用在造句上，就是“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樊绍述墓志铭》）。韩愈散文气象清新，妙处就在于练字精当。所谓“捶字坚而难移”，是韩愈散文的一个特点，这显然得力于《法言》。《法言》摹拟《论语》，摹拟古圣人语调，最使人厌恶发笑，但扬雄却能化陈腐为新奇，韩愈学得这个造句法，所以诗文中有许多好句被后人沿用成为习惯语。韩愈说造句要“文从字顺各识职”，又说“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募”，每个字都安置得妥帖，不能不经过苦思，所谓“戛戛乎其难哉”，就是形容造句不是一件容易事。杜甫也说他自己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足见要做出好的文章，第一步就得注意造句。

　　韩愈之所以被公认为古文运动的创始人，而且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说来，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成功者。成功的原因首先是韩愈树立发扬儒道，排斥佛老的旗帜，同时期年没有一人象他那样鲜明，也没有一人敢于向佛老作这样坚决的斗争。由于这种斗争，虽然韩愈几乎丧失生命，但他那种“虽灭死万万无恨”的倔强精神，促使古文运动开辟出广阔的前途。韩愈古文众体兼备，下至造句也一字不苟，古文作为一种文体，从此到达完全成熟的境地。《文心雕龙》说，文章凡有八体，八体屡迁，功以学成，这是非常确切的话。韩愈古文，无体不备，就在于他能够虚心学习，吸收古今人之所长。他在《师说》篇里说，“圣人无常师”，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道必须学古圣贤人，文章则有师即可学，杜甫诗“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与韩愈《师说》意全合，杜甫诗“恐与齐梁作后尘”，但又“颇学阴何苦用心”，更不用说学“凌云健笔意纵横”的庾信了。韩愈反佛老，诗中却常用《庄子》语，足见他读书并不排除属于老氏的诸书。韩杜在文学上取得伟大的成就，归根说来，只是能够学无常师，有师即学。

　　古文运动中韩柳并称，主将自然是韩愈，副将才是柳宗元。柳宗元出身世家，少年时期即有高名，善于做近体文，这些都是取大官的条件。他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二十六岁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在仕途中，是最顺利的进程，这使得他求进之心更加勃发不可抑止。唐顺宗在即位时，已患必死的病症，柳宗元等为王叔文所引用，参与国政。王叔文政治上有些好主张，革去了唐德宗的许多弊政，决不能指为小人，但王叔文一派人在党争中处于必败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柳宗元既志在取高位，与势必失败的王叔文相结合。《新唐书·柳宗元传》说，“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立就，既废，遂不振”。柳宗元被贬后，失志忧愁，怨天尤人，希望有力者荐举他再做朝官。可是，据说朝官们都怕他再得势，没有人肯助他向皇帝说话，因此，他被贬前后十四年，死在柳州刺史任上。他从朝廷权要贬为炎荒地方官，从热衷禄位转到悲观绝望，这些痛苦的遭遇，使得柳宗元内心永远存在着不可解脱的苦恼。他本是近体文高手，在炎荒改作古文，用来发抒忧郁愤闷的心情，他所作古文最好的部分，首先是山水游记。柳文弱点在阴郁畏疑，读之使人不欢。游山水记则是从愉快心情里产生的，虽然也偶尔告哀，因为主要是写山水，告哀气氛不能掩盖一笑的快乐。本来哀怨的发泄，在有些文章里，可以吸引广大读者的同情，例如屈原《离骚》。柳宗元的哀怨，却只能引起读者较小的同情。韩柳是好友，又互相了解彼此的造诣，柳称韩文“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所谓猖狂云云，就是韩愈兴儒反佛，理直气壮，表现阳刚爽朗，文章雄伟的气象。柳称“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这句话把韩愈文章的主要渊源说清楚了。韩称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以《天说》为代表的不少篇柳文，韩愈所评是确实的。但柳宗元精神状态很不健康，他在永州（湖南零陵县）《与李建书》里，写出悲伤心情。他说“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音复毁fù huǐ）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这样的悲观心情，发为文章，给人以阴郁消极的感觉，是很自然的。韩愈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柳宗元不可能有这种胸怀。韩柳不同，应该从二人学术宗尚来判断，韩愈宗尚儒学，对佛老特别是对佛教攻击最为坚决。当时佛老盛行，韩愈《答张籍书》里说“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辅相”，公卿辅相算是下级信徒，上级信徒当然是帝王后妃大阉等人，人臣得罪了这种人，性命将难保全。韩愈上《论佛骨表》，唐宪宗果然大怒，要杀死韩愈，幸得宰相崔群裴度的营救，才从宽窜贬到潮州。这是为了反佛，甘冒生命危险的勇敢行为。他有名的五原，虽然还不能象宋儒理学那样成为系统的儒家学说，但已为宋儒开辟理学的初源。因此，韩愈推动的古文运动，因主张文以载道而得到成功。韩愈继承了儒家正统学说，即孔孟学说，学孟子之学，思想上难免沾染唯心主义的色彩，不过，他对唯心主义更高度发展的佛学，视之如无物，各种祸福报应之类的骗术，全不置信，被愚人看作绝对神圣的佛骨，要求投诸水火，予以毁灭，这些卓荦的议论，不必因为他在哲学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而否认或减轻它的重要意义。韩愈思想分成两截，半截唯心，半截接近唯物。柳宗元《天说篇》指出天地是无知之物，对人不能有赏功罚罪的作用，所以“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柳宗元“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结果是“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从本身冤屈的遭遇中，体验到天地无所知。这种体验，韩愈也是有的。他在《孟东野失子诗》里这样说：“问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来不相关。吾悬日与月，吾系星与辰，日月相噬啮（音逝聂shì niè），星辰踣而颠，吾不汝之罪，知非汝由因”。“天地人由来不相关”，一篇《天说》，根本也只是这一句话。柳宗元在《天说》与《答刘禹锡天论》里，分析入微，充分发挥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得到哲学史上颇高的地位。可是，柳宗元是天台宗的佛教信徒，佞佛与韩愈的反佛，态度完全相反。他深信祸福报应的谎话，以为“其（佛法）拔济尤大，尘飞而灾去，影及而福至”。他“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中佛毒当然根深，这个佛毒并且流注到十岁死去的幼女和娘。和娘得病，说道，佛是我的靠山，我愿给他充当贱役，因而改名佛婢。后来病势加重，要求削发为尼，柳宗元给她改名为初心。做婢做尼，都救不了一死，只显得父女迷信无知，《天说篇》里唯物主义的气味一点也不见了。柳宗元思想也分成两截，半截唯物，半截唯心。佛书说的全是弥天大谎，据说，佛比任何天神地祗，地位都要高出无数倍，什么大梵天王、帝释之类不过是佛的侍从，四大天王不过是佛的奴仆，佛既有如此大威力，希望从佛那里得到灾去福至的报应，在穷而无告的柳宗元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好的希望。柳宗元文学上的才力并不比韩愈差，成就却有高下之分，由于韩愈崇儒学反佛老，主张是明显的，态度是坚定的，因之他的古文不只是文体的改革，而是一种学术思想的斗争，到了宋朝，群儒起而响应，其道大行，韩愈遂成为古文和理学的不桃之祖。柳宗元崇尚佛教，又不敢公然反儒，在《送僧浩初序》一文中，显出他左右支细，无法自立其说。序文说“儒者韩退之责余不斥浮图”，接着为自己作辩解说，“浮图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浮图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邪！”所谓与《易》《论语》合，大概是指《易经》多载神鬼怪语，《论语》多讲孝道。说到孝道，是儒刺佛耍害的利刃，佛徒往往被迫认输，后来佛徒拿出所谓《盂兰盆经》，举目连救母为例，又有些僧徒举出佛抬过父亲净饭王的棺材为例，证明佛教也讲孝道，甚至说“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佛教极重出家，为的是要割断世俗因缘，免得从因生果，再堕轮回，不得涅槃。佛教必须破我执，把“我”看作十分不净的可厌之物，第一种不净是种子不净，《智度论》说“是身种不净，非由妙宝物，不从白净生，但从秽道出”。这和儒家“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恰恰相反，怎么佛教也可以谈孝呢！显然佛教强调孝道，是对儒家表示屈服，以求生存，并非佛教本义如此。柳宗元说“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地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所谓《大报恩》十篇，无非是《佛说父母恩难报经》之类，用以迎合懦家，也用以抵御攻击的应急工具。《敦煌变文》残卷中有《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目连救母变文》、《二十四孝押座文》、《孝子传》。佛徒宣扬孝道，大背佛教的教旨，对照天竺原来佛教，已是面目全非。照天竺的说法，一个人只要出家为僧，便自以为是三宝之一，是天、人师，只能受别人（包括君主父母）的礼拜。自东晋至唐，僧尼应否受父母礼拜，是个重大的争论，僧徒以释子、佛子自命，尊贵无比，拒绝拜俗人，决不作任何让步。儒佛斗争，儒常处劣势，自禅宗南宗（汉化或玄学化的佛教）大兴，天竺式的佛教，处境甚为狼狈，为求自保，不得不向儒家屈服，也讲起孝道来。儒家以无后为大不孝，而僧徒娶妻生于是犯大戒律。儒家以事亲为大事，要求子必养父母，而僧徒严禁从事农耕，以为杀害虫蚁必入地狱受大苦。这种人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只知道张口伸手消耗别人的生产品，这正是孟子所说“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的“一不孝也”。所以佛徒谈孝，仅仅是儒佛斗争，佛转劣势的一种标帜，别无其他意义。韩柳所处时势，尽管形式上佛教势力还是盛大，甚至出现了密宗“即身成佛”的方便修行法（但还比不上禅宗南宗的“即心是佛”，更为方便），这种出售成佛方便法的竞卖，与僧徒谈孝同是说明佛处于败势。韩愈顺着儒学方兴的胜势，柳宗元沿着佛教将败的颓波。文章高下决定于作者的思想和气势，韩愈崇儒学，势顺而气壮，柳宗元信佛教，势逆而气衰。韩柳古文成就的高下，取决于二人学术的不同，以古文技巧来说，韩文畅通，柳文精密，二人是难分高下的。

　　韩愈敢为人师，传道授业，扩大古文运动。他在《与孟尚书书》里说得很清楚，为了排斥佛老，有意培养一批后继的战士。他说“籍（张籍）提（皇甫提）虽屡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实际上韩愈古文的继承人，不是籍提辈而是他的侄婿李翱。李翱作《复性书》三篇，比韩愈《原性》似乎深入了一些。韩愈拒绝读佛经，不能吸取佛徒谈性之所长来补助儒家心性之学说。李翱曾向药山惟俨禅师问道，这可能是佛徒造谣，但李翱谈性，想要比韩愈再前进一步，向佛徒取材也是可能的。大凡与敌对学派论战，必须先熟习对方的学说要旨何在，才能对的放矢。惟独与佛教（其他宗教也一样）论战，不必多读佛书，因为佛教要旨不外是免祸造滔，因果报应，轮回不死这一类扯谎，对着这些谎话进行猛攻，就是有力的论战。韩愈不读佛书，攻佛很成功，但儒家想建立儒学的心性说，却须向禅宗南宗借取材料。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静即天性，《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善、人生而静，二说都与儒学相合，儒吸取禅学，途径是方便的。这一门径，为李翱所开出，又为宋儒所扩大，从此儒学（理学）大兴而佛成为儒的附庸，佛徒谈性不再敢违儒而自立怪说。欧阳修不称韩柳而称韩李，从道统说来，并不是没有理由。

　　韩柳以后，韩氏弟子李翱、皇甫提等都以古文名家。柳宗元不敢公然为人师，又提不出自己所主张的道，经柳宗元指教的进士，虽然为数不少，却不见有名的古文作者。韩愈一派作者相继而起，最著的有杜牧孙樵皮日休陆龟蒙等人。杜牧在唐文宗时进士及第，是有很大才识的作者，他善于谈政治和兵事，他的名篇《罪言》，可以比美西汉人贾山的《至言》。但他更重要的文篇是《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这是一篇揭露佛徒罪恶非常透彻的大著作，说服力比韩愈《论佛骨表》更强有力。稍后有孙樵，在唐宣宗时进士及第。孙樵叙述他的文统，说，“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湜），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孙樵是韩愈的三传弟子，反佛的旗帜还很明显，他的成就也就在反对佛教上。他的《与李谏议行方书》及《复佛寺奏》，指出“生民之大蠹无过于群髡”（僧尼），但唐宣宗兴佛的决心决不可动摇。唐宣宗为诸王时，被唐文宗唐武宗猜忌，备受压迫，他在危境中求救援，自然是向着那个被称为法力无边的佛求救。因为佛被佛经说成是一个最大的贪污犯，世俗人犯任何大罪，遭任何困难，只要许下最大的愿心，提供大量的供养（贿赂），一切灾祸困难都可以免除，而且还可以得大福。唐武宗废佛，正是唐宣宗向佛献媚求福的机会，后来果然做了皇帝，赶快恢复佛寺，再度僧尼，算是酬谢佛恩，尽管孙樵说理十分明白，唐宣宗中佛毒昏迷，不可能从昏迷中醒悟过来。皮日休在唐懿宗时登进士第，他的文集里有《请孟子为学科文》及《请韩文公配飨书》两篇，凡是反佛的人，总多少有些忧国爱民的思想，皮日休在农民起义的大潮流中，放弃统治阶级的偏见，参加起义，是孟韩学派可能有的结果。陆龟蒙与皮日休同时，二人作诗唱和，是意气相投的好友。陆龟蒙隐居不仕，专事著作，撰《耒耜经》一卷，记犁的形制特详，士人肯留心农具，是不可多得的有心人。他写散文多是小品，《唐文粹》选有《蠹化》、《蟹志》两篇，寓讥刺之意，颇近乎柳宗元的小品文。古文运动到唐末，还有皮日休、陆龟蒙二人，也可以说继嗣有人了。

　　古文运动向两个目标发展着。第一个是攻击近体文，夺取近体文的阵地。朝廷颁下的制诏，臣下奏迸的表状，照例都用近体文，经过古文运动，朝廷制诏仍顽固地保存旧形制，表状被韩柳攻破了。表状用东汉式的骈体代替唐朝通行的四六文。柳表状文中还偶有一二联四六句，韩文中则极少见，韩古文提炼得比柳文更纯些。至于论说碑志记序等文体，韩全用古文，排斥近体文不让国一点踪影。柳有时仍用近体文，不象韩那样严格。韩柳在攻击近体文上都立有大功，而韩的功绩尤大。第二个是赋古文以儒学的内容，攻击佛老，夺取精神界的阵地。为实现这一目标，韩愈表现了巨大的战斗勇气，佛教也确实从此趋于衰落。古文与儒学结合，儒学与佛老斗争，因而有广阔的前途，古文作为载道之器，依附儒学，同样得到广阔的前途。韩愈和他同派的古文作者，顺着这个趋势，也就在文化史上得到卓越的地位。柳宗元想在儒佛之间做个调和派，没有顺着这个趋势。以文相比，固然与韩愈功力相敌，难分高下，但以道相比，成就上不能不处于较韩为次的位置。

　　韩柳二人推动古文运动达最高峰，犹之李杜二人推动唐诗达最高峰，唐朝文化史内容至为丰富，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却无过于韩柳李杜四人的文学活动，古文运动在语言上是要使用较近口头语言（当然，距离口头语言还是很远）来代替骈四俪六废话成堆的近体文，这是进步的。在思想上是依据汉民族传统的封建学说——儒学来排斥天竺传来满口撒谎、怪僻险贼、以地狱受苦相威胁、以享受极乐相诱惑的佛教，李节《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里明白指出“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农民）将纷纷而群起矣”。佛教因果报应之说是农民起义的思想障碍，儒者攻佛，虽然决不是赞成农民起义，但客观上起着破除佛教思想障碍的作用，也就应该承认攻佛的必要性。生在隋唐时则，坐视佛教广泛流毒，无动于衷的人，非贪人败类，即毫无心肝，形同木石。古文运动具备反佛的性格，就是挺身而出，为民除害的性格，所以值得珍视。

　　古文运动的巨大作用，上文已经说了，这里还得说明古文运动还促进了传奇小说与俗讲变文的新发展。

　　唐德宗唐宪宗统治时期，即韩愈及柳宗元倡导古文时期，传奇小说随着古文的盛行，也在文苑中开辟自己的途径。韩愈作《毛颖传》，完全出于虚构，文士为之震惊。张籍在韩门被当作传道的学徒，张籍《与韩愈书》，责备韩愈的行为不合圣人之道。所谓不合就是指韩愈喜作驳杂无实之文，又喜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驳杂无实之文即《毛颖传》一类的小说文。韩愈提倡圣人之道，他的门徒如张籍等人便沾染迂腐气，有似宋儒程朱派道学家。其实韩愈行圣人之道，在于他敢冒死罪，依儒学攻击佛老，攻击不合所谓圣道的异端邪说，就是合乎圣人之道，至于博塞，只要不是专为竞财，也并不害道。韩愈《答张籍书》里自辩说“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韩愈不必好酒色，好声色却是事实。《听颖师弹琴》诗，可知他深知琴趣。张籍《哭退之》诗“为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爱好声色并不害圣人之道，不过因为好声色，以至服硫黄而死，那就害身又害道了。柳宗元集中有一篇《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篇里说“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又《与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毛颖传》，有些人“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文章说的是什么，还举不出来，便独自大笑，这不是庸夫俗子是什么！有些人如杨诲之拿着《毛颖传》抄本送给远处人看，这也是柳宗元恐世人非之的世俗人。《毛颖传》影响之大，可以从庸俗人的大惊小怪中看出来。柳宗元抬出前圣不必罪诽，作数百言来替韩愈辩护，这也说明庸俗人惊怪失常，不得不出而声辩。从传道的张籍到独自大笑的庸夫俗子，都反对韩愈用古文体作小说，足见韩愈是唐朝小说文的有力提倡者，不然，不会引起世俗人这样的少见多怪。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说“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自然随以定。呜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凡是有新创造，必然要遭受庸夫俗子的惊怪和笑且排，孪汉所说韩愈的坚决态度，就是对付庸俗人最正确的态度。

　　以古文体作小说，虽然不是韩愈首创，但经韩柳二名公的提倡，近体文的小说不免失色退避。韩愈所作《圬（音污wū）者王承福传》，柳宗元所作《种树郭橐驼传》，比不上《毛颖传》的完全出于虚构，但文中议论，无疑是作者所幻设。至于柳宗元作《河间传》，拟《毛颖传》而虚构的程度更高，几乎类似《水浒传》描写潘巧云、潘金莲的事情。韩愈作《毛颖传》是用以戏谑，《河间》则是柳用以对某些人发泄怨恨。韩柳古文名家都做小说文，影响当然很大，前时惊而笑且排的人，有些也翕然随以定，学着做古文小说了。庙时士人求进士第，带着自己诗赋的选本，写成一卷，称为行卷，投献当世显达，过几天再投献新卷，称为温卷，提醒显达，免被遗忘。如果得到显达的赏识，替士人向主试官揄扬，及第的可能就增大，第二次投卷，为引起显达的兴趣，往往取材新奇，篇幅不大，使显达容易看完。唐朝留下大量短篇小说，如牛僧孺爱看志怪的小说，士人迎合其所好，投献行卷，题材多取鬼怪事，编起来成《幽怪录》一书。宋初编纂《太平广记》五百卷，其中很多采自唐人小说。小说所叙述的故事，由作者随意幻设，不必顾及事实，可以显出作者的史才、诗笔和议论，小说与科举发生联系，这就日趋发达，不再是被人攻击的驳杂无实之说了。

　　传奇文叙述奇人奇事，也是古文的一种副产品，与小说为同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谕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彩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传奇文大抵写男女相悦之事，情节委曲，哀感动人，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唐传奇中的奇人奇事发展成为元人杂剧和明人南曲，可称愈变愈高，追溯起源，还得归功于唐朝的古文运动。传奇的作者虽多，最著名的作者要推元稹和李公佐二人，影响最大的作品要算元稹所作《莺莺传》和李朝威所作《柳毅传》。

　　大小佛寺是大小秃头地主作恶的巢穴，寺主戴着慈悲的假面具，对劳动民众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就韩愈时期来说，统治阶级以唐宪宗为代表的大部分，为了求福免灾，不惜祸国殃民，这类人叫做佞佛的愚夫愚归；佛教发达就是仰仗这部分愚人的支持。以韩愈为代表的小部分，是无所畏惧的反佛豪杰。劳动民众与统治阶级相反，小部分佞佛，大部分反佛，至少是反佛寺的。唐武宗下诏灭佛，派四个御史分行天下去督察，御史的驿马还没有出潼关，天下寺院连屋基都已经犁平了。这当然不是州县官都有韩愈的识见，而是天下大部分百姓厌恶佛寺己到极点，一有诏书，便动手拆毁剿灭。韩愈反佛多年，死后，唐文宗唐武宗相继反佛，反佛势力在韩愈倡导下，统治阶级也有一部分起来响应，足见古文运动对佛教起着重大的打击作用。佛教要保存已得的利益，必然设法反抗。韩愈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古文宣扬儒学反对佛教，佛教徒用更接近口语的俗讲变文，来争取广大信徒保护佛教。

　　佛教从来就利用呗赞，不过专用未警醒僧徒夜深想睡眠，未曾写成通俗文辞作传教手段。唐高宗时，道世撰《法苑珠林》一百篇（书成于六六八年，唐高宗总章元年），其中呗赞篇并无俗讲名目，大概佛徒感到古文运动的压力，改良呗赞，变成有说有唱的话本，“说”用的是散文，“唱”自然用的是韵文，唱韵文时还用音乐伴唱，这也是天竺传来的老办法，变文唱辞上往往注有“平”、“侧”、“断”等字，可能是指音乐的平调、侧调或断金调。

　　韩愈古诗有《华山女》一篇，写佛道两教斗俗讲的情形，诗里先说“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佛徒讲的很成功。“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显然道士失败了。华山女儿生有“白咽红颊长眉青”的一副好容貌，她升座演法（当然用道教话本），听讲佛经的人都跑过来，众寺人迹扫除绝，道观却出现“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的盛况。一个年轻女儿就可以驱散众寺听众，足见佛教的根基也不过如此。佛教要在儒道两种压力下，谋求生存，必须不断提高俗讲技术。要吸引听众，除了一部分专为宣扬佛教，此外还加讲劝孝以及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秋胡、伍子胥、王陵、季布、王昭君、张义潮、张惟深等等变文，佛教特长之一是善于扯无边的大谎，这其中含有丰富的想象力。两卷本的《维摩诘经》可以敷衍成为数十万言的《维摩变文》，驾空腾说，蔓延而有头绪，这套技术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中是较为缺乏的。这给后来创造话本和白话小说等多种新文体以根本的启示，应该承认佛教的俗讲变文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

　　变的意思是变原样，依照佛经所说，作成绘画的形状，叫做变相。如店玄宗时（七三六年）吴道玄于景公寺画地狱变，京城人很多去参观，都吓得不敢吃肉饮酒，市上肉店酒店没有生意可做，只好关门歇业。这幅地狱变一定比佛经描写的地狱更可怕万分，否则不会使人看了不敢吃肉饮酒。吴道玄在佛经所说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想象，画出许多残忍的酷刑，把佛经的原样变了。变文也是一样，例如《维摩诘经》原只两卷，变成变文，多至数十万字，比原文加增三四十倍，这其中必然要加入俗讲僧自己想象出来的话。唐文宗时有一个最著名的俗讲僧，名叫文溆（音序xù），唐人记载他的俗讲说“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意思是说为了适合俗听，佛经原样变得太大了，不为保守的佛教徒所赞许。文淑进行俗讲活动二十余年，几次被流放，几次被召回，说明有些佛徒憎恶他变佛经原样过大，有些人喜爱他的演唱宛畅悦耳。唐文宗采取文淑唱曲的声调，制成新曲，号《文溆子》。这就可以想见俗讲的影响很大，只要去掉佛教的内容，在文学上便有发展的前途。

　　在唐朝文苑里，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不可忽视古文运动更巨大的成就。诗的境界经唐人开发，几乎无新境可辟，唐末五代以至两宋，只能在词的方面开辟新境。古文却不然，古文经韩柳制作，虽达高峰，但境界未辟，宋明各家直到清末报刊所用半文半白的文体，也算是古文的一种新境界。“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兴，才结束了古文的命运。这还只是指古文本身而言。古文更大的作用，是在建立新儒学，使士人摆脱佛教思想的束缚。宋明两朝理学的广阔境界，由唐古文运动的主要推动者韩愈率先启行，这在诗人中是无与为比的。古文直接产生小说传奇，即短篇小说，又迫使佛教徒进行俗讲活动，产生俗讲变文。短篇小说与俗讲变文开出宋以后文学的新境界，诸如诸宫调、宝卷、弹词、说话、戏曲、演义（章回小说）等等，追溯远源，无不与唐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不能因为语体文兴，古文已经被逐出文学的历史舞台，连它曾在驱逐近体文那场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否认了，那是非历史主义的。

第七节 唐朝的史学、科学、艺术

　　唐朝的文学，有如百花怒放；学术与艺术，也呈现着一片繁荣的景象。下面，对唐代的史学、地理学、科学（天文、历法、算学、医药学）、美术（书法、绘画、雕塑、石窟艺术）、音乐舞蹈，作一些介绍。

　　一 史学

　　五代史——武德中，唐高祖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修魏、梁、陈、北齐、北周、隋诸史。历时数年，未能成书。贞观三年，唐太宗再下诏修撰。至贞观十年，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俱成（魏史先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甚详备，无需再修），合称《五代纪传》，共二百二十五卷。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又下诏修《五代史志》，至唐高宗显庆元年成书，共三十卷。

　　《五代纪传》的修撰，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子继父业，如《梁书》、《陈书》是由姚思廉续成其父姚察的遗稿，《北齐书》是由李百药续成其父李德林的遗稿。另一种是朝廷命官共撰，如《北周书》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等共撰，《隋书》由魏征、颜师古、孔颖达、敬播等共撰。《五代史志》也是由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集体修撰的。这是初唐官修史书的成功经验。

　　李延寿又独撰《南史》、《北史》。《南史》为宋、齐、梁、陈四代，《北史》为魏、北齐、北周、隋四代。《南史》《北史》虽属私撰，却是在官修《五代纪传》的基础上进行的。《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其特点（也是优点）在前后通贯。自两宋以后，《南史》、《北史》风行，而原来的八种断代史俱微，以至于阙佚。今本《宋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的阙卷，多取《南史》、《北史》补充。

　　《晋书》——晋史撰述，前代已有多家。初唐决定重修。贞观十八年着手，至二十年书成，共一百三十卷。太宗自撰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为“御撰”。新《晋书》既总结了前代人的成果（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并参考其他各家），又集中了当时人的特长（例如：《天文》、《律历》、《五行》三志，以深明星历的李淳风主修），堪称初唐官修史书的代表作。自新《晋书》颁行，原来的十九家晋史皆废。

　　官修史书显示出朝廷对史书编纂工作的控制越来越严，但也起了好的作用。自唐以后，每一新建立的朝代，照例要为前朝修史，我国各封建朝廷的“正史”，得以连续不断，从而保存了大致完整的史料。

　　唐代还有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

　　刘知几《史通》——《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刘知几时年五十岁。他十七岁前，已遍读群史。四十二岁后，在史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修史经验，才能写成这部著名的史学著作。

　　刘知几推崇《文心雕龙》，自谓已能融会贯通，得其要领。《史通》一书，即根据《文心雕龙·史传篇》的要旨，详加发挥，唐以前的全部史书，都受到审判，成为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评论。

　　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刘知几：为何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他回答说：史有三长：才（技术）、学（资料）、识（观点），缺一不可。有学无才，好似愚拙的商人，拥有大批资金，但不能营运生利；有才无学，则如巧匠而无木材和工具，建筑不成房屋。至于史识，他更着重指出：必须秉心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所畏惧。当然，他所谓善恶，不过是封建主义的道德标准，所谓秉心正直，无非是地主阶级所认为的正直。刘知几着重指出的史识，不能不是受阶级局限的见识，史学者要获得正确的史识，除了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别无其他途径，想从《史通》等书中获得史识是不可能的。

　　《史通》论修史，以直笔为中心思想。不仅有《直书篇》、《曲笔篇》，从正反两面，详加论述，其他各篇中，也贯穿着直笔的论点。什么是直笔？《史通·杂说篇》下有一个扼要的解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意思是说，凡是有关褒贬劝诫的史事，不管事主是谁，都应该据实直书。怎样才能做到直笔？综括《史通》所述，约有四端：不畏强暴（史德），分清邪正是非（史识），鉴别史料真伪（史学），不为浮词妄饰（史才）。

　　直笔，是我国史家的传统。这个传统，从孔子修　　《春秋》开始，历代相传，到刘知儿撰《史通》，予以总结。《史通》在颂扬　　《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载文篇》）的时，指出　　《春秋》有五虚美、十二未喻（《惑经篇》），认为孔子亲手笔削的　　《春秋》，也并未做到标准的直笔。《史通》以宜笔为评价古今史家的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热烈表彰，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严厉批评，褒贬极为分明。这样，大大发扬了直笔的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清初文士因私修明史，而遭杀戮者，即有多人。这些史家，为了保存比较真实的明朝史事，为了抵制清朝对明史的歪曲篡改，不畏强暴，置生命于不顾，这说明中国史学确实存在着直笔的传统。

　　杜佑《通典》——唐代宗大历间，杜佑为淮南节度使从事时，得刘秩《政典》，以为条目未尽，开始编纂《通典》，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为淮南节度使时，方成书二百卷，用了三十余年的工夫。历任中央和地方行政财政官吏的杜佑，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理财经验，对典章制度也很熟悉。正因具备这种条件，才能写成《通典》一书。《政典》只有三十五卷，以“《周礼》六官所职”分门编撰，杜佑扩充了五六倍，等于创作，《通典》成而《政典》废。

　　《通典》之作，虽源于“正史”的书、志，但矫正了“正史”断代之不便。本书所载，上自黄帝，下迄天宝，肃代以后的重要因革，亦附载于注中，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为史学开辟了新途径。尔后发展为三通，十通，蔚为大观。但《通典》一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此。

　　杜佑生活在由盛而衰的中唐，“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他考究历代沿革，编纂《通典》，是为了寻求解决当时政治经济问题的方案。《通典》计分九门，以《食货》为首，理由是：“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杜佑以前，没有一个史家这样重视过食货，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卓识。《食货门》又分若干细目，以《田制》为首，杜佑说：“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这是《通典·食货门》中一段重要的史论，也是杜佑针对时弊所提出的一条重要的理财意见。

　　杜佑反对“滞儒常情，非今是古”（《通典·礼》）。他并不是隐讳时政的弊病，但认为复古不能解决问题，主张：“随时立制，遇事变通”（《职宫》）；“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边防》）。所以李翰称赞他“师古在乎随时”。

　　《通典》卷帙浩繁，杜佑辑录其要点，成《理（治）道要诀》，以便观览。朱熹说：“是一个非古是今之书。”《通典》的精华就是“理道”的“要诀”，足见杜佑研究历史，不是好古，而是为了今用。这种治学精神是可贵的。

　　此外，唐德宗时，苏冕编次唐高祖以后九朝事为《会要》。唐宣宗时杨绍复等续编唐德宗以后七朝事为《续会要》（王溥的《唐会要》，即据此二书，补充唐宣宗以后事而成）。苏冕开创“会要”的体裁，不为无功；但《会要》只罗列史实而缺乏见解，远不能与《通典》相比拟。

　　二 地理学

　　隋朝统一南北后，地理学有了新作品。大业中，普令全国各郡，条上其风俗、物产、地图，朝廷据以综合而成《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等书。唐朝进一步规定：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一度改为五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十道图》、《十道录》（《十道要略》）就是各地图经的综合。由于各地定期造送图经，中央政府就能比较及时地掌握全国的新情况，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见于著录的《十道图》、《十道录》有多种，可见是每隔一定时期，就综合制作一次，这当然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上的需要。

　　唐朝与周围各国，交往频繁。外国使者来唐时，鸿胪寺讯其国之山川、风土，以至容貌、衣服，绘为图画。唐朝使者至外国时，每有行记之作（如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等）。可见唐人对外国地理知识也是相当重视的。

　　唐代的地理学家，以贾耽、李吉甫为最有成就。

　　贾耽——唐代宗大历时，任鸿胪卿，因而有机会熟悉外国地理。唐德宗贞元时，升任宰相，更能看到全国各地的图经。自吐蕃占据陇右，唐朝退守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贾耽乃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并撰《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吐蕃黄河录》四卷（合称《通录》）进呈。图中，“歧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象真”，以备国家军事参考。

　　贞元十七年，贾耽又绘《海内华夷图》一幅，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进呈。《古今述》卷帙较多，观览费时，贾耽“又提其要会，切于今日”，为《贞元十道录》四卷。《华夷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在绘图方法上，贾耽继承裴秀的“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而又区别古今。“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这个新创造应归功于贾耽。今西安碑林所藏伪齐（刘豫）阜昌七年（一一三七年）上石的《华夷图》，刻着“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等语，当是参考贾耽《华夷图》缩绘。

　　李吉甫——唐宪宗元和时，两任宰相。根据他的政治经验，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没有比版图、地理吏为切要，故先后撰进《元和国计薄》十卷、《元和郡县图志》四十二卷，以求有助于当时封建统治的稳定。《元和国计簿》是李吉甫与史官等辑录当时户赋兵籍而成，《元和郡县图志》当亦成于众手，而由李吉甫裁定。此书系元和八年所上，但书中更置有州一条，乃元和九年事，是书成之后又补充进去的。李吉甫批评“搜古而略今”的地理书籍，“莫切根要”，《元和郡县图志》注重现实问题，十分明显。

　　初启魏王李泰的《括地志》，有志无图，不能算完备。贾耽则有图有说，图说并行——《九州图》与《通录》并行，《华夷图》与《古今述》并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是图志合一，图在志前。后世官修方志，皆遵照李吉甫的体例，“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记载外国地理的名著。《西域记》内容丰富，在晋释法显《佛国记》、魏释惠生《使西域记》之上。惠生仅至北天竺，法显仅至西、中、东三天竺，唯玄奘遍历五天竺，前后十七年之久。《西域记》共记一百三十八国，书行者（根据亲身巡游）一百一十国，书至者（根据传闻）二十八国。玄奘生动地描述出一个个国家的面貌，使读者如身历其境。《西域记》的缺点是“侈陈灵异”。《新唐书·艺文志》置此书于《道家类·释氏》，而不列入《地理类》。其实，剔除其中宣传宗教迷信的糟粕，尚不失为记载古代中外交通以及中亚、天竺一带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三 科学

天文

　　浑天仪是我国古代研究天文的唯一测器。自汉以后，天文学家皆以制造浑天仪为其首要任务，技术不断地进步。唐贞观七年，李淳风用铜造浑天仪，表里三层：最外层是六合仪，中间是三辰仪，最内层是四游仪。“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在此以前，浑天仪只含有相当于四游仪和六合仪的部分，没有三辰仪的部分。浑天仪用三层，是从李淳风开始的。于是黄道经纬、赤道经纬、地平经纬都能测定，时称其妙。

　　开元十一年，释一行和梁令瓒共同造黄道游仪（先以木试制，后改铸以铜铁），用以观测日、月运动，并测量星宿的经纬度。从汉以来，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速度，均匀不变。一行经过观察，发现太阳在冬至时速度最快，以后渐慢，到春分速度平，夏至最慢，夏至后则相反。这是比较接近天文实际的。

　　一行又发现当时的星宿位置，与古代不同。不仅是赤道上的位置和距极度数，因岁差关系而有差异，即黄道上的位置，也是不同的。清齐召南说：“自古皆谓恒星随天不移，西法始谓恒星亦自移动，其说甚确，一行以铜仪测验，即知古今不符，已开西法之先。”

　　在制造黄道游仪的同时，一行又造“复矩图”，发起实测九州晷影和北极高度，以定各地食分的多寡和南北昼夜的长短。南宫说测量得出：地差三五一里八○步（唐代长度），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个数字虽不够精确，却是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

历法

　　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中，历法变更了十次，《旧唐书·历志》“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这确是三部有价值的历法。

　　《戊寅历》——道士傅仁均所造，于武德二年颁行。我国古代历家推步合朔有二法：一、平朔，自前朔至后朔，中积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二、定朔，用日、月的实际运行，来定合朔的日期。如日行盈，月行迟，则日月相合必在乎朔之后；日行缩，月行疾，则日月相合必在平朔之前。求得平朔，用盈、缩、迟、疾之差数来加减。定朔比平朔精密。唐朝以前的历法，均用平朔，大抵一大月一小月相间。《戊寅历》废平朔，用定朔，是我国历法史上的重大改革。

　　《麟德历》——贞观十九年九月以后，连续四个大月，反对用定朔的历家，认为这不是平常应有的现象，又改用平朔。高宗时，李淳风造新历，于麟德二年颁行，名《麟德历》。《麟德历》再用定朔，但立进朔迁就之法，即改变当时小数点进位的方法，以避免连续四个大月的现象。反对用定朔的历家，从此失去了借口。

　　《麟德历》还有一项改进。它废去章（以十九年七闰月为一章）蔀（四章为一蔀）纪（二十蔀为一纪）元（三纪为一元）的方法，立总法以为推算的基础。运算省约，胜于古人。历家遵用，沿及宋元。

　　《大衍历》——开元九年，因《麟德历》所推算的日食不效，玄宗命释一行重造新历。一行全面研究过我国历法的结构，并且参考过天竺的历法，吸收其中某些精华，是唐朝最杰出的历家。开元十五年《大衍历》草成。《大衍历》共分七篇：一，步中朔（计算平朔望、平气）；二，步发敛术（计算七十二候）；三，步日躔术（计算每天太阳的位置和运动）；四，步月离术（计算月亮的位置和运动）；五，步轨漏（计算每天见到的天空星象和昼夜时刻）；六，步交会术（计算日月食）；七，步五星术（计算五大行星的位置和运动）。在一行以前，历家编写历法，格式不一，自有《大衍历》以后，历家均遵循其格式，直至明末采用西洋法编历时，始有所改变。《大衍历》在我国历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

　　一行迷信汉代的《易经》象数说及阴阳五行说。《大衍历》依靠“《易》蓍”之数作为立法的根据，又牵合“爻象”以显示立数的有据。当时保守势力占优势，一行历法有许多创见，如果不依据儒经，必遭强大的攻击。

算学

　　唐代对算学的重视，超过以前各朝。显庆元年，设算学馆，以李淳风等注释的“十部算经”为课本。三年，废算学馆。龙朔二年，又在国子监内设“算学”。科举中设有“明算科”。

　　“十部算经”之一的《缉古算经》（原名《缉古算术》），是初唐的王孝通所著。孝通自称“长自闾阎，少小学算，镌磨愚钝，迄将皓首，钻寻秘奥，曲尽无遗”。《缉古算经》共二十个问题，大部分问题运用高次方程来解决，在当时确是比较艰深的。

　　李淳风等注释“十部算经”，明辨是非，很有贡献。举一例来说：传本《周髀算经》（原名《周髀》）有赵爽注，甄鸾重述。李淳风等的注释指出，一，《周髀》以地差千里、影差一寸的假定，作为算法的根据，是脱离实际的。二，赵爽用等差级数插直法，来推算二十四气的表影尺寸，不符合实际测量的结果。三，甄鸾对赵爽的句股圆方图说，多有误解，等等。注述庞杂的古算书，经过李淳风等的整理，得到澄清，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条件。

医药学

　　隋末唐初孙思邈所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天宝间王焘所撰的《外台秘要》，是集唐以前医学大成的两部名著。

　　《千金方》——孙思邈是一位不贪慕名利，而以人民疾苦为重的好医师。他拒绝过隋文帝、唐太宗、高宗所授予的官职，但从未拒绝过病人的求救。他在《千金方》的序言中，以“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比喻，说明医家的重要责任。又说，“未可传于士族，庶以贻厥私门”，表明他之著书，是为平民备急和养生之用。

　　《千金方》首创“复方”，是孙思邈对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说：“仲景（张机）之学，至唐而一变。仲景之治病，其论藏府经络病情传变，悉本《内经》。而其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并非私心自造，间有加减，必有所本。其药悉本于《神农本草》，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这种方药，只有富贵人才能服用，劳动人民积累治病经验，成立许多新方，需要有人不顾医圣（仲景）的偶像，用新方推动医学再向前进，这个人就是孙恩邈。徐大椿又说：“《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此医道之一大变也。然其用意之奇，用药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徐大椿的评论带有保守色彩。他所不齿的“后世臆度之说”、“后世偏杂之法”，正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斗争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孙思邈采录成书，扩大使用，并在这个基础上再积累治病经验，自《千金方》问世“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这是合理的淘汰，毫不足惜。

　　《千金方》“始妇人而次婴孺”。孙思邈分析了女性与男性，小儿与成人生理上的不同，指出妇产病、小儿病的特点，主张独立设科。其后，王焘《外台秘要》中特为“妇人”、“小儿”立专章。宋代更出现了妇产科和小儿科的专著（如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应该说都是受了孙思邈的启发。

　　“先脚气而后中风……”。贫穷的民众，常因缺乏营养而得病。脚气病就是缺乏某些养料而发生的病症。孙思邈重视脚气病，掌握了治疗和预防的方法。欧洲人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是在一六四二年，后于《千金方》约一千年。

　　《外台秘要》——隋巢元方的《病源候论》，有论无方，唐王焘以为不足，别撰《外台秘要》，先论后方，“讨绎精明”，为世所称。王焘在台阁二十余年，久知弘文馆，多见古医书，《外台秘要》中保存了许多古方，也有若干新见。例如：书中所记之天行病，多至二十一门，可谓我国重视恃染病的第一人。

　　唐代的药物学，也有很大的进步。我国古代的药物学称为“本草”。最早的一部是托名神农的《神农本草经》。此书历代相传，多有新补。梁陶弘景曾从事校理，撰成《集注》，因局处江南，所见药物不全，经验也有限。客观上需要一部新的记录全国药物的图籍，但只有在统一的局面下才有可能出现。唐朝在官修史书之后，进行了官修“本草”的工作。高宗时，下诏征询各地药物形色，令施以图绘。大量的资料聚集到中央，苏敬等据以编成《唐新本草》。该书分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共收药物八百四十四种，于显庆四年颁行，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药典。

　　于志宁说，《唐新本草》考正了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纰缪的四百余物，又增加了后世所用的百余物。所增的一一四种新药物中，有一些是外来的，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繁盛，从而丰富了我国的药物学知识。

　　四 美术

书法

　　在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南北文风不同，字体也不同。南方产生了二王（羲之、献之）的新书体，风流妍妙；北方尚沿袭魏、晋（西晋）的书体，拘谨守旧，又流变而成拙陋。窦泉（音暨jì）《述书赋》列晋宋齐梁陈书家多至一百四十五人，北齐却只有一个人。

　　五五四年，西魏攻江陵，梁朝战败了，粱文士庾信、王褒当了俘虏，在文艺上却大受北方士大夫的推崇。北方书家，原推赵文渊为能。自王褒入长安，贵人们纷纷摹习王褒书，成为风气，后来建立唐朝的李渊，也是其中的一个。

　　王褒在南方，不算是最高的书家。粱武帝评王褒书说：“凄断风流，而势不称貌，意深工浅，犹未当妙。”但王褒一入关中，赵文渊即被遗弃，其后赵文渊亦改习王褒书，以迎合时尚。足见南方轻便的书体代替北方拙钝的书体是必然趋势。经过唐太宗大力提倡，二王书法遂为全国正宗。

　　唐太宗深爱王羲之书，“心摹手追”。亲撰《晋书·王羲之传论》，评其书法为“尽善尽美”，古今第一。他多方搜求王羲之的墨迹，据说曾派萧翼到释辨才处骗取《兰亭序》，观赏了一生，还觉得不够，命令作为死后的殉葬品，随棺入墓。在唐太宗影响下，从宫廷到社会，摹仿王书，北方旧传的书体自然灭迹。

　　初唐书家，首推欧、虞。二人俱学王羲之书，各有所得。虞世南从释智永（王羲之七世孙）传授笔法，声誉在欧阳询之上。传说太宗以虞世南为师，常觉“戈”字难写。有一天，太宗写“戬”（音剪jiǎn）字的“晋”，令世南填“戈”，写成后，叫魏征鉴赏，魏征说，惟“戈”法逼真。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说明唐太宗对虞书的尊重。

　　继欧、虞而起的有褚、薛。虞世南死后，太宗怕再没人可以论书。魏征推荐褚遂良，果然得到太宗的宠爱。因为褚遂良“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正合太宗的口味。魏征藏有虞、褚墨迹很多，他的外孙薛稷，专心临摹，获得盛名，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

　　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创造新文体、新书体都不容易，先要破，然后才能立。过去，王羲之破钟繇书体而有创造；现在，颜真卿又破二王书体而有创造。

　　韩愈诗：“羲之俗书趁姿媚”，一语道出王书的秘密。以象王羲之而得大名的褚遂良，书法如“美女婵娟，不胜罗绮”，更是媚到极点了。评书家说颜真卿“袪尽虞、褚娟媚之习”，是说得不错的。颜真卿工于篆、隶，融篆、隶之法入行、楷，方严正大，面貌一新。

　　董逌（音由yóu）说：“书至瘦硬，自是逸少迥绝古人处。”魏泰云：“唐初字书，得晋宋之风，……至褚、薛则尤极瘦硬矣。开元天宝以后，变为肥厚。至苏灵芝辈，几于重浊。”盛唐书法之由瘦变肥，与玄宗的提倡有关（米芾说）。玄宗本人字肥，张旭的草书，也是肥的（黄庭坚说）。颜真卿曾向张旭请教过笔法，他的字肥，渊源有自。但同一风气中成长起来的书家，苏灵芝字肥而重浊，颜真卿字肥而健壮，人品不同，韦品也自不同。

　　有人说：“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其实，颜书之“美”，正在于所谓“坏”。不破坏二王书体，是不能创造唐朝新书体的。又有人说：“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这倒是说出了颜书的巨大影响。五代的杨凝式，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也都学颜。宋人之师颜真卿，如同初唐人之师王羲之。杜甫诗：“书贵瘦硬方通神”，这是颜书行世之前的旧标准；苏轼诗：“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这是颜书风行之后的新标准。

　　南方书体代替北方书体，颜真卿书体又代替二王书体，这说明新鲜事物一定要代替陈旧事物，而新事物的创造，又一定吸收旧事物的优点，从旧事物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不吸收旧事物的优点，是不能完全代替旧事物的。

　　唐翰林院有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有“书科”，吏部以书、判定选，书法为进身途径之一，故唐人工书者多。夏州掌书记柳公权善楷书，穆宗召为翰林院侍书学士，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当时公卿大臣家立碑，得不到柳公权手写的字据以上石，人以为不孝。从出土的唐墓志来看，写字者即使是不知名的普通人，也多是楚楚可观。

　　唐代篆书，以李阳冰最有名。隶书，推李潮、蔡有邻、韩择木。草书，推贺知章、张旭、释怀素。篆、隶用处少，名家的也少。

绘画

　　据《宣和画谱》、《佩文斋书画谱》，唐画家有姓名可考者，约有四百人之多。这里只能略举一些有代表性的画家。

　　人物画——初唐人物画家，以阎立德、立本兄弟最有名。见于著录的二阎画迹，如《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魏征进谏图》、《太宗步辇图》、《文成公主降蕃图》以及《职贡》、《卤簿》等图，多以真人真事为题材。但也有凭想象绘画的，如《历代帝王图》便是。此图共有十三个皇帝的像，体态各自不同。试以魏、蜀、吴三主来说：威胁汉献帝禅让的魏文帝曹丕，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为恢复汉柞而劳碌一生的蜀主刘备，带有愁苦的模样；割据江东，自立为王的吴主孙权，表现出桀骜不驯的神情。画家根据三人的经历，画出他们的心理状态，使观者如见其人。（这件名画，已为美帝国主义劫去。）

　　盛唐的吴道子（改名道玄），人物画超越二阎，有“画圣”之称。有人将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与初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作过比较，《帝王图》采用了一定程度的晕染法，富于光的感觉，为《女史箴图》所不及。吴道子比二阎更为成熟地利用晕染法，取得更好的效果。苏轼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夏文彦说：“（吴道玄）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其傅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世谓之‘吴装’。”从这些评论中看出，吴道子是多么巧妙地把晕染法融入传统的墨法之中。

　　吴道子曾学书法于张旭。张旭喜欢酒后作书，道子绘画之前亦必酣饮。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书法长进，道子观裴旻将军舞剑而画若有神，据说是“观其壮气，可助挥毫”。可见，道子绘画，如张旭作草书，都着重气势。道子在长安兴善寺画中门内神，观看如堵，画神像顶上的圆光时，不用尺度，“立笔挥扫，势若风旋”，观者喧呼，惊动坊邑，这是何等豪壮的气势！苏轼诗：“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飜。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非深知吴画者，不能作此语。当时从道子学画者多，但至多学到形似，学不到神气。

　　中唐有张萱、周防，善画妇女，别开生面。唐以前的妇女画，多以后妃、烈女、孝妇为题材，旨在宣扬封建伦常。张萱、周昉突破了这个旧套，描绘了许多家常琐事，如游春、赏雪、乞巧、藏迷、扑蝶、烹茶、吹箫、听琴等等，妇女画的题材从此广阔了，但依然是贵族妇女的享乐生活。

　　中唐最杰出的人物画家，当推韩湿。韩湿与专画贵妇人的张、周相异，他喜欢描绘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宣和画谱》所著录的三十六件韩湿作品中，大多数是农村景物。当然，他只能画农村的富裕，以歌颂升平，决不画农民的疾苦，以揭露暴政。程修己说：“周（昉）侈伤其峻，张（萱）鲜忝其澹，尽之其唯韩（湿）乎！”这是说韩偓人物画的造诣，在张、周之上。程修己是唐人，又是画家，他的评论，应属可信。

　　山水画——魏、晋以降，山水树石只是人物画中的配景，不受重视，画法亦幼稚，“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不合比例。隋展子虔善画，“写江山远水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这是很大的进步。他的《游春图》是有名的山水画。在他的影响下，画家以山水为题材者渐多。盛唐出现了吴道子、李思训、李昭道、王维几个大家，山水画才正式成立。这与初唐沈佺朗、宋之问完成律诗的规格，互相媲美。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吴道玄）因写蜀道山水，始创山水之体，自为一家。”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说：天宝中，玄宗令吴道子、李思训于大同殿壁画嘉陵江风景，道子一日而毕，思训累月始成。思训卒于开元初，不可能天宝中奉诏作画。朱景玄所记，当有错误。但从这个传说中反映出吴、李画体之不同：吴是写意，故一日而成；李是工笔，故累月始毕。道子之前的山水画，都是工笔。画写意山水，自道子始，此所谓“自为一家”。道子画人物、山水，皆有创造，不愧“画圣”之称。

　　李思训是唐宗室，官右（一作左）武卫大将军。子昭道，画名与父相埒。时称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思训、昭道画山水，继承展子虔的作风，笔法工细，设色艳丽，有“富贵”气象。首创金碧青绿山水画，为后世所宗。

　　王维是名诗人，又是名画家，自称：“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可见其自负不浅。苏轼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两句话，历来被认为是对王维的最恰当的评语。王维画山水、人物俱有擅长处，首创水墨山水画，对后世影响尤大。

　　王维与李恩训、昭道是互相对立的山水画派。李用重彩，务求富丽；王用水墨，务求雅淡；李用小斧劈皴，画笔繁琐；王用披麻皴（音村cūn），画笔精炼。在当时，李思训、昭道的金碧青绿山水画是正宗，而王维的水墨山水画是旁支。王维的地位，低于李氏父子。宋以后，情况才改变。

　　王维所创作的富有诗意的画，后世称之为“文人画”。“文人画”的作者日多，势力日盛，王维的艺术地位，也就愈抬愈高。宋苏轼诗：“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像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袵无间言。”苏轼是“文人画”作者之一，他把王维捧到“画圣”吴道子之上。明人倡南北宗之说，以王维为南宗之祖，李思训、昭道为北宗之祖。南宗就是“文人画”，北宗就是所谓“匠”画。南方文化一般比北方高些，因之南方文士能画的人也多些，“文人画”也就占了优势，“匠画”的重彩工笔画一直被压抑数百年之久。

　　五代十国时，荆浩、关仝、董源、释巨然合称四家。荆、关是北方人，善于描绘崇山峻岭的北国风光；董、巨是南唐人，善于表现拥翠浮岚的江南景色。

　　花鸟禽兽画——薛稷画鹤，姜皎画鹰，曹霸、陈闳、韩偓画马，韩偓、戴嵩画牛，都很有名。韩偓、戴嵩声誉相埒，有“韩马戴牛”之称。

　　韩偓与陈闳，都是曹霸的学生，但他们走着不同的创作道路。曹、陈遵守传统的手法，侧重于刻划马的筋骨，画出来的是瘦马。韩偓有革新精神，以御厩（音救jiù）的真马为模型。玄宗喜欢大马，御厩畜马多至四十万匹，韩偓画出来的，就是这种“翘举雄杰”的大马，具有盛唐的时代风格。杜甫诗：“幹惟画肉不画骨”，这还是画瘦马的旧眼光，晚唐的张彦远，已指出杜甫批评的不当。

　　五代十国时，成都人黄筌，以画侍王衍、孟昶，多写禁苑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南唐的徐熙，另树一帜，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黄家富贵，徐熙野逸”，树立了宋代花鸟画的两大典型。

雕塑

　　唐代造像，石雕与泥塑并举。石雕是选择坚硬的石头，从外向内，逐步雕刻；泥塑是利用柔软的泥土，由内向外，逐步捏塑。所用材料不同，操作方法亦异。

　　绘画艺术进步，造像技巧亦随着提高。画佛像，有曹（北齐曹仲达）、吴（唐吴道子）二体。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吴之笔，其势圜转，而衣服飘举。世称“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亦称“曹家样”、“吴家样”。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雕塑铸像，亦本曹吴。”“吴家样”是唐代绘画上的新成就，也是唐代雕塑上的新成就。吴道子本人不从事于雕塑，“吴家样”却被应用到雕塑上。

　　唐代最杰出的塑家是杨惠之。惠之与道子一同学画，号为画友。后来，道子画名日著，惠之耻居其次，遂焚笔弃砚，专事塑像，亦为当时第一。道子称“画圣”，惠之称“塑圣”。

　　泥塑的佛像和人像，都需要妆銮。妆銮就是绘在立体上的画。绘画水平的高低，将是影响塑像成败的关键。唐代的塑像，有一人捏塑，另一人妆銮者，可见捏塑、妆銮两者兼工之不易。杨惠之是塑家，也是画家，有相得益彰之妙。当时人说：“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张）僧繇神笔路。”惠之尝于京兆府塑倡优人留杯亭像，把像放在大街上，行人从后背看，就说：“这是留杯亭。”技术神巧如此，确是夺得张僧繇的神笔路了。

　　惠之著《塑诀》，已失传。

石窟艺术

　　石窟寺是佛教的产物。从北朝到隋唐五代，随着佛教的传播，新疆、甘肃、山西、河南、四川、山东等地，相继开凿石窟寺。这些石窟寺，大致有两种类型：在石质可供雕刻的地区，如云岗、龙门等石窟寺，主要的艺术创作是石雕；在石质比较松脆的地区，如敦煌千佛洞、麦积山等石窟寺，由于石质不宜于雕刻，主要的艺术创作是壁画和泥塑。龙门石窟是石雕的最大宝库，敦煌千佛洞是壁画和泥塑的最大宝库。下面就以这两处为例，介绍一下唐代石窟艺术的辉煌成就。

　　敦煌千佛洞——现存有壁画和泥塑的窟洞四百七十六个，其中隋窟九十五个，唐窟二百十三个，五代窟五十三个。从窟洞数字，已足说明唐代是敦煌艺术的极盛时期。

　　壁画分经变、本生故事、尊像图、供养人像、图案装饰等。经变是壁画的主体，占最大面积。唐代净土宗风行，故壁画中牛“净土变”（包括“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最多。唐代《妙法莲华经》盛传，壁画中“法华经变”也不少。“法华经变’有二十八品，其中第二十五品——“普门品”，往往被单独提出来描绘，这是唐人对观音菩萨特别虔信的缘故。

　　唐玄宗时，密宗从天竺正式传入。此后，敦煌壁画的尊像图中，就出现了曼茶罗，又出现了婆罗门的神像（如四臂、六臂、八臂如意轮观音和千手千眼等观音）。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宣传迷信的经变、本生故事里面，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情景。画工们虽不能不按照雇主的意愿去描绘佛教题材，但他们更运用智慧，在佛教场面中，巧妙地夹写了现实世界的形形色色。至于供养人像，更都是唐代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忠实写照。此外，还有西域的人像。所有这些，不但有艺术价值，而且有史料价值。

　　泥塑分浮面塑（包括壁塑、影塑、高塑）、立体塑（圆塑）两种。唐以前，浮面塑和立体塑，兼而有之，唐以后，只有立体塑，浮面塑却绝迹了。这是因为立体塑更具有真实感，艺术性更高。

　　在石窟中，泥塑的佛、菩萨像，与壁画互相辉映。有一些石窟，其中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用泥塑，天龙八部飞天龙女等扈从部属，是画在壁上，塑与画，和谐地配合在一起。还有一种情况：菩萨是泥塑的，菩萨顶上的圆光，身上的飘带，用壁画代替，塑与画，更是合成整体了。

　　唐代流行着一句话：“宫娃如菩萨”。其实是菩萨如宫娃。塑匠们不仅模仿伎女的形象来捏塑菩萨，他们捏塑佛、迦叶、阿难、金刚、神王……，也无一不是参考现实世界中各种人物的躯体与性格。

　　综观唐代各时期的塑像，初唐清瘦，盛、中唐肥硕。这与书法的由瘦变肥，同一风气。

　　敦煌还有一些小石窟，是画工、塑匠居住的地方。其中发现过小石坑、小油灯，还发现过带着破布麻鞋的骷髅。工作于此、葬身于此的无名艺术家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许多艺术作品，他们为了什么呢，主要是为了传播佛教迷信的毒素。原来他们以为这是一种功德，不惜献出自己的一生，来取得这种功德。但是，凡是含有宗教毒素的艺术品，都不值得赞赏。只有描写当时现实的世俗生活，可供参考的作品，这群无名艺术家才算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敦煌艺术品的存废，它本身自有标准，归根说来，艺术家为谁服务是艺术品存废的真实标准。

　　龙门石窟——龙门造像的最盛时期是唐朝。唐朝所开凿的石窟、石龛，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武则天执政时期所开凿的龛、窟，又占唐朝的最多数，这与她长期驻在洛阳有关。

　　奉先寺是具有代表性的唐窟。咸亨三年开凿，上元二年完工。开元十年铭记：“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诸石刻中称第一。这样巨大的工程，先后只用四年时间，无疑是用巨大人工来促成的。武则天出钱二万贯，其余工费，还不是从各种敲剥中得来！统治阶级求功德，劳苦民众受灾难，佛教却得到广泛宣扬的实益。

　　奉先寺的九躯雕像，本尊卢舍那佛似帝王，二菩萨似妃嫔，迦叶、阿难似文臣，金刚、神王似武臣。这个格调，也是唐代雕塑的共同格调。

　　龙门、敦煌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文物，近百年来曾陆续遭到民族败类的出卖，被帝国主义劫夺而去。解放以前的旧中国，正像一家破落户，家里存有一些祖传文物，不肖子孙看作发财致富的手段，只等外国人说要，就论价送去，毫不爱惜。看一家是否破落，只看它是否出卖文物，看一国是否破落，标准也是一样。

音乐舞蹈

　　南朝、北朝的音乐也不同，“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隋朝沿用北朝音乐。开皇二年，颜之推上言：“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隋文帝不从，说：“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开皇九年，隋灭陈，得到南朝乐人、乐器，文帝说：“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特置清商乐署。七年前，文帝骂南朝音乐为“亡国之音”，现在却称为“华夏正声”。这个改变，完全为了适应统治上的需要，并不是隋文帝真正欣赏清商乐（清乐）。隋唐两朝，胡乐盛行，是汉乐与胡乐融合发展的时代。

　　隋文帝时，曾定七部乐。隋炀帝时，改定为九部乐。唐高祖时，沿用隋九部乐。唐太宗时，定为十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十部。十部乐中，燕乐是唐自造，清商乐是汉魏南朝旧乐，其余均从外国传入。唐太宗虽定十部乐，唐高宗时，即仅奏九部，当是停奏清商乐。《通典》说：“自长安（七○一年）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技转缺。”古曲即指清商乐而言。

　　其后，乐分为坐、立二部。坐部有宴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尤池乐、破阵乐六种，立部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八种。坐部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曲，乐器以琵琶为主，惟龙池乐用雅乐笙磬。立部自安乐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曲，惟庆善乐用西凉乐。从坐、立二部内容看出，龟兹乐渐盛，西凉乐渐衰。坐部伎坐奏于堂上，立部伎立奏千堂下。坐部贵，立部贱。坐部伎不可教者，退为立部伎；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可见雅乐是最不受重视的。

　　唐玄宗时，又有“胡部新声”传入。有人认为，唐代大曲即出于“胡部新声”，与清乐之大曲毫不相涉，也有人认为，唐代大曲是清胡两乐合成。大曲之为梨园法部所演奏者，称为“法曲”。《霓裳羽衣曲》是最著名的“法曲”。王灼《碧鸡漫志》说：“《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其他饰以神怪者，皆不足信。”《霓裳羽衣曲》是唐代汉乐与胡乐融合发展的最高成就。

　　从西域传来音乐，同时也传来舞蹈。西域之舞，多配以乐，所以唐朝也盛行乐舞。唐舞主要分健舞、软舞两种。健舞姿势雄健，软舞姿势柔软。舞时皆配以乐。健舞曲有《柘枝》、《剑器》、《胡旋》、《胡腾》等，软舞曲有《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凉州》、《甘州》、《绿腰》（《六么》）等。《柘枝》、《胡腾》来自石国，《胡旋》来自康国、米国、史国、俱密，《凉州》、《甘州》来自龟兹。

　　初唐乐舞，以三大舞为代表作。三大舞是：一、《七德舞》，是武舞，本为《秦王破阵》乐，采民间流行的歌曲，掺杂着龟兹乐制成。二、《九功舞》，是文舞，本为《功成庆善乐》。三、《上元舞》，本为《上元乐》。

　　盛唐乐舞，以《霓裳羽衣舞》为代表作。《全唐诗》中有不少歌咏这个舞蹈的诗篇，以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为最详。白《歌》形容舞者服饰：“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形容舞姿：“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散序六遍无拍，故不舞也）。中序擘��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四句皆霓裳舞之初态）。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许飞琼、萼绿华皆女仙）。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霓裳破凡十二遍而终）。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凡曲将毕，皆声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读此《歌》后，不仅略知《霓裳羽衣舞》的内容，唐代“法曲”的结构，也得知大概。

第八节 唐代长安——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

　　大抵一个朝代，每当国内混乱、统治动摇的时候，对内越是惴惴不得自保，对于外来文化越是顽固地排斥拒绝，不敢有所触发。天宝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的时期，在政治上有自信心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有足够的自信心，并蓄兼收，群花同放。因为唐代的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昌盛成熟的阶段，任何外域文化传入中国，都没有可能消溶唐文化，而只能作为一种新养料注入唐文化的整体内。盾代外域文化在中国流行，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封建文化已然衰老没落，相反，是因为它正在高度繁荣，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于外来的新成分，有抉择地损益取舍，经过汲取发扬，愈益显得丰富多彩。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各国也依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斟酌吸收，使本国文化得以获取助益，加速发展。唐代确实是中外文化交流极盛的时代。

　　唐朝境内的文化交流活动，遍及于广州、扬州、洛阳等主要都会，而以长安最为集中、最为繁盛。这是因为长安具备如下的一些特具条件：（一）长安是唐朝的国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各国使者宾客都需要到长安来进行政治活动。出国使者或外来使人，从这里输出唐朝的文化典籍和器物，同时也传外国文化到长安。（二）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武德三年，太宗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即位后又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旧唐书》说：“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弘文殿聚集群书，多至二十余万卷，是全国藏书最富的中心图书馆。太宗以后，历代在唐朝廷供职或不供职的文儒多在长安来往或居住，一直保持着“四方儒士，云会京师”的盛况。由于朝廷的提倡，每逢节日，朝士词人，游宴吟咏，佳句美篇，不久即传入宫禁，流布远近。长安有左右两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外域传来新声曲，一经教坊摹演，全城艺人，遂相仿效。音乐歌舞在唐代极为发达，而长安又是乐舞的胜地。唐代重要仕途之一是以经学为手段的明经科。唐太宗诏颜师古定五经，孔颖达撰正义，长安成为经学的中心。史学也是一门卓有成就的学问，自长安设史馆后，开官修前代史的新风。每有外国使者来到，鸿胪询问土地风俗，道里远近，报送史馆。长安又是全国的教育中心，国子监总设七学馆（国学、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各置博士。经唐太宗倡导，国子监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收中外生员多至八千余人。外国贵族子弟来中国，多入国学留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此外佛教的传布，对文化交流影响不小。自玄奘回国，在慈恩寺译经。长安成为全国佛教的重地。（三）长安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西汉以来，东西方的交通主要是经由陆海两条路。一条是海路，南海联接东南亚诸国以至天竺，东海可通日本与新罗。南海路以广州为出入的要冲。广州北与洛阳、长安相联，交通稳便。另一条是通西域的陆路。隋时西域诸国在张掖互市。出玉门关有三条大道。北道自伊吾经突厥汗庭远达拂菻。中道起高昌、龟兹、疏勒、逾葱岭，经康、曹、安等昭武九姓国，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阗，经吐火罗，至北天竺。三道入玉门关，经兰州，归于长安。所以，柳宗元说“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涂，毕出于邦畿之内”。西域诸国来唐必须经由长安，东亚和南亚诸国经唐朝陆路与西域交通，也必须经由长安，并且往往在长安停留。长安是文化繁荣的都市，也是交通频繁、宾客辐凑的都市。由于这三个独具的优越条件，使唐代长安不能不超越其他都会，成为东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集中点。

　　长安城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大城。据近年考古工作者对遗址的实测，城南北长八千四百七十米，东西长九千五百五十米，周长约三十五公里有余，大于现在的北京旧城，相当现在明建西安旧城的五倍。隋朝定都于此，开皇间开始兴建，店朝又屡加修筑，城内景物，更臻完美。全城布局严整可观，显然是事先经过周密的设计。皇族居住的宫城位于全城最北部的中央，东西五里余，南北二里余，城高三丈五尺。城南正门名承天门。凡元正冬至，陈乐设宴或接见外国宾客，都在这里举行。官城之南联接皇城（又名子城），东西同于宫城，南北长五里许。城内布列宗庙社稷，百官廨署，不使杂人居住。皇城正南门名朱雀门，北与承天门相对，南望外廓城的正南门明德门。两门之间一条长九里宽百步的朱雀门大街纵贯南北，把全城分为东西两半。东部设万年县，西部设长安县，分辖两地的居民。东西两部各有周遭六百步的大商市，称东市和西市。全城的居住区共建一百零六坊，各坊间形成东西大街十四条，南北大街十一条。街道宽阔，道旁植树成荫。坊呈长方形，结构划一，布列匀整。宋敏求《长安志》说：“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是符合实情的描述。

　　像长安这样精心规划、气象宏伟的大部城，在隋唐以前的中国不曾有，在当时的世界上也不曾有。日本模拟长安的建制，先后兴建平城京和平安京。中亚伊斯兰诸教国以至拂菻、天竺，也都流传着长安的盛名。随着唐朝国威的远播，长安扬名于世界，强烈地吸引着各国人来观光。

　　下面叙述侨居长安和往来长安的各类外国人士。

　　一、来往使臣我国境内的某些少数族，在唐代曾一度自立邦国，但和唐朝廷保有密切的联系。如西南的吐蕃、南诏，西北的回鹘、高昌，东北的契丹，历代前来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加强着各民族间的文化流通。至于亚洲、非洲诸国，远至欧洲的拂菻，也都不断有使臣来往，长安城内外国使者之多，为前代所未有。

　　西方诸国——建国中亚的昭武九姓国：康国、史国、曹国、支国、石国等自唐初至开元间，屡有使者来长安。唐太宗时康国献金桃银桃、植于苑囿。开元时，康国、史国又遣使献纳胡旋舞女。大食遣使来唐，进马匹方物。使者谒见，立而不拜。唐太宗以“大食殊俗”，特予准许。波斯国也在贞观间与唐通使，“献活褥虵（同蛇）”，能入穴取鼠。开元天宝间，前后遣使者来唐十余次，带来波斯的方物。当时沟通东西方商业来往的东罗马（拜占庭），唐代史书上称为拂菻。据《旧唐书》记，自贞观至开元，拂菻国前后五次遣使来唐。此外，《册府元龟》还有景云二年拂菻国“献方物”的记事。

　　东亚诸国——唐朝初年，天竺戒日王建立大帝国、贞观十五年，遣使来唐，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答书慰问，此后不断有使者来到长安。开元间，南天竺、北天竺和中天竺也各遣使来唐“朝献”。泥婆罗国贞观二十一年遣使来唐，带来菠绫菜、浑提葱。立国于东南亚的骠国、真腊、扶南、林邑、瞻博（占婆）、室利佛逝、师子、盘盘、单单（今吉兰丹）诸国，也屡有使者来到唐的国都，并且带来本国的物产和文化。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唐初即有使臣来长安。新罗统一半岛后，派遣来唐的使者，络绎不绝。北海之北有流鬼国，距长安万五千里。贞观十四年（六四○年）遣使者余志来长安，唐太宗以佘志为骑都尉。流鬼国当是与唐通使的亚洲国家中最北方的一国。

　　日本的“遣唐使”——六○七年，日本遣大礼小野妹子使隋。隋朝统治期间，日本前后遣使三次。日本的使臣来隋，偕有留学生同来，使臣回国后，留学生仍留中国。唐代，日本继续派使臣来中国。据日本史书所载，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十九次之多。其中六次为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或送还唐朝去日本的使臣，称“迎入唐使”或“送客唐使”。送客唐使不必送还长安，例如天智天皇六年，伊吉博德等送还司马法聪，只达百济而返。除此而外，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自六三○年至八九四年前后凡十三次。唐中宗至唐玄宗时代，日本四次遣使，规模浩大，号为最盛。

　　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摄取唐朝的中国文化。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文艺优秀通达经史的文臣，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音乐长，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国学生同行。一次来长安的遣唐使，多到几百人。唐中宗到唐玄宗时代的几次，都达到五百人左右。天宝乱后，唐朝对入京人数加以限制。每次得入长安者，限八十五人（一说六十五人）。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介绍到日本。

　　天宝之乱以前，各国使臣来往频仍。东起日本，西至拂菻，北有流鬼，南达室利佛逝，大批的使臣队前后会集在长安。他们在肩负政治使命的同时，对东西文化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流寓长安的外国王侯唐太宗贞观四年，擒获突厥颉利可汗送至长安。《通鉴》说：“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长安城中迁来这样多的突厥王侯和居民，不能不加强着突厥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史称太子承乾“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承乾被斥为失行，但正说明突厥文化在发生着影响。唐高宗时，波斯萨珊王朝破败后，王子卑路斯携残部逃来长安求庇护。卑路斯在长安客死，子泥俚师又在长安谋复国。泥俚师回国图恢复不果，景龙间再来中国，后来也在长安客死。韦述《两京新记》说，卑路斯曾奏请在长安建波斯寺。泥俚师自长安统率回国的残部有数千人，想见随从波斯王族迁来长安的波斯人，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三、在长安供职的外国官员唐朝廷广泛吸收各族人员充当文武官，为唐朝统治者服务。不仅当时立国的各少数族，如契丹、回鹘、吐蕃等族，每有在长安供职的官员，而且亚洲许多国家的个别人员，例如大食、波斯、突厥、安国、康国、天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各国人，也有不少旅居长安，接受唐朝的职事。其中一些人世代国住长安，与士人相往还，在文化交流中作出了贡献。大食人中，李彦升在唐及第进士，想见对汉文化造诣颇深。波斯首领穆诺沙在开元间两度来唐，授折冲，留宿卫。七三七年，日本遣唐使中臣名代等归国，仕于唐朝的波斯人李密翳随往日本。大竺人迦叶济，贞元间仕唐为“泾原大将试太常卿”。又有罗（罗当是婆罗门的简称）好心也仕于唐。《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载其官称是“右神策军十将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上柱国新平郡王”。《通鉴·唐纪》说，唐德宗避朱泚乱后，诏“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近收京城将士，皆赐名奉天定难功臣”。罗好心可能是其中的一员。西突厥特勤史大奈，随处罗可汗入隋，曾从唐高袒平长安，赐姓史氏。处罗可汗子阿史那社尔，贞观间内属，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酋长阿失思力，授左领军将军，尚九江公主。始毕可汗孙阿史那忠，也娶唐宗室女，封薛国公，擢右骁卫大将军，在长安值宿卫达四十八年。昭武九姓国中，寓居长安的知名人物，唐肃宗时有鸿胪卿康谦。唐玄宗时康植平六胡州，有军功，唐玄宗曾在长安召见。安国人李抱玉李抱真兄弟，以武勇称“有唐之良将”，“群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新罗、高丽、百济三国仕唐的武将，如百济的黑齿常之，高丽的泉男生兄弟，王思礼、高仙芝，新罗的张保举，多是著名的武将。依照唐制度，新罗士子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有姓名可考的有金可纪、金云卿、崔匡裕、崔彦��、崔致远等多人。新罗人朴球在唐为棋待诏，张乔送朴球归新罗诗说：“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势，船中复旧图。”朴球当是新罗仕于唐的棋艺名家。日本供职唐朝的最著名人物是阿部仲麻吕（汉名朝衡或晁衡）。朝衡于开元间随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学成仕于唐朝，为左补阙，在长安约五十余年，后擢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天宝十二载再入长安，随日本使臣归国。日本船中道漂流至安南，朝衡复返中国，仕于唐，大历五年卒于长安。朝衡在长安期间，多与中国士人友善。天宝年间归国时，王维、赵骅、包佶都有诗送行。赵骅说他“来称郯子学，归是越人吟”。王维诗说：“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友情是深挚的。朝衡归船中道遇险漂流，当时曾讹传他的死讯。李白作诗哭悼说，“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远蓬壶。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朝衡溺死是误传，但由此引来李白的悼诗却是洋溢着真实的情谊。朝衡在长安任职，同李白等大诗人有如此深厚的友情，在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确是一个值得珍视的纪录。

　　四、长安城内的外国留学生日本历次遣唐使来唐，都有留学生随同前来，回国时，也每每偕同学成的留学生同返。可以说，遣送和迎还留学生即是遣唐使的一个重要的职责。每次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都在长安国学肄业。在长安的日本留学生，至少留住数年，多者到二十余年、三十余年。他们的生活起居渐染唐风，回国后也就传播于日本。留学生本来担负着传植文化的任务，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用十分明显。隋末来中国，唐初归日本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僧旻（一作日文）、南渊清安（一作请安）等人，把唐朝的律令制度，介绍回国，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显然与此有密切的关系。革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南渊。高向和僧曼任国博士，直接担负着革新的任务。移植唐文化的留学生，对大化革新的作用，是重大的。唐德宗时（日本桓武天皇延历时），自中国学法律归国的大和长岗与著名的归国留学生吉备真备，依唐制删定日本律令，矫正差误。大和长岗成为当时日本最负盛名的法令家。至于中日两国学术文化方面的相互传流，留学生更是重要的媒介（详后）。在长安的外国留学生，日本而外，最多的是新罗。新罗没有流传象日本那样详细的历史记录，但据《旧唐书》记，开成五年一次归国的新罗留学生，即有一百五人之多。《唐会要》记贞观时，高丽、百济、新罗遣子弟入国学。大抵自唐太宗时起，新罗等国即不断有留学生来到长安。开元时，唐遣邢畴去新罗吊祭，唐玄宗对邢畴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使充此。”新罗在当时是文化很高的国家，以至当时的日本也往往派留学生去新罗留学。往来长安的新罗学生，不仅加强着新罗和唐文化的相互吸收，而且也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着桥梁的作用。渤海国数遣诸生来长安太学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也随之传到了渤海。

　　五、学问僧和求法僧长安是唐朝的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宗教中心。唐初，即陆续有外国僧侣前来长安。玄奘回国后，在长安广译经典，佛学达到极盛境界，更加吸引着外国僧人，其中主要是天竺和日本的僧人。唐初来长安的僧侣中，较著名的是中天竺的波颇（光智）。波颇曾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学法，后来到突厥传教。庙高祖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唐使去突厥，随唐使同来长安，住兴善寺翻译《大庄严论》等佛典。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二年），阿地瞿多（无极高）自西天竺携梵经来长安。永徽三年（六五五年）中天竺僧人布如乌伐耶（福生）到长安，令在慈恩寺安置。福生先曾游师子国和南海诸国，搜罗大小乘经律论一千五百余部带来中国。次年，唐朝命往南海诸国采取异药，六六三年重返长安。福生解无相，与玄奘所宗法相不合。是年，往真腊国采药，不再回长安。南天竺僧跋日罗菩提（金刚智），游师子、佛誓（室利佛逝）等国，泛海至广州。唐朝廷敕迎就长安慈恩寺译经。中天竺僧戍婆揭罗僧诃（净师子）经迦湿弥罗至突厥，又经吐蕃来长安。著名的北天竺婆罗门僧阿目佉跋折罗（不空金刚），幼年随叔父来长安，师事金刚智。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经诃陵、师子国，游五天竺，广求密藏，天宝五载还长安，携回经论五百余部并师子国王表。唐玄宗召见，许翻译所赍梵经，密宗经典由此传布开来。此外，久居长安的天竺僧人，如高宗时慧智父子世代居唐。慧智生于长安并在长安出家，善天竺语和唐言，成为译经的能手。那烂陀寺僧牟尼宝利（寂默）唐德宗时住长安慈恩寺译经，八○六年，死在慈恩寺。

　　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日本僧侣为数最多。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学问僧同来。留中国时间久者，往往长达二十余年，甚至达四十年。遣唐使人员入京，需经唐朝许可，同来僧人并非全入长安，但据日本现存史籍所载，确实到达长安或留住长安的知名日本僧人，至少已有四十余人。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唐高宗时智通、智达随遣唐使来长安，从玄奘学法相，归国后为日本法相宗创始人。道慈于武则天时来长安学三论、法相，后为日本三论宗创始人。荣叡、普照在开元时随遣唐使来中国，先后在洛阳，长安学法。荣叡和普照对日本佛学的影响不大，但他们邀请扬州龙兴寺僧鉴真去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荣叡普照几次渡海失败，鉴真却终于在七五四年到达日本。鉴真带去天台宗经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讲授戒律，并与随从僧人一起，依唐寺院法式，建唐招提寺。中国的建筑、雕塑术和汉文学、药物学，都因鉴真之东行，而传播于日本。荣叡普照的功绩，也就不容忽视了。荣叡而后，影响较大的日本僧人是空海。空海在唐宪宗时来长安，在青龙寺从惠果和尚学密宗。归国时带回大批中国新译经和梵字经疏。日本密宗自空海始大显扬。在日本显扬天台宗的大师最澄，与空海约略同时来唐，在天台山学法后归国，唐朝末年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侣中，最著名的是最澄的弟子圆仁，圆仁随遣唐使来中国后，先住扬州，后游佛教圣地五台山。到长安后，从元政、义真学密宗，又从在长安的南天竺僧宝月习悉昙（梵文）。归国时带回经典八百余部及佛像多种，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圆仁先后在中国十年，游历诸地，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是一部珍贵的历史纪录。

　　六、乐工与舞士长安城内会集有大批的外国乐舞人和画师，他们经由不同的途径来到中国，传播着各自的民族艺术。北朝时代，西域乐舞已陆续传入中国，唐代更为广泛传播。但唐代传入长安的域外艺术，已远不限于西域一隅，而且包括了南亚和东亚的许多国家。

　　拂菻的杂技幻术自汉代已传入中国，唐代更多有弄幻术的艺人来到长安。天竺国的杂技也在东汉安帝时就已传来。《旧唐书·乐志》说：“大抵散乐杂献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唐高宗时以其惊俗，曾一度禁止。唐睿宗时，婆罗门又献乐舞人（杂技人）。中亚昭武九姓国的音乐歌舞家，在长安城内，为数最多。安国的安辔新，被称为“舞胡”，曾以斥李茂贞而著名。唐高祖拜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李纲上疏说：“今新造天下，……高才犹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鸣玉曳组”。考证家以为，安叱奴当是安国出生来长安的乐舞人。康国开元间献胡旋女子。唐朝十部乐中有安国乐、康国乐，想见在长安的两国乐舞人，必然不少。曹国人曹保一家，以弹琵琶著名。曹保子善才、孙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白居易《听曹刚（即纲）琵琶兼示重莲》诗说：“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又李绅悲悼曹善才的诗说：“紫髯供奉前屈膝，尽弹妙曲当春日”。白居易《琵琶行》也称长安倡女曾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曹氏一家当是长安弹琵琶的泰斗。《太平广记》引卢言《卢氏杂说》称“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据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歌者米嘉荣乃西域米国人。米嘉荣曾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刘禹锡曾有诗相赠：“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米嘉荣子米和也是歌舞能手，为时所称。太和初，教坊中有善弄婆罗门，即作霓裳羽衣舞的米禾稼、米万槌，可能也是来自米国。开元间，史国遣使献胡旋女子。刘言史有《王武俊宅观石国胡儿舞胡腾》诗，史国石国的乐舞人当也有不少旅居长安。

　　南亚东亚诸国中，骠国曾在贞元时派遣国王雍羌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乐工三十五人，带来十二（一作二十二）种乐曲，到长安演奏。所用舞乐器二十二种，皆与中国不同。白居易《骠国乐》说：“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纩（音tǒu kuàng）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骠国乐舞受到德宗的重视，长安城轰动了。扶南国在隋代即有乐工来长安。《新唐书·音乐志》记“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诃陵的乐舞人也在咸通时来到中国。日本遣唐使有乐师画师随行，使臣中也每有音乐名家。如日本仁明朝之使臣准判官良岑长松善弹琴，藤原贞敏是琵琶名手，来长安后并从中国刘二郎学弹琵琶。东西方诸国的大批乐舞人才先后聚集在长安，对交流各国的民族艺术，贡献是巨大的。

　　七、西域商贾长安城中留居着大批的西域商人。《通鉴·德宗纪》说，“九姓胡冒回约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新唐书·回鹘传》也说“昭武九姓国与回鹘同来，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货殖产甚厚。”除由回纥而来的一路外，在长安的西域商人，也还有经由海道一路而来，其中多半是大食、波斯人。他们先自南海到广州、由广州经洪州（江西南昌）、扬州、洛阳而到达长安。长安城中的西域商人，盛时总数达数千，组成为一个极富有的集团。《太平广记》引温庭筠《乾子》记一个故事说，长安的西域商人米亮曾劝说窦义买宅。米亮告窦义说，我劝你买下这宅子，是因为看到宅中有块奇石，是真正的于阗宝石。窦义找玉工来看，果然是奇货，可作三十副玉銙（音垮 kuǎ），每副值三千贯钱。米亮助窦义致富，居于长安崇贤里。这个米亮当是米国的珠宝商。段成式《西阳杂俎》也记有西域商人辨识珠宝的故事。长安平康坊菩萨寺僧为人设斋，斋毕，得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寺僧到长安西市找西域商人。商人大惊说，哪里来得此物！一定买下，不还价。寺僧要卖百千，西域商大笑。僧要价到五百千，西域商竟付与一千万，说这是宝骨。故事是否真实不可知，西域商善识珍宝，并且操纵着珍宝业，却是事实。对不识货的寺僧如实付价，因缘取利的西域商未必如此忠实，但正说明他们完全可以上下其手，获取暴利，致富是很容易的。西域商经营珍宝致富，为数最多，同时也“举质取利”，即兼营高利贷敲剥。长安城内贵族子弟商人百姓贷西域商本钱，岁月稍深，西域商征索不得，每多向官府告讼，纠葛不决。唐穆宗时，朝廷不得不下诏，禁止“与蕃客钱物交关”，并“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音诺nuò）”。近年西安近郊唐墓出土波斯银币，当是来自波斯商人。长安西市有波斯邱，又多“胡店”。李商隐《杂纂·不相称》条有“穷波斯、病医人”。穷与波斯不相称，可知波斯商人多是富人。西域官商麕聚于长安，是一个庞大的剥削集团，但同时也就把西域的风习带来了长安。富商在东西方往来货殖，同时也往来传播着文化的种子。

　　唐代长安聚集着如此众多的各行各业的各国人，盛况确实是空前的。对唐人说来，外域传来的文化，都是开发耳目的新事物。对到达长安的各国人说来，唐文化也是启迪心智的新见闻。长安是国内国外各色人聚居的城市，汉族居民而外，当时自立邦国的少数族，如南诏、吐蕃、回纥、龟兹、于阗、疏勒等等，也多有官方人员或才士艺人长期留住，甚至世代安居。以长安为中心，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演出了交流文化的大场面。

　　大抵世界上的民族，不论人口的多少，民族的小大，只要本民族的文化得以生成和发展，都必然有它自己的特长，也都必然对世界文化可以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由于社会发展水准和经济条件的不同，在一个时期里，某些民族文化可能显得高一些，另一些民族显得低一些。或者甲民族在这一方面较高另一方面较差，乙民族这一方面较差另一方面较高。各民族一经接触，各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影响总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唐文化是当时世界上一个较高的文化，但也有它的不足处。传入长安的域外文化高低不同，但各有其优越处。唐文化摄取外域的新成分，丰富了自己，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输送给别人，贡献于世界。长安正就是这样一个各民族相互影响，各种文化相互流通的中心点。封建的旧史家，从大民族主义观点出发，妄自夸矜，说“四夷八蛮，翕然向化”；近世资产阶级学人，适应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需要，片面渲染“西域文明”：都不过是些别有用心的谬说，并不符合于历史的实情。

　　唐代长安的文化交流表现在许多方面。由于唐文化各个方面有长有短，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域外文化的诸方面发展程度也不相同，表现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或摄取多于输出，或输出多于摄取，各方面也就显得参差而异样。下面叙述的只是几个最主要的方面。

　　一 宗教

　　宗教是剥削阶级的骗术，麻痹人民的毒品，严格说来，它本身并不能算作文化，而只能算作愚想妄说。但是宗教要起到害人的作用，就必须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相结合，构成传教的工具。因此，宗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

　　唐代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国，为了适应中国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原来的怪僻面目上，逐渐添增中国的色彩，最后变为带有中国特色或者说是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佛教各宗派又同中国文化一起，向域外流传。唐代中国成为佛教的转运站，长安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站。关于佛教各宗派在中国的传布状况已有专节论述，这里只说一说唐代佛教的对外影响。

　　有唐一代，中国佛教对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中国佛教各宗派的传播

　　三论宗自后秦时鸠摩罗什传入中国，隋末唐初，吉藏在长安延兴寺传法，弟子高丽僧慧瓘于六二六年（庸武德九年，日本推古三十三年）去日本。三论宗开始在日本传布。日本三论宗的第二代传人智藏虽然不曾到过长安，但先来中国南方学法，归国后著《三藏要义》，成为慧瓘的继承人。智藏而后，第三代传人是著名的道慈。道慈曾随遣唐使来长安，学三论、法相，在长安达十七年之久，归国后为三论宗的名僧。可以说，日本的三论宗完全是来自中国。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代传人道昭，曾来长安求法，直接从玄奘学法。第二代传人智通智达也先来长安，就玄奘门下为弟子，归国后始传法相。第三代传人智凤、智鸾、智雄，第四代传人玄昉，都曾来中国，为濮阳智周的弟子。鉴真去日本，带去新译《华严经》八十卷，七四○年（日本天平十二年）经新罗僧审详讲授，日本开始有华严宗传入。日本天武天皇时，道光来唐朝学习戒律，依道宣之南山宗，著《四分律抄撰录文》一卷，律宗始传入日本。鉴真东渡后，日本天皇诏“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鉴真在唐招提寺传戒，律宗遂得正式建成。中国特色最为浓厚的禅宗，也在唐朝传到日本。唐高宗时，日本僧道昭随遣唐使来长安，从玄奘学法，后至相州（河南安阳）隆化寺从慧满（禅宗二祖慧可弟子）习禅，道昭在日本建禅院传法，为日本传禅宗的始祖。道昭逝后，唐朝僧人道璿去日本，为日本禅宗第二代传人。道璿在唐师事普寂，为神秀的再传弟子。从此，禅宗的北宗在日本作为一个宗派而存在。此外，空海之传密宗，最澄、圆仁之传天台，凡是中国所有的宗派，日本僧人全部接受了，只有禅宗南宗，在唐时未被日僧接受，因之南宗对佛教的破坏力，在日本不曾显现，等到南宗失去破坏力，才传到日本，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不在唐与日本文化交流的范围内了。

二 中国新译经典的流传

　　佛教是天竺传来的宗教。佛教的流传必须依靠经典的翻译。中国佛经翻译早在东汉时已开始，唐代进入了一个繁盛的新时期。由于唐朝廷的提倡，前代僧侣的私译转变为朝廷敕设译场的公业。宋《高僧传》记唐译场制度，职司多至九职，一译主、二笔受、三度语（译语）、四证梵本、五润文、六证义、七梵呗（开译时宣呗）、八校勘、九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其中如润文、证义又例由多人分担。这样，每译一经，合众人才智，经几度勘修，译事确是更为完善了。西域南海僧人陆续来长安求法，参与译事，共证梵言，也大有助于译文准确性的提高。此外，唐代译经还有一个重要的新特点，即玄奘以来历代僧人西行求法，自天竺、于阗等处，带回大量的梵经原本（玄奘带回的多至六百五十七部），西域南海僧也往往搜罗梵典，携来长安，借以提高自己的声名。隋以前译经多凭来中国的天竺僧口授，辗转相传，每失原旨。唐代有条件取证原本，披析文义，所谓“唐朝后译，不屑古人”（《续高僧传》语），旧译本无法与之比高低了。自玄奘经义净至金刚智、不空，主译名僧前后数十人，或译出中国前此未有的新经典，或舍旧译本，重出新译文，使唐代译经事业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唐高宗时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其中《皇朝传译佛经录》说，“自贞观迄于龙朔之年，所出经论记传行法等合一百余部，一千五百余卷”。唐玄宗时，智升撰《大唐开元释教录》，编入藏经，自汉魏以来，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元以后，历代续有增添。《贞元续开元录》载新译经论及念诵法，凡一百九十三卷。唐宪宗元和七年（八一二年）李肇撰《东林寺藏经碑铭》说：“开元庚午之后，洎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之季年，相继新译，大凡七目，四千九百余卷（包括注疏）。”东林寺经藏“合开元崇福四录，总一万卷”。此经藏一万卷总括中国译经及注疏在内，白居易称“一切经典，尽在于是”（《东林寺经藏西廊记》）。当去事实不远。唐代寺院藏经，以庐山东林寺与长安西明寺为最富。西明寺经藏，不知其卷数，但不会比东林寺过少。唐代中国有如此丰富的译经又聚集有如此丰富的藏经，通过日本僧人来唐，大量的佛典从中国流入日本。《续日本纪》说日本遣唐僧玄防于天平六年（七三四年）回国，次年进呈经论五千余卷。《正仓院文书》中天平十一年《写经司启》说：“合依开元目录，应写一切经五千四十八卷”。《开元释教录》撰成于开元十八年（七三○年），在玄防回国前三年。如果日本史籍所载属实，很可能开元大藏经全部传入了日本。日本平安朝来唐的名僧，在求法的同时，也继续求访经论携归本国。如最澄携回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空海携回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圆仁在扬州求得一百二十八部一百九十八卷，在长安求得四百二十三部五百五十九卷。日本僧求访带回的佛典，其中包含有少数梵本（如空海所携经中有梵字真言赞等四十四卷，圆仁在长安求得梵字经典八十余卷），但绝大部分都是汉译的佛典。唐代日本佛教的传布主要是依据这些汉译本，特别是唐人的新译本。

三 中国佛学著述传入日本

　　唐代僧侣把中国传统的经学、历史学、目录学等治学方法应用于佛典的整理研究，出现至为丰富的佛学著述。隋以前的著述，据《法苑珠林杂事部》说“寻访长安，减向千卷”。唐代著述总在千卷以上，超过了长安所存的旧著。著述门类繁多，举其要者，可别为三类：

　　一是佛经目录。佛经翻译由私业变为公业，佛经目录也由私修演为官修。所谓钦定、敕撰的佛经目录，始自梁武帝敕僧绍编撰的《华林殿众经目录》。唐代由朝廷敕修的目录有，唐高宗时静泰撰《大唐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武周时明佺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玄宗时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德宗时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四种。佛经目录由朝廷敕修，目的不仅在于诠次甲乙、提供检寻，而且“别真伪、明是非”、“摭拾遗漏、删夷骈赘”。列入目录的经典，算是经过审定，取得合法的地位。目录删夷，即被视为伪经私本，不得入藏。四种目录中，《开元释教录》编修最为精善，影响也最为深远。目录分大小乘为二部，每部分经律论。经律论又各分为若干细类，使诸经分别部居，是前此所不曾有的新创。《开元录》出，佛经的刻印传写均依此为定准。官修四种目录外，高宗时道宣撰《大唐年典录》十卷，号为精审。所创体制，多为《开元录》所吸收。在佛经目录中，是一部被人重视的著作。

　　二是沸教史事的编纂。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叙历朝佛教史事。唐神清作《释氏年志》三十卷，采编年体，叙佛教事，成为系统的佛史。各宗派兴起后，又有宗史之作，专叙本派源流。如禅宗有《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密宗有《海云师资相承记》。各宗派大僧，也往往单独立传，记叙平生。慧立撰《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载玄奘游天竺始末，及长安译经历程，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历史书。他如行友撰《智通本传》、彦琮《法琳别传》、如净《道宣传》、吕向《金刚智行纪》、赵迁《不空行状》，均专写一个大僧的行事，这在天竺是无人能做的。又道宣著《续高僧传》三十卷，总叙梁以来至唐初的僧徒三百三十一人事迹，保存有大量的佛教史材料。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列叙唐初往西域诸国求法僧徒五十六人事迹，其中并包括自唐朝出发的吐火罗僧和新罗僧多人。义净自述作意是“实可嘉其美诚，冀传芳于来叶”，但同时也起着鼓舞中外僧人往来求法的作用。僧传而外，一行曾奉诏撰《释氏系录》（今佚），记述佛门仪律。怀海撰《百丈清规》，专记禅宗的戒规，都是属于佛教制度的著述。唐代佛史著述中，另一值得重视的名著，是长安西明寺僧道世编纂的《法苑珠林》。书成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六六八年），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大类书约略同时。道世依据浩繁的佛典，并旁采中国有关著述，撷取佛学故事，分类纂集，成为佛教史的一部百卷本大类书。长安西明寺僧道宣撰《广弘明集》三十卷，采中国历代关涉佛事的文篇，分类纂集，与《法苑珠林》同为影响较大的著作。

　　三是佛经注疏。唐代译经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经典义理之探求也随之走上了一个新阶段。佛经注疏的盛行，正是这个新阶段的产物。新经典传译，义理有待研求，旧经有新本，也必然相应纠补旧义，建立新解。各宗派树立后，尊一经为主体，注解阐发，自立宗旨。同一宗派的注家，解说之简繁、见解之浅深，也每每各自异趣。一经之注疏，往往多至数十卷。如礼宗撰《涅般经注》八十卷，澄观撰《演义抄》九十卷，明隐撰《华严论》，竟多达六百卷。大凡此类注疏，卷帙浩繁，语意琐碎，支离蔓衍，使人愈学愈迷惑不解。注疏家又好自立门户，凭空穿凿，表面上似乎是对佛学大有发挥，实际是走着两汉儒学“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旧路，儒学因烦琐而衰亡，现在，轮到唐朝的佛学了。

　　伴随着中日僧侣的往来，唐人的佛学著述，也随同汉译经典一起，大量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朝遣唐僧人回国，多有佛学著述带回。平安朝入唐名僧如空海、圆行等也将论疏带归本国。日本佛教的流传，依据汉译的经典，又参照唐人的撰述，使日本佛教成为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佛教。

　　此外，唐代中国的寺院建筑，也对日本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来长安留学的道慈，目睹西明寺之工巧，在长安描绘寺图归国。道慈在乎城京受命建大安寺，“所有匠手，莫不叹服”。大安寺之建制即全依西明寺的规模。唐中宗神龙元年（七○五年）令天下诸州各置寺观一所，名中兴寺，后改龙兴寺。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又敕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曰开元寺。日本天平十三年（七四一年）诏每国置僧尼两寺，僧寺名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尼寺名法华灭罪寺。日本学者认为，此种全国设寺，即所谓国分寺的建制，即是摹仿唐朝的龙兴寺或开元寺。鉴真去日本建唐招提寺，规模一依唐制，成为日本最为宏伟壮丽的寺院建筑，尤为佛徒所重视。

　　唐代佛教也输出到渤海与新罗。开元元年，渤海遣使来唐，请礼拜佛寺。日本《经国集》有安言人《忽闻渤海客礼佛感而赋之》七律一首，有句云：“闻君今日化城游，真趣寥寥禅迹幽”。“方丈竹庭维摩室，圆明松盖宝积珠”。渤海佛教史料，颇少留存，但受到唐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新罗屡有留学生与学问僧入唐，影响尤为明显。义湘在唐学华严宗，一时负有盛名，华严宗因之传入新罗。另一新罗名僧慧超，自长安出发，巡游天竺。回长安后，撰《往五天竺国传》，是有关佛学和天竺史地的重要著述。

　　佛教而外，唐代长安还自中亚和西亚传来了多种新宗教。情形如下：

　　一、伊斯兰教七世纪初，大食人摩诃末创伊斯兰教，适当唐朝初年。大食正式与唐通使，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在此以前，已有大批大食商人陆续来到中国。大食商人居唐奉伊斯兰教，但不在中国居民中传布。因此，唐代中国的伊斯兰教也只存在于大食商人聚居的地区。大食商人多居于广州和扬州，也大批留住在长安。唐宣宗时，大食人苏莱曼来中国经商，著《东游记》，记在广州的见闻说：“中国皇帝派一个伊斯兰教人处理在这里经商的伊斯兰教人相互间的诉讼。在每一个节期，由他领导大家礼拜，宣读天启，并为伊斯兰底苏檀（国王）祈福。”唐朝皇帝任命伊斯兰教官员，兼管政事与宗教，当即后来所谓“蕃长”。每逢节日举行札拜，广州大食商人区（所谓蕃坊）或已有清真寺建立。广州有唐时来中国的大食人旺各师墓。《天方正学》载《旺各师墓志》说，旺各师曾“再三留驻长安，因敕建大清真寺”。墓志所说，是否确实不可知，但唐代长安确有大批大食商人居住，唐朝准在长安建寺是可能的。

　　二、祆教（祆音仙xiān）相传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伊兰西部人琐罗亚斯德创祆教。波斯萨珊王朝（二二六年——六四一年），奉为国教，始大盛行。其教创善恶二元论，以火为善神的代表，俗称拜火教。传入中国后又称火祆教。《魏书·灵太后传》说，灵太后“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说者以为，胡天神即是祆神。如果此说可据，北魏时祆教当已开始传入中国。唐时中亚一带康国、石国、安国、曹国、米国、史国都是祆教的信奉者。祆教也进而传入今新疆境内的于阗、焉耆、疏勒、高昌。西域各族人相继来到长安，祆教随之在长安日益流行。唐朝政府中有萨宝府，即专司祆教的组织。萨宝（回鹘语，原义为队商首领）即是管理祆教的专官。唐高祖武德时，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祆祠，太宗贞观时在崇化坊立祆寺。据韦述《两京新记》及宋敏求《长安志》：长安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也都有祆教的祠寺。祆教在长安，确曾一度达到极盛的境地。唐武宗反佛，祆教同时被毁，祆僧勒令归俗，从此一蹶不能再起（宋时只有微弱的残余）。

　　三、摩尼教公元三世纪中，波斯人摩尼创摩尼教，立明暗二元论，声称摩尼为明之代表。摩尼教与波斯国教祆教相对立，二七七年，摩尼被波斯王巴拉姆一世处死，教徒多逃往中亚及印度。此后即在中亚一带流行。《佛祖统纪》说，武后延载元年（六九四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明与暗）经》来朝。《二宗经》是摩尼教的基本经典，拂多诞当是传摩尼教入长安的第一人。开元七年（七一九年），吐火罗国来献一解天文的摩尼教师（慕阇）。大抵此时摩尼教已在长安、洛阳等地传播。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唐朝廷下诏说，摩尼教“诳惑黎元，直严加禁断”。但“既为西胡师法，其徒自行，不得科罚”。这就是说，禁止汉人奉教，西域诸国人仍得依旧信奉。安史之乱，回鹘兵入洛阳，毗伽可汗在洛阳遇摩尼教师传法，携睿息等四教师回国。《毗伽可汗碑》说，“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开正教于回鹘”。可汗并自称“摩尼化身”。摩尼教从此自唐朝传入回鹘，又因回鹘助唐平乱有功，得到特殊待遇，摩尼恃势，更加推行于唐地。摩尼僧甚至伴随或充当回鹘的使臣往来于长安。大历三年（七六八年），唐朝准许回鹘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李肇《国史补》说：“回纥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新唐书·回纥传》说：“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勾结）为奸。”想见摩尼教凭借回鹘的政治力量，在长安已有颇大的影响，并且和西域商人结合到一起。长安、洛阳而外，摩尼教也已在南方各商埠流行，故大历六年，又有回鹘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的纪事。唐武宗时回鹘破亡，摩尼教失去凭依，会昌三年，“天下末尼寺并令罢废”，“有司收摩尼书若像烧于道，产赀入之官”。摩尼教依仗回鹘势力，在唐地获得传教权，回鹘既破亡，摩尼教归于衰落，是很自然的。

　　四、景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五世纪时创始于叙利亚人聂思脱里，又称聂思脱里派。此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后，即传布于波斯。唐太宗贞观九年，波斯景教僧阿罗本来长安。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下诏准其传教，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诏书说：“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天宝时唐玄宗诏书也称“波斯经教”。大秦“景教”之名，不见于中国史籍，或者即是“波斯经教”的改称。明天启时，盩屋大秦寺（景教寺）出土僧景净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后移至西安），碑中说，高宗时准于诸州各置景寺。景教寺院原称波斯寺，天宝时改称大秦寺。诏书说：“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想见景教的传布，早已不限于长安。据景教碑说，肃宗、代宗时，景教仍然得到唐朝皇帝的支持。武宗灭佛时，随同遭到毁灭性的一击。唐未至两宋，景教不再见于中国。

　　唐穆宗时舒元舆作《重岩寺碑序》说：摩尼、大秦、火祆“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释寺一小邑之数”。三教自西域传来，主要是在居留唐地的西域人中流行，并没有多少唐人信仰它们。这是因为当时佛教盛行，对三教起着抵制的作用。

　　二 语文与学术

　　中外交往的加强，促进了对外国语文的研究和介绍。由于僧人往天竺求法和需要翻译佛书，唐代出现了若干梵汉字书。沙门智广留心中天竺与南天竺的方音差异，以为“音虽少殊，文轨斯在”，撰《悉昙字记》，这是唐人撰著的一部梵文字书。义净撰《梵文千字文》（一名《梵唐千字文》），四字成句，每至第二十一句，必夹五言四句。这是梵汉对照的梵文读本，据义净自序说，“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又有全真撰《梵唐文字》，与义净书大体相同。《隋书·经籍志》著录《婆罗门书》一卷，说“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婆罗门书》今不传，此书是西域人所作，不甚合汉人学梵文之用。义净等人写成学习天竺语文的字书，虽然未必一两年即堪翻译，但译经事业不再是胡僧梵僧所能垄断，多少减去一些译事上的神秘性。

　　自东汉以来，佛经翻译事业已开始促使学人借鉴梵音以治汉语音。唐代对梵语有进一步的研求，加以吐蕃语文在梵汉语文之间起了桥梁作用，对汉语音韵学有进一步的应用。唐末僧人守温，在《切韵》的基础上，归纳反切，制定汉语三十字母（声母），后经宋人增益（《广韵》增六母），构成三十六母的完整体系。陆法言（《切韵》）孙愐（《唐韵》）建立起汉语韵母系统，守温建立起声母系统，比起南北朝时代的反切来，大大前进了一步，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由此奠定了。南宋郑樵《通志·七音略》说：“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华僧从而定之，以三十六为之母，重轻清浊，不失其伦。”守温并不是专门的语言学家，因为他善于运用梵语字母的拼音原理剖析汉语，所以能作出这样的成绩。

　　外国拼音文字的传来，推动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但不曾促使早已定型了的汉文字有所变易，相反，汉文字却伴随唐文化一起传播给相邻的民族。《旧唐书·渤海传》说，渤海“颇有文字及书记”。从现存的渤海人著作，可知渤海通用的文字即是来自唐朝的汉文字。日本在奈良元正朝（唐玄宗时以前），一般也只通用汉文。吉备真备随遣唐使来长安，留住十七年，精通汉语文，归国后取汉字偏旁，制成片假名，是为日本有本民族文字之始。平安朝空海自唐回国，又仿汉字草书，制平假名。片假名和平假名一直通用到现在，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重大作用。追本溯源，不能不归功于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汉文字本来是一种烦难不便的文字，它之所以为某些民族所采用，只是因为要吸收汉文化，连载运文化的文字也一起吸收了，这和本民族的语言必然要发生矛盾。历史上有不少统治汉族的少数民族，由于不能克服这个矛盾，日久便与汉族融合为一体。能够自创与本民族语言相结合的文字，就意味着拥有自己的载运工具，从而有可能广泛无碍地吸收有益的文化。所以片假名平假名的创制，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大贡献。

　　汉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到唐代已发展到很高的地步。经学和史学传播于域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渤海国王大氏，原是高句丽的遗裔。高句丽时代已经传入五经、前四史和《文选》。渤海建国后数遣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文王并且派遣使臣来长安抄录《三国志》、《唐礼》、《十六国春秋》诸书归国。新罗国内，中国经史学传布尤广。七八八年，新罗设读书出身科，考试书籍订有《左传》、《礼记》、《文选》、《孝经》。傅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并且破格擢用。新罗大批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归国后即可卓然自立。大约在唐朝建国前，新罗即开始使用汉字记录本族语言，称为“吏读式”。唐时，薛聪以吏读式译中国经书为新罗语，儒学流传得以更加便利。唐玄宗曾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主要就是指新罗重视中国的经史。

　　唐代学术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远。日本元明天皇时仿长安规制建奈良平城京，亦仿唐制度设大学寮。大学寮设明经科，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授课本。遣唐留学生学成归国，往往担任经史的讲席，传授弟子。如吉备真备自长安回国后即“亲自传授”，“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与真备约略同时的膳大丘，来唐朝“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为大学助教及博士，传授儒学。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随遣唐使来长安，习经学及《切韵》、《说文》、《字林》，返日本后，在大学讲授《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公羊》、《谷梁》之学由此传入日本。

　　唐代长安是学术文化中心，也是藏书最富的都城。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学习，搜集书籍，归国时每每携回大批经史书。吉备真备传来《唐礼》一百三十卷，对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朝廷礼仪，有重大的影响。《续日本纪》神护景云三年（七六九年）十月条记：“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多，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可见中国经史书在日本已广泛流传，不仅京城收集繁富，而且也传播于外府。淳和天皇天长元年（八二四年）敕参议滋野贞主等编次古今文书，以类相从，八年成《秘府略》一千卷。《秘府略》是中国传入日本书籍的总集，是一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式的大类书。《秘府略》的编成说明唐代类书编纂法给予日本学人的影响，也说明日本收藏的中国书确是十分丰富。

　　唐代儒学在日本境年传布如此深广，也就不能不影响到统治阶级的政治观。日本文武天皇庆云三年（七○六年）三月的诏书说：“夫礼者，天地经义，人伦熔范也。道德仁义因礼乃弘，教训正俗，待礼而成。”四年的诏书又说：“凡为政之道，以礼为先，无礼言乱，言乱失旨。”元正天皇养老五年（七二一年）的诏书说：“至公无私，国士之常风，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焉。”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七五六年），前代圣武天皇崩，孝谦下诏说：“居丧之礼，臣子犹一，天下之民，谁不行孝。”天平宝字元年（七五七年）诏书又说：“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基，莫先于兹。”礼和忠孝都是中国儒学的基本内容。唐代统治阶级用以巩固封建统治的儒学，由此演为日本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唐朝与西域诸国交往频繁，但宗教势力控制着西域，儒学似不曾广泛流传。至于来长安的西域诸国人，在唐既久，渐染华风，自然要研习学术。唐宣宗大中二年，大食人李彦升曾应进士试及第。李彦升是汉文化造诣较深的一个。在长安的西域各国人中通晓汉学术者自然不只李彦升一人。

　　三 文学与艺术

　　长安是文士艺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文学艺术活动最为繁胜的都城。因之，这方面的中外文化交流也显得最为活跃而多彩。

　　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有辉煌的发展。来长安的业洲各国使者往往搜罗名著，携归本国。如白居易的诗远播到日本、新罗等国。贾岛《哭孟郊诗》云：“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白居易为元稹作墓志铭，说元诗“无胫而走”，流传到域外东南诸国。张鷟的文章也驰名国外，外国使者来长安，每使人抄写而去。外国僧人来长安请益，在搜求经卷的同时，也往往携归唐人的诗文。如日本僧圆仁在《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录有在长安求得的《白家诗集》六卷、《杜员外集》二卷、《李张集》一卷、《庄翱集》一卷、《仆郡集》一卷，另有《两京新记》三卷、《诗赠格》一卷。唐人诗文通过各种途径，从长安流入亚洲诸国，对各国文学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

　　日本来长安的留学生，大抵对汉诗文都有一定水平的修养。其中较为卓越的，并能以擅长此道著名于世。如阿部仲麻吕（晁衡）与王维、李白相友善。橘逸势在长安，曾被誉为橘秀才。僧人空海也是撰述诗文的能手。橘逸势、空海回国后，与平安朝之嵯峨天皇号称日本能诗文的“三笔”。日本国内，自皇族以至一般文士，摹仿唐诗，蔚然成风。天平胜宝三年（天宝十载，七五一年）编成《怀风藻》，收日本作者六十四人的汉诗百二十篇，是日本第一部汉诗集。平安朝嵯峨、淳和天皇时又先后编成《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三部汉诗集。大抵初唐，即日本近江朝，日本流行的汉诗仍是《文选》体的古诗。《怀风藻》载河岛皇子五言《山斋》诗：“尘外年光满，林间物候明。风月澄游席，松桂期交情”，犹是六朝遗意。盛唐时，近体绝句律诗盛行，但仍未能立即改变日本奈良朝的诗风。这不仅是因为学到新事物需要一个过程，而且由于近体诗的平仄韵律，还不容易为日本诗人所熟练。空海自长安回国后，著《文镜秘府论》六卷，依沈约四声八病说及唐人诗说，对唐诗的平仄对偶，作精细的研究。《文镜秘府论》出，近体律诗始在日本流行。长篇七言古诗和乐府长短句也在日本诗作中出现。《经国集》收有平安朝嵯峨天皇拟张志和《渔父词》五首，题为《杂言渔歌》。其一云：“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嵯峨天皇并命朝臣滋野贞主奉和五首，也载入《经国集》。嵯峨天皇是有素养的诗人，经他的提倡，平安朝出现不少近体诗的名篇，列入唐人诗林，并无愧色。

　　日本奈良、平安两朝，流行的汉文主要是受了《文选》体的影响。朝廷取进士，仿唐帖经例，规定试帖《文选》。相习成风，文士多在骈俪对偶方面用功夫，现存当时文篇多是这类骈俪文。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似不曾使日本的文风有所变动。不过，应用假名写作的“和文”兴起后，白居易的诗文却有一定的影响。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最负盛名，因之白文也成为摹仿的对象。醍醐天皇题菅原道真所献家集诗：“更有菅家胜白样，从兹抛却匣尘深”。自注说：“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村上皇子具平亲王（五代时人）《和高礼部再梦唐故白太保之作》自注说：“我朝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摹。”所谓以白文为规摹，当即多少扫除骈俪的积习，趋向于平淡清新。时人斥为“意到句不到”，当即指此。此外，唐人传奇小说，如《游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唐末五代时，日本和文小说多有名作，可与唐人的传奇比美。

　　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取士，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初唐时，强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长安的新罗留学生多登唐科第，长于诗文。金大问自唐回新罗，以汉文著《花郎世记》、《汉山记》、《乐本》。崔致远归国，呈献所著五言七言个体诗一百首一卷，杂诗赋三十首一卷，《桂苑笔耕集》二十卷。《桂苑笔耕》是一部优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诗文也传播到渤海。晚唐时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书，《全唐诗》中曾收有他《赠知贡举陈商》的诗句。刘禹锡《酬杨司业巨源见寄》诗云：“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自唐传入渤海的诗文集想必不少。渤海亡后，无著作留传，具体情形，不能确指。但据日本记载，可知当时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与日本文士以诗文相赠答。《文华秀丽集》收有嵯峨大皇时渤海使臣工孝廉及释仁贞诗。王诗《从出云州书情寄两个敕使》一首云：“南风海路连归思，北雁长天引旅情。颇有锵锵双凤伴，莫愁多日住边亭。”释仁贞《七日禁中陪宴诗》一首：“入朝贵国惭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更见风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国文集》为规摹。”所谓以白文为规摹，当即多少扫除骈俪的积习，趋向于平淡清新。时人斥为“意到句不到”，当即指此。此外，唐人传奇小说，如《游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唐末五代时，日本和文小说多有名作，可与唐人的传奇比美。

　　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取士，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初唐时，强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长安的新罗留学生多登唐科第，长于诗文。金大问自唐回新罗，以汉文著《花郎世记》、《汉山记》、《乐本》。崔致远归国，呈献所著五言七言今体诗一百首一卷，杂诗赋三十首一卷，《桂苑笔耕集》二十卷。《桂苑笔耕》是一部优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诗文也传播到渤海。晚唐时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书，《全唐诗》中曾收有他《赠知贡举陈商》的诗句。刘禹锡《酬杨司业巨源见寄》诗云：“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自唐传入渤海的诗文集想必不少。渤海亡后，无著作留传，具体情形，不能确指。但据日本记载，可知当时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与日本文士以诗文相赠答。《文华秀丽集》收有嵯峨天皇时渤海使臣王孝廉及释仁贞诗。王诗《从出云州书情寄两个敕使》一首云：“南风海路连归思，北雁长天引旅情。颇有锵锵双凤伴，莫愁多日住边亭。”释仁贞《七日禁中陪宴诗》一首：“入朝贵国惭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更见风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国其中只有燕乐、清乐两部是汉族传统的俗乐和清商乐。西凉、龟兹、疏勒、高昌是来自唐朝境内的少数族，其余四部则全是东方和西方的外国乐；

　　长安城内住有大批的外国音乐家。著名的音乐家如曹国人曹保、曹善才一家，米国人米嘉荣、米和父子，康国人康昆仑、康迺，安国人安叱奴、安辔新，都曾见重于当时。不知名的西域乐人，当然更多。南亚的扶南和骠国，也有乐人来过长安，扶南乐和骠国乐一度在长安流行。域外音乐传入中国，与汉民族的传统音乐互相融合，成为唐朝的音乐，其中燕乐和清乐还流传到日本，又经一番融合，成为日本所说的“雅乐”。

　　唐代音乐依附舞蹈而流传，许多乐曲即是舞曲。唐太宗命吕才、虞世南、褚亮、魏征等，依唐朝建国前征代四方事为内容，演为《秦王破阵舞》（或名《秦王破阵乐》，又称七德舞）。舞者百二十人，披甲执戟，声韵慷慨。白居易《七德舞》诗说：“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使人观乐舞，而不忘创业之艰难。舞时擂动大鼓，“声振百里，动荡山谷”，也足以激昂志气，振作精神。大抵太宗时，破阵舞成为最受欢迎最负盛誉的乐舞。其后传入日本，风行一时。奈良朝传写的破阵乐琵琶曲谱，依然保存到现在。玄奘去天竺，戒日王问：“听说脂那（中国）有《秦王破阵乐》歇舞，秦王是谁？有什么功德？”玄奘回答说：“秦王就是现在的中国皇帝。未登极前封为秦王，仗钺麾戈，肃清海内，所以有这个歌舞。”《破阵舞》东传于日本，西闻于天竺，它的影响就是盛唐国势的影响。

　　武则天时期，保持着唐朝前期的强盛，但不再制作破阵舞式的战斗乐舞，西域舞在长安进一步流行。《旧唐书·张说传》说：“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泼寒胡戏又称乞寒泼胡。大约起源于天竺和康国，经龟兹传入长安（骠国也有此舞，传入时期不详）。舞者骏马胡服，鼓舞跳跃，以水相泼。唐时又称此舞为苏莫遮，因之乐曲也称苏莫遮曲。据慧琳《一切经音义》，苏莫遮帽乃舞者戴假面。苏莫遮舞又自长安传入日本。日本现存乐舞图中仍然保存有戴假面的苏莫遮舞人。

　　苏莫遮舞，被佛教徒说成是驱除恶鬼，但泼水乞寒可能来源于与农事有关的民间风俗，因之富有活泼的生活气息。据唐人说，舞时旗鼓相当如军阵之势，腾逐喧噪有战争之象，大概也是一种激励人心的歌舞。

　　另一种戴假面的乐舞拨头，也自西域流传于长安，并且自长安传入日本。《通典》说，“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也。”（一说是象征天竺王白马奋战毒蛇）此舞在日本一直流传下来，舞者戴假面，执短桴（音扶fū鼓槌）。拨头与泼胡，当然已不如《秦王破阵》之气象恢宏，但仍然具有鼓舞斗志的作用。

　　西域乐舞在长安处于压倒中国乐舞的优势，是在开元天宝间。元稹《法曲》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兢纷泊。”大抵此时西域乐舞盛行于长安，汉族传统的所谓“雅乐”只供例行的庙堂祭享，不再流行。原来规模浩大的《秦王破阵舞》演为只有四人的小舞。泼寒胡舞也在开元间遭到禁断。起而代之，为贵族士大夫所喜爱的，是西域传来的胡腾、胡旋与柘枝。

　　胡腾、胡旋和柘枝都由女伎歌舞。开元间，康国、史国、米国俱曾献胡旋女子。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大抵舞人不断旋转作态，供人娱乐，并没有什么意义可说。胡腾舞也是这一类士大夫沉湎酒色的乐舞。李端《胡腾儿》诗描绘舞态说，“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刘言史《王武俊宅夜观舞胡腾》诗：“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棉花西见残月。”柘枝舞女着窄袖薄罗衫（白居易《柘枝词》“香衫袖窄裁”，张祜诗：“金丝蹙雾红衫薄”）故作媚态，尤为淫靡。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说：“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张祜《观杭州柘枝》诗：“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娥暂起来。”歌舞将终，舞人并脱去上衣，袒露半身（沈亚之《柘枝舞赋》“俟终歌而薄袒”，薛能《柘枝词》：“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回首流波送媚（刘禹锡：“曲尽回身去，曾波犹注人。”沈亚之：“骛游思之情香兮，注先波于秾睇”）。很显然，胡旋、胡腾、柘枝之类的西域舞完全是荡人心志的淫靡舞，与《秦王破阵》大异其趣，与泼胡、拨头也迥然不同了。据唐人咏舞的诗文，可知这些西域舞不仅深入于宫廷，并且也在贵族士大夫间广泛传播，为长安带来了一片颓风。

　　如果说《秦王破阵舞》的制作，适应了唐太宗时强盛奋发的国势，那末，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适合于开元天宝间朝野纵情声色的败局。天宝乱后，有些文人逐渐清醒。元稹诗说：“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白居易诗说，“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据说杨贵妃安禄山都能作胡旋舞，以取悦于唐玄宗。所以白诗又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元白的指责，是有道理的。开元天宝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时期，西域传来的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唐统治阶级淫靡堕落、迫近祸乱的一个征兆。

　　四 历算与医学

　　历法与天文，是中国历朝极为重视的学科。隋时，天竺历算书陆续传来，但对中国历法似不曾有显著的影响。唐时，天竺历数家瞿昙罗、迦叶波、鸠摩罗三家来长安，瞿昙一家对唐代历法的改进参预最多。瞿昙罗在高宗时制经纬历，与《麟德历》参行。武后时又奉旨作《光宅历》，未成而罢。玄宗开元时，瞿昙悉达著《开元占经》，并将天竺《九执历》介绍到中国。《九执》，唐人习称九曜，即七曜（日、月、水、金、火、木、土）及假想的星座罗喉和计都。《九执历》译出，并未实行。开元十六年，唐朝颁行僧一行的《大衍历》。天竺历数家瞿昙譔因未能参预制定，心有不服，奏《大衍历》沿袭《九执历》而不完备。玄宗命太史令校对灵台候簿，结果《大衍历》十合七八，《九执历》只有一二，《大衍历》胜利了。一行是佛教徒，而且还是密宗的传法大师，他破除对天竺历数的迷信，依据实测自造《大衍历》，虽然还不能放弃对《周易》的附会，但作为一个僧人，竟敢置天竺历于不顾，确实表现了他的科学家精神。

　　《大衍历》确立后，随即传播到日本。吉备真备回国携去《大衍历经》和《大衍历立成》。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七六三年）即废除旧用的《仪凤历》，而采用了《大衍历》。唐高宗时制作的《麟德历》，传于新罗，在新罗行用。

　　敦煌发现五代历书，日曜日下注有“蜜”字。此类历书直到近代仍在福建某些地区流行。日本十一世纪初的日历上也有过“蜜”的标记。据学者研究，“蜜”是康居语日曜日mir的音译。当是唐代随同摩尼教一起传入中国。

　　中国古代的数学，与天文历数学相联系，在自然科学中是较为发达的一门，并且创造了自己的独立体制。这个体制，自《九章算术》开始创立，到唐代十部算经逐步形成。唐朝和天竺，僧侣来往频繁，在数学方面，也可以看到相互传播的迹象。《大唐内典录》卷五著录翻经学士泾阳刘凭撰《外内傍通比校数法》一卷，自序说书中以佛经中天竺的大数记数法和中国大数记法相比对。慧琳《一切经音义》也对天竺大数记法有所说解。大抵刘凭和慧琳的解说，只是为翻译或研读佛典提供便利，天竺大数记法由于佛经的传播而被介绍到中国，但对中国的数学并无显著的影响。中国数学对天竺的贡献，最早可能是筹算制度促进了天竺位值制的诞生。唐代摩诃吠罗提出计算弓形面积和球体积的方式，据学者研究，明显地是因袭中国的《九章算术》。中国的数学成就也在唐代传入了新罗。新罗仿唐制度立国学，设算学科，“以《缀经》、《三开》、《九章》、《六章》教授之”。《三开》、《六章》等中国数学书籍并由新罗传入日本。据日本宽平时（八八九——八九七年）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当时传到日本的还有《周辟算经》和《九章算术》。

　　自成体系的中国医学，主要是汉族的医学，自战国、东汉发展到唐代，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著作。中医在唐代传布于新罗、日本等东亚诸国。经过新罗、日本人民的补充和发展，从行用的地区来说中医实际上已成为“东医”。大秦、大食、波斯和天竺的医学，多有相互承袭的共同处，形成另一体系。唐人统称西域医为“胡医”。对天竺极为推崇的义净，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进药方法》条里说，中国的药物，针灸诊脉的方法，远胜天竺。义净认为天竺的一切（从佛法到生活习惯），都值得学习，独重视中国医学，以为“赡部洲内，无以加也”。看来，东医在当时世界上是独步的。

　　唐朝设太医署，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依国子监办法，招考学生。医科学习《本草》、《甲乙》、《脉经》；针博士教学生经脉孔穴；按摩博士教学生消息导引之法。新罗神文王时，置医学博士，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传授学生，制度全仿唐朝。日本奈良朝于大学家外，专设典药寮。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传授诸生。医科习《本草》、《甲乙》、《脉经》；针科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决》、《赤神乌针》等经。所定制度基本上与唐朝相同。唐太医署有药园师、药园生，这一制度也传于日本的药学寮。此外，日本遣唐使中又多有医师随行，来中国请益。如精于医术的日本名医营原梶成，受命入唐留学，以解决医学上的疑难。营原于承和五年（八三八年）随遣唐使来中国，归国后，被命为针博士，后又为“侍医”，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影响甚巨。

　　《隋书·经籍志》著录《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等天竺医书七种。天竺医在北朝或隋时，当已随同佛教传入中国。唐太宗时，王玄策出使天竺，招来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他以延年药进奉太宗，太宗吃了药，毒发不治而死。高宗时，从东天竺迎来卢伽逸多，使他求长生不老之药。中天竺僧福生和那提也先后受命往南海诸国访采异药。某些天竺佛教徒来到中国，往往自称年数百岁，中国富贵人信仰佛教，同时也误信天竺真有什么延年药。据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说。“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有足诃黎勒（一种天竺树果，熊治痢疾，除风消食）、郁金香、阿魏、龙脑、豆蔻、丁香”。义净认为，只有这几样是唐朝所需要的，其余药物，不足收采。义净亲自审察，所说是可信的。天竺僧所谓延年或长生不老，无非是造谣骗人，与中国方士同样妖妄。唐太宗、高宗想从说得天花乱坠的佛国求不死药，不知所有宗教包括佛教在内，全是卖空买空的投机商，从拉机商求大利，只能得到受骗的后果。

　　唐玄宗天宝时，高仙芝在怛罗斯兵败于大食，随军文士杜环被大食俘获。宝应初，附商贾船回国，著《经行记》。杜环在《经行记》中说：大秦“善医眼及痢”。天竺的眼科医也曾传来中国。唐朝名诗人刘禹锡，曾由来唐的天竺医僧治眼疾，《赠眼科医婆罗门僧诗》云：“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令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去日本的名僧鉴真，在韶州（今广东曲江）时病眼，也请过“胡人”治疗。刘禹锡听说婆罗门僧有金篦术，希望给自己的病眼发蒙，如果眼病真治愈了，刘诗应夸张医术的奇效，只说希望发蒙，足见所谓金篦术医治并无实效。鉴真清“胡人”治眼病，眼还是瞎了。眼病病情不一，治法也不一样，西方医师治眼病的技术可能比东医好一些，但不可能使真正严重的病眼发蒙。

简短的结论

　　国家南北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中外文化交流的昌盛，各个方面代表人物的杰出贡献，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唐文化。唐文化不仅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

　　佛教是从天竺传来的宗教。经过汉、魏、南北朝的漫长时间，传布甚广。隋文帝又大加提倡，到唐朝遂发展到最高点。道教是汉族自创的宗教。唐朝皇室自称是道教教主老子李耳的后裔，有意扶植，形式上使与佛教有同等的地位。佛、道两教为了抢夺权利，斗争甚为剧烈，唐朝统治者忙于调剂两教势力，不使失去均衡。

　　佛、道两教都是麻醉人民的毒品，和尚、道士都是懒馋无耻的寄生虫。佛教势力比道教大得多，它对民众的祸害也更大。“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佛寺是凶恶的土地兼并者，又是奴隶制度封建农奴制度的保持者。天竺社会里一切黑暗、野蛮、落后、秽浊的事物，都借着佛菩萨的庄严相慈悲相作掩护，整套整套地搬运到中国来，劳苦民众吃了它极大的苦头。千年以后，看到当时佛教遗迹，虽然应该当作珍贵的文物加以保护，但想起它祸国殃民的罪恶，使人感到犹有余痛。统治阶级为了求功德而造寺、造像以及各种耗费，不知流出了多少民众的血汗。

　　伊斯兰教、袄教、摩尼教、景教，都在唐朝时传入。因为佛教先入为主，把所有宗教都抵制住了，这种以毒制毒的结果，使当时思想家只要努力反佛老（主要是反佛），就可能对历史作出贡献。

　　唐初，朝廷颁行《五经正义》、《五经定本》，对统一南北经学，是有作用的，但儒生的思想也受到束缚。只有少数士人（如啖助等），不甘屈服，敢于独抒己见，以意说经。这是儒学由汉学系统转向宋学系统的开始。安、史乱后，在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下，儒者为讲求统一而提倡　　《春秋》之学。这门学问，到宋朝，更为发达。

　　在百花盛放的唐文苑中，诗歌是最为鲜艳夺目的花朵。新型的律诗（近体诗）与旧型的古诗，竞艳争妍。在以千百计数的诗人中，王维、李白、杜甫是三个代表人物，他们的诗，是佛、道、儒三种思想的结晶品。儒家的思想感情、是非喜怒，最合乎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历代诗评家对王维、李白或有异辞，而杜甫的“诗圣”地位从未动摇过。

　　诗境经唐人开发殆尽，唐末、五代人只能从词的方面另辟新境。温庭筠是词的创始者，李煜是词的扩大者。词在晚唐、五代，好比诗在初唐，有发展的前途。

　　从西晋夏侯湛开始，酝酿已久的古文运动，到中唐韩愈时，始显得波澜壮阔。韩愈把儒学运动与古文运动结合起来，以儒家的忠孝思想反对佛教的无父无君思想（内容），以比较接近（距离甚远的接近）口语的散文代替骈四俪六、废话成堆的四六文（形式）。旗帜鲜明，所向无敌。韩愈的门徒李翱又吸取禅学，建立起儒学的心性说，宋儒扩而大之，从此佛成为儒的附庸。

　　《史通》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书中所宣扬的“直笔”思想，对后世起着深远的影响。由于阶级的局限，刘知几的所谓直笔，只能以地主阶级的是非作标准。杜佑、贾耽、李吉甫等人著书，反对“非今是古”与“搜古略今”，也都是店朝学术界的有识之士。

　　唐朝科学、美术、音乐舞蹈的盛况，也是空前的。僧一行的历法，孙思邈的医学，吴道子等的绘画，杨惠之的雕塑，都能超越前人。颜真卿破二王书体而创新书体，艺术成就很高。

　　辉煌灿烂的唐文化，深为当时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各国人士不顾跋涉的艰难，来到中国，观摩摄取。以唐朝首都长安为中心，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交流文化的巨大场面。这是完全合乎需要的。繁荣的唐文化，吸收了域外文化而愈益丰富多彩。唐文化传播到东西方各国，起着推动各国文化发展的作用。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

中国通史1—4册

范文澜

第一册

第一编 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成立—远古至秦统一

第一章 原始人与原始公社时代

第一节 中国境内的原始人

　　

北京西南周口店山洞里，一九二九年发见生存在约四、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头骨、牙齿、下颚骨和躯干骨化石。这种猿人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叫“北京人”）。他们已经知道选取砾石或石英，打击成为有棱角的石片，当作武器或生产工具来使用。他们居住在石灰岩的山洞里，用木柴燃火，烧烤食物。按照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北京人”已经超过了一般动物的阶段，而且也脱离了人类的婴儿期。

　　一九五四年，山西襄汾县发见三个人类牙齿化石和大量石器。这种人被命名为“丁村人”。从石器里显示出人类初步使用石器的现象，不过比“北京人”已经有些进步。内蒙古自治区萨拉鸟苏河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洞沟等地，曾发见过约二十万年前的人类门牙一枚及许多旧石器。门牙与“丁村人”牙齿极为相近，旧石器中有尖状器、长刮器和各种刮削器，也比“北京人”所用的进步些，考古学上称它为“河套文化”。这时候的人，身体上的结构与现代的人类很相接近。石器已进到旧石器中期。

　　甘肃庆阳县，陕西榆林县油坊头及准噶尔河流域，山西河曲县、保德县，甘肃中卫县，四川资阳县都曾有旧石器的发见。考古学上认为这种遗物，有些属于“河套文化”，有些比“河套文化”年代还要早些。

　　在周口店猿人洞穴的山顶上洞穴里（因此叫做山顶洞），发掘出约五万年前的人骨化石、石器、骨器和装饰品。石器中有火石制、石英石核制的刮削器、尖端刮器，与西欧旧石器晚期的制作大致相似。骨器中有兽骨磨成的骨针，似乎已有简单的缝纫。装饰品中有穿孔的兽齿、鱼骨、介壳和海蚶壳，还有用赤铁矿染红的石珠，似乎已有爱美的观念。人骨化石旁散布着赤铁矿粉粒，似乎已有饰终的仪式。“山顶洞文化”比“河套文化”又前进了一步。这时候的人，身体上的结构，可以说，已经到了现代人的阶段。石器已进到旧石器晚期。

　　在内蒙的札赉诺尔（呼伦池附近），黑龙江的顾乡屯（哈尔滨附近）等地，曾有中石器时代遗物的发见。札赉诺尔的石器，有的已经研磨过。顾乡屯的骨器，有些器体很整齐可观，制作技术超过了“山顶洞文化”。这些出土的器物中有石器、骨器、角器、牙器、火烧骨和人骨化石，估计年代约在二万到四五万年前。

　　中国境内西北、华北、东北、西南都已发见旧石器、中石器及其逐渐进化的遗迹。虽然材料那样稀少，有待于今后考占学者的继续发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境内四五十万年以来，即有人居住并在各个地区创造着自己的文化。

　　古书籍里记载着不少有关远古的神话和传说。如《韩非子·五蠹篇》有所谓“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时代，有所谓“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时代，《易·系辞传》有所谓“作结绳而为网（音古gǔ），以佃以渔”的伏牺氏时代，有所谓“斵（音酌zhuó）木为耜，耜木为耒”“日中为市”的神农氏时代。又有一些有关婚姻的记载，《列子·汤问篇》载有杂乱性交的“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白虎通·号篇》载有母系氏族的“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这些记载虽然不是真有什么根据，但也反映出古代学人对人类社会的进化观，是值得珍重的。

第二节 原始公社的遗迹

　　

在漫长的旧石器中石器时代里，人们慢慢地学会制造磨光的、比较精致的石头工具，这就先后参差地开始了新石器时代，畜牧业及最原始的农业逐渐代替了狩猎经济，由于后来农业的发展，游牧生活又逐渐转向定居生活。在畜牧业和农业中，男子劳动与妇女劳动的比重起了变化，男子的经济地位逐步提高，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因而转化为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社会，当然，这种转化是经历很长过程才完成的。

　　依据地下发掘，新石器时代大概开始于近一万年内，在此以前都是旧石器时代。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遗址，近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的发见，但对地下的史料说来，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史料仍待继续发见，兹就现有的主要材料，略述其分布情况于下：　

　　一 仰韶文化　

　　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曾经发见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遗址中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多种。石器有刀、斧、杵、镞（音族zú，箭头）及纺织用的石制纺轮。骨器有缝纫用的针。陶器有钵、鼎等形制。仰韶陶器多数是粗陶，其中有一种彩陶，以表面红色，表里磨光，带有彩绘为特征。考古学上命名为仰韶文化或彩陶文化，当作同系统文化的代表名称。

　　仰韶文化散布在广大西北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青海、陕西等省以及华北、中原等地区。从这些遗址和多量的遗物里，可以推想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

　　（一）农业在主产部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各遗址多有石斧的发见，石斧是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一种工具。遗址多在河谷里，那里土地肥沃，便于种植。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东西约五六○公尺，南北约八○○公尺，面积很不小。遗址中有长方形土坑，四面有壁，象个小屋。许多小屋相互接连，形成一个村落。如果当时居民不是从事农业，不可能有这种相当巩固的定居生活。近年来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发见，有力地证明了农业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半坡遗址提供出丰富的资料，说明当时居民的生活情况。生产工具有石斧和骨锄，农产物有粟。一陶罐粟在居室内发见，一陶钵粟是作为殉葬物放在墓葬里，足见当时人生活已经离不开农业，粟尤其是重要的食物。

　　（二）畜牧业也是重要的生产部门（中韶遗址中有许多猪、马、牛的骨骼，其中猪骨最多。猪的大量饲养，也说明当时居住地已相当安定。

　　（三）手工业 陶器、陶片发见最多，西阴村遗址发见的多至数万片，制造技术和纹饰，一般说是很精美的。西阴村和大赉店（河南溶县）遗址都有纺轮，骨针、骨锥各遗址都有，足见纺织与缝纫已是一种普遍的手工业。石刀、石斧是各遗址常见的器物，有了这些工具，可以进行多种生产。

　　（四）弓箭的使用 弓箭是中石器时代后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的工具。有了弓箭，狩猎生活逐渐过渡到原始畜牧业。仰韶文化各遗址多有石镞、骨镞，可见当时已普遍使用弓箭。

　　（五）货物交换 在甘肃各遗址的墓葬中，发见磨制的玉片、玉瑗和海贝，据推测，玉可能是从新疆来的，贝是从沿海地区来的，想见甘肃居民对沿海地区已经有了交换关系。列宁说“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卖是私有制的基础。”由于交换关系的继续发展，氏族内部逐渐分化了，而且开始有奴隶，也就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开始了它的胚胎状态。半坡遗址有公共墓地，埋葬本氏族的死者。死者一般是仰身葬，带有殉葬物，主要是陶器等日常生活所用的器皿，也有些是装饰品。还有一些死者是俯身葬，都没有带殉葬物。这是死者身分不同的表示。春秋时晋国大夫子犯说，仰的人叫做“得天”，俯的人叫做“伏其罪”（《左传》信公二十八年）。俯身的人是罪人，奴隶是被看作罪人的。

　　（六）艺术 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一般是美观的。发展到了属于铜器时代的辛店遗址的陶器，纹饰较为复杂，纹饰间还点缀着犬羊的图形，有的还涂有人形纹。根据上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农业、畜牧业已经是重要的生产部门。陶器、武器和一般工具，种类颇多，说明手工业也在发展。氏族内部开始有某种程度的分工，私有制度萌芽了。

　　仰韶文化是中国先民所创造的重要文化之一，距离现代约有四五千年。据传说，神农氏时代完了以后，黄帝、尧、舜相继起来，那时候制作衣裳，“刳木为舟，剡（音演yǎn削）木为揖”，“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易·系辞传》）。这些传说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大致有迹象可寻，因之推想仰韶文化当是黄帝族的文化。　

　　二 后冈下层的仰韶文化　

　　河南安阳县后冈地方，曾发见累叠着小屯、龙山和仰韶三种文化的遗址。小屯文化在上层（商文化），龙山文化在中层（夏文化），仰韶文化在下层。仰韶层陶器一般是红色陶片上画简单的红色花纹，与其他仰韶文化遗址所见陶器红地或黄地，缀以黑色或紫色花纹，显然有些区别，因此，这种陶器也叫做赤陶。传说中炎帝又称赤帝（《大戴礼记·五帝德篇》），炎帝族先于黄帝族自中国西北部进入中原地区。后冈下层的仰韶文化可能就是炎帝族文化的一个遗址。

　　 三 细石器文化

　　长城外有一支细石器文化，它的特征是用燧石制成细小而锐利的锋刃，嵌在骨刀或骨枪上，黑龙江省昂昂溪，热河省赤峰县，内蒙古自治区的海拉尔和林西县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三道岭子等地方都曾发见过细石器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昂昂溪遗址。昂昂溪遗址有铸、刀等石器，有大小枪头、鱼镖、锥等骨器。石器中没有发见石斧，骨器多属渔猎工具，陶器全用手制，多是棕色，花纹简陋，数量极少。依据这些器物，推测当时农业生活正在开始，主要还是渔猎生活。这个遗址的年代现在还不能推定。

　　林西遗址陶器有灰、黑、褐、黄、红五种，多是轮制。有细石器，又有斧、犁、铲、手磨盘等石器。说明当时已过着农业定居生活，比昂昂溪文化前进了一步。

　　赤峰遗址和河北省张家口遗址，有彩陶，又有细石器，当是仰韶与细石器两系统的混合文化。

　　四 南方文化　

　　中国南部广大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见比北方少些，但也在逐渐增加。依据零碎的发掘报告，江苏安徽湖北浙江等省，都有新石器遗址，较远的地方也有一些：在福建曾发见石斧、石镞、石环、石杵和有几何花纹的陶片，香港也发见过同样的陶片，在广西武鸣县曾发见用粗石打制的有孔大石环，在四川广元县曾发见磨制甚精、直径逾三尺的大石环。这些文化遗址中器物稀少，不能作较具体的说明，但可以推想当时已有农业。

　　上述新石器文化遗址，相当普遍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区，说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远古祖先，在全国地面上，以不同程度的文化，为发展生产，艰苦地向自然界作斗争。仰韶遗址数量最多，表现的文化程度较高，发展也较速，成为最重要的一支文化。

第三节 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居民

　　远古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它们彼此间经长时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斗争，有些逐渐融合了，有些发展起来。

　　从传说和神话里，推测远古居民分布的一般情况如下：

　　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皞（音号hào）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太皞姓风，神话里说他人头蛇身（一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一族。陈（河南淮阳县），相传是“太皞之墟”。春秋时期，山东还有任、宿、须句（音勾gōu）、颛臾四个小国，说是太皞的后裔。相传伏牺画八卦。按伏牺与太皞向来彼当作同一个人的名号，事实上伏牺是指远古开始有畜牧业的一个时代，太皞则可能实有其人。如果八卦确是一种记事符号的话，按照传说，当是出于太皞或太皞族。八卦是“—”（阳性）“--”（阴性）两种线形凑成三（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八个卦形，每一个卦代表当作同一属性的若干事物。如乾为天、父、玉、金，坤为地、母、布、釜，这种记事方法，比结绳进了一步。后来黄帝族发明象形文字，借它作卜筮的符号，失去了原来作为记事符号的意义。

　　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统被称为“狄族”、“戎族”。其中“犬戎族”自称祖先为二白犬，当是以犬为图腾。薰鬻族（薰鬻音熏育xūn yù即秦汉时匈奴的祖先）是北方强族，相传与黄帝族曾发生过冲突。

　　居住在南方的人统彼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各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蚩音痴chī）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神话里说他们全是兽身人言，吃沙石，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到涿鹿（涿鹿或说在河北怀来县或说在涿鹿县），后来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大械斗，蚩尤请风伯雨师作大风雨，黄帝也请天女魃（音拔bá）下来相助。这些荒诞的神话，暗示着这一场冲突非常激烈，结果蚩尤斗败被杀。九黎族经长期斗争后，一部分被迫退回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黎国，一部分被炎黄族俘获，到西周时还留有“黎民”的名称。

　　炎帝族居住在中部地区。炎帝姓姜，神话里说他牛头人身，大概是牛图腾的氏族。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与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的冲突。最后被迫逃避到涿鹿，得黄帝族援助，攻杀蚩尤。后来炎黄两族在阪泉（据说，阪泉在河北怀来县）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统率以熊、罴（音皮pí）、貔（音皮pí）、貅（音体xiū）、��（音区qū）、虎为图腾的各族打败炎帝族，黄帝族势力进入中部地区。

　　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据传说，黄帝曾居住在涿鹿地方的山湾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后来打败九黎族和炎帝族，逐渐在中部地区定居下来。黄帝姬姓、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古书中有关黄帝的传说特别多，如用玉（坚石）作兵器，造舟车弓矢，染五色衣裳，嫘祖（黄帝正妻）养蚕，仓颉造文字，大挠作干支，伶伦制乐器，虞、夏二代禘音帝dì）祭黄帝（尊黄帝为始祖）。这些传说多出于战国、秦、汉时学者的附会，但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即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

　　《国语·晋语》说，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其中十四人共得十二姓。所谓得姓，大概是子孙繁衍，建立起新的氏族来。《山海经》、《大戴礼记》等书记载古帝世系，不论如何分歧难辨，溯源到黄帝却是一致的。历史上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相传都是黄帝的后裔。

　　传说中黄帝以后帝尧以前，黄帝族著名的首领，有以下诸人：

　　少皞 姓己或说姓嬴，名挚（音至zhì），居曲阜（山东曲阜县），号穷桑帝。黄帝后裔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少皞族可能是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夷族杂居，接受了太皞族的文化，因此称为少皞，成为夷族文化的继承者。春秋时郯国（山东郯城县）自称是少皞的后裔。

　　颛顼（音专需zhuāxu）传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山海经》、《国语·楚语》有此说），居帝丘（河南濮阳县），号高阳氏。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到颛顼时，仍奉巫教，杂拜鬼神。颛顼禁绝巫教、逼令顺从黄帝族的教化。当时南方苗族又逐渐向北发展，自颛顼到禹，传说中常见苗族、黎族与黄帝族的不断冲突。

　　帝喾（音库kù）相传是黄帝子玄嚣的后裔，居西毫（河南偃师县），号高辛氏。传说帝喾有四妻、生四于。姜嫄（音原yuán）生弃（周祖先），简狄生契（商祖先），庆都生尧，常仪生挚。《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号称八俏（音凯kǎi），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号称八元。这十六族世世有声名，尧不能举用。舜举用八恺，使主管后土，地平天成；举用八元，使主管教化。八恺指以禹为首的各族，八元指以契为首的各族，契距离帝喾既不只一世，尧、弃、挚年代相近，距离帝喾当然也不只一世。如果弃等四人确是同出帝喾一系，应是同族的后裔，决不是同父异母兄弟。卜辞中证明商朝认帝喾为高祖，祭礼非常隆重，帝喾可能是实有其人。

　　《国语·鲁语》说：“有虞氏禘（大祭祀）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音滚gǔn）而宗禹。商人禘舜（喾误作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篇》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不论《鲁语》和《祭法篇》所说是否有据，汉以前人相信黄帝、颛顼、帝喾三人为华族祖先，当是事实。

　　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

　　远古时代就居住在中国南方的苗、黎、瑶等族，都有传说和神话，可是很少见于记载。一般说来，南方各族中最流行的神话是“盘瓠（音互hù）”。三国时徐整作《三五历纪》，吸收“盘瓠”入汉族神话，“盘瓠”成为开天辟地的盘古氏。

第四节 关于尧、舜、禹的传说

　　《尚书》有《尧典》等篇，叙述尧、舜、禹“禅让”的故事。春秋战国时人，尤其是儒墨两大学派，都推崇取法这三个古帝，因此关于他们的传说，比黄帝以下诸帝更多些，真实性似乎也大些。

　　据传说，尧是帝喾的儿子，距黄帝五世。舜是颛顼的七世孙，距黄帝九世。禹是颛顼的孙子，距黄帝五世。三人世次，显然有很大的讹误。《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三十世，也是无可稽考的一种传说。

　　传说中，尧号陶唐氏，都平阳（山西临汾县），居地在西方。舜号有虞氏。《孟子·离娄篇》说“舜生于诸冯（音平píng山东诸城县），……卒于鸣条（河南开封附近），东夷之人也”，是舜居地在东方。禹父鲧居地在崇。崇就是嵩。禹原住阳城（河南登封县），在河南西部。后都阳翟（音狄dí河南禹县），也略偏西部。他们先都是部落酋长，后来被推选为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大酋长有权祭天，巡狩，处罚有罪的酋长，率众攻击敌对的部落。《尧典》说尧死时，“百姓如丧考妣”，善良的酋长，受到这种不因威迫而发出来的社会的敬意是可能的。

　　《尧典》等篇，大概是周朝史官掇抬传闻，组成有系统的记录，其中“禅让”帝位的故事，在传子制度实行已久的周朝，不容有人无端发此奇想，其为远古遗留下来的史实，大致可信。据说，尧在帝位，谘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虞舜作继位人。舜受各种试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正式即位。舜也照样谘询众人，选出禹来摄行政事。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举皋陶（偃姓、夷族）作继位人。皋陶死，又举皋陶子伯益作继位人。禹死，子启夺伯益位自立。“禅让”制度从此废弃。

　　氏族制度已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神话和传说中出现了黄帝，意味着氏族制度已向解体时期发展了。尧、舜、禹是部落联盟解体前最后的三个大酋长。由于攻黎攻苗的战斗胜利，俘虏逐渐被用到生产部门，成为奴隶。恩格斯指出：在畜群完全转归家庭所有以后，“家庭并不象牲畜那样迅速地繁殖起来，现在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看营牲畜；为了这个目的，正可以利用被俘虏的敌人”。《尧典》有所谓“群牧”，就是以畜群为私有财产的部落酋长。俘虏首先被他们使用在畜牧业上，是很自然的。部落酋长拥有畜群和奴隶，自然要实行传子制度。部落的传子制度确立以后，部落联盟的“禅让”制度也就不能持久。禹私有财产较多，势力较大，所以启敢于破坏惯例，废弃“禅让”，世袭大酋长的权位。

　　禹做大酋长时，对苗战争获得大胜利，苗族被压迫退到长江流域。《墨子·兼爱篇》载禹《伐苗誓辞》说“你们听我讲话。不是我喜欢打仗，是那苗人前来攻掠，我现在率领你们众邦君长，去惩罚他们”。《尚书·立政篇》，周公告诫成王说“整顿你的军队，踏着禹的遗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指非同族的居地），没有人不降服”，足见禹的武功，为后世所推崇。不过苗也是大族，退到南方以后，势力还很强盛，占有土地西起洞庭湖，东到鄱阳湖，与北方黄炎族对抗。禹建都阳翟，阻止苗族再北上进入黄河流域。从此黄炎族在中原地区的地位愈益巩固。黄帝以下诸帝，以攻黎攻苗为主要事业，到禹才完成了这个事业。

　　《诗·大雅》说丰水东流（《文王有声》篇）、梁山巨大（《韩奕篇》），都是禹治水的功绩。《尚书·吕刑篇》说禹乎水土。春秋时人说，如果没有禹治水，我们这些地方只有鱼，那里还有人呢！铜器铭文里也说禹是平水土定九州的人。足见禹治洪水是一个很悠久很普遍的神话。禹是古帝中最被崇拜的一人。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考洪水的有无或禹是否治洪水，都是不必要的。战国时人作《禹贡篇》，系统他说明山川土壤物产贡赋，治水神话发展成为一篇珍贵的古代地理记载。孔子说禹“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大概禹在原始灌溉工程上尽了力，大有益于农业，因之为后世所歌颂并夸大为治洪水的神人。与禹同时的伯益，《世本》说他是凿井的发明者。有了井，人可以离开河流两旁，到远处进行生产。《世本》又说禹时奚仲造车。有了车，人可以节省很多的劳力。《左传》说禹铸九鼎。《越绝书》载风胡子说，神农时用石做兵器，黄帝时用玉做兵器，禹时用铜做兵器，战国时用铁做兵器。依据这些传说，想见禹是远古生产力大跃进时代的代表人物。

　　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也将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城是阶级社会开始的标帜，谷物造成的酒也是标帜之一。传说中的禹恰恰是开始造城的人（一说鲧作城），旨（甜）酒也在禹时开始出现（仪狄作酒）。如果上述各种传说多少有些真实性的话，可以设想禹时阶级社会已在形成，大酋长世袭制度也就要起而代替“禅让”制度。

　　黄炎夷三族的联盟，是由一百个（数字不必拘泥）氏族组合而成的。属于一百个氏族的人统称为百姓（后世也称百官、百工）。与黎族苗族冲突，所得俘虏称为民、黎、苗，或称黎民、苗民。甲骨文中还没有发见民字，但《尚书·盘庚篇》有民字。金文民字象一裸体人（露两乳，与母字形相似）足上挂器械的形状。陆次云《峒（音洞dòng）溪纤志》说，苗人捕获汉人当奴隶，给他着上木靴再加木锁，一辈子不得逃走。民字形体正显示这一种人是衣不掩体、足上挂器械的，很象陆次云所说的奴隶。金文民字从最初的民字沿袭下来，并非周人所新创。民字义训为瞑、为盲、为冥，都含有恶意。古书称百姓与称黎民苗民，显有贵贱的区别。舜命契教化百姓，命皋陶用刑法制苗民，命弃播百谷养黎民，实际当是用刑法强迫苗民黎民耕种来养活受教化的百姓。百姓与黎民苗民的区别，意味着奴隶主与奴隶的区别。禹时生产力跃进，攻苗又大胜，使用多量的俘虏到生产方面，自然会加速奴隶主与奴隶两个阶级的形成。

第五节 原始公社制度

　　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和世界各古旧民族的历史一样，遵循着社会发展的规律，存在过原始公社制度。黄炎夷三族在“禅让”制度崩溃以前，正是实行着这个制度。

　　什么是原始公社制度？就是原始人类对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那时候，生产力非常低微，人们借以生活的工具，仅仅是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那时候，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阶级。

　　原始公社到了末期，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渐形成起来。奴隶最初被使用在畜牧业上，后来也被使用在手工业上。因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最后奴隶才被使用到农业生产方面来。奴隶参加农业生产，是社会生产力大进一步的标志，原始公社制度也就开始向奴隶制度转变了。

　　《韩非子·十过、五蠹》等篇说，尧的生活是茅草屋，糙米饭，野菜根不加调味，饮食器是土缶，粗布仅掩身体，冬天披鹿皮，衣履不到破烂不换。舜比尧进化一些，木制饮食器上涂漆。禹更进化，祭器外面涂漆，里面涂红。《论语·泰伯篇》载孔子说，“禹不讲究饮食却讲究祭祀鬼神，不讲究衣服却讲究礼服礼冠，不讲究房屋却讲究沟洫水利。”尧舜禹时候的生活资料是贫乏的，但也显示出逐步在提高，禹时礼服礼冠的讲究，已含有区别贵贱的意义。

　　从《尚书·尧典》等篇看来，姜姓部落的酋长，称为四岳，有大酋长继承权也有很大的议事权。皋陶是夷族的酋长，被选作禹的继承人。皋陶死，子伯益代皋陶作继承人。舜举十六族（颛顼帝喾后裔各八族），扩大联盟的范围。“禅让”时代，大概是以黄帝族为主体，炎帝族夷族为辅助的部落自由联盟。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对抗黎族和苗族。相传禹攻三苗，夷族不出兵援助，也许夷族对联盟比炎帝族要疏远些（夏代与东方九夷不断战争，春秋时期淮水流域很多小国，是皋陶后裔，但被称为蛮夷）。黄炎族与夷族在联盟中可能存在着种族歧视，启夺取伯益的地位，经济原因之外，这或许也是一个原因。

　　依据上面所述材料，生产工具仅仅是石器和弓箭，生活资料仅仅是糙米饭、粗布衣，大酋长由部落公选，没有什么特别权利。这样的社会形态，恰恰就是原始公社制。《礼记·礼运篇》讲禹以前的社会情况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尊重）能（酋长公选），讲信修睦（和平）。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养老），壮有所用（工作），幼有所长（抚育），鳏（老男无妻）寡（老女无夫）孤（幼儿无父）独（老人无子）废疾（残废）者皆有所养。男有分（职业），女有归（婚姻不失时）。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生产品共同所有）。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各尽所能）。是故谋闭而不兴（不欺诈争利），盗窃乱贼而不作（不掠夺），故外户而不闭（没有私有财产，不用关大门），是谓大同。”

　　产生在封建社会而又极端拥护封建制度的儒家学派，如果不是依据古代传闻，不可能产生“大同”的思想。原始公社制度确在中国远古存在过，这也是一个证据。

　　中国古代史书里，记载国境内外落后诸族的史料，有很多可以作为旁证，说明汉族的祖先也曾过着同样或类似的生活。例如《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叙述乌丸（乌桓）的习俗说：“乌丸人选举勇健能战、公平解决争讼的人做大人。部落各有小帅。大人和小帅都是选举，不世袭。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呼召，……各部落不敢违犯。……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谣役。……敬鬼神，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也用牛羊祭祀有勇名的先世大人。没有正式的法律，他们只相约：违大人命令，死；抢掠不止，死。部落间有仇怨，得自相报复，报复不止，请大人评判，理屈的部落出牛羊赎罪。”黄帝以至尧舜禹时社会和乌桓社会当相类似，因为凡属原始公社制度大体是相同的。黄帝、少皞、颛顼、帝喾、尧、舜、禹，就是有勇名功业的大人。古人祭祀有“神不歆（音欣xīn受祭）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僖公三十一年）的信条，所以上列古帝应是黄帝族的著名大人。

简短的结论

　　四、五十万年前，中国已有原始人居住。虽然远古遗物，迄今发掘所得还不够多，可是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的逐步进化，线索已很分明，再参考古代传说和神话，大体可以说明从蒙昧中期到野蛮末期的全部发展过程。当然，中间还留着许多空隙，必要材料的补充，尚有待于地下遗物的继续发见。

　　中国境内一向居住着文化系统不同、所奉祖先不同的各族，他们各在所居住的土地上，和自然界作斗争，发展自己的文化。他们相互间经常有冲突，也经常有经济上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以至于融合或部分融合，这在地下遗物和传说中留存着不少的痕迹。

　　从传说中看来，居住在南方的统被称为蛮族。居住在东方的统被称为夷族。居住在北方的统被称为狄族。居住在西方的统被称为羌族或戎族。

　　被称为蛮族的黎族和苗族，先进入中原地区。其次进入中原地区的是羌族中的炎帝族。

　　黄帝族散布在中国西北部，仰韶文化所在地，当是黄帝族的文化遗址。仰韶文化在当时是较高的文化。

　　黄炎两族曾经冲突过，后来炎帝族被黎族压迫，向黄帝族求助。黄帝族击败黎族，又击败炎帝族。黄炎两族开始联合和融合，共同对抗强大的苗族。

　　黄帝族一部分入山东境，与夷族杂居，相互影响。颛顼据濮阳，自东向西发展，他的一支后裔鲧、禹在嵩山成立大部落；帝喾据偃师，自西向东发展，他的一支后裔契在商邱成立大部落。黄帝族在东西方兴盛起来，造成攻击黎族、苗族的有利形势。

　　尧舜禹时期，存在着以黄帝族为主，以炎帝族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禹武力最大，压迫苗族退向长江流域，黄炎族占有了中原地区（主要是黄河中游两岸），从这里孕育了后来发展起来的伟大灿烂的华夏文化。

　　禹时农业进步和军事胜利，部落中财富增加，奴隶成为一种重要的财产，原始公社制度开始解体，向奴隶制度发展了。

　　从黄帝到禹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公社制度。当然，这并不是说，黄帝以前没有原始公社的存在。马克思说过，“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伸出他们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造成的神话及其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这个原理，同样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原始公社的存在远比黄帝要古老些。

第二章 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制度时代——夏商（殷）

前二○三三年（？）——前一○六六年（？）

第一节 夏朝传说——前二○三三年（？）——前一五六二年（？）

　　照《礼记·礼运篇》所说，禹以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禹以后是财产私有的阶级社会，禹不曾废除“禅让”制度，是大同时代最后的大酋长。小康时代应从启开始。《礼运篇》说：

　　“今大道既隐（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天下为家（变公有为私有），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财产私有），大人世及以为礼（子孙继位，认为当然），城郭沟池以为固（保护财产），礼义以为纪（制定礼教和法律），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阶级制度），以立田里（划分疆界，土地私有），以贤勇知（养武人谋士作爪牙），以功为己（谋个人利益），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争夺及革命不可避免），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统治阶级的圣人）。……是谓小康。”

　　原始公社里，由于生产部门的分工，交换关系的增加，以及奴隶的使用在生产上，私有财产逐渐滋长起来。这也意味着原始公社已经在分化，有少数人成为富有者、剥削者、有权者。这些人早已实行继承遗产制，于是发生部落酋长的世袭制。部落酋长早已实行世袭制，于是发生部落联盟大酋长的世袭制。启可以废“禅让”制，说明私有财产制度在禹时基本上成熟了。《礼运篇》说禹时财产公有制度转变到私有制度，这是比较可信的传说。不过，禹、启和夏朝，虽然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度（主要是土地和某些生产工作者为少数人所占有），产生了阶级社会，百姓（奴隶主）与民（奴隶）两个阶级继续在扩大，百姓群中贵与贱、富与贫继续在分化，原始公社制度继续在解体，但这些都是渐渐地进行的，因之原始公社制度所占的地位也是逐渐缩小的。不能把夏朝看作奴隶国家已经完全成立，只能看作原始公社正在向奴隶制度国家过渡。在过渡期中，国家也就不知不觉地发达起来了。（龙山文化遗址里，也有俯身葬，俯身者很可能是奴隶。）

　　由于夏朝实行帝位世袭制度，自禹至桀十七帝（十四世）世系分明，制度益趋巩固，形成了一个高出众小邦之上的原始政治机构，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尚书》有不少篇说到夏朝和商朝，周朝人确认夏、商是“受天命”的正统朝代，商以前有一个夏朝，是不容置疑的。夏朝世袭制度的创始，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划时代的大进步。因为私有财产制度开始破坏了原始公社制度，从而产生了帝位世袭的上层建筑，它反过来又加速了私有制度的发展。

　　夏启袭位以后，召集众部落酋长在钧台（河南禹县北门外）大宴会，表示自己正式继位。夷族当然不满意，启放弃阳翟，西迁到大夏（汾、浍流域），建都安邑（山西安邑县西）。与夏同姓拟的部落有扈氏（陕西户县）起兵，反对启破坏“禅让”旧制。启战败有扈，罚有扈氏做牧奴。后来启的儿子们争夺继承权，启放逐小儿子武观到黄河西岸，武观反叛，启派彭伯寿出兵平乱。启喜欢饮酒、打猎、歌舞。启死后，儿子太康继位。太康比启更荒淫，带着家属到洛水北岸打猎，接连几个月。夷族酋长后羿利用夏民（奴隶）的怨恨，夺取安邑，拒绝太康回来，自己做了君长，号称有穷氏。羿是最著名的射手，专喜欢打猎，亲信人寒浞（音浊zhuó）收买羿家奴杀羿，继承了羿的妻妾和全部家业太康失位，逃到同姓部落斟��（音针寻zhēn xún 河南巩县西南）。羿灭斟��，立仲康。仲康子相逃到商丘（河南商丘县），被夷族攻伐，又逃帝丘（河南濮阳县），依同姓昆吾（濮阳县西）等部落。寒浞攻杀相。相妻从墙洞爬出，逃归母家有仍氏，生子少康。少康做有仍氏牧官，被寒浞追逐，逃到舜后裔有虞氏（河南虞城县）做厨官。少康很有才能，纠合同姓，攻灭寒浞。太康失去的帝位，经过几十年，又被少康恢复，古史称为“少康中兴。”帝位世袭是一种新制度，经数十年混乱争斗以后，终于战胜了传统旧制度“禅让”，有扈氏是这个旧制度的牺牲者。后世称他“为义而亡”，其实适合时宜才叫做义，违反时宜便是不义，有扈氏的亡，不是因为“为义”而是因为为不义。

　　少康灭寒浞，建都禹旧都阳翟。少康子帝杼（音住zhù）北渡黄河，都原（河南济源县），又南渡，都老丘（河南陈留县附近）。《世本》说杼发明甲，加强了兵力，夏势力又向东发展。杼有功业，夏朝用报（答谢）祭礼祭他。帝泄时夷族受夏爵命，大概启夺取的帝位，此时才被夷族所承认。帝胤甲时夏又衰弱，退居西河（河南洛阳到陕西华阴通称西河）。帝皋都渑池附近，帝桀都洛阳。帝胤甲以后，商在东方强盛，夏不敢向东方竞争，终于为商汤攻灭。

　　战国以前书，从不称夏禹，只称禹、大禹、帝禹；称启为夏启、夏后启。这种区别，还保存两人时代不同的意义。开始居大夏的是启，子孙虽然迁居，夏的名称仍相沿不改。

　　夏都经常迁移，或东进或西退，说明姒姓势力与东方夷族势力的消长。姒姓部落或国分布地面颇广，据《史记》说有十余国。姒姓国最著称的是昆吾国，为东方霸主。《史记·夏本纪、越世家》说禹死后葬在会稽（浙江绍兴县），少康封庶子于越，掌管禹的祭祀。《史记》说当是依据战国时人所作的《禹本纪》。甲骨文有戍国，疑即越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无余始受封及子孙兴衰等事，似有所据。按照这些比较可信的传说，中国东南方广大地区的越族，远在夏朝与华夏文化就有接触了。

　　从启至桀十六帝，十三代。据《竹书纪年》说，从禹到桀四百七十二年，《三统历》说四百三十二年。《史记·殷本纪》所记殷王世系，经卜辞证明是正确的。《夏本纪》所记夏帝世系，可信也有所本。　　

　　夏朝世系表

第二节 假设的夏朝遗迹

　　夏朝文化遗址，迄今还没有得到确实的证明。但龙山文化层在仰韶之上，殷商之下，却是确然无疑的事实。本节所说，只是一种假设，合事实与否，有待于更多的地下发掘。

　　山东济南附近龙山镇的城子崖，曾发见大量古文化遗物，其中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及角器。陶器有白、灰、黑、红、黄等色，以漆黑发光（亮黑），形制精美，陶片薄如蛋壳而又坚硬为特征。凡与城子崖遗物同一系统的文化，统称为龙山文化或黑陶文化。

　　龙山文化分布的区域很广，东起山东，西至陕西，北至辽东南部，南至浙江，已经证实确为龙山文化的遗址约有二十余处，日后可能有更多的发见，特别是夏朝作为根据地的西部地区。

　　据传说，有虞氏、夏后氏都尚（上）黑。墨子行夏道，衣服用黑色布。韩非子说，舜和禹都在木制饮食器、祭器外面涂漆，当是尚黑的意思。应用在陶器上，就有黑陶的创造。相传舜陶于河滨，制陶器远在舜以前，舜以制陶器著称，可能有些新的创造。《韩非子·十过篇》说禹作祭器，外面黑色，里面红色，城子崖遗物中正有一种表面漆黑，里面红色，叫做亮黑红的陶器。传说夏有城郭叫做邑，城子崖遗址环绕着长方形的板筑城墙，南北约四百五十公尺，东西约三百九十公尺，住房多在城内。夏朝在东方有不少与国和同姓国，同姓昆吾就是其中最强的一国。东部地区有比较发展的龙山文化，与传说似相符合。

　　从龙山文化遗物推测当时的社会情况如下：

　　农业 相传《夏小正》是夏朝的历书。夏帝有胤甲、孔甲、履癸等名，当是农业知识提高了一些，发明节气和干支纪日法。龙山文化遗址里只有石斧、石刀、石铲及蚌锯、蚌刀（蚌刀形状近似镰刀），还没有发现铜器。夏朝铜器可能因太贵重，不轻易遗弃在普通器物中，也可能因最重要的遗址，现在还没有发见，据郑州发掘，商朝早期已有高度的制青铜器技术，似不可断言夏朝只有石器，没有铜器。

　　畜牧业 城子崖遗址积有大批零整的兽骨，其中以狗骨猪骨为最多，马骨牛骨次之。当时农业工具还没有显著的改进，想见畜牧业在生产中仍有较重要的地位。

　　制陶 黑陶多为轮制。陶器常见的有盆、夏出土盘、碗、罐及豆形器、鼎形器、甗（音献xiàn）形的铜锥器、甑形器、鬲（音利lì）形器、鬶（音规guT）形器等。陶器种类的繁多及制陶技术的精工，说明龙山文化显然高于仰韶文化。

　　纺织 城子崖遗物有骨梭与陶制纺轮。骨梭的应用，对纺织是一个进步。

　　卜骨 城子崖遗址发见十六块卜骨，都带钻痕。推想当时可能有一种叫做巫的人，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祭祀与文化事务。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转移到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帜，城子崖遗址发见了文字，虽然还不能肯定它是夏朝文字，按照殷墟文字已经达到的程度，上推夏朝已有原始的文字，似乎也是有理由的。

　　考古学上按照遗址的器物主要是陶器的某些特征，为便于说明起见，定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文化等名称。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不可夸大它们的差异性，抹煞它们的共同性，不适当地说是三种不同的文化或三个不同的“民族”。因为它们是一种文化的逐次进展，某些特征表现出它们年代、环境和条件的不同，并不减少它们共同性的显著存在。仰韶、龙山、小屯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华夏文化。

第三节 商朝事迹——前一五六二年（？）——前一○六六年（？）　

　　商国王姓子，据说是帝喾后裔契的子孙。相传契母简狄吞燕卵生契，尧舜时期做司徒，掌教化百姓。契部落居商丘。卵生的神话，在东方诸族中分布很广。如秦（嬴姓，伯益后裔，周孝王时封于秦）祖先女脩吞燕卵生子大业，清朝祖先布库里雍顺，说是天女佛库伦吞神鹊的红果所生。大概卵生是东方诸族流行的神话，居住东方的黄帝族，也有同类的神话。自契至汤凡十四代，迁居八次。汤祖先有的用天象作名号，如昭明、昌若、冥、恒；有的用日干作名号，如上甲、报乙、报丁。夏帝胤甲等用日干为名号，在商君上甲以后，想见商人的历法比夏人进步，也就是农业知识比夏人较高。传说汤十一代祖相土发明马车，八代祖冥治河溺死，七代祖王亥发明牛车。《管子·轻重篇》说，“殷朝的先王，……用牛马驾车，有利民众，天下都学他们的制作。”

　　相传夏朝奚仲造车。相土造马车，王亥造牛车，大大提高了车的功用。王亥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大概要扩大商业，曾迁居到黄河北岸。后来被有易（狄）族掠夺杀死，王亥弟王恒战败有易，夺回牛车。王亥有这样大的功业，所以子孙祭他用牛多到三百头，礼节很隆重。

　　汤灭夏以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随着商业的进展，交易的货物必需增加其数量，夏后氏早已利用奴隶，商应有更多的奴隶从事生产。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夏朝兴起的形势。

　　祖先有功德的才用报祭，上甲微到报丁四代都用报祭，想见这四代建立了商的强大基础。

　　汤从商丘徙居亳（山东曹县），作灭夏的准备。他用伊尹做右相，仲虺（音灰huT）做左相。伊尹是汤妻陪嫁的媵臣（媵音映yìng奴隶），仲虺是夏车官奚仲的后代，仲虺居薛（山东滕县南），是个旧部落的酋长。他得伊尹、仲虺的辅助，国力愈益强大。在伐夏前，商征服了附近的许多小国。

　　夏桀居洛阳，是夏朝最后的一个暴君。夏民指着太阳咒骂他：“你几时灭亡，我情愿跟着你一起灭亡！”夏在东方有昆吾、韦（河南滑县）、顾（山东范县）三个与国。汤灭韦、顾，战败昆吾，乘势攻桀。桀至鸣条迎战，士兵败散，桀不敢回洛阳，逃依昆吾。汤灭昆吾，桀逃南巢（安徽巢县）。夏贵族仍被任用做官。依俘虏当奴隶的惯例，夏民至少有一部分做了商的奴隶。商战胜夏，奴隶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汤回到毫都，自称武王。传十代到盘庚，中间迁都五次。从第六代中丁到第十代阳甲，众兄弟之间争夺王位，政治衰乱。国王大造宫室，贵族奢侈腐化。阳甲死，弟盘庚立。墨子说盘庚想稍抑奢侈恶习，借以缓和阶级斗争的激化，强迫贵族和民欢渡河迁殷（河南安阳县小屯村），茅草盖屋，减轻剥削，称为中兴贤王。盘庚以后，商又称殷，又称殷商，本名仍称为商。

　　盘庚传到纣凡八代十二王，只有武丁和祖甲比较贤明。武丁在位五十九年，祖甲在位三十三年，其余多是昏乱的国王，不知道稼穑的艰难，不留心民众的劳苦，一意讲究享乐淫逸。他们的在位年都短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尚书，无逸篇》周公说）。最后的国王叫做纣，是个有文武才能的人，凭

　　 着他的武力，多次攻伐东夷，获得大量俘虏。纣用兵是要增加奴隶，结果却更增加国内的不安，牧野（河南汲县）一战，被周武王攻灭。

　　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他要用奴隶傅说（音悦yuè）做宰相，即位后三年不管事，自称梦见圣人，名叫说，画出说的面貌，令百官到处去寻找，终于在罪徒中找着了。殷俗信鬼，说做宰相，贵族们不敢反对。当时贵族已经腐败不中用，武丁举傅说做宰相，政治上有些改善，借以缓和奴隶的对抗，商朝因而复兴起来。武丁死后，被称为高宗。

　　从契到汤凡十四代。从汤到纣凡十七代三十王（汤子大丁早死，不计在内），其中兄死弟继的十四王。商朝年代不可考，《竹书纪年》说四百九十六年，《三统历》说六百二十九年。

第四节 商朝的生产方式

　　历史学者王国维说，“夏商间政治文物的变革，不象商周间那样剧烈，商周间大变革，……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王氏虽然不了解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商周间有大变革这一点确被他敏感到了。夏朝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也就是财产私有制度破坏了公社制度。私有制度在数量上逐渐增长，公社制度依反比例逐渐解体。商经济发展比夏快，力量比夏强，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所谓商汤革命。这个革命是私有制度进一步的完成，与夏朝的发展方向，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因而历史没有留下象商周间那样剧烈斗争的遗痕。

　　继原始公社制度而起的是奴隶制度，在中国，商正是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

　　《史记·殷本纪》说，中丁迁都于隞（音敖āo）。近年来郑州发见很多商朝早期的遗址，据考古学者考证，当是做都或做都附近的居地。遗址中有制陶场、制骨场、炼铜场。出土器物有青铜制的礼器和工具（镞、刀、钻、鱼钩等）、陶器及釉陶、骨器、蚌器、玉器、象牙梳、编织物、陶埙（音勋xūn）等。墓葬中殉葬品有金饰、青铜器、玉石、玛瑙、贝壳等。又有殉葬的人和狗、猪。此外，还发见卜甲卜骨数百片，其中一片刻有文字。在卜甲卜骨上钻孔的青铜钻，同时发见，推想城子崖卜骨上有钻孔，可能也是用的青铜钻。郑州遗址说明，商朝早期已经出现了高度的青铜器文化，从发展的观点看来，商以前的夏朝文化，应该比现在设想的水平高得多。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较低级向较高级积累而成的，决没有突如其来的文化成就。

　　商朝生产工具，主要的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又殷墟中发见许多铜器，有矢镞，有勾兵，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音孤gū），有爵，有制铜器的范。铜器中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且矢镞的形制也完全一致，铜范技术，确已臻至纯熟境界，没有长期的培养，决不会达到这样的境界。

　　商朝农业工具不一定用金属制造，因为奴隶缺乏劳动兴趣，奴隶主不肯给较好的工具使用，怕被他们毁坏。但是；商时农业生产者还有一部分是自由民身分的农民，这些人的生产工具自然会好一些，生产量也自然会高一些。这个表现进步性的生产力，配合奴隶的阶级斗争，最后将破坏奴隶制度并引导社会进入封建制度阶段。

　　畜牧业在商朝已发展到很高的阶段，后世所有家畜，当时种类全备，而且还有象用于战争和工作。祭祀或殉葬所用牲畜，有时多至数百头，数量可惊。箕子讲《洪范》，第八条叫做庶征。庶征是雨、旸（晴）、燠（闷热）、寒、风五种气候，五种合时，众草茂盛。畜牧业在生产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草盛算是好现象。庶征以外，又讲到“岁、月、日、时无易（节气不错误），百谷用成（有收获）”。卜辞中关于农政，如“王呼小臣令众（各种身分的农人）黍”、“王往以众黍于囧（音窘jiǒng）”之类；关于祈年，如“商受年”、“大邑受禾”、“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之类，记载甚多，足见农业的重要性超过畜牧业。

　　商朝农业的状况，可从农业产物以及土地名称看出来。文字中谷类有禾、麦、黍、稷、稻等字，与农业有关的土地有田、畴、井、疆、亩、圃等字。畴字作等形，象牲畜犁地时拐弯的犁纹（《说文》所谓耕屈之形），象牛蹄。犁，甲骨文作物又作，象牛拉犁发土形。《山海经·大荒经》说周祖先叔均始作牛耕，被称为田祖。商时有牛犁，似颇可信，但一般农业工具仍是用木制的耒耜。

　　手工业种类很多，而且分工颇细。殷墟曾发见石工、玉工、骨工、铜工场所。这四种手工业，铜工主要制造兵器和礼器，骨工制造骨镞和其他骨器，大量卜骨都极光滑，当是经骨工磨制。石工玉工主要制造艺术品，玉器是贵族赏玩的珍宝，石器多数也是当作艺术品来赏玩。此外如皮革、酿酒、舟车、土木营造、饲蚕、织帛、制裘、缝纫等，均见于甲骨文，商手工业的颇为发达可以概见。百姓是百工的首领，他们掌握制器材料并占有工作者的身体，因而百姓也称为百工。百工制造各种物品供国王贵族享用，现在殷墟所见大量精美的文化遗物，都是当时手工业奴隶的智慧和劳力所创造的。

　　商朝早有商业，贝产在海滨，玉产在西方。盘庚称贝玉为“好货”、“货宝”，想见商用手工业制品和外方交易。周公允许商遗民牵牛车到远方做买卖，得利来孝养父母，想见小人（自由民）中有一部分人经营商业谋生。

　　进行生产和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在《盘庚篇》大体可以看出来。《尚书》有《盘庚》三篇。《尚书·多士篇》载周公对商顽民（周称呼所俘获的商贵族为顽民）说，“你们都知道，你们殷先人，有册有典传下来，说殷革夏命。”足见商确有史官所藏的文篇，《盘庚》三篇是无可怀疑的商朝遗文（篇中可能有训诂改字）。盘庚要迁都到殷，遭臣下反对，盘庚召集臣下到王庭讲话。第一篇是对众劝告，第二篇是对民威胁，第三篇是到殷以后对众慰劳。第三篇盘庚说，今天我掏出心腹肾肠，把我的真心话告诉你们百姓。第一篇所说的众就是第三篇所说的百姓。百姓是怎样一种人呢？盘庚说他们是共同掌管政治的旧人，是邦伯、师长、百执事（百官、百工）之人，他们的祖先，立有功劳，商王大祭先王时，他们的祖先配享商先王。他们有货宝。他们与商王一心，民就得顺从；他们与商王离心，民就会变乱。显然，百姓是贵族。民是怎样一种人呢？盘庚把民叫做畜民，又叫做万民，畜民是说民贱同牲畜，万民是说人多，数以万计。盘庚告万民说：你们的生命，是我替你们从上天保留下来的（《盘庚中篇》“予迓续乃命于天”），如果不服从我，你们的祖先在天上请求我先王，大大降罚你们。那时候，我把你们杀光，不让你们留下种子，休想到新都去。去罢，你们跟我走，我让你们活下去，还要保护你们的家室。显然，民是生命毫无保障，与百姓完全不同的一种人。

　　这种万民是从商已久的老奴隶。他们既有家室，就自然要求过着小私有经济的生活。他们是农奴的前身。他们要养活妻子，自愿提高生产力，可是生产关系迫使他们徒劳无所得。这个基本矛盾继续在发展，到了商后期特别是到了纣时，正象《大雅·荡篇》周文王所说，商国内部“如蜩（音条tiáo）如螗（号呼），如沸如羹（沸腾）”，已经迫近革命爆发点了。商朝奴隶制度的崩溃，正是封建制度的周国与要求封建制度的商万民合力冲击的结果。奴隶也有分别，如耤（音吉jí）臣是管农业奴隶的头领，牧臣是管畜牧奴隶的头领，宰是手工业和厨下奴隶，其余大都是一般的家内奴隶。数量最大的奴隶是万民，主要用途是从事农业与畜牧业生产，没有万民，不但王和贵族不能生存，其他种类的奴隶也不能生存。

　　商朝生产比夏朝进步，特别是手工业，比夏朝有更大的进步，并且有更大的重要性。在屋下作工的罪人（奴隶）叫做宰，宰是手工业奴隶。管宰的大官叫做冢（大）宰，是百官中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一个官。商亡国后，周分商遗民六族给鲁，分七族给卫。十三族中至少有九族是工：索氏（绳工）、长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陶氏（陶工）、施氏（旗工）、繁氏（马缨工）、錡氏（锉刀工或釜工）、樊氏（篱笆工）、终葵氏（椎工），这大概是百工的一部分。百工各占有一批技术奴隶，生产各种手工业品。百工率领工奴，冢宰率领百工，所以冢宰能辅佐国王管理国政。周公教康叔杀戮饮酒的商人，独百工犯酒禁可以免死。百工有世传的专门技术，周人农业胜于商人，手工业却远不及商人，周人俘获商百工以后，文化开始作飞跃的发展。百工有技术，为周人所重视，因而农业奴隶可释放为农奴，手工业奴隶直到春秋时才有一部分得到自由，经营私人生产。春秋以前，作工匠的照例是“皂隶之事”。

　　商有一种人称为小人，也称为庶人或庶民，武丁曾同小人生活在一起，祖甲亲自做过小人的事，因之他们做国王后，知道稼稿的艰难，号称贤王。小人是百姓中分化出来的穷人。他们有身体自由。他们领得一小块土地从事稼穑，同时有义务在国王土地上助耕，作为对国王贡纳租赋。他们犯罪或负债就沦为奴隶。这种人可称为自由民，身分比奴隶高，是百姓的最下层。

　　地下发掘证明，殷墓有仰身葬俯身葬两种葬式。一般情况是俯身葬的人，有一个小墓，尸体下铺草席。仰身葬的人，大墓有棺椁，有多量殉葬人和贵重器物；中墓有棺无椁，有殉葬幼童一人（有的中墓无殉葬人），器物若干件。两种坟墓和两种葬式的区别显然就是两个阶级的区别。

　　商社会由百姓（包括贵族与自由民）与民（包括宰与各种类奴隶）两大阶级构成，可以确定为奴隶制度的社会。

　　殷墟宫室、大墓葬的规模，手工业品、艺术品的造诣，都说明奴隶主、奴隶两大阶级确实存在，也就是奴隶制度的国家确实存在，因为原始公社决不能创造出那种高度的古代文化来。不过商朝奴隶社会是在它自己具有的条件下发展出来的，和在不同条件下发展出来的其他奴隶社会作比较，当然有发展得充分与否的区别，商朝决不是发展充分的典型，但也不能因此否认商朝实际存在着的阶级社会。

　　从夏朝起，发展中的私有财产制度逐渐改变了原始公社的性质。公社成员在分化。少数人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主要是发展奴隶制度。大多数人成为自由民，耕种一定数量的田地，并向统治者纳贡。这样，在原始公社的外壳里，除了日益削弱的公社残余以外，还包含着一个日益增长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和一个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当然，这个萌芽也是增长着的。到了商朝，出现了助法，封建制度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不过比起奴隶制度来，它只是处于次要的地位，还不能改变奴隶社会的性质。至于商朝未年才兴起的周国，原是一个受戎狄压迫、奴隶制度很薄弱的小国。因为奴隶制度很薄弱，所以社会的衰朽力量也较薄弱，而自由民的反抗力量却相对地强壮起来，这就使得周国统治者，比商朝更不能完全剥夺自由民的身分及其生产资料，而只能实行较轻一些的剥夺，这也就使得在商朝已经形成但不占主要地位的助法，在周国取得了主要地位，成立了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东方斯拉夫人在原始公社瓦解后，直接产生封建制度，中间没有经过奴隶制度阶段，周国情形是颇有相似之处的。夏商奴隶制度发展而不发达，周奴隶制度更不发展而封建制度却发展较快，把夏商周联贯起来，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孟子·膝文公篇》的简括叙述，也可以当作这个过程的一种说明。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夏商田亩不能大于百步的周亩。夏生产力低，一人能耕的田亩少，商周生产力逐步提高，一人能耕的亩数也逐渐增加。这种继续上升的生产力和很少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奴隶劳动是相反的，按照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的原理，它必然要打破衰朽薄弱的奴隶制度，引导社会到较高的阶段上去。贡、助、彻是表现封建生产关系的地租名称。所谓贡，就是自由民耕种土地，统治者依据耕地上若干年的收获量，定出一个平均数，从平均数中抽取十分之一的贡物。遇到凶年，耕种者便有饿死或沦为奴隶的危险。夏朝的贡法，可以说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最原始形态。所谓助，就是自由民的耕地，所有权被统治者占有了，因此必须替统治者耕种所谓公田（孟子说“惟助为有公田”），公田上的收获物全部归统治者所有。商朝的助法，显然已经是力役地租。周国和周朝也行助法，大抵自共和以后，王畿内助法改为彻法，即实物地租代替了力役地租。贡、助、彻的逐步变化，说明封建生产关系的逐步发展，这和自由民的阶级斗争是分不开的。这个斗争配合奴隶的阶级斗争，就推动社会进入西周的封建时代。

　　商朝后期是奴隶制度临近崩溃、封建制度开始形成的社会。

第五节 商制度与文化思想

　　经地下发掘，证明商社会里确实存在着极为明显的两个阶级，这是绝对不容否认的事实。既有阶级，也就有国家，周人称商为大邦、大国，商无疑是一个国家的称号。

　　甲骨文国字写作，字义是用武力保卫人口。国字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是存在了。国家的存在，足以证明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了。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别一阶级的机关。它的基本特点是社会政权的建立，构成这个政权的，不仅有武人，而且还有物体的附属品如监狱以及其他种种强迫的机关。商朝有军队与监狱，甲骨文已有明证。又有刑法，周公称为“殷彝”（常法）。《荀子·正名篇》说“刑名从商”，意谓法律应取法于商朝。《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说商朝法律在街上弃灰的要斩手，刑法如此残酷，当然有一个被残酷统治着的阶级，这个阶级主要是奴隶阶级。

　　夏是国家机构逐渐形成的朝代，商是国家机构已经形成的朝代，它们有政治制度，所谓夏礼殷礼，到春秋时孔子还能讲述。《论语·为政篇》载孔子说，殷礼是沿袭夏礼的，周礼是沿袭殷礼的，只是有的改革了，有的增添了。《八俏篇》又载他说，我能讲夏礼，也能讲殷礼，可惜文字记载和故老口说太缺乏，无法证明讲得对不对。孔子比较夏商周制度，说周朝制度最文明，愿意从周制。从孔子的话看来，周制比夏商进步，但也沿袭夏商制，并非全出新创。例如：

　　王位继承制 夏帝和商先公都是父子相继（兄弟相继是例外）。商汤子大丁早死，孙大甲年幼，大丁弟外丙、中壬相继立，创继统法的变例。中壬死后，王位仍归大丁子大甲。汤以后王位兄弟相继凡十四人，其中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凡六次，还位给长兄的儿子凡三次（《史记·殷本纪》说祖乙是河亶甲子，王国维说祖乙是中丁子，兹取王说）。还位给次兄的儿子一次也没有。这些事实，不能断定商朝继统法以弟继为主，而以子继为辅，相反，商朝继统法是以长子继为主，以弟继为辅。不然的话，中壬死后，伊尹为什么立汤长子大丁的儿子大甲。大庚传自己的儿子小甲，破还位长兄子的例，大戊传自己的儿子中丁，又破一次例，这是在王位的弟，凭借权力自私其子，不还给长兄的儿子。两次破例特别是第二次破例，当然要引起长兄子的不满，所以《史记·殷本纪》说，中丁以后，废嫡而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殷有九世之乱。中丁到武乙凡九世，九世之乱就是长兄的儿子和弟的儿子争位之乱。自武乙至纣凡四世，废除了兄终弟继制，确定传子制。周代传子制度，应是承袭商制而更加严格。

　　嫡庶制 如果说商朝以前无嫡庶之制，那末，夏帝和商先公世系，不是虚构使是他们都只生一个儿子（仅帝泄、冥有二子），这是讲不通的。商王婚姻是一夫一妻制，实际是多妻制，自汤至纣三十王，从无一人生过五个儿子（仅祖丁有四子），这也是讲不通的。正因为商有嫡庶的区别，嫡子继承王位，庶子不得继承（多妻制的嫡妻生子不多并非怪事），所以有兄弟最多不过四人的现象。周制嫡长子代代相传，比殷制更加严密。

　　同姓通婚制 商朝同姓在一定限制以外，可以通婚姻，周制凡同姓，不管如何疏远，就是相隔许多代也不得通婚。“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是长时期积累起来的经验，不能看作殷人不知道，周初人才突然发见。而且周人同姓不婚制，主要还在联异姓为甥舅，政治意义大于生育意义。说周以前“无女姓之制”（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理由似不够充足；说男女之别，周较前代为严，则是事实。

　　分封制 商王嫡子有王位继承权，某些庶子则有分封权。商末有微子、箕子，相传微、箕是二国名。《史记·殷本纪》说“商子孙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世本》有时氏、萧氏、黎氏。周初大封兄弟和同姓国，是商分封制的扩大，并非新创。同姓或异姓国中，有侯爵国，如侯虎、侯喜、侯光、侯来甲及攸侯、犬侯、周侯、杞侯、亚侯等；有伯爵国，如鬼（同郳ní）怕、（同有）伯；有子爵国如箕（山西榆社县）子、微（山西潞城县）子。他们都服从商王命令，或奉命出征，如呼雀伐猷（命雀国伐猷国）；或互通聘问，如往雀，（疑即越国）来归；或助祭宗庙，如井方（国名）用彘（音至zhì、猪）来祭汤；或做王官，如鬼侯鄂侯周侯为纣辅佐。这种制度为周所承袭，并进一步确定诸侯对王室的关系，即大小封建领主对最高领主周王的隶属关系。

　　周朝废除商朝的用人殉葬制和用人作祭品制，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在奴隶社会里，奴隶被当作牲畜一样来屠杀，周朝废除这种制度，表示人和牲畜有区别了。

　　在阶级剥削的基础上，商朝文化比夏朝有极显著的进步，庶民（下层百姓与万民）劳动，培养出拥有较高知识的人物巫和史。巫史都代表鬼神发言，指导国家政治和国王行动。巫偏重鬼神，史偏重人事。巫能歌舞音乐与医治疾病，代鬼神发言主要用筮法。史能记人事、观天象与熟悉旧典，代鬼神发言主要用卜（龟）法。国王事无大小，都得请鬼神指导，也就是必须得到巫史指导才能行动。《尚书·洪范篇》，据说是周史官记录箕子所说殷政治文化的纲要，大体可信。《洪范篇》说“你（国王）有大疑难的事，自己先想一想，再和卿士（高级贵族）商量，和庶民商量，和卜筮商量。”卜筮在商量中的重要，可从下表看出来

　　 例如与农业关系最密切的历法，商朝已知道四分历并知道加入闰月（十三月），知道推测冬至点，以丑月（阴历十二月）为岁首，虽然还不能测定冬至点真实所在月（子月），比夏历建寅，是有所改进了。依据历法所达到的水准，可以推想其他学科的一般水准，大体上是相适应的。这个文化的代表人主要是巫和史，创造这个文化的主要是奴隶劳动。

　　奴隶劳动又培养出一群掌握专门技术的百工。百工是百姓中占有手工业奴隶的奴隶主，他们世代相传，积累起手工业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为当时各侯国所望尘莫及。殷墟出土的司（祠）母戊鼎，重约八七五公斤，带耳高一百三十七公分，长一百一十公分，宽七十七公分。鼎身以雷纹为地，上有龙纹盘绕，四角为饕餮（音滔帖tāo tiè）纹。没有细致的分工与优越的技术，不可能制造这样的大鼎。殷墟出土大石磬，长八十四公分，高四十二公分，正面刻伏虎纹，极为工整，没有发达的音乐与精巧的琢工，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大磬。郑州二里冈出土的商朝全身上釉的陶器，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最初的基础，意义尤为重大。其他代表商朝文化的遗物还很多，而且还会有更多的珍品继续发见，这都是手工业奴隶和百工的体力智力的结晶，从此再前进一步，便成为更灿烂的周朝文化。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被奴隶主看作一种财物，丝毫没有人的意义（二里冈发掘证明，人骨与兽骨同作制器原料），奴隶主则是握有莫大威权的人。他们威权的来源是天命，天命的表现是鬼神的启示。殷墟卜骨数以万计，事无大小，都要请问鬼神，与周朝显然不同。这是因为西周已经进入封建制度社会，农奴被封建主看作一种贱人，虽是贱人，到底算是人了。对人的统治，应以政治为主，鬼神为辅，属于西周部分的《尚书》和《诗经》都证明了这一点。商朝是对物的统治，而所谓物实际是有知识的人，把人说成物，除了假借天命鬼神，不可能有其他理由。商统治者遇事必卜，表示自己的行动都是符合天命神意的，万民不服从天命神意，那就该杀了。商朝特别崇拜鬼神，祭把祖先的次数极为频繁，所用牺牲甚多，显而易见，这种宗教的虔诚，里面包含着残酷的阶级压迫。

　　奴隶死亡率无疑是很高的，奴隶主必须补充他们的奴隶。取得奴隶的方法，大致是（一）对外作战，捕捉俘虏。商时战争频繁，见于卜辞。殉葬用的人有时多至千百人，足见俘虏易得，奴隶来源旺，多杀不足惜。（二）对内用刑。商刑法严重，一人受罚，妻子为奴。（三）大奴隶主吞并小奴隶主，如纣王凭借势力大，吸收大量逃亡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商人求富的思想。《洪范》讲五福，富居第二位；讲六极（恶），贫居第四位。讲贫富不讲贵贱，不同于周人尊礼（分别贵贱）的思想。《礼记·祭义篇》说“殷人贵富”，《表记篇》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属人事），先罚而后赏（重刑罚），尊而不亲，其民之弊，荡而不静，胜而无耻”。这就是说，商朝统治阶级以增加自己的财物为急务，只要取得财物，不顾什么廉耻。所谓财物，主要的自然是奴隶。

　　照现有《尚书》中的《商书》和地下史料说来，商是中国用文字传下来的历史的开始。　　

简短的结论

　　由于生产力的进步，由于俘虏的增加，私有财产制度逐渐发展了。达到一定的限度，私有制度就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夏后启废“禅让”为帝位世袭，正是这种表现。

　　帝位世袭比“禅让”是一种含有进步意义的新制度。凡是一种制度当它是新的时候，总要遭到各种形式的阻碍。有扈氏反对帝位世袭，羿夺夏帝位，寒浞篡羿位，实际上都是社会衰朽力量的表现。夏后氏与有扈氏、夷羿、寒浞间长期战斗，正是新制度与社会衰朽力量间的斗争。新制度经过斗争，必然要取得胜利，因为正在发展着的力量是无可遏止的，少康中兴就是新制度取得了胜利。

　　私有制度在夏朝继续发展着，公社制度也愈益瓦解着，国家组织逐渐形成起来，虽然只是一个雏形，在历史上却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正式朝代从夏朝算起。

　　东方新起的商，生产力比夏进步，利用夏桀国内的阶级矛盾，武力灭夏，建立起一个商王国。

　　这个王国建立在奴隶制度上面，它有政治机构，有官吏，有刑法，有牢狱，有军队，有强烈的宗教迷信，有浓厚的求富思想。奴隶主阶级驱迫奴隶从事劳动生产，自己凭借武力享受着奢侈放荡的富裕生活。

　　奴隶劳动产生了相当高度的古代文化，特别在手工业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周朝封建文化的一部分，继承商百工技术的优秀传统，才得到发展。

　　因为商朝生产力并不很高，不能促使生产关系起剧烈的变化，对旧传公社制度，破坏是有限度的，奴隶制度并不能冲破原始公社的外壳。

　　商社会内部发展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尚书·西伯勘黎篇、微子篇》，《诗·大雅·荡篇》记商内部情形）。一方面是奴隶主进行残酷的剥削，过着极端腐化的生活，一方面是有家室的老奴隶要求转化为农民，过着小私有经济的生活。到纣王时，革命危机成熟了，周武王伐纣，促成了这个革命的爆发，其表现是纣兵在阵上起义（有家室的老奴隶可以当兵，有实例可证）。

　　有自由民身分的小人，也是封建制度的有力拥护者。

第三章 封建制度开始时代——西周

前一○六六年（？）——前七七一年

第一节 古公建立封建制度的周国

　　周国君姬姓，相传是帝喾后裔弃的子孙。有邰氏（邰音台tái陕西武功县）女姜嫄生弃。弃在“禅让”时代做农官。周人传说，弃是开始种稷和麦的人，因此尊他为农神，号称后稷。弃子孙世世重农，公刘迁居豳（陕西旬邑县），改善农业，颇有蓄积，部落兴旺起来。从公刘到古公豳父凡十代，都住在豳地。《诗经·豳风·七月篇》就是追述周先公居豳时的农事诗。诗中叙述公子和田畯（音俊jùn督耕人）早晚监督着农夫农妇整年不息地为公家作工。农夫种地、打猎、修宫室、凿冰块，农妇养蚕、纺织、制衣裳狐裘。公家给农夫农妇衣服（“九月授衣”）饭菜柴火（“采荼（音途tū苦菜）薪樗（音初chū臭椿），食我农夫”）。只有打猎时所得小兽，允许农夫私有，其余生产物全部归公。这样的生活，很象是奴隶的生活。《七月篇》和其他叙述农事的诗篇作比较，确有显著的区别。《七月篇》的农夫，公家给衣食，其他诗篇的农夫则有自己的经济；《七月篇》的生产规模看来并不大，其他诗篇则是公田上有成千成万的农夫；《七月篇》的农妇同农夫一样为公家作工，其他诗篇则只有农夫耕公田。把《七月篇》说成西周中叶或春秋中叶以后的诗篇，是缺乏根据的。《七月篇》应如汉经师所说，是西周初年人追述周先公时农事，那时候周社会正经历着很不发展的奴隶制阶段。因为周先公从经验中知道鼓舞农夫们的生产兴趣是增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他们对待农夫的态度，不象一般奴隶主对待奴隶那样残暴。农夫出耕的时候，周君带着妻子到田地上举行馌（音叶yè）礼，表示给农夫亲自送饭。农事完毕的时候，农夫到公堂上饮酒吃羊肉，欢呼“万寿无疆”，让农夫一年勤苦得到慰劳。这个经验的发展，就有可能把奴隶抛弃而宁愿利用农奴。当然，奴隶的阶级斗争是周先公取得经验的主要原因。

　　古公亶父被戎狄侵略，无力抵抗，率家属和亲近奴隶迁居歧山下周原（陕西歧山县）。豳和其他地方的自由民，说古公是个仁人，扶老携幼都来归附，人口比居豳时更多。古公不可能供给这些归附人衣服食物，也不可能迫令这些自由民充当奴隶。在戎狄威胁下，古公为缓和内部矛盾，采用商原有的助耕制，借以抵抗戎狄，这也是很自然的。这样，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周国里成为主要的生产关系了。古公在周原上筑城郭室屋，以邑为单位居住归附人，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形成一个粗具规模的周国。这个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是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的，因而产生了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世继续发展，终于强大到足以翦灭大国商。它的重大意义，周人是有足够认识的。文王称王，追尊古公为太王，因为周朝王业从太王开始。《鲁颂·闷（音必ｂì）宫篇》也说，“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居歧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继）大王之绪（事业）。”太王不可能有翦商的意图，所谓实始翦商，正是指太王创立了新制度的小国，文武继续这个事业，因此完成了翦商的王业。

　　太王生三个儿子：太伯、虞仲（即仲雍）、季历。季历生子昌。古公爱昌，希望昌能够早日得到继承，太伯、虞仲就因此逃往长江下游（春秋时吴国，即虞仲后裔），让季历继承周国。季历时周渐强盛，商王承认季历做西方的霸主，号称西伯。商王文丁感到周国的威胁，杀死季历。昌做周君五十年，一手造成灭殷的事业，晚年自号为文王。

　　《孟子·梁惠王》等篇说周文王行仁政，先从经界（划分田地）开始。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得私田百亩。大小官都有分地，子孙继承，作为公禄。商贾往来，关市不收税，水泽里捕鱼不禁止，一人犯罪，妻子不连坐。孟子所说，是否真实，无可稽考，但从《诗经》叙述文王及西周初年事的诗篇里看来，当时确已实行着封建制度。例如《大雅·灵台篇》说文王要筑高台，庶民象儿子替父亲做事那样踊跃，很快就筑成（“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这很不象是奴隶替奴隶主服役的景象。封建制度在进步时朗，却可以有这种景象。《召南·行露》（“虽速我讼，亦不汝从”）、《摽（音biào）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野有死麕（音军jūn）》（“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等篇，说民间婚姻事，并无奴隶主指配婚姻的形迹。《豳风·东山篇》叙述周公东征三年，兵士们归来的情形。诗中第二章描写兵士们想念他们荒凉冷落的小农村，说“不可畏也，伊可怀也”。第三章描写兵士想念妻子，知道妻子也在想念他。第四章描写兵士归家新婚的欢乐。对这个荒村留恋不舍的人，应该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农奴或农民，要说成奴隶是很难的。

　　文王施行仁政，就是说文王推行封建制度。这在当时，周国的政治对邻国自然发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召诰》说“殷民带着妻儿想逃出国境，被纣禁止”，足见商及其他小国的庶民和失意贵族不少逃入周国。周势力继续在扩大，文王不仅保持西伯名号，到后来还“受天命”称王，准备灭商朝。这些，都是封建制度进步性的事实表现。

　　文王时封建制度虽已形成，但只是一些原始的制度。南宋洪迈《容斋四笔》记瑶人事说“瑶人男丁从酋长领得耕地，不纳租税，只服劳役。有罪受酋长裁判”。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苗人事说“苗人酋长称为主户，主户计口给苗民田地，称为田子或田丁。领得的田，不许典卖。此外俘虏或买得人口，男女相配，给田耕种，称为家奴。”周国的封建制度，也许比洪、范二氏所记要高一些，但也不会高得太多，显著的发展是在武王克商以后。

　　周本是西方小国，几十年工夫，居然灭商，成立一个大朝代，这自然是由于商朝奴隶主阶级极端腐化，势必崩溃，同时也是由于周国已经形成新制度的社会，而新制度社会必然要战胜旧制度社会。

第二节 周怎样灭商

　　盘庚迁殷，原想纠正贵族的堕落腐化，可是武丁以后，他们腐化更甚，到纣时达到最高程度。他们一般的生活，是淫乱好色，是打猎游玩。他们荒废耕地，让糜鹿禽鸟生长。他们想出各种残酷的刑罚，榨取财物。他们招诱别人的奴隶，供自己使用。特别是日夜酗酒，照周公《酒诰篇》说来，商整个统治阶级沉溺在酒里，腥秽上冲，连天都发怒了。商统治者提倡畏敬鬼神，但他们甚至偷祭神的牺牲来享受。《微子篇》说“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奴隶和下层百姓起来反抗贵族，方兴未艾，商王国显然非崩溃不可。

　　周文王的政治，与商朝正相反，他禁止饮酒打猎；他施行裕民（使民富裕，《康诰篇》“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的政治。所谓裕民，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家有些蓄积，发生劳动的兴趣。《尚书·无逸篇》载周公训戒成王说，文王勤俭，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到田地上劳作，借以知道农夫的辛苦（“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亲自种田，与“不知稼稿之艰难”的商王，恰好成显著的对照。他又针对着殷纣招诱奴隶，为其他小国所怨恨的形势，定出一条“有亡（奴隶逃亡）荒（大）阅（搜索）”（《左传》昭公七年）的法律，就是说，谁的奴隶归谁所有，不许藏匿。据春秋时楚国申无宇说，这是周文王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很明显，这条法律的制订，并不意味着周文王维护旧存的奴隶制度，只不过是用来争取与国，孤立商王纣的一个手段。而且必须承认，在封建社会里，仍有很多奴隶存在的事实。

　　文王战败西戎混夷，又灭附近几个敌国。拓境西到密（甘肃灵台县），东北到黎（山西黎城县），东到邘（音于yú河南沁阳县附近），对纣都朝歌（河南淇县），取进逼的形势。他又扩充势力到长江汉水汝水三个流域，教化那里的蛮夷，称为江汉汝坟之国，也称为南国，也称为周南召南。南国是周基本力量的一部分。文王晚年，已经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三分之二，灭商的条件成熟了。

　　公元前一○六六年（据《史记·周本纪、鲁世家》以及《竹书纪年》年代推算，武王克商当在此年），即文王死后四年，武王发载文王木主去伐纣。据说，周先派间谍到商，察看国情，回来说：坏人执政当权，昏乱极了。武王认为时机未到。又来报告：好人全被斥逐。武王还认为时机未到。最后报告：百姓闭口不敢说话了。这一年，周国正遭遇饥荒，农夫们愿意出去作战，借以取得食粮。武王动兵出征，据《史记·周本纪》说，有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虎贲（冲锋兵）三千人。行军中前歌后舞，士气旺盛。许多友邦和庸、蜀、羌、髳（苗）、微、卢、彭、濮八个南方小国都率兵来会。武王在牧野（河南汲县）誓师，指责纣听信妇言，不祭祀祖宗，不信任亲族，招集四方罪人和逃奴，尤其是第四条罪状，引起从征各国的敌忾心，要和纣决战。纣兵十七万人（一说七十万人），倒戈反攻，引导周兵杀纣。周兵正月（子月）底出发，二月（丑月）底攻入朝歌灭商，兵力比纣小得多，成功却这样快，主要原因是商兵（有家室的老奴隶和自由民身分的小人）阵上起义，欢迎周对自己的拯救。

　　周兵入纣都，大有俘获，据说，光是宝玉佩玉就多至十几万块，其他财物可以想见。西周文化得以迅速发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周虽然战胜，按惯例必须保存商祭把。武王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分商地为三部，命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据一部，监视武庚，称为三监。武王灭商后两年病死。子成王诵继位，武王同母弟周公旦摄王位，代行国政。成王和大臣召公奭（音式shì）等疑忌周公，三叔也造谣说周公要谋害成王。继承问题引起周内部的不和，武庚看有机可乘，联合东方旧属国奄（山东曲阜县）、蒲姑（山东博兴县）及徐夷、淮夷起兵反周。周公处在内外交攻的地位，非常困难。他首先向召公恳切解释，稳定内部，随后自己带兵东征。武庚军队遇到周兵，不战溃散，周公杀武庚，黜三叔，攻灭奄等十七国。商贵族（士大夫）当了俘虏，被周人称为献（字形亦作鬲）民、民献、人献或献，他们反抗周的统治，所以也被称为顽民或殷顽。

　　顽民原来是大小奴隶主，现在当了俘虏，丧失过去的威福，顽固地反抗周统治是很自然的。周公知道留顽民在商地，将继续反叛，必须迁居洛阳，才能就近管束。他先宣称迁顽民到黎水地方（河南浚县东北），地近朝歌，顽民相当满意。周公卜问鬼神，得卦不吉利，于是改卜别地，说洛阳最好。商人信鬼，这样，把顽民迁到洛阳。

　　周公召集商旧属国，来替顽民筑城造屋，新城很快造成，号称成周。同时也召集周属国，在成周西三十余里筑城，称为王城。派八师兵力（一师二千五百人）驻成周，监视顽民。《尚书·多士篇》周公浩诫顽民说，你们受天罚，本当杀死，我保留你们的生命，应该感恩做我顺民。现在分配住屋田地给你们，安心谋生，如果再反抗，那是你们自己不要生命。又劝诱顽民说，你们只要安居乐业，你们的子孙会兴盛起来的。顽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也只好逐渐软化降服。周公死后，第二子君陈替周公管理成周，不敢疏忽，足见周初顽民问题的严重，因为要把奴隶主变化为从事劳动生产的庶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武王克商与周公东征两次大战争的取得胜利，都是配合着殷奴隶兵阵上起义。奴隶助战有功，自然要改善原来的地位。康叔封卫以后，按周国土地法分给耕地，所谓“疆（强）以周索（法）”（《左传》定公四年），就是释放农业奴隶为农奴，从此卫为西周大侯国，不再发生叛变。商顽民迁离本土，势力大减，一部分居住成周作庶人，一部分被赏赐给周贵族，作奴隶或庶人，大盂鼎“人鬲（献）自驭（音御yù）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驭是奴隶，庶人是农奴一类的人，身分不同，当是按罪行的轻重，予以处置。周初专力感化居住成周的顽民，成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周朝终于胜利了。

第三节 周初大封建

　　武王克商后，开始分封诸侯。周公杀武庚，灭东方十七国，才实行大封建。《史记》说武王首封太公于齐、周公于鲁，恐不可信。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立七十一国，其中兄弟（周公的兄弟）十五人（一说十六人），同姓四十人，周子孙一般都得到封地，做大小诸侯。孟子说，周公灭五十国。《逸周书·世俘解》说，自武王以后，周共灭九十九国，降服六百五十二国。上述国数未必可信，但灭多数小国，建立较大的侯国，降服多数小国，使遵守周朝制度，向周王朝贡，则是事实。周初大封建，对商朝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说来，多少含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显然是一个进步。强迫奴隶制度的小邦接受周朝的封建制度，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商朝有侯、伯、子等爵位，有侯、甸、男、采、卫等五服名称。周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侯、甸、男、卫称外服，封在外服的是正式的国家。采称内服，封在内服的是卿大夫食邑。服定贡赋的轻重，爵定位次的尊卑。晋国侯爵，列在甸服，曹国伯爵，列在甸服，郑国伯爵，列在男服。受封者接受周天子的爵和服，政治的经济的正式关系才建立起来。周灭商以前，周国内有周公、召公、毕公、太公、康叔等人的封邑；灭商以后，封建制度扩大到周势力所达到的地方，在奴隶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许多封建制度的国家。

　　周要统治广大新疆土，必须建立属国，拥护王室。当时最难平定的是商贵族，周公迁他们到成周，封同母弟康叔做卫侯，统治旧商国的遗民。他教训康叔说，你对一般平民要宽厚，行施文王的裕民政治，不要枉法杀人。对掠夺财货，不孝养父母，不和睦兄弟的商人，用严刑诛戮。商人群聚饮酒，除了百工，不论是谁，全数拘获送周京，我杀戮他们。康叔封地最大，权势最重，带八师兵力镇压商人，在当时是主要的侯国。

　　东方奄和蒲姑两个大国，曾助武庚叛周。成王把奄国封给周公长子伯禽做鲁侯（都曲阜），又封外祖父太公吕尚做齐侯。吕尚都营丘（山东昌乐县），灭蒲姑国。齐鲁两大国代替奄和蒲姑，商不能反叛了。召公的儿子封燕（故都在易，河北易县。后迁都蓟，北京），成王弟叔虞封唐（都唐，山西太原县，后称晋国）。从远大处安设据点，抵御戎狄，掩护卫周两国，受封者都是周朝最重要的贵族，足见周初分封确有政治上的远见。

　　当武王克商时，纣庶兄微子启抬着棺材到军前投降。武庚死后，周公把商旧都商丘封给微子，爵为公，国号宋。宋附近有陈（舜后裔。都宛丘，河南淮阳县）杞（夏后裔。河南杞县）焦（炎帝后裔。安徽毫县）三个国家，隐含监视宋国的意义。

　　周初南方没有强国，汉水流域有些姬姓小国，并不被重视。成王封熊绎（音易yì）做楚蛮小国君，歧阳大盟会，派熊绎和鲜卑（东胡小部落）看守祭神火堆，不得正式参与盟会。后来楚强大，怨恨周朝，自称楚王，成为南方大国。凡周势力不能控制的地方，强国甚至小国多自称王，不向周天子朝贡。

　　西周封建制度与宗法有密切的关系。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元子（长子），上天付给他土地和臣民，因此得行施所有权。天子算是天下的大宗，同姓众诸侯都尊奉他做大宗子。天子分土地臣民给诸侯或卿大夫。大侯国如鲁卫晋等国附近，封许多同姓小国，小国君尊奉大国君做宗子，如腾宗鲁，虞宗晋。一国里国君是大宗，分给同姓卿大夫采邑，采邑主尊奉国君为宗子。采邑里采邑主分小块土地给同姓庶民耕种，同姓庶民尊奉采邑主为宗子。同姓庶民有自由民身分，不同于农奴身分的庶民。天子封同姓诸侯以外，又封异姓诸侯。诸侯在国内也分土地给异姓卿大夫。自天子以至于卿大夫采邑都分小块土地给非同姓庶民（农奴）耕种。同姓与非同姓两种庶民，分得小块土地，成为户主，做一家人的尊长。户主由长子继承，诸子称为余夫，或分得更小的一块土地，或谋其他生计。《礼记·坊记篇》载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实际意义就是土地一级一级自上而下归一个人所有。周制同姓百世不通婚姻，这样，各国间同姓既是兄弟，异姓多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统关系，可以加增相互间的联系。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诸侯在国内称异姓卿大夫为舅。想见有宗的庶民与无宗的庶民互通婚姻，同样也保有甥舅关系。上起天子，下至庶民，在宗法与婚姻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组织贯彻着封建精神，而最真实的经济基础自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土地为枢纽，凡授予土地者有权向接受土地者征收贡赋，反之，接受土地者有义务向授予土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个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也有权向接受土地者收回土地。行施这种收回土地权，依靠武力和刑法。行施取得贡赋权的方法是（一）庶民助耕公田；（二）诸侯采邑主朝觐贡献。《尚书·洛诰篇》载周公教成王说，“你得用心考察众诸侯谁纳贡，谁不纳贡。纳贡的如果礼貌不好，即是侮慢王朝，等于不贡。诸侯不贡天子，庶民也不贡诸侯，政治就乱了。”《小雅·北山篇》说，“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话的内容就是天子有权直接或间接向庶民取得贡赋。《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孔子说，周公定贡赋法有三个原则：“施恩惠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税要轻。”文王以来，一向施行裕民政治，周公扩大了施行的地区。在这个广大地区上，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农业劳动者从牛马生活的奴隶变为小私有经济生活的农奴，生产力提高了。各级封建主从农奴那里榨取生产品比榨取奴隶要顺利些，所得的物品也要多些，这样，剥削者的利益暂时得到满足，把干戈弓矢收起来了（《周颂·时迈篇》“载戢（音集jí）干戈，载櫜（音高gāo）弓矢”）。农奴们愿意从事生产，封建主愿意暂停战争，因此西周初期，即所谓成康之世，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进步，《诗经·周颂》正是叙述这个大进步的可靠诗史。

　　天子封给诸侯土地（如伯禽得奄地为鲁国，康叔得商地为卫国）和臣民（如鲁治奄民，卫治殷民），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周公封康叔为卫侯，司空聃季（聃音丹dān）授土，司徒陶叔授民。授土是天予建立一个大社，封诸侯时凿取一块社土，放在白茅上，赐给受封诸侯，称为受土于周室。授民是将原来居住在封地上的民交给受封者，有些受封者还得到附加的民，交给时指明民的身分和数目：如给鲁国殷民六族，卫国殷民七族，晋国怀姓九宗。又如赐臣、仆（奴隶）若干家，人献或民献（殷俘）、庶民或庶人（农奴）若干夫或若干人。据金文所记，庶民的数目一般总比臣仆多，因为封建主剥削的对象，主要是庶民。庶民也有家，不过对封建主只是本人负纳贡赋服劳役的责任，所以称夫或人，臣仆一家人都归主人所有，所以称家（夫与家的名称自然也不可太拘泥）。

　　经授土授民以后，土地臣民名义上仍是王土王臣的一部分，事实上受土受民的人有权割让或交换，等于私有了。《大雅·瞻卬（音仰yǎng）篇》，“人（指领主）有土田，汝（指幽王）反有（夺取）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领主们的所有权，天子是不该无故侵犯的。包括在民里面的臣，与众（庶）比较，臣在农业生产上给主人的利益是较小的。农业部门臣与众并用，其趋势自然是臣逐渐减少，众逐渐增加，也就是在封建制度社会里，残存的奴隶制度逐渐在缩小。大克鼎铭文记厉王赏克田七区，其中一区注明“以（与）厥（其）臣妾”，想见臣妾用在耕作上比较是少数。曶（音忽hū）鼎铭文也显示了这个趋势。曶鼎铭文记某年饥荒，小采邑主匡季率臣二十人抢小采邑主曶的禾十秭（音子zǐ），曶到东宫诉讼。匡季出五田、一众、三臣给曶谢罪。曶定要偿还禾。东宫令匡季偿还禾二十秭，如明年不偿还，则加倍罚四十秭。匡季宁愿再添二田、一臣给曶，曶减免匡季三十秭。这里众与臣身分区别甚分明，所谓众，就是庶民也就是农奴。臣是在田上耕作的奴隶。这四个臣与众在一起，所以也同称为夫。荒年时，主人要负责维持臣的生活，匡季被迫率臣去抢粮食，受东宫的重罚，宁愿多送出几个臣去赎罪，不愿多出禾，也不愿多出众，足见西周时耕种的人有农奴有奴隶，比较起来，主人还是要农奴。曶曾在其他一次诉讼获胜时得五夫，曶拜稽首受这五夫，还用酒、羊和丝给五夫，要他们安心住在邑里种田。田必须人种，人又会逃走，这就可以推知曶为什么给他们酒羊，也可以推知封建主为什么会抛弃奴隶宁愿利用农奴的原因。

第四节 西周的经济结构

　　周祖先后稷居邰。公刘居豳。太王居岐，开始称周。王季居程（陕西咸阳县）。文王居丰（陕西长安县）。武王居镐（音号hào长安县）。丰邑在丰水西，镐京在丰水东），称为宗周。成王造洛邑，称为东都。

　　西周以镐京东都为中心，有王畿方约千里的土地。以镐京为中心的渭水流域，因周人的积极经营，农产丰富，成为西周经济的主要基地。在当时，西周是最先进的国家，王畿外齐鲁卫三大国，经济文化远不及西周，更不必说其他小国。

　　构成西周社会的阶级和阶层，大体如下：　　

一 统治阶级——百姓

　　百姓是“禅让”时代流传下来的旧族，《盘庚篇》百姓与万民相对，《诗·小雅·天保篇》百姓与群黎相对，百姓是贵族的通称，在商为奴隶主阶级，在周为封建领主阶级。直到春秋后半期，宗族逐渐破坏，土地个人私有的地主阶级代土地嫡子世袭的领主阶级兴起，百姓才逐渐失去贵族的意义，社会地位与普通庶民相似，本来不同含义的两个名词也就可以通用。

　　百姓里面也有贵贱的区别，这就是名位不同，占有土地大小不等的各级领主。

　　王族 姬姓是百姓中最贵的一姓。周初姬姓男子一般部分封为大小诸侯，周王和诸侯的子孙除了嫡长有继承权，其余多分得采邑为卿大夫。领主阶级中姬姓领主占很大数量。

　　诸旧姓 姬姓以外诸旧姓，有的在王畿内受采邑作王官，加从平王东迁的七姓。有的受封作大小诸侯，如姜姓的齐国，子姓的宋国。有的是商朝已经存在的旧国，如徐夷淮夷等。这些旧姓数量极大，但政治势力不及姬姓。

　　百工 百工是掌握手工业技术，管理工奴的低级百姓。周公不杀犯了酒禁的百工，足见周特别重视商百工的技术。西周得百工，成为王官的重要部分，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东周王室衰微，百工散到大诸侯国（如楚器铭文上的铸客，即周游各国的一种百工），侯国文化才开始发展。　　

二 被统治阶级——庶民

　　民字本义是奴隶。民或称黎民、群黎、苗民、众人、庶人、庶民、众、庶，通称为庶民。由于阶级的分化，民字涵义也扩大力一般劳动者，甚至贵族也有时自称为民，《诗经》中多有其例。大体上西周庶民包括上层的自由民，中层的农奴，下层的奴隶，数量最大的是中层的农奴阶层。

　　上层庶民 商时有一种人称为小人。商亡国后，周公教这种人务农种黍稷，或牵牛车出去做买卖，来孝养自己的父母尊长，足见他们不是奴隶，也不是贵族殷顽，他们是自由民。小人以外，一部分迁成周的殷顽，周公允许他们住自己的房屋，种自己的田地，谋自己的生活，他们在归顺以后，也有自由民的身分。东周人重工商业，逐什二之利，大概就是殷顽的遗俗。周制土地由嫡子嫡孙继承，称为宗子，凡与宗子亲属疏远或亲属已尽的族人，在宗族内领得土地耕种，当然是自由民身分。小国被大国吞并，小国的贵族一部分降为皂隶，大部分变为大国的庶民，也可以取得自由民的身分。自由民在庶民中是上层。这个阶层逐渐在扩大，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产生地主、推倒领主的有力阶层。

　　中层庶民 克商以前周国有农奴，武王伐纣，周公伐武庚，商奴隶兵倒戈起义，助周灭商，取得农奴的待遇。康叔封卫，伯禽封鲁，都按周法划分耕地，商奄二国0原有的农业奴隶自然转化为农奴。除晋国不用周法，按戎族习惯法（戎索）分配牧地，其他周所封诸侯如齐、陈、宋等中原地区的国家，和鲁卫同样，用周法分配耕地。周初大封建，一方面是姬姓与非姬姓贵族做了大小领主，一方面却是农业奴隶得到大释放。周初大封建之所以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农业奴隶彼释放，获得了农奴的地位。

　　下层庶民 奴隶在西周仍是数量颇大的一个阶层。俘虏为奴，罪人及其妻子为奴，奴隶子孙为奴，封建领主决不放弃对奴隶的剥削。因为农业奴隶散布在广大田野上，不如释放为农奴，比较有利；至于在手工业、商业、畜牧业、家内服役等方面（奴隶也有种地的，春秋时叫做隶农），使用奴隶确是有利。《左传》昭公七年载楚国申无字说，“周文王定‘有亡荒阅’的法律，因而得天下，……周武王宣布商纣招诱别人的奴隶，因而激起从征诸侯的决战心。”伯禽伐淮夷徐夷，作《费誓（费音币bì）》，也说“偷人家的马牛，诱人家的臣妾，你得受刑罚”。封建社会从开始到崩溃，总是有奴隶存在，不过有时多，有时少，有时显著，有时不甚显著，无论如何，封建主必然要剥削奴隶来补充剥削农奴或农民之不足，这在封建社会开始时期的西周，奴隶多而重要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资本主义社会仍保存直接的或隐蔽的奴隶制）。申无字说人有十个等级：“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围，牛有牧。”（《左传》昭公七年）自皂至台，是各级奴隶，马夫牛牧不列等，比台更贱。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吃官饭（《国语·晋语》所谓“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庶民中自由民与农奴的共同点是吃自己饭（“庶人食力”），因为所食不同，所以上中两层庶民不列入十等人里面。

　　从王到大夫是各级领主，是土地的所有者（“公食贡，大夫食邑”）。庶民中自由民的生活主要依靠务农，有的做士吃官饭（“士食田”），有的经营商业。农奴大部分务农，也有一些人做小手工业和小商贾。自由民和农奴分得土地，称为私田，但并无所有权，不得私自卖买，自己死亡或年老，可以由长子继承做户主。这样，农夫一家人世代附著在小块土地上，离开土地不能生活。

　　周土地法以一田为单位。一田一百亩，一亩横一步、直一百步。一步长六尺。周一尺合营造尺六寸四分，一步合营造尺三尺八寸四分，横直各一百步得一百亩，约合营造亩二十四亩六分。西汉初期，一个农夫用未耜耕种不过十亩，西周耦耕，二人合力，平均一人可能也种十亩。战国以前不知施肥，普通田需要轮流休息，农夫有田二十五亩，每年有十亩田的收入，除去什一税，在一般情况下，一家人可以得到饱暖。

　　田与田中间，一大片田与一大片田中间，必须划分各种疆界，疆界是通车的大路，或人行的小路，如大路通南北，则小路通东西，大路通东西，则小路通南北，大小路交错，象无数井字（春秋时楚国井衍沃，就是在平地上划疆界）。《小雅·信南山篇》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指的田间疆界。领主有划分疆界的特权，《大雅·擞高篇》说“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彻字的意义是通，就是通大小道路。通道路也就是划疆界，疆界划定，才能分给农夫去耕种。《大雅·公刘篇》说“彻田为粮”，就是按田征收食粮。东周鲁哀公苦国用不足，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请教。有若说，为什么不行彻法？哀公说，取什二还不够，怎能行彻呢！足见彻是什一而税。按孟子只知周行彻法，不知周初曾行过助法，足见彻法是行用甚久的一种制度。彻法是低税，这可能是高0级领主向低级领主收税的税率，也可能是公田制废弃后，农夫在兵役摇役以外应缴纳所种田亩的税率。史料缺乏，难以得出定论。不过公刘时没有什一而税的彻法是可以肯定的，《公刘篇》作于西周，可信那时候已经有彻法了。

　　邑是住人的城堡，领主所居的邑是大邑，田野间农夫所居是小邑，小邑住十家，称为“十室之邑”，田在邑外，一邑有田十田。金文及春秋时传记所载，田有一田、二田、五田、七田、十田、五十田、六十田、一百田的计数法，亩有百亩、千亩、十万、七十万、一百万的计数法，绝无一井九百亩的计数法。孟子所说井田是想划九田为一井作单位，废什一的彻，行文王的九一而助。一邑有农夫十家田十田，领主有若干邑，也就是有若干田及若干家农夫，征取力役和实物，计算很便利。春秋时期卿大夫采邑已经扩大，但名义上仍称“百邑”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一乘需役夫十人，一邑十家共出车一乘，出兵役两伍（五人为伍），百邑正合百乘的数目。

　　人住邑中必须饮水，因此邑必有井。《易·井卦·卦辞》“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意思是说，邑可以迁移，井总是要有的。《井卦·大象》“君予以劳民劝相（助）”，意思是说，邑里有井，农夫们可以安生，同井人可以互助。井与邑关系如此密切，所以一邑也得称一井，但不是孟子所说的井。

　　周天子有大量公田，称为大田、甫田、南亩，每年出产谷物，以百室或千仓或万箱计数，这是天子收入的主要部分。公田里天子有藉田千亩、诸侯百亩，名义上是天子诸侯亲自耕种，实际自然是农夫代耕。在公田上耕种的人就是领得私田的农夫。《周颂》和《小雅》所记当时生产情况，是普遍的大量的主要的生产情况。从这些诗篇看来，可以断言西周领主与农民的关系是封建的关系。

　　（一）天子每年要农夫一万人（诗篇数字不可拘泥）到公田服役。《小雅·甫田篇》“倬（音卓zhuō）彼甫田，岁取十千”。天子所属农夫不只万人。万人助耕，余人不能无税，想见与助并行的还有称为彻的税法。

　　（二）每家出一人到公田上耕作。《周颂·载芟（音山shān）篇》“侯（语助辞）主侯伯，侯亚侯旅，侯疆侯以”。译意为到公田上耕作的农夫每家派来一人，其中有主（户主）伯（户主的长子）亚（户主的次子）旅（年幼子弟）强（有余力帮助别人耕）以（受雇来代耕）等人。这些人各有自己的身分，奴隶不可能有这许多区别。王畿方千里，路远的农夫不到公田助耕，就得纳彻税。

　　（三）食粮农夫自备，妻子给丈夫送饭。《周颂·我芟篇》“有嗿（音坦tǎn）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译意为老婆送饭上地，孩子跟着一起，吃饭吞咽有劲，好让老婆看了欢喜。《周颂·良耜篇》“或来瞻汝，载筐及筥（音举jǔ），其饟伊黍”，译意为你老婆快来看你了，拿着筐子，盛着黍米饭给你吃。耕者吃自己的饭，就是有自己的经济，这当然是农奴或农民，奴隶是没有自己的经济的。

　　（四）生产工具农夫自备。《周颂·臣工篇》“命我众人：庤（音至zhì）乃钱镈（音博bó），奄观銍（音质zhì）艾（音义yì）”，译意为命令我的农夫们：准备你们的耕具，还得多准备些割器。封建经济“和奴隶经济就是从农具是否私有这一点来区别的”。据《小序》说，《臣工篇》是诸侯助祭将归国时，天子教诫诸侯的训辞，足见诸侯国的农夫也自备农具。名义上诸侯国农夫仍是王臣的一部分，所以称“命我众人”。

　　（五）耕公田也兼顾私田，耕时人多，耘时人少。《周颂·噫嘻篇》“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载芟篇》“千耦其耘”。耕时有五千耦，耘时仅一千耦，四千耦耘私出去了，耘公田的千耦，耘完公田仍回私田。《小雅·大田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意思是希望时雨先下公田，后下私田，以便耘完公田，归耘私田，因为农奴照例是“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篇》）。

　　（六）公田收割时给寡妇们留些谷物。《大田篇》“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这里所说寡妇，是农奴或农民家的寡妇，否则不会自动到田上拾谷物。

　　（七）天子每年举行两次慰劳农夫的馌礼，给农夫们吃陈米饭。《甫田篇》“我取其陈，食我农人”，陈就是陈米。《甫田》《大田》两篇都说“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甫田篇》指始耕时，《大田篇》指收获后。周先公居豳时，始耕举行馌礼，收获后举行飨礼，成康时还保持这种惯例。

　　（八）开辟私田，鼓励农夫。《噫嘻篇》“骏（大）发尔私，终三十里”。天子指定三十里的荒地，让农夫们开辟作私田，农夫家余夫可以得到分地。这样久了，私田面积愈益扩大，彻税所得愈益增加，公田收入逐渐变成不重要部分。

　　《周颂》是西周初期的诗篇，《小雅》也是西周人所作，诗中描述农夫耕种公田时各种情形，确实说明了这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所谓耕公田，就是领受私田的农夫，在领主的田上进行着无报酬的劳作，向领主缴纳力役地租。

　　封建制度对奴隶占有制度说来，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大进步。古史都说成王康王时候，禁止打仗，天下安宁，四十年不用刑罚（民不犯法，不必用刑）。四十年不打仗不用刑，奴隶来源枯竭，奴隶国家也就衰亡了，那里还有所谓“颂声大作”呢？这正因为新的经济制度起着进步作用，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了，因而出现周初的“太平世”。把西周说成奴隶王国，就很难解释周诗和古史所说的一切现象。

　　西周生产工具是否用铁，照一般现存材料看来，应该说是没有，但也不能断言一定没有。从矿石提炼出铜比炼铁困难得多，从黄铜到青铜，又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商朝早期已经用青铜，按照冶炼技术的难易，说西周还不知炼铁，很难说得通。铁的熔点比铜只高八十度（铜熔点一一二○度，铁熔点一二○○度），但因鼓风设备的限制，最初的铁不曾熔解，只能是海绵体的热铁，性柔软，可锻不可铸，不堪制作需要硬度较高的工具，因之用处不大，不被重视。到春秋初期，已能熔解铁矿石成为生铁。生铁性硬而脆，可铸不可锻，用以铸农具，称为恶金。这是炼铁技术的一个大进步。春秋初期有生铁，西周或西周以前有熟铁，并不足为奇，铁字不见于甲骨文金文，铁器还没有发见，都不是很重要的。《周颂》所载钱、镈、銍等字形，可以推想为金属工具。《载芟篇》说“有略其耜”，《良耜篇》说“（音测ｃè）畟良耜”，略与畟畟都训为锋利，耜刃锋利，当然是用金属。金属指铜或铁，这里所说金属工具，是铜农器，也可能是用熟铁皮包口的农器，铜农器应是主要的，因为青铜比熟铁硬度高。河北兴隆出土战国时制铜锄镰等农具的铁范（出土地点在铜矿附近），足见以铁耕的战国时期，铜制农具还不能全废。西周时期重要农具用铜，也有些用铁，比商时奴隶所用农具进了一步。西周农具主要用铜，并不能得出西周不是封建社会的论断。

第五节 西周经济的变化

　　初期封建制度在太王王季时候，开始萌芽，文王时候逐渐形成，武王周公时候，推行到广大地区，成王康王时候发展到高度，昭王穆王以后开始变化。所谓变化，就是力役地租性质的公田制因工商业的开展，农夫户口的增殖，私田数量的扩大，公田管理的烦难，领主每年收入，私田什一税超过公田的千仓万箱的时候，公田制就会被物品地租性质的税亩制所代替。宗周在当时是先进国，变化最早。东方大国如齐，春秋初年还保存公田，不过已经“维莠（音有yǒu）骄骄”、“维莠桀桀”（《诗·齐风·甫田篇》），名存实亡了。鲁国于前五九四年（宣公十五年）初税亩，足见以前鲁还有公田。小国如鄅（音禹yǔ山东临沂县北），于前五二四年（鲁昭公十八年），鄅君还到公田上督耕，废公田制当在以后。

　　周天子是天下宗主，诸侯朝聘贡献的玉帛、兽皮、珍玩及地方特产，汇集在周京。周天子有百工，制造各种器物。例如西周铜器玉器流传甚多，大小王官常因纪念小事制造铜器，玉器是贵族行礼必需品，铜工玉工不仅为王室造器，更多的铜玉器还是为贵族和王官制造。铜工玉工如此，他工未必不如此。百工造器，必取报酬，百工之长惜此剥削工奴，获利致富。王官中又有官贾，利用奴隶经营商业。上层庶民中也有私人经营工商。西周工商业一直在发展，穆王时定赎刑，正是以工商业者为对象的一种新的剥削方法。

　　穆王是个大游历家，相传曾到过昆仑山西王母国。一个天子不会冒险远游，当是西方早有通商的道路。《尚书·吕刑篇》说，周刑法本有五种：墨刑（用刀刻面涂墨）一千条，劓刑（劓音艺yì割鼻）一千条，剕刑（剕音肺fèi割脚）五百条，宫刑（男子割生殖器，女子禁闭宫中当奴隶）三百条，大辟刑（斩头）二百条，总共三千条。那时候狱官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穆王要化私为公，定出赎刑条例。墨刑黄铜六百两（一两约合今四钱多），劓刑一千二百两，剕刑三千两，宫刑三千六百两，斩刑六千两。能出铜赎罪，当然是富人，可以设想富人就是工商业者。

　　农夫住在田野小邑，称为野人；工商业者住在大邑，称为国人。厉王是个大暴君，他酷爱财货，重用荣夷公，想法专利。国人毁谤厉王，厉王令卫国神巫监视国人，随意杀戮，禁阻说话。厉王自以为能弭（音米mǐ止）谤，压迫更加严厉。后来国人不能再忍，前八四一年（共和元年）举行起义，厉王渡黄河逃走。太子靖藏匿在召公家里，起义者围召公家。召公把自己的儿子假冒王子送出去，被起义者杀死。宗周出现了以周召二公为首的贵族共和政治。这是历史上国人第一次大起义，西周社会因这次起义的推动，前进了一步。百工和商人为反抗过度勒索而起义，只要厉王逃走，不回来报复，也就满意了。贵族共和在当时正是适合情势的一种政治制度。周公是宗周第一家贵族，召公是第二家贵族，并且曾谏阻厉王专利，周召二公得到起义者的拥护是很自然的。前八二七年，厉王死，宣王靖继承王位，足见起义者并无推倒文武以来王统的意图。《竹书纪年》采战国游士的寓言，讹称共和是“共伯和干（夺）王位”。按西周初年，卫康叔封世于中族父（旄音毛máo）为庸伯（庸康字形相似，旧史误作康伯），康叔死后，庸伯继位。自后卫国世子有受封称伯的惯例。卫厘侯（厘音希xī）封世子余为共伯（河南辉县）。厘侯十三年，厉王出奔。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厘侯死，子武公和嗣位。共伯余一说早死（《鄘风·柏舟篇·小序郑笺》），一说被武公和攻杀（《史记·卫世家》），早死说似较可信。厉王出奔时，不论共伯为余或为和，一个侯国的世子，一跃而登周天子大位，在嫡长继承制极端严格的周朝（春秋时期，世卿权重，还不敢于诸侯之位，何况西周，侯国世子岂能干王位），可断言必无其事。武公和曾为周幽王卿士，得周卫二国人爱戴，甚有贤名。战国游士捕风捉影，随意附会，如《庄子》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之类，信口说来，不负责任，《竹书纪年》却误信寓言为真事，后人又误信《纪年》的误记为真史，一误再误，大概都是为了好奇的缘故。在共和行政的十四年里，周统治力削弱了，对起义的百工商贾自然要有些让步，对田野间农夫的管理，也不能不有些松弛。本来公田制度，只能在西周初年规模较小的国家里行施一时，后来人口逐渐增殖，私田也逐渐扩大，私田以外，还有农夫余子自力开垦称为附庸土田的土地。私田一田规定一百亩，附庸土田当管理松弛时，面积就会大小不定。共和时期，私田和附庸土田数量增加，宣王即位以后，“不藉千亩”（《国语·周语》）。藉田千亩名义上是天子亲耕，供祖宗祭祀用的米饭。天子不能亲耕，说是借用民力来助耕。这无非是实行力役地租的一种装饰品，使农夫们以为天子尚且耕祭祀田，自己当然应该耕公田。共和以后，公田制度已经难以维持，天子亲耕藉田也失去装饰的作用，所以不借民力耕千亩，实际上就是不能再维持公田制度。宣王废弃助法，原有称为彻法的税法成为普遍行施的税法。改力役地租为物品地租，是有进步意义的。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征伐来侵的戎狄蛮夷，号称中兴，就是这个进步性的新制度在政治上的表现。公田制的废除，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对统治者和农业劳动者都是有利的。

　　工商业者自共和以来，益趋兴盛。幽王时，许多贵族破产流落，庶人富有，却可以做官受爵，过着贵族式的生活。当时君子（贵族）也想做买卖，谋取三倍的利息。王叔郑桓公知道周快灭亡，同商人订互助盟约，请商人帮助他建立新郑国。西周未年，商人地位提高，分享政权，旧贵族不平，《诗经·小雅、大雅》里写下不少的怨恨诗。

第六节 统治阶级的敬天保民思想

　　相传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这就是说夏文化不及商，商文化不及周。周文化高于商文化的原因，在于周经济制度不同于商，周统治阶级对民的看法改变了，因之政治与文化都比商朝有进步性。商时民完全为国王所有，是国王直接所有的一种财产。所以民的生命为国王所给予，国王有权任意珍灭民命。西周却有显著的不同。《尚书》里保存不少西周初年的政治文诰，每篇都说到如何治民。其中《无逸篇》说治民要“先知稼穑之艰难”，“怀保小民，惠（加惠于）鲜（穷人）鳏寡”；《立政篇》说“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重农与慎狱尤为封建政治的重要纲领。西周时期的诗篇，也有很多篇说到民事。照《书》《诗》所说，烝（音征zhēng众）民是天生下来的，皇天上帝是烝民的宗主。天选择敬天有德的国君做天的元子，付给他中国人民和疆土，代天保民。元子如果不能称职，皇天上帝就会改选别人。文王受天命称王，因为他实行裕民政治，所以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周初统治阶级鉴于夏商二朝的灭亡，知道“惟命（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要永命必须保民。武王在《泰誓》里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民心看作天心所自出，所以民心是政治好坏的镜子，也是天子坠厥（天）命或受厥命的权衡。这种天子代天保民的思想，反映出封建主对农奴不完全的所有制，与商朝比较，西周显然是封建制度正起着进步作用的时期。

　　武王死后，周公摄行王政七年，他是一个大政治家，依据周国原有制度，参酌殷礼，有所损益，定出一些巩固封建统治的制度来，这就是后世儒家所称颂的周公制礼作乐。周本小国，重农节俭，行施裕民政治，变成强盛的大国。克商以后，周国旧制多被保存，例如商朝大祭祀用牲多至数百头，甚至杀人充祭品，西周大祭祀用牲不过一牛一羊一豕或二牛，奢俭相差极远。又如商朝杀人殉葬，周国世代重农，需要人力，贵族或国君死后，不用人殉（当然也有例外）而用草人、土车殉葬，后来也就成为周朝的殉葬制度。祭礼葬礼是大礼，商周有显著不同，足见周初礼制主要出于周国旧制，经周公沿用，因而称为周礼或“周公之典”。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左传》成公十三年），商周在戎事上也有显著的不同。商时战争频繁，周禁止诸侯间争夺。成王临终，嘱咐康王，要他和远又能和近，劝大小众诸侯相安，不要争夺（《尚书，顾命篇》“柔远能迹，安劝小大庶邦”）。据经史所记，成康时候战争确是少见。

　　从西周传下来的文篇里看来，封建领主阶级在开始时敬天保民的思想是存在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它的剥削欲的专利思想也逐步增强了。不过在西周，它到底还是进步的阶级。它所创立的制度和文化，是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最初基石。西周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应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朝代。

第七节 各族间战争与西周的灭亡

　　西周各族间战争，主要是华夏族（华族亦称诸夏，也合称为华夏）抵抗西戎北狄的侵入，其次是对东夷南蛮的攻伐。

　　东方地域广大，周公灭奄，太公灭蒲姑，周势力仅到山东境内，淮夷徐夷仍倔强不服。《费誓篇》载伯禽受封到鲁国，淮夷徐夷起兵来攻，伯禽守东郊，不敢开城门。伯禽誓师说“马牛臣妾逃亡，不许藏匿，要归还原主”；又说“不许跳墙偷别人的马牛，诱别人的臣妾”。当时东方国家还保存抢夺奴隶的旧习惯，誓言里严重指出，意在维持鲁军的纪律。伯禽被夷族围困，成王派三军援助，才击退夷兵。穆王时候，徐夷国君强大称王，号为偃王。徐僵王联合九夷伐周，穆王害怕，承认偃王做东方的霸主。穆王教楚伐徐。楚战胜徐，势力扩张，成了南方新兴的强国。宣王屡次伐徐夷淮夷，但偃王子孙仍称王，与周天子对立。

　　江汉流域是蛮族根据地。昭王征伐南蛮，全军覆没，君臣淹死在汉水里，周天子声威大损。穆王宣王相继南征，不曾得到大战果。汉水流域有些姬姓的诸侯，全是弱国，这给熊绎子孙很好的发展机会。熊绎初封在丹阳（湖北秭归县），土地非常小，不够诸侯的资格，成王大会诸侯，他只配看守祭神的火堆。可是他的子孙，处在群蛮斗争环境中，坐小竹车，穿破烂衣，开辟山林荒地，吞并许多小国，穆王时候，战胜徐偃王，造成独霸南方的形势。夷王时，楚君熊渠更强大，封长子做句亶王、次子做鄂王、小子做越章王。春秋初年，熊通正式称王，统率蛮族，不承认周天子的地位。

　　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大夷、獯鬻、狁（音险允xiǎnyǔn），表示对他们的憎恶（战国以后称胡，又称匈奴）。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初期曾打一次大仗，俘获鬼方一万三千另八十一人，斩首馘（音国guó。杀敌人割取左耳）耳的人数，大概也不少。此后戎狄屡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迁居犬丘（槐里，陕西兴平县南）。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经过多次战争，互有胜败，筑城防御，仅能阻止深入。宣王子幽王，宠爱褒姒，想杀太子宜臼（东周平王），立褒姒的儿子伯服做太子。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勾结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积累的货物宝器，全被犬戎掳去，西周灭亡。平王靠诸侯的援助迁居洛邑，建立东周，王室衰弱，下降为中等国家。

　　宣王号称中兴贤王，他的功业是征伐外族，获得相当胜利，可是连年用兵耗费很大。他不敢对百工商贾加重剥削，便把费用转移到农夫们肩上。前七八九年（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戎大败，宣王几乎被擒。他为补充兵力和财物，想出料民（调查户口）的办法。仲山甫谏阻料民，说农夫数目要从各方面间接推知，如果直接查点，一定要起祸乱。宣王不听。这样农夫们负担过重，不愿出力拥护周室。到了幽王时候，政治大坏，剥削更重，西周就被犬戎灭亡了。

　　孝王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小块土地，地名秦（甘肃清水县），在戎狄间。宣王封非子曾孙秦冲做大夫。秦攻西戎战死，子孙都专力攻戎，国势渐盛。秦仲孙襄公救幽王有功，平王避戎东迁洛邑，襄公派兵护送。平王封襄公做诸侯，逐渐收复周失地，成为西方强国。

　　西周从武王灭商到幽王亡国凡十一代十二王，据《竹书纪年》说共二百五十七年。中国历史有确实纪年从前八四一年即共和元年开始，共和以前年代都不甚确实。　　

简短的结论

　　周国在公刘时候，是一个小部落，有些奴隶给周君服役。太王建立起粗具规模的小国，封建制度开始萌芽，周国从此发达起来。

　　文王施行裕民政治，招致附近各地的庶民，分给小块土地，让他们耕种。领得耕地的人，必须无报酬为公家种地并服各种劳役。这就是裕民政治，周国因此变成西方强国。《尚书·康浩篇》载周公教训康叔说：“文王为什么能开创王业，因为‘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他解释敬忌说“文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如果文王所治的民，是奴隶不是农奴或农民，很难理解敬忌、裕民的意义。

　　武王克商以后，周公成王封建诸侯，规定诸侯对王室贡赋的数目。诸侯对大夫和庶民，也有一定的贡赋去。共和行政以后，百工商贾和农夫，在经济上都有些发展，宣王废除助耕公田制，改为征收田租。这种田租就是什一而税的彻法。

　　西周奴隶依然大量存在，用途是从事工、商、农业劳动，并且供封建主的家内役使。文王定法律确定奴隶所有权，不许互相诱夺，足见奴隶还是构成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过在庶民总数中，奴隶数量是较小的。奴隶来源是俘虏和罪人及其妻子，还有被掠卖的穷人。

　　幽王时候很多贵族破产流落，富有的庶民（主要是商人）穿贵族衣服，在朝廷做官。甚至贵族也想经商致富。商人助郑君立新郑国，想见西周商人是有力量的。

　　非华族的各族时常攻击西周，幽王终于被犬戎杀死。春秋时期强大国家，在西周全是处在外族包围中的小国（只有齐开始是大国）；变成贫弱的国家，原来却多是大国。

第四章 列国兼并时期——东周

东周前七七○年——前四○三年

春秋前七二二年——前四八一年

第一节 在兼并战争中变化着的东周社会

　　西周时期，天子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禁止诸夏各侯国间攻战兼并。原来比宗周落后得多的各诸侯国，因长期休养生息，经济逐渐兴盛起来。宗周灭亡，平王迁都洛邑，王室衰弱，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陆续出现，打破了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后来侯国大夫互相兼并，强宗陆续出现，打破了宗族并列、公室独尊的局面。在兼并过程中，西周旧制度逐渐被破坏，特别是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向个人私有可以买卖的家族土地所有制转化，成为东周社会各种变动中最基本的一个变动。一般说来，西周社会是比较安静的，东周则进入动荡时朗，频繁的兼并战争，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但也推动了社会向前进步。

　　西周以来，宗族占有大量土地。这种土地占有制度，以封建剥削为其内容，以氏族组织为其外壳，宗子则是宗族全邵土地的所有者。卿大夫受封土作为自己的采邑，在采邑内可以收族聚党。受封人的嫡长子世世相传为宗子，其余子孙以及异姓的姻亲称为族党。他们多数耕种宗子的土地，身体被束缚不能自由迁徙，精神上也被尊祖敬宗的信条所束缚，惟恐自己失去了宗族的庇护。宗子统率宗男，宗妇统率宗女。宗子宗妇受一族人的尊敬。族中如有贵或富的人，不敢显出贵富的样子走进宗子的家里。族人得衣裘车马等贵重器物，要选择好器物献给宗子，次等器物归自己服用。族中富人祭祖先，必须备两副祭品，好的一副献给宗子。宗子与族人的关系，名义上说是“异居而同财”（《仪礼·丧服》），实际是宗子同享贵富族人的财物。贫贱族党耕种宗子的土地，算是宗子和他们同财，实际是宗子剥夺他们劳动生产品的大部分。

　　宗族有土地、刑法（杀人权）、军队（私卒、私属）、臣属（士）、农民（耕田的族党）、农奴（非族党的农夫）、隶农（耕田奴隶）和奴隶（包括手工业商业及家内役使的奴隶）。替宗子管理宗事的人叫做“宰”或“宗老”。又有管祭祀的祝、史，管军事的司马，管手工业的工正，管商业的贾正。宗族实际是一个小国家，所谓氏，如鲁国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就是这个小国的国号，宗子就是这个小国的国君，他在这个小国里强有力地统治着全宗族。

　　宗族土地大小不定，齐卿管仲曾夺伯氏三百邑，又齐子仲姜宝镈铭文记齐侯赏给一个大夫二百九十九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谓“唯卿备百邑”，大概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制度。侯国内宗族对诸侯要缴纳贡赋，并服各种徭役。有时被诸侯惩罚，加倍出赋，有时被逐甚至被灭族。诸侯权力足以控制各宗族的时候，割裂土地封给有宠或有功的卿大夫，“公食贡”，并不感到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但当宗族变成强大，诸侯失去或削弱了控制力的时候，宗族兼并便盛行起来。强宗夺得土地，设地方官（县大夫或邑宰）管理民事，并不分封子弟，停止了新宗族的再发生（宗族中“侧室”“贰宗”为数至少）。亡了宗的族党，失去宗子的庇护，同时也免于宗子的同财，在对地方官有义务缴纳贡赋的条件下，一个家庭自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家长有权力处理自家的财产，有兴趣增加自家的财产，这就形成了一种以家长为主体的家族制度。

　　家族制度代替宗族制度，也就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度代替以一个宗族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度。一个家庭占地多便成地主，占地少或种别人田地便成农民。不论地主或农民，都需要建立起家长擅权的家族制度来。家族制度的内容是子弟服从父兄（儒家所谓孝悌），妇女服从男子（《仪礼·丧眼篇》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儿子和媳妇不得有私财私物，不敢私自借用别家的财物，也不敢私自送财物给别人，一切听家长支配。父母死后，兄弟可以异居异财，每个男子都有可能作家长，参加社会活动，建立在宗族制度上的旧国家因之也就逐渐变为建立在家族制度上的新国家。

　　东周是个动荡的时期，在动荡中，各阶级、阶层都起了变化。特别是家族制度的地主阶级开始出现，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受这个阶级的支配，由此产生地主统治的封建社会。西周领主统治与秦汉地主统治的中间，东周和战国，正在进行着两种统治的交替运动，东周则是这个运动的开始。　　

一 统治阶级　　

　　王国贵族 平王东迁，七个异姓小宗族从王，供给祭品，平王很感谢，保证他们世世有职位。西周周、召、毕、毛等大宗族，东周都不大显赫，想见西周灭亡时，大宗族几乎全部没落。东周王室衰微，天子丧失威权，王国内新立的宗族，势力远不及西周，天子与王国贵族地位的降低，对整个宗族制度说来，是很大的削弱。

　　诸侯 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篇》），这就是周天子和王国大贵族组成的第一等宗族在政治上有最高的地位。东周前半期，齐晋两国先后霸诸夏，秦霸西戎，楚霸诸蛮，霸主在他的势力圈内有最大威权。其他诸侯在本国也有大权力。政令攻战自诸侯出，这就是诸侯和本国卿大夫组成的第二等宗族在政治上代替了周天子为首的第一等宗族。

　　卿大夫 东周后半期诸夏各国“政逮于大夫”，政“自大夫出”（同上），诸侯的土地民人逐渐被少数强宗夺去。公室同东周王室一样，只保存尊贵的名分。强宗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士。这种在卿大夫家里任职的士也叫做家臣，家臣对家主效忠，不知道有国君，《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谓“家臣也，不敢知国”，就是卿大夫和士组成第三等宗族，夺取第二等宗族的权利。

　　士 东周战争以车战为主，晋楚等大国兵车多至四五千乘，中等国也在千乘上下。每车甲士三人，一国有甲士数千人以至万数千人，捍卫国家的主要武力，就是这些车战的甲士。其中有些偏重在文事方面，他们的主要职务是做侯国小官吏和采邑官吏。又一种是食客，投靠强宗，替主人奔走，谋取衣食。士大抵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是军事上政治上必不可少的一群有力人物，因此得到卿大夫的重视。士生活主要是依靠“食田”。“食田”就是食若干田的租税。例如鲁国大夫施氏宗族的宰，有“百室之邑”（一百田）作食邑。士所食的田邑，去职时要交还主人，不能当作私产。齐君曾把石窌（音叫jiào在山东长清县）地方的田赏给一个女子，又曾把五家赏给一个立军功的人，这些被赏的田和被赏的五家所出租税，成为受赏者的私产。东周后半期，战争愈益激烈，为奖励军功，士得受赏田。例如前四九三年（鲁哀公二年）晋赵鞅与范氏中行氏大战，悬赏：“克敌者……士田十万”（十万当是十田之误，十万亩合千田，赏似乎过重）。田既赏给立功的士，自然成为士的私产，既是私产，也就可以自由买卖。军功愈多，受赏田的士也愈多。食田变为赏田，这样，拥有小块田产的新兴地主大量出现了。他们是强宗的有力支持者，因之某些强宗如齐国陈氏，晋国韩赵魏三家变为代表领主也多少代表一些新兴地主利益的国家。

　　大商人 西周时期王国商业比诸侯国发达。到东周，诸侯国里出现了大小都邑，其中若干大都邑便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地。卫文公兴复卫国，齐桓公晋文公经营霸业，都重视通商。齐自太公开国以来，一向是东方大商业国，桓公用商贾出身的管仲为相，奖励商人通行各国间，探知政情。晋国大商人，坐着金玉装饰的车子，穿着刺绣华丽的衣服，交结诸侯卿大夫，可见大商人在政治上是有地位的。特别是地处南北交通中枢的郑国，国君和商人订盟约：国君不侵犯商人的利益，商人不迁移到别国去。郑国重视商业，商人参加政治活动也更为显著。例如郑商人弦高路遇秦兵，假托君命犒师，秦兵不敢袭郑。晋国贵族荀嫈（音英yTng）被楚俘获，郑商人想藏他在货车里逃出楚境。东周愈到后期，大商人地位愈益上升，越国上将军范蠡弃官经商，孔子弟子端木赐（子贡）买贱卖贵，都成巨富，各国闻名。土地自由买卖，给商人以兼并土地的便利，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一部分。　　

二 被统治阶级

　　庶民 宗族制度的土地，由嫡长子世袭。旁系子孙，五世亲尽，从贵族下降为庶民。他们大抵受过六艺教育，有些上升为士或作在官的庶人，但大部分只能耕种宗子的田地当农民。还有一种是丧失宗族的人，例如齐国援助晋国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被赵秧战败后，族人逃到齐国去务农。这一类庶民保有自由民身分，很可能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智能，役使贫弱，占有耕地，在土地制度变革时，有些人成为新兴的地主。因为从贵族下降的庶民数量很大，所以庶民也称为百姓，百姓失去了贵族的意义。

　　低级庶民 这种庶民是农奴身分，不得仕进上升为士。《左传》所记卿大夫受若干邑，或受若干田，田邑都附有耕种的人，所谓“土著”、“地著”，就是附著在田地上的农奴。还有一些人，或在田野当仆赁（如鲁襄公二十五年申鲜虞“仆赁于野”），或投靠强宗当隐民（如鲁昭公二十五年季氏养隐民，攻走鲁君），仆赁是雇佣，隐民是游民，这两种人的存在，想见庶民和低级庶民正在失去自己的耕地。

　　工商 各国都邑里有大小市场，市上贩卖的货物，有珠玉象牙等贵重物，也有普通用品，如酒脯冠履以及受别刑人用的踊。这种普通用品，很多是小手工业者自己制造，自己设肆（摊）出卖，《论语·子张篇》所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墨子·尚贤篇》所说“工肆之人”，正是这一类人。他们制造物品时是工，陈列制成物品出卖时是商，通称为工商、百工或工肆之人。工商地位和低级庶民一样，不得仕进上升为士。这种民间百工和小商贾以及贵族所占有的工业商业奴隶，大都居住在都邑中。他们受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往往起来反抗暴政杀逐国君。属于低级贵族的百工之长也有因丧失官职而叛逃的。如前五二○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周失职的百工叛变，悼王“盟百工于平宫”（乎王庙），要求他们不要叛逃。衰国与亡国的百工丧职后变为民间百工，战国时民间大手工业者，当是出于这一类人。

　　奴隶 任何一个贵族（国君、卿、大夫）都要占有奴隶，因为奴隶是手工业商业方面的剥削对象。西周以来，庶民、低级庶民、民间工商被看作国家或宗族所公有的人，从他们身上榨取得来的赋税力役，主要用在国家或宗族的军备、丧祭、贡献、建筑等公事上。奴隶被看作“私人”，同牲畜一样，为主人所私有。奴隶大致分三类，第一类奴隶如小臣、仆侍、妾婢、阍（音昏hūn）人、寺人（阉宦）等专供贵族家内各种役使，完全不从事生产。第二类奴隶用在手工业生产，生产品供贵族享用。一个国家有管百工的大官称为工正、工师或工尹，一个宗族里也有工正。工正管理多种手工业，最重要的是车工、金工。车工制造战车与贵族所用的车舆，金工制造兵器与礼器乐器，这些手工业不仅是因为需要专门的技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贵族独占武器制造，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关贵族生活的饮食衣服及用具，也必需有专门技术的工作者，才能制造出合式的器物。这一类手工业奴隶虽然从事生产，但生产品的原料和资财是贵族从庶民、低级庶民、民间工商剥削得来的，生产出战争器械以及生活用具，是供给贵族使用的。还有第三类奴隶在贵族专利的山、海、林、薮、川、泽、田地、园圃里从事樵采、矿冶、畜牧、煮盐、捕鱼、耕种等劳动，生产品全部为贵族所有，通过贾正管理下的商业奴隶，变卖出去，获得财物，供给贵族的消费。工商业奴隶的存在，阻碍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对贵族却有利，所以贵族都需要奴隶，人数愈多，贵族愈富。奴隶来源主要是俘虏，例如晋国大夫苟林父伐赤狄有功，晋景公赏荀林父狄臣一千家。又战争获胜后诸侯对天子，小国对大国，同盟国间有献俘典礼，贵族分享战胜的利益。又弱国向强国求和，有时也用奴隶作礼物，例如前五八九年（鲁成公二年），鲁国献给楚国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东周战争频繁，战败国兵士和民人被俘作奴隶，再加上罪人和被掠卖及穷困卖身的奴隶，可以想见东周奴隶数量是巨大的。

　　东周时期，由于铁器在农业上的使用，生产力提高了。由于兼并战争的推动，既破坏了宗族制度，又扩大了华夏文化地区。生产力的提高与兼并战争的推动，促使东周社会发生大变化，主要是土地所有制度发生大变化，私家占有土地的地主与私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出现了。西周以来的宗子（天子诸侯卿大夫）与农奴两个阶级逐渐衰落，新起的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逐渐成长，东周后半期正是这种变化的开始。

第二节 王室衰微与大国争霸

　　平王迁都洛邑，还有土地方约六百里。后来有的赐给立功诸侯，如赐郑国虎牢（河南荥阳县西北）以东，赐晋文公温（河南温县）、原（河南济源县）等十二邑；有的被侵夺，如郑灭东虢（音国gu6河南郑州西北），晋灭北虢（河南陕县），楚灭申（河南南阳县）、吕（南阳县西）；有的被戎族占据，如扬拒、泉皋、伊雒（音洛luò）之戎，杂居周国境内，伊川（河南嵩县）有陆浑之戎；有的封给王族与公卿大夫作采邑，如襄王封子带于甘，周、召、毛、毕等旧宗族各有新采邑。天子自有的土田和民人，实在存余无几。

　　诸侯定期朝聘贡献，是王室的重要收入，东周王室却失去了这个重要收入。按照鲁史《春秋》所记，二百四十二年里，鲁君朝王仅三次，鲁大夫聘周仅四次。鲁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亲近，朝贡几乎全废，其他诸侯的朝贡自然不会比鲁多一些。

　　东周天子地小贡少，非常贫弱，但名义上仍保持“天下宗主”的地位，为华夏各国所尊崇。齐晋两霸国纠合诸侯，阻遏蛮族大国楚的北进，都是号召尊王、勤王，才得到诸侯的信从。东周天子在政治上还有一些作用，所以孔子修《春秋》，想尊奉周天子一统诸夏，在东方复兴周道。

　　东周王国与宋、鲁是当时三个文化中心，王国文化对诸侯更有大影响。因为王室衰微，不能养活众官，有专门知识与技术的王官百工，陆续分散到诸侯国，有些人做官，有些人做师，扩大了文化的传播。前五二○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死，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百工，起兵争王位。经四年战争，子朝兵败，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旧宗族（自然也有百工），带着王室所有典籍，逃奔到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在这三个中心地区，鲁国孔丘创儒家学派，宋国大夫墨翟创墨家学派，战国时楚国李耳创道家学派。

　　东周王室衰弱，无力禁止诸侯间的兼并。更由于经济的发展，诸侯对别国土地人民的占有欲也更加强烈，这就发生频繁的兼并战争。战争的结果，先后出现楚、齐、秦、晋、吴、越六个大国。　　

一 楚国

　　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商高宗武丁曾出兵深入荆楚境，捕获大批俘虏。周文王时，周势力到达汉水流域，一部分苗族归附周国，接受周文化。武王伐纣，有鬃（苗）人参加周军作战。成王封文武以来功臣后嗣，熊绎得封子爵，居丹阳（湖北秭归县）。熊绎的祖先，就是归附文王、从武王伐纣的髳人酋长。到熊绎才受周天子的封爵。西周时期，熊绎子孙不断扩大土地，立国号为楚。东周初期，楚愈益强大，前七○四年（鲁桓公八年）楚君熊通自号武王。熊通子文王熊赀迁都郢（音影yǐng湖北江陵县），有地千里。楚在春秋时先后吞并四十五国，疆土最大。楚国君臣自称是蛮夷，专力攻伐华夏诸侯，五年不出兵，算是莫大的耻辱，死后见不得祖先。因为楚国好战，又经常获得胜利，国境扩大了，居住在国境内的长江流域蛮人、淮河流域夷人以及被征服的华夏诸侯国人，经长时期的文化交流，融合成巫文化中渗入华夏文化的楚国文化。原来局限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通过楚国伸展到吴、越两蛮族国。长江流域的初步开发，楚国曾起着巨大的作用。　　

二 齐国

　　吕尚是炎帝族四岳的后裔。周文王尊吕尚为师，共谋灭商兴周。吕尚的女儿邑姜是武王正妻，生成王和晋国始封者唐叔虞。成王封吕尚为齐侯，赐给他一种特权，得征伐有罪诸侯。西周厉王时，齐献公迁都临菑（山东临淄县）。齐在春秋时期吞并十国，荀子说齐桓公（前六八五年——前六四三年）并国三十五，韩非子说桓公并国三十。齐原是东方大国，经桓公大吞并，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桓公依靠大政治家管仲，整顿国政，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工商专心本业，免服兵役。士乡即农乡，平时农夫耕田，士“食田”，战时农夫当兵，士当甲士和小军官。士乡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每家出一人，五人为伍，伍有轨长；五十人为小戎，小戎有里有司；二百人为卒，卒有连长；二千人为旅，旅有乡良人；五旅一万人为一军。一国有三军，齐君自率一军，上卿国子高子各率一军。据《齐风·甫田篇》所说，齐襄公（前六九七年——前六八六年）时还保存公田制的形式，管仲废除公田制，改为按土地的肥瘠，定赋税的轻重。齐国有山有海，管仲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又铸钱调剂物价贵贱，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前六七九年（齐桓公七年），齐开始称霸。当时楚国也正强盛，连年出兵攻郑。前六五六年（鲁僖公四年）桓公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大军伐楚，进到召陵（河南郾城县）。楚成王使大夫屈完来军前讲和。桓公许和退兵。这是华夏诸侯第一次联合抗楚，虽然不能算是取得了胜利，楚国却暂时不敢北进。

　　桓公做霸主，曾救邢救卫救北燕，阻止戎狄的侵扰。百余年后，孔子还赞叹齐国的霸业，说：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着头发，穿左衽衣，受异族的统治了。管仲、桓公死后，齐国内乱，楚国势力又北进。

　　前五六七年（鲁襄公六年）齐灭莱（山东黄县东南有莱子城）。莱是东夷族大国，莱亡国后，齐地扩大一借以上，成为真正的海国，鱼软之利更盛。　　

三 秦国

　　秦本是西方小国，与戎族战斗，逐渐强大起来。平王东迁，封秦君襄公为诸侯。前七五三年，秦文公开始设史官纪事。前七四六年，采用西戎野蛮法律，开始有灭三族法（父族、母族、妻族，一说父母、兄弟、妻子）。前六七八年，秦武公死，开始用人“从死”（殉葬）。前六七七年，秦德公建都雍（陕西凤翔县），用三百牢（牛、羊、豕各一为一牢）祭天求福。秦穆公（前六五九年——前六二一年）用谋臣百里奚，战胜晋国，扩地到黄河边上。又用谋臣由余，灭十二个戎国，开地千里，成西戎霸主。西周覆灭后，西周故地，戎狄杂居，商汤后裔建立毫国，自称亳王，西周文化为戎狄俗与商文化所摧毁。秦采用这些落后制度（包括君位兄终弟继制）与文化，虽然已成西方大国，却被华夏诸侯看作戎狄国，不让它参与盟会。但秦国在西方驱逐戎狄，用武力恢复宗周旧地，保卫华夏的西翼，使齐晋两霸国，得专力对楚，这个作用也是必须重视的。羌人（西戎的一族）爱剑，秦厉公时（前四七六年——前四四三年）被俘为奴隶，学得农业知识，后来逃回羌地，教人耕种、牧畜，诸羌敬服，推为大酋。原来射猎为生的羌族，从此渐成西方强族。秦文化对更落后的戎人，也起着一定的推进作用。　　

四 晋国

　　晋国原是戎狄游牧地区，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为唐侯，在唐国内“强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就是说，按照戎狄生活惯例，分配牧地，不象鲁卫农业地区按周法分配耕地。叔虞子燮父改国号为晋。东周初期，晋献公（前六七六年——前六五一年）建都绛（山西翼城县），开始兼并，灭霍（山西霍县）、耿（山西河津县）、魏（山西芮城县》、虞（山西平陆县）、虢（河南陕县）等国，统一了汾河流域，并且国土跨到黄河南岸，形成一个地险多马的大国。献公消灭国内同姓宗族，连自己的儿子夷吾（惠公）、重耳（文公）也放逐出国。所用卿大夫多是异姓人。献公这一措施，加强了公室的权力，因此形成一个政权比较集中的强国。

　　前六三六年（鲁僖公二十四年），放逐在外十九年、周游列国、政治经验十分丰富的晋文公（前六三六年——前六二八年）回国即位，随从他的文武功臣都得到重用，君臣一心，整顿国政。前六三二年，文公率晋、宋、齐、秦四国联军与楚、陈、蔡三国联军在卫地城濮（河南濮阳县东）大战，击败楚军，晋国从此成为华夏霸主。直到前五四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晋国常能维持霸业，与楚三次大战，晋战胜两次（前五七五年鄢陵之战，前五五七年湛阪之战），战败一次（前五九七年邲之战）。

　　前五四六年，晋楚在宋都商丘开和会，平分霸权，晋处劣势。前四八二年（鲁哀公十三年），晋吴在黄池（河南封丘县）会上争霸，晋也并不处优势。此后晋国事实上分成韩赵魏等几个独立国，所谓纠合诸侯、尊王攘夷的霸业实际上不再存在了。

　　晋国境内戎狄国先后被消灭，凡灭同姓异姓国二十余，与楚同为东周时期最大的国家。齐常助晋，秦常助楚，因此晋楚势力仍大致相等。为要借与国兵力，攻击对方，晋助吴攻楚，楚助越攻吴。吴越两国的兴起，增加了争霸战争，但也扩大了华夏文化的灌溉面，从黄河流域直达长江下游地区。　　

五 吴 国、越 国

　　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让继承权给季历，逃奔到梅里（江苏无锡县东南），有蛮人千余家来归附。太伯仲雍断发文身，相继做蛮人君长，国号吴。吴本是楚的属国，吴君寿梦时，吴渐强大。楚国大夫巫臣亡命到晋国，献联吴攻楚的计谋。前五八四年（鲁成公七年）晋使巫臣带着一队战车到吴国，教吴人射法御法和战车阵法。吴军学会车战，从淮南江北的陆地上，攻击楚国的侧面。吴楚连年打仗，甚至一年打七次仗，楚军疲于奔命。

　　吴和晋国交通后，文化也迅速提高，寿梦第四子季札，前五四四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历聘鲁、齐、郑、卫、晋等国，表现出高度的华夏文化。季札的儿子在路上死了，孔子带着弟子们去看他行葬礼，说，季札真是懂礼的人呵！

　　寿梦死后，长子诸樊迁都吴（江苏吴县），数传至阖闾（音合庐hélú），用楚亡臣伍子胥为谋主，大军事家齐人孙武为将军，前五○六年（鲁定公四年）大举攻楚，五战五胜，楚军大溃。吴军攻破楚建都约二百年的郢，楚国民人和文物财宝大量被吴军俘获。这是东周时期第一个大战争，对楚国是空前未有的创伤，但由周入楚的华夏文化，却因这次战争更多更快地传播到长江下游，加速吴国的华夏化。

　　越都会稽（浙江绍兴县），断发文身，文化比吴更落后。楚灵王时（前五四○年——前五二九年），越还是楚的属国。吴得晋助，成为楚国的劲敌。后来楚采同样的方法，让文种和范蠡二人来越国。文种是楚国的宛（河南南阳县）令，范蠡是文种的密友，二人都是楚国著名才士，到越国自然是为的助越攻吴。越君允常得楚助，开始称王，与吴王阖闾作战，结成仇怨，互攻不休。允常死，子勾践立。阖闾起兵攻越，被越军战败，阖闾受伤病死。阖闾子夫差即位，立志报仇，前四九四年（鲁哀公元年）夫差攻越大胜，许越为属国。

　　吴夫差战胜后，一心要北进争霸，前四八六年（鲁哀公九年）夫差准备攻齐，筑邗城（江苏江都县，《太平寰字记》称为邗沟城）。邗城下掘深沟，通过射阳湖（江苏宝应县东）至末口（江苏淮安县）入淮，贯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前四八五年，吴将军徐承率水师自海上攻齐。前四八四年，大败齐军于艾陵（山东泰安县）。前四八二年，夫差为北上争霸业，掘深沟北连沂水，西接济水。自吴都（邗城）乘舟出发，一路可以入海北上，一路可以逾长江入淮河，又逾淮达泗沂济三水。夫差耗竭民力，经营霸业，因而亡国，但南北水上交通却从此创出新局面。

　　前四八二年，夫差率大军到黄池会诸侯，与晋国争做盟主，不料越军攻入吴都，越水师自海道入淮，绝吴军归路。夫差恐惧，让晋为盟主，匆忙回国向越求和。前四七三年（鲁哀公二十二年）越灭吴。

　　越王勾践战胜吴国，北进至徐（山东滕县），大会齐晋等诸侯共尊周天子，号称霸主。勾践知道楚国是不会让越国强盛的，范蠡也知道勾践是不会信任楚人的。范蠡自徐回到越国，就带着财宝珠玉乘舟浮海逃往齐国做大商人。文种自以为有功，不肯逃走，被勾践杀死。墨子说“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墨子·非攻篇》），可见越在东周末年仍是强国。战国则，越国衰弱，楚威王大败越兵，夺取浙江以西土地。前二二二年，秦始皇使大将王翦平定江南，越君降秦。秦以越地为会稽郡。

　　长期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痛苦，但东周社会却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小国合并成少数大国；很多戎狄蛮夷接受了华夏文化；宗族制度基本上遭受破坏；公田制变为税亩制；士和庶民两个阶层里产生出新的地主，在政治上取得重要地位；“农（低级庶民）与工肆（工商）之人”（《尚贤篇》），以墨子为代表，也要求参与政治。这些变化进一步就成为战国时期的七雄纷争，再进一步就成为秦汉两朝的封建统一。

第三节 公室卑弱与大夫兼并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东周王国以外，一百四五十个诸侯国中吞并小国最多的晋、楚、齐、秦以及后起的吴越是一等国。吞并较少的鲁（吞并九国）、宋（吞并六国）、郑（都新郑，河南新郑县）、卫（都帝丘，河南濮阳县）是二等国。陈、蔡（都新蔡，河南新蔡县）、曹（都陶丘，山东定陶县）是三等国。二三等国有权参与霸主召集的大盟会，与大国通称为列国。其余小国只能做列国的私属，给宗主国服役，不得参与大盟会。还有一种附庸国，地位更卑微。这些大小国相互间的关系，除了“强陵弱，众暴寡”，别的关系是很少的。大国对小国，不是攻伐，便是迫令献纳贡赋和贿赂，还得表示出曲尽恭顺的礼貌。小国对最小国，同样是攻伐与勒索贡赋贿赂，只要有侵夺的机会，决不放过。例如邾（山东邹县东南）、鲁两国境界交错，邾人在翼（山东费县西南）筑城，回来经过鲁地武城（费县西南），猛不防鲁兵堵塞前后，邾人被捉当俘虏。最小国也互相侵夺，例如鄅国（山东临沂县北旧开阳城）国君出城到公田上督耕，邾人袭入鄅国，俘获鄅君的妻女。鄅君说“我无家可归了”，跑到邾国要和妻女同当俘虏。邾君留下他的女儿，把鄅夫人送还鄅君。被侵夺的国家，有的灭亡，有的受损，受损多了还是灭亡。所有国家都在互吞，大国吞大国，大国吞小国，小国吞最小国，到东周末年，只剩下晋、楚、齐，秦、越五大国和鲁、宋、郑、卫等几个待亡的小国。东周诸侯兼并，原始的小国割据就是这样逐渐变成了少数大国割据。

　　诸侯国内有大夫采邑（宗族），一个采邑实际是一个小国。因为诸侯兼并，某些侯国土地扩大了，国内某些采邑也跟着扩大起来。大采邑间由开始兼并到盛行兼并，与诸候兼并走着同样的道路，不过两种兼并的作用却显有不同。诸侯兼并破坏了被灭国的宗族，加强了本国内的宗族；采邑兼并则是破坏了国内失败的宗族，同时胜利的宗族本身也发生变化。马克思说“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诸侯和大夫为了战争，对人民得让些步。人民跟着统治者打击对方统治者，客观上起着削弱整个领主统治的作用。家族代宗族而兴起，主要是战争的结果。

　　食采邑的贵族有两类。一类是国君的儿子，按“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非嫡子）以贵（依母的贵贱，所谓子以母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元年）的规定，一人得继承君位，其余食采邑做大夫，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高、国、崔、庆等是。一类是有功的异姓人，也得食采邑做大夫，如晋国六卿中范氏、赵氏，齐国陈氏等是。大夫的采邑与名位都是子孙世世继承不绝，国君在这些世袭贵族中选出一人或数人做卿，助国君掌管国政。到后来，华夏诸侯国如晋、齐、鲁、宋、郑、卫等国，卿也成为子孙世袭，国政被几家世卿把持，某些宗族变成强宗，采邑变成强国。

　　大夫有宠或有功或有权力，可以获得国君的赏田、赏人，也可以向国君请赏，也可以瓜分其他宗族的土田，甚至可以瓜分公室。例如齐君赏一个大夫，一次县三百、徒（农奴身分的人）四千，又一次赏仆三百五十家。宋国向戍因功请赏，宋君赏他六十邑。齐国陈鲍二族攻破国高二族，分取国高的财产。大采邑地广人多，一般拥有兵车一百乘，称为百乘之家，更大的采邑，尤其富强，如晋国郤克，曾要求率私属伐齐报私怨，郤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国语·晋语》）。鲁国在前五六二年（襄公十一年），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三分公室，作三军各得一军，到前五三七年（昭公五年），三家又四分公室，季孙得二，孟孙叔孙各得一，季孙私属甲士多至七千人。

　　东周前期，诸侯武力兼并，对人民让些步，好使人民听从命令，出力作战（从大量的记载来看，是对农民让步，不是对奴隶，因为服兵役的是农民）。如楚国起兵侵卫，先给人民减户税，免旧欠，赦罪人，救济穷乏人和鳏寡人等好处。晋悼公兴霸业，先给人民免旧欠，救灾难，轻赋敛，赦罪人等好处。东周后期，大夫要加增兼并的实力，更得多让些步，与淫侈残暴的国君争民。例如齐国人民一年劳动收入的三分之二被齐君夺去，仅仅留下一分作衣食费，人民动不动受割脚的酷刑，市上踊价比履价高。大夫陈氏正和齐君相反，借给穷民食粮用大斗，收回时用小斗。陈氏山海所产树木鱼盐蜃蛤到市上出卖，价格同产地一样。齐国人民痛恨国君，象流水般归附陈氏。晋国人民也是恨国君如寇仇，逃避到政治较好的采邑里。齐国陈氏、晋国韩赵魏三家，政治比较好一些，所以成为大夫兼并的最后胜利者。

　　前五四六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是东周时期划分为前后两期的一年。这一年，向来争夺霸权的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息）兵大会。大会以前，列国形势主要是诸侯兼并，其次是大夫兼并；大会以后，形势变为主要是大夫兼并，其次是诸侯兼并。这就是说，弭兵大会是东周时期诸侯兼并转变为大夫兼并的关键。

　　宋大夫向戍同晋国执政赵武、楚国执政屈建都有交谊，想说合两国，息兵停战。晋国六家世卿（赵、范、知、中行、韩、魏）相互间争夺剧烈，楚因受吴国威胁，不敢冒险北进，都愿意暂时停战。其余小国内大夫也在进行兼并，希望减少对外战争。因此向戍一倡导，就得到晋楚等国的赞同。前五四六年，晋、楚、鲁、宋、蔡、卫、陈、郑、许、曹十国大夫在宋都商丘大会，约定晋楚两国同作霸主。此后楚可以专力对吴，晋可以专心内争。吃亏的是小国，要备两份贡品向两霸主朝贡，负担更加严重。但也因为南北朝贡往来，华夏文化对楚发生更大的影响，楚逐渐被看作华夏列国中的一国，华夏范围扩大到楚吴边境上。

　　弭兵大会以后，战争相当减少，大小各国尤其是晋齐国内的强宗，展开了尖锐的兼并斗争。

　　晋灭大夫祁氏羊舌氏，分祁氏田为七县，羊舌氏田为三县。又灭荀氏范氏，又灭知氏，晋国政权归赵氏、韩氏、魏氏三家。到战国时成立赵韩魏三国。

　　齐大夫陈氏鲍氏攻灭国氏高氏，陈氏又攻灭鲍氏晏氏，齐国政权全归陈氏。到战国时陈氏灭姜姓的齐，建立田姓（田陈二字通用）的齐国。

第四节 弱国对强国、人民对国家的负担

　　据鲁史《春秋》的记载，——仅仅记在鲁史的——二百四十二年里面，列国间军事行动，凡四百八十三次，朝聘盟会凡四百五十次。总计九百三十三次。

　　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一般说来，都是大国对小国进行剥削掠夺。小国怕大国无厌的诛求，更怕残暴的讨伐。

　　朝聘必需的贡品，是糜鹿皮、虎豹皮、丝织物、马和玉，并附献珍异货物。照《仪礼》所载觐礼、聘礼看来，贡献物品还有相当限度，可是事实却不尽然。

　　当初晋文公创霸，教诸侯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有事开会，歃（音霎shà）血盟誓。到后来霸主娶妾或妾死，也要诸侯去吊贺。总之，霸国用各种名义，向列国榨取贡献罢了。贡献一次，要用一百辆货车，一千人护送。到了霸国，住在破烂的客馆里，大概要例外送些贿赂，才肯收受礼物。小国对非霸主的邻近大国，也同样纳贡求得和好。

　　贡献如果不合受贡国的要求，将会遭受可怕的讨伐。受伐的国家，井被填塞，树被砍断，禾麦被收割，车马彼掠夺，人民不分男女老小，逃不脱的都当俘虏。男子做各种奴隶，女子年青的做婢妾，一般的做舂米酿酒的工奴。晋楚城濮战后，晋文公献给周天子楚俘兵车一百乘（每乘马四匹），步兵一千人。郑宋大棘（河南柘城西北）之战，宋国战败，郑获兵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一百人。晋灭赤狄潞氏，晋君赏大夫荀林父狄臣一千家。齐吴艾陵之战，齐兵大败，吴送鲁国齐俘兵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人。战败国人民彼俘当奴隶，国家损失的车马器械当然还是要人民来补充。

　　被敌人围城的时候，痛苦更不可想象。据《墨子》所载守城法，城下比较不重要的地方，每五十步置壮男十人，壮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城上守兵每一步一人。城下重要地方，每五百步置壮男一千人，壮女二千人，老小一千人。男兵六分用弯，四分用矛就盾等器械，女乓和老小兵全用矛。民间粮食布帛金钱牛马畜产一切可用的物品，都借给公家使用。围城里面，人民每天规定吃二升米粮凡二十天，吃三升凡三十天，吃四升凡四十天。春秋时期的量，大约五升等于现在的一升。这佯，几十天每人共食米二石九斗。平均每天吃三升多，合现在大半升。既要作战死伤，又要忍饿破产。有时甚至穷困到“易子而食，析骸以”（《左传》宣公十五年）。人民怕在战败被俘后充当奴隶，只好忍受这样的痛苦来守城。

　　人民被国君强迫，不得不服极重的兵役。春秋时朗一般是用车战。据《司马法》的说法，兵车一乘，马四匹，甲士十人，步兵十五人。甲士是穿戴盔甲的，三人立车上，立左的用弓箭，立右的用矛，中立的驭马。这三人通称甲首。其余甲士七人，在车旁步行。步兵十五人在车后，另有步兵五人保护辎重车。兵车一乘，共有三十人（兵器盔甲车马都由国君储藏，战时发给乓士）。辎重车有火夫十人，看守五人，马夫五人，扫柴挑水五人，共二十五人，都是不能作战的老弱人。每兵车五乘，有辎重车一乘（用牛驾车）。卫国被狄攻破，剩下人民共五千人，有兵车三十乘。约略计算，五人中有一人服兵役。其他国家，大概相同。人民平时受经济剥削，战时受生命危险。宋殇公十年十一战，所以民不堪命；晋绎县人七十三岁，还得老远往杞国筑城。人民只有死了，才算得到休息。

　　国君和卿大夫的家里人，绝对不事生产。孔子批评鲁大夫臧文仲有三不仁，“妾织蒲”算作不仁之一。鲁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织布，文伯怕招季康子的怨恨。属于统治阶级的一切人，都是吃人民穿人民，不生产一点东西的，因此，当时有“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左传》成公十五年）的话，就是说人民与统治阶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五节 各族间的斗争与融合

　　《尚书·粹材篇》、《诗·大雅·荡篇》称商王国为中国。因为商王国在当时各小国中，政治经济文化都被公认为唯一的中心国。《诗·大雅·民劳篇》称宗周和遵守周礼的诸侯国为中国。东周时期北方诸侯自称中国，称楚吴越等南方国为蛮夷，楚吴越称北方国为中国或上国。秦占有宗周旧地，却被中国诸侯看作戎狄。中国这一名称，含有地区居中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意义则是指传统文化的所在地。

　　中国西部地区称为夏。郑大夫子西名夏，是夏有西义。夏又含有雅、正、大等义。宗周诗篇称雅诗，《秦风》诗篇称夏声，夏声即雅诗，就是用西方人的声音歌唱的诗篇。东方齐、鲁、卫等大国诸侯本从西方迁来，因之东方诸国称东夏，东西通称为诸夏。

　　周朝崇尚赤色，大祭把用骍牛（赤色牛）。晋大夫羊舌赤字伯华，孔子弟子公西华名赤，是华含有赤义。凡遵守周礼尚赤的人和族，称为华人或华族，通称为诸华。

　　孔子说：“裔不谍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裔指夏以外的地，夷指华以外的人，区分很明显，不过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例如杞君朝鲁君，用夷礼，杞被贬称为夷，后来杞国朝鲁用周礼，杞又得称为诸夏。姜戎与齐同姓，同住在中国内部，姜戎饮食衣服不同，货币不通，言语不达，被称为诸戎。吴与骊戎都是周天子的同姓，吴被称为蛮，骊戎被称为诸戎。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了。

　　春秋时期列国人口不可确知，按兵役推测，当是五人中出一个服兵役。卫文公有民五千人，得兵车三十乘，以此为例，一般千乘之国，人口当在二十万左右，晋国兵车四千乘，当有八十万左右的人口。墨子生在东周末年，说齐晋楚越等大国兼并众小国，各有人口数百万。即使如此，按土地面积说来，人口还是极稀少的。较早的春秋时期，据《左传》所记载，东周王畿内有戎族小国，卫都城上可以望见戎州，想见当时地旷人稀，华族与其他诸族杂居的情状。

　　华族各国自称为中国，称其他诸族国为四方。

　　南方 长江汉水两流域，是蛮族居住地。有群蛮、百濮、卢戎（湖北南漳县）等，通称为南蛮。淮水流域是夷族所居。小国有舒（安徽舒城县），六（安徽六安县），蓼（安徽霍丘县西北）。又有舒蓼、舒庸、舒鸠、宗四小国。大国有徐（安徽泗县北）。通称为淮夷。

　　东方 多在今山东省境内。有莱夷（黄县东南），任（济宁县），宿，须句（二国都在东平县境），颛臾（费县西北），邾（邹县），莒（莒县），小邾（滕县），杞（安丘县），介（胶县南），郯（郊城县西南），根牟（沂水县）。通称为东夷。又有戎（山东曹县东南，别名戎州），鄋瞒（济南北境，别名长狄）两小国。

　　北方 在今河北省境内。有北戎（卢龙县境，一名山戎），甲氏（鸡泽县，赤狄别种），鲜虞（正定县西北，别名中山），肥（藁城县），鼓（晋县。鲜虞、肥、鼓三国都是白狄别种），无终（玉田县）。通称为北狄。

　　西方 有大戎（陕西延安县），小戎（甘肃敦煌县。居住在河南嵩县一带的称陆浑之戎，又称阴戎，又称九州之戎），骊戎（陕西临潼县），犬戎（本部在青海西宁县，一部迁居陕西凤翔县境），姜戎（陆浑别部），茅戎（山西平陆县），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当在河南洛阳县附近）。又有白狄（延安县附近）、赤狄。赤狄有东山皋落氏（或在山西垣曲县境），廧咎如（廧音强qiang，咎音高gāo或说在山西太原附近），潞氏（山西潞城县），留吁（山西屯留县），锋辰（山西长治县境）。通称为戎狄。

　　以上诸族，散居中国的内部和四方。因为华族文化程度较高，政治上有霸主主持盟会，起着互救的作用。华族凭借优势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终于融合了诸族。

　　南方蛮夷被楚统一，春秋时期楚是华夏的劲敌。东周后期，楚国文化向上发展，与诸夏相等，华夷的界限逐渐消失。

　　东方诸夷没有成立强大国，陆续被齐、鲁、楚吞灭。

　　北方戎狄间有华族小国燕，春秋时期不被诸夏重视。齐桓公曾救燕伐山戎。后来晋国强大，攻灭赤狄白狄，燕在北方逐渐强大起来。

　　西方戎狄是华族的强敌。晋攻灭戎狄最多。晋悼公用魏绎的计策，同诸戎讲和，用货物交换土地，获得极大利益。秦穆公伐戎，得国十二，开地千里，在西戎中称霸。当时甘肃陕西境内有绵诸，混戎，翟豲（音桓huán）之戎，义渠，大荔，乌氏，胸（音渠qú）衍之戎。西北诸戎散居谿谷间有一百多种，因为统一不起来，所以逐渐被秦征服。春秋时，从前七二二年（鲁隐公元年）到前六三七年（信公三十三年），共八十六年。戎伐曹伐郑伐齐各一次，伐周二次。齐伐戎三次，鲁伐戎一次，虢伐戎二次，诸侯为戎祸守周城二次。狄灭卫围卫灭温（河南温县西南）各一次，伐邢伐卫伐齐伐郑伐周各一次，伐晋三次。晋伐狄二次，卫伐狄一次。总计戎狄攻华族十六次，华族攻戎狄九次。戎狄的势力不小，但不能发展，因为华族知道团结，互相援救。鲁文公以后，晋国霸权巩固，戎狄国开始被消灭。

　　黄河流域自秦汉以后，常常是统一全中国的出发地点，东周时期华族逐渐巩固了在黄河流域的统治地位，为秦汉统一作初步的准备，意义是重大的。

第六节 东周时期的经济状况

　　武王克商，商朝的农业奴隶，被释放成为周朝的农奴。农奴与奴隶同样受残酷的阶级压迫，同样在政治上毫无权利，不过，农奴既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这就有可能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周本是西方小国，因为生产力进步，战胜了大国商。克商以后，周大小贵族带着家属、奴仆和数量不多的庶人到受封地区建立诸侯国，封地内原有的居民，都作了周贵族的臣民。凡是周朝所封诸侯国，都实行一种新制度，这就是以力役地租为内容的宗族制度。西周诸侯在国内消灭商朝旧势力的反抗，建立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宗族制度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是重大的。到了东周时期，因宗族兼并，出现大国、强宗，过去在土地面积较小，庶民人数较少的情况下可以行施的公田制，不能适合战争频繁，军费巨大的新局面，以鲁国为例，显示赋税制在变化，也就是土地制同样在变化。

　　前五九四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左传》说它不合旧制度。据《左传》说，旧制度领主（国君和采邑主）只许收取公田上的谷物。《左传》所说，一方面表现儒家的保守思想，一方面却说明前五九四年以前鲁国还保存着公田制。农夫耕种公田，不能同时供应军役，战争随时可以发生，公田也就随时有荒芜的危险，废除公田制改为按亩收税的税亩制，显然对领主有利。税亩制行施以后，领主可不问有田者所耕土田面积的大小，也不问有田者为何种人，只是向有田者按亩数收税。这样，私田随着公田的废除，失去了私田的意义，农村间允许公开兼并，有人占田多，有人失耕地，贫富的分化加剧了。多田人逐渐形成地主阶级，有田农夫和失地少地的农夫逐渐形成为农民阶级。

　　税亩制的行施，必然废除西周以来的公田制，在鲁国行施的先后，其他诸侯国不能保持公田制不变，可以设想也在采用税亩制。例如齐国，在齐桓公时已废除公田制。

　　因为田税既改为按亩收税，原来农夫受私田一百亩，就有义务向授田者出军赋（军役和军需），现在实行税亩制，农夫耕田面积大小不等，当然不能出同等的军赋。前五九○年（鲁成公元年）即实行税亩后四年，鲁“作丘甲”。一丘面积不可知（据说四邑为一丘），所谓丘甲，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不同于公田制农夫出同等的军赋。前四八三年（鲁哀公十二年），鲁“用（以）田赋”。丘赋是领主按丘征发军赋，丘内新垦土田愈多，分摊军赋愈轻；用田赋则是按田亩征发军赋，有田人的负担加重了，但有田人对田的处理权也加增了。自从行施税亩、田赋两种制度，领主只向有田人收税和赋，不再干涉有田人相互间买卖、分割等行为。有田人缴纳税、赋以后，不再受其他干涉，自然形成了土地私有权。其中一部分象士那种身分的人也就自然成为小地主，还有一部分成为有田的农民。

　　鲁国以外，前五四八年（鲁襄公二十五年），楚国按土田定军赋。前五三八年（鲁昭公四年）郑国“作丘赋”。秦国入战国后“初为赋”（前三四八年）。秦在东周及战国初年是落后的国家，采用鲁国式的田赋制较迟，想见鲁国用田赋，各诸侯国先后采用，成为普遍行施的制度。自此田地有粟米之征，人户有布缕之征与力役之征。农夫在公田制时期，领主要保证公田收入，还不敢过度忽视农时，任意发动战争。行施税亩及田赋以后，领主把战争与赋税力役分为两事，农夫却要一人同时负担两事。所以孔子反对鲁国用田赋，说是“贪冒无厌”，比强盗还坏；孟子也说征两种，有些人要饿死，征三种，有些家要破产。

　　赋税制变化，标志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农村里从而出现了不同于领主的地主阶级以及有土地与少地或无地的农民阶级。这种巨大的变化，因铁制农业工具的行用而愈益加速。有了铁制农具，田野耕作与草莱开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便利，东周生产力比西周提高了。

　　铁字古文作銕，当是东方夷族最先发明冶铁术，为华族所采用。《国语·齐语》载管子说，美金（青铜）用来铸武器，恶金（铁）用来铸农具，足见春秋初期，冶炼技术已经能生产生铁。前五一三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起兵筑城，令兵士铸一个铁鼎叫做刑鼎，鼎上宣布范宣子所作的法律条文。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发，足见铁在晋国民间也已经使用。齐晋能铸铁，其他各国也会铸铁。《周礼·考工记》段氏用青铜制镈（农器），粤地农民人人能制铜镈。《考工记》所说，当是指东周以前农具主要用铜的情形。东周时有生铁铸成的农具，作用便显然不同。铁为深耕创造了条件。叔均牛耕法在某些地主或少数农民的田地上有可能被采用。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名牛子耕。耕与牛相连，说明东周后半期已用牛耕田，不过这种进步的耕作法当时并不通行，一般仍用两人并力发一耜的耦耕法。

　　东周时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在诸侯国间的广泛发展。郭沫若说：代表周朝文化的青铜器，西周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诸侯国别之器极其罕见；到了东周则王室王臣之器匿迹，而诸侯国别之器极其盛行。特别是春秋中叶以至战国末年，一切器物都变得精巧玲珑了。体质轻便，形式新鲜，花纹工细，铭辞多韵文，字体多花文，草率的陋习完全革掉，而原始的风味也完全扬弃了。春秋中叶以后，正是土地制度改变、农业生产力向上的时候，封建统治者有可能大量聚敛供自己浪费享受。例如鲁国大夫季孙氏，比西周元勋周公旦还要富裕；齐君有马四千匹，积累财物，任令朽坏；晋君大筑宫室，多养女宠，淫侈无度。当时诸侯卿大夫需要加工精制的器物，因而促成手工业技术上的进步。诸侯卿大夫并不满足于本国产物的享受，因而又促成各国间商业的扩大。例如郑商人到周出卖皮革，到楚收买丝绵，晋自楚输入木材皮革。春秋晚期，大商贾势力足以交通诸侯卿相，与问政事。

　　商业上货物交换，需要货币。西周有铜贝、铜寽即《吕刑篇》所称的锾（音环huan），东周又有铜钱（象农器形）或铜刀（象刀形）。但据《左传》所记，春秋时诸侯卿大夫用壁玉帛锦等贵重物或其他器物互相交易，似不用钱。民间小交易当是用粟米布丝等实物，也很少用贝、寽、钱、刀。东周末年，作为货币的钱行用渐广。《墨子·号令篇》说人民守城有功，女子赐钱五千，老小赐钱一千。战国时金（铜）制货币大行，民间却仍有实物交易。货币的逐步发展，反映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逐步发展，东周则是这个发展的开始。

第七节 新旧制度的演变

　　东周是诸侯、大夫盛行兼并的时期，同时也是华族和南方蛮国争霸的时期。频繁的战争逐渐破坏了旧制度，产生了新制度。新旧制度最基本的变化，就是旧的宗族制度逐渐在破坏，新的家族制度逐渐在兴起，也就是旧的领主阶级逐渐被新的地主阶级所代替，旧的农奴阶级逐渐被新的农民阶级所代替。跟着这个最基本的变化，其他制度也变化了。制度演变显然可见的有下列几种：

　　世卿 东周后半期，国君的政权，转移到某几家大夫手里。这些有权大夫，世世相传，对诸侯说来，是把持国政的世卿；但世卿在自己的宗族内，用士作家臣。家臣并非世袭。诸侯国内世卿制盛行，世卿家内却是家臣制盛行。家臣制到战国时变为客卿制，到秦汉变为官僚制度。

　　养士 齐桓公创霸，养游士八十人，给与车马衣裘财币，周流四方，号召天下贤士来齐国。齐懿公想篡位，出家财招士，后来果得齐国。晋世卿栾怀子喜欢养士，执政范宣子怕他，驱逐怀子。有人劝宣子说，州绰、邢蒯是勇士，不妨让二人回来。宣子说，他们是栾家的勇士，对我有什么好处？人说，你能象栾家那样养他们，就成你的勇士了。谁给士衣食，士就给谁出力，这是士的特征。大夫采邑不断扩大，士的需要也不断增加，于是有专门训练士的大师出现。孔子聚士讲学，有大弟子七十二人，经孔子称扬的，多数做了官。孔子本人也是士，三月不得禄位，就慌张起来，所以仆仆风尘奔走列国求禄位。东周末年，墨子是士的大师。大帅有介绍弟子做官的义务，学成的可以要求介绍，做了官的应该招待同学并送金钱给大师。士在经济上属于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是有才能而且可以随意进退的官僚。孔子“讥世卿”，表示地主阶级的士对领主把持政权的不满，到后来，士终于取得了跻身卿相的机会。

　　郡县 西周时期，人口极稀，在广漠的地面上，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住人的大小城堡叫做邑。较大的邑里住着天子或诸侯，所以邑也称为国。东周时期，由于兼并战争的发展，国境扩大了，大夫采邑也扩大了。一般情况是大夫所居邑以外的大邑，大夫派士去管理，称为邑宰；国君所居都邑以外的大邑，有些仍称邑，有些称为县。县是直属于国君的一个行政区域。县行政官长一般称为大夫，有些称守或称尹，地位比邑宰高。不论邑宰或县大夫，都不是分封世袭而是随时可以调动的官员。这种废除领主割据，含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在某些大国里通行起来。楚灭九国，改设九县。晋齐等国有按兵车数分县法，能出兵车一百乘的地区成为一县。晋大夫韩氏有七邑，按兵车数等于七县。前五一四年，晋灭强宗祁氏，羊舌氏，分祁氏田为七县，分羊舌氏田为三县。又有按家数分县法，齐景公赐晏婴一个千家之县，晋知过说，封赵葭、段规二人万家之县各一。晋齐县制齐整，优于楚国的大县制。郡也是晋国的一种地方制度。晋开辟边地，离国都辽远，特设郡这种行政区域，国君赋予郡大夫较大的权力，使有权应付突发的事变。郡大夫官位比县大夫低，权力却比县大夫高。晋三家灭知氏以后，郡地位提高，县受郡统辖。郡县制的创立，加强了国君统治的力量，加速了分封制度的崩溃，国家统一的可能，增进了一步。战国时，各国都采用郡县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郡县制成为历代沿袭的地方制度。

　　兵制 经书没有骑字。战争和交通都用车。马驾车，不单骑。春秋末年某些战争中开始用骑兵。使用步兵作战，在东周前期已经开始。郑庄公败北戎，晋荀吴败众狄，都用步兵制胜。因为戎狄居山谷间，用步兵攻扰华族地区，华族攻戎狄，不得不毁车用步。荀吴败狄以后，晋连年用兵，消灭众狄，步兵战术大概在攻伐戎狄战争中发展起来。公田制废除后，土地私有制逐渐通行，田间行车的道路（阡陌），不再是公田时期的整齐形状，车战渐感不便，战国时，步骑兵成为主要兵种，战车失去了重要性。

　　春秋以后（前四八一年，鲁哀公十四年以后）战国以前（前四○三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前），中间凡七十余年，是两段历史的剧转时期，可是记载非常简略，不能考见当时变化的详情。例如春秋时期还讲周礼，尊王室，重祭祀，论宗姓氏族，列国间朝聘盟会，赋诗言志，有死丧事故，赴告各国，供史官记录。到战国时期，一切都不讲了。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争霸战争转变为争统一的战争，周天子对诸侯国的政治影响完全消失，因之与周礼有关的各种惯例也就被废弃。

第八节 古代文化的创造

　　中国文化的起源，就地下发掘说来，可以上溯到几十万年，就书籍记载说来，一般从夏商说起，也就是从私有财产制度开始确立的时候说起。不过夏商二代，尤其是盘庚迁殷以前，缺乏可信的史料，无法确知当时的真相，只能在先秦传说里，约略推见些稀疏的影子。

　　《礼记·表记篇》载孔子说，夏代尊命（天命），畏敬鬼神但不亲近，待人宽厚，少用刑罚。夏俗一般是蠢愚朴野不文饰。殷代尊神，教人服事鬼神，重用刑罚，轻视礼教。殷俗一般是掠夺不止，求胜无耻。周代尊礼，畏敬鬼神但不亲近，待人宽厚，用等级高低作赏罚。周俗一般是好利而能巧取，文饰而不知惭愧，作恶而能隐蔽。可以相信孔子这个比较是有事实依据的。夏朝社会在氏族制度基础上开始划分了阶级，这对单纯的氏族制度说来，显然是一个进步。当时阶级矛盾还比较和缓，统治者还不需要着重利用鬼神和刑罚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在那样的社会里，自然只能产生低级的文化，即尊命文化。商朝进入奴隶制社会，统治者需要借重神（包括天、命、鬼）与刑来压迫大量奴隶。在那样的社会里，斗争发展了，因而产生了较高度的文化，即尊神文化。西周进入封建制度社会，按照尊卑、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等差别，制定出表现等级制度的礼。每一等人各有一定的义务和权利。尊贵人权利大、义务小，卑贱人义务大、权利小。在当时含有进步意义的初期封建社会里，礼可以巩固统治者的地位，作用比鬼神刑罚更大。这种尊礼文化，高出于夏人对自然界完全无能的尊命文化，也高出于商人假借鬼神、贪暴无耻的尊神文化，因为尊礼文化多少承认被统治者有些卑贱人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是极其微小的。

　　在劳动人民没有成为自己的社会关系底主人翁以前，也就是说，当各种剥削阶级统治着社会的时候，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都是与人们对立的，例如种地的人不得饱，织布的人不得暖，好象有一种外来的统治于人们之上的自然规律。这样，代表剥削阶级意志的天、命、鬼、神通过宗教、哲学、礼制等形式，有力地帮助了统治地位的巩固。尊礼文化当然不是说不尊神了，只是说劳动民众在周代开始被统治者承认为人，人与神的关系因而有可能作多样的新解释，到东周时期多样的新解释就发生了。

　　社会逐步向前发展，新起的社会制度必然要破坏旧有的社会制度，但破坏程度各民族历史并不一致。中国古代社会也经历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过它们对氏族制度的破坏是逐渐的，缓慢的。西周宗族制度，就是封建制度与氏族制度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到东周时期才发生了比较剧烈的破坏。

东周大小宗族间展开了长期的兼并战争，许多国家和采邑灭亡了，原来的经济基础变化了。在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体会到天、命、鬼、神不一定可靠，可靠的却是负担赋税兵役的庶民。由于对祀与戎两件大事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东周在西周进步的但是简单的文化基础上表现出伟大的创造性，产生卓越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与遗留的言论，极为丰富，给后来的封建文化开辟了大路，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周思想家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虽然还不敢也不能直截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它们已被明确地放在民的附属地位。这里所谓民，有时包括统治阶级中人在内，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只要认识民为主体，神是附属，就是思想上的一个大贡献。两周以后，宗教在华族里，即使有时盛行，却不曾获得绝对支配的权威，给社会进化以巨大障碍，东周思想家对神的解释，是起了作用的，他们的解释是可以珍视的。

　　随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虢史嚚（音银yín）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庄公三十二年）虞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僖公五年）宋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郑子驷子展说，“要盟（被迫盟誓）无质，神弗临也。所临惟信。……明神不蠲（不赞成）要盟，背之可也。”（襄公九年）“卫献公使祝宗告亡（失国），且告无罪。定姜曰：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诬也。”（襄公十四年）对民有利益的人和物，才被尊敬为神，神一定是“聪明正直”不害民的。害民的是妖、厉、怪，不得称为神。神大体分三类：一类是自然物，如天、日、月、星、辰、名山、大川（山川能出云下雨），下至猫（能食田鼠）、虎（能食田豕）。一类是有关日常生活的物，如霤（堂屋）、门、行（道路）、户、灶。一类是曾为民创立新法，抵御大灾大难，勤民事劳苦身死，用武力驱杀暴君的古人，如神农、周弃（稷神）、后土（社神）、帝喾（观天象造历）、尧（行善政，让天下）、舜（勤劳死在山野）、鲧（治洪水死）、禹（治平水土）、黄帝、颛顼（教民创造财富）、契（教育）、冥（治黄河死）、汤（伐夏桀除虐政）、文王（文治）、武王（伐商纣，去民祸）等人，都是有大功于民，所以得列在祀典。凡被尊为神的人、物，只是因为曾经立了大功或对人有利益，才受到人的爱戴和报谢，不是因为怕他们有什么暴力淫威，也不一定信他们真有精灵存在着，向他们献媚。即使献媚，也不能有所得，“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礼记·曲礼》）。无功的古人称为鬼，只许他自己的子孙祭祀，不该祭他的人祭他，叫做“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篇》）。先有人事而后有鬼神，不是先有鬼神而后有人事，神“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不是人依神而行，这就是东周思想家的鬼神观。

　　周内史叔兴说，“吉凶由人。”（僖公十六年）鲁闵子马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襄公二十三年）吉凶祸福在于人事好坏不在鬼神的威灵，鬼神的作用实际上被否定了。最高的神是天或称皇天上帝，表现天意的是命。《孟子·万章篇》引《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不论周武王是否说了这些话，至少《泰誓篇》的作者确有这种思想。周公说“惟命不于常”，《礼记·大学篇》解释说“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的得失由于政治的善不善，也就是得民心还是失民心。两周思想家认为天也是依人而行的，天命就是民生和民意，天本身并无独立的意志。

　　《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尧典》疑是东周史官所作，《皋陶谟》疑出同时）“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天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文公十三年）周刘康公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成公十三年）晋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君）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公十四年）郑裨谌（音沉chén）说，“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襄公二十九年）

　　鲁穆叔引《大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襄公三十一年）天命鬼神地位的后退，主要由于庶民力量被某些统治者所认识，别一原因则是科学性知识在东周时期有显著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现象授时的知识。

　　农业必须与历法相配合，历法进步也就是农业在进步。《夏小正》相传是夏朝历法，可信其中一部分确从夏朝流传下来。《夏小正》依据草木鸟兽等天然现象定季节，含立春的一月（即所谓建寅）成为孟春正月。天象主要观测北斗的运行，因为北斗在纪元前二三千年间，位置极近北极点，整夜出现在地平线上，便于观测。“正月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确是夏朝的天象。夏朝后期发明干支，也是历法的一个进步。殷朝历学家已经体验到太阳历一岁的开始，在立春月以前，岁首提早一个月（即所谓建丑），改十二月为正月。又创闰月法，调节节气。周朝历学家用土圭测日影长短，又观测黄道赤道附近的星座，区分为二十八宿，由此得知冬至点在十一月，改十一月为岁首正月（即所谓建子）。又发现岁星（木星）十二年一周天（实际是一一·八六年一周天），因而有岁星纪年法。西周后期推得日月之交会点，因而废朏（音匪fěi新月初见的一天）用朔。这些历法上的成就，都比商朝进步，不过所谓冬至点、日月交会点绝非精确。到春秋鲁宣公以后，冬至才确定在子月（周正月、夏十一月），朔日也大体不误，同时十九年间置七个闰月也相当整齐，节气得以比较正确地用于农业。东周时期天文历学的显著进步，有助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观象以外，良医用药治病，战争胜败依靠人力计谋，不依靠鬼神吉凶（孙子《九地篇》“禁祥去疑”），也都使人从经验中逐渐感到天命鬼神的虚幻。

　　东周兼并战争盛行，某些统治者看到许多胜败兴亡的事实，积累起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懂得没有民不可以战守：

　　楚廉说，“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桓公十一年）

　　晋士蒍（音委Wěi）说，“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助）？”（庄公二十七年）

　　晋栾武子要伐楚，韩献子说，“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成公十五年）

　　郑子产断定陈国必亡，说，“陈……聚禾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能无亡乎？”（襄公三十年）

　　他们也懂得民是立国的根本：

　　陈逢滑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国）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公元年）

　　因为民是国本，所以君失民心，君就要失国，大夫得民心，大夫就可以得国。鲁昭公被季氏驱逐出国，死在国外，晋赵简子问史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虞夏商子孙）于今为庶（庶民），主（简子）所知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宗族制度的宗子，是当作始祖的继体（替身）而存在的。国君是一国的宗子，地位尊严，不可侵犯。史墨敢于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正反映东周后期宗族制度没落，强有力的大夫开始企图得国的情况。他们既然否认了国君是始祖（始封人）的替身，那末，君与国不是一体，国应高于君。因此，当时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思想，即民不是君的私属，臣也不是君的私属，民，君、臣都属于国家。齐国大夫崔杼杀齐君，晏婴不肯从齐君死，说，“君民者岂以陵（虐）民，社稷（国家）是主（负责行国政）；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禄养），社稷是养（为国家所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失位出亡），则亡之；若为己（国君个人）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音溺nì），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里区别君与社稷、臣与君的关系，到了各强国为统一中国而战争的战国时期，进一步便得出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篇》）的名论。

　　要立国必须得民，要得民必须讲求政事，东周时期各国多有政治家，最著名的是齐国管仲和郑国子产。齐桓公创霸业，主要是得管仲的助力。传说齐自大公立国，即重视通商和手工业。管仲出身商贾，相桓公，分全国为士乡（即农乡）与工商乡。优待工商，不服兵役，使成专业。士乡废公田制，优待甲士，有田不自耕，专练武艺。这种改革西周以来旧制度促使社会加速分化的措施，应是管仲最大的功绩。

　　郑地处晋楚两大霸国间，为两国所必争。郑国狭小，力不能自立，要避免灭亡，不得不讲求内政外交的善策。《左传》宣公十四年所谓“郑昭（明）宋聋”（宋国愚蠢），说明郑是一个机智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产生法、纵横两家，子产是这两家的创始人。子产执国政二十余年（前五四三年——鲁襄公三十年至前五二二年——鲁昭公二十年），发挥了高度的政治才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他的话说，“政事和农事一样，要经常用心思考，既想这一件事如何开始，也想这一件事如何结束，按照预定步骤，切实去实行。行动不要超越已经思考过的范围，好比农夫耕作不要超越自己的田边，这样，错误就少了。”据《左传》所记，子产在政治上不曾遭受过失败，因为他每一行动都事先经过思考。

　　子产曾改革军赋制度，很多城里人毒骂他。他说，“不妨。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我知道，行善政不要中途改变法度，坚持才有成功。人心不可放纵，法度不可改变，……我下决心不改变了。”（《左传》昭公四年）他治国主张行猛政，理由是“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人；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而溺死”（《左传》昭公二十年）。他所谓猛政，就是把严厉的刑法公布出来，让人不敢犯。前五三六年（鲁昭公六年）子产在金属鼎上铸刑书，遭到守旧派的反对。晋国大夫叔向寄信劝告子产说，“法律一经公布，人们知道如何避免刑罚，不怕长上了。是非专凭刑书，长上怎样行政呢？”子产回答说，“我为的救世呵！”郑国重商业，贵族利用随意轻重的刑罚压迫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郑国说来，是很不利的。子产公布法律，多少有些限制贵族权力的作用。过了二十多年，晋国也铸刑鼎，公布范宣子所作的刑书。孔子在这件事上代表贵族的保守观点。《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他的话说，晋国要亡了。晋国不守唐叔和晋文公的旧法，造作刑鼎，民只看鼎上条文不看贵人面孔了。贵人还能做什么！贵贱没有次序，怎么立国呢！叔向、孔子想要法律神秘化，独掌在贵族手中，使庶民莫测，不敢轻试。子产首创刑鼎，削减贵族特权，确是一个进步的措施。子产以后，郑国又有邓析，造新刑法，写在竹简上，号称竹刑，为郑国所行施。战国时韩国有著名法家申不害、韩非（韩灭郑后，郑韩合一），因为郑国社会在东周时期变化最大，法家学派正是代表商人和新兴地主利益的学派，郑国成为法家学派的中心产地，不是偶然的，而子产则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

　　郑国参与诸侯盟会，言辞极其慎重。《论语·宪问篇》载孔子说子产准备言辞的过程，首先是裨谌起草，其次是世叔讨论，其次是子羽修饰，最后由子产润色订定。《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赞叹子产的慎辞，说“古人说过，‘言语为的充分表达意思，文饰为的充分表达言语’，不说话谁知道他的意思，说话没有文饰，不能传到远处，子产的文辞传播远近，因为他经过慎重的准备”。战国时纵横家掉三寸舌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子产是纵横家的最初创始人。

　　东周时期战争频繁，出现了许多军事家，又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如“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如“允当则归”（保存余力）、“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僖公二十八年），“亡（将亡）者侮之，乱者取之”（襄公十四年），“夫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襄公二十七年），“小国无罪，恃（有恃无恐）实其罪”（昭公元年），“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昭公十四年），“小国忘守则危。……国之不可小，有备故也”（昭公十八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敌）衰”，“用少（兵少）莫如齐（齐心）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这些都是军事规律，记载这些规律的书叫做军志，当时统治阶级中人，经常作战，都熟习军志。吴工阖闾（前五一四年至前四九六年）的将军齐国人孙武，总结军事经验，著兵法十三篇，成为军事学的经典。十三篇中包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因素，与《老子》五千言同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郑国子产创法家，齐国孙武创兵家，鲁国孔丘创儒家，宋大夫墨翟创墨家，重要学派除了道家，东周后半期都创始了。基本原因就在于东周社会由于兼并战争而发生大变化，宗族制度在破坏，家族制度在兴起。在兴起的经济基础上，反映出创造性的学术思想。

第九节 孔子及其所创儒家学说

　　东周时期产生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在军事家中首推孙武，在思想家、政治家中首推孔子和墨子。他们都生在东周后半期，他们的学说都发生大作用，特别是孔子，当他活着的时候，就有人尊奉他为“圣人”。此后整个封建时代里，孔子学说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变化，总是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不曾有其他学派或宗教推倒它。孔子确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人。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先世是宋国贵族，曾祖父逃难到鲁国。父叔梁纥（音合hé） ，曾做鲁陬（音邹zōu）邑（山东泗水县东南）宰。宋是商朝的后代，鲁是周公的旧封，春秋时列国都到宋、鲁“观礼”，因为它们是保存商周文化最多的旧国。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和宋、鲁两国主要是鲁国有密切的关系。

　　孔子生于前五五二年（鲁襄公二十一年），卒于前四七九年（鲁哀公十六年），年七十三岁。这正当东周后半期，公室卑弱，大夫兼并，宗族制度在瓦解，家庭制度在兴起，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候。当时处在社会中间的士阶层，上有贵族大夫，下有庶民工商，能上达但不能顺利上达，怕下降但可能失职下降。士在军事上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学得古今知识，经济上拥有私有田宅产业，社会地位重要而不高，想取得官职，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世卿贵族。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篇》），耻恶衣恶食，认定耕种要挨饿，学道可得禄（《论语·卫灵公篇》“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看不起老农老圃的劳苦生产，唯一希望是做官食禄。但士在未出仕时，生活接近庶民或过着庶民的生活，还能看到民间的疾苦，懂得“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百姓足，君（国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篇》）、“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礼记·大学篇》）一类治国安民的道理。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一层，当他求仕干禄向上看时，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当他穷困不得志向下看时，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思想。士看上时多，看下时少，因此士阶层思想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多于反抗性。孔子学说就是士阶层思想的结晶。

　　士阶层思想偏上而地位近下，对上妥协，对下也要有些妥协，这样，中庸就成为最适合的哲学思想。孔子学说全部贯注着“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他赞叹中庸是至高极难的一种美德，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少有）久矣！”（《论语·雍也篇》）中庸应用在人伦上，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中庸应用在政治上，是“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礼记·缁（音资zT）衣篇》）。中庸应用在行为上，是“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篇》）。中庸应用在教育上，是“求（冉求）也退（性好谦退），故进之；由（子路）也兼人（性好胜人），故退之”（《论语·先进篇》）。一切都得合于中庸之道，而中道所在，要依据情况随时移动。移动求中道称为权（秤锤），权总是偏在尊者贵者亲者一方面。孟子阐发权的作用，《尽心篇》里说“杨朱主张为我，如果拔他身上一根毛对天下人有利，他是不干的；墨翟主张兼爱，如果把自己身体磨成粉末对天下人有利，他是愿意干的。子莫（鲁人）主张执中。执中近于中庸之道了，但中一定要有权，按照事情轻重来得到中，如果执中而不变，那是偏、不是中。执着一偏便失去中庸之道”。《礼记·仲尼燕居篇》载子贡问孔子“中到底是什么？”孔子说“礼呵礼！礼是所以制中的”。尊者贵者规定了礼，合乎礼就是合乎中。尊者贵者不能对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都规定出一个礼，而处理事情又必须有一个中，孔子和儒家大师处理或议论这些事情的所谓中，弟子记录下来都成了礼或理（说明礼的意义就是理）。孔子活着的时候，齐国晏婴说他礼节繁盛，几辈子也学不完他的礼。孔子死后，儒家大师各说他们认为得中的礼或理。儒家代贵者尊者制礼并讲理，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孟子以前，儒学实际就是礼学，遭受墨家猛烈攻击的也就是这个礼学。

　　中庸思想是士阶层妥协性的表现。理论上中道虽然偏在贵者尊者方面，对卑者贱者的利益却还要兼顾，但事实上贵者尊者并不实行自己应负的责任，而卑者贱者总负着片面的过度的义务。这样，中庸之道讲通了。凡讲不通的事情，都归到天命。高远莫测的叫做天，无可奈何的叫做命。得罪了天，祈祷是无用的。君子畏天命，不畏天命的是小人。孔子五十岁才懂得天命，就是说懂得天命一切都能讲通了。孔子不很谈天道与天命，战国时，唯心的仁义学派大师子思孟子才开始发挥天命和五行学说，唯物的礼乐学派大师荀子把天看作只是自然存在的无知之物，根本否认有天命。

　　孔子也用中庸思想来看人与鬼神的关系。他不谈神怪，也不明确否认神怪。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这种对鬼神的不可知论，实质上掩藏着唯物论的因素。墨家有鬼，道家无鬼，儒家居中，可以引申出无鬼论，也可以引申出有鬼论。在和有鬼论作斗争的时候，儒家常常是无鬼论者。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侵入中国，尽管它们在某一时期得到盛行，但总不能生根长存。从南北朝到隋唐，高度盛行的佛教，也并无例外。抵抗宗教毒的力量，主要来自儒家学说，固然它本身也含有封建礼教的毒汁，两毒比较，宗教毒当然更重。因为儒学毒根一般生在统治阶级的土壤上，而统治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宗教的毒根，一般生在被压迫阶级里，要拔生长在广大劳苦群众里的毒根，费力很大，收效缓慢。汉族受宗教毒较轻，不能不归功于儒家学说的鬼神不可知论。

　　士阶层在当时是新兴地主阶级也是新兴家族制度的有力代表，它对宗族制度有一定的反抗性，不过这只是一些微弱的反抗性。孔子曾为鲁国大司寇，要加强鲁君的权力，拆毁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的都城。孟孙氏拒绝毁城，孔子攻打不下，也就妥协了。佛肸（音必希bì xi）据中牟反抗晋大夫赵简子，请孔子去帮助，孔子要去，被弟子子路劝阻。孔子修　　《春秋》，寄托他的政治思想。按　　《春秋》书法，凡暴君被杀，概称某国人弑其君某某，表示国人皆曰可杀的意思，但仍称弑不称杀，表示到底是以下犯上。孔子所反映的士阶层的反抗性就是这么一点。

　　孔子创儒家学说，主要内容是礼乐与仁义（《论语》说义比说仁少，说礼实际即说义）两大部分。“道（导）之（民）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篇》），是孔子最高的政治思想，德指仁义，礼指一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礼的根本，依据这些固定不可变的根本，制出无数礼文，用以区别人与人相互间复杂的关系，确定每一个人应受的约束，使各守本分，不得逾越。单要求人守礼，孔子认为不合中庸之道，必须用乐来配礼。乐是从感情上求得人与人相互间的妥协中和，使各安本分。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使人尊敬，乐要人亲爱。礼严肃形于外，乐和顺存于内。礼有乐作配，礼的作用更增强了。

　　单有礼乐，没有道德作根本，还不够适合政治上的需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篇》）就是说，没有仁作思想基础，礼乐是空虚的。“仁者人也”（《礼记·中庸篇》），仁就是做人的道理，也就是爱或同情心。爱或同情心不可流为兼爱，必须有等次，等次称为义。“义者宜也”（同上），义的意义是适宜、合礼，也就是中庸之道的权。爱父母叫做孝，爱兄长叫做悌，爱君上叫做忠，按照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男女等差别，表现出各种轻重不等的爱或同情，与礼相适应。所以说“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礼记·乐记篇》），在外的是礼乐，在内的是仁义。讲来讲去实际只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服从统治阶级的礼。孔门第一大弟子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答称“克己复（合）礼为仁”，具体做法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一句话，不合礼就不合做人的道理。

　　据说，孔子很少讲仁，但《论语》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不过孔子虽然讲了很多条的仁，一般是讲士的修身法。孔子讲仁的真正要义在孝，他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少）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人）之本欤！”（《论语·学而篇》）子弟敬爱父兄，本出于心理的自然，在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里，孝悌应是一种基本道德，也是为庶民所乐于接受的一种道德，但在儒家看来，提倡孝悌，在于防止犯上作乱，不问那个“犯”和“乱”是否合理。毛主席《实践论》里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确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孔子学说妥协性多于反抗性，也就很自然的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孔子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篇》）。《论语·先进篇》载他的弟子冉求做季氏宰，替季氏聚敛，孔子很愤怒，说“这不是我的学生，弟子们敲着鼓攻击他罢！”这是孔子出于真情的爱民精神。他主张举贤才，慎刑罚，薄赋敛，重教化，斥责那些为政者，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预先告人准备）视成（立等成功）谓之暴，慢令（自己无信）致期（要民从令）谓之贼”（《论语·尧曰篇》），这都是孔子学说的进步面。不过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以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这又说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

　　孔子主张大一统，要求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他崇拜辅相成王制礼作乐的周公旦。他想复兴周道，保持并加强周天子和各国诸侯的权力，举贤士大儒作辅相。他的理想政治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晋等霸主）。……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孔子生在东周，还只好寄统一的希望于名义上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虽不可能成为事实，但中央集权的统一思想，开始萌芽，实含有进步的意义。因为孔子要用礼乐仁义来求得统一，对战争取反对态度（《孟子·尽心篇》所谓“春秋无义战”），不了解兼并战争客观上正是破坏诸侯割据的旧秩序，走向大一统的必经路程。“仍旧贯（守礼制），何必改作”（《论语·先进篇》），就是孔子保守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

　　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礼记·中庸篇》）的夏古主义者，但又是善于用权、“无可无不可”的“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篇》），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求，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孔子和儒家学说无可置辩的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

　　封建领主和新起的地主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本质是一致的。由于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有些区别，因而在政治上的要求也有些区别，但这些区别并不损害他们的一致性。而且在孔子时，新起的地主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阶级，它还没有脱离领主、自己掌握政权的势力。孔子学说代表新起的地主，同时又主张维持领主统治，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过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因为他删订六经，保存了三代旧典；因为他创造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他的学说的某些部分，表现了汉民族在文化特点上的某些精神形态（如《论语·卫灵公篇》所说“有教无类”）；他的学说，也影响了中国境内外非汉族的各族，在汉族与各族间起青精神联系的作用。孔子基本上是个大教育家，他一生在学习、在思想，在温故知新，在诲人不倦。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教育和行为方面的经验。比较原始可信的《论语》书中，记录着孔子很多的格言和公式，例如“学而时习之”，就是最好的学习公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篇》），就是最好的科学格言。至于他那种繁富的学说，“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我们是有益的，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必须珍重这一份遗产。

第十节 儒家学派与儒经

　　孔子学无常师，自文武周公之大道以至技艺鄙事，都留心学习。他的学习态度是“多闻阙疑”（《论语·为政篇》），“毋意（不任私意）、毋必（不武断）、毋固（不固执）、毋我（不自以为是）”（《子罕篇》），虚心向别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他的学习方法是以学为主，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篇》）。学要与思相配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迷惑无心得），思而不学则殆（精神疲惫）”（《为政篇》）。学又与问相配合，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的弟子也能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泰伯篇》）。学又必须习，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篇》）。所学要与所行相符合，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篇》），“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篇》）。要多做事少，说话，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篇》）。学要从博返约，一以贯之（有条理有本末）。学要择善而从，有过即改，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篇》），“过则勿惮改”（《子罕篇》），“过而不改，是谓过（真错误）矣”（《卫灵公篇》）。孔子说自己“学而不厌”，并非生而知之，确是事实。

　　孔子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述而篇》），毫无保留，所以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教育家。据说孔门弟子先后有三千人，高材异能以颜渊为首的门徒有七十二人（一说七十七人）。七十二人多数是鲁国人，也有卫、吴、陈、齐、宋、楚、晋、秦等国人。按地区说，孔子学说几乎传播到当时中国的全部。按年龄说，七十二人中子路比孔子小九岁，年龄最大，其余有的小三四十岁，有的小五十余岁。孔子死后，有亲身传授的弟子如子贡为鲁、卫相，有再传弟子如子夏的门人为魏文侯师，很多人取得尊显地位，有利于儒家学派的发扬和巩固。

　　孔子是第一个创设规模很大的私立学校的教育家。这个学校有孔子讲学的“堂”，有弟子居住的“内”。送一束干肉以上的礼物，孔子就认他作弟子。孔子周游列国，弟子从行服役并随时学习。孔子给弟子们讲学，弟子们发问，孔子按各人的特点给与解答。某些弟子还被荐举去做官。孔子教人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弟子中德行最高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言语的有宰我、子贡；长于政事的有冉有、子路；擅长文学的有子游、子夏。文学指孔子所传授的经学，对后来儒学的流传，发生作用最大。

　　商朝已有史官，掌管典册。周朝和各诸侯国史官记言记事，积累大量典籍，一切有关文化的记载，都归史官掌管，子孙世代传习，供少数贵族的谘询与使用。从《左传》、《国语》、《墨子》等书所引故书看来，东周时期原有很多书籍，特别是各国史记，墨子称为《百国春秋》，数量是不小的。不过这些书未曾流传，能看到的人极少。

　　孔子非常博学，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整理出《易》、《书》、《诗》、《礼》、《乐》、　　《春秋》六种教本来，讲授给弟子们。这些教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上被尊称为经，孔子和其他诸儒解释经义的文字写在较短的竹简或木版上称为传。有了儒家经传，随着儒家学派的盛行，六经以外的书籍逐渐亡佚。

　　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篇》），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所以六经从形式上说是叙述旧文，从整理的准绳和经义的阐明说是创作新意，述与作是不可分的一件事。自孔子订定六经，儒家学派有一定教本，虽然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基本上不曾超越六经别有什么新创的学说。

　　儒家经学在孔子以后，发生了对整个封建时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指导力量，中国封建制度的巩固与延长，儒学起着极其严重的作用。要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首先要研究儒学的经传。

　　《周易》 《周易》是许多占卜书中的一种。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音摇yáo），上三爻叫做上卦，下三爻叫做下卦，合成一卦。爻分阳爻（“—”）阴爻（“-”），阳爻在单位（一、三、五），阴爻在耦位（二、四、六，阴阳爻都自下向上数），叫做当位，反之叫做不当位。如《既济卦》≡≡，阳爻阴爻都当位，《未济卦》≡≡都不当位。按照爻的当位不当位等复杂关系，看出轻重不等的吉凶。每一卦有卦辞，说明本卦的性质，每一爻有爻辞，说明这一爻在本卦中的性质。卦辞爻辞文字极简单而又隐晦难懂，卜人筮人可以作多样解释来宣告吉凶。孔子曾用大功夫钻研卦辞交辞，作为儒家的哲学思想传授给弟子。孔子讲说的记录及后来传《易》大师的补充，总称为《易传》或称《十翼》。《易传》有《彖（音tuàn）辞》，用较多（比卦辞）语句断定一卦的大意。有《象辞》，其中依据一卦大意指出人应如何行动的简明语句，称为《大象》，解释爻辞的语句称为《象辞》。有《系辞》，总论全部《易》理，叙述孔子哲学的基本观点。有《文言》，专论乾、坤两卦。其余有《说卦》、《序卦》、《杂卦》三篇，不含什么重要意义。

　　《系辞》主要说明“变化之道”。观察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男女等自然界现象，知道一切都在变化，变化的发生是在于阳、刚、动与阴、柔、静两种相反的性质在“相摩”“相推”，主动的力量是阳、刚、动。这一看法应用到人事上是“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创造新器物），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动的目的在得利，得利是吉，失利是凶。“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合理、不合理）迁”，就是说，吉（得）凶（失）并非固定不变。“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才能身安而国家可保，如果忘了危、亡、乱，安、存、治就会变成危、亡、乱。情在于人为，因之吉凶在人不在鬼神，“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卜篮的唯一作用是向鬼神问吉凶，吉凶既在人为，鬼神的权力便大大缩小，也就大大减轻了《易》原来的神秘性。孔子把主要与“鬼谋”（向鬼神问吉凶）的《易》改变为主要与“人谋”（人自造吉凶）的《易》，是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系辞》形容每卦的变化说“变动不居（固定），周流六虚（一卦六位），上下无常，刚（阳爻）柔（阴爻）相易，不可为典要（定准），唯变所适（适合时宜）”。六十四卦代表天地间万事万物，每一卦都在变化，也就是万事万物都在变化。这种看法自然是有理由的。不过变化以外，它还设立一个不可变的大范围，一切变化都不能超出这个大范围。《系辞》首先规定“天尊地卑，乾（阳）坤（阴）定矣。卑高以（既）陈，贵贱位（地位分明）矣”。尊者一定在上，卑者一定在下，士可以做大夫，大夫可以做国君，亡国亡家的国君大夫可以做庶人，但贵和贱的名分绝对不可变。儒家讲礼，凡制度、名号、器械、正朔等等都可以变，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决不可变，这和《系辞》思想完全一致。

　　《系辞》说变化的发生不是由于阳与阴的斗争而是由于阳与阴的和谐，不是向前发展，而是“终而复始”的循环、重复。天与地相附着，男（雄）与女（雌）相交媾，化生出万物来。日与月相互来去成昼夜，寒与暑相互交替成年岁。去的是暂屈，来的是暂伸，一屈一伸相互感动生出利益来。儒家学说代表士阶层的思想，士的利益在于向贵族求禄，在于教庶民出力服事长上，反对斗争是很自然的，这和中庸思想完全一致。

　　《周易》，特别是《系辞》，包含着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装在形而上学的框子里的辩证法。这是孔子哲学的根本所在，后来儒家学派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王充，都不曾超越过这个思想界限。

　　《尚书》 《尚书》是历代政治论文集。孔子选史官所藏历代重要典浩，上起《尧典》，下讫《秦誓》，相传共有百篇，事实上有些篇（如《禹贡》）是后儒补充进去的，原订篇数，无可稽考。秦焚书后，存留仅二十九篇。《尚书》有两大作用：第一，建立起虞、夏、商、周的历史正统观（统一的重心）；第二，保存商周二代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西周初期《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大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等文篇的保存，可以推见商周二代的政治情况。这些文篇与西周初期的诗篇《周颂》、《豳风》、《周南》、《召南》配合起来，也可以推见西周社会的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禹贡篇》是战国时人所作，叙述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山脉、河流、薮（音叟sǒu）泽、土壤、物产、田等（分上上至下下九等）、贡赋、交通、落后种族居住地，文字简要，系统分明，总结了上古至秦华族势力已入四川（梁州）未越五岭时期的地理知识，确是极可宝贵的古地理志。《禹贡》托名禹平治水土的记录，选入《尚书》，被尊为经典，造成中国政治自来是统一、疆域自来是广大的信念，意义极为重大。

　　《诗》 《诗》是两周诗歌的名篇选集。亡佚六篇，存留三百五篇，概称为三百篇。按音乐性质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据古文经学家说，《周南》、《召南》为《风》诗之首，作于克商以前。《周颂》《豳风》作于西周初期，《小雅》《大雅》作于西周时期，多数是宣王、幽王时诗。《国风》多数是东周前期作品，也有一些是西周时所作。《风》诗是地方音乐，诗篇多采自民间，富于生活的描写，文学价值最高，为后世创造性文学的源泉。《大、小雅》诗是西方音乐，文学价值不及《国风》，但不失为叙述西周政治盛衰的诗史。《周颂》是周天子宗庙祭祀的诗篇，音乐节奏极缓，甚至诗句可不用韵。这种感人不深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最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保存。《鲁颂》、《商颂》都是东周时人所作。据今文经学家说，《商颂》作者是宋贵族正考父（孔子的七世祖），《商颂》追述商朝盛世事，应有所本，与《尚书》中《商书》同为重要的商朝史料。

　　《礼》 周朝尚文，长时期积累起繁富的礼制。孔子选取士必须学习的礼制十七篇，称为《礼》或《士礼》、《仪礼》。十七篇中《丧服篇》最为重要，子夏特为作传。封建制度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精神，《丧服篇》表现得最具体最清楚。《周礼》当是战国儒者采集重要国家如周鲁宋等国官制，再添加儒家的政治理想，增减排比造成一部有条理的官制汇编。说是周公所制，固不可信，但斥为儒者凭空伪造，全无依据，也不合情理。《周礼》不是全伪也不是全真，在乎审慎的选择。西汉传礼儒生戴德、戴圣，博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讲礼的文字，戴德选取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取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简称《礼记》。《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稽考儒家思想与战国以前制度器物，《三礼》是重要的典籍。

　　《乐》 《乐经》亡佚。一说，《周礼·大司乐章》就是儒家所传的《乐经》。《礼记》有《乐记》一篇，记载儒家对乐理的讨论。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章）儒家以乐配礼，重视音乐的作用，是他们的见到处，想用古乐来移风易俗，是他们的迂腐处。六经中《乐经》先亡，因为古乐使人“唯恐卧”，新乐使人“不知倦”（《乐记》），新乐便自然要代替旧乐。

　　《春秋》《春秋》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编年史起源当在西周共和时期。东周文化较高的诸侯国都有史官记事，如晋史名为《乘》，楚史名为《梼杌（音陶兀táo Wù）》，鲁史名为　　《春秋》。史官世代承袭，依据一定书法，忠实地执行职务。某些良史甚至杀身殉书法。前五四八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依书法当朝官们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两个兄弟继续写同一句话，都被崔杼杀死。最后一个兄弟还写那一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被杀尽了，拿着竹简去写，半路上知道已经写成，才回家去。中国历史自前八四一年共和元年起，一年不断地编年记事，史官的贡献是巨大的。孔子用鲁史官所记　　《春秋》，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事，整齐书法（《左传》载五十凡例，当即史官共守的书法），成为儒家经典的　　《春秋》（原来的　　《春秋》称为《不修春秋》）。孔子修　　《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有褒有贬，要使乱臣贼子惧。儒家政治思想，以　　《春秋》为最高标准，封建等级制度的精神充分表现在　　《春秋》书法里。

　　《春秋》文字简单，意义隐晦。如鲁惠公死，子隐公不依继承法立为鲁君，　　《春秋》写“元年春王正月”，不说隐公即位，表示他不是正式做鲁君。又如写“齐崔杼弑其君光”（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意思是崔杼犯了弑君罪。又如写“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意思是密州为莒国人所共弃。　　《春秋》如果当作历史来看，作用实在有限。相传与孔子同时的鲁国太史左丘明，采各国史记作《左氏传》，用事实说明　　《春秋》书法。桓谭（东汉初年人）《新论》说得好，“《左氏传》和《春秋经》，好比衣服有表面有里面，不可缺一。如果有经没有传，即使圣人关着门想十年，也想不出道理来。”不管左丘明是东周时人或战国时人，《左氏传》是左丘明作或非左丘明作，反正《左氏传》这部书保存了大量古史料，给中国史家创立模范，在史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

　　解释《春秋经》的还有《公羊传》、《谷梁传》两家。两家都是口说，到西汉才写成文字。《公羊》学盛行于西汉，政治上有很高地位。《公羊》家自以为传孔子的微言大义，但和《左传》比起来，《公羊传》显然是空言说经，甚至有些是穿凿附会。《谷梁传》也是空言说经，态度却比《公羊传》谨慎些。

　　《论语》 孔子对答弟子和非弟子的发问，弟子们记录下来。孔子死后，弟子们（一说是仲弓、子夏等）集合成书，号称《论语》。传记中多引孔子语，大抵《论语》所载的孔子语比较近真。

　　以上所述几部经典，流传到现在，已经二千多年，经学本身起了多次变化并产生了各种派别。每一变化和派别，都或大或小地影响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以不了解经学和儒家派别，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

第十一节 墨子及其所创墨家学说

　　儒学创始者孔子死后，墨学创始者墨子继起。孔墨两大学派，都产生在东周后期，年代接近。孔子所创的原始儒学，礼乐占主要部分，墨家攻击礼乐，用别一种观点即庶民的观点，发挥仁义学说，成为儒家的反对学派。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曾为宋国大夫。生卒年代不可考，据孙冶让《墨子闲诂》说，生卒约在前四六八年（周贞定王元年）至前三七六年（周安王二十六年）间。按《非攻篇》称当今天下四个好战国，齐、晋、楚、越。晋称一国，越尚强盛，自是东周末年的形势。墨子生当在孔子死后（前四七九年），死当在三家分晋前（前四○三年）。《墨子》书中如《鲁问篇》说战国时事，《亲士篇》说吴起事，都是后人附加，不足为据。

　　墨子生在孔子后，当时宗族制度破坏更甚，多数宗族被消灭，极少数宗族化家为国。逐渐成为地主阶级的士阶层，在社会大变动中，获得政治参与权，可以上升为诸侯师、相。在士阶层下面的庶民，主要是墨子所称“农与工肆之人”，是一种小私有财产者，在社会大变动中，也要求取得一些政治上的地位，借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还没有反抗统治者的觉悟，只是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篇》），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墨子和他所创始的墨家，就是代表庶民用“上说下教”的妥协方法向统治阶级提出要求的一个学派。庶民是真正从事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国君贵族要进行战争，不得不对庶民在形式上有些让步，允许他们的代表人说说话，乐于利用他们的代表人仆役般地出死力，墨学因而与儒学同称为显学。

　　儒家最高理想是周公相成王。大儒做国君的卿相大夫，小儒给富人办丧事，自己家里人跟着去吃酒饭，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儒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完全一致，两者间妥协合作是很自然的。墨家与统治阶级利益并不一致，统治阶级为了要利用墨家，作暂时的勉强的有限度的让步，墨家对统治阶级则是忠实服务，竭尽心力，成为最驯服的仆役。墨家一方面对儒家猛烈攻击，企图夺取儒家政治上的地位。一方面视死如归地为国君贵族守城御敌，保卫他们的利益，以为这样做，可以取得信任，庶几行施自己的学说。事实却相反，墨家不曾得到卿相行道的机会，儒家虽受攻击，依然为国君贵族所尊重。

　　《墨子》书汉时有七十一篇，赵宋时存六十三篇，宋以后存五十三篇。墨家贵实行不贵文采，重口说不重著书，《墨子》书中仅《经上》《经下》两篇，共一百七十九条，当是墨子所自作。《墨经》每条少仅三个字，多不过二十个字。文字极简，但给当时有关社会和生产的重要知识，作了一个近乎全面的总结。《经说》上下两篇当是墨子讲经，弟子笔录。墨家分三派，同诵《墨经》，可信《墨经》出墨子手。《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十一题各分上中下三篇（《非儒》仅上下两篇），字句小异，意旨大同，当是墨子讲学，弟子各有所记，合而成书，类似孔门后学纂辑《论语》。《尚贤》至《非命》十题是墨家政治理论，对昏乱的国君讲《尚贤》、《尚同》，对奢侈的国君讲《节用》、《节葬》，对自恃上天保佑、沉溺在酒和音乐中的国君讲《非乐》、《非命》，对放肆无忌惮的国君讲《天志》、《明鬼》，对残暴好战的国君讲《兼爱》、《非攻》。墨子制十个药方想治国君的病，但没有一个国君愿意用他的药方。《备城门》至《杂守》凡二十篇，是墨子为弟于禽滑釐讲守城法，在墨学中也是重要的部分。《亲士》、《三辩》、《大取》、《公输》等十四篇当是墨门后学所记，类似儒家大小《戴记》。今存《墨子》五十三篇，基本上保存了墨家的全部学说。

　　墨与儒两个学派的对立，显著地表现出士与庶民不同的社会地位。下面列举两家对立的情状：墨家对儒家的攻击，集中在《非儒篇》。儒家主张“亲亲有术（等差），尊贤有等”，严格区别亲疏尊卑，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墨家不反对等级，但反对儒家所说的等级，主张兼爱、节葬、尚贤、尚同。儒家主张有命在天，寿、夭、贫、富，安、危、治、乱都是不可改变的天命。

　　墨家反对宿命论，《天志》、《明鬼》、《非命》三篇说，天欲义（善政）而恶不义（乱政），鬼神赏贤而罚暴，命是暴王（亡国之君）所作，穷人（怠情人）所述。儒家主张繁饰礼乐，教富贵人糜费财物，自己分肥得食。墨家反对不劳而食，主张节葬、非乐，斥儒者“贪于饮食，情于作务”。儒家主张穿古衣，说古话，“循（述）而不作”，“仍旧贯，何必改作”。墨家反对保守，主张创造新事物。儒家主张不显谏，待国君问，问小答小，问大答大，不问不言。墨家反对庸言庸行，主张“事上竭忠，……有过则谏”，“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强使国君行有利人民的政事。墨家攻击儒家，与荀子痛斥贱儒很多相同处，不同的是荀子痛斥七十子后学，墨家则直接攻击儒家创始人孔子。

　　孔子主张复西周之古，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分配生活资料，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墨子也承认贵贱的等级，以为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下至乡长、里长、家君（家长）各级正长，都是有智慧有威权能统一是非表率万民的贵人，万民则是贱者愚者。但墨子主张选择贤良为正长，并复大禹之古，要求各级贵人学大禹过着与万民同样勤劳菲薄的生活，放弃剥削的权利。这更是一种空想，永远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采纳。“将求之不得也（不可求得），虽枯槁不舍也（死也要追求）”（《庄子·天下篇》），墨家就在这个空想的追求中幻灭了。

　　孔子尊天信命远鬼神，天子得祭天，庶人只许祭户神或灶神，祭鬼只许祭父母。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主张人无贵贱，都有权祭天和众鬼神。天子代天治民，儒墨意见略同，可是懦家说天命既定之后，下民应该服从，不许怨天尤人。墨予以为上天鉴临下民，按照下民的利或害，随时对贵人行施公平的赏罚，绝无不变的命运。儒家信天命，所以鬼神不灵。墨家不信命，所以鬼神也能赐福降祸。儒家认庶民最贱。墨家以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臧获（奴隶）也是人，在上天看来，凡是人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儒家的天是静的，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上天意志的是命。墨家的天和鬼神是活的，似乎真有极大的权能，赏善罚恶，保护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墨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天和鬼神的赏罚上，《明鬼篇》引周、郑、燕、齐等国　　《春秋》，证明鬼神的实有，想借鬼神的威力，说服王公大人行善政，结果只能是麻痹庶民的反抗性。《天志篇》说“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尧舜禹汤文武顺天意得天赏，证明“兼相爱，交相利”的可行，结果只能是教庶民片面的爱王公大人，利王公大人。墨家本身也就这样片面地爱、利了王公大人。孔墨都要求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孔子年代较早，周礼在诸侯国多少还有一些约束力，因此主张从周尊王，复兴周道，诸侯国各保现状。墨子时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政治上的作用，看不出谁是统一者，因此主张上同于天，楚越齐晋四大国各保现状，等待上天选择有德利民的国君为天子。孔子的空想政治，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庶民的空想政治。孔墨都多艺。孔子以射御为士阶层最次的艺。墨子重视生产知识，《墨经》中有形学、力学、光学的研究记录多条，特别是光学研究，论阴影，论反射，论光之直线进行性质，论平面镜，论球面镜，伊然是一部中国最早的完整的光学。墨子记录东周劳动群众在手工业方面的成就，他本人也是当时最优秀的手工业工人（主要是制造守城器械，据说技术比大匠人公输般还高），不象孔子轻视生产劳动，当作不足道的鄙事。孔子的艺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庶民的艺。孔墨都博学。孔子删订《六经》，教弟子诵《诗》《书》，习礼乐。墨子书中多引《书》、《诗》、《百国春秋》，墨子出行，车中载书甚多，但教弟子学“精微”的要义（《墨经》），懂得是非曲直，不必多读书。孔子的学适合于士阶层，墨学则是庶民的学。孔墨都贵辩说。孔子主张文质彬彬，以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墨子用朴质的庶民语言，以达意为主，不加修饰，怕人爱其文，忘其用。孔子的文言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用庶民的质言。孔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甲“本”、“原”、“用”三表法。“本”是上考历史，“原”是下考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用”是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实利。孔子的正名，适合于士阶层，墨子的三表法，目的在为庶民谋利益，比孔子以礼为正名标准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儒墨都是显学，但统治者需要的是儒不是墨，因之孔子成为士的成功的代表人，墨子成为庶民的失败的代表人。

　　 墨子的学说，流行在庶民群中。墨家如跌鼻、索卢参、田系、彭轻生、苦获等人，大概也象耕柱子一样，出身下层庶民。因为庶民要求得政治上的地位是困难的，所以墨子创立了带宗教色彩的政治性团体。墨子死后，巨子代代相传，类似教主，率领墨者作政治活动。墨家的团体有许多特点，表现出原始的组织性。

　　刻苦生活 墨子教弟子着短衣草鞋，昼夜工作不休息，以自愿吃苦为高尚。如果不能刻苦，就算违反大禹的遗教，不配称为墨者。

　　听从巨子 墨者尊巨子为圣人。巨子有命，墨者一定要听从，统治阶级的严罚厚赏，不能阻上墨者对巨子的听从。

　　舍命行道 墨子门下多勇士，弟子三百人（一说一百八十人），都能赴火蹈刃，死不回头。巨子孟胜守城战死，从死弟子一百八十五人。孟子说“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就是说，只要对大众有利益，全身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墨子也愿意。这种勇敢牺牲的精神，当然很高贵，可是道路走错了，赴火蹈刃不是为大众而是为少数国君和贵族。

　　严守家法 巨子腹（音吞tūn）住在秦国，儿子杀人，秦王说，“先生年老，只有一子，我已赦免他的死罪。”腹说，“墨家有定法，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处刑，为的禁止人杀伤人。大王虽有好意，我不可不行墨子的定法。”腹不听秦王的劝说，把儿子杀死。

　　实行教义 墨子弟子胜绰，被推荐到齐国做官。胜绰跟从主人作战很勇敢，墨子责备他违背《非攻》的理论，教他辞官回来。

　　分财互助 有余力余财的人应该扶助贫乏人。弟子做官得禄，一部分送墨子作费用。

　　墨家可说是古代劳苦群众最早的政治结社，其中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反抗性，因此客观上成为拥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结社。

　　由于时代的限制，墨家学说，不可免的有其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但主观上是为庶民利益着想的。秦汉统一以后，统治者把它看作危险的学说，彻底禁绝了，从此没有人再讲墨学（《汉书·艺文志》里秦汉无一墨学者）。墨家的政治活动是失败的，这给庶民们一个教训，就是反对统治者的压迫，除了对抗以至武装起义，不可能有其他方法。后世农民准备起义，往往秘密成立宗教色彩的团体，比当初墨家的结社是发展了。封建统治阶级能扑灭妥协性的墨家，但永远不能扑灭农民的起义反抗。

简短的结论

　　 东周是初期封建社会发展并开始转化的重大时期，推动的力量主要是大小宗族间的兼并战争。

　　宗族是氏族残余与封建剥削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各种不同身分的人都隶属在宗于的权力下面，庶民生产所得，被宗子用赋税、徭役、共财等名义搜刮去了。庶民非常贫困，不可能改进他们的生产条件。只有在愈来愈剧烈的兼并战争中，大量宗族被破坏，庶民得以逐渐脱离宗族制度的束缚。

　　代宗族制度而起的是家族制度。宗族以宗子为首，土地永远归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礼记·王制》所谓“田里不鬻”）。家族以父为首，父死后，兄弟分家，各人所有田宅，可以自由买卖。这是领主土地所有制转化为地主土地所有制，东周时期，正是这种转化的开始。

　　由于铁制农业工具的使用，生产力提高了。私人开垦荒地，即归私人所有，地主数量不断增加，促使宗族制度加速趋于崩溃。

　　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宗族制度的破坏，大国疆土的扩大，以及居住中国境内非华族与华族的融合，东周末年，照《墨子》说，齐晋楚越四国各有人口数百万。人口增加与生产工具进步，加强了推动东周社会前进的力量。

　　 东周社会发生巨大变动，各阶级、阶层都出现了杰出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的事业和著述，使得古代历史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领主中有齐桓公、晋文公，率领中原诸侯，保卫华夏文化，有楚庄王、越王勾践，开发长江流域，输入华夏文化。有管仲、子产，废除公田，改革旧税制，提倡工商业，开法家学派的先河。有孙武，著兵书十三篇，总结战争经验，成为不朽的军事经典。更杰出的伟大思想家则有孔子和墨子。新兴地主士阶层的代表孔子，删订六经，开门讲学，创儒家学派，建立起封建文化的主体。墨子代表劳动群众的政治要求，创墨家学派。墨家在东周末秦汉前领主统治没落，地主未取得完全统治权的空隙中，曾与儒家并存并显。秦汉地主政权确立，地主压倒了庶民，因之儒家独盛，墨家消灭。

　　东周时期文化上的重大创造，进一步发扬，便出现战国时期“诸子争鸣”的文化高潮。

第五章 兼并剧烈时期——战国——前四○三年——前二二一年

第一节 战国形势

　　东周兼并战争继续发展，以三家分晋为标志，进入战争剧烈的战国时期。形式上是七个大领主争城夺地，实际是一个已经成为阶级的新兴地主阶级以及与它血肉相联的大商贾和说客游士推动大领主们为建立地主政权而展开剧战。一百八十二年长期战争，基本上是地主政权的秦对领主地主混合政权的山东六国猛烈进攻，结果秦国胜利，出现了统一全国的封建地主皇朝——秦朝。

　　前四○三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国韩赵魏三家世卿立为诸侯，战国时期开始了。在东周时期政治上还发生一些天下大宗和共主作用的封建领主王朝——东周，到战国时期，完全失去了作用，它只是作为一个小国存在着（前二四九年秦灭周国），不再是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王朝。

　　战国是七个独立的强国，各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相互间进行攻击或防御的战争。战胜国扩地，战败国削地，疆域常有变动。七国位置，西方秦国，东方齐国，南方楚国，北方燕国，中部韩赵魏三国，赵在北，韩近西，魏居中，韩魏最接近秦国，先受秦攻击。

一 秦国

　　秦在东周时期，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前三六一年，秦孝公立，下令求贤。卫国人法家公孙秧（仕秦有功，封于商，号商秧）应募入秦，得孝公信任，变旧法创立新法。秦从此成为七国中第一强国。早在战国初年，李悝（音亏kuī）在魏，吴起在楚，曾行新法，但为旧势力所阻。秦旧势力较小，因之商秧变法得到成功。商秧也就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

　　前三五九年，商秧第一次变法，要点如下：

　　（一）组织民户 重编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作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如不告发，连同受重罚。这是残酷的统治法，但在贵族领主役使下的大量农夫因此得直接作为国君的民户。是有进步意义的。

　　（二）加强劳动力 户主如有两个儿子，儿子到一定的年龄，必须分家各自独立谋生，否则加倍出赋税。父子兄弟各立门户，可以加强生产中的自动性，防止一家人相互依赖，劳逸不均。分家之后，各自照顾自己；儿子借给父亲耕具，就觉得是个很大的恩惠；婆母不经儿媳的许可，使用簸箕扫帚，立即受到儿媳的责备；婆母儿媳间一不融洽，就会争吵起来。这种制度，对家族制度的父权起着限制作用。

　　（三）奖励军功 立军功的人，各按功劳大小受爵赏；私斗的人，各按犯罪轻重受刑罚。商鞅制定秦爵，分二十级，第一至第八为民爵，第九以上为官爵，农民立功得爵（战阵上斩敌人首一级，赐爵一级），受各种优待，有机会成为中小地主。

　　（四）崇本（耕织）抑末（商贾手工业）奖励耕织，生产粟帛多，超过一般人产量的得兔徭役。工商和游手贫民，连同妻子没入官府做奴婢。战国时东方各国所谓工商食官的手工业奴隶商业奴隶，虽然还被贵族领主所占有，但自由民身分的工商也已普遍存在和活跃。商鞅抑末政策，意在防止商贾高利贷者兼并土地。使秦民专力从耕织与战争中求富贵。同时，国君独占工商业，也可以增强国家的富力。文学游说之士，属于末一类，不许入秦。秦国富强而文化不及东方各国，这也是一个原因。法家一般也代表商贾（地主常兼作商贺）的利益，商秧抑末是在秦国的特殊措施。

　　（五）变领主为地主 无军功的宗室（贵族领主），一概废除他们的名位，按军功从新规定尊卑爵秩等级，各依等级占有田宅臣妾（奴隶）。这是变法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许多无军功的贵族领主因此失去了特权，变为民户中的富户。有军功的宗室，最高爵不过封侯（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彻侯）。侯仅收食邑内租税，不直接管理民事，也失去了原有的特权。领主制度的秦国从此变为地主制度的秦国。

　　这个巨大的改革，必然引起贵族领主的反抗。以秦太子为首，反抗者多至千数。商秧说“法令不行，由于贵戚犯法，要行法先从太子开始”。因为太子是嗣君不便施刑，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音钱qián）、公孙贾两个大贵族施了黥刑（面上刻黑字），第二天新法完全通行了。秦国行新法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不穷乏）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农村）邑（城市）大治，秦成为第一大强国。

　　前三五○年秦建都咸阳，筑冀阀，在阙上公布法令。商鞅又实行第二次变法，使秦国更进一步的地主政权化。

　　（一）归并各小都、乡邑、聚（村落）为大县。全国凡四十一县（《史记·六国表》和《商君列传》作三十一县），每县置一县令，掌管全县政事，消除领主政治的残余影响。

　　（二）开辟歼陌封疆（田间分疆界的土堆），承认各人新辟土地的所有权，按各人所占土地面积定赋税。阡是田间南北车路，陌是东西车路。战国时战争用步骑兵，兵车极少用，田间无须留宽广的车路。东方各国阡陌早已逐渐开辟为田地，商鞅开秦国吁陌，用意正相同，说井田废于商鞅，是腐儒的谬说。

　　（三）划一斗、桶（斛），权、衡，丈、尺。全国货物交易，有统一的度量衡制度。

　　（四）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革除残留的戎狄旧俗。

　　秦国地广人稀，邻近国三晋土狭民众，商鞅知道“民所欲者田宅也”（《商君书·徕（音赖lài）民篇》），悬赏招徕邻国农民到秦国种地，给田宅，免兵役，使专力耕织。秦民服兵役，轮番出战，常有余力。秦国足食足兵，有战必胜。

　　商鞅两次变法，破坏了领主的宗族制度，也限制了地主的家族制度，使秦国成为当时先进的富强无比的统一国家。消灭政治落后的山东六国，推行秦制建立封建大帝国的基础从此萌芽了。秦孝公死后，太子秦惠土即位，车裂商鞅，杀商鞅一家人，但商鞅新法，除了秦庄襄王用大商人吕不韦为相，停止对商贾和游士的排斥，其余大都相沿不变。

　　秦国孝公、商鞅在咸阳创地主政权，与周国文武周公在丰镐创领主政权，对历史同样是伟大的贡献。

　　前三八七年，秦伐蜀，取南郑。前三一六年，秦惠王使司马错灭蜀国（都城在四川成都市），徙秦民一万家到蜀地，后又灭巴国（都城在四川重庆市）。秦对当地居民似乎是保持着良好关系，如昭襄王与巴人盟誓说“秦犯夷输黄龙一只，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华阳国志·巴志》）。意思是说秦罚重，夷罚轻，秦决不犯夷。秦得巴蜀广大土地和居民的助力，确如司马错说“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缮（补充）兵”（《战国策·秦策》）。

　　秦国疆域，北有上郡（陕西北部），南有巴蜀，东有黄河与函谷关（河南灵宝县）。地势险固，宜于守御又宜于出击，被称为天府雄国。　　

二 韩国

　　韩东邻魏国，西当秦函谷关大路，两面受敌，连年被兵。前三七五年，韩哀侯灭郑，自平阳（山西临汾县）迁都到郑都新郑（河南新郑县）。后来又迁都阳翟。韩昭侯用法家申不害为相，行苛刻政治，国力暂时加强。申不害死，韩又被侵伐。韩国疆土北自成皋（河南荣阳县西北）过黄河到上党（治设山西长治县），南有陉山（在河南郾城县），东临洧水（源出河南密县，至新郑东南流入颖水）。山地多，平原少，物产贫乏，人口稀疏，七国中最为弱小。　　

三 魏国

　　前四二四年，魏文侯即位。魏文侯学儒术，著书六篇，《汉书·艺文志》列在儒家。他尊敬田子方、段干木，重用西门豹、李俚（即李克，子夏弟子）、乐羊及大军事家吴起，在诸侯中最有声望。秦孝公变法以前，魏是一个最强的国家。魏国疆土：南有鸿沟（即汴河），与楚为邻；东有淮颖与宋齐为邻；函谷关内黄河西岸，自郑（陕西华县）西北过渭河，沿洛水（北洛河）东岸到上郡，筑长城与秦为邻（前三二八年，魏河西地全部入秦）；北有卷（河南新乡阳原一带）、酸枣（河南延津县），与赵为邻。魏地平原肥沃，人口稠密，无险可守，四面受敌。魏惠王因畏秦兵；前三四○年，自安邑（山西安邑县）迁都大梁（河南开封市），与韩为近邻。　　

四 赵国

　　建都邯郸（河北邯郸县）。西有黄河，南有漳河，与魏为界；东有清河（河北清河县西境），与齐为界；北有易水，与燕为界；又西北傍阴山筑长城，与匈奴、楼烦、林胡为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向北开拓疆上，巩固了北方边界。　　

五 燕国

　　建都蓟（北京市），又有下都（河北易县）。燕君是西周初召公奭后裔，东周时期燕国弱小，常为山戎所攻掠，燕昭王招募贤士，得乐毅，出兵破齐，燕成北方强国。燕疆域东北有辽东与朝鲜为邻，北筑长城与东胡、林胡、楼烦为界，西有云中、九原，与赵为邻，南境筑长城与齐为界。燕离秦远，受战祸较缓，有余力开拓辽河流域，奠定了古代中国东北方的疆域。　　

六 齐国

　　建都临淄（山东临淄县）。在西周东周，齐都是大国。前三八六年，世卿田和代姜姓为国君，齐更强盛。疆土南有泰山，与楚鲁宋（前二八六年齐灭宋）为邻；北有渤海，隔海与燕为邻；西有清河，与赵为邻；东滨大海。齐国富兵强，与秦远隔，不受秦兵威胁。齐宣王招集天下文学士几百千人，给与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自由他讲学议论。这些人聚居在都城稷门（西门）外，当时号称稷下先生。宣王以后，养士风气继续保存，各种学派，大体汇集在齐国，临淄成为战国时期的文化城。稷下先生不同于贵族卿相门下的食客，对文化确有可贵的贡献。　　

七 楚国

　　楚自西周以来，吞并小国最多。战国时期，楚农业落后，兵力不强，但常开拓国上。前二三四年，楚威王取越国浙江以西土地。楚威王又遣将军庄��（音敲qiāo）率兵入滇（云南），以滇池（云南昆明市，为中心，扩地数千里。（前二八○年秦夺楚黔中郡，庄��归路阻绝，在滇建国，自称滇王。）楚国地大，北至中原，与韩、魏、宋、齐为邻；西有黔中（治设湖南沉陵县）、巫郡（治设四川巫山县），与巴及秦为邻；南有苍梧（湖南南部九疑山），与百粤为邻；东至海滨。在广大国境内，有苗族华族和许多其他小族，居民相互间交流文化，产生以巫文化融合华夏文化为基本的楚文化。各族也就在同一文化中大体融合了。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足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楚旧都郢，后迁都鄀（音若ruò湖北宜城县），又迁都陈，前二四一年迁都寿春（安徽寿县）。

　　七国土地楚最大，秦赵次之，齐魏燕又次之，韩最小。人口楚魏最多。楚兵一百万，按五人出一兵约计，当有人口五百万。魏兵七十万，当有人口三四百万。秦兵六十万，赵兵四五十湖南长沙出土楚国帛画（摹本）万，秦赵两国当共有人口五六百万。齐全国七十余城，前二七九年，田单守即墨城，得壮士五千人，即墨全境合老弱妇女当有四五万人。如每城连乡村平均有一万户，每户平均五人，全国当有人口三四百万。韩兵三十万，燕与韩相似，两国当共有人口三百万，七国人口总数约计当在二千万左右。二千年前中国已有同族同文化如此庞大的人口，秦汉建立统一大帝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第二节 经济情况

　　东周、战国的兼并战争，实质上是领主与新兴地主争夺政权的斗争。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在秦国取得完全胜利，在山东六国也取得胜利，但还不能完全压倒领主。由于领主政权的破坏和削弱，剥削方式改变了，束缚在宗族里面的大量农奴，比东周后期更进一步获得了解脱的机会，农奴大体变为农民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下，战国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

　　成国社会的繁荣气象，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一 人口大增

　　《战国策·赵策》载赵奢（战国后期人）说“古代海内分为万国，城大不超过三百丈，人多不超过三千家。……现在一千丈的城，一万家的邑到处可以看到”。战国时大城市齐国都城临淄有户七万，韩国宜阳县城方八里，可驻兵十万，赵奢所说古代，不必拘泥在何时，说战国时一万家的中等城邑很常见是可信的。东周前期大夫采邑不过国都的二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人口最多不过千室。诸侯国都三百雉（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三倍于大采邑，人口三千家，也是大采邑的三借。前六六○年，卫国被狄人攻破，卫国民人被俘或逃散，遗民仅得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河南辉县）、滕（山东膝县）两地民众也只有五千人。经二十余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增加十倍。卫是与鲁并称、大而不强的诸侯国，人口如此稀少，其他国家相差当不会很多。人稀自然地旷，秦穆公袭郑，路遇郑商人弦高，才被发觉。杞国本在今河南杞县，后来迁到今山东昌乐县，又迁安丘县。郑宋边境，有大块空地，两国相约不许夺取。这都说明当时人力非常缺乏，土地荒废不能开垦。东周前期的情形很象赵奢所说的古代。东周后期人口已渐增加，战国时人口大增。丰富的人力与农业手工业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相配合，生产力大大提高了。　　

二 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

　　东周时铁称恶金，只能用作农业工具。战国时铁的用途推广，农业工具如相、挑（音姚yáo）、镰、褥（音鎒nòu）、铚等，木工工具如斧、锯、钻、凿等，女工工具如刀、锥、针等，都用铁制造。农业手工业工具用铁而外，没有锋刃的战争用具也开始用铁，如铁甲、铁杖、铁殳等。某些地区又发明炼钢术。《禹贡》梁州（四川）贡品有铁、有镂，镂是可以刻镂器物的钢铁。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记，吴越是最先发明炼钢的地方。铸铁剑成功的人，在越有欧冶子，在吴有干将和干将妻莫邪（音爷yé）。欧冶子干将是同学，都能铸宝剑。据说他们的老师曾因铸剑不成，夫妻二人投身冶炉中，剑才铸成。弟子们改用发爪投炉中，也铸成了剑。这里含有神话成分，剑师投身冶炉中，未必真实。当时的冶炼技术，不可能从生铁炼成钢，所谓铸，当是造青铜剑称铸，造铁剑也通称为铸，实际是在熟铁上加一些含炭的物质，经过淬（增加硬度）锻（挤出杂质）等工，造成铁刀剑。熟铁里加一点炭质可以成钢（含炭百分之一点七到百分之○点二五，都是钢，含炭百分之一点七以上是生铁，含炭百分之○点二五以下是熟铁），最早的炼钢术从无意中获得了。此后逐渐改善，并传到楚国。楚国宛地出钢铁，所制的矛很锐利。秦昭王曾夸奖楚国铁剑的锋利（长沙楚墓中已发见铁剑一柄，长约七七公分，宽约四公分）。韩国出宝剑最多，河南西平县有冶炉城，有棠谿村，都是韩国著名的铸剑处。西平有龙渊水，淬刀剑特别坚利，称为龙渊之剑。制青铜刀剑不须用水淬，要用水淬一定是钢铁。战国以来有一种髡刑，把罪人须发剃光。《韩非子·显学篇》说，婴儿不剃头要肚痛。罪人头面也许可用青铜刀硬刮，剃婴儿头应该用钢刀。东周时婴儿生三月才剪发，足见还没有剃刀。前二一一年（秦始皇三十六年）东郡地方，白天落下一块星石来，有人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陨石含铁质，陨石上刻字，非好钢不可。秦始皇统一后，游行全国，到处刻石纪功，刻石工具也应是钢制。战国时某些地区已能制钢，无可置疑，不过铁还不能代替青铜在武器制造上的地位。《管子·地数篇》说，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此句据《史记·货殖列传正义》补），其中出铜的山四百六十七，出铁的山三千六百零九。这里所说山数未必真确，铁产量多于铜产量，铁用途广于铜用途，则是事实。又说，上有丹砂，下有黄金；上有慈石，下有铜；上有陵石，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下有铁。战国时期，已有这些采矿知识，足见矿业颇为发达。　　

三 农业进步

　　孟子反对当时最普遍的三件事，说好战的人该受头等刑，讲合纵连横的人该受二等刑，辟草莱（开辟草荒）任土地（无限制占有耕地）的人该受三等刑。从孟子主张行均分田地的井田制与反对任便占有耕地看来，战国时土地确是大量开垦出来了，同时地卞与少地失地农民间的区分也极为显著了。不过草莱地变为耕稼地，无论土地为谁所有，总是一个进步。

　　东周已有牛耕，战国时似颇推广，这与地主富农从宗族制度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发展是一致的。商鞅改长六寸四分（营造尺）的周尺为长七寸二分的秦尺。又改一百方步的周亩为二百四十方步的秦亩。田亩面积的扩大，用意在提倡牛耕，也就是奖励地主富农经济，因为地主富农才有养牛的财力。放大亩的面积，又可省去田间若干封疆田洫。商鞅第二次变法，开阡陌、改田制后，“初为赋”，当是按新亩制制订赋税法。山东六国仍用周亩，想见牛耕不象在秦国那样被提倡。《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十二月）“命农（《吕氏春秋》作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这又说明不论秦和山东六国的普通农民仍用耦耕法。

　　孟子说到深耕和粪田，荀子更屡言肥料的功用。荀子说多粪肥田，又说五谷一岁再获。《周礼·草人》分土壤为九类，用九种动物骨煮汁拌谷物种子，种在一定的土壤上，称为“粪种”。《周礼·薙氏》、《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六月），都说烧草取灰或沤草使腐用作肥料。深耕、施肥、粪种、一年再获，显然是战国时农业技术上的进步。孟子说省刑罚，薄税敛，农民才能深耕。《荀子·富国篇》说“民富自然田肥，田肥自然出产加倍；民贫自然田瘦，田瘦自然出产减半”。事实上遭受刑罚税敛的迫害，最严重的是普通农民，深耕肥田的只能是地主和富农。

　　古史称禹、益时起，即知利用河渠沟洫和井灌溉农田、园圃。东周时渐见正式记载，特别是楚相孙叔敖创建芍破（在安徽寿县）灌田，规模最大。入战国后，灌田更被重视，《周礼·稻人》叙述灌溉法，想见战国时对水利的讲求。著名水利工程如魏文侯时西门豹、襄王时史起引漳水灌溉邺田，秦始皇初年，用韩国水工（水利专家）郑国创建郑国渠，灌田四万余顷。战国时治水有专门名家，能施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是古代文化的一个重大成就。东周对园圃种蔬菜已成专业。园圃用井水灌溉，先前是凿隧道通井中，人抱瓮入井汲水。战国用桔槔汲水，代替极拙劣的抱瓮灌溉法。

　　战国时期无疑是一个农业跃进的时期，基本原因在于战国时土地私人所有制已经确立，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因而对农业起着推动的作用。　　

四 手工业发达

　　东周时鲁齐两国手工业在各诸侯国中最为著称。战国时山东各国手工业更见发展。如《周礼·考工记》叙述木工分七部，金工分六部，皮革工分五部，设色工分五部，刮磨工分五部，陶工分两部。《考工记》文有残缺，但就现存文字看来，可以想见分工的细密及技术的讲究。《礼记·月令》季春之月（三月），命百工审查五库器材的质量，其中有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于、脂、胶、丹、漆等物，这些正是金工、皮革工、设色工、刮磨工所用的原料。金（青铜）工造重要器物主要是造武器。《考工记》叙述制青铜法，分青铜为六种：第一种铜五分锡一分，可造钟鼎，第二种铜四锡一可造斧斤，第三种铜三锡一可造戈戟，第四种铜二锡一可造刀剑，第五种铜三锡二可造削刀及田猎所用箭镞，第六种铜锡各半可造镜及燧（日光下取火的镜）。上述各工都是官府手工业，战国时战争规模巨大，一次战争双方兵士多至数十万或百万。官府制造大量兵器及军用品，需要很多的工人（工业奴隶）与很大的工作场所，民用器物不得不让民间百工自由制造，自由交易。东周后期本已存在着“百工居肆”、“工肆之人”的民间手工业者，到战国愈益发达起来。孟子说农与百工间纷纷交易，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特别是陶工、冶铁工、木工、车工对农业生产的关系更是密切。民间百工一般是小规模制造，制成物品后，即在肆（摊）上出卖，小手工业者兼作小商人。战国时铁耕盛行，冶铁业中出现大富豪。如邯郸郭纵，富敌国王；赵国卓氏，冶铁致富；魏国孔氏、鲁国丙氏冶铁起家，致富巨万。冶铁成为民间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其经济上地位超过官府手工业的金工部门。　

五 商业兴盛

　　东周时期有官府商业与私人商业的区别。范蠡、端太赐是著名的大商人。战国时，私人商业更盛。大盐商猗顿富比王公，名驰天下，周人白圭讲致富术，要旨在于掌握时机，精确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货殖列传》）的法则，白圭被尊为商贾的祖师。战国时大都邑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以及大梁（开封）、洛阳都是著名大商业城市。中等都邑有市，称为“有市之邑”，如韩国的上党，其中七十邑有市。小邑也多有小市。《周易。系辞》所谓“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会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指这种赶集式的小市。《韩非子·亡征篇》说“商贾的钱财存放国外，可以亡国”，足见商业中更重要的是私人商业。战国时自由买卖的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大量农民因土地被兼并失去本业或不胜地主商人的剥削，自愿放弃本业，群向工商业求生计，所谓“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所谓“耕田之利十倍，珠玉（经商）之利百倍”（《战国策·秦策》），都说明经商致富为当时一般人所愿望和追求的。周国人风俗，不爱做官吏，专心做工商，求十分之二的利息。鲁国人喜欢讲儒学，后来风俗改变，经商谋利比周人更迫切。周鲁人如此，别国人也未必不如此。商鞅重农抑商政策，不仅不能行施千山东六国，即在秦国也不能遏阻重商的趋势，到战国末年，大商人吕不韦终于参加了秦国的政权。

　　《荀子·王制篇》形容当时货物流通的情形说，北方的走马大狗，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颜料，东方的海鱼海盐，西方的皮革毛织品牦牛尾，中国市场上都能买到。住在泽地的人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水产，农民不动刀斧不陶不冶可以得到器械，工商不耕不种可以得到粮食。荀子看到通商的重要，主张“四海之内若一家”（《王制篇》），中外交易，互相救助，都可以得到安乐。战国商业的发达，给学术上的大一统思想以影响，也给秦汉统一并向外扩展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条件。但这里必须注意，自战国以后长期封建社会里，商业虽在逐步的发展，对整个封建经济却并不起决定的作用。企图用所谓“商业资本主义”来曲解历史，是必须予以驳斥的。

　　《禹贡》扬州荆州贡物有金三品，即金、银、铜三种。墨子弟子耕柱到楚国做官，得十金送墨子。楚王答张仪说，楚国出产黄金珠玑犀象。黄金白银用作贵重货币，当从东周后期楚国开始，至战国随着商业的发达，黄金成为通行的货币。现存古货币有“郢爰”，形似小饼，称为饼子金或饼金。饼金有黄金饼，也有银饼。北方别有称镒的黄金货币。金银币以外，又有铜币，分贝形、刀形、钱（耕器）形、圆形四种。铜币轻重不等，铸饯地区也极纷杂，想见当时商贾可以私铸，官府并不禁止。商贾获得铸钱权，又增加了一个牟利致富的大门径。

　　战国比东周生产力有更大的发展，因而社会各阶级也有更多的变化。　　

一 统治阶级

　　领主 秦相自商鞅后，有公孙衍、张仪、甘茂、樗里子、魏冉、范睢、蔡泽以至吕不韦、李斯等人。除了樗里子是秦宗室，其余全是异姓客卿，这说明秦国贵族领主失去了政治上特权。山东诸国有异姓客卿也有贵戚之卿。国王有大事，得和贵戚之卿商量，有大过不听谏，贵戚之卿有权废国王。山东大领主如齐国孟尝君田文，私招天下侠客游民六万余家到自己的封邑薛，齐王不敢干涉。赵国平原君赵胜，家有大量土地，管事人多至九人，不肯出田租给赵王。韩非子说，士卒依靠权势人家，逃避徭役，人数上万。这说明六国残留着领主势力，政治和经济都落后于秦国。

　　地主 韩非子说赵襄子时候（春秋末期），住宅园圃已经自由买卖。战国时土地所有权的取得，主要是用买卖的形式，有钱的人就可以享受地主的乐趣。苏秦说，“我如果有洛阳负郭（近城市）田二顷，我还会出门求富贵挂六国相印么！”二顷田的地主就什么都不想于了，地主生活的优裕可以想见。地主阶级中有将相官吏拥有田宅的地主，如赵将赵括得钱就买田宅，秦将王剪请秦王赐田宅，留给子孙做产业：有地主兼营商业，如有枣树一千株，栗树一千株，漆树一千亩，桑麻一千亩等所谓素封的地主；有农民上升的地主，如《吕氏春秋·孝行览》、《淮南子·人间训》所说，孔子的马吃路旁禾稼，被耕者扣留。马夫对耕者说，你耕地东到东海，西到西海，我的马怎能不吃你的禾稼呢？耕者大喜，把马送还。这个故事说明有的农民可能上升为地主。地主阶级在朝廷上有参与政治权，在农村中有各种享受。荀子说，乡间轻薄子服装美丽，态度妖冶，专门引诱妇女，这就是地主富农家子弟享受的一种。地主阶级的兴起，对破坏领主制度说来，是一种进步，但土地在买卖形式的兼并下，农民失去耕地也愈益加剧。

　　士 士，除了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墨家，大都是地主阶级参加政治活动的代表。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养士的风气已经开始，到战国，山东各国国王将相争着养士，士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一种人。

　　宗族制度破坏后，国王和贵族势力削弱了，他们迫切需要大量拥护者，不得不向地主阶级的士求助。战国初年，魏太子击（武侯）路遇文侯的老师田子方，太子赶快下车拜谒，子方昂然不答礼。太子问，“富贵该骄做，还是贫贱该骄傲？”子方说，“自然贫贱该骄傲。诸侯骄傲要失国，大夫骄傲要失官。贫贱的士主张不合，议论不用，立即跑到别国去，好比丢掉一只草鞋子，你怎么拿富贵来比贫贱！”（《史记·魏世家》）田子方这些话，说明领主依赖士来巩固统治地位，士也依赖领主来取得富贵，双方有密切的关系。

　　领主地位愈来愈危殆，养士风气也愈来愈盛行。战国末年领主卑躬屈节招天下士，惟恐士不来附己。当时著名养客的贵族有孟尝君、平原君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四人养士各在三千人以上。孟尝君与宾客吃同样的饭，并赠送礼物给宾客的亲戚。平原君散家中财物供养宾客。信陵君侍士更谦恭，搜求隐士无所不到，在四人中声誉最高。春申君门下上等客都著珠履。别一著名养客者燕太子丹，要讨刺客荆轲的喜欢，尊荆轲为上卿。最好的房舍，最好的饮食和车马，都送给荆轲享用。太子丹还天天到荆轲那里问安，惟恐荆轲不满意。太子丹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可耻的刺客身上，是养客者中间最下等的一个。这些领主们，尽量吸取劳动群众的血汗，来求得士的满意，企图得到士的助力，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正好说明领主统治已经走到了末路。

　　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这一类人声名大，待遇优，如儒家大师盂子，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各国间，凭他的声名，所到国家，国君们都得馈赠黄金，供给衣食，听取孟子的议论。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这一类人长于政论，富有才能，凭口舌辩说，得大官取富贵。《战国策》专记载策士的议论，苏秦张仪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一类是方士或术士，这一类人可分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类是食客，这一类人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任侠（恶霸）、奸人、罪犯、赌徒、屠夫、刺客等等无赖凶人，通过贵族将相来吸食劳动人民的血汗。田文曾路过赵国，赵人闻名，聚立路旁看他，笑道“原来只是一个短小男子”。田文发怒，他的食客下车斩杀观众数百人，索性把一县人都杀死才走路。后来田文失位，食客都跑散了，田文复位，食客又回来。所谓食客，就是这样野蛮的贵族走狗。四类士身分不同，他们活动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大商贾 战国时富商大贾与士一样，也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一种人。孟子主张对工商业什一而税，去关市之征。他的主张没有一个国君能采用。他斥大商贾为贱丈夫，但贱丈夫仍为王公贵族所尊重。大商贾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作政治活动的商贾，吕不韦是这一类人的显著代表。一类是兼营农业畜牧业的商贾。一类是兼营大手工业的商贾，《史记·货殖列传》所举巨富，多属这一类。大商贾所使用的人，一种是伙计，如洛阳贫民到富商家学商业，替富商贸易，走遍天下各都市，更多的一种，是大商贾凭借财势，用高利贷、价买、掳掠等方式，压迫穷人作奴隶，从事商业、农业、手工业劳动，因之大商贾实际是封建社会里存在着的奴隶主，是最落后的一个阶层。秦始皇初年，吕不韦为秦相国，封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在政治上得势后，表现出大商贾发展的方向。吕不韦并不满足于十万户的封建性租税，他占有奴隶一万人，驱使他们从事各种劳动，垄断洛阳工商业。

　　战国时期的统治阶级，是由衰落的领主阶级和新起的地主阶级（包括士和大商贾）构成的。　　

二 被统治阶级

　　农民农民是人口中占最大数量、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的一个大阶级。孟子说“无君子（统治者）莫治野人（农民），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篇》）。孟子造出农民应该受治的理论，正好说明统治阶级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得到生存。荀子主张“省（减少）工贾，众（加增）农夫”（《荀子·君道篇》），以为“工商众则同贫”（《富国篇》），加增农业生产者是国富的根本，这也说明农民是主要生产者。战国初，魏文侯用李悝行“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辟草莱，任土地，允许土地自由兼并。李悝又创立一种平籴法来减轻兼并对农民的迫害。这个方法是国家遇丰年，平价买入农家余粟，凶年则平价卖出积粟，使农民得继续生产免于流亡。照李悝的计算，农夫一家五口，耕田百亩，平均每亩收一石半（约合今三斗），得粟一百五十石。除十分之一的租税十五石，余一百三十五石。一人每月平均食一石半，五人一年共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每石卖钱三十，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祭祀、赛会用钱三百，余钱一千零五十，每人衣服用钱三百，五人共一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加上妇女纺织，全家收入大体相抵。）如遇天灾和疾病、丧葬、临时赋敛等意外费用，便入不敷出。事实上，公田制废弃后，农民不是都有田百亩，少地农民生活自然更穷困，有百亩田的农民，负担也极沉重，很难出入相抵，李悝平籴法多少起着保护农民的作用，是有进步意义的一种措施，因为比商人地主任意操纵，到底是好一些。

　　上述农民生活情况，各国大体相似。商人、地主乘河南信阳出土战国木俑农民困急，放高利贷，因而取得粟米、土地与奴婢。弱赖对秦王说，商人不耕作，却有积粟，是有其实而无其名；农夫终年劳苦，家无积粟，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可见农民的收获物、田宅与一家人，都是商人、地主榨取的对象。

　　农民遭受残酷的剥削，竭力求谋生存：有的节衣缩食，生活费用减到最低程度；有的放弃本业，转入工商业；有的离乡背井，散至四方谋生。一般失去耕地的农民，有的在商店当佣工，有的为人灌园，有的充当雇农。韩非子说雇农出卖劳力替人耕作，主人给他衣食工钱，希望他耕得深，耘得快。流浪到都市上，充当临时雇工的，人数也不少。如荀子说，雇市上佣工打仗；韩非子说，雇佣工开沟渠。农民用这些方法都不能维持生活时，有的只得饿死在沟壑里，有的只得卖身为奴隶。

　　有了农民阶级，自然要分化出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各个阶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它们都是封建主义性质的，决不能说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已经存在着农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了。因为农民阶级本身并无发展的前途，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只能希望自己变成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能希望自己变成资本家，富农也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同样，在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里，除了富农，农民也可以变成工人阶级。由于农民阶级的特性，所以无须怀疑封建社会里是否存在着富农。

　　魏国有温囿（果园或菜园），每年收租八十金，后来租给西周君，年租一百二十金。小国君可以向大国租园子，农民向地主租耕地，自然更是常事。孟子荀子都说，一个农夫应该有五亩宅地，百亩耕地。孟子又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篇》）。农民失去耕地或耕地不满百亩，不能养活一家人，是当时普遍的现象，所以孟子主张行井田制度，给农民一百亩恒产，使束缚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膝文公篇》），这样，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工商 战国时民间小工商业比东周更见发达，在山东各国，当有相当大的人口从事小工商业。这种人自己制造器物，自己设肆出卖，如韩非子所说，车匠希望人富贵，棺匠希望人死丧。韩非子又说，工匠造恶劣器械，骗农民的钱。荀子主张禁止工匠在家里制造器具。这都说明自由经营的小工商业，在生产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农民生产的主要配合者。

　　奴隶 奴隶也有相当数量，来源是俘虏、罪人和贫民。《周礼》质人掌管市上买卖货物的契券，所谓货物，指人民、牛马、兵器、珍异。人民当作一种货物来买卖，自然是奴隶或农奴。《周礼》司厉掌管惩治盗贼，罚盗贼为奴，称为罪隶。《礼记·曲礼》有献民虏礼，民虏就是奴隶。官府和富贵人家用奴隶供役使，但多数用在手工业生产上。官府手工业的大官称工师，管理百工，督促手工业奴隶工作的人称监工。盂冬月（十月）国君考验制成的器物，器物上刻有工人姓名，如制作不良，要追究治罪。季秋月（九月）百工停工一月，其余不得休息。官府手工业造贵族用和军用器物，对人民生活没有益处。大商贾利用奴隶劳动，经营采矿冶铁等业，这种奴隶劳动，对农民和小工商业者起了配合的作用。《韩非子·喻老篇》说“好年景，臧获（奴隶）耕种的田也能丰收”，足见奴隶也用在农业上，不过耕种得不好。

　　战国时，构成封建社会的阶级，主要的不是领主和农奴而是地主与农民了，但山东各国的领主在政治上仍占统治地位。秦与六国间进行长期的激烈战争，说明完全地主政权与半地主半领主政权间的斗争是当时主要的斗争。地主与农民间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势下还不到激化的程度。秦统一全国后，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

第三节 七国兴亡

　　商鞅相秦孝公变法，变落后国为先进国。商鞅定策，先击败魏国，逼魏东迁。秦据黄河、函谷的天险，可以出兵攻击山东诸国，完成帝王统一的大事业。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都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

　　魏在秦孝公以前，是天下最强的国家。魏都安邑，逼近秦国，商鞅认定魏是秦的心腹病，非魏灭秦，即秦灭魏。前三四○年商鞅大破魏军，魏惠王弃安邑迁都大梁。前三三二年（秦惠文王六年），魏献阴晋（陕西华阴县）。前三三一年，秦大败魏兵，斩首八万，次年魏献黄河西岸地求和。前三二九年，秦兵渡河取魏汾阴（山西荣河县北）皮氏（山西河津县西）。前三二八年，魏献上郡十五县。秦既得河西全部魏地，黄河天险，在秦掌握。从此秦不断攻夺河东魏赵土地，主力则出函谷关攻击韩国。

　　正当秦魏两大国连年战争的时候，山东诸国害怕起来，不知怎样来抵御秦国。策士洛阳人苏秦创合纵说。前三三四年，苏秦见燕文侯说合纵的利益，文侯送他车马金帛，去联合各国。赵、韩、魏、齐、楚都听从，赵王做纵长，苏秦一人佩六国相印。所谓合纵，就是从燕到楚，南北合成一条直线，共同反对西方的秦国。苏秦合纵的规约是：

　　秦攻楚——齐魏出兵援救，韩断秦粮道，赵燕作声援。秦攻韩魏——楚攻秦军后路，齐出兵助楚，赵燕作声援。秦攻齐——楚攻秦军后路，韩守成皋，魏阻秦道路，燕出兵救齐，赵作声援。秦攻燕——赵守常山（河北正定县），楚屯武关（陕西商县东），齐渡渤海援燕，韩魏出兵援救。秦攻赵——韩守宜阳，楚屯武关，魏屯黄河南岸，齐渡清河，燕出兵援赵。苏秦这个计划，对秦国是不利的，因为山东六国土地比秦大五倍，兵力大十倍，如果六国坚持合纵，秦的统一战争将遭受极大的阻碍。不过六国相互间存在着矛盾，都想乘机从与国方面得些便宜，纵约极不稳固。苏秦的合纵前后只有三年便解散了。后来几次合纵也不曾阻止秦兵的进攻。

　　秦国破坏合纵的方法叫做连横，就是结合山东任何一国，连成一条横线，攻击其他各国。《韩非子·五蠹篇》说“纵者，合众弱（山东六国）以攻一强（秦）也；而衡（横）者，事（投降）一强以攻众弱也”。战国策士奔走游说，议论风生，归根只是纵与横两种主张。七国间此战彼和，变化无常，归根也只是纵与横两种活动。秦昭王时，范睢为相，定“远交近攻”策，连横愈益得势，合纵愈不易成，但秦仍怕山东合纵，直到战国末年，胜败已定，还是怕纵的合成，所以秦始终坚持连横，用山东策士为相，执行这个国策。当苏秦在山东合纵，秦用魏人张仪为相，进行连横。前三一八年，六国第一次合纵出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秦出兵函谷关击破韩军，六国退走。前三一七年，韩、赵、魏、燕、齐五国连同匈奴共攻秦，秦大败韩赵军，斩首八万二千，韩赵引外族兵助内战，结果是遭受可耻的大败。前三一六年，秦灭蜀，后又灭巴，愈益富强。前三○七年，秦取韩宜阳，斩首六万。宜阳是韩国大都邑，宜阳入秦，行军更便利。秦又渡河筑武遂城。韩君先世坟墓在平阳（山西临汾县西南），武遂离平阳七十里，韩君被胁不敢反秦。前二九三年，秦大将白起大破韩魏兵于伊阙（河南洛阳县龙门山），斩首二十四万。此后韩魏兵力大衰，献地求和，不敢抗秦，秦主力南向击楚。

　　楚怀王与齐湣王相约彼此互救，秦派遣张仪见楚怀王，劝楚与齐绝交，秦愿送还商於（河南省淅川内乡一带）地六百里。楚怀王大喜，与齐绝交，请张仪为楚相，派人跟张仪到秦受地。张仪说，我只说六里，不曾说过六百里。楚怀王怒，前三一二年，发兵攻秦，大败，处甲士八万，失汉中郡。楚怀王大怒，发全国兵攻秦，又大败。前二九九年，楚怀王受秦欺，被秦俘获。楚丧地破军，国力衰落。秦在伊阙大胜后，移主力图楚。前二八○年，秦攻楚，取楚上庸（湖北房县均县等地）及汉水北岸等地。前二七八年，白起攻破楚都郢，楚兵败散，楚襄王逃到陈（河南淮阳县）躲避。前二七七年，秦又夺楚巫郡、黔中郡，楚国兵号称百万，此时仅有兵十余万，衰弱不能再振。

　　楚既破败，秦移主力攻北方强国赵。前二七○年，秦兵攻赵，被赵大将赵奢大破于阏与（阏音玉 yù河北武安县西），这是秦很少遇到的一次大挫折。此后秦兵力暂时转向韩国，夺取韩地。前二六二年，白起取韩野王（河南沁阳县），隔断上党。上党降赵。前二六○年，秦攻上党，赵大将廉颇驻军长乎（山西高平县）筑壁垒坚守，秦兵挑战，廉颇持重不应。秦派间谍送赵权臣黄金千斤，对赵王说，秦最怕赵奢的儿子赵括做将军，廉颇容易对付，而且快要投秦了。赵括善于谈兵法，赵奢还谈不过他，但是赵奢知道他将来一定要坏事。赵王中秦反间计，果然令赵括代廉颇为主将。秦听说赵用赵括为将，秘密使白起为上将军。赵括出兵击秦军，秦军诈败退走，赵括乘胜进击，直到秦壁下。秦据壁坚拒，吸引赵兵在壁下，出奇兵断赵军后路。赵兵受困，临时筑垒坚守，等待援救。秦昭王听得赵粮道已断，亲到河北，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悉数送长平，阻绝赵救兵及粮食。赵兵饥饿四十六日，杀人而食。赵括分兵四队，轮流攻秦垒，不能破，赵括自率精兵猛攻，被秦兵射死。赵军失主将，投降秦军，凡四十余万人。白起怕赵兵寻机会反抗，把四十余万人一起在长平坑死。这是战国时期最大的也是最残酷的一个大战争，赵兵前后死亡四十五万人，秦兵也死去大半。兵法空谈家赵括凭他的空谈就断送了四十余万人的生命。前二五八年，秦围赵都邯郸已一年余，魏公子信陵君及楚军救赵，击破秦军，邯郸才得保全。

　　长平大战后，秦连年攻韩魏赵三国。前二三○年（秦始皇十七年）秦灭韩。前二二八年秦灭赵。前二二五年秦灭魏。前二二三年秦灭楚。前二二二年秦灭燕。前二二一年秦灭齐。山东六国全部灭亡，中国开始成为统一的大帝国。

第四节 秦统一的原因

　　秦灭山东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一统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这样简要深刻的语句，把周秦以下三千年封建国家的本质完全刻画出来了。由于宗族制度的崩溃，被残酷地束缚着的农奴从大小宗族中得到解脱，成为比较自由一些的广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受尽战争的痛苦，是反对割据，要求统一的。由于家族制度的兴起，地主比起领主来，数量大大增加了，力量却大大分散了。地主阶级的豪强，在某种程度是实行割据的，但不遇特殊的时机，要象领主那样割据称雄，也是困难的。地主阶级面对着这个巨大的农民阶级，既不能恢复宗族制度分而治之，那末，建立起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是完全合于需要了。农民阶级要求统一，地主阶级在一般情况下，也要求统一，再加上当时社会已经存在着许多有利于统一的因素，这就只剩下一个准来统一的问题。秦拥有各种优势，代表地主阶级向领主残余势力进攻，客观上相当地符合于农民阶级的要求，主观上则是满足了地主阶级的愿望，秦帝国就在这种情势下出现了。

　　秦国僻在西方，文化落在东方诸侯国的后面，但也在逐步前进。前三八四年（秦献公元年）开始废用人殉葬制；前三七八年（七年），开始有市；前三七五年（十年），开始有户籍。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制订许多法令，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前三三六年（秦惠文王二年）开始用钱。落后的秦国，入战国后，一变而成先进的国家。

　　正因为秦国的腐化势力比较薄弱，所以新的制度得以实施。荀子曾到过秦国，在《疆国篇》里夸奖秦国民俗的朴素，官吏的忠实，大官的守法，朝廷的清静，认为是最好的政治。秦国军制，荀子也认为比别国好。《议兵篇》说，齐国讲求勇力技击，斩敌首一级，赏金一锱（音资zī一两二十四铢，六铢为一锱），这种军队只能“事小敌”，遇上大敌就离散崩溃了，这是“亡国之兵”。魏国的武卒，是按照严格的标准选拔来的。被挑选上的人可以免户赋徭役，这样一来，军队辗转增加，“地虽大，其税必寡”，这是“危国之兵”。秦国以军功升进，不管他是什么人，打胜仗的有赏，打败仗的有罚，所以人人奋勇，求得军功。齐国的技击，不能碰上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碰上秦国的锐士，一碰上，就象以卵击石了。足见秦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占有优势。

　　前二四六年，即秦始皇即位的时候，秦地有巴、蜀、汉中、宛、郢、上郡、河东（山西西南部）、太原、上党等郡。函谷关外有荣阳及周国旧地。单就疆土形势来说，秦对山东占有优势。

　　关中地本肥沃，郑国渠造成后，溉田四万余顷，农产更加丰富。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造都江堰，开辟稻田，大兴水利，蜀地沃野千里，无水旱灾，富饶无比。秦拥有两个大农业区，再加上巴、蜀出铜铁木材，西北戎狄地区出牛马，资源丰足，能够支持连年不断的战争。《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土地约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十分之三，财富却占十分之六”。这种估计，未必确实，但经济力量，秦确占优势。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奖励力耕力战，造成与山东诸国不同的民俗。秦始皇以前，秦国夺得重要都邑，往往都江堰鱼嘴

　　驱出原来居民或令秦民迁往杂居。如前三二五年，取陕，放还陕民给魏国。前二八六年，魏献安邑，秦出其居民，募秦民并赦免罪人迁徙安邑。前二八二年，取赵二城，前二七九年，取楚鄢、邓，都赦免罪人迁居新地。前二七三年，立南阳郡，释免奴隶去居住。这大概是防止山东腐化生活传染秦民的缘故。同时，山东游士也反对秦国习俗，如鲁仲连愿跳东海寻死，不愿做秦民。秦始皇时，改变了这种办法，秦民与非秦民的差别，虽然还是存在，不过没有以前那样严格了。大抵秦国民俗，比山东朴素勇武，这也是秦的一种优势。

　　商鞅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建立单纯的地主政权。不过，地主阶级没有结合士与大商贾，力量还不能说是完整。秦始皇改变旧习惯，尊崇大畜牧主乌氏倮（音裸luǒ），位比封君（地位和侯爵一样），优待大丹砂商寡妇清，“礼抗万乘”（国王用客礼相待）。又用大商贾吕不韦为秦相国。吕不韦养学士、食客三千人。这样，山东游士和大商贾，不再反对秦的统一战争了。秦国地主政权的加强和影响的扩大，又是一种优势。

　　秦比山东六国有上述多种优势，但在全中国范围内，如果还没有统一的条件，秦统一仍是不可能的。当时形势，却已具备了促成全国统一的下列条件：

　　水陆交通 陆路用车，西周时期以宗周为中心，通达四方各国。东周时又有海上内河两种水上交通，战国时更为发达。特别是内河交通，照《禹贡》所说，贡道（商路）以黄河为干路，联络各水，全国九州都可通达。《史记·河渠书》所说内河交通，自荣阳引黄河水南流为鸿沟，与济、汝、淮、泗四水相会，中原地区宋、郑、陈、蔡、曹、卫等地水上都可以交通。楚地西部有汉水；东部有邗沟，贯通江淮二大水，北上联济沂二水。吴越地区有三江（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五湖（太湖），掘渠相通，外可通海，内可通邗沟。齐地淄水济水相通。巨大人工沟通了大小各水，成一南北各地水路交通网，大有助于全国的统一。

　　商业 战国时商业发达，居泽地的人得用木材，居山地的人得吃鱼盐，各地居民，因货物交换，经济生活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可割离了。《礼记·月令》仲秋月，“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自然财物充足，国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顺利。”这是商业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说明。因为各国间需要通商，闭关不相往来成为不可能。

　　水利灌溉 山东各国，各造堤防，天旱争夺水利，天涝放水到邻国。例如东周国想种稻，西周国不放水（前三六七年周分为东西两国）；赵魏两国地高，齐国地势卑下，黄河不决齐堤，便要泛滥赵魏。壅水和放水，给地主、农民以生死的威胁，统一的管理成为两大阶级的共同要求。

　　　　障碍水陆交通的有各国所设的关津和长城、巨堑。障碍商业流通的有苛税，如客人过关，关吏要关税并勒索贿赂，骑白马过夫，照例要多纳税。《孟子·尽心篇》说“古代设关为了禁暴，今世设关为了行暴”。障碍水利灌溉的有以邻国为壑的各国堤防。这都是人为的障碍，只有全国统一才能消除或减少由于割据所发生的灾害。

　　以上所说诸原因以外，还有下列看来是抽象的，但是有巨大作用的两个原因：

　　劳动人民要求统一 春秋时期大小一百多国，象莒、邾等小国，也要准备兵车一千乘。小国对大国缴纳的贡赋徭役，以及列国间的战争损害，国内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全压在劳动人民的肩上，那时候小国人民，负担是极其严重的。但如晋齐等大国，土地人口比莒邾大几十倍，兵车不过四五千乘，从这一点说，大国人民的负担，要比小国轻得多。战国时期，秦赵等大国，兵力六十万，战争中用全兵力的次数极少，可以说人民负担又比春秋时期大国要轻些。所以人民的经验是：做小国的人民不如做大国的人民，做大国的人民不如做全中国统一的人民。邹鲁两小国打仗，邹国官员战死三十三人，兵卒一个也没有死亡。邹鲁人民不愿意打仗，七国人民当然也不愿意打仗，谁能统一中国，人民就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和平。《孟子·公孙丑篇》说“人民遭受虐政的苦难，再没有比现时更厉害的了。饥人见食物就要吃，渴人见水就要喝，……那个国王能行仁政，人民喜欢他，好比倒挂的人得到了解救”。秦国政治在七国中比较好一些，因此人民把希望寄托在秦国，苟子曾代表这个希望断定秦国将实现统一全中国的伟大任务。

　　共同文化要求统一 西周以来，虽说华族居住中原，非华族的各种族居住在华族的四周，但事实上，中原地区也是各族杂居，与华族对敌，势力不小。东周后期，华族生产力进步，文化程度提高，因此逐渐地把居住在中原地区和四周边沿地区的各族融合起来。苗族的楚国统一南方，文化向上发展，与华族的区别消失了。东夷各族，长期接触华族文化，陆续并入齐鲁楚各国。秦在西方，受戎狄影响，被东方诸侯看作戎狄，战国初年秦国文化上升，成为华夏文化国。北方和东北方各族对赵燕等国，经过战争和文化交流，一部分并入华族，大部分退到长城以外。战国时期，北起秦、赵、燕三国长城，南至旧吴、越海滨，大体上只存在着一个华夏文化，也就是居住在广大境域内二千万左右的人口，文化是共同的，心理状态是共同的。孟荀大儒主张行仁政，使天下“定于一”。明确地代表了这种共同心理。

　　秦国拥有多种优势，在全中国范围内又具备着多种统一的条件，配合起来，这就是秦为什么能够结束八百年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原因。

第五节 孟子与邹衍

　　孔子创儒家学说，墨子反对儒家，创墨家学说。杨朱生在墨子后，针对兼爱，创“为我”学说，反对墨家。孟子说，“拔他身上一根毛，天下人都可以得到利益，他是不干的。”杨朱是这样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提倡者。孟子时，杨墨两家学说满天下，士人们不是从杨就是从墨。儒家礼乐学说被墨家破坏了，儒墨两家说法不同的仁义学说又被杨朱破坏了。继承传统文化即所谓周道的儒家学派，自然要起来坚决反抗，代表人物就是孟子。

　　孟子名轲，鲁国邹人。孔子中庸学说传曾参，曾参传子思（孔伋，孔子孙），子思再传为孟子，孟子学说可以说是孔子的嫡传。盂子与齐宣王梁惠王同时，带着车子数十乘，侍从多至数百人，游说齐魏等国王，虽然他的学说被国王们看作“迂阔而疏于事情”（不合时宜），但在当时思想界中却发生大影响。晚年回家著书七篇，又给后世思想界极大的影响。孟子确是孔子以后最大的一个儒学大师。

　　孟子自任为孔子的继承人，《孟子》七篇，充分发挥了孔子学说的仁义部分。大体说来，作为孟子思想中心的仁义学说，表现在他的反对非儒家学派和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三个方面。

　　盂子反对当时各种非儒家学说，主要是“辟杨墨”。他在《滕文公篇》里痛斥杨朱墨翟，说“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墨翟有君，硬说他无父，称为禽兽；杨朱无君又无父，却说他无君，看作与人相近的禽兽。在《尽心篇》里说“逃出墨家一定到杨家去，逃出杨家一定到儒家来”。足见孟子认为杨与儒是比较相近的。孟子“辟杨墨”，正说明孟子的阶级偏见。墨子被认作禽兽，只是因为墨家代表劳动群众要求一些政治上的利益。墨家流派宋钘（音坚jiān）创制华山冠（华山形状，上下平均）表示上下应该平等，这是儒家绝不能允许的。杨朱与孟子同属地主阶级，区别只在杨朱所暴露的剥削思想，毫无掩饰、毫无节制，孟子则是谈仁义，使剥削思想有掩饰与节制。杨朱的思想在政治上就是暴君污吏的民贼思想，孟子对它深恶痛绝确是事实，但和墨家比起来，却看作较好的思想了。孟子又和许行的农家学说作了一次著名的辩论。《滕文公篇》载许行主张“君民同耕，不耕不得食。布和帛长短同，麻和丝轻重同，五谷数量同，鞋子大小同，那末价钱都一样，即使幼童上市，不会受骗”。这种虚幻反动的平均思想的学说，孟子予以非常明快的驳斥，是有重大意义的。孟子说，“货物不同，价值也不同，大鞋与小鞋同价，谁还制造大鞋呢？照许行的做法，天下再没有好质量的货物了，怎么治国家！”孟子一生辩论，影响最大的在于辟杨墨，但有较多进步意义的却在辟许行。当时各国都在讲求富国强兵的方法，孟子独依据仁义学说，与各种学派进行争辩，对儒家学派有极大的贡献。

　　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劝国王行仁政以达到全中国统一的目的。仁政首先是实行井田制度，给农民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另外给国君耕公田十亩，比种田百亩抽税十分之一的彻法，农民收入可以多一些。当时地主兼并，农民失地或少地，给农民土地是必要的，但土地从何处来，孟子不曾说及。不过，孟子既有此主张，总会想到土地的来源。他是孔子的嫡传，要复西周之古。他对滕文公谈施行井田的办法是划地主的土地为井田（所谓“正经界”），分配给农民去种，使农民“死徙无出乡”，“公事毕（种公田），然后敢治私事（种私田）”。这种办法，实际是要地主回到领主、农民回到农奴的地位上去。象滕那样小国，也许实行得了。至于齐魏大国，不仅不能阻止地主的兼并，同时也不能强迫多数农民再去当农奴，所以孟子的仁政学说，被国王们看作不合时宜，无法采用。但是孟子的仁政学说，含有不少独辟的积极思想，如痛斥民贼，说汤放桀，武王伐纣是诛独夫不是弑君；如重民轻君，说“民为贵，社稷（国）次之，君为轻”。得民心的人得做天子，天子失民心，就是独夫，人人得而诛之。如君臣关系，说君待臣象手足，那末臣待君象腹心；君待臣象犬马，那末臣待君象路人；君待臣象土芥（轻贱物），那末臣待君象仇敌。如限制君权，说国君用人或杀人，不要单听左右亲近人的话，也不要单听大夫们的话，要国人都说这个人好或国人都说这个人可杀，经过国君考察后，才决定用或杀。孔子在　　《春秋》弑君书法中，承认国人有权杀暴君。孟子依据孔子及西周时敬天保民思想，大胆予以发挥，成为封建时代最可宝贵的一种政治理论。

　　孟子的哲学思想，是性善论。这是仁义学说必然的出发点，犹之性恶论必然主张礼乐学说一样。孟子把口、耳、目、心所喜欢的东西人人相同，来证明合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理义，也是为一切人所喜欢。事实恰相反，统治阶级的理义，根本在于维护剥削，而被统治阶级的理义，根本在于反对剥削。统治阶级的理义，怎能说是为一切人心所喜欢呢？孟子性善论是从统治阶级看本阶级的性是善的，所以本阶级的理义也是善的。以此为标准，被统治的人当他对理义表示顺从的时候，性也是善的，表示反对的时候，象墨子代表庶民要求一些政治上的权利，那就是性恶的禽兽。与孟子相反，荀子主张性恶论，是从统治阶级看被统治阶级的性是恶的，所以要用统治阶级的刑法来强迫被统治阶级顺从，事实上荀子也以为统治阶级的性是善的，否则不可能有制礼的圣人，也就不可能有遵礼的士大夫。性善性恶说法不同，本质都是宣布统治阶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恶论的出现，也说明战国后期阶级矛盾比前期更趋尖锐。

　　荀子说子思、孟子是五行学说的创始者。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篇》），“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篇》）等近乎五行推运的说法。比孟子稍后的邹衍，扩大五行学说，成为阴阳五行家。秦汉时孟子一派儒者与阴阳五行家结合，大得统治者的尊信。

　　《周易》讲阴阳，《洪范》讲五行，原来是解释宇宙的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阴阳是朴素的辩证法，五行是朴素的唯物论。至齐人邹衍混合两种思想，并且改造成唯心论，大大加强它们的神秘性，创立起阴阳五行家。邹衍著书五十六篇，十余万言。战国时期海陆交通开始发达，地理知识大为增加，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王会解》以及比较真实的《禹贡》、《周礼·职方氏》等书，都反映出人们的眼界不再局限在黄河中下游这个小区域里面。邹衍依据当时已有的一些地理知识，用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边的方法，先详述中国九州名山、大川、道路、禽兽、物产、奇珍，称为赤县神州。从此推广，象赤县神州的州共有九个，称为九州，外面有小海环绕。小海环绕的九州称为一州，这样的州又共有九个，外面有大瀛海环绕。再往外便是天地的边际。邹衍又用同样的方法，从当时上推至黄帝各时代的制度和盛衰，再往上推直到天地剖判以至天地未生的时候。这些虽出臆测，但扩展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应是邹衍学说中的有益部分。

　　曾子反对天圆地方说，以为如果地是方的，那末地的四角就没有天。又重视历数，说圣人注意日月的度数，考察星辰的运行，使四时节气不发生错误。孟子也说一千年的冬至日可以算出来。曾子、子思、孟子学派，主要在讲论仁义，其次才兼讲天文历数。这个学派的支流阴阳五行家，主要在讲论天文历数，其次才讲仁义。古代天文历数与灾异占候混为一事，迷信成分极浓厚。前五一一年，晋国史官史墨给赵简子占梦，预言六年后吴将攻入楚都，但不能灭楚，理由是火胜（克）金。墨子不信五行，驳斥占卜术用五色龙定吉凶。足见东周时五行说早已通行，至邹衍特加发挥，号称“谈天衍”，把阴阳消长与五行相胜配合起来，造出五德终始（水德克火德，火德克金德等）的循环论与命定论。阴阳五行家传播“推五德终始之运”的学说，要人们一举一动完全听命于鬼神天数。这种学说影响最广泛而流传又极久远，是战国诸家学说中最有害的一种。

第六节 老子与庄周

　　《道德经》五千言，确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据《史记·老子列传》所说，《道德经》的著者是楚国苦县（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李耳。李耳的儿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前二七三年，宗被秦白起击败，魏使宗献南阳求和。《史记·魏世家、六国表》与《战国策·魏策》均有记载。宗（《魏策》作段干崇）是战国后期人，事无可疑，那末，李耳的年代也可以推知。宗儿子名注。注儿子名宫。宫玄孙名假。假在汉文帝时做官。假儿子名解，为胶西王邛（前一五四年邛死）的太傅，就在齐地住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崇尚黄老，《史记》在《老子列传》记李耳世系，在《乐毅列传》后记道家传授，体例略同《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叙述李耳乡里世系及师弟传授，如此明确，必有根据，决非虚构。据《礼记·曾子问篇》，孔子师事老聃，是老聃确有其人。战国诸子创学说，多依托古人，道家书依托尤多。《汉书·艺文志》道家：《老子邻氏经传》四篇。班固自注：“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班固生在东汉初年，不曾怀疑《老子》非李耳所作。道家书有《伊尹》（商汤相）五十一篇，《太公》（周文王师）二百三十七篇，《辛甲》（周太史）二十九篇，《鬻子》（周文王师）二十二篇，《管子》（齐桓公相）八十六篇，《黄帝四经》四篇，《力牧》（黄帝相）二十二篇。这些书都依托古代帝王师相，李耳所作依托孔子师老聃，是不足为奇的。《黄帝四经》非黄帝作而世称为黄帝，《老子》上下篇非老聃作而世称为老聃，事同一例。说《老子》上下篇一定是老聃所作，未免拘泥，说《老子》上下篇一定是关尹（《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关尹子》九篇）环渊（《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蜎子》（蜎音渊yuān）十三篇）之流所作，未免穿凿。庄子说孔子到东周，见道家思想的老聃问礼，接受老聃的教训。庄子也说杨朱见老聃。按杨朱生在墨子后，孟子前，决无见老子之理，庄子说显然不可信。《庄子》书本来十分之九是寓言，信寓言为真事，未免过于天真。《史记·老子列传》列举若干荒诞不可通的说法以后，用“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一句话把那些不可通的说法都否定了。司马迁最后断定说老子（李耳）是个隐君子，不是东周史官；他的儿子名宗，是魏国的将军；李耳学说的宗旨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不是教孔子笃守古礼的那个老聃。著《老子》上下篇的人，应根据《史记·老子列传》与班固《汉书·艺文志》肯定是李耳。孟子批评当时各学派，没有提到老子，这说明李耳学说流行在孟子后。荀子开始评论老子，说他只看到屈的好处，没有看到伸的好处。韩非子作《解老》、《喻老》两篇，发扬老子学说。足见老子学说的传播在战国后半期。

　　老子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他观察了自然方面天地以至万物变化的情状，他观察了社会方面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古与今相互间的关系与因果，他发现并了解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个古代哲学家更广泛更深刻。他把这种矛盾性称为道与德。道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法则或规律。《老子》书中多用“一”代表道。“一”里面有正反两面对立着。有对立，才有变动，老子称为“反者道之动”。反面开始是柔弱的，但是它可以转化到强大方面去，取得正面的地位。老子称为“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正反两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老子称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德是宇宙间一切具体存在着的事物所含有的特性。德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德所寓的事物称为得。韩非子说“德者内也，得者外也”，王弼注《道德经》（即《老子》）说“德者得也”。从各个的德综合为一般的道，从一般的道表现为各个的德，有道便有德，反之，没有德也就没有道。韩非子称为“道有积（积众德成道）而德有功（实在的事功），德者道之功（道不离德）”（《解老篇》）。庄子说道在万事万物的里面，郭象注《庄子》说“道不逃于物”。老子以这些朴素的辩证法，讲论“人君南面之术”（统治术）与一个人（统治阶级的人）如何立身处世的方法，全部学说贯穿着道德这个根本思想。

　　老子看到了矛盾的某些重要法则，特别是正反两面互相转化的法则，成为老子学说的精髓。因为战国时期，贵族领主正在没落中，已没落的企图恢复失去了的特权，未没落的企图巩固将失去的地位，思想上带着消极、保守的色彩，老子学说正是这些没落领主思想的反映。老子学说的精神，不是要发展矛盾，解决矛盾，向前推进，而是要阻止发展，保持原状以至向后倒退。老子在政治上人事上应用他所了解的法则，大体有四类：一类是“抱（守）一”。所谓“抱一”，就是一方面“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缓和另一方面的反对，使事物常常保持原来的情状，不让矛盾发展起来。老子以为治民做事，最好象“啬”（农夫）种田，只许田上有一种禾，不许有别种草。国君能在危机未起前去危机，乱事未起前除乱事，国家可以长久。做事情始终如一（“慎终如始”），可以免于败坏。一类是“取”。其方法是“将欲歙（音系xì 缩小）之（对方），必固（定要）张（扩大）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自方处于柔弱地位，使对方处于刚强地位，刚强已极，就要转化到它的对面，归于失败。这个道理叫做“柔弱胜刚强”、“强梁者不得其死”。一类是“守”。既然正反两面要易位，已在正面的人，如何能常得而无丧（失），常利而无害呢？韩非子在《解老篇》里解释祸福的关系说，“人有祸害，心里恐惧，心恐惧则行为端正，行为端正则思虑周到，思虑周到则明白事理。行为端正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明白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长寿，必成功则富贵。长寿富贵叫做福，而福本于有祸，所以说，祸兮福之所倚。……人有福自然是富贵，富贵自然衣食美，衣食美自然骄心生，骄心生自然行为淫邪，举动违理。行为淫邪自然要短命，举动违理自然无成功。短命无成功叫做祸，而祸本生于有福，所以说，福兮祸之所伏。”这里说明正反易位是有一定的条件的，要常保正面，不转到反面，必须“知止、知足”，必须“去甚、去奢、去泰”，必须“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正面不完全脱离反面，正面就会保持常态。例如王公大人自称孤、寡、不谷（不善），表示贵不弃贱，高不弃下，因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贵、高脱离贱、下，贵、高也就不能存在。刘向《别录》论道家“秉要执节（关键），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柔弱）”；《汉书·艺文志》班固论道家说，“秉要执本（道、德），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能谦逊退让）。”这都是说，老子善于守高贵地位，是统治阶级最有用的学说。一类是“无”。老子阐发无的妙用，是老子学说独到的见解。老子以为“有无相生”，“有生于无”，例如房屋，当门窗处无墙壁，这个无对房屋正是有用。老子把无当作最高的理想。他说，学道应天天进益，行道应天天减损，减损又减损，一直到无为。无为才能无不为。想取天下，一定要无为，如果有为，就不能取天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剧烈，人民迫切希望安静休息，老子所说无为、清虚、静止，正是当时取天下的一个方法。无为政治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西汉前期便是明证。

　　老子应用无的学说在阶级矛盾上，对统治阶级主张无为。他说，民为什么饥饿，因为统治者食税太多；民为什么难治，因为统治者喜欢有为。又说，朝廷很奢华，民间一定田荒食虚，所以“损有余（统治者）而补不足（民）”是合乎天道的政治。对被统治阶级主张愚民。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要“虚其（民）心（无知），实其腹（有饭吃），弱其志（无欲），强其骨（能劳动），常使民无知无欲”。事实上愚民是困难的，因此他想倒退到小国寡（少）民的远古时代去。那里用不着各种器械，不要舟车，不要甲兵，不要文字，结绳就行了。这一国望得见那一国，这一国听得到那一国的鸡狗声，国与国间居民自给自足，一辈子不相往来。老子想分解正在走向统一的社会为定型的和分离的无数小点，人们被拘禁在小点里，永远过着极低水平的生活，彼此孤立，没有接触的机会，社会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愿望和努力，老子都看作有害。这种反动思想，正是没落领主的思想，他们不敢向前看，只好回头看那辽远的后面，幻想在那些小点里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美满生活。

　　道家学说比儒家更保守。儒家复古，只复到西周，道家却想复到“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远古。社会向前发展，在地主阶级的儒家看来，只要加以节制，不使变动太快、离旧礼制太远，就可以了；在没落领主的道家看来，则是不可容忍的罪恶。《庄子·天地篇》载一段故事，说子贡在路上看见一个种菜老人，抱瓮入井，汲水灌园，用力多，见功少。子贡劝他使用桔槔，老人忿怒道“谁不晓得那个东西，我不能无耻到用桔槔的地步”。这当然是寓言，但正表现道家的极端的保守思想。

　　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是反历史的，就其深刻地观察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发见了若干辩证法的规律来说，却是极可珍贵的。老子生在战国时期，对辩证法已有如此程度的认识，虽然古代的辩证法必然是不完备的、自发的、朴素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前，古代哲学家中老子确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

　　老子的唯物论是把天地万物的运行生灭，看作纯循自然规律，并无人格化的神存在。人对自然只能任（顺从）和法（效法），不能违背它。他说“天地不仁（无情），以万物为刍狗”，所以“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草）、狗（兽）、人都是天地间自然生长的物，兽食草，人食狗，都合乎自然规律，天地并不干预兽食草，人食狗，所以圣人也不干预百姓的各谋其生活，所谓“圣人无常心（成见），以百姓心为心”，与“以百姓为刍狗”，用意相同，归根还是无为，任自然的意思。后来法家引申这种思想为极端的专制主义，就是君主制订法令，臣民绝对服从，象服从自然规律一样。

　　儒道两家是封建统治阶级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学说。儒家是一条明流，它拥护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使统治者安富尊荣；道家是一条暗流，它阐明驾驭臣民的法术，使统治者加强权力。秦汉以后历朝君主，凡善于表面用儒，里面用道，所谓杂用王霸之道的国常兴盛，不善用的国常衰亡。儒经和道经也为历朝士人所必读，成为学术思想的主要泉源。因此，孔子与老子两大学派，一显一隐，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

　　庄周，宋国蒙（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史记》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也就是与孟子同时，恐不可信。庄周当是宋王偃（前三二八年至前二八六年）时人，与李耳同时或稍后，因为庄子思想显然源出老子，《史记》已有定论。庄子所说人事极大部分是荒诞无稽的寓言（《庄子·寓言篇》所谓“寓言十九”）。所谓与惠施辩论，楚威王聘请为国相等事，都属假设，并非实有。《庄子》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是庄子自作，外篇杂篇共二十六篇，多出道家依托，不全合庄子本意。论庄子应以内篇为主。

　　宋王偃狂妄，逐宋君剔成，自立为王。他是战国时著名暴君。攻击齐、楚、魏，与三大国为敌。挂起一个盛血的皮囊，把它射破流血，叫做射天。酗酒淫妇人，群臣劝谏，就被他射死。各国都说宋国出了桀纣，不可不诛。齐魏楚三国出兵杀王僵，灭宋国。庄子宋国人，目睹王僵作乱，正象狸子黄鼬子东跳西跃，不顾高低，一朝被捉，无地逃命。战国末叶，争城夺地，机诈无穷，辩士说客，议论纷纭，庄子都看作狸子黄鼬子跳东跳西，蚊子牛虻子飞来飞去，不算作一回事。老子主张无为，目的在于有为、无不为，主张任自然，目的在于效法自然规律来治国、驭众、固位、保身。庄子以“物（人）不胜天”（《庄子·大宗师篇》）为中心思想，说无可奈何的叫做命，不可违离的叫做天。他把无为说成无是非，无成败，无梦醒，无生死，无空间（“天地并”）、时间（“无占今”），一切归于无；把任自然说成弃绝人世，学做浑沌，不视不听不食不呼吸，回到无人类的世界里去。庄子所作内篇七篇，把战国社会的消极面集中表现出来，他那种极端厌世悲观的思想和纵肆无边际的辩说，似乎要引导人们走到毁灭的路上去。郭象《庄子序》说“读了他的书，自己好象经过昆仑山，入太虚境，游惚恍庭的样子了”。荀子评庄子只见天不见人，是的，庄子完全失去了人对自然斗争的自信心。

　　庄子思想源出老子，流派却不同，所以两汉时黄老并称，不称老庄。魏晋时期以庄配老，并称老庄，与佛经同为腐朽的统治阶级所宗尚。

第七节 荀子与韩非

　　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反对礼乐，提倡兼爱。杨朱反对兼爱，提倡为我。孟子反对杨墨，提倡仁义。老子庄子反对仁义、礼乐，提倡无为、任自然。荀子反对孟、墨、老、庄，提倡礼义。荀子弟子韩非，博采荀、老、名、法各家要旨，集成韩非的刑（形）名法术之学。孔子仁义学说至孟子得到充分的发挥，孟学结合阴阳五行家成一大学派。孔子礼乐学说至荀子得到适时的修正，通过韩非结合黄老名法成一大学派。荀子在儒家中是和孟子有同等地位的大师，在诸子百家中也和孟子一样，善于评论异家，表彰儒学，是孟子以后最大的儒者。韩非传荀学，脱出儒家范围，自成专家，完成了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为战国时期最后的也是最合时的大思想家。

　　荀子名况，赵国人。齐宣王招天下著名学士来齐国，居稷下，食大夫禄，号称列大夫，著书议论，不治政事。齐湣王时，稷下学士更盛，多至数万人，齐湣王晚年，荀子到稷下游学。当时齐将败亡，列大夫离齐散去，荀子南游楚国。齐襄王时，稷下士又盛，荀子回到齐国在列大夫中“最为老师”，被尊称为卿。荀子遭谗， 离齐至楚，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山东枣庄东南）令。荀子又遭谗，离楚至赵，在赵孝成王前议兵。离赵至秦，见秦昭王与秦相范睢。离秦归赵，又至楚为兰陵令。前二三八年，春申君死，荀子失官家居，著书数万言，死后葬兰陵。《史记·荀卿列传》说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湣王晚年到春申君死时，约五十年，如《史记》所说，荀子年当在一百岁左右，似不可信。应劭《风俗通》改年五十为年十五。荀子见齐国将亡，说齐相行王道，十五六岁童子谈论王道，游齐游楚，也未必可信。荀子确实年龄无法证明，自前二八六年（齐灭宋年）至前二三八年是荀子活动时期，则近事实。

　　孔子所传授的礼，内容是等级制度及由此产生的法令和刑罚。外表是朝聘丧葬、揖让周旋等繁缛的仪式。乐配礼仪居附属地位。儒家礼乐，经墨家道家的攻击，又不合时君世主的好尚，战国时古仪古乐崩坏略尽，礼义（礼的本意）却因荀子的修正和发挥，更接近法家学说，符合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秦朝建立大一统制度，基本上采用了荀子的礼义学说。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大夫子大叔说，“人是靠礼生活的，人不论直性或曲性，都得按照礼来矫正自己的性格，合礼才得称为成人。”荀子从这个传统观点出发，创造出一套礼义学说。

　　荀子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孔子孟子有极大的区别，与老子却有些接近。荀子以为天有常道，地有常法，按照自然规律在运行变化，并无鬼神、命运、妖怪操纵着天地万物。吉凶祸福在于人为，不在天地。尊敬天地，希望多生财物，不如加强生产，积蓄财物，由人自己来控制。赞美天地的威德，不如利用物性，由人自己来制裁。等待好时候的到来，不如自己按时勤作，不失机会。依赖天地生长财物，不如依赖自己的智能，使生长得更多。想望万物来供人使用，不如自己治理万物，各得其用，不使失丧。心愿天地多生些有用的物，不如治理已有的物使成为有用。弃人为而望天赐，是反万物之情（理）的妄想，即使劳心苦思，决不能得到益处。君子尽力做自己的事，不希望天有什么赐与，所以一天天有进步；小人放弃自己的努力，希望天有什么帮助，所以一天天在后退，君子小人的悬殊，就在于一个靠自己，一个靠天地。人对自然界，不是要顺从畏敬，恰恰相反，要发挥人力，向自然界作斗争，使天地万物为人所控制、所利用。这种人胜天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生产力显著发展的反映（《荀子·富国篇》说，人力可以增加生产，不愁衣食缺乏）。从孔子的畏天命到老庄的任自然，各学派中只有荀子能正确他说明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无论篇》应是诸子书中最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唯物论思想最显著的一篇重要著作。

　　荀子认为人胜天地万物的原因在于合群，群所以能合的原因，在于合理分配生产物。分配合理自然大家协和，协和自然一致，一致自然多力，多力自然坚强，坚强自然胜物。反之，分配不合理就要争夺，争夺就要纷乱，纷乱就要分离，分离就要衰弱，衰弱就不能胜物。人胜物的关键既在于合理分配生产物，那末，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贵者长者分多，贱者幼者分少，自然是不容量辩的真理了。荀子把这个所谓真理叫做礼，也叫做礼义。制礼的是圣人，行礼的是王公大夫士，所以天子至尊至贵，应得最高的享受，握最大的权力。自天子至士按礼分禄，是合理的。众庶百姓不知礼，必用刑法来制服，使出力生产，供养长上，也是合理的。荀子把封建等级制度看作与人类同时并存的永恒真理，把制礼行礼的国君大夫士看作养活众庶百姓的人，说礼的定义就是养（《礼论篇》说“礼者养也”）。孟子说“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还算是治人者因分工而得食，荀子则说成治人者养人，事实完全颠倒了。他的封建专制主义学说，就在这个治人者养人的观点上建立起来。

　　荀子以为人生而有欲，有欲必争夺，这就是性恶论的根据。性恶论形式上是说凡人之性皆恶，实际却分王公大夫士与庶人（民）为两大类。士以上属知礼类。照荀子的说法，人性原来是恶的，因为学礼与为礼而知礼义，恶变为善了，这种行为善的人，可用礼乐来对待。众庶百姓属不知礼类，因为他们不学礼不为礼，所以始终是性恶的。这种行为不善的人，必用刑罚来制服。荀子又分人为圣人、中庸、元恶三种。圣人能自动矫正本性，制作礼义；中庸能受教化知礼义；元恶不受教化不知礼义。王公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不学礼义，应归入庶人类；庶人的子孙，如果学礼义，应归入卿相士大夫类。不学礼义便是性恶，庶人显然不能学礼义，所以性恶的是庶人。孟子用统治阶级的理义来证明人性善，荀子用统治阶级的礼义来证明人性恶。性善论性恶论归根只是说，合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就是善，不合的就是恶。

　　对善人用礼乐，对不善人用刑法。礼乐刑法历代有变化，孟子法先王，虞夏商周都是先王，无法得到适合当今的礼乐刑法。荀子改为法后王，理由是天地过了长久的日子，眼前的却是今天，先王行了各种的治道，合时的却是后王。荀子斥责俗懦，说他们粗略地取法先王，扰乱当世的法制，议论谈说，实际上无异于墨子。这大概是指孟子一派的儒者，因为他们标榜法先王，无异于墨子的法先王。荀子所赞美的大儒是法后王，重礼义，轻诗书，划一制度，辅佐当今后王统一天下，这大概是说荀子自己的志愿。孟子法先王，是想行周公孔子的所谓王道，荀子法后王，是要实行战国末年已经成熟了的中央集权制度。孔孟政治学说经荀子修正，不再是迂阔难行的儒学了。

　　荀子人胜天地万物说，是有进步意义的，由此造出专制主义的学说，在当时也是适合政治需要的。可是荀子否认命运，不敬天地，不信鬼神，不法先王，轻视仁义，人本性恶诸说，对统治阶级并不合用。因为统治阶级要利用命运、天地、鬼神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要利用先王、仁义、性善来文饰自己的政治，赤裸裸地用刑法来实行专制主义，是和王霸杂用的统治术不合的。所以在形式上合用的还是孔孟传统儒学，而荀子在儒学中地位不得不落后于孟子。后世孔子庙中没有荀子的位置，虽然专制主义是他倡导的。

　　荀子是儒家传经大师，秦汉儒生所传《诗》、《礼》、《易》、　　《春秋》诸经说，多出荀子，因之在儒家传经事业上荀子远高于孟子。

　　韩非继承荀子的哲学与政治学，推进一步便失去儒家面貌，成为刑（形）名法术之学。

　　韩非是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在荀子门下为大弟子。李斯自以为不及韩非。韩国衰弱昏乱，韩非屡谏韩王任用贤人，富国强兵，韩王不能用。《韩非子·问田篇》载堂谿公劝韩非不要得罪昏君权臣，遭受祸害。韩非回答说“我不怕昏君权臣，宁愿遭死亡的祸害，一定要替众庶百姓谋利益”。韩非所说为众庶谋利，实际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坚决反对残余领主的腐朽政治。韩非著书十余万言，传到秦国，正合秦国政治的需要，秦始皇赞叹不已，说“我得见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秦攻韩求韩非，前二三三年，韩非入秦。李斯怕韩非得信任，进谗言杀害韩非。

　　韩非子是战国末总结诸子学说的大思想家，他吸收荀子的儒家学说、老子的道家学说以及东周以来郑国传统的法家名家学说，构成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荀子依据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的旧说，主张人君对士以上用礼义，对庶民用刑罚。韩非子废弃礼义，主张人君对臣民一概用刑。韩非思想的基础是更加扩大的性恶论。韩非推崇老子，全书多引《道德经》语，但老子宗旨在柔弱无为，韩非却主张刚强有为。《解老》《喻老》两篇，阐发道德本意，语甚详备，但其中无一语说及无为柔弱，可见韩非仅取老子的法术，并不取老子的宗旨。法家（包括名家）有法、术、势三派。李悝、商鞅一派专主用法。李悝著《法经》六篇，为律家之祖。商鞅定秦法，国富兵强。他们所主张的法是君主制订法令，全国臣民无不遵守，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君主一人所说出的话是最高贵的话，说出来就成为令，所要做的事是最适当的事，定出来就成为法。一国里面，不许有两个人定法出令。申不害、尹文一派专主用术。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形名是术的一种。所谓形名，就是“循名以责实”，要臣下名（言）实（行）相符。尹文说，有形的（实在的事情）一定有名（名义、言论），有名的却未必一定有形。有了事实，不一定被言论到，但事实仍是事实；有了言论，是否真合事实，不可不根据言论去检查事实。所以君主必须根据臣下所言，检查臣下所行。慎到一派专主用势。势是凭借权位，有重权高位便能治天下，用不着要等待贤智。韩非综合三派学说，以为君主当乘势执术，臣下当守法奉令，不可偏废。

　　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是韩非学说的本旨。但君主一人决不能有这种无限的智力，照韩非说：国君一人力不敌众人，智不胜万事，与其靠自己不如靠一国。用一国的眼睛看，看得最清楚，用一国的耳朵听，听得最明白。所以下君用尽自己的智能，中君能用欢人的力，上君能用众人的智。用众人的方法是“听其言必责（检查）其用（实用），观其行必求其功（效果）”（《韩非子·六反篇》）。

　　韩非思想是荀子思想进一步的发挥，以此为基础，采取老子的术，商鞅的法，申不害、尹文的术（形名），慎到的势，造成完整的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当春秋后期农民地主两个新阶级开始产生的时候，与领主对比，势力自然是微弱者。孔子主张复兴周道来求政治上的统一，正反映了那些微弱阶级的政治要求。战国前期，两个新阶级力量增加了，孟子主张行仁政、保民而王，说明地主阶级向领主要求统一，还不能离开农民阶级的援助。战国后期，地主阶级更加强大，公然和农民阶级对立，它的代表人荀子主张用专制主义来求统一。到了韩非学说的出现，说明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达到完全成熟的时期，地主阶级成为主要的统治阶级，同时农民阶级也成为主要的对抗阶级。

第八节 散文与诗赋

　　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黄炎族与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也互相斗争。传说：颛顼曾禁巫教。《墨子·非乐篇》说，商汤禁巫风，贵族犯禁罚丝二襚，庶民加倍；想见巫史间一向存在着斗争。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商朝人信鬼，巫风盛行，祭祀特多，歌舞降鬼神，应有许多诗篇，惜全部亡佚。史官所记，除大量甲骨文字记载当时大事，现存《商书·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等篇，是大体上保持原来辞句的商史遗文，尤可宝贵。依据这些文篇来看，可以推知商朝已有相当成熟了的散文，也可以推知有相当成熟了的诗歌，与西周初年的诗文应有同样的水平。

　　周朝重史不重巫，史官掌记事也兼作诗歌（诗三百篇不少是史官所作）。史官世代专业，儒家所传经书，其原始部分大都是两周史官旧藏的典册。经书文辞分散文与诗歌两类。散文分质言文言两体。质言如《周书·大诰》、《康诰》、《酒诰》等篇，直录周公口语，辞句质朴，不加文饰。凡朝廷诰誓、钟鼎铭文多属质言体。文言如《周书·洪范》、《顾命》以及《仪礼》十七篇，都是史官精心制作，条理细密，文字明白。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篇》）凡史官所自作，多属文言体。鲁史左丘明采集诸侯国史记，作《左氏春秋传》，创文言体散文的极致。诗歌基本上四字成句，叫做四言诗。体裁分风雅颂三类。《周颂》是配合宗庙祭祀时所奏音乐的诗篇，辞句最朴素。西周贵族美（赞美）、刺（讽刺）王政，用西方古音乐歌唱的诗篇叫做雅诗。东周时宋国作《商颂》，鲁国作《鲁颂》，从章句形式看来，可能是用雅诗同类的音乐。《国风》是用各国地方音乐歌唱的诗篇，多采取民间歌谣，贵族所作也不象雅诗那样严肃。风诗吟咏情性，文学价值特高，最为流行。战国初魏文侯听古乐想睡觉，听郑卫之音不知倦，因为郑卫音乐繁音急促（“烦手踯躅”），是一种悦耳的音乐，和它相配合的诗篇，也是一种悦心的文学。

　　两周散文与诗歌，经孔子删订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学。传经师儒，或阐发经义，或讲明训诂，与文学完全绝缘。文学的主流诗歌被尊为经，失去了活力，儒生只能背诵古诗三百篇，不能创作新诗一篇。孔子以后，学术由贵族转移到士阶层，诸子并起，各述所闻，散文因诸子著书而发展起来。首先是墨子，用质言体著书，引用古语，多译成当时庶民口语。墨家以外，诸子都用文言体著书。战国时孟子、庄子，《战国策》所载诸策士口说，都是议论风发，文质并胜。荀子、韩非子说理精密，不重文采。诸家文风不同，却都是优秀的散文作者。

　　诸子著书，重在谈论政治，阐明哲理，但其中包含寓言、故事、神话、隐语，往往隽永有味，类似文学。诸子中专有小说一家，采取街谈巷语，反映民间风俗，最有文学意义，儒家说它道听途说，小能小善，对大道有碍。战国小说因不被重视，全部亡佚。或说：《燕丹子》是战国小说的仅存者，确否未可知。

　　诗歌与音乐互为影响，不可分离，民间永远在创造新音乐新诗歌，新的流行了，旧的自然衰落。公羊家说，周时国家养活贫穷无子的老年男女（男年六十以上，女年五十以上），到乡间采取新诗歌。从乡送到邑，邑送到国，国君送给天子。天子有掌音律的大乐官叫做太师。太师选择新诗歌若干篇，修正章句和音乐，给天子演奏后，流传到四方。《诗经》十五国风中很多诗篇是这样得来的。最晚的风诗是陈灵公（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九年）时诗，此后不再有新篇。当时正是周天子愈益衰弱，兼并战争愈益激烈，公田制改变为税亩制的时候，这个养老人采诗制度势必废弃，民间新诗歌新音乐不能通过乐官的修正、士大夫的记诵，传到后世来。儒家反对新声，以为郑声淫，郑卫宋齐是乱世之音，桑间濮上（卫）是亡国之音。墨家非乐，以为“亏夺民衣食之财”（《墨子·非乐篇》），道家以为“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儒家守旧，墨道二家反对音乐。儒墨道三大学派都是新乐新诗的障碍，但民间创造并不因此停止。孟子记录孺子《沧浪之水歌》，想见东周后期至战国，四言诗正向五言诗发展。

　　东周时列国朝聘，宾主多赋诗言志。赋是一种声调，与歌不同，与诵相似，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就是不用音乐，随口朗诵几句古诗，表达自己的意旨。东周列国间有时用廋辞（廋音搜sōu谜语）来测验对方君臣的智力，战国时有所谓隐书，记载各种谜语，不读隐书，就会答不上廋辞。荀子用赋的声调写廋辞，作《礼》、《智》、《云》、《蚕》、《箴》（针）五赋，形式缺乏变化，含义也只是些儒家常谈，虽是新体裁，却少新意义。荀子又仿民间舂米歌调作《成相辞》，每章四句或五句，音节短促，所讲又都是儒家训条，和五赋同样，有新体，少新意。

　　北方学士无一人从事韵文文学，荀子独作赋与《成相辞》，应是受楚国屈原的影响。《成相辞》作于春申君死后，五赋大概也是荀子晚年所作。儒家老师仿赋诗声调作赋，用北方音韵，说儒家教义，因而看不出受《楚辞》影响的形迹来。

　　新体文学的创造在南方楚国，屈原是最大的创造人。

　　屈原是《三百篇》后推动文学到更高境界，使文学内容更加丰富的伟大诗人。楚国传统文化是巫官文化，民间盛行巫风，祭祀鬼神必用巫歌，《九歌》就是巫师祭神的歌曲。又巫师行术，唱禁咒辞，句尾用“些”字。民间歌唱，句尾带兮（音同侯字）字。屈原作《离骚》、《九歌》，弟子宋玉作《招魂》，都是用楚国方音，修改民间流行的曲调，变成新创造。《吕氏春秋·侈乐篇》说“焚之衰也，作为巫音”，可知楚辞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现。其特点在于想象力非常丰富，为史官文化的《诗》三百篇所不能及。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到西汉时期，楚辞成为全国性的文学，辞赋文学灿烂地发展起来。

　　屈原是楚国贵族，被楚怀王（前八年至前二九九年）放逐出朝廷，又被楚顷襄王（前二九八年至前二六三年）流放到江南。屈原遭两个昏君以及佞臣的迫害，优愁烦乱，作《离骚》。他热爱楚国，他同情楚国人民，《离骚》充分表现出他的天才创造力和高尚的政治理想以及本人的志洁行芳。《离骚》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向前大进了一步。屈原所作，据传说还有《九歌》、《天问》、《九章》等篇。最后作《怀沙赋》，投汩罗水自杀。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所作，纯用楚国方音，自有声调，称为“楚辞”，与赋异体。汉人用赋的声调读楚辞《离骚》、《怀沙》等篇也就被称为赋，统称为辞赋。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以为《离骚》义兼风、雅，可与日月争光。东汉初班固作《离骚序》，以为《离骚》多说虚无之事，不合经义。以《离骚》为首的楚辞，与《诗》三百篇起源不同，据儒家经义来评论楚辞，是儒家的迂见，楚辞的真价值并不在于符合儒家的经义，恰恰相反，正在于不受儒家经义的拘束。

第九节 战国文化的一般状况

　　古来文化积累至战国，经诸子百家著书立说，作成类似总结性的记录。儒墨道三大学派主要是论述社会方面的知识，三大学派以外，诸子百家中还记载不少关于自然的社会的知识，这些知识，或有书流传，或仅存书名，或偶见征引，虽然残缺不全，一般文化状况大体可以推见。

　　天文历算学 观测天象，敬授民时，从来是国家大政，天子和国君设史官专掌天文历算（《周礼》有冯相氏、保章氏）。战国时诸子中也有专家，阴阳五行家就是谈天的一个学派。辩士惠施能说天所以不坠，地所以不陷，风雨雷霆所以发生的缘故，大概也是这一门学问的专家。惠施想证明地形是圆的，提出“南方无穷而有穷”，“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庄子·天下篇》）两个辩题。第一题是假设一个人向南方一直走去（无穷），到了极南的一点，再走便成了向北（有穷）。第二题是假设两个人走不同方向，向北转南，向南转北，两人相遇的地方便是地的中央。汉朝浑天家说天的形状象鸟蛋，天包地外象蛋白包蛋黄，地圆如弹丸。惠施所说，可能就是浑天家的起源。战国时天文历算家讲天体，流行着比天圆地方说前进一步的盖天论。盖天论以为天象一个圆盆盖在上面，地象一个圆盘覆在下面，天离地八万里，天以斗极为中央，中央比四旁高六万里，斗极下的地是地的中央，比人所居的地也高六万里。惠施两个辩题，正是反对天地都是一个半圆体，和中央固定在斗极所在的盖天论。西周时期，用二十八宿观测太阳的运行，求得朔日所在。至战国中期，楚人（《史记·天官书》作齐人）甘德、魏人石申测定黄道附近约一百二十个恒星的位置与这些恒星距北极的度数，用来观测木、火、土、金、水五个行星的运行。甘、石二人开始发见五星出伏的规律，他们测定恒星的记录，是世界最古的恒星表。

　　地理学 西周到战国，中国（西周初中国是指黄河北商国，《禹贡》所谓冀州）的疆域继续在扩大，凡华夏文化到达的地方，都称为中国或海内，中国以外土地叫做四裔或海外，华族以外各族叫做诸夷。因中国疆域扩大，积累起丰富的地理知识，因与各族有经济、文化的接触，积累起关于地理、民俗、特产、神话等各种传闻。例如墨子《节葬篇》说，越国东有沐国（音慨kǎi），生下长子，杀了吃掉；父死，弃母不养，说她是鬼妻，不可在家里住。楚国南有炎人国，父母死，刮去皮肉，单葬骨骼，算是孝子。秦国西有仪渠国，父母死，火烧遗体，称为登天。荀子也说，氐羌不愁被俘当奴隶，却愁死后不得火葬。这些大概是可信的传闻、又如《山海经。海外经》有贯胸、三首、三身、一臂等国，自然是荒诞无稽的传闻。战国时地理学家依据地理知识和各种传闻所著的书，大体分两类。一类是比较确实的地志，《山海经》的《山经》、《周礼》的《职方氏》、《尚书》的《禹《禹贝》与《职方氏》九州合图《尚书·禹贡》与《周礼·职方氏》有关九州的记载，充分表明战国时期地理观念的广阔，并反映这一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因而，根据这种记载，制成简图，是很值得的。不过，两者所记却不尽一致：《职方氏》有幽、并而无徐、梁。本图诸州方位，以《禹贡》为本，图上带有括号的各州，系表示《职方氏》所异于《禹贡》各州的大致方位。贡》属这一类。《禹贡》所记最为确实。一类是真伪混杂，伪多于真的传闻，《穆天子传》（假托周穆王西游事）、《逸周书》的《王会解》（假托周成王受四方诸族的贡品）、《山海经》的《海外经》、《大荒经》属这一类。《穆天子传》、《逸周书》西晋初才发见，其中不免有晋人附益处，但并非全出伪造。从《穆天子传》可以想见华族与西方诸族的接触较多，从《王会解》可以想见华族与四方诸族的物产交换。《山海经》记载许多怪物异事，一部分是巫书的残余，一部分是华族与诸族自古相传的神话和祖先故事。照这些记载说来，北狄犬戎出黄帝族，苗民出颛族，摇（瑶）民出帝舜族，氐羌出伯夷父（颛顼师）族，巴人出太嗥族。本来华族是黄炎族与诸族的融合族，诸族中也融合着黄炎族，因之各族传说中的祖先也成为各族的共同祖先。

　　医学 医学从巫术开始。刘向《说苑》说上古有人名叫苗父，向北诵十字咒，轻重病立即平复。这个苗父就是苗黎族的巫师。巫治病主要是用祈祷禁咒术，但也逐渐用些酒、草等药物。《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灵山，说巫咸、巫彭等十巫，往来灵山采百药。咸彭是商朝名巫，大概他们开始兼用草药。东周时医与巫分业，医专用药治病。鲁国上卿季康子曾送孔子一服药，孔子说，我不懂药性，不敢尝试。《孟子·滕文公篇》引《尚书》说，“如果吃了药，病人不昏闷，病不会好。”可见医生用药，病人服药，都带有冒险性。因之国君饮药，要臣先尝；父母饮药，要子先尝，免得病人遭危险。许悼公患疟疾，长子许止没有先尝药，许悼公被药毒死了，许止哭泣一年也死了。《礼记·曲礼》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左传》定公十三年载齐大夫高疆说“三折肱知为良医”，这都是说经验的重要。战国初李悝计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用费，其中包括疾病费，这是宗族制度破坏后，民间也有了医生，从此治病经验愈益增多了。战国时医学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

　　战国著名医生有号称扁鹊（相传黄帝时有扁鹊）的齐国秦越人。扁鹊是一个民间医生，他发明脉理，能望色、听声、写（观）形，知病轻重。他周游各国大都市间行医：到赵都邯郸，俗重妇人，就做带下医（妇科）；到周都洛阳，俗尊老人，就做耳目病医；到秦都咸阳，俗爱小儿，就做小儿医。秦国大医官李（音希xí）自知技术不如，使人刺杀扁鹊。《史记》为良医立传，扁鹊居首，是有理由的。扁鹊明确反对巫术，说病有六种不可治，“信巫不信医”，就是不可治的一种。扁鹊著《难经》，用人体解剖来阐明脉理和病理，完全脱离了鬼神迷信的影响。巫医分业以后，扁鹊是总结医学经验的第一人，又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

　　战国医学家托名黄帝，作《内经》十八卷，现存《素问》、《灵枢》，就是《内经》的残余。《素问》谈病理，《灵枢》又名《鍼（针）经》，治病用针艾。《灵枢·经水篇》说“其（病人）死可解剖而视之”。战国医学家知道从解剖求病理，确是找到了发展医学的道路，不过当时的解剖术很粗疏，要说明病理，不得不采取阴阳五行说。

　　《周礼·天官》家宰属官有医师（大医生）、食医（掌调饮食）、疾医（内科）、疡医（疡音阳yáng外科），又有兽医，这是官医的分类。《汉书·艺文志》分方技为四类：有医经类，总论医理；有经方类，包括内科、妇科、小儿科、狂颠病科所用药方及食物宜忌；有房中类，说是调节情欲以求寿考；有神仙类，包括步引（体操）、按摩、芝菌（不死药）、黄冶（炼丹砂为黄金）等长生法。上述方技四类，前二类属医学，后二类多是方士欺人的邪术，《汉志》总称为方技，从巫术分出的医学，又被方士邪术混淆了。

　　农学 战国诸子中有农家，总结农业经验。《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当即农家学说的一部分。《汉书·艺文志》有论耕种、积蓄、养蚕、种树、养鱼鳖、藏果实、看土壤、相六畜等书，这些书可能含有迷信成分，但也记载着不少农业生产的知识。

　　制器技术 《周礼》所记器物不下数百种，这都是实际存在的器物，并非儒生伪造。《周礼·冬官》（工官）亡佚，今存《考工记》，还保存战国时器物制作法的一部分。《考工记》说“发明器物的人叫做圣人”；《世本》有《作篇》，记古来各器物的发明人。大抵战国以前，统治者还重视发明，以为百工之事都是圣人所创造。儒家道家主张一切守旧。《荀子·王制篇》说“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要把不合古制的器物一概毁坏，使国君好古不用新器械。老子甚至想毁舟车，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愈弱）；人多技巧，奇物（邪事）滋起”。认为器械的改进，对统治者有害。儒道思想盛行，严重地障碍了手工业的顺利发展。

　　战国时战争剧烈，儒道思想不能阻止武器制造上的进步，连弩和铁剑比弓箭铜刀大进一步。连弩和铁剑的使用，是战国手工业的重大成就。

　　军事学 兵法是战争指挥者高度智慧的表现。军事学家总结战争经验，著成兵法书，在文化上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东周时期，北方齐国、南方楚国都是积累起丰富的军事知识的国家，特别是齐国，军事学专家尤多。孙武著兵法十三篇，最为杰出。战国时齐孙膑著兵书，主张用骑兵。春秋齐景公时，大夫攘苴（音攘居rǎngjū）作《司马法》。战国时齐威王使大夫论述古兵法，成《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齐楚两国外，各国都有兵家，卫人吴起最著名。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共得一百八十二家，其中战国兵家占极大多数。战国时诸子百家活跃，兵家是最活跃的一家。

　　艺术 殷墟甲骨上所刻文字和殷周钟鼎上各种花纹，是殷周两朝传流至今的绘画与雕刻。战国时艺术有新的进展，制作器物，多极精美，如水陆攻战纹铜鉴，可以推见战国艺术的一般。其他偶见于文字记载的，如楚国宗庙祠堂，有大壁画，图绘天地山川神灵怪物以及古圣贤的神话与故事，读《楚辞·天问篇》想见大壁画内容的丰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一个画家为周国君在竹片上作画，三年才画成，看不出画的是什么。清晨放在窗口，望见竹片上有龙蛇禽兽车马人物各种形状。《喻老篇》又说，一个宋国人用象牙雕刻楮叶，三年才刻成，放在真楮叶里，分不出真假来。韩非子所说如是事实，则战国艺术已达到相当高度的水准。相传舜禹时已有漆器，战国时漆器成为高级艺术品，近年来从长沙楚墓中发见漆器多件。器物上彩绘色泽竟似新制。又楚墓中发见料器，制作甚为精美。这些，不仅表现了手工业技术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表现了艺术上的成就。　　

简短的结论　　

　　恩格斯曾指出，封建战争在各国集权国家形成过程中乃是一种必然的合法的阶段。东周和战国的长期战争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从东周时期开始的大小宗族兼并战争，战国时期发展到了剧烈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秦国首先建立起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秦在当时是先进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都占有优势，但比较上落后的山东六国，也有强大的反抗力量。战国将近二百年的长期战争，本质是地主政权代替领主政权的战争，是家族制度代替宗族制度的战争，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代替诸侯割据称雄的战争，秦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伟大成就。

　　在这个阶段上，束缚在宗族里的农奴得到解脱，成为广大的农民阶级。由于农民阶级的出现，生产力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工商业也跟着发展起来。

　　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篇》）。战国时战争规模比东周大无数倍，一次战争斩首数万以至数十万，三巨患以外又加战死一巨患，战国时人民的苦难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这种苦难，也有它一定的代价，那就是从战争中取得了中国的统一，从养士中发展了灿烂的文化。

　　称为诸子百家的士，对文化有巨大的贡献。儒家法家积极提倡大一统思想，是进步性较多的学派。墨家虽称显学，但它是一种既不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又无益于劳动群众的学派。道家哲学高出诸子，但含有较多的反动思想。其他诸家各有所短也各有所长。总起来成为多面性的战国文化。

　　屈原创造楚辞，丰富了华夏文化。巫史两种文化的合流，不仅在文学上开出新境界，在华夏文化的扩展上，意义更为重大。

　　第二册

第一章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成立时期──秦

（前二二一年——前二○七年）

第一节 秦怎样建立汉族的统一国家

　　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结束，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开始了。这是古代历史上特出的伟大事件。自秦朝起，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大国，不管豪强公开割据或外族侵入建立政权，最后总是还原为汉族作主体的统一国家。

　　皇帝是秦始皇新创的名词，是地主阶级的总首领。以皇帝为首的内外各级统治机构，是用来压迫广大劳动民众的。但在表现上，却被当作各方面利害冲突的调节器，皇帝被当作各阶级、阶层的最高保护人和公正人。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就是好的皇帝和统治机构。一个皇帝在历史上应得的评价，只能依据他的表现来加以判断。如果表现得好（当然不可能有完全的好），那就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他的专制主义的广大权力，也就得到当时社会的承认，他所发起或完成的某些有益事业，也就作为积极的因素而被珍重。秦始皇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尽管他是个暴君，但是，他建立地主政权代替领主政权，建立统一的大国代替割据的小国，比起秦以前的封建时代来，显然是进入了新的时代，他和他的统治机构，显然比前一时代的封建国家起着较多的作用。因此，他创建的许多制度，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的。后来延续二千年之久的封建体制，基本上是秦制的逐步演变。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

　　秦朝首尾仅十五年，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做成了许多有利于统一的重大事业。

　　 \pnb0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皇帝独裁——皇帝自称为朕（音镇zhèn），表示至尊无二。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一人裁决。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

　　郡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又征服百越，增设闽中（治冶县——福建福州市）、南海（治番禹——广东广州市）、桂林（广西）、象郡（北部包括广东雷州半岛等地）四郡。全国共四十郡。郡各管县若干。郡守县令由朝廷任命，随时可以调动。秦法：立军功的人，按斩敌多少，做大小官吏。韩非子说：这等于让斩首立功的人做医师木匠，一定不能成事。秦始皇时，秦国功臣武夫做地方官，当不在少数。这对中央集权是有益的，但政令残暴，势必引起山东被治人民的怨恨。

　　官制——中央官制有左右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国政）、御史大夫（辅佐丞相）、太尉（掌全国军政）、将军（掌征伐）、廷尉（掌刑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经济）、少府（掌山海池泽的税收，供皇帝本人的费用）、博士（备顾问）等官。地方官制有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辅佐郡守并主军事）、监御史（监视郡守）、县令长（掌一县政事，一县大抵方一百里，万户以上称令，不满万户称长）。县以下乡官有三老、啬夫、游徼（音叫jiào 十亭为一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掌狱讼、赋税，游徼掌捕盗贼），又有亭长（十里一亭，有亭长，掌捕盗贼）。县吏、乡官、亭长多是本地有产业的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足见家贫有德行的人也得为吏。上自朝廷，下至乡、亭，构成地主阶级的巨大统治机器。掌管这部机器各个部分的人是流动不定的大小官吏，不是世袭固定的贵族。这部机器的操纵人便是皇帝。

　　 \pnb0推行共同的文字——“书同文”

　　“田畴异亩（亩大小不同），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就是战国时期封建割据的情状。秦统一后，这许多异大体都化为同了。周朝文字笔画繁重，称为大篆，或称籀（音宙zhòu）文。战国时东方齐鲁地方文化发达，通行一种比较省便的字体，汉朝人称为古文、蝌蚪文、或孔壁古文。李斯订定文字，依据籀文古文，笔画力求简省划一，称为秦篆，或称小篆。李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都是用小篆写的学童课本，不仅教字体，同时也教语法。传说狱吏程邈，得罪拘禁狱中，造成一种笔画更省便的文字，叫做隶书。隶书字体方形，便于书写，到汉朝行用极广。各地区方音不同，有统一的文字，方音便成次要的困难。经大规模的移民，也减轻了方音的局限性。

　　 \pnb0划定共同的地域

　　秦朝疆域东至海，南至五岭（大庾、骑田、都庞、萌诸、越城）。自西北临洮（甘肃岷县）起，大体循秦、赵、燕旧长城至东北辽东止，筑长城万余里，防匈奴等游牧族内侵。这是当时确定了的中国疆域，疆域内的居民基本上是汉族。秦以后的中国就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向外扩展。

　　 \pnb0促进共同的经济生活——“车同轨”

　　秦始皇在经济上作了如下的措施，意义极为重大。修驰道——以秦京咸阳为中心，全国修筑驰道（行车大踏）。驰道宽五十步（六尺为步），用铁椎筑土坚实。驰道中央宽三丈，是皇帝独用的专路，种松树标明路线。专路两旁人民得自由行走。驰道的修成，对陆路交通有很大的便利。

　　通水路——战国时期各国筑堤防，阻塞水道。秦始皇决通堤防，疏浚鸿沟（河南汴河，今湮）作为水路中心，通济、汝、淮、泗等水。在吴、楚、齐、蜀等地，也大兴水利工程，行船和灌溉。特别是史禄凿渠，表现出伟大的创造力。前二一四年，秦始皇发大军五十万人经略岭南，令史禄通运粮水道。天才的水利工程师史禄在湘江上游江中筑石堤（广西兴安县城东南约三里处）。堤形象犁头，分湘江为南北两渠。北渠向北流通湘江。南渠经过兴安县城，向西流与桂江上游大溶江合流。南渠所经都是高地，史禄用人工开凿渠道，长六十里。渠中设若干个斗门，南北来往船只可以逐斗上进和下降。载重大船自湘江上溯，通过北渠，进入南渠，安然过山，运输上大省人力。这是开发岭南的重要航路，汉、唐、宋、明相继修筑，航路和农田灌溉愈益完善，史禄创始的功绩是不可淹没的。二千年前有这种灵巧的工程，号称灵渠，确是名实相符。秦始皇曾令方士徐市（市即敝的本字，《后汉书·东夷传》作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航海求三神山。足见当时航海术不仅沿海岸南北往来，并已能大规模远航大海中。海上内河与陆上驰道，构成相当发达的交通网，大有助于经济闭塞状态的破坏。

　　去险阻——战国时各国利用险要地形筑城郭，齐、韩、楚、魏交界处又有长城巨堑，分裂疆上，阻碍交通。秦统一后，国内长城巨堑以及城郭要塞，一并平毁，减少了割据称雄的凭借。

　　划一币制器具——秦始皇按秦国制度统一全国度量衡。前二二一年，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书，凡制造度量衡器，都得刻上这个四十字的诏书，陶制量器不能刻字，用刻了字的十个木戳，印在陶量上连成一篇诏书。隋时掘得秦始皇时秤权，有丞相隗状（隗音葵kuí）王绾（音碗wǎn）二人列名，想见度量衡器由官府遵照诏书负责监制，不许民间私造。战国时各国车轨宽狄不同，秦规定车宽六尺，一车可通行全国。战国时币制紊乱，秦规定货币为两等：黄金称上币，重一镒（二十两）；铜钱称下币，重半两。战国时田亩大小不同，秦规定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后世一直沿用秦亩制不改。

　　大移民——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徒天下豪富十二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这些豪富都是领主残余和富商大贾，在本地兼并土地，放高利贷，迫贫民为奴隶，霸一乡一县甚至一郡，妨碍统一。豪富被迁徙到新地区，失去旧有威势，经营土地，只能成为地主，经营工商业，也得从头做起，留在本地的田地住宅，分散到别人手中，贫民可能获得暂时的喘息。将军蒙恬（音田tián）率大军三十万人击走匈奴，取河南地（河套及甘肃省黄河以南），筑四十四个县城（《史记》作三十四县，《汉书》作四十四县），徙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带到游牧地区，变牧地为耕地，扩大了北方边境。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五十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开始成为中国的领土。秦朝大移民，在传播文化、发展生产上，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确定土地个人私有制度——东周后半期开始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度，经长期斗争，至前二一六年（秦始皇三十一年），“令黔首（民）自实田”，土地个人私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这是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以后五年颁布的法令，在这个法令下，地主和有田农民自动陈报所有土地实数，按定制缴纳赋税，取得土地所有权。秦自商秧以来，崇本抑末，所谓末业是指民间小工商。后来小手工业被提升为本业，李斯称百姓成家立业，该致力农工。只有小商贾是末业，受到法律的抑制。秦摇役法，首先征发有罪吏、赘婿及贾人。所谓赘婿，一说男子赘入妇家，一说贫民典身给富人，过期不赎，没为奴隶称赘婿。如第一说，是惩罚男子怠情不自立门户，如第二说，是阻止奴隶人数的增加，都含有积极的意义。其次征发曾为商贾的人，再其次征发祖父母或父母曾为商贾的人。此外富强人也得先服谣役，称为闾右（富强人家住在里的右边），最后才征发贫弱人家，叫做发闾左。秦始皇初得天下时，大体上行用此法，所以屡兴大工起大军，还能相对的保持国本，《琅琊刻石辞》说“上（重）农除末，黔首是富”，《碣石刻石辞》又说“男乐其畴（田亩），女修其业（纺织）”。农民一般都拥有一小块私有的土地，虽然“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在统治者看来，算是“黔首是富”，在农民看来，比战国时也算是“黔首安宁”了。

　　 \pnb0促进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行同伦”

　　在汉族文化地区，代表人们共同心理状态的，主要是适应家族制度的孔孟正统派儒家学说。秦始皇据儒家支派阴阳五行家说，自以为得水德，以十月（亥月，亥属水）朔为岁首。衣服族旗都以黑色为贵。纪数用六（阴数），如六尺为一步，驾车用六马，车宽六尺，符长六寸，冠高六寸。庶民用黑布包头，称为黔首。号黄河为德水。这些与儒家改制度的学说是可以相容的。崇尚法律（水德），不崇尚正统儒学所讲的仁恩，这与儒家荀子学派也是可以相容的（荀子学说还是着重在王道礼义，但因强调礼的作用，韩非、李斯等人重礼变为重法，荀子学派中除了传经之儒仍保持儒家面目，其余则与法家学派合流）。灭六国后，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出巡郡县凡五次，目的在“以示强威，服海内”，并宣示统一四海的功德。前二二○年，第一次巡陇西、北地二郡，登鸡头山（宁夏泾源县西，相传黄帝曾登此山），向匈奴表示秦皇帝的威力。前二一九年，第二次东巡上邹峄山 （在山东邹县）刻石，又上泰山刻石，又登之罘山（罘音浮fū在山东烟台市北）刻石，又登琅琊台（在山东诸城县）刻石。东周时越王勾践灭吴，迁都琅琊，筑高台盟诸侯，尊奉周天于。秦始皇留居琅琊台三月，徒黔首三万户居台下。他这样做，是要表扬勾践尊周，鼓励南方越人内向。又南巡想到衡山，舟行至湘山（湖南岳阳县西南）遭大风，秦始皇怒，使刑徒三千人斫树成光山，向湘神表示皇帝的威力。前二一八年，第三次东巡登之罘刻石。前二一五年，第四次东巡至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刻石。前二一○年，第五次南巡至九疑山（在湖南宁远县），浮长江东下，至会稽山（在浙江绍兴县）刻石，祭大禹。相传越俗自勾践时起，男女间关系不严，《会稽刻石辞》特别着重在“禁止淫淡”，宣告用严刑（杀奸夫无罪）来矫正，使不异于中原风俗。秦始皇为“黔首改化，远逸（近）同度（法度）”，五次出巡，与颁布统一的各种制度、订定文字、大规模移民、经济上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在荀派儒学和法家刑名之学的思想基础上，促进了全国范围内“行同伦”的巨大任务。不过，荀派儒学特别是法家刑名之学与孔孟正统派儒家学说距离甚远，等到强暴统治失势的时候，荀学和刑名之学不得不逐渐让位于正统儒学。

　　秦始皇所作上述事业，都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形成，因之他也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又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加上他的继承人秦二世无比昏暴，使秦朝成为短促的朝代。

　　秦始皇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做完一切要做的事，好让子孙世守，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所谓“常职既定，后嗣循业”，就是他的唯一愿望。他知道死到底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造大坟墓；他又希望或者可以不死，因而召集方士求神仙，浪费大量财物（如徐市航海求药，又刻石鲸长二百丈），寻求长生不死的奇药。方士妖妄，劝他隐藏，不让臣下知道住处。多造宫室，建筑长城（方士奏图书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发大军击匈奴，并筑长城），大都是受方士的欺骗。他的宫室和坟墓，规模宏大，空前未有，与长城同为当时劳动人民创造力表现在土木工程方面的奇迹。

　　造宫室——秦始皇灭六国，图绘各国宫室，在咸阳北照样建筑，共有宫室一百四十五处，藏美女一万人以上。他还以为小，在长安西南造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庭中可以坐一万人，殿中可以建立五丈高的大旗。宫前立十二个铜人，重各二十四万斤，这是初并天下时，收集民间兵器，销毁改铸的。又用磁石作大门，防有人藏铁兵器入宫。征发所谓罪人七十余万人，分工营造，北山的石料，楚蜀的木材，都运输到关中。计关中共有宫室三百所，关外四百余所。这样巨大的工程还没有完毕，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继续兴修。后来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息，阿房宫全部焚毁。

　　造坟墓——秦始皇初即位，就在骊山造自己的坟墓。并六国后，征发所谓罪人七十余万人到骊山服役。坟墓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余，掘地极深，灌入铜液。坟墓中有宫殿及百官位次，珠玉珍宝，不可计数。用水银造江河大海，机械转动，水银流注。又用人鱼膏（据说是一种四脚鱼，生东海中）做烛，在墓中燃烧。令工匠特制弓弩，有人穿坟入内，弓弩自动放射。秦始皇尸体入墓，没有生子的宫女，全数殉葬。不待工匠出来，封闭墓门，工匠都被活埋在里面。

　　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虽然形式上不发闾左，但刑法苛暴，很多农民被称为罪人去服各种劳役，实际上等于部分的发闾左。秦始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

　　秦孝公用商鞅治秦国，此后秦政治是法家学说指导下的政治，国王极端专制，刑罚极端残酷，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符其实的。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韩非学说，商鞅加韩非，秦政治残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时，曾起着富国强兵摧毁领主势力的作用，但到秦二世时，法家政治只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强盛的学说转成为促秦灭亡的学说了。李斯劝秦二世《行督责书》，正是法家学说自然的产物。李斯说，“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这种阴惨刻毒的民贼独夫思想，与孔盂正统派的仁义学说恰恰处于对立的地位。秦统一后，正统派儒家连同阴阳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定的势力，比起李斯为代表的荀派儒学和法家学派来，自然是劣势，但正统派儒家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荀子学派法家学派与孔盂正统派儒学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中央集权（地主政治）与分封诸侯（领主政治）的争论上，终于爆发了焚书坑儒的大破裂。前二二一年，初并天下，以丞相王缩为首的群臣，都主张在离秦较远的燕齐楚等地分封皇子为王，独廷尉李斯反对分封。秦始皇从李斯议，确定行施郡县制度。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齐人淳于越倡议，主张学古法，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丞相李斯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建议禁私学。办法是除了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烧毁。下今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只有医药、卜箍、农作书不禁。民间求学以吏为师。秦始皇从李斯议，实行了焚书法令。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太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个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极端尖锐。李斯主张中央集权，是适合时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学派（与韩非派法家合流）却是一种极端压制人民的政治思想。王绾、淳于越主张分封诸侯，是违反时宜的，他们所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统派（包括阴阳五行家与神仙家）却是讲仁义的政治思想。政治上学派上的斗争一直发展到大惨杀，把孟子学派的儒生大体杀尽（东汉赵岐说），李斯算是取得了胜利。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也不能消灭学派上的分歧，而且还促成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实行李斯的主张，皇位的当然继承人长子扶苏，替孔孟派儒生说话，秦始皇发怒，使扶苏到上郡（在陕西绥德县）监蒙恬军。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在路上病死。李斯怕扶苏继位，自己不得宠信，与韩非派法家宦官赵高用阴谋抑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伪造遗诏杀扶苏、蒙恬。不久，胡亥赵高又杀李斯。秦失去颇得民心的扶苏与拥有威望的大将蒙恬、丞相李斯，政权落在胡亥、赵高手中。胡亥厉行督责，昏暴无比，是完全的独夫，秦崩溃的条件全部成熟了。

　　秦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山东诸国看作文化落后的国家，事实上秦在文化方面也有些大的创造。自禹铸九鼎的传说开始，国和家的大事，都在金属器物上铸字，秦国发明刻石，比铸金版、铜鼎、铁鼎之类要方便得多。唐初在今陕西凤翔县发现十个石鼓，每个石鼓上刻着一篇有韵的诗。考古学者根据甘肃出土《秦公殷》上的字体，断定石鼓是秦器。造器时间推定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与造石鼓同时，还有北宋时出土的秦《诅楚文》三石。秦始皇出巡，在重要地方刻石凡七次。东汉以下，石碑盛行，追溯远源，出于秦国。刻石要有钢刀，刻石鼓用什么刀，也是值得注意的。秦始皇划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者马衡说“这实在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己发明，未能广泛应用”。又说：秦穆公时的《秦公殷》，铭文共一百字，也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在公元前六、七世纪，秦国已有刻石和活字，说它比山东诸国文化落后，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

第二节 农民大起义与楚汉战争

　　战国时期，秦是地主统治的国家，山东六国是领主与地主共同统治的国家。到了秦朝，全中国统一，在秦始皇强烈统治下，社会各阶级发生了如下的新变化。

　　 一 统治阶级

　　地主——前二二一年，“徙天下豪富于成阳”，严重地打击了大地主大工商和领主残余。前二一六年“令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地主和有地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当年，赐黔首每里六石米两只羊，庆贺黔首的“实田”，想见当时很多人获得土地，其中一部分自然是中小地主。《庄子·杂篇·让王篇》说：孔子劝颜回做官。颜回不愿意，说：“我有郭外田五十亩，够吃的了，有郭内田十亩，够穿的了，我弹琴读书，够快乐了，我不愿意做官”。《杂篇》是道家后学所伪托，所谓颜回的生活，实际是说战国秦汉时小地主的生活，除去道家给加上的“知足不辱”思想，他们生活确是够快乐的。中等地主当然要更好些。中小地主可以做郡县吏和乡官，在政治上是拥护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小地主是秦朝政权的主要支持者。

　　官僚——士的利益在于做官食禄。得禄多的叫做官，得禄少的叫做吏，不得禄的叫做未仕的士。广大士群是官僚的源泉，仕途正常，官僚机构便强固有力；反之，便衰弱以至于崩坏。士为了寻求出路，可以拥护中央集权，也可以主张割据分裂，有时也可以赞助农民起义推倒旧统治者。战国时士出路极宽，对统治者的危害不显。秦统一后，官吏为数有限，一部分官僚又是秦国的武夫功臣，士的出途骤然变小。秦始皇召集学士方士，使议论政事，炼药求仙，博士多至七十人，占星多至三百人，但并不能满足士的要求。春秋以来“臣一主二”（国君多），“何所（处）无君”，士可以游历各国求仕。秦统一后，臣一主一，大不合于士的习惯。群臣儒生屡议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其中也含有保存旧习，扩大仕路的意义。秦始皇、李斯最后采用焚书坑儒的野蛮方法，广大士群绝望，转到反对方面，皇帝和官僚变成孤立寡助的少数人。屠杀儒生后一年，东郡（治濮阳，河南濮阳县）地方天空落下陨石，有人在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陈胜起义，孔子八世孙孔鲋从军反秦，这说明屠杀士人只是加速秦朝的溃灭。

　　领主残余——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其中一部分是六国旧贵族。他们虽然受打击，但并不因此被消灭。六国旧贵族，如楚怀王的孙儿心逃匿民间，为人牧羊；楚将项梁与项籍逃避在吴中。又如齐国有王族田假、田儋等人，魏国有公子魏咎，韩国有五世为韩相的张良，这些人都是名族强宗，拥有徒党，等待时机发动变乱。

　　大商贾——秦压迫小商贾，对大商贾如乌氏倮、寡妇清却优礼备至，这说明大商贾是统治阶级的一个部分。

　　二 被统治阶级

　　农民——作为国家主体的农民，受尽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痛苦，迫切需要和平与统一。秦始皇刻石文，与秦群臣颂功德，总是说“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这一类言辞，多少反映出广大农民的共同意志。贾谊《过秦论》也说：秦始皇时，“民莫不虚心而仰上”。足见农民厌恶战争，对中央集权的秦朝表示真实的拥护。由于秦始皇过度使用民力，特别是秦二世，征发闾左贫弱人大修阿房宫，徭役更苦，赋税更重（据汉人说，征收田租，三分取二），农民除了起义，再也看不见有其他生路。前二○九年，即秦二世元年，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秦以前，各诸候国政治情况不同，农民所受压迫也有较宽较重的不同，农民不可能同时起义。又诸侯并列，互相援助或监视，一国农民起义夺政权，别国君主绝对不允许。自从统一以后，朝廷行暴政，全国农民同时受害，一朝时机成熟，便同时并起。秦汉以下整个封建时代，推倒腐朽皇朝的，总是农民大起义；大起义胜利后，总是出现盛大的新皇朝；起义失败后，总是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消灭割据局面，重归统一的总是一个较强的割据者或乘机侵入的外族，而推倒腐朽了的统一皇朝和外族统治的又总是农民大起义。归根说来，保持全国统一，扫除腐朽皇朝，驱逐外族统治，推动社会逐步前进的根本力量，总是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

　　小工商——秦认农与小手工业是黔首本业，认小商贾是末业（包括各种不生产的人）。小商贾一般缺乏反抗性，因为秦对他们压迫较重，所以刘邦起义军中，不少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刘邦攻秦峣关（陕西蓝田县东南），峣关守将是屠户出身，刘邦给他一些贿赂便投降了。大概小商贾积有军功，可以做官，但终究是极少数。

　　奴隶——私家奴隶的儿子（“人奴产子”），同罪人一样，朝廷征发役夫，首先要征发他们。陈胜起兵攻秦，秦二世免除骊山役夫中罪徒的罪和人奴产子的奴隶身分，组成军队，击败陈胜军，可以推想人奴产子有不小的数量。奴隶也是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剥削的一种对象，需要给予一些保护，因此，奴隶主要杀死奴婢，必须告官得到允许。汉有大量官奴婢，主要是工奴，汉承秦制，秦朝官府手工业，无疑也使用官奴婢。

　　小工商与奴隶，都不能和农民比重要性，因为农民是主要生产者，小手工业、工奴的生产比起来是微小的。秦二世无忌惮地迫害农民，强大的秦朝，就在农民的锄、櫌（打土块的椎）、棘矜（枣木棍）下被打倒了。

　　秦二世夺得帝位后，杀长兄扶苏及公子公主二十二人（秦始皇子女）。又杀世将蒙恬、蒙毅。丞相李斯，曾是得秦始皇信任的大臣谋士，也被秦二世、赵高杀死了。秦二世以为从此可以穷奢极欲享乐一辈子。赵高以为从此可以谋杀秦二世，篡夺帝位。中央集权的秦朝廷，实际只剩下秦二世和赵高两个独夫。前二○九年，秦二世元年，阳城（河南登封县）人陈胜、阳夏（河南太康县）人吴广率领被征发的闾左九百人在大泽乡（在安徽宿县）起义，冒用公子扶苏、楚将项燕名义，号召人民反秦。陈胜出身“佣耕”（“佣，卖力也”），是给地主耕田的雇农。他的社会地位很低，没有什么声名，也没有什么政治军事上的才能，可是他一起义，很快就有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兵数万人。夺得陈（河南淮阳县）城后，陈胜自立为王，国号楚。派人四出略地，各郡县豪强和民众杀秦官，聚众响应，公认他是起义首领，连孔鲋（孔子八世嫡孙）也来投奔，做个博士官。

　　在陈胜号召下，旧六国境内广泛地发生了两种反秦武装。第一种是陈胜领导的农民武装，第二种是领主残余领导的割据武装。据赵地称王的武臣，据齐地称王的田儋，据燕地称王的韩广，据魏地称王的魏咎，据楚地称王的景驹，据韩地称王的韩成，都属第二种。还有很多聚众割地或企图割地的所谓豪杰（无赖、土霸），也属第二种。这一种人纷纷起兵，在削弱秦的势力上是有作用的。他们一般有些军事经验，应该成为反秦的有力武装，可是他们的目的，在于掠夺土地，独立称王，谁也不想出力攻秦。这些人彼此互杀，上下相害，忽起忽仆，造成混乱局面，到后来，多被秦将章邯击败或杀死，但割据行为并不停止。

　　陈胜自己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缺乏军事知识，将领中只有一个周章，曾当过项燕军“视日”（推算时辰吉凶），算是最知兵法的人。陈胜给周章将军印，率兵西攻秦。周章沿路收兵得车一千乘，兵数十万，号称百万，攻入函谷关，至戏水（陕西临潼县境）驻军。秦二世大惊，令将军章邯率罪徒和人奴产子击周章，周章军大败逃出关。章邯追击，周章军沿路对抗，在渑池（河南渑池县）又大败。周章自杀，起义军失主将不能再战。吴广骄傲无能，被部将田臧杀死。田臧率军迎击章邯军大败。章邯各个击破起义军，陈胜部将多战死。前二○八年，陈胜败走，御者庄贾杀陈胜降秦。陈胜自首事到败死，只有六个月。兴起那样勃然，因为他的行动切合当时社会的需要；败死又那样骤然，因为他有不可避免的两个弱点和一个可避免而不避免的弱点。（一）农民起义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锻炼成坚强的军队，陈胜却过早地遇到了秦章邯军。（二）领主残余分子如武臣之类，借陈胜名义纷纷割据，不肯援助。还有一个是可以避免的，但陈胜严重地暴露了这个弱点。那就是陈胜称王后，骄傲自满，故乡穷朋友听说他做了王，特地来看他，谈些贫贱时的故事，陈胜嫌丢脸，把客人斩首，吓得穷朋友都逃走。他的妻父来看他，也傲慢没有礼貌，妻父大怒回去。他对部下任意杀戮，想提高自己的威权，闹得众叛亲离，没有人敢亲近他。吴广也是骄傲无知，被部将杀死。“骄必败”，陈胜吴广恰恰做了这一真理的实证。不过，陈胜吴广虽然失败，反秦的浪潮却被他们激动起来了，这个浪潮，终于冲毁了秦朝的统治。

　　陈胜败后，出现代表农民但主要代表领主残余势力的项籍军和代表农民起义的刘邦军，他们一致反秦，最后胜利属于刘邦军。

　　楚名将项燕的儿子项梁听说陈胜反秦，同他的侄子项籍杀秦会稽郡（治吴，江苏吴县）守，在吴起事，有精兵八千人。项梁从谋士范增的计策，立楚怀王孙心做楚王，仍号楚怀王，自己引兵到定陶（山东定陶县）。项梁几次战胜，便骄做起来，看不起秦军。章邯集中兵力，大破楚军，杀项梁。章邯战胜项梁，也骄傲起来，看不起楚军，率大军渡河攻赵，围钜鹿（河北平乡县）。前二○七年，项籍救钜鹿，遇秦军大战九次，楚军拼死战斗，一个人抵得十个人，呼杀声震动天地。当时各国救赵兵有十余军，筑堡垒不敢出战，将士立壁上看楚兵击秦，吓得心惊魄动，面无人色，项籍已大破秦军，各国兵都隶属在他的麾下，号称“诸侯上将军”。楚兵继续进攻，章邯率全军投降。起初山东人民到关中服徭役，被秦官吏虐待，这时候对秦降兵报复旧怨，激起秦兵的愤恨。项籍引兵攻秦，怕降兵入关叛变，在新安（河南绳池县）城南坑杀秦兵二十余万人。秦主力军完全消灭。钜鹿大战是决定秦亡汉兴的关键。没有这一次大胜，农民起义要受大挫折，但大量惨杀秦兵，关中秦民恨项籍残暴，更坚决拥护刘邦，惟恐项籍得势。项籍军事上大胜，政治上大败了。

　　沛（江苏沛县）人刘邦是个中农，自己当亭长，妻吕雉带子女在家种地。陈胜起事，各地响应，刘邦聚众数十人，杀秦沛县令。沛县吏萧何、曹参等椎刘邦为沛公，征发沛子弟，得兵三千人。项梁引兵到薛（山东滕县境），刘邦率众投项梁。项梁给刘邦兵五千人，小将十人，与项籍同为项梁部下的主力军。项梁战屡胜，轻视秦军，被章邯杀死、章邯战胜后，轻视楚军，引兵北击赵，被项籍战败。楚怀王曾与诸将定约，谁先灭秦，谁就做关中王。前二○七年，楚怀王令项籍救赵，令刘邦攻秦，意思就是要刘邦做关中王。前二○六年，刘邦自武关入秦。此时秦二世被赵高杀死，秦王子婴又杀死赵高。刘邦用谋士张良计，破晓关，进攻咸阳。子婴出城来投降。刘邦入咸阳，申明军纪，废除秦严刑苛政，与秦民约法三章（犯杀人罪处死刑，伤人及盗贼按轻重治罪）。秦民大喜，惟恐刘邦不做关中王。项籍大破章邯军，引大兵四十万入关，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项籍自以为已定天下，驱逐楚怀王，自号西楚霸王，有地九郡，建都彭城（江苏徐州市）。其余土地都封给诸侯王凡十余人。刘邦被封为汉王，都南郑（陕西南郑县）。三分关中，封章邯等三个降将为王，堵塞刘邦回关中的道路。项籍掳掠秦宫妇女宝物东归彭城，令诸侯王解故军队，各到封地，享受富贵。很多得封的和不得封的领主残余分子认为封得不公平，纷纷动兵互斗，反对项籍这个措施。齐、赵、燕、魏、韩等地出现新的混乱局面。

　　刘邦乘项籍被牵制在混乱局面里，出兵攻章邯等三个王。秦民恨这三人，痛入骨髓，助刘邦消灭他们，统一关中。刘邦得秦民拥护，又联合诸侯王，与项籍苦战四、五年，屡败屡起。前二○二年，垓下（在河南鹿邑县境。一说在安徽灵壁县，按当时军事形势，应以在鹿邑县境为是）决战，项籍败死。刘邦立为皇帝，统一中国，开创历史上著名的汉朝。

　　项籍大封诸侯王，把统一的中国倒退到割据分裂的旧时代里去，这是完全违反历史前进的反动措施。农民起义反秦，得不到田宅就被遣散了，这又是完全违反广大农民愿望的反动措施。项籍残暴无比，凶恶超过秦二世，不仅秦民痛恨，关东一般民众也痛恨。他从垓下逃到阴陵（安徽定远县西北），向一个农夫问路，农夫故意指导他走错道路，因而被汉兵追及。这是人民厌弃他的明证。领主残余分子都有极大的野心，受封的人不满意已得的封地，不得封的人当然更不满意。项籍为广大农民所痛恨，又为领主残余分子所反对，兵力虽强，决不能逃避战败自杀的末路。他的败死，是领主残余势力的一个大挫折，也是农民阶级要求国家统一的一个大胜利。

　　刘邦出身农民，懂得农民阶级的疾苦，又身为亭长，懂得地主阶级的统治方法。开始起义，便得沛县，以萧何、曹参为首的全部县吏，成为起义军的领导骨干。此后逐步扩大，直到建立朝廷，最基本的人物还是沛县吏。

　　项籍兵力和声威比刘邦强大得多，刘项间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刘邦屡战屡败，身受重伤十二次，最后垓下一战，取得全胜。推究刘项胜败的原因，主要由于刘邦的拥护者是广大农民特别是旧秦国农民，项籍的拥护者只是些野心的领主残余分子。两人所依靠的力量不同，因之后果也不同。刘邦有关中作根据地，萧何替他留守，输送兵卒粮响，战败后常得补充，有时甚至十几岁的幼童，六十岁的老人也被补充上战场，秦民并不怨恨。项籍战败，不敢回彭城，也不敢渡江回会稽，因为他知道没有民心可靠的根据地。此外，项籍轻易封诸侯王，受封的六国旧贵族忙于维持自己的地位，无力助战，许多贫寒出身的野心家，分不到封地，心怀不乎。刘邦用张良的计策，不轻易封诸侯王，使这些人有受封希望，出力助攻项籍。重要的谋士良将，大都在项籍那边失意，跑到刘邦这边来。项籍取胜全凭自己的勇力，不会用人，更轻视贫寒出身的人。刘邦善于用人，如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樊哈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流氓，彭越是强盗，都被恰当地使用，各尽其所长。项籍是个勇夫。刘邦不仅自己多智谋，而且能用别人的智谋。例如韩信夺得齐地，派人见刘邦，请封自己做假齐王。刘邦大骂道，我被项籍围困，日夜望你来援救，原来想自立为王。谋士张良、陈平知道这时候不该得罪韩信，暗中踢刘邦的脚，刘邦觉悟，改口大骂道，大丈夫立功做真王就是了，做假的干什么。即时派张良去封韩信为齐王。一次他在阵上大骂项籍，被项籍射中胸口，不能直立，曲身摸脚，说，恶奴射伤我的脚趾。兵士不知道他受重伤，没有溃散。他是这样机智的人，和项籍斗智不斗力，匹夫之勇的项籍，当然不是刘邦的敌手。

简短的结论

　　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得安定？孟子答：统一才能安定，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荀子也主张天下为郡县，四海成一家。儒家的政治理想，反映出战国时期人民厌恶战争，要求统一的愿望。秦国的政治比山东六国都进步，兵力也较强，所以秦国能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任务。

　　秦朝结束了西周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把全国划分为郡县，郡守县令都由朝廷任免，中央对地方有很大的控制权。定疆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中国开始成为伟大的统一国家。

　　秦始皇过度使用民力，虽然很多措施有利于统一，但人民也确实疲惫不堪了。秦二世昏暴无比，征发到闾左，农民被迫大起义，迅速地推倒了秦朝的统治。

　　当时三个起义首领，陈胜缺乏政治军事经验，虽然失败了，号召反秦的功绩是巨大的。项籍矩鹿一战，摧毁秦主力军，对农民起义是一个大贡献。但是，他代表领主残余势力，要把社会倒退到秦以前的旧时代去，阻挠历史前进的趋势，他只能成为一撅不振的可怜虫。农民起义的果实自然要落到本身地主阶级化但也代表农民部分利益的刘邦手中。汉朝的建立，使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得以巩固起来，农民阶级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这是第一次显著的表现。

　　秦朝是短促的朝代，但又是极重要的朝代。秦始皇是暴虐的皇帝，但又是对历史有巨大贡献的皇帝。秦是文化的摧残者，但在某些方面又是先进者。

第二章 国家统一巩固后对外扩展时期——西汉

——前二○六年——二三年

第一节 西汉政治概状

　　前二○二年，汉高帝刘邦战胜项籍，受诸侯王推戴，做了皇帝，国号汉，都长安（陕西西安市西北），习惯上称为前汉或西汉。

　　汉高帝被推戴做皇帝的时候，汉朝廷直接统治的领土仅十五郡，其余土地都封给诸侯王，几乎恢复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不这样做，不能换得这些人的助攻项籍，不能换得这些人对汉皇帝名义的承认，也就不能换得统一与和平。

　　有非凡的政治才能的汉高帝，在位七年，做着一件大事，那就是为与民休息准备各种条件。为了与民休息，汉高帝作出下列诸措施：建立制度——萧何定津令，韩信定军法，张苍定历法及度量衡程式，叔孙通定礼仪，汉朝制度很快建立起来，秦制度基本上变成汉制度。萧何做相国，提倡俭朴，处理政事，完全按照律令。民间歌颂他说，“萧何为法，较（明）若画一”。秦项大乱以后，人民饱受战祸，穷苦已极，得在一定的律令下生活，自然感到宁静，人人自安，难动摇了。

　　招集官僚——汉高帝征召天下“贤士大夫”到京师，分派大小官职，给与田宅。士人有官做，既充实了官僚机构，也免得失意谋乱。当时皇帝还配备不起四匹纯一色的马来驾车，有些将相大臣坐牛车，这种简陋的生活，使一班得官得田宅的士人，满意于自己的所得，不敢象秦官吏那样贪虐。官吏少作一些恶，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压抑商贾——秦时摇役繁兴，商贾乘被征发人困急，重利盘剥，夺取田宅子女。被征发人前有服役死亡的危苦，后有商贾索债的压迫，陈胜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这是汉高帝亲自看到的。战争期间，商贾操纵物价，任意踊腾（上涨），米一石贵至五千钱或一万钱，马一匹贵至一百金，人相食，饿死无数。商贾祸不比战祸轻多少，这又是汉高帝亲自看到的。他即帝位以后，令商贾不得着丝织衣服，不得携带兵器自卫，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官吏，商贾买饥民子女为奴婢，无偿释免，算赋比常人加倍。这种含有报复性的法令，使富商大贾受到惩罚。叛将陈稀军中，将官都是旧商贾，足见有些商贾破产，挺而走险。商贾受罚，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对匈奴和亲——秦汉间匈奴冒顿（音墨毒mòdǘ）单于（单音蝉chán）强盛，侵入汉朝边地，最近处离汉都长安仅七百里。前二○○年，汉高帝亲将大军三十二万人到平城（山西大同县东），准备击匈奴。冒顿率骑兵四十万人围困平城七日，汉兵不战退回。自此匈奴更加强盛，经常入寇，破坏汉边境。汉无力反击，只好用和亲策，求暂时的安宁。和亲就是对匈奴忍辱退让，但在当时却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与上述诸措施同时，汉高帝又致力于战争的善后措施，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满意。

　　功臣——从汉高帝起兵的功臣如曹参、周勃等人，没有一个是猛将，也没有一个敢于显出大野心。汉高帝封这些文武功臣一百四十三人为侯，大侯食一万户，小侯食五、六百户。侯国民事由朝廷派官吏管理，侯不得干与。侯是大地主不是领主，西汉前期，他们是朝廷的有力支持者。

　　从军吏卒——按功劳大小，从军久暂，规定各种待遇：第七级爵公大夫以上食邑，第六级爵官大夫以下有加赐爵一级、世世复（世世免徭役）、复终身、复十二年、复六年、免户赋等优待，又有向地方官吏领取田宅及应用器物的权利。食邑的吏卒显然转化为地主，免役的吏卒得到田宅，也有可能转化为地主。

　　普通民众——劝告流亡民众归还故乡，领取原有田宅。定田租（征收实物菽与粟）每年十五税一。庶民生育子女，免谣役两年。战争中土地大量荒废，农民在轻税下，可以按人力多少开辟荒地。

　　奴婢——陈胜起义军中有吕臣率领的苍头军。秦时呼奴隶为苍头，苍头军显然是奴隶起义军。陈胜败后，吕臣归附项梁，做楚国司徒，这说明苍头军是一支有力的军队。苍头军教训了奴隶主，汉高帝即位，便下令：凡庶民因饥饿穷困卖身为奴婢者一律释免，恢复庶民身分。前一九二年（汉惠帝三年）征发王国侯国徒隶二万人筑长安城。徒是罪人，隶是奴隶，想见释放奴隶后，奴隶数量确已减少。

　　医治战争创伤，归根只是减轻一些租税与徭役。农民起义，付出大量生命财物，才取得统治阶级的这些让步，代价是很高的。但是，不付出这个代价，农民便活不下去。只有用高价换得了这些让步，社会生产才能缓慢地恢复并发展起来。

　　在封建社会里，领主割据势力常是大乱的一个发动者。特别是汉初，割据势力比中央集权的力量大。汉高帝把割据势力削弱了，这是他政治上的大成功。

　　消灭异姓王——汉高帝垓下战胜，主要依靠韩信、彭越、英布三个猛将的会师。项籍死后，当时据地称王的人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韩国贵族）、长沙王吴芮（音锐ruì）、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闽越王无诸（越王勾践后裔）、南粤王赵佗。这些异姓王除了吴芮、无诸、赵伦三人在本国内起着保境安民的作用，其余都是统一的障碍。汉高帝采用各种方式，数年间把障碍各个消灭。楚王韩信被废后叫冤说：“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韩信这一类野心家自以为有大功。应当割地称王，但从人民要求统一的观点看来，不消灭这些割据者，即使希望战祸暂停也是不可能的。汉高帝杀功臣，客观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因为人民迫切需要休息。

　　分封同姓王——新起的汉朝廷，实力不能通达到全国，有必要分封诸王。汉高帝一面消灭异姓王，一面陆续封儿子刘肥为齐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友为淮阳王，又封弟刘交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这些王国的重要官吏是汉朝廷派遣去的，法令也是汉朝廷制定的，诸王多是幼童，在封地内权力远不如异姓王那样大，汉朝廷因此有时间来充实自己的统治力，到一定时期消灭这些半割据的同姓王国。

　　迁徙豪强——秦始皇迁徙山东豪富到关中，企图铲除领主残余势力。秦项战乱中，证明山东豪富仍拥有强大的实力。汉高帝迁徒六国国王后裔、豪杰名家及齐国田氏、楚国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五大族共十余万人入关，给与好田宅，使在关中建立新家业。山东旧豪强被迁徙，新豪强还没有兴起的空隙间，人民获得休息的机会。

　　汉高帝在位七年，规定与民休息的政治方针，给盛大的汉朝奠定了基础。

　　在汉高帝奠定的基础上，西汉一朝发展与衰落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前一九四年——汉惠帝元年至前一四一年——汉景帝后三年，凡五十四年）汉惠帝用曹参为相国。曹参师事道家大师盖公（盖音葛gě），一切遵守萧何所定法令，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西汉前期黄老刑名之学在政治上居指导地位，秦项大乱以后，这种政治思想确是适合全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农民，更感到统治者清静无为的必要。

　　战国时期，到处是万户大邑。经秦朝残酷的剥削与八年战争的破坏，再加大饥荒，人相食，汉初万户大邑存留不过二三千户，人口可惊的减耗了。汉惠帝两次筑长安城，征发附近六百里内男女夫役，每次都只有十四万五、六千人。京师附近人口如此稀疏，其他地方可以推想。汉景帝时中原地区户口一般增加一倍至三、四倍，大体上恢复战国时人口。吴是南方大国，有县五十三。前一五四年，吴王刘濞反叛，征发全国六十二岁以下，十四岁以上男子，仅得二十余万人，平均一县约四千人，足见较远地区仍是荒凉景象。从人口恢复的迟缓看来，人民要求休息将是何等的迫切。

　　汉惠帝奖励人口增殖与土地开垦，令民女十五岁至三十岁不出嫁，分五等罚钱。又免力田人徭役终身。汉文帝是著名节俭的皇帝。他亲耕藉田，提倡农耕，兔收天下农田租税凡十二年。汉景帝即位，收民田半租。汉高帝定租率，十五税一，半租是三十税一，这确是极轻的租税。西汉在文、景两个皇帝统治下，前后三十九年，终于获致了超过战国时期的经济繁荣。

　　三十税一制，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后广大荒地逐渐被开垦出来，流亡户也逐渐回到故乡来。拥有小块耕地的农民，占农民户口中的极大多数，这是西汉前期社会繁荣的真实基础。

　　三十税一制也鼓励了商贾、地主兼并农民的积极性。商贾地主使用操纵物价，放高利贷等方法，夺取农民的田宅，夺取农民的子女和农民本身做奴隶。随着兼并的逐渐盛行，各地方都出现豪强势力。《史记·货殖传》所说的“素封”与所谓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就是割据性的大小豪强。西汉后期直到南北朝，豪强常是影响政治的一个严重力量。西汉前期开始成为两汉定制的三十税一制应是造成豪强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西汉前期对匈奴和亲，避免大战争，再加田租轻微，徭役较少，农民得到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繁荣了。但享受繁荣之果的人，不是农民而是以皇帝为首的地主和商贾。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万万，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地上，让它腐烂。朝廷有六个大马苑，养马三十万匹。民间富人家家养马，骑母马出门自觉惭愧。管里门的小卒得吃好饭肥肉。吏任职久长，往往做一辈子。有些官很少调动，世代做下去，官号竟成了姓氏。如管仓的官姓了仓，管庚的官姓了庚。上层统治者自宗室、封君、公卿、大夫以至一般官吏，奢侈安乐，不受法令限制；下层统治者民间豪强，不借官位，专凭暴力，在地方上武断乡曲，兼并土地。实行清静无为政治的结果，使整个统治阶级过着极其饶富的生活。

　　半割据的诸王国，经五、六十年休息，统治者也很富强了。吴王刘痹采铜铸钱，与汉皇帝有同样富力。前一五四年，吴、胶西、楚、赵、济南、淄川、胶东七国国王联兵反叛，汉大将周亚夫击败七国叛军，灭诸国。此后，朝廷制定更严格的制度，皇子受封为王，只是征收租税，不管政事，王国与侯国无异。七国的灭亡，结束了四周以来合法的诸侯割据制度，加强了西汉朝廷中央集权的力量，汉朝确是统一了。经济繁荣与全国统一，使统治者改变政治方针，自与民休息的前期转入用尽民力的中期。

　　中期（前一四○年——汉武帝建元元年至前四九年——汉宣帝黄龙元年，凡九十二年）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汉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本人雄材大略的特性与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主要是水利），把道家思想的无为政治，改变为以儒家学说为装饰的多欲政治。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

　　西汉前期，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矛盾，一般说，还没有发展到激化的程度，地主与商贾间矛盾也是和缓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对外不用兵。汉武帝对外连年大用兵，战争使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起来。

　　受战争影响最深重的自然是农民。汉武帝为取得大量财物，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田三十亩按一百亩征收租税，口钱二十改为二十三，七岁起算改为三岁起算（汉制，民年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纳口钱二十），贫民生子多杀死。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掠夺。董仲舒说：富人拥有大片田地，穷人连放个锥尖的地方也没有。富人霸占山林川泽，独享利益，放纵淫侈，一个邑里就有皇帝，一个里里就有公侯，小民怎能不困穷。这种邑皇帝、里公侯大小豪强是朝廷助长的，但也不利于朝廷。豪强势力的过度扩大，引起了朝廷与豪强间严重的冲突。

　　董仲舒所说的富人，其中一部分是无市籍的地主，特别是地主中的豪强。他们尽量集中土地，役使贫民，掠夺奴隶，损害了朝廷的收入和权力。汉武帝为加强统治，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派一刺史，按照六条查问郡县。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超过制度），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看来好象是惩罚豪强，保护贫弱，实际效力却极有限。汉武帝又允许非常刚强所谓“酷吏”的郡守，杀戮某些豪强及其徒党，借以抑制豪强的过度横行。酷吏之一的宁成，革官回家，发誓说，做官不到二千石，经商不到黄金一千斤，不能算作人。他租（强占）得水田一千多顷，雇（奴役）得贫民数千家，不多几年，积钱数千万。人都怕他，说，宁愿碰见母老虎，不要碰见宁成发怒。这说明除去一些例外，酷吏就是做官的豪强，豪强就是不做官的酷吏，归根都是吃农民的母老虎。

　　董仲舒所说的富人，其中一部分是有市籍（商贾）的地主，特别是商贾中的豪强。商贾剥削农民，最普遍的形式是放高利贷。还有垄断农民必需品的铸钱商和盐铁商，这些大商贾积钱往往多至黄金一万斤。商贾不仅剥削农民，有时也剥削地主，如囤积贵族或官府的需用品，使贵族或官府不得不低头，满足商贾的要求。在市上是商贾，到乡间便成地主。这和放高利贷的无市籍地主，行为上并无区别，不过地主没有市籍，可以做官吏，商贾有市籍，不得做官吏，实际上他们都是地主也都是商贾。因为商贾豪强长于经营，积累财产比地主豪强更多，对朝廷的损害，也比地主豪强为大。汉武帝用没收财产的办法，沉重地打击了商贾，使中等以上商贾多数破产。商贾从农民夺得大量奴隶、田宅和钱财，一转手便成了朝廷的收入。

　　汉武帝自前一三三年（元光二年）至前八九年（征和四年），进行长期的对外战争，巨大军费都由农民负担。农民在朝廷与富人双重剥削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进行小规模的武装反抗，但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汉武帝打击了一部分地主豪强和大部分商贾豪强，这些都是农民所痛恨的，阶级矛盾因而发生一定的弛缓状态。汉武帝在临死前三年，表示对战争的忏悔，下诏说，今天的要务在于力农。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改善的农具和技术。这样，渴望休息的广大农民，开始稳定下来，汉朝统治也就转危为安。

　　汉昭帝复行无为政治，与民休息，流亡农民逐渐回到故乡来。汉宣帝通达黄老刑名之学，整顿吏治，考核实效，农业又呈兴盛气象。前五二年（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音耶yé）单于称臣降服，对外战争停止，西汉极盛时期达到了顶点，由此转入衰亡时期。

　　后期（前四八年——汉元帝初元元年至公元八年——孺子婴初始元年，凡五十六年）经汉昭帝汉宣帝三十八年的与民休息和牛犁耕作法的继续推广，农业生产恢复并提高了，同时豪强势力也恢复并提高了。汉元帝时，中央权力开始衰弱，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力的人，盛行兼并，成为新得势的上层豪强，原来的地主豪强商贾豪强，政治上势力较弱，成为下层豪强。上下层豪强在兼并土地掠夺奴隶时，存在着矛盾，在破坏中央集权时，则是起着一致的作用。上层豪强的代表外戚王莽，用欺骗农民，打击下层豪强的方法，企图解决当时紧张已极的阶级矛盾，当然，王莽是不可能解决矛盾的。

　　西汉政治有三个时期的变化，与政治相适应的学术思想也有三个变化。前期行黄老刑名之学，符合与民休息的社会需要。中期独尊儒学，罢黜百家。所谓儒学，就是儒学为主、刑名学为辅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公羊》学的盛行，说明多欲政治代替了前期的无为政治。后期行纯儒学。所谓纯儒学，就是依据孔于所传在周天子统治下承认封建割据合法存在的原始儒家思想，其中以提倡宽柔温厚的《诗》学为最盛行。这正是中央集权衰弱豪强割据势力兴起的反映。汉宣帝教训汉元帝说：我们汉家的制度，一向杂用霸（刑名）王（儒）道，怎能学西周政治用纯儒学呢！乱我汉家制度的一定是你了。

　　纯儒学政治使上下层豪强得到兼并的便利，连汉宣帝设立的常平仓，也因儒生说是朝廷不要与民争利，被汉元帝取消了。儒生所谓民就是属于下层豪强的商贾和地主。朝廷不要与下层豪强争剥削农民的权利，就是纯儒学的政治主张。

　　鲍宣给汉哀帝上书说，当今农民有七种损丧：水灾旱灾，一损丧；朝廷横征暴敛，二损丧；官吏假公济私，贪得无厌，三损丧；豪强大姓，兼并不止，四损丧；徭役繁多，农桑失时，五损丧；主管乡里的人鸣起鼓来，农民不分男女，都得抛弃作业，赶到路上去搜捕盗贼，六损丧；盗贼掠夺农民财物，七损丧。单是七种损丧还好，更有七条死路：官吏任意打死人，一死路；刑罚苛刻，二死路；冤狱陷害无罪人，三死路；盗贼横行，四死路；报怨寻仇，互相杀害，五死路；饥饿无救，六死路；时疫流行，七死路。农民有七种损丧，又有七条死路，归根都是公、卿、守（郡守）、相（王国相）贪残成风的缘故。鲍宣这些话，丝毫也不能阻止上下层豪强的肆意兼并。土地高度集中与奴隶无限增加，不得解决，西汉灭亡就无可避免。怎样求得解决呢？汉哀帝用求天求鬼神的方法。汉成帝时方士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是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来教给他的。大意是汉家该改元变号，重新受一次天命。汉哀帝信从甘忠可的妖术，改建平二年（前五年）为太初元年，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恢复前代一切已废的神词凡七百余所，一年祭神三万七千次。这个方法失败了，王莽使用一部分豪强打击其他部分豪强的方法又失败了。最后农民大起义推倒了王莽的统治，才获得一些微小的改善。

第二节 几个重要的制度

　　中国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自秦朝开始，到西汉才巩固起来。

　　要巩固国家的统一，必需在构成封建国家的地主农民两大阶级间，在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间，求得一定限度的妥协，否则统一是不可能的。西汉取得秦朝失败的经验，创立了几个重要的制度，这些制度都有利于统一，因之汉朝的统治相对地巩固了。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是农民对统治者的态度。所谓抚，就是还能容忍的剥削；所谓虐，就是不可容忍的剥削。统治者注意这个限度，便有可能取得农民的妥协。

　　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贵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贾四种人，归根只是一个地主阶级。这四种人都含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为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割据活动，一直到统一被破坏。作为统治阶级首领的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换取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减轻对朝廷的损害。皇帝与这四种人在相互关系上，也就是在剥削农民的权利上，要规定出有效的制度来，以求得统治阶级内部的妥协，是一件困难的事，西汉朝廷到极盛时期才规定了这种制度：

　　一 分封诸王

　　汉高帝消灭完全割据的异姓王，代之以半割据的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国官制与汉朝廷无异，朝廷只派遣太傅、丞相两个大官，其余官吏由国王自己任用。当时国王多是幼童，国内军政用人大权，实际掌握在丞相手中。汉文帝时，国王部长大了，开始驱逐汉官，图谋叛变。汉景帝消灭七个叛国，改定王国制度，国王权力全部被削去。前一二七年，汉武帝行推恩法，允许国王分城邑给自己的子弟，从此大王国分成许多小王国和侯国。汉武帝又设刺史官，按六条考察政事，第一条考察豪强，其余五条考察郡守。六条外还有不成文的一条，就是考察国王，有罪状便奏闻。不法的国王因此受到惩罚。汉景帝以后，皇子可以封国称王，但不可能拥兵割据。这个分土不治民的制度，大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二 朝廷铸钱

　　战国时币制紊乱，至秦始皇时确定为黄金与铜钱两等。汉改秦制，黄金以一斤（约合今半斤）为单位（一斤也称为一金），铜钱直到汉武帝时才确定用五铣钱。在五铢钱确定以前，铜钱轻重不一，私铸钱盛行，钱法很乱。汉高帝废秦半河南陕县出土西汉五铢钱两钱，行榆荚钱，重三铢（一两二十四铢，一铢约合今二分），令民间（豪强）自铸。自前一九三年（惠帝二年）至前一一三年（汉武帝元鼎四年）间，钱法变了九次，也就是在铸钱问题上，朝廷和豪强作了九次斗争，到第九次朝廷才取得胜利。豪强役使贫民，开采铜、锡矿，用铅、铁杂入铜内，铸劣钱牟大利。《汉书·食货志》说：汉武帝时，盗铸金（伪造黄金）、钱人，罪当死者数十万；豪强率众互相斗杀，不可计数；自首免罪的人多至百余万；不敢自首的人比自首的人还要多。这个记载说明：盗铸金钱的豪强，聚数百万人对抗朝廷，是一个破坏中央集权的巨大势力。前一一三年，汉武帝销废各种铜钱，专令水衡部尉在京师铸五铣钱，通行天下。此后朝廷每年用十万人采铜铸钱，至西汉末共铸二百八十万万钱。五铣钱轻重合宜，白汉至隋七百余年，基本上行用不废。朝廷铸钱权的确立，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三 盐铁官营

　　冶铁、煮盐与铸钱三大利，朝廷收归官营以前，都被豪强大姓所专擅。一家豪强，奴役贫民往往多至千余人。战国以来，著名大商贾，多营盐铁业，在地方上都是第一等大豪强。秦时有铁官，也可能有盐官。秦朝集中一切权利，山东豪富被迁徙入关，原来的盐铁业当是由铁官盐官经营。汉高帝向豪强让步，三大利都允许民间私营，最大的盐铁商积财多至万金。如大盐商东郭咸阳、大铁商孔仅，家产也各有千金。汉武帝采用各种敛钱法，却不能从盐铁商取得一些财物。前一一九年，汉武帝摧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三个大商贾做理财官，向商贾夺取盐铁业。这是一个艰难的斗争，汉武帝用刑罚并没收器物来禁止私铸铁器和煮盐，又招歇业盐铁商做盐铁官，换取盐铁商的合作。出铁的郡国设铁官，全国有铁官四十四处（一说，五十处）。产盐地方设盐官，全国有盐官三十二处（一说，三十六处）。从此盐铁官营成为定制，朝廷增加了巨大的收入，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汉武帝确立钱、盐、铁三业官营制度，大大削弱了豪强割据势力，虽然他们还是兼并土地，敲剥农民，向割据称雄、破坏统一的方向发展，但趋势毕竟是比较缓慢了。

　　四 赋税

　　战国末年，七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至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二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有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定垦田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这些数字当然不一定准确，但二百余年来，户口垦田数在上升则是事实。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民需要和平，需要赋税轻徭役少。西汉除了汉武帝时用兵，农民流亡户口大耗损，其余年月，一般是比较和平的，行施三十税一制，田租是轻的，因此农民乐于开辟荒地，拥有一些自己的田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是赋钱与徭役是重的，因此农民创造出来的财富，通过合法和非法的形式流注到统治阶级方面去。

　　农民在扩大全国垦田的面积，同时又在失去自己的一份田宅，甚至失去自己的身体和妻子。这个农民方面失去、统治阶级方面获得的过程是由缓到快、由少到多、由不显著到显著的。失与得的关键，在于被当作调节器的朝廷，能不能起着调节的作用。西汉后期，朝廷失去了这种作用。

　　朝廷规定的赋钱和徭役，主要有下列几种：

　　口赋——民年七岁到十四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口赋钱二十。汉武帝改为三岁起出口赋，二十钱改为二十三钱。汉元帝时改三岁起为七岁起。

　　算赋——民年十五岁以上，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算赋一百二十钱，叫做一算。商贾与奴婢，每人算赋加倍。

　　更赋——更是力役的一种。男子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都得服役。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一个月，称为更卒或卒更。每人按一定次序轮流到京师服役一年，称为正卒。雇贫民代本人服役，每月出钱二千，称为践更。每人每年戍边三日，称为徭戍，不能去的人出饯三百，称为过更。照晁错（晁音潮cháo）说，农夫五口之家至少要有两人服役。照董仲舒说，农民每年平均要服役三个月。这是何等严重的负担。

　　户赋——每户每年出户赋二百钱。

　　献费——每人每年给皇帝六十三钱，称为献费。

　　农民要缴纳赋钱，必需出卖自己的生产物，首先就受到商贾的剥削。汉文帝时晁错说：农夫遇到水旱灾荒或急征暴敛，只好把家里的东西半价卖出去（值一千卖五百），没有东西，只好借加倍利息的债（借一千还二千），最后只好出卖田宅妻子来还债。晁错以为这就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破产流亡的缘故。晁错建议：令富人（无市籍的地主）输粟入官，朝廷赏给爵位，有罪可以免罪。他说，这样一来，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出路。汉文帝听从晁错的话，定卖爵、除（免）罪等法令。富人剥削农民的粟米器物，不象商贾能在市上卖出去，朝廷用爵位和免罪权利来收买粟米，出路就宽广了，从此富人凭借政治势力，可以放手掠夺。商贾钱多，富人势力大，原来在剥削上处劣势的富人，现在和商贾有了同等的机会。晁错替富人分商贾兼并的利益，形式上却是替农民叫苦。

　　农民不论从商贾或从富人得到饯，最后总得送给官府。地主有饯，缴纳租赋本不嫌重，朝廷还要给他们多种免赋免役的特权。自汉惠帝时起，优待地主的法令，略举如下：

　　优待官吏——六百石（中级官）以上官，全家人免一切徭役，只有军赋（更赋）不免。

　　优待皇帝同姓——凡诸刘全家人免一切徭役。西汉末，诸刘凡十余万人。

　　优待有爵人——第九级爵五大夫以上，本人终身免役。买五大夫爵，价值粟四千石。

　　优待武功爵——汉武帝卖武功爵，规定用金钱，不得用粟。第七级武功爵千夫相当于五大夫，本人终身免役。

　　优待下级官吏——凡下级官吏，本人终身免役。

　　优待士人——凡士人入太学读书，本人终身免役。

　　朝廷要得到统治阶级中人的支持，必须让他们分享剥削的权利，同时又要防止兼并的过度迅速。朝廷堵住了铸钱、冶铁、煮盐三条兼并的捷径，兼并者只好走比较缓慢的一条长路。因为在这条路上农民进行抵抗，即使穷困到“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还为着保存一小块耕地而坚持斗争。皇帝制定法令，帮助地主商贾向农民进攻，有时也限制或打击他们，给农民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这样做，可以延缓分裂局面的到来，有利于国家统一的维持。

　　五 尊儒立官学

　　汉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但西汉前朔，指导政治的学说是黄老刑名之学，其次是阴阳五行之学，儒学博士不为朝廷所重视。著名儒生如贾谊杂阴阳五行学，晁错杂刑名学，讲纯儒学的大儒只能做博士官。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好读老子书，《诗》博士辕固当面斥老子书是奴仆书，窦太后发怒说，那里来的罪徒书！儒家骂道家是奴仆，道家骂儒家是罪徒，儒道两大学派冲突，对政治统一是有害的。汉武帝完成了学术统一的巨大任务，把道、名、法、阴阳五行各家统一在儒家里面。

　　汉武帝采用策问（考试）的方法，凡对策公开讲黄老刑名纵横的人一概罢黜不取，独取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都给好官做。董仲舒、公孙弘讲《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中最大的儒者，公孙弘后来做丞相封侯。从此诸子百家被黜，儒学独尊，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成为最通显的儒学。

　　西汉前期，士人的仕途大抵有三条：一条是郎官，家有中等财产（财产十万钱以上，汉景帝改为四万），自备车马服装生活费，可以到京师做郎官，等候朝廷的使用。一条是在本郡做小官吏，不限财产。一条是大官府指名征召。汉武帝采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京师立学校，又令郡县推举孝廉、茂才，供朝廷选用。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士人都变成儒生了。

　　京师的学校（太学），五经博士当教官，有正式学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全国各郡保荐学生到博士处受业，待遇同博士弟子一样，名额不定。两种学生都是一年考一次，考上、中两等的给官做，考下等的黜令退学。又选通经学的小官吏做地方官府的卒史，职务是用经义装饰政事。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政治思想统一了。汉昭帝增博士弟子名额为一百人。汉宣帝增为二百人。汉元帝增为一千人。又在郡国设五经卒史，地方上开始也有学校（汉景帝时文翁已在蜀郡立地方学校）。汉成帝时大学博士弟子曾增至三千人。自从汉武帝立官学，两汉学术上只有儒家派别间的争辩，不再有儒与非儒不同学派的斗争。这是封建国家统一以后自然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但也有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贵族、官僚、地主、商贾是朝廷的支持者，同时又是破坏者。分土不治民的制度确立后，贵族不能称兵割据了。铸钱、冶铁、煮盐三大利收归官营后，豪强兼并的速度延缓了。赋税制度重赋役，给地主商贾以兼并的便利，轻田租，也让农民保持一些抵抗的力量。官学制度规定中席主义的儒学作为官吏的思想标准，同时以儒学为基础，吸收其他有利于统治者的各种学说，使儒学经常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西汉创立了这些重要的制度，不仅为两汉所遵守，西汉以后整个封建时代的各皇朝，也只能修改补充，不能废除另创。扩展疆域的汉武帝在创立制度上也充分表现了他的雄材大略，只有他才能压服豪强，收回三大利。

第三节 农业与农民

　　西汉农业，大体上前期恢复，中期发达，后期因豪强无限止的兼并，农业在发达的基础上呈现衰落现象。三个时期里，数量逐渐增加的一部分农民总是在失去自己的田宅，有些转业为小工商，有些陷身为奴隶，这种情形中期已经严重，到后期更趋严重。

　　中期农业发达的原因，主要由于汉武帝大兴水利和推广较进步的农具与技术。

　　汉武帝发动巨大的民力，进行着兴修水利与对匈奴作战两大事业。水利促进农业，农业支持战争，汉武帝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与水利上的成就相配合的。

　　水利工程是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基础，自传说中的大禹以下，治水常是大的政治措施，但巨大规模的治水，却自汉武帝开始。

　　汉武帝采用郑当时的建议，令水工徐伯测量地形，发卒数万人开漕渠，自昆明湖（陕西长安县西南）到黄河，长三百余里，节省漕运时间一半，并灌溉渠下民田万余顷。汉武帝又发卒万人开掘渠道，自微县（陕西澄城县）引洛水至商颜山下。洛水岸常崩坏，开渠不成，水工却发明了开井渠法，在地下开水渠，凿井深数十丈，井井相连，自商颜山西引水到山东，长十余里。称为龙首渠。前一一一年，采用倪宽的建议，在郑国渠旁开六条小渠，灌溉高地，称为六渠或辅渠。前一○九年，汉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口（河南濮阳县），亲自到河上，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与卒同负薪。二十余年黄河大决口，终于堵塞了。这是和水斗争最大的一次胜利。自此以后，更大兴水利，奖励朔方、西河、张掖、酒泉、敦煌、北地等郡开渠溉田，如敦煌郡鱼泽障（堡）尉官崔不意，教民力田得谷，汉武帝特改鱼泽障为效谷县（甘肃安西县西）。这都是边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是新郡，兴修农田水利，大有利于边防的巩固。其他如关中有灵轵（音纸zhǐ）渠、成国渠、（音违wéi）渠、白渠，溉田数千顷至万余顷；汝南、九江郡引淮水；东海滨引钜定泽水；泰山下引位水；开掘渠道，各溉田万余顷。至于各地小渠及蓄积山谷水成陂池，不可胜数。普通旱田，每亩约收一石（合今二市斗），水田约收四石（合今八市斗），汉武帝大规模治水，对中国北部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重大的进步作用。

　　汉武帝晚年推行赵过的新田器和耕作技术，农业开始发生大变革。

　　赵过创代田法，又创制新田器，耕耘下种都有巧便处。所谓新田器就是耦犁和耧车。有了这些新田器，实行代田法，便用力少而得谷多。代田比缦田显然是一个大进步。

　　代田——用耒臿（音又chā）发土后，即在土上散播谷种，不分行列，称为缦田。缦田是原始的耕作法，地力用尽，必需休息（上田一年，中田二年，下田三年，称为莱田），或杂种五谷（黍稷麻麦豆），调剂地力。这种耕作法，障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赵过代田法，突破了这种障碍。代田法是一亩（直测，横一步，纵二百四十步；方测，横十五步，纵十六步）中每步分三畎，每畎宽一尺深一尺。一步宽六尺，三畎每年换位一次，能常保地力。畎中发出的土置畎旁，称为垅。谷种播畎中，苗逐渐长大，耨草时拨垅土培苗根，到盛暑垅畎都平，根深不畏风旱。

　　耦犁——自春秋时期起，可信已有牛耕，但极少使用。赵过改善旧法，创制耦犁，推广牛耕。法用二牛挽二犁，二人各扶一犁，一人牵引二牛，共二牛三人。

　　耧车——耧车是下种器，一人一牛，挽耧下种。

　　人力犁——用赵过的田器和代田法，比缦田每亩一年多收一石或二石。一般农民无力养牛，有人教赵过作人力犁。人力多一天能耕三十亩，人力少也能耕十三亩（一亩约合今半亩）。

　　汉武帝提倡新田器和新耕作法，令大农官选取有技巧的手工业奴隶制造新田器，又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地方小农官）、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新田器使用法及耕种养苗法。提倡的结果，边城戍卒及河东、弘农、关中诸地豪富家实行代田法，其他地区仍用耒、臿等田器。赵过以前，《淮南子》说，农夫一人用耒耕种，不能过十亩，一岁收谷，不能过四十石。赵过以后，汉昭帝时桓宽《盐铁论》说，内地郡县人口稠密，缺少牛马，用耒耕田，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这说明推行代田法，主要在关中等地区，能行代田法的又不是贫苦农民而是地方豪富。但赵过创新法的功绩无疑是重大的，因为农业开始走上新的阶段，旧耕作法势必逐渐被舍弃。

　　西汉三十税一制，便利了豪强兼并。汉武帝兴修水利，提倡新田器和代田法，更增强了豪强兼并的力量，加速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到西汉后期，土地高度集中与奴隶大量被使用，造成豪强在政治上不可抑制的势力。

　　农民要逃免破产的灾难，只能在耕作技术上求生存。汉成帝时，氾胜之总结农业经验，作《农书》十八篇，对节候、辨土、施肥、选种、下种、御旱等农事，各有叙述（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引汜胜之书）。特别是区种法，为汜胜之书的新创。区种法分上农区、中农区、下农区三种。上农区是发土方、深各六寸为一区，每区相隔九寸，一亩得三千七百区。壮男长女一天可作一千区。每区下好粪一升，粟种二十粒，一亩用粟种二升。

　　中农区发土方七寸，深六寸，每区相隔二尺。下农区发土方九寸，深六寸，每区相隔三尺。用区种法的田称为区田。区田法可用在山陵、坡阪、城上、宅旁零星小块土地和浇薄、未垦的土地上，农具、粟种、肥料也比较省便，遇旱灾可挑水灌溉，费力虽多，收获却颇可靠。一家有田十亩，便不愁饿死了。区种法适合于最穷苦的小农经营，对豪强兼并多少起些延缓破产的作用。

　　汉成帝时己有温室，种冬生葱韭菜蔬，这当然也是农民的一种创造。

　　农民在开辟耕地，在改进耕作法，在增加农业生产，西汉末年，垦田多至八百万顷，这是农民勤苦劳动的成就。西汉社会繁荣的基础，主要是农民造成的。

　　晁错叙述汉文帝时农民的生活状况说：农夫一家平均五口人，其中应服徭役的壮男至少有二人，一年里有几个月不能在自己田地上劳动。一家人合力种田不能超过一百亩，收获不能超过一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采伐薪柴、给官府服徭役，一年到头，不得一天休息；另外还要有些耗费，如送往迎来、吊死丧、问疾病、养育孤儿幼童，实在是勤苦已极。一遇到水旱灾荒，急征暴赋，那就只好贱卖农产品和借贷钱物，忍受商贾的盘剥，最后只好出卖田宅子孙来还债。晁错所说，正是当时农民一般的普遍的生活状况。他们过着这样勤苦的生活，在继续增长的剥削下，一部分农民失去田宅，破产逃亡。《盐铁论》叙述农民破产逃亡的过程说：贫苦农民不堪赋税徭役的压迫，大抵逃到豪强家里供役使。官吏不敢得罪豪强，赋税徭役加到还没有逃亡的中小人家，小家被迫逃亡，中家变成小家，最后也只好逃亡。逃亡者多数变成下列各种身分的人。

　　佃农——董仲舒说，贫民耕豪富家田，按收获量缴纳一半作田租（“见税什五”）。

　　雇农——贫民受雇耕主人的田地，称为佣耕或田客。客与奴地位极相近，《史记》、《汉书》多是奴客并称。东汉崔寔《政论》说，如果没有奴，可以用客，客庸（雇价）每月一千钱，西汉客庸可能也是一千钱。

　　田僮——是耕田的奴隶。汉武帝曾没收商人的大量田地与田僮，足见一般地主（包括商人）都愿意使用奴隶。佃农要分谷物一半，田客要月钱一千，两汉奴价普通是一万五千钱，耕作技术最高的奴隶，买价不过二万饯，用奴比用客便宜得太多。因此凡是地主都希望农民破产变奴隶。不过这种愿望与地主首领的皇帝（尽管皇帝本身兼做大奴隶主）在赋税徭役的收入上有利害的冲突。皇帝从农民可以取得各种收入，从私家奴隶却仅取得加倍的口算。私家奴隶愈多，皇帝损失愈大，因此政论家和政治家有限田限奴隶的议论和措施。西汉地主确实使用巨大数量的奴隶，但这并不能改变下列一个事实，即奴隶只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构成西汉社会的主要阶级，不是奴隶而是与地主对立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私有生产者——勤苦农民。

　　破产农民的另一部分，即是所谓“背本趋末”“离乡轻（弃）家”的小工商和佣工。汉景帝时丞相周亚夫的儿子买葬具，雇了佣工搬运回家，却不给工钱，被佣工告发。佣工出卖劳力，比小工商更是一无所有。

第四节 工商业与工商

　　西汉工商业是在战国时期山东诸国开始发展的工商业和西汉长期统一与农业进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汉有较大规模的官营和私营的手工业，也有遍布在全国城市农村中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这些大小手工业的产品，一部分供生产者自己消费，一部分成为商品，经过官营商业的均输和大小商贾的转运，全国出现了比战国时期更多的大城市，国外贸易也有显著的进步。工商业与农业构成西汉社会繁荣的基础，自然，两者比较，农业是主要的。

　　较大规模的手工业分官营私营两种。官营又分营利与自用两类。私营全是营利。官营规模远比私营为大。

　　官营手工业

　　一 营利类

　　煮盐业——汉武帝从豪强手中收回煮盐业，全国设立盐官。盐官多设在滨海地区。内地如河东郡安邑县出产池盐，蜀郡临邓县出产井盐，巨鹿郡堂阳县出产碱制盐，也各设盐官。盐官雇贫民，发给煮盐盆，按盆数给工价，称为牢盆。煮盐贫民从豪强奴役下转而受盐官雇佣，生活可能好一些，但官盐价比私盐贵（私盐与粟米同价），许多贫民买不起盐，只好淡食。

　　冶铁业——汉武帝收回冶铁业，在全国重要产铁地设铁官，冶铸农器与兵刃。不出铁的郡设小铁官，销毁旧铁改铸新器物。北京清河镇附近曾发现汉铁官遗址，其中出上的铁器有锄、铲等农具，刀、剑、戟等兵器，也有镜、剪等日常用具。这种制铁处当是铁官所设，散布在适当地方，以便出卖产品，省运输的劳费。冶铁设备有炉（熔铁炉）、橐（音陀tuó风箱，称为排橐，用人力。东汉杜诗改用水力鼓动排橐，称为水排）、橐（音朵duǒ吹火筒）、坊（土型范）。在铁官里劳动的人有徒，有卒，有工匠。徒是被罚作苦工的罪人（韩信谋反，诈赦各官府徒、奴使当兵，可见徒与奴不同），卒是定期服徭役的民人，工匠中一部分是有技术的奴隶，指导徒卒制造器物。徒卒被役使象奴隶一样，工作效率自然不能符合铁官所定的规程。铁官要补足产量，无限止地征发徭役来助工，只求做出铁器来，不顾铁器是否合用。铁官又要增加收入，强迫农民出高价购买不中用的铁器，有些贫民只好用木器耕田，用手拔草，感到很大的不便。

　　《盐铁论》说铁官鼓铸铁器，大抵按照规定的式样，多制大器，不合民用。所谓多制大器，就是多造铁犁，少造耒臿。这将迫使农民放弃耒臿，改用铁犁，虽然贫苦农民大感不便，或因而沦为奴客，但铁犁却逐渐消灭落后的耒臿。战国时期，楚韩等国的“巧冶”应用炼钢（刚铁）术制造某些兵器，但直到汉文帝时，兵器主要仍是铜制。汉武帝设铁官后，推广炼钢术，全国铁官都能炼钢造兵器，其中蜀郡铁官所制蜀刀最著名。近年辉县和长沙发掘西汉墓葬，证明自汉武帝时起，长铁剑及铁刀代替了铜兵器。炼钢成为普通的技术，正是官营冶铁的效果。

　　铸钱业——汉武帝废各种杂钱，专铸五铣钱，统一全国货币。朝廷铸钱，使用大量卒、徒、奴，因此能获利。豪强非有极好技术，不能私铸。

　　二 自用类

　　朝廷拥有不少手工业，制成品专供皇室及军事使用。管理这种手工业的官府，最重要的是管理皇帝私人财产的少府。少府属官有考工，掌制造弓、弩、刀、甲等兵器。制成后刀甲等兵器藏在武库（属京师守卫官执金吾），弩是精巧的兵器，藏在少府另一属官若卢。若卢长官兼管特种狱（诏狱），有权检查武库和审判犯罪的将相大臣。弩藏在若卢，说明弩比钢刀更重要。少府属官又有尚方，掌制造御用刀剑及上等器物。又有东园匠，掌制造皇帝坟墓内殉葬器物。其他如东织室、西织室、左司空、右司空等都属少府。凡少府各官所用人工，主要是徒和奴。少府以外，皇帝又在著名手工业地区设工官。齐国自春秋以来，织工技巧最著名，丝织麻织品通行各国间，号称“冠带衣履天下”。汉皇室在齐郡临淄设服官三所，称为三服官。起初丝织物每年不过十箱。汉元帝时，三服官扩充到各有织工数千人，每年费钱数万万，专制冰纨（音丸wán）、方空毅（音胡hú）、吹絮纶等精细丝织物。蜀郡、广汉郡金银工漆工最著名，汉皇室在蜀、广汉设工官制造漆器、金银釦（音扣kòu镶嵌）器。漆器多是饮食用器。《盐铁论》说，文杯（漆器）一具比铜杯贵十倍。又说，制成一个文杯，要经百人手，制成一张屏风，要费万人功，意思是说分工极精细，当然每年费钱一定也不少。少府考工、东西织室每年各费钱五千万，远不及齐三服官，这是因为少府各官主要用徒、奴，三服官主要用民间技术工匠和女工。又陈留郡襄邑县（河南睢县）出好刺绣，汉皇室在襄邑设服官，专造衮龙文绣等礼服。临淄、襄邑两地织工，都在钻研技术，企图发明织花机，代替手工刺绣。前七年（汉成帝绥和二年），诏书说“齐三服官，织绮绣难成”，是临淄织工在试制织花机。公元五九年，东汉明帝率公卿大臣祭天地，各着五色新衣裳。皇帝的衣裳刺绣，公卿大臣的衣裳织成，都是襄邑服官的贡物。襄邑织工发明织花机，不知在何年，至少东汉初这种织物已为公卿大臣所服用；虽然织物精美比手工刺绣还差些，这个发明却极可宝贵。《西京杂记》说，织花机的发明者是陈宝光家，陈宝光妻传授织法。《西京杂记》是伪书，所说不知是否有据。

　　少府所属各官的制成品，如果不是皇帝赏给臣下，臣下不得私自使用。皇室独占大手工业，一切器物，都自制自用。民间出大量资财，却不能取得制造器物的利益，皇室手工业实际是民间手工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

　　朝廷别一大工官——将作少府（后改名将作大匠），专管土木建筑工程。秦筑长城，造阿房宫及骊山大墓，建筑技术已达高峰。汉高帝时，秦军匠阳城延为将作少府，在首都长安造著名壮丽的长乐官、未央宫（未央宫周围二十八里）。前二一五年，秦始皇毁天下城郭，前二○一年，汉高帝恢复城郭，所有县邑都筑起城来。阳城延掌管大规模土木建筑，是一个特出的建筑工程师。

　　官营手工业至汉宣帝时，工匠制造器械，技巧方面有高度的发展。汉元帝、汉成帝时，手工业很少能追上这个标准。

　　私营手工业

　　汉武帝官营煮盐、冶铁、铸钱三业以前，民间豪强分享三业的大利，其中冶铁商获利最大。蜀郡汶山下出产大芋，临邛卓王孙家利用廉价食物，招贫民开铁矿，冶铸铁器，在滇蜀两地交易成巨富。卓家有僮（奴隶）一千人（《汉书》作八百人）。卓王孙曾分僮一百人饯一百万给女婿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买田宅也成为富人。西汉至南北朝，工商业和农业，特别是工商业，不论官营或私营，奴隶劳动常以相当大的数量被使用，虽然不应举卓王孙等人为例证，指西汉社会是奴隶制度社会，但西汉至南北朝，确因奴隶制度残余的存在，严重地障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和隋唐两宋奴隶制度残余更进一步的削弱，因而生产力又得前进一步相比较，显然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这个特征上，划分了中期封建社会的前后两个时期。

　　临邛别一巨富程郑，家里有僮数百人，鼓铸铁器，与滇蜀“椎髻之民”（所谓“西南夷”）交易，财产和卓家相似。卓程两家原先都是山东冶铁商，秦始皇时迁徙到蜀郡，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从此蜀郡成为冶铁炼钢最著名的地区。同时“西南夷”获得较好的铁制工具，也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西南夷”生活穷苦，自秦灭巴蜀时起，向来被卖为奴隶，奴隶主卓、程两家的大量家僮，主要来源就是被卖的“西南夷”人。

　　宛（河南南阳县）孔氏、曹（山东菏泽县）邴氏都是大冶铁商，邴氏财产值钱一万万。

　　以冶铁为首的三大业，自汉武帝收归官营以后，私营全部衰落。剩下的民间手工业，一般是规模较小的“作”和称谓“女红”（工）的家庭手工业。《汉书·货殖传》说：通邑大都，一家商人每年卖酒一千瓮，卖醋、酱一千缸，或有船一千丈（船用丈计数），有轺车（马车）一百乘，有牛车一千辆，有漆器一千件，有铜器一千钧（一钧三十斤），有帛、絮、细布一千钧，有染色帛一千匹，有白厚布、皮革一千石（一石一百二十斤），有狐貂皮一千张，有羔羊皮一千石，都算是大富商。制造这些商品的人，当然是很大数量的男女手工业者。当时有这样的谚语：“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与工所生产的物品，通过商变成商品，商依附农工取大利。西汉商业比战国有更多的发展，这也就是农业与手工业比战国有更多的发展。

　　民间手工业特别兴盛的地区，朝廷特设工官。据《汉书·地理志》所载，下列八郡有工官。（一）河内郡怀县（河南武陟县西南）；（二）河南郡荥阳县（河南荥阳县）；（三）颖川郡阳翟县（河南禹县）；（四）南阳郡宛县；（五）济南郡东平陵县（山东历城县东）；（六）泰山郡奉高县（山东泰安县东北）；（七）广汉郡雒县（四川广汉县）；（八）蜀郡成都县（四川成都市）。这些工官与产木地设木官，产橘地设橘官同为收税官，不同于专制宫廷用品的服官和工官。全国民间手工业发达地区，当然不只是上列八郡，但八郡特设收税官，足见生产品不仅供本地消费，主要还是运销他地。

　　官营商业

　　官营商业规模巨大，以京师为中心，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各地货物借政治力量得以大量流通，政治力量也因货物流通而愈益加强，汉武帝这一措施，对进一步增加全国经济的联系性，起着重大的作用。

　　大司农是掌全国财政的大官，属官中有掌运输的均输官（郡国也各设均输官）和调剂物价贵贱的平准官。郡国每年向朝廷贡献本地产物，人工来回，费用往往超过贡物的原价，贡物也往往采用劣等货充数。汉武帝创均输法，令郡国缴纳贡物钱及运输费。平准官熟悉各地物价贵贱，通过均输官，令郡国均输官在价低地方买进货物，运到京师，转运到价贵地方出卖。运输时所用工具如车和其他器具，都由工官制造，运输时所用人工，名义上付出僦费（做音就jiù雇佣工钱），实际是征发民卒，作为农民服徭役的一种。官营商业因有各种便利，每年获得巨大赢利。汉武帝曾一次出游，耗费帛一百余万匹，钱好几万万，就是从商业赢利中支出的一部分。

　　朝廷设平准官，说是要平抑天下的物价，不让富商大贾牟大利。其实地方均输官收买货物，不是直接从农民、手工业者买来。商贾积储当地货物，高价卖给均输官，私营商业并不因官营商业而受阻碍。

　　私营商业

　　在丰富的农产品和精美的手工业产品的基础上，西汉私营商业有很大的发展。这首先由于政治统一，国内商贾往来，不征关税，实现了战国政论家“关讥（检查）而不征”的理想。《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一统，关梁开放，山泽弛禁（盐铁业私营），因此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有无，各得所求。汉元帝时贡禹说：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一岁获二分利息。《盐铁论》说，汉武帝征服百越，“民间厌橘柚”。北方富贵人（所谓“民间”）吃厌了橘柚，想见有很多特产物借商人转运到各地。西汉国内通商，货物顺畅地流通，起着刺激农工业发展的作用。

　　商业城市

　　官私营商业并行发展，全国出现了比战国时更多更大的商业城市。其中长安是全国的中心商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是一个大地区的中心商市，此外还有许多较小地区的中心商市。这些较小地区的中心商市，依水陆商路的便利，联系到大地区的中心商市，最后总汇到全国中心商市的长安。

　　长安——关中地区物产富饶，特产有竹、檀、柘，号称陆海。西汉建部长安，皇室、贵族、官吏集中在都城里，附近诸帝陵，居民多是从全国各地迁移来的大官、巨富及豪强。富贵人家生活侈靡，需要大量消费品，商业自然发达起来。巴蜀地区与内地贸易，必需通过褒斜道（褒在陕西褒城县北，斜谷在陕西郿县西南），西北地区畜牧业特盛，与内地贸易，必需通过长安。长安是全国首都，又控制着西北、巴蜀两大地区的商业，本身又是最大的消费城市，因之市区规模特别宏大。据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及《三辅黄图》所说，长安有九个市，六市在大路西边，统称为西市，三市在大路东边，统称为东市。前九一年，汉武帝太子刘据起兵杀佞臣江充，驱四市人数万众与丞相军战斗五日。四个市有众数万，足见市上人物非常殷盛。

　　东西市以外，还有一个槐市，在太学附近。太学诸生朔望在槐树林下聚会，交易各人带来的本郡物产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东汉市上专有书肆，如刘梁在宁阳县（山东宁阳县）市上卖书为业，王充在洛阳市书肆看书成博学。西汉还只有太学附近一月两次的文物市，想见西汉文化的传播不及东汉那样普遍。

　　洛阳——河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城市。西周初年，周公因洛阳地处四方的中央，建立洛邑，作为周天子的东都。洛邑居民主要是商国顽民，他们保持着商人以富为贵的旧俗，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远自西周以来，洛阳常是著名的商工业城市。战国时更为发达，东与齐鲁，南与梁（魏）楚有商业上的联系。《汉书·地理志》叙述洛阳一带民俗说：周人巧诈嗜利，重钱财不重道德，富人受尊敬，贫人被轻视，大家都爱做商贾，企图发大财。这种民俗正是长期经营商业的表现。

　　邯郸——战国时赵国旧都，是黄河北岸（包括河内、河东两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邯郸北与燕，南与卫郑有商业上联系。燕地物产有鱼、盐、枣、栗。燕国都蓟，是北方大商业城市。它和边塞外乌丸、夫余、朝鲜、真番等族贸易，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邯郸、临淄与河南、齐鲁两地区相联系。河内区有温（河南温县）轵（河南济源县）两个商业城市，联系西方上党区与邯郸间的贸易。河东区本魏国领土，出产盐铁，有杨（山西洪洞县）、平阳（山西临汾县）两个商业城市。这两个城市与秦及边塞外翟人、匈奴人贸易，在商业上也与邯郸相联系。

　　临淄——齐都临淄，西周以来，常是东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齐地出产鱼、盐、漆、布、帛，特别是纺织品最为精美，通销全国。临淄人物殷盛，称为具五民。所谓具五民，就是说，临淄住着从各地方来的人，是一个全国性的商业城市。东海出产的鱼盐，通过陈运销楚地，陈在商业上是次于临淄的交通枢纽。

　　宛——宛市位置在汉水、长江、淮河三水路与关中地区往来的孔道上，随着秦汉时期对吴、越、南越的继续开发，宛市商业愈趋繁盛，成为南北交界上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盐铁论》称“宛周（洛阳）齐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宛市新兴居上，意味着北方与南方经济上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南方特产，通过下列大城市与北方交易。

　　江陵——西通巫、巴，东有云梦泽。南方所产犀兕革、象齿、翡翠、楠、梓、黄金等珍贵物，通过江陵北运，氏安市是主要销售地。

　　吴——江东大都会，附近出产的盐、铜、鱼在吴市集散。

　　合肥——地处江淮二水间，皮革、海鱼、木材在合肥集散。

　　番禺——海外贸易的大都会。南方出产珠、玑、象齿、犀革、果（龙眼、荔枝、橘柚等）、布（葛布）等珍物，为北方富贵人所喜爱，商贾贩运往往致富。

　　江陵、吴、合肥、番禺等城市，有水路通到宛，宛是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

　　成都——巴蜀广汉出产盐、铁、布、竹、木、蔬菜、果实等物，与边疆外诸族贸易，自南边买进奴隶，自西边买进马、牦牛。西汉后期，成都成为中国西南部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汉书·货殖传》叙述成都人罗裒（音抷póu）致巨富的经历说：罗裒有钱数十万或百万，在长安市做买卖。后来替平陵巨富石氏到巴蜀放债，数年间得钱千余万。罗裒分一半钱送给贵族王根等人，依靠他们的权力，放债更广，没有人敢赖债。罗裒又占有盐井。卖盐、放债。这一事例，说明长安成都两市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中国特产之一的茶（《尔雅》称为槚），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王褒《僮约》说“武都（甘肃武都县）买（当作卖）茶”。武都地方，氐羌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

　　《史记·货殖列传》列举著名都会十九个，其中包括洛阳、宛两大市的七个都会在中原地区（河南省）。中原是经济、文化最高的地区，以中原地区与西方关中地区为基础，直接联系全国各大城市，间接联系各郡县小城市。这种大小城市在商业上的联系，有利于全国人民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也有助于统一全国的政治力量，虽然当时商业对国家统一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也不容否认它起着相当有力的联系作用。

　　对外贸易

　　西汉国内不设关禁，商业通行无阻，对国外贸易，法律上却有严格的限制。西汉国外贸易也分官营与私营两类。

　　西汉设置一个外交兼商务的大官，称为大鸿胪（秦时名典客）。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归大鸿胪管理。大鸿胪属官有行人（出使外国）、译官、别火（掌刑狱）及郡邸（各郡会馆）。长安藁街有“蛮夷邸”，居住外国使者和商人，当然也是大鸿胪所掌管的一种邸。

　　外国人住在京师“蛮夷邸”，同在边境关市上一样，中国商人不得卖禁品给他们。前一二一年，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应该算是汉朝人了，他们在长安市购买货物，汉武帝因商人违犯法律，诛杀商人五百余人。这说明西汉对外贸易，限制极严，外族商人到内地也不能买到禁品。

　　对外贸易有陆海两路。陆路贸易在边境关市上进行。朝廷指定官员用黄金及丝织品与匈奴交换马、骡、驴、驼、兽皮、毛织物，与西羌交换壁玉、珊瑚、琉璃，与南蛮交换珠玑、犀象、翡翠。《盐铁沦》说：中国出一端（二丈）素帛，得匈奴值几万钱的货物，外国物产内流，中国利不外溢，是富国的良策。私商货物经宫府允准，给予符传（凭证），也得与外国人贸易。不在禁例的多种手工业制品，大抵经私商手传到外国去。

　　海路贸易的都会主要是番禺。航海商船却从合浦郡徐闻县（广东徐闻县）出发。海外贸易由少府专营，少府属官之一黄门，设有译长，派出译使携带黄金及各种丝织物，率应募商民入海，购求大珠、壁流离、奇石、异物。《汉书·地理志》记当时海上商路说：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末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黄支国南有已程不国。汉译使到此才回航。别一海路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又船行可八月到日南郡象林县。据考证家说，黄支国即建志补罗，在印度南部。如果所说不误，中国因有精美丰富的手工业产品，不仅在陆上开辟出丝路，自东方达到远西的大秦（罗马），就在海上也显示出远航大洋的毅力和雄姿。东周时期，齐国已是“海王之国”，西汉以至明朝，经常保持着这个光荣传统并继续发扬着这个光荣传统。

　　官营海外贸易，从汉武帝扩展疆域以后才开始，私营海外贸易则是一向在发展。蜀郡是手工业品、农产品饶富的产地。蜀私商对外贸易，一路走滇边到乘象国，再转入印度；一路经夜郎通到南越；一路顺长江经灵渠直达岭南。《盐铁论》称中国运蜀郡的货物到南海交换珠现犀象等珍品。南粤有蜀枸酱，大夏（西方史料称为巴克达里亚，在阿姆河南）从印度买得蜀布、邛竹杖，想见蜀地私商与海外诸国贸易独多。东汉初年，西域交通阻塞，不能畅通，大秦已有中国钢铁，可能在西汉时，蜀商人从水路私运出海，开始了这种贸易。《汉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航海必需观测天象，西汉海中占验书多至一百三十六卷，说明航海已成专门学问，也说明海路商业与陆路商业同样发达。

　　西汉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匈奴和西域的贸易，包含着防止侵略的意义。法律用死刑禁止兵器、铁器、铜钱输出边境，商人也不敢偷卖这些禁品给匈奴和西域。铁制兵器在当时是中国特产，汉元帝时冯奉世比较汉羌兵力说：按兵法，出兵击敌，兵数加倍，力量才能相当。不过羌人刀不坚利，四万汉兵一个月便可击败三万羌兵。汉成帝时陈汤比较汉胡兵力说：胡人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五个胡兵抵得一个汉兵，近来颇得汉人铸铁法，还是三个胡兵抵一个汉兵。铁制兵器出境，有害边防，铜钱出境将被改制为兵器，严禁都是必要的。一般铁器严禁出境，对匈奴西域是防止改铸兵器，对西南农业部落是促使接受汉朝的统治。《盐铁论》称铁器是农夫的“死生”（生命）。吕后时禁南越关市出售铁器，南越王赵佗被迫三次谢罪。许多非汉族的农业部落，请求内附，自愿改为汉郡县，铁器贸易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工商业者

　　西汉工商业发达，从事工商业的人，数量很巨大。官营手工业大抵用下列几种人进行生产。技术工用奴隶（“工巧奴”）。这是周秦以来传统的旧惯例，西汉以迄南北朝，相当凝固地保持着。《盐铁论》说：官府给工巧奴衣食，却不很考核他们的工作效率。工巧奴私自经营产业，积财多至一百金。这种奴隶因有技术，待遇远比普通奴隶高。粗工用徒、卒和普通奴隶。徒卒也是官给衣食，事实上罪人和徭役，官只能给予少量的衣食，让他们不死在工作期限内。煮盐运输用佣工。工作时官给一些工钱，工毕便停给。服官所在地，纺织用女工，大概也给些工钱。少府所属东西织室是用女奴和宫女。私营大手工业用奴隶和佣工。佣工待遇不会比奴隶好多少，当他们被剥削到不能自保时，陆续变成奴隶，同时失业农民不断补充进来，佣工总比奴隶多。官营商业买卖货物用小吏，运输用徒卒或佣工。私营商业用奴和佣工。在官营私营工商业里劳动，即使不是奴隶，总不免被当作奴隶来剥削，这是工商业不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原因。大手工业大商业以外，全国散布着大量的小手工业小商业。汉文帝时，贾谊、晁错都主张驱游食之民（小工商）归农，认为背本趋未的人太多了。由于一部分农民被迫转业小工商，小工商数量一直在增加。到西汉后期，照贡禹的说法，农民出了谷租，又出稿税，乡吏额外勒索，更是无法供应，因此几乎过半数的农民放弃了本业，即使赐给他们田地，还是贱价卖掉，宁愿去做小工商。在大工商业压迫下，小工商又不免破产，那就只好做盗贼。贡禹说过半数农民破产失业，未免有夸大处，下列事实却被他说明了，那就是官吏、豪强对农民进行无限制的剥削和压迫，一部分农民抵抗不了这一种灾难，放弃土地，改做佃客小工商，尤其不幸的一部分人，被迫陷落到奴隶群里去。到最后，不得不爆发以农民为主体，有奴隶小工商参加的起义。

第五节 地主、大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奴隶主

　　在西周宗族制度下，自天子诸侯以至卿大夫各级领主，都占有土地和工商业。从事劳动的人，土地上主要是农奴，工商业里主要是奴隶。领主的收入大部分是向农奴征收地租并放高利贷，别一部分是夺取工商奴隶的全部剩余劳动。因此，凡是领主都兼有奴隶主的身分。民间工商业虽然也有一些发展，比领主工商业却相差甚远。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家长所有的家族制度逐渐代替了土地宗子所有的宗族制度，领主和农奴转化为占有多量土地的地主阶级和占有小块土地或无地的农民阶级。地主兼营工商业，工商业者也买进土地成地主，大工商业主很多就是大地主。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小工商，并不能逃脱大工商业主的压迫，小工商的增加，也就给地主阶级增加了剥削的对象。秦灭六国，领主政权崩溃，到了汉朝，地主阶级建立起完全属于自己的政权，过去领主曾经使用过的各种剥削方法，为地主所沿袭，用来剥削农民与奴隶。地主和领主一样，很多人兼有奴隶主的身分，但主要的剥削对象自然还是类似农奴的徒附荫户等农民。自西汉下迄南北朝，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化。

　　以无市籍的地主为主体，加上有市籍的地主，及大工商业主和高利贷商人，构成西汉统治阶级，他们的总首领便是皇帝。

　　西汉承秦制，大司农（汉景帝改称秦官治粟内史为大司农）掌天下经费，少府掌皇帝私奉养。天下经费是皇帝以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资格向全国人征收的，收入主要是田租、算赋、口赋、更赋及盐铁、均输。支出主要是官俸和军国用费。私奉养是皇帝私人的收入（汉高帝所定的献费，可能也是这种收入之一），其中有少府所掌山林、海川泽池、公田、苑囿、蔬果园的产物和商市的租税以及水衡铸钱的赢利。支出主要是宫廷消费和赏赐臣下。西汉末年，桓谭《新论》记载当时收支的一般情况：大司农从百姓赋敛来的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半数用作官傣，半数藏在都内（大司农属官）。供朝廷公用。少府从园池工商收来的税钱，一岁为十三万万（《太平御览》引《新论》“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供常赐”。地是池字之误，八是入字之误，入即收入），供皇帝私用。汉哀帝时王嘉说，汉元帝时都内积钱四十万万，水衡积钱二十五万万，少府积钱十八万万。王嘉桓谭所说数字，当有一定的可靠性，依据这些数字，可以看到下列几点：（一）皇帝私人收入相当于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汉元帝节省赏赐费，少府积钱约有都内积饯的半数，加上水衡积钱，超过都内的国家公积。皇帝是无比的大富豪。（二）掌天下经费的大官称大司农，说明农业是社会生产的根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自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所以农民是天下经费的主要负担者。（三）皇帝私奉养的负担者是农民、工商和奴隶。市租是私奉养收入的一部分，商人发财，对皇帝有利。因此，皇帝与商贾有一致的利害关系。（四）皇室和各官府向来都有奴婢。汉武帝对外用兵，财用不足，需要更多的奴隶供剥削。他对一般无市籍的地主，鼓励献出奴脾，按所献奴婢多少，给予终身免徭役或做郎官等待遇。汉时奴婢价，一人不过一、二万钱，免徭役终身或做郎官都是优厚的赏格，足见皇帝要取得奴婢，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商贾利用战争，大量榨取财富，过度妨碍了无市籍地主的利益。前一一一年，汉武帝大规模没收商贾的田宅、钱则和奴婢，获得数以万万计的钱财，成千成万的奴婢，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数和田数相当。中等以上商贾也就是中等以上有市籍的地主大抵破产。被没收的奴婢，有些留在本地官田上耕作，有些分发到皇帝的苑囿里养狗马禽兽，并分给水衡、少府、太仆（养马、骡、骆驼）、大司农等各官府供使用。当时奴婢数目一定是很大的，而且多数参加了生产。汉元帝时贡禹说：各官府有官奴婢十万余人，良民出租税养活他们，每年费钱五六万万。封建皇帝同时也是占有十万以上奴婢的大奴隶主。农民养活官奴婢，皇帝享受奴隶劳动的全部生产品，这就是皇帝为什么需要奴隶不嫌多的原因。（五）皇帝占有大量公田和苑囿空地，使用奴隶远不能开发这些田地，有时用“假”（借）的形式让贫民垦种，作为皇帝的佃户。

　　从上述两种收入看来，皇帝是地主、大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奴隶主的总首领。他把各种剥削者使用的方法都集合起来，制成为法律或政令，各种剥削者又在这些法律政令基础上创制新的剥削方法，后来又成为法律政令或被默认为惯例。一层一层地提上去，一直到逼出农民大起义。

　　贵族——贵族有国王、列侯、公主、关内侯等名称。国王、列侯、公主都有封地（国或邑），关内侯只有爵号。有封地的贵族，收入也分公费和私奉养两种：公费是收田租与户赋（每一民户每年纳钱二百），供朝见皇帝、祭祀祖先等事的费用。私奉养是占有田地奴婢及征收园池商市税，供贵族私用。贵族无权干与封地内政事，并必须遵守朝廷的法令。例如贵族犯了贷出钱谷利息过高、欠别人债过期六个月不还、厚葬超过规定、非法收买田宅、强迫已经赎身的妇女为婢、派人到匈奴买塞外禁物、役使民人过久或过多、私出封地境界、杀伤民人、淫乱无道等罪，不能免法律的惩罚。不过，法令只是对无宠无权的贵族有效，有宠有权的贵族，特别是西汉后期的外戚贵族根本不受法令的约束。

　　贵族公费收入有一定限度，必须力求私奉养有额外增加，才能满足自己的贪欲。增加额外收入的方法：一个是勾结高利贷商贾，大量放债，借债人畏贵族权势，卖妻子田宅来偿还。贵族与商贾同享高利贷利益，受害者自然是农民和小工商。还有权势更大的贵族，如汉哀帝时曲阳侯王根在京师造大第宅，第宅内立两市，自营商业。一个是无限制地占有田地与奴婢。这种情势，到了西汉后期特别显出它的严重性，迫得某些感到危险的大官僚要求朝廷限田限奴婢。前七年，丞相孔光等奏请国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吏（官吏）、民（一般地主与商贾）占有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国王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孔光那种略为限制的主张，首先遭到贵族的反对，不得施行。

　　官僚——官僚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秦确立了官僚制度，西汉巩固了这个制度，上起丞相，下至郡县小吏，都是等级不同的官僚，他们也有廉洁的，也有为人民做成大小好事的，但嗜利和暴虐却是一般官僚的本性。官僚嗜利除了直接勒索人民，还用其他方法来满足自己的贪欲。例如汉昭帝死时，修建墓矿，大司农田延年雇用民间牛车三万辆运沙土，每辆雇价一千钱。

　　田延年私增为二千，得赃三千万。又如丞相张禹，买上等田多至四百顷。又如贡禹请禁止近臣（皇帝亲信官）自诸曹、侍中以上各官，不得私自贩卖。足见有权势的官僚，很多兼营商业。朝廷大官嗜利，小宫也自然嗜利。一个大郡（十二万户以上郡）太守在任所死去，照例可得助葬钱一千万以上，死了还是嗜利。官僚嗜利成风，作为嗜利的一种手段的暴虐也随着成风。《汉书·酷吏传》说，西汉中期以后，酷吏众多，多到数不清，这也就是贪吏众多，多到数不清。

　　地主——无市籍地主是地主阶级的基层，丞相至郡县小吏，出身在这个基层。有市籍地主一般不得做官吏，只能依附官吏的权势。地主中大地主如贵族、大官僚、大商贾，人数较少，多数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都想扩大自己的土地，但在通常情况下，一部分地主兼并土地上升了，也有一部分地主因子孙逐代分田下降为农民或遭遇其他原因破产了。如果上升与下降都激剧增加，中小地主数量减少，地主阶级内部和地主阶级农民阶级间的矛盾都将趋于激化，最后会爆发各种形式的战乱。

　　中小地主要加速上升，必须采取其他途径：一种是做官吏致富，一种是经营商业和放债，还有一种是暴力掠夺贫弱人。这三种一般是交错着的，统称为豪强。自一郡以至一乡一里都有大小豪强。西汉朝廷，常迁徙关东豪强到关中，借以缓和当地农民的反抗。汉武帝没收商贾的田产，严重打击了有市籍豪强；又迁徙强宗大姓，不使聚族而居，无市籍豪强也多少受了些抑制。汉武帝以后，豪强势力一直在增长，前七三年，汉宣帝招募各郡国财产值一百万钱以上的吏民迁居平陵（汉昭帝墓地）。前四五年，汉元帝造初陵，免徒富人居陵下。从强迫迁徙到自愿应募又到免徙，显示朝廷逐次对豪强让步。汉成帝造昌陵，陈汤奏称：朝廷免徙郡国富民到诸帝陵下，已有三十余年。关东富家愈多，霸占良田，役使贫民，请徙居昌陵，使中产以下得均贫富。汉成帝从陈汤议，前一九年，徙郡国财产值五百万钱以上的豪强五千户居昌陵。五千户不过是大豪强群里的一部分，所谓均贫富，只能给不迁徙的大豪强增加田产，被兼并的贫民依然还是被兼并。

　　汉宣帝时，涿郡接连来了几任无能的太守，郡里豪强非常猖獗。大姓西高氏东高氏尤其凶横，谁都怕他们，说，宁可得罪郡太守，不可得罪豪强大家。两高氏包庇一群盗贼，称为宾客，抢掠后逃进高氏宅内，郡吏不敢追捕。郡人要张着弓拿着刀才敢走路。后来来了一个正直勇敢的太守严延年，治两高氏罪，诛杀各数十人，才把豪强镇压下去。中央集权与豪强割据两种力量的消长，关键在于加强中央权力。西汉后期中央权力逐步衰落，豪强势力逐步增长，到了末年，上层豪强的首领王莽夺取西汉的中央政权，到了东汉，中央政权成为两个豪强集团的争夺物。

　　大工商业主与高利贷商人——汉武帝收回盐铁钱三大业以后，原来因盐铁铸钱致富的商人，大都衰落。继起的巨富，以京师为例，有樊嘉、挚网、如氏、苴（音居jū）氏，王君房、樊少翁、王孙大卿等人。樊嘉有钱五千万，其余诸人各有一万万。这些大商贾多是子钱家（高利贷商人）和囤积商。王君房卖丹，樊少翁、王孙大卿卖鼓，算是大工商业，很可能兼放高利贷或囤积居奇。京师以外，成都罗哀有钱一万万，临淄姓伟有钱五千万，洛阳张长叔、薛子仲各有钱一万万。凡是大工商业主尤其是大子钱家大囤积商必须交通大贵族、大官僚，取得政治权力的保护。自此以下的各级商贾，也必须交通各级有政治权力的人，取得保护。高利贷和囤积商，不同于通货物有无的正当商人，正当商人每年取利息十分之二，高利贷囤积商取利息至少是十分之三，有时竞取息十倍。《汉书·货殖传》说：各郡国富民，兼营专利，依靠钱物在乡里称霸，人数多到数不清。所谓兼业，就是见利便图，不专一业；所谓专利，就是储蓄货物，垄断市价，这些正是高利贷囤积商的行为。高利贷商人是极其残酷的剥削者，是社会生产的破坏者，他们遍布全国，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组成广泛细密的剥削网。王莽变法，有赊贷一项，说明西汉后期高利贷剥削成为特别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

　　地主大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构成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他们剥削的对象自然是广大的农民阶级。不过他们又各有数量不等的奴隶供剥削，因之兼有奴隶主身分。

　　西汉社会生产力比战国时期提高了，统治阶级的收入也增加了。这个巨量收入，用在有利于国计民生或对文化有贡献的事业费，只是较小的一部分。大部分都被统治阶级浪费了。浪费的种类很多，最普遍的是淫侈与厚葬。富贵人活着的时候，尽情享乐，皇帝后宫美女有时多至数千人。有些贵族妻妾多至数百人，豪富吏民养歌女数十人。汉文帝提倡节俭，贾谊描述当时民间富人的淫侈生活说：奴婢市上，奴婢穿着绣衣丝履，等待富人买去当婢妾，富人大贾宴宾客，用绣花白縠装饰墙壁。西汉前期，富人已经如此淫侈，何况到西汉中、后期，皇帝做了最大的淫侈人。正象贡禹所说，天下人民为什么会大批饥饿死，就是由于朝廷提倡淫侈的生活。富贵人死了的时候，在忠孝的名义下，臣子们必须给死者埋藏很多殉葬物。汉武帝死后葬茂陵，陵中埋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及活禽兽凡一百九十种，耗费钱财无数，厚葬的风习愈益盛行。凡富贵人埋葬，宁愿空虚地上以求充实地下，因为地上空了，可以加紧剥削来补充，暂时空虚并不损害活富贵人的地上充实。这又正象贡禹所说：现在人民大批饿死，死又不得葬，为犬猪所食。甚至人相食。王者受天命，为民父母，难道该这样做的么！

　　封建社会主要生产者农民的生产力是很小的，自然，剩余生产物也是很小的，这使统治阶级的剥削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地主阶级的统治机构——朝廷能正视这个限制，对统治阶级有些控制力，让农民保有一些剩余生产物，得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和进行再生产，这就叫做“治平之世”，西汉前期正是这样的一个“治平之世”。西汉中期农民生产力增进了，剥削也随着增进，特别是汉武帝时，曾经超过了一定的限制，引起农民相当普遍的武装反抗，有些农民则是沦为奴隶或饿死。不过，当时朝廷也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大事业，所以西汉中期还是极盛之世。西汉后期，朝廷对整个统治阶级完全失去控制力，并由朝廷为首，不顾一定的限制，放肆地遂行贪多无厌的剥削，虽然当时农民生产力在严重摧残下仍有一些增进，却不能长期担负超限制的剥削，一般农民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大批农民饿死或做奴隶，最后被迫大起义，西汉统治机构也就崩溃了。

　　中国三千年整个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本质总是压榨农民，贪多无厌的。一个朝代里，政治有治有乱，本质并无二致。这就是说，农民生活有时好些，有时坏些，一般说来，农民本人的生产物，几乎全部被榨取去了，必须一家男女老幼全体劳动，并且不遭意外灾难，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赋有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相结合的特征。

第六节 西汉疆域和文化影响的扩展

　　西汉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到汉武帝时达到极盛的阶段。繁荣的经济配合着汉武帝的才略，西汉中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扩展时期。这一次疆域的扩展，并不是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暂时联合，而是一般地与中心地区黄河流域在经济上文化上联系起来了，这就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汉武帝进行战争五十年，在北方击败了强敌匈奴，在西方取得了三十六属国，在西南恢复庄断滇国的旧业，在南方消灭了南越赵氏的割据。对国外文化交流更频繁了。

　　一 对匈奴的战争

　　匈奴从殷周以来，一向是北境的强敌，秦末到汉初三、四十年间，匈奴族在冒顿单于统治之下，武力达到空前未有的强盛。它东灭东胡，占有内兴安岭辽河上流地区；北败浑庾、屈射、丁零诸部，拓地远至贝加尔湖；西方驱走大月氏，并征服了楼兰、乌孙等二十多个国家，祁连山天山一带都归它统治；南面攻占秦所建置的河南地，与西汉北边郡县连接。亚洲东部沙漠草原，全属匈奴所有。匈奴为着统治这一辽阔的地区，在行政上划分为三部：中部由单干直接统治，东西两部设左右贤王分治。单于驻在地号称龙廷，是匈奴的政治中心。这个巨大的军事行政的联合，拥有骑兵三十万，眼睛都投注在富饶的汉地上。冒顿单于对汉文帝说：“诸引弓（游牧骑射）之民，并为一家”。这确是汉民族的一个大威胁。

　　匈奴是好战的游牧部族，至少在西汉时期，它已经存在着奴隶制度。匈奴人把奴婢叫做“赀”（财产）。奴婢的来源，主要是俘虏。西汉接近匈奴的郡县，人口和财物，都成了匈奴掠夺的对象，西汉必须进行正义的抵抗。

　　西汉前期，朝廷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对匈奴忍让，企图换取边境的暂时安静。不过匈奴却愈益骄横了，连年入侵边郡，抄掠人口畜产。据史籍所记，陇西（郡治未详。东汉治狄道——甘肃临洮县）、上谷（治沮阳——河北怀来县）、云中（治云中——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辽东（治襄平——辽宁辽阳县）等郡经常遭侵袭，特别是云中、辽东，每年被匈奴杀害和掳去的人口在一万以上。匈奴“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西汉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汉景帝时，由于经济接近了极盛时期，军事抵抗力逐渐加强了，匈奴只能“小入盗边”，双方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变化。

　　前一三三年，汉武帝开始对匈奴进行长期的讨伐战争。汉武帝讨伐匈奴的全部战略是：在西方，一面切断匈奴与青海羌族的联系（到汉宣帝时，名将赵充国用屯田法确实切断了羌族与匈奴的联系），一面遣使寻求与国（如张骞出使西域），夹击匈奴；在东方，切断匈奴与满族的联系（前一二八年置苍海郡）；在陇西代郡（治广昌——河北涞源县北）一带集合大军作为主力，给匈奴以正面的打击。此后的许多战役与许多军事措施，都是在这个战略原则下进行的。

　　前一三三年，汉武帝采纳了王恢的建议，遣马邑（山西朔县）人聂翁壹诱匈奴单于深入掠夺，汉兵三十万埋伏在马邑附近山谷中，准备一举歼灭匈奴的主力。

　　不料计谋泄露，匈奴迅速撤兵，逃出边境。从此西汉与匈奴展开了长期的频繁的战争。其中有三次是大规模的并且有决定性的大战争。

　　第一次：前一二七年，将军卫青率大军自云中向西迂回，击败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秦时河南地。汉武帝依蒙恬旧规模，建立朔方郡（治朔方——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南），招募贫民十万口徙居朔方，作为防边的重镇。匈奴屡遭打击，前一二三年单于龙廷被迫迁往瀚海以北。

　　第二次：前一二一年，将军霍去病自陇西两次出击，一次逾焉支山（在甘肃山丹县），一次逾祁连山（在甘肃境），斩获匈奴四万余人。同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领数万人来降，汉安置降众在陇西、北地（治马领——甘肃环县东南）、上郡（治设在陕西绥德）、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称为五属国。自金城（甘肃兰州市）以西至盐泽（罗布淖尔），匈奴从此绝迹。汉分河西地为武威、酒泉两郡。前一一一年，又增立张掖、敦煌，共四郡。河西四郡的建立，不仅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通，更重要的意义是开辟通往西域的走廊，为中国与欧洲在文化交流上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次：前一一九年，汉武帝大发士卒，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将骑兵五万人，随军私马四万匹，步兵、辎重兵数十万人，分道深入漠北，捕捉匈奴主力。卫青出定襄塞外千余里，与匈奴单于接战，单于大败，率数百骑突围远遁，汉兵直追至漠北寘颜山赵信城。霍去病出代郡塞外二千余里，大败匈奴东部兵，斩获七万余人。这次大战，匈奴死人八、九万，不敢再在漠南立王廷；汉死人数万，丧失马十一万匹以上，也不能再次大出兵，双方损失都是严重的，但汉胜匈奴败的局面却最后决定了。

　　在汉对匈奴长期交战中，出现了一些丧失民族气节战败投降匈奴，象李陵那样的人，但这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有民族气节，在任何情况下，宁死不忘祖国，象苏武那样的人。前一○○年，苏武出使到匈奴，被匈奴扣留。匈奴用迫害、诱惑等方法，要苏武投降，苏武早拚一死，坚持不屈，击败了匈奴胁降的诡谋。苏武留匈奴十九年，终于归还祖国，受到全国人高度的尊敬。

　　汉宣帝时，匈奴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严重的纷争，五个单于争夺统治权，最后呼韩邪与郅支两个单于据地对抗。前五二年，呼韩邪单于降汉，愿为汉防守阴山。前三六年，汉西域副都护陈汤在康居击杀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复得匈奴全部土地。从此匈奴亲汉，不再南侵。此后六、七十年间，汉北部边境呈现了“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的和平气象。

　　汉武帝一面打击匈奴，一面加强北部边防。加强边防的办法首先是大量移民。前一一九年，曾一次移民七十余万口。在东起朔方西至今居（甘肃永登县）的地区上，设立田官，督戍卒屯田，官供给牛犁谷种，以前的草原牧场，现在变成了使用牛犁的农业区。特别是河西四郡，到西汉后期，人口已达二十余万，经济文化发展都很快，在对外贸易和交流文化上起着重大的作用。

　　为确保河西地区的安全，筑新长城，自敦煌郡起接连秦长城，共长一万一千五百余里。这道新筑边城约一丈来高，三尺多宽，十分坚固。每隔五里十里的地方，筑有烽火台，设戍卒了望。遇有敌情，即将积薪苇炬点燃报警。日间的烽表利用桔槔能升到三五丈长的高杆上，远在三十里外都能看到。另外筑有许多叫做障的小城堡，有烽火设备，并驻较多的戍卒。戍卒都从内郡征调来，是农民服徭役的一种。在今天河西地方，长城的遗址看来只是些断壁残垣，但在两千年前，千百万劳动人民，为了保卫祖国，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财物，艰苦是难以想象的，因之今天残留着的一些遗迹，都是值得珍重的。

　　二 通西域

　　玉门关（在甘肃敦煌县西）、阳关（在甘肃敦煌县西南）以西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汉时统称为西域。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有广大的塔里木盆地（天山南路）。这一带存在着三十六个小国，因为东部接连敦煌，汉势力向西发展，这些小国首先被征服。汉时狭义的西域，就是指的这三十六个小国。

　　三十六小国大的不过两三万人口，小的只有一、二千人口。它们多数经营农业，生产技术却非常落后。约在前一七七年，匈奴征服了这些小国和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并在焉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国设“僮仆（奴隶）都尉”，对这些小国进行野蛮的奴役和残酷的剥削。

　　汉武帝要截断匈奴右方的援兵，听说从敦煌祁连间西迁的大月氏，原是匈奴的死敌，因此募人出使大月氏，约大月氏夹击匈奴。前一三八年，历史上著名的大探险家汉中人张骞应募西征。张骞在途中被匈奴拘禁了十年，后来得便走脱，越过葱岭，经大宛（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康居（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的一带地方），到达大月氏。其时大月氏在妫水（阿姆河）北建立王朝，并击服妫水南的大夏国，游牧生活已经改变为农业生活，不愿东来再与匈奴为敌。张赛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回国。归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前一二六年匈奴内乱，张骞脱身回到长安。张骞出国时带着堂邑父等一百余人，前后十三年，只剩下张骞、堂邑父两个人回来。张骞生还，带来了有关远西诸国的新消息，从而促成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他的生还，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喜事。

　　前一一九年，汉武帝组织一个三百人的大探险队，每人各备马两匹，带牛羊一万头，金帛货物值钱一万万，令张骞为首，出使乌孙国。张骞在乌孙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汉与这些西方大国开始了正式的交通。此后，汉武帝连年派遣许多使宫到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在波斯湾西北岸，底格里斯及幼发拉底二河会合处）、黎轩（又作犁靬，即大秦。这里是指当时附属于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诸国去。汉文化随着这些使官广泛地传播到遥远的西方。

　　由于对匈奴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河西四郡的建置，汉武帝更进一步的向西域发展政治势力。前一○八年，汉出兵击败亲附匈奴的楼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淖尔西北）、姑师（即车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盆地）两国，俘楼兰王。前一○四年，汉武帝因求大宛汗血马，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数万人出击。战争前后历时三年，大宛败降。汉得大宛好马三千余匹。大宛被围时，也学得汉人的掘井法。

　　这次战争之后，匈奴奴隶主在西域的统治权，从此转移到封建制度的西汉方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前五九年，汉宣帝任用郑吉为西域都护，汉在西域各国的统治愈益巩固起来。

　　汉对西域战争的胜利，西方道路的畅通得到了保证。河西四郡最西的敦煌郡成为中西交通的总枢。由敦煌西至楼兰，再向西行即分为两道：一缘昆仑山北麓至于阗，称南道，一缘天山南路至疏勒，称北道。另自哈密西行也分两道：一自天山南路西去，会合北道至疏勒，一缘天山北麓西去大宛、康居。自疏勒西去又分两道：一向西南经大月氏、大夏以至安息，一向西北经大宛、康居以至奄蔡。这些道路都是西汉以来中西交通的干线，特别是从疏勒西南行的那条路，通往印度、西亚乃至欧洲，尤为重要。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外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就物产方面说，家畜有汗血马，植物有苜蓿、葡萄、胡桃、蚕豆、石榴等十多种，这些物产的输入，给中国增加了新财富。就文化方面说，有乐器乐曲的传入。张赛传来《摩诃兜勒》一曲，乐府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朝廷用作武乐。西汉晚期，印度佛教哲学与艺术，通过大月氏传入中国。希腊罗马的绘画也在一世纪中传到天山一带。这些西方文化特别是佛教哲学的东来，大大影响了东方人的精神生活。

　　高度发展了的汉文化也大量传播到天山南北以及更遥远的西方。

　　汉在西域设田官，督戍卒屯田。推行地下穿井的井渠法，使沙漠地区得到灌溉。据《水经注》所载，敦煌人索劢率兵士千余人至伊循城屯田时，曾调集鄯善、焉着、龟兹等国兵士三、四千人，把发源昆仑山的注宾河（卡墙河）巨流横断，掘渠分水，灌溉农田，许多瘠土变成了沃壤，不过三年，就积粟百万石。这些进步的生产技术，传到西域，对三十六国人民是有利的。

　　西域各国贵族子弟经常到长安学习汉文化，受到重大的影响。与汉通婚姻的乌孙王，生了个女儿，长成后来中国学弹琴，路过龟兹，被龟兹王留作夫人，并一同到长安学汉人生活风习。这是一个小的故事，但也说明汉文化对西域诸国的影响。

　　从中国传到中亚以至欧洲去的货物，主要是丝、丝织品、钢铁。炼钢术的西传，更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大贡献。

　　中国的丝和丝织品早在战国时期，已成世界著名的特产。公元前四、五世纪，希腊人称中国为塞里斯（Seres），意思是丝国。自通西域后，汉与中亚的交通更畅，丝的输出也更多了。安息地当中亚和欧洲交通的要冲，丝就靠着安息商人转输到欧洲。

　　大宛自中国学会凿井术，同时也学会炼钢术。《汉书·大宛传》说：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漆，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官和逃兵教他们铸铁造兵器。显而易见，中亚各国炼钢术都是在通西域后从中国学得的。

　　罗马博物学者普林尼（公元二七年——七九年）在其著作中，对中国铁器曾大加称赞，认为是优良的卓越的产品之一。普林尼所称赞的中国铁器，不论是亲见或传闻，中国铁器在当时世界上质量最好，却是事实。

　　印度迦湿弥罗人纳刺哈里于一二三五至一二五○年间所著《药学字典》中记有“钢”字，其中之一的Cina- ja，译意是“中国生”。这说明中国钢曾传到印度。既然炼钢术或铁器己在公元前一世纪传到大宛，公元一世纪中又见于罗马人的著作中，那么西汉时在陆路上（一自西域，一自云南）和海路上与中国相通的印度，很早获得中国钢是极有可能的，虽然《药学字典》成书在十三世纪。

　　张骞向西方“凿空”（探险），西汉通西域，东汉再通西域，都是有益于人类进化的事业。

　　三 向南、西南、东南的扩展

　　南粤——秦时真定（河北正定县）人赵佗为龙川县（广东龙川县西）令，汉初割据岭南诸郡称王。汉武帝时，南粤统治阶级内部握有实力的吕嘉一派，杀死南粤王及汉使。前一一二年，汉武帝遣将军路博德、杨仆等率兵十多万人，自湘、赣、黔、桂分道出击。翌年征服南粤国。

　　西南夷——居住在今四川西南、西康南部和云贵地区的各族，汉时通称为西南夷。他们有的还处在氏族部落状态中，有的已进入到奴隶社会，形成为小国家。这些小国家里，夜郎（贵州西部一带）、滇（云南晋宁一带）和邛都（四川西昌一带）较大。西南夷一向和巴、蜀、南粤有商业来往。前一二二年，张骞说他在大夏国时，见到蜀布和邛竹杖，知道是从身毒得来的，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地产物，推想自西南夷通往身毒一定不很远。汉武帝听了很喜欢，派遣使官十余人，带着财物，分四路深入西南夷地区，寻求通身毒的道路。前一一一年，汉武帝灭南粤，发兵击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先后请归附。汉先后设置牂牁（音臧柯zāng gē）、越嶲（音髓suǐ）、沈黎、汶山、武都、犍为（犍音前qián）、益州等郡。

　　东瓯与闽粤——东瓯（建都在浙江温州市）与闽粤（建都在福建福州市）都是汉的属国。前一三八年，闽粤攻东瓯。东瓯为闽粤所攻，东瓯请全国迁居内地。汉武帝允许东瓯人迁居江淮之间。汉灭南粤后，闽粤起兵反汉。前一一○年汉灭闽粤。

　　自南海郡西至益州北至武都，汉武帝置十七个初郡（南粤九郡、西南夷七郡及零陵郡），中央统治势力得到广泛的发展。这些非汉族的各族居住地区，很自然地转化为郡县，武力只是起催促的作用，主要还在于汉族较高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非汉族的各族，它们感到请改为郡县对自己有利。汉承秦旧制，初郡不收税赋，仅令每人出极轻微的钱或布，称为賓钱、賓布（賓音从Cóng）。原来的大豪酋家连賓钱、賓布也免收。初郡的官吏俸食及用具，都由附近郡县供给，不在本地征取。初郡居民并不因改郡县加重了负担，恰恰相反，改郡县可以得下列各种利益：（一）郡县官吏的封建统治比原来豪酋的奴隶主统治要文明得多，虽然封建统治本身也是带有野蛮性。（二）改郡县后，汉制铁器和一般生活必需品，不受关市限制，可以自由购买，生产力得以提高。（三）与汉族人杂居，汉文化帮助各族逐渐脱离落后状态，向高级文化前进。还有一点是各族得保持旧风俗习惯，汉官不加干涉。初郡顺利地成为汉郡县的一部分，原因在此，初郡要经过几十百年，才变成普通郡县，原因也在此。

　　四 汉与朝鲜的关系

　　朝鲜与中国有久远的关系。汉初，卫满在朝鲜立国，在大同江南岸的王险城建都，统治着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分。至卫右渠时，发动对卫氏王朝的战争。前一○九年，汉武帝遣荀彘率陆军出辽东、杨仆率楼船（水军）渡渤海攻卫氏王朝，前一○八年，在汉朝境外，原来卫氏的统治地区，设置玄冤、乐浪、真番、临屯四郡。后来汉昭帝废真番、临屯，只存玄菟、乐浪两郡。乐浪海外的倭人（在日本），分立百余小国，通过乐浪得与中国接触，汉文化开始输入日本。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进行了五十年的大小战争，“海内虚耗，人口减半”，人民遭受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当时所进行的大小战争，主要是反对匈奴的侵扰和加强国内的统一，因之汉武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立有大功的一个皇帝。

第七节 王莽的新朝

　　西汉后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间的矛盾，愈来愈紧张愈尖锐。最基本的问题是在于土地无限制的集中和农民大量转化为奴隶。问题必须解决，是农民大起义呢，还是统治阶级自己提出办法来。统治阶级害怕农民大起义，曾经提出过一些所谓办法，但是都不能解决问题。

　　皇帝和上下层豪强谁也不肯对农民让些步，因而谁也找不出什么办法。还在汉昭帝时，有所谓贤良文学的儒生，代表下层豪强力争盐铁私营权，以为这是致太平的本原。朝廷放弃盐铁业，天下就会太平，下层豪强一直坚持着这个办法，某些儒生甚至要求汉皇帝退位，让别的贤人来做皇帝。汉哀帝时，孔光等少数大官僚主张限田限奴隶，允许所谓民的下层豪强得与上层豪强占同样多的田，占奴隶约得最上层豪强的七分之一，以为这是救急的办法。所谓救急，就是限制上层豪强凭借权力与下层豪强争夺田宅奴隶，希望下层豪强因此对农民的兼并也和缓一些。作为统治阶级总代表的皇帝，既不能放弃盐铁大利，也不能限田限奴隶，又必须取得上下层豪强的拥护，只好放纵他们对农民进行无限制的掠夺来和缓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时求天求鬼神，改年号改帝号，企图用欺骗手段来和缓农民的反抗。这些办法，促使各种矛盾更加紧张起来，皇帝完全陷在绝望的困境里，连最忠于汉朝的刘向也认为汉朝的命运已经完结了。

　　这时候：上层豪强的代表王莽，分两步提出他的办法。第一步得到统治阶级的拥护，代西汉做了皇帝。第二步所有办法都失败了，受到农民大起义的惩罚。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自汉成帝时起，王家有九个人封侯，连王莽有五个人做大司马，朝廷大权几乎全部归王家掌管。地方官如郡太守、国相、州刺史（即部刺史）都是王家任用的人。元前一年，王莽做大司马录尚书事，取得了政治上最高的职权。王莽大封汉宗室、汉初以来功臣子孙以及在朝大官为王、侯、关内侯，又大封王莽亲信数百人为各级贵族。通过大封爵，得到了刘派王派两种上层豪强的拥护。王莽征集天下通古文今文经学及天文、历算、兵法、文字、方术（医学）、本草（药学）的士人数千人到京师，又扩大太学生名额，学舍能容纳一万八百人。通过士人和太学生，得到了无市籍地主的拥护。曾有吏民四十八万余人上书要求王政君，重赏王莽的功德，足见王莽确实掌握了统治阶级。

　　王莽对劳动人民也制造了一些好的影响。他的第二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痛责王获，令自杀偿命。奴隶最迫切的要求是生命有些保障，王莽令儿子偿奴命，影响是好的。公元二年，郡国发生旱灾、蝗灾。王莽献出钱一百万，田三十顷，官吏豪富二百三十人也献出田宅，请大司农分配给贫民。派使者捕蝗。民间捕得蝗虫，按多少给酬钱。全国无灾地区财产不满二万饯、受灾地区不满十万（十万疑当作一万）钱的贫民免纳租税。有疫地区，腾出大房子给病人医治，一家死六人以上，给葬钱五千，四人以上给三千，二人以上给二千。王莽又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在甘肃华亭县境），募贫民迁居新县，沿路饮食及到新县后所需田宅、器具、犁牛、谷种、食粮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又在长安城中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贫民居住。王莽这些作为，影响也是好的。

　　王莽得到统治阶级的拥护，对劳动人民也有一些好的影响，他的第一步行动完成了。公元八年，王莽废西汉刘氏皇朝，建立起国号叫做新的王氏皇朝。

　　王莽建立起新朝，就得解决土地与奴隶两个基本问题。公元九年，下令变法。他变法的理由是充足的。他说：汉朝减轻田租，三十税一。豪强兼并成千成万的田亩，租给农民去耕种，却要收一半的租税。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怪不得租田人父子夫妇整年劳苦，连糟糠还吃不饱，富家的狗马连米豆都吃厌了。这是乱的原因。他又说：市上有买卖奴婢的圈子，象买卖牛马一样。这些奴婢，很多是被凶恶人用暴力抢掠来的。主人对奴婢可以任意杀死，违反“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经训。王莽依据上述理由，颁布了下列两个解决的办法：王田——民间田改称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满八人，田超过九百亩，应将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口给田一百亩。私属——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朝廷所有的官奴婢），不得卖买。

　　犯卖买王田私属罪，重则处死，轻则放逐到边远地区。

　　要多田人分余田给贫民，只是一句十足空虚用来欺骗农民的废话。王莽时南阳豪强樊重家有田三百余顷，阴子方家有田七百余顷，足见当时并无分余田的事实。王莽变法的真实意图是在停止田宅奴隶的卖买，借以停止豪强对土地人身兼并的继续发展。这当然又是十足空虚的幻想。既有兼并者和被兼并者存在，就不能停止兼并，也就不能停止田宅奴婢的卖买。强迫停止的结果，加速爆发了社会大混乱。正在这个时候，王莽又废除行用已久的汉五铢钱，别造金货一种、银货两种、龟货（大龟甲）四种、贝货五种、泉货（铜制）六种、布货（铜制）十种，共货币六类二十八种。私用五铢钱，与卖买王田私属同罪。王田私属又加一个新货币，使大混乱上再添一个大混乱，迫得农商失业，交易废滞，因卖买田宅、奴婢，铸私钱犯罪被刑罚的人，不可胜数。这一阵骤然来到的社会大混乱，给王莽的打击非常沉重。公元十二年，王莽取消王田私属的禁令，准许置卖王田不算犯罪，卖买奴婢暂不治罪。王莽所谓办法的主要部分完全失败了。

　　王莽代表上层豪强，也代表无市籍的下层豪强，在害怕农民大起义这一点上，他必须提出办法，但他的阶级性决定他只能提出一些欺骗性的必然失败的办法。无市籍豪强与有市籍豪强（商贾）一向存在着矛盾（禁商贾买田和做官吏），这使王莽转向商贾方面寻求办法，结果是小工商比大商贾受到更多的伤害。

　　王莽要限制商贾的兼并，主要是要分享商贾的利益，使朝廷取得大量财物。公元十年，下令行五均六管法，一直行到新朝灭亡才停止。

　　王莽行五均六管法的理由也是很充足的。他说，行五均六管法是想“齐众庶（均贫富），抑并兼”，做到市无二价，贫富相安，强者不得压迫弱者，富人不得要挟贫人。事实上五均六管是王莽把持工商业，实行最大限度的剥削。

五均 西汉时以长安为首，全国有六个大中心城市。王莽改长安东市为京市，西市为畿市，又改洛阳为中市，邯郸为北市，临淄为东市，宛为南市，成都为西市。原来的市令（长安东西市令）、市长（洛阳等五市）改称五均司市师。各郡县设司市，大抵由地方官兼任。司市师或司市统称为市官。

　　市官下有交易、钱府两种属官。交易官又称均官，职掌是平均物价，抑制商贾囤积居奇。每季第二月，均官订定本市货物价，分上、中、下三等，称为市平。市上卖买五谷、布、帛、丝、緜等生活必需品，如卖方多，买方少，均官按货物实价，全部收买，使卖方不受亏折。如物价超过市平，均官将所藏货物按市平卖出。如物价比市平低，听卖买双方自由交易。这种做法，似乎是为民谋利，按照王莽的行为，却不免可疑。《汉书·王莽传》说他“令市官收贱卖贵”，从中取利，这倒是可信的记载。钱府官职掌是收税和赊贷。赊贷目的在抑制高利贷商人。贫民遇有祭祀丧葬事，无钱举行，可向钱府赊钱，不付利息。赊钱人付还祭祀钱不得过十日，丧葬钱不得过三个月。贫民想经营产业，缺乏资金，可向钱府贷钱。产业收入，除去经营者衣食费用，钱府取岁息，不超过纯利的十分之一（《王莽传》作月息百分之三）。这似乎是为贫民想办法，但过期还不出来，就会被罚作罪徒。收税大体分三种。一种是大工商业税。凡开采金银铜锡及采取龟贝的工、商，向钱府报数纳税。一种是不生产税。凡田荒不耕，一人出三个人的税，城里住宅不种树木或菜蔬，一家出三匹布。游荡不生产的人，出布一匹，不能出布，罚作苦工。一种是小工商业税。凡在山林川泽里采取鱼鳖鸟兽等物及饲养家畜，又妇女养蚕、纺织、补缝，又工匠、医、巫、卜、祝及其他技艺，又商贩贾人摆摊、开店或在邸（客舍）营业，都得向钱府报数，除去本钱，纳税十一分之一。报数不实，财物没收入官，罚苦工一岁。

　　五均赊贷法对商贾与高利贷商人，可能发生一些抑制的作用，但小工商税如此烦杂细碎，非常广泛的生产者都受到扰害。贫民去了一个商贾高利贷商人的压榨，却来了一个贪暴官吏的压榨。在王莽看来，五均赊贷可以夺取商贾高利贷商人的利益，在贫民看来，王莽和商贾高利贷商人同样是可怕的压榨者。

六管 官卖盐、酒、铁（主要是农具），收山泽生产税，官铸铜钱，五均赊贷总称为六管。

　　掌管五均六管的大官叫做羲和。羲和派遣命士到各郡督察五均六管，每郡有数人。命士全是大商贾出身。王莽想利用少数大商贾来抑制多数较小的商贾，但受大害的小工商业以外还有农民。王莽所用大小官吏，不论朝官或地方官，都没有俸禄。地方官和命士相勾结，大获奸利，郡守县令家产多至一千金。地方官获利，送一部分给朝官，得到朝官的庇护，作恶更无所不至。王莽所谓“齐众庶，抑并兼”的五均六管，即使有些办法看来可能是利民的，经过命土地方官吏的污手，也就变成害民的办法了。

　　六管中害民最显著的是铸钱。王莽大概想破坏商贾的财产，时常改变币制。小工商业和农民本来得不到什么钱，对他们说来，损失不多的钱便有破产失业的危险。王莽改币制一次，小工商业、农民大量破产一次。王莽凡改币制五次，小工商、农民所受灾祸可以想见。因为币制屡改，新币不能即时流行，豪强乘机盗铸，私钱充斥。王莽用重法严禁，一家藏有铜、炭，就被官吏指为铸钱，邻近五家都算犯罪，男女被没收，囚送到长安锺官（铸钱官）当官奴婢，人数在十万以上。当时民众被迫纷纷起义，这样说道：出门去生产，所得还不够纳税，闭门来守家，横祸会从有铜的邻舍飞来。的确，除了起义再没有别的出路了。

　　暂行即废的王田、私属和坚持不废的五均、六管，王莽主观上是想用来抑制某些豪强，避免民众大起义，结果恰恰是加速大起义的爆发。王莽知道这个事实，接连地发动侵略战争，企图对国内民众表示威武，并缓和阶级矛盾。结果又恰恰是更加速大起义的爆发。

　　王莽的侵略战争，完全是一种狂妄愚蠢的行动。公元九年，王莽派使官到边外诸国，收回汉朝所给印绶，改授新朝印绶。国王改号称侯。这样，王莽的侵略战争正式开始了。

　　对匈奴的侵略战争——自汉宣帝以来，汉边境安静，人物殷富；匈奴也逐渐接触汉文化，不侵犯汉边。王莽改换匈奴单于印缓后，又改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公元十年，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万人，分十二路击匈奴。公元十九年，王莽又大募天下丁男、死罪囚、奴隶击匈奴。王莽两次大发兵，都屯驻在边境上，并不出击。看来似乎是毫无理由的妄动，但是决不能用妄动来说明王莽的行动。王莽用募兵的方法，招集内地不能生存可能起义的穷人，送到边境上战死或饿死，只要这些穷人在边境上逐渐死亡，在王莽就算有理由了。

　　对西域的侵略战争——汉武帝通西域后，西域诸国与汉发生经济、文化的良好关系。王莽贬西域诸国王为侯，又无故侵侮诸国。公元十三年，焉耆国起兵杀西域都护但钦。公元十六年，王莽用西域兵击焉耆，被焉耆击败。王莽下令断绝西域诸国与内地的交通。

　　对东方的侵略战争——公元十二年，王莽征辽西郡境内高句骊兵击匈奴，高句骊侯率众逃遁。王莽诱杀高句骊侯，又改高句骊为下句骊，引起高句骊、夫余，濊诸族的不断反抗。

　　对西南方的侵略战争——句町国在西南边外，汉昭帝时封句町国君为王。王莽改句町王为侯，又诱杀句町王。公元十六年，王莽发动二十万人击句町，兵士饿死疫死约十分之六、七。西南地区各族纷纷起兵反王莽。

　　王莽每次动兵，便大搜括民间财物。他发动侵略战争把募来的兵士送到边境上，把括来的财物收到自己仓库里，觉得是一举两得的便宜事。他连年这样做，直到农民起义大爆发，对外侵略才被迫停止。

　　王莽用欺骗方法，表示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因此代替失去了统治作用的西汉做皇帝。做皇帝以后，由于王田法的失败，农民实行起义。由于五均六管法的失败，小工商参加起义。五均六管打击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这些人也反对王莽了。由于对外侵略战争的频繁，更催促起义的加速爆发。

　　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与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逐渐在离开王莽。公元十年，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派上层豪强分离了。公元十二年，大封公侯以下二千余人，每人得月钱数千，非常穷困，有些人甚至当雇工度日，王派上层豪强消极了。王莽所用官吏不给俸禄，任令贪暴致富。公元十七年，王莽下令没收官吏家财产五分之四，允许下属告发长官，奴婢告发主人，无市籍的下层豪强怨恨了。王莽统治失去了基础，公元二十三年，在起义军攻击下，长安城破。长安市上小工商响应起义军，攻入王莽宫，屠户杜虞斩王莽头。起义军送王莽头到起义军首领更始帝处，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为王莽用那条长舌欺骗了很多人。

第八节 农民大起义

　　西汉农民起义从汉成帝时开始。最初发动武装起义的是受压迫最严重的罪徒。这些罪徒起义，虽然规模都不大，也很快就被消灭，但并不是偶发的骚扰，而是广大民众对现状不安，人心动摇，大起义行将到来以前的几个显著的征兆。更早的征兆是公元前三○年，长安城外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听谣言说大水来了，狂奔进城一直奔进皇宫里。城里人见了也相率惊奔上城。一个小女孩可以把长安城登时搅得乱纷纷，足见人心动摇，莫有固志。汉成帝倒是说出了一些原因。他在诏书里说：这大概是苛暴刻毒的官吏在位，百姓们冤屈失业太多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他自己是不敢说的。一个儒生谷永说出来了。他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不该把天下看作一姓的私产。也就是说，腐朽的汉朝该推倒了。汉成帝用减死刑、赦天下罪徒等办法企图缓和民愤，当然都不能有什么效果。

　　前二二年，颍川郡铁官徒申屠圣等一百八十人，夺取兵器，杀长官起义，不到一月就经过九个县，后来被汉兵打败。前十八年，广汉郡死罪囚郑躬和罪徒六十余人，夺取兵器，攻入四个县，聚众一万人。第二年被汉兵三万人打败。前十四年，山阳郡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夺取兵器，杀长官起义，起义军经过十九个郡国，不到一月被汉兵打败。这些起义都是发展快失败也快，说明起义为民众所拥护，但朝廷武力还很强大。

　　汉哀帝时，社会又表现了大骚动。当时民间无故惊扰，号呼狂奔，路上聚集数千人，口称要祭西王母。又称有直眼人（妖怪）快来。惊扰的地区很广，经历二十六个郡国。京师居民也会聚祭西王母，或夜间拿着火炬上屋，击鼓号呼，互相惊恐，三个月才平静下去。这是民众受压迫过重过久，不自觉的呼号奔走，借以舒泄郁闷的怨气。

　　由于王莽行施着比西汉更残暴的政治，待发已久的全国性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当时农民起义遍及全国，正如王莽所说，江湖海泽（起义人聚集地）象乱麻沸汤。起义的原因，也正如王莽所说，百姓饥饿，惶恐不安，不知道怎样活下去。起义的行动，起初只是夺些粮食度日，希望岁熟得归乡里。起义的组织极其原始，一个首领率数千人，或数万人，各部间不按兵法部署，不相联络。青徐二州起义军多至数十万人，其中最大的赤眉军，首领仅用三老、从事、卒史等乡里间小吏名称，不用将军一类的大位号，也不用文告、旗帜。起义的领导有两类：农民自己领导的为一类，赤眉军可作代表；地主豪强领导的为一类，刘秀军可作代表。这一类组织力较强，在反王莽战争中起了更大的作用。别有一类是地主豪强利用农民起义聚集一部分人，分裂国土，割据称雄，造成混乱的局面。刘秀进行战争十余年，才消灭割据，恢复中国的统一。

　　下面叙述起义军的活动，着重在打倒王莽统治和刘秀恢复统一的事迹，一般起义军以及豪强割据一概从略：

　　一 农民起义军

　　第一类——农民领导的起义军

　　南方起义军——下江、新市、平林

　　公元十七年，荆州大饥，饥民到野地掘草根，时常争夺互斗。新市（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给饥民调解讲和，被拥为首领，有众数百人。南阳人马武、颍川人王常、成丹等来归附，数月间，众增至七八千人。起义军居绿林山（湖北大洪山）中，攻击附近乡村，声势渐大。二一年，王莽的荆州牧（州长）率兵二万人击绿林军，绿林军迎战，大破王莽军，杀数千人，夺得全部辎重。绿林军攻击几个县城，掠取妇女财物，回到绿林山。众增至五万余人。二二年，绿林发生大疫，人死一半。余众分散，王常、成丹引一部西行，号下江兵：王凤、王匡、马武等北行，号新市兵。新市兵攻随（湖北随县），平林（随县东北）人陈牧等起兵响应，号平林兵。

　　东方起义军——赤眉

　　公元十八年，琅琊人樊崇起义，率众百余人入泰山，饥民纷纷来归，一年间众至万余人。同时，琅琊人逢安（逄音旁páng）、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率众起义，众数万人，并入樊崇军，合力攻击青徐二州地方。二一年，王莽遣大将景尚等击樊崇军。二二年，樊崇军击杀景尚。王莽又派遣更大的将军王匡、廉丹率精兵十余万人击樊崇军。樊崇军准备大战，各人用赤色涂眉，作为起义军记号，从此被称为赤眉。赤眉军击败王匡，杀廉丹以下将校二十余人。赤眉军战胜后，人数增至数十万，势力扩展到黄河南北两大平原。

　　北方起义军——铜马等

　　黄河两岸太平原上（冀、充二州）有大小起义军数十部，小部众数万人，大部数十万人。其中刁子都有众六七万，城头子路（首领东平人爰曾）有众二十余万。余如铜马（首领东山荒、秃上、淮况等）、大彤（樊重）、尤来（樊崇）、五校（高扈）、檀乡（刁子都被部属杀死，余众号檀乡，首领董次仲）、五楼（张文）、富平（徐少）、获索（古师郎）、高湖、重连、铁胫、大枪、上江、青犊、五幡等部，据史书记载，共有众数百万人。

　　以上三方起义军，大都是被暴政逼迫，无法生活的广大农民。他们并无自立朝廷的志愿，也缺乏组织力和纪律性。但是起义的作用是巨大的。史书说他们掳掠。是的，掳掠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但饥寒交迫的广大农民，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实行所谓掳掠，才能维持生活，才能严重地打击各式各样的剥削者。起义军势力到达的地方，剥削者极其残酷地榨取来的财物被没收了，极其野蛮地掠夺来的奴隶被释放了，起义军这样的掳掠在开始时是不可非议的。起义军一般在乡村活动，很少攻入城市，因为剥削者藏身在那里，防御比较坚固。这些城市，昆阳战后，成为豪强割据的凭借，也成为剥削者恢复势力的据点。由于起义军力弱，不能打击城市中的剥削者，所以起义的作用虽然是巨大的，但又是很有限度的。

　　第二类——地主领导的农民军

　　公元二二年，南阳郡舂陵乡（湖北枣阳县东）人刘縯、刘秀兄弟起兵反王莽。刘縯刘秀是汉宗室，是南阳著名的大豪强。他们的外祖父是有田三百余顷的大豪强樊重。王莽称帝后，废除汉宗室封爵，并禁止刘姓人做官，刘縯非常愤恨，破家产来交结豪强，成为南阳豪强集团的首领。

　　刘縯发动族人和宾客七八千人在舂陵乡起兵，豪强李轶、邓晨等率众来会。刘縯自称柱天都部（都统），部属各有将军等名号。当初东方起义军，人数多至数十万，但并无队伍、旗帜、号令，王莽等人把他们看作“饥寒群盗”，以为他们不会做出什么事来。刘縯用兵法部勒军队，攻城略地，散发檄文，宣布王莽的罪状，王莽才感到可怕的压力。

　　刘縯派人招得新市平林兵，不久又招得下江兵。以刘縯汉军为主，合新市、平林、下江兵，共分六部。刘縯率诸部击杀王莽南阳守将，又击败王莽大将严尤、陈茂军，进兵围宛，声势大振。

　　二三年，汉兵已有十余万人，诸将议立刘姓人做皇帝。南阳豪强和下江主将王常要立刘縯，新市平林诸将怕刘縯严明，阻止掳掠财物，蛮横地拥立懦弱无能的刘玄做汉帝，号称更始帝。新市平林诸将掌握大权，排斥刘縯刘秀集团，起义军自此发生裂痕。更始帝派遣王凤、王常、刘秀率兵攻下昆阳（河南叶县北）、定陵（河南郾城县西北）、郾（河南郾城县）三县。刘縯等率主力军攻下宛，作为更始帝的都城。

　　王莽听得严尤、陈茂军败报，令王邑、王寻大发各州郡精兵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与严尤、陈茂合兵，进击宛。王莽大军经过昆阳，围昆阳城。刘秀劝说王凤王常率八九千人守城，自己率十三骑到郾、定陵发汉兵数千人击王莽军。昆阳城被围数十重，早晚就要陷落。刘秀自率步骑兵千余人作前锋，攻击王莽军。汉兵数千人见刘秀勇猛直前，领兵诸将胆壮起来，相继进攻，连胜连进。刘秀率敢死兵三千人直冲王莽军中坚，王寻王邑自恃兵多，亲领精兵万余人接战，刘秀猛击，杀王寻。王莽军阵乱。城中汉兵乘胜出战，内外合攻，呼声震动天地，王莽军大溃，士卒都逃回本州郡。王邑率数千人逃往洛阳，严尤、陈茂投降汝南郡割据者刘望。

　　王莽的主力军经昆阳一战，完全被消灭。

　　昆阳之战是决定性的大战，王莽的新朝，跟着这次战败就崩溃了。原来在观望中的各地豪强，包括王莽的某些地方官吏，纷纷起兵割据土地，自称将军，不到一个月，王莽主要的领土，只剩下长安洛阳两个大城。

　　昆阳之战，一方面是王寻、王邑昏愚不按兵法行动，另方面是刘秀的勇敢善战，但是这些都还不是决定胜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在于广大农民憎恨王莽，要推倒他的统治。因为双方军队都是农民组成的，刘秀军勇敢直冲，王莽军阵乱溃散，都是农民反王莽的表现，双方农民共同造成了昆阳之战的战果。当然，没有刘秀的率领，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刘秀是大豪强，但在反王莽这一点上，与农民的利益一致，因此他能利用农民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果实。王莽曾发精兵二万击绿林，精兵十万击赤眉，都战败而不曾大败，因为绿林赤眉缺少一个象刘秀那样智勇的率领人。

　　王莽的失败决定了，更始帝阵营中的分裂也爆发了。新市平林诸将和一部分南阳豪强嫉忌刘演刘秀盛大的威名，使更始帝杀死刘縯。刘秀在这个危急情况下，表现出异常的智力和忍耐力。他赶快驰回宛，向更始帝谢罪，不和刘縯的旧属往来，也不为刘縯行丧礼，饮食言笑不改常态，只说自己的罪过，不说一句昆阳的战功。这样，更始帝不便再杀他。过了些时，更始帝迁都洛阳，派他到河北镇抚诸州郡。刘秀开始经营河北，逐步造成独立的势力。

　　二 农民起义军打倒王莽统治

　　昆阳大胜后，更始帝派遣两路大军。王匡率一路攻洛阳，申屠建率一路攻武关，关中震动。申屠建军入武关，关中各县豪强，起兵自称汉将军，助申屠建军攻入长安城。长安市民众起义响应，攻入王莽宫，杀死王莽。王匡军攻下洛阳。更始帝自宛迁都洛阳。二四年，自洛阳迁都长安。更始帝大封宗室新市平林下江诸大将以及某些南阳大豪强为王，起义军中较小的首领，不按军功大小，只凭大首领好恶，滥封官爵。带兵在外的将官，拥兵割地，专断横行，分裂自主，不相统属。不论朝内朝外，什么法纪都不讲，专讲掳掠得多少。起初民众受不了王莽的压榨，比较起来，觉得还是汉朝好些。

　　不料更始帝为首的一群汉将军压榨得更凶暴，民众又觉得还是王莽好些。因此，本来是正义的南方农民起义军，现在增加社会混乱，失去全国民心，变质为豪强率领的害民军了。

　　赤眉军在颖川郡集中，分兵为两部。樊崇、逢安率领一部，徐宣、谢禄、杨音率领一部。赤眉军是纯粹的农民组织，虽然屡获战胜，却不愿继续从军，只想回到家乡去。樊崇等怕军队溃散，定计西攻长安。二五年，赤眉军两部合并，分为三十营（一营一万人），击败更始军。更始军诸将计议大掠长安城，逃回南阳一带当盗贼。更始帝不听，诸将内讧，互相攻战杀害。赤眉军将进长安，大会诸三老、从事，立牧牛童子刘盆子为汉帝。

　　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其余首领各有文武官号，组成了一个朝廷。赤眉军入长安，更始帝和一些官员投降赤眉军。赤眉军入长安城后，也进行掳掠，樊崇等不加禁止。长安城中粮尽，樊崇等烧宫室街市，出城掳掠关中各县邑，又发掘汉帝后坟墓，收取宝货。长安经更始军赤眉军相继破坏，西京二百年的文物，几乎全毁了。农民在开始起义时，夺取豪强的不义财物，是完全合理的行动，但必须逐步禁止，建立起纪律来，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援助，取得起义的胜利。更始军赤眉军不立纪律，主要原因在于领兵诸将爱掳掠，不愿有纪律。更始军向盗贼转化，赤眉军始终保持农民的纯朴性，同是掳掠，赤眉军还是值得同情的。刘秀军诸将也同样爱掳掠，刘秀却专意在建立纪律，因之最后胜利者不能不是刘秀。

　　在农民起义时期，乡间豪强胁迫佃户和附近农民筑营堡，为豪强当私兵。东汉时营、堡、坞、壁等据点和被迫当私兵的部曲，得以合法存在，大大增强了豪强的割据力量。

　　三 刘秀取得最后胜利

　　二二年，刘秀到河北，巡行诸郡县，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西汉官名，官民送礼物，一概不受。他规定了取天下的方针：军事上纪律严肃，赏罚分明；政治上招集人才，争取民心。最后目的是得天下。当时河北形势，农民起义军有铜马、青犊等部数十百万，割据者有邯郸王郎，自称天子，邯郸以北，辽东以西，地方官吏多归附王郎，声势很盛。刘秀攻入邯郸，杀王郎。又击败铜马、青犊等部，得降人数十万。赤眉军入关，刘秀知道更始军必败，预作军事部署，派遣大将邓禹率精兵二万图关中，选择寇恂守河内郡，作为中心根据地。刘秀率兵击败尤来、大枪、五幡、五校等部，河北大体为刘秀所有。

　　二五年，刘秀称皇帝（东汉光武帝）。邓禹渡河入关中，击败更始军十万人。寇询等攻入洛阳，刘秀定都洛阳，开始建立东汉朝。二六年，大将冯异代邓禹领兵击赤眉。二七年，冯异大败赤眉军。赤眉军走向宜阳，刘秀亲率大军截断去路，赤眉军刘盆子樊崇以下十余万人全部投降。农民领导的起义军被豪强领导的农民军消灭了。

　　当时豪强割据，全国分裂，最大的豪强，东方有张步，据青州十二郡，北方有彭宠，据渔阳等郡，西方有隗嚣，据天水等郡，西南有公孙述，据益州全部，南方有更始军残部据郾、宛、邓、淮阳等地。较小的割据者和乡间营堡，不计其数。刘秀为统一天下而战争，次第削平割据者，也乎毁了许多营堡，到三六年，大将吴汉攻破成都，灭公孙述，结束了豪强割据，恢复了中国的统一。

　　赤眉军首领只有徐宣一人曾做过狱吏，樊崇等人都不识文字，历史知识和政治经验是很缺乏的。赤眉军的幼稚行动，决定了它的必然无成。刘秀本人兼有太学生、贵族、豪强三种身分，他的文武部属也全是这三种人。这个以南阳豪强集团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掳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刘秀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一个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

第九节 经学、史学、历数学、诸子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二世时农民大起义，推倒秦的统治，很快恢复了统一，建立起西汉朝。这是封建地主阶级新创立的国家，积极建设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便成为非常重要的急务。秦始皇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西汉时期主要是汉武帝又做了更多的工作，巩固封建统一国家的上层建筑大体上都建立起来了。

　　政治制度，上面已经说过了一些，这里叙述的是西汉其他部分的上层建筑物。

　　一 经学

　　儒家思想是西周以来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经孔子删订六经，聚徒讲学，不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体系，而且培养了大批儒学传播者。孔子死后，儒家地位继续上升。战国时儒墨并称显学，但儒家比墨家更占优势。秦始皇焚民间藏书，坑盂派儒生，只许士人学秦朝的法律制度，以吏为师。皇帝宫中却藏有大量图书，朝廷上仍有博士官和儒生（如张苍、叔孙通、伏胜等）或传经或议论政事。秦始皇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结果恰相反，儒生参加农民起义，成为推倒秦统治的一个力量。西汉前期，朝廷与诸王国并立，各学派士人（墨家已亡）游诸王国求禄，助国王反抗朝廷。汉景帝灭七国后，全国政治统一了，汉武帝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

　　前一四○年，汉武帝即位。他即位后首先举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国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并且亲自阅卷，选取《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列，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斥，儒学从此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长于奉迎，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前一二四年，擢升他做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以前，做丞相的人常是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行时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汉武帝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这是因为《春秋》经是孔子正名分（诛乱臣贼子）的著作，是封建专制主义具体应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现，其他经书都不象《春秋》那样适用。还有一个特点是《春秋》经文字极其简单隐晦，便于学者在最大限度内加以穿凿和引申。汉武帝选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适应这个需要，制成整套《公羊》学说的大师，就是被西汉儒生称为“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的董仲舒。

　　西汉前期，朝廷也立儒经博士，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指导政治的却还是黄老刑名之学。儒生与黄老刑名学者，经常发生争论，例如汉景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辩汤武革命。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汉景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学者再争论汤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革命。辕固又与道家窦太后辩两家高低。窦太后发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汉景帝给他一把好刀，没有被野猪咬死。这种学派间的斗争，显然阻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也就减少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工，向来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

　　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他认为任何一个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后，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两方面性质不相同，这叫做“合各有阴阳”。阴阳数量可以相等，性质却有一定，阳性尊、阴性卑，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阳（三纲），臣、子、妻是阴，阴不得独立行事，只能从阳行事，事成不得分功。这叫做“阳兼于阴，阴兼（被兼）于阳”。阴阳不得同时并起，一定要有先后，阳总在先，阴总在后，阳是主体，阴是附属，这叫做“一而不二”。阴阳二物，按一定的时候互相交替，一个起来，一个下去，一个增多，一个减少。起来了的到时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时候又起来；多了的不能多到过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绝灭，终而复始，循环不止，这叫做“常一而不灭”。做事不论大小难易，违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无成，比如目不能两看，耳不能两听，手不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这叫做“君子贱二而贵一”。天地的精气合起来成一，分开来成阴阳，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时，配到东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如水胜火，金胜木）。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 14？一于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样，也有阴阳五行。人是天之副，与天合而为一，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学的结论是“道（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这样，把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统一起来了。《易经》阴阳学说明阴阳的基本观点是仁与义（“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为非曰义”），童仲舒说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刑主杀，德主生，天亲阳而疏阴，重德而不重刑。这样，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起来了。董仲舒说天不是为王生民，而是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让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夺去他的王位。有道伐无道，是天理也是人理。这样，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统一起来了。墨学的本旨在于利民，董仲舒说，天使人有义和利两种生活，利（物质）养人的身体，义养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义重于利。这样，把儒家与墨家统一起来了，儒家孟子学派说性善，荀子学派说性恶，董仲舒说天有阴与阳，人有性与情（情欲），性有为善的端绪，但必待教诲而后成为善。这样，把孟荀两派统一起来了。董仲舒的哲学观点是循环的不是发展的，是调和的不是斗争的，有唯物论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论；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学。董仲舒的统一论是各家学说的融合体，正是最适合于西汉政治上需要的一种哲学。

　　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一）大一统——董仲舒说：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请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汉律大体沿袭秦律，路温舒《尚德缓刑书》里说，“秦有十失，其一尚存, 治狱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张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他认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关键所在。他说，秦行商鞅法，准许民间卖买田地，富家田联成一大片，贫民连放个锥子的地方也没有。耕种富家田，要纳税十分之五，穷得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汉朝继承秦法，一切不变。富人贵人凭借势力，与庶民争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们！于是富贵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产业多得很，积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贪多无厌，一味压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剥削，月月见紧缩，从小穷变成大穷。富贵人家奢侈淫佚，贫苦人家穷急愁苦，这实在是更化的时候了。董仲舒建议限田，不许豪富占田过限；释放奴婢，禁止擅杀奴婢；减轻赋税，节省徭役，让庶民的负担略为宽舒些。董仲舒这个对农民充满同情心的正义性建议，后来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但专禁商贾占田，没收他们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汉武帝曾召集各种占卜家，问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辩论纷坛，不得解决。汉武帝判断说，一切宜忌，以五行家为主。五行家得汉武帝的尊信，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经记录天变灾异，原来并不含什么迷信的意义。陆贾在汉高帝时作《新语》，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足见战国儒者，已开始推灾异。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这在董仲舒学说里，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部分，儒学蒙上浓厚的迷信色彩，几乎起着宗教的作用了。但是，这个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来对朝廷奉迎取宠，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来进行谏诤，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议论朝政，是一种冒险的行为。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变灾异来附会经义，以此为论据，对称为天的儿子的皇帝表示异议，多少起些减轻危险性的作用（当然，天子也利用天变灾异来斥逐大臣）。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借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四）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西汉初萧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汉武帝时，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条，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法令烦多，连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贿赂的有无，任意引用一条法令作根据，判轻罪为死罪，或判死罪为轻罪。董仲舒断疑狱二百三十二件，大体上从轻判决，救活了许多人命。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孔予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它的特点是（一）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二）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董仲舒生在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大西汉经学的大师，了解了他的学说，也就了解了西汉今文经学的本质。下面叙述的今文经学的盛况，也就是这种本质的盛况。

　　汉武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来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叫做守家法。自汉武帝至西汉灭亡，百余年间，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一百余万字。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因此叫做今（汉）文（字）经。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是一种迷信的、烦琐的、穿凿附会很少有学术价值的学问。朝廷指定它作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们戴着空虚昏暗的头脑，在利禄的道路上一辈又一辈地追求下去。

　　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

　　用篆文（战国时文字及秦小篆）写的经书叫做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做古文经学。它的特点是（一）保持朴学的传统，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与烦琐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极少或排斥迷信，与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三）少数儒生私家自相传授，在政治上主张复古，与迎合世务的博士学——今文经学趋向不同。还有一个特点是两种经学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进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经学在反对迷信这一点上，比起今文经学来，到底还是进步一些，东汉王充、南朝范缜的学说就是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王莽要夺取西汉政权，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部分势力，经学上也对古文经学让步，在太学里立《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书》四个古文经学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经学从私学上升为官学，与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进行了剧烈的宗派斗争。刘歆凭借政治力量，暂时压倒今文博士。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为私学。东汉时期，私学在士人间盛行，产生不少著名的大师，经学上成绩远超过官学，但总是得不到官学的地位。官私两学的不断冲突，正反映出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冲突。

　　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总是由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构成的，总是依照对立统一的法则而存在并发展的。两大敌对阶级在相互关系上，如果说，只有一个斗争性，或者说，只有一个同一性，那末，这个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自然，斗争是绝对的，但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因为总还有同一的一面，其间保持着不可割断的经济等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儒墨道三大学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谓黄老刑名之学只看对立面，对人民进行绝对的压迫。这种学说到秦二世行督责时达到了顶点，秦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墨家只看统一面，放弃斗争性，劝告两大敌对阶级在同一性上实行尚同兼爱。这种学说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与道墨不同，它主张用礼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和缓阶级间的斗争性；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借以扩大阶级间的同一性。儒家学说比起道墨两家来，较为接近对立统一的法则，也就是较为接近社会的实际，因之它成为汉以后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指导思想，没有一个学派或宗教能夺取它的正统地位。

　　当然，儒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实于儒家学说的儒者，常为人民发出诉疾苦、申冤抑的言论，也常为人民做出去祸害、救灾难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杀身对君主犯颜直谏，要求改善政治。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们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意义，为爱邦而爱及邦本，也就真诚地成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对残暴政治）的言论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与儒家学说有关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极重伦理道德，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的阐发，虽然无不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某些精到处也往往与人民的伦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阶级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华，可以大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主要应从研究儒家学说入手。

　　孔子首创儒学。儒学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为天子。天与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国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败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兴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尧舜禅让，其次是汤武革命。这些根本观点，与道家、法家的主张法治（霸道）、反对革命是对立的。盂子发挥孔子的德治思想，最为透彻，西汉以下的儒学，基本上是盂子学说的衍变。

　　秦行法家政治，正统派儒学持异议，最后遭到焚书坑儒的惨祸。西汉前期，朝廷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黄老刑名之学仍处优势。西汉中期，儒学经董仲舒改革，成为合时宜的学说，形式上取得优势，但黄老刑名之学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汉后期，儒学取得确实优势，完成了排斥黄老刑名之学的愿望，但所谓德治，无非是朝廷纵容官吏及豪强作恶，刑罚不加，纲纪废弛，人民受尽贪暴政治的祸害，西汉也就灭亡了。

　　忠实于儒家学说的一些儒者，对着三个时期的政治，曾发出不少反对的议论。叙述西汉儒学，应该看到多数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应该看到少数同情人民的正统儒者。下面列举几条，略见正统儒者的代表性言论。

　　贾谊《新书·大政篇》说：人君“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给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使民失农时者）。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轻视）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他在对策里说，“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人君改过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讲天人之际，本意在利用天变灾异来进行谏诤，剥去迷信部分，实质上仍是孔孟的仁义学说。

　　汉昭帝时，泰山等地发生怪异事。眭弘上书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睦弘以为汉运已经终了，要求朝廷访求天下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训条，眭弘为这个训条遭杀身之祸，足见他们是忠实于自己的学说的。

　　汉宣帝重用治狱之吏，盖宽饶上书，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他暗示汉宣帝应让位给贤者。朝廷说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盖宽饶自杀。

　　汉元帝用儒生为政，朝纲不振。贡禹上书说：“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合）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谷永在汉成帝时上书说：“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去无道，开（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去恶弱的旧君，改立贤圣为新君），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

　　鲍宣在汉哀帝时上书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性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天子，下为黎庶（民）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民），视之（官与民）当如一……今贫民菜食不厌（饱），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悦民服，岂不难哉！……天人同心，人心悦则天意解矣”。

　　上列诸儒言论，自董仲舒以下，无不附会天变灾异来反对暴政，要求德治。他们拥护封建统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并不拥护一姓常存。他们同情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劝告朝廷，并不同情农民起义。所以儒学始终是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拥护封建统治则是绝对的。

　　二 史学

　　儒家的六经，原来是周史官所藏各种历史记录，经孔子删订解释以后，师弟相传，别成一种所谓经学，但历史学并不因经学的盛行而停止本身的发展。如果说，在前一阶段里，孔子左丘明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家，那末，在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太史公司马迁是更大的历史著作家。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中国才开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组织相当完备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司马谈非常博学，精通天文学、《易》学、黄老学。他以黄老学为主，批判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比起当时的一般儒生来，他确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司马迁十岁以前曾学过耕地和牧畜，十岁读古文书籍，二十岁以后，游历全国名都大邑，采访遗闻佚事。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父职做太史，遍读石室金匮（宫中藏书处）里所藏旧史和群书，因此，他是西汉一代稀有的大博学家。司马迁继承司马谈家学，又博通古今文经学，特别是董仲舒《公羊》学，但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更不受阴阳五行学的影响，他是西汉一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前九九年，司马迁四十八岁（据王国维说），遭受汉武帝残暴的刑罚（宫刑）。这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司马迁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前进了，于是发愤著《史记》，希望象孔子著《春秋》那样，传给“后世圣人君子”。他著《史记》不是为了阿世，所以敢于用直笔，他著《史记》不是为了好事，所以态度极认真。他著《史记》是为了“成一家之言”，与经传比高下，所以竭尽他的才力与知识，一心为完成《史记》而述作。

　　司马迁具备着上述诸条件，再加上他的创造力，以二十余年的时间，写成了《史记》一百三十篇（西汉时已缺十篇），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凡当时存在着的史料，全部综合在《史记》里面。这一伟大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孔子以来历史学又大进了一步。

　　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史记》一百三十篇。本纪仿《春秋》经十二公，按年月标举大事，为全书总纲。表仿周史官旧谱的体制，创世表、年表、月表三种，记事最为省便。书仿《尚书·禹贡篇》及《礼经》、《乐经》的体制，总述古来文化的成就，特别是《天官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总结了天文、历数学、地理学、经济学的知识，意义更为重大。自此以后，史家相继述作，二千年来有关制度、经济、文化发展的史料得以大量保存，司马迁创始的功绩是极其巨大的。世家中有西周至战国十七个重要的侯国史（本纪中《秦本纪》也是侯国史），大大丰富了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列传中有重要人物传，有特殊事业传，有国境内诸少数族传，有藩属国传，有外国传，叙述的方面甚为广泛。司马迁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所以还能看到社会上各种活动的人物，为名医、侠客、大商贾、优伶、刺客、占卜人立传。他为酷吏立传，说豪强兼并，什么道理都不能感化，只有不顾一切，用严刑削平他们。酷吏、游侠、货殖等列传，特别显著地表现出司马迁对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同情心。当然，司马迁贯穿在全部《史记》里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思想的界限，这就是说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除去阴阳五行成分）和道家思想的界限。

　　《春秋》是鲁国史，《史记》扩大为全中国史，《春秋》以鲁君为主，《史记》以历代天子为主（《秦本纪》例外）。《春秋》局限于二百四十二年，《史记》十二本纪上通到黄帝尧舜二千余年。《史记》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十二本纪上起五帝，历三代以至秦汉，一脉相传，这是有极大意义的，它表示国家的统一和人心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有百国春秋，《周春秋》与《鲁春秋》没有尊卑的区别（例如《国语》中《周语》与诸侯国语并列）。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史记》称天子为本纪，称诸侯为世家，称天子在位年为全国共同的纪年，称诸侯在位年为本国内的纪年，这样，全中国以天子为中心，精神上统一起来了，虽然战国以前，实际的中国是分裂割据的。天子成为全国的中心，天子所属的朝代，自然被认为正统的朝代。在封建时代里，正统朝代与非正统朝代的区别，曾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里包含天子的族类问题，政治的仁暴问题，疆域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其中族类问题尤为特出。汉族建立的朝代，即使因暴政被广大人民推翻了，但继起的如果是非汉族的朝代，那个被推翻了的汉族朝代，就会被用来作号召广大人民起义的旗帜，一直到推翻非汉族的朝代才停止。反之，非汉族的朝代被推翻以后，绝对不可能用来作号召民众的旗帜。这个自西晋至清朝毫无例外的历史事实，与广大人民承认正统朝代反对僭伪偏闰朝代的传统思想有密切联系。这个传统思想发源于孔子《春秋》，形成于司马迁《史记》，十二本纪正是这个传统思想的正确反映。由于这个正确反映，传统的历史正统观更加巩固，成为封建时代进行民族斗争的一个重大力量。

　　司马迁《史记》创纪传体通史，东汉初班固《汉书》创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叙事详密，可是缺少司马迁那样比较自由的思想。此后各朝纪传体史称为正史，虽然都不及《史记》和《汉书》，但在各体史书中，仍居最重要的地位。

　　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散完成的《七略》。

　　汉高帝灭秦，萧何收秦朝廷所藏图书。后来项羽烧秦宫室，图书因得萧何收藏，可能未受损失。汉武帝令民间献书。汉成帝使陈农到各郡国搜集遗书。自汉武帝到汉成帝，照刘歆《七略》说，“百年之间，书集如山”。汉成帝令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算（占卜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书）。每校完一书，刘向做成本书提要，连同定本送给汉成帝。刘向校书的程序是先用几个本子校对，校正后写在竹简上，叫做杀青书（竹简在火上炙干，去竹汗，可免朽蠹）。再经过校正，最后写在素帛上，成为定本。刘向校书二十余年，死后，汉哀帝令刘歆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刘歆继承父业，做成了《七略》（刘向所作书名为《别录》）。《七略》是（一）《辑略》——诸书总论和分论；（二）《六艺略》——儒家经传包括小学（文字学）共九种；（三）《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四）《诗赋略》——赋四种，诗一种；（五）《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天象气候兼迷信）、技巧四种；（六）《数术略》——天文、历谱（包括算术）、五行、蓄龟（卜筮）、杂占（主要是占梦）、形法（看舆地形势及看人和物的形相）六种；（七）《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七略》书已亡佚，班固《汉书》据《七略》作《艺文志》，共有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把不值得保存的书籍都废弃了，例如经学博士的讲义，一篇也不录取。它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并作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

　　三 历数学

　　观象授时向来是最重要的国政。孔子述尧舜禹禅位时的诰语：“天之历数在尔躬”，意思是现在该你掌管历法了。不管尧舜是否真说了这句话，历法（虽然很幼稚）在农业上也就是在国政上的重大意义，上古人确实非常重视。天象学历数学因农业生产上的急需，不断在进步。传习这一专门学问的官是太史，所以太史也称为天官。据说，太史的官位等于卿。

　　生产上的成就（主要是农业）比其他国家高，就成为大国，夏、商、西周正是这样的大国。它们都在历法上有新发见，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因此后一个战胜前一个。春秋时期，建子的周历最通行，但宋国仍用殷历，晋国行用夏历。宋用殷历，由于保守，晋用夏历，是尊重民间习惯（所谓“启以夏政”）并利用它的长处。周历称仲冬月（子月）为春正月，四时很不正常，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就是说周历推岁首（冬至点）在子月是对的，但孟春应在寅月。战国时期，天文历数学比春秋时期更进步。专家多是民间学者，不限于少数史宫。世界最古的恒星表甘石《星经》，就是这个时期民间天文学家的贡献。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都是历家假托，也是这个时期民间历数学家的成就。

　　太阳历（岁）可以定四时、节、气；太阴历（月）可以定朔、晦、弦、望。自历法萌芽时起，历家即并用阴阳两历，并探求两历配合的法则（主要是闰月插入法）。春秋时历家已应用十九年插入七个闰月法。最迟在战国时历家已定一岁的日数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三六五·二五），定一月的日数为二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二九·五三○八五日）。这两个数字比一岁实数三六五·二四二二日、一月实数二九·五三○五八八日都多了一些，因此月朔经三百年要差一天，季节经四百年要差三天。由于推步和算术并不精确，实际上一种历法行用一百多年便朔日或晦日见月出，必须重新测算使再合天象。秦始皇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后，称为后九月。在六历中频项历是比较合天象的一种历法，但到汉武帝时已经不能再用。

　　前一○五年（元封六年），司马迁等建议造汉历。汉武帝选司马迁、星官射姓、历官邓平等及民间专家共二十余人造历，其中大天文学家唐都（祖先是楚国史官）大历数学家落下闳（巴郡隐士）是主要的造历者。前一○四年，新历造成，汉武帝废秦历，采用新历，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以正月（寅月）为岁首。这个新历法就是历学史上著名的《太初历》（又称《邓平历》、《三统历》）。

　　《太初历》一岁日数是三六五·二五○二，一月日数是二九·五三○八六，比四分历（六历都是四分历，每岁有四分之一的余日）又多了一些，所以行用一百八十九年便不能再用。但在当时《太初历》还是最进步的历法，因为它根据天象实测与多少年来史官的忠实记录（例如《春秋》经），得出一百三十五个月的日食周期（称为“朔望之会”，约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日食）。自从有了这个周期，历家可以校正朔望，日食现象也不再是什么可怕的天变而是可以预计的科学知识了。

　　《史记·历书》特别是《汉书·律历志》详细记载《太初历》的观测法与计算法。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开端，西汉以后历朝改换历法，都按照《史记》、《汉书》的旧例，详记在正史里，因此积累起丰富的天文、历数学资料。

　　刘歆用《易经·系辞》的数理来解释科学性的《太初历》（《三统历》），造出一整套的历学理论；又造《世经》，凡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统历》推算得到说明。这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虽然准确性并不很大。

　　董仲舒创今文经学，司马迁创纪传体通史，邓平、唐都、落下闳创太初历，刘歆创古文经学和年代学，这些文化上的成就与当时经济武力的发展相配合，充分表现出西汉一朝的伟大气象。

　　四 诸子

　　《汉书·艺文志》分诸子为十家，西汉人所著书为数不多，其中属于儒家的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宽《盐铁论》，扬雄《法言》；属于农家的《汜胜之书》（亡佚）；属于杂家的《淮南子》，都是重要著作。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本国招集以道家为首的百家游士，仿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例，撰《淮南内》二十一篇（又名《淮南鸿烈》、《淮南子》）。《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不成为一家言。战国秦汉诸子百家学说，因汉武帝独尊儒学，散快甚多，《淮南子》保存一些百家遗说，在这一点上，还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述。

第十节 文学

　　任何一种富有生气和真实性的文学，无例外地起初一定是民间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也往往是朴素的，艺术水平不是高级的。当它在民间流行很广，引起某些上层文学家的注意时，它就会被他们采取并加工改造。于是一种新体文学在文学史上出现了，那些上层文学家也就成为著名的创作家。这是极可尊敬的创作家，没有他们，民间文学不能上升到高级文学的地位上来，也不能在统治阶级的书籍里保存下来。

　　一种新体文学登上高级文学的地位，上层文学家便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起初是多数）是保守的。他们拘泥于旧体文学，专在雕琢辞句、模拟体制方面下功夫，外形愈修饰愈显陈旧，内情也愈仿古愈见贫乏，熟腔滥调，失去了文学的真价值，结果是由衰微走到死亡。一部分（起初是少数）是创造的。他们发展新体文学，从各个方面添加新因素，推动它达到极盛境界。从此外形又脱离内情，由极盛转向衰微，由新体变成旧体，别一个由民间创造的新体文学又上来，与旧体文学相对立。凡是主要的文学都遵循着这个民间创造、文士加工、新陈代谢的规律在继续前进。此外也有某些旧文体经过形式的改造，可以变成新文体，如楚辞变汉赋、汉赋变六朝俳赋、俳赋变唐宋律赋；又如西汉散文变骈文，再变为东汉骈文，再变为魏晋六朝骈文，再变为唐宋四六文，再变为明清八股文。这些派生或不成为文学的各种体制，配合主要文学，便构成全部文学史。

　　文学是一条长河。如果说《诗》三百篇是一条上源，经（除《诗经》）传诸子是一条上源，《楚辞》是一条上源，那末，西汉文学汇合了这些上源成为长河的正身。西汉文学正象西汉这个朝代一样，规模是宏大的，创造力是充沛的，许多种文体，都在西汉时期发达起来。下面叙述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种。

　　楚辞（或称骚体）——屈原创作楚辞，已经到达这一文体的最高峰。后来宋玉、唐勒、景差诸人，继起制作，楚辞已达极盛境界。楚辞是楚国的地方音地方调。项羽、刘邦都不是文学家，《垓下歌》、《大风歌》却是很好的楚辞，因为他们生长在楚国，自然会楚音楚调。反过来说，不会楚音楚调的文士，既缺乏作楚辞的技术条件，更缺乏屈原那样深挚的情感，除了模拟形体辞句，还能作出些什么来呢！现存西汉文士所作楚辞篇数还不少，有新意的只不过贾谊《吊屈原文》、淮南王刘安《招隐士》、汉武帝《秋风辞》等几篇，其余都是些可有可无的作品。楚辞到西汉已进入衰微阶段，虽然作家与篇数是大大增加了。

　　汉赋（或称古赋）——在屈原楚辞影响下，北方文士创作了赋体。苟卿曾作赋十篇，秦时有杂赋九篇，但汉赋的来源主要是楚辞。西汉赋约一千篇，这说明它是西汉文学的代表也是西汉文学家的专业。在西汉前期，枚乘、贾谊是著名的作者。中期走上极盛阶段，司马相如是最大的辞赋家，后期作者扬雄，用思深沉，构辞精密，也还是辞赋大家。扬雄曾奉诏作赋，限于时日，做得太急促了，成篇后困倦小卧，梦中觉得五脏流出在地上，醒来大病了一年。他作赋是这样深思的，因此他虽然每篇都模拟别人的体制，显得缺少创造力，但用思构辞，还保有自己的特殊性。西汉辞赋家扬、马（司马相如）并称，就在于扬雄的模拟不同于一般庸才陈陈相因的模拟。

　　自西汉至六朝这个长时期里，赋成为重要文学的一种，因为它善于用美丽的韵语细腻地客观地描写各式各样的大小事物，新事物常有出现，好的作家常能造成新赋。所谓“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就是赋在文学上的作用。

　　乐府歌诗（五言古诗）——歌诗，不管它形体如何演变，永远是文学的一个主流。《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长声）言”。这可以说是古人给歌诗立的定义。相传是卜子夏所作的《毛诗·大序》里有几句话，很能说明歌诗的意义。《大序》说：诗是志的表现。心里有感动叫做志，发出来成言语叫做诗。情在里面动，发出相适应的言语；言语觉得还不够适应，所以加上嗟叹声；觉得还不够，所以再加上长声的歌唱；觉得还不够，那就不知不觉地要手舞足蹈，和在心里的情完全相适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人都有情感，接触外物就要动起来，情动了就要歌唱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事。上面那些话，都是说歌诗是与人的生活不可分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歌诗最初的主要创造者，总是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上层文士的缘故，因为真实的富有生命力的志，产生地是在劳动人民的心里。同时，这样的歌诗，总是和民间音乐相结合的，因为歌诗、舞蹈、音乐三者往往密切结合着。凡歌诗到了不能合乐以至不能歌唱的时候，它的衰微期或死亡期也就到来了。西周言志的歌诗，是四言（四字成句）诗，到春秋后期四言诗亡了。当然，活的诗仍在民间成长着，那就是五言诗。汉武帝仿周朝采诗的旧例，设立乐府，广采民间歌诗，选大音乐家李延年做协律（调谐音律）都尉，主持乐府。音乐家张仲春协同作乐歌。丘仲造笛，作为协律的乐器。乐府制作的歌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朝廷专用的歌诗，造诗的人都是著名文学家如司马相如等多至数十人。《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十九章，就是这一类的主要作品。还有汉高帝时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与《郊祀歌》性质相类似。这些歌诗都是皇帝对天地鬼神言志，与人民的志有极大距离，因之无法和它共鸣而感到它是好诗，不过比那种模拟《诗经》，僵尸般的四言诗如韦孟《讽谏》、《在邹》等篇，到底还表现出一定的创造力，所以还应该承认它是文学的一种。别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是民间歌诗。《汉书·艺文志》歌诗类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同坂bǎn）歌诗一篇，杂歌诗九篇，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声曲折即歌谱），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看上列篇目，可以想见乐府收集地方诗的广泛。这些歌诗原来是“街陌讴谣”与地方音乐，经乐府加工改造，讴谣上升为高级文学，音乐也上升为相和调（周房中曲的遗声。丝竹相和，执节人唱歌，有平调、清调、瑟调，汉世称为相和三调）、清商调（相和三调中清调的发展）。今存汉世歌诗，两汉混淆，不能确指哪些是西汉乐府的遗篇，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凡两汉歌诗，都有真实的内容，是创造的不是模拟的。清商调流传到六朝，北方统治者尊为“华夏正声”。唐朝新音乐发达，清商调当作“雅声”被保存在琴工里，也就是说，清商调到唐朝才死亡。

　　乐府歌诗大体是五言诗。它本是民间讴谣，虽为乐府所采取，上层文士仍看作欠雅，不愿做那种新体诗。《汉书·艺文志》歌诗类凡三百十四篇，照《文心雕龙》说，其中没有文士做的五言诗，所以苏武诗、李陵诗、班婕妤诗都是可疑的。不过，新的文学主流既然高涨起来了，任何保守势力都不能阻抑它的继续高涨。汉武帝立乐府采诗，事实上等于提倡五言诗。萧统《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多是两汉下层失意文士所作，其中《东城高且长》、《凛凛岁云暮》两篇、显然是太初改历以前的诗篇。这说明失意的下层文士首先采取民间新诗体。到了东汉，班固、傅毅、张衡等上层文士开始做五言诗，那些托名苏武、李陵、班婕妤等人的西汉诗，实际上只是东汉上层文士的假托。东汉五言诗色彩还比较朴素，到建安时期，五言诗才文质并茂，走上极盛的阶段。

　　散文——西汉前期，言语与文辞，一般说来，还没有多大的分离。例如，说楚人语的汉高帝诏书，说齐人语的《春秋公羊传》，除去一些方言，与普通文辞无甚区别。汉武帝时，分离的趋势，开始显著起来。这是由于（一）儒学极盛，朝廷诏书多用古言古字；（二）辞赋发达，文士们创作骈体文。不过，西汉时期，言语与文辞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因之西汉散文仍保持战国诸子生动自然的作风。司马迁《史记》就是西汉散文的最高代表，其他如贾谊、晁错、董仲舒、贾捐之、刘向等人议论政治的文篇，也是著名的散文。唐以后所谓古文，溯源于西汉，《史记》常是古文家摹习的主要蓝本。

　　骈文——用同数的字造句便成骈句，积句成篇，便成骈体文。《诗》三百篇以及楚辞，凡属韵文，句法都很整齐。经传诸子等散体文中也往往杂用骈句或韵文。

　　单音文字可以构成骄句骈文是出于自然的。西汉文士开始有意识地创作骈体文，即多用整齐的句法入散体文，使形式上增加美感。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等篇，可作西汉骈体文的代表。此后骈文逐渐发展，言语与文辞也愈趋分离，东汉以后的文辞，成为少数人纸上的言语，不再是人的口头言语。因为骈文脱离活的言语，所以它只能在形式上变化以求美观，表达思想的作用却愈变愈少，一直变到完全不能表达思想。唐朝韩愈提倡古文，就是对这种可憎的形式文辞进行不彻底的文学革命。

　　上述各文体以外，汉武帝时有小说家虞初，作《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据东汉人应劭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很象是通俗的周史演义。又有《百家》一百三十九卷，想是许多家小说的总集。小说接近民间文学，与上层文士不能相容，东汉末仲长（姓）统（名）主张“百家杂说，请用从火”，要把小说全部烧掉才快意，事实上小说确被上层文士消灭了。他们为什么憎恨小说，不许它存在呢？《汉书·艺文志》说它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又引孔子说，“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小说既是说民间事，当然有不合统治阶级意旨的地方，那就很自然地要遭到憎恨。

简短的结论

　　秦始皇开始统一的中国，到西汉朝才确实巩固起来。

　　西汉朝的建立是秦未农民战争的后果。农民第一次发动战争便推翻秦朝，开后来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的端绪，历史意义非常重大。

　　刘邦是胜任的起义首领，他比陈胜、吴广、项羽较多地代表农民阶级的政治要求，因而得到农民的支持，终于击败强大的项羽军，成为最后的成功者。

　　西汉前期实行无为政治，让人民获得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这对于中央政权的巩固是有决定作用的。朝廷因此得到人民的支持，消灭七个割据国，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制。

　　在经济繁荣与政治巩固的基础上，杰出的汉武帝推动西汉朝进入全盛时期。汉武帝统治的成就；政治方面，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经济方面，兴修水利，推行了进步的农业技术，从豪强手里收回了盐铁铸钱三大利；军事方面，打败了北边的强敌匈奴，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商路，疆域大大扩展了；文化方面，加强了上层建筑的创造，有助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汉武帝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有特殊功勋的伟大人物。汉宣帝时匈奴入朝，边境安宁，西汉达到了全盛的最高点。

　　西汉后期，社会经济还在继续发展，由于地主阶级无限的兼并，迫使农民小工商大量破产，无法生活下去。土地高度集中与一部分贫民失身为奴隶，成为当时最危急的问题。腐朽了的西汉朝廷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豪强集团的首领王莽试图解决，当然他也是不可能的。最后爆发了农民大起义。

　　农民起义军推翻了王莽政权，但不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阳豪强集团首领刘秀利用农民军打败农民起义军，恢复汉朝的统治。

　　据公元二年的记载，当时西汉有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余户、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人的巨大户口，有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的广大疆域。距今二千年前，中国已经建立起这样伟大的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此后的中国，依靠这个坚实的基础继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成就，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成就。

第三章 继续对外扩展并由统一走向分裂时期——东汉三国

——二五年——二八○年

第一节 政治概状——东汉前期

（汉光武帝至汉章帝共六十四年）

　　刘秀（汉光武帝）获得了农民战争的果实，重新建立起汉朝的统治。因为他建都在洛阳，史家称他的汉朝为东汉朝。

　　汉光武帝本人是个大豪强。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云台二十八将、三十二功臣、三百六十五功臣）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一开始就显出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因之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的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施着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东汉后期，两个豪强集团猛烈地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大大发展了它们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它们给广大农民制造出无限的灾难，农民被迫起义，最后爆发了黄巾军大起义。由于大起义的失败，豪强们各依自己的武力，公开割据称雄，统一的外壳破裂了，社会进入大混乱的分裂时期。

　　本节叙述东汉前期因王莽时农民战争的推动，社会多少有些进步；同时因战争的果实落在豪强集团手中，豪强势力加速地扩大起来，引起东汉后期豪强集团的猛烈冲突。

　　王莽时农民起义军势力到达的地区，奴隶参加起义，地主受到惩罚，农民有荒地可垦，土地与奴隶问题获得了部分的解决。赤眉军屡战屡胜，兵士们却日夜愁泣，要求回家种地。这说明起义地区的地主统治已经发生变化，淳朴的兵士们认为可以国家了。汉光武帝在农民战争这个部分胜利的基础上，着手解决奴隶与土地两个根本问题。

　　公元二六年，即汉光武帝称帝的第二年，当时战争正在开始，他便下诏书，令民间释放奴婢。自二六年到三八年，下了七次诏书（其中一次是免罪徒为庶民）释放官私奴婢。诏书说：敢拘留不放的奴婢主，按略卖人口律治罪。他又给那些被父母出卖为奴婢的制定了保护生命的法律。公元三五年，连下三次诏书：（一）奴婢主杀奴婢不得减罪；（二）奴婢主炙的奴婢，按法律治罪，免被炙灼者为庶民；（三）废除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法律。这些限制奴婢主暴虐和允许奴婢有自卫权的法律，显然含有进步的意义，这将使权势较小的奴婢主，在兽性勃发的时候，多少要有些顾忌。自公元五三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到七九年（汉章帝建初四年），朝廷发给鳏寡孤独及不能生活的贫民粟三斛或五六斛前后凡十次，平均约三年发一次救急粮，主要用意也在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东汉朝奴隶不象西汉后期那样成为社会的危急问题，汉光武帝这些措施是起着作用的。地主阶级并不反对这些措施，因为农民大起义给了它应得的教训。

　　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汉光武帝完全失败了。公元三六年，全国统一。三九年，下诏书检查垦田与户口实数。豪强霸占大量土地，州郡官不敢去查问，对广大农民和某些缺少势力的地主，官吏却以查田为名，大肆讹诈，逼得全国农民和某些地主到处起兵反抗。青徐冀等州曾是农民起义军的发源地，反抗尤为剧烈。汉光武帝面对着这个事实，采取什么措施呢？当然，他同州郡官一样，也不敢查问豪强。他追究大司徒（宰相）欧阳歙做汝南太守时查田不实、贪赃一千余万钱的罪行，下狱处死。又用同样罪名杀死河南尹（最重要的地方官）及郡太守十余人。这算是对农民表示那些赃官已经受到惩罚了。他是镇压农民最有经验的统治者，他知道用武力镇压起兵反抗的农民，将要引起农民更大的反抗，因此他用五人共杀一人，五人一起免罪的分化法，很快把反抗平息下去。从此以后，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汉光武帝自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就是他对豪强所行的柔道。

　　西汉后期极其紧张的土地与奴婢问题，由于农民大起义得到部分的解决，依靠这个部分的解决，东汉才建立起将近二百年的统治。

　　西汉地主阶级分无市籍与有市籍（包括一切所谓微贱人）两部分。无市籍地主有做官吏的权利，有市籍地主不得做官吏甚至法律上不许占有田地。这两种地主虽然都有大小豪强，但从政治地位说来，无市籍豪强是上层豪强，它的最高级是贵族和大官僚；有市籍豪强是下层豪强，它的最高级是大商贾。政治上上层豪强排斥下层豪强。经济上两种豪强有相同处，就是上层豪强也经营商业，下层豪强也兼并田地；他们又有相互联系处，就是下层豪强向上层豪强纳贿取得政治上的保护。

　　汉光武帝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封外戚四十五人，与宗室王侯合成一个豪强集团。朝廷用人，主要从这个集团中选取，特别是南阳人。东汉皇室宗室的男女嫁娶，大体上也不出这个集团的范围。皇后皇太后的母家常是这个集团中最有势力的一家。东汉后期，政权常常落入外戚手中，外戚成为无市籍大地主，也就是上层豪强的政治代表。

　　汉光武帝为集中权力，在朝官中设尚书六人，分掌全国政事。尚书官位低微，但“天下枢要，在于尚书”，职权极为重大。朝廷最高的官称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并无实权，只是给那些有资望的大臣享受名义上的尊荣。在宫内设中常待、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多人，掌传达皇帝口诏，阅览尚书呈进的文书。东汉后期，宦官经常从外戚手中夺得政权，指挥尚书们发号施令，朝廷大官无法对抗。宦官都是无赖凶狡人出身，他们夺得政权后，成为有市籍地主，也就是下层豪强的政治代表。

　　无市籍的中小地主有权做官吏，仕进的道路一般是（一）公府辟召，就是三公等大官特聘著名士人做本官府属官；（二）郡国荐举，就是郡太守国相按二十万人口选举孝廉一人的比例，每年保荐孝廉若干人到朝廷，考试及格后授各种官职；（三）由曹椽（音院yuàn吏）积累资格逐渐上升，就是京内外各长官（包括县令）聘士人做本官府属吏，由吏迁升为官。走这三条仕路的人，必须（一）是士人；（二）是通经学或能作奏章的士人；（三）是被称为孝廉的士人。中小地主要做官吏，只好先读书，因之，东汉太学、地方官学、私学都很发达。也因为学校发达，士人间竞争也更加剧烈，在孝廉这个名义下，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求名法。例如许武被举为孝廉以后，和两个兄弟分家，三分财产自己取最好的一份。两个兄弟算是能让，也被举为孝廉。许武于是大会宾客，宣告使两弟成名的本意，把自己一份财产分给两弟，许武因此获得更大的声名。又如赵宣葬父母，就在墓道中居住行丧礼，前后凡二十余年，乡人都称他是孝子，州郡官屡次请他做官，他都不出来，孝名愈来愈大。后来郡太守陈善查出赵宣在墓道中生了五个儿子，按惑众欺鬼神的罪名处罚。上述那些求名法一般是出于缺乏势力的士人。有凭借的士人就不必这样做，他们或者以阀阅（门第资格）被荐举，或者走权贵门路。例如河南尹田歆，某次照例荐举六个孝廉，其中权贵指定的就有五个。不管士人用什么方法求仕进，有权荐举士人的大官还自有一个选择法，那就是“郡国举孝廉，大率取年少能报恩者，着宿大贤，多见废弃”。荐主与被荐人在政治上发生君臣的关系，在私人情感上发生父子的关系，被荐人如果对荐主不表现臣子的情分，就算忘恩背义，将为士类所不齿。大官们历年荐举士人，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团。有些名门世家，甚至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巨大团体。士人是无市籍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东汉后期士人逐渐从外戚为代表的上层豪强集团里分化出来，变成官僚集团，在外戚、宦官两种势力之外，自成一种势力。它的政治代表，是士人出身的三公和大名士，它的政治倾向一般是接近外戚集团，反对宦官集团。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魏、晋、南北朝的士族。

　　东汉后期的政治，在统治阶级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着一个官僚集团的活动、冲突和变化。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育起来，不过，汉光武帝和他的继承人汉明帝还能掌握皇帝的权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作恶。他们在位的时候，确是惩治不法官吏比较严，赋税摇役比较轻，对外战争比较少，史家称汉明帝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王莽暴乱后，出现这个休息时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汉章帝改变汉光武帝、汉明帝的“严切”政治，被称为“宽厚长者”。外戚、宦官得到宽厚待遇，开始作起恶来，汉章帝死后，东汉政治便进入黑暗时期。

第二节 政治概状——东汉后期

（汉和帝至汉灵帝共一○一年）

　　公元前一一九年，西汉武帝置盐铁官，从豪强手中收回盐铁大利。这是中央集权势力压倒豪强割据势力的一个重大标志。公元八八年，汉章帝死，汉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朕，外戚窦宪总揽大权，事实上窦家做汉皇帝了。这是一件非常的事，不取得整个统治阶级特别是豪强的默许是会发生困难的。窦太后临朝，首先宣布“罢盐铁之禁，纵（任）民煮铸”。这就是朝廷让出盐铁大利来换取豪强对窦氏政权的默许。从此豪强富力大增，政治上野心也随着加强。一向被排斥的下层豪强，现在不肯屈服了，他们很自然的要求参与政权，但做官吏却有困难。例如富人王仲家有千金，送给贫士公沙穆一百万钱，让公沙穆买个官做，自己间接得些做官的好处。公沙穆决心求做孝廉，拒绝他的买官钱。王仲这一类人有了投靠宦官的一条道路，自然都成为宦宫的拥护者。宦官凭借这个社会基础，也就有了相当的力量和外戚争夺政权。盐铁官的废除，标志着中央集权势力的削弱，豪强割据势力的增强，同时也是东汉后期黑暗政治开始的一个信号。在这个黑暗时期里，广大劳动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国境内的少数族，也受到残酷的欺压，反抗战争到处发生，但都被豪强势力镇压下去。东汉后期国家衰弱，豪强却拥有坚强的武力，终于酿成东汉末年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军阀混斗。

　　窦宪得政权后，窦家的大批徒党都做了朝官和地方官，最小的也得做个县令。这些徒党们尽量搜刮民财给窦宪送礼报恩。窦家又养了许多刺客，迫害比较正直不肯附从的官僚集团中人。公元九二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窦宪，窦家党徒全部革官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政事。

　　一○五年，汉和帝死。一○七年汉安帝（十三岁）继位，邓太后临朝。邓骘（音至zhì）辅政。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她又授权河南尹、南阳太守（洛阳、南阳是贵族集中地）等重要地方官严格管束邓家人和邓家的亲戚宾客。这些人犯罪，地方官有权惩罚他们。她又表扬儒学，尊礼三公，使邓骘荐举名士杨震等多人，把官僚集团吸引到外戚方面来。邓太后这样做，地位算是巩固了。一二一年，邓太后死，汉安帝结合一部分宦官起来杀逐邓家人。新得势的宦官引用失意官僚与下层豪强做官，作为自己的徒党。杨震一派硬直的官僚认为“白黑混淆，清浊同源”，坚决抗议。所谓白清，就是按正途仕进的士人，所谓黑浊，就是无权做官的微贱人。从此外戚与宦官的冲突以外，又加上清流与浊流的冲突。杨震被迫自杀，更加深了清流对浊流的仇恨。

　　一二五年，汉安帝死，幼童北乡侯继位，阎太后临朝，阎显掌大权，杀逐汉安帝宠信的宦官。阎家专权不过几个月，北乡侯病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阎显，立汉顺帝（十一岁）。十九人都封了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他们得兼做朝官，得传爵给养子，并得荐举人做官。从此下层豪强不合法的仕进变为合法的仕进，“无功小人，皆有官爵”，大大激怒了士人。李固一派比较鲠直的官僚依靠梁皇后家，企图和宦官对抗。

　　一四四年，汉顺帝死。一四六年，汉桓帝（十五岁）继位。梁太后临朝，梁冀掌管朝政。梁太后从外戚的失败里取得了更多的经验，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又表扬儒学，招募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她杀逐李固为首的鲠直派官僚，引用以胡广为首的典型官僚。胡广是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与宦官通婚姻，又与名士相交结，荐举陈蕃等人。当时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广熟悉典章有办事经验，柔媚谦恭能不抵触任何人。梁太后选用这一派官僚，使三个集团各行其事，取得相当的均衡，梁家政权因此保持了将近二十年。

　　一五九年，汉桓帝结合一批宦官杀梁冀。又杀梁家重要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郡太守凡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这几百个徒党献给梁冀和梁冀自己直接搜括来的赃物，被朝廷没收后，官卖得饯三十万万。官卖价当然比实在价低，梁冀财产实际上应超过三十万万。加上梁冀一家人二十年来无限奢侈浪费的财物，再加上几百个徒党家的巨大赃物，总数真是骇人。从这个骇人的总数里可以想见劳动人民遭受到怎样可骇的剥削。梁家赃物很快就卖出了，收买的人无疑是宦官和有势力的贵族，他们拥有极大的赃钱，也就可以想见。

　　梁冀结交梁太后宠用的宦官，凡宦官家子弟徒党都荐举做地方官。名士出身的埂直派官僚朱穆，某次被任为冀州刺史。冀州共有一百个县，听说朱穆快要到来，挂印逃避的县官就有四十多个；恃势不避，被朱穆拘捕治罪的又有多人。从上述事例看来，做朝官的主要是外戚徒党，做地方官的主要是宦官徒党，留给官僚集团的道路是不宽的。那些鲠直派官僚当然感到不满，企图仕进的士人更是无路可走。这种情形，迫使鲠直派官僚、名士、大学生结合起来，联络外戚来反对宦官。

　　朱穆因得罪宦官，被汉桓帝逮捕下狱。刘陶为首的太学生数千人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说：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太学生斥责宦官“噬食小民”，固然是出于义愤，但梁冀罪恶并不比宦官轻多少，太学生却一句话也没说，足见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反对宦官侵夺仕路，反对下层豪强公然做官。

　　自一五九年梁冀死后至一六七年汉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以前宦官徒党多做地方官，现在也做朝官了；以前做地方官多是县官，现在做州刺史郡太守了。内外重要官职多被他们把持着，官僚集团的道路比梁冀死前更狭窄了。鲠直派官僚、名士、太学生以及地方官学生、私门学生结成广泛的士人集团，以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为理由，展开了士人、宦官间的斗争。

　　鲠直派官僚大都是名士出身。有些人已经做了大官，仍保持名士身分。如李膺做河南尹，与名士郭泰等人交结，被士人推为名士的首领。当时名士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们不就官府的征召，每拒绝征召一次，他们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也就提高一次。他们认为“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虽然不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抵得一个大官。这一类人数最少，郭泰是著名的代表。第二类是言行刚劲疾恶如仇的名士。他们依据儒学的道德标准，实行了孔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格言，认为善的人，互相推荐标榜，自然结合成一类，认为恶的人，不分轻重，一概深恶痛疾，只想杀逐他们。这是宦官政治激发起来的一种愤怒反抗。他们的行动是勇敢的，但丝毫也不能削弱宦官势力。这一类名士，是统治阶级中的鲠直派，也是抱有正义感、对人民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士人中却起着倡导作用。范滂是著名的代表。第三类是迎合风气的名士。这一类人数最多，是第二类名士得势时的附和者，也是典型官僚的候补者。

　　例如张俭激昂地毁灭宦官侯览的家园，名闻天下。后来汉灵帝杀党人，张俭逃难，连累了许多隐藏他的人。张俭为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让成千的人破家灭族来替死。党祸解除后，张俭回家过着富裕生活，活到八十四岁，再也不敢说一句反对宦官的话。又如黄允，不就官府征召。大官们想见他，黄允自称养病，不见宾客。大官们派遣亲信人早晚到门上问候病情，也拒绝不见。黄允被认为清高士，声名极大。司徒袁隗是一个典型的大官僚，慕黄允大名，要把侄女嫁给他。黄允听说，托故逐走妻夏侯氏。夏侯氏大会亲族，当众宣布黄允隐恶事十五条，不过十天，黄允逃出洛阳，不再是名士了。黄允只是名士中不幸被揭露的一个，幸而不被揭露的名士，当然多得很。太学名士极大部分就是张俭、黄允一类的名士。

　　大学生三万余人，郭泰、贾彪为首领。郭泰等人结合陈蕾、李膺等鲠直派大官僚，评论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臣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官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在朝廷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一六六年，汉桓帝指名士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为党人，下狱治罪。这些党人项颈、手、足加上所谓“三木”的刑具，头被一种东西蒙盖着，一个挨一个的受狱吏惨毒的拷打。汉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向来用财物结交太学生，颇得好评，这时候出面劝汉桓帝释免党人。宦官也不敢过度得罪士人。一六七年，汉桓帝赦党人回家，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从这次党祸里，显示出统治阶级三个集团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原来在政治上有极大势力的外戚集团，自梁冀失败以后，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都降落了。象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来接近太学生。这说明外戚已经削弱到不能代表上层豪强。代表下层豪强的宦官集团，社会地位极低，虽然政治上有极大权力，精神上却感自卑，以获得名士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子弟，足见宦官家某些子弟在接近士人，企图使自己士人化。宦官集团得势是暂时的，它所代表的下层豪强，极小部分转化为士人，大部分仍被看作无权做官吏的微贱人。原来代表中小地主以举孝廉为最好出路的士人，其中很多人因仕途顺利上升为大地主，自东汉初年以来，逐渐形成所谓“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姓族”（有名望的姓。称士族为望族、姓族与称豪强为大姓、豪姓形式上有些区别，实际都是豪强），散布在各州郡。这个士族即官僚集团，上起望族下至广大学生，包括了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特别是鲠直派官僚与名士在坚强地攻击宦官中，造成一种很高的声望，原来依靠外戚的上层豪强现在转到官僚集团方面来，与官僚集团的上层结合成一体，这样，官僚集团愈益扩大，成为代替外戚集团对抗宦官集团的主要力量。郭泰自洛阳归太原，“衣冠诸儒”到黄河岸送行，车数千辆。这里所谓“衣冠”是指各种身分的官僚，所谓“诸儒”是指太学生一类的士人。范滂自狱中释放回汝南，路过南阳，南阳士大夫迎接他，车数千辆。洛阳、南阳是贵族、豪强、官僚的集中地，郭泰、范滂受到他们这样的尊崇，说明东汉末年，士族（即官僚集团）已经是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表。宦官失败以后，经过一番大混斗，士族对下层豪强以及一切所谓微贱人的压迫权进一步确立了，同时也不需要提拔那些出身低级士族的名士来反对宦官了。剩下的一件事，就是士族内部按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也就是按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做官权。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上上、上中至下中、下下）官人法，就是这一件既成事实的法律规定。

　　一六七年，汉桓帝死，汉灵帝（十二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结合陈蕃、李膺等人，准备杀宦官。一六八年，宦官杀窦武、陈蕃，又杀逐所有窦、陈派的朝官，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前些时，太学生和全国士人共相标榜，给大名士三十二人（加三君为三十五人）立称号。窦武（外戚）、陈蕃（官僚）、刘淑（宗室）三人称三君，算是士人的首领。李膺等称八俊（俊杰），郭泰、范滂等称八顾（有德行），张俭、刘表等称八及（能引导后进），度尚（农民起义的凶恶镇压者）等称八厨（有钱救济贫士）。地方名士也立称号，如山阳郡有张俭为首的八俊、八顾、八及二十四人。窦武、陈蕃死后，汉灵帝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一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人全部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族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一个富人孟佗，想得个官做。他和宦官张让的管家奴交朋友，送管家奴很多财物，要管家奴当众对他一拜。某日，孟佗去谒见张让。张让门前经常有求官人的车数百或千余辆，孟佗的车不能前进。管家奴率领一群苍头（低级奴）迎到路上拜孟佗，把他的车子抬进门去。求官人见了大惊，以为孟佗是张让的好朋友，争着送他珍宝。孟佗分出一部分送张让，张让很满意，叫他做凉州刺史。一说，孟佗送张让葡萄酒一斗，便得凉州刺史。不管孟佗怎样取得刺史这个大官，宦官引用大批下层豪强来填补从士族那里夺得的官职则是事实。凡属于宦官集团的大小官有一个共同性，那就是“贪如豺虎”（当然，不是说士族中没有很多的豺虎）。宦官杀逐了党人，但对士人还是有疑惧，他们想出一些办法来，企图加强自己的势力。一七五年（熹平四年），汉灵帝命蔡邕写定五经文字，刻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太学讲堂前（熹平石经）。五经文字与宦官本来毫不相干。因为太学生在大学争考试等第的高下，往往闹到官府里去争讼。宦官早已被名士们议论政事吓得发狂，乱杀一阵，现在这些太学生又来纠缠经学，扰攘不休，对宦官确是一种可厌的刺激。五经石碑一立，宦官得到清静了。不过，太学生既然诵习经书作为议论的根据，想公然说出拥护宦官的议论来是困难的，因此宦官在太学以外，要另立一个太学。一七八年，汉灵帝立鸿都门学。这个皇帝亲自创办的太学里，讲究辞赋、小说、绘画、书法，意在用文学艺术来对抗太学的腐朽经学。又为鸿都文学家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画像题赞辞来对抗党人们标榜的三十二大名士。学生考试及格，就给大官做，不及格也得个较小的官做。还有一些学生，汉灵帝命令三公州郡荐举或征召来代替荐举孝廉。宦官这样做，觉得对士族的排斥还不够彻底，因为鸿都学生虽然被士族称为出身“微蔑”（极低微为蔑）、“斗筲小人”（不足道的人），到底还是读书人，下层豪强不一定读过书，想做官仍受到限制。

　　汉灵帝和宦官们为了彻底排斥士族并满足自己的无底囊，索性开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标出官价公开卖官，地方官一般比朝官价贵一倍。各县肥瘦不等，让求官人估价投标，出价较高的人才能得标上任。定价以外，又看求官人身分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定价一千万钱）做，宦官曹腾（汉桓帝的宦官）的养子曹嵩家极富饶，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又为优待主顾，扩充营业起见，允许先挂赊欠账，到任后限期加借还欠。又为尽快周转以广招徕起见，一个官上任不久，另派一个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官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就得本利兼收，刻不容缓。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就得钱，以免一家人性命不能保。汉灵帝和宦官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命令州郡送助军（当时黄巾已起义）修宫钱，大郡多至二三千万钱，最小的县也不能免。送钱以外，还要“价买”木材石料，令州郡运送到京师。宦官派人点收，硬说材料不中用，只给价十分之一，转手卖给商人，得十足价钱。有些材料根本不点收，让州郡再送。人民在这一大群豺虎盗贼的吞噬下，逼得实在生路全绝，一八四年开始的黄巾大起义，虽然很快彼镇压下去，但农民仍到处起来反抗。当时宦官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作内应，其余都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徒党，准备退避。汉灵帝感到孤立，下诏赦免党人，利用那些口头上斥责宦官虐民自己似乎是同情农民的士族来镇压起义军。经常宣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的汉灵帝开始觉得士族有用，质问宦官们说：你们总说党人想造反，该杀该禁锢。现在党人都给国家出力，你们反倒和黄巾通情，该杀不该杀！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因此又得了势。士族仇视宦官，更仇视农民起义，他们看到汉朝必亡，纷纷组织武力，等待割据称雄的时机到来。

　　一八九年，汉灵帝死，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朝政。社会下层（屠户）出身的何进企图依靠下层豪强的大豪强董卓杀宦官，不料宦官首先发动，杀死何进。士族大豪强袁绍起兵杀宦官二千余人，宦官全部歼灭。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皇子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罪孽深重的外戚和宦官一起消灭了，东汉的朝廷实际上也消灭了。象征中央集权的朝廷已经消灭，豪强们便公开进行着疯狂的武装混斗，黑暗的东汉后期转入了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分裂时期。

第三节 政治概状——分裂时期

（一九○年——二○八年即汉献帝初平元年至

建安十三年凡十九年为前段，二○八年

——二八○年即建安十三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凡七十三年为后段，

前后共九十一年）

　　士族想独占政权，坚决排斥下层豪强和所谓微贱人；士族中所谓望族的高级豪强想独占政权，坚决排斥地位较低的豪强；每个高级豪强想独占政权，坚决排斥其他高级豪强。被排斥者也都想独占或分得政权，坚决排斥他们的对方。豪强们互相排斥，造成战争无限残酷、秩序极度破坏、户口可骇地耗损、生产剧烈地衰落的分裂局面。地主阶级的豪强，在西汉后期以来，逐步扩大并增强着他们的割据势力，到了这个时期，他们有足够力量足以实行比以前任何时期更猖獗的罪恶行为，短促的前段十九年中，把两汉四百年积累起来的社会各种财富极大部分都化为乌有。

　　董卓是凉州的下层豪强，他的部属都是些地方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董卓为首的一群极端凶恶的豺虎盗贼是最野蛮的破坏者。当时人口、文化、财物最集中的洛阳和较次的旧京长安，都被这群野兽彻底地毁灭。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就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要做皇帝。各有企图的广大士族，朝官以用计谋的王允为首，外官以号召发兵讨贼的袁绍为首，呼应起来反对董卓。董卓在士族的压力下，用无法形容的残暴手段来对抗，同时从洛阳退避到长安，又从长安退避到郿坞（离长安甘肃武威出土东汉釉陶碉楼二百六十里）。坞高厚都是七丈，坞内藏谷够三十年食用，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上等衣料堆积象小山，以为这样就可以安居无忧。一九二年，王允杀董卓。董卓部属李催（音决jué）郭氾等人大杀王允和朝官并屠长安城，老少不留。这群野兽又互相混斗，关中人民几乎被杀绝。一九六年，汉献帝带着一些残余的朝官从野兽群中逃出，回到洛阳。朝官很多饿死或被兵士杀死，汉献帝又失去了这些拥护者，皇帝的名号更空虚了。

　　袁绍为首的一伙所谓勤王将领，和董卓的一伙同样是割据混斗的野心家，同样是残酷地屠杀人民的豺虎盗贼。袁绍家接连四代有五个人做三公，在士族中是最高级的望族。袁家门生故吏遍天下，结合成一个最大的私人团体。当袁绍号召起兵讨董卓的时候，各路大豪强就开始了割据混斗。袁绍弟袁术占南阳，刘表占荆州，公孙度占辽东，袁绍占冀州，公孙瓒占幽州，刘焉占益州，曹操占兖州。董卓被杀以前，这些所谓讨董卓的“义兵”，已经这样割据混斗起来或准备割据混斗。董卓被杀以后，袁绍凭借袁家势力，在多次残酷的战争中，占有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者。袁术也凭借袁家势力，据江淮间地，自称皇帝，建都寿春，成为南方最大的割据者。

　　一九○年到二○八年，前后凡十九年。这十九年里，中国境内特别是黄河流域化成了大屠场。董卓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西地区，袁绍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东地区，还有其他大豪强以至各地方无数小豪强，无时无地不在混斗相屠杀。下列诸例说明战争大屠杀以外的一些小屠杀。刘表占荆州，地方上宗贼大起。刘表诱斩宗贼头领五十五人，地方立见平静。所谓宗贼，就是土霸豪酋胁迫同姓人及附近农民据地做盗贼。刘焉占益州，杀州中著名豪强十余人。这是外来豪强镇压本地豪强的一例。公孙度占辽东，灭郡中名豪百余家。这是本地下层豪强得势对士族进行报复的一例。公孙瓒占幽州，杀害士族，信任下层豪强。理由是衣冠士族自以为身分应当尊贵，不知感恩，下层豪强被耀拔，知道感激公孙瓒。这是士族豪强结合下层豪强压迫士族的一例。汉献帝自长安逃出，路过安邑，垒壁群帅都来求官号，这是小豪强到处筑垒立壁，割据小块土地，希望依附大豪强的一例。以上只是举出一些例，远不是事实的全部。但也可以看出混斗的一斑。凡豪强所在，必然要兼并割据，也就必然要混斗互杀。以袁家为例，袁术因袁绍分得袁家大部分门生故吏，骂袁绍是妾生于，不算袁家人。袁绍大怒，使刘表斗袁术，袁术也使公孙瓒斗袁绍。袁绍的部属至少分成两派，袁绍死后，两派拥袁绍子袁谭袁尚动兵相仇杀。袁术战败穷困，投奔部曲将（带亲兵的亲信将官）被拒绝，袁术饿死。豪强对外部当然要混斗互杀，对内部也一样要混斗互杀，一句话，豪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混斗杀人。人民极大部分被杀死饿死了，一部分流亡到较安静的地区或逃出边境，没有武力的一部分士族也离开本土向外地流亡。

　　十九年豪强大混斗的过程里，人民要求统一的意志仍在发挥它的伟大力量，那些割据势力逐步被克服了，社会依然向统一的方向前进。代表这个统一趋势的重要人物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大文学家）被士族称为“乱世之奸雄”的曹操。这当然不是说曹操不是一个极端残暴的大屠户，这只是说他用来进行战争的政治军事方针，客观上符合于统一的趋势，因之他成为当时最大的胜利者。

　　曹操是曹嵩的儿子，出身在宦官家庭，不列于士族。起初做小官，汉灵帝末年，曾镇压过颖川郡黄巾军。董卓作乱，他发动曹、夏侯（曹嵩本姓夏侯）两家的几个兄弟和侄子作为骨干，招募了一些兵，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卓大军。袁绍等人共有兵十余万，谁也不敢和董卓作战，独曹操带着几千人进攻，虽然打了一个大败仗，曹操的识见和勇气却证明与袁绍等人不同。

　　一九二年，曹操占兖州，击败青州黄巾军，得降卒三十万人，选拔精锐，号称青州兵。曹操从此自成一个独立的力量，开始与袁绍分离。曹操刚得到兖州这个很不稳固的立足地，便规定“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的两大方针。一九六年，汉献帝到了洛阳。曹操击败豫州黄巾军，得汝南颖川两郡。他亲自率兵迎汉献帝到颖川郡的许昌。用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政治上握有主动权，强大的袁绍以及其他割据者都处在被动的地位了。同年，设置田官，招募流民到许昌屯田，恢复农桑业，所属兖豫两州各郡也屯田积谷。军事上坚实的基础建立起来了。曹操依据两大方针充分表现出政治的军事的巨大才能。

　　武将大抵出身下层豪强，任何一个大割据者都有不少武将。困难在于争取士族。它是统治阶级的一个严重的力量，要善于使用它取得它的助力，否则，政治上不可能有所成就。当时北方士族，一部分在豪强混斗中死亡了；一部分各投旧主，多是投袁绍；一部分逃避到江东为孙策所收用；一部分投奔荆州，依附大名士刘表；还有一些远避到辽东和极南的交州。剩下来的士族本来不多，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搜罗士族更显得困难。不过曹操也有好的条件，首先是他有汉朝廷名义，其次是屡次战胜，军威颇盛，在别处不得意或主人失败了的士，不得不投过来求功名。大名士也是最大的谋士苟或（音郁yù），就是从袁绍那边投过来的一个。这些条件以外，他还主动地着力争取。例如司马豁称病坚卧，不就征召，曹操用死刑威胁他出来做官。又如称衡（称音迷mí）当众辱骂曹操，曹操大怒，把他送到刘表那里去，表示不杀土人。几年间，曹操得士比任何大割据者都多。

　　曹操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具备了。一九七年，开始进行有计划的战争。他先使钟繇（音尤yóu）奉朝廷命到关中，稳定韩遂、马腾等十几股大割据者。曹操率军击败自称皇帝的袁术，袁术渡淮南逃。一九八年，曹操击杀骁勇善战的吕布，得徐州。二○○年，曹操以一比十的劣势兵力在官渡大败地广兵强的袁绍。此后连年进击，二○五年，袁绍军全部溃灭，曹操得冀、青、幽、并四州。经十一年战争，北方大割据者或死或降，黄河流域基本上统一了。二○八年，曹操进击刘表军，得荆州。能和曹操对抗的力量，只剩下占据吴、会稽等六郡的孙权与声望甚高拥精兵一万人的刘备。

　　袁术系统的大将吴郡人孙坚，一九一年，为袁术攻荆州刘表，被刘表军射死。孙坚子孙策，年十七，是一个英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早年随母居寿春，就交结江淮间士人，与高级士族周瑜结成至交。周瑜与低级士族大富豪鲁肃也是至交，孙策得周瑜，江淮间士族形成了以孙策为首的一个团体。孙坚死后，孙策从袁术那里领回孙坚旧部兵将共千余人。这都是久经战阵的精兵猛将，孙策获得这些武人，军事上建立了坚固的基础。一九五年，孙策得袁术允许，率兵到江东，击破大小割据者，得吴、会稽等五郡，又袭破庐江郡，得袁术部曲三万余人。孙策依周瑜所率士族为骨干，结合张昭为首的北方士族，在六郡土地上创立一个强有力的孙氏政权。二○○年，孙策死，弟孙权继位，到曹操夺得荆州时，孙氏政权已经是巩固难破的了。

　　刘备是名儒卢植的学生，又是汉皇帝的同族，在豪强混斗中，养成了很大的声望，也结成了一个武士强谋士弱的刘备集团。曹操承认自己和刘备是当今的天下英雄，因为刘备对士族的号召力要比曹操高一些。刘备被曹操迫逐，逃到荆州依附刘表。杰出的谋士诸葛亮以及北方流亡士族加入刘备集团，刘备的势力因而空前扩大。刘表死，刘表子刘琮投降曹操。宁愿追随刘备不愿投降曹操的刘表属官和荆州人多至十余万人，辎重车多至数千辆，足见在刘表割据多年的荆州，刘备比曹操处于有利的地位。

　　孙氏政权与刘表势力是世仇，刘备是刘表残余势力的主要代表人。刘备与孙权结合，这才有可能形成以江东军为主，以刘备军和刘表残余军（刘表长子刘琦所率）为辅的对抗力量。

　　曹操军有北方兵十五六万，荆州降兵七八万，号称八十万，军力占绝对优势。但曹操军有不少弱点：（一）荆州兵被迫投降，军心动摇，而水战主要依靠荆州兵；（二）北方兵不习惯南方水土，战斗力削弱；（三）曹操军后方不巩固，特别是马超、韩遂等军割据关西，威胁许昌。这些都是军事上的弱点；（四）朝官中有不少士族反对曹操。曹操将攻荆州，临行前杀拥汉大名士孔融示威。这是政治上的弱点。曹操军存在着这许多弱点，只宜速胜，不能持久。恰巧刘琮投降，曹操不战大胜，滋长了骄慢心，以为自己强大必胜，孙权，至少是孙权的部属，一定会来投降，军事部署上暴露了可败的空隙。孙权地小兵寡，精兵不过三万人，更不能持久。刘备合刘琦兵不过二万，不力战就没有生路。在大敌曹操军的压力下，孙权刘备结成了牢固的（自然是暂时的）同盟。二○八年，周瑜进军到赤壁（湖北嘉鱼县），用火攻法大破曹操军。曹操不敢再战，率残军逃回北方。

　　赤壁大战，决定了三国分立的形势。曹操所代表的统一趋势虽然受到阻碍，但此后三国统治者各在自己的领土内削平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各国内部的统一，恢复残破已极的生产（主要是魏国），比起以前的十九年大混斗时期，三国分立也还是恢复全国统一的一个步骤。

　　赤壁战后，孙权得荆州大部分，刘备得武陵、长沙等四郡。刘备获得立足地，专力向益州发展，二一四年得益州，以成都为中心，成为后来的汉国。孙权以建业（南京市）为中心，扩地到广州交州，成为后来的吴国。

　　曹操回许昌，宣布一篇语极恳切的《明志令》，说自己实在没有“不逊”（灭汉）的野心。这当然是对拥汉派士族说的。当时撞关以西被马超、韩遂等十个割据者占领，曹操率兵进攻，经过几年的战争，割据者都消灭了，北方（除公孙氏占据辽东）得到进一步的统一。曹操在《明志令》里说，设使国家没有我，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确是事实，但因此要代汉自立，却被拥汉派士族障碍着。二一二年，曹操大会列侯诸将，教人提议推尊自己为国公。士族首领荀或当场反对，说不该这样。过了些时，曹操不露形迹地谋杀荀彧。第二年，让汉献帝封自己为魏公，建都邺（河北临漳县境），设立整套官职，使重要汉官转做魏官。二一六年，曹操升级为魏王，士族首领崔琰（音演yǎn）有讥讽表示，被曹操迫令自杀。又一首领毛玠（音介jiè）表示不满，在众官援救下，曹操不敢杀毛玠，只是斥逐出朝廷。荀彧崔琰毛玠都是曹操最重要的谋士，曹操在代汉的步骤上，遭到这些人的阻力，意义是严重的。二一八年，汉官吉本等率千余人在许昌起事，谋挟天子攻魏国。魏官魏讽等聚徒众谋攻邺，这对曹操也是一种威胁。孙权劝曹操做皇帝，曹操说，这孩子想把我放到炉火上么！所谓炉火，就是指拥汉派士族的反对，虽然不能是烧死曹操的火，但引起混乱是可能的，而这正合于孙权的希望。

　　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无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辽东割据者公孙度要流亡名士王烈做官，王烈不愿意，“为商贾以自秽”，公孙度也就不强迫他了。士族看商贾是秽人，绝不允许商贾和一般下层豪强参加政权。曹操用人，“不拘微贱”，这自然要引起士族的不安。赤壁战前，鲁肃功孙权抗曹操，说，象我鲁肃这样的人，投降了曹操，他会把我送还本乡，评品等第，给个小吏做，慢慢升迁做州郡官。曹操得荆州，令韩嵩评品荆州士人优劣。东汉末年，士人分品做官，似乎已成惯例。二二○年，曹操死，子曹丕继王位。曹丕听从拥曹派士族陈群的建议，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各州设大中正宫，各郡县设小中正官，评品本州本郡本县士人的等第。做大小中正官的人自然是高级士族和一些中级士族，他们荐举做官的人，自然也是高级中级士族。微贱人被排摈不能入品，低级士族只能列在下品。曹丕和高级中级士族进行了交换，从此不再有拥汉派。当年，曹丕取消汉献帝的皇帝名号，用禅让的方式自称魏皇帝（魏文帝）。

　　二二一年，刘备在成都自称汉皇帝。二二二年，孙权自称吴王；二二九年，吴王孙权自称吴皇帝。

　　三国分立事，另节说明。

　　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历史的一条基本线索。这条线索的一个方面，即地主阶级方面，为了争夺统治权，不断地进行着内部斗争。这种内部斗争往往成为某一历史时期里的主要特征，严重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阶级斗争（渗杂着各族间斗争）因而愈益复杂化。自秦汉迄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由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第一步是无市籍地主与有市籍地主间的斗争。这个斗争开始于秦，发展于西汉，猛烈冲突于东汉，结果是东汉末年社会遭受极其惨重的大破坏。第二步是九品官人法的成立，标志着代表无市籍地主的士族战胜了有市籍地主，同时高级士族开始了对中级士族的压迫并排摈低级士族。中级低级士族代表中小地主，人数最多，而且才能之士也多在这个大士人群里产生，他们被压迫和被排斥，无市籍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激化深化了。结果是西晋统一政权迅速崩溃，在中级低级士族与豪强势力结合下，出现十六国大混乱的局面，黄河流域又一次遭受毁灭性的长期大破坏。

第四节 经济概状

　　东汉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在西汉的基础上续有进步。手工业的进步尤为显著，好些重大的发明，记录在东汉以及三国的史书里。

　　农 业

　　牛耕——西汉后期，黄河流域用牛耕田，已经相当普遍。东汉时牛与农业的关系更见重要。《后汉书》开始有牛疫的记载，如公元七六年，汉章帝诏书里说，近年来牛多疫死，垦田减少，谷价颇贵，穷人流亡。西汉时偷马要处死刑，偷牛只是照普通偷窃加重治罪。东汉杀自己的牛和偷别人的牛都处死刑，可见牛的重要。汉光武帝初年，任延做九真太守，教民用牛犁，田亩因而年年增辟。汉明帝时，王景做庐江太守，也因兴水利和教用牛犁，境内富饶。庐江地近，用牛却在后，九真路远，用牛较在前，说明牛耕法的推广是偶然的缓慢的，但也说明在逐渐向外地推广。整个看来，东汉农业技术比西汉是进步得多。

　　水利——东汉水利大抵修复西汉旧渠，少有新创，但卓越的水利工程家仍屡见记载。王莽时（公元一一年）黄河在魏郡（治邺）决口，河道南徙，改从千乘（山东利津县）入海。河水侵入汴渠（东汉僧运的要道），兖豫两州连年遭水灾。汉明帝耀用王景（公元六九年），发民卒数十万人治河。王景测量地势，开凿山阜，建立水门，自荥阳至千乘口筑堤长千余里，使河、汴分流，河不侵汴。从此汴渠得安流运漕，黄河受南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击沙土通流入海（至一○四八年才又改道），幽冀兖豫四州得免较大的河患。王景治河是东汉人民和自然界作斗争的一次大胜利。汉顺帝时（一四一年）会稽太守马臻在会稽、山阴两县（浙江绍兴县）治镜湖（又称鉴湖），筑大堤周围三百五十余里，灌溉民田九千余顷。马臻以后，会稽山阴千余年没有大的水旱灾。长江下游的水利事业，马臻是光辉的创始人。东汉末年，曹操为适合军事运输和农田灌溉的需要，大开河渠，沟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交通比前更便利。又在河北开平虏、泉州两渠，接连海上运输，控制了割据辽河流域 的公孙氏和塞外乌桓族。三国分立，北方水利常在兴 修，成为恢复生产消灭蜀吴的一个重要因素。

　　 垦田——东汉史书保存着九个户口记录、五个垦田记录。这些数字是根据当时口赋、算赋、更赋、田租 推测出来的约数，当然不能是准确的，但也不是全是虚 构。户口数和垦田数列如下：

　　汉桓帝时的户数显有错误，《晋书·地理志》所记户数一○、六七七、九六○，口数五六、四七六、八五六， 或比较可靠。

　　自汉光武帝到汉和帝，户口继续在上升，垦田自然也在扩大。东汉户数一般在千万户左右，垦田数一般在七百万顷左右。垦田汉和帝时达到高峰，户数汉桓帝时达到高峰，这些数字固然未必确实，但也可见田数与口数差额在增大，农民破产失业的痛苦在加剧。崔寔（汉桓帝时人）《政论》里说：当今青徐究冀四州人稠土狭，田亩不够使用；关中和凉幽二州以及内附近郡都是土旷人稀，良田荒弃不开垦。依据崔寔所说，衰落的地区有西汉最饶富的关中，有南匈奴内附后作为居住地的并州和边患频繁的凉幽二州。纵然江南和益州有些发展，并不能抵补关中等地的衰落，东汉农业繁盛的地区，实际只有豫冀究徐青五州和司隶的一部分，豪强大混斗恰恰就在这些繁盛地区里进行，这就可以想见这一次大破坏是何等严重。

　　创造性的手工业

　　东汉手工业表现了卓越的创造性，这和两汉四百年政治的统一，文化的积累是不可分的。从实物与文字记载里看到的重要创造有下列几种。

　　纸——两汉学校发达，经学又极烦琐，士人录写大量经传师说，竹简重，缣帛贵，很自然的需要一种代用品，纸就在这个需要下产生了。《汉书·外戚·赵飞燕传》载有一种可以写字叫做“赫蹄”（赫音细xì）的东西。应劭（东汉人）说是薄小纸，盂康（三国魏人）说是染赤色纸。如果应、孟所说不误，是汉成帝时已经有纸。当时既能制薄小纸，也就迟早会制较厚较大的纸。应劭《风俗通》说：汉光武帝迁都洛阳，载素（帛）简（竹）纸书共二千车。公元七六年，汉章帝赐给贾逵用竹简写的和用纸写的《春秋左氏传》各一套。如果这些记载不误，是汉和帝以前早已用纸写书了。一○二年（汉和帝永元十四年）立邓皇后。邓皇后禁绝郡国献珍玩，但令供纸墨。邓皇后倡导节俭，不应让郡国献缣帛，这里所说的纸显然是指比缣帛价廉的那种纸。蔡伦当时正做尚方令（掌制造御用器物），可能受邓皇后的影响，专心制造更合用更廉价的纸。原来造纸原料用絮，絮是冬衣用旧了的丝绵（如后世冬衣用棉花），用絮造纸（可看《说文》系部絮字纸字及段玉裁注），自然比缣帛价廉。蔡伦改用树皮、麻头、破布、破鱼网作原料，不仅纸价更廉，而且原料更多，推广更易，因此天下莫不采用他的新方法，称为蔡侯纸。《后汉书》说蔡伦以前缣帛叫做纸，意在推崇蔡伦的创造，其实蔡伦以前有纸，丝毫也不曾减少这个伟大创造的价值，因为只有这样的纸才能代替竹简和缣帛。一○五年（汉和帝元兴元年）蔡伦改进造纸方法成功，这应是人类文化史上值得欢欣的一年。建安时，左伯能作纸，精细有光，造纸术又前进一步。

　　瓷器——商朝已发明制釉。郑州二里岗出土的一件豆青釉布纹陶尊，全身内外都加釉。洛阳出土西周灰青釉陶豆两件。战国时有质胎近瓷的带釉陶器。显示商周以来由陶变瓷的趋势。战国时能制瓦，两汉又能制砖。两汉有些砖瓦坚硬近于天然石，足见烧窑技术在进步。烧窑技术应用到陶器制造上，就会有早期瓷器的创造。西汉邹阳《酒赋》（伪书《西京杂记》引）里始见瓷字。河南板桥水库和洛阳都有西汉四耳罐和盘的出土，河南信阳东汉墓中也发现过青瓷壶、洗、杯、碗等物，证明两汉确有瓷器。这种质地坚细外加彩色釉药的器物，已从陶器跃进到瓷器的范围内，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的瓷器，意义却是重大的。瓷器对古代残留的铜器陶器进行了革命，给手工业开出一条宽广的新道路，同纸一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大创造。

　　阳燧——战国时能制造壁琉璃，长沙楚墓中有蓝琉璃珥，彩琉璃球，质地非常精美。东汉时进步到能制厚玻璃。王充《论衡》说：方士熔炼五种石块，铸成阳燧，可在日光下取火。西汉以前阳燧用铜制，东汉始用玻璃。由于方士故作神奇，说是要五月丙午日午时铸造才能有效，所以熔炼法流传不广，制玻璃业不能发展。

　　织花机——公元五九年，汉明帝率群臣祭汉光武帝，群臣衣裳都用五彩花纹很复杂的织成品。西汉织工在研究织花机，汉哀帝时还没有完成，汉明帝时确实制成织花机了，这是纺织手工业的大进步。魏明帝时博士马钧改良织绫机，省工省时，花纹更精。

　　铁钉——铁钉的使用，似开始于制棺的棺钉。王符（汉安帝时人）《潜夫论》里说，制造棺材要用钉。有了铁钉，建筑造船等业增加一种必要的用具，技术上可以前进一步。

　　火井——西汉未扬雄作《蜀都赋》，没有说火井。西晋初左思作《蜀都赋》，始有“火井沈荧（火在井中）于幽泉”的话。可见利用火井煮盐是在东汉或三国时期。用柴火煮盐水一石，仅得盐二三斗，用井火可得四五斗，生产量增加一倍。

　　石炭——石炭的使用不知开始于何时。二一○年，曹操在邺筑铜雀台。台北面有冰井台，藏石炭数十万片（片字或作斤字）。西晋初陆云见了很觉新奇，写信告诉陆机。二陆吴郡人，是博学的文学家，他们不曾知有石炭，足见当时还没有通行。南朝宋时人雷次宗作《豫章记》，说建城县（江西高安县）葛乡出石炭，可以煮饭，南方用石炭比北方较迟。

　　水排——东汉初年，杜诗做南阳太守，创作水排，用水力鼓动排橐（风箱），铸造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称便。东汉末年曹操用韩暨为监冶官。以前冶铁或用马排或用人排。用马排造一石熟铁要耗费一百匹马力，用人排费功力更多。韩暨改用水排，比马排省费用三倍。韩暨南阳人，当是采用杜诗的遗法，并非新创，但从南阳推广到魏国，韩暨是有功的。

　　翻车、渴乌——汉灵帝时，宦官毕岚作翻车和渴乌。翻车是一种河边汲水的机车；渴乌是吸水的曲筒。马钧改良翻车，机件轻便，童子也能转动，照西晋傅玄所描写，马钧的翻车很象是后世常用的龙骨车。

　　水难——东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督促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水碓。水碓是用水力激木轮舂米的器械，发明当在东汉时期，张既由内地传到西北地区。

　　霹雳车——二○○年，曹操与哀绍大战。曹操创制发石车，攻破袁绍军壁楼。发石时有大声，因名为霹雳车。马钧改良发石车，用一个大轮，轮上挂数十块大石，用机械转轮，大石连续抛出，比曹操所制一发一石，威力大增。发石车唐时称为炮车，是攻城利器。

　　上述各条揭示出东汉时期手工业劳动者对自然界的征服又迈进了一步，结合农业上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比西汉提高了，东汉工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盛，可以说明这个事实。

　　工商业

　　洛阳与南阳是东汉两个最大的中心城市。王符《潜夫论》里说，洛阳地方浮未比农夫多十倍，虚伪游手比浮末又多十倍。全国一百个郡一千个县成万有市的邑，工商与农夫的比例，大体上与洛阳相似。王符区别农工商的本末，说：农桑为本，工商为末；工造有用物为本，造淫侈无用物为末；商通有用物为本，通淫侈无用物为末。农工商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照王符的说法，浮未是守本的工商，虚伪游手是离本的工商。为什么离本的工商占绝对大多数呢？因为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极大部分被宫贵人剥削去了，富贵人需要的是淫侈之物，供给淫侈之物以牟利的正是王符所说的那些淫商。

　　王符描述以京师贵戚为首的富贵人家衣服、饮食、车舆、装饰、庐舍都非常淫侈。这些人家养着大量奴仆婢妾，让他们身穿锦绣衣，足登鹿（音己jǐ）皮履，佩带犀角、象牙、珠、玉、金、银、玻珀、瑇瑁（音代昧dāi mèi）等精制品，表示主人家的富贵气象。富贵人死后，棺材一定要用江南出产的大楠木，从几千里外运来，让工匠雕治，工程极其精细。一套棺椁重约一万斤，要耗费成千上万的人工才能造成。葛洪《抱朴子》记载汉朝广陵某富贵人的墓冢说，吴景帝时，发掘一个大冢。冢内有高阁。四周有行车路，高可以骑马。灵座前侍立长五尺的铜人数十枚。棺内置云母石厚一尺，尸体下有白玉壁三十枚。死人怀中有形似冬瓜长一尺许的白玉，耳鼻塞枣形黄金。这一类墓冢，照王符说，东起乐浪，西至敦煌，万里版图内富贵人家都是这样。富贵人不论是活人或死人，都是极淫侈的消耗者。他们残酷地榨取农工所生产的财富，通过淫商达到穷奢极欲的目的。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曾改进生产者本身的生活，而富贵人却愈益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西汉富商的财产最多不过一万万钱，东汉时士孙奋有钱一亿七千余万，折国有钱二亿，奴隶八百人，钱比西汉加倍了。东汉法律上也禁止商贾兼做地主，叫做“商者不农”、“禁民二业”。事实完全相反，无市籍地主同样做商贾，商贾同样做有市籍地主。邓太后废盐铁官营制以后，大利所在，二业更是混成一业，大大增加了豪强的财产。受这个法令迫害的还是那些劳动人民。官吏借口禁民二业，禁农民捕鱼打猎，甚至禁采桑养蚕，使农民穷困破产的过程加速起来。

　　王莽末年，大小豪强抗拒农民起义军，到处筑起称为营、壁、坞的堡垒，实行武装割据。东汉时期，这种堡垒合法存在并逐渐加强，豪强势力远远超过西汉时期，试先看下列两个事例：（一）汝南郡袁绍哀术是士族大豪强。袁绍占据河北，留在本郡各县的门生宾客，拥兵守壁，反抗曹操。曹操用满宠为汝南太守，攻破二十余壁，又诱杀十几个壁帅，共得户二万，兵二千。袁术死后，残部逃到庐江。孙策袭破庐江，得百工、鼓吹（乐队）及部曲三万余人。

　　（二）仲长统《昌言》里说，豪强人住着接连数百栋的大宅院，占有着大片的良田，畜养着成群的马牛羊豕，州城郡城里开设着大商店，车船周流四方，贩运奇物宝货。这种豪强人连做个伍长的资格也没有，却有成千的奴婢，上万的徒附，享乐比封君还强，势力等于郡守县令。他养活宾客刺客和敢死士，替他迫害或杀死穷人。穷人被迫服从役使，冤枉穷困，不敢到官府申诉，因为申诉只有危险没有好处。

　　以上两个事例，第一个说的是在战时的无市籍地主豪强，第二个说的是在平时的有市籍地主豪强。总起来看，豪强在平时，以大宅院为中心，筑起一个堡垒。宅院里住着供享乐用的“妖童、美妾、倡沤、妓乐”之类的奴隶，也住着充当爪牙走狗的宾客、刺客、敢死士之类的文武流氓。堡垒里住着制造各种自用器物或商品的工匠，又有经营商贩的商贾。袁术家工匠齐全，号称百工，开大商店、车船周流四方的豪强当然也有很多的工匠和商贾。这种工匠、商贾以及牧人就是成千奴婢中的一部分。堡垒外住着佃农。他们在暴力胁迫下，变成半农奴的身分（人身还不能被买卖），叫做徒附。崔寔《政论》叙述徒附的生活情况说，贫户没有耕地，只好向豪富低头，父子妻女象奴婢一般替田主耕种，一辈一辈做下去。活着衣食不足，死了买不起棺材。年景略差，便得饿死或出卖妻子。真是说不尽的伤心惨目，作为人的生趣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大名士申屠蟠隐居在田野间，住屋用蓬草盖顶，依桑树枝作梁栋，同佣人一样。佣人即徒附，他们住的是这样的陋室，室里只有一些破被烂帐，临死时还得到路旁去死，不敢死在家里，因为没有葬身的土地（《昌言》“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徒附穷困到极度，那里会有人的生趣！

　　徒附离开豪强，更无法生活，因此，徒附不仅几乎无偿地替豪强耕作，而且还得替豪强当私兵。这种豪强武装，叫做部曲。（徒附户一家人也统称为部曲。）袁绍的附属堡垒有户二万兵二千，大概一户徒附，得出一人当部曲兵。袁术部曲有三万余人，大概袁术一家的徒附户至少有三万余（一部分被部曲将带走）。豪强与文武流氓平时组成一个统治集团，战时便成为军事统率集团，豪强当统帅，一些宾客当僚佐，一些刺客敢死士当将校，部曲兵不敢不力战，否则就有灭家的祸难。东汉豪强的兼并性、割据性和破坏力都显得特别强烈，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拥有所谓部曲的私人队伍。

　　物质生产进一步发展的东汉社会，同时也就产生出更强暴的豪强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阻碍生产以至摧毁生产，最后连进行生产的劳动人民也被尽量屠杀。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豪强的兼并性、割据性。

　　豪强有良田，又有工具牛犁和徒附，农业生产品成本比较低。他们操纵市上谷价作为兼并土地的一种手段。广大农民所有的田地是中下等田地，他们也必须有牛犁，并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同徒附一样，才有可能用近乎同等成本的谷物在市上出卖，换取必要的钱来缴纳官府赋敛和购买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如果遭遇天灾、额外赋敛等意外事件，那就有破产当徒附的危险。东汉首尾一百九十五年中，地区大小不等的有灾（水、旱、蝗、风雹等灾）年多至一百一十九年，额外赋敛更是东汉后期豪强政治的特点。不难想见，农民困急只好卖耕牛，失去耕牛只好卖土地当徒附。徒附不断在增加，豪强势力不断在扩大，农民不断在加速破产，如此循环，农业生产力自然逐渐由萎缩一直到被摧毁。

　　豪强制造器物用奴隶（奴隶身价最高不过二方钱），民间手工业业主用佣工（如申屠蟠家贫，曾“佣为漆工”）。业主要卖出自己的生产物，必须减轻成本，首先是压低佣工的生活到奴隶的水准。事实上使用佣工到底还不是使用奴隶，多少要付出一些佣钱，成本多少还得高一些，因此民间手工业受奴隶劳动的阻碍，不能顺利地发展起来。

　　阻碍生产摧毁生产是豪强兼并性的表现。兼并性发展到更大规模的混斗割据，就表现出可骇的破坏力，东汉社会在这个破坏力的冲击下崩溃了。

　　王莽乱后，户口大耗损，经东汉前期的休养生息，汉和帝时，人口恢复到五千三百余万。此后安、顺、冲、质四帝人口都在五千万以下，汉桓帝时又达到五千万（《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这些数字不管它如何缺少真实性，至少还可以显示当时人口是多而不是少。现在看一九○年（汉献帝初乎元年）以后豪强们怎样急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使多的人口变为人口极少。

　　破坏的方式有下列几种：

　　屠杀———九○年，董卓驱迫洛阳地区百姓迁往长安，沿路死人无数。洛阳二百里内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烧毁。一九三年，曹操攻徐州，杀男女数十万口。一九二年董卓死后，部将们连年互斗，烧毁长安城，关中居民数十万户，死亡略尽，长安成了空城，附近几百里内不见人迹。二一九年曹仁屠宛。长安、洛阳、南阳三大城市全毁灭了。这只是几个例，其他屠城杀人，规模大小或有不同，残暴性却并无不相同。

　　抢掠——曹丕叙述一九○年以后豪强割据的情形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都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大豪强占据州郡，中豪强占据县城，小豪强占据乡村，各依武力，互相吞灭。这种豪强军队在割据地内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野兽生活，他们等到生产彻底被破坏，人民饿死得差不多的时候，自己也就很难生存下去。袁绍军在河北吃桑椹充腹，袁术军在江淮吃蚌蛤过活，不久都溃败了。豪强占据州郡，到乡村象蝗群那样吃人民，吃完这一处再吃别一处，吃到无可吃时，即人民死亡略尽时，他们才算做完了事情。

　　疫病——《续汉书·五行志》记汉灵帝时有五次大疫。大医学家张机在《伤寒论·序》里说，我的宗族原来很大，人数在二百以上，建安纪元以来，还不到十年，族人死了三分之二，伤寒病患占十分之七。一族人死去三分之二的疫病，在《五行志》上并没有记载，因为它连年发生，不算是值得记载的大疫。汉献帝时大疫，据《五行志》所记是在二一七年（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说，那一年疫病，很多亲友遭了灾。曹植也说，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或一门尽毙，或举族灭亡。以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为例，孔融、阮瑀早死，其余王粲等五人都死在这次大疫中，可见丧亡确极严重。疫病是暴政战乱的自然产物（例如二一七年的大疫，从曹操攻孙权军中开始），它不是所谓天灾，它同杀死饿死一样是统治阶级制造的人祸。

　　人民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或疫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在短短的建安时朋化为一片大荒原。王粲从长安逃往荆州，写一首《七哀诗》描述路上见到的惨状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仲长统《昌言》也说，东汉民户，过去一般在一千万户左右，还有不少遗漏户和居住汉地的外来族都不算在内。到了今天（汉献帝时），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这样下去，人要灭绝了。二○二年，曹操在他的原籍谯（安徽毫县）下了一道命令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枪伤怀”。曹操在家乡走一天，路上看不到一个熟人，与王粲仲长统所写破败情状都是亲见的实事，完全可信。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两汉四百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和文化以及创造财富和文化的劳动人民一起被统治阶级毁灭了！

第五节 汉文化对周邻诸族的影响

　　两汉是政治统一、经济文化发达、武力强大、拥有人口五六千万的伟大国家。这对四周诸族的社会，很自然地要起着推动作用。两汉特别是东汉（包括三国）推动作用更为显著。东汉三国两个半世纪的长久年月里，除去各族间暂时发生的军事行动，其余年月都是在经济文化的交流上渡过去的。大抵汉朝高度的经济与文化，在前期吸引着许多族，从而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或通商关系，而后期的黑暗政治又迫使逃亡、掠夺和变乱，成为豪强破坏力以外的一种破坏力。东汉与诸族的关系是复杂的，从大的方面看，相互有利处多于相互为害处。

　　下面简略地叙述东汉与周邻诸族的关系。

　　东北方

　　自战国（燕）时起，辽西辽东两郡（秦始皇建郡）已经是汉族文化在东北方的基地。汉昭帝以来，玄菟（治所约在今辽宁省铁岭新宾等县之间）、乐浪两郡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地。在汉族文化影响下，东北方少数族开始从落后状态中加速了社会的前进。

　　夫余——夫余国在玄菟郡北，本是濊族的居住地。不知何时，从北方索离国来了一个勇猛善射名叫东明的人，征服濊族，自做国王，号称夫余国。夫余国，有城栅、宫室、仓库、牢狱。刑法残酷，一人犯死罪，一家人都被没收作奴婢。东明族人是贵族，大贵族做加（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等称号。这些加都是部落大酋长，大部落有数千家，小部落有数百家。小贵族在加下面做邑（城栅）豪或落（村落）豪。濊族人被称为下户，是东明族的种族奴隶。有战事，诸加率东明族人上阵，下户只是运粮供饮食。下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不参加战争。贵族死后要厚葬，杀人殉葬有时多至百余人。葬国王要用汉朝给予的玉匣。国王死，嗣王到玄菟郡领取。公元四九年，夫余王遣使来汉，汉光武帝给他一份厚礼，夫余从此归玄菟郡管理。因汉文化的逐渐输入，三国时夫余成为东北方的一个强国。

　　挹娄——挹娄在夫余东北。挹娄人处在氏族社会末期，已有贫富，但不曾形成阶级，各部落有大人（酋长），但还没有君长。居山林间深穴中，富家穴深到九梯以下。穴中央作厕，人绕厕居住。有农业和牧畜业，也能织些麻布。俗重养猪，吃猪肉、衣猪皮，冬天用猪油涂身，厚数分。夏天裸体，用一尺布掩蔽下身。箭用青石作镞，镞上敷毒药，人兽被射中就死去。挹娄人形体似夫余人，言语与夫余高句骊不同。汉时属夫余，三国时脱离夫余自立。挹娄是东北方诸族中最落后的一族。它不接受邻国较高的文化，社会停留在野蛮阶段上，直到它的后裔女真、满洲初起时，大体上还保存着挹娄的社会形态。

　　高句骊——高句骊在辽东、玄菟两郡的东面，夫余挹娄的南面。属玄菟郡管理。高句骊人居大山深谷中，共有三万户。相传贵族是夫余的别种，约一万人，性凶暴喜掠夺，好造大宫室，男女饮酒歌舞，坐食不劳动。

　　 下户（种族奴隶）供给贵族米粮鱼盐等一切生活品，纵然竭力耕作，还是不得温饱。汉光武帝时高句骊王遣使来聘，汉给以乐人乐器及衣冠服饰。

　　濊——在高句骊的南面，辰韩的北面，朝鲜半岛东部地区都是濊人的居住地。濊分许多部落，各有酋长，但没有大君长。这些部落酋长与高句骊贵族同种，言语习俗大抵相同。前一二八年，濊君南闾等大小部落酋长率二十八万人来辽东郡，汉武帝因而设置苍海郡，后改属乐浪郡。汉光武帝时部落酋长改称县侯，仍属乐浪郡。濊人与汉人杂居，能种麻养蚕作绵布。没有经过奴隶制度阶段便进入封建社会，在东北方诸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一族。

　　韩——在朝鲜半岛南部。韩分马韩、辰韩、弁韩三种，称为三韩。马韩在西，有五十几个部落；辰韩在东，弁韩在南，各有十二个部落。马韩最大，有些大部落多至万余家，大小部落总户数约有十余万。部落间和部落内部，大小酋长各自作主，不很相统属。辰韩弁韩较小，大部落四五千家，小部落六七百家，总数约四五万户。马韩月支部落酋长号称辰王，算是三韩的大君长。辰韩弁韩大小酋长都是马韩人，不得自推酋长。

　　马韩人能种田养蚕织绵布，在东汉时还不知道金银锦绣是贵物。他们住的是草屋土室，穿的是布袍草履，贫富的区别不很显著。汉光武帝时马韩酋长到乐浪郡通聘，以后便属乐浪郡管理。酋长四时到郡会见，普通人借酋长的衣冠印缓也不时来郡，多至千余人，足见马韩社会还没有阶级。这都是北部人，因为接近乐浪郡，文化比较高，南部人甚至保存着文身陋习，文化比北部更低。到三国时，开始筑城郭，大概社会多少前进了一些。

　　辰韩又称秦韩，秦朝人逃避苦役，流亡到马韩，马韩人使居住东部地区，与土著弁韩人融合成为辰韩。辰韩言语是秦弁韩混合语，与马韩不同。有城栅屋室。部落酋长按大小有各级称号。能种五谷养蚕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有礼，路上行人相遇，停步让路。人死用大鸟羽送葬，意思是要死者能飞扬。辰韩人最大的贡献是能冶铁制铁器，濊、倭（日本）、马韩、州朝（朝鲜济州岛）都依靠辰韩获得铁器，铁在各族交易中当作货币来使用。弁韩人身大发长，当是被马韩征服的一个种族。一部分弁韩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相同，言语风俗有异。三韩中辰韩文化最高，有向奴隶制度社会发展的迹象。工莽时，曾掳获乐浪采木民夫户来等一千五百人作奴隶，三年死去五百人。弁韩刑法严厉，也有在部落内部产生奴隶阶级的趋势。不过三韩在乐浪郡统治下，不可能用武力向外部掠夺大量奴隶，封建文化从乐浪、辽东继续传来，自然地要向封建制度前进。王莽时，辰韩一个大酋长廉斯鑡听说乐浪郡土地肥美，人民富乐。有一天，廉斯鑡出城，见户来在田中驱鸟雀，便请户来引导来到乐浪郡。乐浪郡迫令辰韩退还被俘汉人一千人，又罚辰韩出一万五千人、一万五千匹布作为死去五百人的赔偿。给廉斯鑡衣冠田宅，子孙世世兔徭役。这个事例显示三韩社会不能走奴隶制度的道路，而只能朝着封建制度的方向发展。

　　倭——西汉时期倭人到乐浪郡聘问。公元五七年，倭国遣使人经乐浪郡来朝廷。汉光武帝授予倭国王印缓。一○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奴隶）一百六十人。三国时和魏国交通。二三八年，倭国女工卑弥呼遣使“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魏明帝以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赠送礼品有锦五匹，毛织物十张，丝织物一百匹，另送卑弥呼锦三匹，绢五十匹，五尺刀两口，铜镜一百枚，用真珠制造的铅丹各五十斤。倭自东汉以来常来中国，每次“贡献”总有生口若干人。《前汉书》仅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会见。《后汉书》记载较详，《三国魏志》记载更详，显示汉倭交通在继续增加。照《后汉书》及《魏志》所说，倭有百余国，国王世袭，大倭王居邪马台国。倭人男子都黥面文身，作为贵贱尊卑的符号，女人没有社会地位，不得文身。武器用矛楯木弓竹箭骨镞或铁镞。贵族号称大人，家有生口财物，又都有三五个妻妾。下户遇见大人，必须退入路旁草地。人如犯轻罪，没收本人妻子为奴婢，犯重罪没收一家人或一族人为奴婢。

　　以上是汉文化通过玄菟乐浪两郡，影响了附近几个族的简略叙述。

　　乌桓——原是东胡（东北方诸族）的一族，西汉初，被匈奴击败，逃避到乌桓山，因此号称乌桓。匈奴奴役乌桓，迫令每年贡献牛马及貂皮，过时不送到，便掳掠乌桓人做奴隶。乌桓社会处在脱离母系氏族似乎不是太久的氏族社会阶段上。若干小部落结成一个大部落，推选一人为大人，大人以至部落小帅各自畜牧生产，不相役使。一般行事要听从妇人的意见，只有战斗事由男人自定。汉武帝击破匈奴，迁徒乌桓人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边境外，使侦察匈奴人动静。汉设护乌桓校尉管理乌桓。公元四九年，辽东境外乌桓大人到洛阳“朝贡”，辽西境外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九千余人内附。汉光武帝封郝旦等大小酋长八十一人为王、侯、君长，使居住沿边十郡境内，招募乌桓人内附。设乌桓校尉，驻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西北），管理乌桓和鲜卑。汉给乌桓人衣食，使助汉击匈奴和鲜卑。公元五八年，辽东太守祭彤大破渔阳塞外赤山乌桓。塞外各部乌桓恐惧，西自武威郡，东至玄菟郡，纷纷内附。乌桓接触汉文化以后，大人改为父子继承制。东汉末年，辽西郡大人丘力居部有众五千余落，最力强盛，助袁绍作乱。袁绍败死后，袁绍余党率幽冀两州吏民十余万户投奔丘力居部，企图再作乱。二○七年，曹操大破丘力居部，得降众二十余万人。迁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一万余落人居内地，选壮健人作骑兵。乌桓居内地久，很自然地和汉族融合起来，边境上乌桓部落对魏仍保持政治联系。

　　鲜卑——鲜卑也是东胡的二族。照《国语·晋语》说，周成王在歧阳大会诸侯，其中有东夷鲜卑。《楚辞·大招篇》“小腰秀颈，若鲜卑只”。《大招》作者赞美鲜卑妇女，似乎战国时期鲜卑与汉族有往来。西汉初，鲜卑被匈奴击败，逃到辽东境外，与乌桓为邻。鲜卑言语习俗同乌桓，也是处在氏族社会阶段上的游牧部落。公元四九年，鲜卑大人到洛阳“朝贡”。乌桓在汉武帝时便接触汉文化，落后性逐渐减少了。鲜卑仍保持着氏族社会的落后性。东汉初年，成为侵扰辽东境外专事杀掠的野蛮族。鲜卑“朝贡”以后，辽东太守祭彤使鲜卑大酋长偏何等击北匈奴，按首级数赏财物。因此，偏何等人连年出兵击北匈奴，拿着人头到辽东受赏。很多部落大人都来归附，争着做杀北匈奴人的卖买。公元五八年以后，汉每年从青徐两州人民榨取二亿七千万钱向鲜卑人买北匈奴人头。统治阶级行施这种野蛮卑劣的方法，自以为得计，结果人民也遭受了祸难。公元九一年，窦宪大破北匈奴，单于率一部分人远逃，鲜卑占据北匈奴土地，北匈奴残部十余万落，都自号鲜卑，鲜卑势力渐盛。它失去二亿七千万钱的人头卖买，当然要取得补偿，被作为补偿品的当然是边郡的人民。从此汉沿边各郡连年被攻，汉兵南匈奴兵乌桓兵合力抵御，不能取大胜。

　　长时期的掠夺，使鲜卑社会里一部分人变成富人和有权力的人，阶级逐渐形成了。汉桓帝时，一个部落贵族的弃子檀石槐，勇健有谋略，造出一些法律，替部落间判断曲直，被认为很公平。他有了这些条件，受推为大人。檀石槐在高柳（山西阳高县西北）北三百余里弹汗山立庭（好比中原建都），从汉地买得良铁作兵器，用汉逃亡人作谋主，拥骑兵十万，南寇汉边境，北拒丁零（贝加尔湖地带的游牧族），东挫夫余，西击乌孙，在匈奴故地上建立起东西一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的军事行政的大联合体。他分领土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接乌孙为西部，各置大人统率本部。檀石槐居弹汗山统率三部。匈奴强盛时，也曾建立过这样的军事行政大联合。檀石槐继匈奴组成一个侵略力量，这对政治黑暗的东汉说来，确是极大的威胁。幽并凉三州沿边诸郡，没有一年不被攻掠，人民死伤财物损失不可计数。鲜卑获利愈多，贪暴也愈甚，一七七年上半年，边境被侵竟多至三十余次。汉灵帝发汉兵南匈奴兵共三万骑分三路出击，被檀石槐战败，三路将官各率数千骑逃回，兵士死亡十之七八，辎重全部丧失。这次大败，不是汉兵南匈奴兵不能力战而是由于腐朽的朝廷庸劣的将官根本不知道如何作战。就在这一年冬天，鲜卑万余骑在路上掳获辽西太守赵苞的老母和妻子，当作人质来攻辽西郡。赵苞率兵出战，对遥远的鲜卑阵上老母悲号道：今天，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做儿子的不能再顾母子私恩，亏损对国家的忠节。儿子罪该万死！老母教训赵苞说：威豪（赵苞字）！人总有一天要死，不得为我亏损忠义，你快进兵罢！赵苞率士兵即时奋进痛击，大破鲜卑兵。老母妻子都被鲜卑杀害，赵苞收尸归家安葬。赵苞对乡人说：为救老母而亏忠义是不忠，为全忠义而杀老母是不孝，我必须在战阵上尽忠，在地底下尽孝。说完，号哭呕血而死。赵苞母子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才是当时人民反抗鲜卑侵略的共同精神，这种精神是汉族所以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鲜卑擅长的是杀掠，落后的是生产。檀石槐部众愈聚愈多，畜牧射猎不够供食品。檀石槐找到一个大湖，其中有鱼，但不知怎样捕鱼。他听说东方有倭人能没水捕鱼，出兵攻倭人国，掳来千余家做捕鱼奴隶。鲜卑就是这样一个不爱生产专事杀掠的野蛮社会。

　　一八一年，檀石槐死。儿子和连继承他的政治地位，攻掠北地郡，被北地人射死，那个军事行政联合也就离散了。檀石槐是一个强大的侵略者，他的侵略行为，增加了部落贵族的财富和权力，阶级的划分愈益显著了。檀石槐死后，部落大人都改为世袭制，各拥所部，互相攻击。魏文帝时，檀石槐部万余落来降，居并州太原雁门等郡，为魏守边境。

　　以上是乌桓鲜卑两族，在辽东辽西境外受汉文化的影响，社会发生变化的简略叙述。

　　北方

　　东汉初年，匈奴乘中原内乱，侵扰边境。公元四八年，呼韩邪子孙争单于继承权，呼韩邪长孙比率南边八部四五万人内附，从此匈奴分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南单于比白称呼韩邪单于，在汉保护下，与北匈奴对抗。公元五○年，汉光武帝使南单于入居西河郡美稷县（山西离石县境）。南单于分部众屯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助汉守边。沿边八郡流民得归还本土，北匈奴不敢大举南侵。此后南匈奴人口逐渐繁衍，汉和帝时，有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兵五万。汉每年给南匈奴一亿九十万钱。南单于自称“生长汉地，开口仰食，惭无报效之义”，南匈奴贵族精神上与汉朝廷是亲密的。南匈奴人民与汉人杂居，逐渐进行农业生产，文化与汉人大体相同。东汉后期，南匈奴骑兵成为击北匈奴鲜卑羌的主力军。二一六年，曹操留南单于居邺（魏国都），待遇如列侯，子孙世袭单于名号。分南匈奴人为左、右、前、后、中五部，各部立贵族一人为部帅，选汉人为司马监督部帅。从此南匈奴人更确定地成为居住并州的一个少数族。

　　北匈奴——北匈奴卑于也是西汉时呼韩邪单于的子孙。匈奴分裂后，南北交战，北方的丁零，东方的鲜卑，西方的西域诸国，都乘机攻击北匈奴。北匈奴屡被战败，内部离叛。公元八七年，北匈奴五十八部共二十万人到云中等四郡投降。八九年，汉三路出兵击北匈奴，窦宪、耿秉各率四千骑与南匈奴一万骑合为主力军。窦宪出朔方郡边塞，南单于率万余骑出西河郡边塞，邓鸿率沿边义从（归附）羌胡八千骑与南匈奴一万骑出五原郡边塞。窦宪令汉和南匈奴精兵万余骑为前锋，大破北单于兵。各路大军出塞三千余里，北单于率残部逃走。汉军俘获牲畜一百余万头。北匈奴八十一部共二十余万人投降汉军。窦宪、耿秉登燕然山刻石，颂汉威德。九○年，汉兵出张掖郡边塞五千余里，大破北匈奴军。北单于率残部逃到西域，被班勇击败，又向西逃去。北单于败逃，弟放除鞬自立为单于，部众仅数千人，遣使来求降。窦宪排斥袁安等朝臣公议，立於除鞬为北单于，照南匈奴例，每年给大量财物。东汉朝廷以前利用南北匈奴互攻，又利用鲜卑攻北匈奴，因此北匈奴衰弱，汉兵出塞，一举成功。北匈奴破灭后，应从袁安等人的公议，允许南匈奴出塞，统治匈奴故地，汉与南匈奴协力抵御鲜卑，这样，鲜卑侵扰边境的祸害是可以减轻的。窦宪刚愎自用，扶立一个仅有数千人的放除鞬，匈奴广大土地及残余部众都被鲜卑夺去，中国北方又出现了一个强敌，边境受害，比西汉前期更严重。如果说窦宪击破北匈奴算是有功劳的话，那末，由于他的错误而造成的罪恶应比功劳大得多。

　　匈奴族与中原接触地带很广而时间又很长，自然要受到汉文化的某些影响。特别是西汉呼韩邪单于以后，匈奴贵族的衣服、食品、用具、乐器、刀甲、车舆、仪仗都是汉朝供给的，汉文化给匈奴的影响是更多更深了。呼韩邪改父子继承制为兄弟继承制，意思是想轮到汉妻王昭君的儿子做单于，呼韩邪又使他的继位人在单于称号上加若鞮（汉语孝）二字，意思是学汉皇帝称号上加孝字。南匈奴单于每年三次祭天，兼祭汉皇帝。南匈奴和许多北匈奴人愿意内附居住汉地，显然不仅是生活上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汉文化有所爱慕。北匈奴虽然战败了，它所积累的战争经验（如“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与游牧族本有的流动性旷悍性结合起来，比其他落后族，它还是较强的一族，因此，它能向遥远的西方走去，在一个时期里，成为可怕的文化破坏者。

　　西方

　　羌——羌族也称为西戎，据远古传说，炎帝姜姓，西周东周时期有不少姜姓国也有姜姓戎。黄帝姬姓，春秋时期西戎中还有姬姓戎。尧是羌族庆都的儿子，周祖先弃也是羌族姜源的儿子。炎黄族与羌族在远古是很接近的两个种族。炎黄族先后进入中原地区，逐渐与夷族苗族黎族狄族融合起来，经济文化都在发展，羌族保持落后状态，到东汉还不曾脱离氏族社会。

　　羌族游牧地以西海郡（青海）为中心，南到蜀郡广汉郡边境外，西北接西域鄯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车师（吐鲁番盆地）等国。羌族有一百五十个部落，在这个广大地区上随水草游牧，并无固定居住地，农业生产几乎是没有的。阶级也没有显著的形成。部落酋长都是爱剑的后裔，大部落数万人或万余人，小部落数千人。某一部落强大了，就分为几个小部落，某一部落衰弱了，就分散做别部落的附属。各部落间互相攻掠，盛衰无常，因此不能产生大君长，不能有统一的号令，比起匈奴鲜卑来，虽然羌人刚强勇猛，不免仍是一个弱族。

　　羌族经济文化落后，但并不是说它不愿意前进。爱剑在秦厉公（前四七六年至前四四三年）时，被秦人俘获当奴隶。爰剑学得一些生产知识，逃回羌地后，教人畜牧种植。羌族本来依靠射猎为生，此后畜牧业发达起来，人口也就繁衍了。羌人崇敬爰剑的功绩，让他的子孙世世做部落酋长。汉武帝开河西四郡，羌人欣慕汉文化，陆续内附，与汉人杂居凉州各郡县。汉境内的羌人，游牧生活逐渐改变为农业生活，这对羌人是有利的。但汉地方官吏和豪强，虐待羌人，侵夺奴役，无所不为，比虐待汉族人民更加凶暴。羌人被迫与境外诸部落结合，仇杀官吏豪强，同时也蹂躏汉族人民，不过东汉前期还没有酿成大变乱。

　　东汉后期，政治进入黑暗时期，地方官吏与豪强虐待羌人，毫无忌惮，连朝廷当权者也直接出面对羌人进行更残酷的压迫。原因是：（一）羌人力弱，击羌容易立功成名；（二）借口用兵，可以聚敛民财，使大小官吏乘机各饱私囊。公元一○七年，羌人被迫起事。当时羌人久居郡县，并无武器，或持竹竿木棍当矛，或负木板食案当盾，或执铜镜在日光下摇动当作舞刀，汉朝廷完全没有理由去用兵镇压。邓太后想让她的长兄邓骘乘机立功，却征发内地十来郡兵卒五万人，教邓骘带着去杀羌人。邓骘军被羌人杀败，边境内外各部落合力攻击邓骘军，邓骘军又大败。羌声势大盛，深入到内地杀掠，百姓死亡不可胜数。邓骘束手无策，本人退回洛阳，邓太后认为有功劳，升官做大将军。汉军留在前方，屡战屡败，羌兵竟杀掠到河东河内等郡，关中及河北大平原上先后筑坞壁一千余所，屯兵二十余万，算是抵御羌人的方法。战争一直进行到一一五年，汉改用骑兵又用南匈奴骑兵击羌，才挽回败势。一一八年，羌人战败瓦解，接连十二年的战争才告一结束。这次故争用钱多至二百四十余亿，人民实际负担当然还要超过这个数目。并、凉两州破败不堪，边郡和内地兵民死亡无数，羌人也遭受了巨大的损丧。但是，统治阶级制造这样的大罪恶，丝毫也不曾悔祸，相反，它更认识到击羌是得功名饱私囊的最好机会。

　　一一九年以后，较小规模的战争依然继续进行着，汉羌各有胜败。从一三六年起，汉羌又开始大战，汉兵屡败。朝廷照上次战争的旧法，发诸州郡兵十万人屯凉州汉阳郡，关中筑坞、壁三百余所，屯兵守望。大将马贤赵冲等人先后败死。朝廷当权者在内地农民起义的压力下，无法再在击羌战争中发财了，一四五年，被迫采用招抚法。羌人五万余户投降，接连十年的战争才告结束。战争中皇甫规曾要求给兵五千人，便可安抚变羌，朝廷当然不听。这次战争用钱八十余亿，多数被文武官吏吞入私囊，他们把掠夺来的珍宝财物，贿赂朝中有权人，因此放纵妄为，小胜报大胜，战败报不败，让战争延长下去，朝廷不会来追问。兵士口粮被侵夺，进不得力战，退不得温饱，大批兵士冻饿死了，草原上白骨相望，这不是战死者的白骨而是被虐待者的白骨。东汉黑暗政治表现在各个方面，两次制造羌人大变乱，就是这种黑暗政治的一个表现。统治阶级只知道侵侮羌人可以得功名饱私囊，却想不到内地农民起义伴随着击羌军事开始爆发并发展起来；内地农民只知道反抗朝廷残酷地征发兵役和财物，却想不到最后会迫使朝廷不得不停止对羌人的武力迫害。汉族与羌族间是有隔膜的，羌人反抗汉朝廷压迫，并不想获得内地农民的援助，内地农民起义，也不曾有援助羌人反抗的意图，但是，羌人反抗催促了内地农民的起义，农民起义阻止了朝廷对羌的军事压迫，事实上彼此起着联系的作用。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压迫是普遍性的，所以，被压迫者的反抗也是普遍性的。不论各个被压迫者表面上存在着若干隔阂或怨仇，归根说来，阶级斗争终于从内部深处把他们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的力量，就要加速黑暗朝廷的崩溃。

　　汉官没有一个不是羌人的强盗，只有张奂、皇甫规二人是例外。公元一五五年，张奂做安定属国都尉（相当于郡太守，管理内附诸族），羌酋赠送马二十匹，金食器八件，张奂拒不收受，当众立誓道：即使马象羊那样贱，不让马入我厩；即使金象米那样多，不让金入我怀。张奂以前八任都尉都是贪官，羌人敬重张奂的廉洁，从此遵从教令，境内安宁。一六一年关中陇西羌起兵攻破营坞，凉州路断，长安危急，朝廷不得已用皇甫规为将。皇甫规击破羌兵，羌人十余万人自动来归附，凉州路通。皇甫规先后诛逐贪虐大官五六人，小官吏百余人，羌人欣喜，又有十余万人来归附，用费仅一千万钱，西方即时清静。皇甫规因此得罪了宦官和豪强，下狱罚作苦役。张奂皇甫规廉正，得羌人爱戴，因为羌人对汉官并无其他要求。汉官却相反，专想残害羌人来满足自己的要求。与张奂皇甫规同时，有一个完全兽性号称大名将的段颎（音窘jiǒng），主张用兵杀尽羌人，张奂主张安抚，朝廷自然听从段颎的话。一六九年，段颎出兵突然袭击降羌，杀四万人，用钱四十四亿。羌人受了大祸，段颎等人发了又大又快的财。

　　氐（音低dī）——氐自称是槃瓠的后裔。据《商颂·殷武篇》说，它在商汤时已经与商有来往。它原住武都郡地方，汉武帝立武都郡后，部分氐人散居凉州关中一带。二一九年，刘备击败曹操军，得汉中地。曹操迫令武都氐五万余落迁居关中扶风、天水一带，以防刘备夺取武都郡，用氐人攻关中。二二○年，武都氐王杨仆率本部人附魏。二三六年，武都氐王苻健率氐民四百余户附汉，弟苻某率氐民四百户附魏。大部分氐族离开了根据地武都。氐比羌弱小，但经济文化比羌进步。氐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接受汉文化较多，善于种田，养豕牛马驴骡，又能织布。姓名与汉人同。本族人说氐语，对汉人说汉语。酋长称王或称侯，很多王侯受汉朝廷封号，与汉官共同管理氐民。氐族和羌族一样受汉官虐待，羌族不断起兵反抗，氐族反抗却很少，主要原因在于氐族已有阶级，统治者与汉统治者结合，氐民的力量削弱了。羌族还没有形成显著的阶级，酋长与部众的利害比较一致，在反抗中能采取共同的行动，而且各部落甚至住地很远的部落也能采取共同行动。汉官无法利用酋长来压迫羌人，到最后，出现了段颎企图杀尽羌人的野兽主张。

　　羌和氐是居住在边境内外，受汉文化影响较多的两个族。

　　西域——玉门关内河西狭长地带，玉门关外葱岭以东西域诸国，都是汉与匈奴关系本身安危、势所必争的地区。汉置河西四郡，割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关中形势稳定了。西域诸国内附，割断匈奴的右臂，河西形势稳定了。与汉相反，匈奴失去西羌的援助，由强变弱，失去西域的赋税，由富变贫。匈奴贫弱，汉才有可能击败匈奴，取得北方边境的安宁。从自卫的观点来看，汉通西域是完全必要的。匈奴奴役西域诸国，“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西域人民和大部分统治阶级，都盼望得到汉的保护，从西域人民的要求来看，汉通西域也是完全合理的。由于通西域，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得以交流，从人类的利益来看，意义更是重大了。因此，东汉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建立的功绩，是非常光辉的功绩。

　　西汉末年，西域三十六国分割成五十五国。公元一六年，王莽断绝西域的交通，匈奴乘机又征服西域诸国，实行报复性的剥削。诸国不堪命，要求汉统治的恢复，非常迫切，但东汉国力较弱特别是后期政治黑暗，内争激烈，无意远图，西域不能象西汉那样久通，自汉光武帝至汉安帝呈三绝三通不正常的现象。

　　第一次绝——公元一六年至七三年。原因是王莽乱后，国内元气未复，避免与北匈奴接触。

　　第一次通——七三年至七七年。击走北匈奴，取伊吾（又称伊吾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交通恢复。

　　第二次绝——七七年至九一年。原因是不愿引起对北匈奴的战争，放弃伊吾。

　　第二次通——九一年至一○七年。窦宪大破北匈奴，班超经营西域完全成功。

　　第三次绝——一○七年至一二四年。原因是汉官庸劣，被北匈奴及一部分西域国攻击，朝廷召回汉官。

　　第三次通——一二四年以后。班勇击走北匈奴，葱岭以东又通。班勇以后，渐成半通状态。

　　西汉时期，西域诸国的贵族子弟多到长安，学汉文化。国王的儿子称为侍子，得到朝廷更多的优待。东汉初耿舒讥笑马援象个西域贾胡，到一处便停留一处，想见西域商人可以在内地自由做买卖，长时期经济文化的交流，使汉与西域结成不可割断的联系。汉人流寓西域，不仅做买卖，也兼作政治活动，有助于这种联系的增进。例如公元六○年，汉人韩融助于阗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阗县境）贵族休英霜做国王，击败强国莎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后来班超经营西域，于阗成为主要支持者。七三年以前，西域诸国屡次要求汉恢复政治关系，绝不是偶然的。七三年，汉明帝命使窦固等率大军击北匈奴，取伊吾地，置屯田兵，建立起玉门关外的立足点。班超就在这一年带着三十六个吏士出使西域，杀鄯善国匈奴使官，于阗国杀匈奴监督官，鄯善、于阗等国王都派儿子到洛阳做待子，隔绝五十八年的西域，第一次又与汉交通了。

　　班超得于阗疏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勒县）等国的支持与匈奴争西域统治权。七六年，匈奴和在它影响下的龟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焉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国，攻汉西域长官，汉章帝召回汉官，放弃西域，伊吾又被匈奴夺去。班超奉召将归国，从汉诸国大震动，疏勒国大官黎弇怕班超走了，龟兹来报复，拔刀自杀。于阗国王侯大臣抱住班超的马脚，号泣不让走。班超与所率三十六人留下来，准备击败反汉的焉耆、龟兹两国。八○年，汉章帝派徐韩率兵一千人援班超。八七年，班超率西域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大破龟兹等国兵五万人。九○年，班超又大破葱岭西月氏国兵七万人。九四年，班超率龟兹等八国兵七万人合汉吏士商贾一千四百人攻破焉耆国。葱岭东西路通，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内属。一○二年，朝廷召班超归国，到洛阳不久便病逝，年七十一岁。

　　一○七年汉放弃西域，朝官们原以为闭玉门关便可安居无事，不料北匈奴残部征服诸国，连年侵犯边境，威胁河西四郡。事实教训朝官们“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一二三年，汉安帝使班超第三子班勇将兵五百人，出关经营西域。一二六年，班勇率西域兵大破北匈奴呼衍王，又击走北单于兵，北匈奴向西逃遁，葱岭以东诸国又来归附。一二七年，黑暗的朝廷说班勇有罪，召还下狱。此后汉在西域的政治势力逐步削弱，商业和文化却仍交流不绝，特别是文化，过去汉文化经河西向西流，现在佛教文化经河西开始向东流。北匈奴彼班勇驱逐，向西远走，西域诸国得免奴役，有余力发展佛教文化，通过河西这条文化运河，与汉地保持着长时期的正常关系。

　　班超率三十六人，班勇率五百人出关，都建立了卓越的功业。这是因为他们的后面有汉朝和西域交通的愿望，前面有西域诸国脱离北匈奴与汉交通的愿望，班超班勇的智谋和勇气能够恰当地使两个愿望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力量。如果单看作他们个人有智有勇，凭几十人几百人压服诸国，那就变成神话，不是历史事实了。

　　公元九七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甘英到了条支国的西海（波斯湾）边上。安息国（波斯）一向用汉丝和丝织品与罗马交易，不愿甘英到达大秦，开辟直接通商的道路，夸张航海的困难来阻止甘英。甘英缺乏探险精神，畏难回来。大秦富贵人需要大量丝织品，商人从安息天竺（印度）间接购得，获利已有十倍，当然希望直接通商，得更多的利益。一六六年大秦商人到日南郡边上，以大秦王安敦名义，送汉桓帝一些礼物。大抵海路危险较多，通商道路主要还在陆上，东汉扫除北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对东西商路的通达是有重大意义的。

　　西南方

　　益州广大，居住着统称为西南夷的许多种族。东汉时，大小种族纷纷内附。大种族如公元六九年，哀牢王柳貌率五十五万余人内附，汉明帝特立永昌郡（治在云南保山县境），管理哀牢人。一○○年，白狼王唐缯等率十七万人内附。一○八年，三种夷人三十一万内附。一一六年，大羊等八种十六万人内附。以上都是大量人口连同土地一起内附的事例。夷人内附，对酋长王侯和人民都有利。对酋长王侯说来，他们得到封号与赏赐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人民说来，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得到汉法律上的一些保护，例如公元四三年，邛榖王任贵怕汉威法行施后，自己不得放纵，阴谋叛变，足见汉法多少有些约束力，内附的酋长王侯不能象以前那样放纵。

　　益州郡（属益州刺史管辖）永昌郡是汉在西南方的基地，通过这些基地，汉人与夷人交流着经济与文化。两郡物产丰富，有牦牛、琉璃、毛织物、木棉布、火浣布（石棉布）等特产。铜铁铅锡金银琥珀水晶等矿，比内地更多，汉设县常在矿区，想是汉人多作矿冶业和商业。永昌郡由水路通掸国（掸音扇shàn在缅甸），又与盘越国（在天竺东南）相近，永昌成为中国西南方与天竺、大秦等国通商的大城市。象牙、犀角、光珠、孔雀、翡翠、猩猩等珍异物，经过永昌来到内地。汉官吏乘机取利，做一次益州郡太守，子孙好几辈饶富。做一次永昌郡太守，即使不是大贪官，也可以让十代子孙都做富人。

　　王莽时，益州郡太守文齐兴造水利，垦田二千余顷。汉章帝时益州郡太守王阜设立学校，居民原有的陋俗逐渐改变。汉桓帝时，郡人尹珍到内地游学，博通经书，擅长书法，还乡里教授，门徒甚众，西南地方开始有学人。夷人文化一般是落后的，例如哀牢人身上刻龙文、穿鼻，耳轮拉长到肩上，衣服后面缀一尾形的饰物，内附后受汉文化影响，可以加速这些陋俗的改变。

　　南方

　　汉武帝征服南越国，分置九郡。汉元帝时罢珠崖儋耳（儋音丹dān）两郡，七郡统称为交趾。长官称交趾刺史。二○三年，汉献帝改交趾刺史为交州牧。二二六年，孙权分交州为交、广二州。交州有东汉时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广州有东汉时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

　　交趾七郡原来居住着许多种族，汉人统称他们为越人或雒越。秦始皇迁徙内地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人杂居，因之南海等四郡文化较高，交通较便，汉政治影响也较强，越人逐渐朝着与汉人融合的方向发展。交趾等三郡与南海等四郡有些不同的条件，少数的汉人朝着与越人融合的方向发展。

　　交趾郡居民，据汉时人说是雒越人。他们很早就有农业。他们的田叫做雒田，随潮水的高低，决定田的有收获或没有收获，这说明生产技术还是原始的。但是雒越人已有阶级，种田的人叫做雒民，有田的人叫做雒王雒侯雒将。西汉时，朝廷流放一些罪人到交趾等郡，使与本地人杂居。双方开始通言语。汉光武帝初年，锡光做交趾郡太守，任延做九真郡太守，施政宽弛，大体保持着安定局面。后来交趾郡太守苏定是个张着眼睛看钱，闭着眼睛办事的贪劣官。公元四○年，交趾麊冷（音迷零mí líng在越南境内）县雒将的女儿征侧和她的女弟征贰起乓反抗，九真日南合浦等郡越人俚人群起响应，征侧取得六十五个城，自立为王。《后汉书》说征侧甚雄勇，被苏定虐待，愤怒起兵。这是错误的说法。如果征侧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愤怒，四郡越人俚人为什么起来响应呢？为什么刺史太守困守孤城，得不到居民的援助呢？足见这些刺史太守都是苏定一类的贪劣官，早就为居民所厌弃。征侧的胜利，正是由于她的行动顺应了驱逐贪劣官的公意。四二年，汉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汉兵八千人合交趾兵共二万余人，依靠兵力强大，击败征侧征贰军，征侧征贰在作战中壮烈牺牲了。

　　马援在交趾等郡修筑城郭，巩固汉官的地位；穿渠灌溉，兴修农利。四四年，马援率汉兵回洛阳，因瘴疫死去了十之四五。交趾多有珍异物品。汉桓帝汉灵帝时，政治愈益黑暗，汉人去做刺史太守都是肆意搜括，贪囊满了便内调，让新官再来搜括。居民被迫反抗，在朝廷用兵无效时，只得对居民作些让步，借以缓和反抗的力量。

　　汉献帝时，士燮做交趾太守，统治交趾七郡。士燮任职四十余年，内地士人到交趾避难，多至百余家。境内安宁，当全面战乱社会大破坏的时候，交趾七郡独免兵祸。

　　东汉和四周诸族，除了鲜卑是代替北匈奴寇边的敌人，其余都是相互间保持着经济文化的正常关系，而汉统治阶级的贪劣政治常是正常关系的损害者。这就形成了许多族纷纷接受汉经济文化的影响，又经常起兵反抗的复杂现象，但正常关系到底还是基本的。这一点，汉统治阶级知道得很清楚，在无法镇压反抗时，派个廉洁长官去，减轻些剥削，便把正常关系恢复起来。

第六节 黄巾军起义

　　东汉后期愈来愈黑暗的政治，逼得广大农民愈来愈不能生活下去。从汉安帝时开始，农民到处发动武装起义。起义的原因，汉安帝自己说出了一些，就是“万民饥流”（流亡）、“百姓饥荒，更相啖食”（人相食）。朝廷有什么救济的办法呢？当然是没有的，相反，剥削得愈来愈凶恶了。从汉安帝到汉灵帝时黄巾军起义以前，各地发生民变六十七次（实际不止此数）。起义的人数和区域都在继续扩大，而且起义的行动与西汉不同，一起义就杀官吏，烧城邑，首领有皇帝、天子、太上皇、无上将军、平天将军、柱天将军等称号。起义者揭出这些称号，就是宣告人民不再要姓刘的做皇帝。这比西汉末起义军一定要找个姓刘的做皇帝，显然是个进步。

　　汉朝廷是腐朽的，汉统治阶级却凶顽有力，所以起义军都被统治者镇压下去。

　　如果说，汉安帝以后农民的穷困生活还算是慢性穷困的话，那末，到汉灵帝时变成急性的穷困了，或者说逼近绝境了。当时吕强上疏陈事，说：近年来谷价便宜，家家户户却挨饿役饭吃。连年灾荒，按市场规矩，谷价应该腾贵，但是谷价反而更跌，这是因为朝廷和地方官赋税繁重，刑罚急暴，农民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缴出最后的一粒谷来买眼前的性命。农民被驱迫到这条死的界线上，唯一可走的路只有大规模起义。

　　小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农民的耕地在无止境地零碎化，农民本身在无止境地散漫化，要发动有组织意义的大规模起义几乎是不可能的。秦末陈胜刘邦、西汉末赤眉平林等起义军都是先在一个地方爆发，随后各地农民起来响应，形成一支多头的反抗力量。这种情况和小土地私有制正相适应。但是，东汉时期，农村中遍布着豪强的坞壁，它们都是有部曲的作战单位，有力量镇压刚发动的起义农民。就是那种较大规模的几十次地方性起义，也在朝廷军队联合豪强武装的压力下，等不到别处农民响应，都归于失败，东汉农民起义确是更困难了。

　　不过，起义是不可抑阻的，失败使徬徨在死亡线上的广大农民获得一个教训，就是必须联络各地农民共同起义。实行这种联络工作的是钜鹿人张角和他的兄弟张宝、张梁。

　　汉光武帝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大力提倡妖妄的谶纬之学，借以证明自己受天命，应该做皇帝。东汉妖术盛行，《后汉书》特立所谓《方术传》，除了郭玉、华佗等少数医生，其余都是著名的妖人。这种妖人妖术就是战国西汉传下来的方士和神仙术，不过到东汉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战国西汉的方术，主要是用长生不死之药欺骗富贵人（包括皇帝）。骗术败露以后，方士被杀或逃遁，教训了后来的方士，富贵人受骗，也教训了后来的富贵人。东汉富贵人自汉光武帝以下，一般不求长生药，却求愚弄人民的妖术；反之方士也不再用长生药冒险求富贵，却用各种符合朝廷提倡的妖术来取得名利，用符水祝祷法骗人，就是各种妖术中的一种。朝廷对妖术采取不干涉态度，因为任何一种妖术，归根都是为了欺骗人民，有利于朝廷的统治。

　　东汉后期，佛教逐渐流行，给某些妖人一种创立宗教的启示。妖人们把方士所有的神仙术与《老子》书中“谷神不死”、“玄牝之门”等等神秘的话结合起来，于是神仙术改称为道教，方士改称为道士，哲学家的老子也被改装为道教的教主。汉桓帝派亲信宦官到苦县祭老子，又在宫中立黄老浮屠祠。以方士神仙术为本质的道教，经汉桓帝承认，成为公开的宗教了。最早出现的道教，是汉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到宫门献上他的老师于吉所得神书——《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后汉书·襄楷传》）。这个于吉就是造神书的人，也可能是宫崇自己造书，托名于吉。他们敢于献书，书中当然是“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决不会有反抗统治阶级的言论。汉献帝时，琅邪道士于吉流寓吴郡城，烧香读道书，用符水为人治病。孙策部下诸将和宾客，有三分之二信奉于吉，望见他就跪拜。孙策看他妖妄惑众，影响很大，把他斩首示众。这个于吉是冒名的于吉（汉顺帝时于吉，到汉献帝时应有一百岁左右，诸将宾客替他说情，只说“医护将士”有功，不说他年老），他被杀的原因是想取得孙策的尊敬，不是反对孙策，诸将宾客救他，是希望得他的符水治病，不是对孙策有什么异心。毫无疑问，太平青领道一开始就是拥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太平青领道教派中有一派叫做五斗米道（即天师道）。汉献帝时张鲁的祖父张陵（即道教所称天师张道陵），在蜀郡山中造道书，创所谓五斗米道。张陵的徒党，有祭酒（主传授老子《道德经》）、鬼吏（主为病人祝祷）等名称。他们用法术给人治病，仅费三张纸，却照例要五斗米作报酬。张陵家拥有部曲，是个大地主。他的徒党自然也是些地主。毫无疑问，五斗米道也是拥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归根说来，道教的宗旨，无非是长生不死做神仙，这当然不是劳动人民的思想而是地主阶级无限贪欲的丑恶表现。

　　张角的道教叫做太平道，大概也是太平青领道的一派。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手执九节杖画符诵咒，教病人叩头忏悔自己的罪过。给病人符水喝，好了算是信道，死了算是不信道。张角派遣弟子到各地方治病传教，十余年间，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信徒多至数十万。汉官吏认为“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没有禁阻太平道的活动。张角分信徒为三十六方（部），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设将帅统率各方。又收买一些宦官作内应，皇宫卫士多人也准备响应。张角预定甲子岁（公元一八四年，汉灵帝中平元年）三月五日（甲子日）京内外同时起义，事前发出动员起义军的口号，说，“苍天（汉）已死，黄天（张角自谓）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为“黄天泰平”。京师及州郡各官府门上都用白土写甲子二字。大方帅马元义往来京师，布置起义，准备调距离洛阳较远的荆扬二州信徒数万人，集中到邺城（起义中心地），作为起义军的主力，配合洛阳附近的各州郡起义军，一举攻下洛阳。不料张角的一个弟子反叛了，向汉灵帝告密。汉灵帝捕杀马元义，又杀卫士及京城内太平道信徒千余人，命令冀州官吏捕张角。这个离起义日期还差一个多月的突发事变，打乱了张角的部署。张角派人飞告各方，立即起义，向统冶者进攻。起义人都戴黄巾作标帜，因之被称为黄巾军。张角张宝张梁兄弟三人起兵后，烧官府，杀官吏，攻破地主坞壁，州郡长官，纷纷逃走。各地黄巾军象风暴那样起来响应，整个统治阶级震动了。

　　不论是那一派道教，它的教义原来不曾含有反抗黑暗统治者的意图。但在封建社会里，它常被当作一种联络农民发动反抗行为的工具。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实行各种愚民政策，农民受了陷害，一般缺乏较高的文化，而濒临死亡的穷困生活，又迫使农民在无可奈何中从鬼神那里寻求一些空幻的希望。某些野心的道士，正好通过这种弱点来利用农民的战斗意志。事实上农民大规模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农民阶级普遍地要求推倒黑暗统治者，信奉道教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因之，张角的太平道虽然起着发动黄巾军起义的作用，但不能说它是反抗黑暗统治的宗教；黄巾军虽然蒙着道教的灰尘，但它的本质依然是正义的农民战争。

　　抹去黄巾军的那些道教灰尘，作为秦末以来农民故争的发展过程来看，它有若干进步的表现。（一）三十六方同日起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组织力量。（二）攻城市坞壁，表现出明确的斗争目标。（三）废除淫祀，表现出统一的精神。曹操曾在济南禁绝奸邪鬼神的祭祀，单是城阳景王庙就毁去六百余所。一九二年，青州黄巾军与曹操军大战，黄巾军给曹操檄文里说：从前你在济南毁坏神坛，和我们中黄太一的道相合，你似乎是个懂道的人。道教崇奉多神，不可能有毁坏神坛的主张。这里所称中黄太一显然是废斥诸神，独尊一神，与道教拜多神的教义不合。足见太平道为了发动农民，不得不接受农民的要求（敛钱祭祀鬼神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一个手段，农民感到痛苦，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反映出农民要求政治统一），添加一些主张，这就是其中偶然被史书保存的一条。

　　黄巾军的基础，起初是大量穷苦农民和流民，后来加入了在坞壁里受尽苦难的徒附和奴隶，他们扶老携幼全家从军，队伍非常庞大（统治阶级诬称为“蚁贼”，但也说明黄巾军声势的浩大）。他们战斗精神虽然极高，作战的困难却是很多的。黄巾军仓猝起义以后，汉灵帝大赦党人，和缓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整个统治阶级都发动起来，以大豪强出身的皇甫嵩、儒生出身的卢植、小豪强出身的朱俊为首率领大批徒党（董卓、曹操、刘备、孙坚之类），一致向黄巾军进攻。经过几次大战，是年仲冬，张角兄弟终于被皇甫嵩等血腥统治者杀死，皇甫嵩一人就屠杀黄巾军二十余万人，每一郡屠杀至少数千人。统治阶级只许农民当牛马而死，不许为求生而反抗，这是它所认为的“真理”。维持这个“真理”的“真理”就是疯狂大屠杀。黄巾军起义在统治阶级“真理”的惨重打击下，基本上失败了。但是，青徐豫各州郡黄巾军仍继续战斗，青州黄巾军尤其壮盛，有战士三十万，合男女老幼共百余万人。因为黄巾军缺乏战胜的条件，最后都被曹操等人消灭。

　　太平道以外，还有五斗米道。它的教主张鲁依靠益州割据者刘焉的势力，占领了汉中。张鲁自号师君，普通信徒叫做鬼卒，普通官员叫做祭酒（汉时通俗语对人尊称为祭酒），大官员叫做治头大祭酒。这些本是道教内部的称号，占领汉中后沿用不改。张鲁既然取得了统治权，必须在教义外添加（《三国志·注》称为“增饰”）一些新的办法。他在大路上设立义舍（行人住宿处），备有义米义肉，让行路人无偿取用。民有小过，罚修路一百步。人犯罪原谅三次，不改正才行刑。春夏禁止杀生物。又禁酿酒。祭酒管理民事，不用太守县令等名号。东汉后期，破产农民大批流亡，路上颠沛流离，痛苦是说不尽的。朝廷刑法残酷，富贵人家奢侈浪费，官吏贪暴，官即是豺虎强盗的别号，这些都是人民最憎恨的事物。张鲁添加的新办法，多少有合于人民的要求。张鲁在汉中将近三十年，汉中成为当时最平静的地区，关中士民逃来避难，前后达数万家。二一五年，曹操攻汉中，张鲁自动投降。曹操待以客礼，封为万户侯。此后五斗米道主要在统治阶级中流传，被看作道教的正统，张角太平道在民间秘密流传，农民起义的发动者经常用它或和它同类的教作联络的工具。

　　黄巾军败后，河北农民纷纷起义，各部名号有黑山（山在河南浚县西北，首领张牛角）、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羝根（羝音低dī首领姓于，是个大胡子）、青牛角、张白骑（首领骑白马）、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成、雷公（首领是个大嗓子）、浮云、飞燕（首领褚燕脚手轻快）、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睦固、苦蝤，以及少数族起义军四营、屠各、雁门、乌桓等等。大部有二三万人，小部有六七千，攻击州郡城和坞壁，声势浩大。飞燕（继张牛角作首领，改姓张）联络各部，众至百万，通称为黑山。后来黑山与袁绍大战数次，各部陆续被袁绍消灭，张燕降曹操。

　　黄巾军黑山军都被统治阶级战败了，但黑暗的东汉朝廷也被它们推倒了。

第七节 汉国（蜀汉）

　　赤壁战后，三国分立的形势基本上确定了，但这并不是说三国已经成立。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危，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得不到益州，即使占有荆州，在魏吴双重压力下也很难成立汉国。刘备取得益州以后，荆州成为孙权用全力来攻，刘备不能用全力来守的局面。二一九年，孙权杀汉国荆州守将关羽，取得荆州，从此吴汉两国确实成立，开始了三国分立时期。

　　从经济方面说来，三国分立也是东汉末年社会大破坏的自然产物。原来黄河流域是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地区，因之它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个伟大强盛的中心地区首先带动了长江上下游地区（益荆扬）的经济逐步前进。西汉中期司马迁叙述江淮以南（荆扬）一般的经济情况说，楚越地方，地广人稀，有些地方还使用火耕水耨法。没有饥寒的人，也没有千金的富家。这就是说，江难以南经济落后，剥削者还不能积累起千金。到了东汉时期，大地主大豪强到处出现，说明经济已有发展，足以产生大的剥削者。东汉时期长江下游人口普遍地增加着，例如西汉会稽郡（治设吴县）有户二十二万，口一百○三万。东汉分为会稽（治设山阴县，旧越国）、吴两郡。会稽郡有户十二万，口四十八万，吴郡有户十六万，口七十万。又如西汉豫章郡有户六万，口三十五万，东汉增至户四十万，口一百六十六万。同样，长江上游人口也在增加。例如西汉蜀郡有户二十六万，口一百二十四万，东汉稍增至户三十万，口一百三十五万。又如西汉益州郡有户八万，口五十八万，东汉分为益州永昌两郡，益州郡仅有户二万，口十一万，永昌郡则增至户二十三万，口一百八十九万。这种缓慢而普遍的人口增加，也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

　　不过长江上下游的人力富力比起中心地区来相差是很大的，它只能作为依附者与中心地区相联系，从而得到自身发展的助力。所以当中心地区强盛的时候，长江上下游不可能在政治上脱离朝廷自立为国家，但当中心地区遭受大破坏，不能起带动作用的时候，那就要发生一时的分立，汉吴两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等到中心地区经济有相当的恢复，分立局面便不能继续而自然地归于统一。三国南北朝以后，长江上下游经济逐渐与黄河流域平衡甚至超过，两大流域的联系更加密切不可割裂了。虽然有时因某种原因也发生南北分立的现象，但优势总是在北方，因为经济条件以外，加上其他各种条件，黄河流域仍不失为全国的中心地区。

　　刘焉刘璋父子割据益州二十七年，境内比较安静，对破坏不堪无力远攻的北方（曹操据有北方九州）说来，益州具备了一半的立国条件。另一半则是要有坚强的统治集团。刘璋集团内部分裂，刘璋请刘备入蜀援助自己。二一四年，刘备驱走刘璋，占领益州全部（包括汉中郡）。二二一年，刘备自称汉皇帝（汉昭烈帝，史家又称为先主）。同年，刘备亲率大军攻吴，企图夺取荆州。次年，被吴将陆逊击败，逃回白帝城（四川奉节县东北）。二二三年，刘备死，后主刘禅继位。汉后主是个昏暗的国君，统率刘备集团、治理汉国的主要首领是大政治家诸葛亮。

　　魏汉间故争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集团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曹操集团与刘备集团有同等的权利来争夺这个统治权，问题不在谁应该统治而在谁有力量能统治，战争说明双方都没有统一全国的力量。曹操曹丕治魏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诸葛亮治汉也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事实说明魏汉比起东汉来，政治上都有一定的进步。古代史书有的扬魏抑汉，有的扬汉抑魏，大抵以谁应该统治即准是正统的观点作论据，其实三国分立（主要是魏汉分立）是中国遭受十九年大破坏以后逐渐恢复统一的一个准备阶段，三国的统治者在国内所进行的某些措施，客观上都起着有益的作用，所以它们的暂时存在都是合理的。

　　诸葛亮隐居隆中（湖北襄阳城西），二○七年，第一次与刘备论天下形势，便拟定如下的计划：占领荆益二州。安抚益州西部诸戎、南部夷越。整顿内政。外与孙权结好。等候北方有变故，荆州军攻南阳洛阳，主力益州军出秦川（陇西）一带，人心归附，天下可以渐定。诸葛亮是个谨慎的人（刘备集团的实力薄弱，也必须谨慎），他的一切行为都含有谨慎的内容。在曹操集团内部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荆州军威胁中原，主力益州军先取凉州，安抚戎、羌，扩大实力，再逐步进取关中和中原，这应是一个或可行通的计划。关羽镇守江陵，许昌以南拥汉反曹人往往起兵响应，关羽威震华夏，据说曹操曾议迁都避关羽。这也说明诸葛亮的计划不是不可行的。后来关羽被孙权杀死，荆州丧失，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二二七年，诸葛亮第一次攻魏时，魏文帝已死。魏国统治阶级早就不是拥汉派拥曹派的争斗而是曹操集团将被司马懿集团所代替。对中原士族说来，“兴复汉室”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号召，不能有什么作用。诸葛亮隆中定策，本想再一次走汉光武帝的道路，可是客观形势的变化，这条或可行通的道路显然是必不可通了。给他留下的只有主观努力的一面。他在这一面的努力，确是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计划虽是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诸葛亮攻魏计划仍是先取魏统治力较弱的凉州。这是他用兵的第一个目标，上自国政，下至个人生活都服从于这个目标而进行。下面举出几条重要的事例。

　　和吴——二二三年，即刘备病死，诸葛亮开始执政的一年，遣使官至吴，劝孙权绝魏，专与汉和好。从此魏吴绝交，汉得专力对魏。

　　和夷——刘备死后，益州郡豪强雍阎举兵反叛。某些夷族统治者（如夷王高定）也乘机变乱。雍闿割据益州郡，并企图夺取永昌郡。益州永昌两郡是汉国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决不能放弃，诸少数族人民与汉族有经济文化上联系，也不愿政治上脱离汉国。二二五年，诸葛亮率汉军南征。汉军还在路上，雍闿已被高定部兵士杀死。汉军击杀高定，汉将军李恢马忠又大破诸叛人。诸葛亮进军至南中（云南曲靖县），采用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耐心地与雍闿余部盂获作战。孟获七次战败七次被擒，诸葛亮第八次还要放他出去，允许他再战。盂获最后心服，道：诸葛公天威，南人不再反了。诸葛亮进军至滇池，分益州永昌两郡为建宁、云南、兴古、永昌四郡，用本地夷人和汉人做官吏。夷汉关系得到改善，汉国内部也得到稳定。

　　明法——诸葛亮是标准的法家学说的实行者。他制定汉科（律），作为一国的法度。西晋陈寿《三国志》说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官吏不敢作恶），人怀自厉（人人向善），道不抬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又说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陈寿本是汉国人，他的父亲曾被诸葛亮判处凳（音坤kūn）刑，他这样称颂诸葛亮的法治，可信是真实的。

　　治军——诸葛亮治军，特别着重在训练有纪律的军队。司马昭灭汉后，特令军事学家陈勰学习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汉是小国，不能动用过大的民力。诸葛亮主张减兵省将，精练能战，务使不大伤民力。他为补救国小兵少的缺陷，创造了一些新事物来加强战力，最著名的有：（一）八阵图。行军安静而坚重，驻军地方，所有营垒井灶厕所屏障都按法度兴造，不论行军或驻军，随时可战可守。诸葛亮以前，窦宪曾勒八阵击破北匈奴，大抵经诸葛亮推演改善以后，成为一种新创造。西晋马隆用八阵法收复凉州，北魏刁雍请采诸葛八阵法抵御柔然，李靖对唐太宗说，六花阵法原出八阵法。诸葛亮在古代军事学上是有贡献的，他发展了孙吴兵法，他的敌手司马懿称他是“天下奇才”，西晋李兴说，“推子（诸葛亮）八阵，不在孙吴”（孙吴所无），都是指的这个发展。（二）元戎。元戎是一种新式连弩。弩箭用铁制，长八寸，一次能发出十枝箭，威力比旧式连弩大得多。李兴说，“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就是说，战国以来最精良的武器弩，到诸葛亮又前进了一步。（三）木牛流马。木牛是一种人力独轮车，有一脚四足。所谓一脚就是一个车轮（“转者为牛足”，足字应作脚字）。所谓四足，就是车旁前后装四条木柱，行车停车时不容易倾倒。木牛能载一人一年的食粮，单行每天走几十里，群行走二十里，虽然很慢，推车人却不大劳苦。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即人力四轮车。流马能载四石六斗食粮，比木牛多载，一天大概也只能走二十里。原来车用两轮，诸葛亮改为一轮和四轮，确是新的创意，用慢而稳的车来节省运军粮的民力，也符合他那种谨慎的性格。木牛流马都很缓慢，经民间改良，成为常用的某种独轮车和四轮车，群行一天也能走几十里。有人以为奇物失传了，深为惋惜，其实有用的奇物一般是不会失传的。（四）钢刀。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竹筒内装铁珠，举刀祈筒，如断刍草。炼钢术进步，大概由于他的奖励。诸葛亮用这些事物来补救国小兵少的缺陷，但主要的治军法仍在于纪律严明和武艺熟练。

　　正身——道德永远是阶级的道德。封建道德当然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当然是为巩固封建经济基础而存在的。它和封建政治、封建法律一样，都是封建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一个社会当它还没有发生新的经济基础以前，对原来存在着的上层建筑物，只能就它们本身作比较，判断它们那一个好些，那一个坏些。这就是说，如果某些封建统治者所行施的政治和法律，对劳动人民损害较少较轻的话，那种政治和法律就值得褒扬，因为比起乱政淫刑来，到底是好了一些或好得多。同样，如果某些封建统治者的行为体现出某种封建道德而其目的不是为了损害人民，其后果也不是直接为害的话，那个人就应该看作有道德的人，因为比起不如他的人来到底是好了一些或好得多。诸葛亮的行为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的，他以“鞠躬尽力，死而后己”（吴张伊《默记》所载《后出师表》中语。《后出师表》是别人假托，但这两句却是确评）的精神来效忠汉国，无异于屈原的效忠楚国。他集中权力在一身，但是汉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朝臣们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国内始终保持着和睦状态。孔于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正是身正的典型。他正身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虚心纳谏。诸葛亮奖励直言，说如果得直言而改正错误，好比“弃敝��（破屐）而获珠玉”。董和曾不同意他某事的处理，反复争论多至十次。诸葛亮表扬董和，要求同僚们学他的殷勤忠诚。第一次出兵攻魏，因误用马谡，被魏击败。诸葛亮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引咎责躬，布所失（所犯的错误）于天下”，要求同僚们“勤攻吾之缺”。他这样责自己严、责别人公平的做法，连被他处罚的人也都信服。（二）不增殖私产。诸葛亮上表汉后主说，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刘备得益州时，赐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每人金五百斤，银一千斤，钱五千万。他置这些田产，比一般地主应该说是最不贪的了。因为他不贪，所以为人所信服；因为他不贪，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贪污，这对人民是有益处的。

　　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限于礼制，不得允许。据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来纪念他。二六三年，即亡国的一年，汉后主才允许给他在酒阳（陕西沔县，诸葛亮葬定军山，在沔县）立庙，禁止其他私祀。

　　汉国在诸葛亮治理下，养成了一个军事力量，这是诸葛亮的全部希望所寄，因之在使用上非常谨慎，不敢试用某些冒险的计谋。二二七年，诸葛亮率大军屯酒阳，作攻魏准备。次年春，使赵云率偏军据箕谷（陕西褒城县境），扬言将攻郿（陕西郿县），自己率主力攻祁山（甘肃西和县西北）。汉军阵容整齐，号令严明，关中震动，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魏附汉。魏朝廷恐慌，魏明帝亲到长安镇守，遣大将军曹真率大军守郿，遣宿将张郃（曹操部下五良将之一）率步骑五万拒汉主力军。诸葛亮军事计划并不错误，战胜的可能是有的，但是被打败了。原因在用错了人。马谡善于谈论兵法，诸葛亮极其器重他，每次引见，总是从白昼谈论到深夜。刘备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不以为然。这次出兵，用马谡做先锋。马谡没有实际作战经验，违反诸葛亮的调度，指挥错乱，在街亭（甘肃秦安县境）打了大败仗。诸葛亮只好收兵回汉中。是年冬，出兵散关（陕西宝鸡县西南）围陈仓城（宝鸡县东北），粮尽退兵。二二九年，诸葛亮攻魏，取武都阴平两郡。二三一年，诸葛亮围祁山，击败司马懿军，粮尽退兵，杀追将张郃。二三四年，诸葛亮率大军驻五丈原（陕西郿县西），分兵屯田，准备久居。司马懿固守不战，相持百余日，诸葛亮病死，汉军退走。汉国弱小，能对魏国取攻势，显然是诸葛亮主观努力的效果。但所得不过两郡，这又说明客观方面不存在可胜的形势，单凭主观努力并不能取得胜利。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袆相继执政，对魏采取守势，魏军步骑十余万攻汉中不能取胜。二五三年以后，姜维几乎每年出兵攻魏，完全是浪费兵力，连守的力量也消失了。二六三年，魏司马昭灭汉。

第八节 吴国

　　吴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它的不稳定性从各方面表现出来。

　　吴国刑罚残酷，赋（租税）调（兵役）繁重。连张昭、顾雍和陆逊等人都说太重，请求减轻一些。孙权给自己辩解，说：威小人必须用重刑，我这样做是不得已。又说：如果单守江东，现有的兵力确是够用了，赋调应该可以宽些。不过坐守江东，未免陋小，所以仍须预先调兵，以便临时应用。总起来说，百姓劳苦，我很知道，事出不得已，诸君不必多说。孙权的政治就是这样的一种暴政。人民被迫经常起兵反抗。例如鄱阳人彭绮攻破县城，有众数万人。彭绮失败后，彭旦又起兵。庐陵人李桓、罗厉等起兵，经四年战争才被压平。这些较大的反抗以外，还有更多的小反抗。孙权命令各郡县修城郭，起谯楼，掘深池大堑，以备“盗贼”，决不允许减轻赋调。直到他病重要死的时候，才下了一道“省谣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的命令。他临死时也许真的希望他的继承人缓和一下民怨，可是他的继承人比他剥削得更加凶暴。

　　孙坚出身下层豪强。他虽然是吴郡富春（浙江富阳县）人，又自称是春秋时大军事家孙武的后裔，但在吴郡士族间并无地位。孙策依靠外来士族和孙坚旧部的力量草创吴国。二○○年孙权继承孙策时，孙权还是十五岁的童子，吴国形势很不稳定。他一方面得到外来士族的全力支持，一方面尽力争取以顾雍、陆逊为首的吴郡士族。他把孙策的女儿，一个嫁给顾雍的长子顾邵，一个嫁给陆逊。孙家与江东名族顾陆两家结成姻亲，吴政权才有了可靠的基础。外来士族都是流寓人，徒党不多，根基不固，所以孙权敢于信任他们。周瑜鲁肃吕蒙三人死后，孙权不得不依靠族大人多的土著士族，把很大的政权交给丞相顾雍，很大的兵权交给上大将军陆逊。他对文武官吏都存着戒心，因此用刑严峻，不少武将因畏罪投降魏国，他曾下令说，诸将犯重罪三次才议罪，这当然骗不得那些畏罪的人。他迫令带兵守边境的督军和将军交出妻子做保质，如有叛逃，便杀戮保质甚至灭三族。他又养一批人叫做校事、察战，监视文武官吏，发见一些事件，动辄加罪惨杀。太子孙登屡次劝谏，都不听纳，大臣们更畏罪不敢说话。陈寿说他性多嫌忌，坚决杀人，愈到晚年杀人愈凶。吴国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互相猜疑的一个集团。

　　任何一个政权，总要有军队作支柱。吴国军队起初是用来作战的，后来兵士变成从事生产的奴隶，后来又变成私人的生产奴隶，根本不成其为军队。二二○年，曹操死。二二三年，汉吴讲和。魏汉对吴国的军事威胁减轻了。二二六年，孙权开始屯田，令诸将增广田亩。他自己也说是受田耕种，把驾车的八头牛改作四耦耕牛，表示提倡。屯田兵以外，还有所谓作士，是一种作手工业的兵士。所有生产品全被孙权和诸将分占，养兵士的费用仍由农民来负担。孙权死后，州郡官和诸将令民卒和兵士替他们做买卖，长江上商船来来去去，屯田变得不重要，好多良田因而荒废。到吴国末年，一部分兵士被诸王分去，有权势的宦官也招募兵民做私属。兵士民卒不堪奴役的痛苦，纷纷应募，营里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可以想见诸将对这些剩余兵士，自然要加紧剥削来补充被诸王宦官夺去的利益。

　　既然吴国的兵士实际上是生产奴隶，这就可以说明下列诸事：孙权为什么说自己不愿坐守江东（事实是决心坐守江东），必须扩大兵役？因为增兵就是增加生产奴隶。孙权为什么要使卫温等率兵万人浮海求夷州直州？因为听说州上有数万家，掳来可以补充民力，从而扩大兵额。孙权为什么屡次进攻山越？因为他估计居住丹阳郡山地勇猛善战的越族有四万人可作兵士。后来越人被围困，出山投降，孙权分给诸葛格一万人，顾承（顾雍孙）八千人，其余分给诸将。孙权驱迫农民甚至掳掠人口来成立军队，这当然需要极其残酷的刑罚来维持这个军队。现在可以看到的一条刑罚是一个兵士偷了一百个钱，被牵到市上去斩头。以此为例，吴国军队里，大概除去斩头，很少还有其他较轻的刑罚。

　　孙权的家庭很乱。宠妻间争做皇后，儿子间争做太子。家庭间的争斗影响到外廷，朝官们分成拥嫡拥庶两派。孙权终于废太子孙和，立孙亮为太子。拥嫡派陆逊、顾谭（顾雍孙）、张休（张昭子）等都遭受惩罚，两派怨恨更加深刻。孙权死后，孙亮继位，宗室孙琳废孙亮，立孙权第六子孙休。孙休死，孙和子孙皓立为吴皇帝。孙皓粗暴淫凶，大报旧怨，用剥面皮、凿眼睛、灭三族等淫刑杀人，大臣及宗族几乎被他杀尽。孙权的残虐政治到孙皓时达到最高点，吴国也就灭亡了。

　　吴在三国中，内部最不稳定，可是立国时间反比魏、汉长。原因是（一）孙权统治吴国五十三年，熟悉统治集团里各部分势力的强弱，能适当地掌握它们。（二）以顾陆两大族为首的江东士族，为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单是顾陆朱张四大姓子弟做大小官吏数以千计），出力支持吴国。（三）八年以后，魏国主要兵力布置在关中一带，对付汉国。（四）二四九年以后，魏国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斗争加剧，在二六○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曹氏集团完全失败以前，司马氏不能攻汉，也不能攻吴。

　　吴在江东立国，政治是残暴的，但对东南地区的开发，却也有显著的成就。长江中下游吴比东汉时经济文化确是发展了。这首先由于东汉末年中原及江淮间大量流民逃入荆扬二州，他们带来了各地区较高的生产技术，使江东地区原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些改进。钟离牧在永兴县（浙江萧山县西）垦田二十余亩种稻，一年得精米六十斛。当时稻田产量并不很低，所以增加人口的要求极为迫切，孙权攻伐山越，甚至把黟歙地方深山中的短人（少数民族）也搜罗出来，并经常派兵出境捕捉人口。这固然为了添兵，同时也是为了添民。吴亡国时有四个州，四十三个郡，三百一十三个县。郡县数比东汉大增，说明人口增加，土地开辟，需要设立这样多的郡县。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大城市。两汉时江东只有一个大城市——吴。二一一年，孙权自吴迁都袜陵。次年，作石头城，改名建业。二二○年，孙权迁都鄂，改名武昌。二二九年，使陆逊辅太子孙登留守武昌，孙权还都建业。建业和武昌不仅是军事重镇,商业上也是比吴高一级的城市，这两大城市的建立，标志着长江中下游有了进一步的开发。

　　吴以水军立国，有船五千余艘。水军主力在长江，但航海规模也很大。二三○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载一万兵士的大舰队到远海求亶州、夷州（台湾），掳得夷州人数千。二三三年，遣将军贺达率兵一万浮海到辽东。二三九年，遣将军孙怡击辽东，掳得男女。二四二年，遣将军聂友率兵三万攻珠崖、儋耳（海南岛）。孙权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几次出航，虽然主要目的在捕捉人口，但当时已有如此宏大的舰队，也足以令人气壮。

　　二二六年，大秦商人秦论来交趾，转到武昌见孙权，问对远西诸国情形。是年，吴大将吕岱遣朱应、康泰出使海南。朱应、康泰所经历及传闻凡百数十国，大抵林邑、扶南等国与“西南大海洲上”（南洋群岛）诸国是朱应、康泰所经历，大秦、天竺等国则得自传闻。二四三年，扶南王范旃遣使来吴，带来乐人及地方特产，林邑、堂明等国王也遣使来吴聘问，从此开始了中国和海南诸国的正式往来。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康泰著《外国传》（两书唐以后亡佚），介绍海外地理知识，与甘英班勇介绍陆上西方诸国（《后汉书·西域传》所本）同是文化史上重大的贡献。

　　孙权死后，吴国统治集团内部加速分裂，孙皓时吴国事实上不能再存在了。二八○年，晋武帝司马炎六路出兵攻吴国，两路向扬州，三路向荆州，一路是水军，用汉国降兵乘大船浮江东下。吴军不战溃散，晋水军最先到建业，孙皓投降，吴亡。

第九节 魏国

　　曹操创立魏国，对东汉的黑暗统治和豪强大混斗说来，显示出社会开始有稳定的趋势。他废除两汉租赋制度（东汉后期，三十税一竞减到百分税一，等于免地主的田租），改为每亩纳田租四升，每户出绢两匹，绵二斤，不再额外多取。严禁豪强兼并，并禁止豪强逼迫下户贫弱代出租赋。特别是口赋钱、算赋钱的废除，减少了商贾压榨农民的机会，对农民是有益的。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或无牛畜的农民，在各级典农官统率下耕种官田。租税是按六四（用官牛官六客四）或五五（用私牛官客对分）分谷。屯田制度官与客（佃户）的关系，和一般地主与徒附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客得四成或五成，比徒附受地主额外榨取，到底是宽了一些；官得六成或五成用来养兵，比全部军粮要农民负担，到底也宽了一些。据西晋傅玄说，当时旱田每亩收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生产量过高，可能有夸大处，但曹操依靠屯田制收富强的实效，却是事实。屯田以外，曹操还督促荒田的开垦，按照各州郡户口数目比较垦田多少，作为赏罚地方官的标准。仲长统说“今者上广民稀，中地未垦”，大抵建安末年，上等地已经逐渐开垦出来。曹操某次行军，经过麦田。下令说：损坏田麦者处死。他自己的马跃入田中，教部属议罪。算是主帅不可自杀，割发置地上当作斩首。这虽然是一种权术，但也说明他对农业的重视。配合着这个重农方针，他提倡节俭，严禁厚葬和淫祀，实行法家政治，建立起国家的法纪。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保障农业生产的进行。大体说来，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朝着恢复的方向发展。

　　曹操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但恶政的根源之一，他并不能改革，那就是士族在政治上所占有的垄断地位。曹操变通东汉举孝廉制，录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微贱人做官吏，企图冲淡士族的势力，事实上士族依然足以阻碍曹氏政权代替仅存空名的刘氏政权。曹操在氏族的阻力下，只好决心做“周文王”，让儿子曹丕来处理代汉问题。

　　二二○年，曹操死。魏文帝（曹丕）行九品官人法，承认士族有做官特权，又按公卿以下官吏等级分给牛畜和客户，在经济上予以优待。这样，曹丕就获得士族的拥护，废汉帝名号，建立起魏朝，士族中的拥汉派无形中消失了。

　　魏朝的政权是士族政权。魏文帝明令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东汉时期外戚、宦官、官僚（士族）三个集团的争斗，到魏才确实肯定了士族是最后胜利者。

　　东周后期，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原来适合于贵族领主统治的法律在晋郑等国开始有些改革。至东周末战国初，魏文侯承认土地自由买卖制。为适合这个新的经济基础，魏相李悝造《法经》六篇。商鞅依据《法经》造《秦律》。萧何依据《秦律》造《汉律》九篇。此后逐渐增加，有律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例）九百零六卷。东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余家各作解释，每家有数十万字。到魏明帝对，常用律例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字，律例繁乱如此，人民一举手一动足都有遭遇被杀被罚的危险。魏明帝删节汉律令，制定《魏律》（治民）十八篇，《州郡令》（治地方官）四十五篇，《尚书官令》（治朝官）、《军中令》（治军）合一百八十余篇，比汉律令大为减省。又置律博士，专用郑玄学解释律令。魏改革了不少汉制，魏明帝定魏律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改革。

　　魏文帝建都洛阳，在汉宫遗址上兴修宫殿。魏明帝大造宫殿苑囿，掠夺民间美女，淫侈无度，从此库藏空竭，百姓怨苦，曹氏政权进入衰落时期。二三九年，魏明帝死。二四九年，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政权全归司马懿掌握，魏国事实上灭亡了。

　　司马懿出身高级士族，曹操死后，他是魏国唯一的谋略家。他起初轻视曹操，不愿做曹家官吏，自称得风瘫病，拒绝征召。曹操派刺客去察验，司马懿在刀下坚卧不动，好象真风瘫，得免刺死。后来曹操又逼迫他做官，他怕被杀，不得不出来就职。魏明帝时，司马懿率大军对抗诸葛亮，成为魏国最有声望的大臣。魏明帝临死，委托曹爽司马懿同辅幼主曹芳。曹爽远不是司马懿的对手，被司马懿杀死，曹氏政权转成司马氏政权。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用灭族的惨刑杀戮曹氏集团中人。二五四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魏帝。二六○年，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为魏帝。二六五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晋武帝用禅让方式灭魏，成立晋朝。晋朝的成立，说明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最后推倒原来不是士族的曹氏朝廷，使士族制度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

　　曹氏集团在曹操时有新兴气象，大乱后的黄河流域得以逐渐稳定下来，应是它的功绩。魏文帝时开始腐化，魏明帝时腐化加甚。这个继续腐化的趋势，必然要阻碍社会生产的恢复，也自然会延迟三国的统一。恰好司马氏集团继起，它不是不腐化，而是在夺取曹氏政权的过程中不敢过度腐化，这对社会是一件比较有益的事。东汉末年，生产大遭破坏，商业停滞，魏文帝甚至废铜钱改用谷帛作交换货物的媒介。二二七年，魏明帝复行五株钱，显示社会生产已有一定程度的进展。司马氏执政时期，魏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极其残酷，曹氏集团大体被杀绝，但并不影响人力富力的逐渐滋长。魏国未年，中原地区经济已超过汉吴两国，加上汉吴统治集团衰落不堪，二六三年，司马昭灭汉，二六五年，晋武帝灭魏，二八○年，晋武帝灭吴。将近一百年的大乱和分立，到晋武帝时中国又得到统一。

第十节 经学、哲学、科学、宗教

　　一 经学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公羊》学以后，所有今文经学都阴阳五行化了。它们都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烦琐；一个是迷信。

　　烦琐——今文经学家解说经文，支离蔓衍，一经的经说多或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所谓“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讲经）小儒，破碎大道”，就是当时某些儒生对今文经学在章句方面的评论。这种章句不仅为某些儒生所厌恶，甚至某些最高的统治者也感到太繁难，需要删节。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经章句，每经都是二十万字。一个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在烛下。博士以浮辞烦多算作学问，要省简他们的浮辞好似要他们的性命，王莽大概因阻力太大，只好对博士让步。汉光武帝令儒臣议减省五经章句，没有议出结果来。他为皇太子选经师，钟兴被选教严氏《公羊春秋》，桓荣被选教欧阳氏《尚书》。钟兴删去重复的章句，桓荣删旧章句四十万字为二十三万字，两人都获得汉光武帝的重赏。从此有些儒生敢于删节章句，如桓郁删桓荣二十三万字为十二万字，伏恭删《齐诗》章句为二十万字，张霸删严氏《公羊春秋》章句为二十万字，张央删牟氏《尚书》章句四十五万余字为九万字。在标榜“笃守师法”的经师群里，这些删节了的新章句，并不影响删节以前的旧章句继续传授，更不影响其他经书的章句。归根说来，章句是牢不可破的，因为它和仕途结合在一起，只有到了九品官人法成立以后，它才自然地逐渐归于消灭。

　　迷信——孔子不谈神怪，所以迷信成分在原始儒学里不占重要地位。自从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附会经义，今文经学大大增加了迷信成分。不过，章句受经文的限制，即使多至一百万字，要快意地谈鬼神怪异到底不很便利；章句受师法的限制，要新立一说，到底也不很便利。于是今文经师们另造一个谈神怪立新说的孔子，集合一切古来相传的和自造的经说和妖妄言辞，都说是孔子所写的书。这些书称为纬书或秘经或谶纬。东汉时期称谶纬之学为内学，政治上地位比经书更高。

　　董仲舒《春秋繁露》里载求雨止雨法，登坛祷告，极象一个巫师或道士。他是椎论灾异的大师，有一年，汉高帝庙遭火灾，董仲舒推论火灾的原因，草稿被人偷去送给汉武帝。汉武帝召集群儒察看。董仲舒的大弟子吕步舒不知是本师所作，说是大愚妄，董仲舒几乎被杀，吓得他后来不敢再谈灾异。皇帝需要有利于统治的妖妄言辞，但禁止议论朝政。儒生需要造妖妄言辞来提高自己所讲那一经的地位，但必须避免大愚妄的危险。最妥当的方法自然是托名孔子，董仲舒以后的经师都采用了这个方法。

　　谶是谜语式的预言，源出巫师和方士。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推论灾异，预知吉凶，虽然还不算是谶而已为儒主造谶开了先路。巫师方士造谶当然比不上用孔子名义的谶，因此西汉末年，造谶成为儒生的专业。纬是一种大杂拌。其中有（一）天文历数学。除去它的迷信部分，颇有一些可取的学说。（二）上古时代的神话和传说。这大概就是司马迁所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的那一部分。西汉儒生还看到这些古杂书，录入纬书中，多少保存了一些古杂书的残余。（三）地理知识。（四）解说文字。（五）叙述礼制。（六）推演经义。这些，不管它如何杂乱鄙陋，总还算是说经的一种。但纬书之所以被朝廷重视和利用，并不在于单纯说经的这一面，而是在于造作神话怪说，与谶混合在一起，随时添加迎合世务，借孔子名义肆无忌惮地传播妖言的那一面（郑玄说，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阴书于纬，以备后世帝王采用）。章句连篇浮辞使人昏迷，王莽汉光武帝和某些经师还可以主张删节，对谶纬则竭力提倡和保护，不许对它攻击，足见它具有最黑暗的性质，比章句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

　　汉成帝时有所谓六经六纬。汉哀帝汉平帝时谶纬盛行。王莽大加提倡，惜以证明自己得天命该做皇帝。汉光武帝因谶纬有“刘秀”、“赤九”（汉高帝九世孙）等预言，崇信更甚。他崇信谶纬，无非是要人们崇信他是个真正受天命的皇帝。他用谶纬的说法来讲五经，甚至用人行政也依据谶纬来作决定。一个古文经学家桓谭极言谶纬妖妄，汉光武帝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要拿下去斩首。桓谭叩头流血，好半天才得免死。他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被贬出京，在路上病死了。东汉儒生如果反对谶纬至少是不得做大官；反之，做大官的多半是妖妄人或附和妖妄人的庸鄙人。东汉一朝思想上政治上愈来愈黑暗，与谶纬愈来愈盛行，趋势是一致的。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是东汉主要的上层建筑物，它给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服务，就是豪强对农民进行着残酷的掠夺，豪强集团相互间进行着剧烈的冲突，农民穷困流离，对统治阶级不满以至反抗继续在增进。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东汉社会一开始就显得不安稳，到后期更呈现危急状态。这样的社会基础，无怪乎自汉光武帝以下的统治者，都迫切寻求天命鬼神的助力，希望从它那里获得一副麻醉剂，好让矛盾松弛下去。不过，谶纬并不是很有效的麻醉剂，它的效力远不及佛教那样大，而且它还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预言可以随时新添加，愿意添加些什么话很方便。汉桓帝时，谶纬里出现汉朝气数完了，“黄家当兴”的预言，张角首先利用它发动黄巾军起义。后来曹丕引用大批谶纬证明自己就是“黄家”，刘备引用大批谶纬里“备”

　　字证明刘备该做皇帝，孙权大造符瑞，证明自己也得天命。晋武帝以及南朝各朝用禅让方式灭旧朝廷，都有大批谶纬作证明。谶纬用以欺骗人民，结果却是黄巾起义；用以缓和内部争夺，结果却是新朝廷灭旧朝廷。统治阶级感到谶纬不是好的麻醉剂了。随着佛教的逐渐盛行，南朝宋孝武帝开始禁谶纬，梁武帝加重禁令，隋文帝时禁令更严厉，隋炀帝派遣使官，在全国范围内搜查有关谶纬的图书一概烧毁，私藏者处死刑，谶纬学算是基本上被禁绝。

　　经学内部与今文经学对立的是古文经学。原始经学大体上有鲁学齐学两种学风。鲁学主合古（复古），齐学主合时。汉高帝令叔孙通定朝礼。叔孙通请鲁儒生们到京城去商议，有两个儒生不肯去，斥责叔孙通道：朝廷要积德一百年才能谈到兴礼乐，你现在就想做起来，是不合古的。我们不去。你走罢，不要来污辱我们。叔孙通笑道：你们真是鄙儒，不懂得时务。鲁两儒生和叔孙通正表现出两种学风的区别。它们继续演变，齐学成为今文经学，鲁学成为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派代表统治阶级一部分仕进心较淡，复古心较浓的士人。这里所谓仕进心较淡，并不是说他们不热心仕进，而是说他们在今文经学的压制下不得仕进。所谓复古心较浓，也不是说他们真想恢复孔子所说的一切，而是说他们只要求朝廷承认古文经学是真经学。他们因为主张复古，所以反对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在这一点上，古文经学确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它是复古主义者，和合时的今文经学一样，本质上都不是进步的。

　　古文经学的一个特点是“通训诂”“举大义”，“不为（学）章句”。所谓“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就是古文经学家轻视今文经学的一般态度。东汉主要古文经学家如桓谭、班固、王充、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人都博通群经，其中马融是标准的古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又一特点是反对谶纬。桓谭、尹敏、王充、张衡、荀爽、荀悦等人都斥责谶纬，说它不合经义，非圣人（孔子）所作，特别是王充，著书反谶纬，是东汉最大的思想家。今文经学是官学，不仅太学中有成万的学生，就是一个名师建精庐（私立学校）开门教授，学生也常有数百人或数千人，如蔡玄教授经学，门徒（亲受业的高第生称弟子，转相传授不直接受业的普通学生称门生，统称为门徒或诸生）常有千人，历年著录（学生名册）共有一万六千人。这种官立私立的学校以外，还有学童读书的书馆。王充八岁（公元三四年）进书馆，书馆里有小童百人以上。当时正是汉光武帝初年，上虞又只是会稽郡的属县，一个书馆里学童多至百人以上，中原地区的书馆，学童当然会更多。书馆教师可能全是今文经学者，他们对广大学童传播今文经学的影响（主要是谶纬），所以今文经学在士人群中也在学童群中有雄厚的根基。古文经学是私学，但名师门下也常有学生数百人或千人。他们人数远不及今文经学者那样多，学风上却有显著的不同趋向，这种趋向成为反对今文经学的力量。

　　自王莽时刘歆与博士们发生冲突以后，整个东汉经师继续着古文今文的争斗。汉光武帝曾大会朝臣辩论是否可立古文经学博士。经多次辩论，汉光武帝要收揽古文经学派，决定立左氏《春秋》博士。今文博士们议论喧哗，公卿大臣群起反对，《左氏春秋》博士不久就被废除。汉明帝时，贾逵代表古文经学派，利用朝廷特重谶纬的空隙，上书说《左传》与谶纬相合，可立博士。贾逵依靠这种迎合的本领，终于得到汉章帝的允许，让《左传》、《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四经公开传授，但不立博士，这就是朝廷不承认古文经学是士人求仕的正路。在古文经学派方面，取得朝廷这一些让步，也算是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今文经学章句烦多，说解乱杂，不仅“通人恶烦”，就是非“通人”也同样恶烦，当古文经学派力求上升的时候，今文经学感到自身有“省章句”“正经义”的必要。公元七九年，汉章帝亲到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议五经同异，用皇帝名义制成定论，称为《白虎通义》（又有《白虎通德论》、《自虎通》等名）。

　　它是全部今文经学的综合体，也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提要。全书条理明白，义旨简要，确是一部重要著述。

　　不过，奉命编书的人不是今文博士而是古文学者的班固。今文博士一般只会记诵章句不会概括大义，只能专讲一经，不能兼通五经，要编通义就不得不求助于古文学者，《白虎通义》的编成，正显示今文经学的虚弱，它无可避免地将为古文经学所排斥。

　　一个巨大的古文经学家许慎，用二十二年时间（一○○年至一二一年）著成了《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十四篇。许慎是贾逵的学生，博通经典和群书。他收集小篆、古文（战国时文字）、籀文（西周时文字，又称大篆）共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文（独体为文，如日月等）字（合体为字，如江河等），解说每一个文字的形体、声音、训诂（字义），极为简要，全部解说不过十三万三千余字。读古书和汉朝法律时所遇到的疑难，都可以从这部书里获得解答。这部巨著，集西周以来文字之大成，也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对不懂文字形义，依据隶书穿凿附会的今文经学说来，是一个严厉的驳斥。《说文解字》的编成，正显示古文经学有坚实的基础，有力量排斥今文经学。

　　贾逵许慎等古文经学大师，都兼讲今文经学，都还不能建立起纯粹的古文经学。自从班固的学生马融遍注《孝经》、《论语》、《毛诗》、《周易》、《三礼》、《尚书》（《左传》因已有贾逵注，马融仅作《三传异同》），古文经学才到达完全成熟的境地。马融声望甚大，寿又很高（七九年至一六六年），门下生徒常有数百人或千余人，著名学生如马日��（音密低mìdī）、卢植做大官，郑玄为经学大师。马融以后，古文经学事实上压倒了今文经学。代表今文经学的《公羊》家，东汉末年出了一个大博学者何休。他仿效古文经学的注解法著《春秋公羊解诂》，大异于博士章句，但也不能挽救今文经学的崩坏。

　　何休与郑玄同时，郑玄是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何休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何休精研今文诸经，用十七年功夫作《春秋公羊解诂》。他废除章句之儒的俗学，仿左氏《春秋》五十凡例，为《公羊春秋》制定凡例。他在《文谥例》里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三科九旨也。”三科九旨以外，又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依据这些凡例，《公羊春秋》才成为有条理的一种经学。董仲舒以后，何休是最大的《公羊》学者。

　　马融的学生郑玄是东汉最大的博学家，他博通今文经学（包括谶纬），更博通古文经学。他遍注古文经，注中兼采今文说，他采用纬书说和怪说。他又注一部分纬书（大部分是他的弟子宋均所注），给谶纬找训诂的根据。他是古文经学大师，同时又是今文经学大师，但基本上是古文经学者。郑玄杂糅今古文的古文经学号称郑学，失败了的今文经学派转而拥护郑学，再加上郑玄寿高（一二七年至二○○年）、门徒多、著述富（一百余万字），郑学成为当时“天下所宗”的儒学。魏晋以后的经学主要就是郑学。

　　经学上的派别争斗，如果当作一种隐微的折光来看，今文经学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得势，古文经学反映别有一部分人企图在政治上得势，争斗的结果，由于得势部分的腐朽无能崩溃下去了，原来不得势的部分一方面与某些崩溃中的得势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胜利成为得势者。在政治上，东汉至魏晋的士族正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在经学上，古文经学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自从九品官人法确立以后，士人入仕，不必拘守今文经学，郑学在经学上也就确立了它的地位。

　　郑学盛行以后，经学不再是今文古文的争斗，而是转为古文经学内部马融学与郑玄学的争斗。代表马融纯粹古文经学派的王肃，也遍注群经，与郑学对立。王肃是司马昭的妻父，政治势力使王肃所注群经得立博士。郑学势力大，王肃为加强自己的论据，伪造《圣证论》、《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相当于今文经师的伪造谶纬），借孔子名义来驳斥郑学。郑玄学派（以魏帝曹髦为首）驳王申郑；王肃学派申王驳郑。郑王两派的拥护者都是统治阶级的得势部分，因之争斗的剧烈超过东汉时期的今古文争斗。二五六年，曹髦亲临太学，与博士们辩论经义，曹髦主张郑说，博士主张王说，曹髦不敢斥责博士，因为王学后面有司马氏势力。在士人群中，纯粹古文经学派人数到底没有郑学那样多，东晋时（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西晋重王学），王学逐渐失势，胜利者依然还是郑学。

　　在郑王两派争斗的时候，许多古文经学的阵地被两派以外的人夺去了。老庄学派的创始人何晏王弼首先夺取了两部重要经典。何晏综合各家注文，撰《论语集解》。王弼撰《周易注》，革去汉儒象数之学（卜筮之学），改用玄理说《易》。何晏王弼所注书盛行，推倒了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注。西晋初杜预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撰《释例》、《春秋长历》等书，推倒了贾逵王肃两家注。东晋梅赜（音责zé）献《伪古文尚书》，又献伪西汉孔安国《传》（传即注），推倒了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注。东晋郭璞注《尔雅》，范宁注《春秋谷梁传》，一半的经典被郑王两派以外的人占领了。郑王两派墨守家法，不求改善，旧注被质量较高的新注所代替，是完全合理的。

　　两汉盛行的经学，到东汉末魏晋做了总结。就是东汉末年古文经学推倒两汉盛行的今文经学，不受家法束缚的魏晋古文经注又推倒汉魏有家法的经注。下表说明东汉魏晋人所作许多经注中最后存在的几种。

　　汉人经注 魏晋人经注

　　（一）《毛诗》——西汉毛亨传，郑玄笺（笺即注）（一）《周易》——魏王弼注。《系辞传》以下，晋韩康伯注。

　　（二）《周礼》——郑玄注（二）《尚书》——晋梅赜《伪孔传》

　　（三）《仪礼》——郑玄注（三）《左传》——晋杜预集解

　　（四）《礼记》——郑玄注（四）《谷梁传》——晋范宁注

　　（五）《公羊传》——何休（五）《论语》——魏何晏

　　注 集解

　　《尔雅》是训诂书，《孟子》（东汉未赵歧注）在汉魏不列于经典，《孝经》多有汉儒注解（唐玄宗作注，旧注都废弃），但并无学术价值。流传至今的重要经书，除《公羊传》是今文，余下九种全是古文（《谷梁传》近于古文），其中经注魏晋人占十分之五，而郑玄一人占十分之四。魏晋注经家的成就超过汉经师，郑玄一人的成就超过任何注经家。他们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广采众说，自出新意，不受家法的束缚。

　　二 哲学

　　孔子哲学的核心是“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应用到鬼神（包括怪异）问题，也是中立不倚地不确信为有，不确信为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就是孔子对鬼神的态度。这里没有说实在在，也没有说实在不在，只是说好象在。因此儒家依所处时代的需要，可以引申为有神，或引申为无神。大抵在和有神论作尖锐斗争的时候，可以主张无神论，在朝廷需要神的时候，可以主张有神论。在平常的时候，它把鬼神看作如在而加以利用。《周易·观卦·象辞》里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淮南子·泛论训》给神道设教作了很好的解说。它说：世俗都知道，用刀相戏，祖宗就拉住他们的手臂；枕门限睡觉，鬼神要踏他们的头。实际上只是因为用刀相戏是危险的，枕门限睡觉会受风寒得病，说鬼神来干涉，无非是要人有所畏惧不那样做。一切所谓鬼神��祥（迷信），性质不过如此。愚笨人硬说有鬼神，刚愎人硬说没有，只有通达人能懂得这个意义。这里所说通达人正是主张如在的孔子和一般儒学者。

　　墨家确信有鬼神，儒家在反对墨家时，断定鬼神不存在，成为无神论者。战国时儒家董无心与墨家缠子进行了著名的辩论（《汉书·艺文志》儒家有《董子》一篇），董无心说，你们信鬼神，好比用脚跟去解绳结，归根不得成功。据说，缠子被驳倒了。道家本来主张无神论，杨朱反对墨家的兼爱尚贤有鬼非命（与儒家接近，所以盂子称“逃杨必归于儒”）。《庄子》有《徐无鬼篇》。此人以无鬼为名，当然也是墨家的反对者。在反墨家的有鬼论上，儒家与道家是一致的。

　　西汉前期，政治上道家影响超过儒家。汉武帝提倡儒学以后，今文经学派在和道家争斗中，本身自阴阳五行发展到妖妄的谶纬之学，成为十足的有神论者。

　　孔子确信有天命，但掌握这个命的天，是无知的自然还是有知的神，孔子并没有作出明白的答案。“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好象说天是无知的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好象说夭是有知的神。孔子很少谈天道和天命，象子贡那样高级的弟子，还说“不可得而闻也”。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大概就是孔子和儒家对天与命的传统态度。

　　后来荀子作《天论》，才确定天是无知的自然物。事在人为，并无宿定的命运。董仲舒创今文经学，确定天有知，鬼神能降祸降福，那末，命运就不能是固定不变的了。今文经学派实际已与墨家《天志》、《有鬼》、《非命》（宿命）走着相同的道路，妖妄无稽比墨家更甚。

　　谶纬妖化了孔子，古文经学派要恢复不谈神怪的孔子，必需反对谶纬。一般他说来，古文经学家反对谶纬是一致的，不过他们实际的作为却在以训诂反章句，对谶纬的攻击，局限于“非圣人所作”，缺少理论上的发挥。只有王充立足在理论上对谶纬进行了有力的攻击。他尽一生精力，著成巨书，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将所有“儒书”（主要是指谶纬）、“道家”（方士神仙术）的种种谬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迷信行为（阴阳五行家各派别的法术），一概予以驳斥。古文经学派专力于训诂，头脑里似乎没有什么思想，统治东汉人头脑的基本上是今文经学的妖妄思想，王充跳出古文经学派的圈子，单身和朝廷支持下的妖妄思想作坚决斗争，这种豪杰气概，不仅在东汉是唯一的，就在整个封建时代里也是稀有的。王充之所以有此勇气，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唯物论上面，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劳动人民的智慧上面。民间谚语说“知星宿，衣不覆”。意思是懂算命，知吉凶，会穷得穿不上衣服。这是对迷信家多么深刻的讥笑，王充就是这种人民智慧的表达人。

　　王充生于公元二七年（汉光武帝建武三年），死当在公元九六年（汉和帝永元八年）前后。早年曾到大学读书，并从大史学家班彪求学。他的家庭是“细族孤门”，再加上他好“谏争”，不合时宜，一生只做了几年州郡吏，其余年月都居家教授，专力著书，写成《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自纪篇》说“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慾）不放（放纵），居贫苦而志不倦，淫（多）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王充是这样一个反对流俗独立思考的人物。这个性格使他不求仕进，甘愿处贫苦，为考论真伪而生活。他对流俗的批判是严厉的，对广大人民则采取诚心训导的态度。《自纪篇》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明显）文……言无不可晓（懂），指（意）无不可睹”，又说“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一致），何为犹当隐蔽指意”。王充用当时接近口语的文体写《论衡》，目的在通过有书馆文化程度的人影响广大民众，使朝廷提倡的“世书俗说”失去欺骗的对象。从这一点说来，王充是反对东汉主要上层建筑物的革命家。

　　王充“考论实虚”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就是说，实际存在的物体和行事是可靠的事物，凡不可捉摸和不可实现的物事都是虚妄的物事。从虚妄物事出发的言和行，必然也是虚妄的言行，检验它们的尺度就是实际存在的物事。王充使用这个方法确定天与地一样是“自然无为”的物。《自然篇》说，为什么知道天是自然无为的物？因为天没有口目（感官）。有口目才有嗜欲（意识），有嗜欲才有作为。既然天没有口目，那就不会有嗜欲，因而也不会有作为。为什么知道天没有口目？因为地没有口目。王充又确定人死无鬼。《论死篇》说，世人以为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按照物类来考验，可以断言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有什么证据呢？物可以作证。人是物，人以外的物也是物，人以外的物死了不为鬼，人死为什么独能为鬼？人之所以生，因为有精气，人死则精气消灭。精气之所以存，依靠血脉，人死则血脉枯竭。血脉枯竭因而精气消灭，精气消灭因而形体腐朽，形体腐朽因而成为土壤，从那里来的鬼呢！《订鬼篇》说，鬼不是人死精神变成的，它是人的一种幻想。发生幻想的原因是疾病。一切迷信妖妄的言行，主要根据不外乎有神论，即天有知有为，鬼有知能害人。王充根本推倒了这两个虚妄根据，从新解释了自然现象（如《谈天》、《说日》等篇）和社会现象（如《薄葬》、《卜筮》等篇）。在谶纬盛行的东汉时期，《论衡》是黑夜里发射出的人民智慧之光的明灯，统治阶级要人民昏迷，人民回答它的却是智慧的光芒。

　　圣贤和经传是两个主要虚妄根据以外的一个重要根据。王充同样用“引物事以验其言行”的方法，作《问孔》、《刺孟》、《书虚》、《儒增》、《艺增》等篇。生在东汉的社会里，敢于质问孔孟，怀疑经典，实在是无比的勇士。他这种批判的精神，严重地打击了拘执师法、死守章句的今文经学派，同时也超越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文经学派。所以，王充不是东汉古文经师，而是伟大的思想家。

　　王充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引作论据的物事，认识往往不真实，因之有些论断难免错误。例如雷电击树破屋，俗说是天神取龙，《龙虚篇》辩明俗说的虚妄，但信书上的记载，仍认为龙和牛相似，可畜可食，叉和鱼相似，能乘雷电飞行。又如历学家说“日食是月掩日光”，《说日篇》认为大体上四十一二个月日食一次，一百八十天月食一次，日月都是自损。因为月食不是日掩月，所以日食也不是月掩日。历学家发现了日食的真实，王充却变真实为虚妄，在不知地是星球之一的时候，这种错误是难免的，但到底是一种错误。

　　王充当然不可能发现阶级构成社会的真理。他看到社会普遍存在着讲不通的现象，例如“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行为）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要说明这种现象，不得不“归之于天”。他认为天地好比是夫妇，大地无意识地生人。人受性同时受命。命是“吉凶之主”、“自然之道”，非人力所能变动。命可以预见，那就是“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富贵之人，生而有表见于面”（骨相）。王充引许多物事来证明这些论断，结果不能和谶纬截然分开，依然带着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

　　人的吉凶祸福是自然无为的天所命定的，一切求吉求福避凶避祸的法术都是虚妄无效的。这就是《论衡》的思想。王充从唯物思想方面发挥了原始儒学，但不曾超出原始儒学的范围。如果说，在西汉，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最大儒者，那末，在东汉，王充是荀卿一派的最大儒者。

　　东汉朝廷提倡今文经学，驱使士人在章句、谶纬、选举的道路上下功夫，但是，这并不是所有士人都愿意走的道路。古文经学讲训诂，冲击着烦琐的章句，王充《论衡》攻击宣扬迷信的谶纬，大学里名士议政，攻击拘守礼法、谋求选举的陋习。到了东汉末年，朝廷为士人设置的道路基本上被冲坏了。作为路基的儒学却依然保持着不变。由于魏定九品官人法，门第成为仕进的新道路，士人不再需要那种困人的儒学思想和繁缛的礼法，开始向旧路基冲击。以旷达放荡为特征的道家老庄之学——玄学，为了夺取儒学的统治地位，向儒学实行冲击。第一步是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用玄学讲《周易》。《周易》是儒家思想的本原，汉儒以象数讲《周易》，不管它讲得如何支离，总还不离卜遮之学（先知术）的传统性质，自从王弼何晏（何晏著《周易私记》、《周易讲说》，书佚）用老庄玄虚的道理讲《周易》，性质全变，根本冲坏了两汉儒学的思想本原。第二步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否认儒家的一切（主要是礼法）。公然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嵇康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里说，你说六经是太阳，不学是黑夜。照我看来，如果把礼堂看作坟堂屋，读经看作鬼话，六经看作秽物，仁义看作臭烂，一起把它们抛弃掉，那末，不学何尝是长夜，六经何尝是太阳。阮籍作《大人先生论》，斥礼法之士是破裤裆里的虱子。刘伶作《酒德颂》，笑礼法之士是些微小虫子。这种大胆的冲击，正是两汉尊儒的反动。自原始儒学引申出来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唯物思想的《论衡》都失势了（古文经学还保有不重要的地位），自老庄引申出来的玄学一跃而成为思想界的统治者。这说明统治阶级要求唯心思想的不断发展，今文经学那种低级的唯心思想应该让位给玄学那种较高级的唯心思想。

　　三 科学

　　东汉盛行迷信思想，和它作斗争的科学知识表现出光辉的成就。《嵇康集》有一篇《宅无吉凶摄生论》（不知作者为谁），说迷信的原因很透彻。它说，不懂得养蚕的人，出口动手都有禁忌。不得蚕丝愈甚，禁忌跟着愈多，还抱怨自己犯了禁忌。等到有人教他养蚕法，掌握桑叶和火候，寒暑燥湿都有规矩，那就百忌全失，获利十倍。这是因为先前不知所以然，因而禁忌烦多，后来知其所以然，因而方法正确。所以说禁忌生于不知，如果能知各种物事的性质象知蚕那样，禁忌自然失去它的立足地。这种正确的观点，是王充思想的继续，遭到玄学首领秘康的坚决反对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说，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被提倡发扬的总是唯心思想，代表人民智慧的科学知识，总要受到各种形式的阻碍和反对。东汉时期迷信盛行，科学家独能探求真理，对抗迷信，他们的科学成就虽然不可能太大太多，他们这些成就对文化的贡献却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天文学——天是迷信的主要根源。天变灾异都被说成上天对皇帝（天子）示谴。朝廷口头上认些错或调动几个大官（三公），恶政就算有了交代，另一面则使人们相信天变灾异正是上天保佑朝廷，否则何必示谴。王充在《论衡》的《变虚》、《感虚》、《谈天》、《说日》、《自然》等许多篇里反复论证天与人事并无感应关系，他指出天的“自然无为”性，有很大的科学意义。纬书连篇妄言，但也偶有一些科学发现。《尚书·考灵耀》说“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复三万里，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春秋·感精符》说“日光沉淹，皆月所掩”（《论衡·说日篇》引儒者说，日食是月掩日，当即《感精符》一类的儒书）。《周髀算经》说天体有四游（二分二至是天体运动的四个极点），又说“日兆月”（月光生于日之所照），《考灵曜》创地游说，说日月地都在上下游动，从而推论出日在上，月在下，月掩日光成日蚀的说法，比地静说，日月自损说都前进了一步。汉安帝时，张衡做太史令，职掌天文。张衡用精铜制造浑天仪，用铜漏（古代计时刻器）水转动浑天仪，星宿出没与天象密合。东汉末年，刘洪造《乾象历》，有推日食月食的算法。这些天文学上的每个进步，都起着冲击迷信的作用，也就逐步证明“自然无为”说的正确。

　　候风仪、地动仪——张衡生于公元七八年，死于一三九年。据《五行志》所记，自九二年以后，几乎连年地震，地震地区有时大至数十郡，有些地区发生地诉、地裂、地陷、山崩、水涌。此外还经常发生大风，某次拔树多至三万余株。迷信家议论纷纭，灾祸都成了谶纬学的有力证据。张衡研究这些自然现象，一三二年，作候风仪和地动仪。候风仪制法不见记载，可能是一种预测大风的仪器。《晋书。五行志》记魏时洛阳西城上有候风木飞鸟被雷震坏，或即张衡的候风仪。地动仪是用精铜制造，圆径八尺，形似酒搏，内部安置机关，按照八个方面，装八个龙头。那一个方向地动，同方向的龙就口吐铜丸。从此以后，史官记录地动所起方向。王充的著作，有益于科学思想；张衡的发明，推进了科学知识。《论衡》与地动仪是东汉两大创造，王充与张衡是东汉文化界的两个伟人。

　　数学——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纬书兼讲天文历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的一部分。扬雄模仿《易经》作《太玄经》，实际是扬雄的数学著作。刘歆也是著名数学家。东汉儒者更研习数学，张衡著《算网论》，与《灵宪论》（张衡论浑天的原理）相配合。郑玄刘洪王粲等人都精通《九章算术》。魏时刘徽总结各家学理，注《九章算术》，数学成就比《周髀算经》前进一步。

　　医学——《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的滋味，一天中七十次毒，医方从此兴起。大抵古来有神农尝百草的神话，因而民间历代积累起来的药物知识都托名神农。药物主要是草药（郑玄注《周礼》五药：草、木、虫、石、谷），所以称为《本草》或神农《本草经》。自汉武帝起，朝廷招集方士，其中有本草待诏若干人。楼护家世代做医师，楼护诵习医经本草方术书数十万字，汉成帝汉哀帝时，出入京师权贵人家很有声名。公元五年，王莽召集全国通方术本草的人到京师考校技能。《汉书·艺文志》不曾记录神农《本草经》，但西汉确有这一部名叫《本草》的药物书。书中多见东汉时地名，当是东汉医家有较多的补充和说明。

　　东汉末年，屡起大疫。南阳士人张机深研医学，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北宋时所传《伤寒论》十卷，附方十卷，又有《金匮要略方论》三卷，当即《杂病论》）。他在《伤寒论序》里说：看当今医生，不肯探求医经（《素问》、《难经》等），推演新知，各承家传，始终守旧。问病状务在口舌敏捷，辨脉象按寸不按尺，按手不按足（足脉）。草率处方，难治大病。和这些医生相反，他是以极严肃的态度治病的，在他的著作里阴阳五行说基本上被排除了。后世医学者称张机为医圣，称《伤寒》《金匮》为医经，是有理由的，因为他脱离阴阳五行的束缚，推动医学向科学发展。

　　《灵枢经》所传用针治病法，东汉时有显著的进步。广汉隐士涪翁著《针经诊脉法》，传弟子程高。程高传弟子郭玉。汉和帝时，郭玉做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针法传授更广。郭玉喜为贫贱人治病，尽心竭力，应手见效。治贵人病却常不愈。汉和帝责问郭玉，郭玉答道，贵人威风太大，好自作主张，不听从医者的法度。骨节又柔弱，用了针不能再用药。有时用针难免要出些血，我心里恐怖，那里还顾得治病。

　　谯县人华佗精针法，尤精外科手术。将动手术，先使病人饮麻沸散，失去知觉，刳割腹背后缝合创口，涂敷膏药，四五天便合口。华佗又教人作五禽之戏（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使身体轻便，血脉流通，可以预防疾病，延年不老。曹操患头风病，要华佗治疗断病根。华佗说只能缓治延岁月，不能断根。曹操发怒，杀华佗。华佗两个弟子，吴普擅长外科，樊阿擅长针术。关羽左臂中箭毒，医师刳肉刮骨，关羽言笑自如；司马师目上生瘤，让医师割去。这种局部割治，大概也用麻醉药。

　　医学在战国是一个发展时期，到东汉又有新的发展，它的特点是阴阳五行的色彩比战国时医经大见轻减。

　　四 宗教

　　巫是一种原始宗教。随着华夏地区的扩大，巫教被史官文化排斥，逐渐失去它的宗教作用。孔子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看来就是在保持着巫师的楚国，巫师也只能和医师同列，而医师的社会地位在当时是不高的。汉族本身不曾在巫教基础上制造出一个普遍流行的宗教，许多外来宗教的陆续传入和佛教的一时盛行，也都不曾取得独尊的地位。一切宗教不能生出深根来，应归功于史官文化，因为它含有抵抗（虽然是不彻底的）宗教的因素。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体是儒学（其次是道家学说）。儒学创始人孔子，教人专重人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不谈鬼神和死后事，是孔子也是儒学对鬼神的基本态度，所以在儒学的思想体系里，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导地位。宗教得以兴盛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对鬼神（一神或多神）有绝对信仰，而儒学对鬼神则是怀疑，敬而远之，这就形成汉族历史上允许各宗教并存，既不完全信奉也不彻底排斥，从不发生所谓宗教战争的特殊现象。

　　史官文化的发育地在黄河流域。黄河经常发生灾祸，人力不能完全控制它，因此迷信思想有了它的来源，但治水到底要依靠人力，鬼神并不真可靠，因此实际经验使人们体会到人力的作用大于鬼神。其他自然界灾祸也给人们同样的经验。例如前五二六年，郑国大旱，郑君使大夫屠击等祭桑山求雨。屠击等斩伐树木。子产说，祭山为的是增植山林，现在反把山林砍了，多大的罪过呵！削掉屠击等人的官和邑。科学的历史，就是逐渐废除这种胡想（迷信）的历史，或者是用新的比较不那样荒谬的胡想来代替它的历史。祭山求雨是一种胡想，增植山林却是科学性的实践，两者结合在一起，而重点则在后者，这就有逐渐废除胡想的可能。所以史官文化与以迷信为重点的宗教，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因而在史官文化的基础上不可能创立宗教。

　　史官文化在哲学上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夏商相传的五行论；一种是周朝新创的阴阳论。五行首见于《尚书·洪范篇》，它认为水火木金土是构成万物的五种要素。五行各有属性，用眼睛来看，看出水性润湿向下，火性炎热向上，木性可曲可直，金性可以熔解，土性可以种植谷物。用鼻舌来试，试出水（海水最大）味咸，火味苦（焦气），木味酸（果实），金味辛，谷物味甘。这种原始的五行只是企图解释物的生成和作用，并没有包含神秘的意义，阴阳首见于《周易》。孔子阐明《易》理，认为最大的物是天地，它们的属性是阳和阴。天永恒在上，地永恒在下，天体运动，地体静止。天的运动是循环式的运动，地的静止不是独立的而是顺承上天也就是附属于天的静止。根据这样的世界观，抽象出阴阳两种属性，用来解释自然界的社会的各种现象。已见的现象用阴阳来解释，未见的现象（事物的变化）用卜虚（数理）来探求。因为数有阴阳（单数阳、双数阴），从数的阴阳可以先知事物变化的后果（吉凶），这就成为孔子宿命论的根据。卜筮的答案，有答对一半的机会，有答不对的一半，叫做“阴阳不测之谓神”。不测不等于说一定有鬼神在使人不测，也不等于说一定没有鬼神在使人不测，这就成为孔子的鬼神观。这种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阴阳论，只是比五行论抱着更大的企图，就是想用天地之道来解释万事万物（“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法象（法则形象）莫大于天地”）。本质上它们都属于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它们是哲学不是宗教。

　　战国时，邹衍结合五行与阴阳两种思想成为阴阳五行学。它不是简单地结合，而是发展为神秘的德和运。邹衍把德（五行的性）当作本体，运（阴阳变化）当作作用，以德运为出发点，推断自然和社会的命运。属于唯物论的原始五行论、阴阳论，经邹衍改造后，成为唯心论的阴阳五行学，即五德终始论。不过它仍是哲学的一种，还不算是宗教。

　　宗教是剥削阶级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特别在秦汉统一以后，农民阶级的斗争力量比诸侯割据时代加强了。统治阶级更感到宗教的必需。董仲舒开始说神怪，并造求雨止雨仪式，颇有创宗教的趋势。王莽时阶级斗争激化，王莽提倡符命图谶，装神作怪，企图麻痹已经爆发了的农民起义。东汉皇帝更大力提倡迷信，鼓励今文学派神化孔子，期望变孔子为教主，变儒学为宗教。但是，以史官文化为基础的儒学，想改造成真正的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古文经学派坚决反对，就是今文经学在章句方面也不曾说孔子是神或先知者。“神怪之言，皆在谶记”，而谶记里也有一些对董仲舒不满的表示，说孔子预言“董仲舒乱我书”。所谓乱我书，就是指谶纬乱六经章句，可见笃守章句的今文家并不完全同意妖妄的谶纬。这样，儒学转化为宗教的期望断绝了。太平道教开始时被认为“以善道教化”，结果却被黄巾军用来发动起义。统治阶级需要宗教，但造不出适用的宗教，佛教正在这个时候获得了流传的好机会。

　　秦时，天竺阿育王大弘佛法，派遣僧徒四出传教。西汉时西域某些国家已信奉佛教。汉武帝通西域后，中外交通顺利，不能设想没有一个僧徒东来，可是佛教传入，到西汉末才见记载。这是因为董仲舒以后，今文经学盛极一时，统治阶级对它有足够的信心，不需要那种看作异端的外来宗教。公元前二年（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当时西汉朝廷正在摇摇将坠，正在需要一种新的助力，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受浮屠经，并不是偶然的。从此佛教得到合法地位，作为谶纬的辅助开始流传起来。这说明宗教以及一切神怪迷信的发生和发展，与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广大人民的穷困无告、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有不可分开的关系。它们生长在社会的黑暗面上，好比草木一定生长在土壤里那样。

　　东汉魏晋佛教流传很快，而且继续在兴盛，虽然始终（包括南北朝）不能夺取儒学的传统地位，但对思想界影响确极巨大。从原始儒学改造出来的今文经学（谶纬）和魏晋老庄派玄学，原来都只是些原始的唯心论，自从南北朝佛教盛行以后，唯心论哲学得到极大的发展，也就是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欺骗工具比专用儒学高超得大多了。

　　佛教在统治阶级里流传的记载，最早见的是公元六五年——汉明帝水平八年。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招聚方士桑门（沙门），祭神求福。汉明帝给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并提到伊蒲塞、桑门等名称。汉明帝将诏书宣示各王，可见朝廷提倡佛教，也可见永平八年以前佛教早已在流传。汉桓帝在官中立黄老浮屠祠，又派宦官到苦县祭老子。襄楷上汉桓帝书里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个老子西行教化胡人的谣言，表示道教地位比佛教高，佛教徒高攀黄老，只好默认佛是老子的门徒。汉桓帝汉灵帝时，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人来洛阳，译出佛经多种，佛教影响因此前进一步，有可能企图脱离对黄老的依附。东汉末年，佛徒牟融作《理惑论》，说汉明帝梦见神人，飞行在殿前。次日问朝臣得知是佛。乃遣张骞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佛经（《四十二章经》），归来后在洛阳城西造佛寺（白马寺）。佛徒造朝廷求经的谣言，意在自高身价，对抗道士所造老子化胡那个谣言。此后道佛两教常用谣言作武器互比高下。

　　佛教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未曾闻见过的新奇事物，“闳大不经”的邹衍，“谬悠荒唐”的庄周，“妖妄神怪”的谶纬，比起它来真是相差太远了。这正是统治阶级愿意接受的新工具。不过，佛教是外来宗教，它不可免地要受到旧工具的抵抗。道教经典《太平青领书》（《太平经》）采取佛教神话来装饰教主老子，采取某些佛教教义来编造道教教义，但对佛教下列四事：（一）不孝、弃其亲；（二）捐妻子、不好生、无后世；（三）食粪、饮小便（当是指僧徒用粪便治病）；（四）行乞；认为“道之大暇，病所由起，大可憎恶”，反覆予以驳斥，基本上道教是排斥佛教的。当佛教默认老子化胡的时候，还可以相容，一朝企图独立，道教便和佛教对立。《理惑论》说“世人学士多讥毁之（佛教）”，太学里没有人“修佛道以为贵，自损容（剃发）以为上”。儒学自有一套传统的礼教，当然要排斥佛教。《嵇康集》所载《宅无吉凶摄生论》一文里有一条说：“多食不消化，含黄丸（药名）病自然会好。有人求神问卜，也有人从乞胡（西域僧）求福。这种行为谁都看了好笑。”凡迷信由于无知，从知者说来，不论那一种迷信都是乞胡。嵇康逐条反驳这篇论文，独不为乞胡辩护，足见玄学大师嵇康也并不拥护佛教。佛教虽然遭受了这些阻碍，但丝毫也不影响它的直线上升，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当权派深切懂得佛教的巨大作用。以襄楷牟融等人为代表，调和佛道儒，使三派并存，一致为统治阶级服务。

　　在人们的头脑里，一向充满着对自然的和社会的无数疑问。既有疑问，就必须求得解答。儒、墨、道三家都曾作了答案，却不曾得出能令统治和被统治两大阶级都满意的答案来。佛教的幻想力比儒、墨、道高超得多，迷人的方法也巧妙得多，因之一个外来宗教在史官文化居统治地位的区域内竟获得相当长时期的盛行。

　　开始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教。它的教义是（一）人（身体）死精神不死（神不灭）。神仙家（方士道士）长生不死，是一种容易败露的拙劣骗术，当然比不上佛教神不灭说那样“难得而测”。（二）因果报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从索解的疑问，儒家学说归之天与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与命是什么，还是一个疑问。佛教居然作出直截的回答，它把现世祸福，说成种因可以在前世，报应可以在来世，也可以在死后（“有道（善人），虽死，神归福堂（天堂）；为恶（恶人），虽死，神当其殃（地狱）”），一切疑问似乎都被它解决了，它的方法极巧妙，确能使人难得而测。（三）轮回。身体死了，精神不死，可以再生人世。在轮回时按过去所作的因得各种不同的果。这就是说，被剥削被压迫的人，都由于自己在前世作孽，所以现世受报，如果反抗剥削者压迫者，来世将受更重的恶报。（四）布施。子贡问孔子说，有一个人能够广泛地施舍给人民，救济他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个人可以叫做仁人了么？孔子说，仁人可不行，这只有圣人或许能做到，尧舜怕还做不到哩！《淮南子·主术（君道）训》反对布施，它说，讲慈惠的人崇尚布施，这是让没有功劳的人受厚赏，谁还愿意守职勤力呢！这些话说明佛教传入以前，统治阶级是不懂得布施的。佛教说布施是为本人造功德，于是布施便盛行起来。例如东汉末佛教徒窄融（笮音责zé）霸占广陵等三郡赋税，凶暴放纵，任意杀人。他大起佛寺，造铜佛像，上涂黄金。佛堂周回住三千僧徒，诵读佛经。又用免谣役法诱境内外民人来寺听讲道，前后诱得五千余家。每开沸会，路旁设席长数十里，置酒饭任人饮食，用钱多至万万。窄融造佛寺，养僧徒，免徭役，舍酒饭，大行布施，似乎真是博施济众了，但是笮融本人不曾生产过一粒米一块砖，大布施的另一面，显然是极其残酷的剥削。自从有了所谓布施，劳动人民肩上又增加了一副重担。现存的或已毁的一切庄严精美的宗教物品，里面都装满着当时劳动人民的血和汗。

　　上述四条中最根本的一条是神不灭论，很多人被它迷惑了。它曾迷惑着穷苦无告的劳动人民，使反抗黑暗统治的斗争精神受到损害；也曾迷惑着虔诚焚修的男女信徒，使追求不可证实的幻境而虚度一生。原来有些宗教当它创始的时候，往往含有反抗旧势力的进步成分，起着某些积极的作用。可是当它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及被各学派解释修改以后，发扬起来的不是那些进步成分而是更巧妙地引人入迷。所以宗教成为社会进化的巨大障碍，主要责任是在利用它宣扬它的统治阶级方面。

　　佛教哲学的传入，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步骤说来（由朴素唯物论到唯心论，再由唯心论到唯物论）并不是无益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如文学、音韵、音乐、跳舞、建筑、雕塑、医学等伴随着同来，也是值得热烈欢迎的。因为在人们的交往中，除了言语与动作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而文学、音乐、跳舞等等都是从言语动作中提炼出来的最纯的精华，最高的典范。民族间文化交流，等于民族间大量优秀代表在相互交谈和学习。东汉时期西方文化开始东流，而且此后数百年间不断地大量东流，除去那些不是有益的宗教迷信，其余都有助于汉文化的逐步丰富起来。

第十一节 史学、文学、艺术

　　一 史学

　　司马迁作通史体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此后，褚少孙、刘歆等多人补撰史事，积累了不少的西汉史材料。东汉初班彪作《史记后传》，有纪传共数十篇。班彪子班固，继承遗业，专心精研，前后凡二十余年，修成《汉书》纪、表、志、传一百篇。《汉书》前半部多取《史记》，后半部多本《后传》，班固用力处在于博采群书所长，加以精确的考核，首尾洽通，创立断代的新体。《汉书》叙事详备周密，在封建主义的正史体历史书中，《史记》、《汉书》是最成熟的两部巨著，后世用纪传体编写的正史，没有一部能超过它们。孔子左丘明以后，司马迁班固应是杰出的历史学者。他们都能摆脱旧传统，开创新体裁，在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周秦史书的基础上，推动史学向前大进一步。

　　《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史记》八书取法于儒经，十志又取法于八书。十志规模宏大，记事比八书丰富。《律历志》合并《史记》的《律》和《历》两书，《礼乐志》合并《史记》的《礼》和《乐》两书，《食货志》补充《史记》的《平准书》，《郊祀志》补充《史记》的《封禅书》，《天文志》补充《史记》的《天官书》，《沟洫志》补充《史记》的《河渠书》，此外又增立《史记》所无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十志比八书详备，显然可见。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依据十志有所增减。至唐杜佑作《通典》，南宋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间马端临作《通考》，大大发展了志书体。历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借志书得以保存，八书十志创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东汉末，荀悦依《春秋》和《左传》的体裁，撰西汉一朝编年史——《汉纪》。这种体裁经北宋司马光扩充，成为通史体的《资治通鉴》。

　　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典故，开方志的先例。此后历朝文士多作方志（如晋常据作《华阳国志》），沿至明清，成书更多，构成史书中很大的一部分。

　　东汉和西汉一样，在史学上都有重大的创造。

　　二 文学

　　东汉文学比西汉发达。《后汉书》特立《文苑传》，因为文学大体上已与儒学分离，成为文士的一种专业。东汉文学作品主要是辞赋与五言诗。辞赋是西汉辞赋的末流，五言诗是西汉五言诗的发展。到了东汉末年和曹魏时，一部分赋别开新境，五言诗则达到古诗的最高峰。

　　两汉盛行楚辞和古赋。《汉书·艺文志》的《屈原赋》类，有赋三百六十一篇，加上东汉人所作，篇数当更多。东汉王逸选两汉人所作（主要是西汉人，东汉仅王逸一人）与屈原宋玉所作合成一书，并作叙和注释，称为《楚辞章句》。王逸所选汉人楚辞，除了确有楚人风格的《招隐士篇》，其余都是模拟之作，但求形似，殊少创意。《远游篇》剽袭司马相如《大人赋》，而王逸指为屈原所作；《惜誓篇》剽袭贾谊《吊屈原赋》，而王逸取《惜誓》不取《吊屈原赋》，足见选篇并不精审。不过，王逸作章句是有功绩的。楚辞的音和义，在两汉是一种专门的学问，经王逸采集后得以流传，使后人读屈宋文有所依据。古赋到东汉时作者甚多，大抵模拟西汉人体制，陈陈相因，可有可无。比较有些特色的是大赋，加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和《南都赋》等，取材广博，按事类排比，在类书未出以前，这种大赋实际上起着类书的作用，因之文学价值虽不高，流传却很广。

　　东汉末年，某些有创造性的作者厌弃陈腐已极的赋体，别创新体赋。这种新体赋以发抒情感，篇体较小，词旨清显，少用典故为特色。赵壹作《穷鸟赋》、《刺世疾邪赋》，一篇不过一二百字。稍后王粲作《登楼赋》，祢衡作《鹦鹉赋》，魏初曹植作《洛神赋》，情致深远，文境更高。自从有了新体赋，东汉模拟因袭的作风渐渐消除了，赋又成为重要的文学。魏晋人所作赋，不论它的体制大小，一般说来，都是清新可喜，在汉赋外别开新境界。

　　赋体句法多用整句，影响到散体文，东汉时散体文渐变为骈体文。反过来又影响到赋的句法，整句渐变为俪句（对偶句）。班固《两都赋》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等句，张衡《东京赋》有“声与风翔，泽从云游”等句，都是有意识地造成对偶句，借以增加词句的彩色。此后逐次增饰，到南朝时，对偶既极工整，音节又复谐和，古赋渐变为俳赋。由于声律的运用愈益熟习，到南朝末年，以庾信为代表，又变俳赋为律赋。所以东汉赋一般是西汉赋的末流，而某些新创却是后来赋体的开始。

　　西汉民间流行的五言诗体还没有被上层士人所采用。到了东汉，著名文士开始作五言诗。应亨《赠四王冠诗》，班固《咏史诗》，傅毅《孤竹篇》（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文心雕龙》说是傅毅作）是文士所作最先见的诗篇。此后有张衡作《同声歌》、赵壹作《疾邪诗》、秦嘉作《留郡赠妇诗》、郦炎作《见志诗》。这些诗篇大抵质木无文，惟《孤竹篇》《同声歌》最为出色，情致与词采都达到高境，再发展便成建安五言诗。

　　五言诗以外，还有张衡《四愁诗》，王逸《琴思楚歌》，用七言成句。七言诗也见于民间歌谣，不过文士用七言作诗，主要是受楚辞的影响。一句五言诗是两句四言诗的省约，一句七言诗是两句五言诗的省约。文句由繁趋简，含义由简趋繁，是诗的自然趋势。两汉至南北朝五言诗压倒四言诗，唐以后七言诗超越五言诗，唐宋长短句（词）冲破五言七言的拘束，元明曲冲破词的拘束，一个比一个得到较大的自由来描写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活。这种主要文学的发展过程是和社会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大体上相适应的，而这种主要文学的首先创造者一定是处在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这里说到东汉五言诗开始由民间文学上升为上层文学，因而附带说一说主要文学的一般发展规律。

　　民间五言诗在分化，上升的部分成为建安诸子所作的高级文学，保持原来形态的部分则有托名蔡琰的《悲愤诗》和无名氏的《为焦仲卿妻作》两篇大诗。

　　蔡邕女蔡琰遭乱，没入南匈奴，生二子。曹操赎蔡琰归，嫁董祀为妻。《悲愤诗》叙述流离之苦，母子之情，激昂酸辛，笔力强劲。诗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两汉文士从没有人做过这样的长篇，也没有人表现过这样的笔力，说蔡琰做这首诗是很可疑的。蔡邕为董卓所尊重，蔡琰被南匈奴虏去，必在王允杀蔡邕以后。诗中说是被董卓驱虏入匈奴，显然与事实不合。如果说，诗是建安文士所拟作，建安诸子与蔡琰同时，叙事不能如此谬误。此诗的作者应在民间。因为蔡琰的遭遇，很自然地要引起人们的同情，民间作歌谣，口头流传，流传愈广，修补也愈多，最后定型为《悲愤诗》那种大篇。

　　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全诗一千七百八十五字，是诗中罕见的长篇。这首诗叙述建安年间，庐江郡府小吏焦仲卿娶妻刘兰芝，情爱极笃。焦仲卿母凶暴，刘兰芝被逐归母家。县令郡太守先后遣媒人向刘兰芝家为自己的儿子求婚，最后刘兰芝投水自杀，焦仲卿也自缢死。自魏文帝定九品中正法以后，门第的高下区分甚严，诗中说焦仲卿是“大家子”，县令太守求刘兰芝为子妇也不以为嫌，诗作于建安年间，似无可疑。诗的形成也和《悲愤诗》一样，不是某一个姓名失传的文士所作，而是由口头流传的民间歌谣逐渐修补积成大篇。

　　诗中深刻地描写在封建礼教下年轻妇女所受到的各种压迫、首先是婆母的压迫。婆母是礼教的体现者，她的压迫是一种基本的不可反抗的压迫。从这里焦仲卿夫妇之爱与母子之爱间，刘兰芝与母家的父母兄弟间，都发生了矛盾。郡太守为子求婚，使得刘兰芝又受到阿母和阿兄不同程度的压迫。最后刘兰芝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放弃一切希望，走自杀的道路。焦仲卿也只好走同样的道路。这个悲剧充分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与礼教害人的普遍性，也充分反映了刘兰芝焦仲卿反抗（虽然是消极的反抗）礼教的坚决性与表现在道德上的庄严性。全诗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两句作结束，表示对刘兰芝焦仲卿和其他受压迫者的无限同情。这种同情只能从劳动群众那里得来，谁敢设想礼法之士圣贤之徒会给予受压迫者以同情呢！

　　《离骚》以后，这首诗应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二次出现的伟大诗篇。

　　西汉的文学和艺术，一般表现为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作风。在经济发展、统治阶级肆意剥削纵情享乐的东汉时期，这种作风是不能满足精神生活的要求的。这就必须变革。但是，东汉又是保守势力极强固的时期，变革必然受到大的阻碍。要实行变革，非有特殊地位的人出而提倡不可，汉灵帝终于代表变革派担负起提倡的责任。汉灵帝在政治上是一个极昏暴的皇帝，在文学艺术上却是一个有力的变革者。他招集辞赋家、小说家、书法家、绘画家数十人，居鸿都门下，按才能高下受赏赐，保守派首领杨赐斥责这些人是“群小”，是“驩兜共工”，又一首领蔡邕斥责他们是小才，是俳优。因为汉灵帝想利用变革派来对抗太学名士，所以不顾保守派的反对，待变革派以不次之位，让他们做大官。这样，文学与艺术在变革派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也就是说，质胜于文的旧作风开始变为文质相称的新作风。

　　这种新作风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两汉至南北朝文学史上最突出的“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建安文学。

　　曹操凭借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逐次统一了黄河流域。东汉末年大丧乱以后，出现一个以邺都为中心的文学乐园，对全国著名文士的吸引力是很强的。曹操曹丕曹植都是大文学家，都能和文士们相处。曹操残暴，对待文士却能宽容。曹丕居太子尊位，旷荡不拘礼法，例如王粲葬时，曹丕率众文士送葬。曹丕对文士们说，仲宣（王粲字）爱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这可以想见曹丕和文士们日常相处的态度。曹植更不守礼法，饮酒无节，任性而行，是一个纯粹的文士。三曹提倡于上，饱经灾难心多哀思的文士们，忽得富裕的物质生活，安静的创作环境，各人的才能都无阻碍地发挥出来。建安文士，数以百计，其中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瑒（音羊yáng）各著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称为建安七子。这时候诗赋骈文都达到最高峰，特别是以曹植为首的五言诗达到最高峰的绝顶。《文心雕龙·明诗篇》评它的特征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正因为气（情意）、才（辞采）兼备，所以文质相称，不同于汉诗的质胜于文，也不同于晋以后诗的文胜于质。

　　建安时文士们还有一种优良风气值得表扬，那就是文学批评的提倡。原来文士们聚在一处，自以为各有所长，彼此不相服。曹丕《典论·论文篇》和《与吴质书》评论当时作者，从众文士中选出七子，指出七子的长处和短处，极为惬当。想见曹丕在平时不仅善于和众文士相处，而且也善于引导他们不走歧路。曹丕指出孔融等人都不能持论，理不胜词，独徐干辞义典雅，著论成一家言。这是公平的评论。徐干著《中论》二十篇，其中《核辩篇》最为精辟。《核辩篇》说“故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犹在己也。苟得其中则我心悦焉，何择于彼。苟失其中，则我心不悦焉，何取于此。故其论也，遇人之是则止矣。遇人之是而犹不止，苟言苟辩，则小人也，虽美说，何异乎鵙（鴃）之好鸣、铎之喧哗哉”。曹丕推崇徐干，称为彬彬君子，足以说明严正的议论在文士群中占上风。曹植诗文是愈文士的典范，但他并不因此而自满。他给杨修的信里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尝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象曹植那样的大文豪，还欢迎别人“讥弹其文”，“应时改定”，并且也为别人润饰文章，毫不吝惜。这种健康爽朗的风气，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鄙陋习气完全相反，建安文学之所以美盛，提倡文学批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颜氏家训·文章篇》说，“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音异yì）也”。建安的优良作风，保持在南朝，这也是南朝文学发达的一个原因。

　　代表建安文学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

　　曹操所作诗文，纯是两汉旧音，不过，因为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特别是四言乐府诗，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不是他气力十分充沛，四言诗是不能做好的。说曹操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他的四言乐府诗应是一个重要的特征。锺嵘《诗品》列曹操为下品，是齐梁人陋见，并非公评。

　　曹植文才富艳，思若有神，被曹丕逼迫，满怀忧愤，发为诗文，情采并茂。他的五言诗，不仅冠冕众作者，而且为魏晋南北朝文士开出新门径。

　　古代韵文在发展过程中，前后曾受过两次大的外来影响，因而形成唐以前古体和自唐以后律体的两大分野。第一次外来（对北方文学说来）影响是楚声。第二次外来影响是梵声。

　　《诗三百篇》中有南（《周南》、《召南》）与雅（《小雅》、《大雅》）两种声调，雅（正）声即华夏声，南声即采自江汉流域的楚声。屈原宋玉作楚辞，在文学上有根高的地位，为文士所模习。楚人刘邦建立汉朝，爱听楚声，楚声盛行全国。汉世相和清商等曲，都属于楚声系统。旧的雅声衰息，雅声化的楚声也就成为华夏正声。唐时楚汉旧声衰息，雅声化的梵声也就成为华夏正声。楚声梵声并不是本身不变而代替雅声，相反，它们是作为一个新因素被雅声吸收并消化，因而产生新的雅声来代替旧的雅声。雅声吸收梵声，开始于东汉末年的音韵学，然后运用入文学。最先运用的文学家就是曹植。

　　东汉时，印度声明论（音韵学）随佛教传入汉地。胡僧学汉人语文，利用梵文字母注汉字音。汉儒接受这个启示，用两个汉字当作字母拼汉字音，因此发现反切法，东汉末儒者孙炎、刘熙、韦昭等人都用反切法注字音，比读若法前进了一步。

　　反切法逐渐通行，声与韵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专学，韵学应时出现了。最早的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十卷，晋吕静的《韵集》五卷。两书分字声为宫商角徵羽五类，还只能“始判清浊，才分宫羽”，为后来韵书作先驱。南朝人声韵学的研究愈益深入，著作甚多，最著名的有周彦伦《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所谓四声，即分字声为平上去入四类。凡韵书都是以四声或五声为纲，以韵目为纬。隋陆法言等八人采集各家韵书和字书，斟酌古今南北的声音，定声为四，定韵为二百零六，有字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自从《切韵》书出，声韵有了定准，后世诸韵书无不依据《切韵》，只是作些小的变革。不论方音如何繁杂，但在韵文或半韵文（四六文）上，全国文人的声音完全一致。这对汉族语言（写在诗文上的语言）的统一起着稳定的作用，意义是巨大的。

　　上述音韵学由粗疏到精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文学上吸收并运用梵声的发展过程。孙炎在音韵学方面开始作反切，相当于曹植在文学方面开始用平仄。

　　西方佛徒传播教义，应用声律以制赞呗，韵合弦管，令人乐听。据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所说，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始依梵声创作梵呗，为学者所宗。这种说法很可能出自僧徒附会，不过，曹植诗中也确有运用声律的形迹。如“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诗》）；“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等句，平仄调谐，俨然律句，不能概指为偶合。自然，这只是律诗最初的胚胎，距律诗的形成还很遥远，但既有胚胎，便会继续成长。陆机《文赋》主张“音声迭代”。就是说，一句中要平仄字相替代，不可全用平声字或仄声字。吴亡后，陆机陆云兄弟来洛阳。有一天，陆云与荀隐在张华家会见。张华说，你们都是大名士，不要说平常话。陆云拱手报姓名：“云间陆士龙”。荀隐答，“日下荀鸣鹤”。两句不仅对偶工整，平仄也完全合律，可见南北文士都在声律方面用功夫。宋范晔《自序》说“性别宫商（四声）识清浊（清音浊音）”；又说“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所谓根本，就是声律的确实掌握。齐梁时，声律的研究更深入，以沈约为代表，创四声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说。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阐发声律的秘奥时说，“欲使宫羽（平仄）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范晔至死不肯告人的调声术，自沈约公布八病后，大为文士所遵用，梁陈时，律诗律赋大体上定型了。到唐朝，律诗律赋成为代表性的也是最盛行的文学。

　　所谓雅声化的梵声成为华夏正声，实际意义就是有声律的文学代替了无声律的楚汉文学。

　　文学史上古体与律体是两个大分野。自建安讫南朝是由古至律的转变时期。这个转变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声律的研究和运用。声律之所以被研究和运用，是由于受到梵专用的影响,也就是印度专用明论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

　　三 艺术

　　汉族传统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特性，一般地说，就是幻想性少，写实性多；浮华性少，朴厚性多；纤巧性少，闳伟性多；静止性少，飞动性多。这种文化特性东汉以前和以后，本质上无大变化。但东汉末年，经汉灵帝的提倡，文学和艺术在形式上开始发生了变革。这就是原来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作风，现在开始变为拙朴渐消，巧美渐增的作风。建安三国正是这个变革的成功时期。文学的成功已如上述，艺术的成功，下面举出书法和绘画两个重要部门。

　　书法

　　自甲骨文至小篆，文字与图画相接近。象形字描绘实物，指事字描绘虚象，会意字、形声字是象形字指事字的配合体。所谓“书者如也”，就是说每一字都象事物的形状（包括象声）。隶书离图画较远，楷书又较远，但书法与画法仍有相通处，因之书法在艺术上与绘画有同样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主，创制小篆体。古文籀文以及战国时六国异体文字一概被废弃，小篆成为全国划一的文字。小篆对古文籀文有省（省去繁复的形体）有改（改去奇怪的形态），在文字形体的改革上，显然有进步意义。不过，小篆仍属于古籀系统，字体圆形，书写不便。程邈摆脱小篆的拘束，创制隶书体，改圆形为方形，书写起来比小篆便利得多。这在当时是一种最进步的文字。王次仲（秦隐士）“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蔡琰说），创制八分书。八分书篆体多于隶体，是一种保守性的文字。又有隶草，是隶书的变体，书写比隶书更简易。两汉文字除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东汉末，张芝作今草（章草各字独立，今草前后字相连），刘德升作行书（草书兼真书），字体有些改革，其余沿用秦文字，并无新创。但有一点是特殊的，那就是两汉尤其是东汉，不少文士以“工书”著名，有些竟以写字为专业。经汉灵帝提倡后，书法在艺术上的地位更为显著。

　　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蔡邕能画工书，八分尤为精工。一七六年（汉灵帝嘉平四年），蔡邕以八分体写《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五部经书，使刻工刻成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大学讲堂前。这是有名的熹平石经。从经学方面说，它校正了五经文字，从艺术方面说，石经文字是两汉书法的总结。

　　绘画

　　两汉承春秋战国时期绘画的传统，以历史故事为主题，在宫室祠堂的壁上作壁画。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记壁画情形：最先是太古裸体怪形、质野无知的神话中人物。其次是黄帝尧舜，有衣裳冠冕。其次是夏商周三代兴亡。凡历史上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事迹，国君的贤愚，政事的成败，都用来“恶以诫世，善以示后”，对观者进行政治、道德教育。主题以外，再用天地、万物、神怪、异事作辅助，配合成丹青鲜明、形状生动的大图画。鲁灵光殿壁画可以代表两汉一般的壁画，区别只在规模有大小，画法有高低，用历史故事诫世示后是一致的。

　　坟墓中壁上也多有壁画。曾经发现的汉墓壁画，画中故事大抵是墓主生前的生活享受，例如宴会、娱乐、游行等事。据墓中壁画考察当时统治阶级的一般生活，比文字记载要具体些，所以它虽然只是片断的材料，但可以补史文的不足。

　　漆器本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品，加上生动的彩画，更是精致无比。战国和两汉漆器，近年来出土渐多，很可珍贵，在绘画史上漆画与壁画应得到同样的重视。

　　雕刻

　　与写字绘画相辅而行的雕刻，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秦始皇巡行各地，令李斯写颂文，刻石纪功，开立碑碣的风气。东汉富贵人或名士墓前，往往立碑若干块，用以颂扬墓中人的功德。《蔡邕集》中碑文约有一半，其中胡广、陈寔各三碑，甚至袁满未死时才十五岁，胡根才七岁，蔡邕也为二人作碑文。《文心雕龙》说“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其浮滥可知，但刻石技术却愈益普遍而精工。好字因好刻得保存于久远，并由此发现摹拓术。班固学李斯书法，许慎学李斯，甚得其妙，蔡邕学李斯，工篆书，似东汉时已有李斯刻石的拓本（也可能是李斯的其他手迹，不过，东汉有纸，用纸拓碑字也是可能的）。王羲之用蔡邕石经和张昶《西岳华山堂阙碑铭》的拓本学习书法，顾恺之工摹拓术，足见东晋时确有摹拓术并在改进中。又由此逐渐发现雕版印刷术。事实上石经拓本已经是五经刊本，只要变石刻为木刻，就成为雕版印刷术。

　　陕西兴平县有霍去病家，家前有石胡人石马石牛等雕像。这种雕像形体虽较质朴，但与墓中霍去病的丰功伟业配合起来，却显得气象壮健，意义深长。东汉富贵人墓前多有石雕像，如四川雅安县高颐（二○九年死）墓前石狮，姿态生动，充分表现狮的猛悍性，比霍去病冢前石马，技术上是前进了一步。

　　东汉盛行刻字，同样也盛行刻画。现存东汉刻石壁画，最著名的有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和肥城县的孝堂山祠。两祠所画故事与鲁灵光殿大体相似。在技术上，武梁祠用阳刻，孝堂山祠用阴刻，雕刻法已经完备了。一九五四年山东沂南县发现大批汉墓中石刻，所画多是当时社会上层人的享乐生活。其中角牴戏一幅，有戏车上倒投，两人走索上相逢，轻身人爬长木杆，戏豹舞罴，大雀走动等妙伎，证明张衡《西京赋》所写并非虚构，而生动具体却优于《西京赋》的文字描写。汉墓中还有画像砖，近年来发现渐多，如在成都、德阳等地出土的画像砖，车马飞腾，屋宇齐整，与石画同是可珍的艺术品。

　　河南辉县出土战国时泥塑的犬羊豕，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品。此后逐渐发展，陶制器物愈益繁杂。汉墓中陶制殉葬品有田园、庐舍、仓库、车马、井灶、家畜、鱼虫、用具和奴隶、伎乐等模型，这些殉葬品，表现出当时富贵人的生活状况，也表现出当时的社会关系。四川绵阳县汉墓里发现陶制水田模型一具，田上立几个人，各具神情，有的短褐折腰，有的衣冠昂然，一望而知谁是生产者，谁是剥削者。一具水田模型，实际是一幅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图。

　　东汉书法绘画和雕刻所以发达的原因，与当时统治阶级中人好名成风，与生时奢侈死后厚葬的习俗是分不开的。各地方都有富贵人，他们生前死后，都要请文学家画家书家和雕刻家给他们表扬功德与夸耀富贵，有技艺的人也借此博得酬劳的财物。技艺愈高，得酬也愈多，因而各门出专家，各地有名家。蔡邕作袁满来胡根碑文，当然为取得润笔。孙敬家贫，刻苦学写字，后因善书而得富。可知东汉时艺术已成为文士的兼业或专业。名家既多，其中自然有变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别，汉灵帝奖励变革派以后，写字绘画与文学一样，发生重大的新变。

　　隶书比小篆八分有进步意义，但书写仍不够方便。建安时，锤繇变隶书为楷书（又称真书或正书），书写比隶书更方便。锤繇学曹喜的篆书，刘德升的行书，蔡邕的八分书，集东汉书法的精华，创楷书法。他所写魏文帝《受禅碑》，尤为精绝。唐张怀瓘（音灌guàn）《书断》称“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因为他首创秦汉所未有的楷书。汉族文字从此定型，历代沿用不再有较大的变革。楷书（包括其他辅助字体如行书草书等）到了今天人民文化发展的新时代，又成为文化的障碍，如果不用拼音文字代替它，它将愈益显出它的障碍作用，但不容否认它曾是代替隶书的一种进步字体。没有充分的准备、成熟的条件，拼音文字要代替它是有困难的，因为它是适合汉语特点的字体，拼音文字也必须同样适合汉语特点，才能取得通行的权利。当然，拼音文字要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吴孙权时，画家曹不兴开始画佛像，为南北朝以来宗教艺术开风气之先。宗教故事丰富了绘画的题材，西方画法也给汉画以补益，两汉相传的绘画从此大改观。宗教画逐渐盛行，雕刻也随着发达起来。它们为宗教服务，耗费社会财富比两汉不知高出多少倍，但从艺术本身来说，却是极大的进步。剔除它们的宗教毒素，采取它们在艺术上的成就，无疑是古代文化的一种珍贵遗产，有助于今天人民艺术的发展。曹不兴是这种宗教艺术的创始者，在艺术史上应有显著的地位。

　　东汉文学艺术都不曾脱离西汉的旧作风。东汉末年，社会遭受极大破坏，建安三国的文学艺术却呈现出新气象。主要原因在于东汉经学所加于人们思想上的束缚，随着社会的破坏而减轻了，文学艺术也就有可能离开旧作风表现自己的创造力。佛教文化开始被吸收，成为新创造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艺术方面，佛教艺术特别显出它的重要性。

简短的结论

　　以汉光武帝为首，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推翻王莽的新朝，击败农民起义军，建立起豪强统治的东汉。南阳是一个商业中心城市，南阳豪强多兼营商业，因之东汉的统治，是地主式的剥削和商人式的剥削同时并行，这和西汉统治以重本抑末为名，地主式剥削比商人式剥削较占优势的情形多少有些不同处。

　　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在东汉前期，对豪强还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汉和帝时，朝廷向豪强让步，废除盐铁官卖制，放任私家经营盐铁业。豪强势力更加强大了，转过来实行对朝廷的控制。

　　在西汉，上层豪强与下层豪强一向进行着斗争。东汉前期，上层豪强以外戚为代表，独享政治权利。盐铁私营以后，下层豪强的财力也大有增加。他们要求分享政权，找到宦官做他们的代表。这样，外戚宦官两个集团，为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而展开剧烈的斗争。这个斗争延续至东汉末年，以两败而告结束。

　　出身无市籍的中小地主阶层、被征辟为官吏的士人，以大官僚为代表，形成一个官僚集团。这个集团通常依附外戚集团，缺乏独立活动的力量。但在外戚宦官两败以后，它成为上层豪强的代表者。魏文帝定九品官人法，承认官僚集团的权利，也就是保证下层豪强不得侵犯上层豪强的权利，从此确立了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制度。

　　东汉农业已普遍使用牛耕，工商业也比西汉发达。一般说来，东汉生产力是提高了。统治阶级凭借这个经济力量，对境外，用武力扩张疆土，并吸引许多境外族来归附，强盛不亚于西汉；对境内，压迫农民小工商以及少数族，榨取更多的财物来满足淫侈生活，贪虐尤甚于西汉。

　　上下层豪强和大官僚（上层豪强的一部分）大都据有坞壁，奴役贫苦农民当徒附，强迫精壮徒附当部曲。这些坞主壁帅，实际是大小地方割据者。他们兼并农民，也兼并附近的坞壁，这就使得东汉后期，社会呈现非常不安的状态。农民与地主，下层豪强与上层豪强，斗争愈来愈尖锐。自汉安帝时起，全国各地发生农民暴动，最后爆发了黄中军大起义。豪强间斗争，反映为外戚宦官的斗争，最后爆发了军阀大混战。

　　豪强武装镇压了黄巾军，同时也冲破了中央集权的外壳，疯狂地进行大混战。向来是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户口骤减，十不存一。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也是东汉二百年豪强统治应有的后果。

　　经过大混战，最后形成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个割据势力成立魏汉吴三国。这对东汉末年大丧乱说来，是一个喘息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汉魏间战争，目的在争取统一，与混战的性质不同。三国内部，经济都多少有些进展。黄河流域进展较速，优势逐渐恢复，晋武帝时，全国又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完成了统一的事业。

　　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反映在统治阶级的文化思想上也处处表现出显著的对立。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属于古文经学派的王充唯物论思想与属于今文经学派的谶纬唯心论思想，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变革派与保守派，都各有社会力量错综曲折地支持它们对立起来。到了建安三国时期，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玄学思想压倒了唯物论思想，文学艺术变革派也压倒了保守派，大体上各种对立都得到解决。

　　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文化发生了明显的或不明显的影响，因而动摇了各种对立间的均势。

　　不断地发展唯心论思想，以适应政治上需要，是统治阶级对上层建筑物的基本要求。今文经学到了东汉，在章句方面，在思想方面，都暴露出难以补救的弱点，统治者看来，它不再是一件适用的工具了。章句方面，让位给专讲训诂名物、本身毫无思想性的古文经学，是保持儒经的最好方法。思想方面，让位给宗尚老庄的玄学，老子与浮屠在东汉时已有当作同类的趋势，玄学与佛教相继而起，是压抑唯物论思想的最好方法。玄学代替今文经学的浅薄唯心论，后来佛教又代替规模狭小的老庄玄学。唯心论思想一步深入一步地发展着，和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一步深入一步地腐朽堕落是互相配合的。文学艺术变革派的得势，也因为接受了佛教的影响。

　　东汉三国时期，佛教逐渐流传，虽然还没有取得重要地位，但必须重视这个新因素所发生的影响。

第四章 短期统一与黄河流域又一次大破坏时期——西晋十六国

——二六五年——四三九年

第一节 西晋的政治概况

　　魏国自曹操死后，汉国自诸葛亮死后，都失去进攻对方的力量。吴国一向划江自守，孙权死后，也进入衰落阶段。魏国的司马氏集团，在三国衰落阶段内，是统一趋势的代表者。虽然它是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但也不容否认它在完成统一事业上所起的作用。

　　二三八年，司马懿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渊，北部中国完全统一了。二四○年，司马懿采用邓艾的建议，掘宽漕渠，引黄河水入汴河。又在淮北淮南，大兴屯田。屯田兵五万人，轮番分出一万人守边，四万人经常种田。东南有战争，魏军乘船顺流而下，可直达江淮，沿路储粮充足，免运输的烦费。司马懿说，“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他在淮南北实行屯田积谷，作灭吴的准备。后来晋武帝在这个基础上，终于消灭了吴国。

　　二六○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司马氏集团势力愈益巩固，同时汉吴两国愈益衰落，统一的时机成熟了。司马昭定计，汉国小力弱，出兵先取，取汉以后，再水陆并进取吴。二六三年，司马昭遣钟会率兵十余万进攻汉中，又遣邓艾率兵三万牵制驻在沓中（沓音踏tà甘肃临潭县西南）的姜维军。钟会攻入汉中，姜维引兵退守剑阁（四川剑阁县）拒钟会。邓艾自阴平（甘肃文县西北）凿山开路，击败汉守军，进入成都平原。汉后主到邓艾军前投降。汉国人口只有九十四万，士兵却多至十万二千人，官吏多至四万人。普通户大抵八人就得有一人当兵，实际是老弱妇女以外，几乎所有男子都被迫当兵。这样残酷的统治，当然为人民所厌弃。邓艾兵一到平原，百姓纷纷散走，官吏无法禁阻。汉国统治集团除了投降，再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司马昭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灭汉国，因为他早看准了这个形势。

　　司马昭原定灭汉三年后灭吴，可是他在二六五年死去了，当年，晋武帝废魏帝，建立晋朝。他需要先稳定内部，因之延迟了对吴国的进攻。

　　二八○年，晋武帝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攻吴。其中王浑所统水军，自蜀出击，占领武昌城。建业失去上游屏障，更难自保。王浑所统陆军进攻历阳（安徽和县），大败吴兵。王濬水军自武昌顺流直下，逼近建业，吴水陆军溃散。吴主孙皓到王濬军前投降。吴国人口二百三十万，士兵却多至二十三万，官吏多至三万三千，吴兵役与汉是同样沉重的。晋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灭吴国，因为孙氏统治早就为吴人民所厌弃。

　　司马氏政权迅速地消灭汉吴两国，并且在短暂的太康年间，确也曾使社会呈现出一些繁荣的气象。这是因为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因而有可能完成国家的统一事业和有限度地恢复久遭破坏的社会生产力。

　　一 罢州郡兵

　　就在灭吴的一年，晋武帝令州郡官解除兵权。兵役是东汉末年以来农民最沉重的一种负担。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毅然下诏悉去州郡兵，使农民得免地方兵役，这个措施对恢复生产力有很重大的意义。

　　二 废屯田制，立占田制及其附属的课田制

　　魏国屯田，主要的一种是朝廷招募农户，在各级典农官统率下，垦种官田。自曹操开始屯田，收有成效，后来魏国逐渐扩大屯田区，荒地很多成为朝廷直接所有的官田。典农官都是武职。屯田农户受兵法部勒，有典农部民、屯田客、田兵、田卒等名称，实际是终身服兵役半农半兵的特殊农民。朝廷当进行战争的时候，不惜“加其复（免一般徭役）赏”，多招农户来加强屯田，但当战争缓和的时候，就要加强剥削来补偿免除了的一般徭役。屯田农户耕地有定额，朝廷为增加收入，使屯田官凭军事权力强迫田客在定额田外，多种田地若干亩。田客人力有限，耕种法势必粗简，谷物产量也势必低落。从曹操时到晋武帝泰始年间，屯田区旱田每亩收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的生产量低落到一亩只收数斛，同时，官六客四（用官牛）、官客对分（用私牛）的租税率却提高到官八客二或官七客三。屯田制到了魏末晋初，不仅被剥削者穷困不堪，无法再继续生产，就是剥削者也感到无法再进行压榨，反不如废屯田制，别行新制较为有利。司马昭灭汉的第二年，即罢屯田官，各级典农官改称郡守县令等文职。二六八年，晋武帝又下诏改典农官为郡县官。屯田制逐步被废除，到了灭吴的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占田制和课田制，曹魏以来的屯田制基本上废除了。

　　占田制和课田制实际是一种租税制度。朝廷规定每户每人应种田若干亩，并不是按户和口实际授予这个数额的田地，而是按规定的田数向每户每人征收规定的租税。不过，这种制度也有它的根据。司马昭改屯田官为郡县官，屯田农户也就成为普通农民，所耕官田也就成为私田。耕官田有定额，一般是五十亩，屯田制废除后，加收五十亩租税，作为官田变为私田的补偿。这就是占田制的根据。屯田官不顾人力，强迫屯田客加种田亩，这就是课田制的根据。为什么屯田制可以作为占田制课田制的根据呢？这是因为在朝廷督促农户开垦荒地、增加田数，不顾生产量低落的方针下，普通农户和屯田农户都在被迫扩大耕地，而屯田农户被迫更甚。占田制规定一户负担一百亩的租税。在朝廷方面，不管农户实际种田若干亩，按百亩收租税，自然是一种简便的方法。在农户方面，屯田农户得私田五十亩，普通农户得确定开垦地的占有权，一百亩租税的负担是可以接受的。课田制改按户加课新垦田为按丁加课，农户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占田制课田制开始行施时，额定田数比农户实有田数，相差不是过远，所以占田制课田制是租税制，同时也是农户土地占有制。

　　三 赋税制

　　在占田制基础上，规定赋税制。赋是户调，税是田租。

　　户调——如丁男作户主，每户每年纳绢三匹，绵三斤。如户主是妇人或次丁男，绢绵减半。有些边郡纳三分之二，远郡纳三分之一。边地非汉族人，按住地远近，每户纳賓（赋）布一匹或一丈。

　　田租——西晋田租每亩八升，朝廷按下列田亩数收税。户主占田七十亩，户主妻三十亩，一户共纳占田租一百亩（八斛）。一户内正丁男纳课田租五十亩，正丁女纳二十亩。次丁男纳课田租二十五亩，次丁女不课。边地非汉族人不课田，按住地远近，每户纳义米三斛或五斗。住地极远，纳米不便，改纳钱每人二十八文。

　　两汉户赋用钱。曹操改为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晋户调比魏制加一匹绢一斤绵。曹操定户调在东汉末大乱时，晋初社会经济已经恢复了一些，按州郡远近有所增减，应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两汉有口赋钱算赋钱和三十税一的田租。曹操废两汉租赋制，户调以外，不取口赋算赋，田租改为每亩收租四升。晋斟酌汉魏旧制，改田租为每亩八升。并规定十六岁以上至六十岁的男女为正丁，十五岁以下至十三岁，六十一岁以上至六十五岁的男女为次丁，十二岁以下、六十六岁以上的男女为老小。除户主夫妇纳占田租，次丁女和老小不纳田租，其余正丁男女和次丁男都得纳课田租。所谓课田租，如果纳租者并无实田，那就等于纳口赋算赋。晋武帝时齐王司马攸说，现在土地有余，务农的人却嫌少，附业（种课田）多有虚假。晋惠帝时束晰（音析xī）说，占田课田，往往有名无实。这都说明占田制课田制，只是一种意在督促农户加辟耕地的赋税制。它比魏重，比汉轻，对当时农户说来，还不算是过重的负担。它的又一特征是立户赋税重，附业较轻，因之，西晋虽增收课田租，但一户所包容的人口，比汉魏仍有增长的趋势。在土地有余、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农户内人口增加，是有利于生产的。

　　四 王公官员限田

　　国王公侯得在京师有住宅一所。大国王在京师近郊，得有田十五顷，次国王十顷，小国王七顷。公侯所占近郊田当是依次递减。

　　官员按官品高卑占田。第一品占田五十顷，每低一品，减田五顷，至第九品占田十顷。

　　这种限田制的效力是可疑的，例如强弩将军庞宗就有田二百顷以上。大抵官品渐卑，限田制效力渐大，下级官员任意占田，比高级官员要困难些。既然官员中有些人占田受限制，也就意味着土地兼并多少受到些阻碍，这对农户算是起着有益的作用了。

　　五 恢复户口

　　东汉末大乱，人口遭受极严重的损耗。损耗的原因，主要是死亡，其次是流散逃匿和豪强霸占户口，胁迫贫弱户当私属。三国时期，人口不见显著的恢复，主要原因是豪强阻止私属上升为编户。晋在灭吴前后，对恢复户口曾有些措施，在这些措施下，太康年间户口达到东汉末以来最高的数字。

　　司马懿灭辽东，令“中国人（中原人）欲还旧乡者，恣听之”，地方官吏和豪强不得阻止。后来司马昭灭汉，劝募蜀人内徙，应募者给食粮两年，免徭役二十年。晋武帝灭吴，优待内徙的吴人，将吏免徭役十年，百姓及百工免徭役二十年。这不一定是为了减损蜀吴户口来补内地户口，主要还在于招北方流亡户口归旧乡里。东汉末，士民避乱，或逃入深山大泽，或投奔边塞外落后族，晋用重赏招募流亡，是恢复户口的一种方法。晋武帝时，塞外不少落后族率众内附，很可能是中原流亡人起着劝说的作用。

　　晋武帝定制，民间女子年十七，父母不让出嫁，由官府代择配偶。又发官奴婢屯田，奴婢配为夫妇，每一百人成立一屯。宫奴婢是罪人，其中许多是司马氏政敌的子女，官奴婢被允许成家，可见朝廷对人口增殖的重视。

　　与限田制同时颁布的有荫佃客和荫衣食客（与奴相似的仆役）制。荫佃客制规定一品二品官不得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荫衣食客制规定六品官以上得荫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自九品官人法行施以来，士族严格地区分出各级门第，大体上按高中下三级固定了在政治上的地位。一二品官与三品官所荫佃客户数悬殊，六品官以上与七品以下所荫衣食客人数不同，这就是三级士族所享权利的差别。朝廷另给高级士族荫亲属的特权，以换取他们在限田客制上的让步。对中下级士族，朝廷是有控制力的。这样，原来被士族霸占的户口，在荫佃客制的限制下，至少有一部分农民，从私属变为编户。

　　晋灭魏时，得户九十四万余，人口五百三十七万余（包括原来汉国的户口），灭吴时，又得户五十二万余，人口二百三十万余。三国合计，户不过一百四十六万余，人口不过七百六十七万余。可是就在灭吴的一年，晋统计全国户口，共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国总户口，户增一百万，人口增一借以上。晋灭魏至灭吴，前后仅十六年，户口的增加很快，显然是国家统一，统治力加强的结果。招集流亡，督促婚嫁，限制荫佃客等措施，对增加户口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大抵劳苦群众为减轻赋税与徭役，不免有些隐避，即使在社会安定的时期，朝廷所得户口数往往小于真实户口数，所以太康户口应是比较可信的数字。

　　统一以后，不少塞外落后族要求内附，晋武帝为增加人口，允许他们居住塞内。《晋书》有下列内附诸部的记载：晋武帝即位后，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内附。散居在平阳、西河、太原等六郡。

　　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内附，居西河。

　　二八五年，参离四千余落内附。

　　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种之一）等各率种落共十万余人内附，居雍州。

　　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种落一万一千五百人内附。

　　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万人内附。

　　晋容纳落后族居住塞内，游牧生活逐渐改变为农业生活，这对两方本来都是有益的。但由于晋官吏的残虐，使内徙诸部落受侵怨恨，本来有益的事也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六 改定律令

　　两汉律令极为烦杂，魏时已加改革，但还不够简括。司马昭集羊祜、杜预等名儒重臣十四人，删改魏律，去其苛秽，存其清约，订定新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余字。律与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又从令中划分出条例章程，称为故事，各归本官府执掌。二六八年，新律修成，晋武帝令抄录死罪条目，在亭、传（旅舍）悬挂，使人民知所趋避。从汉律令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省约到十二万字，在法律编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人民生活上，多少减轻些动辄得罪轻重无准的威胁。

　　上列六条都各有其部分的积极意义，也都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久经丧乱的广大劳动群众，这才有可能来恢复社会经济，补救战争的创伤。《晋书·食货志》说，太康年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自东汉未大乱以来，这算是一个难得的光明时期。可是，黑暗又很快掩蔽了光明。黑暗势力的代表仍是这个以晋武帝为首的司马氏集团。

　　黑暗势力也就是割据势力，具体表现在两个制度上。两个制度实际只是一个士族制度，即门阀制度。它是西晋十六国大乱的祸根，也是南北朝长期分裂的一种祸根。晋武帝时这个祸根完全成熟了。

　　一 士族制度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从争取士族入手。司马懿当权，夏侯玄请减削中正官权力。司马懿不敢得罪高级士族，谢绝夏侯玄的建议。自司马懿至司马昭，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形成司马氏集团。依靠这个集团，残酷地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到司马昭时，拥曹士族已经全部消灭。晋武帝建立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愈益宽容。例如刘友、山涛、司马睦、武咳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惠告发。晋武帝说，山涛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刘友干的事，刘友侵剥百姓来欺骗朝士，应诛死以惩邪佞，山涛等可不问罪。晋武帝罚小官不罚大官，显然是宽容所谓朝士的高级士族。一个高级士族出身的胡威，曾谏晋武帝行政不要太宽。晋武帝说，我对中等官以下，一点也不假借。胡威说，我说的不是指中等官以下，我指的是象我等这一类人。整肃法令必须从我等这一类人开端。高级士族的利益，在于压迫中下级士族不得上升，晋武帝约束中等官以下，实际是为高级士族保障利益。他的约束力之所以有效，主要来自高级士族的支持，对高级士族当然不可能有所谓整肃的法令。

　　高级士族政治上的权利，从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

　　州郡县设中正官，朝廷设吏部尚书。名义上中正官评定士人的品德，吏部尚书执掌选用人才的权柄。事实上中正官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的高低，吏部尚书依据门第高低作用否的标准。这种选举法称为门选，结果自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高级官的特权。高级士族的经济上权利，从荫亲属制得到保障。所谓荫亲属，就是高级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荫庇下，免向国家纳租税服徭役，也就是被荫者须向荫者纳租税服徭役。所荫亲属，多的可以到九族（上起高祖，下至玄孙），少的也还有三世。高级官以外，宗室（司马氏）、国宾（被废的魏帝）、先贤的后代、士人的子孙（名门世家）也得按门阀高低荫亲属。这些亲属各有田和佃客，而且亲属也未必真是亲属。荫亲属制实际是法律承认高级士族按门阀高低、势力大小，有权从国家总户口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属，从国家总赋税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赋税。高级士族以荫亲属为名，成为拥有土地臣民部曲类似周朝的贵族领主。区别只在贵族领主得建立采邑或国家，公开割据；荫亲属虽然可以作“百室合户，千丁共籍（户籍）”的大户主，但还不能取得割据的正式名号。

　　数量不大的高级士族在魏代汉的时候，取得九品官人的特权，在晋代魏的时候，又取得荫亲属的特权。有了这两个特权，高级士族的势力愈益巩固，各种矛盾也因此而愈趋尖锐化。

　　二 分封制度

　　晋武帝亲自看到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司马懿父子结合士族，夺取曹氏政权的事实，因此，他违反秦汉以来虚封王侯的惯例，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度，大封皇族为国王，希望这些诸王屏藩帝室，对抗士族中的野心家。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诸王中很多就是野心家。

　　二六五年，晋武帝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起初国王留居京师，二七七年，遣各王就国。王国中有五个大国，六个次国，其余都是小国。大国有民户二万，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次国有民户一万，置上下二军，兵三千人。小国有民户五千或不满五千，置一军，兵一千五百人。王国内文武官员，国王得自己选用。这些国王各拥大批徒党，有机会就可以起兵作乱。

　　晋武帝既分封同姓，当然也得分封异姓士族。司马昭所设五等爵号以外，仍保存汉魏以来乡侯、亭侯、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名号。高级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号，并实封土地，立国多至五百余国，这些五等国虽有封地和官属，郡公郡侯县侯还有军，但危害性比国王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异姓不象皇族那样容易攘夺政权，又公侯国比小王国还小，更重要的是高级士族的真实势力都固着在本地方，所谓郡望邵姓（如琅琊郡王姓、太原郡王姓），就是在本郡或本县有势力的大族。他们分封到别郡别县，便缺乏凭借，无法建立新势力，因之受封的异姓公侯，实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

　　受了五等爵的高级士族还必须有适当的官职。不受封的和中下级士族也必须有官职。当时朝廷为安置士族，大量设官，都督增至十个。州陆续增设到二十个，郡县增设更多，将军多至二十余，此外还有杂号将军。这种文武官职，只能给予高级士族或某些中级士族，大多数中下级士族，无法安置到有限的官职里来。朝廷允许国王和五等爵各自选用官属，就是安置中下级士族的一个方法。事实上这个方法远不能满足中下级士族的要求，士族中存在着大批失意士人，等待机会反对高级士族。

　　晋武帝大封国王，以为已经造成了一个皇族势力。他又想造成一个代表士族的势力，和皇族势力互相制约，合力来拥戴帝室。士的严格含义是儒生。司马昭死，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坚持行三年丧礼，下诏说“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意思是说，我家本来是传礼的儒生人家，不能因为做了皇帝改变我的儒生本色。从来没有一个国君或皇帝行过三年之丧，他一定要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是纯粹的士族。他曾和宠妾胡贵嫔（父胡奋，征南将军）赌博，胡贵嫔不逊让。他发怒说，你原来是个将种。胡贵嫔说，北伐公孙，西拒诸葛（指司马懿），不是将种是什么？他听了很觉得惭愧。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大抵自东汉末士族制度形成以来，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也在门第世系上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还要争取门第上的清望。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邕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的长女王氏为妻，这都是司马氏通过婚姻来提高门第的一种表现。司马昭给晋武帝聘弘农郡华阴县杨氏女（杨艳）为妻，也是含有同样的意义。华阴杨氏（详见《后汉书·杨震传》），按门第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

　　杨皇后生晋惠帝。晋惠帝一向是个白痴，当他做皇太子的时候，晋武帝屡次要废他，别立皇太子。杨皇后和大臣们提出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训，阻止废立。杨皇后将死，要求晋武帝不得立妾为妻，正式聘娶她的从妹杨氏（杨芷）为皇后。晋武帝以诸生家自命，愿和华阴杨氏联姻，只好一一听从。杨花做皇后后，她的父亲杨骏超升为车骑将军，杨氏声势压倒一切。晋武帝有意造成杨氏势力，希望它作为士族的代表，与皇族势力合成输佐帝室的两翼。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杨氏力谋利用晋惠帝昏愚，恢复东汉皇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擅权的旧例，杨氏早被培养成了野心家。

　　晋武帝满以为两翼造成了，临死时，诏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子）、杨骏同辅政。杨皇后杨骏别造诏书，令杨骏掌管全部政权。以杨氏攘夺政权为爆发点，接连爆发着无穷的祸乱。这种祸乱的根基，就是统治阶级主要是高级士族的极度腐朽性。

第二节 极度腐朽的西晋统治集团

　　西晋统治阶级的当权派，是高级士族里拥司马氏的一派，即司马氏集团。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相继用酷刑大量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同时用厚利吸引一群人到自己方面来，造成司马氏集团。其中有贾充一类的功臣，有何曾一类的儒生，有王祥一类的官僚，有阮籍一类的名士。这些都是司马氏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贾充一类人又是这个集团的骨干。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它的道德观，但在司马氏集团里，封建道德是被抛弃得很干净的。

　　早在二六三年，司马昭命钟会邓艾卫瓘率兵灭汉。邓艾自以为功大，骄矜不受节制。钟会拥重兵，谋割据蜀地。钟会卫瓘诬告邓艾谋反，司马昭命钟会逮捕邓艾。钟会使卫瓘捕邓艾，想让邓艾杀卫瓘，自己再杀邓艾。卫瓘揣知钟会的用意，设计捕获邓艾。钟会密谋杀所部各军将官，与汉将姜维合力反司马昭。各军士兵哗变，杀钟会。卫瓘怕邓艾报复，杀邓艾。司马昭又把邓艾的几个儿子都杀死。司马氏集团刚取得灭汉的小功，阴谋、猜忌、反叛、残杀等丑恶行为，便一齐表现出来。

　　司马昭用杀戮来控制他的集团，晋武帝改用所谓宽仁，实际是首领的控制力削弱了。二八○年，晋灭吴，大将王浑王浚争功，两人各有徒党，互相攻击，晋武帝不敢判定两人功劳的大小，也不敢惩罚王浑的蛮横。随着首领控制力的削弱，大乱的危机逐渐成熟。二九○年，晋武帝临死时，杨皇后杨骏合谋，藏匿晋武帝命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的诏书，改诏书为杨骏一人辅政，大乱开始表面化。次年，晋惠帝妻贾皇后杀杨骏，逼死杨皇后，族灭杨氏并杀杨氏徒党数千人，接着，爆发了八王之乱。

　　司马氏集团中人，相互间只有一种极阴恶的杀夺关系，就是见利必夺，以杀助夺，愈杀愈猛烈，一直杀到发动大混战。

　　辅杀夺而行的是滥赏。用滥赏来纠集徒党，用徒党来进行杀夺，杀夺愈急愈多，赏赐愈滥愈厚，人人想望厚赏，也就人人想望常有祸乱，西晋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一个以杀夺滥赏始，以杀夺滥赏终的黑暗集团。二六○年，魏帝曹髦攻司马昭，贾充杀曹髦。当时司马昭对曹髦还维持着君臣名义，贾充敢于杀死曹髦，算是为司马氏立了莫大的功劳，从此成为西晋统治集团中得信任最深，得赏赐最厚的一人。二六四年，司马昭自封为晋王。同时恢复四周五等爵号，大封徒党六百余人。这次大封赏，虽然是虚封，并未实授封地，但到了晋武帝称帝时，不得不实封，以换取徒党的拥戴。二九○年，杨骏夺得辅政权，凡未得爵号的二千石以上官员，都被封为关中侯。次年，贾皇后杀杨骏，用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司马亮为纠合徒党，封一千八十一人为侯。三○○年，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谋篡帝位，封文武官数千人为侯。次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为帝，大封徒党，连奴隶走卒也给爵号。浮滥的赏赐与猛烈的杀夺互相促进，一直促进到西晋统治的消灭。

　　杀夺与滥赏，使得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躁竞与虚无的相反现象，生活上苟且无耻，纵情享受，则是一致的。下面举一些事例，说明这个集团的极度腐朽。

　　贪财——晋武帝曾问刘毅，你看我象汉朝那个皇帝。刘毅答，象汉朝的桓帝灵帝。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灵，不免过甚。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来，似乎比桓灵还不如。私门（有权势人）出卖官爵，是贪财的一种方法。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并不因为商是贱业而不屑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到市上出卖。有势力人家，霸占水利造水难，替别人舂米取酬费，称为舂税。潘岳《闲居赋序》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舒适。经营商业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积财物成巨富。家有水难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还有大量的珍宝钱财和田宅。劫夺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律》，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贪财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黄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钱财可得，任何一种方法他们都敢采用。晋惠帝时，鲁褒作《钱神论》，描述钱的作用，说“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取法）其方（坤），外则其圆（乾）……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宫门），入紫闼（宫内），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饯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王公）当途（权贵）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钱财是实际欲望和自利的神，对钱财的极端爱好，正表现士族的极端多欲和利己。他们有了钱财，就有神保佑他们达到纵欲目的。

　　荒淫——二七三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处女五千人入宫。灭吴后，选取吴宫女五千人。晋宫中有女一万人以上。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

　　奢侈——晋武帝是奢侈的提倡者。他的大臣和亲信人很多是著名的奢侈人。何曾每天膳食，值钱一万，还说没有可吃的东西。何曾的儿子何劭，每天膳费二万钱。任恺比何劭更奢侈。王济、王恺、羊琇又超过任恺，但还比不上石崇的豪富。王恺和石崇斗奢侈，晋武帝助王恺，仍不能取胜。一个皇帝助臣下斗奢侈，可以想见奢风的盛行。士族过着奢侈生活，人民自然要受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这句话是完全合于事实的。因为天灾还有一定的限度，奢侈则互相比赛，没有止境，吸尽了人民的血汗才算是止境。

　　虚伪——士族起源于东汉的儒生，以守礼法为标榜。礼法的另一面就是十足的虚伪。例如何曾，号称孝子仁人。阮籍居母丧，不守礼法，何曾斥责阮籍违礼败俗，要求司马昭驱逐阮籍出中国。傅玄称何曾事亲尽孝，待人尽礼，是士人的典型。何曾死后，博士秦秀揭发他的丑行，说，何曾骄奢过度，声名狼藉，是悖谬丑恶的典型。傅玄秦秀都看到了一面，合起来正是礼法之士的全貌。王祥一类的官僚，也属于礼法之士，只是表现的形式比何曾一类人隐蔽些。

　　放荡——何晏是极端纵欲卑劣的腐朽人，又是老庄虚无学说的主要倡导者和清谈家的创始人。他著《道论》（《无名论》）、《德论》（《无为论》），大意说，一切事物和名誉，原来都是虚无的，把一切实有看作虚无才合于道，因为“道者惟无所有者也”。照他的所谓道说来，任何事情可以从心所欲地去做，反正都是虚无，并非实在。这种纵欲主义的唯我论，代表着士族的共同思想，他的《道德论》也就一直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名论。士族中贾充、何曾、王祥、阮籍四类人，在纵欲主义上都是何晏的同道。区别在于前三类人是儒家学派，用礼法来掩饰纵欲。阮籍一类人是老庄学派，不拘礼法，任性放荡，用老庄来支持纵欲。

　　司马昭当政时，清谈家的代表人物阮籍、稽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七人，提倡老庄虚无之学。结合成所谓竹林七贤。按照这七个人的思想趋向，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的放荡。礼法之士拥戴司马氏，为阮籍、嵇康等人所嫉视，他们标榜道德来攻击礼法，实际上也算是对司马氏表示不满。阮籍作《大人先生传》，稽康作《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反对礼法之士都很猛烈。不过，阮籍专反对礼法之士，对儒道两家则采取调和态度。《通老论》里说《易经》的太极，《春秋经》的元，《道德经》的道，都是一个意义，即法自然而为化的道。嵇康不只是攻击礼法之士，而且还猛攻儒家的六经。他给山涛的信里，明白反对司马氏，因此被司马昭杀死。刘伶一生只作一篇《酒德颂》，表示他最憎恶的人，就是那些礼法之士。向秀在嵇康被杀以前，灌园锻铁，隐居不仕，不愿依附司马氏。这些人的放荡，包含一些反抗礼法的意义，在三个类型中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生沉湎在酒里，属于单纯纵欲的类型。他曾用大盆盛酒，有一群猪来饮酒，阮咸便和猪共饮。阮籍不允许儿子阮浑学自己的放荡，也不愿意阮家子弟学阮咸的放荡，因为在阮籍看来，自己是佯狂，不必学；阮咸是纵欲，不可学。山涛王戎都是司马氏集团的重要人物，热中名利，贪鄙无耻，口谈虚无，但并不反对礼法，并且还拥护礼法。山涛王戎以及稍后的王衍等人的思想，是士族腐朽性在文化方面的最高表现，是三个类型中最恶劣的一个类型。

　　《文选·古诗十九首》中有《驱车上东门》一首。诗中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等句。这首诗是东汉人所作，表现出死不可免、不如生前享乐的消极悲观思想。晋人伪造《列子》，其中《杨朱》一篇，正是《驱车上东门》诗的充分发挥，也是清谈家思想的真实记录。《淮南子·泛论训》说“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杨朱不信鬼神，这一点是有识见的。但因死后无鬼神而把当前的生命看作唯一可贵的东西，则是腐朽没落的思想。战国时期，盛行杨朱的“为我”“贵己”学说。老子庄子思想与杨朱学说有相同处，庄子尤为显著。魏晋清谈家形式上老庄并重，实际是偏重庄子。当时杀夺的政治情况使虚无思想得到发展的条件，士族制度使放荡行为得到实行的保证，《杨朱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杨子学说的碎片扩大而成的。《杨朱篇》认为万物都逃不了死。有的人活十年死了，有的人活一百年也还是死。仁圣人要死，凶愚人也同样是死。活着是尧舜，死了剩一把腐骨；活着是桀纣，死了也无非是一把腐骨。归根都是一把腐骨，谁知道腐骨有好坏，所以人应当在活的时候寻快乐，无须顾死后。凡是情欲所需要的一切，尽量享受，一天、一月、一年、十年都好，一面享受着，一面等待死的到来。如果情欲受拘束，那末，即使活百年千年万年，有什么意义。张湛《注》说“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又说“惜名拘礼，内怀于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逻期，非所贵也”。《杨朱篇》宗旨，即清谈家的人生观，张湛说得很清楚。这种一半野兽一半天使的纵欲人的卑劣思想，如果说这是“唯物论”予以表扬，实在是迂论。

　　士族在西晋统一的短时期里，达到了志满意得的境地，《杨朱篇》思想正是清谈家得意的表现，同时也是一般高级士族得意的表现。他们安而忘危，存而忘亡，肆无忌惮地纵欲作恶，终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爆发比东汉末年更大得多的祸乱。东晋人干宝作《晋纪·总论》，其中一段叙述士族的罪恶行为，摘取大意如下：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拥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当时风俗淫邪，是非颠倒。士人学的是老庄，谈的是虚无，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仕进以无耻苟得为才能，当官以照例署名为高尚。凡是放弃职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谁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责，象灰尘那样被轻蔑。是非善恶都不在话下，群起而争的只是钱财。朝廷用人，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不是看什么官该用什么人；求官的人，选择有利可图的官才做，无利就不做。大官身兼十几职，实际是一职也不管，重要事件，处理错了十之八九。势家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竞，希望获得较高的品。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过一个让贤的官。士族妇女同样腐朽。她们使用婢仆，自己什么事都不做。有的任情淫乱，有的凶悍杀婢妾，没有人认为不应该。风俗政治败坏到这个地步，大乱是无可避免的了。

　　晋武帝时，大乱已经酿成。二九○年，晋武帝死，杨骏、杨皇后夺政权，大乱就从宫廷内开始。二九一年，贾皇后杀杨骏，夺得政权。贾皇后使汝南王司马亮辅政，使楚王司马玮杀司马亮。贾皇后又杀司马玮。大乱从宫廷内伸展到宗室诸王间。三○○年，赵王司马化杀贾皇后。三○一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称皇帝，大乱扩大成诸王间大混战。齐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各起兵反司马伦。司马伦战败被杀。晋惠帝夏位，司马颙辅政。三○二年，司马颙与长沙王司马颙攻杀司马颙。三○三年，司马颙司马颖起兵反司马颙，进攻洛阳城，司马又守城大战，双方兵民死数万人。三○四年，东海王司马越杀司马义。司马颖据邺，号称皇太弟、丞相。司马颙据长安，号称太宰、大都督。司马越等奉晋惠帝出兵攻司马颖，司马颖击败司马越，俘获晋惠帝。司马越逃归东海国，司马颙令部将张方入据洛阳城。幽州都督王浚与并州都督东赢公司马腾起兵反司马颖。王浚勾结一部分鲜卑、乌桓人充骑兵，司马颖也求匈奴左贤王刘渊助战。刘渊发匈奴五部兵，据离石自立，建号大单于。诸王间大混战从此扩大成各族间的大混战。司马颖战败，奉晋惠帝逃到洛阳，被张方俘获送长安，司马颙独占朝政。三○五年，司马颙又使司马颖督诸军助战。司马越起兵反司马颙，司马颙战败。三○六年，司马越杀司马颖，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又杀司马颙，自以为获得最后胜利。三○九年，司马越杀晋怀帝亲信人，使自己的亲信人守洛阳，监视晋怀帝。司马越带着王公朝臣离洛阳，说是要攻击刘渊的部将石勒。三一一年，司马越死。石勒消灭司马越全军，攻陷洛阳城。八王之乱是一幅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与非汉族人民无不遭受灾难，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无穷无尽的。

第三节 西晋文化

　　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一 文学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诗篇，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实是特出的作品。《诗品》说它“言在耳目之内（通常语），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远）”，是确切的。《咏怀诗》很难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体会阮籍忧疑无告、处境险恶的心情来读这些诗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说的是什么，而自然引起对他的同情。《咏怀诗》达到微（隐晦）而显的最高境界，按其风格，纯属魏诗，所以汉魏旧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就是说，西晋诗人在用事、练句、对偶、音节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再象建安时诗那样文质并茂。

　　自建安以来，文学在西晋太康年间又一次出现高峰。当时诗人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陆机潘岳最为著名。陆机是吴国高级士族（陆抗子），吴亡后闭门勤学十一年，太康未来洛阳，与权贵贾谧亲善，参与二十四友之列。贾谧死后，又依附司马颖，为司马颖率大军攻司马颙，终于被谗为司马颖所杀。潘岳是中原文士的首领，贾谧二十四友，潘岳列第一。贾谧出门，潘岳望见便跪拜。司马伦杀贾谧，并杀潘岳。陆机潘岳热中仕进，性格卑污，正好是士族的代表人物。不过，所作诗篇，文辞华美，把卑污性格掩饰得不露形迹，《文选》所录如陆机《乐府诗》，潘岳《悼亡诗》，就诗而论，确是清新可诵，《诗品》列潘陆为上品，还是恰当的。

　　西晋赋的成就比诗更大。左思《三都赋》（《蜀都》、《吴都》、《魏都》）尤为巨著。《三都赋·自序》称“其山川城邑，则稽（考）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豪杰）长者，莫非其旧。……

　　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非）本匪实，览者奚信？”左思为了博采材料、核实事物，积十年之久才造成此赋，相信赋中除去文学上夸饰部分，所记事物大体是真实的。张华称《三都赋》“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就是因为它是写实的作品。三国分裂数十年，从这篇叙述各方面的大赋里，推知三国时期经济恢复的状况，可以补史书记载之未备，不只是辞藻壮丽而已。左思专心学问，不参加内乱。他的《咏史诗》最后四句：“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表示他的性格优于一般士族中人。《三都赋》以外，陆机《文赋》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文赋》叙述作文的方法，精密周详，可谓曲尽其妙。相传陆机二十岁作《文赋》，想见当他年轻时，已经深刻地掌握了作文的秘奥。《诗品》说他“尚规矩”，就是说，陆机所作文篇都是按部就班，从深处难处得来，并不依恃才大而轻率从事。潘岳热中已极，在《闲居》、《秋兴》二赋中，却表现得极为清凉安闲。又《射雉》、《笙》二赋，描写物情，细致入微。单就文辞来说，潘岳赋确是风流调达，与陆机异曲同工，并为一代高手。

　　挚虞撰《文章流别集》三十卷，具备各种文体，按文体论其优劣，是王逸《楚辞》以后规模更大的文章总集。书已亡快，残文中还保存一些他的论点，如论赋的四过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立论大意在以事实情义为主，不尚浮丽虚伪。这些虽是传统常谈，但对当时文风却也算是一种批判。

　　建安以来，骈体文盛行。陆机《文赋》提倡音节（声音迭代）、对偶（形影相偶），推动骈文又进一步的发展。夏侯湛仿《周诰》体裁，作《昆弟诰》一篇，和骈文对立。此后凡反对骈文，必模拟《周诰》，事实上两种文体都离口语极远，都不合实际应用。到了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体，才在文学上夺得了一部分地位，因为古文比起骈文四六来，终究较接近于口语。骈文与散文的斗争，从西晋开始，夏侯湛《昆弟诰》是这个开始的标志。虽然它本身是复古主义的死语言，但它的趋向却是近乎正确的。

　　东汉时立碑极滥，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下诏废禁，自后墓志铭代碑文而兴起。墓志叙述死者事迹，有些可补史证史，同是谀墓，多少比碑文有用一些。

　　二 经学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原始儒学含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宗教成分很稀薄，不能完全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两汉今文经学派（以董仲舒为首）力图变儒学为宗教，奉孔子为教主，造谶纬来神化孔子，遭古文经学派（以王充为首）的反对，终于无所成就。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西汉景帝时，发现孔子宅墙壁中所藏《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注家分为三十四篇）多出十六篇（分成二十四篇）。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但《史记》所录《尚书》诸篇，仅《殷本纪》载《汤诰》百余字，《周本纪》、《齐世家》载《泰誓》若干语，或是《孔壁尚书》遗文，其余不出《今文尚书》范围。十六篇大抵是些断篇残简，因之汉世不曾流传。魏晋时出现伪《古文尚书》，托名孔安国作传（注），并新添二十五篇。《孔传》和新篇或疑是王肃所造，或说是郑冲（与王肃同时人）所传。按王肃专造伪书（如《孔丛子》、《孔子家语》），郑冲是无耻官僚（晋太傅），为了求宠，很可能传授王肃的伪书。晋武帝置十九博士，其中有《古文尚书》孔氏，足见东晋梅赜只是献伪书，不是自造伪书。自梅赜献伪书，一直被认为真孔壁古文而流传下来，到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证明它是伪书。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箍，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三 史学

　　二八一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魏安冢王（一说魏襄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十三篇，记夏朝以来至安釐王二十年事。《纪年》所记诸事与经传大略相同。重要不同处有下列几件事：夏朝历年比商朝多；夏王启杀益；商王太甲杀伊尹；商王文丁杀周君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一百年。不是穆王寿百岁；周厉王出奔，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不是周召二相共和。古事传闻有异，《纪年》与经传古史都可以备一说。《纪年》以外，还有《穆天子传》五篇，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诸书共数十篇。竹书文字用漆书写，称为蝌蚪文，与秦篆不同，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令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死后，束晰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得传于世，卫恒束晰是有功的。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至迟在西周初年已有地图。《尚书·洛诰》载周公经营洛邑，制洛邑图献给周成王。战国时制图术又有进步，《管子·地图篇》说地图要具备地形、距离、经济等条件。西晋朝廷所藏，只有汉朝舆图及括地诸杂图。这种地图都只有粗形，极不精审。二七一年，裴秀创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结束了以前制地图的原始状态。裴秀在《序文》里指出制图要有六体：（一）分率（计里画方，每方百里或五十里）；（二）准望（辨正方位）；（三）道里（某地至某地若干里）；（四）高下（高山平地，地势有高下）；（五）方邪（方谓道路如矩之钩，邪谓道路如弓之弦，远近不同）；（六）迂直（迂谓道路曲折，直谓道路径直，远近不同）。裴秀创造性的理论，改进了制图法，确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唐欧阳询《北堂书钞》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都说裴秀又作《地形方丈图》。《禹贡地域图》是历代地理沿革图，《地形方丈图》则是西晋舆地图。《北堂书钞》说《方丈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裴秀图虽失传，他的六体论却为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四 博物

　　西晋统一，影响到各个方面，士人博学也是其中之一。左思《三都赋》、张华《博物志》都是闻见甚广，取材宏富。不过《三都赋》限于文体，《博物志》多载怪异，总不及郭璞《尔雅注》的广博而切实。《尔雅》十九篇，是儒生多年积累而成的一部字典，自训诂以至鱼鸟兽畜，几乎包括当时所有的知识。郭璞作注，简括确切，不知道的就说“未详”，避免注家强不知以为知的陋习。后儒虽多所补正，终不能超出郭注的范围。郭璞又注《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楚辞注》亡扶）。在《山海经注》中发凡说“凡言怪者，皆谓貌状倔奇不常也”。晋元帝留妖人任谷在宫中，郭璞上书请驱逐任谷，说“臣闻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所听惟人，故神降之吉”。郭璞学术属于古文经学派，但也兼今文谶纬之学。《晋书·郭璞传》把他描写成一个术士，是夸大了他的谶纬之学的一面。郭璞死于三二二年，年四十九岁。他在三○四年刘渊起兵时，向江南避乱，年约三十余岁。郭璞《尔雅·序》说，少年时学《尔雅》，钻研二九（十八）年，才作注文。据此以推，注《尔雅》当在西晋时期。

　　五 哲学

　　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谓自然，指包括日月星的天空而言，是比天地间（人所生存的世界）的自然更高更大的自然。

　　在这个最高最大的自然里，日月星是有，太空是无，所以说，“有无相生”，“有生于无”，意谓有“无”才会有“有”，有“有”才会有“无”。有和无是对立的统一。这个统一体称之为自然，它的法则称之为道。先有自然后有道，这个道对人所生存的天他说来，是在天地之先的（“先天地生”）。因而老子道家学说属于唯物论范畴。魏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只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音伟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魏晋之际清谈家从不谈及《列子》，足见《列子》实已亡扶。东晋张湛注《列子》书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游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符合。造书显然是在汲家发掘以后。东晋士族经过丧乱逃窜的苦难，放荡的行为多少有些改变，《杨朱篇》所表现的极度腐朽思想，显然是西晋士族思想的特产。西晋佛学开始发展，佛家说空无，清谈家说虚无，旨趣相投，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列子》书往往与佛经相参，也是造于西晋的一证。或疑《列子》是张湛所自作，按张湛《列子序》详述得书来历，似非虚妄，注中疑《列子》书载列子以后事，似不需要诈伪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当是西晋人伪造，因张湛作注而流传。

　　东汉和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它的教义。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玄学崇尚老庄，是战国道家学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杨朱篇》表现得很清楚，阮瞻并以主张无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为佛教戒律与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它是思想贫乏的一种宗教，但与儒家学派却有若干联系。东晋和南北朝，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斗争调和诸现象，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子大争鸣以后的又一次大争鸣。如果说，战国是原始的唯物论思想还占优势的话，那末，魏晋南北朝却是唯心论思想取得绝对优势，并且为唐宋以来的唯心论建立赵牢固的基础。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的要旨。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只有《墨辩注》得保存，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望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

　　六 艺术

　　书法至西晋成为最重要的艺术。晋武帝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昭）二人为标准。东汉末年刘德升首创行书体，钟胡得刘德升传授，都擅长行书。钟繇真书（楷书）尤独擅盛名。行书真书在各书体中是最合实用的书体，书博士规定以钟胡为法，符合书体进步的趋势。

　　绘画在西晋也有新发展。佛教艺术传来，影响中国画法，曹不兴弟子卫协和另一画家张墨都以佛画著名。汉魏画法朴拙，卫协始在轮廓内加以细致的描写，张墨始注意所画人物的风范气韵，虽事出草创，未必尽善，但改旧创新的功绩是必须珍视的。

　　晋武帝于二六六年造太庙，用铜作柱，铸成铜柱十二支。柱上满涂黄金，刻镂多种物象，并嵌缀明珠。作为艺术品来说，是规模巨大的作品。

　　短促的西晋朝，在文化方面却有不少创造性的贡献。陆机《文赋》指出作骈体文的规律，夏侯湛《昆弟浩》首唱古体文来和骄体文对立，裴秀创地图六体，经师继承魏人改变两汉经学为魏晋经学，朝廷立书博士提倡行书真书，卫协张墨改汉魏旧画法，别立新法，都起着为南朝文化开辟新道路的作用。西晋文化发展于南朝，北朝未年以至隋唐统一，南朝文化回到北方，发展成为隋唐文化。所以西晋文化在文化发展过程上应有它的重要地位。

第四节 十六国大乱

　　晋武帝死后，早已酝酿成熟的祸乱首先从宫廷里发作起来，接着爆发了八王混战。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祸乱特别沉重，战争以及因战争而引起和加重的天灾，迫得居民无法生存，盲目地向着认为可能谋生的地区流亡。与八王混战同时，出现大量的流民，说明西晋统治的社会基础崩溃了。史传所载大的流民群有如下列：

　　二九六年，关西一带氐羌七万人起兵反晋，推氐帅齐万年为帝，驻梁山（山在陕西乾县）。晋发兵击齐万年。关西连年大饥，再加兵祸，略阳（甘肃秦安县东南）、天水（甘肃天水县西南）等六郡流民数万家十余万人经汉中入蜀求食，推巴族人李特为首领。

　　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乎阳、弘农（河南灵宝县南）、上党（山西潞城县西北）诸郡流民散在颖川（河南许昌）、襄城（河南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数万家，被本地豪强虐待，流民烧城邑，杀官吏，响应汉国刘渊的部将王弥。

　　雍州流民多在南阳，三一○年，晋朝廷派兵迫令归还乡里。其时关西残破，流民都不愿意回去，流民中有武吏出身的玉如，聚众四五万人击败晋兵，自号大将军。

　　关西流民入蜀，发生战争，巴蜀人数万家十余万人避乱流入荆湘二州。流民被当地豪强侵夺，聚众自卫。荆州刺史王澄杀流民八千余人。湘州刺史荀眺谋尽杀流民。流民被迫反抗，推杜弢为首领，攻据长沙。三一五年，被晋将陶侃击败，杜弢军溃散。

　　三○六年，并州饥荒，又被刘渊攻掠，并州刺史司马腾率诸将及吏民万余人到冀州求食，号为乞活。乞活分成许多部，各有首领称将或称帅，专事掠夺，被称为“乞活贼。”其中如田湮（音因vTn）所部多至五万人。

　　三○七年，苟晞（音希xī）为青州刺史，每天杀人，企图立威，州人称为屠伯。流民五六万人推魏植为首领，反抗苟晞。

　　上述大群流民以外，《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卖人为奴婢），奔迸流移，不可胜数”，这就是说，盲目逃命的小流民群是数不清的。事实上流移并不能兔于死亡，特别是三一○年，整个黄河流域遭受大蝗灾，草茎树叶甚至牛马毛都被吃光，接着发生大瘟疫，在广大地区上，逃也无可逃了。饿死、疫死以及被杀死的人，“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不再似人间世界。这种形势，很可以爆发出大的农民起义，但除了李特率领的入蜀流民是农民起义，其余如杜强率领的巴蜀流民，还想“守善自卫”（杜弦《与晋南平太守应詹书》），不曾发展为联合当地农民积极向晋统治者进攻的起义军，至于北方流民大都加入八王和刘渊、石勒、王弥等人所发动的战乱中，丧失农民起义的独立性质，只能在野心家利用下，增加农民自身的灾祸。

　　东汉末年大战乱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剧减，北边和西北边诸州郡地旷人稀，急需补充人力，汉魏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对游牧族人的入境居住是宽容的，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则是极残酷的；入居诸族对游牧生活改进为农业定居生活，并吸收汉族文化是乐意的，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则是难以忍受的。入居诸族所受痛苦比汉族人民更为严重。到了晋惠帝时，严重到无以复加了。八王之乱起，汉族人民还来不及从流亡发展为起义的时候，入境诸族以匈奴族刘姓贵族为首，发动了反晋战争。这样，战争的性质成为各族统治阶级间的争夺战，各族人民被利用来加强他们的争夺战，结果是历史走的不是由农民战争取得统一的道路，而是长期分裂割据的道路。

　　魏晋时期游牧族分布在国境内的情形大致如下：

　　一 匈奴族

　　公元前五二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所部五千余落来降。公元五○年，东汉光武帝使单于入居西河郡美稷县（美稷西晋时改名左国城，山西离石县东北）。匈奴人为汉守边，分散在沿边各郡县，与汉人杂处，受汉官统治，并得免纳赋税的待遇。此后户口繁殖，二一六年，曹操分匈奴人为左右南北中五部。立呼韩邪子孙（魏时改姓刘）为部帅，使右贤玉去卑居平阳（山西临汾县），监护五部。晋武帝改部帅为都尉。左部所统约万余落居兹氏县（山西汾阳县），右部约六千余落居祁县（山西祁县），南部约三千余落居蒲于县（山西祁县），北部约四千余落居新兴县（山西忻县），中部约六千余落居大陵县（山西文水县）。刘姓所统匈奴人不下三万户。再加其他内附的匈奴部落，总数当有数十万人。

　　入塞匈奴凡十九种，每种自有部落，不相混杂。其中屠各族最为豪贵，得统率诸种。刘姓是屠各种中最贵的一姓，还有呼衍、卜、兰、乔四贵姓为刘姓辅佐。虽然匈奴人与汉人杂处，从事农业，已经是晋的臣民，但刘姓为首的贵姓，仍拥有传统的声威，号召力很大，并有现成的五部组织，可以迅速变成军事组织。刘渊首先起兵反晋，是很自然的。

　　匈奴人居塞内日久，接受汉文化也日深，匈奴人都改用汉姓，并采用汉语。刘渊师事上党儒生崔游，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诸子书，文学武事，无不精通。刘渊的儿子刘聪，通经史诸子书，工草书隶书，尤善作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渊的侄于刘耀好读书，尤好读兵书。刘渊的从祖刘宣是名儒孙炎的学生。陈元达少年时孤贫，亲自种地，兼读诗书。卜珝（音许xǔ）好谈《易》，与郭噗为友。李景年家孤贫，为人牧羊，刻苦读书。乔智明居父母丧，哀毁过礼。这些都说明贵族出身的匈奴人文化已达到晋士族的水平，但社会地位却比晋中下级士族还低些，仕进的希望是没有的。一般匈奴人给晋地主家作田客，有些地主役使匈奴田客多至数千人。匈奴失意的贵族和被奴役的劳苦群众结合起来，成为一支反晋的主力军。

　　二 羯族

　　羯族人高鼻深目多须，是入塞匈奴十九种中羌渠种的后裔，散居在上党郡。石勒就是上党郡武乡县（山西武乡县）羯人。羯人汉化较浅；不识文字，姓用汉姓，名仍用本族名，如石勒父姓周名易朱。羯人与汉人杂居，受汉族地主奴役。以石勒为例，可以类推羯人的一般生活，石勒家世代做部落小帅，算是一家小贵族。石勒十四岁跟本邑商人到洛阳贩卖货物。后来代父当小帅，在商人郭敬、地主宁驱家作田客，出力为主人耕种。晋惠帝未年，并州荒乱，石勒和本族人出外逃生，穷极无法又回来依靠宁驱。晋官吏想缚石勒去出卖，赖宁驱保护得兔。石勒出外求食，路上遇到郭敬，哭拜诉说自己饥寒没有生路，郭敬给他食物和衣服。石勒对郭敬说，现在羯人饥饿极了，可以诱骗他们去冀州（河北省南部）求食，到了那里，把他们出卖，你得身价钱，羯人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石勒想牺牲别人，自己分些利益，固然是阴险的想法，但也说明当时羯人实在穷苦到极点。郭敬很同意他的献计，不料并州刺史司马腾大规模地实行了这个计谋。司马腾派兵大捉诸胡人，两人一枷，押到冀州去出卖，石勒也被捉去，卖给在乎县（山东在平县）地主师欢家为耕奴，石勒时年二十余岁，善骑射，勇健而有谋略，师欢怕他鼓动家中诸耕奴反抗，把他释放了。石勒没有饿死，后来还获得释放，这种遭遇比一般羯人好些，但已是何等惨苦的遭遇。

　　三 鲜卑族

　　东胡鲜卑族世居辽东辽西塞外，东汉桓帝时，檀石槐建立起一个大国。檀石槐死后，部众离散。魏晋时，诸部大人中字文氏、慕容氏、拓跋氏相继兴起。字文部居辽东塞外，大人邱不勤曾娶魏文帝女为妻，魏时字文部最为强盛。慕容部兴起后，字文部和慕容部进行了多次的战争，终于被慕容部击败，部众五万余落归降慕容部。慕容部在字文部西，魏初，入居辽西郡。大人莫护跋从司马懿攻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氏，因功封率义王，开始建立国家。莫护跋的孙子慕容涉归迁居辽东。晋武帝给涉归子慕容廆（音委Wěi）鲜卑都督名号，迁居大棘城（辽宁义县西北），吸收大批晋士族和流民，经济文化部达到汉族的水平。拓跋部居并州塞外，完全是游牧部落，文化最落后，西晋未大乱，始进入并州。字文部言语与鲜卑语略异，剪发，留顶上一部，打成发辫与拓跋部相同，因此字文拓跋两部被称为索头或索虏。慕容部人皮肤洁白，晋士族多买慕容部妇女作婢妾。东晋明帝母荀氏是慕容部人，晋明帝须发黄色。慕容部被称为白虏或自贼。曹魏时邓艾收容鲜卑数万人，使居陇西（治襄武，甘肃陇西县西南）等郡，与汉人杂处，称为陇西鲜卑，大概因皮肤白色，又称为白部鲜卑。

　　四 氏族

　　氏是一向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旧族。魏晋时，氏人散居扶风（治池阳，陕西径阳县西北）、始平（陕西兴平县东南）、京兆（陕西西安）等地，加速了汉文化的吸收，汉语成了通用的语言。酋长苻洪的孙子荷坚，八岁便请求从师，荷洪很喜欢，说：我十三岁才从师读书，大家还说我早慧速成，现在你八岁就知道求学，太好了！氏族酋长重视文化，后来荷坚统治黄河流域，对儒学佛学都予以提倡。

　　五 羌族

　　羌也是一向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旧族。东汉以来，散居关中诸郡，与汉族人杂处，过着农业定居生活，人口逐渐增加。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氏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氏羌不象匈奴、鲜卑那样强悍，被汉族地主看作微弱人，肆意压迫。长期处于穷困无告的氏羌，对汉族地主恨入骨髓，但由于接触汉文化较久，起兵反晋后，所表现的破坏性比匈奴轻得多。

　　匈奴、羯、慕容鲜卑、氏、羌都是居住在当时国境内的少数族，与汉族同是中国人。以江统《徙戎论》为代表的一些议论，承认晋统治者虐待他们，必然要引起他们的反抗，也承认军备空虚，平阳上党的匈奴骑兵三天内可以到达洛阳附近，可是，决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的一部分。这些议论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主张用兵威驱逐他们出国境。所谓徙戎，就是迫使少数族人民流离死亡。晋统治阶级不论主张徙戎与否，对少数族的极端歧视是一致的。因之少数族人民对晋统治阶级发生极端怨恨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晋统治阶级以所谓“非我族类”来掩饰残酷的阶级压迫，各少数族的豪酋也以所谓“非我族类”来欺骗本族人民，结果各族间的相互仇杀，代替了农民起义，黄河流域遭受比东汉末年更严重的大破坏。

　　晋武帝为取得高级士族的拥护，允许中正官任意定品，禁止受屈的人申诉。那些没有势力的士族，称为寒门或后门，即使有才能，也要被评为下品，永无富贵的希望。这种失意士人对高级士族怀着极深的仇恨，寻找报怨的机会。中下级士族一部分投靠诸王，助诸王争夺权利。如孙秀助司马伦作乱，杀了潘岳石崇张华裴頠等人，并且还灭他们的三族，和这些人有亲友关系的官员也一概兔官斥逐。依附司马伦的士人都做了高官。八王混战，忽胜忽败，没有一个能确实掌握中央政权，高级士族虽然受到很大的杀伤，但朝廷大官终究还是在以王衍为首的高级士族手中，中下级士族只能杀人泄忿，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劣势。另一部分投靠少数族豪酋，其中有些是为避乱，多数是为帮助他们反晋。晋武帝太康未年，命刘渊为北部都尉。刘渊轻财好施，招纳党徒，“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所谓名儒、秀士，就是那些失意的士人，不仅井州的士人来投，连幽冀两州的士人也来了，他们对晋朝廷自然是怀有敌意的。晋惠帝初年，鲜卑拓跋部酋长倚伍（音拖tao）、椅卢击破塞外匈奴、乌桓诸部，声势颇大，代郡士人卫操、箕滔等出塞投拓跋部，助猗招纳晋人，建立国家。其余慕容廆、石勒等人建国，都得到晋中下级士族的帮助。高级士族正在高谈虚无，尽情纵欲，中下级士族却在借少数族豪酋之手，挥动屠刀，石勒的谋土张宾终于把以王衍为首的高级士族几乎全部杀尽。

　　高级士族独占西晋朝政权，晋惠帝时，司马氏集团内部首先破裂，出现贾氏灭杨氏、八王混战的局面，统治机构解体了。黑暗的政治压迫，残酷的经济剥削，迫使大量农民四散流亡，社会的基石崩坏了。司马氏集团压迫少数族，少数族豪酋利用本族人的困苦无告，发动种族战争，压迫汉族人民，这当然得不到汉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因而只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短期国家。晋高级士族压迫中下级士族，这些失意士人怀着愤恨的心情和求取富贵的愿望投靠少数族豪酋，助长了豪酋们的破坏力量。西晋司马氏集团的腐朽和内乱，加上少数族豪酋与失意士人的报复和破坏，黄河流域长期陷入阴惨恐怖的绝境中，汉族人民固然受到无限的灾祸，少数族人民也同样做了本族豪酋的牺牲品。

　　少数族人民推翻西晋统治的愿望是正义的，表现为行动却是野蛮性的。这种野蛮性表现的强弱，和少数族豪酋及汉族失意士人野心的大小成正比例，所以社会遭受大破坏，应该由西晋统治者和这些野心家负主要责任。

　　下面按照破坏的不同程度，分黄河流域的混乱状态为三期。凉州的前凉，蜀地的成国，性质与其他割据者不同，另作说明。

　　第一期 三○四年——三五二年

　　在这一期里，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破坏者是刘渊的汉国（三○四年——三一八年），刘曜的前赵国（三一八年——三二九年），石勒的后赵国（三一九年——三五○年），冉闵的魏国（三五○年——三五二年）。

　　汉——晋武帝时，刘渊为匈奴左部都尉。三○四年，刘渊起兵据左国城（山西离石县），自称汉王。刘渊首先建立以反晋为号召的汉国，一些势力孤弱，在黄河下游一带被晋兵击败的石勒、王弥等军都来降附。刘渊得到这些降军，声势渐盛，遣刘聪等十将据太行山，石勒等十将攻掠河北各州郡，刘曜、王弥等攻掠河南各州郡，三○年，自称皇帝，建都平阳（山西临汾县）。三○九年，晋八王中最后的一个东海王司马越，正在大杀晋怀帝的亲信大臣，斥逐保卫皇宫的武官，形成司马越与晋朝官间尖锐的对立。晋将军朱诞恨司马越，叛降刘渊，劝出兵攻洛阳。刘渊遣刘景、朱诞等往攻洛阳，在延津（河南延津县）击败晋兵，杀死晋民男女三万余人。刘景的官号是灭晋大将军，晋民憎恨晋朝廷，但并不愿意凶暴的匈奴人来灭它，沿途攻击刘景军，虽然被屠杀，却使刘渊畏惧不敢再让刘景进兵。就在这一年，刘渊两次大举进攻洛阳，都被晋守军击败。特别是第二次进攻，刘渊倾全国兵力，令第四子刘聪，同族人刘曜、刘景和晋人王弥等率精骑五万人为前军，呼延翼率步兵骑兵为后继，乘晋朝廷不备，突然袭击洛阳。晋将贾凤等率勇士千余人夜攻刘聪军，刘聪军溃散。呼延翼被部下杀死，兵士溃散还家乡。刘聪无法取胜，亲自到嵩岳山祈祷，令刘厉等留守大营。司马越令部将孙海等率精兵三千人出击，大败刘聪军，号称平晋将军的刘厉投水自杀。刘渊只好召还刘聪军。因为王弥是个汉族人，又出身晋高级士族，刘渊令王弥留在河南地区。王弥鼓动流民烧城邑杀晋官，响应自己，在保卫洛阳的乞活帅李恽等军追击下，也大败逃还平阳。刘渊两次进攻洛阳，都被晋军击败，按兵力说，刘渊军较强，可是刘渊的军队，很大的一部分是被迫作战的汉族人，当晋军认真进攻时，他们便溃散了。另方面，晋民为了反对刘渊的野蛮统治，宁愿支援晋朝廷。晋两次保卫洛阳，都用少数兵力战胜强敌，刘渊的谋士鲜于修之所说“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就是指晋民气说的。司马越为首的一群文武官，根本不知道民气还可以利用，却专心互相怨恨仇杀，内部人心离散，不可收拾。随着愈益分裂，力量也就愈益削弱，三一一年，洛阳终于被刘曜攻陷。

　　三一○年，刘渊死。不久，刘聪做了汉皇帝，令刘粲、王弥、刘曜率兵四万攻掠河南各州郡，使洛阳孤立。司马越被朝官们反对，率精兵四万出屯在项（河南项城县），令王衍率领贵官名士，随军同行，让乞活帅李挥等留守洛阳并监视晋怀帝。李挥纵兵士劫掠，洛阳大乱。三一一年，晋怀帝下诏，令苟晞攻司马越，双方又引起一次仇杀。司马越病死，众推王衍为首领。李恽等以奔丧为名，带着大批王公官吏逃出洛阳。王衍等护司马越柩回东海国（江苏东海县），正走到宁平城（河南鹿邑县西南），被石勒军包围。石勒军骑兵四面冲击，杀死王衍所率十余万人。王公大臣被俘求免死，王衍向石勒献媚，劝石勒做皇帝。这群无耻的懦夫，当夜全部被处死。石勒又击溃李浑军，杀死随军的晋宗室四十八个王和官吏们。刘聪令呼延晏率兵二万七千会合刘曜、王弥、石勒等军攻洛阳。呼延晏军先到，晋守军前后十二败，死三万余人。王弥刘曜两军来会，攻陷洛阳城，俘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纵兵大掠，烧宫庙官府民房，东汉末董卓烧毁洛阳后，魏晋两朝经营将近百年的洛阳，又一次化为灰烬。

　　关中自晋惠帝时起，屡遭战祸，人民流亡，土地荒芜。三一一年，刘耀攻陷长安。当时关中连年饥荒，尸骨遍地，生存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二。三一二年，晋军击刘曜，刘曜掳走关中遗民八万余口，放弃长安。晋军在长安拥立晋愍帝。三一六年，刘曜攻陷长安，西晋残留下来的一些文武官，全被俘获，晋愍帝继晋怀帝做了降帝。他们都想投降求苟活，结果是受尽耻辱以后，在第二年都被杀死。

　　汉国推翻了西晋朝，西晋统治集团基本上消灭了。他们是自食其恶果，被消灭毫不足惜，可是无数农民也同样食了他们所造的恶果。农民自东汉未遭受大战乱以来，厌恶战乱，希望在西晋的统一国家内获得休息，因此给西晋统治集团以最大的容忍，这个容忍却给自己带来了恶果。

　　三一八年，刘聪死，刘粲继位。靳准杀刘粲，自称汉大王。刘曜自称皇帝，攻靳准，石勒攻汉国都平阳，掳去巴氏、羌人七万余落（户）。靳准死，石勒攻入平阳，靳明率平阳士女一万五千人投奔刘曜。石勒烧宫室，刘渊刘聪积贮掠获物的平阳城毁灭了。三一九年，刘曜建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前赵）。石勒自称赵王（后赵），建都襄国（河北邢台县）。石勒占地比刘曜多，兵力也较强盛，从此刘曜石勒二人的交战成为主要的战乱。

　　西晋覆灭后，汉族与非汉族间的界限愈益显著，汉族认继承西晋朝的东晋是自己的朝廷，就是非汉族的豪酋也不敢否认南方朝廷是华夏正统。这种建立在南方的各朝，一直到隋统一，始终享有正统的威望，为居住北方的汉族所向往。当刘渊起兵反晋时，说得很明白。刘渊说，推翻混乱的晋朝并不困难，但汉族人未必肯同我一起干，必须取得民望，才能成大事。刘渊宣告匈奴刘氏是两汉刘氏的外甥，立汉国继承两汉，祭汉高祖以下三祖（汉高帝、汉光武帝、汉昭烈帝）、五宗（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汉章帝）为自己的祖宗，不祭匈奴单于。他这样做，自然是想减轻汉族人的反对，可是刘渊势力在关东地区（黄河下游）的活动，主要还是依靠晋士族的野心家王弥。刘渊当作根据地的并州南部，也受到刘琨的严重威胁。三○六年，并州刺史司马腾逃走，并州余户不满二万，刘垠继任为并州刺史，募得战士千余人，进据晋阳（并州州治，山西太原市），流亡的汉族人纷纷来归，连刘渊部下的非汉族人也有一万多落来归附。刘琨是晋朝的忠臣，又是腐朽的高级士族。他的声望招来了许多流亡人，他的腐朽统治，迫使来归的流亡人再逃走作流亡人。虽然如此，他在汉族人支持下，加上鲜卑拓跋部的武力援助，以晋阳为根据地（三一二年，自晋阳徙治阳曲），与刘渊刘聪对峙交战，牵制住汉国不少的兵力。这一事例说明汉族不愿受非汉族的统治，潜伏着强烈的反抗力量。刘渊刘聪占据并州一部分土地也并不稳固。刘琨昏淫无道，内部分裂，三一八年，阳曲被石勒攻陷，刘琨投奔占据幽州的鲜卑段部酋长段匹碑。段匹��拥护晋朝，尊信刘琨。刘琨的儿子刘群阴谋夺幽州，段匹��杀刘琨。刘琨被杀，引起汉族人和一些非汉族人的不满，段匹��只好放弃幽州，投奔晋乐陵（治厌次，山东惠民县）太守邵续。这又说明汉族人对刘琨那种腐朽人也还是爱戴的，因为他始终坚持对汉国斗争。其他事例还不少。如三一七年，东晋元帝封鲜卑慕容廆官号，慕容厦不受，鲁昌劝慕容廆说，明公（指慕容廆）雄据一方，但还有许多鲜卑部不肯服从，因为明公的官号不是王命的缘故。高诩也劝慕容廆说，现在晋朝虽然衰微，但人心还是归附它。如果接受封爵，奉王命征伐诸部，名正言顺，谁敢反抗。慕容廆听从这些谋士的话，向东晋称臣，果然得到好处。三一八年，段叔军劝段匹��杀刘琨，说，我们不过是些胡夷，汉族人受我们统治，只是因为怕我段部的武力，现在段部内部不和，如果有人奉刘琨起事，我段部就完了。三一八年，靳准杀刘粲后，对胡嵩说，从古没有胡人做中国皇帝的，现在请你带传国玺（汉国破洛阳时取得晋传国玺）回东晋。三一九年，慕容廆劝高瞻投降，说，晋朝丧乱，我要和诸君共除祸难，扶助帝室。你是中原大姓，定有同感，为什么把华夷的界限分得那样清楚，不肯和我合作呢！高瞻还是不投降，慕容廆也不敢杀他。这都说明北方汉族人民虽然亡了国，但并不顺从非汉族的统治者，他们的心是向往南方汉族朝廷的。了解了这一点，才能了解十六国、南北朝长期分裂后，终归全国统一的主要原因。

　　刘曜知道反晋的号召已经失去意义，刘渊刘聪祭两汉三祖五宗也不能欺骗汉族人，灭靳准后，改国号为赵，改祭冒顿单于、刘渊为祖宗。石勒禁人说胡字，号胡人为国人，建立以羯人为首的胡人国。三二五年，刘曜石勒两军在洛阳大战，刘曜军驻金谷，夜中无故大惊，士卒溃散，刘曜退到渑池，夜中又惊溃，刘曜退回长安。石勒军击败刘曜部将刘岳军，俘氏羌三千余人，坑死士卒九千余人，又攻破占据并州（并州属石勒）投降刘曜的叛将王腾，坑死士卒七千余人。石勒得氏羌人不杀，可以想见被坑死的士卒多是汉族和匈奴族人。刘曜军两次惊溃，也可以推想多是汉族人。刘曜败后，想学石勒的方法，封爱子刘胤为大单于，立单于台，自最高官左右贤王以下，全用匈奴、羯、鲜卑、氏、羌的豪酋，建立起以匈奴人为首的胡人国。三二八年，刘曜石勒两军在洛阳大战，刘曜大败被擒，士卒死五万余人。三二九年，石勒灭刘曜前赵国，杀刘曜子刘熙刘胤及王公将校以下三千余人，坑死屠各种人五千余人，刘渊借以起兵的屠各种人几乎被石勒杀尽了。

　　后赵——石勒是受尽苦难的羯族小帅和农民。因为他受尽苦难，养成了强烈的破坏性和报复性，也养成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他对晋高级士族仇恨极深，凡俘获二千石以上晋官，除去几个不贪污的人，其余全部杀死。他攻入城池，烧杀劫掠尽量破坏，俘获敌军，常坑死数千数万人。他不识文字，叫人读《左传》、《史记》、《汉书》，听了能懂得书中大意并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常常表现出他的才能。他不象刘渊那样有五部匈奴作凭借，他只是凭借自己的凶悍和机智从战争中逐渐壮大起来，一直到暂时统一中国的北部（东北的燕除外）。

　　石勒在师欢家为奴，释免后，给人家当庸工，又彼乱军捉获。石勒设法逃走，因为没有生路可走，约集王阳等八骑为劫盗。后来又得呼延莫等十骑，号称十八骑。石勒以十八骑为骨干，招集山野亡命之徒，成立一支凶悍的军队。三○七年，从大盗汲桑等攻破娜城，杀晋新蔡王司马腾，烧邺城宫室，杀士族和居民万余人，掳掠妇女珍宝无数，东汉未曹操建都的名城，被石勒等人破坏得干净。司马越攻邺，汲桑石勒战败，石勒投降刘渊，成为刘渊部下的一个大将。

　　三○八年，石勒攻掠冀州各郡县，有兵五六万人。三○九年，石勒攻陷冀州各郡县的壁垒百余个，兵增至十余万人。这时候，石勒开始有些政治性的措施。以失意士人张宾为谋主，又招集低级士族，别立一营，号称君子营。刘渊也招引失意士人，但用人主要是用匈奴贵族，石勒用人主要是用这些失意士人。他们痛恨西晋统治集团，自然要为石勒尽力。石勒的善战加上张宾这群人的智谋，在当时成为一个无故的力量。

　　三一一年，石勒消灭王衍所率司马越军，又杀死汉国大将王弥。王弥是石勒的劲敌，王弥军被吞并，阻止了汉国在黄河下游的活动。西晋遗留下的重镇还有幽州王浚、并州刘琨。三一四年，石勒杀王浚。三一八年，石勒攻走刘琨，西晋朝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全部被消灭。同年，石勒灭靳准，夺取平阳，对刘曜断绝君臣关系，说，称王称帝，凭我自己，何必要你刘曜来封。三一九年，石勒自称赵王。三二八年，石勒杀刘曜，灭赵国。三三○年，石勒称皇帝。后赵与东晋以淮水为界，初次形成南北对峙的形势。三三三年，石勒死。石勒自己评价说，我要是遇到汉高帝，该当做他的臣属，要是遇到汉光武，我和他并驱中原，不知谁胜谁败，我是在二刘之间的人物。曹操司马懿从孤儿寡妇手里取天下，不是大丈夫行事，我不能那样子。他有意学汉高帝，在政治措施上有些也效法西汉。他出身揭族，对汉族是压迫的，他出身穷苦农民，对农民的痛苦多少是知道的，因之汉族人民在石勒统治下，比在汉国要好一些。

　　石勒在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政治制度。三一二年，从张宾计，建都襄国。三一三年，立太学，选士人为教师，选将佐的子弟三百人入大学读书。定租赋，令州郡官查实户口，每户出帛二匹，谷二斜。三一九年，石勒以所据河内（治怀县，河南沁阳县）等二十四郡为赵国，有民户二十九万。删简律令，选择重要条款，造《辛亥制度》共五千字。任用续咸为律学祭酒，管理狱讼。任用支雄、王阳（八骑中人）为门臣祭酒，专管胡人的狱讼。任用裴宪等为经学祭酒，任播等为史学祭酒。任张宾为大执法，总管朝政。遣使官巡行州郡，督促农桑生产。石勒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特别重视士族，三二○年，下令诸将帅，此后俘获士人，不得杀死，一定要送到襄国来。石虎出兵作战，获得做过西晋椽属小官吏以上的低级士族三百家，送到襄国，石勒设公族大夫专管这些士人。石勒修改魏晋以来九品官人法，令群臣及州郡官每年保荐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各一人，令张宾管理选举，品定这些被保荐的人，给他们官做。石勒所立学校，有大学一所，小学十余所。三二四年，亲到大小学考试诸学生，按经学程度的高低各给赏赐。三二○年，用经学考试秀才、至孝，作为评定九品的标准。三二九年，石勒巡行冀州诸郡，引见高年、孝弟、力田、文学之士，赏给谷帛。三三一年，令群臣保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考试及格，分三等给官职。三三三年，就是石勒死的一年，还令各郡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各一人，学生一百五十人。石勒提倡经学，重视士族，在他的政治措施里最为突出。他利用低级士族与高级间的矛盾，大量杀死高级士族，借以取得低级士族的拥护。他奖励清廉，严刑惩罚贪污的官吏，惜以缓和汉族农民的反抗。这一点，石勒比起西晋和东晋的腐朽统治来，显得有些新气象。

　　石勒当作工具来使用的不仅是经学，而且还提倡佛教。天竺僧佛图澄于三一○年到洛阳，自称已四百余岁，能听铃声知吉凶，想在洛阳建立佛寺。这时候浴阳快要陷落，连昏愚的司马越也知道不吉，逃出城去，佛图澄还想立寺，这叫做能预知吉凶么！刘曜攻破洛阳，佛图澄潜伏荒野中观看风势。大将郭黑略（十八骑之一）奉佛教，三一一年，佛图澄投奔郭黑略。郭黑略使佛图澄见石勒。佛图澄对石勒玩了一套魔术，石勒觉得可以用来欺骗将士，鼓励斗志，表示尊信。因此，石勒军中不论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来奉事。佛图澄又给将士们治病，信徒愈众。石勒屡次试验佛图澄的法术，大概得到郭黑略等信徒的预先密报，佛图澄都显示出确能先知，石勒真正信服了。三一二年，石勒大兴佛事，建立寺庙，把儿子们送到佛寺里抚养，石勒亲自拜佛发愿，求佛保佑儿子们。石勒死后，儿子都被石虎杀死，佛图澄得到石虎更大的尊敬。

　　石勒提倡经学和佛教，但并不能消除汉族与非汉族间的矛盾。石勒严禁人说胡字，有一天，一个醉人骑马突入石勒宫门。石勒大怒，召管门官斥责说，刚才跑马入门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放他走。管门官害怕，忘了忌讳，答道，刚才有个醉胡跑马进来，阻止他不了。俗话说：和胡人难说话。我一个小官怎能阻止他。石勒笑道，胡人正是难和他说话。管门官免罪，也不追究那个犯门禁的醉胡。石勒任用樊坦做地方官。樊坦进见，衣冠破烂。石勒惊问，你为什么穷到这样。樊坦忘了禁令，答说，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石勒笑说，羯贼如此劫掠，我替他们赔偿。樊坦想起禁令，连连叩头求饶。石勒说，我禁的是普通人，你们老书生除外。石勒立门禁，胡人犯禁得免罪；禁止胡人欺压士族，胡人劫掠士族得免罪。胡人仗势横行，可以想见普通汉族人受欺压的严重。后赵称羯族人为国人，称汉族人为汉人。后赵的文武官，除了石氏一家人，其余多是汉人。作为统治族的国人有权欺压汉人，所以石勒虽然收罗士族，但还不能和士族真正结合在一起。

　　石虎是石勒的侄子，石勒死，石虎夺取了后赵国政权。石虎性同野兽，比石勒残暴得多。三三五年，石虎迁都邺，大造宫室，昼夜荒淫，穷奢极侈，人民的脂膏被石虎剥削得干净，饿死了十之六七。石虎似乎也感到危险，一方面亲自执掌军事和刑法，一方面加强对高级士族和佛教的依靠。三三六年，下令恢复西晋九品官人旧制，有权势的人家，儿童多得好官，没有权势，即使有才德也被摈斥。这样，士族又出现了高级低级问的矛盾，石虎得到高级士族的支持，却招致低级士族的怨恨。石虎尊奉佛图澄，人民为逃避赋役，投奔佛寺，削发出家。东汉和曹魏只许胡僧在都邑立寺庙，汉人一概不得建寺出家。西晋时偶有汉人出家，为数极少。

　　三三八年，石虎下令，准许汉人不论贫富和社会地位，都可以出家为僧。士族有免徭役兵役作官吏的权利，僧徒不得作官吏但可以免徭役、兵役和租税，贫民被暴政驱迫，纷纷出家，寺庙主成为出家贫民的剥削者和统治者，在与世俗君主的关系上，成为对贫民的瓜分者和争夺者。贫民出家得享受士族权利的一半，因此宁愿给寺庙主充当奴役。从此佛教盛行，在荫庇民户的豪族大姓坞主壁帅一类封建主以外，又新添了一类性质相同的寺庙主。石虎失去这些贫民，自然要加紧对在家贫民的敲剥。汉族人民受尽石虎暴政和国人欺压的痛苦，与后赵统治者间的矛盾达到了最高点。

　　三四九年，石虎死。次年，石虎养子汉族人冉闵灭后赵，下令道，和我同心的人留在城（邺）内，不同心的人任便出城。周围百里内汉族人全数入城，羯人纷纷出城。冉闵杀了石氏一家人，知道羯人是不同心的，下令杀羯人，不论男女老少，无人得免，一天内就杀死数万人。前后共杀二十余万人。有些人仅仅因为鼻子高些胡须多些，也被当作羯人杀死。冉闵的行动是野蛮的，但石勒石虎利用国人欺压汉人，这次大惨杀的酿成也是势所难免的。自刘渊起兵以来，汉族人与非汉族人进行斗争，总是匈奴人羯人占优势，冉闵这一野蛮行动，爆发了将近五十年中汉族人对匈奴人羯人的积忿，也引起了无以复加的大破坏，汉族和非汉族人民在这个大破坏中不知损失了多少生命。

　　魏——后赵大官四十八人推冉闵称帝，国号魏。冉闵惨杀非汉族人，当然要引起猛烈的反抗。石虎庶子石抵据襄国称帝，非汉族人的州郡官和武将们都响应石祇。冉闵遣使人告东晋朝廷说，胡人作乱中原，现在诛灭了，请派兵来共同讨伐，扫清残余。东晋朝廷正在防止桓温篡夺，不许恒温出兵经略中原。冉闵率孤军和石祇大战。三五一年，石祇联合鲜卑慕容隽（前燕）、羌姚戈仲（后秦）夹击冉闵，冉闵大败，文武官及士卒死亡十余万人。冉闵所属徐州、豫州、兖州及洛阳守将降晋，东晋势力又回到北方。当时冉闵军与羌胡军互攻，没有一个月的停战，历来迁徒到冀州的汉人和氏羌胡蛮人，不下数百万，苦于战祸，各还本乡，路上互相杀掠，饥疫死亡，能到达本乡的不过十中二三，平原上只有尸骸，看不见耕者，生产几乎完全停止。冉闵尽力作战，杀石祇。三五二年，冉闵攻破襄国。慕容隽夺取幽州，进军至冀州，冉闵率精骑出击，十战十胜，后来陷入鲜卑大军重围中，冉闵战败被擒。

　　慕容隽杀冉闵，灭魏国，适逢大旱和蝗灾，慕容隽害怕，祭冉闵，》諡为武悼天王。冉闵逞勇残杀，立国三年，死人无数，失败是必然的。但是，他的野蛮行动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慕容隽致祭赠諡，正是害怕汉族人给予冉闵的同情心。冉闵恃勇出击慕容隽时，不少人预料必败，大臣刘茂等人说，我主这次出去，一定不能回来了，我们岂可坐等敌人来戮辱，刘茂等人都自杀。邺都被攻破，大臣王简等人也都自杀。秦汉魏晋从来没有亡国后自杀的大臣，因亡国而自杀，是从冉闵的魏国开始的，这也说明汉族与非汉族间斗争的极端尖锐。

　　第二期 三五二年——三八三年

　　在这一期里，中原地区相继为前燕前秦两国占据。两国看到匈奴人揭人的覆没，对汉族人的压迫不敢再那样露骨，战争也减少了，疲惫已极的汉族农民得到短期的休息，比起第一期来，黄河流域多少安静了一些。

　　前燕——鲜卑慕容部酋长慕容魔受晋官爵，算是晋的藩属国。西晋末年，中国大乱，士族和各州郡流民逃到辽河流域避难，前后数万家。慕容廆用士族裴巍等人为辅佐，建立起完全汉化的鲜卑国，三三三年，慕容廆死，子慕容铣继位。三三七年，慕容皝自称燕王，名义上仍尊奉东晋朝。三四二年，慕容皝屡次战胜，扩大占领地，迁都龙城（辽宁朝阳县），成为东北方强大的国家。流民户数已近十万户，比土著多十余倍，比慕容部鲜卑人自然更多。流民中十有三四得不到耕地，三四五年，慕容皝规定贫家借官牛耕官地，产物官收八分，耕者得二分；用私牛耕官地，官收七分，耕者得三分。经封裕切谏，改行魏晋旧制（官私六四分、对半分），燕国政治在当时是较好的。三四八年，慕容皝死，子慕容隽继位。三四九年，慕容隽起兵攻后赵，夺得幽州，迁都蓟（今天津市蓟县）。三五二年，杀冉闵。三五三年，慕容隽自称皇帝。东晋使臣来见，慕容隽对晋使臣说，你回去告诉你的皇帝，我为中国人所推戴，已经做皇帝了。三五七年，慕容隽迁都邺，攻取河南州郡，并准备进攻东晋，下令检查户口，每户留一丁，其余都充当兵士，想凑成一百五十万人的大军。三五九年，州郡征发的兵士到邺集中，城中大乱，不是白天，路上不敢行人。这种大违民心的乌合军队，如果攻晋，必然溃散。慕容隽恰在这时候死去，他的野心未能实现。三六○年，慕容继位，贵族争权内乱，前燕已经到了灭亡的边沿。

　　三六九年，东晋桓温率步骑五万人攻燕。燕兵屡败，晋军威大振，进到枋头（河南浚县西南）。慕容想逃回龙城，可是桓温并不是灭燕的人物。早在三四七年，桓温攻灭成汉，朝廷得蜀地，桓温得声名，双方开始相猜忌。当时东晋已极哀微，桓温在高级士族中才干和威望都很高，手握重兵，坐镇荆州，一心想推翻东晋朝自做皇帝。东晋朝廷用声名很大才干毫无的清谈家殷浩来对抗桓温，惟恐桓温立功，坚决阻止他北伐。石虎死后，桓温要求出兵，朝廷不许，却派一个无能的诸裒率兵三万从东路北上，进驻彭城（江苏铜山县）。汉族人扶着老人，背着婴孩，成群来归附。东晋军三千人被后赵军击败，朝廷便召还褚裒。河北汉族人二十万口，渡河来归，东晋军已退，大遭后赵军的杀害。东晋朝廷不让桓温从西路并进，褚哀小败即召回，都是因为怕桓温得势。三五一年，冉闵战败，冉闵所属徐豫兖洛阳守将降晋，这时候派大军东西并进是有利的，桓温屡次要求出兵，朝廷屡次不许，却让殷浩从东路出兵。三五三年，殷浩被降将羌族酋长姚襄袭击，大败逃回。殷浩败后，桓温声势更大，取得扬州牧官号。扬州荆州是东晋的东西两门，两门都被桓温掌握，东晋也到了灭亡的边沿。三六八年，朝廷给桓温特殊的待遇，位在诸侯王之上。按照惯例，第二步就是行禅让礼。桓温出兵伐燕，东晋朝廷不放松一切促使他失败的机会，借以阻止禅让；桓温深怕兵力耗损过多，又怕灭燕后朝廷派出许多州郡官，增强实力，妨碍禅让的实行。因此，拒绝郄超乘燕慌乱直攻邺城的建议，进军缓慢，希望不耗兵力，稳取全胜。桓温抱着不战而胜的作战方针，被燕军看破了。燕将慕容宙说，晋军不敢攻坚冲阵，却勇于追击败兵，可以设饵钓取它。慕容宙出二百骑兵挑战，不待交锋便逃退，晋军出追，陷入伏中，死了很多士兵。桓温虽然兵到枋头，心里却想着东晋建都的建康，眼看灭燕不是那么容易，粮道又被燕军截断，就下令退兵，路上被燕伏军前后夹击，桓温军大败，死三万余人。又被前秦救燕军邀击，桓温军死一万人。桓温收散兵退到山阳（江苏淮安县），把失败的罪过推到运粮官豫州刺史袁真身上，袁真受诬，投降慕容。桓温想不战而得全胜，结果是不战而得全败，灭燕机会就在东晋朝廷和桓温的互斗中消失了。

　　当桓温北伐时，慕容遣使向前秦苻坚求援。谋士王猛与苻坚密议，定计出兵救燕，俟桓温退去，乘机灭燕。慕容垂阻止慕容逃走，率兵击败桓温，是前燕唯一的支柱，以慕容评为首的贵族们忌慕容垂声名太大，阴谋杀死他。慕容垂被迫投奔前秦，前燕势力愈益削弱。三七○年，王猛率秦兵攻燕。慕容评率燕兵三十万人屯潞州（山西潞城县北），抵拒秦兵。王猛在阵上誓师，说：我王猛受国家厚恩，出将入相。今天同诸位深入敌境，大家都不要怕死，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共立大功，报答国家。上朝廷领明主的厚赏，回家里讨父母的喜欢，不是很好么！将士们听了誓言，踊跃大呼，奋勇进攻。燕兵大溃败，慕容评单骑逃回邮。王猛替氏族苻坚打鲜卑人慕容，还能说出一套鼓动军心的话来，桓温北伐，名义正大，却说不出一句民伐罪的话，他的失败真是可耻的失败。王猛乘胜追击，攻破邺城，俘获慕容，前燕国亡。苻坚灭前燕国，得郡一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六百六十九，人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这些数字都不免夸大，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见的，这就是非汉族人相继建立国家，边境外非汉族人大量迁入境内，给长期混战中消耗的人口作了一些补充。

　　前秦——氏族酋长苻洪拥众十余万，降附石虎。

　　 苻洪死，子苻健据关中，三五二年，称帝，国号秦，都长安。三五四年，殷浩因北伐失败，被桓温逼迫免官。桓温率步骑四万人攻秦。桓温虽然免除了殷浩的对抗，但并不能免除东晋朝廷的猜忌，率孤军深入秦地，希望提高威名，倒不一定想灭秦国。桓温军分几路前进，汉族人男女夹路欢迎，行军很顺利。苻健太子苻苌率主力军五万人来拒，桓温督将士力战，苻苌军大败。苻健率老弱兵六千人守长安，发全部精兵三万人作游军，牵制桓温军。这时候秦国快灭亡了，可是桓温到了灞水上（西安市东），就停止前进。关中郡县争先来归附，老年人看到桓温军，流泪说，想不到今天又看见官军。王猛来见桓温。桓温问，我到关中，地方上豪杰还没有人来看我，是什么缘故？王猛说，你不怕走几千里深入敌境，现在长安近在眼前，却不渡灞水去进攻，大家看不透你的心，所以不敢来见。桓温被王猛打中了不可告人的心事，答不出话来。苻健从石虎手里夺得长安，看到民心思晋，不肯归附，特派使人到东晋朝廷请封官爵。民众以为苻健归附晋朝，秦雍两州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接受苻健的统治。苻健骗得了民众，便自称皇帝，从此民心又失去了。桓温入关，民众到处欢迎，实际是欢迎象征汉族政权的晋朝，桓温如果灭苻健，按照灭成汉的经验，东晋朝廷派个大官来，坐镇关中，桓温是不能抗拒的。这样，桓温得到的是威名，朝廷得到的却是实力。朝廷东有扬州西有关中两个重镇，桓温拥有荆州重镇，和朝廷势力对比，从一比一变为一比二，自然对自己不利，因此到了长安附近，就犹豫不进（三六九年伐燕，同样到枋头不进）。桓温原想等待麦熟，就地筹军粮，不料苻健把麦全部割掉，实行清野法，军中乏食，只好带领关中三千户和匈奴呼延毒所部一万人出潼关回荆州。三五五年，苻健死。三五七年，苻坚杀苻健子苻生，自立为秦帝。苻坚在皇帝群中是个优秀的皇帝，他最亲信的辅佐王猛，在将相群中也是第一流的将相。王猛出身贫家，幼年时卖畚为业。后来读书，尤其喜欢读兵书，桓温入关，王猛披着破旧短衣去见他，一面捉虱子，一面高谈天下大事。桓温说，江东没有人比得上你的才干。桓温退兵时，要王猛同行，王猛不肯。王猛知道，回到高级士族专权的东晋朝，自己不可能有前途，与其帮着桓温来篡晋，还不如留在关中看机会。不久，王猛成为苻坚的亲信人。苻坚统治下的秦国，镇压豪强，休息民力，出现汉魏以来少见的清明政治，这是和王猛的政治才干分不开的。苻坚灭燕，使王猛整理关东六州。王猛选拔清廉人作郡县官，废除慕容时恶政。迁燕王公百官及鲜卑四万余户到长安，又迁关东豪强及诸杂夷十五万户到关中。燕贵族大臣强占民户作荫户至少在二十万户以上，鲜卑族人居统治地位，自然要压迫别族人，豪强及匈奴羯等杂夷也是压迫者和扰乱者，苻坚把这些人迁到长安和关中，对中原居民是一种善政。三七五年，王猛病重将死，苻坚问后事。王猛说，东晋虽然远在江南，但正统所在，民心归附，我死以后，千万不要打算攻晋。鲜卑（慕容氏）和羌（姚氏）是秦的仇敌，必须逐渐消灭它们，国家才能安全。王猛说完话死了，苻坚大哭，可是并未接受王猛的最后忠告。

　　三七三年，苻坚攻取东晋的蜀地，三七六年，苻坚攻灭前凉国，占有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决心想消灭东晋。三七八年，苻坚使子苻丕与慕容等率步骑七万攻晋襄阳，又使慕容垂姚苌率兵五万，石越率骑兵一万，苟池等率兵四万，分三路会攻襄阳。慕容慕容垂是鲜卑，姚苌是羌，正是王猛所说秦国的仇敌，苻坚却用这些人作将帅来攻王猛所说不可攻的东晋。东晋守将朱序固守襄阳，秦兵十余万攻城不下。苻坚大怒，限苻丕明春攻下襄阳，否则自杀，不许生归。苻丕督兵力攻，被朱序屡次击败，只好后退。朱序以为秦兵已退，不再设备，部将李伯护贪重赏，投降苻丕作内应。三七九年，苻丕攻破襄阳，朱序被俘。苻坚另一路攻晋军人数也在十万以上，攻晋淮南诸城，进至三阿（江苏高邮县西北）。东晋朝廷大恐慌，发兵守长江。晋将军谢石谢玄率水陆军攻秦军，秦军大败退走。这两路战事，西路勉强得胜，东路大败，都证明王猛晋不可攻的预见。

　　三八○年，苻坚分出关中氐族十五万户，使苻姓人和亲戚各领若干户散驻关外各州镇，企图借氐族来镇压各州镇民众的反抗。关中氐族的力量削弱了，原在关中的羌族和迁入关中的鲜卑及杂夷却成为大族。侍臣赵整作歌讽谏，说“远徙种人（氐）留鲜卑，一旦缓急（有紧急事）语阿谁”！苻坚听了付之一笑。三八二年，苻坚大会群臣，议大举攻晋。苻坚说，我做皇帝将近三十年，四方大体上已经统一，只有东南一角还存在着东晋。计算我的士兵，可有九十七万，我想亲自带着去灭晋，你们看行不行？文武官除了朱彤一个佞臣首先发言附和，其余都说不行。议论了好久，没有人赞同苻坚的意见。苻坚生气，让群臣退去，留下季弟苻融商议。苻融力谏伐晋的危险，主要理由是“民有畏敌之心”，所谓畏敌，就是不愿意和晋作战，并且说，凡是说晋不可伐的人都是忠臣。苻坚更生气，说，你也这样，叫我指望谁。太子苻宏、幼子苻诜、爱妾张夫人，都谏苻坚不可伐晋。最后苻融把不愿意说的话也说出来。苻融说，我们的国家本来是戎狄国，虽然强大不算是正统；东晋虽微弱，却是中华正统，天意一定不会灭绝它。苻坚一概不听。慕容垂、姚苌私下劝苻坚伐晋，请他“圣心独断”。苻坚大喜，认为可以和他们共定天下。在伐晋这件大事上，苻坚是完全孤立的，赞成苻坚的正是希望苻坚失败秦国崩溃的两个敌人。苻坚只见胜，不见败，只见外，不见内，把招致失败崩溃的一切都布置好了，才大举出发去攻晋。

　　三八三年，苻坚下令大举出兵。平民每十丁出一兵，富家二十岁以下的从军子弟，都给羽林郎官号，富家子弟来从军的有三万余骑。苻坚令苻融率慕容垂等带领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令姚苌督率蜀兵顺流而下，苻坚自己带领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军队首尾长一千里。东晋将军谢石、谢玄、谢琰、桓伊等率兵八万拒秦军。苻坚使朱序来说谢石等投降。朱序密告谢石说，秦兵百万，势不可当，现在趁它还没有到齐，迅速出击，打破它的前锋，大军就会溃散。谢石等从朱序的计谋，遣刘牢之率精兵五千攻洛涧（安徽怀远县境），秦兵大溃败，抢渡淮水，士卒淹死一万五千人。谢石督水陆军进击。秦军守淝水，谢玄使人告苻融，请秦军向后略退，让晋军渡水决战。苻坚苻融想在晋军半渡时予以袭击，下令退却。秦兵后退不可阻止，晋军渡水猛追，苻融马倒被杀。朱序在秦军阵后大呼，秦兵败了！秦兵败了！秦兵大奔溃散，路上听到风声鹤唳，以为追兵来了，昼夜不敢停息，死亡大半。苻坚收拾溃兵，到洛旧时只有十几万人。苻坚带着这些残兵败将回长安。

　　淝水大战是十六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决定南北朝对立局面的一次战争。东晋自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内部比较统一，晋军人数少得多，可是上下一心，敢于作战。秦军将帅自苻融以下，都缺乏灭晋的信心，兵士多是汉族人，根本不愿意灭晋。苻融下令小退，兵士乘机大退，朱序假说战败，兵士信为真败，这都说明违反民心的战争虽然兵多，却更容易溃败。

　　第三期 三八三年——四三九年

　　淝水溃败后，苻坚的前秦国再分裂成燕秦凉三部分，许多小国，互相攻夺。三八六年，鲜卑拓跋部建立魏国，逐渐消灭割据者，终于统一了中国北部。

　　在前燕旧境内的诸燕国

　　后燕——三八四年，慕容垂自称燕帝，都中山（河北定县）。慕容垂死，子慕容宝继位。三九七年，魏军攻破中山，慕容宝丧失中原，徙都龙城。四○九年，高句丽人高云杀燕帝慕容熙，后燕国亡。

　　南燕——四○○年，慕容德据滑台（河南滑县）自称燕帝。慕容德死，慕容超继位。四一○年，东晋刘裕北伐，杀慕容超，南燕亡。

　　北燕——四○九年，汉人冯跋杀高云，据龙城，自称燕天王。冯跋死，弟冯弘立。四三六年，魏灭北燕。

　　在前秦旧境内的诸秦国和夏国

　　前秦残部——三八六年，苻坚的族孙苻登得氏族人的拥护，据陇东（甘肃平凉县）称秦帝。苻登与姚苌混战多年，三九四年，苻登战败，被姚兴杀死，氏族的国家被羌族最后消灭了。

　　后秦——姚苌是羌烧当族人。三八四年，姚苌得羌族人的拥护，据北地（陕西富平县）自称秦王。三八五年，姚苌杀苻坚，取长安，自称秦帝。姚苌死，子姚兴立。姚兴是苻坚以后有作为的皇帝，他下令境内，凡平民因荒乱自卖为奴婢的人，一概释免为良人。简省法令，谨慎断狱，奖励清廉的官吏，严惩贪污。在长安设律学（法律学校），召集各郡县没有任专职的吏员来律学学习法律，选拔成绩优良的学生回到郡县做狱讼官。郡县有疑狱，可送上廷尉（最高狱讼官）请审判，有时姚兴也亲自审疑狱。这些，都是对人民有利的措施。姚兴得儒生姜龛等人，大兴儒学，长安有儒生一万几千人。又得名僧鸠摩罗什，大译经论，佛教盛行。长安有和尚五千余人，各州郡信佛人家，十中多至八九。佛教在后赵石虎时得到发展，姚兴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外来宗教通过十六国的大战乱，从此在中国各族人的灾难生活里建立了广泛的基础。姚兴的政治是比较清明的，因之在武功方面也有一些成就。当他即位的一年，便灭苻登的前秦。四○○年，击败西秦，西秦降服。四○三年，灭后凉。在姚兴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后秦成为西方的强国。四一六年，姚兴死，于姚泓继位。四一七年，东晋刘裕攻灭后秦。刘裕率主力军自彭城西进，一路偏师由沈田子率领，自武关（陕西商南县）西进，后秦守州郡的文武官望风归降，尤其是沿路居民给晋军很有力的援助。例如晋王镇恶军攻下洛阳，进取潼关，魏发大军十万救后秦，守黄河北岸，阻击晋军运粮船。王镇恶军乏食，当地居民输送义米，王镇恶军得继续前进。沈田子兵仅千余人，击败姚泓自率的主力军。王镇恶军又击败姚泓残兵数万人，攻入长安。这次战争，刘裕优越的指挥，自然是取胜的重要原因，但民心附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西秦——三八五年，陇西鲜卑酋长乞伏国仁聚集鲜卑部落十余万人，据陇西，自称大单于。三八八年，乞伏国仁死，弟乞伏乾归继位。四○○年，乞伏乾归战败，投降后秦作附属国。四○九年，乞伏乾归自称秦王，都苑川（甘肃靖远县西南）。乞伏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四一四年，灭南凉。四二八年，乞伏炽磐死，子乞伏暮末继位。西秦几个国王都是十分好战的人，连年与羌人、匈奴人、吐谷浑（青海游牧人，酋长是鲜卑慕容部贵族）人混战，西北地区化为炽烈的战场。四三一年，乞伏暮末战败，为夏所灭。

　　夏——赫连勃勃是匈奴族酋长，初为姚兴部属，四○七年，自称大夏天王。赫连勃勃是一个极端残暴的人，他把人民看作草芥，任意虐杀，对他的臣下，也随手惨杀。他搜罗一些汉族士人来助虐，因之战斗常获胜利，成为强国。四一三年，赫连勃勃发民众十余万户筑统万城（陕西横山县西）作为国都。城基厚三十步，高六丈余。筑城的土都经过蒸熟，筑成后用铁锥刺土，刺进一寸，便杀筑者，残忍刻暴民不堪命。城中宫墙厚三丈余，也用蒸熟土筑成，坚硬可以磨刀斧。宫中楼台高大，殿阁弘伟，装饰土木，极其侈丽。赫连勃勃杀民工和匠人至少有数千人。文士胡义周作《统万城铭》，歌颂赫连勃勃的功德，说是“庶民子来，不日而成”。胡义周一类士人的心，和赫连勃勃同样是一颗兽心，人民遭受无限的灾祸，在他们看来，却是应该歌颂的功德。

　　刘裕灭后秦，算是立了大功，留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赶忙回建康去夺东晋的帝位，关中的得失对刘裕是无足重轻的。赫连勃勃和他的军师王买德看中了这一点，四一八年，率大军进攻长安。刘裕留下的将帅互相残杀，沈田子杀王镇恶，王修杀沈田子，刘义真杀王修。这些将帅杀完以后，刘义真纵将士大抢掠，载着夺得的财物妇女，逃向潼关。车子太多了，一天只走十里路。赫连勃勃军追击，刘义真军全部覆没，刘义真逃归江南。赫连勃勃杀死刘义真军无数，积人头成大堆，称为髑髅台。长安居民以及刘裕军兵卒的损害和死亡是严重的，但是，刘裕只要自己做成了皇帝，别人的损害和死亡，根本都是些度外之事，不负丝毫的责任。

　　赫连勃勃取得长安，自称皇帝。四二五年，赫连勃勃死，子赫连昌继位。四二六年，魏攻夏，入统万，取长安。四二七年，魏取统万。赫连昌逃到上邦城（甘肃天水县西南）。四二八年，魏俘获赫连昌。赫连定据平凉，击败魏军。赫连定与魏连年战争。四三一年，赫连定灭西秦，掳秦民十余万口，想逃到河西去，渡河时被魏属国吐谷浑击灭。

　　在前凉旧境内的诸凉国

　　后凉——三七六年，苻坚灭前凉。苻坚要开拓西域，三八三年，令大将氏族人吕光率步兵七万骑兵五千往攻西域诸国，三八四年，吕光击败龟兹国兵和诸国救兵数十万人，西域三十余国都来归附。吕光用骆驼二万余头带着西方的珍宝、文物和天竺名僧鸠摩罗什东归。三八六年，占领凉州，都姑臧（甘肃武威县），建立后凉国。吕光死后，诸子互相杀夺。四○三年，姚兴灭后凉，得鸠摩罗什，大兴佛教。

　　南凉——三九七年，河西鲜卑酋长秃发乌孤占金城（甘肃皋兰县西北），自称西平王，黄河南鲜卑十二部大人都来归附。传至秃发檀（音奴nú），四一四年，被乞伏炽磐攻灭。

　　北凉——沮渠蒙逊，匈奴族酋长。四○一年，沮渠蒙逊杀吕光叛将段业，占领张掖，自称张掖公。四一二年，占姑臧，自称河西王。四一四年，听说刘裕将北伐，沮渠蒙逊害怕，派人到东晋称臣。刘裕灭姚泓，沮渠蒙逊更害怕，一个属官刘祥有事进见，沮渠蒙逊说，你听到刘裕入关，态度就和从前不一样了，立即把刘祥杀死。他深怕汉族人李氏建立的西凉国，因此专力对付西凉，四二○年，灭西凉。沮渠蒙逊占有西凉七郡，交通西域诸国，财物丰富，战争较少，在境内大兴佛教。沮渠蒙逊在姑臧南百里山崖中（今武威天梯山），大造佛像，千变万化，使人惊异。西域来了一个僧人昙无谶，在姑臧译出《大般涅经》等十几部大乘经典，对佛学有重要贡献。他自称有役使鬼神医治百病及多生儿子的秘术，沮渠蒙逊使女儿、媳妇到昙无谶处学男女交接术，淫风盛行，号昙无谶为圣人。魏太武帝拓跋焘，听说沮渠蒙逊得到这个圣人，派使人来强索，说是要和他讲道，如果不送出昙无谶，就动兵来讨伐。沮渠蒙逊坚决拒绝拓跋焘的要求，并且杀死昙无谶。四三三年，沮渠蒙逊死，子沮渠茂虔继位。四三九年，魏灭北凉。

　　西凉——凉州大姓李（音搞gǎo），四○○年，据敦煌，自称凉公。四○五年，迁都酒泉，想号召汉族人推倒沮渠蒙逊的统治。四一七年，李死，子李欲继位。四二○年，沮渠蒙逊灭西凉。

　　自三○四年匈奴刘渊起兵，至四三九年魏灭北凉，前后凡一百三十六年。在这个长时期里，黄河流域遭受割据者的破坏是极其惨重的。大抵汉族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下游地区，战争尤为剧烈。关中在苻坚姚兴统治时期，居民多少得到喘息的机会，比下游地区总算好了一些。凉州自前凉以来是战争最少的地区，汉族的经济文化都还能保持旧状；吕光通西域后，西方的佛教和文化东流，先在比较安定的凉州停留，再由凉州流向内地，因之凉州在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北部的重要

　　文化区，对北魏的文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张氏的前凉是西晋的残留部分，李氏的成国是农民起义所立的国家，与上述那些割据者应有区别。下面叙述前凉与成两国。

　　前凉——凉州大姓张轨，三○一年，受西晋朝廷任命为凉州刺史。西晋丧乱，张轨保卫州境，关中和中原人纷纷逃来避难，凉州成为中国北部唯一的安全地区，张轨所筑的姑臧城成为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张轨以晋忠臣自任，得汉族人拥护，内部较为巩固。张轨孙张骏始自称假凉王，但仍对东晋朝廷表示忠诚，借以维系人心。张骏死后，前凉渐趋衰败。张祚自称凉王，群臣切谏，说不奉戴晋朝，大失人心，一定要亡国。张祚杀谏者丁琪，第二年张祚被臣下杀死。张天锡做凉王，正是苻坚强盛的时候，三七六年，苻坚发兵来攻，张天锡战败投降，前凉亡。

　　成——晋惠帝时，巴族人李特随关西六郡饥民十余万人，流入蜀地求食。朝廷强迫流民限期归还本乡。

　　流民散在各地，为豪富家作佣工，不愿意还本乡，晋官吏暴力逼迫，并且在归路上设关，要夺取流民的财物。李特屡为流民请求宽限期，得流民感戴，成为流民的首领。三○一年，李特在绵竹（四川绵竹县）设大营收容流民，不到一月，聚众至二万，李特弟李流也聚众数千人。李特派阎或去见晋乎西将军益州刺史罗尚，请宽限期。罗尚正在布置军队，准备袭击流民营，欺骗阎彧说，你回去告诉流民们，我准许宽期了。阎彧说，人民看来似乎是弱的，但是决不可以轻侮。你待流民不合理，众怒难犯，怕要闯出大祸来。罗尚说，你说得对。我不骗你，你就这样去说吧。阎彧看透罗尚的诡谋，回来告诉李特。李特李流各率一营，等待晋军的进攻。果然，晋军步骑三万人来袭击，李特军反击，晋军大败。流民推李特为主，设立文武官，攻取广汉（四川广汉县）。罗尚为首的晋官吏，贪残愈甚，激起蜀民的怨恨。李特救济穷人，整顿军纪，得到蜀民的喜悦。蜀民唱青这样一首歌谣：“李特犹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罗尚），反更为祸”。这首歌谣说明李特被迫起义，是得民心的，是正义的，罗尚一伙西晋统治者必须杀逐。

　　西晋派遣几路军队助罗尚攻李特，都被李特军击败。三○三年，李特攻入成都城西部，纪律严明，居民安堵。罗尚据守成都南部。罗尚乘李特不备，袭杀李特。李特子李雄继领部众。经过几次大战，三○四年，李雄攻取成都，罗尚逃走。李雄占有益州（四川），自称成都王。与李雄称王同年，匈奴族刘渊自称汉王。

　　大地主道教徒范长生，在蜀民中有声望。李雄请范长生为丞相，号天地太师。免范长生家佃户的军役，租税全部归范长生所有。李雄得范长生为首辅，地位愈益巩固。三○六年，李雄自称皇帝，国号成。李雄在位三十年，刑政宽和，战事稀少，民赋每岁男丁纳谷三斛，女丁折半，疾病人又折半，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从农民战争中产生出来的成国，在当时全国范围内要算是无比的乐土。李雄选侄于李班为继嗣人，也是他还保存一些农民思想的表现。李班以为古时垦田均平，人人各得其所，现在贵人广占荒田，贫人无地可耕，富人有余粮出卖求利，这难道是均平的道理么！李雄很赞成他的意见，立他为太子。三三四年，李雄死，李雄子李期杀李班，自称皇帝。三三八年，李寿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三四三年，李寿死，子李势立。李势是个暴君，人心离散。三四七年，桓温伐汉，李势军败散，晋军攻成都，李势到军前投降，汉国亡。

第五节 十六国时期的文化

　　一 佛教

　　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是现实的地狱，是充满着战争、灾祸、死亡、毁灭等等恐怖事件的黑暗世界。生活在那时候的人，无论是得势处于统治地位的那种人，或者是失势被蹂躏的那种人，都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可靠的出路。那时候的人经历着忽兴忽败忽生忽死十分无常恶梦般的境地，自然而然地要发生迫切的问题：救星在那里？为什么是这样？少数族豪酋据中原称帝王，精神上是怯弱的，匈奴族靳准所谓“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足以表达这些帝王的怯弱心理。他们希望获得一种根据来壮自己做中原帝王的胆，但是，在汉族传统的文化里是找不到的。他们也希望获得一种神奇的法术来帮助自己取胜，但是，儒学玄学里没有这种法术，连兴妖作怪的道教在当时也还不敢自夸有大法术。这些制造现实地狱的帝王和他的随从者固然迫切地想寻找救星，沦陷在地狱中遭受无边苦难的各族民众，当然更迫切地要寻找救星。救星在那里，成为整个地狱中人的共同问题。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解释的遭遇，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碰到。“天道福善祸淫”，“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一类训条，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已经发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疑问。特别是在大乱的时候，一切疑问更集中地表现出来。为什么是这样，也成为整个地狱中人的共同问题。这两个问题，使得利害抵触的各种人群，同样都看不出什么是自己的出路。

　　佛教给各种人群送来了一条共同的出路。它有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它有人死后受公平赏罚的天堂和地狱，它有神通变化的法术，它有丰富的唯心主义哲学，这样，人人都找到自己的出路了。因果报应说尤其是解答问题的关键。释慧远因有人怀疑善恶没有现验，特作《三报论》。他说，报应有三种：善人恶人当身受报，叫做现报。善人恶人当身不受报，来生一定要受报，这种报应叫做生报。比如说，现在的善人受了恶报，现在的恶人受了善报，因为现在的善人前生是恶人，现在的恶人前生是善人。还有一种叫做后报。一个人做了善事或恶事，要经过二生、三生、百生、千生才受到报应。有了这三报，还有什么事可以怀疑的呢！佛教和其他宗教幻化出各式各样的灵魂世界，主要是用来诱骗现身受苦受难的民众，教他们安心受苦难，准备来生受善报以至登天堂。汉族原有的儒家道家学说，都以一生为限，不讲前生与来生，在这一点上，比起那些宗教来，应该说是属于唯物论方面的了。但是，也就在这一点上，被外来的佛教取得喧宾夺主的优势。

　　石虎尊敬佛图澄，大兴佛教，有一次，东晋军来攻伐，石虎不利，发怒说，我奉佛供僧，却来了晋寇，佛有什么用。第二天，佛图澄见石虎说，你前生是个人商人，曾在西方佛寺设大会，顶会的有六十个罗汉，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有一个得道的人预言过：这个施主后身要在晋地作帝王。现在你果然做了皇帝，难道不是前身奉佛供僧的好处么？石虎听了这套鬼话很喜欢，显然胡人做中原帝王是有根据了，并且这一生奉佛供僧，下一生做皇帝更可靠了。怀着怯弱心理做帝王的人，对什么小乘大乘那些佛教哲学都无所谓，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因果报应和神奇的法术。

　　石勒石虎尊奉佛图澄，受苦受难的民众，不少人削发出家，求佛图澄的保护。石虎感到不利，提出无爵秩的百姓是否有权奉佛和百姓为避役（兵役摇役）奉佛，是否需要审查两个议题，令群臣详议。王度等依据汉魏旧制，主张凡汉人一概不许到寺庙烧香礼拜；上自官员，下至役隶，也一概不许拜佛；凡赵人（羯族人）已出家者一概还俗。这是汉族传统文化对外来宗教的排斥，当然要引起佛图澄等人的反攻，石虎终于顺从佛图澄，下令说，我不是汉族人，做了中国的皇帝，理应兼奉中国神和外国神。凡夷（羯族以外的非汉族人）、赵（羯族人）、百姓（汉族人）愿意奉佛的人，一概允许出家做和尚。石虎下了这道命令，佛教才真正发展起来。当时佛寺大抵是由下列三种人构成的。

　　寺主——《十六国春秋·石虎传》说“是时百姓因佛图澄率多奉佛，皆营造寺庙，削发出家”。这里所谓百姓，就是有钱有势的官员和豪强。他们出钱造寺庙，一方面为求来世的福，一方面为获当前的利。有了寺庙，寺主可以得到信徒的布施，可以役使下级僧众。势家豪姓向来占民户作自己的荫户，十六国时尤甚，例如前燕慕容时王公贵戚占民户为荫户，至少在二十万户以上。不过，这和国君有利害冲突，要保持荫户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寺主役使下级僧众，实际是变相的占有荫户，形式上却是奉佛供僧，不违国法。因此，出家的寺主或不出家的寺主（如石虎的官员张离、张良家富，事佛起大塔），都是大地主的一种。

　　道人——道人也称道士，是通晓佛教哲学的僧人。这种人多出身于寒苦的士族，钻研佛学，以传教弘法为出路。他们可以作寺主的重要辅佐，也可以上升为寺主。不论他们是贫僧还是富僧，都属于地主阶级。

　　下级僧众——劳苦人民在经济总崩溃时期，物质的解救是绝望的了，他们追寻着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质的解救。佛教的那一套正好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安慰，或者说，正当他们痛苦呻吟穷而无告的时候，佛教送来了鸦片烟，不难想见，很多人愿意接受这种麻醉品。他们进入寺庙，不能不劳而食，当然要受寺主的役使，不过，比起普通民众来，有免税免役的权利，在物质上也算是找到了出路。下级僧众对寺主是变相的荫户，对民众却是剥削者欺骗者的助手，虽然他们的出家，是由于暴政的驱迫，但既为僧众，就不再是普通民众的一部分。

　　石勒石虎是十六国时期最著名的暴君，尤其是石虎，比猛虎还凶猛得多，可是佛教正通过二石的凶残才开始大放光明，足见宗教的光明以世俗社会的黑暗为基础，社会愈黑暗，宗教愈光明，反过来，社会愈光明，宗教愈暗淡，一直到完全消灭。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黑暗面总是存在的，因之宗教也总不会失去它的基础。

　　十六国时期佛教盛行，与三个大僧人的传教关系极为密切，下面略述三个大僧人传教的事迹。

　　佛图澄——佛图澄能背诵数百万字的经卷，并精通文义，是一个杰出的佛学者。西晋末，到中国传教，恰好遇着大乱，给佛教开辟了畅通的道路。西晋在大乱前，士族中有认为名教中自有乐地，对鬼神主张敬而远之的儒学派，又有放浪形骸纵情享受主张无鬼论的玄学派、儒学派与佛教对立，玄学派采取佛经中某些哲理作清谈的辅助，并不信仰佛教。高僧如竺法护，只能专力译经，供玄学派的采取。当时佛教是玄学派的依附者，想独立发展是困难的。到了十六国，儒学自保不暇，对外来宗教失去抵抗力，玄学随着高级士族迁徒到江南，这才给佛教以独立发展的机会。佛教获得普遍的信仰，首先依靠它的法术。佛图澄是法术的能手，自称已经活了四百多岁，自称能念神咒役使鬼神，自称在手掌上涂些药物，能见一千里以外的事情，自称能听铃声，从铃声中得知吉凶。一句话，佛图澄是个十分机智的大骗子，石勒石虎两个虎狼般的凶人，也被佛图澄骗得心悦诚服，愿意出大力来提倡佛教。荒唐无稽的报应和奇异莫测的法术是传播佛教的重要条件，法术尤其是使人信服的先决条件。石勒召见佛图澄，先问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当场玩了一套魔术，石勒居然信服了。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为要取信于愚昧的人，总少不了使用各式各样的欺骗手段。这种手段盖上庄严神圣的装饰，就被称为法术或道术。

　　宗教仅仅依靠法术，还不能俘掳所谓有知识的人。它必须有哲学来阐发教义，使人们满足知识上的要求。佛教的哲学丰富深广，宗派众多，唯心主义的各种门道几乎应有尽有，足够引导坠入这个知识深渊里的人，各从所好，愈钻愈深，永远安居在虚幻的内心世界，自以为极乐。佛教有了这一类人，传教才有骨干，愚昧人群因法术而发生的信仰才能巩固。佛图澄对石勒石虎这群愚昧人专用法术，对所谓有知识人则传授哲学，培养了大批中国名僧，其中以释道安为最杰出。法术与哲学是佛教流行的两轮，缺一不行，佛图澄善于利用两轮，因而成为佛教的重要人物。

　　释道安——士族出身，十二岁出家。游学至邺，得佛图澄的赏识，被提拔为大弟子。道安是摆脱对玄学的依附关系、使佛教哲学独立传播的倡导人。东晋习凿齿说，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人”，足见他专力传播佛图澄的哲学部分。道安在北方传教多年，有弟子数百人。三六五年，道安率徒众往东晋境内传教，到新野分出一批人往扬州等地，自己到襄阳。前秦苻丕围攻襄阳，道安又分散徒众往各地传教，东晋名僧慧远就在这次分散中到荆州。苻丕攻下襄阳，道安到长安，大为苻坚所尊信。道安一生传播佛教哲学，从此佛教在思想领域内以独立的姿态流行于中国全境。佛图澄主要用法术惑人心，道安主要用哲学醉人心，佛教两轮的哲学轮，到道安才成为有力的一轮。

　　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天竺人，生在西域龟兹国。幼年通小乘学（主要讲有学）。后来又通大乘学（主要讲空学），名震西域。道安闻名，劝苻坚迎鸠摩罗什来中国。苻坚本有用兵西域的意图，派大将吕光率兵七万攻西域诸国，顺便取鸠摩罗什。前秦亡后，吕光据凉州，鸠摩罗什在凉州闲住十余年，精通汉族语文。姚兴火后凉，鸠摩罗什到长安。长安在苻坚时，道安等众多名僧聚会在一起，已成传教译经的中心地。姚兴时佛教更盛，鸠摩罗什到来，群僧有主，佛学达到十六国时期的最高峰。

　　鸠摩罗什主要事业是翻译经典。以前胡僧译经因不甚通达汉语，文句多晦涩难懂。鸠摩罗什改直译为意译，文句接近汉语，义理依据梵本。他临死时发誓说，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对翻译的忠实是很自信的。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晋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新经文美义足，在文士群中便于流传，佛教影响愈益扩大。

　　佛图澄的法术，道安的传教，鸠摩罗什的译经，合起来为佛教奠定了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 艺术、音乐

　　汉族传统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它的优良特征是征实，它的缺点是想象力不很丰富。古代传下来的神话不多，就是缺少想象力的一个明证。一切神话，是在想象之中，借想象之力，去克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并给自然力以形象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对事实来说，自然是一片荒唐话，但对艺术来说，恰恰是艺术的宝库和园地，没有丰富的神话，或者说，没有无边的幻想，要发展艺术是困难的。佛教拥有成套成堆的神话，传到中国来，可以补史官文化的不足，在艺术方面起巨大作用。中国古代规模宏大的艺术作品的产生，和佛教是分不开的。北魏统一中国北部，从竭泽而渔得来的物力足以创造这种大作品，但在十六国时，较小规模的创造也已经开始。北凉沮渠蒙逊在山崖中大塑佛像，《十六国春秋》说这些佛像“千变万化，惊人眩目”，足见塑像艺术很高。又说，泥塑佛像中有个土圣僧，身裁同人一样高，从远处望去，土圣僧总在行动，走到近处看，便静止不动。这个神话也说明塑术的高妙。

　　经十六国大乱，汉魏相传的音乐散失了，西方音乐正可以填补这个空隙。三四八年，天竺送给前凉音乐一部，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鼓、都昙鼓等，乐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后凉吕光通西域，获得更多的乐器（其中有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乐器）和歌曲。凉州在当时是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西方文化在凉州经过初步汉化以后，再向东流。音乐也是这样，隋燕乐九部，唐燕乐十部，除清商乐巴渝舞两部是汉魏旧乐，高丽乐来自东北，其余全是西凉乐和西方诸国乐，凉州乐的曲调尤为流行。

　　三 文学

　　十六国长期战乱，文学几乎绝迹。这不是说没有人作些诗赋，而是说缺少著名的作者。虽然如此，还有悲壮的《壮士之歌》和奇巧的《璇玑图诗》两篇遗留下来，也不妨说是以少为贵了。

　　陈安出身农民，西晋丧乱，据秦州（治天水，甘肃天水县），自号秦州刺史。陈安力大善射，又和部属同甘苦，深得民心。陇上氐羌都来归附，有众十余万。三二四年，陈安与刘曜大战，陈安战败被杀。刘曜徙秦州杨、姜等大姓二千余户到长安，氐羌也被迫投降刘曜。陈安代表汉人和氐人羌人反抗匈奴压迫者，死后，陇上人想念他，为作《壮士之歌》。歌末四句是“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河之水东河流，呵呵鸣呼奈子何，呜呼呵呵奈子何”，流露出深厚的情感。这首歌可以表现当时被压迫各族主要是汉族对压迫者愤怒对反抗者同情的普遍心情。

　　苻坚部将窦滔镇守襄阳，窦滔妻苏若兰年二十三，被留在家里，用五彩丝织成一幅锦字回文诗，寄给窦滔。全幅横直各八寸，二十九行，每行二十九字，凡八百四十一字。按各种读法，可得各体诗二百余首。窦滔得诗，叹为“妙绝”，送走善于歌舞的宠妾赵阳台，迎苏若兰到襄阳。苏若兰寄诗时说，我的诗自成语言，只有我的丈夫能懂得。用限制极严的形式，表达多样家常生活和夫妻间情爱，技术上是很奇巧的。武则天称为《璇玑图》，撰文说“纵横反覆，皆为文章（诗），其文点画无缺，才情之妙，超今迈古”，可称确评。不过，技术上的奇巧，不一定就是好的文学，只有丈夫能懂的语言，文学价值也就很有限了。苏若兰所著文词有五千多字，《璇玑图诗》因奇巧得传。

　　四 儒学

　　佛教可以欺骗广大劳苦民众，少数族统治者自然乐于利用，但儒学是汉族地主阶级传统的政治工具，要和士族合作来建立国家，废弃儒学，专行佛教，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刘渊刘聪刘曜都是汉化的匈奴人，他们所用文臣，多是匈奴族汉族的儒生，在汉国前赵国，儒学保持独尊的地位。石勒石虎汉化较浅，容易接受佛教，可是并不放弃对儒学的利用。石勒在襄国立太学，又增设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几所小学，太小学各置博士教授五经。石勒受礼教的影响，下令禁止国人（羯人）报嫂（兄死，弟娶嫂为妻）、居父母丧时仍行嫁娶等旧俗。石虎令郡学增设五经博士，又令学博士到洛阳写石经，优礼天水名儒杨轲。石虎虽然昏虐无道，但是懂得怎样利用儒学和佛教。前燕慕容氏汉化最深，前燕专用儒学，不行佛教。前秦苻坚大兴学校，每日亲到太学，考核诸生经义的优劣。在王猛当政期间，恢复魏晋士籍，凡“正道”（儒）“典学”（经学）以外的左道异端一概禁止，谈老庄图谴之学的人处重刑，佛教也受到限制不得流行。王猛死后，苻坚才倾向佛教，攻破襄阳得释道安，备极尊崇，长安成为儒佛并盛的重镇。后秦姚兴时，儒学更盛，学生多至一万数千人。小国中前凉儒学最盛，敦煌因远在边境，兵祸较轻，财力殷富，因而儒学尤盛。在前凉，如宋纤有弟子三千余人；酒泉人祁嘉到敦煌学宫读书，博通经传，开门授徒，有弟子二千余人。在西凉，如宋繇读书数千卷，刘昞（音丙bǐng）著书多种，有学徒数百人。在北凉，如阚骃撰《十三州志》。敦煌是凉州文化的中心。敦煌儒生保持东汉以来的今文经学，多擅长阴阳术数图谴之学，儒生以外，还有不少擅长技艺的人。如索丞善于弹筝歌唱，悲歌能使欢乐人掉泪，改换歌调，能使掉泪人欢乐起舞，当时号为雍门调。又如张存善针术。张存有奴常常逃走，张存用针刺奴，使脚缩不能行动，要使用时，用针刺便能动。

　　敦煌是佛教流入内地的第一站，在这个站上，有今文经学以及音乐医药各式各样的接待者，宾主间有气味相投处，利害上又不发生什么抵触，佛教和西方文化的流入，敦煌恰好具备着顺利接受的条件。

　　因玄学的兴盛，儒学在西晋时已进入衰运。十六国时佛教盛行，儒学又受到更大的压力，儒生只能传授经学，不敢反对佛教。东晋儒学对佛教还有些抵抗，十六国儒学比起来显得更衰落了。不过，儒学即使衰落，在政治上仍保持崇高的名义，维持封建秩序的礼制，总必须依据儒学。

简短的结论

　　自二九一年，西晋贾后专权起，至四三九年，北魏统一中国北部止，前后一百五十年的长期战乱，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黄河流域遭受几乎彻底破坏的黑暗时期。二八○年至二八九年号称天下安业的太康年间，恰恰成为长期大战乱爆发前可怕的暂时寂静。

　　晋武帝统一中国，是东汉末年以来的一个进步，他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统一和人民的积极性措施，也应该予以肯定。但是，他至少做了两件倒退的事伏下了大战乱的引火线。第一是西汉景帝以后，皇子受封为国王，除在国内收取规定的租税，并无其他权力。曹魏设禁尤为严厉，国王等于囚犯。晋武帝大封皇子和宗室为国王。国王有文武官有兵有民，在国内是实在的统治者。这种分封制度，倒退到西汉景帝以前的状况。第二是曹魏严防外戚干预政权，纠正了东汉外戚宦官相互争夺的惯例。晋武帝重用外戚，倒退到东汉的状况。历史是前进的，那怕是极迟缓的前进，倒退一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司马氏收买一部分高级士族，组成司马氏集团，夺取曹氏政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对另一部分高级士族组成的曹氏集团充分使用了险诈残忍的手段，对本集团则尽量纵容优待，换取这些人的拥护。统一中国后，朝廷上新气象很少，相反，险诈残忍贪污腐朽的气氛更浓厚了。

　　执掌政权的高级士族由司马氏诸王公、外戚、高门（大臣和名士）组成。这群人中间，外戚与诸王公、外戚与外戚、王公与王公有复杂的利害冲突，高门与诸王公外戚也有矛盾，但主要是高级士族和中下级士族间的利害冲突。

　　在高级士族的贪暴统治下，西晋社会间存在着三个乱源：第一，被高门压抑的中下级士族投奔诸王公、外戚和少数族豪酋，企图突破门阀限制，取得自己的富贵。高级士族和少数族豪酋（石勒是农民，但在羯族中是豪酋）是地主阶级中作乱的阶层，中下级士族是地主阶级中助乱的阶层。作乱者和助乱者都急于乘机动手，大战乱就在这些人的活动里接连爆发了。第二，居住边境上和内地的少数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从游牧转化为农民，当然是愿意安居乐业的，可是，西晋统治者的残酷压榨，迫使少数族农民不得不寻找生路，要求起兵反抗。这种合理的要求，被本族豪酋利用，从反晋战争引导到各族间混战。第三，汉族农民被西晋统治者压榨，大量流亡。在蜀地，流民发动了起义。在黄河流域，因为匈奴族起兵在先，流民有些附和匈奴族共同反晋，有些随从乞活帅反抗匈奴军，有些投靠坞主壁帅（豪强大姓）守地自卫，有些逃到边境外依靠游牧族的豪酋。这种混乱分散的情况，使得农民不能组成庞大有力的起义军，同时也就助长了非汉族豪酋和汉族豪强大姓的割据势力。

　　二九○年外戚杨贾两姓争权之乱，促使各种矛盾开始爆发了。从而引起三○○年开始的诸王混战，再从而引起三○四年开始的刘渊起兵反晋，到三一六年，西晋朝廷完全覆没。从此，以反晋为名的战乱转入五个少数族豪酋相继混战的阶段。

　　匈奴族羯族表现破坏性最为猛烈，鲜卑族（慕容部）、氏族、羌族政治比较良好，黄河流域人民得到暂时的喘息。前秦败亡后，在前燕、前秦及前凉旧境内，纷纷出现许多割据小国，这时候鲜卑拓跋部强大起来，逐渐消灭这些小国，统一了中国北部。

　　在长期战乱中，汉族人民锻炼了坚固的民族性。冉闵对羯人的报复，苻坚的攻晋大败，姚泓的战败被俘，都是汉族人民不愿接受非汉族人的统治，有机会就要推翻它的显例。

　　由于五个少数族的豪酋都曾取得中国土地上的统治地位，本来居住在偏僻山谷里和居住在边境外的大批本族人，被吸引进入统治区内的较好地方，生活和文化都得到提高。本族豪酋失势以后，他们也就逐渐和汉族融合了。

　　西晋高级士族过着极度腐朽的生活，极度腐朽的玄学思想得以发达起来。十六国时期，社会变成现实的地狱，宣扬天堂乐趣的佛教得以广泛流传。佛教能麻痹劳苦群众的斗争性，因之从石勒石虎开始，统治者利用儒学以外，更着重地利用佛教。

第五章 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东晋和南朝

——三一七年——五八九年

第一节 五个朝代的更替

　　东晋朝 三一七年至四二○年

　　东晋朝的开始——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算是较为安静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三○七年，晋怀帝任命琅邪王（邪音牙yá）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晋愍帝时改称建康）。司马睿有了这个职位和地盘，来投靠的士族也就多起来，成为长江流域的中心势力。三一六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三一七年，司马睿被推戴为晋皇帝（先称晋王，三一八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

　　晋元帝（司马睿）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宗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依靠王导的支持。王导出身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长江流域建立起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自东晋至陈亡约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这个措施说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完全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北方来的士族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间、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便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的事业就在于调剂这些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

　　王导劝晋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这些名士避乱南来，得到官职，算是有了安身地。其中有不少人怀疑晋元帝能有什么作为，例如桓彝，初到时见晋元帝势力单薄，对人说，我到这里避乱，原想得个安全，不料如此不济，看来难有前途。和王导谈话以后，知道他有些办法，才安心任职。大部分名士更是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音蚁yǐ）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只是黄河边（洛阳名士多在黄河边宴会）换了长江边！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土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陆机荐贺循表里说，扬州士人现在还没有人做到郎官，荆州和江南士人做京朝官的一个也没有。南方士族对中原士族的独霸仕途，当然不能满意。王导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晋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从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广东广州出土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东晋永嘉砖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士族间必须说洛阳话，通婚姻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就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北方食品）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音仓cāng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江苏宜兴县）强族周��，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优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伙枪子气死的，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土的豪强，谋起兵攻王导、刁协等。事败后，王导因周氏强盛，不敢追究。在晋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导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争取南北士族间相对的平衡，由于王导的忍让，基本上是成功了。

　　王导在政治上取得这些成功，关键在于给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同时流亡士族保持原来的籍贯，凭借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从北方流亡来的民欢，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又是流亡士族的出路。所以，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穷困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

　　流亡士族的权利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百家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派人帮助贾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谱》，共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弼之、贾匪之、贾希镜祖孙三代传谱学。贾氏《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如贾希镜受枪人王泰宝的贿赂，冒入琅琊谱，经王晏揭发，贾希镜几乎被齐明帝杀死）。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长江流域。

　　就在晋元帝登位以前，也不曾显出有什么开国的新气象。陈给王导信里说，西晋朝所以颠覆的原因，正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选拔贤能，共谋中兴。王导不听他的劝告。陈看到王府官属，贪图安逸，不管职事，写信给晋元帝说，现在官员都继承洛都积弊，看来前车覆了，后车还不知警戒。晋元帝也不听他的劝告。陈屡发正论，被名士们逐出王府去做郡太守。陈的劝告和被逐，正好说明东晋政权是一个怎样腐朽的政权。

　　三一八年，晋元帝改称晋王为晋皇帝。登帝位受百官朝贺时，晋元帝三四次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因为姓司马有权被推为皇帝，其他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家人占有，他想选用自己亲信人也不能无顾忌。当时人们说“王与马，共天下”，实际是司马氏势力远不敌玉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的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平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皇帝来维持这种平衡。

　　王氏当权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从来不作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那时候称皇帝不算迟。周嵩说忠直活，几乎被杀死。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熊远说忠直话，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谁主张北伐，谁就被排斥，至于实行北伐的祖巡，当然要遭到冷酷的对待。祖逖是当时最识大体最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友数百家来投晋元帝，要求率兵北伐。三一三年，晋元帝给他豫州刺史名义，又给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叫他自己去募兵、造兵器。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祖进军纪律严明，得广大民众的爱护，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全部土地。晋元帝给祖逖镇西将军的称号。三二一年，祖逖准备渡黄河击石勒，收复河北。晋元帝却派仅有虚名的戴渊做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真正出征的祖逖官职是镇守；根本不出征的戴渊官职是出征，而且祖逖己收复的和未收复的州，都归戴渊统辖，这显然是不信任祖逖的表示。当时王敦和晋元帝对抗，东晋内乱势必爆发，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成病，就在这一年死去了。晋元帝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对自己的帝位不利，却不想想专和臣下在内部计较权利，自己原来就很有限的一些威望将愈益缩小，对帝位的保持更加不利。格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晋元帝正是这样的一个庸人。

　　晋元帝登帝位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奉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暗中作军事布置。王导被疏远，仍能保持常态，士族一般都同情他，刘隗、刁协反陷于孤立。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夺。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三二二年，王敦在武昌起兵反晋，刘隗等人战败，王敦攻入建康。王导和朝官们消极抵抗，王敦无法实现他的篡夺野心，只好退回武昌。三二三年，晋元帝优愤病死，晋明帝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加紧谋篡夺。三二四年，晋明帝乘王敦病重，发兵谋讨王敦。王敦派兵来攻建康，被晋军击败。王敦病死，篡夺帝位的战争告一结束。

　　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荣，不干涉强大族的权利，那末，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呈现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图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引起强大族的不满，野心家便乘机而起，要篡夺司马氏的帝位。归根还是那些强大族保护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势力又趋于平衡。晋元帝信任刘隗、刁协，并且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这是和王氏势力不相容的。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杀逐这些人。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篡夺，王导便宣称“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表示坚决的反对态度来维持帝室。

　　东晋朝在三九九年农民起义以前，重大政治事件的演变，本质上无非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反复表现。

　　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间的矛盾，当然是严重的。东晋政治是西晋政治的继续。首先是用人，“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和西晋完全相同。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横行不法，人民的痛苦，从这两句话里也就可见一般了。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顾和不说话。王导问他听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的首辅，应该让吞舟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考察官都追悔自己不该说话。这说明有势力的人做了任何不法事，王导连听也是不愿意听的。扬州设立侨郡县，收容北方逃来的民众。他们不愿意屈服在非汉族的统治之下，背离乡土，流亡到南方，可是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三二一年，晋元帝下诏：中原良民遭难在扬州诸郡当奴隶或佃客的人，免除他们的身分，奴隶改充兵士，佃客改充运输兵。戴渊作征西将军，部下有奴隶改充的兵一万人。可以当兵的奴隶多至一万，当然还有老弱不能当兵和被主人隐藏的人，人数可能比当兵的人更多些，当佃客的人数也不会比奴隶少。这个数以万计的奴和客，都是有血气的中原民众，因为他们有血气，流亡到南方，却被士族强迫作奴客。这自然也是王导连听也不愿听的一件小事，但东晋人民所受压迫的严重，从这件小事里可以推知了。东晋民众对统治集团是不可能有好意的，不过它终究是汉族政权，民众希望它抵御北方非汉族统治者的来侵，更希望它能北伐。因此，后来想打破大族间势力的平衡，从而夺取东晋帝位的人，总是借北伐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东晋朝的持续——晋元帝晋明帝在位共九年（三一七年——三二五年），在上述情况下，东晋朝算是确立起来了。自晋成帝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农民起义，共七十四年（三二六年——三九九年），情况同开始的九年区别不大，东晋朝也就象开始的九年那样安而复危，危而复安地持续着。

　　王导保持安的方法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各自满足他们的要求，朝廷不加干涉也不加抑扬。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晋成帝时，外戚庾亮当权。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斥王导，疑忌上游重镇荆州刺史陶侃，任意杀逐大臣，引起各势力间的不安。三二七年，野心家历阳（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寿春（后改称寿阳，安徽寿县）镇将祖约以杀庾亮为名，率叛军攻入建康。幸得陶侃、温峤起兵救援，三二九年，击破苏峻祖约军。王导又执政，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庾氏势力不得专擅朝政，转移到上游，宣称以北伐中原为己任，企图建立起自己的根基。庚亮庾翼兄弟相继镇守武昌，占有了东晋朝重要领土的一半。三四五年，庾翼临死，让他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东晋朝廷不允许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用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东晋朝又出现篡夺事件。

　　桓温是当时最有才干的野心家。他做了荆州刺史以后，积极对外发展。三四七年，桓温灭成汉国，收复蜀地，威名大振。东晋朝廷疑惧，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和桓温作对。桓温伐前秦伐前燕，都遭致失败，损害了他的实力和威望，在王谢两大族抵制下，桓温篡夺的野心未能实现。三七三年，桓温死，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

　　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弟桓冲做荆州刺史，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问势力平衡的作法分不开的。谢安的作法是“镇之以和静”。三八三年，晋兵大破荷坚的南侵军。谢安乘前秦国崩溃，使谢玄等率诸将北伐。三八四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三八五年，猛将刘牢之进入河北名都邺。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对外。

　　谢安立了大功，内部和睦状态又开始破坏。当时的皇帝是整天酒醉昏迷的晋孝武帝。他重用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是一个整天昏醉的酒徒，引用一批奸人作爪牙，合力排斥谢安。三八五年，谢安病死，朝政全归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委任儿子司马元显当政。帝室间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兄弟争夺权力，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争夺权力，同时帝室与大族间也展开权力的争夺。三九八年，京口（江苏丹徒县）镇将王恭联络藩镇殷仲堪、桓玄、咦楷等起兵反帝室。王恭被杀，藩镇推桓温的儿子江州（治武昌）刺史桓玄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

　　司马道子父子当权，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司马道子当权的初期，儒生范宁就说现在边境上没有战事，国家仓库却空匮无物，现在民众服徭役，一年里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生下儿子不能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好比在着了火的柴草上睡觉，国家危亡就在眼前了。司马道子父子一伙人当权十多年，受尽苦难的东晋民欢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恶政。

　　依靠大族支持和民众容忍而存在的东晋朝，在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和民众起义反抗的情况下，不得不归于崩溃。

　　东晋朝的崩溃——桓玄为盟主的诸藩镇，占据建康以西的州郡，朝廷政令只能施行在东方的会稽（治山阴，浙江绍兴县）、临海（治章安，浙江临海县）、永嘉（治永宁，浙江永嘉县）、东阳（治长山，浙江金华县）、新安（治始新，浙江淳安县）、吴（治吴，江苏吴县）、吴兴（治乌程，浙江吴兴县）、义兴（治阳羡，江苏宜兴县）八郡，一切残酷的剥削自然也集中在八郡民众的身上。司马元显为防御王恭等人的进攻，调东方诸郡“免奴为客”人集合建康充当兵役，号称“乐属”。这又引起地主（乐属的主人）和佃客（乐属）的怨恨。五斗米道徒士族孙恩乘民心骚动，三九九年，从海岛率徒党百余人攻破上虞县（浙江上虞县），又攻破会稽郡，部众骤增至数万人。其余七郡同时起事，攻杀晋官吏、响应孙恩，不到十天，孙恩有众数十万人。孙恩的徒党号称“长生人”，是一群奉五斗米道的亡命无赖。孙恩和这群人专事屠杀掳掠，破坏不遗余力。会稽是王羲之谢安等北方士族聚居的名郡，吴郡、吴兴（包括义兴）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地，这三郡号称三吴，是东晋朝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当然，士族所在地的民众，受士族的压迫是说不尽的，对士族的仇恨自然也是难以抑制的，愚蠢而疯狂的野心家孙恩等人利用民众的积怒，纵徒党杀人，甚至婴儿也不能免死。晋将谢琰刘牢之率兵来攻，孙恩徒党在诸郡烧仓库，毁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掳掠妇女财物，都逃到会稽郡来。谢琰收复义兴吴兴两郡，刘牢之收复吴郡，进军到浙江边。孙恩起初听说诸郡响应，对徒党们说，天下没事了，我带你们到建康享福去。后来听说刘牢之到了浙江边，对徒众们说，我割据浙江东部，还可以做个越王勾践。等到刘牢之军渡过浙江，孙恩对徒众们说，我是不以逃走为羞耻的。孙恩掳男女二十余万人逃往海岛。此后孙恩连年从海路入寇。四○一年，孙恩率舟师十余万人自海路突袭京口，逼近建康，司马道子惊骇，不知所措，赖刘牢之部将刘裕奋勇进击，大破孙恩军。刘牢之等援军赶到建康，孙恩屡次战败，又逃入海岛。四○二年，孙恩入寇临海郡，被晋兵击败。孙恩穷困投海自杀，徒党和妓（奏音乐的妇女）妾说他成了水仙，跟着投水的多至百余人。被孙恩掳去的二十余万人，三四年间，不是战死溺死，便是彼贩卖作奴隶，到孙恩死时只剩下数千人。孙恩连年从海岛入寇，前后数十战，又杀死民众数万人。

　　孙恩死后，余众推卢循为首领，被刘裕追击，泛海逃走。四○四年，卢循攻陷广州，以后连年入寇，四一○年，率兵十余万逼近建康，被刘裕击败，卢循逃到交州。四一一年，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杀卢循。孙恩在败逃入海以前，多少还算是率领农民起义，卢循则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乱。

　　正当东晋朝全力攻击孙恩的时候，桓玄乘机吞并上游诸藩镇，占有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三吴破败，东晋朝失去了依靠，成为仅有空名的朝廷。桓玄认为灭晋称帝的机会到了，与孙恩军逼近建康同时，桓玄在江陵聚众，谋夺取建康。四○二年，司马元显发兵要进攻桓玄，桓玄军却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政权全归桓玄。四○四年，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

　　东晋朝是王谢瘐桓四大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王谢瘐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的大族，骄奢淫昏毫无才能的桓玄便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东晋朝。

　　孙恩乱后，东方诸郡大饥，一向腐朽的士族中人，这时候披着精制的罗衣，抱着心爱的金玉，关着大门整家整家地饿死。他们连掘些草根充饥的本领也没有，当然不会有人起来和桓玄争夺帝位。但是，桓玄也是腐朽已极的一人，他不可能维持既得的地位。当时存在着一个能够消灭桓族势力的人物——刘裕。桓玄刚登上帝位，刘裕便在京口纠集力量，率众一千七百人攻入建康，桓玄逃回江陵。晋兵杀桓玄，灭桓氏一族。刘裕恢复晋安帝的皇帝名义，自己在政治上武功上积极准备威望。四二○年，刘裕废晋帝，建立起宋朝。

　　东晋朝十一帝，首尾凡一百零四年。

　　宋朝 四二○年至四七九年

　　刘裕出身破落的低级士族。东晋初，刘家避难，从彭城迁居京口。刘裕幼年贫穷，不得读书，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他又是个酷爱赌博的无赖，曾因赌输，被京口大族刁逢缚在马桩上索赌债。这种经历使得刘裕懂得劳动民众的疾苦并具有冒险求利的性格。

　　京口是从北方各地流亡来的士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号称北府，与历阳同为扬州重镇。居民风俗强悍，敢于从军。谢安辅政，举谢玄为将。谢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刘牢之等人。刘牢之常领精锐当前锋，战无不胜，号称北府兵。肥水大战，荷坚军崩溃，晋军前锋五千人，就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兵。三九九年，刘牢之击孙恩，刘裕在刘牢之部下当小军官，勇悍善战，屡立大功。刘牢之部下诸将，抢掠财物，比盗贼更凶，独刘裕约束部属，纪律严明，大得民心。从此，刘裕成为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击灭孙恩卢循，主要是刘裕的功绩。

　　四○四年，桓玄篡晋，刘裕在京口约集失意士人密谋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刘裕击败桓玄，掌握东晋朝政权。后来积累战功，打下帝业基础，和晋元帝依靠大族推戴的情形完全不同。刘裕所创的宋朝，皇帝独掌大权，主要辅佐，多选用寒门，原来的高门大族，只能做名大权小的官员，难得皇帝的信任。削弱士族的政治势力，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宋朝国内的统一程度远非强藩割据的东晋朝所能比拟，政权大大增强了。

　　当时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出现强大的魏国，如果没有统一的汉族政权，鲜卑人几次大举南侵，很有可能并吞长江流域，摧残发展中的经济和文化。所以，刘裕消灭纪纲不立、豪强横行的东晋朝，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宋朝，对汉族历史是一个大的贡献。

　　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氏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灭晋而进行北伐。同时也为消灭国内割据势力而进行统一战争。

　　四○九年，刘裕攻南燕。四一○年，破南燕都城广固（山东益都县），灭南燕，收夏青州。卢循乘刘裕北伐，率军向建康进攻，刘裕亲率精兵回建康，击败卢循。四一一年，收复广州。四一二年，攻破江陵城，杀割据者刘毅。四一三年，刘裕遣将军朱龄石收复成都，杀割据者谯纵。四一五年，刘裕遣将军工镇恶攻克襄阳，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东晋境内在刘裕势力下全部统一了。四一六年，刘裕率将军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陆并进，攻后秦国，沿途收复滑台（河南滑县）、许昌、洛阳等重镇。四一七年，刘裕军攻破长安，灭后秦国。刘裕出关回彭城，留守军内乱，四一八年，关中被赫连勃勃夺去。这次北伐，胜利是巨大的，关中虽失去，自潼关东至青州，却成为宋朝的疆土。后来宋魏间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

　　东晋初，设立侨郡县，凭空增添官职，用以安置流亡士族。四一三年，刘裕实行土断法，令北方流亡来的士民，就所居地作为土著，与南方土著同等待遇。许多侨郡县从此省去，有利于行政统一和节省开支。

　　东晋朝重要地区用大族作镇将，因而形成割据的局面。刘裕改用皇子作镇将，特别是荆州江州两镇，所统兵甲占全国兵甲的半数，更非选皇子不可，从此建康朝廷不再受大族重镇的威胁。

　　刘裕完成了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措施，东晋朝显然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四二○年，刘裕很自然地建立起宋朝。四二二年，宋武帝（刘裕）死。四二三年，北魏攻夺宋地，司州（治洛阳）全部，青州、兖州、豫州大部，被北魏夺去。

　　四二四年，宋文帝即位。长江流域在宋文帝统治的三十年中，呈现东晋以来未曾有的繁荣气象。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元嘉（宋文帝年号）时期才真正开始。

　　宋文帝凭借富强的国力，经常出兵击魏，想收复黄河以南土地。魏太武帝勇武善战，统一黄河流域后，有吞并江南的奢望。四五○年，南北两个全盛的国家，爆发了决存亡的大战争。

　　四五○年，魏太武帝自率步骑十万攻宋悬瓠城（河南上蔡县东），宋将陈宪坚守苦战，魏军死伤甚重，败退。接着，宋文帝发大军，分水陆数路北伐，魏太武帝也发兵号称百万渡黄河来应战。宋将王玄谟率主力军攻滑台，被魏主力军击败。柳元景薛安都破魏洛州守军，收复陕城和潼关。宋文帝因王玄谟溃败，召还柳元景等军。四五一年，魏军乘胜攻彭城，徐州刺史刘骏（宋文帝子）决心坚守，魏太武帝攻城不克，率大军南行，攻盱眙城（江苏盱眙县）不克，又率军南行直到瓜步（江苏六合县境），声言要渡长江。宋沿江戒严，每户都得出丁男来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粮，前面有大江，后面有宋兵坚守城镇，只好退走。魏太武帝攻盱胎，向宋守将臧质求酒，臧质给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三十日，魏兵尸体高与城平，仍不能攻入，又只好忍辱退走。

　　这次大战争，宋兵力小，魏兵力大，宋进攻中原，失败是难免的。宋文帝并无战争经验，每次出兵作战，总要预先制定计划，限制将帅的机动性。交战的日期和时刻，也必须由宋文帝亲自决定。朝廷离战阵路途遥远，常常坐失时机，这也是遭致失败的一个原因。魏是野蛮的国家，每次作战，总是驱迫汉民在前阵，鲜卑骑兵在后面驰逐，汉民前进得慢一点，就被骑兵踏死。魏兵走到的地方，屠杀宋民异常残酷，少数人被捕捉到北方去作奴婢，算是幸运，多数人都被杀死。攻城尤其避免用鲜卑人。魏太武帝猛攻盯胎，给臧质信里说，我派出的攻城兵，都不是我国人（鲜卑人）。攻东北城的是丁零人匈奴人，攻南城的是氏人羌人。你杀死这些人，省得他们在我国内作乱，对我只有好处，你尽力杀吧！魏兵作战就是这样消耗大量非鲜卑人的生命来进行的。魏太武帝南侵失败，尽量发泄了他的所有野蛮性。宋钥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地方，都遭受大破坏。魏兵一见丁壮人就杀，刺婴儿在长矛上，舞矛以为戏乐。掳去生口（被捕获作奴婢的人）一万多人，听说宋兵来追，把生口全部杀死。魏各军又捕捉宋民，驱回北方，有的捕得五千余家，有的捕得五万余家。魏兵经过的郡县，房屋被烧毁，变成一片白地，春燕归来，只好在树上造巢。宋从此国力大损，魏兵马死伤也过半数，南北两朝都疲惫，不敢再轻易较量兵力。

　　继承宋文帝的宋孝武帝是个暴君。他要更加增强皇帝的权力，厉行宋朝原有的典签制。每一镇将，不论是王或功臣，皇帝都派遣自己的亲信人去做典签官，代镇将掌实权或分掌实权，并且监视镇将的行动。他控制镇将愈紧，疑忌心也愈重，诸王因遭疑忌，先后被迫起兵作乱，宋朝廷从此陷入骨肉相残君臣互疑的一片混乱中。到宋明帝时，混乱愈益加剧，除了宋明帝自己的儿子，其余残存的诸弟（宋文帝子）和诸侄（宋孝武帝子）几乎全被杀绝。被疑忌的文武大臣，有的被杀，有的带城镇投降魏国。四六六年，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降魏，与魏军合力击败宋军，宋朝淮河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河以西九郡先后被魏夺去，南朝疆域又一次缩小。四七二年，宋明帝死，子苍梧王继位，内乱更加炽烈，一个不甚被疑忌的普通镇将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在内乱中造成势力。四七九年，萧道成灭宋朝，建立齐朝。

　　宋朝八帝，首尾凡六十年。

　　齐朝 四七九年至五○二年

　　齐高帝（萧道成）侨居南兰陵（江苏武进县）。出身“布衣素族”（寒门），原来并没有夺取帝位的野心。宋明帝大杀宗室和文武大臣，以为自己的子孙可以永保帝业，事实恰恰是为萧道成开辟了帝业。齐高帝知道他这个做皇帝的机会是难得的，急于想保持它，问儒者刘瓛（音桓huán）怎样才能久安。刘瓛说，想久安，要宽厚。宋所以亡天下，就是因为残刻。你如果以前车为戒，能宽厚待人，危可以得安，不然的话，只有危，不会有安。齐高帝很同意刘瓛这番话。

　　齐高帝改革宋孝武帝以来的暴政，提倡节俭，常说，让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泥土同价。他对民众的剥削比宋朝轻些，因而稳定了齐朝政权。他做了四年皇帝，临死时嘱咐继承者齐武帝说，刘氏如果不是骨肉相残，他族那得乘乱夺位，你必须深深记住。齐武帝遵遗嘱不杀诸弟，朝政也还严明，境内外十几年没有战事，南朝民欢又得到一个休息时期。齐明帝继位，又走上宋孝武帝宋明帝的旧路，大杀齐高帝齐武帝的诸子，引起内乱。他的继承者东昏侯，也和宋苍梧王一样，凶狂乱杀，臣属人人自危，内乱大起。五○一年，雍州刺史（镇襄阳）萧衍起兵攻入建康。五○二年，萧衍灭齐，建立梁朝。

　　齐朝六帝，首尾凡二十三年。

　　梁朝 五○二年至五五七年

　　梁武帝（萧衍）也是出身侨居南兰陵的素族，早年就博通欢学，尤其擅长文学，与著名文人沈约、任昉等齐名。四九八年，被任为雍州刺史。乘齐朝内乱，在镇准备起事。他比其他起事人准备得周到些，因之一举便成帝业。

　　梁武帝在位凡四十八年，国境内平静无战事，当时北朝已经衰乱，无力大举南侵，南北两朝间不曾发生决存亡的大战争。南朝在这一长时期里，应该是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好时机，可是，梁武帝恰恰是个伪善而残暴的、愚蠢而贪婪的统治者，他采用各种方法来维持他的政权，他又为社会大破坏造成各种条件，到末年爆发了侯景的大乱，接着爆发了诸王争夺帝位的大乱，整个长江流域遭受空前未有的普遍破坏，统治阶级的所有丑恶也都在大乱中暴露出来。

　　梁武帝看到东晋朝凭借士族的维持，国运延长到百余年，但皇帝无权，朝廷为大族所挟制。宋齐两朝用诸王作镇将，用典签监视诸王，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但骨肉相残，政权为素族所夺取。梁武帝依据这些经验，定出两条基本方针，企图取三朝的长处，改三朝的短处，建立起久安的梁朝。

一 恢复百家士族的权利 宋齐两朝用素族来压制士族，梁武帝按照东晋的经验，认为不如用士族来压制素族较为有利，因之东晋初的百家士族又被重视起来。徐勉作吏部尚书，熟悉《百家谱》，写给每一个人的文告里，都避这个人的家讳，表示对百家士族的尊重。五○八年，梁武帝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每州每郡每乡都有专官一人搜罗士人，推荐给朝廷，这种专官无疑是士族中人，被搜荐的人自然多数也是士族中人。用什么方法来安置这许多被搜荐的人呢？梁武帝令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又增设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分二十四班，共有名号一百二十五个。不入十品的将军，别有八班，共有名号十四个。又增设施于外国的将军（如镇远、抚北等名号）为十品，分二十四班，共有名号一百零九个。大批将军以下，当然还有更多的军官名号，文武官名号如此繁多，可以容纳许多人。从最低的第一班向最高的第二十四班，逐次升迁，可以销磨许多人的时光，计谋算是很巧的了。可是官数终究有限，并不能容纳愈来愈多的求官者，梁武帝因而又大增地方官。自东晋以来，侨州郡县和实在的州郡县逐渐增多，五一二年，梁境内共有二十三州，三百五十郡，一千零二十二县，地方官数目本来已经够庞大，梁武帝还嫌不够，又增立许多州郡县名目。到五四○年，共有一百零七州，按州的大小，分为五品：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下品州多在边地，在一个村落里就设立起州或郡县，刺史太守县令及僚属都用非汉族的本地土豪，和朝廷只是有时候发生一些贡纳关系。五品州以外，还有二十余州，根本不知设在什么地方，官自然还是有的。边境上镇戍地点，居民很少，为提高镇戍军官的官位，都给与郡名，一个军官往往兼任两三个郡的太守。自文武朝官至地方官，都有品第，按百家士族、寒门素族和非汉族土豪的门第高低以及势力大小来配合官品，大概求官的人都可以相应地得到做官或僚属的俸给，虽然寒门被排抑，不得任显职，但在得官较易这一点上，对梁武帝的安排不能不满意。

二 提高诸王的权力 尽管梁武帝增设大量的文武朝官和地方官，但政权的实际分掌者仍是诸王。宋齐两朝典签监视诸王的制度废除了，诸王成为有实权的藩镇。诸王犯大罪，也只行家教，训诲一番就算了事，想用这种骨肉恩爱来改变宋齐两朝的骨肉相残。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个奢侈放纵过度、贪财牟利无厌的人，用重利盘剥法夺取田宅邸（客店）店（商店），单是在建康的客店就有数十处。萧宏住宅内有库屋约一百间，关闭极严。有人告发萧宏谋反，库屋里藏的是兵器。梁武帝到萧宏住宅亲自逐屋检查，看到库屋三十余间，每间藏一千万钱，共有钱三亿以上。其余库屋满藏布、绢、丝、棉等杂货，不计其数。这都是巧取豪夺得来的赃物，梁武帝知道不是兵器，非常喜欢，对萧宏说，阿六，你家当不小！从此对萧宏更加信任。萧宏本来怕查出赃物得罪，经这一次检查，贪财成为合法的行为，搜括更无忌惮。其他诸王、公、侯，自然也要学萧宏的行为，因为贪财能得梁武帝的信任。梁武帝早年没有儿子，过继萧宏的儿子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太子萧统，萧正德还本，封西丰侯。萧正德失掉皇帝继承权，很不满意。五二三年，逃到魏国，自称废太子来避祸，希望魏国利用他来攻击梁朝。魏国正在内乱，待遇他很薄，萧正德失望，第二年又逃回梁朝。梁武帝哭着教训他，还给他西丰侯爵位。梁武帝的次子豫章王萧综，为南究州刺史，镇守彭城，五二五年，魏兵来攻，萧综投降魏军，梁朝失彭城重镇，将佐士卒死十分之七八，梁武帝仍封萧综的儿子萧直为永新侯。梁武帝这样来实行骨肉恩爱，恰恰为晚年准备了比宋齐两朝更丑恶的骨肉相残。

　　梁武帝对待亲属和士族，一概不用法律，这些人犯了罪，都可以得到宽免。对待民众却完全相反。民欢犯了罪，用法极严，如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被囚禁罚作苦工。剥削阶级的法律，本来都是为压迫民众而制定的，不过，梁武帝连伪装的公平也不要了。五一一年春，梁武帝到南郊祭天，路上有个老人挡住车驾，说道，你使用法律，对民众太严，对权贵太宽，不是长久之计呵！这个老人冒险替民众说了话，当然，梁武帝有他自己的一套不可变的作法。

　　梁武帝对民众是这样的残暴，但是，他有任何一个皇帝做不到的特殊伪装术来掩饰他的残暴。他在冬天，五更就起床办事，手冻得拆裂，也不停笔。这算是他的勤劳。即位不久，便按佛教的规矩，长斋素食，祭天地祖宗以及朝廷大宴会，也只用蔬菜，不用牲畜。他一天只吃一顿菜羹粗米饭。自称不是公宴，不吃公家饭，宫里人也不吃公家饭。意思是说，他和宫里人的生活费，不要国库来供给。至于生活费从那里来的，还不是用另一种剥削形式从民间得来。他穿的是布衣，挂的是木绵制的黑色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不饮酒，平时不听音乐。这些都算是他的节俭。任何时候他总是衣冠整齐，就在大暑大也一丝不苟；对待宫内阉宦，也是礼貌严肃好似对贵宾，更不用说接待士大夫的礼貌。这都算是他的谦恭。他专精佛教戒律，每次断重罪（杀普通民众），总要涕泣，整天表示不高兴；士族犯罪一概宽免，亲属甚至是犯谋反罪，哭着教诲一番也就算无罪。王侯横行不法，或者白天在大街上公然杀人，或者夜间派人出去抢掠，盗匪逃进王侯家，就没有人敢追捕。梁武帝完全知道这种情形，因为讲慈爱，所以让他们无恶不作。这都算是他的慈爱。五四六年，一个直臣贺琛上书指出梁武帝的恶政：第一，搜括极其残酷，民不堪命；第二，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第三，权臣玩弄威福，专找别人的罪过；第四，朝廷大兴土木，民众服役不得休息。贺深说的都是实话，句句揭穿梁武帝的伪装。梁武帝看了大怒，举出自己的节俭生活作证，辨明没有那些劣迹。贺琛不敢再说话，梁武帝依然用他老儒兼老僧式的勤劳、节俭、谦恭、慈爱掩饰着他的残暴。

　　仅仅依靠伪装，到底只能起有限的作用，梁武帝利用这些伪装以外，又拿出儒学和佛教两套办法来欺骗人。

　　兴儒学、制礼、作乐——五○二年，制定雅乐。五一二年，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一十九条，颁布施行。制礼作乐是儒学盛事，梁武帝即位，首先制成礼乐，连北方士族中也有人南望羡慕，想未投奔。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兴儒学。五○五年，梁武帝下诏提倡经术，在建康设立五经馆，每馆设博士一人，有学生数百人。学生生活费由国家供给，考试及格就给官做。不到一年，各地士人纷纷来投馆求学。这些投馆的士人无疑是寒门，他们有了做低级官的门路，自然也就满意了。

　　大兴佛教——自东晋至宋孝武帝，佛教在儒家、道教制约下，还不能独占上风。宋明帝开始佞佛，立湘宫寺，极其壮丽，自称功德极大。老臣虞愿说，这都是百姓卖儿贴妇钱造的，如果佛有知识，该多么悲悯！罪比塔还高，有什么功德！宋明帝发怒，赶虞愿下殿。齐宰相竞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斋僧时亲自送饭送水，佛教开始盛行。儒生范缜不信佛，萧子良问：你不信因果报应，试问人为什么有富贵贫贱？范缜依据儒家学说作《神灭论》，驳斥因果说。朝野分儒佛两派展开争辩，佛教徒无法驳倒神灭论。虽然宋明帝、萧子良提倡佛教，但虞愿范缜所代表的反佛教思想还很有力量。到梁武帝时，南朝佛教才进入全盛时期。他大兴佛教，不是废弃儒玄（道家），而是用佛来调和儒玄。他本是一个博学无所不通的大学者，著《孔子正言》、《老子讲疏》等属于儒玄的书二百余卷，又著属于佛教的书数百卷，确实表现了他对儒玄佛三家学说的精通。他用儒家的礼（《孝经》引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来区别富贵贫贱，用道家的无（刘向论道家“清虚无为，务崇不竞”）来劝导不要争夺，用小乘佛教的因果报应，来解答人为什么应该安于已有的富贵贫贱，为什么不要争夺。三家合用，非常有利，因此他创三教同源说，硬派孔子老子当佛的学生。他作《会三教诗》，以日比佛，以儒、道比众星，说“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所谓无二非三，就是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辅助。他对三家学说进行调和，在推行上着重在佛教。他装成一副苦行僧的状貌，皇帝的生活享受，似乎都舍弃了，好叫人相信他的宗教信仰是纯洁无私的。他建立同泰寺，早夜到寺礼拜。屡设救苦斋、四部（僧、尼、善男子、善女子）无遮会、无碍会，在会上讲演佛经，说是做功德事，替百姓求福。五二七年，他到同泰寺舍身，表示要出家当和尚，过了四天，才回宫。五二九年，又到寺舍身，群臣出钱一万万，向同泰寺赎他回来。五四六年，又去舍身，宣称他和宫人以及全国都舍了。群臣出钱二万万又算赎回来。五四七年，又去舍身，这一次出家多至三十七天，群臣又出钱一万万赎回这个“皇帝菩萨”。他只用舍身法就替同泰寺讹诈得四万万钱，群臣一只手付出四万万，一只手向民众不知要掠夺多若干倍的钱。在他赎身回宫那一天的夜间，同泰寺的塔烧毁了。他说，这是魔鬼于的事，要做更广泛的法事来镇压魔鬼。下诏道，道愈高魔也愈盛，行善事一定有障碍，应该大兴土木，比旧塔增高一倍。他役使大量民众造十二层高塔，塔还没有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梁武帝兴佛教，已经达到发狂的程度，虞愿斥责宋明帝罪比塔还高，梁武帝的罪恶，比宋明帝当然更要高无数倍。当时民众遭受如此残酷的剥削，不曾起来反抗，足见因果报应说的麻醉作用确实可以使被麻醉者陷入昏迷状态中。

　　梁武帝的残暴统治，得到士族、亲属及僧徒的共同拥护，在国境内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表面上的平静，实际是内乱已经酝酿得足够成熟了。最后由于接纳东魏叛将侯景，造成梁国境内的大破坏。当时黄河流域也正在大破坏，南北同时大乱，西晋末年开始的灾祸，到梁武帝末年才真正达到全中国普遍大乱的最高峰。东晋宋齐三朝多少还能保持长江流域的偏安局面，梁武帝却引进北方的破坏势力来蹂躏江南，从这一点说，梁武帝是东晋以来最坏的统治者。

　　梁武帝初年，魏国开始内乱。梁乘敌国内乱出兵恢扩疆土，本是南朝政权应作的事，可是，在梁武帝指导下的军事行动，却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下面列举几次军事失败的情况。五○五年，梁大举伐魏，梁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魏军认为百数十年来未有的劲敌，不敢交锋。梁武帝舍韦叡等良将不用，却用懦怯昏庸的六弟临川王萧宏作主将。五○六年，萧宏驻军的洛口（安徽怀远县境），一个夜里忽有暴风雨，萧宏恐惧，率数骑弃大军逃回建康。将士不见主将，纷纷溃散，器械全部遗弃，人死将近五万人。五一四年，梁武帝发徐扬二州民，二十户取五丁，役夫及战士合二十万人筑浮山堰（在安徽凤阳县境），企图壅遏淮水灌没魏国的寿阳城。水利工程家都说，淮河中沙土轻浮，不可筑堰，梁武帝不听，用铁器数千万斤沉水底，仍不能筑成。他又用木料叠成方框，中填大石，上面加土。役人担负木石，肩肉腐烂，疫病流行，尸骸满路，苍蝇声昼夜薨薨。冬季大寒，役人又冻死无数。五一六年，淮水暴涨，浮山堰崩坏，沿淮水城镇村落的居民十余万人都被水漂入海。北魏不动兵力，梁国民众死伤却在二十万人以上。此外，对魏战争不时发动，南北军民在战争中死伤不可数计。梁武帝是个“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但得不到什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但得不到什么地的无能而贪残的杀人恶魔，他装扮着一副佛教的慈悲面目，在战争上却更明显地暴露出他的真实面目。

　　对魏战争的残害民众，还只是梁武帝罪恶的较小部分，他最大的罪恶是接受侯景的降附。侯景是东魏高欢部下有谋略的将帅，统治黄河以南土地。五四七年高欢死，侯景与高欢的继承者高澄为敌，据河南反高澄。侯景投降西魏，受西魏官爵，又来投降梁国。梁武帝贪得河南土地，纳侯景降，封为河南王。侯景投降西魏和梁国，原想取得援助，攻灭高澄。他和高澄交兵，向西魏字文泰求援，字文泰知道侯景不可信任，以援助为名，出兵占据侯景所属土地的一半。梁武帝也出大兵援侯景，被东魏击败，亡失士卒数万人。字文泰处置得宜，西魏不战获地；梁武帝贪婪昏愚，梁成为接受灾祸的对象。侯景早有灭梁的意图，这次战争更证明梁朝腐朽已达极度。五四八年，东魏大败侯景军，侯景率败兵八百人南逃，夺取梁寿阳城，准备灭梁，公然对人说，我取河北不成，取江南却有把握。侯景诱萧正德作内应，许事成后尊萧正德为梁帝。萧正德大喜。侯景举兵夺取谯州城（安徽滁县），梁武帝命萧正德防守长江。萧正德让侯景渡江，建康大惊乱。梁武帝令太子萧纲筹防御。萧纲命萧正德守宣阳门。

　　侯景渡江时，只有兵八千人，马数百匹。他乘梁君臣震骇，进攻建康城。萧正德开城门迎侯景入城。侯景攻台城（宫城），萧纲依仗良将羊侃，率众力战。侯景屡攻不克，众心离散。侯景令兵士掠夺民间粮食和妇女金帛，并胁迫民众数万人充兵士。侯景又招募梁奴隶得千数人，分配备军。奴隶被重用，人人感恩，愿出死力，侯景兵力又振。五四九年，侯景攻入台城，梁武帝饿死。萧纲即帝位（梁简文帝）。五五一年，侯景杀梁简文帝，自称为汉皇帝。

　　梁武帝在位年久，等待时机，积极准备夺取帝位的主要有这些人：侄子萧正德蓄谋最早，但势力最弱。五三一年，太子萧统（昭明太子）死。照继承惯例应立萧统的儿子作皇太孙；梁武帝却立儿子萧纲为太子，因此萧纲与诸弟萧纶、萧绎、萧纪之间，萧统的儿子萧詧（同察）与诸叔之间，充满着仇恨。侯景作乱，主要争位人阴私丑恶的面目，尽情暴露出来。萧正德引侯景入建康城后，便自称皇帝。与侯景约定，攻破台城，必须杀梁武帝和萧纲。台城攻破后，萧正德亲自执刀去杀，被侯景阻止，皇帝名号也被侯景取消。萧正德密谋攻侯景，侯景把他杀死。这个图谋帝位数十年，无所不为的萧正德，在一群谋图者中首先结束了他的丑恶的生命。南徐州刺史萧纶率军入援，与其他援军互相猜忌，拥兵观望，莫有战意。侯景破台城，萧纶逃走。五五○年，萧纶据郢州（镇夏口——湖北汉口市），称自己办事的厅屋为正阳殿，表示要做皇帝，一面向北齐称臣投降，希望得到北齐的援助。北齐封萧纶为梁王。雍州刺史萧詧据襄阳，与荆州刺史萧绎交兵。五五○年，萧詧向西魏称臣，请作附庸国。西魏派兵助萧詧，封萧詧为梁王。萧绎据江陵，声势最大。侯景围台城，萧绎声称举48毛兵入援，实际是观望形势，积极消灭其他争夺帝位的敌人。西魏兵助萧詧攻萧绎，逼近江陵，萧绎也向西魏求和，愿作附庸国。萧绎又向东魏求和。五五一年，北齐（五五○年，北齐灭东魏）封萧绎为梁相国。这时候，萧纶专附北齐，萧詧专附西魏，萧绎附北齐和西魏，北齐与西魏互相牵制，萧绎所受到的控制力比较松一些。侯景在江南毫无凭借，只有一些被胁迫作战的乌合军队。他破台城后，释放北方人在南方当奴婢的约一万人，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势孤力弱可以想见。梁国任何一个争位人，都有力量击灭侯景，可是，这些人都想借侯景的手摧毁梁武帝和萧纲的地位，自己专力对付其他争位人。等到萧绎造成得位的形势，可以抽出一部分兵力进攻建康的时候，侯景早在这个空隙中，进行着空前规模的大破坏。

　　自东晋以来，建康一直是长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第一个中心地点。统治集团在各地方搜刮财物，主要是集中到建康，在这里纵情耗费掉，商业和手工业，自然也跟着发达起来。梁武帝时，建康已经成为南北各四十里，拥有二十八万户的大城市。贺琛上梁武帝书里指出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的情形，说：地方官所以贪残，总是由于风俗太侈靡。现在做一任地方官，得钱就可以上万万。罢官回京，尽量享受，一次宴会费钱超过百金，家中畜妓无数，极声色的乐趣。不过几年，钱财用完，追恨过去得钱不够多，再出去做官，贪残得更加厉害。贺琛说的只是地方官，至于王公贵戚和世家大族，贪残侈靡自不待言。梁武帝否认贺琛的指责，但也承认自己斋僧的饭菜，一个瓜能变出几十个式样，一种菜能做出几十种味道。素食还如此精致，可见贺琛所说风俗侈靡，确是事实。侯景宣布梁武帝罪状说，梁朝割剥民众，以供贪欲，你们如果不信，试看皇帝的大苑囿，王公的大第宅，僧尼的大寺塔，以及文武百官，都是美妾成百，仆从上千。这些人不耕不织，锦衣美食，不从百姓夺取，从那里得来！侯景的指责也是事实。侯景渡江攻建康城，梁武帝命提取诸寺院及公库所藏钱，得五十万万充军用。建康有的是钱和用钱的人，他们比赛豪华，衣服食物器具，力求精美，都要各地方运输进来，本城产品是很少的。侯景作乱，交通阻隔，粮食断绝，几个月功夫，人饿死大半。侯景攻台城，萧纲命人烧侯景所据宫殿，宫殿及多年积聚的图书文物几乎全部被烧毁。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建尿，经侯景之乱的破坏，荡然无遗了。

　　五四九年，侯景攻入台城，就派遣部下诸将出外杀掠，告诫诸将说，攻入城市，要杀个干净，使天下人知道我的威名。因此诸将专事烧杀掠夺，做尽惨虐行为，以取笑乐。侯景军一路向三吴，有饥兵数百。梁吴郡太守有精兵五千，不敢抵抗，开城门迎侯景军。侯景军据吴郡，大掠财物妇女。侯景派兵攻破吴兴郡，又进攻会稽郡。会稽有精兵数万，粮食军器都很充足，侯景兵到，东扬州刺史萧大连（梁简文帝的儿子）弃城逃走，侯景军不战取得会稽郡。三吴最为富庶，是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第二个中心地点，经东晋末一度破坏后，宋齐以来，又恢复了它的繁荣景象。建康城的大量消费，主要是依靠三吴来供给。侯景据有三吴，夺完了金帛，又掠夺人口，有的被杀死，有的被贩卖到北方，遗民存留无几。五五○年，侯景军一路向广陵。破城后，捕城中人不论老少，埋半身入地，侯景兵驰马射击，八千人一时都被惨杀，广陵成了一座空城。五五○年，侯景军一路沿江西进。五五一年破江州，又破郢州。侯景率大军向江陵，萧绎向西魏求援，割汉中给西魏。萧绎有力量击败侯景，割地给西魏，实际是请求西魏不要助萧詧来夺取江陵。果然，侯景被萧绎军击败，逃归建康。侯景已经完成了他的大破坏动作，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只好坐在建康诚等待死灭。

　　萧绎击败侯景，取得江州和郢州，争位人之一萧纶也被西魏军杀死。五五一年，萧绎派大将王僧辩率军东下，陈霸先率精兵三万人助王僧辩。五五二年，王僧辩攻建康，陈霸先大破侯景军，收复建康城。侯景遁逃入海，路上被部属杀死。萧绎在江陵称帝（梁元帝）。建康已是一座荒城，江陵一向是西部重镇，为长江流域第三个经济文化的中心，舍不得离开；同时，在襄阳的萧詧，在成都的萧纪，都是主要争位人，需要防御，因此，梁元帝决定建都在江陵，使陈霸先镇守建康。

　　五五二年，益州刺史萧纪自称皇帝。五五三年，发兵来攻江陵。梁元帝请西魏攻蜀。字文泰很喜欢，对诸将说，取蜀灭梁，就在这一次了。字文泰派将军尉迟迥率军入蜀攻成都。萧纪宁愿失蜀，却一心想得江陵。他用金一斤或银一斤制成一个金饼或银饼，共有金饼一万个银饼五万个。临战，给将士们看看，但并不分赏给有功的人。萧纪军溃散。梁元帝兵追萧纪，萧纪掷一小袋金饼给追者，说，我用这金饼雇你，送我去见七官（梁元帝行七）。追者说，我杀了你，金饼会跑到那里去？萧纪就这样结束了他那条丑恶的生命。萧纪死后，益州全境也就为西魏所有。

　　一群争夺帝位的人，现在只剩下梁元帝和萧詧二人。五五四年，西魏字文泰使于谨率兵五万合萧詧兵来攻。五五五年，攻破江陵。梁元帝自以为读书万卷，仍免不了亡国，把所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一起烧毁，随后到西魏军前投降。他受尽萧詧的侮辱以后，结束了他那条极其丑恶的生命。

　　西魏封萧詧为梁主，以江陵附近约三百里土地作为梁国封地。使萧詧居江陵东城，西魏兵驻西城，监视萧詧。西魏取襄阳，掳走江陵府库中所藏全部珍宝，并捕捉王公百官以及居民数万人，分赏魏军作奴婢。长江流域第三个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建康和三吴也彻底破坏了。五五六年，萧詧在荒城里自称为皇帝。他和他的子孙对周（五五七年，周灭西魏）隋执臣礼甚恭谨。

　　五八七年，隋文帝消灭了这个丑恶的梁国。

　　梁武帝酿造祸乱，侯景和萧氏一群争夺帝位的人实行祸乱。这次大祸乱归根是士族制度自然的结果。颜之推说，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禄，从没有自己耕田的。田地交奴隶佃客耕种，自己连起一块土，耘一株苗也没见过。人世事务，完全不懂。所以做官不办事，管家也不成。都是太优闲的缘故。又说，梁朝士大夫，通行宽衣大带大冠高底鞋，香料熏衣、剃面搽粉涂胭脂，出门坐车轿，走路要人扶持。官员骑马就会被人上表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叫跳，惊骇失色，告人道，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侯景作乱，士大夫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死亡无数。他们因为得不到食物，饿成鸠形鹄面，穿着罗绮，抱着金玉，伏在床边等死。隋炀帝也说，江东诸帝多抹脂粉，坐深宫。这都说明梁朝整个统治集团自皇帝以至士族已经腐朽到极度，剥削阶级的黑暗全部集中表现在这群人的行动上，既然西晋极度腐朽的士族造出了十六国大祸乱，梁朝同样腐朽的士族，自然也不能不造出梁末的大祸乱。

　　梁武帝为贪得土地，招纳侯景，结果是梁国内部大乱，失去广大的土地。东魏取得淮南和广陵，西魏取得益州、汉中、襄阳。江陵有西魏守军，实际也为西魏所有。南朝自巴陵（湖南岳阳县）至建康，与北朝对峙以长江为界。此后，南方汉族政权作为凭借的长江天险，江苏南京陈永宁陵石麒麟至少失去了一半，等到北方也建立起汉族政权的隋朝，一举灭陈，长江根本不起作用了。

　　梁朝四帝，首尾凡五十六年。

　　陈朝 五五七年至五八九年

　　陈霸先，吴兴郡长城县（浙江长兴县）人，在梁末大乱中，是一个保护南方汉族政权最有功的人。他家世寒贱，不列在士族。早年当里司、油库吏、传令吏等微职，后来得小军职，因镇压交州农民起义，官位渐显。五四九年，陈霸先在广州起兵讨侯景，排除当地割据者的阻碍，五五○年，进军至南康（江西南康县）。五五一年，萧绎遣王僧辩率军东下至湓城（湓音盆pén江西九江），陈霸先率精兵三万人来会。五五二年，王僧辩攻克建康，陈霸先立功最多。五五五年，王僧辩、陈霸先在建康拥立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为主。北齐派兵护送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来作梁主，王僧辩畏齐兵，迎立萧渊明。陈霸先再三苦争，王僧辩不从，陈霸先起兵袭杀王僧辩，立萧方智为梁帝（梁敬帝）。如果萧渊明得立，和江陵的詧管一样，建康的梁将成为齐的附庸。陈霸先杀王僧辩，立梁敬帝，齐的势力被摈斥不得侵入江南。陈霸先击败齐兵并削平许多叛乱。五五七年，灭梁称帝（陈武帝），建立起对抗齐周和后梁（萧詧）的陈朝。

　　陈武帝和陈文帝、陈宣帝统治陈国共二十五年，虽然与敌国经常进行着故争，国内的叛乱也不时发生，但梁未遭受大破坏的南朝境内，经济和文化逐渐恢复起来了。陈宣帝的儿子陈后主（陈叔宝），就在这个恢复起来的物质基础上，又恢复极度腐朽的丑恶生活。

　　陈后主荒淫，使宠妾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左右，文士江总、孔范等十人参与宴会，号称狎客。妃嫔与狎客共赋诗，互相赠答，采取尤艳丽的诗篇，造作歌曲，选美女千余人奏乐歌唱。君臣酣歌，通宵达旦。陈后主又大造宫室，其中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最为壮丽。三阁各高数十丈，材料多用香木，装饰着大量金玉珠翠，东晋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侈靡的建筑物。不言而喻，他的搜刮是极其残酷的。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刑罚苛暴，牢狱常满，直臣傅縡（音宰zǎi）劝他改过，说：陛下酒色过度，任用小人，恶忠臣如仇敌，看百姓是野草。宫中妾婢穿着拖地的长绣裙，厩里马匹饱得连豆粟都不想吃，百姓呢？流离失业，饿死不得葬，尸体抛弃在荒野上。天怒民怨，众叛亲离，我看陈朝就要完了。陈后主大怒，派人告诉傅縡说，你能改过么？你能改过，我想免你的罪。傅縡坚决拒绝，答道：我的心同我的面貌一样，如果我的面貌可以改，那末，我的心也可以改。陈后主更怒，杀傅縡。五八七年，隋文帝灭萧詧的梁国，定计灭陈。五八八年，隋发兵五十一万，以杨广为统帅，准备渡江。陈后主说，从前北齐三度来攻，北周兵也来过两次，都大败逃去。这次隋兵来攻，一定送死。宠臣们也说，隋兵决不能渡长江。君臣依然饮酒赋诗，守江诸将告急求救，一概不理。五八九年，隋将贺若（姓）弼自广陵直渡京口，韩擒虎自横江（安徽和县）直渡采石，攻入建康，俘获陈后主，陈亡。

　　陈朝五帝，首尾凡三十三年。

　　三一七年，晋元帝在建康立国，至五八九年隋灭陈，前后共二百七十二年。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在少数族统治下，长期遭受严重的破坏，汉族在长江流域建立本族政权，抵抗少数族的南来蹂躏，这是有利于民众的事业，不能看作分裂和割据。长江流域比起黄河流域来，一向是落后地区，东晋时期，北方汉族人大量南迁，长江流域经济有很大的发展，逐渐接近黄河流域未遭破坏时的经济水平，文化的兴盛，更远远超过当时的北方。南朝文化为隋唐统一时期高度文化奠定了基础。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比长江流域又落后得多。东晋时一部分北方士族迁居晋安郡（治设原丰县，福建福州市），闽江流域经济文化开始发展起来。梁末大丧乱，晋安郡独富饶安宁，不受丧乱的影响。侯景陷三吴，会稽郡公侯士人很多迁居到岭南，汉族文化在珠江流域也开始有一些发展。每经一次大乱，总有一部分汉族向落后地区迁移，他们带来汉族的经济和文化，在落后地区起着进步的作用，影响当地的非汉族人。例如四三六年（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灭北燕，北燕主冯弘族人冯业率三百人浮海归宋，居住新会（广东新会县），宋朝命冯业世为罗州（治石龙县，广东化县）刺史。冯氏非本地人，号令不行。高凉郡（广东阳江县）有“蛮”族部落十余万家，酋长洗氏。洗氏有女多智谋，善于用兵，梁末，罗州刺史冯宝娶洗氏女为妻。洗夫人约束洗氏部落使从民礼，冯氏政令才得行施。陈霸先起兵讨伐侯景，得洗夫人援助，洗夫人成为陈朝在岭南的重要支柱。冯氏数百人终于影响洗氏十余万家。以此为例，汉族士人避难到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在当地总要发生大小不等的影响。不过，由于士族的极度腐朽，在它统治力愈强的地方，劳动民众所受的痛苦也愈大，一直到造成大灾难，长江流域就是这样遭受破坏的。总的说来，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士族统治，对中国南部的开发，积极作用终究比消极作用要大一些。因为南朝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只有一个黄河流域，经过南朝，长江流域也成为主要基地，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从此扩大了一倍，封建社会也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隋唐时期的繁荣就是在这个扩大的基地上产生的。

第二节 南朝的经济状况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孙吴建国时，又有些进展。西晋末大乱，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其中士族只是少数，极大多数还是劳动民众。他们带着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产基础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东晋末和梁末两次祸乱以外，南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这也是生产力得以逐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依据下列事例，可以说明南朝发展中的经济状况。

　　人口增加

　　长江流域向来人口稀少，最大的荆、扬二州，当西晋武帝太康全盛时，荆州有三十五万户，扬州有三十一万户。西晋惠帝割扬州七郡荆州三郡置江州，又割荆州三郡属梁州。西晋怀帝又割荆州五郡置湘州。荆州所属二十二郡割去了一半，但多数户口仍在荆州所属襄阳江陵及江州所属武昌一带地区。东晋时，北方流人大量南来，主要侨寓在荆扬二州。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户口占江南全户口的半数。所谓三州，实际仍是太康时的荆扬二州（江州本是荆扬二州的一部分，荆州割归梁州湘州的八郡，不是户口稠密地区），假如北方流人户口和东晋以来荆江扬三州一百三十余年繁殖的户口，总数相当于荆州割去的八郡户口数，那末，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仍应有六七十万户，全江南应有一百二三十万户（不包括豪强藏匿的户口）。但四六四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的户口数，全国只有九十万六千余户、四百六十八万余口。当时江南以外，尚有徐、南兖、兖、豫、青、冀、司、雍、梁、秦等州以及益州全部，全国实际户口，决不能只有此数。陈朝国土最小，陈宣帝时有户六十万，隋灭陈，得陈户五十万，男女口二百万。二八○年，西晋灭吴，得吴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陈朝地比吴国略小，陈亡时户口也略少，自吴亡至陈亡，中间经过三百余年，户口似乎一点变动也没有，显然是不合实际的。东晋和南朝的户口数过度不合实际，原因主要在于士族享有特权。东晋元帝依靠士族立国，法禁宽弛，列入《百家谱》的士族固然特权最大，不入谱的北来士族以及东南原有的士族，也各享特权。这种特权之一是“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即并若干户为一户，士族出名作户主。户主势力愈大，所附私户数也愈多。东晋时山遐作余姚令，到县八十日，即查出私附一万余人。县中豪强，群起攻击，山遇要求朝廷再留二十天，追查私附，朝廷不许，免山遐官。会稽郡所属共十县，人口约三十五万（这是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数，东晋时人口也许较少）。假如平均每县人口为三万五千，余姚一县私附竟多至万余人。余姚不是士族聚居地，豪强藏户已如此众多，其他郡县可以类椎。

　　侨郡县并无一定境界，朝廷不问侨寓士族所占田亩数，当然不征租税和徭役，岁月积久，兼并愈甚，土断与侨寓两种主张成为政治上严重的斗争。所谓土断，就是主张把侨郡县士民作为土著，民众向朝廷纳租税服徭役，不再让士族独占这些利益。所谓侨寓，就是主张维持士族在侨郡县里一向独占的利益。土断对朝廷有利，凡有可能代替东晋自立朝廷的人都主张土断。三六四年（东晋哀帝兴宁二年），桓温实行土断，制定严法禁止挟藏户口，并在全国大查户口，普禁藏户，彭城王司马玄藏匿五户，被桓温惩罚，朝廷因此收入大增。

　　桓温失败后，土断制废弃不行。四一三年（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刘裕又实行土断，省去不少侨郡县。宋孝武帝时，雍州刺史王玄谟请在雍州实行土断，宋孝武帝下诏并省雍州所属三郡十六县为一郡。宋完成了土断制，但士族制度既然存在，就无法变革挟藏户口的积弊。

　　齐高帝新建齐朝，想整顿黄籍。黄籍是普通民众的户口簿，是朝廷征取租税徭役的根据。黄籍向来是一个大弊窦，官吏受富民（非士族的地主和富农、商贾，商贾不一定要入仕，但可得士人免税的利益）贿赂，给纳贿者或注军功，军功户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冒；或出钱一万余，伪造祖先爵位，就可以称士族；或因秃发，假托僧人；或迁徙无定，不立户名；或户存而黄籍不载，或人在而注已死亡，如此种种，弊端极多。免役免税的户口愈增，贫苦民众的负担也愈重。齐高帝设专官检查黄籍。齐武帝继续检查，罚纳贿改籍人到边地充戍役。四八五年，富阳（浙江富阳县）妖人唐寓之作乱，三吴纳贿改籍人来投奔的多至三万。齐武帝派兵进击，斩唐寓之。这次作乱，是富民反抗检查黄籍，畏罚叛变，根本不是农民起义。唐寓之虽然失败，纳贿改籍人的反抗依然强烈。四九○年，齐武帝不得不取消检查，承认宋代黄籍上一切弊端完全合法有效。

　　梁武帝不敢再检查黄籍，却想从整理士籍入手，依据东晋贾粥之所作《士族谱》，宋刘湛所作《百姓谱》，设立谱局，改定《百家谱》，凡八十卷，东南士族另立一部，不在百家之内。梁武帝能定百家士族和东南士族的谱系，但不能防止富民的继续纳贿改黄籍，结果只能是百家土族、东南士族和富民冒名的士族并存，各按自己的势力去剥削劳动民众。梁郭祖深说，民众为避免重役，或自断手足，或投靠士族作附隶，称为属名。梁朝的属名，就是东晋的私附，足见豪强挟藏户口，一向保持不变。

　　自桓温首创土断制，至梁武帝定《百家谱》，都说明士族与朝廷争夺民户，朝廷并不能改变这个形势。因此，长江流域人口实际是增加了，在偶存的几个户口数字上却看不出人口的增加。

　　农业前进

　　江南地势卑湿，人口稀少，农民向来用火耕水耨法从事生产。所谓火耕水耨，就是烧去田里杂草，灌水种稻，草和稻并生，高七八寸，一并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长。这样简单的耕种法，生产量自然很低微。西晋武帝时，杜预奏称东南水灾特别严重，原因在于火耕水耨必须高地蓄水，多筑陂堰，每遇水雨，堤坏泛滥，低田损毁，延及陆田。过去东南地旷人稀，不妨用这个旧法，现在户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岁陂堰放水，为害实多。请令地方官决去曹魏以来新造诸陂堰，修缮汉朝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借免水灾。晋武帝听从杜预的建议。魏吴对立，魏在边境上造陂堰，不顾吴境受灾害，西晋统一后，旧边境上人为的水灾可以减轻，至于火耕水耨的逐渐改革，主要由于户口日增，村舍相接，不得不改进耕作技术，以免水火的灾害。在人力薄弱的地区，自然还会保持着落后的旧耕种法。

　　扬（包括东扬州——会稽郡）、荆（包括雍州——襄阳和江州）二州，人口较多，农业也最发达。依据史书所记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兴修了不少水利。例如东晋时，曲阿（江苏丹阳县）立新丰堰，溉田八百余顷，乌程（浙江吴兴县）筑荻塘，溉田千顷，勾章（浙江慈谿县西）修复汉时旧堰，溉田二百余顷。宋齐梁相继修复芍陂（在安徽寿县南）堰堤，溉田万顷。宋时修复汉六门堰（河南邓县西），溉田三万顷。江南多湖沼，泄水可变成湖田。宋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又求始宁（浙江上虞县西南）休崲湖（崲音皇huang）作湖田。宋孔灵符奏请迁徙山阴县（浙江绍兴县）贫民到余姚（浙江余姚县）、鄮（音贸mao浙江鄞县东）、鄞（浙江鄞县）三县开垦湖田。作堰溉田和泄水成田，都是显示农业在发展中。用粪作肥料，不见记载，宋武帝功臣广陵人到彦之微时以挑粪为业，挑粪很可能用作肥料，因为荆扬等地，火耕水耨法已不能继续行施，必须采用施肥法。《史记·吴世家》记吴楚两国边邑妇女争桑树，引起战争（前五一八年），足见远在春秋时期，南方丝织业已很普遍，东晋以来，愈益发达。耕织都前进，树立了社会则富的基础。

　　手工业发展

　　南朝在手工业方面，有三个重要的进步，一个是炼钢术，一个是造纸术，一个是制瓷术。

　　炼钢术——人类使用铁的发展过程，按照炼铁技术的限制，形成熟铁、生铁、钢铁三个阶段。首先得到的只能是熟铁，因为当时的技术（主要是风箱），还不能熔化铁矿石。熟铁缺乏炭素，性柔软，不能制造需要有相当硬度的工具，作用远不及青铜器，也不及石器。技术前进一步，能够熔化铁矿石，这就得到了生铁。生铁含炭素过多，性硬而脆，耐磨性较高，可以铸造农具，但还不能制造武器。熟铁比生铁难熔化，用炼生铁的方法（熔铁炉中铁矿石与木炭混合在一起）来炼熟铁，因风箱通风力量不够强，熟铁不曾熔化，却在高温下吸收了百分之零点二五至百分之一点七的炭素，这就成为渗炭钢。再加以淬、锻等工，挤出铁中所含熔渣（杂质），就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有了这种钢铁，才能代替青铜在武器上的地位。中国古代炼铁技术的发展是迅速而卓越的，远在春秋前期，已经能够熔炼生铁，铸造农具和大鼎。按照铁的发展次序，春秋前期既有生铁，春秋以前应早有熟铁，只是缺乏硬度，不能用来作重要的生产工具。春秋后期，《吴越春秋》所记干将莫邪夫妇剪爪发投入炼铁炉因而制成宝剑的故事，暗示冶炼家开始摸索出渗炭钢的制炼法。战国时有钢，不仅可从文字记载上推知，并已有实物发现。到西汉武帝时，钢铁武器完全代替了青铜武器。炼成渗炭钢是伟大的成就，中国取得这个成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早。不过，渗炭钢要制为纯钢，必须锻炼百来次，费人工太多，而且愈锻炼愈柔软，不适宜于战时的实用。曹操曾制百辟（避）刀五把，是百炼的宝刀，他说，我的儿子里有不好武而好文学的，每人给一把。足见百炼的钢刀，是不能上战场的。锻炼较少的钢制武器，又可能因熔渣和含炭量多了些，容易折断。要刚柔得中，生产较易，就得在制炼法上再前进一步。这一步在南朝时期实现了。

　　《重修政和证类本草》铁精条下引陶隐居（陶弘景）说“钢铁是杂炼生（生铁）鍒（音柔róu熟铁）作刀镰者”。杂炼生鍒法后世一直保持着。在近代炼钢法应用以前，它是一种进步的技术。《天工开物》里说这种炼法是熔铁炉中生铁和熟铁混合在一起，火力到时，生铁熔化，包裹和渗入熟铁，生铁多余的炭素被缺少炭素的熟铁所吸收，也排挤出一些熟铁所含的熔渣，生熟铁都成为钢铁。取出加锻，再炼再锻，反复数次，就成质量较纯的钢铁。这种炼法，费功较少，产量较多，既可制刀剑，又可制农用的镰（能制镰刀，价不会太高），对发展生产力是一个贡献。陶弘景一生历宋齐梁三朝（四五六年——五三六年），所说杂炼生鍒法的应用，当与他同时或在以前。吴越在春秋时期最先发明渗炭钢，有冶炼技术的传统。齐时上虞人谢平创制刚（钢）朴，号称中国绝手。刚朴不知是何物，按朴原意为树皮，刚朴可能是指生铁熔液包裹熟铁（象树皮包裹树干）而同成钢铁，如果是这样，那末，谢平就是杂炼生鍒法的发明人了。南朝著名制造兵器的冶所是在会稽郡所属的剡县（浙江嵊县）三白山，看来会稽郡冶炼技术较高，谢平是尤高的冶炼家。东晋初年，会稽郡民众避重役，从海道逃到广州，刺史邓嶽大开鼓铸，好些非汉族居民因此知造兵器。可见会稽一向是南方冶炼技术较高的地方。

　　扬州在南朝，是鼓铸的重要地，建康有左右二冶，尚方（皇室工业）有东西二冶，工人多用囚徒。铁的产量多，梁铸铁钱，堆积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梁武帝用铁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足见南朝铁产量是丰富的。梁武帝曾令尚方造刀剑，装饰极精巧。尚方有横法钢，仍是百炼的柔钢，技术可能比旧的百炼法有些改进。

　　造纸术——西汉时已有纸，经东汉蔡伦改良，纸的功用大进一步。至东汉末建安时，左伯改良造纸法，纸的功用又前进一步。左伯是东莱（山东黄县）人，东莱一带成为造好纸的重要地。陈朝徐陵《玉台新咏序》里说“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梁元帝《咏纸诗》“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足见南北朝时，美色纸出在北方，南方造纸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剡溪（在浙江四明山区）一带四五百里盛产藤，取藤皮造纸，质地极佳，余杭（浙江余杭县）由拳村也出好藤纸。唐时书家以用藤纸相夸。制造藤纸开始在东晋时。范宁令属官说，“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藤角纸即藤纸。东晋未，桓玄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写在帛上和纸上的字迹，各装成一帙，常置手边。南朝书家写字多用麻纸，麻纸别称布纸，就是用破旧麻布制造的纸。麻纸可供二王写字，精美可以想见。王羲之曾一次赠送谢安纸九万张，当是这种麻纸。在纸上涂黄色防蠹药物称为黄纸。当时好纸已能大量生产，因之桓玄下令废竹简，用黄纸代竹简。隋灭陈，获得大量陈朝藏书。这些书籍多是陈宣帝时用纸抄写。纸到南朝完全代替了竹帛的地位，是和造纸技术的发展相适应的。

　　制瓷术——实物证明，商和西周的带釉硬陶器，可说是最原始的瓷器。两汉瓷器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状态，但制作技术继续在提高。三国西晋制瓷术又有进境，脱离原始状态转入成熟的初期。西晋文士作赋，茶、酒和瓷器联系起来，说明瓷器已是日常生活的用具。现在发见的瓷器，三国以迄南北朝都是青瓷，出土地点遍及南北。不过，制瓷术最高的地方还是在会稽郡。据现有的发掘资料，孙吴西晋，会稽制瓷业已渐发达。东晋和南朝将近三百年，会稽遭受战乱较少，是一个士族聚居地。士人享乐生活里饮茶也是享乐的一种，讲究茶具，对制瓷技术起着推动作用。茶具以外，日常生活用具及特制殉葬的明器，种类也很多，越窑和各地窑业成为一种重要的手工业。到唐朝，越窑声名更大，陆羽《茶经》说，“瓷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照陆羽的比较，越窑所制茶具是最好的。陆龟蒙赞美越瓷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句，大抵青瓷的制作，越窑确已达到最高境。唐时越瓷无疑是东晋南朝时越瓷的继续发展。

　　商业通畅

　　东晋和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开始发展，以皇室和百家士族为首的统治阶级，在这个经济基础上过着奢侈腐朽生活。一般他说来，统治阶级用政治势力从农民手工业者搜刮得钱，通过商业用钱取得各种消费品，消费品的大部分是由农民手工业者生产出来的（小部分是奴婢、罪徒等人的无偿生产），通过商业，农民手工业者得以收回一部分钱来进行再生产。因之，社会经济在政治较好、剥削较轻、商业通畅的情况下，可以有缓慢的进展；在政治苛暴，但商业仍能流通的情况下，也还不至于全部窒息；只有遭受破坏性特别强烈的战争，商业完全停顿的时候，社会经济才呈现崩溃现象。梁末侯景大乱，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其余大体上属于前两种情况，也就是长江流域经济上升的趋向，其中商业起着一定的流转作用。

　　建康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城中有四个市，又秦淮河北岸有大市，还有小市十余所。建康以外，京口、山阴（会稽郡治）、寿阳、襄阳、江陵、成都、广州等地也是商业城市。史称建康“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雇列肆，埒（音劣liè相等）于二京（长安、洛阳）”。商业主要为官人供给消费品，所有商业城市都是和建康一样。齐朝暴君东昏侯，极其淫侈，妃妾服装，都选用最珍贵的材料，向商市购买金宝，付钱比普通价高数倍。他宁愿用其他方法去搜括民间钱物，却不敢不付给商人所索的高价，这说明官和商相互依存，谁也缺少不了谁。

　　士人向来有免税权，因之士人多兼营商业。东晋王彪之整顿商市令里说，近查山阴市多有不法商人，或随地开设店肆，或隐漏估税，假冒豪强的名号，拥有贸易的厚利，凌践无势力的平民，独占居要害的地点。其他城市，情形大致相同。这里所说不法商人，或者就是兼营商业的士人，或者是和士人勾结、仗势横行的奸商，普通商人是不敢这样做的。又如东晋谢安有一个同乡罢官从广州回建康，带来蒲葵扇五万把。谢安取一把自用，建康人争出高价买蒲葵扇，这个同乡获利数倍。宋孔道成从会稽来建康，带货船十余艘，满载绵绢纸席等物。梁武帝弟萧宏，贮藏布绢丝绵漆蜜纻（细麻）蜡等杂货数十屋。萧宏在建康有数十处商邸，招待各路商客，廉价买进客货，贮藏起来，待价出售。萧宏又用高利贷的方法，吞并别人的田、宅、邸、店，建康和三吴不少人因此丧失产业。士人和贵族经商求富是普遍的，不过，对整个商业说来，主要经营者仍是社会地位卑微的商贩。

　　南朝重要产盐地，在江南是吴郡海盐县（浙江海盐县），在江北是南兖州盐城县（江苏盐城县）。海盐县海边有大片盐田。盐城县有盐亭（制盐场所）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运，每年常有船千艘往来。经营盐业的自然是豪强，其中有商人也有士人。

　　军人（小军官，凡小军官都是素族，士人不作小军官）也是一向享有免税权，军事重镇寿阳、襄阳，与北方有商业上往来，在这里军官可以贩运求富。

　　南朝和海南诸国通商，主要是经由广州南海郡的番禺（广州市），交州的龙编、西卷。自宋朝开始，有林邑、扶南（柬埔寨）以至天竺、师子国等十余国与南朝通商，梁时商业尤盛。输入货物多是象牙、犀角、珠玑、琉璃、吉贝（又写作古贝、木棉布）、香料等，中国输出货物多是绫绢丝锦等。《宋书·夷蛮传论》里说外国珍货，为富贵人所喜爱，所以“舟舶继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属（往来）”。梁时，外国商船有时一年到来十几批。当时北魏贵族已经腐化，也需要南货（南海货）供消费，梁就多输入南货在边镇与魏互市，交换北方产品。做交广二州官，很快就致巨富。宋时垣闳作交州刺史，任满回来，带资财值钱一万万。凡作广州刺史，无不暴富，俗话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饯）”的说法。从官吏贪污的钱数来看，当时中外交易的货物，数量并不小。

　　南方水上交通便利，也是商业发达的一个原因。东晋安帝时，建康一次风灾，毁坏官商船多至一万艘。此后官商船当愈来愈多。孙吴时，海上大船长二十余丈，可载六七百人，装万斛重的货物。梁时，大船可载二万斛。南朝造船技术比孙吴有很大的进步。由于人口增加，有较充足的劳动力用以开发农业，手工业商业也随着发展起来，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一个时期里，长江流域起了很大的变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描写西汉时长江流域的经济状况说，江南卑湿，人多夭死。地广人稀，生活依靠稻米鱼羹。种稻用火耕水耨法，懒散成俗，缺乏积蓄，少有冻饿的穷人，也少有千金的富家。经过东汉和孙吴，经济逐渐上升，到东晋南朝时，长江流域成为富饶的地区。沈约《宋书·孔季恭等传论》里说，江南地广，田亩肥沃，民众勤于本业（耕织），一郡丰收，可供数郡食用。会稽滨海傍湖，良田有数十万顷，上等田地，一亩值一金，北方上等田地还比不上它。荆州扬州盛产鱼盐木材、丝绵布帛，运销四方，满足天下人的需要。看司马迁和沈约的两种描写，显然，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面貌大不同于西汉时期了。

　　劳动民众改造长江流域的面貌，使它从贫困进入富饶，但富饶的享受者当然是那些剥削者，沈约所说良田，主要是为士族文武官员所占有，满足天下人的需要也只是满足剥削者的需要，劳动民众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下面简单地分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大类。

　　皇帝——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主要是用沉重的租税、徭役及铸劣质钱来实行苛暴的剥削。

　　劳动民众为维护偏安的汉族政权，负担着过重的租税。东晋初年，承用西晋户调法，晋成帝改为按田亩实数收租制，平均每亩取十分之一，税米三斗，称为度田收租制。这是对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租米，积欠至五十余万斛。晋哀帝减田租，亩收二斗。晋孝武帝再对地主让步，废度田收租制，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岁称全丁，十三岁称半丁）每口税三斛。这一改变，对非地主的民众是极大的不利，为和缓反对，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税。过了六年，增税米为每口五石，服徭役人免口税的制度，不久也就无形取消了。贫民与王公平等纳税，负担不平等到什么程度！宋齐梁陈，口税有增无减。口税以外，又课丁男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禄绢禄绵供官禄）。害民尤甚的还有苛税多种，其中有所谓资税（财产税）。晋刘超做句容县官，以前县官亲到四乡估评百姓家产，刘超但作大函送各村，教百姓自写家产数目投函中，写讫送还县官。百姓依实投报，课税收入，超过往年。收资税不扰民的官只有刘超一人，可见其余都是扰民官。宋时资税，民家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得抽税。因此，人民不敢种树垦地，屋破不敢涂泥。齐萧子良说当时官吏苛敛，民间桑树房屋都评价抽税，往往斩树发瓦，折钱充数。梁郭祖深说，官吏迫胁良善，比豺狼还要凶恶。齐时征塘丁税，萧子良上表称，浙东五郡，塘丁税每人一千文，贫民典卖妻子，不能足数，仍多积欠。这些苛杂税制，迫使民众加速地失业破产，沦落到佃客奴婢的地位。

　　从东晋到梁陈，有所谓估税，是抽百分之四的商业税。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买卖每一万钱抽税钱四百，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称为输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随物价百分抽四，称为散估。估税以外，还有过路杂税。如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设津主一人，贼曹（检查员）一人，直水（水上检查）五人，检查违禁品、来历不明人以及柴炭鱼苇等物。大小各津并十分税一。士人经商免税，商人纳百分之四的税，小贩过津口纳百分之十的税，朝廷设估税的理由是“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纳税），欲为惩励”，实际却是励士人惩商人，励商人惩小贩。

　　西汉以来，通行五铢钱。孙权在江东铸大钱，一个当五铢钱五百，又铸当一千的大钱。东晋时沈充私家铸小钱，市上与孙权钱并用。宋铸钱极劣，一千钱长不满三寸，称为鹅眼钱。比鹅眼钱更劣的钱，称为��（音延yán）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商贾不敢行用。后来禁用鹅眼、��环等钱，专用古钱（五铢）。古钱多被奸人剪凿破损，公家收税，必须圆大，人民纳两钱代一钱，或加七百买好钱一千，负担严重，因此犯罪受刑，冤苦无告。梁铸钱多种，轻重不一，币制纷乱，后废铜钱改铸铁钱，纷乱更甚。陈废铁钱，改铸五铢钱，一钱当鹅眼十钱。又铸六铢钱，一当五铢十，行用不便，人民愁怨。南朝钱法紊乱，轻重屡变，主要是造轻钱取利。齐武帝时孔觊指出铸轻钱的原因是由于朝廷“惜铜爱工”。所谓惜铜，就是用少量的铜铸多数的钱；所谓爱工，就是粗制滥造，不管质量的恶劣，归根是朝廷利用劣钱来夺取民众的财物。

　　繁重的徭役对农业生产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力。东晋范宁说：“古代役民，一年不过三天，今世役民，几乎一年不得三天的休息。”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人丁服军役三中取二。远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须充杂役。梁郭祖深说，人民充军役身死，有的主将给死者妄加叛亡恶名，死无对证，按叛亡惩罚，全家同村，悉遭破坏。人民被迫或自斩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隶，称为属名。这是因为士族有免役特权，附属在士族户下，为户主服役，比服官役要好一些。梁武帝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见妇女也不能免役。只看这些事例，再看范宁说的那句话，可以想见东晋南朝徭役害民的严重。

　　上述各种苛暴的剥削，都是以皇帝的名义，通过全部官吏来进行，所有劳动民众都得接受这种剥削。皇帝以外，还有两种主要剥削者，一种是从来就有的地主，一种是齐梁新起的僧尼。

　　地主——东晋南朝是少数大地主的政权，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晋刁协家有田一万顷。谢混家有田业十余处。宋沈庆之家财累万金，有产业在娄湖（在江苏昆山县），指地告人说，钱都在这里。孔灵符产业殷富，有墅（庄园）在永兴（浙江萧山县），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又有果园九处。当时大疾，都拥有广大土地，这些只是偶见的例证。

　　他们土地的获得，有所谓赐田，如王导有赐田八十余顷在钟山（南京城东北）西。有所谓求田，如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始宁休崲湖，决水为田。有所谓悬券，如萧宏放高利贷，借钱给人，文契上预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到期不还，驱逐业主，收归己有。更强暴的方法是霸占山泽。如刁协家专擅京口山泽，蠹害贫民。齐萧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县）、临城（安徽青阳县）、定陵（青阳县东北）三县封闭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山林湖泽被势家占有，百姓误入捕鱼，罚布十匹，汲取饮水，刈割柴草，都有罚禁。甚至有些统治者也感到横暴太甚，民愤难抑，在法律上规定霸占山泽的禁律，事实上禁律依然是一些空文。

　　势家大族拥有部曲，作为私有的武力。部曲本是大地主胁迫本族贫人、佃户及附近农民组成的私人军队。大地主作将帅时，部曲当作亲兵随从出战，在平时，用部曲压迫民众，霸占山泽田宅。部曲有部曲将，这一种人是大地主的爪牙，是附属于大地主的一种剥削者。

　　南朝士族又拥有称为门生的一种人。晋陶潜有脚病，使一门生与二儿舁篮舆。陶潜是贫士，还有一个门生为他服役。宋徐湛之有门生千余人，都是三吴富家子弟，衣服鲜丽，随从徐湛之出入。谢灵运有门生数百人。齐刘瓛每出游，一门生持胡床随行。门生对主人似乎有些象亲随人的身分。梁顾协标榜廉洁，有门生新来投靠，不敢献厚礼，只献钱二千文，顾协发怒，赐杖二十。姚察有门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花綀（音束 shù葛类）一匹，姚察厉声驱出。顾协姚察不收礼物，算是例外，其余当是以收门生礼物为敛财的一个方法。东晋南朝最重门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士族，也不敢希望获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钱买做门生以后，得服事贵人，自觉身分提高。贵人出仕，更得随从到任，分润赃物。例如益州历任刺史，莫不大事聚敛，多至万金，随从宾僚，都是京城穷子，出去做郡县官，尽量贪污致富。刘秀之做益州刺史，整顿政治，人民悦服。门生地位比宾僚低，情谊却很亲近，他们跟随主人，自然也要仗势剥削。

　　佛寺——齐萧子良提倡佛教，南朝佛教开始兴盛。梁武帝时，佛教极盛。建康有佛寺五百余所，各拥大财产。僧尼十余万人，食肉饮酒，穷奢极侈。外州郡佛寺，不可胜数。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养女，白徒养女不入户籍，免除一切课役。郭祖深说，天下户口，几乎失去一半。郭祖深主张革除白徒养女，准僧尼蓄奴婢。僧尼只许蔬食，婢女只许著青布衣。梁武帝正在大兴佛教，当然不听郭祖深的建议。

　　佛寺财产丰富，兼营高利贷。齐江陵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金龙，重数千两埋土中。甄彬曾持一束苎向长沙寺库房质钱，后赎还苎，苎中有黄金五两，问寺库知是有人持黄金质钱，管库僧误置苎中。小自一束苎，大至黄金贵物，都可以质钱，想见营业范围的广泛。后世典当业，从南朝佛寺开始。

　　上列从皇帝到僧尼，是一大群残酷的剥削者，长江流域经济不能有更多的发展，主要是受这群人的阻碍。劳动民众在这个阻碍下辛勤地进行着长江流域的开发事业。

　　小农——占有一小块耕地，农业生产以外，兼营副业，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的农民，在数量上是较大的，租税徭役，朝廷主要是从这部分农民取得。史载宋武帝刘裕微时的生活，可以代表这部分农民。刘裕是个农民，有时贩履卖芦苇，穿的是妻臧氏手制的短布衫袄。做皇帝后，保存所用耕具示子孙。在皇宫里仿照农民住屋造自己的寝室，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制的灯笼，麻制的蝇拂。他的孙子宋孝武帝看了说，田舍翁有这些，已经算是很好了。大抵普通农民，连葛灯笼麻蝇拂也是没有的。宋孝武帝时，山阴县人多田少（多被大族占有），孔灵符请迁徙贫民到余姚、鄮、鄞三县开垦湖田。当时朝臣全数反对孔灵符的建议，说山阴豪族富家，田并不少，贫民佣耕，可以谋生。朝臣代表大地主的利益，要贫民来充当佃户，孔灵符代表最高地主（朝廷）的利益，要贫民垦得一些田地，为朝廷纳租。宋孝武帝不听众议，移民垦田，都成良业。自然，这些良业终究还是被豪族富家占去。

　　东晋定制，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过四十户，自第三品起，每品减五户，第九品五户。农产物主客酌量分配。都下民户多投王公贵人当佃客，朝廷制度，并不实行。士族有免役特权，民众为避免可怕的徭役，不得不投靠士族当属名。既然很大部分的土地为豪族富家所占有，佃客数量无疑也是很大的。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拥有奴婢。如晋陶侃有家僮千数，刁协家有奴婢数千人。宋谢混有奴僮千数百人，沈庆之有奴僮千人。其他大族所有奴僮数量当不相上下。普通士族家庭，也养奴婢当作重要的财产，兄弟分家时分取奴婢。奴婢主要用在耕田江苏南京出土南朝的男、女陶俑织布，所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就是使用奴婢的目的。有时也派奴到远方去经商，不会逃走。五二五年，梁将元法僧逼迫彭城兵将三千余人来建康，都印额为奴。足见奴隶额上印着字，所以无法逃走。齐时，刘寅使奴当伯上广州，经过七八年还是回来。据说当时六斗米约抵钱五千，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钱五千至七千。奴婢来源主要是破产农民，奴婢身价惊人的低也就说明农民生活惊人的恶劣。奴隶是劳动民众中最受压迫的一层，侯景作乱，奴隶成为侯景的唯一支持者。

　　手工业者也是开发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力量，炼钢、造纸、制瓷、造船都是他们特出的贡献。

　　劳动民众推动长江流域的经济前进，士族享受了这个前进的利益，其中一部分人在文化上作出贡献，算是对劳动民众提供了一种报酬。

　　隋唐文化继承南朝，隋唐经济也依仗南方。数全国财富，“扬一益二”，就是长江流域开发的结果。到唐中期，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长江流域地位更见重要。所以，将近三百年的东晋南朝，在政治上是偏安一隅，在经济文化上却有巨大的成就。

第三节 南朝文化的发展

　　西晋末年，中原士族逃奔江南，建立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政权。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享受特殊的权利，生活非常优裕，地位非常巩固，因之黄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长江流域，不仅是保存旧遗产，而且有极大的发展。中国古文化极盛时期，首推汉唐两朝，南朝却是继汉开唐的转化时期。唐朝文化上的成就，大体是南朝文化的更高发展。

　　一 文学

　　士族过着腐朽委靡的生活，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只讲求形式的美观，也就是用事务求繁富，对偶务求工整，声律务求和谐，说到内容则几乎是空乏或者是污秽。但是，单就形式美来说，对文学发展上也还是一个成就，因为没有南朝文士的讲求，便不能有盛行于唐朝的文学，至于真正代表东晋南朝文学的，显然不是这些形式美的文学而是违反当时文学习尚，较为朴素的作品。

　　诗歌——古体五言诗在建安时期是个高峰，在太康时期又是一个高峰，到了南朝特别是梁朝，成为大高原，由此转入律诗的新境界。宋齐以下，凡参与士流的人，都学作五言诗，梁钟嵘（音荣róng）《诗品序》说“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因为上自朝廷会同，下至友朋酬酢，都得赋五言诗，否则便被轻视。有一次，梁武帝在光华殿宴饮群臣，聊句作诗，武将曹景宗力求参加。梁武帝说，你技能很多，何必在诗上争能，意思就是劝他不必在士人面前出丑。曹景宗酒醉，力求不已。梁武帝给他竞、病韵。曹景宗作诗道“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宴会上人无不惊叹。这确是南朝唯一有气魄的一首好诗，比所有文士作的靡丽诗都要好得多，这也说明不入士流的武人，同样学五言诗。五言诗风尚如此广泛，不象建安太康时期那样限于一部分文士作诗，所以说象个大高原。

　　曹魏末年，清谈家何晏一类人始作玄言诗。所谓玄言诗，就是用些老庄的话头，做成浮浅乏味的诗句。西晋清谈家所作诗很少见，钟嵘《诗品》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可见西晋末通行的是玄言诗。东晋初，一些清谈家逃到江南，作诗用老庄语又加上佛经语，玄言诗愈益盛行。《文心雕龙》说，江左诗篇，沉溺在玄风里，没有好诗。但是，东晋初郭璞和晋宋间陶潜，却是受玄风影响又不受玄风约束的特出的作者。

　　郭璞非常博学，识见比那些清谈家高出无数倍。他看到大乱不可免，在刘渊起兵以前，去江南避难。东晋建国，看到内乱仍不可免，心情是沉郁的，冒死斥责王敦的叛逆，性格是刚毅的，他是有肝胆、忧世的志士，所作《游仙诗》，文采鲜明，异于玄言诗的平淡，寓意慷慨，异于玄言诗的浮浅，阮籍《咏怀诗》以后，《游仙诗》可称独步。

　　陶潜的情感是炽热的，他在《杂诗》里自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轻翮（音核 hé）思远翥”，又说“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咏荆轲诗》更显出他的心情，“雄发指危冠，猛将冲长缨，……其人（荆轲）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里惋惜刺客的失败，无非借来发泄自己的猛气。这些都可见陶潜本来很想有所作为，可是，环境迫使他不可能有所作为。东晋自司马道子当权以后，变乱纷起，晋宋交替，变动更大，陶潜眼见世路的险恶，宁愿隐居园田，避免横祸。《归园田居诗》里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乱世的俗，既不肯适，又不能抗，那末，顺适本性也就成为唯一可走的道路。《与子俨等书》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可见他归隐是出于不得已。他在《咏贫士诗》里说，安贫与求富两个念头，常在胸中交战，安贫乐道的念头，总是处于战胜者的地位，所以他那种躬耕劳苦、饥寒交至的生活，和他那种清静恬淡坚贞不移的性情，能够融合无间，因而发为诗（四言诗、五言诗）文（赋、辞），处处见真性情，处处见真生活，使读者自然发生对这个高士的爱慕。何晏一类人的玄言诗，用老庄的辞句掩盖着一团欲火，他们怕流露出真心，掩盖惟恐不厚，作诗者的真心既然见不得人，人也无心去看他们的诗。东晋玄言诗流传极少，都被合理地淘汰了。陶潜诗也有玄言诗的色彩，但由于蕴藏在内心的是洁净的热情，足以振起平淡的文体，平而引人入胜，淡而饶有余味，就是因为平淡的外形包裹着热情的内容。陶潜诗几乎篇篇有酒，但并不引起读者的烦厌，也正因为酒在陶潜诗中是热情的表现物。“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显然这种酒与酒徒的酒、纵欲人的酒大异其趣。萧统作《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就是说酒在陶诗中的特殊意义。《诗品》评陶潜诗“文体省（简洁）静，殆无长语（平淡），笃（厚）意真古（质朴），辞兴惋惬”，“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是恰当的评语。

　　东晋人作诗，“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疏”（这里诗赋虽分谈，实际都是依附老庄，不必拘泥），玄言诗流行了一百年，当然不能不变。晋末宋初谢灵运颜延之改变诗体，谢创山水诗，颜创对偶诗，对玄言诗说来，都是新开辟的诗境。谢灵运性爱山水，作诗主要是描写景物，景物之美也确实被他精刻地描写出来。如《游南亭诗》“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登江中孤屿诗》“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等句，非经深思搜索，不能得此佳句。谢诗全篇每以繁芜、雕琢为累，但秀句挺出，亦复清新可玩。颜延之作诗句句用故事，也句句相对偶，《诗品》说“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文心雕龙》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都是指颜诗专在对偶上用功夫。《诗品》又说颜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对偶与用事是不可分的，没有充足的故事，句子就对不起来，就是对起来，也只能称为“言对”，属于低级的一类。颜谢在宋初并称大家，谢诗比颜诗高，颜诗却比谢诗容易学。学谢诗必须摄取自然界的美，非身临山野，不能有所领会，也就不能学得谢诗的长处；学颜诗只要多读书，多记故事就可以，这是士族人能做的事，因此颜诗远比谢诗盛行。《诗品序》里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宋孝武帝年号）泰始（宋明帝年号）中，文章殆同书抄”。梁武帝曾和沈约比所知关于栗的故事，沈约比梁武帝少三条。沈约出宫，对人说，这个老翁爱面子，不让他一些就会羞死。后来梁武帝听说，大怒，要治沈约的罪，沈约不久被逼死。一个皇帝和臣下在记故事的多少上争高低，甚至逼死对手，足见当时文人重视记事。承认记事不如人，等于承认文章不如人，这就势所必争，顾不得什么君臣的关系。

　　南朝人习惯上称有韵文为文，无韵文为笔，经颜延之等人的提倡，文笔都要用事和对偶，这在古体文笔（魏晋以前）向今体文笔（唐朝的律诗律赋四六）转化过程中是一个关节，介于古体和今体（律体）之间的俳（对偶）体在这时期形成了。

　　到了梁朝，由于沈约一派的文人提倡声律，用事对偶以外再加上声律这个重要因素，因此诗和其他文笔形体上都由俳体逐渐向律体变化。自玄言诗以至对偶诗，大都是缺乏性情或者是不敢露出真性情的诗，梁陈诗人却敢于说出真性情，虽然这种真性情多是污秽的，但终究是有了内容。代表这种形体和这种内容相结合的诗叫做宫体诗。梁武帝的太子萧纲（梁简文帝）和著名文人徐摛（音痴chī）、庾肩吾以及徐摛子徐陵、庾肩吾子庾信创制一种轻丽的文体，因为是皇太子提倡的，所以文士们都模效着做，宫体诗代颜延之一派的对偶诗而盛行于梁陈两朝。

　　宫体诗正是统治阶级生活极端腐朽的表现，它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色情。《内人昼眠》、《娈童》（梁元帝诗）也用来作诗题，污秽可厌。不过，梁陈诗特别是陈诗，对诗体的发展来说，确有它的成就。梁陈诗应用声律、对偶、用事三个因素，已经相当成熟地达到配合匀称、平仄和谐的境界，五言律诗虽然还没有定型，但一篇八句，已成一般趋势，如范云的《巫山高》，张正见的《关山月》，庾信的《舟中夜月》等诗，宛然唐律了。其余五绝如柳恽《和梁武帝景阳楼诗》、梁简文帝《梁尘诗》、陈沙门慧标《送陈宝应起兵诗》；七绝如萧子云《玉笥山诗》，虞世南《袁宝儿诗》；五言排律如庾丹《秋闺有望诗》；七言排律如沈君攸《薄暮动弦歌诗》，都已无异于唐诗。七律的完成较晚，但如庾信的《促柱弦歌》，陈子良的《我家吴会》，虽音节未尽谐合，体制已属七言律。梁陈文人从古体诗中寻求新体，偶得这些篇制，数量不多，却都为唐朝各种近体诗奠定基础。

　　文人所作古体五言诗在东晋南朝，经过玄言诗、对偶诗、原始律诗三个阶段，结束了汉魏以来的古体诗。

　　这时期五言诗的盛行远超过建安、太康，但就严格的意义来说，古体诗人中堪称卓越的作者却只有陶潜一人。非文人所作，出于民间流传的歌诗，也是构成东晋南朝诗的重要部分。这类民间歌诗情深而净洁，语短（多是四句或三句诗）而采多，富有南方清丽宛转的风格，如《子夜歌》、《华山畿》、《读曲歌》、《杨叛儿》等篇，使人屡读不厌，与《国风》、汉乐府同为乐而不淫的正声。

　　赋——东晋南朝赋也和诗相似，经过玄言赋、俳赋、原始律赋三个阶段。东晋盛行玄言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可作这一类赋的代表作品。郭璞《江赋》，源出汉魏大赋，气魄雄伟，取材宏博，两汉魏晋最重大赋，非大学问家不敢作，郭璞博学有高才，完成了最后的一篇大赋，此后，作大赋的历朝虽有其人，却再没有名篇。陶潜作《闲情赋》，《自序》说是取意于东汉张衡的《定情赋》。《定情赋》已亡佚，从残存句看来，《闲情赋》是《定情赋》的充分发挥。萧统《陶渊明集序》认为“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其实，《闲情赋》情致深厚缠绵，实是情赋的杰作，说它缺少风谏的意义，无助于风教，未必是确评。陶潜《归去来辞》，也是属于赋类的名篇。赋的作用在于体物写志，东晋赋家，郭璞是体物的巨匠，陶潜是写志的绝手，在玄言赋盛行的时期，郭璞、陶潜独能违反流俗，卓然自立，可谓豪杰之士。

　　宋齐俳赋兴起，《文选》所录宋鲍照《芜城赋》、《尢鹤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梁江淹《恨赋》、《别赋》等，都是俳赋中的名篇。宋范晔《自序》，说自己深通声律，看古今文人，都不懂声律，偶有懂得一些的，也并不是真能从根本上懂得。年轻人里只有谢庄可能懂得。因为谢庄通声律，所作《赤鹦鹉赋》（文已残缺），被认为律赋的滥觞。梁陈文人专力作诗，在创制新体上，成就也较多。赋体巨大，调谐音节更不易，因之梁陈赋虽向律赋演变，但还少见成形的律赋。

　　骈文和散文——骈文起于东汉，至魏晋时达到最高峰。魏晋骈文，句法整（不是对偶）而兼有疏散，色采淡而兼有华采（偶用故事），气韵静而兼有流荡，声调平而兼有抑扬（不拘声律），大自论说，小至柬札，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境界之高，难可追攀。东晋骈文仍能保持西晋余风，王羲之尤为出色。王羲之比较恬淡，有政治识见，所作文辞，质直尽言，以达意为主，不事采饰，《晋书·王羲之传》所录《与会稽王（司马道子）笺》、《与殷浩书》、《与谢安书》、《与谢万书》以及《兰亭诗序》、《父墓前自誓文》等篇，都是体兼骈散，就风格方面看，应是骈文的上品。

　　以宋颜延之为代表的一派骈文，偏重辞采，非对偶不成句，非用事不成言，形体是很美观的，但冗长堆砌，意少语多（所谓“瘠义肥辞”），也是这一派的通病。以齐梁任昉、沈约等人为代表，所谓永明体（齐武帝年号）的一派骈文，修辞更加精工，渐开四六的门径。以梁陈徐陵、庾信为代表，所谓徐庾体的一派骈文，已形成为原始的四六体，对魏晋骈文说来，徐庾体是新变成的文体，对唐四六说来，徐庾体却仍保持较多的古意。南朝骈文演变至徐庾，特别是庾信所作，可称绝美。骈文自东汉以来，虽然文体屡变，但总的趋向是求美观，庾信骈文正是这个趋向达到最高峰的表现。

　　骈文不宜于叙事，所以，骈文尽管盛行，并不能排摈散文在史书上的地位，以为东晋南朝时散文已经绝迹，是不合事实的。不过，东晋南朝人撰史书，凡论赞都用骈文，惟梁陈时姚察、姚思廉父子作《梁书》、《陈书》，论赞独用散文，超出一般史家的窠臼。姚察以前，陶潜作《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也是境界很高的散文。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在反对四六文的意义上来说，是进步性的文体革新，陶潜、姚察则是这个革新运动的先驱。

　　总结性的文学著述——南朝产生了几部重要的总结性的文学著述。这些著述主要产生在梁朝，因为梁是文学上新旧交替的重要关头。宋鲍照说：“工言古者先考绩于今”。就是先得了解当今的事情，然后才能谈已往的事情。梁朝已经有了新体文学的萌芽，作者据以观察古体文学，从比较中得知它们的优劣所在，从而作出有见解的论述。几部重要著述都出现于梁朝，显然是有原因的。

　　《世说新语》，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今本《世说新语》自《德行》至《仇隙》凡三十六目，事起东汉末年，止于东晋，主要内容是记录清谈家的言行。清谈至东晋末告结束，宋时正好作总结。刘义庆爱好文学，招聚文士多人，《世说新语》当是众文士所编辑。清谈家的特征是言语玄远耐思索，行动有风趣不同于常人，《世说新语》用生动精练的文辞，刻画这些特征，隽永无比。刘孝标作注，引书多至四百余种，或引申正文，或纠正错误，注文配合正文，更增加全书的美妙。后世模仿《世说新语》而作的书很不少，可是都显得不能相比，因为《世说新语》是魏晋清谈的产物，后世没有魏晋式的清谈，也就不可能产生同样隽永的作品。

　　《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撰。萧统是博通众学的大文学家。他招集著名学士，商榷古今，聚书将近三万卷，研读不倦。《梁书》说当时“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足见萧统不仅自己有足够的学力，而且也凭借众人的学力，合众力来选录古今文章，宜乎《文选》三十卷成为选择最精的文学总集。《文选》取文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就是说，入选的文章必须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的概不录取。在这个标准下，《文选》自然是正统派的文集，以立意为宗，不甚讲求采色的文章就很难入选了。《文选》取文，上起周代，下迄梁朝。七八百年间各种重要文体和它们的变化，大致具备，固然好的文章未必全得入选，但入选的文章却都经过严格的衡量，可以说，萧统以前，文章的英华，基本上总结在《文选》一书里。唐李善《上文选注》里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唐士人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文选》对盾以后文学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诗品》，梁钟嵘撰。《诗品》是汉魏以来五言古诗的总结，作者自两汉古诗至梁沈约等凡一百二十人，分列为上中下三品。《诗品》评诗的标准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与《文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相同。在《中品序》里主张诗由“直寻”（出于自然），反对颜延之派的专用故事，在《下品序》里主张声调流利，反对沈约派的专讲声律。钟嵘生在颜延之、沈约两派盛行的时候，指名反对两派的弊病，可称诚实之士。他讥笑趋时学诗的人说，那些富贵子弟，怕不会作诗，天天用故事，夜夜调声律，自己看来觉得很警策，让大家一看，原来还是个平钝。他把各种庸音杂体，一概削弃，认为“无涉于文流”，只有真诗人才得列入三品。对入品的诗人，各加直率的褒贬语，无所忌讳。当时庸俗诗人的宗师如颜延之、鲍照、谢脁、任昉、沈约，都列在中品，并指出学这些人的诗的流弊。钟嵘敢于这样做，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褒贬公正无私，被评论的各诗派也承认他的褒贬确实是公正无私。

　　《文心雕龙》，梁刘勰在齐朝末年撰。刘勰是精通儒学和佛学的杰出学者，也是骈文作者中希有的能手。他撰《文心雕龙》五十篇，剖析文理，体大思精，全书用骈文来表达致密繁富的论点，宛转自如，意无不达，似乎比散文还要流畅，骈文高妙至此，可谓登峰造极。

　　刘勰撰《文心雕龙》，立论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序志篇》说，本来想注儒经，但马融郑玄已经注得很精当，自己即使有些独到的见解，也难得自成一家；因为文章是经典的枝条，追溯本源，莫非经典，所以改注经为论文。这里说明刘勰对文学的看法，就是文学的形式可以而且必须有新变（《通变篇》），文学的内容却不可离开圣人的大道（《原道篇》、《征圣篇》、《宗经篇》）。《文心雕龙》确是本着这个宗旨写成的，褒贬是非，确是依据经典作标准的。这是合理的主张，因为在当时，除了儒学，只有玄学和佛学，显然玄学佛学不可以作褒贬是非的标准。刘勰自二十三四岁起，即寓居在僧寺钻研佛学，最后出家为僧，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但在《文心雕龙》（三十三四岁时写）里，严格保持儒学的立场，拒绝佛教思想混进来，就是文字上也避免用佛书中语（全书只有《论说篇》偶用“般若”“圆通”二词，是佛书中语），可以看出刘勰著书态度的严肃。

　　儒学古文学派的特点是哲学上倾向于唯物主义，不同于玄学和佛学。尽管刘勰精通佛学，但在论文时，却明确表示唯物主义的观点。《神思篇》《物色篇》都说，先有外面的事物，沿着人的耳目，感动人的内心，内心动了，经过分析（“善于适要”），得其“要害”，造成文章来适应外面的事物，达到“瞻言而见貌（事物），即字而知时”的目的。刘勰依据这样的认识，所以不承认有抽象的文学天才，而主张仔细观察事物的“要害”，学习作文的法则（“术”），并且要保养体力，使精神常处于饱满状态。《养气篇》说人的精神，依附于身体，养神首先在养身，感到劳倦，必须休息。《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使读者觉得处处切实，可以由学习而掌握文术，即使讲到微妙处（“言所不追”处），也并无神秘不可捉摸的感觉。

　　《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隐秀篇》残缺），总起来是科条分明，逻辑周密的一篇大论文。刘勰以前，文人讨论文学的著述，如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都只是各有所见，偏而不全。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文学，《文心雕龙》实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文心雕龙》是文学方法论，是文学批评书，是西周以来文学的大总结。此书与萧统《文选》相辅而行，可以引导后人顺利地了解齐梁以前文学的全貌。

　　《玉台新咏》，陈徐陵在梁朝末年撰。梁皇太子萧纲提倡作艳诗（宫体诗），令徐陵搜集汉魏以来涉及妇女的诗篇，成《玉台新咏》十卷。《玉台新咏》流传很广，这是因为专咏妇女，也是编诗集的一种新格局。许多诗篇赖《玉台新咏》得以保存，成为大观，从这里可以了解封建社会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士人对妇女的各种态度。如西晋傅玄所作《苦相篇》，叙述男女间的不平等，妇女在父家夫家身受的苦痛，这种同情妇女的诗在这本书中是罕见的。主要由宫体诗人轻侮妇女的诗篇集合而成的《玉台新咏》，由于有了《苦相篇》一类的诗，虽然不多，这部诗集也就值得流传了。

　　二 史学

　　东晋南朝士人在学术上所走的路不外儒、玄、文、史四学（宋文帝立四学，宋明帝立总明观仍是四学）。史学既是士人事业的一种，私家得撰写史书（包括撰写当代史），又还没有官修的限制，因之东晋南朝史学甚盛。晋史撰人最多，唐时尚存正史体史（纪传体）八家，编年体史十一家，除陆机是西晋人，其余多是东晋人和少数南朝人。唐太宗时官修《晋书》，十九家晋史全部失传。宋范晔广集学徒，博览旧籍，以《东观汉记》为蓝本，删烦补略，成《后汉书》纪传九十篇。梁刘昭取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八个志共三十卷补入范晔书，并为志作注。范晔纪传、司马彪志合成《后汉书》，称为堪与班固《汉书》相比的良史。西晋陈寿撰《三国志》，文嫌简略，宋裴松之搜集史书一百四十余种，为《三国志》作详注，开注家未曾有过的新例，注文本身也就成为一部丰富的史料书。沈约在齐武帝时据徐爱等人的旧本撰成《宋书》纪志传一百卷。梁萧子显撰《齐书》纪志传六十卷（唐时亡一卷）。陈姚察撰梁陈二史，死后子姚思廉继续修撰，至唐太宗时才完成《梁书》纪传五十六卷，《陈书》纪传三十六卷。撰史最难处是撰志，非老于典故，不敢着手。范晔姚思廉所著书都没有志，沈约萧子显所著书有志，自然比范姚高一层，但都不作食货志，仍是避难就易。司马彪《续汉书》也没有食货志。所以自西晋至梁陈，史家虽多，没有一个人能追上班固。最杰出的史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自称“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无非是自负考核史事和论赞文字上有长处，可是，撰史不撰志，撰志不撰食货志，尽管有长处，总不能无愧于班氏。

　　三 经学

　　东晋时诸裒孙盛论南北学风不同处，说，“北人学问，渊（深）综（繁）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僧徒支遁同意他们的说法，作比喻说，“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意思是北方学者，以章句训诂为学问，缺少识见，好象在乎地上看月亮，处处有月光，但都是淡光，什么也看不清楚。南方学者以探求义理为学问，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好象从窗洞里看太阳，不见他物，但太阳看得很真切。《隋书·儒林传叙》也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些话实际只是说，北方保持东汉（古文经学派）的学风，南方发展魏晋的学风。这里所说东汉学风和魏晋学风，从经注方面看，南方经师《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传》，《左传》用杜预《注》；北方经师《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至于《诗》南北同用《毛传》《郑笺》，《三礼》同用郑玄《注》，南北差别似乎并不很大，但从说经方面看，南北确有很大的差别。北方经师说经，墨守东汉经师的家法，讲明训诂章句，不敢在家法外别出新义，是一种保守的停留在书面上的学风。南方经师说经，兼采众说，阐发经义，贵有心得，不拘家法，是一种进展的从书面进入书里的学风。大抵北方经学宗尚郑（玄）学，排斥王（肃）学，当然更排斥玄学；南方经学不仅郑王兼用，并兼采玄学。《魏书·李业兴传》载李业兴到梁朝聘问，梁武帝问他儒玄二学怎样贯通。李业兴答，我只学五经，不懂深义（指玄学）。梁武帝又问，太极有没有。李业兴答，我从来不习玄学，不知道太极有没有。李业兴答朱异问南郊，伸明郑学，排斥王学。这一问答，可以说明南北学风的不同。

　　玄学家崇尚清谈，剖析名理，所谓谈功，也成为士人的一个重要事业。佛教聚徒讲经，更具有庄严的规范，清谈家和佛教的风习，影响儒生说经，到梁时，盛行登讲座讲经，听讲人数有时多至千余人（严植之每登讲座，听者千余人）或数十百人（伏曼容每登讲座，听者有数十百人）。口头讲经的记录称为讲疏或讲义，如梁武帝有《周易讲义》、《中庸讲疏》。还有一种称为义疏，是阐发经义比经注更详尽的著作，不同于讲义和讲疏为口讲的记录。南方儒生有讲义和义疏，北方儒生有义疏，无讲义一体。东汉古文经学以训诂章句纠正西汉今文经学的穿凿附会，是一个进步，魏晋经学以探求义理纠正东汉古文经学的琐碎寡要，又是一个进步。南朝开始有讲疏义疏，是魏晋经学的继续发展。释道安始创义疏之学，讲解佛经，儒家义疏，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

　　南朝末年，王弼《易》学、费甝（音含hán）《古文尚书疏》传入北方，为北方学人所接受，南学开始流行。唐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采用南儒义疏，因此，魏晋经义在经学上取得统治地位，东汉经学亡伙。清儒尊东汉经学，怨孔颖达废黜汉学。不知南儒已从经注发展为经疏，北儒抱残守缺，背诵旧注外别无新说，孔颖达凭借义疏作《五经正义》，势必重南轻北，他自己本来学郑玄注的《尚书》，可是作《尚书正义》，不得不用《伪孔传》，因为《伪孔传》有费甝《疏》可凭，用郑玄《注》便做不成正义。凡守旧必失败，南北经学的兴废也是一个实例。

　　郑玄《三礼注》最称精密，南北儒生讲《三礼》，无不依据郑《注》。南朝士族极重家谱，严格辨别亲疏尊卑，丧服学因此成为被重视的专门学问，比郑《注》更加精密。

　　南朝儒生讲经，重在义理。王弼《易》学，贯通儒道两家，魏晋以来，一向盛行。儒佛两家极难沟通。宋戴颗撰《中庸传》，梁武帝撰《中庸讲疏》，无名氏撰《中庸义》，从《礼记》中提出《中庸篇》来提倡，目的在于发挥儒经中很少讲到的性命哲学，从这里可以向佛学凑合。后来两宋理学家采取道、佛教义，借《大学》、《中庸》两篇高谈儒家的性命哲学，开端远在南朝。

　　四 玄学和道教

　　儒家祭鬼神而怀疑鬼神的有无，墨家相信有鬼神，道家不相信有鬼神，三家对鬼神的态度不同，但都不信有长生不死的神仙。战国时燕齐一带始有方士。所谓方，就是不死之药的方。又古来相传有一种能通鬼神、用药治病的巫师。方士炼丹求长生（仙术），巫师用符咒求鬼神保佑（神术），方士和巫师只有术，没有学说，骗术还不算很高。齐国邹衍创阴阳五行学，战国末年，方士巫师采取阴阳五行学，于是有术又有学说，成立神仙家。秦始皇时，神术仙术阴阳五行学合流的神仙家大得信任，《史记·封禅书》说，“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怪迂阿谀苟合之徒”，是神仙家最确切的评语。它和儒墨道三家完全异源。它依附阴阳五行家，但阴阳五行家不一定就是神仙家。归根说来，神仙家是学术上不成其为家的一伙骗子。

　　神仙家的术，主要是仙术的炼丹（衍成丹鼎派），其次是神术的符咒（衍成符箓派）。用来装饰术的学说，除了始终依附阴阳五行学，还经常在寻找其他更有力的靠山，最后找到道家的创始人老子。

　　秦时孟子学派的儒生与阴阳五行家合流，西汉今文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经学，因此，秦及西汉，神仙家曾依附儒家。秦始皇求仙，博士做《仙真人诗》。西汉大儒董仲舒，会作法求晴止雨。大儒刘向依《淮南枕中鸿宝》（淮南王刘安所著书）的秘法炼黄金。东汉崇尚谶纬之学，神仙家与儒生更无甚区别。《后汉书·方术传》所载有神术的方术士，很多就是儒生。东汉末，魏伯阳附会《易经》造《参同契》一书，专讲炼丹的秘法。儒者张衡作《同声歌》，说男女按图淫戏是仙术（房中术）。可是，东汉古文经学派逐渐发展起来，古文经学派以王充为代表，反对阴阳五行学和谶纬学，神仙家感到不可能再依靠儒家。魏晋时古文经学完全代替了今文经学，神仙家也就脱离了儒家。

　　东汉时，神仙家曾试图依靠信鬼神的墨家，造墨子《枕中五行记》五卷。可是墨家在汉朝是被废黜的学派，依靠它是得不到好处的。神仙家终于找定了老子。老子虽然不信鬼神，但《道德经》里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谷神不死，是谓玄牧”；“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以其无死也”；“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一类神秘性的话。《史记》说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又说他西出关，“莫知其所终”。这些，都是神仙家穿凿附会的好资料。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更可以借来作妖术的掩饰。无神论的老子被神仙家硬扮成教主了。

　　神仙家在《汉书·艺文志》里还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东汉佛教开始流传，神仙家依附老子，模仿佛教，开始创道教。《后汉书·襄楷传》说，汉顺帝时，琅邪人于吉，自称得神书一百七十卷，号称《太平清领书》。于吉的门徒宫崇献书给汉顺帝，收藏在官府。这部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本，再加上巫术。书中宣扬神咒的作用，说天上有永恒的神圣，常常下来把重要话传授给人，人用这种话使唤神吏，神吏完全听从。这种重要话就是神咒。诵咒一百次验一百次，诵咒十次验十次。神咒可使神为人消灾除病，无不效验。这显然是神仙家的符箓派。丹鼎派不能造出大量丹药来给人吃（改用神水，仍须通过符咒），符箓派却可以随时造出符咒来欺骗大量的人，因之，当神仙家扩大成为道教时，符箓派代替丹鼎派，处于主要的地位。襄楷献《太平清领书》给汉桓帝，张角、张道陵等人依据《太平清领书》立太平道，又称五斗米道，可见汉顺帝以后，《太平清领书》已经流传，道教成立了，道士的名称也确定了（佛教僧人称道人）。汉桓帝祭老子，因为老子是道教的教主。

　　襄楷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所谓或言，就是道教徒说了这种话。道教虽然模仿佛教，但要排斥或贬低佛教，含有汉族自己创立宗教抵抗外来宗教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它和反对佛教破坏汉族传统礼法的儒家可以联合起来（在北朝，这种联合尤为显著）。另方面，道教虽然宗奉老子，但和宗奉老庄，研究哲理的玄学家，却没有信仰上的关系。魏和西晋的玄学家，都主张无神论，他们只是采取一些佛教教义作谈助，并不信佛教的神，同样，他们不信老子是神，服寒食散，为的是养生（嵇康作《养生论》），并不求长生不死。所以，必须区别玄学和道教，认明玄学是属于道家流派的一个哲学派别，道教是从神仙家扩大而成的一个宗教。

　　东晋玄学家探研佛理，比西晋更为普遍和深入，他们在哲学上采取佛理，在文学上也玄佛并用。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王弼何晏始创玄学，东晋佛理尤盛行，许询孙绰作文辞，玄言外又加佛语。许孙二人是一时文宗，因此造成文学界的风尚。东晋以后，玄学作为四种学问的一种，与儒文史并列，始终保持着一个哲学派别的面目，与佛教接近，与道教有距离。梁武帝谈玄又学佛，排斥道教，著名的丹鼎派道士陶弘景给梁武帝诗说：“夷甫（王衍）任散诞（放纵），平叔（何晏）坐论空（谈空无）。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诗意是讥刺梁武帝和一般士大夫谈玄崇佛，有亡国的危险。可见道教徒不赞成玄学和佛教，玄学家和佛教徒也不赞成道教。

　　最大的道教徒是东晋葛洪。葛洪著《抱朴子·内篇》二十篇，《外篇》五十篇。《自叙》说“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这里所谓道家实际是神仙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善）否（恶），属儒家”。《内篇·明本篇》定儒学与道教的先后，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未也”，这是道教对儒家关系的说明。《释滞篇》说，老子五千言都是泛论，不切实用，庄子、关尹全无至理，以生存为徭役，以死亡为休息，离神仙家千万里。这是道教对道家（玄学）关系的说明。显然，道教是和儒家接近的。这是道教采取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与儒家有相同处。《内篇·对俗篇》说“为道者当先立功德。……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兔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街，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它不同于儒家处，主要在长生不死这一点上。《对俗篇》又说“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伦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世俗生活），本不汲汲于升虚（到天上）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人间世）也。若幸可止家（留在家里）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照葛洪的说法，道教并不是想脱离人世，相反，它幻想着求得一种吃了可以不死的药物，永远享受人世的乐趣。春秋时期，齐景公饮酒很快乐，对群臣说：人要是不会死，该多么快乐呵！晏婴回答道：人要是不会死，快乐是属于古人的，怎么会让你来享受（《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样浅显的事理，道教徒到死也不懂得，专心一意用妖妄的方法求长生不死。《抱朴子·内篇》就是这样的一部妖妄书，并且是集合战国以来神仙家一切方术的一部妖妄书。

　　道教固然是妖妄的宗教（凡是神道设教，都不免带着妖妄），但是，妖妄里面还含有一部分可取的成分。在《金丹篇》、《黄白篇》里，主要用矿物炼丹药炼金银，开化学的远源，在《仙药篇》和其他不少篇里，主要用植物治疗百病，实是较为原始的药物学。道教徒主观上是为自己求不死，客观上却为这些科学开先路，削去那些妖妄语，《抱朴子·内篇》可以供给不少的科学史材料。

　　《抱朴子·外篇》，完全是儒家面貌，不见怪诞的语句。特别是《诘鲍篇》，用荀子和韩非子的观点驳斥道家学派鲍敬言“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谬论，表现出社会进化思想。《外篇》许多处说到今胜于古，如《尚博篇》说“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桔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他在《汉过篇》说“反经（儒经）诡（违）圣（周孔），顺非而博者，谓之老庄之客。……左道邪术，假托鬼怪者，谓之通灵神人；卜占小数，诳饰祸福者，谓之知来（知未来）之妙”。这不仅否定了老庄学派，否定了今文经学和阴阳五行学派，甚至连自己《内篇》所讲的那些神仙术也否定了。他最后不得不归到古文经学派方面来，承认“王仲任（王充）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而《论衡》恰恰是反对一切妖妄的儒学著作。

　　汉族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崇尚征实的史官文化，对宗教信仰向来是淡薄的。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索隐（寻求隐暗无证据的事）行怪（作怪妄的事）”、“舍人事而任（信仰）鬼神”的阴阳五行学以至左道邪术，在佛教影响下，汇合起来成立一个称为道教的宗教。它不能离开儒学而自立，也只有依附儒学，才能和佛教作斗争。东晋南北朝是道教活跃时期，南方有葛洪、陶弘景；北方有寇谦之，都是道教的重要人物，因此，在这里给道教作较多的叙述。

　　五 佛教

　　外来的佛教，要在宗教信仰淡薄、伦理（根本伦理是孝和忠）基础深厚的汉族精神生活里，争得一个立足点并且发展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东晋和南北朝，正是佛教经历着艰难的但是发展的一段路程。这里只说东晋南朝佛教的情况。

　　西晋丧乱，以王导为首的一群名士（玄学家）避乱，在江南建立东晋朝，一群僧徒也避乱南来。《世说新语》载支愍度想过江，和同行的一个僧徒商议说，用旧的一套说法去江东，恐怕找不到饭吃。两人于是共立心无义。所谓心无义，就是玄学家所谈的空无，东晋很多僧徒能谈玄，因为这是找饭吃的途径。在谈玄的僧徒里，支遁最负盛名，他注《庄子·逍遥游篇》，又作《逍遥论》，伊然是个大玄学家。支遁以后，释慧远最负盛名。东晋士人继承西晋的玄学，但多少感到猖狂放肆的危害，不敢蹈西晋名士破坏礼法的覆辙，儒学又逐渐取得传统的地位。这个趋势在慧远的学问上得到反映。慧远深通玄学，并擅长儒学，尤擅长《三礼》《毛诗》。宋文帝立四学，以雷次宗主儒学，雷次宗就是慧远的学生。慧远讲《丧服经》，后来雷次宗依慧远讲义作《丧服经传略注》。慧远主张“内（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就是企图以佛学为主，以儒玄为输，达到会之有宗（佛），百家（儒玄）同致的目的。支遁依附玄学，慧远想用佛来融合儒玄，从两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慧远时佛教有了发展，取得自立的地位。

　　与慧远同时，又有一个名僧法显。法显于三九九年自长安出发，西行寻求戒律，路经西域，入北天竺，又经中天竺到狮子国（锡兰）。法显经历三十余国，求得梵本戒律，附商船归中国。四一三年，到建康。法显记载西方诸国情形，成《佛国记》一书。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的历史，《佛国记》是一部极重要的著作。

　　慧远住庐山三十余年，聚集僧徒，讲授佛学，为南方佛教首领。他约集信徒刘遗民、周续之（二人是玄学家）、宗炳、雷次宗（二人是儒家）等名士一百二十三人，在阿弥陀佛像前，立誓死后要往生弥陀净土。往生净土的方法是坐禅修定，息心忘知（不起妄念）；口宣佛号，心注西方（极乐世界），说是死后就可以享受极乐。这是极简易的方法，口宣佛号即所谓念佛三昧，是人人能做的事，经慧远等人的提倡，因此净土宗在南方得以广泛流传。慧远也提倡翻译佛经，给许多译本作序文，并和北方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与名僧们共译戒律多种，添补译经事业中缺少戒律的空隙。慧远和法显对翻译佛教经典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慧远法显倡导下，南朝译经事业有很大的成就，梁陈时从扶南国来的高僧真谛，居住在广州，专译法相唯识一派的佛书，与鸠摩罗什、唐玄奘被称为三大译家。

　　宋齐两朝，佛教一直在发展，梁陈两朝，比宋齐又有进展，尤其是在梁武帝时期，南朝佛教登上了最高峰。南朝佛教发展的特点，在于这一时期里，汉族信徒对佛教哲学部分，表现出初步消化的趋势。自东汉时起，佛教徒的事业，主要是译经。翻译佛经，等于吞咽食物。大体上释道安以前，属于吞咽的阶段。魏晋以来，玄学盛行，从探求老庄的义理扩展到探求佛经的义理（译经事业自然并不偏废），由此，外来的佛教逐渐成为汉化的佛教，佛教的思想逐渐融合在汉族思想里，成为汉族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儒佛道三家鼎立，互相斗争，也互相吸收，这是初步消化的阶段。以道安慧远为标志，开始了这个阶段。宋明理学则是完全消化的阶段，这时候儒学又恢复独尊的地位，实现儒为主佛老为辅的局面，佛老之学（主要是佛学），被用作养料来丰富儒学（理学）。佛教的哲学部分既被儒学吸去，它只好主要地依靠迷信部分来维持自己的存在。

　　汉族在东晋南朝初步消化佛学的情况，有如下几种：

　　（1）作注疏——僧徒承受师传，为佛经作注，这是儒家给僧徒的影响。僧徒推衍义旨，为佛经作疏，解释比注为周详。后来儒家也为儒经作义疏，这是僧徒给儒家的影响。作注“非师不传，不敢自由”，作疏则依据作者的研究，申明经旨，不必拘泥于师说。

　　（2）作法论——宋明帝敕陆澄撰《法论》。梁武帝敕宝唱撰《续法论》。这两部《法论》搜集梁以前关于阐发佛法的论文数量很大，虽然两书都已亡佚，但就僧肇《般若无知论》、《物不迁论》和残存的篇目如道安《实相义》、《性空沦》，慧远《辩心意识》、《释神名》等来看，应都是总摄要义，经过自己的思考，才作出这些通论或专论。法论的大量出现，说明佛学是在消化中。

　　（3）与儒家和道教作辩论——这种辩论，既刺激佛学的加速消化，也催促佛学的逐渐汉化，对佛教的发展，作用最大。因为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佛教徒如果不精通佛理，机械地搬运佛经的辞句来应敌，是不能立足的；佛教在外国，宗教势力超出政治势力，但在中国，不论帝王如何尊信佛教，帝王终究要依靠懦家的礼法来统治人民，佛教徒如果不适应中国社会的传统惯例，使佛教汉化，在不抵触儒家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宗教活动，而企图传播完全外国面貌的佛教，也是不能立足的。对儒学和道教进行辩论的重要论文，大体收集在梁朝释僧佑的《弘明集》和唐朝释道宣的《广弘明集》里，僧佑《弘明集后序》对佛教被儒家攻击的六个问题（一，“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古无法教（佛教），近出汉世”；五，“教在戎方（西方），化非华俗”；六，“汉魏法微，晋代始盛”）进行辩护，只能用儒书中事例“为法（佛教）御侮”，不敢用外国事例来攻击儒学，这是沸教不得不汉化的显例。

　　（4）作传记——天竺记史事往往与神话混杂，或残缺不全，但佛教传入中国，由于受汉族特重史学的影响，作风大变。东晋南朝佛教徒写成有关佛教的传记，种类甚多，现存的著作是梁朝慧皎所作《高僧传》十六卷。本书上起公元五八年（东汉明帝水平元年），下讫五一九年（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列举南北高僧二百五十七人，附见二百三十九人，采访极广，务求信实（当然，宗教记载不可兔地要杂入迷信荒诞事）。后世依据成规，屡续《高僧传》，成为研究佛教史的一种重要资料，这也是佛教汉化的一个显例。

　　佛教在南方继续上升，在佛寺方面，数目有很大的增加。就建康一地计数，东晋时约有沸寺三十七所，梁武帝时又累增到七百所。建康以外，各地佛寺的增加，比例当相类似。梁郭祖深上书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这是当时佛寺大兴的实录。在造像方面，多用金属铸造形象，宋文帝时，萧摹之请限止用铜造像，足见当时有很多铜像。此后，宋孝武帝造无量寿金像，宋明帝造丈四金像，梁武帝造金银铜像尤多，他曾造丈八铜像置光宅寺，又敕僧佑造剡溪石像，坐躯高五丈，立形高十丈，建三层高的大堂来保护石像。其余王公贵族造像也不会少，确是奢靡无极，大耗民财。在佞佛方面，齐竞陵王萧子良设斋大会众僧，亲自给众僧送饭送水，也就是舍身为奴的意思。至梁武帝竟公开舍身同泰寺，表示为众僧作奴，佞佛达到极点。此后，陈武帝在大庄严寺舍身，陈后主即位，在弘法寺舍身。舍身成为皇帝在位的一种仪式，类似儒家仪式的皇帝南郊祭天，道教仪式的皇帝受篆。如果三种仪式作比较，舍身是最虚伪卑劣的表现。

　　南朝兴佛教，虽然有上列三种情形，但重点仍在研究佛教的义理，对中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南朝和北朝趋向不同，北朝兴佛教，重点在发扬佛教的形迹，建寺院、造石窟，佞佛求福比南方更甚。这些形迹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也是有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宗教的佛教，在宗教信仰淡薄的汉族社会里，经过一度兴盛以后，终于衰落了，它的哲学和艺术，经过长时期的消化，却丰富了汉族古文化的内容。

　　六 儒、佛、道教相互间的斗争

　　生和死，在人类思想上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儒家重生不重死，学说着重在怎样做人，怎样规定人与人的关系和怎样统治人民，儒经所讲不外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对死后事（鬼神的有无）置而不论。所谓“未知生，焉知死”（生前的事未知的还太多，那里管得死后的事），就是儒家对生和死的态度。又如“朝闻道，夕死可矣”，更显示重生轻死的精神。这是儒家学说的切实处，但也因为这种切实的学风，在哲学思想上或者说在精神现象的研究上（孔子极少讲性、命、天道），孟子和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学说，荀子和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学说，研究的宽度和深度，都是很不够的。佛教的传来，使得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大大发展起来（宋明理学）。从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说，这是一个大的推进。不论儒学如何吸收佛教哲学，但对生死问题，在说经时依然保持“未知生，焉知死”或神灭论的儒家面目，所以儒学始终不曾宗教化。道家不信死后有鬼神，学说着重在个人生前的适意求乐（“长生久视”也是适意求乐的一种）。它的支派魏晋玄学，正如《列子·杨朱篇》所发挥的那种无鬼论，是极端消极腐朽的思想。东晋以后的玄学，与佛教联合，玄学家既要生前享现世的乐，又愿死后享来世的乐，玄与佛不曾发生过斗争，实际上玄学附和了神不灭论，已成佛教的助手。佛教和道教都相信神不灭，但对不灭的想法却不同。道教以“无死”（肉体常生）为宗，是贪生的宗教。它希望得不死药求长生，还希望带着妻妾奴仆甚至鸡狗全家登天，这就是想用自己现有的肉体永远享受无穷的人欲。所谓尸解羽化，是后来制造的骗术，原来是想肉体永生的。《抱朴子》说“服阴丹以补脑，采玉液于长谷”（房中御女术），可以延年，黄帝带一千二百女升天，说明道教思想何等的贪婪，何等的丑恶。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哲学，只是一片妖妄。它和佛教发生斗争，不是因为哲学不同，而是因为想用自己的幻想排斥外来的幻想。佛教以“无生”（精神不死）为宗，是畏死的宗教。它确认死是必不可免的事，因此宁愿放弃现世的人事，专心为死后作打算，借以逃脱生死之苦，避免轮回（报应）之痛。慧远致刘遗民等信里说，“意谓六斋日（每月有六天斋戒），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本来玄学家一向简绝常务，专心空无，现在说这是为来世种福根，宜乎东晋以来，玄佛合流。以上四派，分成斗争的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儒学，一方面是佛教。道教附儒，玄学附佛。儒佛斗争的根本问题是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其他如礼制、华夷等问题，都是较次的争论。

　　儒佛争论，在东晋，主要为礼制问题。晋成帝时庚冰执朝政，主张沙门见皇帝，应该行跪拜礼。佛教徒（朝官和僧徒）坚决反对。经反复辩论，庾冰的主张失败了。桓玄又提出跪拜问题，与佛教徒反复辩论，等到篡位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宋孝武帝诏令沙门拜皇帝，他的儿子宋废帝废除宋孝武帝的诏令。僧徒不拜父母和皇帝，等于否认儒家的根本伦理，儒家要僧徒拜皇帝，等于否认僧徒的弃俗出世，而且正如反对桓玄的桓谦等人所说，如果僧徒改变不拜皇帝的规矩，那未，其他应该改变的事还很多，一改再改，也就不成其为僧徒。在这一斗争中，儒家的进攻敌不过玄佛两派的联合反抗。

　　宋齐间，出现道教和佛教的斗争。东汉道教徒已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谬说，西晋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到宋未，道士顾欢作《夷夏论》，极意诬佛，引起两教的大争论。《夷夏论》要旨在于“舍华效夷，义将安取”？就是说，汉族人有自己的礼制风俗，为什么要模效外国的礼制风俗。齐道教徒假托张融名义作《三破论》，仍是《化胡经》之类的谬说。道教徒一贯用造谣诬蔑为斗争的手段，佛教徒也造些谣言来反攻，如《正诬论》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竺乾即天竺，古先生即佛，所以老子是佛弟子。又如《清净法行经》说佛遣三弟子到震旦（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即孔子，光净菩萨即颜渊，摩诃迦叶即老子。道教攻击佛教，竟向谣言求助力，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辩论。在这一斗争中，道教徒被佛教徒战败了。

　　神不灭论是佛教的根本依据，只有儒家的古文经学派能够推倒这个根本依据。儒家在平时对鬼神持不可知论，但在反对主张有鬼神的学派时，它可以主张无鬼论，战国儒家曾用无鬼论反对墨家学派，就是一个先例。东汉今文经学派盛行，王充曾主张无鬼论来反对今文经学派。王充的学说，到齐梁间，由于范缜作《神灭论》，得到很大的发扬。范缜以前，宋何承天反对轮回说，作《达性论》，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宋范晔曾想著无鬼论，说死就是灭，天下决无佛鬼。《后汉书·西域传》说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被骗）焉”。这些都是不信轮回，不语怪神的儒家思想。齐竟陵王萧子良大兴佛教，声势极盛，儒家思想也高度发展，成为范缜的《神灭论》。范缜是名儒刘瓛的学生，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秉性质直，敢于发高论。萧子良招名士萧衍、沈约等人作宾客，范缜也被招请。当时著名士人多集中在竟陵王府，正是儒佛斗争的最好场所。萧子良崇信佛教，范缜当面反驳。萧子良问，你不信因果，那末，为什么人有富贵贫贱？范缜答，人生在世，好比树上同时长的许多花，随风飘去，有些落在茵席上，有些掉在粪坑里。贵贱固然不一样，因果究竟在那里？萧子良说不出理由，很不满意范缜的回答。范缜作《神灭论》，证明物质是实在的，精神是附生的，论中设有问答凡三十余条，大旨如下：

　　（1）精神是肉体（形）的作用，肉体是精神的本质。肉体存在，精神也得存在；肉体死灭，精神也就消失。好比一把刀。精神是犀利，肉体是刀口，没有刀口，就不会有犀利。所以，没有肉体，也就不会有精神。

　　（2）物质有多样的种类。譬如木是无知的物质，人是有知的物质。人死了，身体变成象无知的物质，因之死人也就象木质的无知。

　　（3）物质变化有一定的规律。譬如树木，先是活树，后是枯木，枯木决不能又变活树。犹之活人要死亡，而死人决不能再变活人。

　　（4）心脏（那时候不能知道脑的作用）是思想的器具。心脏有病，思想就错误，可知精神是物质（心）的产品。

　　（5）鬼神是没有的。儒家祭祀鬼神，只是教人孝佛，不是说真有鬼神来饮食。妖怪也是没有的，古书记怪事，不可凭信。佛教说人死变鬼，鬼又变人，是毫无证据的谎话。

　　《神灭论》最后指出世人信佛，动机由于自私自利。富贵人不惜竭财破产布施富僧，对贫穷人丝毫不肯救济，因为布施富僧有来世得厚报的希望，救济贫穷得不到一些报酬。现在国家贫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精神不灭的缘故。归根到底只有耕田吃饭，养蚕穿衣，才是人生真实的事业。

　　《神灭论》发表后，佛教信徒喧哗反对，萧子良集众僧和范缜辩论，都被范缜驳倒，有些人写《难神灭论》，可是他们只能拿些书本上的鬼神来证明鬼神，谁也拿不出一个真鬼神来。范缜依据真理，和他们进行论战，确是做到“辩摧众口，日服千人”，佛教受到致命的打击。一个佛教信徒王琰借儒家尊敬祖宗的信条作武器，想一下子难倒范缜，说，范先生呵！你竞不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那里！意思是说，你不承认你的祖先神灵在天上，就是不孝。范缜回答说，王先生呵！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那里，为什么不自杀去找他们！萧子良使王融劝范缤，说，象你这样的美才，不怕不迁升到中书郎那种高官，何苦坚持这个议论，阻碍自己的前途。范缜大笑答道，我范缜如果卖论求官，更大的官也做到了，何在乎你说的那个官。范缜是这样有骨气的一个思想家，佛教徒束手无策。萧衍做皇帝后，下了一道答臣下神灭论的敕书，硬说范缜违经（儒经）背亲，言语可息（不许再说）。又给范缜加上罪名，流放到广州。僧徒释法云拿着这道敕书，送给王公朝贵们看。王公朝贵六十二人写回信，跟着梁武帝来责骂范缜，佛教徒算是依靠政治压力挽救了佛教的危机。范缜遭贬斥，儒家的反对并不停止。郭祖深抬着棺材到宫门极谏，说行佛法要亡国。荀济也上书痛斥佛教，几乎被梁武帝杀死。张僧繇专画寺壁，曾在江陵天王寺画毗（音皮pí）卢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像。梁武帝问张僧繇，何故佛寺中画孔圣人。张僧繇答，将来还得靠他。这个答话是有意义的，佞佛的人也知道佛教终究压不倒儒学。

　　凡是佛教徒，都主张调和儒佛，沈约作《均圣论》，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道士陶弘景作《难沈约均圣论》，反对“内圣（佛）外圣（周公孔子），义均理一”的说法。足见在佛教极盛的时候，道教徒还是依附儒家，反对佛教。

　　儒家佛教道教的关系，大体上，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梁武帝原来是父祖相传的道教徒，做皇帝后（五○四年，天监三年），在佛前立誓舍弃老子（道教）的邪法，一心事佛，又敕群臣舍道事佛，说，老子周公孔子都是邪道，只有佛是正道。可是，就在这一年，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在立学诏（五○八年）里又说，“建国君民，立教（儒学）为首，砒身砺行，由乎经术”，对儒学崇奉备至。这正说明儒学有传统的力量，即使梁武帝看作邪道，也只能用调和手段，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道教却确实被排斥了。陶弘景三十六岁便退出仕途，他给亲友信里说，“知几其神乎，毋为自苦也”。这就是说，道教徒在政治上不可能得到出路，不如隐居为妙。

　　七 科学

　　东晋南朝在科学研究上，也有杰出的人物，其中祖冲之的成就尤为巨大。

　　虞喜——古来谈天体的学说有浑天、盖天、宣夜三家。浑天家以为天裹地似卵含黄，天地俱圆。盖天家以为天似盖笠，地似覆盘，天圆地方（《周髀算经》）。天文学家多持浑天说。宣夜家以为天并无形质，日月众星自然运行在虚空之中，这些独到的见解，因不被重视而失师传。东晋虞喜依《宣夜论》作《安天论》（天不动），反对浑天说，尤反对天圆地方说，以为“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他的重大成就是首先发现岁差现象。虞喜以前的历数家，天周（恒星年）与岁周（回归年）不分，以为太阳自今年冬至点环行天空一，一周到明年冬至点是永远相吻合的。虞喜开始测出太阳从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并不是在原点上，而是不及一些。这个不及处称为岁差，又称为恒星东行或节气西退。虞喜测定每五十年冬至点西退一度，虽然很不精密，但岁差的发现，是历数学的一个大进步。

　　何承天——宋何承天继承母舅徐广四十余年观测天象的记录，自己又观测四十年，创制新历法。宋文帝采用他的新历法，称为《元嘉历》。《元嘉历》创定朔法，使日月食必在朔望。又创调日法，为唐宋历数家所沿用。

　　祖冲之——齐祖冲之是古代著名的大科学家。他的祖父祖昌，宋时作大匠卿。大匠是朝廷管理营造的最高官，想见祖昌是个建筑师。祖冲之早年就以博学著称，得到宋孝武帝的重视。他擅长数学，最特出的贡献是求得圆周率。《周髀算经》定圆周率为三，即圆周的长度为直径的三倍。经数学家相继探求，圆周率的推算逐渐进步，西汉刘欲求得三·一五四七，东汉张衡求得三·一六，曹魏刘徽求得三·一四，宋何承天求得三·一四二八，到祖冲之才计算出圆周率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与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间。祖冲之注《九章算经》，又撰《缀术》。唐朝国学里教数学，就用《缀术》作课本，学习期限定为四年，这部书的重要性可以想见。

　　何承天的《元嘉历》比古历十一家都精密，祖冲之认为还嫌粗疏，创制称为《大明历》的新历法。《大明历》测定一回归年（太阳自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的日数为三六五·二四二八一四八一日，与近代科学所得日数相差只约五十秒。又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日数为二九·二一二二二日，与近代科学所得日数相差不到一秒。古人称木星为岁星，春秋时期用岁（岁星）在某次（天分十二次）来纪年，因为当时认为岁星恰恰十二年行一周天。刘欲《三统历》知道古法有误，创岁星一百四十四年超一次的超辰法。祖冲之改正刘歆的粗疏，定“岁星行天七匝（音zā）， 环绕一周。七匝，八十四年），超一次”（《三统历》是岁星行天十二匝，超一次）。木星公转一次是一一·八六年，七次是八三·○二年，和祖冲之所测定的八十四年，相差颇近。《大明历》开始应用虞喜的岁差法，此后历数家无不研究岁差度数，逐渐趋向精密。《大明历》多有创见，宋孝武帝令朝臣会商，有人以“诬天背经”为理由，反对采用《大明历》。直到梁武帝时，才用《大明历》代替《元嘉历》。

　　祖冲之又能制造机械。他曾为齐高帝造指南车，车内设铜机，车子任意圆转，不失方向。又造千里船，一天能行百余里。《南史》还说，祖冲之本诸葛亮木牛流马遗意，造一种陆上运输工具，不借风力水力，机械自身能运动，不劳人力。这可能是不很费人力的机车，也可能是史家的虚构，因为唐宋还有类似千里船的人力轮船，机车却从不见于后世的记载。

　　祖冲之的儿子祖暅之（暅音宣xuān），幼年就传习家学，当他深思入神的时候，霹雳声也不会听到。有一次在路上行走，头触大官徐勉，徐勉叫他，才惊觉。他用立体几何中的一种方法求得圆球的体积，又造铜日圭（测日影用）、漏壶（滴水计时器），都极精密。他的儿子诅皓，也传家学，擅长历算。侯景作乱，祖皓被杀。自祖昌以来父子相传的科学世家，被侯景覆灭了，是多么大的损失！

　　八 医学

　　东晋南朝，士族多精医学。东晋殷浩妙解脉理，治一百岁老妇人病，一剂便愈。殷仲堪亲为病人诊脉制方，借示仁慈。宋扎熙先善疗病，兼精脉理；羊欣善医术，撰药方数十卷。这些医家中最出色的要算道教徒葛洪和陶弘景。葛洪说，道士一定要兼修医术，以免诸疾病。葛洪搜集戴霸、华佗所集《金匾绿囊》、崔中书《黄素方》及《百类杂方》五百余卷，又搜集甘胡、吕傅等人所撰《暴猝备急方》几百个，作《玉函方》一百卷，按病名分类，按病类施方，检查很方便；又作《时后救猝方》三卷。他说，家里有了这个《救猝方》，可以不用医生。医生多是承袭世业，有名无实。他们自造虚名以图财利，开方喜用贵药多至数十种，贫家请他们不起，请来了又多害人，倒不如自己懂得医方，比请无知医生要妥当些。葛洪所作《救猝方》，都是验方，药物用易得的草木，不用贵品。陶弘景注《本草经》，又撰《药总诀》，又增补葛洪《时后救猝方》，作《肘后百一方》。葛洪陶弘景都说，医师和药物多在京城里，京外城邑就不多，乡村更是缺少医药，他们作肘后方，是为贫家着想，用意是很好的。城邑里医学发达，就《隋书·经籍志》所载南朝医药书，有脉理、病理、药性、制药、针灸、孔穴、制丸、制散、制膏、制丹、单方、验方、家传秘方等书；分科有小儿科、产科、妇女科、痈疽科、耳眼科、伤科、疟疾、痨病、癞病、软脚病、饮食法、养生术、男女交接术、人体图、兽医科（马牛驼骡）、印度医方等。撰书人多是著名土族，科目分得很精细。

　　九 艺术

　　书法——书法自东汉以来，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魏钟繇始创真书，独辟新境，因此被称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至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王羲之不仅吸收汉魏诸书家的精华，更重要处还在于脱出钟繇真书的境界又自辟新境。这就是说，钟繇的真书多少还留有隶书的遗迹，王羲之的真书，形体完全能自立。有人以为“右军（王羲之曾作右将军）书成而汉魏西晋之风尽，右军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废，实自右军始”，就是指这一点说的。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书法不比王羲之低，人称为小圣。父子合称为二王。齐朝王僧虔说“变古制今，惟右军、领军（二王）尔。不尔，至今犹法钟（繇）张（芝）也”。梁武帝评王羲之书，说“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二王真书为南方书体的正宗，北方沿袭魏晋（西晋）旧书体，因之南北书法不同。南北统一后，经唐太宗的提倡，二王真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

　　绘画——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南朝士族特重书法，因之绘画也同时发达。东晋朝如晋明帝、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戴逵、戴颙，宋朝如陆探微、宗炳、谢庄，齐朝如谢赫、刘（音镇zhèn）、毛惠远，梁朝如梁元帝、陶弘景、张僧繇，陈朝如顾野王，都是最著名的画家。其中顾恺之尤为杰出。谢安称顾恺之画为生人以来所未有，当时人又称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是三绝之一（其余二绝是才绝、痴绝），足见他的绘画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境界。他改变汉魏以来古拙的作风，特别着重在传达画中人物的神情，因此点睛成为传神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常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个，指点睛）中”。瓦棺寺僧设大会请朝官布施，朝官施钱最多不过十万，顾恺之独布施一百万。令寺僧备一新壁，顾恺之闭门月余，画维摩诘像一躯，告寺僧说，观众第一日可请施钱十万，第二日五万，第三日随意布施。画毕开寺，维摩诘画像光彩耀目，据说有“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几天得钱数百万。现在还存在的《女史箴图》，相传是顾悄之的真迹。其他画家如：宗炳善画山水，顾景秀善画虫鸟。谢赫善写真，称南朝第一。刘善画美女，毛惠远善画马，都称当时无匹。梁元帝善画外国人物，张僧爵专画寺壁。谢庄制方丈木版，画中国山川疆域，分开是一州一郡，集合是全国地图。画地图不是艺术，但也表现出他的巧思。

　　汉魏以来，书家常著书法论，阐发书法的秘巧。自东晋起，画家也作画法论，如顾恺之有《论画》，谢赫有《论六法》（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模移写），王微有《叙画》。唐以后人论书法画法，没有人能超出东晋南朝的范围。

　　雕刻——戴逢工书画，人物山水，妙绝当时。戴逢又善铸佛像及雕刻，曾作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并旁侍两大菩萨。因旧传雕刻术朴拙，不能起人敬心。戴逵潜坐帷中，密听观众批评，所有褒贬，悉心研究，接连三年，修成新像，众人惊服。戴逵子戴颙，传父业，宋太子在瓦棺寺铸丈六金像，像成觉头面瘦小，工匠无法再修改，请戴颙审视。戴颙说，这不是面瘦，是臂胛过肥。削损臂胛，形相就变得很雄伟。其他雕铸如梁释僧佑造剡溪大石像，释法悦铸丈九金像，用铜四万三千斤，技术也颇有可观。不过，南方佛教发展的重点在义理方面，宗教形迹方面不甚重视，因此，雕刻远不及北方佛教的规模巨大、技术精湛。

　　摹拓术——王羲之学书，得力于蔡邕石经、张芝《华山碑》和钟繇的书法（主要应是《受禅碑》）。这些碑都在北方，疑当时已有拓碑术。顾恺之有摹拓妙法，用好纸依法上蜡，拓名画不失神采笔意，这比拓碑术更精致得多。拓碑的方法，一朝有人应用到木版上，就会变成印刷术。

　　南方权贵大营宫室，僧徒盛造寺塔，规模虽不及北方，建筑术却也有相当的成就。南方士族多擅长音乐，创制新声。又围棋与书画同样重梁萧景墓前石柱上的阴文反写石刻视，称为手谈，或称坐隐。凡是能满足精神上享乐的文化事业，南朝都有高度的发展。高欢说，江东有萧衍老翁，专讲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企慕他，说是正朔所在。隋灭陈，得清商乐，隋文帝说，“此华夏正声也”。北方承认南方文化是华夏正统，不仅音乐一端，所以，军事上北朝战胜南朝，文化上却是南朝战胜北朝。

简短的结论

　　西晋未大乱，北方一部分士族和大量劳动民众迁移到长江流域，对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

　　东晋南朝立国将近三百年，除梁未大乱，其余战乱，都是局部的，短期的，破坏性并不太严重。大体上社会处在安定状态中，因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获得了必要的条件。

　　东晋南朝是汉族建立的政权，在对抗北方非汉族政权的意义上，得到南方士族和广大民欢的拥护，也得到北方汉族民众的同情。北方统治者两次大举南侵（三八三年前秦荷坚，四五○年北魏太武帝），南方政权用小的兵力击败北方军，主要是依靠南北汉族的合力支持。自然，南方执政者的军事部署和长江天险的利用，也是击败北方军的重要原因。

　　以王谢两家为首的百家士族，始终是南方政权的骨干。宋齐梁陈四朝皇帝都出身素族，他们纵然引用一些有功和得宠的寒人，百家士族的尊严地位，仍不可触动。在皇帝统率下，百家士族和贵族（皇帝家子弟）共同执掌政权。百家士族和贵族是享有各种特权的一个社会阶层。

　　新朝代兴起，总有一个社会比较安静的时期，民众从而多少获得一些休息的机会。等到这个朝代的暴君出现，一个新朝代又起来代替它。所以，将近三百年中，南方改换了五个朝代，对稳定社会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长江流域经济就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发展起来。特别是杂炼生揉的炼钢法被发现，使南方生产工具得到改进。水利的兴修，扩大了水田面积，耕作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稻谷产量比粟麦高，这就有可能繁殖长江流域的人口。东晋以下，人口有显著的增加，依靠劳动民众的力量，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

　　劳动民众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享受特权的士族和贵族，得到充裕的物质供养，过着富饶安闲的生活，有余力来从事文化事业。东晋南朝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划时代的。就文学艺术说，汉魏西晋，总不离古拙的作风，自东晋起，各部门陆续进入新巧的境界。艺术部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戴逢的雕刻，都在东晋时完成革旧布新的事业。文学部门，革新开始于宋齐，至梁陈接近于完成，进一步就成为唐朝的律诗律赋和四六文。另一种革新，是以古文（散体文）改革骈体文，开始于陈朝的姚察，为唐韩愈开古文运动的先路。就经学、哲学、宗教说，西晋以前，总不离拘执不开展的作风（魏及西晋玄学，对两汉经学是开展的表现，但仍拘执于老庄之学），自东晋起，各部门都无拘执地开展起来。首先是佛教，对各方面发生巨大的影响。玄学和佛教合流，道教仿佛经大造道经（《隋书·经籍志》道教经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饵服四十六部，房中十三部，符箓十七部。这种道经大部分是东晋南北朝道士所造），儒学也采取佛学中义疏体作儒经义疏，梁朝皇侃作《论语义疏》，还用一些佛理来解释儒学。不管玄道（教）儒三家与佛或合流或反对，在佛教影响下，各有开展的现象，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汉族人宗教信仰一般是淡薄的，即如虔诚的佛教徒梁武帝，虽然宣布道教是邪法，但仍尊敬陶弘景，要他制成神丹，让自己也可以长生；陈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又是道教的信徒。佛教盛行，道教也同样盛行，三吴及滨海各地，道教尤为得势。一般人希望从这一宗教的神也从那一宗教的神得到各种好处，无专奉一教专求一神的信心，这种思想的本质，依然还是儒家的那个鬼神不可知论。儒家的伦常、礼法，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长生成仙，都可以共居在一个人的头脑里，梁武帝等人三教同源合流的主张，并不是没有依据。用佛教的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欺骗、不饮酒）、十善（不犯杀、盗、淫、妒忌、忿恨、愚痴、谎话、巧辩、挑拨、恶骂），配合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再加上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整套神道设教，统治者以为可以化民成俗，坐致太平，因之，催促儒佛合流，尤为致力。

　　但是，儒学中的正统派思想家（古文经学派中的王充派），在神灭或不灭的根本问题上，与佛教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这一派论家人数虽少，真理却在这一派方面，范缜《神灭论》发表后，震动了当时的整个思想界，因为真理是具有真正威力的。自东晋时起，特别是从未时起，儒佛斗争愈趋尖锐化，宗炳作《明佛论》，主张人死神不灭，何承天著论驳宗炳。何承天作《达性论》，主张人贵物贱，否认佛教众生平等说，又主张神灭，反对佛教轮回说。颜延之著论驳何承天。范缤作《神灭论》，引起更广泛的辩驳。大抵南朝思想家析理精细，反复深入，辩驳解答多至七八次，始终保持严肃的态度，不动意气，这一点堪称论家的良好模范。梁武帝用政治压力阻止范缤的答辩，破坏了这个惯例，实际上等于梁武帝为首的神不灭论者，宣吉自己理屈辞穷，承认失败。

　　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东晋南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不能因为政治上是偏安，轻视它们的贡献。

第六章 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化时期——北朝

——三八六年——五八一年

第一节 北朝魏、齐、周的兴亡

　　魏 三八六年至五三四年

　　一 统一黄河流域以前的代国

　　东汉时期，匈奴衰落，鲜卑族逐渐兴起。自东汉至魏，鲜卑大人檀石槐、轲比能征服许多游牧部落，相继组成巨大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体，西接乌孙国，东到辽河流域，东西一万二千里，南北七千余里，塞外匈奴旧地，全被鲜卑族占领。鲜卑连年侵扰幽（河北省北部）并（山西省）二州边境，成为汉魏北边新起的大敌。

　　鲜卑族长期停顿在原始社会阶段上，以畜牧射猎为业，生活简单朴野，刻木作符信，没有文字。檀石槐以后，开始行世袭制度，各部大人不再推选。轲比能得中原降人，造兵器甲盾，并学文字和兵法。檀石槐、轲比能两部，魏晋间隐没不显，继起的强部有宇文氏、慕容氏和拓跋氏。慕容拓跋两部在东晋时期，先后参与中原争夺战。慕容部接受汉文化，迅速进入封建社会，在辽河流域建立燕国，占领中原五六十年。拓跋部比匈奴、羯、慕容鲜卑、氏、羌都落后，对汉文化有缓慢的接受又有顽强的抵抗，尽量保持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凭借它的高度野蛮性——残酷的屠杀和贪婪的掳掠，终于战胜大小割据者，宋文帝元嘉年间，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十六国混乱的局面。

　　据魏收的《魏书》所记，拓跋部的酋长毛，曾组成三十六个部落，其中包括九十九个氏族的部落联盟，毛被推选为大酋长。东汉击走北匈奴，拓跋部酋长诘汾正在这时候南迁，经历“九难八阻”，走出了高山深谷，率部众进入匈奴旧地游牧。诘汾立了这个大功，在部落间颇有威望。他的儿子力微，并吞强大的没鹿回部，其他部落大人都来归附，力微成为统率骑兵二十余万的大酋长。力微迁居盛乐城（山西大同市西北三百余里），祭天，表示自己拥有大权力。诸部大人来助祭，只有白部大人不来。力微杀白部大人，诸部畏服，拓跋部从此正式取得了统率权，力微也取得了大酋长世袭权。由于贵族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形成，部落联盟也就进化为原始的国家。在这个原始国家里，原始公社的制度并无大改变，大酋长和四部大人共同管理诉讼事，没有去律和监狱，议定了就判决。没有文字，只在木片上刻花纹用以记大事，号令约束全凭言语。但大酋长既然世袭，表示财产私有制已在发展，不同于财产完全公有的原始社会，应该说是国家的开始。

　　二六一年，力微遣长子沙漠汗到魏都洛阳当质子，魏国给与金帛等赏赐，并允许互市。晋武帝时，沙漠汗归国，诸部大人在路上迎接。沙漠汗用弹弓射落飞鸟，诸部大人大惊，说他学得晋人的异法怪术，如果继位，一定要改革旧俗，对大人们不利。力微也怀疑沙漠汗晋化，允许诸部大人在路上杀死沙漠汗。拓跋部一开始就表现了拒绝高级文化、保持旧习俗的顽固态度，和慕容部走着不同的道路。

　　力微死后，属部离散，经过内乱十七年，二九五年，力微少子禄官继承大酋长位。这个继承权本来属于沙漠汗，禄官不敢违反长子继承的惯例，分国为三部，自己率一部在东，居濡源西（濡音nuān河北宣 化县西）；沙漠汗长子猗率一部在中，居参合陂北（山 西大同市西）；猗弟猗卢率一部在西，居盛乐。这时候正是西晋八工作乱，代郡失意士人卫操、卫雄、箕澹等十余人投奔拓跋部，猗用这些士人作将相，并多招避乱晋人来归附。猗出巡，有洛阳大商人携带金帛货物跟随着做买卖。繁峙（山西繁畤县）巨商莫含得猗卢器重，常参与军国大谋。猗猗卢得到汉人的帮助，国力愈益强盛。猗、禄官先后死去，三○八年，猗卢总统三部。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和前赵对抗，主要是依靠猗卢的助力。三一○年，刘琨请晋朝封猗卢为代公，割陉岭以北地（山西代县西勾注山以北）给猗卢。三一四年，进封代王。猗卢得晋人辅助，已经是封建专制性质的国王，可是拓跋部还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这就是说，拓跋本部和附属部的贵族及平民，自力微以来，仍保持原始社会的旧习惯，君与臣、官与民的关系，并无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区别尊卑主从。猗卢做了国王，对各部大人不能行施绝对的权力，各部大人依惯例要同掌政权，也不能容忍国王一人专断。猗卢为提高国王的地位，用极残酷的刑罚压服部属。违犯了他的军令，全部落都被杀死。前后杀死上万人。拓跋本部和属部惊骇思乱。三一六年，猗卢子六脩违令，猗卢往讨，被六脩击败。猗卢逃匿民家，有妇人认识他，告诉六脩，猗卢被杀死。猗卢的战败和被杀，正反映着封建国王的权力和鲜卑旧俗间的对抗。

　　猗卢死后，国中大乱，新旧猜忌，互相残杀。所谓新旧，就是鲜卑人称旧人，归附的晋人及乌桓人称新人。新旧斗争主要是晋人与鲜卑人间的斗争，也就是封建势力与原始社会残余势力（各部大人）间的斗争。猗卢信任新人，引起旧人的憎恨，这时候旧人起来压迫新人，新人首领卫雄、箕澹率晋人及乌桓人三万家逃归刘琨，原始社会残余势力在代国又占优势。

　　代国经过多年内乱，三三八年，什翼犍即代王位。什翼犍在石勒都城襄国作质子十年，受汉文化影响，即位后，始设官职，分掌政务；始制法律，规定叛逆、杀人、奸盗等罪的刑罚；用汉族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代国开始确立了国家的体制。国王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部大人的议政权比过去缩小了，但仍统治着自己的部落。三三九年，什翼犍召诸部大人议建都，连日不决。母王氏说，我们祖先，一向游牧为业，现在筑城定居，如果有敌兵来，往那里逃避。三四○年，什翼犍建都盛乐，在故城南筑盛乐新城。定居以后，农业也逐渐开始。三六七年，前燕兵经过盛乐附近，损毁穄（高粱）田，什翼犍怒，出兵击燕兵。当时在代国的非鲜卑人，统被称为乌桓，其中自然有汉族人。鲜卑人以畜牧为业，种穄田的人应是汉人和汉化的非汉族人。代国开始有农业，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占主要地位，但总是一个进步。

　　三七六年，前秦苻坚出大军击代国，什翼犍使白部、独孤部御秦军，都被秦军击败。又使南部大人刘库仁率骑兵十万御秦军，又大败。什翼犍率诸部逃漠北，遭当地高车等部攻击，不得游牧，闻秦军稍退，还归盛乐。不久，庶长子寔君杀什翼犍，并杀诸弟，部众溃散，国中大乱。秦军灭代国，分为河东河西两部。苻坚命刘库仁统率河东部，后来又兼统河西部。什翼犍长孙拓跋珪得到刘库仁的保护，待机恢复代国。

　　鲜卑拓跋部一向在北荒游牧，诘汾以前的酋长推寅和诘汾的父亲邻，都曾谋南迁，两人都被部众称为推寅，意思是钻研有智慧。南迁是拓跋部的共同愿望，诘汾南迁成功，威望和权力自然要增进；新牧地远比北荒肥美，生产力前进了，自然要推动部内贫富的变化。力微取得大酋长世袭权，开始形成了雏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奴隶制度应是它的发展道路，可是，它所接触到的却是封建制度的汉族社会。猗卢得汉族士人商人的辅助，又受晋朝的封爵，想做一个封建专制独掌大权的国王是很自然的。这对诸部大人所代表的原始社会残余势力不能不发生矛盾。什翼犍引用汉族燕凤许谦等人作辅佐，在盛乐附近出现农业，意味着代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经济上主要依靠鲜卑人的畜牧业，其次才是乌桓人（主要是汉人）的农业；军事上主要依靠鲜卑诸部大人，政治指导上主要依靠汉族士人。三五○年，后赵国崩溃，什翼犍主张乘机进兵中原，争夺霸权，诸部大人反对出兵，什翼犍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进兵中原，是国王和政治指导者的想法，出战怕损失，是诸部大人的想法，这也反映国王和诸部大人间的矛盾，而诸部大人的势力是不弱的。沙漠汗的被杀，猗卢、什翼犍的兴起和死后的离乱，都是封建势力和原始社会残余势力间斗争的表现。什翼犍在位三十九年，有利于封建势力的发展和巩固。九年后拓跋珪又得复国，并且开始进行黄河流域的统一战，力量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个封建势力。

　　二 强盛的魏国

　　三八六年，拓跋珪受诸部大人的推戴，即代王位。拓跋珪用张衮为长史，许谦为右司马，政治指导者仍属汉族士人。同年，拓跋珪改国号为魏，表示不再受晋朝的封号。拓跋珪的首要措施是务农息民，取得后燕（慕容垂）的援助，借以抵御内部诸部大人的不稳定性。这些过着游牧生活的部大人，叛服无常，不懂得在一个固定的国家内服从一个国王对自己有什么利益。三八七年，拓跋珪定出一条有效的办法，就是颁赐群臣将士各有差（每次战胜后，按战功分赏虏获物）。从此拓跋部成为坚强的好战集团。三八八年，魏攻库莫奚（奚是东胡种），大胜，获杂畜十余万头。三八九年，大破解如部，获男女杂畜十余万口，又大破高车（高车本名敕勒，也写作铁勒）诸部落。三九○年，大破高车袁纥（回纥）部，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口。三九一年，大破拓跋部的世仇刘卫辰部（南匈奴的别支），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黄河以南（河套）各部落都来归附，魏占有河南广大牧地，国富兵强，准备进取中原。三九五年，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太子慕容宝军，俘获文武将吏数千人，器甲资财无数。三九六年，拓跋珪率大军四十余万人攻后燕，夺得并州。又率大军出井陉（河北井陉县），与后燕军连年大战。三九七年，攻破后燕国都城中山（河北定县），大河以北诸州郡全为魏有。是年，拓跋珪建都乎城（山西大同市）。三九九年，改号称皇帝（魏道武帝）。南北朝对立的形势，基本上形成了。

　　魏道武帝有战必胜，迅速建立起封建大国，是由下列几个原因造成的。

　　在军事方面，主要是利用班赐群臣将士各有差的办法，使得诸部大人和鲜卑兵知道战争中掳掠的利益比游牧大得多，愿意跟随他力战，很少发生叛逃事。在班赐物中，自然包括奴隶。许谦从军攻刘卫辰部，有功，受赏得僮隶三十户（僮隶户也称隶户，是失去自由但有自己的家室的人，还不算是奴隶，这种人的来源主要是被俘的敌国民户）。大将长孙肥屡立战功，受赏得奴婢数百口，牲畜上千头。王建有功，受赏得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头，又受赏得僮隶五千（千疑是十的误字）户。安同有功，受赏得妻妾及隶户三十，马二匹，羊五十口。张济有功，受赏得奴婢百口，马牛数百，羊二十余头。李先有功，受赏得奴婢三口，马牛羊五十头。依据这些事例看来，受赏数量并不大，为什么能够激发好战心呢？崔浩谏阻魏太武帝攻宋的信里说，“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夏），北破蠕蠕（柔然），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攻宋），以取资财”。这里说得很清楚，好战的目的在于大肆掳掠，班赐只是承认掳掠为合法的一种形式。魏自四八四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起，才制定傣禄，在这以前，文武百官以掳掠贪污为正当生活。

　　掳掠人口尤为武官致富的重要手段，最大的人口掳掠者就是魏皇帝。东晋安帝时（与魏道武帝同时），仇池公杨盛上表叙述魏国情形，说魏国妃妾都住瓦屋，有婢女千余人，织绫锦，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蔬，贩卖谋利。魏皇帝利用婢女来养活妃妾，可以推想文武百官也是靠奴婢、隶户来养活。魏国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下至一部分鲜卑士兵，各占有多少不等的奴隶，有向奴隶制度发展的趋势，这对一个暴发的落后社会说来，走奴隶制度的道路，是很自然的。可是，它受到汉族封建制度社会的影响，不可能顺利地发展起来。虽然如此，这种趋势却一直保持到鲜卑统治最后崩溃（北周）的时候。

　　在政治制度方面，也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魏国占领了汉族居住的广大土地。要统治汉族，首先得接受封建制度。猗卢、什翼犍在汉族士人辅助下，封建制度已经在代国起着推进社会的作用。魏道武帝得并州，开始成立正规的政治机构，自刺史、太守（地方长官）、尚书郎（中央办事官）以下宫，一般都用文人（汉族士人）。他留心招纳，士大夫来军门求见，不论老少，一概引入谈话，尽量录用。三九九年，在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增生员共三千人。命郡县大索书籍，送平城。四○一年，亲祭先圣周公先师孔子。魏国用大量汉族士人作文官，魏皇帝依靠这些汉族文官的支持，才建立起封建政治制度的统治机构。这个机构所统治的人，自然，主要是汉族劳动民众。三九七年，魏大军攻后燕国都中山，屡战不胜，军中大疫，兵士死去什之五六，诸将都想北归。魏道武帝说，有民就有国，我不怕没有民。意思是说，鲜卑人走了，我有汉官汉民也可以立国。诸将听了这些话，才不敢再说北归。这里说明魏皇帝的支持者，固然鲜卑族是主要的，但已经不是唯一的支持者，也说明军事上依靠鲜卑族，政治上却必须依靠汉族士大夫，否则，就无法在中原立足。

　　在经济方面，以旧都盛乐新都乎城为中心的魏国本土，农业的重要性愈益增进，鲜卑族的贵族也逐渐转化为地主，畜牧业渐转到次要地位。什翼犍时，代国已有穄田。拓跋珪即代王位，首先重视农业（“务农息民”）。三九五年，后燕慕容宝攻魏，收魏穄田百余万斛，说明魏国本上已有相当规模的农业。三九八年，灭后燕，徙后燕境内吏、民及徒何（鲜卑）等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到魏京，给内（魏本土）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又徒后燕国太守、县令、豪强二千家到魏京，无疑也要给予田地。当时划平城周围为畿内，畿外分四方、四维，置八部帅各管一方一维。这种方、维帅是朝廷派遣的地方官，不同于原有的部大人。在方、维内居住的部落，被解散为普通民户，分地定居，不许自由迁徒，部落君长大人也被当作普通民户看待。四○四年，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当是对这些部落君长大人的不满表示让步。方、维帅功课农耕，按农业成绩定方、维帅的功过。四○○年，魏道武帝亲耕藉田，为百姓作表率。贵族和跋将死时，告诉诸弟说，漯水北土地瘠薄，你们可移居水南，耕种良田，广兴产业。农业比畜牧业利厚，足见贵族在有农业条件的土地上，兴农求利，不愿继续保持畜牧业。耕田人里大多数是从中原迁来，计口授田的新民和分地定居的鲜卑人，他们耕种小块土地，每年给皇帝（最高地主）缴纳租赋；还有一部分是为贵族豪强种地的佃户和隶户。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下的关系，因此魏国是封建制度的国家，虽然原始社会的残余和奴隶制度的趋向同时并存，但并不能阻止鲜卑社会的封建化。

　　魏道武帝建立起由鲜卑人汉人组成的大国以后，迫切地寻求稳定皇帝统治权的方案，任用大批汉官为魏国制定各种制度，提倡农业，解散游牧部落，都是这种方案的表现。这方面，他取得了成就。但在另一方面，汉族与鲜卑族间的矛盾，鲜卑贵族与魏皇帝间的矛盾，却迫使他陷于精神失常，直到发狂被杀，成为鲜卑社会急剧变化中的牺牲者。

　　张衮是魏道武帝的第一谋士，最得信任。张衮荐中原名士崔逞，崔逞即彼重用。魏道武帝攻中山，军中乏食，向群臣问计。崔逞说，桑椹可以补助食粮，古人说过，鸮鸟（鸣声恶劣的一种鸟）吃了桑椹，鸣声会变好。崔逞说这些话，可能是出于无意，也可能是讥刺鲜卑军的残暴。他听从崔逞的献计，令民缴桑椹当租，心里却痛恨崔逞有意侮辱。又命张衮崔逞写信给东晋雍州刺史郄恢（郄音戏xì），指定要在信里侮辱东晋皇帝。张衮崔逞只称为贵主（指晋帝），他看了很不满意。不久，杀崔逞，贬张衮。后燕大官封懿来降，他询问燕国的事情，嫌封懿对答简单，认为士人看不起自己，不让封懿做官。魏道武帝出身游牧部落的大酋长，性情凶暴，习惯于杀人。三九五年，俘获慕容宝军四五万人，在参合破一起杀死。后来攻中山城，城中军民死力防守，魏军不支，几乎溃败。他使人到中山城下问守城人，你们为什么死守不降？守城人说，我们宁愿战死，不能象参合陂那样被杀。他得到这个教训，以后作战，不敢任意惨杀。四○二年，桓玄在东晋作乱，一批晋官要奔降魏国，魏道武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喜欢。等了好久，这批晋官分别逃到南燕和后秦去了。他很奇怪，派人去探问原因。答复是，晋官原来是想投奔魏国的，半路上听到崔逞被杀事，临时改变主意，决计到燕秦去。魏道武帝深为懊悔，也算是得了个教训，此后对士人不得不宽容些。他要取得汉族士人的助力来统治汉族民众，可是汉族士人和民众，对鲜卑族的统治，总是存在着或隐或显的矛盾，他无法消除这个矛盾，而且还必须压抑自己所体现出来的游牧族的野蛮性，抑郁久了，会变成神经失常的人。

　　尤其紧张的是鲜卑贵族与魏皇帝间的矛盾。鲜卑族原始社会的残余势力，猗卢以来，虽然逐渐在削弱，但对皇帝集权仍是一个有力的阻碍。魏道武帝在政治、经济上的措施，是要解散部落势力，催促鲜卑社会加速封建化，在这样急剧变化中，皇帝与贵族间表现出特殊的紧张状态。四○六年，他下了一道诏书，说人们以为汉高帝起于布衣（平民）而有天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知道汉高帝受天命做皇帝，决不是凭争夺得来。他劝臣下安分知足，才能“保荣禄于天年（善终），流余庆于后世（死后有子孙）”。接着又下一道诏书，劝臣下不要争夺名位权利。这都反映当时贵族争夺官爵甚至要夺取帝位，使得他惊慌失措，烦闷不安，或几天不吃饭，或通宵不入眠，自言自语，见神见鬼，觉得朝官和内侍，都怀有恶意。事实上鲜卑大臣穆崇、拓跋仪也确实想杀死他。他留心臣下言语行动，一有可疑，便亲手击杀。只有汉族大臣崔宏、崔洁父子不被猜疑，其余朝臣人人自危，不敢见他的面。四○九年，他被儿子拓跋绍杀死。《魏书》说魏道武帝是因为吃寒食散得的病，其实这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于无法解决上述两个矛盾特别是对鲜卑贵族的矛盾。

　　魏道武帝是有力地推动鲜卑社会前进的积极人物。他灭后燕国，建立强大的魏国，为结束十六国长期混乱、统一中国北部作了准备，在这一意义上，他对中国历史也是有贡献的。

　　四○九年，魏明元帝杀拓跋绍，即魏帝位。他采取拓跋部四部大人与大酋长共同管事的惯例，命长孙嵩、安同、崔宏等八大臣共听朝政，号称八公。又使燕凤、封懿等共议政事。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都有人参与朝政，魏国紧张局面得以缓和。四一五年，魏国连年霜旱，殷内民多饥死。有些朝官建议迁都邺城。崔浩周澹二人反对迁都，说，山东人（指太行山以东的汉人）不知鲜卑人虚实，以为人畜欢多，称为“牛毛之众”（象牛毛那样多）。如果现在迁去，山东人看到鲜卑人数有限，一定要发生轻侮心。不如等待明春草生，取马牛乳和蔬菜充饥，挨到秋熟，难关就渡过了。魏明元帝赞成崔浩的意见，说，只有崔浩周澹二人合我的意，但怕挨不到来秋。最后决定挑选最穷困的国人（鲜卑人）到山东定、相、冀三州，令汉民每户出租米五十石来养活这批穷国人。从崔洁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首先是鲜卑统治者深怕汉族民众窥见底细，因为鲜卑人数比汉民少得多：其次是魏国本土农业已经远比畜牧业重要，并且有一批脱离畜牧业又不农耕的穷国人。这批人是鲜卑兵的主要来源。明元帝时，北方柔然已成强敌，魏处于防御地位，无力大举进攻（四二三年，筑长城二千余里，保卫平城）；南方后秦姚兴，占有黄河以南诸州郡，国势正盛。四一七年，宋武帝灭后秦，取黄河以南州郡，魏守黄河北岸，无力渡河争夺土地。魏用兵机会大减，穷国人也就愈益增多，遇天灾就要饿死。四二二年，宋武帝死，魏明元帝立即大举渡河攻宋，崔浩极力谏阻，他坚决不听。显然，鲜卑统治者和穷国人上下一致的好战心，决不肯放弃攻宋的机会。和宋军经过多次苦战，四二三年，魏夺得司州（治洛阳）全部，兖州、豫州的大部分。魏在黄河以南取得许多州镇，确立了南北朝对立的形势。

　　四二三年，魏明元帝死，魏太武帝继位。鲜卑族到魏太武帝时期，武功达到最高峰，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战争。魏太武帝和魏道武帝一样，是魏国杰出的皇帝。

　　魏太武帝依靠崔浩的谋略和鲜卑人的慓悍，战无不胜。四二四年至四二五年，大举出击柔然，迫使它逃奔漠北，暂时不敢南侵。四二六年，出兵攻夏国，取长安城。四二七年，攻破夏都城统万。四二八年，俘获夏主赫连昌。四三一年，攻取夏最后都城平凉，夏国亡，魏取得关中。四三二年，出兵攻北燕国，围龙城，不克。四三六年，灭北燕国，魏取得辽河流域。四三九年，出兵灭北凉国，魏取得凉州。自三○四年开始的十六国大乱，到这时候黄河流域才得到统一，劳动群众比割据时期多少安定了一些。

　　魏国在战胜中，俘获人畜财物不可数计，诸将受皇帝班赐，再加上私自掳掠，正如崔浩所说，“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个个成了大富豪。早在四一三年，魏明元帝遣将击破越勤、倍泥部落，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人二万余家。这些被俘的人，计口受田，不当作奴隶看待。可是战胜军归来时，班赐将士牛马奴婢各有差。这里所赐的奴婢，当是战争中在另一种情况下俘获的人，被贬为奴婢。《魏书》记俘获，有些称男女或新民，有些称生口，前者指民户或隶户，后者指奴婢，身分自有区别。将士私自俘获的人，应是属于生口类。魏太武帝时俘获的生口数量更大，不仅班赐给出战的将士，而且还班赐给留台文武（未出战的在朝文武官）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出战和未出战的文武官都分到生口，出战将士又有私有生口，再加上鲜卑兵受赐和私有的生口，魏国在魏太武帝时，奴隶制度的趋势，比魏明元帝时又大进一步，也就是说，魏国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从事生产来供养文武官和鲜卑兵。

　　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后，连年出击柔然和西域诸国，获得多次胜利，最后自然要进攻南方，企图削弱宋国并掠夺更多的生口和财物。四四九年，魏太武帝出兵大破柔然，掳获人口和牲畜共一百余万。柔然大败后衰弱，再不敢大举来侵犯魏边塞。四五○年，魏太武帝亲率大军攻宋。这时候正是宋文帝在位，国力强盛。魏宋大战，魏军不能攻破宋国重要城镇，只能在城镇外大杀大掠，尽量破坏，使居民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害。宋军民痛击魏军，魏军也死伤大半。四五一年，魏太武帝只得退兵回乎城。他用兵没有受过这样的挫败，大为国人所怨恨；鲜卑人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死伤，此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四五二年，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杀死。

　　鲜卑拓跋部人数本来不是很多。魏得黄河南北州郡后，更显得本部人太少。每有战争，驱迫汉人和非鲜卑人（所谓“杂夷”）临前敌，让鲜卑骑兵在阵后督战，不顾前面士兵的死伤，一味强迫前进，战败了，鲜卑骑兵便首先逃走。魏国用这样的方法来保存本部人，使得鲜卑人只发扬游牧族的残暴性，却消失了游牧族的悍战性，再加上不牧不耕，专事掳掠，多年来养成的堕落性，鲜卑拓跋部实际上已经衰弱了。经攻宋一战，它的衰弱现象暴露出来，从此，魏国由强盛转到衰弱的阶段上。

　　三 由衰至乱的魏国

　　魏太武帝的继位者魏文成帝在位时（四五二年至四六五年），是魏国衰弱时期的开始。这时候，对外战争基本上停止了，国内汉族劳动民众和鲜卑统治者间的矛盾便升到第一位。魏文成帝屡次下诏，斥责地方官侵害百姓，以营家业。又斥责地方官串通大商富贾，重利盘剥民财，共同分赃，规定官商犯赃十匹布以上，处死刑。又诏令平民（良家）因穷出卖子女为奴婢，得赎还子女。又禁止贵族和士族与百工伎巧卑姓通婚，理由是“贵族之门，多不率法（奉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所谓贪利财贿，就是贵族士族和大商富贾通婚，官商勾结来盘剥民众。他下了这些诏书，并不能减轻民众的痛苦。魏文成帝亲到河间郡鄚县（鄚音莫mò河北任丘县北）镇压攻取富户的贫民，十五岁以上男子全被惨杀，十五岁以下男子，当作生口班赐随从各官，这也并不能抑止民众的反抗。到魏孝文帝时，汉民的反抗，规模愈益扩大，有政治才能的魏孝文帝采取各种措施，暂时和缓了这个危机。

　　鲜卑拓跋部从来就是一个以掳掠为职业的落后集团。军事上靠掳掠来鼓动军心，政事上也同样靠掳掠（表现的一种形式是贪污）来使用百官。史称“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清白）自立者”，确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地方官直接统治民众，经常的、普遍的、残酷的贪污行为，民众受害尤为深切。在拓跋部武力削弱的时候，民众反抗贪污政治的活动便广泛地开展起来。四七一年，魏孝文帝即位。就在这一年，青州人封辩自号齐王，聚众千余人起事。平陵（山东历城县东）人司马小君聚众起事。此后，民变连年发生，有的聚众至五千余家。至于攻取富户财物被称为劫盗的贫民，更是遍地蜂起。四七三年，魏国定出一条法令，就是：县令能平一县劫盗的，兼治两县，能平两县的兼治三县，三年升为郡守；郡守能平两郡至三郡的，三年升为州刺史。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四七七年，下一道诏书说，诸州刺史以下地方官，纵奸（豪强）纳贿，违法营私，闹得盗贼并起，攻掠愈甚，你们百官都替我想个办法。四八○年，出布帛一百万匹及伐齐所得俘虏班赐群臣。四八一年，攻齐，获得三万余口，以一万余口班赐群臣。从敌国掳掠人口，分一部分给群臣，想阻止群臣的贪污，鲜卑统治者就是用这种暴行来处理政治问题的，当然丝毫也不能阻止贪污。四八三年，魏孝文帝下诏说，我很想知道百姓的疾苦，每有从州郡来的人，我问他们地方官苛虐的情况，他们都不肯说实话。本该斩首，现特从宽放他们回去，以后不得再欺骗。这种聊以解嘲的诏书，对贪污现象确实到了无法可施的地步，但是，民众反抗贪污政治的浪潮，迫使魏国不得不寻找可施行的办法。

　　四八四年，魏孝文帝才决心实行俸禄制。魏国旧制：户调：帛二匹（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许多州郡县不产丝帛，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库，作为由宫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的费用。这里就有一批商人在为官府调换布帛的形式下同享贪污的利益。魏孝文帝所定新制是，每户增调帛三匹（疑是原调二匹外新加一匹），谷二石九斗，作为百官的俸禄。产麻布各地即用麻布充税，不再换丝帛。另增调外帛二匹（一匹二丈，外再加二丈，凑足二匹），作为废除商人的费用。班禄以后，官得赃一匹，即处死刑。地方官刺史以下各官，犯赃发觉，被杀死四十余人。行均田制后，规定地方官得收公田租，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县官六顷。地方官不愿意受禄，淮南王拓跋佗出面，请求恢复断（无）禄制。魏孝文帝坚决执行新制，严厉惩罚贪官，开国以来的贪污积弊，一时显得颇有变化。

　　史书都说魏孝文帝于四八五年，采取李安世的建议，实行均田制，又于四八六年，采取李冲的建议，立三长制。按李安世疏中说，“州郡之民，或因年俭（荒年）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故乡）”。这里明说立三长在前，建议行均田在后。事实上也只有校正户籍以后，才有可能按户口奴婢牛具分配田地，如果按照立三长前的大户（三五十家成一户）分田，每户得田太少，无法进行耕种，因此，两事先后，当有错误，这里假定立三长在四八五年，行均田在四八六年。

　　魏孝文帝在三年内实行班俸禄、立三长、行均田三大改革，民众对鲜卑统治的反抗，多少有些趋于缓和。当然，反抗还是继续着。四八七年，魏孝文帝问高祐如何止盗。高祐说，要精选地方官，更要停止勋臣贵族作地方长官（州刺史、郡太守），足见改革的实效并不大。

　　魏国的本土，即平城周围的畿内，形势也很不稳定。鲜卑平民不畜牧不耕作，三分之二是游手浮食人。鲜卑贵族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工商人家（魏道武帝灭后燕时迁来）积储大量财富，连一些奴仆也衣食精美。这样的现象，畿内特别显著地呈现着：农夫吃不到糟糠，织妇穿不上短衣，无力进行生产；另方面却是官库里谷帛充盈，商市上宝货满列。到街上看，很多是衣服华丽的人，到家里看，更多的是衣食匮乏的人。一遇荒年，就有许多人饿死。四八七年，大旱，魏孝文帝只好让大批贫民出境去求食。魏国本土鲜卑兵力已经衰弱，农民大都穷困不能生活，作为根据地的畿内，不再有控制山东的实力，如果山东诸州郡有大变，鲜卑统治的崩溃将很难避免。

　　鲜卑统治者利用汉族士人来统治汉民，汉族士人也利用鲜卑统治者来保持士族压迫汉民众的利益。但是，汉士族与鲜卑贵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士族处在屈服地位，并不是甘心愿意的。崔浩的遭遇，可以表现士族与鲜卑贵族的关系。崔浩出身北方第一名门，是魏太武帝最信任的谋士。他力主恢复五等封建制，认为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是弊政。道教主寇谦之也赞成他的主张。本来魏道武帝已定王公侯子（废伯男二爵）四等封爵，崔浩的父亲崔宏受封为白马公，他自己也曾封为武城子，后来又袭封白马公。显然崔浩的主张，不是要改四等为五等，而是要世家大姓的首领在本人势力所在地，按势力大小受五等爵号，也就是要魏皇帝承认世家大姓历代相传的割据势力为合法。这种议论反映汉族割据势力受鲜卑地方长官（州刺史郡太守很多是鲜卑贵族）的压制，要求象西周那样，诸侯各治自己的国，对王室只保持朝贡关系（崔浩力争用汉族士人数十人作郡守，也有反对鲜卑贵族的意义）。汉士族最讲究礼制，鲜卑族却非常落后。鲜卑拓跋部人头发打成辫子（称为索头），男女服装便于骑马，汉士族以衣冠自诩，当然看不惯游牧人的习俗。拓跋部人同姓通婚（四八四年才下诏禁止），更被看作野蛮。其余不合汉族礼制的事自然还很多。魏太武帝令崔浩撰国史，崔浩把拓跋部丑事都直书不讳，《魏书·崔浩传》说他“尽述国事，备（详尽）而不典（不雅观）”，并且刻石立在大路边，让来往的人都看见。魏太武帝和鲜卑人大怒。四五○年，崔浩被囚，受尽侮辱后（崔浩排斥佛教，也是波报复的一个原因）才灭族。他的亲戚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灭族。崔浩智谋无双，善于估计利害，他做这个危险事，也反映出汉族和鲜卑族在文化上的尖锐矛盾。崔浩被惨杀，士族与鲜卑贵族间的不和却并未中止。鲜卑人自四五○年大战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当时北方的柔然早已衰弱，南朝成为唯一的敌国，如果北方士族响应南朝的北伐，鲜卑统治将很难应付这个危局。四八九年，魏孝文帝向群臣访问安民的方法，李彪提出几条，其中一条是应在河表七州人中，选择高门，召来京城，同中州人（鲜卑贵族）平等待遇，给予官做。这样，可以调和新（新选七州高门）旧（鲜卑贵族），也可以阻止士人投向南朝。李彪所称河表七州，就是荆、兖、豫、洛、青、徐、齐七个与南朝接近的州。魏孝文帝很注意李彪的建议，此后行政着重在利用汉士族和调和汉士族与鲜卑贵族间的关系。

　　大河南北诸州郡是魏国的真实根基，居住在这个地面上的是汉士族和汉民众，鲜卑统治者依靠偏远的畿内和不多的鲜卑人想控制全国，事实上有极大的困难。四九三年，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实行与汉族同化。魏孝文帝深慕汉文化，所以要变鲜卑俗为华风，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想用同化的方法，保持拓跋氏的统治地位，因之排除阻碍，决计迁都。

　　魏孝文帝不敢提出迁都的主张，召集群臣，宣称要大举攻伐南朝。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反对。魏孝文帝发怒道，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王想阻挠用兵么！拓跋澄反驳道，国家固然是你的国家，但是，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有危险，怎能不说话！退朝后，魏孝文帝召拓跋澄到宫中谈真心话。魏孝文帝说，我们鲜卑人起自北方，徙居平城，这是用武的地点，不能作文治的中心（意思是说，现在武力已不可靠，必须用政治来维持国家）。我想以用兵为名，率领众人迁都中原，你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改为全力拥护，赞助迁都大计。魏孝文帝出动二十万人（号称三十万）的大军，宣称南伐。到了洛阳，仍骑马上路，表示还要继续进军，群臣跪在马前，叩头哭求不要再前进。魏孝文帝说，你们既然不愿南伐，那末，就得听我的话，迁都到洛阳。群臣不愿迁都，但更不愿南伐，只好承认迁都。

　　魏太武帝灭夏国，在河西建立大牧场，养马二百余万匹，牛羊无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四九四年，就建立起河阳牧场（在河南汲县地），养军用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牧场选马到并州牧场，过些时又迁到河阳，使马匹习惯内地水土，不至死伤。四九五年，选鲜卑勇士十五万人组成宿卫军。同年，魏宫人和文武百官全部迁到洛阳。魏孝文帝准备了自卫的武力，同时着重进行鲜卑族的汉化和诸州士族门第的评定。按照“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规则，官职按门第高下来分配。低级地方官（县官）从低级士族中选取，让这些士人也有仕途。魏国经这次大改革，政治制度与南朝完全相同，汉士族满意了，魏国统治权也确实稳定下来了。鲜卑贵族和一般鲜卑人不甘心对汉士族作这样的让步，四九六年，魏太子元（本年，改拓跋为元）恂谋逃回乎城，许多高级贵族数次谋据平城自立一国，都遭到魏孝文帝的严厉镇压。此后，汉士族（包括南朝文武降臣）成为魏国的有力支持者。

　　魏迁都洛阳，与南朝邻近，更显得南朝对自己的威胁。四九七年，魏孝文帝亲率大军攻齐，想扩大疆域，无功退回。四九八年，魏孝文帝起大军攻齐，又无功退回。四九九年，齐将陈显达攻魏，魏孝文帝带病去抵御，陈显达败退，魏孝文帝也在归路上病死。这三次战争，说明魏国武力已经衰弱到和南朝相等的程度。

　　魏孝文帝死后，魏国进入内乱时期。

　　四九九年，魏宣武帝继位。他宠任奸佞，国政大坏。贵族豪门，竞尚奢侈，魏宣武帝下令严立限度，节制放荡，可是最放荡的就是他本人。他迷信佛教，养西域僧三千余人，择嵩山形胜处造闲居寺，备极壮丽。贵族仿效，佛教大行，洛阳城内造五百余寺，州郡共造寺庙一万三千余处。宠臣元晖作吏部尚书，定价卖官，大郡二千匹，次郡减半，下郡又减半，其余各官都按等级出售。佛寺的发达和官吏的贪污，说明民众遭受严重的剥削。四九九年，幽州人王惠定聚众起事，白称明法皇帝。此后，连年有人聚众起事。五一四年，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起事，自称净居国明法王。起事人揭出明法做号召，足见民众深感政治黑暗的痛苦。

　　五一五年，魏孝明帝继位。胡太后擅权，荒淫残虐，无恶不作。她相信佛法能减轻罪过，大兴寺塔，在宫侧造永宁寺，又在伊阙口（在河南洛阳）造石窟寺，土木工都极壮丽。永宁寺尤为宏伟，有高丈八尺的金像一躯，普通高度的金像十躯，玉像二躯。九层浮图（塔）高九十丈，上刹（相轮）又高十丈。夜静，塔上铃铎声可河北景县北魏墓出土网纹琉璃碗闻十里。僧房一千间，都用珠玉锦绣作装饰。自佛教传入中国，这样的塔庙，还是第一次出现。魏宣武帝初年，在龙门山凿一百尺高的佛龛（音堪kān）两个，魏孝明帝又凿一龛，前后凡二十四年，耗费八十万余工。其他营建寺塔，布施僧众，赏赐宠臣，所费不赀，却从不对贫民施些小惠。宗室权豪，也竞赛淫侈，穷极享乐。高阳王元雍有奴仆六千，使女五百，元雍吃一顿饭要费钱数万。河间王元琛与元雍比富，骏马十余匹用银槽喂养，招集王公宴饮，食器有水晶（玻璃）锺、玛瑙碗、赤玉壶，制作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中的波斯银市精巧，都不是中国产物。章武王元融看了懊恼，卧床三天不能起，其实元融财物并不比元琛少。魏君臣骄奢如此，不诗言，民众遭受的是什么灾难。

　　魏孝文帝为统治汉民众，对汉士族大让步，迁洛以后，内迁的鲜卑贵族同汉士族融合在一起，统治力加强了。但是，鲜卑族内迁部分和守边部分间却因此发生冲突。早在魏明元帝时，魏筑长城防柔然，自赤城（河北赤城县）西至五原（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长二千余里。魏太武帝在长城要害处设武川、抚冥、怀朔、怀荒、柔玄、御夷六个重镇，保卫平城。六镇外，又有沃野（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右翼旗境）等镇。任镇将的都是朝廷亲贵，镇将部下各军官也都是鲜卑贵族，这些守边军官不仅受优厚的待遇，而且官职众多，升迁容易，例如沃野镇自镇将以下各官多至八百余人，至少有五分之二是冗官闲职。魏太武帝大破柔然以后，边镇战事稀少，守边官不再留意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土的北魏“河内太守”铜虎符防，却专心发财致富。各官选部下精壮兵，迫使到边外掳掠，有时被柔然掳去当奴隶，有时掳得财物归来，全部彼各官夺去。老弱兵里面，如有人略会一些技艺，便被迫作手工，苦役百端。其余老弱兵或入深山伐木，或在田地上耕耘，或经营商业，一切利益全归各官所有。守边兵一部分是鲜卑平民，一部分是鲜卑化的各族人（包括汉人及其他非鲜卑人）。他们应得的军食军衣都被各官扣去，穷得无法生存，往往在路上倒毙。守边官与守边兵之间，关系一向是恶劣的。魏孝文帝迁洛以后，内迁贵族仕途通达，排斥守边贵族，号为“府户”，当作仆役看待，一生不得上进。朝中权贵还刻剥各镇，少给衣食，各镇军官自然更残酷地刻剥守边兵。守边兵对守边军官切齿，守边军官对镇将和朝官（内迁贵族和汉士族）切齿。此外，随从魏孝文帝内迁的普通鲜卑人和宿卫军人，被看作寒人或武人。寒人永无入仕的希望，武人不列清流，不得任高官美职，这种人也对朝官切齿。为各方面所切齿的朝官，分成派别，争夺权位，又互相切齿。这样，鲜卑族内部的分裂，愈来愈深刻，到魏孝明帝时，鲜卑政权已经失去大多数鲜卑人的支持，并且为守边兵所仇视。

　　魏孝文帝死后，贪污政治又盛行。贵族士族求官的人太多，吏部尚书（掌选用人才）不敢选拔招怨。五一九年，魏国行停年格，只按求官人的年资依次序补官，不再论人才高下。又削减百官俸禄，补助皇室的浪费。这种措施，实际是正式恢复贪污政治。后来，索性按纳货多少出卖官职，只有贪污人才得做州郡长官，郡县小吏职也得出钱购买，自然，小吏也全是贪污人。民众穷困，人心浮动，本来汉民众和汉族以外的一切非鲜卑族民众，都是反对鲜卑统治的，到魏孝明帝则，民众推翻鲜卑统治的要求愈益迫切了。

　　魏朝廷专力防备民众的反抗和南朝梁兵的进攻，却没有注意边镇守兵的起事。五二三年，怀荒镇人（守边兵）杀镇将于景。接着沃野镇人破六韩（姓）拔陵（名）聚众起事，杀镇将，改元真王。破六韩拔陵开始发出反魏的号召，各镇人纷起响应，各地也纷纷聚众起事。五二四年，高平镇（甘肃固原县）人赫连恩等起事，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破六韩拔陵攻破武川、怀朔两镇。其余四镇也起事反魏。秦州（甘肃天水县）人莫折（姓）大提（名）起事，杀魏刺史，自称秦王。南秦州（甘肃成县）氏人张长命等起事，杀魏刺史，据城响应莫折大提。莫折大提攻破高平镇，杀魏镇将。莫折大提死，子莫折念生继位，自称天子，设立百官。凉州小军官于菩提等杀魏刺史据城起事。秀容（山西忻县）人乞伏（姓）莫于（名）聚众起事。南秀容牧子（地位类似奴隶的牧人）万于（姓）乞真（名）聚众起事。营州（治龙城）人就德兴聚众起事，自称燕王。夏州（治统万城）一带胡人起事，围统万城。关中一带蜀人（被迁徙到夫中的蜀人）起事，攻长安城。汾州（治蒲子城，山西隰县境）一带胡人起事。在这一年里，魏国北境西境东北境都发生战事，魏朝廷依靠汉士族的协助，控制黄河南北诸州郡，还可以出兵去抵御，互有胜败。总的趋势则是反魏势力在扩大，魏势力在削弱。

　　边地上的战事，一时未必就会推倒魏朝廷，只有到了内地也发生战事，在内外夹攻下，魏朝廷的崩溃，才无可避免。五二五年，柔然可汗阿那瓖（音规guī）攻沃野镇，破六韩拔陵军大败，部众二十万人投降魏朝。魏朝使降众到内地冀（治信都，河北冀县）定（治卢奴，河北定县）瀛（治乐成，河北献县）三州求食。柔玄镇人杜洛周起兵，据上谷（河北怀来县），改元真王，怀朔镇人高欢等人归附杜洛周。五二六年，沃野镇降人鲜于俯礼等起兵据左城（河北唐县境），攻定州城，又攻破燕州城（京京昌平）。鲜于脩礼死，葛荣代统部众。葛荣在博野县（河北博野县）境击杀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立国号为齐。这时候战事的重心移到河北，魏控制力进一步削弱，汉民众也纷纷起兵反魏。五二七年，葛荣攻破信都城。五二八年，杜洛周攻破定州城和瀛州城。葛荣杀杜洛周，并统杜洛周部众。葛荣所部数十万人号称百万，占有冀、定、瀛、沧（治饶安，河北盐山县西南）、殷（治广阿，河北隆尧县）五州地。沃野镇和六镇的鲜卑人（包括鲜卑化的汉人）降魏后到三州以及随从杜洛周等大量内迁，数量是巨大的。他们是变兵，是寻求生存的流亡者，是根本不知生产为何事的破坏者。

　　他们毫无纪律，专事屠杀掳掠，葛荣攻破沧州城，居民被杀十之八九。他们横行河北诸州郡，象沧州城那样，破坏都是极其惨重。腐朽昏乱的魏朝廷，造成这个大祸殃，汉族民众又遭受一次大屠杀。

　　五二四年，秀容人乞伏莫于、万于乞真等聚众起事，都被秀容酋长尔朱荣镇压下去。尔朱荣拥有部落八千余家，马数万匹，散家财接纳豪强，侯景、贺拔（姓）岳、高欢等人先后来投靠，兵势强盛，养成了一个新起的势力。尔朱荣驻兵在晋阳（山西太原市），五二八年，魏孝明帝怨胡太后揽权，密令尔朱荣率兵来洛阳，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令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治壶关，山西壶关县），胡太后杀死魏孝明帝。尔朱荣立长乐王元子攸为魏帝（魏孝庄帝），举兵攻洛阳，杀胡太后，召魏百官二千余人齐集淘渚（在河南孟县），尔朱荣责百官骄侈成俗，贪虐酿乱，下令全部杀死，尔朱荣入洛阳，魏朝百官除了一些残余旧人，其余都由尔朱荣部属任职，元氏的魏朝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尔朱荣杀朝臣大多，不敢在洛阳久居，率兵归晋阳。葛荣军南下，前队已过汲郡城（河南汲县），洛阳受威胁。五二八年，尔朱荣亲率骑兵七万，以侯景为前锋，在邺城北大破葛荣军，阵上擒获葛荣。尔朱荣收用葛荣部将武川镇人宇文泰等，让余众数十万人散居各州郡，归地方官管理。六镇人内迁作乱，算是告一结束。当然，这些不事生产的鲜卑流民，在地方上还是依靠杀掠汉民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以尔朱荣为首的尔朱氏集团，拥有强大的兵力。魏国在凶暴愚蠢的尔朱氏集团支配下，从统一的形式转向分裂的形式。

　　五二八年，梁武帝遣将军陈庆之率兵数千人护送魏降人北海王元颢至洛阳争魏帝位。五二九年，魏孝庄帝逃往河北，陈庆之入洛阳，元颢改元称帝。梁兵入魏境，一路取得三十二城，接战四十七次，每战必胜，这并不是由于梁兵强大，而是魏国有人拥护元颢。尔朱荣击败陈庆之，杀元颢，尔朱氏势力仍得支配魏国。魏国西境胡深、莫折念生等部，五二六年，都并入万俟（音莫其mòqí姓）丑奴（名）部，攻掠关中，想夺取长安。五三○年，尔朱荣使尔朱天光为雍州（治长安）刺史，贺拔岳、侯莫陈（姓）悦（名）为左右大都督，入关击万俟丑奴。尔朱天光等击杀万俟丑奴，魏国西境全部收复。贺拔岳部将字文泰镇守原州（即高平镇），他在当时豺狼般的诸将中，较有政治才能，多少留意些民事，在关西取得了一些声望。

　　尔朱荣想夺取帝位，却只知道暴力胁迫，魏孝庄帝想保存帝位，却只知道杀尔朱荣泄愤。五三○年，尔朱荣自晋阳来朝，魏孝庄帝伏兵杀尔朱荣。尔朱兆等攻入洛阳，俘获魏孝庄帝，送到晋阳杀死。

　　尔朱兆使部将晋州（治白马城，山西临汾县）刺史高欢统率六镇流民。这种流民就是葛荣余众。葛荣败后，一部分余众二十余万人流入并州，受尔朱部入虐待，穷困无以为生，大小二十六次反抗，都遭到尔朱部残酷的镇压，被俘杀将近半数。高欢本是葛荣部属，统率流民，大得流民的爱戴。五三一年，高欢率流民到山东，得殷州赵郡大族李元忠、冀州大族高乾高敖曹兄弟协助，据有冀殷二州地。高欢对鲜卑流民说，葛荣行军没有纪律，百万人一败就溃散。你们既然推我为主，第一，不得侵犯汉人，第二，要服从我的号令。鲜卑流民表示愿受约束。鲜卑化的汉人高欢，从此成为鲜卑流民汉大姓联合势力的领袖。高欢立元朗为魏帝（魏后废帝），与尔朱氏所立魏前废帝对抗。尔朱兆率大军来攻，被高欢击败。五三二年，高欢取邺，尔朱兆尔朱天光等率大军来攻，又被高欢击败。尔朱兆部将斛斯（姓）椿（名）等在洛阳大杀尔朱氏和其徒党，尔朱氏势力被消灭。高欢入洛阳，取消前后两个废帝的帝号，立元祐为魏帝（魏孝武帝）。魏国的政权，从尔朱氏转到高欢手里，高欢自居晋阳，控制洛阳的魏朝廷。

　　尔朱天光出关攻高欢，战败被杀。贺拔岳占有关西，以宇文泰为辅佐。五三四年，侯莫陈悦杀贺拔岳。贺拔岳部众推宇文泰为主，攻杀侯莫陈悦，失西为宇文泰所占有。

　　魏孝武帝被高欢胁迫，五三四年，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高欢立元善见为魏帝（魏孝静帝）。从此魏分为东西两国。洛阳逼近关中，高欢使魏孝静帝迁都邺。

　　此后，洛阳到潼关路上，成为高氏宇文氏两大势力的决斗场，繁荣超过南朝国都建康的洛阳城，又一次比为灰烬。

　　四 东魏与北齐

　　东魏 五三四年至五五○年

　　北齐 五五○年至五七七年

　　尽管魏孝武帝只是个拥空号的皇帝，但是，高欢失去了他，也就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宇文泰也就一跃而成为高欢的政治劲敌。高欢深悔自己的失算，拥立魏孝静帝后，形式上竭力表示恭敬，以魏丞相名义积极地铲除元氏势力，培养高氏势力。

　　高欢的政权，武力主要依靠居住在并州的六镇流民，必须满足这些鲜卑人的贪欲，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可是，鲜卑人的贪欲是无限的，这就必然要过度地侵犯汉士族和汉民众，当时西方宇文泰行西周礼制，南方梁武帝制礼作乐，都在招引中原士族，汉民众更是从来倾向于南朝，如果汉士族和汉民众反抗高氏政权，鲜卑武力也就不能存在。高欢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各种措施，求得相对的一致，完成创业的任务。《北齐书》说他把握时机，变化若神，固然是谀辞，但高欢也确实有些政治才能，足以建立起高氏的齐国。高欢制定为他的继承人所遵行的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条：高欢确认自己是鲜卑人，他的政权是鲜卑人压制汉人的政权。他以晋阳为主要根据地，和六镇流民结合在一起，作为高氏政权的根基。自认鲜卑人的意思，是想保持鲜卑人的野蛮性。齐文宣帝（高洋）的太子高殷，温和好学。齐文宣帝嫌高殷懦弱，得汉家（鲜卑人称汉族人为汉家）性质，不象是自己的儿子。高殷曾奉命去亲手杀人，高殷割了几刀，还没有割下头来。齐文宣帝大怒，拿马鞭打高殷，认为这是懦弱的表现，不堪继承自己的帝位。代表六镇流民的高氏一家人，坚守鲜卑人与汉人的分界，按照鲜卑人习俗，以杀夺为能干，以凶暴为英雄，他们的政权，始终是含有高度野蛮性的鲜卑人政权。高欢和他的一家人知道，汉士族与汉化了的元氏政权关系是密切的，要消灭元氏政权的残余，必须取得汉士族的助力，但高氏能给汉士族的待遇，决不能比元氏优厚些，汉士族给高氏的助力，也决不能比给元氏的更多些。这样，高氏政权唯一可靠的支持者，只能是六镇流民，因此决定了高氏政权不能不是鲜卑人政权。

　　高欢确定鲜卑人是支持自己的第一种力量，同时，也争取汉士族作为支持自己的第二种力量。他对汉人自称是勃海大族高氏的子孙。五三一年，高欢率六镇流民到山东，认信都守将高乾高敖曹为族叔，使长子高澄行族孙礼，拜见高敖曹。嫁女儿给华阴大族杨愔（音因yīn），引用大族清河崔（音灵Iíng） 、博陵崔暹等高级士族。这些士人拥护高氏政权，但和鲜卑勋贵存在着矛盾，高氏统治者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决定政权存亡的意义。高敖曹是高欢部下著名猛将，所率士兵全是汉人。鲜卑人对待汉士人态度傲慢，见到高敖曹却不敢放肆。高欢对军队讲话，总是用鲜卑语，高敖曹如在行列，高欢就改用汉语。高敖曹有武力，为鲜卑人所畏惮，其余士人都是些文官，忍受鲜卑轻侮，当然不会心服，要进行隐蔽形式的斗争。高欢自居晋阳，五三六年，使长子高澄居邺，控制东魏朝廷。五三八年，高澄废停年格，选拔贤能人补官。所谓选拔贤能，就是收买有声名的士族，使脱离元氏政权。高氏政权中汉士族的成分增加了，汉士族与鲜卑勋贵间的矛盾也随着发展起来。汉士族对待鲜卑勋贵的态度大抵有三种。第一种以李元忠为代表。李元忠和高乾是最早协助高欢在山东获得立足地的功臣，后来李元忠常做大官，却不问世事，只是饮酒消遣，得到的财物都分给穷人。高欢曾要李元忠做仆射，高澄说他是醉人，不可任要职。李元忠的儿子劝他节酒，他说，我觉得作仆射并不比饮酒快乐，你爱仆射，你不饮酒就是了。这是消极抵抗鲜卑勋贵的一种表现。另一种以杜粥为代表。杜粥也是辅佐高欢的旧臣。高洋将灭魏称帝，问杜弼，治国该用哪种人。杜弼答：鲜卑人只会骑马坐车，治国还该用中国人（汉士人）。高洋以为讥刺自己，怀恨许久，终于杀杜弼。杜弼轻视鲜卑勋贵，是汉士族的普遍心理，鲜卑勋贵与汉士族总是互相轻视的。还有一种以杨愔为代表。杨愔是高欢的女婿，与鲜卑勋贵有类似的地位，对鲜卑勋贵的斗争也较为显著。齐文宣帝将立汉人李夫人为皇后，高隆之高德政（汉人）想讨好鲜卑勋贵，坚称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杨愔力争，齐文宣帝立李夫人为皇后。李后生太子高殷。高殷即帝位，杨愔辅政，抑制鲜卑勋贵。高演（齐孝昭帝）篡夺高殷帝位时，娄太后（高欢妻，高演母）责骂李后说，我母子那可受你汉老婆摆布！杨愔等都被杀死，这是汉士族与鲜卑勋贵争权的斗争，失败者自然是汉士族。高欢至齐文宣帝还能使用汉士族，得他们的助力，齐孝昭帝以后，汉士族的地位更低，鲜卑勋贵也就不能独力支持高氏政权。

　　高欢要满足鲜卑勋贵的贪欲，只好让这些人去做州郡长官。鲜卑勋贵残害汉民众，比虎狼更凶毒。五三七年，高欢部将刘贵来见高敖曹，有人进来说，治河役夫多溺死。刘贵说，一钱汉（意谓汉人生命只值一文钱），随他死！高敖曹大怒，拔刀斫刘贵，刘贵奔逃回营。高敖曹发兵要攻刘贵营，各将劝解许久才停止进攻。鲜卑人就是这样看待汉民众的，这迟早会引导高氏政权归于灭亡。高欢也懂得这一点，他采取的措施是，对鲜卑人说，汉民是你们的奴隶，男人为你们耕田，妇人为你们纺织，送给你们粟帛，让你们温饱，你们为什么欺压他们。对汉民众说，鲜卑是你们的雇客，受你们的粟帛，替你们打仗，让你们安居，你们为什么仇恨他们。高欢治军，法令严肃，鲜卑兵卒的凶暴可能有些限制，这种双方劝解，也许有一些作用。不过，汉民众最感痛苦的还是鲜卑勋贵的贪暴。杜弼因文武百官太贪污，请高欢予以惩治。高欢说：“杜弼，我告诉你：文武官贪污，早成了习惯。现在将帅家属多在关西，宇文泰常来招诱，人情去留没有定；江东还有萧衍老翁，专讲究文章礼乐，中原士大夫南望羡慕，认为正统所在。我如果过急地整顿纲纪，不相宽容，怕将帅都投宇文泰，士大夫全归萧衍，人物流散，我还立什么国！你安心等待，我不会忘记这件事。”五三七年，高欢将出兵和宇文泰作战，杜弼请先除内贼。高欢问内贼是谁，杜弼答，诸勋贵掠夺百姓的就是。高欢说，诸勋贵出入战阵，百死一生，虽然贪鄙，没有他们却不成，那能用常法来要求他们。高欢与宇文泰两次大战后，局势逐渐稳定，五四四年，开始整顿纲纪，惩治贪污。高欢使高澄出面立威，自己在必要时出来和缓高澄与勋贵间的冲突。高澄使崔暹、宋游道严纠贪污，最大勋贵司马子如等人都受到惩罚。当然，这只是表示反对贪污的一种姿态，并不能禁止贪污。远自北魏内乱时起，县官多由权贵派自己的奴仆去做，要他们替自己搜括财物（五六六年，齐武成帝才改用士人做县官，士人未必不贪污，一般说来，比奴仆也许好一些），直接治民的县官是奉命搜括的权贵家奴仆，贪污积习如何能革除。

　　高欢比较均平地分配田地给民众，这是高氏政权得以建成的重要原因。他虽然无法革除贪污积习，但也定些补救的办法。高欢令沿河各州及渡河津口设立谷仓，分段漕运，供军食并备饥荒。又在滨海各州煮盐，补助军费。五四○年前后，山东连年丰收，谷一石只值钱九文，民众困苦多少减轻了些。地方官收户调，不按旧制，民众尤感不便。高欢确定绢长四十尺为一匹，不许额外勒索。又划一斗尺，禁止私造。五四四年，派遣括户大使，分行诸州，查出无籍民户六十余万，使与有籍民户均乎负担徭赋。高欢一方面行施这些补救的办法，另方面保存魏孝文帝所定的三长制。元孝友说，法令规定一百家为族，有族长一人；二十五家为闾，共有闾长四人；五家为比，共有比长二十人，一百家共有长二十五人。长免一切徭赋，还要侵夺所管各家。苦乐不均，羊（被管各家）少狼（长）多。元孝友建议，一闾改为二比，计一族可省十二个长，国家可增加十二个丁的徭赋。高欢不采纳这个建议，因为正需要大量的狼来监视民众。

　　高欢的敌国，西有宇文泰的西魏，南有南朝的梁国。高欢使侯景为河南大将军，统辖黄河以南诸州郡，将兵十万对付梁国。侯景是高欢部下最有谋算的大将，一向轻视高澄和其他战将，公然对人说，高王（高欢）在世，我不敢有异心，他死了，我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共事。高欢不得已还是重用侯景，以便自己专力对付当前的主要敌人宇文泰。

　　五三七年，高欢攻西魏，前锋窦泰在潼关内战败，被宇文泰杀死，高欢收兵退去。同年，高欢大举渡河入关中，与字文泰军大战，高欢军败，退回河东，丧失战上八万人。宇文泰大举进军到洛阳，侯景烧洛阳城内外官府和民居，存留的不过十之二三。五三八年，宇文泰与侯景战，宇文泰战败。五四三年，高欢与字文泰在郎山大战，宇文泰败，逃回关中。东西魏经两次大战，证明势力相敌，双方利在守不利于攻，消灭对方的企图都暂时放弃，各自注意本国内部的整理。

　　高欢自五三二年入洛阳，至五四七年死，前后十六年的经营，完成了灭东魏立北齐的条件。高欢死后，侯景起兵反高澄，被高澄击败，投奔梁武帝。五四九年，高澄正准备受魏禅，被奴隶兰京（梁人，被俘后配厨房作奴）杀死。高洋继承高澄的地位，五五○年，高洋灭东魏，自立为齐皇帝（齐文宣帝）。

　　齐文宣帝重用杨愔，严禁贪污，开始制齐律，分民户为上中下三等，富户税钱，贫户出力。魏孝昌（魏孝明帝年号）以来，豪家大族，公主勋贵，纷纷建立州郡，甚至一百家的小城，便称一州，三四家的小村，也立一邵，州刺史郡守县守为数至多。五五六年，齐文宣帝下诏省去三个州，一百五十三个郡，五百八十九个县。这些政治上的措施，有助于齐国内部的稳定。齐文宣帝选健斗的鲜卑人充宿卫军，号称“百保鲜卑”，又选勇武的汉人充防边军，号称“勇士”。连年出击柔然、突厥、契丹，大部获胜利。五五五年，发民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夏口（居庸关）西至恒州（治平城）九百余里。五五六年，又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大抵十里置一戍，要害处置州镇凡二十五所。这些军事上的战守措施，有助于齐国边境的安静。齐文宣帝虽然残虐淫乱，但在他统治时期，齐国还是一个强盛的国家。

　　五五九年，齐文宣帝死。五六○年，高演夺高殷的帝位，自立为帝（齐孝昭帝）。五六一年，齐孝昭帝死，高湛（齐武成帝）继位，齐武成帝残虐淫乱，又是一个暴君，赋役繁重，民众怨苦，政治情形远不及齐文宣帝时。他怕自己死后，帝位又被诸王夺去，五六五年，禅位给儿子高纬，自称太上皇帝，监护高纬。五六八年，齐武成帝死。高纬比以前几个齐皇帝更奢侈昏暴，民众穷困，无法生活。五七三年，杀朝中上书谏净的诸汉官。被杀汉官的家属发往北边，妇女罚作官奴婢，幼男被阉割，财产被没收。五五九年，齐文宣帝大杀姓元的人，前后杀死七百余人（《北史》说三千人），只有几家得免。现在高纬又大杀汉官。这两次大杀，表示高氏政权与汉化的鲜卑士族分裂，最后与汉士族分裂，在齐国政治中心的邺城里，高氏政权已经丧失了支持者，它只剩下军事中心的晋阳了。这时候，正是周武帝在位，周国达到最强盛的时期。

　　五七六年，周武帝率大军向晋阳进军，沿途经多次苦战，逼近晋阳。高纬逃往邺城。周军围晋阳，晋阳人坚守不降，童儿女子也投砖石来抵抗，六镇流民是拥护这个鲜卑政权的。周军攻破晋阳后，向邺城进军。五七七年，周军到邺城下，朝官纷纷出降，士卒莫有斗志，高纬出逃被俘获。周灭齐，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县三百八十，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人口二千万余，又得以李德林为首的中原名士。周在文化上比齐落后，周武帝重用李德林，说我从前看李德林为齐朝所作公文，以为是天上人，想不到今天为我所用。周武帝统一可南安阳出土北齐男俑黄河流域，为隋统一全中国作了准备，自北魏内乱以来，只有这一次战争是有积极意义的战争。

　　五 西魏与北周

　　西魏 五三五年至五五七年

　　北周 五五七年至五八一年

　　宇文泰据关西，民贫兵弱，势力远不敌高欢。五三四年，魏孝武帝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从此，宇文泰政治上可与高欢为敌。五三五年，宇文泰杀魏孝武帝，立元宝炬为魏帝（魏文帝），宇文泰完全控制了魏朝廷。宇文泰不象高欢那样，有六镇流民可供兵力，又有大批魏国朝臣可供使用。宇文泰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唯一的道路，只能是竭力争取汉士族（主要是关西汉士族）和汉民众，这就使得这个鲜卑人所建立的政权，非力求汉化不可。当然，他并不甘心让鲜卑人融化在汉族里，恰恰相反，他要参加统治集团的汉人鲜卑化，借以保持鲜卑人政权。

　　五三五年，宇文泰重用苏绰，制定计账（预计次年徭役的概数）、户籍等制度。奖励清廉，厚赏河北太守裴侠，严禁贪污，宇文泰的内兄王超世犯贪污罪，依法处死刑。五四一年，宇文泰改革政治，讲求强国富民的方法，苏绰赞成他的主张，建议减官员，置正长（《北周书》作二长，当是正长之误。苏绰奏上《六条诏书》中说“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又说“夫正长者，治民之基”。隋仍周制，五家为保，置保长；五保为闾，四闾为族，置闾正族正），并行屯田制以补充军资。苏绰又作《六条诏书》：一、清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宇文泰完全采纳苏绰的建议，令百官都得诵习《六条诏书》。州刺史郡守县官不通六条及计账法，不许做官。又设学校，选取小官作学生，白天治公事，晚间入学校讲习。宫门外置纸笔，让士民论时政得失。西魏政治显然比东魏好一些，字文氏政权开始趋于巩固。

　　五四三年，宇文泰与高欢在邙山大战，宇文泰战败。在这次大战中，诸旧将都无功，只有耿令贵、王胡仁、王文达等三个关西人立战功，宇文泰改三人名，王胡仁赐名勇，耿令贵赐名豪，王文达赐名杰，以表彰功绩。于是广募关中陇上一带的豪强来充实军旅。宇文泰创立府兵制，选拔体力合格的民众充府兵。府兵免本身应纳的租庸调，每岁农闲时受军事训练。府兵一人所用马匹粮食武器，由六家供给。共有百府，每府设一郎将，分属二十四军统率。最高将帅有宇文泰及汉人李弼、李虎（唐高祖李渊的祖父）、赵贵等共八人，号称八柱国。八柱国中字文泰总督中外诸事，元欣是魏宗室，不管军事，其余六个柱国，每人各统两个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其中汉人有李远、杨忠（隋文帝杨坚的父亲）、王雄等三人。每一大将军各统两个开府，每一开府统率一军。府兵是汉民众，高级将帅有六个汉人，中级军官多是关陇豪强，显然，宇文政权不仅在政治上依靠汉士族，而且在军事上也同样依靠汉豪强和汉民众。因此，宇文泰必须力求汉化。他表示要行《周礼》，令苏绰卢辩依《周礼》改定官制。五五六年，实行新官制，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怕，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其余百官，都仿《周礼》。太师、太傅、太保是三公或三孤，地位最高，汉人占两位，足见宇文政权中汉人势力是大的。周武帝灭齐后，又增加了大批汉士族。

　　宇文泰出身散亡了的鲜卑宇文部，西魏君臣是鲜卑拓跋部人（汉臣及少数字文部人除外），宇文氏灭西魏，拓跋部人自然并不甘心，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里很多是拓跋部人，宇文部人反居极少数。后来宇文政权轻而易举地转移给隋文帝，汉士族势力的增长和拓跋部人的归附是重要的原因。

　　宇文泰想用汉人鲜卑化的方法来抵消鲜卑人的汉化。五五四年，宇文泰使改姓元的人（包括魏帝）都再姓拓跋。魏孝文帝改鲜卑人复姓为单姓，宇文泰使改单姓的人一律恢复复姓。宇文泰又使汉将帅改姓鲜卑姓，如李弼赐姓徒河氏，赵贵赐姓乙弗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李虎赐姓大野氏，耿豪赐姓和稽氏，王勇赐姓库汗氏。宇文泰不仅使汉将帅改用鲜卑姓，并且使各将帅所统率的士卒都改姓将帅的鲜卑姓。宇文泰以为自将帅以至所统率的府兵都用一个鲜卑姓，可以恢复鲜卑部落的原来组织，保存鲜卑人的原始面貌，政权尽管汉化，政权的掌握者还是姓鲜卑姓的人，汉化也就对鲜卑政权无害了。事实上宇文泰这一作为，只能引起以元氏为首的汉化鲜卑人的不满，更引起广大汉人的不满，杨坚作周相时，下令被改姓的文武官都恢复原姓。

　　宇文泰处境比高欢差。高欢的拥护者是反对元氏政权的六镇流民，东魏朝廷上的掌权大臣都是高欢自己的部属，又自称是渤海高氏，对争取汉士族也比较容易些。宇文泰的拥护者是贺拔岳旧部，将帅与宇文泰是同僚的关系，魏王公大臣随魏孝武帝来关中，在西魏朝廷上元氏君臣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汉士族绝大多数居住在山东，关西名门较少，不能给宇文泰更多的助力。高洋称帝后，齐国正在强盛时期，宇文泰以讨叛伐罪名义出兵无功，未曾增长自己的威望。但是，宇文泰终究树立了卓绝的威望，这主要是从对梁国战争中取得的。侯景灭梁国，继起的是梁国诸王内部大乱。五五三年，宇文泰遣大将尉迟迥率兵攻蜀，当年就取得全蜀。五五四年，宇文泰遣于谨、宇文护、杨忠率兵五万攻破江陵，俘获梁无帝，据梁国王公以下及百姓家男女数万口作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宇文泰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大胜利，宇文氏有可能代替元氏政权了。

　　五五六年，宇文泰死，诸子年幼，不能统率诸将帅。

　　 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得于谨的全力支持，继宇文泰执掌政权。宇文护使西魏帝封宇文泰的嫡子宇文觉为周公，准备灭西魏。五五七年，宇文觉登天王位，建立周国。这一年，宇文护杀宇文觉，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天王。五五九年，宇文毓改称皇帝（周明帝），显示宇文氏政权已经进一步得到巩固。五六○年，宇文护杀周明帝，立宇文泰子宇文邕为帝（周武帝）。五七二年，周武帝杀宇文护，取回全部政权，周国进入强盛时期。

　　周武帝是解脱了鲜卑旧俗，真正接受汉文化优良部分的英明皇帝，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周国内释放奴隶和杂户。五六五年，下诏：被俘作奴的江陵人，凡年在六十五以上，一律放免；所有公私奴婢，年在七十以上，官代为赎免。这里虽然只释放一些老年奴婢为庶人（平民），但比掳掠人口为奴婢，死不肯释放的鲜卑旧俗，终究是文明了些。他这样做，也可能是当时还没有亲掌大权，避免触犯鲜卑勋贵的利益。杀宇文护后，他的做法就不同了。五七三年，下诏：凡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官奴婢）的人全部释放为民。五七七年，灭齐，下诏：齐武平（高纬年号）三年（五七二年）以来，河南诸州被齐掳掠作奴隶的人，不问官私，全数放免为民。早在四三九年，魏太武帝灭北凉国，掳掠沮渠氏宗族及吏民三万户，驱到平城供奴役，称为隶户。早在四六九年，魏献文帝夺刘宋青（治东阳，山东益都县）齐（治历城）二州地，掳掠青齐居民，驱到平城，一部分供奴役，称为平齐户（与隶户同类），一部分作奴婢，分赐百官。鲜卑人每次作战，都要掳掠人口作官私奴婢，被掳后得作隶户、平齐户等总称为杂户的人，还算是较为幸运的，这种杂户父子世代相传，为数甚大，遍布在各州郡，与奴隶同是最受压迫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大量存在，是鲜卑野蛮统治的一个显著标志。周武帝灭齐，下诏：“凡诸杂户，悉放为民”，从此齐旧境内不再有杂户名称。又下诏：永熙三年七月（五三四年，魏孝武帝入夫投宇文泰的一年）以来，去年十月（五七六年，周武帝大举伐齐）以前，凡东魏及齐国人被掳掠在周国作奴婢以及江陵平民被掳掠作私家奴婢的人，一概放兔为平民。如旧主人还必须共居，可留男子为部曲，妇女为客女。五七四年，周武帝灭佛教，佛寺中所有僧祗户、佛图户（杂户）自然也得到释放，齐国佛教极盛，灭齐后，得释放的僧祗户、佛图户，数量很大，可以想见。十六国大乱时，即使象刘渊刘聪石勒石虎那样的残暴人，都还不大量掳人作奴隶，最落后的鲜卑拓跋部进入山东，才开始大量掳人。自三九七年魏道武帝破后燕中山，二百年间战争频繁，奴隶和杂户不断在增加，周武帝毅然释放官私奴婢和杂户，确实是北朝唯一的英明皇帝。南北朝连年交战，南朝也掳北方人作奴婢，南朝统治者同样表现了野蛮性，周武帝这一英明措施，比南朝统治者也是文明得多。

　　周武帝生活朴素，勤政爱民，统率将士，赏罚严明。

　　五七七年，颁行《刑书要制》，凡执武器合群强夺布帛一匹以上，不执武器合群强夺五匹以上，各级监管官物的官员自盗官物二十匹以上，诈取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长隐没五户及十丁以上，隐没地三顷以上，都处死刑。这是过度从重的刑法，为禁止贪污特别是齐旧境的贪污积习，行重刑的用意也还是有可取之处。

　　周武帝灭齐，颁发划一的权衡度量，通行全国。又令山东诸州举贤才，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到朝廷共论政治得失。又令山东诸州保送通一经以上的儒生到朝廷。这些人自然是山东诸州的士人，他们做了官，宇文政权中山东士族的成分增加了。

　　五七八年，周武帝死。他的继位者周宣帝是个荒淫狂乱的人。五七九年，周宣帝传位给儿子周静帝，自称天元皇帝。五八○年，周宣帝死，周宣帝后父杨坚掌握政权。五八一年，杨坚称帝（隋文帝）灭周国，建立起隋朝。

　　自西汉末王莽以下，用禅让形式夺取帝位，都要经过长时期的执政和排除多种的阻挠，才能新旧相代，象杨坚那样容易而迅速地取得帝位，以前不曾有过，根本原因就在于宇文政权中汉人势力远远超过宇文氏势力。

　　六 北朝北境外的强国

　　北朝和南朝南北对立。北朝和北境外强国也是南北对立。这些北境外强国都是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发展、以掳掠人口和财物为专业的游牧国家，对北朝的威胁是严重的。北朝对南朝要攻、守、和、战兼施，对北境外强国也要攻、守、和、战兼施，所以北朝的处境比较复杂，对付北境外强国，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

　　柔然国

　　力微时，拓跋部掠骑（掳掠人口的骑兵）捕获一个不知姓名的幼童作奴隶，给名为木骨闾（意为头秃）。木骨闾长大后，免奴为骑兵。猗卢时，木骨闾逃走，集合逃亡人百余，投奔纥突邻部。木骨闾死，儿子车鹿会勇健，自立一部，号称柔然。木骨闾子孙以郁久闾为姓，郁久闾即木骨闾的变声。魏道武帝征服高车等部，独柔然部不服，三九一年，魏击破柔然，迁部众到云中（治在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三九四年，柔然贵族社仑率部众数百人逃往漠北。四○二年，社仑征服高车诸部，雄据漠北，兵马强盛，自号豆伐可汗（可汗犹匈奴人称单于，据《通鉴》所记，拓跋部先世酋长也称可汗）。原先柔然人战败逃走时，让母牛在前，驱牛群跟着走，母牛走得疲乏，便伏地不起，牛群也就无法前进。别部人教柔然人改让键牛在前，柔然人说，母还不能行，何况它的儿子，始终不肯试一试。因此，柔然畜群常被追兵掳去。豆伐可汗学得了一些魏国兵法，开始组织军队，以一千人为军，置军将一人，一百人为幢，置幢帅一人。上阵的人，力战有功，掳获物得归私有，作战不力，就得处死或痛加鞭打。将帅用羊屎记兵数大概，后来渐知刻木记数。豆伐可汗据有西至焉青（西域），东接朝鲜，南临大漠的广大牧地，逐渐南移，攻掠魏国北境，成为魏国的强敌。

　　四二三年，魏明元帝要夺取宋河南州郡，先在北境筑长城二千余里，设立戍镇，防柔然侵入。四二九年，魏太武帝怕宋文帝北伐，对群臣说，一定要先灭柔然，免得腹背受敌，我决心大举攻柔然。魏太武帝自率大军袭击柔然，大获全胜。得柔然降人三十余万落，马一百余万匹，牲畜数百万头。柔然可汗率残部逃走。魏军又袭破高车，得降人数十万落，马牛羊百余万头。魏迁柔然高车两部降人到漠南魏边镇上使从事耕牧，缴纳贡赋，大大增加了魏国的人口和财富。魏国获得这一大胜，才能出兵南御宋兵，东灭北燕，西灭夏国，完成统一北方的战功。四四九年，魏太武帝准备攻宋，先出兵击败柔然，掳获人口和牲畜百余万。柔然经两次大败，国力衰弱，不敢侵犯魏边境。四五○年，魏大举攻宋，迸兵至长江北岸瓜步山。

　　魏国为充实畿内，保卫平城，迁徒战败被俘获的柔然、高车等部和山东诸州郡汉人到六镇及平城等地。这种大量移民与鲜卑拓跋部兵民杂居，逐渐鲜卑化，语言习惯同于鲜卑，可以说是鲜卑人了。魏国用鲜卑贵族作镇将及各级军官，对这种移民是当作隶户、营户（杂户的一种）看待的，要他们当兵，也要他们供各种役使，他们是被压迫的鲜卑人。柔然衰弱以后，魏边祸减轻了，可是边镇上兵民和军官间的关系却愈益恶劣了。魏国惯例，边镇每年秋冬两季，分东、中、西三路出边游击，防柔然来攻，仲春收兵归镇。四七一年，魏大将源贺以为游防往来疲劳，不可持久，建议招募健兵三万余人，在三路上筑三个城屯田，冬季讲武，春季耕种。四八四年，高闾以为北方游牧部落长于野战，短于攻城，建议在六镇北再筑一条新长城，要害处开门，门旁造小城，置兵守卫。高闾说，筑新长城有五种好处：一是免得每年秋冬出兵游防，二是旧长城以北可以放牧，三是以逸侍劳，四是六镇可以安居，五是可以预储粮草。为兔出兵游防，源贺高闾两人的建议，应是有利于魏国的良计，可是镇将和军官的利益却在于乘柔然衰弱，以游防为名，驱迫守边兵出境去掳掠人畜。镇将和军官既是贵族，魏朝廷也就不会采纳两人的建议，只会让镇将和军官对边镇兵民尽量进行残虐的压迫。

　　五○六年，柔然可汗派使人到魏国请和，魏朝廷骄慢地对使人说，你们的祖先社仑是魏国的叛臣。你们现在衰微了，大魏只许你们称藩，不能和你们通和。魏迁都洛阳以后，北边很少有战事，各镇逐渐被看作荒远地区，不再留意边镇内部酝酿着什么祸患。

　　五二○年，柔然内乱，阿那瓖可汗投奔魏国。魏使阿那瓖居住在柔玄怀荒两镇中间的边外牧地，阿那瓖收集部众，号称三十万。五二三年，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起事，六镇相继响应，敕勒（高车）东西两部附从破六韩拔陵，魏无力进击，只好退守恒州，阿那瓖为魏攻破六韩拔陵，五二五年，击杀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余众二十万人降魏，内徙冀定瀛三州，鲜于脩礼葛荣等人率这些流民在河北起事，边镇居民大量内徙。阿那瓖占有魏北方旧境，仿汉制设立侍中等官，信任汉人淳于罩，使掌管文书，柔然又成为大国。

　　五三四年，魏分裂为东西两国。高欢宇文泰都要接交柔然，减轻后顾之忧。五三六年，高欢使东魏孝静帝嫁公主给阿那瓖为妻，约两国和亲。五三八年，宇文泰使西魏文帝娶阿那瓖女为后。宇文泰与柔然连兵，谋伐东魏，高欢不得已娶阿那瓖女为正妻。阿那瓖收受东西魏的赠物，不再攻掠边境。

　　突厥国

　　《周书·突厥传》说突厥酋长姓阿史那，世代居住在高昌国的北山里。柔然可汗社仑征服高昌国，扩地西至焉耆。突厥部落被柔然役属，迁到金山（阿尔泰山）南，为柔然做铁工。五五一年，铁勒部将要出兵攻柔然，突厥酋长土门袭破铁勒，得铁勒降众五万余落，突厥从此强盛起来。土门向阿那瓖求通婚，阿那瓖大怒，使人去辱骂土门，说，你是我的锻奴（辱骂为奴，并非真奴隶），那敢说出这种活！土门也发怒，杀柔然使者，派人到西魏求通婚，宇文泰使西魏文帝嫁公主给土门为妻。五五二年，土门袭破柔然国，阿那瓖自杀。土门获大胜，自号为伊利可汗。五五四年，齐文宣帝大破柔然兵，生俘数万口，柔然余众向东迁移，又被齐营州刺史邀击，俘获名王数十人。五五五年，齐文宣帝筑长城防柔然南侵，自率精骑追击到怀朔镇，大破柔然兵，又追逐到沃野镇，俘获酋长及生口二万余人，牛羊数十万头。柔然大败后，已不能立国。五五六年，突厥木杆可汗灭柔然国。突厥又西破哒（音亚达 yà dā），东逐契丹，北并契骨（吉尔吉斯），辖地东起辽海，西至西海（咸海），长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长五六千里，突厥代替柔然成为北方的强大国家。

　　齐与周连年交兵，两国都争取突厥作自己的外援。五六三年，周武帝谋与突厥连兵攻齐，向突厥请婚，愿娶突厥女为后；齐武成帝也遣使向突厥请婚，送礼比周更多。最后，突厥允许与周通婚，出骑兵十万，自恒州分三路进来，会合周兵攻晋阳。齐兵击败周兵，突厥惊骇，引兵出塞。自晋阳以北七百余里，被突厥兵沿路大掠，人畜不留。五七二年，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伦钵可汗立。佗钵可汗分国为东、中、西三部，自居中部。周国与突厥和亲以来，每岁送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人往来长安，每岁常有千数人，周国供给上等衣食，尽力优待。齐国怕突厥入寇，也送给大批贿赂。佗钵愈益骄横，对臣下说，只要我在南的两个儿子（周齐）常常孝顺，我不愁没有财物使用了。周武帝为了专力对齐，屈意交接突厥，灭齐的第二年，五七八年，周武帝亲率大军分五路北伐突厥，在路上病死，周军退回。此后突厥屡寇边境，五七九年，周修齐文宣帝所筑长城，防备突厥。突厥轻侮中国的局势，到隋文帝时才改变过来。

第二节 北朝的经济

　　曹丕《典论自叙》描写东汉未年大乱的情形时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都大兴义师，讨伐董卓。董卓迁都长安，山东呈现割据状态，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守）城邑，小者聚阡陌（乡间），互相吞灭。凡是朝廷的统一势力衰退，地方的割据势力便显著地勃发起来。占据几个郡国和占据县城的大中割据势力，终究要被更大的势力吞灭掉，至于乡间的割据势力，在保卫本乡本村的名义下，是会得到本地民众的支持的，它为数极多，任何大的势力也不能逐个予以消灭，因此，乡间割据势力是一个持久的割据势力，其中有些大姓强族，势力足以影响州、郡、县甚至影响全国，并不局限在一乡一村间。

　　西晋未至隋统一，前后将近三百年的战乱，乡间割据势力愈益巩固，并且起着多种的作用。这里先举例说明战乱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坞、壁、垒、堡等自卫小城。

　　十六国大乱开始时，汉人就用坞壁来自卫。三○八年，刘渊部将石勒等七人掠魏郡汲郡等地，攻下五十余垒，收壮健人五万为军士。三○九年，石勒攻陷冀州所属郡县堡壁百余，军队扩充至十余万人。三一○年，石物寇襄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三一二年，石勒南侵被晋兵击败，自葛破（河南新蔡县北）北还，沿路民众都坚壁清野，石勒军掳掠无所获，饿得人相食。到枋头，攻破向冰的壁垒，才得到粮食。三一○年，刘渊部将王弥刘聪等攻掠梁、陈、汝、颖间，陷垒壁百余。三一五年，刘聪部将曹嶷攻掠齐鲁间，陷郡县垒壁四十余所。东晋祖逖北伐，谯郡有张平、樊雅各聚众数千人为坞主，樊雅归附祖逖，祖逖得进驻谯城。蓬陂坞主陈川，自称陈留太守，被祖逖击败，投降石勒。祖逖进至陈留，沿河诸坞，先前已降附石勒，祖逖允许两属，坞主都感恩，真心帮助祖逖，黄河以南诸坞，多叛石勒归附祖逖。从这些事例里，可知坞壁是自卫性质的军事组织，有战乱的地方，到处都存在着。它们对强大势力表示降附，缴纳一定数量的赋役；强大势力无法消灭它们，也只好承认它们保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大小坞壁间的吞并和小坞壁附从大坞壁，在一个地区内形成以一个强大坞壁为首的坞壁群。大小坞壁的首领，实质上无异于早期封建社会的公侯伯子男，最强大的首领就是霸主，汉魏以来的名门望族，常常被公认为这种霸主。这是大量的封建割据，不过，在战乱的情况下，劳动群众从坞壁多少得到可能有的保护，多少能够抵抗落后族的武装掳掠，应该说是含有一些积极意义的割据。从十六国到隋统一，这种割据形势总是存在着，并且基础巩固，成为北方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

　　魏太武帝时，崔浩力主恢复五等封爵制，与同僚论五等制与郡县制的是非，指责秦始皇汉武帝的错误，同僚们都钦佩崔浩的好古识治。北方社会实际通行的是强有力的割据制，地方官权力受割据者的限制，官威不能很高。崔浩依据这种实际情形，所以主张废郡县，要朝廷承认割据者的合法性，给予五等封爵。同僚们认为崔浩识治，也就因为他认识这种实际情形。崔浩的主张，显然与魏朝廷的利益不相容。郡县制的存在，表示魏国是统一的，是鲜卑人统治的国家，不是汉人割据的国家。魏太武帝杀崔浩并大杀与崔浩通婚姻的高级士族，这也是一个原因。葛荣作乱，赵郡大姓李元忠率诸李数千家，筑垒自保，屡次击退葛荣的进攻。葛荣用全力围攻，捉获李元忠，但也不敢杀害。东魏济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私兵）千余人，马八百匹，武装齐备。高氏是冀州大姓，高季式的部曲，给养自然是从高氏保护下的劳动群众取得。其他大姓如冀州刘姓，清河张姓、宋姓，并州王姓，濮阳侯姓，一姓将近万家，势力盛大。依据上列事例，将近万家的大姓到几十家几百家的小坞小壁，是北方汉族的主要组织形式，鲜卑人以外的非汉族人，要得到保护，也只好加入这些坞壁，生活上加速融合于汉族。讲北朝经济措施，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

　　魏道武帝取得河北，迁徙大量居民到平城及其附近地区（畿内），封建经济在畿内发展起来。四二一年，魏明元帝令六部（四一七年，分鲜卑人为天、地、东、西、南、北六部人，每部置大人一员），民户养羊满百口，出战马一匹。要鲜卑平民按一百只羊出一匹马，是在游牧部落里推行封建制度。不过，畿内兴农业和游牧部落封建化，不是魏国经济的重要部门，支持魏国连年用兵武力强盛的经济，主要是山东诸州郡。

　　魏赋税制：常赋每户每年纳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纳帛一匹二丈。常赋外又有杂调。从数量上看，一户负担常赋杂调是烦重的，但一户包含三五十家或多于三五十家，各家分担，国家对每户所取的赋税不算过多。同姓各家合成一户，户主是一户内的豪强，称为宗主。异姓的贫弱小民投宗主家作荫附，得免官役，宗主奴役荫附，赋敛也很烦重。宗主统率同姓各家和荫附，势力较大的宗主就成为坞主壁帅。

　　魏朝廷一向承认宗主的权利，以便通过宗主来取得赋税，也就是对宗主让步，让宗主与朝廷共分赋税。到魏孝文帝时，才对宗主展开争取民户的斗争。

　　四八五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冲的建议：创立三长制。五家为邻，置邻长一人，五邻为里，置里长一人，五里为党，置党长一人。三长本身免官役，又邻长家有一人得免官役，里长家有二人，党长家有三人。一百家中有三长共二十五人，免官役人共三十一人，合计五十六人。又改革赋税制，户调每户（一夫一妇）每年纳布或帛一匹，粟二石。朝廷按收入布帛总数，分为十五份，其中十份为公调，二份为调外费，三份为内外百官俸。另外还有杂调。男子年十五岁以上，未娶妻成室，四人出一夫一妇的调数。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出未娶男于四人的调数。耕牛二十头出奴婢八人的调数。朝廷宁愿一百家中有五十六人免役，又宁愿减轻户调，目的在于分化大户为小户，并使荫附自立门户，削弱宗主的势力。三长制初行时，豪强很不愿意，大概当了三长，仍能役属四家（邻长）到一百家（党长），也就相安无事了。四八七年，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说，往年立三长，校定户籍，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仅可给俸，很少能够入仓，虽对民有利，但不可长久，他建议减收布帛，增收谷租，使仓谷充实，有备无患。立三长和减轻赋税，宗主势力在形式上确实发生了变化，魏政治统一也前进了一步，但在实质上，三长依然是宗主的化身。

　　立三长后，四八六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建议，行均田制。男夫十五岁以上受露田（不种树的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一夫一妇受田六十亩）。男夫受桑田二十亩。露田不得卖买，身死归还官府。桑田是世业，可传给子孙，也可卖买其中的一部分。奴婢依照良丁受同数的露田，奴又有同数的桑田。牛一头，受田三十亩，一户畜牛不得超过四头。早在四七七年，魏孝文帝令民一夫治田四十亩，中男（未娶妻的男子）二十亩，均田制无中男受田的规定，当是史文漏略。魏国贵族士族占有大量奴隶，普通地主也卖买奴婢使从事耕织，供主人剥削。均田制给奴婢与良丁同数的露田，奴婢种自己分得的田，未必有余力耕主人的田，即使主人全部取得他们的收获物，主人分得的田，只好自己去耕种。限止牛数（两牛共拖一犁），含有限止使用多数奴隶的意义。奴有桑田，主家妇女未必能替奴养蚕织帛，也只好给奴婚配。当时地旷人稀（《魏书·地形志》载州郡户口数），实行均田，一般不感困难。小豪强占夺的民田，为法令所迫，可能归还原主，大豪强却不受法令的限制。四八八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彪的建议，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民，给予耕地牛畜，使在官地上屯田，每年缴纳粟六十石，免正赋及兵役、杂役。这种屯民，大部分是豪强家的荫附。他们田产被占夺，本身被奴役，为屯民比为荫附，生活自然要好一些。四九○年，魏孝文帝派遣使官与州郡官宣扬法令，劝隐口漏丁，报名立户，如仍愿作荫附，或豪强迫胁孤弱，不让立户，都按法令治罪。魏孝文帝用均田制与豪强争民户，扶助荫附并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实是进步性的重大措施。孟子以来作为一种理想的井田制，晋武帝仅有空名的占田制，到魏孝文帝才以均田的形式付诸实施，不能不是封建经济史上一件大事。隋唐经济比两汉南北朝有进一步的发展，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是起着积极影响的。

　　魏孝文帝行均田制，似乎不曾遇到什么阻力，原因在于承认贵族士族及有势力的豪强，保持大规模使用奴婢的权利。这从齐武成帝的均田制里可以推见大概，虽然齐均田制不完全与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相同。齐均田制：亲王的奴婢受田限三百人，嗣王（亲王的继位人）限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至庶姓王（不是姓高的王）限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官以上至王宗，限一百人，七品官以上限八十人；八品官以下至庶人（有势力的豪强）限六十人（西汉末年，孔光等奏请限制奴隶，吏民家占有奴隶不得超过三十人。北齐比西汉加一借，想见北齐奴隶数量很大）。限外奴婢不受田，也不纳租调。齐灭东魏，齐文宣帝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赐奴婢三百人，田一百顷。这时候齐并未创立新制，奴婢三百人和田百顷，当是沿用魏制。自王公百官以至所谓庶人，实际上得无限止地使用奴婢，仅仅是豪强家失去一些荫附，均田制的推行，也就无须阻挠了。

　　魏末年经长期战乱，豪强盛行兼并，均田制遭受破坏。东魏时分给民田，豪贵都得良田，贫弱都得薄田，经高隆之告发，高欢下令纠正，务求均平。其实，一个命令不可能求得均平。齐三长制和均田制，大体上承袭魏制。至五六四年，齐武成帝始有改革。三长制改为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阎里，百家为族党。均田制改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照良人受同数的露田。又每夫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租调：一床（一夫一妇）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未娶妻的男丁纳半床租调。受田奴婢的租调比良人减半（半床）。《隋书·食货志》说齐文宣帝时，豪强兼并，户口益多隐漏，可见齐时均田制比魏未年破坏更甚。齐武成帝改制，无非是减少三长人数以增加役夫，承认兼并（露田数比魏制加倍）并增收奴婢租调。《隋书·食货志》称职事（有官职的人）及百姓（豪民）请垦田者名为受田。这里所谓受田，不再是国家分配耕地给农民而是兼并者向国家请垦地。贫弱农民无力自请垦地，只好给兼并者耕种，又回到荫附的旧路上去。

　　字文泰据关西，行《周礼》，设司均官，掌管田里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给田一百四十亩，未娶的男丁给田一百亩；设司赋官，掌管租调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每岁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石，未娶的男丁租调减半；设司役官，掌管力役的政令，民自十八岁至五十九岁，都得服役，丰年不过三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周男夫受田数等于齐武成帝所定的田数（一夫一妇有露田一百二十亩又加桑田二十亩），关西人口比齐稀少，均田制在周国当是实际行施的制度。奴隶受田不见明文，按隋制，奴婢五口给园宅一亩，单丁（良人）及仆隶的租调比已娶的男夫减半，未受田的不出租调。六○四年，隋炀帝下诏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隋沿周制，可信周也有奴隶受田的制度。周武帝释放大批奴隶和杂户为良民以后，奴隶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使用，比以前大为缩小。魏孝文帝行均田制，扶助荫附自立门户，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了一步，周武帝释放奴隶，社会生产力又推进了一步，劳动群众在十六国大乱和鲜卑拓跋部统治时期所积累起来的灾祸，经两次改革，得到颇大程度的减轻，因此，他们是这一时期中有功于劳动群众的两个好皇帝。

　　魏孝文帝立三长，行均田，隶属在宗主势力下的荫附，确实被释放了一部分，可是，寺主势力逐渐兴盛起来，又成为与朝廷争夺民户的一个严重力量。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宗教，特别是佛教，必须大力予以提倡，也就必须让寺主分享剥削的利益，分享得过多，朝廷又感到损失太大，对自己不利，其中斗争和联合的情形是复杂的。代表宗主利益的儒家和道教，参加这个斗争，表现为儒佛道在思想上的争论，归根还是地主阶级内部（朝廷、宗主、寺主）为争夺剥削对象（劳动民众）而发生离合变化。

　　寺院是佛教的坞壁，僧人是寺主的徒众（寺主的爪牙和从事各种劳动的人），寺主是宗主，强大寺主就是世俗的坞主壁帅。四四六年，魏太武帝伐盖吴所率反魏军，在长安佛寺中发现藏有弓箭矛楯，又发现酿酒器具及州郡官、富人寄藏在寺内的大量财物。此外还有与贵家妇女淫乱的密室。魏太武帝认为是佛寺谋反的证据，大举灭佛。其实佛寺就是坞壁，藏武器和代人保藏财物，都是平常事，说僧人企图谋反，无非是灭佛的一种借口。魏文成帝恢复佛教，四五二年，限制每年出家人数，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允准沙门统（掌管佛教的僧官）昙曜的请求，创立僧祇户和佛图户两种名目。所谓僧祇户，就是平齐户及诸民户如能每年送给僧官（自然也是大寺主）谷六十石（称为僧祇粟），即取得这个名义。僧祇户开始时可能得到僧官的一些保护，逃免官府和宗主的压迫。所谓佛图户（又称寺户），就是犯重罪的平民及官奴，被发给寺院，为寺院服苦役并种田地。僧祇户即荫附，佛图户即奴隶。寺主有爪牙（维那、典录、典坐、香火、门师等名目）供奔走，有普通僧人供役使，从事各种劳动，又有荫附和奴隶，寺院成为合法的大小坞壁。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年，国内寺院，平城有一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州郡有六千四百余所，僧尼七万七千余人，朝廷也感到民众逃避赋役、涌入寺院的严重性。四九二年，魏孝文帝限制出家人数，每年大州准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五一七年，魏孝明帝令每年度僧，大州保送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由僧官（州沙门统）地方官共同挑选出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

　　又禁止奴婢出家，禁止私度僧尼。寺院增加一个僧尼，朝廷便损失一个剥削对象，朝廷设立这些限制，自然是想保持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又在大兴佛教，使得这些限制都归于虚设。五一五年，魏境内有寺院一万三千七百余所。五一八年，洛阳城内有寺五百所。魏未年，洛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州郡有三万余所，僧尼多至二百万。

　　大量寺院的存在，说明有大量的寺主和他们的爪牙在进行残酷的剥削活动。首先是侵夺田宅。五一八年，任城王元澄奏称，迁都以来（四九四年，魏迁都洛阳），不过二十几年，洛阳民宅，被寺院夺去将近三分之一。州镇僧寺也同样侵夺小民，广占田宅。长安中兴寺有稻田一百顷，还有种梨枣等树的大果园，足见元澄所说是事实。寺院又经营高利贷，如长安僧人竺法护，一次就贷出钱二十万，济州沙门统道研，贷出钱财，叫郡县官替他索还本息。五一一年，魏宣武帝诏书里说，僧官用僧祇粟放高利贷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自放，或取利过本，或偷改券契，侵害贫弱，毫无法纪。一种是借给富家转放，僧官和富家共分利息。僧官出借僧祇粟取利，也逼勒僧祇户取利。沙门统昙曜曾于四七六年，奏准拨凉州军户（平齐户以外的一种杂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给僧官送僧祇粟。按定章，僧祇户仍留本地，也不专属一寺，魏宣武帝时，僧官违章逼令离乡服役，二百家中五十余人自杀了。寺院是贪图财物，无河南登封北魏嵩岳寺塔恶不作的魔窟，戒律所称八不净物（田园、种植、谷帛、畜奴仆、养禽兽、钱宝、褥釜、象牙金玉饰床及诸贵物），寺院全有，而且很多。凡是世俗间宗主所能做的罪行，寺院做得更多更恶，因为还有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都想大修功德以求福应，在寺院外加强剥削来填满寺院的欲壑。下面略举一些例。

　　四五四年， 魏文成帝在五级大寺造释迦立像五躯，各长一丈六尺，共用铜二万五千斤。和平年间（四六○年——四六五年）魏文成帝令昙曜在乎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刻石像各一，高的达七十尺，其次六十尺。四六七年，魏献文帝在乎城造永宁寺，有七级塔，高三百余丈，基架宽广，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金六百斤。不久，又造三级石塔，高十丈，全部用大小石块构成。魏国佛教大盛，还是从魏宣武帝时开始。魏宣武帝在浴阳造瑶光、景明、永明等大寺。瑶光寺有五级塔，高五十丈，尼房五百余间。景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七级塔一所。永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住外国沙门三千余人。这些大寺以外，又仿照平城灵岩寺石窟，在伊阙山开凿石窟。自五○○年至五二三年，前后开凿石窟三所，共耗人工八十万余工。五一六年，魏孝明帝在洛阳城内立永宁寺，有九级塔一所，高一百丈，上有金锋一百二十枚，金铃五千四百枚。大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较短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像五躯。僧房楼观一千余间。王公贵人以至地方豪富，也纷纷造像立寺，如贵戚冯熙一人，在各州郡造寺多至七十二所。《小法灭尽经》说寺院“但贪钱物，积聚不散，不作功德。贩卖奴婢，耕田垦殖，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愍。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无有道德。淫佚浊乱，男女不别”。这自然只是寺院腐朽生活的一部分。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寺院穷奢极侈的情形，比《小法灭尽经》所述更具体，想见劳动民众的财物，几乎被求功德者敲剥净尽了。

　　齐国佛教比魏更盛，都下（邺）大寺，约有四千所，住僧尼将近八万。齐境内有寺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以上。

　　周国财力不足，寺院较少。周武帝在周齐境内大规模消灭寺院，虽然只是表面的暂时的打击，但对劳动民众说来，也算是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从魏宣武帝时起，世俗的宗主和宗教的寺主，同时进行着土地兼并，夺取民户，均田制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实在是很难推想。大抵周武帝消灭寺院以后，均田制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恢复。

　　魏孝文帝以前，交易用布帛谷当货币。魏孝文帝始铸钱，称为太和五铢。魏宣武帝又铸一种五铢钱。魏孝庄帝铸永安五铢。齐文宣帝铸常平五铢，制作甚精。周武帝铸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钱并行。又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周宣帝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钱及五铢钱并行。魏齐周钱法紊乱，权贵豪强私铸劣钱，流行市上，无法禁止。不过，比起魏孝文帝以前用实物交易，显得商业上有些进步。

　　冶铁业因供给农具兵器，未受战乱影响。相州牵口冶（河南安阳县水冶）用水力冶铁，技术也较高，魏武库中兵器主要在牵口冶制造。齐时綦毋（綦毋音其无 qíwú姓）怀文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魏宣武帝时开采铜 矿银矿，产量不大。

　　魏齐周经济是落后的，魏孝文帝行均田制后，农业趋于发展，可能恢复到汉魏西晋的生产水平。依靠农业的恢复，以佛教为主体的北朝文化才得以发展起来。

第三节 北朝的文化

　　鲜卑统治阶级，从迷信方面来接受并提倡宗教，特别是崇奉佛教，是很自然的。儒学生根在汉士族群中，随着汉族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北周时，儒学竞压倒佛教。儒、道、佛的相互关系，在北朝，多少反映出汉族与鲜卑族间势力消长的过程。

　　一 经学

　　北朝经学，《易》、《书》、《诗》、《三礼》、《论语》、《孝经》用郑玄注，《左氏春秋》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完全遵守东汉经师旧说，不尚变通。王粥《易注》，杜预《左传注》偶有传授，不发生显著的影响。北朝少见名儒，自魏孝文帝时起，始有徐遵明最称通博学，讲学二十余年，学徒前后多至万人。《周易》、《尚书》、《三礼》、《左氏春秋》都是徐遵明所传，徐遵明尤长《左氏春秋》，得西晋旧本服氏　　《春秋》（服虔注《左氏春秋》）研读数年，撰《春秋义章》三十卷。他的弟子李炫撰《三礼义疏》，熊安生撰《周礼》、《礼记义疏》。与徐遵明同时的刘献之，擅长《毛诗》，作《毛诗序义》，授李周仁、程归则。程归则传刘轨思，李周仁传李炫。李炫撰《毛诗义疏》。刘轨思传刘焯、刘炫。刘炫作《毛诗述议》。北朝著名儒生和主要撰述，大体上也只有这些。大抵北朝经学，学风保守，撰述较少，都缺乏开展的气象，唐朝修《五经正义》，重南轻北，重魏晋新注，轻汉儒旧说，就是因为北朝经学比不上南朝经学。

　　北朝经学虽然衰落，但在政治上仍保持佛道两教不敢争夺的正统地位。魏道武帝进入中原，便在乎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后又增至三千人。魏献文帝设立乡学，大郡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最小郡也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魏迁都洛阳后，私学尤为盛行，儒生开门授徒，多或千余人，少也不下数百。官学私学的学生，同样可以被州郡选为茂异（州）孝廉（郡），取得官职。魏乱以后，私学仍盛。高欢得卢景裕（徐遵明弟子），使教诸子经学，齐诸帝都是暴君，却照例要选名儒教自己的儿子。字文泰尤重儒学，以至实行《周礼》。周武帝定三教先后，儒为第一。鲜卑人逐渐革去落后习俗，儒学所起作用是不小的。

　　二 道教

　　道教自称能羽化飞天，长生不死，其次也能画符诵咒，消灾灭祸。东汉以来，道教流传渐广，张角兄弟三人用太平道教发动黄巾起义，张鲁用五斗米道教占领汉中。士大夫欣慕道教的法术，但也不免有些顾虑，因此，没有人敢大规模提倡道教。西晋时沙漠汗居洛阳，他的侍从务勿尘奉道教，说是在伊阙山成了仙。道教影响，第一次带到了拓跋部。魏道武帝笃信道教，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求长生。他和他的儿子魏明元帝都被药毒死。道士寇谦之革新天师道，得到魏太武帝的提倡。它反对佛教也更尖锐化，终于引起了魏齐周两次灭佛、一次灭道的宗教冲突。

　　寇谦之是嵩山道士，自称太上老君亲自封他为天师，继承天师张陵（张道陵）的地位。他改革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收租米（五斗米）钱税的旧规，解除了士大夫的顾虑。又反对男女交接的妖术，说大道清虚，岂有此事（房中术）。他的新道教以礼拜求度为主，以服气食药闭精练气为辅。他制造许多道经，说是太上老君传给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又传眼气导引口诀之法；太上老君的玄孙李谦文传给他《录图真经》六十卷，教他辅佐北方泰平真君（指魏太武帝）。寇谦之的新道教，模仿佛教仪式更相似，求功德的方法也力求简便，男女信徒只要在家立坛，朝夕礼拜，就可得到上等功德，不必出家修行。魏太武帝初即位，寇谦之来平城献道经，得崔浩推荐，大为魏太武帝所崇信。魏太武帝在平城立大师道场，亲到道场受符箓，表示受了天命，有权做中国皇帝。崔浩是儒家，利用天师道来反佛教。四四六年，魏太武帝灭佛教，就是听从了崔浩的力劝。天师道是汉族人自创的宗教，所奉的神是汉族人认为本族的神，不同于外来佛教的胡神，因此，魏太武帝以后的魏诸帝，不管怎样崇奉佛教，即位时总要举行受符箓的仪式，作为鲜卑拓跋部统治汉族的一种依据。

　　齐依靠六镇流民立国，特别强调鲜卑人的优越地位，在宗教上也特别崇奉佛教。高澄准备灭东魏，于五四八年，取消天师道坛。五五五年，齐文宣帝灭道教，强迫道士剃发当和尚，齐境内佛教大盛。

　　周依靠关西汉族立国，特别强调儒学，道教也被重视。五七四年，周武帝废佛道二教，令和尚道士还俗。

　　道教排斥佛教，但不主张杀害佛教徒。从寇谦之开始，一直保持着这种主张，因之，佛道斗争仅限于言语攻击，没有引起残酷的报复。四三九年，魏灭北凉，魏太武帝捕获为北凉守城的僧人三千人，下令屠杀。寇谦之替僧人说情，三千人得免死。四四六年，魏太武帝大杀境内僧人，寇谦之对崔浩力争，劝崔浩勿杀，崔浩不听。后来齐文宣帝灭道教，只杀不肯剃发的道士四人，周武帝灭佛教，不曾杀一个僧人。宗教斗争激化的北朝，得免互杀事件，在这一点上，寇谦之是有见识的。

　　三 佛教

　　佛教造像立寺及广度僧尼等所谓功德事，在经济上都起着破坏的作用。一部分精通佛学的僧徒，阐发宗旨，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却起着开拓的作用。天竺各教派，南北朝时期，大体上都传入中国，中国僧徒各就所学，标举心得，聚徒传授，成立学派，为隋唐佛教全盛时期作了重要的准备。佛学目的在于修行证果，途径不外戒、定、慧三端。南朝佛学偏重智慧（义理），北朝佛学偏重禅定，戒律南北并重，北方戒律尤为专门之学。这样，由于南北的环境不同，佛学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学风。在南北不同学风中，各学派得以充分发挥本派的独到处；在同一学风中，各学派得以互较短长处。在南北不同环境中，佛教与儒学所作入世出世的斗争，佛教与道教所作较量地位高低的斗争，佛教与儒学、道教所作华戎之辨的斗争，都带有不同的特色。南北朝因为佛学的兴盛和儒佛道的争论，呈现战国时期以来的又一次百家争鸣，比起汉朝今古文经学之争、魏晋（西晋）儒学玄学之争，规模扩大得多，论旨深入得多（道教鄙陋，除外）。佛学处于斗争的主要面，所以说，南北朝时期，佛学在中国思想界起了开拓的作用。

　　十六国时期，长安是佛学中心，前秦苻坚尊礼释道安，翻译佛经，宣扬佛教。后秦姚兴，得鸠摩罗什，译事更盛，中外名僧云集。赫连勃勃攻入长安，灭佛杀僧，僧徒逃散，号称白脚禅师的惠始，就是鸠摩罗什的学徒，最早到平城传教，受魏太武帝礼敬的一个名僧。凉州自从张轨以来，一向是西北方佛教中心，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人都熟悉西域佛教的旧式（规矩和技艺等），村坞相连，多有塔寺。魏灭北凉，俘掳僧徒三千人，北凉国人三万户（或说十万户）到平城，魏国畿内佛教开始盛行。沙门统昙曜建议魏文成帝开凿云岗石窟，昙曜是凉州僧人，开凿石窟的工匠，大概也有熟悉佛教技艺的凉州人。

　　凉州是禅学最盛行的地方，魏文成帝兴佛后，先后任沙门统的师贤、昙曜，都是凉州禅师，作为北朝佛学主流的禅学，以及规模巨大的佛教艺术，都导源于凉州，凉州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所起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禅的意义是澄心静虑，坐禅入定，绝灭一切妄念，专心求解脱。净土是北朝禅学中的一个大宗，流行最广，信徒最多。净土宗分弥勒净土、阿弥陀净土两派，都是念佛修禅定，希望死后往生安乐土（净土）。所谓念，就是一心想念佛的名号、佛的相（形状）好、佛的光明、佛的神通、佛的功德，等等，心里没有其他杂想，前后相续的想念全部是佛，想念得久了，会在定中看到诸佛。这是可能的，因为精神失常，会看到日常专心想念的东西。心念外还有一种口念佛号，方法比心念简便，流行也较广泛。据说，口念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这就是口念久了同样会精神失常。他们临死时，邀集三五个同道，帮着将死病人口不停声地高唱弥勒佛或阿弥陀佛名号，一直到病人死去为止，说是死者往生乐土了。怕死本是人之常情，净土宗正是依据人怕死的心理，用简便方法取得广大的信徒。心念口念外，还可以让富贵人也得往生乐土，那就是劝他们出钱财，造像建塔，大修各种功德。他们有的是钱财，自然乐于接受这种更简便的方法。北朝大量佛教艺术品，都是净土宗盛行的遗迹。

　　禅法也是北朝禅学中的一个大宗。禅法主张寂坐修心，不重讲经（义门）。鸠摩罗什译《禅要》，北凉沮渠京声译《治禅病秘要法》等书，标示禅法，为禅学者所宗。天竺僧佛陀禅师来平城，得魏孝文帝礼敬。迁都洛阳后，在嵩岳少室山为佛陀造少林寺。佛陀倡导禅法，有徒众数百人。此后，僧徒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大概在魏宣武帝时，南天竺僧菩提达磨自梁国来到洛阳，北朝禅学进入更发达的阶段。菩提达磨所修是大乘虚（空）宗的禅法，称为壁观，意思是外息诸缘，内心无惴，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达磨用《楞伽经》四卷教徒欢，要破除妄想，遗荡一切诸相，必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必心无所得，必忘言绝虑。达磨的禅学与老庄清静无为，心如死灰的思想颇相类似。北朝不行玄学，但在欲火炽烈，无可满意的人心里，还是需要老庄一类的思想当作清凉剂。达磨所创始的禅宗，正是代替老庄来供给更寒冷的清凉剂，因而成为禅学的主流。

　　达磨主张忘言，不随于言教。他是禅宗的始祖，他的继承人所谓二祖三祖以至六祖等人，都只是口头说法，不立文字，不出著述。禅宗以明心见性一切皆空为宗旨，只有我心最尊，其他都可废弃。老庄学派的稽康阮籍，要破除礼法和儒经，禅宗也要破除一切名相，连佛菩萨和佛经都包括在内。以空无为宗，自然会发生稚阮禅宗的想法。玄学禅宗和其他佛教各宗派都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但玄学禅宗在反对不同派别的哲学时，却起着猛烈进攻的作用。

　　禅宗主张心无执著，遗荡一切执见，使思想从各种拘束中解脱出来，也就否定了自身以外的佛教各派别，到后来，空无到极端，连自身也被否定了。禅宗是从佛教内部摧毁佛教的重要力量，达磨创立禅宗，在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五一五年，魏冀州沙门法庆聚众起事，自号大乘。封勃海人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法庆专毁寺庙，斩僧尼，烧经像，说是“新佛出世，除去众魔”。他教兵士杀人，杀一人称一住菩萨，杀十人称十住菩萨。法庆可能受禅宗一切皆空唯我独尊的影响，因为他的行为，正是空无的一种表现。

　　四 儒佛道的斗争

　　自寇谦之革新天师道以后，道佛两教相互攻击，儒攻佛不攻道，形势上似乎儒道联合攻佛。攻佛的理由之一是华夷之辨，这就影响北朝非汉族的皇帝，对华夷之辨需要表示态度。宗教斗争含有政治意义，因之表现的形式比南朝剧烈。四四六年，魏太武帝灭佛，固然由于崔浩寇谦之的劝说，但也由于魏太武帝想证明自己亲汉不亲胡。他在灭佛诏里说“朕承大绪，欲除伪（佛）定真（儒道），获羲（伏牺）农（神农）之治……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佛）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灭一门）。……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后赵石虎说过，胡人该奉胡神，我是胡人，所以兴佛教。魏太武帝排斥胡神，显然是在对汉人说，我是黄帝子孙（拓跋部自称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有权继承羲农的正统。五五四年，齐文宣帝策问秀才说，和尚道士几占民户的半数，国用大感不足，你们认为那个该废除？他作出决定，灭道兴佛，令道士剃发当和尚。他不让道士还俗，足见灭道不是为“有润邦家”（补助国用）而是为尊奉胡神。五七七年，周武帝灭齐境佛教，对僧徒任道林说，佛生在西域，我不是五胡，对他不发生敬心。既非正教，所以该废。魏太武帝周武帝灭佛表示亲汉，齐文宣帝兴佛表示亲鲜卑，其实，佛早就是汉族和非汉族共同崇奉的大神，灭佛兴佛，都不能产生多大的政治作用。

　　周武帝避免魏太武帝所采取的残杀手段，用比较和缓的方法，经过长期的准备来废佛教。当时有个卫元嵩，曾出家为亡名法师弟子，亡名当是受禅宗和嵇阮影响的和尚，教卫元嵩佯狂求声名。卫元嵩还俗，著佛道二论，崇道抑佛，与道士张宾相结合，共排佛教，大得周武帝的尊信。周武帝一向崇儒，这样，造成了儒道联合攻佛的形势。五六八年，周武帝登大德殿，召集百官和尚道士等，亲讲《礼记》，显示儒学的特殊地位。五六九年，周武帝又登大德殿，召集百官道士和尚等讨论佛道两教教义。会后一个月，正式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二千余人到正殿（当是紫极殿）大会，周武帝亲自校量三教优劣，名儒沈重代表诸儒宣扬儒学。会后五天，又召集大会，讨论三教。会后又号召道俗诸人，尽量表示意见。五七○年，甄鸾上《笑道论》三卷，周武帝召集群臣，说《笑道论》伤害道教，当众烧毁。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攻击道教。周武帝重道轻佛，早有定见，不过形式上还让二教争辩。五七二年，周武帝到玄都观，亲登法座讲道经。五七四年，周武帝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等，判定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由于佛教徒剧烈驳斥道教，周武帝下令禁止佛道二教，和尚道士一律还俗。别设通道观，选著名道士和尚一百二十人入观学老、庄、《周易》，称为通道观学士。所谓通道，就是要和尚通过学习变成道士，废二教实际是废一教。五七七年，周武帝在邺召集僧徒五百人，宣布废佛，慧远法师抗声争论，最后用阿鼻地狱恐吓周武帝。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乐，我愿受地狱诸苦。僧徒技穷，只好从令还俗。还俗僧徒任道林上书要求辩论，周武帝召他入宫，使立御座旁辩论多次，周武帝终于声明我不是五胡。既然说到这一点，任道林就有触犯忌讳的危险了。因此，任道林请求同其他和尚十人入通道观求学。周齐境内佛像被破坏，经卷被焚烧，四万所以上的寺庙，赐给王公作宅第，将近三百万的和尚，还俗作平民，寺院财物散给群臣，寺院奴婢得到释放，周武帝灭佛比魏太武帝深入得多。可是，佛教既有存在的社会原因，想用政治手段消灭它决不能收实效。五七八年，周武帝死，佛教又兴盛起来。

　　五 佛教艺术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为首要事务，单就现在还存留着的大量艺术作品来看当时社会财富的耗费状况，已经是可惊的，何况消失了的财富如僧尼生活费、巨大建筑物等等，耗费量比这些艺术作品要大得无数倍。佛教徒为了求自己的功德，不惜浪费任何财物作代价，替佛教徒付出代价的却是劳动民众，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付出的代价既如此巨大，遗留下来的又只是这些艺术作品，因之，必须予以十分珍惜，必须从这里吸收有益的资料来取得补偿。

　　下面大体上按年代先后，略述最重要的艺术作品。

　　敦煌千佛洞

　　佛教传入西域，再传入内地，敦煌正是从西域到内地的咽喉处。西域北路的龟兹国，南路的于阗国，都是佛教特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开凿石窟供奉佛菩萨，其中有塑像、有壁画，形成西域式与天竺式相结合的一种石窟艺术。《魏书·释老志》说，“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敦煌所得的旧式，石窟艺术大概也是其中的一种。敦煌出现石窟，显然受西域的影响，不过，它既到了敦煌，就得加入些中国式，成为最早的中国石窟艺术，由此传入内地，加入更多的中国式，再回到敦煌来，发展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

　　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端有断崖，开凿六百多个窟洞，其中四百六十九个都有壁画和塑像。这些窟洞的开凿，一说，开始于三五三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据唐人碑记，最早的一个叫做莫高窟，是三六六年（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僧人乐傅（音zǔn）所作。此后，历代都有造作，现存魏窟二十二个（包括西魏和周），隋九十六个，唐二百零二个，五代三十一个，宋九十六个，西夏四个，元九个，清四个，年代不明的五个。魏窟实际数字可能多于二十二个，但从历代盛衰的趋势看来，极盛时期是在隋唐二朝，魏窟只是这个极盛时期的先驱者。

　　现存的二十二个魏窟，艺术家们按照壁画塑像的作风和云岗龙门等地作比较，判断为魏中期至晚期（四七七年——魏孝文帝太和元年至五八一年——周静帝大象三年）的作品。这是因为魏窟艺术比起云岗昙曜五窟的早期艺术来，魏窟已经添加了较多的中国民族形式，可见现存的魏窟以前，还有一段西域作风更多、中国作风较少的艺术存在过。艺术家们推想从最早的敦煌艺术传到平城（昙曜五窟）以后，经过一个阶段的改变，再传到敦煌，才成为现存魏窟的艺术。乐傅及其后继者所作最早窟洞，久已遗失，无法取证，但这种推想，还是可信的。

　　云岗石窟

　　云岗石窟在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武州山北崖上，共有大小四十几个主洞，佛像可能有十万个左右，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四五○年，魏文成帝令沙门统昙曜开凿五个大石窟（现存石窟的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后人称为昙曜五窟。其余石窟大部分是迁都洛阳以前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窟是第六窟（魏孝文帝时开凿），由地面到窟顶高达二十公尺，中央直立一个宽约六十平方公尺的大塔柱，上连窟顶。整个塔柱和洞壁，嵌满了大小佛龛和多种装饰，很难找出一块没有雕刻的空隙。在山石上用人力来完成凿大窟雕佛像的工作，比敦煌石窟规模大得无数倍。

　　云岗石窟参照外来形式进行开凿，有一定的规格，昙曜五窟表现得较为明显。此后所造诸窟，雕刻家似在力求打破这种规格上的限制，尽量使汉族传统艺术的形式适用于这种佛教雕刻艺术。

　　佛像的形状，一般是唇厚、鼻高、目长、颐丰、肩宽，有雄健的气概。它们不很象佛经上描写的佛相，也不很象汉族人的状貌，这大概是依据魏开国诸帝的面貌经艺术家加以佛化后得出的形状。魏文成帝即位，恢复佛教，照自己的身样造石像，脸上足下各嵌黑石，和他的真身上黑子相同。昙曜造大佛像，模仿皇帝面貌以取宠幸，是很可能的。

　　大佛像高大雄伟，显示举世独尊，无可对比的气概。其他石像，各按品级一个低似一个，全体服从大佛像。再配上飞天和侏儒，为大佛眼役。飞天手执乐器，飞舞天空，表示在大佛庇荫下服役的愉快。

　　侏儒身形矮小，躯干健壮，雕刻在龛基、座础、梁下、柱顶等处，用力举重物，神情仍甚欢喜，表示为大佛服重役是快乐事。大佛象征皇帝，其他各级石像是大小群臣，飞天侏儒是各种服役的奴隶和民众。在每一个石窟里，雕刻着这样一幅完整的封建统治和谐图，自然是符合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它使入窟的人，就在这个窟里，通过美妙的宗教艺术，感受到服从皇帝统治的全部教训。魏国势自魏文成帝时开始趋向于衰弱，因之向宗教求助也开始趋向于迫切，云岗石窟的主要部分都产生在迁洛以前四十余年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龙门石窟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石窟艺术也从乎城转移到洛阳来。洛阳南有伊阙，西岸名为龙门山，东岸名为香山，两岸石质都是坚硬的大理石悬崖。四九五年，魏宗室比丘慧成开始在龙门山开凿称为古阳洞的大石窟。五○○年至五二三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总称为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古阳洞的续修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八十万以上。这些主要石窟以外，还有药方洞以及东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

　　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慧成至东魏末五十余年的营造，整个石窟刻满了大小佛像。宾阳中洞刻有帝后礼佛图，最为精美。龙门诸窟比云岗诸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的雄健可畏变为龙门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清癯面上含着微笑，仿佛想要人和它亲近。佛面变化，反映魏统治力量强弱的变化。

　　伊阙两岸特别是西岸上，石窟和露天的石龛当有几千个，其中北朝所造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唐朝最多，约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龙门诸洞还保存着石刻文字，至少有一千四百余种。

　　敦煌石窟是绘画的最大宝库，云岗和龙门石窟是雕刻的最大宝库。

　　麦积山石窟

　　甘肃天水县麦积山石窟，也是一个佛教艺术的重要地区。麦积山石窟可能在后秦时已开始建造，魏孝文帝以后，渐趋发达。现存魏、西魏、周石窟大约还有三十个。麦积山石质不宜于雕刻，佛像一般都是泥塑。经过一千几百年，塑像并未溃败，泥土几乎与坚石相似，这种特殊的和泥法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自隋唐以至明清，历朝都有塑像。大塑像高到十五公尺以上，小塑像高仅二十多公分，一千几百年间各朝代塑像术都有自己的特点，聚集在麦积山的石窟群里，可说是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

　　义县万佛洞

　　辽宁义县万佛洞，四九九年，魏营州刺史元景创建。东区西区各有六个石窟，窟中还有些雕像遗存。

　　炳灵寺石窟

　　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现已查出共有三十六个窟，九十八个龛。其中北朝十窟两龛，唐二十一窟八十五龛，明五窟一龛。有些石雕像已经风化，艺术价值不免减损，但仍是著名的一个石窟群。

　　巩县石窟寺

　　河南巩县有石窟寺。魏、东魏、齐陆续开凿，共有五个窟。窟中刻礼佛图多幅。礼佛人（供养人）躯干高大，仪态华贵，侍从人身体矮小，手执仪仗服事主人，也是阶级在艺术上的一种表现。

　　南北响堂山石窟

　　河北邯郸市峰峰镇有北响堂山和南响堂山。齐文宣帝在北响堂山开凿三个石窟，其中称为大佛洞的石窟最为宏大，雕刻精美，可与龙门宾阳洞、巩县第五窟以及云岗各大窟相比拟。南响堂山共有七个窟，都是齐时开凿，规模不及北响堂山。

　　天龙山万佛洞

　　山西太原天龙山，五五一年，齐文宣帝在山上刻石佛，高二百尺。五五六年，又刻石佛，高一百七十尺。两个大石佛已不见遗迹，当是年久崩坏了。天龙山又有五六○年创建的石窟，经齐隋唐陆续开凿，东岸有八窟，西岸有十三窟。齐窟三个在东峰，隋窟一个在东峰，两个在西峰，其余都是唐窟。

　　上列大石窟群以外，还有不少较小的北朝石窟，散在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也可能还有未曾发现的石窟。就已知的石窟来说，窟内作品或因艺术精美被盗贼掠夺而去（主犯是帝国主义分子），或因愚昧无知不加爱惜，破坏的情况是严重的。必须保护这些残存的艺术作品，为今后发展人民艺术提供重要的参考材料。

　　六 文学

　　西晋太康时期昌盛的文学，经永嘉大乱，随着士族流迁到长江流域，在北方，文学几乎灭迹。当然，这并不是说，民间创造的文学也灭迹了。民间文学很少被保存，但从《木兰诗》看来，可信民间是有创作的。北朝末年，南方文学回灌北方，衰落已久的文学开始在士人中出现活动的气象。

　　诗赋——《木兰诗》中君主或称可汗或称天子，木兰家在黄河南，出征地点在北边，看来这首诗当是魏迁都洛阳以后，六镇起事以前的作品。魏自道武帝起，对塞外用兵，总是一击就归来，从没有接连作战甚至一去十二年才完结的战事。可能有一个女儿曾代老父从过一次军，这自然是非常动人的奇迹，民间歌颂这个英雄女儿，逐渐扩充成大篇、修改成精品。诗中描写的木兰，确实表现中国妇女的英雄气概和高洁道德。中国妇女是有这样的气概和道德的，因之这首诗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倒不必考证木兰是否真有其人，真有其事。《木兰诗》和东汉末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古代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两篇伟大诗篇。北朝有《木兰诗》一篇，足够压倒南北两朝的全部士族诗人。

　　在东魏和齐，北方开始出现温子升、邢邵、魏收三个著名的文士，号称三才。三人互相指责，邢邵斥魏收偷窃江南任昉，魏收斥邢邵在沈约集中作贼，魏收说温于升不会作赋，不算大才士。三人都模拟南朝人作诗文，并无特色。在西魏和周，有王褒庾信两个大文士。王褒庾信原来都是南朝做宫体诗的名手，梁国破亡，他们到西魏做官，给北方将兴的文学以很大的推动。王褒人品卑劣不堪，所作无非是些宫体。庾信颇有国亡家破的感慨，自称凡有造作，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经历西魏周二朝，所作诗赋，辞采靡丽，情感充溢，如《咏怀诗》、《哀江南赋》等篇，华实相扶，文情并茂，卓然超轶南北两朝众文士，成为当时的文宗。庾信上集六朝精华，下启唐人风气，文学史上地位，堪与屈（原）宋（玉）启汉相比拟。唐张说诗“兰成（庾信）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杜甫用清新二字评庾信诗，又作诗，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唐人推崇庾信备至，正因为受庾信影响至深。

　　骈文和古文——梁陈骈文实际已经是四六文。《四库提要》说“庾信骈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他在魏周，声望极高，公卿家碑志，多请他撰文，北方文体为之大变。《四库提要》的评论是确切的。

　　字文泰令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的程式。这种矫枉过正，纯袭训诰形貌的文字，比骈文更不合实用，宜乎远不敌庾信所作南朝文体的得人喜爱，但从有意摈斥浮华，提倡质朴的用意来说，苏绰《大诰》终究是唐人古文运动的正式起点，在文学史上还有它应得的地位。

　　七 重要著作

　　郦道元《水经注》——汉武帝时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数传至汉末涂恽。涂恽传授桑钦。桑钦撰《水经》，列举全中国大小水道一百三十七条，大大扩展了《禹贡篇》，这是《古文尚书》经师对地理学的一个贡献。

　　《四库提要》疑《水经》出三国时人之手，非桑钦所作，也可备一说。魏哪道元注《水经》，成书四十卷，收集有关各水的文记极为广博。清末王先谦说，郦道元注书旨在“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凡水道经过的地方，所有山陵城邑建筑名胜珍物异事等项，详为叙述，元魏以上故事旧记，都可以从注文中考求得知大概。《水经注》不仅是水道变迁地理沿革的重要记录，就是叙事写物，文章也极精美，读来没有枯燥繁杂的感觉。《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沟洫志》讲水道，一般是简略的，到郦道元作《水经注》，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贾思勰《齐民要术》——贾思勰生年大概比郦道元晚一些，当是魏末和东魏时人。他在《齐民要术自序》里说，“采捃（音郡jùn）经传，爰及歌谣，询及老成，验之行事”。这部书引用书籍多至一百五六十种，采取农民口传的农事歌谣三十条，再访问有经验的老农，并且经过自己的实际考查。贾思勰写成这部书，用功非常勤苦，因而成为不朽的农业巨著。全书共九十二篇，合成十卷，凡是当时农业和手工业所已经获得的知识和技术，都叙述在书中，可谓集西周至元魏生产知识之大成。十六国以来，黄河流域民众屡遭战乱，但生产的知识和技术却并不低落，《齐民要术》可以作证。只要全国统一，战乱停止，生产力就会很快地恢复起来。

　　杨衒之（衒音漩xuàn）《洛阳伽蓝记》——杨衒魏末和东魏时人。他亲见富贵人侵夺百姓财物，造夺塔，养僧尼，祸害无穷。洛阳残破后，撰《洛阳伽蓝记》五卷。记中描写战乱前寺观庙塔的弘壮侈靡，穷形极相，尽文笔之能事，有力他说明奉佛求福的祸国殃民。他在《自序》里说，“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足见《洛阳伽蓝记》是寄托政治情感的著作，文字精美，还只是作者的余事。

　　颜之推《颜氏家训》——颜之推本是梁人，宇文泰破江陵，被俘入关中。他不愿给国仇作臣属，率妻子逃奔至齐。齐亡后入周，至隋文帝时病死。他在《观我生赋》里说，自己一生做三次亡国的人。自注：一次是侯景杀梁简文帝灭梁，二次是字文泰破江陵灭梁，三次是周武帝灭齐。他反对字文氏，却不得不做周国的官，在这篇赋的结束处，表现极其沉痛的心情，他说“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谈论）以膏身（有声名），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祭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白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位麟也”。他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颜氏家训》二十篇，就是这些见解的记录。《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

　　南朝重要著作都是文学，北朝重要著作多切实用，北士著书远比南士少，贡献却比南士多。南北两朝文化上各种成就，作为整体来看，是战国以来又一次出现的辉煌时期。

第四节 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化

　　黄河流域或者说黄河南北两岸的中原，是汉族生息的中心地区。由于大战乱的推动，一方面，汉族从中心地区出发，向边远落后地区流亡，在那里扩展了汉文化的面积，也给落后族以汉文化的影响；另方面，落后族得到汉文化的帮助，凭借武力，向中心地区迁移，接受更多的汉文化影响，到后来，陆续融化在汉族里。隋唐时期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实际是十六国以来北方和西北方许多落后族与汉族融化而成的汉族。元胡三省有亡国之痛，注《资治通鉴》寄感慨说，“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从姓氏来源看，隋唐时，重要的政治人物，固然很多是鲜卑人，从文化水准看，他们却已经是卓越的汉族士人了，事实上再没有任何意义要辨别他们的氏族。

　　汉族人大量流亡，落后族大量内迁，是从西晋末年正式开始的，到隋文帝灭周才告结束。这中间相隔将近三百年，形式上是接连不断的战乱，实质上是文化程度不同的许多落后族在“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个历史底永恒规律支配下，在中心地区进行融化运动。这种融化运动必然要经历着一个痛苦的过程，十六国和北朝，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居住在长城内外的落后族，政治上一向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有必要进行反抗，生活上他们要求得到较高的物质享受，文化上他们乐于吸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因此，他们和汉族有敌对的一面，又有融化的一面，当他们在政治上得势的时候，为了统治汉族，必须促进本族的文化，当他们失势的时候，更需要提高文化，才能在中心地区生存下去。归根说来，各族发展的总趋势，不能不是与汉族融化成一体。

　　各族分两段大融化，前一段是十六国时期，更重要的是后一段的北朝时期。自秦汉至北朝，许多边塞旧族，几乎全为后来新出现的各族所代替，旧族基本上都成了汉族人。

　　一 十六国时期

　　并州匈奴五部，共有三万户，入塞匈奴人口当有数十万。刘渊据离石起事时，二十天就聚众五万，足见匈奴人数并不少。刘氏建立汉国和前赵国，匈奴成为统治族，五部以外的匈奴人和杂夷自然要前来归附。刘渊都平阳，掳掠民户充实国都，例如刘曜在长安战败，驱男女八万余口归平阳，又刘曜攻破晋军，掳获晋司徒傅祇属及二万余户归平阳。刘聪强盛时，平阳及附近地区，有汉民四十三万户，匈奴族为主体的六夷二十万落（户）。刘曜都长安，前后迁上邽氐羌二十余万口收陇西民户万余户到长安，又迁秦州大姓杨姜等族二千余户到长安。刘氏政权崩溃后，匈奴人失势，他们和大量汉人杂居，也就逐渐合并在汉族里。

　　羯人石勒立后赵国，都襄国。计石勒前后掳获民户在三万户以上，氏羌约二十万落，不用户或落计数的人口约有四万人。石虎都邺，前后掳获各族人有数十万户，人口多至数百万。石勒石虎号揭人为国人。冉闵灭后赵，杀邺附近国人二十余万人。羯本是小族，竟聚集至二十万人以上。亡国后，未被杀死的羯人，在中原很快地并入汉族。

　　鲜卑慕容部建立前燕国。慕容廆都棘城，收容汉士族和流民数万家，人数比慕容部人多若干倍，因之，慕容部人汉化较深。慕容廆破扶余国，掳获万余户，攻鲜卑宇文部，掳获数万户。这些被掳户都迁居棘城。慕容廆迁都龙城，攻高句丽，掳掠男女五万余口，攻宇文部，掳获五万余落，又袭击后赵幽、冀二州，掳获三万余家。这些被掳人户分置龙城昌黎郡等地。慕容隽入都蓟，徒鲜卑胡羯三千余户到蓟。慕容隽杀冉闵，迁都邺，棘城、龙城、昌黎等地的旧部众，自然要大量迁入中原。三七○年，前秦苻坚灭前燕，迁鲜卑四万余户到长安。经过十七年，西燕慕容恒率鲜卑男女四十余万口离长安。这个数十万人的鲜卑慕容部，最后还是并入汉族。

　　各族的融化，要经历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并不是一件简易的事情。举一个例可以推知大概。三八四年，苻坚淝水战败，丁零人翟斌反秦，十天内召集丁零兵数千人。慕容凤、王腾及辽西鲜卑段延，听说翟斌起兵，各聚部曲数千人响应翟斌。慕容垂招纳翟斌等部，又招纳故扶余王余蔚及昌黎鲜卑卫驹所率部众，作为恢复燕国的主力，进攻邺城。慕容垂第三子慕容农到列人（河南临漳县境）招兵，乌桓人鲁利、张骧、刘大，屠各人毕聪、卜胜、张延、李白、郭超，东夷人余和、敕勃等人，各率部众数千人归附慕容农。上列诸人中间，除了汉士族王腾一人，其余都是非汉族人。他们生活在乡间，多数已改用汉姓名，一有机会，却能号召本族人数千人起兵。足见他们虽然在汉化，但在本族间仍保持旧关系。

　　以上是匈奴、羯、鲜卑慕容部的情形，下面说氏羌二族。

　　氏人苻坚建前秦国，都长安。荷坚攻取并州，掳获三千余户，击败左右贤王，掳获酋豪六千余户，攻晋荆州，掳获一万余户，灭前燕，掳获关东豪强及诸杂夷十万户（其中鲜卑四万余户），伐凉州，掳获豪强七千余户。这些被掳户都被迁徙到长安和关中各地，多至十余万户。同时，他派遣大量氏族人出关镇守夫东。苻坚失败后，迁居关东的氏人逐渐并入汉族。

　　羌人姚苌建后秦国，都长安。姚苌掳获安定居民五千户。姚兴杀苻登，掳获阴密居民三万户，攻洛阳，掳获流民二万余户，又掳获河西居民万余户，汉中流民三千余户。这些被掳户迁徙到长安和关中各地，与羌人杂居。姚氏政权崩溃后，羌人逐渐并入汉族。

　　四五一年，魏太武帝攻宋盱眙城，给宋守将臧质信里说，攻城东北面的是丁零与胡，攻南面的是氐、羌。你杀死丁零，可减少我常山、赵郡（丁零聚居地）的叛乱；杀死胡，可减少并州的叛乱；杀死氐羌，可减少关中的叛乱，你杀他们，对我没有坏处。足见在魏太武帝时，这些族还保存着，并且遭受鲜卑人的歧视和虐待。他们的境遇，可能比汉族人更恶劣，特别是魏孝文帝迁洛华化以后，汉人地位比以前高了些，这些族势孤力弱，被迫加速他们的融化过程，是可以想见的。到魏末年，十六国时那些旧族名，在黄河流域已经很少见了，只留下汉族与鲜卑拓跋部的对立。五三二年，高欢与尔朱兆大战，高敖曹率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衍族等三千人作高欢军左翼。高欢说，高敖曹所率全是汉儿，怕不管用，该配鲜卑兵千余人。高敖曹答，我军战斗不比鲜卑差，我愿单领汉军。王桃汤等三人中，至少呼衍族是匈奴人，高欢高敖曹都把他看作汉人，大抵十六国时旧族，到魏末年才融化完毕。

　　二 北朝时期

　　鲜卑拓跋部建魏国，都平城。魏国武力强大，掳掠人口也最贪暴。十六国迁徙民户，是想充实国都和附近地区。魏国掳获人口，充实平城和畿内以外，还强迫很多人作奴隶，比十六国要野蛮得多。但是，也因为魏掳获的人口特别多，到后来，出现一个比十六国规模更大的融化。这个过程可分为三期：第一期，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第二期，迁洛鲜卑华化及六镇流民内迁；第三期，隋灭周，建立汉族政权。

　　第一期——鲜卑融化被掳的各族

　　依据《魏书》本纪等记载，凡掳获记有人数（人数与畜牲数往往合计）或部落来降附的条文，摘录如下：

　　三八九年，魏道武帝攻破解如部，获男女杂畜十数万。

　　三九○年，袭破高车袁纥部、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纥奚部、纥突邻部来降附。

　　三九八年，徒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鲜卑）等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到平城及畿内。

　　三九九年，徙山东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到平城。破高车杂夷三十余部，掳获七万余口，又掳获二万余口。

　　四○○年，高车所属小部九百余落来降附。

　　四○一年，高车所属小部三十余落来降附。

　　四○二年，掳获匈奴残部，徙居平城。

　　四○三年，越勤部万余家，尉迟部万余家来降附。

　　四一三年，魏明元帝攻破越勤部，掳获二万余家。

　　四一四年，河西胡（匈奴）酋刘遮等率万余家来降附。

　　四一五年，河西胡刘云等率数万户来降附。

　　四一八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平城。

　　四二六年，魏太武帝攻夏，掳获万余家归平城。

　　四二七年，攻破夏都城统万，掳获赫连氏家属和宫女万余人及秦雍人士数千人归平城。

　　四二九年，大破柔然国，高车诸部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人，又袭击高车，得降人数十万，迁徙到漠南游牧。

　　四三九年，灭北凉，徙沮渠氏宗族及吏民三万余家到平城。

　　四五一年，攻宋，掳获宋民五万余家，分居平城附近。

　　四八一年，魏孝文帝以南（齐）俘万余口班赐群臣。

　　魏道武帝攻后燕时（三九六年），除去一部分留守兵，出征兵多至四十余万，足见魏是部落众多的大国。

　　灭燕以后，掳获人口和降附的大小部落愈益增加。魏太武帝武功更盛，平城、畿内以及漠南容纳人口尤多。自魏文成帝时起，魏渐趋衰弱，无力再迁徙民户到平城一带，相反，还要迁徒一部分鲜卑贫户到山东诸州郡就食。平城和畿内聚居着大量各族被掳人，在鲜卑人势力强大的环境里，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自然要受鲜卑的影响。高欢的曾祖高湖降魏，祖高温（音密mì）得罪，被迁徙到怀朔镇，到高欢时，一家完全鲜卑化，可见居住在平城一带的各族被掳人，相处既久，逐渐融化成鲜卑人。

　　第二期——鲜卑人第一次大南迁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二十万，自平城迁都洛阳。这些人连同家属和奴隶，总数当不下一百万人。此后，鲜卑分成迁洛阳和留住（留住在乎城一带和六镇）两部分。迁洛部分到六镇内迁时，大体上已汉化完毕。一个统治族前后不过三十年，就融化在被统治族里，这是魏孝文帝坚持融化政策的结果。他希望永久保持拓跋氏政权，也就不得不坚持这种政策。

　　魏孝文帝禁止鲜卑人胡服。他望见有些妇女还穿着夹领小袖的服装，要问群臣违诏的罪名。又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三十岁以下诸官，如犯禁一律革官，三十岁以上人，准许从缓改变。又令鲜卑人都自称河南洛阳人，死后葬在邙山，不得还葬北土。鲜卑人被迫用汉衣冠，说汉正音，生称洛阳人，死葬邙山上，日久汉化，是很自然的。

　　魏孝文帝令鲜卑人改姓，自己改姓元。其他鲜卑姓，全改为类似汉人的姓。皇族如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皇族凡九姓，与元姓共十姓，不通婚姻。其他贵族改姓，《魏书·官氏志》所记，数在一百以上。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最贵。魏孝文帝又定汉士族的门第高下，承认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为最高门，与鲜卑八姓地位相等。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门第也很高。其余诸州郡士族，多所升降。士族中有汉魏以来拥有清望的名门旧姓，也有十六国以来声势盛大的坞主豪强，士族中一向存在着清浊高低的争辩，因魏孝文帝订定门第，争辩更见剧烈。魏孝文帝凭借政治力量，终于规定了郡姓，与鲜卑贵姓同称为士族。在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做官权利。当时群臣中有不少人怀疑这种“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办法，魏孝文帝说，八族（即鲜卑八姓）以上（上疑是下字之误），士人分为九品，九品以外，给小人做的官还有七等。如果小人中真有贤才，不妨提升高位，只怕贤才难得，不可为难得的人乱我典制。他把鲜卑贵姓与汉士族混合成门第高低不同的士族，用意在于依靠这些士族来支持元氏政权。

　　魏孝文帝为加速融化，实行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已取卢崔郑王及陇西李氏女入宫，又强令六个兄弟聘高级士族女为正妃，指定元禧聘陇西李辅女，元干聘代郡穆明安女，元羽聘荣阳郑平城女，元雍聘范阳卢神宝女，元勰聘陇西李冲女，元详聘荣阳郑懿女，原来的正妃降为侧室。皇族和士族开通婚的例，一般鲜卑人和汉人也自然要通婚，少数的鲜卑人很快被融化了。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修建洛阳街坊。五○一年，魏宣武帝调发民夫五万五千人，筑洛阳三百二十三坊。五二九年，梁将陈庆之入洛阳，战败逃回，对人说，我从前认为大江以北，无非是些戎狄居住的地方，这次到了洛阳，才知道衣冠人物全在中原，江东及不了它。这说朋迁洛的鲜卑人，已经完全汉化，洛阳城的繁华景象超过了建康城。洛阳富贵人的腐朽生活，吸引着留住平城一带的鲜卑人。他们陆续内迁，五○四年，魏宣武帝拨苑地牧地公田分给内迁户。五一三年，又分苑地牧地给无田的内迁户。五一七年，魏明帝下诏停止内迁。内迁户和留住户苦乐悬殊，留住户要求内迁是自然的趋势，六镇起事，就是这个趋势的表现。

　　第三期——鲜卑人第二次大南迁

　　魏道武帝魏太武帝掳获大量漠南北的游牧部落人（主要是高车人）和山东诸州人，聚居在平城一带。他们虽然鲜卑化了，可是，仍被拓跋部贵族看作贱人，予以歧视。他们在一部分留住的贵族奴役下，生活很困苦。以怀朔镇人高欢为例。高欢家贫，在平城服役，富家娄氏（娄氏有奴隶千人，牛马以谷计算，不知确数）女爱他美貌，嫁给了他。高欢因此有马，得充函使（送信人）。他来回怀朔洛阳两地，前后六年，觉得还满意。他到洛阳归令史（小吏）麻祥管辖。一次麻祥给他肉吃，照例，应该立着吃表示敬意，他却坐着吃。麻祥怒，笞高欢四十。高欢得娶富家女，是极其偶然的事，没有这种幸遇的贫人，不知有多少。得充函使，又算是个幸遇，坐着吃肉就得笞四十。六镇人被贱视，就这个例可以推知。五二六年，鲜干脩礼率六镇流民在定州起事后，柔玄镇民杜洛周率众进攻内地。五二八年，葛荣吞并杜洛周部，有众号称百万，可见六镇人乘乱大量流入内地。这是鲜卑人第二次大南迁，其中最大部分是被拓跋部掳获的各族人，他们不用武力，是不能迁入中原的。

　　高欢凭借六镇鲜卑人建立起政权，他和他的继位诸子，预防被汉族融化，都有意保持鲜卑习俗，提倡说鲜卑语及武事。《颜氏家训》说，齐朝有一士大夫（汉士人）曾对我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我教他说鲜卑语及弹琵琶，服事公卿（鲜卑贵人），无不宠爱。《颜氏家训》又说，熟练兵器，能骑马，才算得武夫。现在做官的人（鲜卑人），只要不读书，便自称是武夫家的儿子，实际是个饭囊酒瓮。跟随高欢立武功的鲜卑人，到儿子一辈，不武又不文，只能说鲜卑语，爱听弹琵琶，比起第一次南迁不武能文的鲜卑人来，抵抗被融化的力量更显得薄弱。鲜卑人对汉士族，还有一种自卑感。齐娄太后为博陵王高济娶崔氏女为妃，敕高济说，好好做样子，不可使崔家笑话你。其他功臣得汉士族女为妻，便自觉荣幸。他们依靠政权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高氏政权消灭后，六镇流民也就不见了。

　　自十六国至隋灭周，中原地区成为各族融化的大熔炉，凡商周秦汉以来前后出现的各族，全部或极大部分合并入汉族。融化各族的炭火，就是汉族的经济和文化。

简短的结论

　　十六国时期，匈奴、羯、鲜卑慕容部、氏、羌五族，都是久居国境内吸收了汉族封建文化的少数族。它们用武力相继建国，性质是少数族发动的封建割据，虽然长期混战，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但对封建制度本身，并不起破坏作用。

　　鲜卑拓跋部建立魏国，情形和五族不同。魏国是在封建制度社会内部发展奴隶制度的国家，比起五族建立的国家，它是落后的。

　　拓跋部社会，一向停顿在原始社会的阶段上，到两晋时期，才开始在经济政治方面有显著的变化。酋长猗、猗卢、什翼键得到汉族士人的辅助，逐渐成为专制国王。国王代表国家统一的新趋向，贵族（诸部落大人）保持原始社会的旧惯例。国王与贵族间存在着矛盾，使得国家形成一次，溃散一次，不能稳定下来。但国王所代表的趋向，终究是拓跋部社会发展的总趋向。

　　到魏道武帝时，统一的国家稳定下来了。他用被掳掠的人口和财物作奖品，把拓跋部贵族组织成一个坚强的好战集团。这个集团战无不胜，在北方，俘获了大量游牧人，在南方，击灭后燕国，魏国南境扩展到黄河北岸，俘获了大量山东诸州郡人。南北被俘人迁居到平城及附近地区（畿内），拓跋部统治阶级对他们采用两种剥削方式。多数人受田当农户，一部分人（百工伎巧十万余口）被贬为隶户，农户和隶户身分不同，大体上都属于封建关系。另一种是完全的奴隶。魏道武帝本人就是大奴隶主，分配在宫内从事生产的女婢，多至千余人，男奴人数当然更多。其余贵族百官家中，各拥有或多或少的奴隶，从事生产。奴隶制度在魏国发展起来了，不过，从全魏国（包括山东诸州郡）的整体说来，它还是一个封建国家。

　　魏太武帝消灭十六国割据的残余，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腐朽懦弱的南朝汉族政权，是不可能作出这个贡献的。由于魏国武功的极盛，封建制度社会内部，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度。

　　魏太武帝死后，魏国开始转入衰弱阶段。魏孝文帝为应付汉族民众的起兵反抗，实行班官俸、立三长、改税制、行均田、迁都洛阳、鲜卑人汉化等一系列的重大措施，来保持元氏政权。均田制的行施，关系尤为重大。均田制一方面从宗主手中争取荫附，使荫附成为自立门户的农民，一方面从奴隶主手中取得奴隶提供的小量的赋税，使奴隶与朝廷也发生一些关系。这对荫附和奴隶，多少都有些好处。

　　魏末大乱，齐又以鲜卑习俗立国，奴隶制度更有发展。《颜氏家训》说，齐国有一武将，贪积财物，家里已有奴隶八百，还立誓要凑足一千。家里每人一天给饭钱十五文。后来犯法抄家，有麻鞋一屋，破衣数库，其余财宝，多不胜数。看来，麻鞋破衣是给奴隶使用的，无数财宝，多是奴隶生产出来的，宜乎八百不够，想凑足一千了。《颜氏家训·止足篇》说，二十口的家庭，有奴婢二十人，良田十顷，蓄钱数万就够了，超过这个数目就是不知足。颜之推以朴素教训子孙，奴婢二十人主要用在耕种十顷良田，家内服役的只是少数。齐均田制规定八品官以下至庶人（豪强），得占有受田的奴婢六十人。在当时，可见颜之椎确实算是最知足的士人，也可见齐国奴隶数量的巨大。不过，奴隶经济比起封建经济来，还是次要的，齐政权依然是封建性质的政权。周国在周武帝以前，也是一个掳掠人口当奴隶的国家，奴隶数量比齐国却少得多。

　　魏道武帝以来，北朝有所谓杂户的一种人，其中有隶户、营户、百工、伎巧、平齐、僧祇、佛图、驺卒（驺音邹zōu牧子）等名称。统治阶级对杂户，可以进行比对一般民户更残酷的剥削和役使。因此，朝廷与贵族争夺对杂户的占有权。四四四年，魏太武帝禁止王公以下至于庶人（豪强），不得私养金银工匠。家有工匠，必须送给官府，敢违令，全家诛灭。又禁止百工伎巧驺卒家子弟，只许学习父兄的专业，不得私立学校读书，敢违令，全家诛灭。按照这些法令，百工伎巧等人，只许归朝廷役使，而且永远执役，不能有改业仕进的机会。四七二年，魏孝文帝允许工商杂役，兼营农业。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使得工商杂役，很有一些变成富家，虽然杂户的卑贱地位不变，却允许他们兼当地主了。四七七年，魏孝文帝下诏说，工商皂隶，各有他们的身分，现在官司放纵，竟有士流该做的官也让贱人去做。从今以后，占有工役的户（贵族户），给户内的工役做官，最高只许做本官所属诸官中的丞。至于大贵族给户内工役做官，不在此例。这个诏书说明，不知何时起，贵族占有杂户，并可任意给杂户人做官。魏孝文帝的兄弟元禧，甚至娶隶户女为正妃，可见一部分杂户，依附贵族，脱离了朝廷的独占。四八一年，魏孝文帝颁布乞养杂户及户籍的制度五条。贵族以乞养为名，占有杂户，朝廷颁布这个制度，大概是规定些限制。此后，朝廷愈益衰弱，杂户更多地被贵族夺去。高欢纵容武将们贪暴，当然允许他们分占杂户，事实上，齐时杂户已经被私家占夺得所余无几。

　　周武帝灭齐，东魏残余贵族和齐贵族以及盛大的佛寺，一时都失势，他发出释放奴隶和杂户的诏书，可信基本上实行了。北朝以来在封建制度社会内部有着发展趋势的奴隶制度，受到遏止，杂户也得到普通民户的待遇，这是周武帝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以后，北朝经济开始发展，文化也跟着发展起来。首先是佛教艺术，在大量人力物力的耗费下，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文学，以庾信为代表，综合南朝文学的精华，推动南北两朝文学达到最高峰。不过，佛教艺术是受外来影响后才形成的，文学则是南朝文学的移植，都不算北朝人自力独创。真正独创的文化遗产，要椎郦道元的《水经注》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这两部巨大著作，规模宏大，切合实用，足以压倒南北两朝的一切著作。

　　自十六国时起，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都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族人（前凉除外）。一个少数族人立起国来，散居在边境内外的同族人，很自然地集合到本族的政权下，进入中原成为统治族。这个政权崩溃后，遗民难得再迁回原居地，恢复旧生活，日久只能和杂居的汉族人融化。最古老的匈奴、氏、羌等族，以及较后起的乌桓、鲜卑等族，经过十六国北朝将近三百年的时间，此后，基本上不再见它们的活动，也就是说，融化到汉族里去了。《魏书·地形志》说，正光（魏明帝正光元年，五二○年）以前，户口数比太康（西晋武帝）年间增加了一倍。照一借计算，魏当有户五百余万，口三千余万。这是东汉末年大乱以后，第一次出现比较可信的巨大户口数，其中一部分，无疑是新增加的各少数族人。融化是自然的趋势，融化也自然要伴随着各族间残酷的斗争，十六国北朝战乱频繁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

第一章 南北统一社会繁荣时期——隋——五八一年——六一八年

第一节 巩固国家统一的各种措施

　　从东汉末年开始，封建割据势力一直占巨大优势，但统一势力也在继续增长，朝着统一全国的方向前进。魏、汉、吴三国分立，结束了东汉末年的大乱，到西晋实现了统一。西晋极端腐朽的政治，很快引起十六国大乱，魏太武帝扫清十六国残余，周武帝扩大北朝的地域，到隋又实现了统一。自东汉末至隋初四百年间，不管封建割据如何得势，最后还是归宿于统一。这个事实，说明秦、汉以来，汉族已经基本上形成为一个相当稳定的共同体，政治上割据只能是一时的现象，统一却是根本的趋向。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十六国割据，主要发动者是所谓五胡的少数族人，后来唐朝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大分裂，少数族人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少数族的发动侵扰也应是破坏统一的原因之一。

　　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隋文帝在力求巩固国家统一的方针下，行政、定制度，对待敌国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动乱，到隋文帝时，确实稳定下来了。他是较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

行政方面

一 建立汉族政权

　　自十六国时起，黄河流域汉族民众长期遭受非汉族统治者的歧视和虐侍，是要求恢复汉族政权的。就是汉士族，也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政治地位。曾经取得统治权的各族，失势后陆续融合到汉族里，与汉族成为一体，政治要求也就一致了。宇文氏成立政权，主要依靠汉族，本身并无宇文部落作根基。周武帝灭北齐后，汉族势力更有极大的增加，宇文氏政权象一叶扁舟飘浮在大海上，一遇风浪就会覆没，隋义帝杨坚在风浪中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宇文氏的政权。

　　五七八年，周武帝死，子周宣帝继位。周宣帝昏狂暴虐，屠杀宗室和大臣。颁布《刑经圣制》，用法苛刻。外自朝士，内至宫女，人人恐怖，不保朝夕。他掀起了这个风浪，五八○年，病死，子周静帝年才八岁，当然无力平息这个风浪。

　　隋文帝的父亲杨忠，是北周勋臣；他的女儿是周宣帝正后。他系出华阴杨氏，是士族中高门，宗兵（杨氏私兵）多至三千人。这些条件使得一群关西士人在周宣帝临死时，便合谋引他入宫辅政，总揽大权。他的主要谋士李德林和高颎（音窘jiǒng）都是山东士人，他通过二人取得山东士族的支持。五八一年，隋文帝灭周，建立隋朝。

　　隋文帝在辅政时，革除周宣帝所行暴政，删削《刑经圣制》，改作《刑书要制》，用法较为宽大。又令汉人各复本姓，废弃字文泰所给鲜卑姓。这都是符合汉族人愿望的。周臣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起兵反抗，都很快被消灭，因为隋文帝已获得民众的归心。他即帝位后，首先取消北周官制，恢复汉、魏官制。宇文泰定官制，模仿《周礼》，表示上继西周，实际是想行用一种与汉、魏官制完全隔绝的制度，同时令百官穿着鲜卑服装，称呼鲜卑姓字（如隋文帝姓普六如，字那罗延），希望汉族在复古形式下，逐渐鲜卑化。隋文帝恢复汉、魏官制，就是表示真正恢复了汉族政权。

二 厉行节俭政治

　　隋文帝感到自己得国太容易，怕人心不服，常存警戒心，力求所以保国的方法。他得出两条保国法。主要的一条是节俭。他教训太子杨勇说：从古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久长的。你当太子，应该首先崇尚节俭。其次的一条是诛杀。他假托年幼时，相面人赵昭曾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该做皇帝，必须大诛杀才得稳定。他实行节俭，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他实行诛杀，因而豪强官吏不敢过分作恶，也就有助于节俭政治的行施。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这两条贯注着他的全部行政，《隋书》说他“躬节俭，乎摇赋，仓廪实，法令行，君于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史家这种褒辞，难免有溢美之处，但也不会离事实太远。隋文帝政治上的成就，对将近三百年乱局的结束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辅政时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风习。当时一般士人，便服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皇后独孤氏是鲜卑大贵族。隋文帝要通过独孤氏，收揽宇文氏以外的鲜卑贵族，因此畏惧独孤后，让她参与政权，宫中称为“二圣”。独孤后性妒忌，不许妃妾美饰。隋文帝曾配止痢药，要用胡粉一两，宫中找不到胡粉。又曾找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独孤后的妒忌，倒也助成了隋文帝的节俭生活。

　　皇帝躬行节俭，是改善政治的一个根本条件，隋文帝具备这个条件，在行政上得以有力地推行下列三事。

　　奖励良吏——五八一年，隋文帝下诏褒扬岐州刺史梁彦光。后来又褒扬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令房恭懿。五九一年，临颖令刘旷考绩为天下第一，擢升莒州刺史。五九六年，汴州刺史令狐熙考绩第一，赐帛三百匹，布告天下。旧制，京内外长官都有公廨钱，放债取利息。五九四年，下诏公卿以下各官按品级分给职田，停止放债扰民。州县官直接治民，隋文帝采取奖励良吏，给田养廉等措施，虽然官吏未必就此向善称职，但朝廷既明示改善吏治的方向，对民众还是有益的。

　　严惩不法官吏——隋文帝对待臣下极严，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加以重罚。他痛恨官吏的贪污行为，甚至秘密使人给官吏送贿赂，一受贿赂，立即处死刑。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宫室，被他发觉，勒令归第（禁闭）。大臣杨素劝谏，说罚得过重。他说，皇子和百姓只有一个法律，照你说来，为什么不别造皇子律？任何人犯罪，都得按法律惩罚。六○○年，他发觉太子杨勇奢侈好色，废黜杨勇，立杨广（隋扬帝）为太子。他依靠一些左右亲信，当作发觉臣下罪过的耳目，这就使得他不能不信谗言、受蒙蔽。杨广奢侈好色，至少同杨勇一样，只因善于伪装，独孤后、杨素都替杨广说好话，终于夺得了太子的地位。杨素广营资产，京城和京外大部会，到处有他的邸店、磨坊、田宅，家里有成千的上等妓妾，又有成千的奴仆，住宅华侈，式样模拟皇宫，隋文帝还以为杨素诚孝，信任有加。隋文帝凭个人权术，察察为明，功臣旧人，多因罪小罚重，杀逐略尽，剩下一个最凶狡的杨素，恰恰就是助杨广杀害他的奸人。吏部尚书韦世康请求退休，对于弟说，禄不可太多，怕多就得早退，年不待衰老，有病就得辞官。这说明当时朝官，有些不愿冒险作官，有些不敢进忠言招祸，能作大官并取得信任的人自然只能是杨素一类的奸人。隋文帝考核官吏，严惩贪污是必要的，但考核流为猜忌，严惩流为苛刻，那就无益而反有害了。不过，由于他执法严明，一般的官吏有所畏惧，贪污行为确是减少些，对民众还是有益的。

　　改良统治术——隋文帝对待民众比较宽平。五八一年，制定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枉屈，本县官不理，允许向州郡上告，最后可上告到朝廷。穷苦人虽未必能到朝廷上告，但在对待官吏极严的当时，也多少起些保护民众的作用。五八三年，又删削刑条，务求简要。五九二年，下诏：诸州死罪囚，不得在当地处决，须送大理寺（最高司法机关）复按，按毕，送尚书省奏请皇帝裁定。五九六年，下诏：死罪囚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行刑。隋文帝往往小罪重罚，在朝廷上杀官员，对民欢犯死罪，用心却是平恕。六○○年，正是他晚年对待官吏更严、诛杀尤甚的时候，齐州一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七十余人去京城，行至荣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该当的，你们看看护送你们的民夫，多么辛苦，你们于心安么！李参等谢罪。王伽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约定某日都来到京城，说，你们如果失约，我只好代替你们受死。到期都来到，不缺一人。隋文帝听了很惊异，召见王伽，大为叹赏。又召李参等携带妻子入宫，赐宴后宣布免罪，并且下了一道只要官有慈爱之心，民并非难教的诏书，要求官吏学王伽，以至诚待民。《隋书》说他留意民间疾苦。五九四年，关中饥荒，他派人去看百姓所用食品，是豆粉拌糠。他拿食品给群臣看，流涕责备自己无德，命撤消常膳，不吃酒肉。他率领饥民到洛阳就食，令卫士不得驱迫民人，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马避路，好言抚慰。道路难走处，令左右扶助挑担的人。他这些表示，在帝王中确是罕见，因为他深知要巩固政权，首先必须取得民众对自己的好感。

制度方面

　　战国时，秦孝公、商鞅创立秦制，高度的君主集权精神有异于山东六国。秦始皇统一天下，稍作修补，成为通行全中国的制度。两汉以至南北朝（北周中央官制模仿《周礼》，是例外），基本上沿袭秦制，自然也陆续有不少改革。隋文帝统一天下，综合前代各种制度，有沿有革，厘定成隋制。自唐至清，基本上沿袭隋制，自然也陆续有不少改革。隋文帝所定制度，同秦制一样，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官制——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即废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旧制。中央官制有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中书）、秘书、内侍（宦官）五省。管理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尚书省置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每曹设尚书一人。六曹尚书分统三十六侍郎。五八三年，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时判民、刑、工三部事。五省以外，有御史、都水（掌水利，五八三年废）二台，太常（掌礼乐等事）、大理（掌刑法）、国子（掌教育）、将作（掌营造）等十一寺、左右卫（掌禁卫兵）十二府。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作为荣誉名号，授给有功劳的文武官。六部尚书分掌全国政务，自隋时定型，一直沿袭到清季。汉、魏以下，州郡县长官得就地自辟僚佐，后魏、北齐已多由吏部选授，隋确立制度，全国任何小官，任用权都操在吏部。就地征辟僚佐，自然多是本地豪强。隋制，县佐须用别郡人，地方长官不得自用僚佐，县佐回避本郡，使本地人不得把持本地政务。这些，都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地方官制隋以前极为紊乱，南朝有侨州郡县，南、北两朝都滥立州郡县名目，民少官多，耗费甚巨。五八三年，隋文帝废郡一级地方官，只存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为郡，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隋简化地方官制，消除了东晋、南北朝以来的紊乱现象。

　　礼乐——皇帝祭天地众神、祭祖先以及朝廷吉凶等大事，一切礼乐，历朝相传，都有详备的规定。自孔子以来，儒家以议礼乐为专掌，积累起繁缛的学说，朝廷采用它，与实际政治并无关系，背弃了它，却不成其为中国皇帝。非汉族人做中国皇帝，对汉族传统礼乐，只能加入一些本族的旧惯例，不敢有较大的改变，如果改变较大，就会更显著地被看作“异类”而遭受反对。所以，礼乐有精神上的作用，任何封建朝代都得加以重视，隋文帝从来不喜欢儒学，但对礼乐的重视并不能例外。

　　东晋和南朝，虽然偏安在长江流域，北方占据者却不得不承认南方是华夏正统。魏孝文帝力求华化，恰好南齐高级士族王肃逃奔到北魏，魏孝文帝极为敬重，请王肃为魏兴礼乐，定制度，尽量模仿南朝。后来梁武帝制礼作乐，声望甚高，大得北方士族的仰慕，连高欢也害怕萧衍老翁。北方士族聚集在山东，北齐时，以邺为中心，文化比魏都洛阳时更高。北齐后主高纬，令薛道衡与诸儒修定五礼，按当时儒学水平来说，大概齐礼仅次于梁礼。至于苏绰、卢辩为宇文泰所造的周礼，在南朝和山东儒生心目中，只是一些陋儒的杜撰，距离正统礼乐甚远。隋文帝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号召，当然要废弃周礼，依照梁礼及齐礼来修定隋礼。

　　五八一年，隋文帝下诏：祭天祭祖时冕服必须依照《礼经》。所谓依照《礼经》，就是采用北齐冕服。五八五年，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吉、凶、军、宾、嘉），成书一百卷，下诏行新礼。牛弘等人不懂音乐，议定雅乐，积年不成。五八九年，灭陈，得南朝旧乐器及乐工。隋文帝听南朝乐，赞叹说，“此华夏正声也”。牛弘奏称中国旧音多在江南，梁、陈乐合于古乐，请修补以备雅乐。魏、周乐杂有塞外声音，请停止演奏。五九三年，雅乐成。六○二年，命杨素、苏威、牛弘等修定五礼，参加修定的有许善心、虞世基、明克让、裴政、袁朗等人，原来都是南方士族，显然，隋礼大量采用了梁礼。隋文帝并不懂得礼乐，这样做，目的在于从南朝接收华夏正统的地位。

　　刑律——五八一年，隋文帝命高颎、杨素、裴政等十余人修定刑律。裴政为主要修定人，上采魏、晋旧津，下及齐、梁，沿革轻重，务取平允。废除前世枭（音消xiāo斩后悬首于木上）、��（车裂）、鞭等惨刑。除了犯谋叛以上罪，一概不用灭族刑。死刑分绞、斩二等；流刑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等，服刑最多不超过五年；徒刑分一年至三年五等；杖刑分六十至一百凡五等；答刑分十至五十凡五等。废前世审囚酷法，规定敲打数不得超过二百。枷和杖，大小都有定式。民有枉屈，得依次上告到朝廷。五八三年，因刑部奏，每年断狱数还多至一万件，隋文帝认为犯罪人多，由于律太严密，命苏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多条，剩留五百条，制定：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凡十二卷。自此刑律简要，基本上为唐、宋至清各朝所沿用。大理寺设律博士八人，讨论疑狱，全国死罪囚，都得经大理寺复按。五八六年，废除孥戮相坐之法。孥戮见于《汤誓》，连坐创自商鞅，这种野蛮的刑法，至隋始废除，实是法律上的一个大进步。五九六年，规定死罪囚要经过三次奏请，才决定行刑。秦律残刻，汉沿秦律，直到南北朝一脉相承。隋定新律，标“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律意，比秦、汉系刑律确有很大的改进。不过，在封建朝代里，法律的条文与法律的使用，有很大出入。隋文帝自己就在朝廷上律外杀官员，并且允许长官对属官，以律轻情（罪情）重为理由，杖责属官。皇帝和长官可以不守法律，官吏对民众能否守法，也就难说了。隋文帝定新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律外施刑，却大大损害了新律的进步作用。

　　兵制——自魏末至齐，朝廷宿卫兵（鲜卑人）分为六坊。六坊也称六府。坊兵以战争为专业，完全脱离生产。五五○年，齐文宣帝挑选坊兵中最勇健的人，称为“百保鲜卑”，充皇帝的卫士。又挑选勇健汉人，称为“勇士”，充边塞要害地的守兵。字文泰在关中，人力财力都不及北齐，因此创行府兵制，来对抗北齐的精兵。府兵是挑选有勇力的农民充兵。平时，仍从事生产，并免本身租庸调，只在农闲时候受战阵训练。战时，邻居六家供给军需。府兵制既能寓兵于农，又有各级军官督率，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可以随时调发，比完全依靠军饷为生的坊兵制至少有省费的优点。五七三年，周武帝准备灭齐，招募百姓当兵，兔除民籍，《隋书·食货志》说，“是后夏（汉）人半为兵矣”。隋恢复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归十二卫大将军统率。周武帝灭齐，坊兵制并无改变。五八九年，隋灭陈。次年，隋文帝下诏说，六坊军人，都由州县官管理，垦种田地与民人同样待遇。原有统领坊兵的军府，照旧不废，仅废山东、河南（与陈接境地）及北方边境的新置军府。隋文帝取消坊兵制，也就是扩大府兵制，统领坊兵的军府改为统领府兵，也是较为顺便的办法。全国通用府兵制，对久苦军费重担的民众有很大的利益。灭陈国后，下诏“戎旅军器，皆宜停罢，……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五九五年，下诏收藏天下兵器，禁止私造。关中和边地不在此例。隋文帝惟恐民间有兵器，自然也不要民众有作战技能，大概府兵的训练，在一般地区不再认真实行了。

　　科举——隋朝用人主要是北周旧贵族。南朝的江南士族和北齐的山东士族只能保持传统的社会声望，却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殊权利。朝廷采取考试法，这就逐渐形成为科举制度，使士族有入仕的途径。五八七年，隋文帝定制，每州每岁贡士三人。州县保荐贡士的标准是文章华美。文章尤美的士人，州可保荐应秀才科，受特别考试。山东士族受南朝影响，学华美文章为专业，早成风气，朝廷无法抑止。五九九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二科举人。取士按德才，是想改变文章取士的惯例，可是事实上还是行不通。李谔上书请正文体说，魏晋士人“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可见齐梁以来，南朝士族求官，不仅凭门阀，还要凭文章。南北统一后，南方士人一向有这种惯例，自然要用文章作仕进的工具。六○七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南北士人凭文才来竞争高低，魏、晋以下凭门阀高低作官的制度，从此逐渐为科举制度所代替。进士科的作用，不仅在提倡华美文学，更重要的意义还在消除南北士族的界限。

　　度量衡——官吏总想多取民财，因之度量衡总是由小变大。东晋至南北朝，增大尤为急剧，但各国情形也并不全同。以古度量衡（指王莽所定度量衡）为标准，南朝尺增大不到一寸，北朝增大到二寸至三寸。南朝，齐一斗等于古一斗五升，一斤等于古一斤八两。梁、陈两朝恢复古斗秤。北朝，魏、齐一斗等于古二斗，一斤等于古二斤；北周一斗比古斗仅大百分之六，一斤比古秤仅多二两。隋文帝制定度量衡，一尺等于古尺一尺二寸八分（约合今九市寸），等于南朝尺一尺二寸，一斗等于古斗三斗（约合今六升），一斤等于古秤三斤（约合今一市斤三两）。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这个大变革，当时并没有引起民间显著的反对，因为赋役减轻以及南北统一后的经济繁荣，衡量骤增泡就不甚感到负担的过重。唐以后历朝沿用隋制，变动不大。

　　上列隋文帝所定制度，显然是总结了秦、汉至南北朝一段的制度，从而提高到新的阶段。唐以后历朝的制度，都溯源于隋制。一般说来，隋中央集权制度比秦、汉又有加强，这对经济上同样繁荣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在一个朝廷统治下统一起来，是有重大意义的。

对待敌国方面

　　隋文帝在行政、定制度方面，都以安定社会、巩固政权为目标，而且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如果不善于对待敌国，那就无法取得这些成效。隋文帝对待敌国特别是对待北方边境外的突厥，政治策划多于军事行动，大有助于国内安宁的保持。

　　废梁国——梁武帝的嫡长孙萧詧投靠北周，在江陵立梁国，自称皇帝，对周称臣。五八七年，隋文帝命柴帝萧琮入朝，萧琮率臣下二百余人来长安。梁国大臣萧岩驱文武官及民众十万人投降陈朝，隋文帝废梁国。这个弱小的梁国，因为国君门第高贵，一向被北朝重视。五八二年，隋文帝纳梁帝萧岿女为杨广妻。隋炀帝时，萧家很多人做朝官。

　　灭南朝陈国——陈后主（陈叔宝）是极度荒淫昏暴的国君：亲信小人，任用阉宦，赋税繁重，刑罚苛暴。腐朽的陈和新兴的隋南北隔江对立，陈国灭亡是无可避免的定局。

　　五八一年，隋文帝即位，就有意灭陈，命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江苏扬州市），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安徽合肥市）。贺若弼、韩擒虎是隋名将，镇守两个重镇，作军事准备，陈后主全不在意，淫暴愈甚。

　　要灭一个国，即使是极其腐朽的国，也不可以轻率从事。隋文帝灭陈，是作了充分准备才行动的，单是散发到江南宣布陈后主罪恶的诏书，就多至三十万纸。五八八年，正式出动大军，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大臣杨素力行军元帅。杨广军从六合（江苏六合县）出发，杨俊军从襄阳出发，杨素军从永安（四川奉节县）出发，刘仁恩军从江陵出发，王世积军从靳春（湖北靳春县）出发，韩擒虎军从庐江出发，贺若弼军从广陵出发，燕荣军从海上进攻南沙（江苏常熟县西北），各路军共有总管九十员，兵五十一万八千人，统受杨广节度。五八九年，贺若弼、韩擒虎率兵渡江，分南北两路进攻陈都城建康，陈兵溃败，陈后主投降，将近三百年的南方政权，到这时候一战便归消灭。隋文帝用兵着重在准备，时机到来，大举出击，是取全胜的一个原因。

　　东晋朝至陈朝，一向刑法废弛，高门压抑寒门，士族侵陵民众，是典型的士族政权。隋灭陈后，隋地方官按照隋制度大加变革。五九○年，陈旧境自长江南岸到泉州（治福建晋江县）再南到岭南，士族和土豪到处起兵叛变。首领有的自称皇帝，有的自称大都督，聚众多至数万，少也有几千，攻陷州县，杀害地方官，甚至抽肠割肉，发泄破落地主的野蛮性。隋文帝遣大将杨素率兵讨伐，先攻下京口，继续进兵扫荡，一路入山区，一路沿海岸，击破各地叛军，最后克复泉州，江南兵乱迅速消灭。岭南少数族豪酋纷纷起事，围攻广州，裴矩率兵三千，会同高凉郡（治安宁，广东阳江县西）洗夫人，安抚岭南诸豪酋。隋用兵不过数月，陈旧境全部平定，显然由于隋制度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这次用兵，打击了南方士族豪强积累已久的恶势力，使南北统一进一步趋于稳定。

　　削弱突厥——突厥木杆可汗灭柔然后，成为北方唯一的强大国家。北齐、北周对立，各送重赂求突厥援助，突厥愈益骄横。佗钵可汗死，沙钵略可汗立。贵族争继承权发生纠纷，沙钵略只好使庵逻为第二可汗，大逻便为阿波可汗，玷厥（玷音店diàn）为达头可汗，与贪汗可汗并称四可汗。沙钵略弟处罗侯，与沙钵略不睦，因势力较弱，不得可汗名号。这些人各有部众和居地，听沙钵略的号令。沙钵略兵力最强，是突厥大可汗。

　　隋文帝即位，不再给突厥礼物，突厥怨恨，起兵入寇。长孙晟在突厥时，曾与处罗侯秘密结盟，熟悉突厥情形，上书献谋略，说：现在对突厥用兵，还不是时候，可是不用兵，突厥将大肆侵扰，应该用远交近攻、离间强部、扶助弱部的方法，派遣使人到西面联络达头和阿波，使沙钵略分兵防西，又到东面联络处罗侯和奚、契丹等部，使沙钵略分兵防东，突厥各可汗间互相疑忌，十数年后，乘机出击，可以成大功。隋文帝完全采纳长孙晟的献策，遣元晖出伊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道，去见达头。达头派使官来朝，班位比沙钵略使官高。达头是强部，这样，更增加了反对沙钵略的意图。长孙晟走黄龙（即柳城，辽宁朝阳县）道，赏赐奚、契丹等部，使作向导，去见处罗侯。他们本有旧盟，这样，处罗侯更增加了内附的意图。五八二年，沙钵略尽起本部兵十余万及所属四可汗兵共四十万人大举侵入长城。五八三年，突厥兵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掳掠人畜，百无一留。沙钵略还想南侵，达头不从，引兵自去。沙钵略也只好退兵。隋文帝命杨爽为行军元帅，率兵分八路出击突厥。杨爽出朔州（山西朔县）道，大破沙钵略军，沙钵略逃走。窦荣定出凉州（治姑臧，甘肃武威县），击败阿波军。长孙展说阿波归附，阿波遣使来朝。沙钵略袭破阿波居地，阿波逃归达头，得达头援助，回击沙钵略。贪汗与阿波友善，被沙钵略废黜，也逃归达头。突厥内乱，攻战不息，各可汗都遣使入朝，请和求援，隋文帝一概不许，让他们继续互斗。

　　隋兵专击沙钵略，沙钵略屡败，五八四年，遣使来求和。阿波与沙钵略战，势力渐强大，东与沙钵略居地接境，西有龟兹、铁勒、伊吾等西域地，号称西突厥。自此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五八五年，隋文帝遣使联络阿波，表示对阿波的支持。沙钵略西面为达头、阿波所困，东面又怕契丹的攻击，遣使来求救，请率部落到漠南，寄居白道川（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隋文帝允许他的请求，命杨广出兵援助。沙钵略得隋兵声援，击败阿波军。沙钵略与隋定约，承认隋皇帝为真皇帝，自己是藩属国，受隋保护。

　　五八七年，沙钵略死。沙钵略嫌儿子雍虞闾懦弱，不能对抗西突厥，遗令立弟处罗侯为可汗。处罗侯立，号莫何可汗。隋文帝使长孙晟赐莫何旗鼓。莫何得隋旗鼓，西击阿波。阿波部众以为隋出兵助莫何，多不战求降，莫何因此生擒阿波。五八八年，莫何死，雍虞闾立，号都蓝可汗。

　　沙钵略的儿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五九七年，隋文帝允许突利娶隋安义公主力妻，故意给他优厚的礼遇，借以离间都蓝。都蓝果然发怒，说，我是大可汗，反不如染干体面。从此断绝朝贡，侵扰边境。突利侦察动静，有事先来告知，隋边境先作准备，都蓝不得逞。

　　都蓝与达头结盟，五九九年，合兵袭击突利，大战长城下，突利大败。突利只剩下部众数百人，觉得降隋不会被重视，想投奔到达头那里去。实际上隋要利用的是他的名号，部众散亡，势力微弱，利用起来更为方便些，因此，长孙晟设计挟突利到长安归降。隋文帝大喜，厚待突利。隋大将高顾、杨素率兵出塞，大破达头、都蓝军。隋文帝封突利为启民可汗，使居五原，招收旧部落。都蓝败后，被部下杀死，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隋兵屡次击败步迦，六○三年，步迦所部大乱，铁勒、仆骨等十余部叛步迦，归附启民。步迦丧失部众，逃奔吐谷浑。启民在隋保护下成为东突厥可汗。他是完全依附隋朝得国的，不得不对隋表示忠诚，隋也利用他的衰弱，取得边境的安宁。六○九年，启民死，子始毕可汗立。六一五年，始毕叛隋，举兵入寇。隋末大乱，内地人避乱入突厥，始毕强盛，突厥又成为北方大国。

　　阿波可汗建立西突厥。阿波被莫何生擒，西突厥立泥利可汗为主。泥利死，子处罗可汗立。处罗部众多在乌孙故地游牧。隋炀帝时，裴矩经营西域，设计分裂西突厥。达头的孙子射匮可汗，居地在处罗居地的西面，遣使来隋求婚，隋炀帝要射匮攻杀处罗，才允许通婚。六一一年，射匮起兵攻处罗，处罗大败，向东逃走，被迫归降隋朝。处罗部众分为三部，居住中国，不得归西突厥故地。

　　隋文帝用长孙晟的谋略，中国边境安宁，突厥分裂破败。从隋朝方面说，是用力少而收效多；从突厥方面说，由于贵族争夺权位，给隋以可乘之机，部落离散，几至灭亡。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国与国的关系，总是处于角力状态中，按照力量的强弱与暂时的平衡，呈现出胜败存亡荣辱与暂时的和平等复杂现象。产生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统一，丧失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分裂。北朝，齐、周分裂，争向统一的突厥忍辱献厚礼，隋文帝统一，击破分裂的突厥。隋末大乱，当时割据者如薛举、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流，都向统一的突厥可耻地称臣求援。突厥给他们称号，助长他们的分裂势力，借以坐收大利。统一是立国的生命，分裂是衰亡的根源，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个规律，隋与突厥胜败的变化也是许多证明中的一个。

　　攻高丽——高丽国建都平壤，国王姓高氏。隋灭陈，高丽王高汤怕隋兵来攻，作战守准备。这本是立国应有的要务，隋文帝却认为高汤有罪。五九七年，高汤死，子高元立。五九八年，高元率众万余人攻辽西，被隋兵击走。隋文帝得到这个借口，发兵三十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陆路出临榆关（山海关），军中发生疫病，海路向平壤，遭遇大风，船多覆没。隋文帝只好退兵。史书说，兵士死去十之八九。他无故兴兵，表现了大国的骄横态度，出兵受挫，他当然不会甘心。可是，他终究是个有经验的皇帝。当时正是与突厥达头、都蓝两可汗决胜败的紧要关头，他利用高元遣使来请和的机会，宣告罢兵，恢复两国原来的关系。后来隋炀帝骄横无比，继续走隋文帝受挫的旧路，对高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终于引起国内的大乱，隋朝也就崩溃了。

　　隋文帝为巩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首先是厉行节俭政治，使民众在较轻的剥削下得以发展生产。其次是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刑律删去若干秦、汉、南北朝相沿的酷刑，更是一个重大的改进。隋文帝利用突厥内部存在的弱点，以谋略为主，军事为辅，避免发生大战争，这对国家的安定是很有利的。西晋末年开始的国内分裂，经隋文帝积极经营，造成了较为稳定的统一局面，盛大的唐朝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第二节 南北统一后的经济状况

　　民众需要和平与统一，隋文帝政治上的措施，一般符合民众的愿望。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在隋文帝节俭政治的统治之下，民众负担比南北朝时有显著的减轻。封建社会里，民众得到这些必要的条件，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就会自发地呈现出繁荣景象。过了一个时期，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生活愈益趋于骄奢淫逸，剥削随而愈益无所限制，到后来，生产萎缩，民力耗尽，民欢不得不发动起义来推翻统治者。这种一般的情况，即所谓一治一乱，组成中国长期封建社会螺旋形发展过程中的各个螺旋形。每个螺旋形，大都是一个朝代。朝代有的长，有的短或者很短，这决定于统治阶级制造祸乱的程度。隋是一个很短的朝代，因为隋文帝虽然求治有效，可是隋炀帝的造乱非常剧烈，使得一时稳定下来的隋朝很快就崩溃。

　　下面主要是叙述隋文帝时候的经济状况。

　　均田——北齐均田法，普通民众一夫受露田八十亩，一妇受四十亩，奴婢受田数与良人同。丁牛（壮牛）一头受田六十亩，牛数不得多于四头。又每丁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或种麻。齐制与魏制不同处，在于齐制奴婢不受永业田。齐文宣帝时，宋世良请分牛地（一牛受田六十亩）给贫人，又说，富家利用奴婢牛受田的制度，迫使贫人无立锥的土地。五五七年，齐文宣帝议迁徙冀（治信都，河北冀县）、定（治安喜，河北定县）、瀛（治河间，河北河间县）三州无田的人到幽州范阳郡（治涿，河北涿县）就宽乡谋生，百姓惊扰，议不能行。足见富贵人聚居及人口众多的州郡，即所谓狭乡，均田法已成空文。周武帝遵行齐制，隋文帝也遵齐制，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富贵人已占的田地，不加变动。五九二年，隋文帝派遣使官，到全国各地推行均田法，狭乡每丁才得二十亩，老幼所得更少，宽乡可以得到足数的田地。江南地区，士族和土豪于五九○年发动叛变，经杨素武力镇压后，狭乡民众可能从均田法取得较多的田地。民众按人口受田，即使狭乡分田少，比无田终究是好一些。隋文帝时经济繁荣，均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六○九年，隋场帝诏天下均田，史籍不载均田情形，大概诏书只是一纸空文。

　　租调徭役——南北朝课役法，大体如下述：南朝以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户主男丁课租米五石，禄米二石，所种田每亩税米二斗；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男丁年十六半课，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出嫁为丁，未嫁，二十岁为丁。女丁租、调都半课。男丁每岁服摇役不超过二十日。北朝：齐，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为中男，六十六以上为老，十五以下为小。丁男十八岁受田课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夫妇二人合称一床，每岁课垦租（给朝廷）二石，义租（给郡）五斗；调绢一匹，绵八两。西魏宇文泰使苏绰定课役法，民年十八至六十四以及轻残废人都得纳课，己娶的人，每岁课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石）。单丁（未娶）半课。产麻的地方，课布一匹，麻十斤。单丁课四分之一。民年十八岁至五十九岁服徭役，丰年不超过三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每家服役不超过一人。五六一年，周武帝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八丁兵即分服役人为八番，每人八个月内服役一次，十二丁兵是分十二番，十二个月内服役一次。上列南北朝课役法，轻重不一，大抵北齐法较轻，为隋所沿用。

　　五八一年，苏绰子苏威任度支尚书。苏威听苏绰这样说过，我定的课役法，不免过重，希望将来有人来减轻。苏威听了作为自己的责任，任度支尚书后，奏请减课役，务请轻简，得到隋文帝的允许。当时规定的课役法，以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丁受田（遵北齐制），纳课服役。六十为老，免课役。丁男夫妇为一床，课租粟三石，桑土调绢一匹（四丈），绵三两，麻土调布一端（六丈），麻三斤。单丁及仆（部曲）隶（奴婢）半课。没有受田的人都免课。五八三年，隋文帝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负担兵役却减少三年。又改每岁三十日役为二十日，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五九○年，令百姓年至五十，可纳庸免兵役。庸就是免役人每日纳绢数尺（唐制每日三尺，当是沿隋制），二十日不过数丈，对衰年人也是一种宽政。课役的减轻，有助于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因之取租粟比周、齐多，还不算过重。六○四年，隋炀帝即位，废除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课役，又改男子成丁年二十一为二十23二，比隋文帝时又宽了些，不过，隋炀帝横征暴敛，大兴兵役，课役法全被破坏，所谓宽政，无非是些具文而已。

　　户口——史籍所记户口数，一般是比实际户口要少些。自东汉末年起，由于战乱相继，实际户口耗损极巨。又由于士族强盛，各依势力大小，荫庇民户作私属，民户为逃避朝廷的课役，也只好忍受士族的荫庇。所谓“百室合户，千丁共籍”，就是士族夺取朝廷大量户口的一种形式。因之，魏、晋迄南北朝，朝廷所有户口数，比实际户口数又少得多。东汉时期，大抵户数在一千万上下，口数在五千万上下。三国以来，户口骤减，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余，口一千六百万余，号称极盛，但远不能比东汉。四六四年，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有户九十万余，口四百六十八万余。五二○年前后，北朝魏孝明帝正光年间，魏户口比西晋太康时增加一倍有余。如以户五百万，口三千二百万计算，加上南朝宋户口（假设南朝约经六十年，户口数不变），全国有户约六百万，口约三千七百万，也还比不上东汉。隋文帝开皇初年，有户三百六十余万，灭陈得户五十万。后来逐渐增加到八百七十万。六○六年，即隋炀帝大业二年，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大体上恢复了四个世纪以前东汉时期的户口数。与户口数相配合的垦田数，五八九年，有可垦田一千九百四十万余顷。《隋书·地理志》载隋炀帝大业年间，有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余顷，垦田数显然远非事实。两汉按民户所种田亩收租（三十税一），按丁口收赋，因之户口和亩数比较近真。隋按丁口授田收租，授田宽乡狭乡不同，朝廷并不按法令如数给田，收租却不许短缺，因之户口数比较近真，垦田数则是任意夸张，全不可信。

　　户口在短期间激增的原因，主要是课税轻，摇役少，民众愿意脱离士族的荫庇自立门户。同时，士族制变已经衰微，士族不再有足够的势力和朝廷争夺民户。南方士族政权消灭后，脱离荫庇的民户数量可能比北方更大。五八五年，隋文帝令州县官检查户口，自堂兄弟以下亲属必须分立户籍，检查后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高颎奏行输籍法，令州县官每年依朝廷所定式样检查户口一次，《隋书·食货志》说，从此地方官无法作弊。北方第一次检查，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此后历年检查，每年所得新附，人数不多。至六○九年，隋炀帝又一次大检查，得了二十四万余，新附口六十四万余。这次所得，约合五八五年所得的半数，其中还有得自江南的新附，足见隐漏的户口不是很多。假设北方历年所得新附口数，为一千万左右（约二百万户），也还远不合六○六年的户口数，除非六○六年户口数出于虚构，否则激增一倍以上的户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在南朝士族势力最大的江南地区。如果这个推测还不算远离事实的话，那末，南朝陈旧境户数当在三百万以上，口数当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这是从未有过的户口数，说明长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已经拥有约等于黄河流域三分之一的人力，经济上升，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

　　凡属于朝廷所有的户口，都得负担朝廷规定的课役。户口增多，朝廷正常的收入也增多。五九二年，史籍叙述隋朝廷的富饶，说，度支官奏称，府库都藏满，不能再藏，只好堆积在廊庑下。隋文帝别立左藏院来容纳绢匹，并令人口稠密的河北、河东地区，今年田租减三分之一，调全免。这种富饶景象，据史书所记，曾一见于西汉文、景时期，经七百数十年，再见于隋文帝时，实行节俭政治的皇帝，历史上确是极稀有的。

　　下列一些措施，也和经济的发展有关系。

　　积谷——水旱灾害，历年常有，贫民死亡流散，常是社会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隋文帝置仓积谷，预防荒年，收效甚大。仓有两类，一类是官仓，一类是义仓。官仓积储租米，供朝廷使用。隋文帝都长安，关中产粮不能供给京城的消费，漕运又有砥柱（河南三门峡）的险阻，一遇荒年，关中军民便无法得食。五八三年，在卫州（治汲，河南汲县）置黎阳仓（在河南浚县大伾山北麓），在陕州（河南陕县）置常平仓，在华州（治郑，陕西华县）置广通仓，三仓逐次转运，供京城食粮。募人自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送到常乎仓，给予免本人兵役的报酬，足见漕运很困难。隋文帝曾在一个荒年里，发广通仓粟三百万石赈济关中饥民。此后，连年有灾，仓谷也无法应急。五九四年，他只好率领饥民到洛阳就食，因为洛阳有充足的积谷。隋炀帝迁都洛阳，六○六年，在洛口置兴洛仓（又名洛口仓，在河南巩县东南高原上），筑仓城周围二十余里，有三千个大窖，每窖储谷八千石。又在洛阳北七里处置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有三百个大窖。两个仓共储谷二千六百万石。短期内能集合如此数量的食粮，固然由于残酷的搜括，但也显示当时农业生产是繁荣的。全国各州也置仓积谷，遇水旱荒年，便开仓赈给。义仓也称社仓，是民间自置的公共粮仓。五八五年，隋文帝采纳度支尚书长孙平的建议，初置义仓。五九六年，又令诸州百姓及军人收获时，按贫富分三等出粮若干，最多不过一石，在当地造仓储蓄，委乡官管理，遇有灾害，就在当地赈给。义仓设在乡间，西北地方设在县城，不让州官掌管，有灾开仓较为方便。义仓可防小灾，官仓可防大灾，这种积谷防灾法，用意是可取的。

　　漕运——五八四年，隋文帝令宇文恺率水工开凿广通渠，引渭水自大兴城（隋文帝所建新都，在长安旧城东南十三里，今西安市），东至潼关，长三百余里，漕运通利，但砥柱仍阻碍关东漕运。五九五年，下诏凿砥柱。大概凿工延续不停，到六一一年（隋炀帝大业七年），砥柱崩，压河水倒流数十里，工程完全失败。

　　隋炀帝大规模发展漕运。六○五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人，开掘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自黄河入汴水，循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人循夫差故道开邗沟，自山阳（江苏淮安县）至扬子（江苏仪征县）入长江。通济渠广四十步，两岸都筑御道，种柳树护岸。六一○年，开江南河，自京口（江苏镇江市）至余杭（浙江杭州市）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准备渡浙江游会稽山。

　　六○八年，隋汤帝发河北诸郡民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又称御河），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接卫河北至涿郡（治蓟，北京市）。六一一年，隋炀帝乘龙舟自江都直达涿郡。两渠共长三千余里，隋炀帝带着百官和两岸步行的候选士人数千人，走了五十多天才到涿郡，平均一天只走五十多里。普通民船如果一昼夜走一百里，自江都到涿郡不过一个多月，南北水路交通比陆路确是便利得多。

　　隋炀帝开通济渠、江南河，是要尽量消耗江南的财富，满足自己的淫侈生活，开永济渠，是要进行对高丽的侵略战争。他伤害大量民命，罪恶极大，但运河修成后，南北交通有显著的改进，对经济联系、政治统一都起着广泛的作用。河北、河南、淮北、淮南、江南人民通过隋炀帝的发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从长远的利益来看，当时人民所受伤害是取得了补偿的。

　　钱币——南、北两朝，钱币轻重极为紊乱。南朝，陈有五铢、六铢、鹅眼等钱，岭南诸州用盐米布交易，都不用钱。北朝，齐有常平五铢钱，制造甚精，但市上盛行私铸钱，种类繁杂。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三种钱币，与齐旧钱杂用。河西诸郡也用西域金银钱，官不禁止。大抵各地方都有私铸钱，朝廷法定的钱币只算是各种钱币中的一种。隋文帝即位，力求钱币统一，新铸一种五铢钱，各市都置样钱，不合样的钱不许入市。前朝旧钱一律废除。五八五年，新五铢钱通行全国，百姓称便。灭陈以后，陆续在扬州（治江都，江苏扬州）立五炉，在鄂州（治江夏，湖北武汉市）立十炉，在益州（治成都，四川成都市）立五炉，依定样铸钱。隋文帝刑法严厉，不许私铸钱流行，基本上保持钱币的统一。隋炀帝时，私铸钱又盛行，一千钱只重二斤，后来只重一斤，甚至翦铁片、裁皮革、糊纸钱混入铜钱中使用。钱贱物贵，币制大乱，一直乱到亡国。

　　商业——南朝商业比北朝发达。朝廷有军国大事，临时需要物品，令民众折价缴纳官府，官就在市上购买。官不是直接向民众取得某些物品，而是向商人收购，想见商人平时囤积货物，足以供应官府临时的需要。北方商业落后，朝廷有所需求，直接向民众索取实物。京官及州官有公廨钱，经营商业，放高利贷（隋文帝禁高利贷）。隋炀帝攻高丽，不时下令索取物品，官吏得令，先向民众贱价买进，随后宣布命令，贵价卖给民众，一转手间，官吏获利数倍，民众无端破产。官吏兼做商人，凭官势求利，民间商业自然受抑制。隋炀帝建东都（洛阳），迁徒全国富商大贾数万家到洛阳，洛阳商业曾盛极一时，可是隋末大乱，商业又归于衰落。

　　隋朝农业发展，从积谷数量的巨大可以证明。手工业技术方面也有一些特出的事例，表现当时的技术水平。

　　造桥术——赵州（河北赵县）洨河上有安济桥，是隋时匠人李春所造。安济桥是用石材建造的一座单孔大弧券桥。弧券此端到彼端的跨度长三七·四七公尺。大券背上两端有小石券各二。这座大石桥在建筑技术上有不少卓越的特创，就是现代建筑工程师看来也要为它赞叹称奇。七二○年，唐中书令张嘉贞为安济桥作铭文，说隋匠李春造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两涯（端）嵌四穴，益以杀（减轻）怒水之荡突，虽怀山（洪水）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李春的成就，铭文说得很清楚。他是深智远虑的工程师，他的特创，人不知其所以为，表示在隋朝建筑技术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又有所提高。

　　造船术——杨素准备攻陈，在永安造大战舰。舰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拍竿六枝，都高五十尺，用以拍击敌船，舰上容战士八百人。隋炀帝造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起楼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下层住阉宦。大船行动迟钝，战舰只能顺江流而下，龙舟要几百人挽着走，挽船人被称为殿脚，足见船本身是不能动的。这种船的特点是坚固能载重，要造成这样的船，也是一种特殊的技术。

　　隋朝廷上有两个著名的巧匠。一个是宇文恺。他为隋炀帝造观风行殿。殿下设轮轴，离合便利，可以分开行动，也可以合并成一大殿，容纳数百人。又一个是何稠。他为隋炀帝造六合城。攻高丽时，带六合城到辽东，曾在一个夜里合成一座周围八里、高十仞的大城。城上布列甲士，立仗建旗。第二天早晨，高丽人望见，惊奇以为是神功。隋时，造琉璃法失传，何稠用绿瓷制造，与真琉璃无异。《隋书》说字文恺、何稠“巧思过人”，他们确有巧妙的技术，不过，他们为奉迎淫侈荒唐的隋炀帝而运用巧思，那就只能造出浪费资财不切实用的所谓行殿、六合城之类的奢侈物。他们和民众的巧匠李春相比，显得李春是多么可崇敬的巧匠！

　　隋朝曾是一个富饶的朝代。这种富饶的根源，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统一。例如大运河是南北民众合力开咸的，造船是南方匠人的长技，朝廷巧匠之一的何稠，原来是南朝梁人。仅仅这些例也足以说明经济文化发展起来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结合以后，经济和文化比起秦汉至南北朝一段来有很大的进展。隋开始完成这样的南北统一，因之它虽是短促的朝代，但对历史是一个有贡献的朝代。

第三节 隋炀帝

　　隋炀帝凭借隋文帝积累着的巨量民力和财富，得以无限止地行施暴政。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浪子，也是标准的暴君。他的奢侈生活和残虐政治愈来愈凶恶地驱迫民众陷入死地，到后来，农民发动大起义，消灭这个可耻可憎的浪子和暴君。

　　六○四年，隋文帝死，隋炀帝刚继位，便决定迁都洛阳，征发丁男数十万人掘长堑，自龙门（山西河津县）起，东接长平（山西高平县）汲郡（河南汲县），抵临清关（河南新乡县东北），渡河至浚仪（河南开封市西北）襄城（河南襄城县），达到上洛（陕西商县），作为保护洛阳的关防。他以为关中是可靠的，洛阳外围划一条长堑，堑内土地与关中相联结，就可以有恃无恐，放胆作恶，不怕堑外民众的反抗了。这种自造分裂、与民为敌的愚顽想法，此后一直支配着他的政治行动。六○五年，隋炀帝令字文恺营建东京（洛阳），每月服役的丁男多至二百万人。字文恺迎合他的侈心，规模力求宏大。全国富商大贾数万家被迁徙到东京居住。又令宇文恺别造显仁宫（在河南宜阳县）。征发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以及嘉木异草，珍禽奇兽，都输送洛阳充实各园苑。开通济渠，自长安至江都，沿渠造离宫四十余所，江都宫尤为壮丽。又在洛阳西面筑西苑，周二百里。苑内有海，周十余里。海中造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形势非常相宜。海北有龙鳞渠，曲折流来注入海内。沿渠立十六院，院门临渠，每院住四品夫人一人主院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翦彩绫为花叶，满缀树上，色坏更换新制，使常象春天。隋炀帝所到的地方，池沼里的冰赶快去掉，布上彩绫翦成的荷、芰、菱、芡。十六院想尽各种享乐的方法，招引隋炀帝的到来。他喜欢在月夜里带着骑马的宫女数千人，马上演奏着《清夜游曲》，去西苑游玩。

　　六○六年，隋炀帝招集周、齐、梁、陈乐家子弟，都编为乐户，又六品官以下至于民庶，有擅长音乐倡优百戏的人都到太常寺当差。全国乐人和散乐（又称百戏，即杂技）大集东京。隋炀帝在芳华苑积翠池旁检阅散乐，有舍利兽先来跳跃。忽然水满街道，到处都是鼋鼍龟鳖。又有鲸鱼喷雾掩蔽日光，转眼间化成黄龙，长七、八丈。又二人分左右行走，头上各顶一条长竿，竿上有人舞动，两竿上人同时跳到对方的竿上。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等技艺。隋炀帝自制艳诗多篇，令乐官造成新声，教乐人演奏。乐人、舞人逐年增加到三万余人，都穿锦绣彩色的衣服，西京、东京所有锦彩几乎全部给他们做衣服。同年，造兴洛、回洛两仓，积储食粮，派兵一千人镇守。

　　宫室苑囿，声色服玩以至食粮，大量集中在长堑里面的洛阳，的确，隋炀帝满以为可以长乐无忧了。他还有一条坚持的戒律，那就是拒谏。他曾对名士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人谏。如果已是达官，还想进谏以求名，我更不能饶他。如是卑贱士人，我还可以饶他些，但决不让他有出头的日子。你记住吧！”隋炀帝自负才学比什么人都高，对待臣们说，“人家说我继承先帝遗业，其实我和士大夫比才学，我也该做皇帝。”他是一个极骄极贪的人，以为自己所做的事都是对的，自己所得的物都是不够的，因之，予智予雄，任性妄为，剥削不顾民众的死活，浪费只求本人的快意；对内杀人惟恐太少，对外用兵惟恐不多，自六○四年即位到六一八年被杀死，所有残暴丑恶的事他都做了。《隋书》描写这个民贼独夫的情况说，“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这种情况，就是他那种掘长堑的愚顽思想支配着政治行动的结果。

　　隋炀帝的行动，总是想到就做，不让民众有暂时喘息的机会。下文为便利计，分游玩、耀威、开边、侵略四个主要方面来叙述。这些方面的事情，或发生在同年或前后年相衔接，每一事情的进行，当然都伴随着极端残酷的剥削。

一 游玩

　　六○四年，发丁数十万人掘长堑。六○五年，发丁二百万人营建东京。又发丁前后百余万人开通济渠。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有很大的死亡。又在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到了仲秋，一切准备都告成功，隋炀帝率领一二十万人的大群出游江都。他自己乘坐高四层的龙舟，萧皇后乘坐制度较小的翔螭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有称为漾彩、朱鸟等名号的大船数千艘，妃侍、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按品位分别乘坐，另一部分船载帝后以下所有乘船人使用的物品。挽船的壮丁多至八万余人，其中挽漾彩级以上船的有九千余人，都着锦彩袍，号称殿脚。又有平乘、青龙等名号的船数千艘，乘坐十二卫兵士并载兵器帐幕。这种船由兵士自挽，不给夫役。船只相衔前后长二百余里，骑兵夹岸护送。水面上是走不完的美丽船只，两岸上是森林般的彩色旌旗，水陆照耀，繁华非常，真是够这个民贼得意的了。可是，仅仅献食这一件事，多少民众就为此破产。他下令所过州县，五百里内居民都得来给贵人献食。食品当然都是珍味，有些州献食多到一百台，妃侍们吃不完，出发的时候，掘地坑一埋，就算是百姓献了食。

　　隋炀帝在江都，令何稠等人大造车舆仪仗，课州县送羽毛，作仪仗上的装饰。捕鸟的人不算，单是造仪仗的人工多至十余万，用金银钱帛不计其数。他每次出游，满街都是仪仗队，长二十余里。他游玩一番以后，六○六年，回到洛阳，摆一个千乘万骑的大仪仗队护送他入京城。

　　六○七年，隋炀帝到北境去游玩。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开前往并州的大路。他经过雁门（山西代县），太守丘和献食精美；到马邑（山西朔县），太守杨廓没有献美食，他很不满意，调丘和为博陵（河北定县）太守，令杨廓到博陵向丘和学习。边境太守调作内地太守，是一种受赏的表示。丘和受赏，杨廓受辱，从此他所到的地方，郡县官争着献食，又多又精。边境郡县比内地贫苦，一次献食，不知有多少人丧失维持生命的口粮。他要出边塞宣扬武威，暂停在榆林郡（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发丁男百余万人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河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限令二十天筑成，丁役死去十之五六。他筑长城同洛阳外围掘长堑是一样的想法，以为有了长城，可以保证行军的安全。他率大军五十余万人，马十万匹，结成方阵，四面准备应敌。他和后妃官眷及百官家属都在方阵中间。大军出榆林塞，游行突厥牧地，受启民可汗朝见，大军转入楼烦关（山西原平县啤阳镇东北），回到太原。又上太行山，开直路九十里，游济源（河南济源县），自济源回洛阳。这次游玩，首尾不过四五个月，消耗资财不可计数，大臣高颎、贺若弼等人私议朝廷太奢侈，被人告发，隋炀帝给加上诽谤朝政的罪名，杀死他们。高颎是隋开国元勋，当朝执政将近二十年，有很高的声望，无罪被杀，朝臣更不敢议事了。

　　六○八年，隋炀帝出塞巡视去年所筑长城，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六○九年，隋炀帝到西境去游玩。他率大军准备击吐谷浑，到浩亹川（浩亹音阁门gémén今大通河，在青海乐都县东），出兵击败吐谷浑。到张掖（甘肃张掖县），重利诱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突厥守伊吾官）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伏路旁谒见。自张掖东还，路经大斗拔谷山（甘肃武威县西二百里），遇大风雪，士卒冻死过半，马驴冻死十之八九。六一○年，隋炀帝到江都，开江南河，准备去会稽（浙江绍兴）游玩。

　　六一一年，隋炀帝乘龙舟自江都到涿郡，发大军侵高丽。六一三年、六一四年，又两次大举侵高丽。与三次用兵同时，农民起义军到处发动，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与贵族李密也起兵攻洛阳，隋朝崩溃已经迫近。六一五年，他又到北境去游玩。突厥始毕可汗率骑兵数十万谋袭击隋军，他得报急忙逃回雁门。次子齐王杨暕（音简jiǎn）率后军守崞县（崞音郭guō山西原平县）。突厥围雁门城，城中兵民十五万人尽力死守。雁门郡所属四十一城，被突厥攻破三十九城，仅存雁门、崞两城。他抱着幼子杨杲（音搞gǎo），昼夜啼哭，不知所为。大臣苏威等劝他下诏书，声明不再出兵侵略高丽，并悬赏格，重赏战守及来援的将士。他是从来不听谏的，这时候只好听谏了。果然，募兵诏书一下，立即生效，郡守县令纷纷率兵来援，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年十六，也应募从军。援军已到忻口（山西忻县北），始毕看形势不好，解围出塞。他回到洛阳，赏格不算数，有人劝他不可失信。他说，你想收买人心么？吓得没有人敢再说话。他又准备发兵侵高丽，将士无不愤怨。六一三年击败杨玄感军，六一五年募兵诏书，都证明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有很多人拥护他，经这次失信，他才确实成了独夫。

　　龙舟和水殿等大船都被杨玄感烧毁。隋炀帝回到洛阳，六一六年，令江都造新船数千艘，要新船比旧船更大更美观。又令毗陵郡（治晋陵，江苏常州市）集十郡兵数万人，在郡城东南造宫苑，周围十二里内建离宫十六所，制度仿照洛阳西苑，华丽更超过西苑。自从农民起义军发动后，他心里害怕，过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日子，四五年来一直睡眠不安，梦中常惊呼有“贼”，要几个妇人象摇抚小儿那样摇抚他才能入睡。有一次，大业殿西院起火，他以为“盗”来了，大惊逃入西苑，藏匿在丛草间，火止才敢出来。在六○四年，他觉得一条长堑可以保护洛阳，现在连官内也觉得不可靠了。恰好江都送来新龙舟等大船，他决心离开洛阳去江都，因为江淮地区农民起义军比较少一些。出发时，一个小官崔民象上表谏阻，他大怒，杀崔民象。走到汜水（汜音已sì，河南荥阳县），又一个小官王爱仁上表请还西京，他杀了王爱仁再走。到梁郡（河南开封市），有人拦路上书说，你如果真去江都，天下就不是你的天下了，他又杀死这个人。大官们怕死不敢谏，让小官谏，小官被杀，让无官位的人谏。他呢，不论是谁谏，来一个，杀一个，表示去江都的决心。

　　隋炀帝到了江都，接见江淮地方官，专问献礼多少。礼多的升官，礼少的黜免。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即升江都通守（副太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即升江都郡丞。因此地方官尽量搜括，制备礼物。江淮民众赋税奇重，生计断绝，开始采取树皮草叶充饥，后来什么都吃完，逼得人相食。官府积储食粮还很多，谁也不肯发仓赈济。这个民贼不敢再游玩了，坐在江都宫里，无恶不作，等到六一八年被杀死时才停止作恶。

　　隋炀帝率领着庞大的游玩队，象暴发的山洪一般，凡是游过的地方，一路上民众的生计几乎部被冲刷得荡然无遗，民众所遭受的游玩灾，比起大水灾、大旱灾来并不轻些。他没有到过的某些地方，也不免遭受较轻的游玩灾，那就是建筑宫苑。西京、东京、江都三处，苑囿亭殿虽然很多，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意的，亲自看天下山川图，求胜地造宫苑。例如：六○八年，在岢岚（山西岢岚县）燕京山上，环天池造汾阳官；六一六年，在毗陵造十六离宫。《隋书·百官志》说，行宫（离宫）都设总监官，分上宫、中宫、下宫三等。可见长安至江都沿通济渠四十余所离宫以外，还有不少行宫，其中一部分是准备去游玩的行宫。

　　游玩是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耀威

　　国力强盛的封建朝廷，一定要向外宣扬声威，何况侈心无限的隋炀帝，自然更要竭尽国力来满足侈心。

　　所谓耀威，就是对外国夸耀隋朝的富强文明，使他们畏服。六○六年，突厥启民可汗将入朝，隋炀帝在洛阳招集全国乐人和散乐。六○七年，启民入朝，看到隋朝盛大精美的各种文物，非常羡慕，请求改变服装，完全华化。同年，隋炀帝到榆林，令字文悄作大帐，帐下能坐数千人。启民率所属奚、霫（音习xí）、契丹等部落酋长数十人及突厥酋长到帐下朝见。赐启民等人大宴并看散乐。这些游牧人看了又惊又喜，争着献出牲畜表示敬意。隋炀帝送给启民二十万段丝织品，其他酋长也按等级受重礼。隋炀帝率大军出榆林塞，令宇文恺作观风行殿，又作行城。可以在乎地上临时造出大城和大殿。游牧人骇怪，以为是神功，每望见御营，十里外就跪伏叩头，走路不敢骑马。

　　西域诸国商人向来在张掖交易，隋炀帝令裴矩驻张掖掌管通商事务。裴矩就商人访问西域诸国山川风俗，国王及庶人状貌服饰，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又别制西域地图，以敦煌为总出发点，分三路向西，从伊吾起为北路，从高昌起为中路，从鄯善起为南路，自东至西将近二万里。隋炀帝要夸耀隋朝声威，使裴矩利诱西域诸国入朝。西域人有利可图，纷纷来洛阳，沿路郡县招待迎送，耗费极大，为害一直到隋亡。六一○年，西域诸国使者和商人齐集洛阳。隋炀帝于正月十五日（夏历）夜间，在皇城端门外大街上置设盛大的百戏场，为西域人演奏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奏乐人多至一万八千，声闻数十里，灯火光照耀同白昼，直到正月底才停演。西域人入丰都市（洛阳东市）交易，隋炀帝先令本市商人盛饰市容，广积珍货，商人服装华美，连卖菜人也用龙须席铺地，陈列蔬菜。西域人经过酒食店门前，店主邀请入座，醉饱出门，不取酬偿，告诉客人们说，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客人们不是痴人，口头上不免赞叹一番。市上树木都用帛缠饰，有人指帛问道，隋朝也有赤身露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市上人无话可对。隋朝和西域通商当然要双方有利，现在变成隋朝民众的大害。隋炀帝本人想求得声威，象丰都市缠树的帛那样，求得的只是西域人的讥笑。他给突厥厚礼，或者还可以说用过重的代价防止北边可能有的战事，对西域人夸富，那就纯然是愚蠢的行为。

　　隋炀帝招募能出使绝远地方的人，常骏、王君政等应募愿出使赤土国（马来半岛南部）。六○八年，常骏等带着丝织物五千段，从南海郡（广东广州市）出航，到了赤土国，送给国王厚礼，受到国王的欢迎。国王遣儿子那邪迦随常骏等来中国，隋炀帝赐那邪迦及随从人官位和物品。

　　倭国自东汉光武帝时，已正式和中国朝廷通使，历魏、晋至于齐、梁，往来不绝。六○○年，倭国使者来朝，当时正是隋文帝在位，国家繁昌，佛教兴盛的时候。倭国使者回去不久，于六○七年又来朝见，并有沙门数十人随使者来中国学佛法。倭国王自称日出处天子，称隋帝为日没处天子，隋炀帝很不满意。六○八年，隋炀帝使裴清到倭国报聘。倭国也遣使者随裴清来赠送礼物。

　　与四邻往来，交换有无，本是中国朝廷应做的好事情，但隋炀帝做来却成为害多利少的坏事情。他为满足声威扩张的侈心，对突厥、西域诸国，行为极其愚蠢，对南方赤土，东方倭国，因有海洋的限制，侈心受阻，使得往来的情况较为正常，从而有利于文化上的交流。

三 开边

　　隋文帝末年已经表现了开拓疆域的倾向，隋炀帝加强这种开拓，短时期内造成领土广大的帝国。

　　吐谷浑——吐谷浑国王的始祖是西晋时辽西鲜卑酋长慕容涉归的庶长子吐谷浑。慕容涉归立慕容瘣为嗣，吐谷浑率所部西迁，在青海一带广大土地上游牧。吐谷浑国官制器械衣服大体上与中原同，风俗与突厥相似。北朝末年，吐谷浑国王开始称可汗，建都伏俟城，地在青海西岸十五里处。国土兼有西域都善、且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等地。五九七年，国内大乱，国人立伏允为可汗。六○八年，隋使铁勒袭击吐谷浑，伏允大败，逃入隋西平郡（治湟水，青海乐都县）境，请求隋兵保护。隋炀帝出兵两路迎击，伏允大败。六○九年，隋炀帝亲到浩亹，派兵四面围攻，伏允逃走。吐谷浑十余万人降隋。隋兵取伏俟城。自西平、临羌城（青海西宁县西）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的土地，尽为隋所有。隋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治伏俟城）、河源（治赤水城，青海西宁市西南）四郡，郡下设县、镇、戍多处，迁徙全国轻罪人来充实这些新郡县。大开屯田，防御吐谷浑残部，保障通西域的道路。隋末大乱，伏允收复旧境，侵扰河西诸郡。

　　伊吾——伊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是通西域的要道，突厥一向设吐屯设（官名）镇守伊吾。六○九年，隋炀帝击破吐谷浑，在张掖召集高昌王、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大朝会。吐屯设献西域地数千里。

　　流求（台湾）——在建安郡（治闽县，福建福州市）

　　东，相隔有五天海程。三国时代，称为夷州。二三○年，孙吴的将军卫温、诸葛直曾率兵万人到达这里。六○七年和六○八年，隋炀帝先后两次派朱宽到流求。六一○年，隋炀帝令陈棱、张镇州率兵万余人，自义安（广东潮州市）航海到达流求。从此，流求与内地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就更密切了，内地迁居到流求的人也就更多了。

　　隋炀帝开拓疆域，到六○九年止，全国共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余。西到且未，北到五原，东西九千三百里，甫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国势号称极盛。

四 侵略

　　这里所说侵略是专指对高丽的三次战争。隋朝迅速崩溃，这三次战争起着更重要的催促作用，因为战争中民欢所受痛苦，比游玩、耀威和开边更严重得多。侵略战争引起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起义，大起义催促隋朝的迅速崩溃。企图用大力击灭高丽的隋炀帝，就是这样被民众击灭了。

第一次侵略战争

　　五九八年，隋文帝出兵侵高丽，失利退回。当时国家兴盛，朝臣们都以为国威受挫，应继续用兵，只有儒生刘炫不附众议，作《抚夷论》指陈利弊。隋炀帝侵高丽，开始时显然受到所谓众议的支持。

　　六○八年，隋炀帝开永济渠，自黄河北通涿郡。六一○年，课天下富人买军马，一匹贵至十万钱；又派使官检阅兵器，务求精新，如检阅不认真，使官立即被斩首。他作了这些准备以后，六一一年，自江都乘龙舟直达涿郡。下诏征天下兵，在涿郡集中。征兵中有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小矟）手三万人，足见这次出兵，确是动员了全国的兵力。令东莱（山东掖县）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工极严急，匠役昼夜立水中，不敢休息，腰以下腐烂生蛆，死去十之三四。令河南、淮南、江南造军用车五万辆送高阳（河北高阳县），供军士挽载衣甲帐幕。发河南、河北民夫，运送军需。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船只相衔接，长千余里。经常有数十万人在水陆两路运送兵甲和攻城器具，昼夜不息。民夫病死后，尸体遗弃在路旁，满路臭秽。山东郡县负担尤其沉重，民夫运米，车牛一去不得回来，丁男大量死亡，田亩多荒弃，米价腾贵，东北边上一斗米竟贵至数百钱。牛车被征发完了，又征发鹿车（人力小车）夫六十余万人。二人共推一车，载米三石，道路遥远，送到粮台时，米已吃完，无法缴纳，只好逃亡。官吏大肆贪虐，尽量刻剥，百姓困穷，生机断绝。居家只有一条死路，反抗还可活命，农民纷纷聚众起义，攻击城邑。隋炀帝令郡县官搜捕，随获随斩。当然，这只能激起农民更坚决的反抗。

　　不必等待出兵，隋朝崩溃的前景已经显然在望了。

　　六一二年，四方应征的兵士全部到达涿郡。隋炀帝令左右各十二军分为二十四路，向着平壤出发，每军设大将、次将各一人，统率骑兵四十队，步兵八十队。骑兵每队一百人，十队为一团。步兵二十队为一团。每团设偏将一人。又有辎重、散兵等四团，由步兵夹路护送。每军特置受降使者一人，直接听皇帝指使，不受大将节制。全军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输粮饷的民夫比兵士加倍。二月九日，第一军出发，以后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四十里，连营渐进，实际上经过四十日，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衔接，鼓角相闻，旌旗相望，长九百六十里。御营分六军，最后出发，长八十里。《隋书》说“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这种近古未有的大出师，在隋炀帝看来，无非是又一次大游玩。战争的后果将是什么，他是根本不考虑的。他满以为大兵一到，高丽就会来投降。

　　隋炀帝依据高丽会投降的愿望来部署战争。严令诸将，凡军事进止，都要奏报等待命令，不得专擅。又令诸将，高丽如请降，必须抚慰，不得纵兵进攻。隋兵渡辽河进围辽东城（辽宁辽阳市）。守城军每遇危急，就声称要投降。隋军不得不停攻，驰奏请旨，等到请旨回来，守军补充完备，又坚守拒战。如此再三，隋炀帝还是深信高丽会投降，辽东城和其他城池也就一个不曾攻取。隋大将来护儿从海路到平壤城下，被高丽守军战败。大将宇文述等九军渡鸭绿水，攻至平壤附近，又被高丽军战败。来护儿所率攻城精兵四万，逃回船上仅数千人，宇文述等所率三十万五千人，除卫文升一军不败，其余溃军逃回辽东城下，只有二千七百人。隋炀帝大怒，率残余军回洛阳。

　　大败引起隋炀帝大怒，大怒引起又一次大出师，出师引起更严重的后果，隋朝的崩溃不可避免了。

第二次 侵略战争

　　六一三年，隋炀帝下诏，征发全国兵到涿郡集中。又招募勇士从军，号称骁果。他对朝臣们说，“凭我这个力量，海可以拔，山可以移，高丽算得什么！”当时农民起义军已经到处发动，他还在遥望着高丽，以为只有自己去才能成功。他率大军渡辽河，攻辽东城。这一次作战，算是有些改善，允许诸将便宜从事，不必事事奏请命令。诸军猛攻辽东城，高丽守军非常勇敢，击退昼夜不息的攻城军。攻守二十余日，双方死伤都极重。在兵力对比下，高丽军以少御多，持久是有困难的，正当危急的时候，隋民众起兵攻洛阳，客观上援助高丽民众取得守城的胜利。

　　大贵族杨玄感，受命在黎阳仓督运军粮。杨玄感是个凡庸的野心家，并不真正想到民众的痛苦，只是认为有机可乘，起兵一试，夺取洛阳，称些时皇帝，就算满足了。别一贵族李密向他献上、中、下三策，说，上策是袭据涿郡，扼临榆关，使隋军溃散在关外；中策是攻取长安，安抚士民，等隋炀帝回来，据关中和他对抗；下策是袭攻洛阳，但洛阳有越王杨侗率兵留守，久攻不下，隋兵四面来救，事情就难说。这三策都是很不可靠的军事冒险，下策更是必败之道，因为即使攻下洛阳，也免不了四面受攻。杨玄感恰恰采用下策，说：不取洛阳，怎能显示我的威力，你的下策，正是我的上策。起兵后攻洛阳不下，隋炀帝已派兵来救，杨玄感取城的希望断绝，想在城外称皇帝，被李密劝阻。事情眼看不成，还想称一称帝，足见他谋求的不过是这个称号。

　　杨玄感的军队，却仍是农民起义军性质。杨玄感在黎阳选运粮民夫五千余人，又选江南船夫三千余人，对他们说，皇帝无道，不管百姓死活，天下骚扰，成千上万的人死在辽东。现在我同你们起兵救百姓，你们是否同意？听众欢喜踊跃，愿意从命。杨玄感说的话，是符合民众意旨的，民众追随他，是相信他真的想救百姓，所以这支军队，还是以救百姓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军。

　　杨玄感引兵向洛阳，从汲郡南渡河，沿路民众自动从军，军门前热闹象个市集。杨玄感军没有弓箭甲胄，只用单刀柳木楯。他使弟杨积善率兵三千沿洛水西进，又使弟杨玄挺率兵一千越邙山南进。杨侗派出精兵五千人拒杨积善，八千人拒杨玄挺。杨积善兵到，隋兵不战自溃，弃甲仗在地上，有意送给杨军。杨玄挺兵到，隋兵一战就后退，如此五退，杨军到洛阳城门下，隋将率十余骑逃入城，隋兵全部投归杨军。杨玄感屯兵城外，告兵民说，我做官做到上柱国，积财产积到万金，我用不着再求富贵了。现在冒灭族的风险，只是想救百姓呵！民众相信他的话，每日有上千的人到军门投效，杨玄感军扩大到五万余人。长安留守代王杨侑使卫文升率兵四万出关救洛阳。杨玄感已有兵十万，卫文升军每战，兵士弃甲坐地不起，让杨玄感军收取甲仗。前后凡十二战，卫文升剩下兵士无几。

　　隋炀帝督大军猛攻辽阳城，得洛阳告急书，大惧，连夜退兵，军用物资，全部放弃。命令大将宇文述、屈突（姓）通、来护儿等分路攻杨玄感。杨玄感兵败，向西逃奔，在路上自杀。

　　杨玄感走必败的道路，起兵时已经决定了败局。民众踊跃从军，两个月便聚众至十万人，这种极端厌弃隋朝的表示，也决定了隋朝的败局。隋炀帝反以为自己得胜了，回到洛阳，大杀示威。他对臣下说，杨玄感一声号召，便聚众十万，更证明天下人不要多，人多盗也多，不杀个干净，怎能惩戒别人。他以治杨党为名，杀三万余人，流放六千余人。杨玄感曾开仓赈济百姓，凡取米的人都被隋炀帝坑杀。经过这次大屠杀，他认为又可以出兵侵高丽。

第三次 侵略战争

　　六一四年，隋炀帝到涿郡，下诏征天下兵。当时国内已乱，诸郡多留兵不发，在路上的兵士也纷纷逃亡，兵数比六一三年少得多。他自己驻辽西怀远镇（辽宁北镇县境），不敢渡辽河东进了。来护儿军战胜，将进攻平壤，高丽民众已经困弊不堪，国王高元只好派遣使者来讲和。隋炀帝算是获得战果，率军回洛阳。他要求高元亲身来会见，高元当然不听，气得他令诸将准备行装，谋第四次出师。

　　他是不能在一个地方安居一时的。六一五年，到北边游玩，被突厥围困，他不得已以不再侵高丽为条件，悬赏格招募救兵。解围后回到洛阳，在街道上看见行人往来很热闹，对从官们说，还大有人在！意思是说，往年治杨党，杀人太少。他否认赏格，并且又要发动侵高丽的战争，这个失信行为使将士们愤怨，对他丧失信心。

　　隋炀帝仇视民众，是死不悔罪的民贼；一心好战，是众叛亲离的独夫。《隋书》论隋炀帝侵高丽事说：“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之也”。封建朝廷当它富强的时候，往往用兵力向外扩地，但也未必一定会亡国。隋炀帝这样做，却非亡国不可，因为他的狂暴行为使他成为一个十足完全的民贼，不折不扣的独夫，独夫民贼决不能逃避人民的惩罚。

　　隋文帝统治时期，民众辛勤地积累起来的财富，被隋炀帝用游玩、扩张、侵略三种形式，迫不及待地加以消耗，特别是三次侵略战争，民众死亡流离，实在不能再有所容忍。要摧毁这个残暴统治，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农民大起义。

第四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

　　农民要推翻一个朝廷，重要条件之一，是在几乎是同一的时期内普遍地展开武装斗争，使得原来的统治机构应接不暇，力量消散，逐渐陷入瘫痪状态，然后有强者（不一定是起义者）出来取而代之。不过，这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发动是很困难的。隋炀帝三次攻高丽，在全国范围内连年征发兵士和夫役，每一个劳动民众穷困以外再加上死亡的威胁，有些人为求免于死亡，甚至自断手、足，称为福手、福足。暴政惨毒到这样的地步，大规模起义也就蓬勃地发动起来。

　　农民起义，只要求（一）推翻旧统治建立起较好的新统治；（二）恢复和平与统一，得以安守乡土，进行生产。要满足这些要求，并不需要什么明确的答案，因之，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加入农民队伍，取得领导权，成为起义军的首领，大体上，起义军首领有两种：一是代表起义要求的农民领袖；二是不讲纪律，从事攻掠的草莽雄豪。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很大的复杂性，但是，只要以反抗旧统治为号召，并且得到一部分民众的追随，不论那些首领把起义军领导成什么模样，都应是农民起义运动中的产物。

　　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旧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乘机分裂出来，反对旧统治者，更反对农民起义，割据土地，自成一种势力。农民起义的成败，取决于旧统治者、割据者、农民起义军三种势力斗争的结果。一般他说，农民起义，起初总是分散在各地区，自然带着地方性。这是发动时期的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对抗旧统治的进攻，其次是地方性兼并。斗争的结果，有些起义军突破地方性的局限，转为全国性的斗争，这是兼并时期的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基本上完成了本地区的兼并，为求得全国的统一，消灭其他起义军和割据势力。隋末农民大起义，产生了许多起义军，但都不曾脱离发动时期的局限状态。这是因为具有若干优越条件的唐朝，利用隋的旧统治，成立唐的新统治，不待起义军转入兼并时期，它却以强者的姿态进行兼并，消灭各种起义军和割据者。既然没有一个起义军首领能够实现农民的要求，唐朝的成功，起着缩短兼并过程的作用，也就有合于民众的需要了。

一 发动时期

甲 农民起义

　　隋炀帝自六○四年即位时开始，连年游玩和扩张，到六○九年击破吐谷浑，设西海、河源等四郡，算是他诸事顺利，志得意满的时候，另方面，却是广大民众遭受暴政，难以忍耐的时候。六一○年（大业六年）夏历正月初一日，拂晓前有壮士数十人，白衣白冠，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进入建国门（端门）。守门官、兵都叩头礼拜。壮士夺取武器，将进入宫内，与齐王杨暕的卫兵互斗，壮士斗败被杀死。佛教说释迦佛衰落，弥勒佛代兴，因之，凡假借弥勒佛出世作号召，都含有反抗旧统治的意义。这数十个壮士的行动，显然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个信号。隋炀帝杀死这数十人，又在洛阳大搜查，连坐千余家，自以为平静无事了。夏历正月十五日，就在端门外大街上举行规模盛大的百戏，供西域人赏玩。六月，雁门（山西代县）豪帅尉文通聚众三千，据莫壁谷。六一一年一月（大业六年十二月）朱崖（广东琼山县）人王万昌起兵反隋。这两处都很快被隋兵击灭，但在同一年（大业六年）里，一北一南继洛阳数十壮士而起兵，显示民众是要走起义的道路了。隋炀帝自恃强大，依然走亡国的道路。

　　六一一年，隋炀帝征发大量兵士和民夫，准备第一次侵略战争。山东民众受祸尤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首先在山东地区爆发起来。

　　（一）齐郡邹平（山东邹平县）人王薄聚众据长白山（山在山东邹平县），自称知世郎，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劝民众起义。避役民众多往归附。

　　（二）平原郡（治安乐，山东德县）豪强刘霸道据豆子（音冈gāng山东惠民县境），聚众至十余万人，号称“阿舅”军。《隋书·炀帝纪》于六一三年（大业九年）载“平原李德逸聚众数万，称阿舅贼”。农民起义往往聚散无常，可能刘霸道众散后，李德逸聚众仍沿用“阿舅”名号。

　　（三）漳南（山东平原县、恩城西北）勇士孙安祖拒绝当兵，被县官笞辱，得同县豪侠窦建德的助力，聚众数百人，入高鸡泊在（漳南县境）中，自称将军。

　　（四）清河郡鄃县（鄃音舒shū山东夏津县东北）人张金称聚众杀掠。六一六年，攻破平恩县（河北丘县），一天杀男女万余人，又攻破武安（河北武安）、矩鹿（河北钜鹿）、清河（河北清河县）等县。张金称是强盗，杀掠极为残暴。

　　（五）蓨县（蓨音条tiāo河北景县）人高士达在清河境内聚欢，自称东海公。

　　（六）窦建德家属被隋官屠杀，窦建德率众二百人逃归高士达。张金称杀孙安祖，孙安祖部属归窦建德，众至万余人。窦建德招收才能，与士卒同甘苦，远近人多来归附。

　　其余小部起义军，不可计数。隋炀帝派遣都尉、鹰扬等军官，会同郡县官追捕，捕得就杀。这种极凶暴的镇压，对初起的起义军自然是很严重的摧残，但丝毫也不能阻止起义运动的继续高涨。

　　六一二年，隋大军从辽东败回。六一三年，征发兵役，进行第二次侵略战争。民众厌战，起义运动更加扩大。

　　（一）社彦冰、王润等攻破平原郡城。取财物后，弃城他去，说明隋还有兵力夺回城池。

　　（二）灵武郡（治回乐，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豪帅白瑜娑夺取牧地马群，勾结突厥，攻掠陇西（治襄武，甘肃陇西县）一带，号称“奴贼”。隋炀帝派兵镇压，相持连年，不能取胜。

　　（三）济北郡（治卢，山东茌平县）人韩进洛聚众数万反隋。

　　（四）济阴郡（治济阴，山东曹县）人孟海公聚众数万，见人说及书史，便加杀戮。

　　（五）北海郡（治益都，山东益都县）人郭方预聚众三万人，自称卢公，攻破郡城，取财物后弃城他去。

　　（六）济北郡人甄宝车，聚众万余人，攻夺城邑。

　　（七）齐郡（治历城，山东济南市）人盂让、王薄等据长白山，有众十余万人。清河郡人张金称、渤海郡（治阳信，山东阳信县）人孙宣雅、平原郡人郝孝德、北海郡人郭方顶、河间郡（治河间，河北河间县）人格谦，各有众数万或十余万人。隋将张须陀率齐郡兵击败王薄、孙宣雅、郝孝德、郭方预等部。起义军受阻，无力占领郡县城。隋朗势力在山东一带仍能立足，并不感到威胁。

　　隋炀帝正用全力攻高丽辽东城，杨玄感、李密在黎阳（河南浚县）起兵，渡河攻洛阳城，这对隋朝的威胁是严重的。隋炀帝得报，连夜退兵，击败杨玄感。杨玄感的起兵促使起义军进一步发动起来。

　　（一）余杭郡（治钱唐，浙江余杭县）人刘元进起兵响应杨玄感，三吴子弟逃避兵役，纷纷来归附，不到一月，聚众数万人。

　　（二）梁郡（治宋城，河南商丘县）人韩相国起兵响应杨玄感，不到一月，聚众至十余万人。杨玄感败后，韩相国被隋官捕杀。

　　（三）吴郡（治吴，江苏苏州市）人朱燮、晋陵县（江苏常州市）人管崇起兵，袭破隋将赵六儿营，众至十万人。朱燮、管崇推刘元进为天子，占领吴郡。建安等郡豪帅多捕执隋地方官，响应刘元进。刘元进成为江南起义军大首领，隋炀帝派遣大将击败刘元进。又派遣王世充击杀刘元进等，坑杀降兵三万余人。民众愈益愤怒，到处聚众反抗，隋兵无法应付。

　　（四）豪帅陈瑻等聚众三万攻破信安郡城（广东高要县）。

　　（五）济阴郡人吴海流、东海郡（治朐山，江苏东海县）人彭孝才聚欢数万人反隋。

　　（六）梁慧尚聚众四万攻破苍梧郡城（广东封开县封川镇）。

　　（七）东阳郡（治金华，浙江金华市）人李三儿、向但子聚众万余人反隋。

　　（八）吕明星率众数千围东郡（治白马，河南滑县）城，被隋将杀死。

　　（九）唐县（河北唐县）人宋子贤自称弥勒出世，谋起兵，被隋官捕杀，并杀同谋千余家。

　　（十）扶风郡（治雍，陕西凤翔县）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聚众数万人，自称皇帝，被隋将击破。

　　（十一）杜伏威、辅公祏（音石shí）在淮南聚众，兼并苗海潮、赵破陈等部，击败江都留守派来镇压的隋军，杖伏威势力渐盛。

　　六一三年以前，民众起义地区在山东。杨玄感反隋后，起义地区扩大到大河南北以及江南、岭南、关中、淮南，局部地区起义转成全国到处起义。隋炀帝采取的对策是，发丁男十万修大兴城（西京），令全国各郡、县和驿站都修城或筑城。又令各郡县城迁移到驿路附近五里以内。甚至令郡县官籍没起义人的家产和人口。郡县官为夺取财物和人口，更加专擅威福，任意杀掠，逼得不曾参加起义的民众再也不能留恋乡土，再也不能容忍隋朝的暴政。这时候，隋朝兵力虽然还强大，足以对抗民众起义，并且仍占相当优势，但政治已经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兵力也就无济于事了。

　　六一四年，隋炀帝又征发全国兵士和民夫，发动第三次侵略战争。民众也继续起义来对抗残酷的迫害。

　　（一）扶风郡人唐粥起兵，有众十万人，立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

　　（二）彭城（治彭城，江苏徐州市）豪帅张大彪据悬薄山，有众数万，被隋兵击破，死一万余人。

　　（三）延安郡（治肤施，陕西延安县）豪帅刘迦论自称皇王，有众十万。隋将屈突通击杀刘迦论，并杀起义军万余人，掳男女数万口。

　　（四）豪帅郑文雅、林室护等率众三万，攻破建安郡城。

　　（五）隋炀帝自辽东回洛阳，邯郸县（河北邯郸县）豪帅杨公卿率八千人，袭击隋军后队。

　　（六）豪帅司马长安攻破长平郡城（山西高平县）。六一五年，攻破西河郡城（山西汾阳县）。

　　（七）离石郡（治离石，山西离石县）匈奴人刘苗王自称天子，有众数万，与隋兵相持，不分胜败。

　　（八）汲郡（治卫，河南汲县）豪帅王德仁聚众数万，据林虑山（在河南林县境）。

　　（九）东海彭孝才攻沂水县（山东沂水县）。隋将董纯击破彭孝才军，擒彭孝才。

　　（十）齐郡孟让自长白山出击诸郡县，至盱眙（江苏盱眙县），据隋都梁宫，有众十万。隋将王世充大破孟让军，杀万余人，孟让率数十骑逃走，部众全被掳获。

　　（十一）齐郡豪帅左孝友据蹲狗山，有众十万。隋将张须陀围山，左孝友被迫出降。

　　（十二）涿郡豪帅卢明月聚众十万，屯祝阿（山东长清县）。隋将张须陀率所部勇将罗士信、秦琼等大破卢明月军。六一五年，卢明月又有众十余万，入豫州（治汝阳，河南汝南县）境。

　　民众参加起义军，大抵全家相随，部众数万或十数万，并不是都能上阵作战。例如隋兵掳获刘迦论部男女数万口，显然都是起义军的家属。民众扶老携幼，手执武器，拚出命家生命和统治者死斗，以求一线的生路，正义完全在民众一边；统治者凭借各种优势，屠杀掳掠，凶暴已极，还惟恐不够凶暴。这一年里，隋朝兵力还很强大，不少起义军受到挫折，但正如史书所说“董纯战虽屡捷，而盗贼（起义军）日滋”，说明民众是不会因战败或首领被擒被杀而停止反抗的，也说明统治阶级即使象隋炀帝那样荒淫昏乱的人作首领，对镇压民众起义还是强顽不退缩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残酷尖锐的一种斗争。

　　六一五年，隋炀帝因农民纷纷起义，户口大减，令郡、县、驿亭、村坞都修筑城池，所有民众都迁入城中居住，给城附近的田地耕种。城附近的田地为数有限，居城中将无以为生，这又驱迫一批民众不得不参加起义军。

　　（一）齐郡豪帅颜宣政聚众。隋兵击败颜宣政军，掳男女数千口。

　　（二）豪帅杨仲绪率众万余攻北平郡城（河北卢龙县），被隋兵击杀。

　　（三）上谷郡（治易，河北易县）豪帅王须拔自称漫天王。王须拔死后，亚帅魏刁儿代领部众，自号历山飞，聚众至十万，勾结突厥，攻掠燕、赵一带。六一八年，被窦建德杀死。

　　（四）淮南人张起绪聚众三万人。

　　（五）彭城人魏麒麟聚众万余人，攻鲁郡城（山东充州）。

　　（六）东海豪帅李子通有众万人，渡淮，自称楚王，攻江都。

　　（七）绛郡（治正平，山西新绎县）豪帅敬盘陀、柴保昌等聚众，与隋兵数万人攻战。隋兵烧村坞，坑杀降人，百姓怨愤，聚众愈多。

　　（八）城父（安徽亳县东南）人朱粲聚众十余万人。被称为“可达寒贼”，朱粲原是隋的“县佐吏”，又曾“从军”。聚众后自称迦楼罗王，又自称楚帝，攻掠荆、襄一带，极为残暴。

　　杨玄感起兵后，隋炀帝内心更加恐流，感到洛阳也不是安全的居地。六一六年，离开洛阳，逃往江都，沿路有人劝阻，他杀死谏者，表示顾不得再要天下，也表示隋统治实际上已经解体。在这一年里，起义军力量又有进展。

　　（一）雁门郡人翟松柏据灵丘（山西灵丘县），聚众数万人，转攻旁县。

　　（二）东海郡人卢公暹据苍山（山东临沂县东），聚众万余人。

　　（三）历山飞别部甄翟儿率众十万攻太原，隋将战败被杀。

　　（四）冯翊郡（治冯翊，陕西大荔县）人孙华聚众，自称总管。

　　（五）高凉郡通守洗珤彻（珤同宝）起兵反隋，岭南少数族人多起兵响应。

　　（六）豪帅赵万海聚众数十万人，自恒山郡（治真定，河北正定县）攻高阳县（河北高阳县）。

　　（七）安定郡（治安定，甘肃径川县）人荔非世雄据临泾县（甘肃镇原县）聚众，自称将军。

　　（八）鄱阳郡（治鄱阳，江西波阳县）人操师乞、林士弘聚众攻破豫章郡城（江西南昌市）。隋兵杀操师乞。林十弘击败隋兵，众至十余万人，自称楚皇帝，占地北起九江，南至番禹，在南方形成一个大势力。

　　（九）东郡（治白马，河南滑县）人翟让在瓦岗（在滑县境）聚众，单雄信、徐世勣等人各聚众来归附。翟让率所部入荥阳、梁二郡境，夺取汴水上公私船货物，聚众至万余人。又有豪帅王伯当等人，各在本乡聚众。李密自杨玄感失败后，流转各地，联络诸豪帅。翟让部最强，李密劝翟让灭隋取天下。翟让并无大志，辞谢不敢当。李密又劝翟让攻取洛口仓，休养兵马，待机大举。翟让听从李密的献策，引兵攻破金堤关（河南荥阳东北）和几个县城。李密设计击破隋军，杀隋大将张须陀，兵威大振。翟让使李密自立一部，号蒲山公营。李密与士卒同甘苦，号令严明，在诸豪帅中，成为一个有政治雄心的起义军首领。

　　（十）攻掠河北诸郡县的豪帅有张金称、郝孝德、孙宣雅、高士达、杨公卿等人。隋将杨善会等对抗诸豪帅，势力约略相等。隋炀帝派遣杨义臣攻张金称，张金称大败逃走，被杨善会捕杀。隋将率兵万余人攻高士达。高士达让窦建德指挥全军，击杀隋将。高士达战胜，轻视敌军，被杨义臣击杀，全军溃散。窦建德逃到平原，收集张金称、高士达残兵，自称将军。诸豪帅向来捕获隋官及士族子弟，一概杀死，窦建德不那么狭隘，因此，有些隋官敢于举城来投降。窦建德声势渐盛，兵士多至十余万人。

　　（十一）河间豪帅格谦据豆子，有众十余万，自称燕王。隋将王世充击杀格谦。格谦部将高开道收集余众，攻掠燕地郡县，军势又振。

　　在六一六年里，南方林士弘，河南李密，河北窦建德，都在本地区显出高于其他首领的力量，农民起义军有逐渐形成几个大势力的趋势。隋官也在这一年里，开始割据称雄，成为推倒隋朝的另一种势力。到六一七年，农民起义和隋官割据摧毁了隋统治，隋炀帝只好在江都等待死亡。

　　（一）杜伏威、辅公拓大破隋将陈棱军，攻据历阳郡城（安徽和县），成为江、淮间的一个大势力。

　　（二）窦建德在乐寿（河北献县）建国，自称长乐王，成为河北地区的一个大势力。

　　（三）鲁郡豪帅徐圆朗攻破东乎郡城（山东郓城县），据有鲁、琅琊（治临沂，山东临沂县）、东平三郡地，成为山东地区的一个大势力。

　　（四）卢明月自称无上王，拥众号称四十万，自河南流转到淮北。卢明月被隋将王世充击杀，部众溃散。王世充屡获战胜，在隋将中颇有声望，为后来养成割据势力准备了条件。

　　（五）李密攻破兴洛仓，又大破自洛阳出击的隋军，声威大振。翟让等推李密为主，称号魏公，军事上用行军元帅名义统率各军。远近豪帅如孟让、郝孝德、王德仁及济阴房献伯、上谷王君廓、长平李士才、淮阳魏六儿、李德谦、谯郡（治谯，安徽亳县）张迁、魏郡（治安阳，河南安阳）李文相、谯郡黑社、白社、济北张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驴贼等都来归附，众至数十万。李密各给官爵，使受行军元帅府统率。原来分散在各地的农民起义军，有李密作大首领，多少表现出统一的倾向，似乎是一个进步，可是，这种倾向实际上并不曾起着进步的作用。

　　李密筑洛口城，周围四十里，作为魏国的都城。魏将孟让夜袭洛阳外郭，烧掠丰都市，洛阳居民都迁入宫城，抵御魏军。李密招集大量豪帅，蒲山公营的纪律，对这些豪帅是没有约束力的。李密缺乏驾驭群帅的才能，也就是缺乏引导群帅遵守纪律的才能，因之，归附的豪帅愈多，李密的反隋行动愈受到牵制，最后不得不归于失败。隋大将裴仁基率兵降李密，李密使裴仁基、孟让率兵二万人袭破回洛仓，烧天津桥，纵兵大掠。当时越王杨侗留守洛阳，有兵二十余万，足以守卫城市，李密军烧掠，更使隋军守城愈益坚固。李密退归洛口，杨侗搬运回洛仓米入城，李密再取回洛，形式上逼近洛阳，实际是顿兵坚城之下，陷于被动的形势。隋炀帝令关中出兵救洛阳，有人劝李密使翟让守洛口，裴仁基守回洛，自率精兵入关，袭取长安。既得西都，号令天下，可以成大业。李密说，这确是上策。不过，我所部将帅，都是出身草莽，我一离开，他们就会互相吞并，大业更无望了。杨侗得关中援兵，大破李密军。李密逃回洛口，形成与洛阳相持的局面。

　　李密率众向洛阳，大破隋兵，又取回洛仓。隋炀帝令王世充率江淮精兵救洛阳。李密遣徐世勣率兵袭破黎阳仓，开仓赈济饥民，十天内得兵二十余万人。王世充统率各路救兵，会同洛阳兵共十余万人击洛口，与李密军夹洛水互击，各有胜败。

　　翟让残忍贪财，部属离心，对李密却还没有杀害的意图。李密怕翟让先动手，听从谗言，在宴会时杀死翟让。翟让的贪暴，即使比一般豪帅更坏些，但终究是瓦岗起事的首领，推戴李密，也显示在短时期内并无夺位的野心，李密不能感化翟让，又不能包容翟让，用阴谋杀人，只能说明李密智短量窄，不足以成大业。翟让死后，李密部属开始心怀疑惧，李密也开始妄自尊大，疏远旧将，不爱惜士卒，一时勃兴的气象转变为败亡的局面。

乙 隋官割据

　　农民起义大大削弱了隋朝廷的统治力量，一些隋官乘统治力量削弱的机会，起兵割据，称帝称王。他们都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反动势力，但在消灭隋朝这一点上，也起着不小作用。

　　隋炀帝侵高丽，以涿郡为后方，积储大量的器械资财，屯兵数万，守卫郡城。各路豪帅常来攻夺，都被罗艺击败。罗艺有了声望，六一六年，贬黜隋留守官，据有涿郡及附近诸郡，自称幽州总管，成为威振燕地的大势力。

　　六一七年，朔方郡（治岩绿，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东南）守将梁师都杀隋官，自称大丞相。勾结突厥，夺得雕阴（治上县，陕西绥德县）等郡，自称梁帝，受突厥封，称大度毗伽可汗。

　　马邑郡（治善阳，山西朔县）军官刘武周杀隋官，勾结突厥，据郡自称太守。刘武周击败隋兵，夺得汾阳宫，受突厥封，称定杨可汗，又自称皇帝。

　　军士郭子和被流放到榆林郡（治榆林，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郭子和袭杀隋官，自称永乐王。勾结突厥，受封为屋利设。

　　金城郡（治金城，甘肃兰州市）军官薛举逐隋官，据陇西全境，自称秦帝，成为西北地区的一个大势力。

　　武威郡（治姑臧，甘肃武威县）军官李轨逐隋官，据有河西五郡地，自称河西大凉王。

　　巴陵郡（治巴陵，湖南岳阳县）军官董景珍等推梁后裔萧铣为主。萧铣据巴陵郡，自称梁王。六一八年，称梁帝，都江陵，梁地扩大到岭南，有兵四十余万，成为一个大势力。

　　自梁师都至萧铣，都在六一七年起兵割据，创立唐朝的李渊，也在这一年起兵夺得长安，隋朝势力只剩下江都、洛阳两个据点，隋官就在据点里发生变乱，使隋朝完全覆没。

　　六一八年，李密率众三十万，据北邙山，逼近洛阳城门，王世充不敢出战。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都使人奉表劝进，请李密称皇帝。李密说，东都还没有攻下，不可以议这件事。实际上李密并无攻取洛阳的实力，虽然声势盛大，所处地位却是被动的。但李密还在等待洛阳的来降，甚至不惜投降越王杨侗（隋皇泰帝），以求进入洛阳城。杨玄感不能入城，想在城外称帝；李密也不能入城，想入城以后称帝，两人对必然无成的形势同样缺乏认识，因之也只能得到同样的后果。

　　隋炀帝无法收拾时局，逃到江都后，愈益荒淫无度。宫中立百余房，各居美女多人，每日一房轮流做主人，隋炀帝与萧后等率侍女千余人就房饮酒，杯不离口，昼夜昏醉。他心里发慌，常对萧后说，“外面大有人图侬（我），且不管他，快乐饮酒吧！”有一次，他取镜照面，对萧后说，“好头颈，不知该谁来斩它！”萧后惊问缘故，他强笑道，“贵贱苦乐，没有一定，斩头也不算什么！”当然，他是不肯束手等死的，六一八年，想迁都丹阳（江苏南京市），令民众给他修筑宫室。当时江都粮竭，随从卫士多关中人，谋逃归乡里。右屯卫将军字文化及等隋官煽动卫士，得数万人，攻入宫中。隋炀帝换服装逃到西阁，被隋叛官捕获。叛官们拔刀监视，隋炀帝问，我犯什么罪？叛官们说，你轻动干戈，游玩不息，穷奢极侈，荒淫无度，专任奸邪，拒听忠言，使得丁壮死在战场，女弱填入沟壑，万民失业，变乱四起，你还说什么无罪！隋炀帝说，我实在对不起百姓，至于你们，跟着我享尽富贵荣华，我没有对不起你们。今天的事，为首是谁？叛官们说，全国同怨，何止一人。隋炀帝承认对不起百姓，还算是临死时认了罪。他要求饮毒酒自杀，叛官们不许。隋炀帝怕刀杀，自解巾带给叛官们，这个“罄（用尽）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李密宣布隋炀帝十大罪状檄中语）的民贼隋炀帝就这样被缢杀了。东都留守越王杨侗在洛阳称皇帝，改元皇泰。

　　宇文化及占据六宫，淫侈生活同隋炀帝一样。他率兵十余万，说要回长安。沿路夺民间船只车牛，载运宫女珍宝，令兵士负武器重物步行，路远困疲，怨声载道。宇文化及军行至巩县，被李密阻击，改道走滑台（河南滑县），声称要攻取东都。宇文化及北攻黎阳，想夺取黎阳仓。李密杀翟让后，疏远旧将帅，不愿徐世散在左右，使出守黎阳。徐世勣兵少，放弃黎阳，专守仓城。宇文化及要进关，总得和唐朝作战，要取东都，也得和隋皇泰帝作战。李密不知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却替东都和关中阻击宇文化及。黎阳被攻，不得不救，敌军兵力都压到自己身上来了。李密率精兵二万到黎阳救徐世勣，怕东都兵攻后路。隋皇泰帝怕宇文化及战胜李密，再来攻东都，使人招降李密，允许李密入朝后执掌文武大权。李密面对强敌正在为难，竟放弃起义军的旗帜，投降了隋皇泰帝。他采取这种最下策，无非是想借入朝名义进入洛阳城，实行入城后称帝的计谋。李密降隋，自以为无后顾之忧，引全部精兵与宇文化及大战。宇文化及战败，率残部二万人逃到魏县（河北大名县西南），自称皇帝，国号许。六一九年，被窦建德杀死。李密击败宇文化及，就回到洛口城，准备入朝。王世充先在洛阳城内发动政变，夺得皇泰帝的全部权力，李密不敢入朝，最下策也就落了空。

　　李密与旧将帅间相互猜疑不一心，这是最大的弱点。黎阳战后，精兵损失极重；错误地估计王世充作乱，内部分裂，东都早晚可以取得，愈益骄做自满；李密失败的时机完全成熟了。王世充抱着死里求生的决心，率精兵二万余人，攻击李密军，李密军大溃败，旧将帅单雄信等叛变，投降王世充。李密无路可走，只得率残部二万人投奔唐朝，其余将帅和州县官多归附王世充。李密来到唐朝，嫌待遇不够优异，与王伯当出关谋叛变，被唐朝杀死。李密凭借洛口仓米，聚众将近百万，以为人多势盛，就足以成大事。他并不知如何用众，也不知如何用兵，更不知如何用将，尤不知自己如何做人。他从农民领袖变成隋的降臣，又变成唐的叛臣，军事上的失败结合政治上的失败，使李密成为不值得同情的失败者。他的失败，为唐朝增加了优势，同时，也为王世充造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王世充战胜李密，兵力大增，六一九年，废隋皇泰帝，自称皇帝，国号郑。

二 兼并时期

　　西魏字文泰创府兵制，最高军官有八柱国，其次有十二大将军。八柱国中李弼、李虎、赵贵，十二大将军中李远、杨忠、王雄，都说是汉族人。杨忠子杨坚做了隋皇帝。三家姓李的人门阀贵盛，李姓代杨姓，在当时是可能有这种想法的。隋场帝时，有术士造“李氏当为天于”的文谶语。又有李玄英造民谣，说李密该做皇帝。李粥的曾孙李密受翟让等豪帅推戴，谶语也是一个原因。李虎的孙儿李渊建立唐朝，招收许多降人，谶语也起了一些作用。当然，决定成败的关键在于军事上政治上的处置是否得当，李渊正是处置得当的成功者。

　　李渊袭封唐国公。六一三年，任弘化郡（治合水，甘肃合水县）留守，有权征发附近十三郡兵士。六一五年，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有权选用郡县文武官。六一六年，任太原留守。他三次做地方长官，特别是做军事重镇的太原留守，很有利于起兵反隋。六一七年，李渊从次子李世民计，起兵攻长安。当时关中隋兵出关援东都，关中空虚，李密不敢乘虚率精兵入关，却给李渊得到入关的好机会。李渊与突厥始毕可汗讲和，免除了后顾之忧，开仓赈济贫民，取得了民众的同情。李渊自称大将军，使长子李建成统率左军，次子李世民统率右军，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李渊率左右军自太原出发，派人四出招降隋郡县官和各地豪帅，主力军一直前进，自河东郡城（山西永济县）渡河至朝邑（陕西朝邑县），分兵为两路。李建成左军据永丰仓，守潼关防东方兵入关。事实上李密与东都兵相持不决，谁也没有力量顾及关中，但在李渊方面，这一部署却很重要，因为据有永丰仓就可以供给大军的粮食。李世民右军经略渭北，招集兵卒多至二十余万人，一举攻入长安城。李渊预定的计划是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西都留守代王杨侑（音右yòu）为皇帝（隋恭帝）， 入城后实行这个计划。李渊本是隋臣，公开反隋，就会给敌对势力以讨叛的借口，用太上皇名义取消隋炀帝的地位，用隋恭帝名义招降隋官，设计是很巧的。更重要的措施是入城后与民众约法十二条，废除隋一切苛禁，这样，关中民众归附李渊，唐政权取得了真实的基础。六一八年，隋炀帝死，李渊也就废隋恭帝，自立为皇帝（唐高祖），建都长安，成立了盛大的唐朝。

　　这个新朝代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兼并来求得全国的统一。在兼并战争中，李世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满二十岁的英俊少年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是唐朝的实际创造者。

　　当时唐朝的四周，存在着许多敌对势力和无所属的游离势力（包括各地豪帅），这就需要军事力量和政治方法相辅为用，唐朝用宽容态度来招降游离势力，用严峻态度来消灭敌对势力，很快地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下面列举一些重要的敌对势力和游离势力。

　　薛举——六一七年，薛举称秦帝后，都兰州，又迁都天水，据陇西全境，有兵号称三十万。唐高祖初得长安，薛举使子薛仁杲攻扶风，被李世民击败。六一八年，薛举攻高坡城（陕西长武县北），李世民兵大败。薛举乘胜将进攻长安，得病死去。薛仁果据折坡城（墌音支zhī甘肃泾川县东北）继续攻唐。李世民在高坡城外大破薛仁杲军，进攻折坡城，薛仁果穷蹙，开门出降，陇西并入唐境。

　　李轨——都姑臧，六一八年，自称凉帝。六一九年，唐灭凉，河西五郡并入唐境。

　　刘武周——据雁门、楼烦（治静乐，山西静乐县）、定襄（治大利，内蒙古清水河县境）等郡，自称皇帝。六一九年，击败唐兵，李元吉弃太原逃归长安。刘武周兵势达夏县、蒲坂县（即河东县），关中震骇。唐高祖准备放弃黄河以东土地，专守蒲津关以西，保卫关中。李世民说，太原重镇，是国家的根本；河东殷富，是京城的财源，决不可放弃，愿得精兵三万，收复并州。唐高祖使李世民率兵自龙门（陕西韩城县境）渡河，进击刘武周军。经多次大战，六二○年，刘武周大败，逃入突厥，被突厥杀死。唐收复并州。

　　薛举、李轨、刘武周都是唐的近敌，薛举、刘武周依附突厥，尤为强悍，唐消灭三个割据者，关中形势得以稳固，有力量出关争取天下。

　　王世充——李密败后，文武官员及所属郡县多降附王世充。王世充成为河南最强大的割据势力。

　　窦建德——六一八年，窦建德自称夏国王。六一九年，声称为隋朝报仇，攻破聊城，杀字文化及。又与王世充结好，派人到洛阳朝见隋皇泰帝。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反隋的意志逐渐消失，虽然还不象李密那样完全放下起义的旗帜，但也已经放下了一半，面对日益兴盛的唐朝，前途是可想见的了。李密降唐，徐世勣据黎阳，也随着降唐，唐高祖重视他的来降，赐姓李。李世勣（唐太宗时改名李勣）出仓米援助唐将李神通经略山东，唐取得许多州县。窦建德攻取唐洺州城（河北永年县），作为都城。隋皇泰帝被废，窦建德才自称皇帝，表示自己是隋的继承者。窦建德南下攻破相州城（河南安阳县），又攻破黎阳，李神通、同安公主（唐高祖妹）、魏征、李世勣等都被俘获。窦建德仍令李世勣守黎阳（李世动不久逃归长安），自己回到洛州。六二○年，窦建德出兵北攻唐幽州（治蓟，北京市），不下。但幽州以南唐州县都已被窦建德夺去，夏成为河北地区的大国。窦建德在国境内还有些政治措施，对部将也还能诚信相结，比隋末所有起义军官领，他应是最有器局的一人。不过，他的器局是有限的，称帝以后，骄气滋长起来，听信谗言，杀大将王伏宝，又杀谏臣宋正本，文武官不敢再说不同见解的话，他就这样予智予雄地走上败亡的道路。

　　六二○年，李世民出关击王世充，大军屯北邙山，连营逼洛阳。王世充所属河南州县，相继降唐，王世充困坐洛阳城，遣使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想和王世充合力击败唐兵，乘机灭王世充，再击唐取天下。他自以为这是上策。六二一年，窦建德在曹州（山东曹县）击破孟海公军，即率本部兵及孟海公、徐圆朗所部，共十余万人，号称三十万，进军至成皋（河南荥阳县汜水镇）。李世民使李元吉围洛阳，自率精锐三千五百人阻击窦建德军。窦建德被阻不能前进，军心危骇，将帅以下都想回洛州。谋臣凌敬劝窦建德改道进攻上党（山西长治县），使唐兵还救关中，洛阳围可不战自解。窦建德不听。窦建德妻曹氏也说凌敬的献策可用。窦建德说，你妇人知道什么！我难道怕敌兵！虚骄的窦建德督率着人心思归的大军，布阵长二十里，鼓噪前逼唐阵。李世民望见对诸将说，这是无纪律的兵，我坚守不出，过了午时，就可以一击成功。窦建德军列阵，自辰时至午时，不得接战，士卒饥疲，都坐下争着饮水。李世民出兵猛击，窦建德军大溃，窦建德受伤被擒。曹氏率数百骑逃回洺州，解散余众，率官员裴矩等降唐。李世民回军至洛阳城下，王世充绝望，率群臣二千余人到军门投降。李世民杀罪恶尤大的单雄信、朱粲等十余人。朱粲是极端残忍，捉人当军粮的野兽，被民众聚攻，投奔王世充。斩首后，洛阳民众争投瓦砾击他的尸体，顷刻成一个大堆。

　　唐高祖杀窦建德、孟海公，免王世充死。王世充在囚禁处被人杀死。

　　李世民一战消灭夏、郑两大国，黄河南北广大地区都成为唐境，唐朝的统一事业基本上完成了。现在要继续进行的是消灭较小的敌对势力。

　　刘黑闼（音踏tà）——六二一年，窦建德残众推刘黑闼为主，起兵反唐，杀唐魏州刺史和贝州刺史，残众纷起响应。刘黑阈勇决善战，击败李神通军，又大破李世勣军，半年间，唐所得夏国旧州县都彼刘黑闼占有。刘黑闼勾结突厥，又得兖州（山东兖州）豪帅徐圆朗的援助，兵势甚盛。六二二年，在洺州自称汉东王。唐高祖使李世民、李元吉率军击刘黑闼。李世民收复相州，进军至肥乡县（河北肥乡县），沿洺水列阵逼洺州城。刘黑闼率精兵二万人渡洺水攻唐阵，两军自午时至黄昏，都死斗不退，最后刘黑闼军大溃。刘黑闼逃奔突厥，引突厥兵入寇。这时候李世民已回长安，河北唐守兵屡败，十来天刘黑闼就取得旧地全部，又在洺州建都。唐高祖使李建成、李元吉往击。六二三年，刘黑闼大败逃走，被唐兵擒获杀死。窦建德残部在连年战争中多半死去，河北地区才确实稳定下来。

　　高开道——本是格谦部将。格谦被隋兵击灭，高开道率残兵数百人攻掠州县，兵势又盛。六一八年，夺得北平（治卢龙，河北卢龙县）、渔阳（治无终，河北蓟县）两郡，自称燕王，都渔阳。高开道勾结突厥，四出攻掠，残害民众。六二四年，部将张金树杀高开道，举地降唐。

　　徐圆朗——李密败后，徐圆朗降唐，受封为鲁国公，任兖州总管。刘黑闼起兵，徐圆朗自称鲁王，助刘黑闼反唐。六二三年，刘黑闼败死，徐圆朗穷蹙，弃曹州城逃走，路上被“野人’杀死，所谓“野人”，就是乡村农民。割据者平时对农民剥削压迫，是不顾农民死活的，一朝失众逃命，只要被农民发觉，也决不会饶他这条虎狼之命，这叫做正义的报复。

　　刘黑闼、高开道、徐圆朗被消灭，唐统治在河北、山东一带确立了。剩下江、淮问和长江以南地区的割据势力，唐用较小兵力先后予以扫除。

　　萧铣——六一八年，在巴陵称梁帝，迁都江陵，出兵谋攻夺唐巴、蜀地。六一九年，唐高祖使李靖至夔州（四川奉节县）规取梁国。六二○年，梁国内乱，将帅离心，萧铣使诸将率兵到各地经营农业，只留卫兵数千人守江陵。六二一年，唐灭夏、郑二国后，使李孝恭、李靖率军自豪州顺流而下，围江陵城。萧铣外无救兵，只好开门出降，梁境全为唐所有。

　　林士弘——六一七年，林士弘在虔州城（江西赣州市）自称楚帝。六二二年，唐灭林士弘的楚国。

　　杜伏威、辅公祏——杜伏威击败隋将陈棱，据历阳，自称总管。六一八年，移居丹阳，上表隋皇泰帝，得封为楚王，任东道大总管。李世民围洛阳，使人招降杜伏威，杜伏威降唐，受封为吴王，任江、淮以南安抚大使。六二一年，杜伏威据有淮南、江南的土地，成南方强国。李世民击败刘黑闼，杜伏威怕唐威力，六二二年，使辅公祏留守丹阳，自请入朝，被留在长安。六二三年，辅公祏起兵反唐，在丹阳自称宋帝。辅公祏割据称雄，阻挠统一，违反广大民众的愿望。唐杀杜伏威，使大将李孝恭、李靖、李世勣等分路进攻。六二四年，辅公祏弃丹阳出走，被“野人”捕获，送唐营斩首。淮南、江南全入唐境。

　　最后，北方边境上还有一个割据势力，那就是最可耻的梁师都。

　　梁师都——据朔方等郡，完全依赖突厥的援助来作乱。六二八年，突厥衰乱，唐兵击败突厥兵，梁师都穷蹙，被部属杀死。唐取朔方城。

　　经过一场大混战，割据势力方面，有些降唐，有些被唐消灭。农民起义军方面，有些被隋战败，有些自相吞并，有些投降唐朝，有些被唐击灭。祸首隋炀帝所引起的这场大混战，破坏力表现得非常强烈。农民起义的领导权落在豪帅手中，李密、窦建德等人又不能起较大的领导作用，结果是割据势力占了优势，混乱的局面更显得严重了。不过，农民起义终于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使得唐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改善，农民付出的代价固然不小，但终究产生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 隋朝的文化

　　隋朝是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合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朝代。由于长江流域有相当发展的文化，南北互相补充，出现比南北朝较高的文化，隋朝虽然短促，有些文化上的成就却是值得重视的。

一 佛道儒三教

　　佛、道是宗教，儒是汉族士人传统的礼教，佛、道与儒性质有别，但统治阶级利用佛、道、儒从各个方面来影响人的思想，都含有教化的意义，因之，自南北朝以来，统称为三教。

甲 佛教

　　周武帝灭佛后，五七九年，周宣帝取消禁令。五八○年，隋文帝执周政，进一步恢复佛、道二教，令旧时沙门、道士重新入寺观传教。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令民人任便出家，并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佛教因此大行。他为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写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旧经四百部。民间流通的佛经，比儒经多数十百倍。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又置翻经馆，连隋文帝时所译，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佛教在隋、唐两朝，达到极盛阶段，隋是这一阶段的开始。关于隋朝的佛教哲学和艺术，将和唐朝佛教合并叙述，这里只说佛书翻译从初期到成熟期的经过。

　　通过佛书的翻译，天竺和其他诸佛教国的大部分著作，介绍到中国来了，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界。没有东汉以后大量佛书的输入，就不会有隋、唐以后内容革新的中国哲学。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是佛教的吸收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隋、唐两朝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翻译退居次要地位。显然，翻译西方各种不同学说的经典，正为中国佛教创立宗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翻译质量的逐步提高，是和翻译经验的长期积累相联系的。在初期，采取直译法；在成熟期，采取意译法。隋时释彦琮总结了翻译经验，明确地指出翻译的基本规律，直到今天，看来还是值得译家重视的规律。

直 译 派

　　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据佛教徒传说是摄摩腾、竺法兰（二人都是中天竺人，东汉初到中国）共译的《四十二章经》一卷。《四十二章经》约二千余字，仿《论语》体裁，用典雅的文辞总摄佛学要旨，当是佛教徒的一种著述，托名翻译，并非实有原本。

　　外国僧人来中国，首先要学汉人语言，这已是很难的事，学汉人文字当然更困难。因此，开始传教，只能口说一些大意，不能译成文字。后来佛教信徒渐多，有人学习外国语言，这样，译经成为可能了。汉桓帝时，安清（字世高，安息国人）来洛阳，前后二十多年，译出三十余部经。译法是安清口说，汉人严浮调笔录。译家称安清译本“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群译之首”。与安清同时有支谶（月支国人），也在洛阳译经。支谶口说，汉人孟福笔录，所出经十部，被称为深得本旨，不加文饰。安清、支谶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家，严浮调、孟福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助手。他们首创了弃文存质（本旨），保存经意，照原本直译的方法，因而为后来译家所遵守，一人口说，一人笔录，也成为译经的定式。

　　三国时期，孙吴兴佛教，支谦、康僧会在吴国译经，力求汉化，文辞美巧，固然纠正了前人出经的朴质，但也失去了译书务求信实的原则。一般译经家仍认直译为正体。西晋初，竺法护精通汉语（支法护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出家从外国僧竺高座学佛，改姓竺），随帅至西域，通外国语言三十六种，搜集大批经本归国，在长安译出经典一百数十部。竺法护口说，弟子聂承远等人笔录，虽然译文还是“不辩妙婉显”，比先前不甚通汉语的胡僧所译，却已有显著的改进。

　　石勒、石虎信奉佛图澄，佛教在后赵境内大行。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人物。释道安注释安清所译的禅学，精研支谶所译的般若学，表扬竺法护所译的大乘学，实是东汉以来最大的佛教学者，晚年居长安，大为荷坚所尊信。他和秘书郎赵整极力提倡译经，因而长安成为译经的中心地。

　　赵整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较有组织地进行翻译工作。例如译《阿毗昙毗婆沙经》，请僧伽跋澄（西域人）口诵经文，昙摩难提（西域人）笔录为梵文，佛图罗刹（不知何国人，精通汉语）宣译（译成汉语），智敏（汉人）笔录为汉文。又如译《婆须密经》，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诵梵本，竺佛念（汉人）宣译，惠嵩笔录。口说与笔录之间增加宣译人，是译事的一个进步。译出诸经，释道安亲为校定，并作序说明译经缘起，态度是非常慎重的。

　　直译派主张译人只须变梵语为汉语，不得有所改易。赵整戒译人说，因为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译，如果遗失原有意义，译人该负责任。凡是赵整指导的译本，不许有多余的话，也不许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本直译。释道安也说，凡是流畅不烦的译本，都是掺了水的葡萄酒。他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张，比赵整的完全直译，已有不小的变通。“五失本”（翻译时丧失梵文本来面目，有五种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语倒置，译时必须改从汉文法；

　　（2）梵经朴质，汉文华美（魏、晋以来，正是骈体文盛行时期），为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润饰；（3）梵经同一意义，往往反复至三四次，不嫌烦杂，译时不得不删削；（4）梵语结束处，要把前语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不得不删去；

　　（5）梵文说一事，话已说完，将说别一事，又把已说的事，重说一遍，才说到别一事，译时必须删去。“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现代语翻古代语，难得惬当；

　　（2）古圣精微的哲理，后世浅学难得契合；

　　（3）阿难等出经，非常审慎，后人随意翻译，难得正确。“五失本”是要求译文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格，“三不易”是要求译人尽可能忠实于译事，在释道安指导下，直译法已达到止境。旧译经典，文句难懂，所谓“每至滞句，首尾隐没”，就是遇到难懂的文句，前后意义便不能贯穿。释道安为此费了“寻文比句”的功夫，前后比较，以求意义所在。他亲自校定的译本，自然比旧译有所改善，可是，释道安死后，在洛阳译经的释法和说：释道安所出经、律，凡一百多万字，都违失本旨，文不合实，原因是外国僧人汉语欠好，说话总嫌模糊。其实赵整、释道安主持译事，宣译人都精通汉语，所谓说话模糊，原因不在汉语欠好而在于直译。汉、梵语言，相隔甚远，强使汉语切合梵语，势必发生格碍。要纠正这个弊病，只能放弃直译法，改用意译法。

意 译 派

　　龟兹国人鸠摩罗什，父天竺人，母龟兹人，七岁出家学小乘经，十二岁以后，改学大乘经，游历诸国，访求名师，博学多闻，幼年便成西域诸佛教国公认的大师。三八四年，苻坚遣大将吕光灭龟兹国，鸠摩罗什时年四十一岁，随吕光军东来。三八五年，吕光据凉州立后凉国。鸠摩罗什留凉州十七年，学汉语言文字。四○一年，后秦姚兴灭后凉，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尊为国师，使在国立译场逍遥园大兴译事。

　　鸠摩罗什本身具备着佛学精湛、擅长汉文两个基本条件，又得姚兴的尊信和释道安门下众多名僧的辅助，在他主持下的佛经翻译事业，大大前进了一步。鸠摩罗什是在“五失本”、“三不易”的意义上创立意译派的，与支谦、康僧会那种放弃信实原则的意译性质不同。他深知翻译事业的艰难，与僧叡（同睿ruì）论西方辞体时说，天竺辞体华美，佛经中偈颂，都是合音乐的歌辞。但译梵为汉，美处全失，虽保存大意，辞体却很不相类，好比嚼饭给别人吃，不只是无味，乃是使人呕吐恶心。他对译事有这样的理解，因此，在长安十余年专力翻译，务求精切，以补救翻译的根本弱点。他临死时发誓说，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译经的态度非常忠实和严谨。

　　鸠摩罗什译经，手执梵本，口宣汉言，宣出的义旨，要经过义证，就是要经过名僧数百人或二三千人的详细讨论，才写成初稿。译本用字也极为审慎，胡本（西域诸国文）有误，用梵本校正；汉言有疑，用训诂定字。全书译成，还要经过总勘，就是要复校全书，确实首尾通畅，才作为定本。鸠摩罗什译出诸经及诸论凡三百余卷，一说译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晋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罗什以前译本，称旧经或古经）。后世流通的经典，大抵是东晋以后和隋、唐译本，鸠摩罗什创意译派，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自鸠摩罗什创意译派，译经事业达到成熟阶段。继起的著名译家，遵循成规，益求精进，到隋、唐，译事的成熟程度和译场的精密组织都达到高峰。

　　鸠摩罗什以后，东晋和南北朝著名译家有：

　　晋法显——三九九年，法显为求戒律，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中天竺，又至师子国，收集大批戒律。附商船归国，四一二年，到青州（治益都，山东益都县）。四一三年，到建康。法显译出戒律七部，又叙述游历三十余国的行程和见闻，成《佛国记》一卷。

　　宋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四三五年，自海路到广州。宋文帝遣使官迎至建康，在建康、荆州两地，译出经典一百余卷。

　　梁、陈时真谛——扶南国人。在广州、建康等地译出经论二百余卷，开法相唯识学的门径。真谛带来大量经本，译出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北凉昙无谶——中天竺人。沮渠蒙逊兴佛教，四二一年前后，昙无微在北凉译出大乘经十一部。

　　北朝菩提流支——北天竺人。菩提流支译出经论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被称为“译经之元匠”。

　　以上列诸人为代表的众多译家，所在地南北不同，所译经流派不同，但在翻译体制上采用意译法却是一致的，鸠摩罗什创始的功绩于此可见。隋时释彦琮作《辩正论》，主张译经必须依据梵本，说梵本虽然也有错误，但比西域诸国所传本还是可靠些（“语梵虽讹，比胡犹别”）。他推崇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见解，认为“洞入幽微，能究深隐”。《辩正论》批评译人得失，总结翻译经验，提出“八备”，就是说，具备下列八个条件，才能做好翻译工作。八备是：

　　（一）诚心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

　　（二）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

　　（三）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

　　（四）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旁涉坟史，工缀典同，不过鲁拙”）。

　　（五）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

　　（六）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耽于道术，猎于名利，不欲高炫”）。

　　（七）精通梵文，熟习正确的翻译法，不失梵本所载的义理（“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

　　（八）兼通中国训沽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

　　释彦琮擅长梵文，自称为通梵沙门，住京师大兴善寺，掌管翻译，前后译经二十三部，一百余卷，被称为翻经大德彦琮法师。《辩正论》所指八备，确是经验的总括，并非出于苛求，也说明作为一个胜任的翻译家，如何难能而可贵。

乙 道教

　　尽管道教在争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统治阶级对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采取调和态度的，不仅道、佛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与儒学也可以调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不赞成梁武帝重佛轻道，在所作《茅山长沙馆碑》里却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齐名士张融遗嘱，要家人给他左手拿《孝经》、《老子》，右手拿《小品法华经》。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遗嘱要尸体著道士冠服，上面覆盖大袈裟；明器有车马（汉人旧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门中作法事，道人在左边，道士在右边。他们要求的饰终仪式，正反映对三教的调和思想。隋文帝依据这种传统思想，表示三教并重，实际是重佛轻道尤轻儒。隋场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他想从道士得到长生药，令道士播诞炼金丹，六年不成。他责问潘诞。潘诞说，要有童男女胆汁骨髓各三斛六斗，可以炼成。他听了发怒，杀潘诞。隋炀帝是暴君，妖道比暴君更凶暴，信道教求长生，自然会遇到这些妖道。

丙 儒学

　　《隋书·儒林传》论儒学的衰落，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必鄙俗。原因是“古（指汉、魏）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保守）于所习（儒学）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儒林传》所谓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是指南北朝以来儒学的一般情形，隋朝尤为突出。南北朝儒学流派不同，说经各有义例。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五百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好久不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到唐初，朝廷制定《五经正义》，南北经说才归统一，儒生算是又有了一条明经科的出路。

　　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会，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悼也因计较束脩，声名不佳。《儒林传》所谓巨儒必鄙俗，二刘就是那些巨儒的代表人物。

　　三教中儒地位最低，到隋文帝晚年，儒和佛、道相差愈远。六○○年，隋文帝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表示对两教的崇敬。六○一年，隋文帝借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不久，改称为太学）一处，学生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就在下诏书的一天，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样公开助佛反儒，自然要引起儒生的反感。隋炀帝恢复学校，但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生徒很多参加农民起义军（刘炫河间人，窦建德在河间一带活动，儒生当是参加窦建德军），足以说明儒生与朝廷的夫系。隋文帝晚年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别一个宗教来，得到的结果更坏。这给唐朝提供了新经验，知道三教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同时并存，备有它的用处，想反掉任何一个都对朝廷不利。

二 文学、史学

　　南北文风不同，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方文学讲究质朴切实用。北魏末年，南朝文学已在北方流行，历齐、周到隋，大批南朝文士迁移到北方，以南朝文学为标准，统一了整个文学部门。五八四年，隋文帝下诏书，要“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一个州刺史因表文华艳，被革官治罪。李谔上书请正文体，说州县选取吏职，保举人才，只凭所作诗文是否美丽，不管道德和儒学，这都是从江南传来的弊俗，必须严令禁止。隋文帝、李谔想提倡北方文风来阻遏南朝文学的潮流是不能有效的，到隋炀帝时，设进士科，朝廷也凭文才秀美来取士，诗赋成为正式的利禄之路。

　　隋炀帝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隋炀帝是一个文学家，每作诗文，都要南朝名士庚自直评议，修改再三，才发表出来，可见他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者。隋朝南北著名文士，总数不过十余人，其中并无特出的作者。这是因为南朝新体文学（主要是律诗）的创造时期在梁朝，陈因袭梁文体，缺乏创造性，隋又因袭陈文体，更着重在模拟。除了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是完成律体诗中七律一体的创作，余人所作诗文，无非是梁、陈的余波，说不上有什么新成就。隋炀帝提倡的作用，在于确定南朝文学的正统地位，使唐文学顺着这个潮流得到大发展。

　　杜正藏著《文章体式》一书，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学，大为后进文士所宝贵，号为“文轨”。高丽、百济也学习杜书，称为《杜家新书》。南朝文学流行在北方，也流行到外国，影响甚大。凡是新事物都有不可阻遏的发展前途，南朝新体文学正是这样的一个新事物。

　　五九三年，隋文帝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史记》以下，史书都由私家撰述，凡是能够传世的，质量总比较优良。但也有短处，就是私家受条件限制，不容易利用史官所藏典章制度，撰述志书。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隋文帝禁止私史以后，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官修史固然难免考订较疏，隐讳较多等弊病，但也有长处。从唐朝起，朝廷照例立史馆为前朝修史。史馆有大臣任监修，所选史官都是一时名手，搜集参考文书也较便利，因此官修史能够保证完成，并按各种应有的体例保存大量史料。如果说，西汉以后修史是私人自发的事业，那末，隋以后成为朝廷有组织的事业了。

三 几门有成绩的学问

　　有关学术的若干部门，因南北统一，得以推进一步。音韵学、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与南北朝相比，隋朝显然进入了较高的阶段。

音 韵 学

　　音韵学开始于东汉末年，当时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学理的启示，创反切法来注字音。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一般认孙炎为反切的创始人。此后愈益流行，双声叠韵的研究也随着前进。三国时魏李登作《声类》十卷，分众字为宫、商、角、徵、羽五声，不分立韵部。西晋吕静作《韵集》五卷，按宫、商、角、徵、羽分卷，始立韵部。东晋以后，南北文士（主要是南朝文士）由于文学上应用声律，深研音韵之学，属于这一类的著作，自《声类》、《韵集》以下多至数十种，其中周颙《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最为著称。《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音韵锋出”，就是指这一类著作。《音辞篇》说：“这些音韵书，都杂有土音，各是其是，互相非笑，莫衷一是。应该用帝王都邑地的语言参校地方语言，再考核古今语言的变迁，订定标准语言，来保存正音，排除上音。南方的金陵，北方的洛阳，语音比较近正，也各有缺点。南方语音清切，但病在浮浅，辞多鄙俗；北方语音质直，辞多古语，但病在重浊。大抵南方语言士大夫说得好（南方士大夫的祖先，西晋末从洛阳一带迁去），北方语言普通民众说得好。如果南方士大夫和民众互换服装，听他们说几句话就可以分别出来，隔着墙听北方士大夫和民众讲话，听一天也难得分清。还有一种弊病，就是南方语言夹杂吴、越土音，北方语言夹杂非汉族人语言。”颜之推非常重视正音，他说，“我家儿女，从幼年起，便教他们学正确的语音，说错一个字，是我的责任。一事一物，该怎样说，不经过查考，我不敢随意说。”颜之推出身南方士族，又久居北方，精研南北古今语音的得失，对校正语音，采取如此认真的态度，他在音韵学上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是可以理解的。

　　隋文帝开皇初年，颜之椎、萧该、刘臻、魏渊等八人和陆词（字法言）讨论音韵学，大家都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吕静以下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各有错误。南方文士用韵与北方又有不同。陆法言等商量南北的是非，古今的同异，多数由颜之椎、萧该作决定。陆法言记录诸人议论的要旨，再经本人多年的斟酌，六○一年，制成《切韵》五卷。长孙讷言说“此制酌古沿今，无以加也。”这句话可以作《切韵》的定评。

　　《切韵》是综合古今南北多种语音、吸收前人韵书所有长处的一部巨著。自从《切韵》行世，前人所作韵书陆续亡扶，后人无论考古音、作诗文，必须奉《切韵》为典范。唐孙愐（音免miǎn）的《唐韵》，北宋陈彭年的《广韵》以及其他韵书，都是源出于《切韵》而有所因革。《广韵》后出，比《切韵》《唐韵》更加精密，因而代替了《切韵》和《唐韵》，但《切韵》为音韵学奠定基础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秦朝，小篆统一了文字的形体，在隋朝，《切韵》统一了书面的声韵，对国家的统一事业，都是一种重大的贡献。汉族文字语言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两次大进步，到现时，正在准备实现第三次大进步。那就是积极推行普通话和逐渐完成文字的改革工作，这对统一事业的贡献，当然将以不可比拟的高度，超越历史上的两次大进步。

目 录 学

　　西汉以后书籍分类，基本上有七分和四分两种分类法。《隋书·经籍志》采用四分法，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直到清朝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体例相沿不变。

　　六分法——西汉刘欲作《七略》，分群书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类），另一略称为《辑略》，是六略的总叙和总目，列在六略的前面。东汉班固依据《七略》作《汉书·艺文志》，也分群书为六略，共有书三万三千九十卷。

　　四分法——三国时魏郑默撰《中经》。西晋荀勗（音序xù）依据《中经》更撰《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一）甲部（六艺及小学诸书）；

　　（二）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四部共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又附有佛经书簿，不在四部之内。

　　南朝，宋谢灵运撰《四部目录》，共有书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南朝，齐王亮、谢朏（音斐fěi）撰《四部书目》，共有书一万八千一十卷。

　　梁任昉、殷钧撰《四部书目录》。梁武帝聚书文德殿，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令刘孝标撰《文德殿四部目录》，又令祖暅（音宣xuān）别撰《术数书目录》，统称为《五部目录》。

　　七分法——宋王俭撰《七志》：（一）《经典志》（六艺、小学、史记、杂传）；

　　（二）《诸子志》（古今诸子）；

　　（三）《文翰志》（诗赋）；

　　（四）《军书志》（兵书）；（五）《阴阳志》（阴阳图纬）；（六）《术艺志》（方技）；（七）《图谱志》（地域及图书）。另附道、佛两教书，连《七志》共合九条。

　　梁阮孝绪撰《七录》：（一）《经典录》（六艺）；（二）《记传录》（史传）；

　　（三）《子兵录》（子书、兵书）；（四）《文集录》（诗赋）；（五）《技术录》（术数）；（六）《佛录》；（七）《道录》。

　　西汉史书有限，可以附见《六艺略》（如《太史公》百三十篇入　　《春秋》）。战国以来，兵书、术数、方技三类多有专家著述，篇数不少，自立一略，也还符合实情。《七略·艺文志》分群书为六大类，在当时是适宜的。东汉以后，史书数量大增，兵书、术数、方技和西汉以前对比，兵书少有新著，旧著又多亡扶，术数方技书多是鄙悖浅说，不值得纪录。《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使史书独立成丙部，术数（包括方技）归并在乙部，从实际应用来看，四分法显然比六分法合用。西晋时佛教译书不过千卷，佛徒还没有撰造专门目录，《新簿》使佛书附见在四部的后面，不失为一种适时的处置。《七志》拘泥于《七略》的七字，勉强凑成七大类，史书已自成大类，又勉强并入《经典志》，可谓太不知变通。佛经目录自东晋释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此后憎徒相继撰造，僧敷有《二秦众经目录》，竺道祖有《众经录》。《众经录》分魏、吴、晋、河西四录，尤为详备。道经目录宋文帝时有道士陆修静撰造《灵宝经目》。陆修静答宋明帝说，“道家经书并药方、咒、符、图等，总二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九百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隐在天宫”。王俭比竺道祖后数十年，与陆修静是同时人。新出佛经要补的不多，道经无须补，《七志》外附道、佛二条是多余的。以后佛徒撰造佛经目录，有未详作者（当是宋时人）的《众经别录》，有释僧枯（齐、梁时人）的《出三藏记集》，有释宝唱的《梁世众经目录》，其中《出三藏记集》尤为精善。七录正式列佛、道为两录，又沿袭祖暅所撰术数部保存《技术》一录，凑成七的数目，实在是无义可取。删去这多余的三录，剩下经、史、子、集四录，恰恰与荀勗的四部相合。《隋书·经籍志》说《七录》“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就是指《七录》经史顺列，比《新簿》乙丙倒置，显得较合于汉族传统学术的发展途径。自荀勗分四部，阮孝绪定次序，《隋书·经籍志》才确定经、史、子、集的分类法。

　　周武帝积累书籍满一万卷，灭齐得新书五千卷。五八三年，隋文帝采纳牛弘的建议，访求遗书，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本主，因此搜得不少异书。灭陈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共有书三万七千余卷，合重复本共有八万卷，隋文帝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本。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官中。隋炀帝写副本，藏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台，藏古画。又在内道场集佛、道经。隋文帝时，佛经已有法经等所撰《大隋众经目录》，费长房所撰《历代三宝记》，释彦琮所撰《隋仁寿年内典录》。隋扬帝时，内道场僧人智果撰《众经目录》，道士撰《道经目录》。隋收集南、北两朝所有书籍，统一编目，唐魏征撰《隋书·经籍志》，依据隋观文殿书目（当即《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篇》所记《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略有删补，与班固依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同一事例。《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汉、隋两志都有重大的贡献。

天文历数学

　　北魏末年，张子信避葛荣兵乱，隐居海岛，用圆仪测天，历三十年，始悟日行有盈缩（快慢）。冬至前后，地距日最近，行最快，看来好象日行最快。夏至前后，地距日最远，行最慢，看来好象日行最慢。初步发现了日行盈缩的规律。名儒刘焯始立盈缩差法。六○○年，刘焯造《皇极历》，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多少及所在所起，都比以前诸历精密。定朔法、定气法也是刘焯的创见。《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但对天文历数学提供了新成就。唐高宗时，李淳风依据《皇极历》造《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耿询有巧思，隋文帝时，创意造浑天仪，用水转运，与天象蜜合。又作精巧刻漏，可在马上使用。

医 学

　　南朝士人重视医学，往往世代相传，名医辈出，许智藏就是为隋炀帝治病的南方著名世医。《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有书二百五十六部，其中不少是南朝人的著作。译出天竺和西域的医方书，也有十余种。隋统一后，南北医师交往，医书流通，有利于医学的描进。

简短的结论

　　在黄河流域，自十六国以来，各族与汉族进行剧烈的痛苦的融合运动，到隋朝完成了这个运动，全社会都要求得到休息。在长江流域，自东晋以来，为抵御北方落后族的南侵而建立起来的汉族政权，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民众不再支持腐朽的陈政权。隋文帝在这种形势下，顺利地建立起统一南北的隋朝。

　　在黄河流域，因融合运动的逐步完成，经济上的破坏也逐渐减轻而转向恢复。在长江流域，经过将近三百年的开发，经济上升到黄河流域的水平，并且还在继续上升。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广大的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

　　秦和隋都是结束前一个历史阶段，开始一个新历史阶段的重要朝代。它们创立的制度，都对以后的朝代主要是对本历史阶段内的各朝代有严重影响。

　　隋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皇帝。因为节俭，剥削比较减轻，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开皇年间，户口和财产都有巨大的增进。隋炀帝置兴洛、回洛两大仓，正说明隋文帝时财富的积累何等雄厚。

　　隋炀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为奢侈，民众被剥削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民欢只有起义推翻隋统治，才能找到生路。

　　隋末农民起义的规模非常巨大，可是缺少胜任的起义领袖。起义付出极大的代价，严重地打击了隋统治，但起义的果实，不得不归于北周旧贵族李渊所建立的唐朝。起义农民是推倒旧政权的根本力量，但必须再加上领导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这个领导力量首先要有推倒旧政权的决心，高举起义的旗帜，表现出鲜明的行动方向。更重要的是要广大民众认为（自然是毫不明确地认为）它是统一与安宁的希望所寄托的政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政治上军事上有不少措施，足以造成形势，收揽人心。李密、窦建德起初是农民领袖，后来起义旗帜愈举愈低，不可能获得胜利。唐朝廷虽然是贵族官僚集团，但人们认为它是未来的统一者，各州郡纷纷向它降服，它的文武官员很少投降别人，正好说明唐朝君臣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农民起义军既然缺乏足以取胜的领导人，而唐朝恰恰具备着取胜的条件，隋未农民大起义的果实归于唐朝，是完全合理的，必然的，可以理解的。

　　隋朝政治上的统一，使得文化上也南北合流，作出新的成就。陆法言《切韵》，《隋朽·经籍志》，都是极有价值的著述。

　　统治阶级提倡宗教，本意是麻醉民众，但自己也往往被麻醉，受宗教的毒害。隋文帝幼年寄养在尼智仙的尼寺里，十三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他大力提倡佛教，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佛教在短期间内竟成为国教。佛教原有向极盛阶段发展的趋势，经这一提倡，从隋朝起，佛教开始了极盛阶段。

第二章 封建经济繁荣疆域大扩张时期——唐——六一八年——九○七年

第一节 唐前期的政治概况——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以至衰亡，经历二百九十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级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七四一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八二○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八二一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九○七年（唐昭宣帝天佑四年）凡八十七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中国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

　　唐朝前期，腐朽倾向的代表者：唐高祖执政九年，唐高宗实际执政十一年，唐中宗、唐睿宗执政共八年。他们执政的时间短促，在还没有造成祸乱以前，政权已经转移到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手中。这些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执政时间久长，唐太宗有二十三年，武则天有四十五年（自六六○年唐高宗显庆五年代唐高宗处理国政时起算），唐玄宗有二十九年（开元）。劳动民众需要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这三个皇帝，高度掌握中央集权的威力，在执政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静，劳动民众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补救隋炀帝大破坏的创伤，并且超越隋文帝开皇年间的繁荣景象。他们的行事，大体上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特别是唐太宗，为统一与和平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

　　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在唐朝前期相继发生过三次。下面分次叙述两种倾向的政治表现。

第一次 唐高祖（六一八年——六二六年）

唐太宗（六二七年——六四九年）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分，六一六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昼夜赌博饮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事，当然更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积极准备起兵，通过裴寂去劝说。起兵以后，裴寂又送宫女五百人。作为行军统帅，居然收受这批宫女，他的昏谬可以想见。他登上了帝位，认为裴寂功劳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有功的刘文静，却被疑忌，后来借谋反罪名杀刘文静。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国的方针。同样，在帝位继承上，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政猎，亲近赌徒恶霸，同他一样是个纨裤无赖子。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凶险。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宫中宠妃们，协力谋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丑恶行为，可是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息，不便作最后的表示。《通鉴》说“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显然，他是憎恶唐太宗，想传帝位给李建成的。

　　到了六二六年，唐朝统一的事业已经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动愈益加紧，甚至用毒酒谋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将作最后的表示，苦干还没有找到加罪的借口。这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

　　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无奈，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他的宠臣裴寂等一伙佞人都失去实权。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货赂公行，纪纲紊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不言而喻，自然还是唐高祖昏庸的缘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开始盛大起来。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象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又说，“我在朝廷上，要说一句话，总得思考再三，怕说错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说话。”晚年立于李治（唐高宗）为太子，随事训海，如见太子吃饭，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就常常有饭吃。”如见骑马，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力气，你就常常能骑它。”如见乘船，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一个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超越这样的观点去认识民众，能够有这样的观点，也就是难得的封建统治者。他懂得人君与民欢相互间的关系，在即位的初年，曾和朝臣们讨论如何治民。他说，“在大战乱以后，教化怕不容易见效。”魏征说，“不然。民众遭受战乱的痛苦，教化正容易见效。譬如给饥人做饭，给渴人饮水，是不很费力的事。”封德彝反对魏征，说，“三代以下，人心愈来愈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征驳斥说，“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世愈来愈浇薄，那末，浇薄到今天，人早化成鬼怪，还要什么人君来治理！”唐太宗赞同魏征的意见，定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专心从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宁方面来着手。

　　六二六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来掠夺，相沿成习惯，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于戈，杀害他们，难道他们不是我的民众么！”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族共有的中国，唐太宗对待各少数族较为持平，因此，境内各族间很少有战事，并且还有许多独立部落相率要求内附。

　　唐太宗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及各族间矛盾的方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极大的效果。这个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主要的具体措施有两个：一个是纳谏，一个是用人。

纳 谏

　　纳谏的意思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能叫做纳谏。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应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他曾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近来给弓工看，工说，都不是好弓。我问缘故。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别不够精确。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他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有纳谏的度量了。他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寸是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很赞成这个见解。他告戒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书的事，那末谁都会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朝廷本来有一种议事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止，称为五花判事，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个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不过这个制度并没有切实执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级官员负责实行，因此军国大事很少有错误。

　　店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特出。魏征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准。他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无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征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征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净。他曾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征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这是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谏诤愈益激切，正好证明爱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实。六四三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丧失一面镜子了。”直谏较易，纳谏实难，唐太宗能纳谏，所以魏征等人敢直谏。

用 人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他在即位时，对群臣申明用人的规矩。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贤才，亲人旧人中有庸劣，怎未可以舍贤才取庸劣。现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旧官属专凭关系和资格来较量官职，发出怨言，实在是不识政体。”他曾和魏征讨论用人，他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他基本上遵守这个规矩来用人。他曾要大臣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他驳斥说，“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古时有过太平世，难道那时候的贤才是从别一时代借来的么！你自己不能知人，那可妄说今世没有奇才。”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了许多文武奇才。六四三年，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以这些功臣的来历作例证，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较不局限于一格的。

　　纳谏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原因。他又利用当时的人才，对隋制度有国有革，建立起唐制度。下面略述一些重要的制度。

　　官制——唐初沿隋制，以尚书、中书（二省长官称令）、门下（长官称侍中）三省长官共议国政，行施宰相的职务。唐太宗曾作尚书令，以后不再授臣下，由仆射代任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三省长官品位崇高，不轻易授人，宰相却不可缺员。唐太宗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不过作相的官员品位不高，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自唐高宗以后，除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中书令受命任宰相职以外，其余官员作宰相，都给同中书门下三品名号，或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四品以下官作宰相，加平章事名号），成为定例。作三师、三公、中书令的人不是常有，得这些官位的人未必可作宰相，有同三品、乎章事等名号，皇帝得在较多的官员中选相，用人权加强了。

　　科举——唐取士制度，大体沿袭隋制。士的来源主要是从学校来的生徒和从州县来的乡贡。学校分六种：国子学收高级官（文武三品以上）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七品以上）的儿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其中官家子五百人，民家子八百人。又有律学，名额五十人；书（写字）学、算学，名额各三十人。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学统称为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监长。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学生名额最多八十人（京都），最少二十人（下等县）。此外又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名额三十人），东宫（太子宫）的崇文馆（名额二十人），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的儿子。显然，这些学校是为贵族和官员子弟设立的，所谓民家子也无非是豪富家的子弟。地方学校招收生徒，大概也有资格的限制。看来，无论国子监（律、书、算三个专学除外）和地方学校，不会有较多的生徒肯用苦功。生徒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和共同必修的《孝经》、《论语》。学习的年限是《孝经》、《论语》共一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年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年，《礼记》、《左氏传》各三年。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要求生徒熟记经文，博士（教师）掩蔽经书前后两边，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帖一行中的三个字，使生徒读出被帖的三个字。这种考试法，叫做帖经。六三○年，唐太宗使颜师古考定“五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经文。六三三年，颁行新定五经，自此经文有定本。讲，要求生徒通经义，博士口问经义若干条，生徒按条答复。唐太宗使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疏》，六四二年成书，称为《正义》。六五三年，唐高宗颁行《五经正义》于全国，自此经义有定准。学生考试及格，由国子监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隋轻蔑儒学失士人心，唐高祖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士人。唐太宗尤提倡儒学，对群臣说，“我只喜爱尧、舜、周、孔的道理，有了它，好比鸟有翼，鱼有水，失去就要死，不可暂时失去。”他召集天下名儒做学官，经常到国子监听讲学。生徒能通一大经以上都给官做。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添加名额满二千二百六十员。各地学生相率来京师，高丽、百济、新罗以及高昌、吐蕃等国也派遣贵族子弟来入国学，生徒多至八千余人，学校可称极盛。用这种读和讲的方法，使学生只能记忆经文和《正义》，不再考求异说，比起南北朝，唐儒学可称极衰。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学业有成，自向州县求举，经考试及格，由州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学生和乡贡都受吏部考试（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经、进士两科，尤为重要，名臣多从这两科出身。明经主要考帖经，进士主要考诗赋。考试及格称为及第。诗赋固然是浮文，但比帖经，思想较为自由；又齐、梁、陈、隋以来，诗赋对文士有吸引力，已相沿成习，文士多愿应进士科，表现自己的才能，因此唐朝进士科特盛，名人多从进士科出身。及第人数，一般是进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经十人中取一二，难易悬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因此朝野都重进士、轻明经。

　　唐太宗以后，唐朝考试法常有一些修改，大抵应考的人愈来愈多，考试的方法也愈来愈苛，及第的困难也愈来愈增加。科举作为一种取士的制度，从隋朝开始，到唐太宗时才固定下来。

　　氏族——三国时，魏文帝立九品官人法，州有大中正，郡有中正，执掌用人权，从此形成把持政权的士族制度。东晋、南朝，特重家谱，朝廷设立谱局，用人必须查考谱籍。北方士人避乱过江，称为侨姓，其中王、谢、袁、萧为大姓；东南土著士族，称为吴姓，其中朱、张、顾、陆为大姓。北方山东士族称为郡姓，其中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关中也称郡姓，其中韦、裴、柳、薛、杨、杜为大姓。又有所谓虏（鲜卑）姓，其中元、长孙、字文、于、陆、源、窦为大姓。以上诸大姓，有些是历世相沿的旧姓，有些是后代新起的大姓（如南方的萧，北方的字文），也有原来是大姓，后世衰微不显，也有新起的大姓，不为士族社会所公认。士族门第大抵由祖先有声望、代代保持富贵、常有功臣名人、一家男女熟习礼教的形式和表现异于常人的风尚（如王、谢家子弟手执麈尾）、能谈论（儒、佛、玄）、有文章（诗赋）等各种因素构成的。既成以后，高门大姓在社会上保有一种特殊的威望，非士族或低级士族出身的富贵人，也会感到自卑，不敢和他们比门第。隋文帝废中正官，不承认士族的社会地位，有意消灭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柳芳论氏族，说“隋代官人，以吏道治天下（吏部掌用人权），人（士人）之行不本乡党（不设州郡中正官），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故亡”。隋朝亡国，当然与废中正官无关，但士族不满隋朝，也是事实。六二四年，唐高祖依照北周、北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大中正是名誉职，用人实权仍在吏部。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但不是恢复士族制度。

　　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以便于李氏的长远统治。同时南方北方士族，山东、关中士族，汉、鲜卑士族，各有界限，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等第。他使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正世系，推进忠贤，贬退奸逆，分清高低，定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六三八年，书成，列崔民干为第一等（上之上），足见门第观念确是牢不可破。唐太宗很不以为然，说，“我和山东崔、卢、李、郑并无嫌怨，只因他们早已衰微，没有人得做大官，却还自负门第，嫁娶要多索钱财，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为什么看重他们。从前高齐只据河北，梁、陈偏在江南，虽然也有些人物，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世俗相沿，至今还以崔、卢、王、谢为贵。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是在朝大官，或功业显著，或德行可称，或学术通博，所以擢用到三品以上。为什么要和那些衰落户结亲，多送钱帛还是被轻蔑，自讨没趣，难道你们看不起我的官爵么？”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改，明白指示不得论数世以前，要凭现今官爵高低定等级。高士廉等经唐太宗斥责，才改定以皇族为第一等（上之上），外戚为第二等（上之中），崔民干仍列第三等（上之下）。崔民干当时作黄门侍郎，正四品上，是中级官员，按照唐太宗的原意，不该列第三等，由于皇族已列为第一等，唐太宗也就不再坚持了。《氏族志》共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唐功臣很多不是士族出身，《氏族志》规定他们的等级，使取得士族地位。关中士族一向比不上山东士族，《氏族志》承认他们的门第，使和山东士族平列。南朝灭亡后，南方士族被北方士族轻视，《氏族志》恢复他们的旧声望，使正式列为士族。当时奉命修《氏族志》的四个人，高士廉是山东士族（勃海高氏），韦挺是关中士族，岑文本是南方士族，令狐德棻（音分fēn）是河西士族。四人熟悉各地士族的门第，按照唐朝的新情况，重新排列，造成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包括外戚）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统治集团，这是符合唐朝以关中为根本，统一全中国的政治需要的。

　　唐太宗用心培植这个新集团，诸王和公主，都与当朝勋贵名臣家通婚，不取山东旧族。国子监各级学校按官品招收生徒。乡贡要经过州县官和当地耆艾（老搢绅）的承认，再由户部审阅，才送吏部考试，不是二百九十三姓的人，难得参加乡贡，更难得被录取及第。

　　《新唐书》特列宰相世系表，足见唐朝还是很重门望。不过，科举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士人仕进不专凭门第高低；统一时期的全国氏族代替了分裂时期的小国士族，人才来源也比较宽广，因之唐朝用人，比起魏、晋南北朝来，算是有一些改进。

　　自唐高宗时起，《氏族志》有几次改动，但基本上不离以品位高低定等级的本意。

　　刑律——隋文帝定隋律，比之前朝，号称宽平。隋炀帝法令苛刻，民不堪命。唐高祖起兵，废除隋炀帝法令，大得民众的拥护。房玄龄等定《唐律》五百条，凡十二篇，分刑名为二十等（笞刑五等，十至五十；杖刑五等，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一年至三年；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等，绞、斩），比隋律减斩刑九十二条，减流为徒七十一条，其余删烦除细，改重就轻，为数颇多，但大体上仍依据隋律。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六三七年，唐太宗颁行《唐律》、《唐令》。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今存《唐律疏议》三十卷，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的律书。

　　地方行政单位——南北朝地方行政单位有州、郡、县三级，隋文帝改为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称郡。唐高祖即帝位，首先下令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表示恢复开皇旧制。隋末群雄割据，各拥大小土地，唐兴，相率来降。唐高祖多立州县名目来安置这些割据者。州县数比隋多一倍。六二七年，唐太宗以民少官多，大加并省；又按山河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共十道。每道不设长官，有时派遣大臣为黜陟大使，分巡诸道。贞观时期对外扩张，六四○年，全国共有州、府（都督府和京兆、河南两府）三百六十，县一千五百五十七。七三三年，唐玄宗添京畿（西京）都畿（东都）黔中三道，又分山南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江南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共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一员，职权如汉朝的州刺史。唐地方官制自唐太宗时开始固定，此后只是在这个体制上有些变动。

　　府兵——府兵是周、隋旧制，唐府兵大体沿袭隋制。唐太宗分全国为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其中关内一道有府二百六十一（府数据《新唐书·兵志》说）。关内外诸府统归中央十二卫统率，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统率。府分三等，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兵一千人，下府兵八百人。统兵官每府设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免役。兵士自备甲仗粮食和衣装，存入官库，行军时领取应用。兵士应征入府服兵役，兵部按路程远近给番。据《唐六典》说，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一次服兵役一个月）。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一次服兵役两个月）。《新庸书·兵志》说，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以上两说，姑不论何说近似，给番的本意，在于各地合兵役年龄的男丁，距离京师及府所在地愈近，入府当兵的次数愈多，距离愈远，次数愈少，这是两说一致的。

　　十二卫和边防重镇需要精壮和可信赖的兵士。十二卫是皇帝的禁军（卫兵），兵士从各卫所辖各府中抽调。边防重镇需要较大的兵力，本地兵力不足，也要从各府抽调兵士。兵部给番就是指抽调的兵士说的。假如一个府平均有兵一千，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有抽调资格的人，五番即五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四十人，也就是一千人中每月有四十人脱离生产，到十二卫或边镇去当兵。七番即七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二十八九人；十二番即十二个月内每月抽出十六七人。这样的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又有全国保卫朝廷和防守边镇的意义，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所以在贞观时期，府兵制是一种好的兵制。

　　府兵制的缺点在于国家出动大兵力时，调集须较多对日，超过役期要免租调，也减少国家的收入。兵士出征，荒废农事，损失尤大。因此，募兵制常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补府兵制的不足。六四四年，唐太宗出兵攻高丽，曾用募兵制，对群臣说，“我募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当时水陆两军，总数在十万人以上，其中很多是募兵，名将薛仁贵就是这次应募从军的一人。募兵比府兵容易集合成军，到后来，募兵制终究代替了府兵制。

　　唐朝重要制度，都在贞观时期制定。这些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但也有所修改，使更适合于当时统治上的需要。唐太宗在隋制以外，曾自创一种宗室勋贵世袭州刺史的反动制度。他令群臣议封建诸侯，魏征等都说封建害民，不如州县制有利。唐太宗不听。六三一年，决定实行世袭刺史制。六三七年，令皇弟、皇子二十一人所任州刺史，都由子孙世袭，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世袭州刺史。谏官多上书谏阻，以为非久安之道；长孙无忌等也不愿出京作刺史。六三九年，唐太宗只好下诏停止世袭刺史制，对长孙无忌等说，“我原想你们的子孙辅助我的子孙，共同保有土地，永久传下去；你们既然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们了。”

　　贞观时期确实做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唐太宗也就成为空前成功的皇帝。由于功业的巨大成就，他的骄矜心和享乐心逐渐在滋长，不过，他始终不敢放弃隋朝这面镜子，经常以“慎终如始”警戒自己，除了晚年侵高丽，几乎走隋炀帝的旧路，其余行动一般都取得胜利的后果。他曾问侍臣们说，“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境内，却不能服境外戎、狄。我才能比不上古人，成功比他们大，这是什么缘故。你们不要有顾虑，直说自己的见解。”侍臣们歌颂功德，说的都是谀言。他说，“你们说得不对。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条：第一，从古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我见到别人的才能，好似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个人做事，不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第三，人主升进贤良的人，喜爱得要抱到怀里来，黜退犯错误的人，厌恶得要推到沟里去，我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使他们都得到适当的待遇；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人，明杀暗杀，历朝都有。我即位以来，褒奖正直，从没有黜责过一人；第五，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同等看待汉族和非汉族人，因此境外部落都来亲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实行了这五条。”他总结取胜的原因，得出这五个要点，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唐太宗总结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作《帝范》十二篇，传授给继承人唐高宗。篇目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他对唐高宗说，“修身治国，都说在这本书里。我死时用不着再说别的话了。”又说，“你应当学古代圣王。象我这样，做过不少烦劳民众的事，说不上尽善尽美，是不足为法的。我功大过小，所以还能保持大业。你没有我的功劳却承受我的富贵，竭力学好，也只能得个平安；如果骄懒奢侈，那就连生命都保不住。要建立一个国家，成功很艰难，破败却很容易；要保持一个帝位，失去很容易，稳固却很艰难。你得爱惜呵！你得谨慎呵！”人难得有自知之明，何况是功成业就的帝王，唐太宗列举自己的过失诰戒唐高宗，可谓有自知之明。

第二次 唐高宗（六五○年——六六○年）

武则天（六六○年——七○四年）

　　唐高宗是长孙皇后的儿子，得母舅长孙无忌的助力，才被选为太子。六四九年，唐高宗即位，长孙无忌、褚遂良遵守贞观遗规，执掌朝政。六五四年，他从尼寺里取唐太宗的幼妾武则天入宫，大加宠爱。六五五年，他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

　　唐高宗临朝，臣下来奏事，不会作判断，要宰相提出意见，才算自己有了主意。他这种昏懦的性格，势必扶植起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引导国家走上从乱到亡的道路。可是，六五五年以前，政权执掌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贞观老臣手中，六五五年以后，刚强机智的政治家武则天已经参预朝政，六六○年以后，政权全归武则天。因之，他虽然是个亡国的昏君，但腐朽势力并没有在他的扶植下滋长起来，也没有因帝位易姓而引起危害民众的祸乱。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统一和强盛，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得到切实的巩固，这是她对历史的贡献。

　　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自然是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但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却是历史上唯一的创举。她能这样做，是和当时社会习俗有关联的。《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又说，“南方贫士，都讲究场面，车马衣服一定要整齐，宁可让妻子在家饥寒。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贵重的首饰，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马老奴供使用。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武则天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

　　六五五年武则天作皇后以后的一些重要措施：

　　六五五年，黜逐褚遂良。六五九年，逼迫长孙无忌自杀，黜斥长孙无忌一派的官员二十余人，朝政开始受皇后支配。六六○年，受唐高宗的委托处理朝政。六六四年，唐高宗感到自己无权，行动不自在，密谋废皇后，被皇后制止。从此政权更进一步地归皇后掌握，群臣并称帝后为二圣。唐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生四子，李弘是长子），武则天用毒酒杀死李弘，立次子李贤为太子。唐高宗曾使李贤监国，李贤处理政务，颇称能干，又招集著名学者注范晔《后汉书》（后汉政权落在母后外戚手中，李贤注《后汉书》，可能有微意），在士人中有声望。六八○年，武则天废李贤为庶人，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唐中宗）。唐高宗总想传位给比较有才能的儿子，李弘、李贤相继被杀逐，束手无策了。六八二年，李显生子李重润，唐高宗特立这个初生婴儿为皇太孙，破例给太孙开府置师、傅等官属，希望太子、太孙名义既定，有官属拥护，或可保持李家的帝位。六八三年，唐高宗死，唐中宗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六八四年，武则天废唐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唐睿宗）为皇帝。六八四年，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唐百官名，如尚书省改称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门下省改称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改称凤阁，中书令为内史。宰相称同凤阁鸾台三品。御史台分为左肃政、右肃政两台，左台纠察朝廷，右台纠察郡县。百官改名，是女皇帝准备登位的一种步骤。六九○年，僧法明等十人献《大云经》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作天子。武则天颁布《大云经》，令诸州都建大云寺。接着唐睿宗等六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算是顺从众议，宣布改唐为周，立称号为圣神皇帝。她经过三十六年的经营，终于得到皇帝的称号。

　　武则天一面用谋略夺取唐朝的政权，一面用政治维持既得的地位。她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坚执刑赏大权，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为自己效力。

　　使用酷吏——徐敬业等人先后起兵反抗武则天，都被击败。武则天厉行残酷的镇压来防止唐臣的继续反抗。她在朝堂放四个铜匦（音轨guǐ），其中一个收受 告密文书。有些告密人，她还亲自召见。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专办谋反密件。来俊臣撰《罗织经》一卷，教党徒按经文布置，被告人就无法自辩。他们造多种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认谋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么时候。她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为首的二十三个酷吏，先后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索元礼、周兴、来俊臣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其余诸人所杀人数多少不等。酷吏滥杀无辜，到了群情过度紧张的时候，她也陆续杀一些酷吏来缓和形势，最大的酷吏也不得免。六九○年，她达到称帝的目的，次年，杀索元礼，流放周兴到岭南，表示滥杀之罪在二人。六九七年，杀来俊臣。仇家争咬来俊臣尸体的肉，立刻咬尽，挖出眼珠，剥去面皮，剖腹取心，蹋成泥浆。她看到群情愤激，随即下制书，历举来俊臣的罪恶，并且加以灭族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实际上酷吏都是禀承她的指使行事的。

　　控制亲近人——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多有权谋，参与密议，但畏武则天的严厉，常自检点，不敢犯法。武则天称帝，封武家人武承嗣等多人为王。武承嗣、武三思是武则天异母兄的儿子，亲属最近，也最得信任。六九○年，武承嗣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在宰相中权力最大。六九二年，同平章事之一的李昭德，密言武承嗣权太重，恐养成篡夺帝位的危险。武则天说“我没有想到这里”，即免去武承嗣的宰相职。武承嗣也诋毁李昭德。武则天说，“我任用李昭德，才觉安心，他替我分劳，你怎能和他比较。”僧怀义是武则天的内宠，恃势骄横，武承嗣、武三思以下各亲贵都象奴隶尊主那样尊敬他。有一天，宰相苏良嗣在朝堂遇见僧怀义，苏良嗣大怒，令人拉下去，打嘴巴数十。僧怀义见武则天诉苦，她说，你应该出入北门，南牙（尚书省等官府在宫南）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后来杀僧怀义，用张易之、张昌宗作内宠，二张权势显赫无比，遭到朝臣们的猛烈攻击。武则天虽然保护二张，但也下敕书说，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着到肃政台受审，张昌宗被罚铜二十斤，表示重视朝臣们的公愤。她控制这些亲近人，不给他们行政上的重权，因此，成群的龌龊小人，作恶还有一定限度，基本上不甚损坏当时的政治。

　　放手招官——武则天招来大批想做官的人，给他们官做，借以收揽中小地主的人心。招官的方法有：（一）自举。六八五年，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得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作官。（二）试官。六九○年，令存抚使十人分巡十道，荐举本道人才。六九一年，武则天亲自引见，一律让这些被举的人试作某官，称为试官。（三）员外官。六九七年，吏部设员外官数千余人，都是权贵家的亲戚，同正官一样受傣禄。（四）殿试贡士。旧制，贡士考卷都糊名，防考试官作弊。武则天以为应该信任考试官，废糊名制，实际是要从宽取士。六九○年，武则天在洛成殿考试贡士，表示皇帝亲自录取，贡士应该感皇帝的大恩，从此贡士有殿试。（五）武举。七○二年，初设武举，招收有武艺的人。武则天广开仕途，放手给人官职，同时又用严刑来控制仕途，发现不称职的官，便革免或杀戮。每任用一官，户婢（管宫中门户的官婢）私下说，死鬼又来了。不多时，这个官果然被杀甚至灭族。刘知几上表论当时官员的冗杂，其中一条说，赐勋阶太滥，每逢集会，绯服（绯音飞fé四品五品官服色）比青衣（八品九品官服色）多，象板（五品官以上用象笏）比木笏（九品官以上用木笏）多。又一条说，取士太宽，因而六品以下官毫不希罕，和土芥沙砾一般贱，应该大加淘汰。又一条说，地方官调动太快，忽往忽来，好比蓬转萍流，准也不作长久打算。她假手酷吏，杀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可是做官的人还是象刘知几所说的那样多，如此冒死贪竞，被杀实是咎由自取。《通鉴》说“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纲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武则天设下这样一个诱人的陷阱，让爱做官的人纷纷跳进去寻死，用心也实在太险恶了。

　　选拔才能——《通鉴》说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通鉴》这个评语是惬当的。武则天的长处，就在于善于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在她的统治时期，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几乎不比贞观时少，她能听谏，也多少有一些唐太宗的风度。鲠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怀锐为谋反者，她能从酷吏、亲近人的陷害中保全这些鲠直人。她前后任用的主要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狄仁杰、姚崇、张束之等，边将如唐体璟、娄师德、郭元振等，都是一时人选。这些人用作将相，使得国家能够保持正常状态，免于内乱外患。她经常留心人才，如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难事不能解决，请当地一个免了职的小官张嘉贞办理。张循宪回朝，保荐张嘉贞。她召见张嘉贞，任用为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宋璟性刚直，力争要杀张昌宗，她不得已令张昌宗到肃政台受审。宋璟正在审问，宫中出特敕赦兔。宋璟发怒道，恨不一来就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她听说，叫张昌宗到宋璟处谢罪，宋璟拒绝不见。她知道宋璟刚直，二张进谗言她都不听。凭她的明察善断，朝廷上有一批愿为她效力的能臣，所以成为成功的皇帝。

　　武则天从前在唐太宗宫中时，唐太宗有一匹壮马名叫狮子骢，非常暴烈，没有人能制服它。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铁鞭，二铁撾（音抓zhuā），三匕首。用铁鞭打它，不服，用铁撾打它的头，再不服，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唐太宗很称赞她的气概。她用制壮马的方法驾御群臣，造成历时半个世纪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对国家统一的进一步巩固，和社会安宁的长时期保持，是有贡献的。

　　因为武则天是女皇帝，在继承问题上，不得不陷于难以解决的困境。她变李姓的唐朝为武姓的周朝，当然想传位给武姓的人，但朝臣们毫不犹豫地公认国家是李姓的国家，周皇帝是李姓的皇太后，没有人认真看待武姓诸王。武承嗣、武三思力求作周皇帝的继承人，朝臣们却都要求传位给皇太后的儿子。武则天到六九八年，才决定立唐中宗为皇太子，取消唐睿宗的皇嗣名号，封为相王。武承嗣因此气愤病死。七○五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等，拥唐中宗即皇帝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制度。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死去，遗制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来当先妣。

第三次 唐中宗（七○五年——七一○年）

唐睿宗（七一○年——七一二年）

唐玄宗（七一二年——七四一年）

　　武则天本人刚退下舞台，唐中宗、韦皇后又重演唐高宗、武皇后的故事。唐中宗比唐高宗更昏懦，韦皇后只有暴行，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昏懦加昏暴，演来形式颇相似，结果却完全不同。

　　七○五年，唐中宗在张柬之等唐旧臣拥护下，恢复唐朝，但是，他并不信任这些唐旧臣。他唯一信任的是韦皇后。韦皇后和武三思勾结，形成武、韦二家外戚合作的腐朽集团。这个集团驱逐张柬之等出朝廷，独占了全部政权。

　　七○七年，皇太子李重俊约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羽林兵三百余人，杀武三思等人。唐中宗杀李重俊。韦皇后借口追究李重俊的同谋者，驱逐宰相魏元忠，又谋陷害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唐中宗不愿牵连到他们，二人算是免了祸。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唐玄宗）暗中准备消灭韦、武集团。

　　韦皇后等杀李重俊后，觉得事情很顺手，愈益肆无忌惮。她们大卖官职，不论什么人，只要出钱若干万就给官做。这种官当时称为“斜封官”，有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等名目，人数多至数千人。出钱较少的人可到吏部候选，一年有数万人。出钱三万得度为僧尼。员外官比正官多数倍，都坐享傣禄。唐初食实封的功臣，不过三二十家，这时候封家多至一百四十余，国家分六十余万丁来供养这批封家。充当封户的民户，比充当兵役还要困苦。封户散布在五十四个州，也就是五十四州的民众直接受到封家的侵害。

　　七一○年，一个地方小官燕钦融上书指责韦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唐中宗召燕钦融当面诘问。韦家徒党喝令卫士打杀燕钦融，唐中宗看了也感到难受。韦皇后恐慌起来，安乐公主想韦皇后临朝，自己做皇太女，二人合谋毒杀唐中宗。韦皇后令韦家子弟及重要徒党分统兵士五万人，照武则天故事，准备临朝称制。

　　李隆基曾任潞州别驾（四品官），在潞州（治上党，山西长治）募集一批人，罢官回京师，仍秘密招集勇士，特别在羽林军中号称“万骑”的队伍中结识他们的雄豪，等待时机到来。唐中宗被杀，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杀韦皇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接着大举杀逐韦、武集团中人，韦家连幼儿都杀死，武家只剩下少数人，韦家派全部消灭，武家派基本消灭了。太平公主出面，恢复唐睿宗的帝位。唐中宗、韦皇后重演故事以惨败告终，紧接着唐睿宗和太平公主又登上了舞台。

　　唐睿宗也是一个昏懦人。他依靠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力量得帝位，因此，立李隆基为皇太子，使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宰相奏事，唐睿宗总要问有没有同太平商量过，也要问有没有同太子商量过。这种昏懦表现，势必助长太平公主的专横，也自然要引起公主与太子间的冲突。太平公主专力谋害李隆基，引用大量徒党来把持朝政，七个宰相中，五个是她的私人，其余文武官，依附她的有一大半。当时政事昏暗，与唐中宗时无异。七一二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唐玄宗即帝位，唐睿宗改称太上皇。太平公主准备用羽林兵入宫杀唐玄宗。七一三年（开元元年），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重要徒党数十人，其余徒党一概黜逐出朝，唐政权才切实为唐玄宗所掌握。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是励精求治的皇帝。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就显出他是弱点最大的一人。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唐玄宗恰恰相反，在励精求治，取得成就以后，便精疲力尽，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开元时期才达到极盛的顶点，也就在这个时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宝时期的乱源。唐太宗曾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开元时期正是从治安转向危亡的过程，唐玄宗的骄侈心又正是这个转向的关键。

　　从七一三年（开元元年）至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为求国内的安宁，曾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用人和纳谏上。他所用宰相，先后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补救缺政。例如韩休与萧嵩同作宰相，韩休正直，见唐玄宗有过差，即上书指陈得失。一次，唐玄宗照镜子，默默不乐。左右人说，韩休作宰相，陛下比前些时瘦了，为什么还要用他。唐玄宗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顺从我的意旨，他退下去，我总不敢放心。韩休常常力争，他退下去，我睡得很安稳。”我用韩休，是为国家，不是为我一身。唐玄宗懂得纳谏的重大意义，这是取得开元之治的根本原因。可是，他纳谏非常勉强，这些直臣都因忤旨被罢免，不得久居相位。七三六年，他连勉强纳谏也不能了。当时，宰相张九龄遇事力争，他很不耐烦，发怒问张九龄：事情都得照你办才行么？他在位年久，骄侈心压倒求治心，想要一个顺从意旨的人作宰相，自己可以纵情享乐，老奸李林甫（七三四年已为相，位在张九龄下）因此被用来代替张九龄。能否纳谏是封建时代区别明君与昏君的标准，帝王愈是能虚心兼听，择善而从，朝廷的权力也就愈益坚强。反之，帝王独断独行，形式上权力似乎无限大，实际是堕入奸佞人的术中，权力下移而不自知。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李林甫要蔽塞他的耳目，自专大权，告诫谏官们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专心顺从就成，用不着多说话。你们见过朝会时仪仗队里的马匹么？它吃的是三品食料，叫一声便斥去不再用，后悔那里还来得及！”谏诤的路被李林甫断绝，开元之治转向天宝之乱了。

　　开元年间，经济繁荣，国威远扬，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事迹将在别节叙述。下面列举新创的制度，在当时并不显出重要意义，可是，到了唐朝中期和后期，都发生巨大的影响，这里需要作一些简略的叙述。

　　改兵制——唐太宗侵高丽，开始用募兵制。唐高宗、武则天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制实际上已经废坏，偶有战事，就得临时招募。六六四年，刘仁轨经略高丽，上书论兵事说，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现在情形完全不同，原因是显庆五年（唐高宗年号，六六○年）以来，官府不关心从军者的困苦，又前方将帅为鼓励士卒力战，优给勋赏，回到本籍，州县官为保持赋税额，否认已得的勋赏。百姓服兵役，富家行贿得免，贫家连老弱人也要被征发。照刘仁轨所说，募兵制也行不通了。六七八年，为防御吐蕾，唐高宗派人到河南、北募猛士。六九六年，为防御契丹，武则天募罪人和士民家奴隶当兵。六九八年，武则天募兵防御突厥，月余还不得一千人，后来听说太子（唐中宗）作元帅，应募人云集，不久就得五万人。这些事例说明府兵制、临时募兵制都不能适应国家的军事需要，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

　　唐玄宗对京师宿卫兵和边境戍兵进行了改革。

　　京师宿卫兵士逃亡略尽，府兵制事实上不能再保存。七二二年，唐玄宗采纳宰相张说的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七二三年，在京师及附近诸州选府兵和白丁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七二五年，改名为扩骑（彍音扩kuò），分属十二卫。天宝年间，彍骑又只存兵额和官吏，与改兵制以前一样，京师并无宿卫兵。

　　边镇戍兵经常有六十余万人。戍兵被镇将当作奴仆来经营私利，根本失去了兵的作用。七二二年，张说建议减二十余万人。七三七年，招募丁壮充边镇戍兵，号称长征兵。七三八年，招募足额，原有戍兵一概放还本籍。

　　府兵本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平时，府兵大部分人从事农耕，小部分人按番到京师宿卫或戍边。战时，朝廷任命将帅率兵出战，战事结束，兵散归府，将帅归朝，将帅不可能拥兵养成自己的势力。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行府兵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自从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乓制，兵农分离，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特别是边镇设长征兵，野心将帅与职业兵士相结合，祸乱的发生就难免了。

　　设节度使——唐睿宗时，已有节度使的官名，如七一一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唐玄宗开元年间，有河西、陇右、幽州（七四二年——天宝元年改称范阳）、剑南、朔方、天兵（天兵后改称太原以北，又改称河东）、安西、北庭等节度使。宰相往往出任节度使，节度使有功，也往往入朝作宰相。节度使领若干州，在一个地区内是最高的军官，在朝廷上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当时边境外并无强敌，唐玄宗设这样的官，目的是在对外侵略，结果却沉重地打击了自己。早在七一六年（开元四年）宰相宋璟已经看出唐玄宗喜武功，为了防止边将生事邀功，赏赐特加谨慎。事实正如宋璟的预料一样，唐玄宗终于在骄侈心驱使下，“有吞四夷之志”而反为“四夷”所侵害。

　　募兵和节度使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祸乱。

　　信任宦官——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杨思勖、高力士尤被重用。杨思勖屡率兵出击南方少数族人，杀戮极惨，曾一次斩六万级。唐玄宗给他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来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唐旧制，宦官品级最高不得登三品，杨思勖竞得从一品，并封国公，宦官地位大大提高了。高力士常在宫中侍卫，比杨思勖更得宠信，开元末年，外间进奏文表，都得先经高力士阅看，小事便直接处理，大事才告诉唐玄宗。唐玄宗说，高力士值班，我才睡得安稳。意思是说，高力士替我办了事，我可以安心去享乐。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取得将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门；经他吹嘘取得较小官职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杨思勖、高力士以外，还有许多得宠的宦官，有的监军，有的出使。唐旧制，大军出战，朝廷派遣御史监军。武则天废监军制，说，将帅应有权处理军事，御史监军，军中事不论大小，都要受监军干涉，怎能要求将帅立功。唐玄宗恢复监军制，派宦官监军，权力超过节度使。出使到诸州，沿路地方官尽力奉承，惟恐不合意，到了目的地，按地方富力，索取贿赂。其他委任宦官做的事还很多，当然每做一事都要取得大量的财物。所有宦官都受高力士指挥，宦官是唐玄宗权力的化身，高力士是这些化身的指挥者。太子（唐肃宗）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为阿翁，驸马辈呼为阿爷，高力士拥有极大权势可以想见。高力士资产殷富，非王侯贵族所能比拟，其余宦官也各有大财产，京城内外邸第田园，几乎一半为宦官所有。宦官都出身寒微人家，幼年被阉入宫，没有家族和亲戚，唐玄宗以为这种孤身的官廷奴隶是最忠实可靠的，也是最能顺从意旨的，付托权力给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危险。唐太宗定《氏族志》，承认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意思是依靠这个士族阶层来行施唐的统治权。唐玄宗在士族阶层外，扶植起宦官阶层作为行施统治权的核心，这是唐政治上最大的一个变动。士族中人有统治阶级的鲠直派也有腐朽派，宦官则是完全腐朽派，自从宦官成为核心势力，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复杂，到唐朝后期，宦官操纵朝政，自皇帝以下都得顺从他们的支配。

　　禁闭诸王——诸王是最有可能夺取帝位的人，唐玄宗本人就是以诸王资格发动禁卫军，灭韦氏取得太子地位。七一三年，他即帝位，首先使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又使一些亲信宦官为三品将军，掌握禁卫军。他严禁诸王不得与群臣交结。七二二年，令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不得往来相见。宰相张说曾秘密到皇弟歧王私宅，被姚崇告发，张说贬官出朝。兄弟封王的共五人，都受到极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不得任职事。皇子为王的先后共十六人，在宫城旁各住一宅，号称十王宅，也称十六宅，每宅派宦官管理。只有待读官定时入宅教书，王府其余官属一概不许和诸王见面。后来皇孙渐多，又设百孙院，也派宦官管理。皇太子不住东宫，经常随从皇帝，居住别院，实际上也是受宦官监视。唐玄宗对诸王怀着猜忌心，用宦宫来监视他们的行动，诸王和太子的祸福安危，决定于宦官的爱憎，因之宦官是监视者又是保护者，太子或诸王得登帝位，总有一些宦官以拥戴有功执掌大权。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政权消灭，唐朝也就灭亡了。

　　信任宦官和禁闭诸王造成了唐朝后期的祸乱。

　　唐朝前期从唐高祖开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经过三次冲突，每次冲突都限于宫廷方面，对政治全局牵涉不大，进步倾向统治的时间又远比腐朽倾向统治为长久，因之唐朝前期是隋末社会从恢复到发展的强盛时期，代表进步倾向的唐太宗、武则天和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虽然程度不同，对这段历史却都有贡献。同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第二节 唐中期的政治概况——七四二年——八二○年

　　唐朝前期，在国内，政治是统一的，社会是安宁的；在境外，与邻国关系一般是和好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是通畅的。唐朝长时期保持着这种和平状态，因之社会各个方面都有大小不等的前进，呈现超越两汉的兴盛气象。但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在和平环境中也继续在增强。到开元时期，社会前进的趋势达到最高点，腐朽势力的增强也达到足以推翻前进趋势取得政治指导权的高点。

　　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他曾行施有利于统一与和平、有合于民众愿望的政事，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进趋势的明君。同时，他滋长着骄和侈两个恶性。这些恶性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骄是实行言莫予违，侈是贪立边功，轻易用武。他说出的话不许臣下有不同意见，自然只能得到奸邪人的奉承；他过着高度的奢侈生活，还觉得不够快意，想在对外战争上大立声威，自然要重用聚敛之臣和野心的武夫。骄侈政治使得一切消极因素都乘机活跃，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腐朽势力的昏君。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在专任李林甫为宰相以前，他主要代表社会的前进趋势，任用李林甫，正是明君转变为昏君的标志，唐中期的祸乱，实际是在这时候开始了。因为战祸的爆发在天宝年间，按惯例，仍以七四二年（天宝元年）作为唐中期的开始。

　　唐中期共分四段，第一段是酿乱期，其余三段都是统一势力和割据势力这一主要矛盾在不同情况下的斗争表现。统一势力始终不曾失去它的优势，这是因为：第一，广大民众要求恢复国家的统一，给朝廷以支持；第二，唐朝赋税收入，主要依靠江、淮地区，长江流域尤其重要。朝廷不论怎样处境困难，只要南北漕路得通，就可以在关中立足。这种黄河流域土地大部被割去，朝廷却仍能保持优势的局面，唐以前朝代，例如在汉朝，是不可能出现的。

一 酿乱期（七三六年——七五五年）

　　唐玄宗做了二十五年皇帝，便暮气深重，懒得亲自处理政事，一心想纵欲享乐。他用李林甫作宰相，李林甫的一套奸佞本领，使他的暮气愈益深重，逐渐陷入昏迷状态。唐玄宗以前用相，都是不多时候就调换，对李休甫却始终信任，自七三六年开始，直到七五二年病死，掌大权凡十七年。李林甫取得这样的信任，只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摸透了唐玄宗的骄侈心理，一切顺从意旨，让他放心纵欲，得到无止境的满足。七四四年，唐玄宗得杨太真为贵妃，宠爱无比，从此昏迷在声色中，政事上更依靠李林甫。唐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当今天下太平，我要安居无为，政事全委李林甫去办，你看如何？高力士说，权柄不可借给别人，如果他造成威势，谁还敢说他个不是。唐玄宗听了不喜欢，高力士叩头谢罪，说自己发狂病，乱说话，该死。李林甫一向给宦官送厚赂，探知宫中动静，自然不敢得罪高力士，彼此不相犯，唐玄宗连宦官方面不利于李林甫的话也听不到了。《资治通鉴》总结李林甫的奸恶，一是“媚事左右（宦官），迎合上意，以固其宠”；二是“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三是“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四是“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四条奸恶中“迎合上意”是最重要的一条，也就是唐玄宗的骄侈，养成了李林甫的奸恶。

　　李林甫死后，唐玄宗用杨国忠为宰相。杨国忠是个纨裤无赖子，和李林甫一样，也善于“迎合上意”，同好同恶，又善于搜括民财，充实官库，因此取得信任。他作宰相以后，一身兼四十余职，任意处理事务，表示自己的精干；广收贿赂，积缣多至三千万匹。他曾对人说，我偶而碰上机会，谁知道日后是什么下场，想来我不会有好声名，不如眼前享它个极乐。这样苟且的人，执掌国政，更加速了祸乱的爆发。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殷富达到开国以来未有的高峰。史书说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价一石不到二百钱，布帛价也很低廉，海内安富，行人走万里远路，用不着带武器。又说天宝末年，中国盛强，自西京安远门（西门）直到西域，沿路村落相望，田野开辟，陇右富饶，天下闻名。全国各州县，仓库里都堆满粟帛。杨国忠奏准令州县变卖旧存粟帛为轻货，新征丁租、地税也折合成布帛，都运送到京师来。这样，收藏天下赋税的左藏，财物确实多得惊人。七四九年，杨国忠请唐玄宗亲率百官到左藏察看，早就极度骄侈的唐玄宗，更觉得财物同粪土一样，毫不足惜。

　　七四七年，唐玄宗曾将本年全国进贡的物品，全部赏给李林甫。看左藏以后，赏赐贵宠人家，什么限度也没有了。当时贵宠们讲究给皇帝进食品，宫中特设检校进食使，评比各家食品的精美程度。每一次进食，多至数千盘（疑是数十盘），一盘值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与此相似的浪费可以类推，皇帝给贵宠们的赏赐也可以想见。

　　唐玄宗更大的浪费，还在求边功方面。天宝初年，边境上有下列节度使和经略使。

　　（一）安西节度使——职务是管理西域。治所在龟兹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统兵二万四千。

　　（二）北庭节度使——职务是防御游牧在北方的突骑施和坚昆。治所在北庭都护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屯伊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西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二州境上，统兵二万。

　　以上两镇内外相连，专对西域天山南北两路的诸国。

　　（三）河西节度使——职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两国间的交通。治所在凉州（甘肃武威县）。统兵七万三千。

　　以上一镇兼顾西方和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

　　（四）朔方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治所在灵州（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统兵六万四千七百。

　　（五）河东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治所在太原府（山西太原市），统兵五万五千。

　　以上两镇互相应援，专对突厥。

　　（六）范阳节度使——职务是压制更、契丹。治所在幽州（北京市）。统兵九万一千四百。

　　（七）平卢节度使——职务是招抚室韦、靺鞨（音末合mòhé）。治所在营州（辽宁锦州市西）。统兵三万七千五百。

　　以上两镇专对东北诸部，主要是对奚、契丹。

　　（八）陇右节度使——职务是防御吐蕃。治所在鄯州（青海乐部县）。统兵七万五千。

　　（九）剑南节度使——职务是西抗吐蕃，南抚国境内各少数族。治所在益州（四川成都市）。统兵三万九百。

　　以上两镇专对吐蕃。

　　（十）岭南五府经略使（七五六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升经略使为节度使）——职务是绥靖境内各少数族。治所在广州（广东广州市）。统兵一万五千四百。

　　各镇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小量驻军，共有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后来边将陆续奏请增加兵额，每年需要作衣料赏品用的布帛多至一千零二十万匹段，军粮一百九十万石。边镇兵数比七二二年（开元十年）以前的六十余万人减少十余万人，经费比开元年间却增加五倍。按照当时的边境情形，这个巨大军费的极大部分是浪费。

　　范阳一镇兵数最多，它的对方奚、契丹是不是强敌呢？完全不是。七一六年，契丹酋长李失活、奚酋氏李大酺（音葡pú）率所部内附，唐封二人为郡王兼任都督。此后奚、契丹为唐藩属国，不曾大举侵扰边境。唐朝却大举攻击奚和契丹。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营州杂种胡人安禄山为捉生将。安禄山每率数骑出去，总要捉获数十人，显然不是斗力而是用诈计诱捉契丹人。安禄山因此算是有了战功，逐渐提升，七四二年，竞被任为平卢节度使，七四四年，又兼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侵略奚、契丹得唐玄宗的宠信，作两个节度使以后，当然更要立所谓边功来固宠。七四五年，唐嫁两个公主给契丹王李怀节和奚王李延宠。在安禄山的残暴欺压下，奚、契丹两国被迫各杀唐公主，起兵反抗。安禄山出击，又算立了战功。安禄山好几次诱两国酋长来宴会，用毒酒灌醉来人，割酋长的头献朝廷，其余醉人都被坑杀，先后共杀数千人。这种卑劣无耻的阴谋活动，唐玄宗也认为是立了边功。七五一年，赏安禄山的边功，又使他兼任河东节度使。安禄山率三镇兵六万进攻契丹，被契丹杀得全军覆没。唐玄宗不究大败的责任，依然宠信有加。自七五一年大败后，安禄山准备进攻西京，从昏君手里夺天下。

　　兵数次多的是陇右、河西两镇。它的对方吐蕃是一个强国，不过，唐与吐蕃间的战争，多半是唐边将挑动起来的。七一四年（开元二年），吐蕃赞普遣使官来境上请和，请用敌国礼。唐玄宗发怒，不许讲和。从此两国经常作战，互相侵夺。七三○年，吐蕃因屡次战败，请求讲和。皇甫惟明劝唐玄宗许和。唐玄宗说，赞普给我的信，狂悖无礼（指七一四年请用敌国礼），我不能原谅。皇甫惟明说，开元初年，赞普还很年轻，那会写这封信！我想，大概是边将故意假造，用来激怒朝廷。因为边境有事，将吏得以偷盗官物，虚报战功，骗取勋爵。这是奸臣的利益，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战事不停，费用浩大，河西、陇右两道都不得安宁。朝廷如果派使官去慰问金城公主（七○九年嫁到吐蕃），和赞普当面结和约，使他称臣息兵，不是对待邻国的善策么！唐玄宗使皇甫惟明到吐蕃讲和，赞普大喜，遣大臣入朝，两国恢复甥舅的和好关系。

　　皇甫惟明所说唐边将的好战行为，是切合实际情形的，诸如对奚、契丹，对吐蕃以及对其他邻国（例如南诏），都可以证明。本来，边将凭借国家的威力，侵侮邻国来求富贵，是常有的事，关键在于朝廷能否加以控制。唐玄宗本人就有好战心，节度使立功名，往往入朝作宰相，实际上，是鼓励边将生事邀功，唐与邻国当然不会相安无事。下列事例，说明唐玄宗发动战争，不愿意边境上有和平。

　　唐与吐蕃讲和以后，边境宁静。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使人对吐善守将说，如今两国通好，亲如一家，双方何必置兵守备，妨害耕牧，请都撤去守备兵。吐蕃守将经崔希逸力请，允许撤兵。自此汉人耕种，吐蕃人畜牧，各得安居乐业。七三七年，崔希逸派使人孙海到京城奏事。孙海想立边功，奏称袭击吐蕃，定能大获。唐玄宗使宦官赵惠琮同孙海去河西审察情形。赵惠琮矫诏令崔希逸出击，崔希逸不得已进入吐蕃境二千里，大破吐蕃兵。崔希逸内调为河南尹，自愧失信，得病死去。赵惠琮、孙海都算有功受了重赏。唐玄宗贪小利，宁愿对邻国失大信，吐蕃因此断绝和好，进行战争。

　　朔方节度使兼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是智勇全备的将帅，幼年时和唐玄宗论兵法，唐玄宗说他将来必成良将。他做两镇节度使，专以持重安边为宗旨，经常告诫部属说，当太平时候的将帅，只要爱护士卒、勤加训练就可以，不要耗费中国的力量去求自己的功名。唐玄宗要用良将攻击吐蕃，七四六年，任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掌握天下劲兵，选拔将才，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骑施哥舒部人）二将尤被重视。王忠嗣数次击败吐蕃军，但仍守持重安边的宗旨。七四七年，王忠嗣看出安禄山的阴谋，奏称安禄山必反。李林甫深恶他议及朝政，唐玄宗一向宠信安禄山，自然也不以为然，不久，允许王忠嗣辞去河东、朔方两节度使。唐玄宗令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青海西宁市西南）。王忠嗣奏称，石堡形势险固，非死亡数万人不能攻克，不如等候有利时机，再行进取。唐玄宗很不满意他的建议，令王忠嗣分兵数万，交给将军董延光去攻城。李光弼对王忠嗣说，大夫（金紫光禄大夫）为了爱惜士卒的生命，不肯出重赏鼓励士气，将来朝廷追究责任，怕不好解释。王忠嗣回答说，现在用数万人去争一城，得了并不能控制对方，不得也无害于我国，所以我不肯用兵。我受朝廷罪责，最重是贬到南方小郡里做个佐杂官，我不能让数万人战死来保全我这个官。李将军，感谢你的好意，我已下定决心，请不要再谈攻城。李光弼非常感动，说，大夫能行古人的事，我怎敢再说话。董延光攻石堡不下，说王忠嗣阻挠军计。唐玄宗发怒，李林甫使人诬告王忠嗣谋反。唐玄宗革王忠嗣官，交三司（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审问。三司判王忠嗣死刑。当时哥舒翰已继任陇右节度使，入朝力保王忠嗣不反，王忠嗣得免死，贬为郡太守。七四九年，得暴病死。王忠嗣病死的一年，唐玄宗令哥舒翰率兵六万三千人攻石堡城，唐兵战死数万人才攻下石堡，俘获吐蕃守军四百人。战争的结果，不出王忠嗣所预料，唐损失是很重的。唐玄宗为夺取一个无关战局的小城，把士卒的生命看作蚁命，除了极度的骄侈心和发狂似的好战心驱使他这样做，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理由。王忠嗣守正不屈，却被昏君奸相斥逐，又不幸早死。安史作乱时，唐朝军事上主要依靠郭子仪、李光弼来挽救危局，郭、李地位相差不远，出身的镇也不同（郭子仪出身朔方镇，李光弼出身河西镇），朝廷正缺少象王忠嗣那样能统率各镇兵将的大将，王忠嗣的贬黜和死去，对唐朝说来，是一个大损失。

　　唐玄宗自恃强盛，定要侵侮邻国来满足自己的骄侈心。安禄山生事邀功，因而得到宠信，王忠嗣持重安边，因而遭到黜逐，他用这样谬误的赏罚制造边境上的战争，足见战争所耗损的人命和财物，都是不必要的。

　　发动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募兵制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唐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李林甫作宰相，奏请京师及边境诸军都行募兵制。这种应募的兵士，既不是土著，又没有宗族，看轻自己的生命，只求赏赐的获得。李泌这个说法是有理由的。应募的兵士许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归附唐朝的各少数族人。主要由亡命之徒和少数族人组成的边镇军队，为了得赏当然不避战争。王忠嗣任朔方、河东节度使，藏大弓在袋子里，表示不用。军中却日夜思战，王忠嗣只好多派间谍到敌境探查情况，见有可胜的机会，才出兵攻击。看来，王忠嗣也不能违反军中的好战心理，严格守边不出击。唐玄宗本身好战，从边镇听到的又是些好战的话，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着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这里，唐玄宗为什么把国家的全部兵力和很大部分的财物放到边镇上去的原因，也就得到解释了。

　　七二五年，招募彍骑十二万人，作为皇帝的宿卫兵。彍骑居京师，没有出战的危险，天宝年间，应募的都是些小贩和无赖，根本不受军事训练。当时承平多年，很多议政的人以为内地可以取消兵备。朝廷禁止民间收藏武器；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耻辱，不许作为本家人。这都是太平观念的反映。京师有兵等于无兵，内地民间连武器也没有，猛将精兵却聚集在边镇上，内外失去平衡，危险的局面是显而易见的。

　　战祸只待边镇上的野心家来发动，唐玄宗积极培养野心家，安禄山为首的一伙叛乱者被培养出来了。王忠嗣兼四镇节度使，功名渐盛，李林甫怕他入朝作宰相。王忠嗣奏称安禄山必反，唐玄宗不信王忠嗣的预料，反允许王忠嗣辞去河东、朔方两节度使。原来李林甫要杜绝边帅入柏的道路，早就主张用少数族人为边帅，因为他们不识汉文字，无法作宰相。李林甫用另一种理由对唐玄宗说，文臣为将，总是缺少勇气，不如用寒微胡人。胡人勇猛，敢于上阵作战，出身寒微，不象酋长贵族那样有部落和徒党。他们孤立无党，如果朝廷给予恩惠，一定感恩为朝廷效忠。唐玄宗喜边功，又怕边帅立功名，结成朋党，李林甫的计议正合心意，寒微胡人安禄山等就这样被重用起来。七四七年王忠嗣去职后，自东北至西北的边境六个重镇中，安禄山得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兵力最强，哥舒翰得河西、陇右两镇。两人私怨很深，各培植势力，争夺权利互不相下，边镇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两个敌对力量。七五五年，哥舒翰入朝，路上得中风病，留在京师，安禄山成为唯一掌握重兵的边帅。就在这一年的冬季，蓄谋将近十年的安禄山，公开叛变，从此，唐朝的中央统一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发生长时期的斗争。

二 第一次斗争（七五五年——七七九年）

　　安禄山得到唐玄宗无比的宠信，因而在谋反活动上得到很大的便利。他收养同罗（铁勒的一部）、奚、契丹等部的降人八千余，称为曳落河（壮士），又蓄勇健家奴百余人，这算是他的基本武力。他有高尚、严庄两个龌龊士人作谋主，孙孝哲（契丹人）、史思明（胡人）、阿史那承庆（突厥人）、田承嗣等武夫作爪牙，这算是他的文武辅佐。他私制大量绯袍、紫袍和鱼袋（官员服饰），准备赏授官勋，借以收买徒众，这算是他的政治计谋。安禄山谋反多年，只有这一些凭借，力量是薄弱的。他依靠曳落河和家奴，并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足见他也知道大多数汉族兵士和将官不能为他效力。七五五年，他认为反叛的时机已到，以奉密旨率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范阳、平卢两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向南进军。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使，河北是他的管辖地，沿路郡县官或开门出迎，或弃城逃避，或被捉杀死，情况非常混乱。唐玄宗得到一些安禄山反叛的报告，还以为是假报，不信安禄山真会造反。

　　唐玄宗得知安禄山确实造反，才仓卒布置防御。他用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到东京（洛阳）募兵，十天内得六万人。断河阳桥（在河南孟津县北），防叛军从河阳（河南孟县）渡河。又调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旧唐书·玄宗纪》作工部尚书），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新设河南节度使，领陈留（治浚仪，河南开封市）等十三郡，防守黄河南岸。当叛军来路的诸郡都设防御使。招募兵士十一万，都是京师街市上小贩一类的人。任皇子李琬为征讨元帅，高仙芝（高丽人）为副，高仙芝率乓五万，出关到陕郡屯守，宦官边令诚为监军。

　　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到陈留才几天，安禄山率叛军渡河到了城下，陈留太守开门投降，张介然和将士数千人被杀。叛军攻荥阳（河南郑州市），守城士卒听到鼓角声，不觉纷纷掉下城去。叛军取荥阳，声势更大，前锋向东京进攻。封常清率军抵抗，战败退出东都，叛军占领东都。封常清率余部到陕郡，与高仙芝计议，退守潼关。叛军到潼关不得入，退屯陕郡。安禄山谋称帝（七五六年，自称大燕皇帝），留在东京不急于西进，因此朝廷得以多少作些准备，援兵也调集了一些。

　　腐朽入骨的唐朝廷，明明崩溃在眼前，君臣上下还说些“安禄山狂悖，不日授首”的大话来互相欺骗，要求封常清、高仙芝一出兵就消灭叛军。封常清、高仙芝用不曾训练过的新募兵抵抗安禄山，宜守不宜战，洛阳既因战败失去，退守潼关，保卫西京，实是必要的措施。封常清、高仙芝都是有战争经验的旧将，守潼关是可能胜任的。监军边令诚向唐玄宗进谗言，说封常清夸张敌情，动摇人心；高仙芝放弃陕地数百里，又刻扣军饷。唐玄宗大怒，令边令诚就在军中杀二将。封常清上遗表说，我死以后，仍望朝廷不轻看这个叛贼，切莫忘记我的话。高仙芝临死，说我遇敌后退，固然有罪，但说我刻扣军饷，天在上，地在下，可以证明我的冤枉！兵士们都大呼冤枉，边令诚还是把二将杀死。

　　唐玄宗杀了高仙芝、封常清，任命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率兵八万讨安禄山。哥舒翰有中风病，固辞不敢奉命。唐玄宗不许，哥舒翰只好带病出征。他所统八万人，多是各地招募来的新兵，加上一部分河西、陇右两镇兵及西北边境上十三个部落的蕃兵，到潼关，又加上高仙芝的旧兵，共有十多万人，号称二十万。这个杂凑起来的大军队，由一个病人统率，实际是无人统率。诸将争地位，各不相让，军心涣散，斗志消沉，固守潼关已是难事，唐玄宗却还要这个军队出关去攻取洛阳。哥舒翰屯兵在潼关，并不符合朝廷的愿望。

　　当时（七五六年春季）在河北地区有常山（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平原（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起兵声讨安禄山，颜杲卿一起兵，河北诸郡响应，十七郡归顺朝廷，安禄山只剩下用重兵镇守的六个郡。安禄山正要进攻潼关，听说河北有变，被迫停止西进。颜杲卿起兵才八天，叛军大将史思明等攻破常山城，颜杲卿被执到洛阳，大骂叛贼安禄山，至死骂不绝口。颜杲卿这一骂，振奋久被压抑的正气，挫折正在嚣张的邪风，出于忠义人口中的骂，是具有巨大威力的。颜真卿募勇士，十天就得万余人，附近诸郡杀安禄山所置守将，响应平原，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平原兵会合清河、博平（治聊城，山东聊城）两郡兵大破叛军，攻克魏郡城（河北大名县西），军声大振。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汉、蕃步骑兵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克复常山城，击败史思明军，收复常山郡所属九个县的七个县，史思明据两个县与李光弼军相持。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大军出井陉，到常山与李光弼会合，有汉、蕃步骑兵十余万人。史思明大败，逃往博陵郡（河北定县）。河北民众到处自动结集，大部多至二万人，小部也有万人或数千人，各部在当地抵抗叛军的侵袭，郭、李大军进入河北，各部争来投效。唐在河北已取得优势并且继续在加强这个优势。在河南地区，反抗安禄山叛军的力量也正在迅速发展。睢阳太守许远守睢阳城（河南商丘县），张巡守雍丘县（河南杞县），是最重要的抵抗者。河南各地准备向西进击的义乒总数不下十万人。多年来唐玄宗实行腐朽统治，所用官员当然多是些腐朽人，黄河南北郡县官纷纷投降叛军，有些甚至为叛军出力，这是腐朽统治应有的现象，并不表示安禄山因此获得了多大的实力。相反，颜杲卿、颜真卿，张巡、许远所代表的新兴力量，虽然开始时还很微弱，如果经过一些时日，取得战斗经验，并且和郭、李等大军结合起来，完全有可能在黄河南北消灭叛军全部。

　　史思明在博陵郡收集散兵数万人，又被郭子仪、李光弼击败。安禄山在洛阳分出步骑兵二万人，又发范阳等郡兵万余人，合史思明残部，共有兵五万余人。安禄山用这一些兵力保持在河北的退路，正是无力保持退路的证明。七五六年六月，郭子仪、李光弼大破史思明军，斩首四万级。史思明坠马，扶着断枪逃入营垒，率残乓奔回博陵。郭、李围博陵，军威大振，河北十余郡都杀叛军守将，归顺朝廷。洛阳叛军大动摇，安禄山恐慌，召高尚、严庄来骂道，你们教我造反，说是万全。现在已经好几个月，还进不得潼关，北路已断，唐兵各路会合，我只有汴、郑几州，万全在那里？从今不许你们来见我。自然，安禄山还得和这些人相见，商量放弃洛阳，逃回范阳。正在商量未定的时候，昏君唐玄宗、奸相杨国忠开潼关让安禄山入西京。

　　唐玄宗极端骄傲，总以为自己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在安禄山反叛以前，他对朝臣担保安禄山“必无异志”，给予兵权毫不吝惜。安禄山反叛以后，他转过来对将帅猜忌，只要不合己意，就认为可疑，或杀或逐，毫不犹豫。既然认自己是对的，那末，除了李林甫式的奸相和宫廷奴隶——宦官，此外再没有值得真正可信任的人了。

　　哥舒翰扶病守潼关，不是安禄山有后顾之忧，潼关早就不守。唐玄宗和杨国忠怀疑哥舒翰按兵不进，可能别有企图，募兵万人屯灞上，暗中防备哥舒翰叛变。唐玄宗派遣使者催促哥舒翰进兵攻陕、洛。哥舒翰奏称叛军利在速战，官军利在坚守，请等待时机以取成功。郭子仪、李光弼也奏称准备引兵攻取范阳，捣毁叛军的巢穴；潼关大军，必须固守，切不可轻出。唐玄宗、杨国忠对哥舒翰更加猜忌，派宦官一个跟着一个去催促进兵。哥舒翰知道必败，拍胸痛哭，引兵出关，在灵宝县西遇敌，一战溃败，哥舒翰被部下一个叛变的蕃将捕获送洛阳，唐军全部覆没。叛军入潼关，唐玄宗、杨国忠率领一些随从的朝官、宦官和卫兵，逃出西京，仓皇走向成都避难。

　　安禄山得西京，声势大振。一部分叛军侵入河东，郭子仪、李光弼收兵退入井陉，李光弼守太原，郭子仪前往灵武，河北诸郡全被史思明夺去。河南诸郡大半沦陷，张巡、许远力守睢阳，阻止叛军侵掠江、淮，因而江、淮财赋得以经由江、汉二水以至洋川（陕西洋县），再由洋川陆运到扶风，接济军用。郭、李两军的保存和睢阳的坚守，对唐朝的兴复是有决定意义的。叛军方面，在进入西京后，诸叛将自以为得志，沉迷酒色，争夺权位，搜括财物，不再有力量进攻唐军，只待唐军来扫除。

　　唐玄宗逃出西京，到马嵬驿（在陕西兴平县西），随行兵士杀杨国忠，又迫唐玄宗杀杨贵妃。两条祸根拔去了，算是平息众怒，这个骄侈已极，酿成祸乱的唐玄宗才得到兵士的护送，走到成都去安身。太子李亨在马嵬被民众留下，主持军事。李亨到灵武，朔方镇留守官劝进，李亨即皇帝位（唐肃宗）。唐朝以唐肃宗为首，展开了统一与割据间斗争的新局面。

　　朔方镇精兵早已调出去，只留老弱守边。唐肃宗即位时，文武官不满三十人，其中并无特出的人才，他的左右却有宠妾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两个嬖人，足以给他重大的坏影响。他虽然有号召全国的政治地位，但缺乏挽救危局的具体谋略和实力。这时候李泌到达灵武，唐肃宗才有了得力的助手。李泌是唐中期特殊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特殊人物。他经历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三朝，君主尽管猜忌昏庸，他都有所补救和贡献，奸佞尽管妒嫉加害，他总用智术避免祸患。他处乱世的主要方法，一是不求做官，以皇帝的宾友自居，这样，进退便比较自如；二是公开讲神仙、怪异，以世外之人自居，这样，不同于流俗的淡泊生活便无可非议。统治阶级争夺的焦点所在，不外名与利二事，李泌自觉地避开祸端来扶助唐朝，可称为封建时代表现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

　　李泌智慧早成，在开元年间为唐玄宗和张说、张九龄等所器重，称为奇童。天宝中，唐玄宗命他待诏翰林，供奉东宫，成为太子李亨（肃宗）的师友，因作诗指责杨国忠、安禄山等，被朝廷斥逐。他到达灵武，唐肃宗大喜，大小事都和他商量，言无不听。郭子仪率精兵五万也到达灵武。唐肃宗得李泌、郭子仪两个杰出的文、武辅佐，兴复有望，进驻彭原（甘肃庆阳县南），指挥军事。

　　唐肃宗听从李泌的建议，以长子广平王李泌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都隶属元帅府。李泌不肯接受官位（右相），唐肃宗特为创设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的名号，使李泌用这个名号处理军务。同时又用李辅国为判元帅行军司马事，地位仪次于李泌。李泌估计军事形势，对唐肃宗说，安禄山反叛，只有蕃将替他出力，汉人不过高尚等几个人，其余都是胁从。照我的预料，用兵两年，就可以消灭叛军。他给唐肃宗规定用兵计划，要旨是令李光弼出井陉，郭子仪入河东，使安禄山部下大将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西京长安，随从安禄山守东京洛阳的大将，只剩下一个阿史那承庆。郭子仪入河东后，不要他进取华阴，让叛军据守的东西两京道路常通。朝廷驻兵在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叛军来救头，就击它的尾，来救尾就击它的头，让它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唐军经常保持以逸待劳的优势，叛军来了不和它交锋，走了就乘机追击，不攻叛军的城池，不断叛军的走路。明年（七五七年）春季，使建宁王李倓（音谈tán唐肃宗次子）率兵顺着边境进攻范阳的北面，使李光弼攻范阳的南面，两面夹击，攻取范阳，叛军想退退不得，想留留不得，朝廷令各军四面围攻，叛军还能逃到那里去！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唐肃宗也认为可行，但是，他那种昏暗贪近利的性格，不可能有实行计划的决心。

　　七五七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叛军内部愈益不安，史思明据范阳，不听安庆绪的调度，这些，都是给用兵计划以更有利的条件。唐肃宗却只求早日收复两京，享受做皇帝的尊荣，顾不得久远的利益。张良娣、李辅国互相勾结，谋逐走李泌，李倓性刚直，斥责二人的罪恶。二人进谗言，说李倓想当元帅，谋害广平王。唐肃宗怒，杀死李倓。他不问真假，也不和李泌商量，一怒便杀李倓，至少说明他无意于进攻范阳的计划。他最关心的事是怎样对付功臣。他问李泌说，郭子仪、李光弼现在都做了宰相，将来克复两京，平定天下，再没有官可赏，该怎么办？李泌建议把官与爵分开，“官以任能，爵以酬功”，赏功臣用爵不用官。因为用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唐肃宗听了以为有理，但也不会采用李泌的建议。七五七年春季，唐肃宗进驻凤翔，陇右、河西、安西、西域兵都已经调到，江、淮庸调也运到汉中。李泌请按照用兵计划，派安西、西域兵顺着边境去攻取范阳。唐肃宗说，现在正该进取两京，那可引兵向东北走数千里，先取范阳，不是迂缓么？李泌说，现在调来的精兵都是西北守边兵和诸少数族人，他们不习惯关东夏季气候，克两京后，不可久留在内地。叛军逃归巢穴，等官军走了，一定又南来，战争势必拖延下去。不如先用在寒冷地方（范阳），使叛军无地可归，全部被消灭。李泌断言“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唐肃宗只求快些进入京城，根本不考虑什么久安之策，放李泌在一边，独自指导战争在错误的道路上进行。

　　战争在错误指导下，实行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叛军坚城，断叛军走路，一切违反李泌的用兵计划。郭子仪在河东，被召回任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军进攻长安。郭子仪军大败，退保武功县。唐军数次战败，唐肃宗不承认自己的指导有错误，却认为唐兵力不强。郭子仪看到回纥兵精猛，劝唐肃宗要求回纥多派援兵。回纥怀仁可汗使儿子叶护等率精骑四千余人来凤翔。唐肃宗好象获得了至宝似的，竭力讨回纥喜欢，与回纥定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这是多么卑劣无耻的昏暴行为！七五七年秋，元帅李倓、副元帅郭子仪率朔方等镇兵及回纥、西域兵共十五万，自凤翔出发，至长安城西，大破叛军，叛将安守忠、田乾真等率败兵逃出潼关，唐军进入西京。叶护要照约大掠，李倓拜求叶护到东京再践约，西京人才算免了灾祸。

　　叛军方面想扼杀唐朝，也用了最大的力量。它知道江淮庸调是唐朝的命脉，张巡、许远守睢阳，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音窘jiǒng）守南阳（城陷后退守襄阳），都是为了保护运道，因此叛军力攻两城，志在必得。张巡，许远和鲁炅都表现高度的坚毅性，坚守危城，特别是张巡，战绩尤为卓绝。睢阳陷落时，唐军已攻克西京，叛军无力再进扰江、淮。睢阳、南阳的坚守，对战局有重大的贡献。

　　唐军入西京，李泌便力求到衡山隐居，唐肃宗也就允许了。李泌的归隐是要避免杀身的灾难，唐肃宗的允许，是要行施自己的一套想法。唐肃宗挽留李泌时说，我和你同忧患有年，现在正好同娱乐，你怎么说要走呢！李泌看来，忧患正在兴起；唐肃宗却看作娱乐的时候已经来到。李泌看来，娱乐里面包含着杀身之祸，必须及早走避到遥远的衡山去；唐肃宗却看作娱乐是忧患的报酬，忧患过去了，剩下的只是娱乐。智士与昏君的两套想法，如此悬殊，当然不可以合作。唐肃宗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去，政治上军事上产生一次又一次的错误，因而不断地遭到忧患，最后还是在宫庭内的忧患中死去。

　　叛军失西京，军心动摇。李倓、郭子仪率大军进攻洛阳。安庆绪放弃洛阳，逃往河北，据邺郡等七个郡六十余城，有兵六万，仍是唐的劲敌。七五八年，唐肃宗命郭子仪等七个节度使率兵二十万，又命李光弼、王思礼（高丽人，王忠嗣部将，任关内、泽潞节度使）两个节度使率兵相助，合力进攻安庆绪。九个节度使不相统属，使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就是想用鱼朝恩来当统帅。鱼朝恩凭什么来统率这样庞大的军队呢？前途是可以预见的了。

　　郭子仪等击败安庆绪军，围攻邺郡城（河南安阳县）。史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救邺。史思明陷魏州（自七五八年起，郡都改称为州）。六五九年，鱼朝恩聚集步骑兵多至六十万，专力攻邺城。史思明看准唐军缺乏统一指挥，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上下解体的弱点，亲率大军直到邺城下。唐军六十万，布阵与史思明军决战，恰恰吹来一阵大风，沙尘弥漫，对面不相见，交战的两军都大惊溃散，唐军向南，史思明军向北。唐军遗弃甲仗辎重无数。郭子仪率朔方军到洛阳，准备保卫东京，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各引本部归镇，其余节度使和溃兵纷纷逃回本镇。史思明收集溃军，又回到邺城下，杀安庆绪，兼并安庆绪的土地和全部人马，自称大燕皇帝，成为一个强大的反叛力量。

　　唐军大溃败，完命是唐肃宗错误想法的恶果。他不设元帅的理由是郭、李都是元勋，难相统属。事实何尝如此。所谓难相统属，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情实别有所在，那就是唐肃宗曾问过李泌，郭、李再立大功，无官可赏，该怎么办。攻安庆绪时，郭、李早做了三公（正一品官，郭司徒、李司空），立功后确实是无官可赏，也就是功高震主，朝廷将感到不能容而又不得不容的困难，使宦官作观军容使，战胜的首功当然属于鱼朝恩，唐肃宗以为这是避免困难的方法，结果却招致六十万人崩溃的大失败。

　　宦官监军是唐玄宗创立的一个恶例，唐肃宗设观军容使，在监军外新创一个更大的恶例，标志着宦官势力又扩大了一步。

　　邺城下九节度使溃败，观军容使鱼朝恩归罪郭子仪，唐肃宗召郭子仪归京城，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又重赏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铁勒部落中仆骨部人）进爵为郡王，使与李光弼（郭、李都封国公）地位约略相等。他这些处置，根本还是从无官可赏的想法出发，罢免郭子仪，改用资望较次的李光弼，升进仆固怀恩，又为抑退李光弼作了准备。唐肃宗和他的后嗣们，依靠功臣来维持朝廷，却惯于用小智短计来对待功臣，结果是引起一联串的变乱。

　　七五九年，史思明率大队兵马取汴州，又取郑州。李光弼兵少，退出东京，驻军河阳。史思明得东京，引兵攻河阳。李光弼大破史思明军，史思明逃回东京，战争呈现相持不决的局面。

　　七六一年，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认为攻洛阳的时机已到，唐肃宗就令李光弼等进取洛阳。李光弼奏称，敌兵尚强，不可轻进。仆固怀恩要李光弼战败，自己可以上升，附和鱼朝恩，说洛阳可取。唐肃宗派宦官接连催促李光弼出兵，李光弼不得已，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自己同仆固怀恩将兵会合鱼朝恩等共攻洛阳。仆固怀恩反抗李光弼的命令，在邙山下平原布阵，被史思明军冲击，唐军大败，诸将走散，李抱玉也弃河阳退走。史思明得河阳、怀州（治河内，河南沁阳县）等重要地点，准备进攻陕州。李光弼因战败失去兵权，改任河中（治蒲州，山西永济县）节度使。鱼朝恩、仆固怀恩依然得到宠任。

　　史思明乘胜要取陕州，进取西京，朝廷大惧。正在这个时候，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自称皇帝。

　　七六二年，张皇后（即张良娣）准备杀死李辅国和另一宦官程元振，李辅国、程元振杀张皇后等，拥立太子李豫（即李俶，唐代宗），唐肃宗惊死。

　　七六二年，唐代宗即位。他是唐肃宗的肖子，就是说，同样是个昏君。他要攻取洛阳，消灭史朝义，任命长子李适（音括kuò）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又派宦官向回纥请兵。回纥登里可汗，亲自率兵来内地，目的在掠夺财物。登里可汗轻视唐朝，强迫李适行拜舞礼，随从唐臣力争，回纥鞭打这些力争者各一百，说李适年幼无知，免其行礼。唐代宗不信任郭子仪、李光弼等良将，却信任强横不法、依附宦官的仆固怀恩；不信任本国的兵力，却请求回纥出兵来壮胆，这种谬误可耻的措施，正是“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回纥的侮辱是自己招致的。后来李适即位（唐德宗），一味痛恨回纥对自己无礼，唐朝又因此招致大损失。

　　唐大军自陕州向洛阳进攻，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分路来会攻。大军与史朝义军在洛阳北郊大战，镇西节度使马璘奋勇陷阵，大军继进，大破史朝义军。史朝义逃往河北。回纥入洛阳，纵兵大杀掠，朔方（仆固怀恩所统）、神策（鱼朝恩所统）两军借口洛阳、郑、汁、汝等州是贼境，也沿路虏掠。仆固怀恩率朔方等军到河北追击史朝义。七六三年，史朝义败死。安、史所代表的割据势力，到此时形式上算是失败，但在实际上却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而得到巩固。

　　七六二年，庸诸军进击史朝义在河北的余部。史朝义部下诸节度使投降唐军。朝廷下令说“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这样，凡是叛军节度使都一变而为唐朝的节度使。张忠志（奚人）原是安禄山部下著名勇将，唐朝廷特别尊重他，给他成德军节度使名义，统原有恒、赵、深（治陆泽，河北深县）、定、易五州，赐姓名为李宝臣。藩镇成德镇（节度使驻恒州，河北正定县）从此成立。七六三年，朝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德、沧（河北沧县）、瀛五州都防御使（当年升为节度使），藩镇魏博镇（节度使驻魏州）从此成立。又任命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占有幽、涿、营、平（治卢龙，河北卢龙县）、蓟（治蓟，河北蓟县）、妫（治怀戎，河北怀未县）、檀（治密云，北京市密云县）、莫（治莫，河北任丘县）八州，藩镇幽州镇（节度使驻幽州）从此成立。仆固怀恩怀异心，要诸叛将据有河北，作为党援，使自己常得朝廷的尊重，不过这还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唐朝廷本身腐朽无能，只求苟安一时，诸叛将既然名义上承认了朝廷，瓜分河北就不认为最重要的损害。

　　朝廷对强横不法的武夫，按照强横的程度，给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强横，得到的待遇也愈优厚。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郭子仪功绩最大，威望最高，对朝命最顺从，遭受的猜忌也最大。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朝廷的赏罚如此悖谬，宜乎图谋割据的野心家愈来愈多，那些不为风气所转移，忠实地阻遏割据势力的少数功臣，对朝廷说来，也就愈益显得难能而可贵。

　　安、史反叛，朝廷调西北兵参加征伐，边镇只留一些老弱兵，吐蕃乘机夺取唐地，河西陇右为吐蕃所占有，七六三年，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二十余万人入大震关（在甘肃陇西县），深入到奉天（陕西乾县）、武功，京师大惊骇。唐代宗任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到咸阳抵御，郭子仪在家闲住，早已遣散亲兵，以免疑谤。这时候召募得二十骑，便赶赴咸阳。唐代宗见吐蕃兵已逼近，仓猝不知所为，逃出长安，奔向陕州。第三天，吐蕃入长安城，大烧大掠，长安变成一座空城。吐蕃虏获城中士女百工，准备归国。郭子仪用少数兵卒，虚张声势，吐蕃惊骇，全军逃出长安，退到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会（甘肃靖远县）、成（甘肃成县）、渭（甘肃平凉县）一带，待机进取。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陆续成为吐蕃属地，唐朝廷所在的西京，从此处于吐蕃的威胁下。

　　当吐蕃入大震关时，朝廷便下诏征调援兵，诸功臣痛恨宦官程元振的擅权横行，没有人奉沼，连李光弼也不发兵来援。太常博士柳伉料到唐代宗和宦官刚回来，气焰不免受挫，可以说些话。他上书指出吐蕃不战直入京师，武士纷纷逃避，这是将帅叛朝廷了。功臣被疏远，嬖幸受重任，直到大祸造成，群臣还没有一个人敢直谏，这是公卿叛朝廷了。此次车驾刚出都城，城里居人便入府库取财物，杀守者，这是三辅（畿内州县）叛朝廷了。自十月朔（夏历）发诏召援兵，四十天不见有一兵入关，这是四方叛朝廷了。柳伉指出这四条来提醒昏君，随后要求斩程元振，斥退诸宦官，神策军（鱼朝恩率领）交付大臣统率，做了这些以后，皇帝还得下诏罪己，问天下能不能允许自己自新改过，如果不得允许，皇帝该退位让贤。柳伉敢说这些话，因为他代表群臣的公意。唐代宗被迫取消程元振的官爵，用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统禁兵，又加重奸相元载的权势，让他压制敢言的朝臣，昏君依靠鱼朝恩和元载，以为又可以安坐享乐了，事实却完全相反。

　　仆固怀恩率朔方军在河东，自以为有大功，不满意朝延给予的待遇；朝廷也照例对功臣猜忌，总想收回兵权才称心。仆固怀恩不敢入朝，朝廷坚持要他入朝，双方关系逐渐恶化。七六四年，唐代宗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朔方将士一听到郭子仪来了，都离开仆固怀恩，欢迎郭子仪。仆固怀恩率兵三百人逃到灵武，收合散兵，招引回纥、吐蕃兵十万人，绕过邠州（治兴平，陕西邠县），进逼奉天。郭子仪率军抵御，敌军不战退走。七六五年，仆固怀恩又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人入侵，路上仆固怀恩病死，郭子仪与回纥讲和，合力击退吐蕃。唐朝依靠郭子仪的威望，得朔方军和众节度使的效忠，仆固怀恩才无所作为，可是，元载对唐代宗说，安禄山、史思明被儿子杀死，仆固怀恩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都是国家福业深厚，佛菩萨保佑的缘故，人力是做不到的。这个昏君愈益信佛，大造佛寺，此后吐蕃、回纥经常入侵，便令众僧讲《仁王护国经》，敌退，认为讲经有效，厚赏众僧，把郭子仪等众节度使和将士的功绩，轻轻放到不重要的地位上去。

　　七六八年，唐代宗召李泌来京师，要李泌吃酒肉、娶妻、做官（宰相），为世俗人。李泌保持宾客身分，固辞宰相，却被迫娶了妻。唐代宗要他为世俗人，是完全不了解李泌的用心，也就是不会听从李泌的建议。七七○年，元载助唐代宗杀鱼朝恩，元载也开始被唐代宗厌恶。元载要驱逐李泌出京，唐代宗告诉李泌说，等我决意除元载，再找你回来。李泌就这样到江西去做判官。七七七年，唐代宗杀元载，籍没家产，单是胡椒就有八百石，其他珍宝财物之多可以类推。七七八年，李泌又被召来京师。唐代宗说，好容易八年才杀这个贼，几乎不能和你见面。李泌说，臣下有罪，早就该处置，何必容忍太过。唐代宗说，做事应该十全，不可轻发。从这些谈话里，显示唐代宗昏愚无知、自以为是的病根，是不可救药的。不多几天，唐代宗听宰相常衮的话，又使李泌出京去做州刺史。

　　唐肃宗、唐代宗都是昏君，唐肃宗拒绝采用李泌的用兵计划，急于回到西京做享乐皇帝，又猜忌功臣，不让郭子仪、李光弼等良将在军事上施展才能。史思明死后，唐军不出陕州东境，向洛阳进取，听任安史残部攻掠河南，稳占河北。唐中期的割据局面，在唐肃宗时形成了。唐代宗时割据局面已经固定，京西又出现紧张局面。唐用主要兵力到京西防秋（防吐蕃秋季入侵），对藩镇不得不从姑息转为忍辱退让，对其他野心节度使的控制力也大为削弱，到处出现半独立的割据者。关东紧张的形势移到京西来，是一个重大事件，但当时的主要矛盾仍是朝廷与割据势力间的矛盾，邻国侵侮并不曾改变这一基本情况。

三 第二次斗争（七七九年——八○五年）

　　七七九年，唐代宗死，唐德宗（李适）即位。唐德宗是不同于唐肃宗、唐代宗的昏君。肃、代猜忌功臣，唐德宗的猜忌心表现得尤其突出。肃、代都对强横者姑息，唐肃宗被史家描写为“温仁”，唐代宗也被称为“宽仁”，实际都是庸懦人物，唐德宗急躁，是一个轻举妄动、刚愎自用的人物。肃、代都优待回纥，防备吐蕃，唐德宗因曾受侮辱，仇视回纥，对劲敌吐蕃反而放松警戒。他是这样的一个昏君，唐朝在他统治下，从肃、代的苟安局面转入危急的局面。

　　唐德宗初即位，尊郭子仪为尚父，免去一切军职，用他的部将李怀光（靺鞨人）、常谦光、浑瑊（音尖jiān）三人分掌兵权。李怀光在七七九年初，乘郭子仪入朝，谋夺郭子仪的地位，伪造诏书，想杀死功名比自己高的大将温儒雅等，阴谋被判官杜黄裳发觉，李怀光流汗服罪。唐德宗要取消郭子仪的兵权，竟把最重要的军职分给这个谋篡者，使他代郭子仪镇邠州。这和唐肃宗用仆固怀恩代李光弼的作法完全一样，昏君是永远不会从失败中取得教训的。七八○年，唐德宗罢免泾原（治泾州，甘肃泾川县）节度使段秀实，使邠宁（治邠州，陕西邠县）节度使李怀光兼泾原节度使。泾原诸将因李怀光杀温儒雅等宿将五人，治军暴虐，拒绝李怀光到任，唐德宗改任朱泚为泾原节度使。这些措施，后来都转过来危害唐德宗自己。

　　七七九年，唐德宗任用元载余党杨炎为宰相。七八○年，依杨炎的建议，行两税法，岁收比行租庸调法有改进。杨炎因之愈得信任，独任大权，专以报仇害人为能事。刘晏是唐朝最有名的理财家，自七六○年（唐肃宗上元元年）起，便以筹集财赋，供应军国，为朝廷所倚重。唐代宗杀元载，刘晏曾参与密议。杨炎要为元载报仇，七八○年，进谗言使唐德宗杀刘晏。刘晏无罪被杀，大家都为他呼冤。七八一年，割据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的李正己（高丽人）和诸镇谋反，接连上表请问杀刘晏的罪名，使朝廷无话可对，陷于窘境。唐德宗用卢杞为宰相，准备杀杨炎（本年杀杨炎），卢杞非常阴狡，是李林甫、元载以后，又一个著名的奸相。他掌握着唐德宗猜忌刻薄的性格，顺着这个性格去伤害群臣，害人的伎俩，超过杨炎无数倍。唐德宗的急躁，加上卢杞的奸邪，造成一阵大混乱，唐朝遭到比安禄山入西京还要严重的危险。

　　七八一年，成德镇李宝臣死。李宝臣和李正己、田承嗣等议定，要在本镇确立传子制。七七九年，田承嗣死，田悦继位，李宝臣要求朝廷加以任命，承认田悦的继承权。唐代宗当然允许。现在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继位，请朝廷承认一下，也算是有例可援。唐德宗想革旧弊，坚决不允许，田悦替李惟岳代请，也不得允许。田悦、李正己、李惟岳结合起来，为争取传子制，出兵和朝廷作战。唐德宗调京西防秋兵一万二千人守关东，又任命李怀光兼朔方节度使，大发各路兵讨伐叛军。这是一次带有决定性的大战争，如果战争胜利了，割据势力将大为削弱，可是，唐德宗并无用兵计划，也不设统兵元帅，诸将由朝廷亲自指挥。他以为用大军击三个叛镇，可以制胜，根本不想到这是统一与割据的斗争，关系不限于三个叛镇。果然，战争出于意料地愈来愈扩大，唐军方面虽有不少良将，但在腐朽朝廷的指导下，局部胜利丝毫不能补救整个局面的大破败。

　　七八一年，魏博田悦攻唐邢州（河北邢台县）和临洺县（河北永年县西），战争开始了。唐将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将李晟（音成chéng王忠嗣旧部）大破田悦军。田悦解围退屯洹水县（河北大名县西南），淄青军在东，成德军在西，互相呼应。唐将唐朝臣大破魏博、淄青军于徐州，江、淮漕运又通。七八二年，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悦军，田悦收残兵千余人逃回魏州，守城自保。淄青李纳（李正己死，子李纳继位）战败，逃回濮州（山东鄄城县），唐军围濮州。唐德宗令卢龙节度使朱滔攻成德李惟岳军，李惟岳大败，逃回恒州。李惟岳部将王武俊（契丹人）杀李惟岳，投降朝廷。

　　唐朝的腐朽政治，自安、史乱后，不曾有改善，朝廷应有的威信，它是缺乏的。它拿不出比藩镇较好的政治来振新耳目，一时的战胜，并不能挫折割据者的野心，改变分裂已久的形势。这一战争还没有结束，立即发生又一次战争。

　　唐德宗任命成德降将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使，别一降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使。分给朱滔德、棣（治厌次，山东惠民县东南）二州。朝廷这个措施，意在分散旧成德镇的力量。王武俊自以为功大，地位反比张孝忠低，不肯接受朝命。朱滔要得深州，屯兵据守，拒绝交给康日知。王武俊反叛，接着朱滔也叛，田悦、李纳、王武俊、朱滔结合，声势又振。朱滔遣人密约朱泚同反，被马燧搜获。朱泚镇守凤翔，唐德宗召回长安，派宦官监视。马燧等围魏州，朱滔、王武俊救魏州。唐德宗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前往助战。李怀光击破朱滔军，王武俊又击破李怀光军，唐军失势，马燧等退保魏县（在魏州城西），抵御朱滔等。唐军与叛军相持，朱滔等看出唐军不能夺回优势，相约称帝称王，表示与朝廷断绝任何关系，不再算是唐朝的叛臣。朱滔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朱滔为盟主。朱滔等向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河南汝南县）李希烈劝进，李希烈接受推戴，先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兵强，派兵四出掠夺，围郑州，小队人马直到洛阳附近，东都大震骇。战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河南成为重要的战场。

　　宣武军（节度使驻汴州）是对抗李希烈叛军的主要唐军。七八三年，李希烈围襄城（河南襄城县）。宣武节度使李勉使部将率兵一万人救襄城，唐德宗也派兵三千人去助战。李勉奏称，李希烈精兵都在襄城，许州（河南许昌市，李希烈当时驻许州）空虚，使两部救兵袭许州，襄城围自解。唐德宗以为违反诏书，派宦官去斥责李勉。两部救兵离许州数十里，奉召狼狈退回。许州守兵追击，唐军大败，死伤过半。李勉分兵四千助守东都，被李希烈截断后路，不得退回。这都是唐德宗亲自指挥的结果，宣武军从此不振，襄城愈益危急。

　　唐德宗在讨伐三叛镇时，意气甚盛，一心要进攻。现在李希烈反叛，又转过来一心要退守。不让宣武军攻许州，因为襄城距离洛阳比许昌近些。李希烈小队人马窜扰洛阳附近，便调宣武军四千人去助守。显然，他只求固守东都，保障西京的安全，别的都顾不得了。但是，事情又恰恰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他抽调关内诸镇兵救襄城，泾原兵五千被调路过京师，因不给犒赏，兵士哗变。变兵声称琼林、大盈两库（皇帝私库）积金帛无数，应该拿来大家分。变兵攻入京城，唐德宗率少数家属仓皇出走，随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所率宦官约一百人。路上遇到郭曙（郭子仪子）、令狐建二人，率所部约五百人随行。唐德宗在这些人拥护下，逃到奉天县。过了三两天，左金吾卫大将军浑瑊率家属到奉天。唐朝一部分官员也陆续来归。浑瑊是郭子仪部下大将，一向有威望，七七九年，唐德宗分郭子仪所管军州为三个节度使，浑瑊是三节度使之一。当年，内调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浑瑊失兵权，自然是由于唐德宗的猜忌。他是朝中唯一名将，李希烈反叛，曾派间谍来陷害他，唐德宗在这一点上还算明白，没有中计，浑瑊得保存生命。现在他来到奉天，人心才安定了一些。附近诸镇援兵入城，有浑瑊统率，唐德宗才幸免被俘。在这一紧急期间，浑瑊成了挽救危局的决定性人物。

　　朱泚曾任泾原节度使，泾原变兵拥朱泚为主。诸镇救襄城兵，有些还没有出潼关，也叛变回西京，投顺朱泚。朱泚有了兵力，便自称大秦皇帝，唐百官大都做了秦官，俨然立起一个朝廷来。朱泚立朱滔为皇太弟，与河北诸叛镇遥相呼应。唐德宗派人到魏县行营（攻田悦的唐军）告急，李怀光率朔方军回救奉天，李最也沿路收兵来救，马燧等各归守本镇，李抱真仍留河北。这一行动是唐朝的转机，浑瑊坚守危城，使这个转机能够实现。浑瑊、朱泚都知守城与攻城的意义，双方态度都非常坚决。朱泚亲自督战，用全力围攻一个月，不能得城。城中食粮都用完，唐德宗自己也只吃些蔓菁和粗米，兵士更是困饿不堪。李怀光率兵五万到长安附近，李晟率兵万余人也到，其余各路援兵分别到达。朱泚集中兵力作最后一攻，守城兵力战，朱泚大败。李怀光击败朱泚别军，朱泚率兵退守长安。奉天围解了，群臣朝贺。军官贾隐林对唐德宗说，陛下性太急，不能容人，如果这个性格不改，虽然朱泚败亡，忧患还是会来的。唐德宗刚刚脱险，不便发怒，只好连声说对，事实上昏君决不能因忧患而悔祸改过。他对陆贽（音至zhì）说，我对人推诚不疑，却常常彼奸人卖弄。我遭受许多患害，我看，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对人推诚的缘故。他是这样一个决不悔改的昏君！

　　果然，立刻又发生祸乱。李怀光性粗暴，从魏县来，一路上说卢杞等人奸邪，应该诛杀。唐德宗按照卢杞的计谋，令李怀光乘胜攻长安，不必入朝相见。李怀光自以为有大功，竟不得见皇帝一面，对人说，我已经被奸臣排斥，没有前途了。李怀光接连上表揭发卢杞等人的罪恶。朝臣们也议论纷纭，斥责卢杞等。七八四年，唐德宗被迫，贬卢杞等为南方远州司马。李怀光逼走卢杞等，心不自安，屯兵咸阳，与朱泚通谋，宣称，我已与朱泚连和，朝廷快快避开。唐德宗仓皇离奉天，避往汉中。李怀光反叛，唐朝形势又进一步恶化，许多朝官认为朝廷愈走愈远，不可能再回来。那些闭门不出观望胜败的唐官，纷纷投降朱泚，甚至河东节度使马燧也觉得绝望，撤回援兵，准备保卫河东本境。这时候，李晟成为挽救危局的决定性人物。

　　李晟率孤军驻东渭桥（在长安东北五十里），夹在朱泚、李怀光两强敌的中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开始时处境极为危险。他用忠义激励全军，在困境中保持锐气。他的决心增强他的威信，驻邠宁、奉天、昭应（陕西临潼县）、蓝田的唐军，都接受他的指挥，军声大振，唐德宗本想逃往成都，因此停留在汉中。李怀光被迫逃往河中，部属或投降李晟，或路上逃散，势力大为削弱。李怀光逼走卢杞，将要叛变时，唐德宗派人去吐蕃求救兵。允许割安西、北庭地给吐蕃。河西陇右失陷后，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昕率军民坚守，七八一年，使者间道入朝，朝廷才知道二镇还存在。二镇对抗吐蕃十余年，唐德宗竟私许割让，悖谬真是到了不能设想的程度！他和肃、代一样，不相信将帅有克敌的力量，实际是怕将帅力量太大，立大功不好对付，宁愿引进吐蕃兵来分功，什么损害是在所不计的。他使浑瑊率诸军自汉中出击，吐蕃兵二万来会。浑瑊击败朱泚兵，进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吐蕃大掠武功县，又受朱泚厚赂，全军退去。唐德宗想用吐蕃兵同取长安，听说退去，非常忧愁，询问陆贽。陆贽劝他信任将帅，用吐蕃有害无益，现在退去，正是好事。唐德宗的猜忌心不得不流露出来，要陆贽替他拟出指挥浑瑊、李晟等军的规划。陆贽劝他不要“决策于九重之中（宫中），定计于千里之外”。显然朝廷引外兵来，是要将帅不得居全功，朝廷亲自指挥，也是想自居首功，归根都是猜忌心的表现。陆贽拒绝做规划，他只好让李晟等自动用兵，正如陆贽所说，“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唐德宗不得自用，李晟等才得被用了。李晟率兵攻入长安城，号令严明，秋毫无犯。朱泚逃走，路上被部下杀死。七八五年，马燧、浑瑊等围攻河中，李怀光自杀。从七八一年三叛镇作乱开始，朝廷处理军事，一个错误接着又是一个错误，把战祸引到河南，又引到长安城内，不是浑瑊、李晟等人尽力反抗叛军，唐朝几乎有覆没的危险。七八四年，唐德宗回长安，七八五年，取河中，战祸算是大体上告一结束。

　　七八三年，魏县行营解散，李抱真退屯临洺县，留在河北观望形势。李抱真利用王武俊与朱滔间的矛盾，说王武俊归唐。唐德宗困在奉天，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允许赦他们的罪，并给大官爵。本来三人只要割据得到承认，名义上归唐并无不可，三人都秘密答应了。七八四年，陆贽替唐德宗起草一道罪己大赦诏，文字确实诚挚动人，据说，诏书颁发下去，四方人心大悦。七八五年，李抱真入朝，对唐德宗说，“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一个皇帝肯自认错误，愿意悔过，话又说得那样恳切，士卒感泣是很可能的。不过，陆贽的文章，首先没有感动唐德宗本人。赦书开头几句是“致理（治）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民），不吝改过”。唐德宗过去是后来还是最不推诚、最吝改过的昏君，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其次也没有感动田悦等三人，他们依然为割据而进行争夺，赦书只是给他们一个取消叛臣名义的借口。三人见赦诏，都自去王号，上表谢罪。唐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为平卢节度使，田悦早已任节度使，特加检校左仆射官号。剩下幽州的朱滔和淮西的李希烈，朱滔于七八五年病死，将士立刘怦为主，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李希烈于七八六年为部将陈仙奇所杀。陈仙奇来降，朝廷任为淮西节度使。吴少诚说是为李希烈报仇，杀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即任为淮西留后。由传子制引起的一场大混乱，就这样可耻地结束了。

　　陆贽是唐朝卓越的政论家。唐德宗作太子时，已经听到陆贽的声名。七八三年，战祸蔓延到河南，需要大手笔替他起草文告，才召用陆贽为翰林学士。陆贽正直，唐德宗有问，总是剀切指陈，有过，总是竭诚谏净。唐德宗逃到奉天，事事和陆贽商量，不可一日离左右，但重要议论却很少采纳。唐德宗逃到汉中，使人去召杭州刺史李泌。陆贽的严肃态度，与唐德宗刚愎的性格是不能相容的，陆贽尽管能发救时的宏论，遇到昏君，不免大部分化成空谈。李泌经历玄、肃、代、德四朝，昏君的心理已经摸得够清楚了，因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诱导唐德宗做一些好的事情，使得有些祸乱受到阻止，内忧外患多少有减轻的趋势。

　　为了仇视回纥，要与吐蕃和好，这是唐德宗一贯的主张。七八四年，唐德宗回长安，吐蕃来求安西、北庭两镇。唐德宗想召还郭听和李元忠，割两镇给吐蕃。李泌说，两镇将士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如果割弃，他们将来从吐蕃入侵，怨恨朝廷如报私仇，一定很凶悍。朝臣赞助李泌的意见，两镇得保存下来。唐德宗刚进长安城，便猜忌功臣，七八五年李怀光死，猜忌心更不可抑制。吐蕃入寇，被李晟击败。吐蕃人说，唐良将不过李晟、马燧、浑瑊三人，用计去掉他们，可以取唐国。七八六年，吐蕃派兵二万到凤翔城下，声称李晟叫我们来，为什么不出来犒赏。第二天退去。这是何等拙劣的离间法，唐德宗却信以为真，张延赏乘机毁谤李晟。李晟昼夜哭泣，请求出家为僧，唐德宗不许。七八七年，吐蕃又使人向马燧求和，马燧对李晟有嫌怨，附和张延赏（宰相），力主讲和。唐德宗以和吐蕃13二为借口，削去李晟的兵权。又令浑瑊为会盟使，临行时，唐德宗要他“推诚”对待吐蕃，切不可有猜忌心。显然，向吐蕃求和好，目的是在夺诸功臣的兵权，对外敌推诚不精忌，正由于对功臣猜忌不推诚，他这样谬误地对待功臣，宜乎受吐蕃的侮弄。浑瑊到平凉结盟，吐蕃伏兵突起，杀唐官和唐兵，浑瑊夺马逃回。吐蕃原想捉获浑瑊，使马燧因创和议得罪，然后进兵攻取长安。现在浑瑊逃走，马燧虽已被唐德宗憎恶，失去副元帅、河东节度使等职位，却还没有治罪，进攻的计划因而停止。

　　和吐蕃几乎招来战争，更危险的是李晟失兵权，遭猜忌，武臣们如李抱真等都愤怒解体，不肯再为朝廷出力。宰相张延赏辞职，表明和吐蕃的责任，但君臣相疑，内外解体的分裂状况仍无法消除。这又是唐朝一个紧急关头，唐德宗大概感到危险，任用李泌为宰相，李泌大概也感到非任职不可，居然允许做宰相。这时候，确实只有李泌一人可以挽救危局，因为只有他能够说透利害，打动唐德宗的内心，使他多少听从一些。

　　李泌受任后，与李晟、马燧等进见唐德宗。唐德宗对李泌说，从前你在灵武时，就该做这个官，你一定不肯做。现在我用你为相，要同你定个约：你切不可报仇，你有恩要报，我替你代报。这几句话完全流露出唐德宗的猜忌心，他怕李泌报恩报仇，滥行职权，损害皇帝独掌的赏罚权。他用李泌，但并不了解李泌的为人。李泌说，我一向奉道教，不与人结仇，也没有什么私恩要报。今天，我倒要和你定个约。唐德宗说，可以。李泌说，愿你勿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你万一害他们，内自宿卫，外至方镇，那个不愤怒，恐怕中外叛变，大乱立刻到来。你能诚心对待他们，他们自然也就安心，国家有事，他们出去征伐，无事在朝内任职，不是很好么？你不要忌二臣功大，二臣也不要因位高自疑，天下就无事了。唐德宗听说，答应不害李晟、马燧，二人也涕泣拜谢，表示感激。一个紧急关头就这样平稳地渡过去。李泌做了许多有利于国的事，愈得信任，因而提“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国），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计划。唐德宗坚决反对和回纥，经李泌反复开导，才决定与回纥和亲。七八八年，回纥可汗得唐许婚，非常喜悦，愿为庸牵制吐蕃。七九三年，南诏国也脱离吐蕃，与唐恢复亲善关系。吐蕃的两个与国变成敌国，唐的两个敌国变成与国，唐与吐蕃形势大变，从此吐蕃势弱，不能为唐大害。唐朝免去吐蕃的威胁，到唐宪宗时，又有力量和关东割据势力作战，并取得胜利。李泌这一建议的实施，对唐与吐蕃两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这是最大的一个成功。

　　李泌常与唐德宗进行有意义的争论。有一次，一个妄人对唐德宗说，白起（战国时秦国名将）告诉他，吐蕃将要来寇，自起能替国家守卫西边。本来，吐蕃侵边是常事，唐守边兵把它赶走也是常事。唐德宗把边上战胜看作白起的功劳，要在京城立白起庙。李泌说，我只听说过“国将兴，听于人（民）”（《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将帅立了功，你却赏白起，边上谁还肯杀身御敌？请外兵和请鬼神，都是贬低功臣的一种手法，李泌这一驳议，正打中唐德宗的隐情，白起庙只好作罢。有一次论到卢杞，唐德宗说，人都说卢杞奸邪，我觉得不是那样。李泌说，让你一个人不觉得，正是他的奸邪处。如果你早觉得，何至有奉天的祸难。唐德宗说，那是天命，术士早就说过，与卢杞不相干。李泌说，天命，一般人可以说说，只有君和相不可说。君、相是造命的人，君、相也说天命，那末，礼、乐、刑、政还有什么用？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商就是这样亡国的。盾德宗说，卢杞小心，我说的活他都听从，他没有学问，不能和我辩驳，我常常觉得才能比他大得多。利用昏君自以为是、自以为能的弱点，按照昏君的意图来顺从，这是奸人得宠的秘诀。卢杞为相，出的主意没有一件不误大事，在奉天危城中还是如此，唐德宗却始终信任，原因就在卢杞的主意全是唐德宗的主意，事情坏了，宰相受朝臣们斥责，绝不推辞，唐德宗自然认为是忠臣，愈加信任。李泌反驳说，凭着言无不从，就得称忠臣么！“言而莫予违”，正是孔子所谓“一言丧邦”呵！庸德宗说自己为什么能接受李泌的谏诤，因为李泌说理深透，态度和顺，使人信服，不能不从。七八九年，李泌病死。他喜欢谈神仙怪异，自称是道教徒，从反对立白起庙、反对信天命看来，他谈神仙怪异，实是处乱世的一种智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是“子房（西汉初张良）欲从赤松游之故智”，可谓能知李泌的心事。

　　唐与回鹘（音胡hú，七八八年改纥为鹘）、南诏讲和后，吐蕃不敢轻易入侵，各藩镇也因要求得到满足，名义上尊奉朝廷，唐德宗处在比较和缓的情势下，充分行施着他的恶劣政治，陆贽虽然做了两年多（七九二年夏至七九四年冬）宰相，提出许多好的建议，但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恶政。这些恶政是：

　　（一）宦官专军政——七八四年，唐德宗猜忌宿将，使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监左、右神策军。七九二年，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精壮人代替挂名军籍的小商贩。监军窦文场认为可疑，唐德宗贬柏良器。七九六年，任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从此宦官兼管禁军，藩镇将帅多从神策军出身，有些朝官也出入宦官门下。边上诸军，多请隶属于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归中尉统率，神策军因此扩大到十五万人。窦、霍势力盛大，为唐后期宦官挟兵权把持废立大权的局面开了最初的端。

　　（二）大权独揽，亲理小事——陆贽因直谏，七九四年罢相。七九五年，贬陆贽为忠州（四川忠县）司马。自从陆贽被逐出朝，唐德宗耳根清净了。他不再任用宰相，官员小至县令，都由他自己选用，宰相只管行文书的事务。他对那些拥兵并有反叛可能的人，却屈意姑息，一州一镇只要有兵，就不敢去触犯，他的大权表现在做小事上，在大事上他是缺乏权力的。

　　（三）贪进奉、兴宫市——唐德宗在奉天吃过穷乏的苦头，回长安后，专心贪财物。他从穷乏生活中，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经验，独取得贪财的经验，真是昏愚到极端。因为他贪财，节度使多以迸奉名义来讨喜欢。名目有“税外方圆”（正税外周转）、“用度羡余”等等。节度使额外刻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京师，使宦官为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掠货物。所谓宫市，就是皇帝作窝主，宫中用物不买就会得到。七八七年，唐德宗对宰相李泌说，每年各地方进奉，共值钱五十万缗，今年只得三十万缗，宫中用度不够，怎么办！李泌劝他不要求私财，国库每年供给宫中一百万缗，请从此不受进奉并停止宣索（随时派宦官到地方上要财物）。唐德宗答应了，可是还暗中派宦官去要，敕令地方官不许让宰相得知。封建皇帝以天下为家，因为爱家，不敢过分剥削民众，这就成为好皇帝。唐德宗连京师街市都不顾，只顾宫中的家，私财积得愈多愈好，死也不肯拿出一些来。有一次，禁军缺粮要哗变，恰好江、淮运到米三万石，唐德宗高兴，走到东宫对太子李诵（唐顺宗）说，米运到了，我父子得活命了。江、淮运米，连运费每斗值钱三百五十文，京师市上米价每斗不过数十文，他宁愿兵变，不愿拿出私财来籴米。七八三年，泾原变兵占据长安，给他的教训却是加紧充实琼林、大盈库，贪鄙的毒如此深入骨髓，不发生第二次兵变，算是他的侥幸。

　　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个昏君。八○五年，这个昏君死了，唐顺宗继位。唐顺宗得中风病，不能说话，亲信人王伾（音丕pī，杭州人）、王叔文（越州山阴人）替他出主意，朝臣中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名士，帮助王叔文议论政事。唐顺宗即位，下令蠲免民间对官府的各种旧欠；停止地方官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减江淮海盐价，每斗自三百七十钱降为二百五十钱，减北方池盐价为每斗三百钱；取消宫市；召回陆贽和著名谏臣阳城等；宣布京兆尹李实的贪污罪，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史。这些，在当时都是善政。为夺取宦官的兵权，派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宦官俱文珍等和反王伾、王叔文的朝官结合起来，拥立唐顺宗的长子李纯（唐宪宗）为皇帝，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唐宪宗贬王伾、王叔文。王伾病死，王叔文被杀。柳宗元等八人都算是王叔文党，贬到远州做司马。王伾、王叔文是南方人，又是小官，一向没有声望，骤然掌握朝廷大权，引起众官的憎恨，是很自然的。夺宦官兵权，当然要遭到宦官的仇视。唐顺宗病重，很快就要死去。王叔文等在这种情况下执掌政权，思想上还以为大有可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不过，他们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唐宪宗给他们极重的处罚，完全从争夺权利的私仇出发，根本不顾及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一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后帝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继位时，都开始表面化了，唐中期也就向后期过渡。

四 第三次斗争（八○五年——八二○年）

　　唐朝廷潜在的力量，实际上远胜割据者，只是唐肃宗以下都是昏君，腐朽势力统治着朝廷，在和割据势力斗争中，总是处于劣势。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

　　但是，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当朝廷取得一些胜利显出优势以后，腐朽势力又统治着朝廷，已得的胜利和优势，恰恰有助于腐朽势力的更加强固，后来连作为代表的唐宪宗本人也被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接着就开始。

　　宦官吐突承璀（音cuǐ）的进退，可以说明唐宪宗政治上自昏至明、自明至昏的过程，下面简单叙述这个过程。

　　唐宪宗最宠信的宦官是吐突承璀。他即帝位，便任吐突承璀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率全部宦官。八○六年，任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军。八○九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长子）死，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沿以嫡长子为副大使，父死便称留后，朝廷任命后，正式称节度使。唐宪宗想革除藩镇世袭制，准备用兵，是合理的，但当时形势，河北用兵是不可能取胜的，用吐突承璀为统帅，那就更荒谬了。他任命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治宣州，安徽宣城县）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统兵讨伐王承宗。朝臣白居易等群起反对，极言宦官不得作兵马统帅，各道将校受宦官指挥，谁不感到耻辱，心既不齐，那能立功。唐宪宗固执己见，只是取消四道兵马使名义，改处置使为宣慰使，实际上仍用吐突承璀为统帅。吐突承璀率左、右神策军到行营，威令不振，各道统兵将帅互相观望，无意立功，战局完全陷于被动。八一○年，唐宪宗不得已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这次用兵，调动各道兵共二十万人，神策军还不在数内，军费共用七百余万缗，单是遣散诸道行营将士回本镇，就共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朝廷耗费大量财物，所得的结果是威信大损，为天下笑。

　　唐宪宗力排朝臣们的公议，坚决对河北用兵，一个藩镇的策士指出他的用意是，想炫耀自己的谋略，使群臣畏服。事实上，唐宪宗这种做法，是有一贯性的。他即位时，不问是非轻重，驱逐所谓王叔文党。这次用兵，也是朝臣们的谏诤一概不听。他即位以来，虽然也鼓励朝官们直谏，直臣李绛、白居易等人也受到重视，可是，本质上他是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他自己和宦官一起，把朝官作为另一起。对河北用兵，是想炫耀谋略，也是想扶这一起压另一起。他这种一贯的做法，在朝官中也起着称为朋党的分裂作用。八○八年，他举行特试，要应试人直言极谏。应试人牛僧孺、李宗闵等指陈时政，无所避忌，考试官杨於陵等认为合格，列在上等。唐宪宗也承认杨於陵等的评定。宰相李吉甫对唐宪宗哭诉，说考试官作弊不公，唐宪宗不问是非，把阅卷有关的大小官都贬窜出京，牛僧孺等也被斥退。李吉甫擅长逢迎，善于揣摩唐宪宗和吐突承璀等宦官的心思，是一群佞臣的代表。唐宪宗为李吉甫贬斥杨於陵、牛僧孺等，同样也是扶这一起压另一起的做法。唐后期南、北司之争、朝官中朋党之争，都在唐宪宗时显著地表现出来。

　　八一○年，吐突承璀归京师，仍任左神策中尉。朝官李绛等力争，要求办他战败的罪。唐宪宗不得已，贬吐突承璀为军器使。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受贿事被发觉，出为淮南监军。唐宪宗对李绛说，这不过是个家奴，尽管给他多大的权力，要去掉他，轻得象去掉一根毛。其实，宦官势力已经养成，决不是轻如一根毛，唐宪宗也并不想去掉这一根毛，不过，这句话正好说明为什么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原因。

　　唐宪宗想恢复唐朝的统一，与割据势力作斗争，比较有决心，这使他能够进取并且取得一些成就。他用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结果不出李绛等朝臣的预料，战事以对王承宗忍辱而告结束。他得到教训，知道要有成就必须用李绛等朝臣。但是，李绛等朝臣与宦官势不并立，用李绛就得抑宦官。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出宫作淮南监军，李绛被任为宰相，表示两个势力的消长，从此朝廷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李绛作宰相，一群直臣得势，朝廷颇有振作的气象。八一二年，魏博镇内讧，将士拥立田弘正为留后。田弘正举魏博镇六州土地归顺朝廷。李绛预料魏博镇将发生内讧及处理归顺等事，都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唐宪宗却对他疑忌起来。有一天，唐宪宗告诉宰相们说，你们应当替我爱惜官职，不可给你们的私人。李吉甫、权德舆说不敢。李绛独说考察宰相用人，只问得当不得当，不必问是亲是故。唐宪宗口头上只好说，你说得对。八一三年，唐宪宗问宰相们（这时候武元衡已代权德舆为相），人们都说外面朋党大盛，这是什么缘故？所谓人们，无疑是宦官，李吉甫奉迎宦官，武元衡新作宰相，所谓外面有朋党，无疑是指李绛为首的朝臣。李绛答称，自古人君总是深恶臣下有朋党，因此小人陷害君子也总说有朋党。要知道，君子自然与君子合，难道一定要君子与小人合，才算非朋党么！辩论后不久，八一四年初，唐宪宗罢免李绛的宰相职，召回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宦官又压倒朝官中的鲠直派，李绛所提京西、京北神策军镇兵改归节度使统率，革除守边军积弊（如受降城兵额有四百人，实数只有五十人，武器只有弓一张）等建议，都被搁置，腐朽势力不怕再有人指责了。

　　自八一一年李绛作宰相时起至八一四年罢相时止，唐宪宗信任李绛，取得魏博镇，是他得称为明君的时期。

　　唐宪宗早就有意对淮西用兵。八一四年，彰义军（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兵十六道讨伐淮西。淮西只有申（治义阳，河南信阳）、光（治定城，河南潢川）、蔡（治汝阳，河南汝南）三州，四面都是唐州县，是诸藩镇中最容易攻取的一镇。唐宪宗这次算是接受教训，不用宦官作统帅，任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攻。严绶是个腐朽官僚，只会给宦官送厚礼，作统帅一年，毫无功绩。八一五年，唐宪宗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韩弘是个半割据者，不愿淮西镇消灭，诸军也互相观望，停滞不进。八一六年，唐宪宗不听朝臣谏阻，令河东、幽州、魏博等六道出兵讨伐成德镇王承宗。河南战场已经穷于应付，又添加河北一个战场，说明唐宪宗同唐德宗一样，刚愎自用，轻举妄动，根本不懂得如何用兵。只是由于藩镇本身已经衰弱，各取守势，不再象唐德宗建中初年（七八一年）那样强暴进攻，因而战事得免扩大。当时攻淮西各军约有九万人，攻战将近四年，朝廷支出大量军费，民众困疲不堪，唐宪宗也感到为难。八一七年，任用主战最力的裴度为宰相，到郾城（河南郾城县）督师，实际是代韩弘作统帅。裴度奏请取消监阵的宦官。原来各道主将受监阵宦官的牵制，进退不得自主，战胜被监阵冒功，战败被监阵凌辱，谁也不愿真正出力。这时候唐宪宗无奈，听从裴度的话，只好取消监阵宦官，各道主将因此都积极起来，战局改观了。将军李诉得裴度的支持，攻入蔡州城，擒获吴元济。淮西镇的消灭，使唐朝的东都洛阳和江、淮免去威胁，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唐朝用如此巨大的兵力，仅仅取得孤立的三州，唐宪宗的用兵无能也就可以想见。

　　河北战场上六道兵共十余万人，井无统帅，互相观望，朝廷输送钱粮，数量巨大，例如幽州镇，按兵不动，每月也要军费十五万缗。在攻破蔡州前几个月，朝廷已经无法支持，不得已撤销河北行营，令六道兵各归本镇，对王承宗又一次以忍辱而告结束。

　　淮西镇破灭后，其他藩镇恐惧。八一八年，横海镇程权（七八二年，程日华开始割据，节度使驻沧州）自请离镇做朝官；朝廷收复沧、景二州。幽州镇刘总也上表请归顺。成德镇王承宗上表求自新，献出德、棣二州，其余所部诸州，录事以下各官请朝廷任命。唐宪宗又命魏博镇田弘正等讨伐淄青镇李师道，八一九年，杀李师道。朝廷收复淄、青等十二州。淄青镇自七六五年李正己开始割据，传子孙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大、兵最多的一镇。唐灭淄青，藩镇割据基本上被消灭，唐朝的统一暂时实现了。宰相裴度在这次统一战争中，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自八一四年召回吐突承璀以来，唐宪宗在很大程度上恢复着昏君的面目。他勉强取得淮西的胜利，便骄侈起来，横海、幽州、成德、淄青等镇的归顺和消灭，更滋长他的骄侈心。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改善政治以求统一的巩固，可是，他一意推行的却是腐朽政治。他自即位到灭淮西以前，多少还能纳谏，这时候，任何谏诤都不听了。

　　这是宦官愈益被亲信，朝官愈益被疏远的表现。他依靠朝官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这些胜利，使得他对朝官愈加疑忌，愈要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家奴，结果是宦官势力得到大扩张，扩张到唐后期的宦官霸占政权。

　　唐宪宗自以为立了大功，该永远享受大福。八一八年，下诏求方士，宰相皇甫镈荐山人柳泌，说是能合长生药。八一九年，唐宪宗服长生药，性情变得暴躁多怒，宦官在左右，经常被斥责甚至被杀。在皇位继承上，宦官分两派，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李恽为太子，梁守谦、王守澄等拥护太子李恒（唐穆宗）。八二○年，宦官杀唐宪宗，梁守谦、王守澄等立唐穆宗继位，杀吐突承璀及李恽。一个皇帝被宦官杀死，朝官不敢追问，宫中朝上相安无事，说明宦官势力大到可以进退皇帝，从此掌握唐朝政权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宦官。

　　宦官掌握政权，加上朝官与宦官间的斗争和朝官间朋党的斗争，构成唐后期政局的特征。作为唐中期主要矛盾的朝廷和割据势力间的斗争，因唐宪宗的军事胜利，藩镇大为削弱，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

第三节 唐后期的政治概况——八二一年——九○七年

　　唐宪宗死在八二○年二月，次年，唐穆宗改元，唐后期的政治概况，实际是从八二○年开始。

　　唐后期凡八十七年。八二一年到八二二年，河北三镇恢复割据局面，朝廷对三镇放弃统一的愿望，朝廷与藩镇间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了。贯穿在唐后期的主要矛盾是朝廷内部南司（朝官）与北司（宦官）之争和朝官间朋党之争。朋党之争大体上是依附南北司之争而进行的。

　　唐太宗颁布《氏族志》（唐高宗改称为《姓氏录》），定士族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家数不多，其中还有轻南重北、轻山东重关中的偏见，上上至下下九品的区别，同是士族中人，仕途上待遇是不平的。唐世重进士轻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升迁比较容易，同是科场出身，进士与明经在仕途上的待遇是不平的。至于有人通关节而及第，有人才学优而落第，得失之间，当然也是不平的。士族入仕，又有科场出身和非科场出身（门资）的区别，在仕途上非科场出身的人是被轻蔑的。士流（流内也称九流）以外，又有流外九品，都是门户寒微，在官署里供吏职的读书人（能写能算和颇懂时务）。唐玄宗开元年间，限制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得过一百人，流外出身，每年倒有二千余人，足见流外人数量很大。流外每年有成千的人被铨叙作官（入流），固然妨碍流内的仕途，但不得任清资要官（文武百官分清浊，清流中又分清望官、清官两种，都有明白规定），仕进前程仍不及流内的远大，流内与流外在仕途上是不平的。唐高祖定制，“工商杂类，无预士流”。经营工商的业主和杂类（类似北朝的杂户隶户），根本不得入仕，与流内流外相比，是一个更大的不平。南北朝以来士族制度的残留部分和隋唐科举制度所造成的不平，在唐中期已经暴露出来，到唐后期，相互间冲突变得愈益剧烈，表现为南北司之争和朋党之争。

　　宦官的出身属于所谓杂类，虽然也有官品，与士流、流外入仕情形不同。唐玄宗重用宦官，职权远远超出内侍省的规定，朝官的职位开始被侵夺，不过，一般是武职，妨害还不大。自唐肃宗时起，宦官权力一直在上升，侵夺官职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宦官统率神策军，尤为工商杂类大开仕进的门路。神策军军士多是长安富家子，即工商家子弟。例如唐僖宗时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祖先都是神策军籍，家产巨大，全国有名。

　　自唐代宗时起，节度使多从禁军（神策军）派出去。禁军大将出重息向富家借钱，送给中尉，由中尉派作节度使，到镇后，加紧敲剥来归还本息，利息一般是本钱的三倍，当时人称为债帅。显然，工商家子弟从中尉和债帅得官是不难的。八二二年，唐穆宗以优待将士名义，非正式取消工商杂类不得入仕的限制，允许神策等军和京外各镇保荐有功将士，因此大批商贾、胥吏（流外）用贿赂取得朝官资格。士流无法抵制，只好愤怒长叹。宦官是工商杂类在政治上的代表，宦官和朝官对立，也就是工商杂类和士族对立，宦官一方是官职的侵夺者，朝官一方是被侵夺者，南北司之争势如水火不相容，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士流的出路主要是做朝官，做朝官的门径主要是进士及第。自唐中期起，科场竞争愈趋于剧烈，举人（应考人）必须奔走名公贵卿的门下，设法取得公卿的赏识，公卿替他向知贡举（考试官）推荐，才有及第的希望。及第后，新进士一起到主司（考试官）家通姓名，自称门生。门生们拜主司谢恩，行礼时，堂上有公卿观礼，这些公卿自然就是推荐者。崔群（唐宪宗时作宰相）曾知贡举，妻李氏劝崔群置庄田。崔群笑道，我有三十所好庄，良田遍天下。李氏惊奇。崔群说，我前年取士三十人，就是我的良田。考试官看门生是自己的良田，门生看考试官是自己的恩师，再加上进士间的同年关系，以及进士与推荐者的关系，在仕途上很自然地会相互援引，到后来可能成为一个朋党。进士出身以外，门荫出身也是士流入仕的一条路，这两种出身的人，互相轻视，如郑覃的父亲郑珣瑜作过宰相，郑覃以父荫得官，到唐文宗时作宰相。他主张废进士科，认为士有才就可任用，何必有文辞。又如李德裕的父亲是李吉甫。李德裕不从科举出身，做官升迁到宰相职位。他也主张废进士科，以为朝官应在公卿子弟中选择，进士多是寒士，即使有出人头地的才干，总不及公卿子弟的熟悉政事。非科场出身的郑覃、李德裕二人是一个朋党，和郑李对立的一个朋党，首领是科场出身的李宗闵、牛僧孺。两个朋党各有大批徒众，一个朋党得势（首领作宰相），便尽量斥逐敌对朋党，让出官位给本朋党。为巩固本朋党既得的官位，双方都怀着杀机，要对方首领败死不能再起。大抵宦官侵夺官位愈多，朝官剩下的官位愈少，朋党之争也就愈益猛烈，科场出身与非科场出身的互相排斥，不过是争夺时若干借口中的一个，事实上首领出身门荫的朋党也容纳进士，首领出身科场的各个朋党，互相间也同样仇视，并不因出身相同有所减轻。唐后期朋党之争，一直延续到亡国，原因无非是这一批人和那一批人争夺官位，这批那批的形成却常常与科场有关系。及第的人骄傲轻薄，不及第的人失意怨恨，这两种人也结成深仇。失意人找出路，很多投奔藩镇作谋士，如李振屡举进士不第，后来，帮着朱全忠覆灭唐朝，教朱全忠杀唐残余朝官三十余人（多是进士出身），投尸黄河。唐后期，南司与北司相争，这一朋党和那一朋党相争，再加流内和流外相争，及第人和不及第人相争，唐统治阶级分裂成许多敌对集团，各为争夺官位而狂斗。狂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刻剥民众来满足大量狂斗者的贪欲。

　　按照这些矛盾发展的情况，唐后期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八二○年——八四○年）

　　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皇帝在宦官操纵下，有些完全驯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夺回已失的实权。朝官也是这样，有些依附宦官，有些反对宦宫，他们的得势或失势，与皇帝对宦官的态度有关系，因之，朝官注意的是新皇帝有什么态度，至于皇帝的废立生杀，没有人敢持异议。宦官拥有这种权力，被当作既成事实为朝官所默认。

　　唐穆宗、唐敬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他们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关心朝政。当时成德、幽州、魏博三镇相继叛变，朝廷不得已，承认三叛镇的割据。从此，河北三镇又脱离唐朝，唐朝也不再存收复河北的想望。唐朝廷要做的事，只剩下朝廷内部的冲突。

　　因为宦官势力极盛，朝官的分化也跟着激烈起来。八二○年，唐穆宗即位，首先斥退走吐突承璀门路的宰相皇甫镈，不久，由皇甫镈荐举的宰相令狐楚也被罢免，宰相换了一批新人。这些人有的走宦官门路，有的为宦官所满意，裴度为首的一部分朝官都受到压抑。元稹交结宦官，得做知制诰。元稹本是著名诗人，做知制诰是胜任的，只是官从宦官得来，被朝官们鄙视。一次，同僚在一起食瓜，有苍蝇飞来，武儒衡挥扇驱蝇，说，这东西从那里来的！朝官对依附宦官的朝官当作苍蝇看待，双方的怨恨可以想见。元稹助宦官破坏裴度对叛镇的用兵计划，八二二年，河北战事结束，元稹达到求相目的，被任为宰相。宦官和元稹排斥裴度出朝，一批朝官力请闺裴度在朝，结果是裴度、元稹同作宰相。两派继续争斗，二人做了几个月宰相，同时罢免。另一走宦官门路的旧相（唐宪宗时曾作相）李逢吉得到机会，又作宰相。八二三年，李逢吉引牛僧孺作相。牛僧孺是庸人，还不算是奸人，李逢吉荐引他，是利用他来阻止有作相资望的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为相。八二四年，唐穆宗服长生药病死。唐敬宗即位。唐敬宗比唐穆宗更荒淫无度，宦官王守澄、宰相李逢吉互相勾结，尽量排挤守正的朝官。翰林学士韦处厚上书劝店敬宗重用裴度，并且说，管仲曾说过：“人离而听之则愚（《管子·君臣上篇》作“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治与乱并无其他道理，只是“顺人（民）则理（治），违人（民）则乱”。韦处厚说治乱的本原是对的，说给唐敬宗听，却是对聋人说话。八二五年，牛僧孺看到朝政败坏，早晚要发生变乱，辞去相位，出任节度使。一部分朝官力荐裴度，八二六年，裴度又任宰相，李逢吉被贬，出任节度使。八二七年，宦官刘克明等杀唐敬宗，拥立绛王李悟（庸宪宗子）。枢密使王守澄等所谓四贵（两个枢密使、两个中尉是最有权力的宦官，称为四贵）发禁兵迎立江王李涵（唐穆宗子即位后改名昂）为皇帝（唐文宗），杀刘克明、李悟等。李悟已经接见过宰相以下百官，算是准备登位的皇帝，王守澄等杀死李悟，另立唐文宗，宰相以下百官不敢有异议。唐文宗感到本身毫无保障，想从朝官方面取得一些力量来和宦官对抗，皇帝有这种倾向，朝官也就敢于和宦官对抗，南北司的斗争在唐文宗时表面化了。

　　八二八年，名士刘蕡（音坟fén）应贤良方正科，对策中公开反对宦官。他说，法应该划一，官应该正名。现在官员分外官（朝官）、中官（宦官），政权分南司（外官）、北司（中官），在南司犯法，跑到北司就没事，或外官定了刑，中官认为无罪，法出多门，是非混乱，原因在于兵、农（民）地位悬殊，中外各自有法。又说：现在兵部不管军政，将军（上将军、大将军）只存空名，军政大权，全归中官执掌。头一戴武弁，便把文官（朝官）看作仇敌；足一登军门，便把农夫看作草芥。这些武夫，依仗宦官势力，只会擅作威福，欺压民众。宦官利用武夫的骄横挟制皇帝，又利用皇帝的名义驱使朝官，这难道是先王经文（以文为主）纬武（以武为辅）的意思么！他要求唐文宗屏退宦官，信任朝官，政权交给宰相，兵权交给将帅，以为这样做，可以救皇帝和国家。刘蕡的对策，考官非常叹赏，因为怕宦官，不敢录取。许多朝官和士人替刘蕡抱屈，议论纷坛，准备上书给唐文宗。宰相裴度不让上书，以免双方冲突不可收拾。刘蕡虽然下第，却代表朝官发动了对宦官的攻击。唐文宗依靠朝官，作消灭宦官的准备，可是，他那种昏愚的行动，决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

　　八二九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朝，任兵部侍郎，裴度推荐他作宰相。李德裕是唐后期才能卓越的人物，裴度推荐他，是有意义的。李德裕的政敌李宗闵走宦官门路，取得宰相职位，排挤李德裕出朝去做义成（治滑州）节度使。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李牛二人合力斥逐拥护李德裕的朝官，八三○年，连裴度也被排挤出朝去做节度使。他们还嫌义成地势重要，调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使离开朝廷更远些。李宗闵、牛僧孺这一朋党，依附宦官，唐文宗只好选用宋申锡为宰相，君臣间密谋诛灭宦官。

　　宋申锡秘密搜罗助手。八三一年，王守澄和他的亲信人郑注发觉宋申锡的密谋，使人诬告宋申锡谋立皇弟漳王李凑，王守澄据诬告奏闻。李凑有些声望，唐文宗一向防备他，怕有人拥立他为帝，看到奏书，大怒，命王守澄捕李凑及宋申锡的亲近人，到宫中严审。亲近人诬证宋申锡确有密谋。唐文宗自以为证据确凿，召集满朝大臣，宣布宋申锡罪状。朝官都知道是个冤狱，有些朝官力争将狱事移到外朝来覆按，宰相牛僧孺也替宋申锡作了些辩护。郑注怕覆按暴露出真情，劝王守澄请唐文宗从宽处理，宋申锡算是免遭杀戮，被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李凑也被贬为巢县公，表示放桀于南巢的意思。唐文宗本来想用宋申锡诛灭宦官，结果反替宦官除去宋申锡。他并不察觉自己是失败者，还想用同样的方法从宦官手里夺回权力，当然，只能得到更大的失败。

　　八三二年，唐文宗罢免宰相牛僧孺，召还李德裕。八三三年，任李德裕为宰相，罢免宰相李宗闵。李德裕得势，排斥李宗闵朋党，这自然是两个朋党间权利的争夺，但李宗闵朋党被排斥，宦官势力也就多少有些削弱，对唐文宗是比较有利的。八三四年，唐文宗得中风病，王守澄荐郑注诊治，郑注竟成了唐文宗的宠臣。王守澄又荐举一个叫做李训的妄人，唐文宗认为是奇士，要用作近侍官。李德裕坚决阻止，唐文宗不听。王守澄、李训、郑注憎恶李德裕，使唐文宗召还李宗闵为宰相，斥逐李德裕出京。李宗闵得势，排斥李德裕朋党，官员调动纷纭，朝廷为之不宁。唐文宗束手无策，只好叹息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李宗闵朋党依附宦官，两个朋党相争，其中也含有一部分朝官反对宦官的意义，唐文宗不知保持用来较为有利的李德裕朋党，却为了想去掉朋党，因而加强李宗闵朋党，使自己完全陷入王守澄党的包围中，但是，他还在想望诛灭宦官。

　　八三五年，唐文宗将心事密告李训、郑注。李训、郑注二人认为有大利可图，都答应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给唐文宗策划，擢用宦官仇士良为中尉，分王守澄的权势，又斥逐李宗闵出京。大批朝官被指为李宗闵、李德裕的徒党，遭受贬逐，重要官职都换用二人的徒党。唐文宗任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为宰相。二人声威大振，杀死不少大宦官，又杀死王守澄，没有人敢出面反抗。二人密谋由郑注选凤翔兵数百人，作为亲兵，等到王守澄下葬时，唐文宗令全部宦官去会葬，郑注纵亲兵杀死全部宦官。郑注去凤翔准备兵力。李训和徒党商议，以为如此行事，功劳将被郑注占去，不如先下手，杀了宦官再逐走郑注，可以独得大功。李训上朝，使徒党奏称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有甘露。唐文宗令李训率众官去察看。李训回来说不象是真甘露，唐文宗故意表示惊讶，令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宦官再去覆视。仇士良等前去，李训先使徒党率部曲数百人潜伏在左金吾，准备杀宦官。仇士良等发觉有伏兵，逃回殿上，劫夺唐文宗进入宫内。李训见阴谋失败，出京逃命。仇士良等入宫，派出神策兵，分路搜捕李训和他的徒党，宰相李训、王涯等以下被杀千数百人，郑注也在军中被杀。李训、郑注原先商定的阴谋，唐文宗是同意的，后来李训自定的阴谋，也得到唐文宗的同意。这说明他只求杀死宦官，至于如何杀和杀了以后如何，似乎都是不值得思虑的小事。他看宦官仅仅是若干个阉人，不看见宦官代表着一种社会势力，甚至不看见宦官与神策军的关系，以为用阴谋一杀即可成事。这种愚蠢的想法和行动，决不会让他获得什么好处，果然，他行事失败，成为宦官的俘虏。

　　经过这次所谓甘露之变，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北司压迫南司，宰相以下朝官都被仇视。一个宦官竟扬言要杀死京城内所有着儒服（士人）的人，宦官士流间关系一时变得异常紧张。八三六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声讨仇士良等罪恶。昭义是个强镇，宦官有所畏惧，南司才多少得行施一些职权。南北司虽然强弱悬殊，在强藩声援下，南司仍保持对抗的局面。

　　唐文宗被宦官监视，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八四○年，唐文宗病死。

第二段（八四○年——八五九年）

　　八四○年，仇士良等立颍王李瀍（音禅chán）为皇帝（唐武宗）。唐武宗用李德裕为宰相，唐文宗时候的紧张形势，开始缓和起来。宦官与朝官冲突，朝官固然受损害，宦官也不是完全有利，极度紧张以后，双方都需要有一时的安静。当时朝廷对昭义镇用兵，边境上有回鹘的侵扰，也是朝廷内部需要安静的一个原因。李德裕处理藩镇和边境事件，都收功效，南司威望提高，北司也就相对地退缩，因而呈现暂时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自唐武宗至唐宣宗，前后保持了二十年，在唐后期中算是一个较好的时期。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李德裕富有政治才能，足以取得这种信任。会昌年间，唐朝声威颇有再振的趋势，这和李德裕的相业是分不开的。采取适当的态度对待宦官，是他相业有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待宦官——宦官与士族对立，又同为唐政权的构成部分。宰相依附宦官，势必不得士人心，触犯宦官，又势必不得居相位。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时，监军杨钦义奉召还京，大家都说一定去做枢密使。李德裕接待他同平常一样，并无加礼，杨钦义很不满意。过了几天，李德裕请杨钦义宴会，情礼极厚，宴后，还赠送不少礼物，杨钦义喜出望外。杨钦义行到汴州，奉旨仍回淮南。杨钦义送还礼物，李德裕不受，说这不算什么。不久，杨钦义被任为枢密使。唐武宗用李德裕为相，与杨钦义颇有关系。李德裕不因杨钦义将作枢密使特加礼貌，也不因不作枢密使收回礼物，使杨钦义不敢以炎凉鄙态来看待李德裕。临行设宴送礼，使杨钦义感到同僚的情谊。杨钦义荐举李德裕，并非李德裕有求于杨钦义。这样对待宦官，在唐后期，应该说是较为适当的态度。

　　李德裕在相位，抵御回鹘、收复昭义镇，用兵都有功绩。立功的原因之一，是对待宦官得法。李德裕以为唐德宗以来，朝廷出征总是失败，原因有三个。一是诏令自宫内发到军前，每天有三四次，宰相多不预闻。二是监军任意指挥军事，将帅不得自为进退。三是每军各有宦官作监使。监使选军中壮士为牙队（卫队），留老弱兵出阵战斗，战时，监使率卫队骑马在阵后高处观望，见阵势小却，便策马先走，阵上兵士望见，跟着溃散。李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等商量，一请监军不得干预军政，二请监使每兵千人中只抽十人充牙队，有功一体给赏。牙队人少监使自然不敢到阵后观战，不观战也同样得赏，真是有利无害。杨钦义等赞成他的意见，奏准实行。从此诏令不从宫中发出，将帅得施展所长，战争都获得胜利的结果。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显有成效，因之对宦官不甚依重，宦官势力也就有些削弱。八四三年，唐武宗不同枢密使商量，任命崔铉为宰相。老宦官埋怨杨钦义等，认为枢密懦弱，破坏了老规矩。其实，杨钦义等何曾懦弱，只是形势改变，不敢出面争老规矩。唐武宗憎恶仇士良，表面上却极为尊宠。仇士良自称老病，唐武宗允许他致仕。仇士良回家，给送行的宦官传授秘诀，说，天子不可闲着无事，要常常引导他纵情享乐，乐事一天比一天新，一月比一月好，忙得他别的事都忘了，这样，我辈才可以得志。尤其要紧的是不可让他读书，亲近儒生，他看到前朝兴亡的故事，心里害怕，我辈就要被疏远，仇士良说出了秘诀的前一半，不说出的后一半是用神策军威胁朝廷。唐武宗、李德裕在前一半范围内削弱了一些宦官势力，宦官所损极微，朝廷却获益不小。

　　防御回鹘——回鹘被西邻黠戛斯部落攻破，诸部逃散。八四○年，回鹘一部分贵族嗢没斯等各率所部到天德军（天德军使驻天德城，城在中受降城西北三百里。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附近）塞下，请求内附。天德军使田牟等谋立边功，请出击回鹘。李德裕力排众议，坚请唐武宗约束田牟，不许邀功生事。八四二年，嗢没斯等入朝，任归义军军使。回鹘乌介可汗率所部侵扰天德、振武（振武节度使驻金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两军边塞，八四三年，唐兵大破乌介所部，乌介逃走。回鹘衰弱，正是边将邀功生事的机会，李德裕约束边将，设计分化敌军，部署既定，一击成功，可谓善于用兵。

　　收复昭义镇——昭义军所辖有泽（治晋城，山西晋城县）、潞（治上党，山西潞城县）两州，又有河北邢（治龙冈，河北邢台县）、洺（治永年，河北永年县）、磁（治滏阳，河北磁县）三州。节度使驻潞州。唐文宗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仇士良拥立唐武宗，刘从谏愈益愤恨，积极准备割据。八四三年，刘从谏临死，使刘稹继位。李德裕劝唐武宗用兵，说，泽、潞地近京师，如果准许节度使世袭，四方诸镇谁不想效尤，朝廷号令再不得行了。当时宰相和群臣都主张姑息，请唐武宗同意刘稹作留后。这确是唐朝廷的严重关头，李德裕独排众议，坚持收复昭义镇，对朝廷是一个大功绩。唐武宗问用兵的方略。李德裕说，刘稹依恃河北三镇的援助，只要成德、魏博两镇不动，刘稹势孤，就难有作为。委两镇攻邢、稹、磁三州，并允许重赏有功将士，两镇比较利害，可能听朝命。唐武宗采纳李德裕的建议，决心讨伐刘稹。

　　战事完全按照李德裕的预定计划进行。邢、洺、磁三州抵不住两镇的压力，八四四年，开门出降。朝廷派人作三州留后，防止两镇请地。泽、潞被唐将石雄等攻击，势已不支，失去河北三州后，内部更慌乱，泽、潞诸将杀刘稹来降，朝廷收复昭义镇。

　　李德裕的弱点是保持朋党积习。八四○年，李德裕任宰相，初次见唐武宗，便论及朋党。他说，要做好政治，必须分清群臣的邪正。邪正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也指正人为邪，人主鉴别邪正，确是难事。他提出鉴别的方法是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所以正人一心事君，邪人专闹朋党。李德裕以是否依附宦官来区别邪正，这个标准并不错，但自信正人不会闹朋党，这就使他不能发觉自己也在闹朋党，与李宗闵、牛僧孺辈同样排除异己，报怨复仇。事实上，李宗闵、牛僧孺是朋党的首领，不同于一般徒党；李宗闵依附宦官，牛僧孺依附李宗闵，二人情节也并不全同；至于一般徒党，各人情节更有多种的差别。一概看作邪人，予以排斥，朋党间的争斗，因李德裕自以为正人驱邪人而有加无已。八四二年，唐武宗想用白居易为宰相，李德裕说，白居易老病，不堪作相，他的堂弟白敏中有才干也有文学，可以擢用。唐武宗任白敏中为翰林学士。白居易是时已七十一岁，患中风病有三四年，不堪作相是事实。白居易妻族杨氏属于李宗闵朋党，白居易早在唐文宗时，为避免朋党的牵连，力求作闲散官，无意仕进。李德裕答唐武宗问并荐举白敏中，似乎不曾疑忌他们有朋党。可是，不加区别地一概排斥的做法，连不在排斥之列的白居易也感到不安，退避唯恐不速，足见朋党相争，受伤害的人是很多的。

　　朋党积习使李德裕不免凭爱憎用人，日久积成众怒，宦官乘机进谗言，说他太专权。八四六年，唐武宗服金丹病死，唐宣宗继位。唐宣宗用白敏中为宰相，君臣二人以更严重的朋党积习排斥李德裕朋党。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儿子，与唐穆宗为兄弟，按常例不可能继承帝位。因为他从幼年时起，很象个痴人，唐文宗、唐武宗都轻侮他，不以常礼相待，宦官要利用他的痴和对文、武二宗的不满，破例拥立他为皇帝。唐宣宗即帝位以后，宦官和朝官才知道他有心计，痴是伪装出来的。

　　唐宣宗的施政方针是尽量否定会昌（唐武宗年号）年间的一切措施。他首先斥逐李德裕及其徒党，说李德裕是奸臣。李德裕用是否依附宦官作区别邪正的标准，对李逢吉、李宗闵这些走宦官门路的首领来说，是适合的。唐宣宗区别忠奸，也有他的标准。他要表明自己是唐宪宗的直接继承人，诬郭太后（唐宪宗正妃）、唐穆宗母子与宦官同谋杀唐宪宗。唐穆宗既被指为逆，诸子敬、文、武三宗自然也是逆，李德裕得唐武宗信任，称为奸臣也就有理由了。以仇视奸逆的精神来进行朋党争斗，朋党积习更发展到最高点。

　　唐宣宗前后信任两个宰相，自八四六年至八五一年，白敏中为相，自八五一年至八五九年，令狐绹（音桃táo）为相。白敏中与李宗闵朋党有关系。令狐绹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楚与皇甫绹、李逢吉同朋党，唐宪宗时为宰相。令狐绹本人是李宗闵朋党。白敏中、令狐绹逢迎唐宣宗，凡不被李德裕重视的人，一概重用，被李德裕排斥的那些朋党中人，自然更要重用：凡唐武宗时做成的事，如废除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如裁减州县冗杂佐官一千数百员，唐宣宗时改为复兴佛教、增设冗员。举这些例可以推知当时的朝政。

　　当时吐蕃内乱，愈益衰弱，八四九年，吐蕃所据秦（治成纪，甘肃秦安县北）、原（治高平，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安乐（鸣沙县，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三州及七个夫（原州有七个关）来归。三州士民千余人到京师阙下朝见唐宣宗，欢呼舞跃，庆喜得回到故国来。士民当场解除吐蕃服装，换上唐朝衣冠，观欢都感动得高呼万岁。八四八年，沙州（治敦煌，甘肃敦煌县）人张议潮，乘吐蕃大乱，率汉民众逐走吐蕃守将，夺得沙州，八五一年，派使者来朝。唐宣宗任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张议潮发兵收复瓜、伊、西等十州，使张议潭奉十一州地图户籍来献，河湟土地上汉民众全部归唐。唐在沙州置归义军，任张议潮为节度使。唐肃宗时，吐蕃夺取西北州镇，唐国境退缩到凤翔、邠州一带，原因是安史叛乱。唐宣宗时，十一州来归，原因是吐蕃内乱。唐朝君臣不在这一点上有所戒惧，却早在三州七关来归时，宰相便以克复河、湟为理由，请唐宣宗加尊号，唐宣宗也认为河、湟克复了，给唐顺宗、唐宪宗上尊号“以昭功烈”。事实上，唐宣宗君臣这种浮夸不实的做法，正说明满足于三州七关的取得，并无勇气去收复河湟。河湟收复，是汉族民众的力量，唐朝廷并没有什么“功烈”可说。

　　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例如李德裕作相时，不用丁柔立，唐宣宗特用为谏官。八四七年，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丁柔立上书替李德裕讼冤。唐宣宗说丁柔立阿附，贬为县尉。所谓阿附，就是不顺从他的意旨。令狐绹最能顺从也最得信任，自称作相十年，每次入朝奏事，都要流汗，冬天也不例外。宰相见皇帝，害怕到流汗，自然不敢有违反意旨的表示。唐宣宗独揽用人大权，州刺史赴任，必先来京朝见，皇帝亲自考问，按答话优劣，再定用否。当然，他认为可用的人，尽管不胜任，再也不会有人敢说不可用。有一天，兵部侍郎蒋伸宛转地对唐宣宗说，近来官似乎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唐宣宗自以为用人非常严格，听了惊问，这样，不是乱了么！蒋伸说，乱倒还没有，不过，侥幸的人多，乱也不难。唐宣宗很满意蒋伸的话，说，过几天，我不单独接见你了。唐制，宰相不单独见皇帝，这句话就是说要任用蒋伸为宰相。果然，蒋伸被任为宰相。蒋伸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唐宣宗觉得几句话中听，立即决定给宰相做，依然还是官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从蒋伸的话里，可以看出当时吏治很坏，已经到了乱也不难的时候。

　　唐宣宗即位以后，就惩罚那些被认为杀死唐宪宗的人。他诛戮宦官，逼死郭太后，又杀唐穆宗作太子时的东宫官属。被杀诸人的家族，也都受到重罚。八五四年，他看到人情不安，下诏说，长庆（唐穆宗年号）初年乱臣贼子的余党，现在已经惩治完毕，其余疏远族人，一切不再追究。唐宣宗在用暖昧难知的罪名滥施刑罚以后，对士族方面，算是停止追究，对宦官方面，却和唐文宗一样，杀了一批谋害唐宪宗的宦官，还想杀所有宦官。八五四年，唐宣宗与令狐绹商量尽杀宦官。令狐绹密奏说，只要有罪不赦，有缺不补，自然会逐渐耗尽。这个密奏被宦官看见，因此，宦官更与朝官相憎恶。朋党的争斗，因李德裕朋党的完全失败，渐趋平息，南北司的争斗从此又表现出紧张状态。

　　自唐肃宗到唐武宗，每个皇帝在位时，总不免有大小不等的内战，只有唐宣宗在位的十三年，是比较最平静的一段时间。这是大震荡到来以前的短暂平静。在这段时间里，爆发大震荡的条件酝酿成熟了，那就是李德裕朋党的失败和南北司争斗的再度紧张，使得唐朝统治又有进一步的削弱。统治力的削弱和吏治的败坏，久受剥削和压迫的民众，自然要起来反抗这个腐朽统治。但是，民众还没有养成取得胜利的力量，各种腐朽势力却乘机大扩张，这就出现了大震荡的局面。

　　唐宣宗反对会昌年间的一切措施，独不反对吃道士的长生药。八五九年，唐宣宗吃长生药病死，宦官王宗实等立他的长子李漼为皇帝（唐懿宗）。

第三段（八五九年——九○七年）

　　唐宣宗严禁朝官交通宦官。宰相马植与左军中尉马元贽认本家。马元贽送马植一条宝带，被唐宣宗发现，第二天就革去马植的宰相职位，贬出去做州刺史。京兆尹韦澳入朝奏事，唐宣宗要他补一个重要官缺。韦澳辞谢不做。家里人埋怨他，他说：皇帝不和宰相商量，自己作主用我，人家一定说我走什么门路得来，怎能辩白清楚！你们不知道时事不很好么？都因为我们这些人贪名位的缘故。照韦澳的说法，依附宦官仍旧是求官的一个门路，不过要做得非常隐蔽，否则就会遭受众人的攻击。士大夫一方面仍有人走宦官门路，另方面，多数人为表现自己，争夺名位，造成一种虚矫的风气。不管事情多么小，只要与宦官有些牵涉，便成被排斥的对象。建州（治建安，福建建瓯县）进士叶京经过宣武镇，参与宴会，识监军面。叶京及第后，与同年出游，路上遇监军，彼此打了个招呼，大家喧哗斥责，叶京一辈子不得仕进。这种风气的盛行，是唐统治崩溃的一个标志。南北司相互仇视，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士族内部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发展着朋党积习，彼此寻找借口，互相排斥。唐中期以来构成统治力量的士族和宦官，分裂成粉碎状态，崩溃是不可免的了。

　　唐中期以来，雇佣兵成为支持唐政权（自神策军至京外各镇）的主要武力。按照地方情形，雇佣兵大体分三类。一类是骄兵（包括悍将），军事重镇的士卒多骄悍成风，尤其是那种受特别待遇类似部曲的亲信兵。例如唐穆宗时，王智兴作武宁节度使（驻徐州），募强悍兵二千人，号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都（军）。这种骄兵，小不如意，一人倡乱，群起附和，节度使只好从后门逃走。一类是弱兵。军事上次要的藩镇，兵将都有（未必足额），战斗力不强。一类是虚兵。军事上不重要的地方，兵数很少，根本没有战斗力。例如浙江东道设都团练观察使，治越州（治会稽，浙江绍兴），辖地有越、台（治临海，浙江临海）、明（治鄞县，浙江宁波）等八州。越州现兵不满三百人，其他各州兵数大致相同。唐朝廷主要依靠弱兵来维持统治权，因为弱兵容易调动，人数又多，一道有事，邻道可以抽兵相助，在镇压个别的民众反抗上，弱兵是起作用的。到了弱兵不能调动时，唐朝廷就难以维持了。

　　唐宣宗时，统治集团分裂的深刻化，加上额外搜括的普遍施行，民欢起义反抗的条件成熟了。起义首先在拥虚兵的南方地区爆发起来，从而引起骄兵的叛变，弱兵的不能出境互援，唐统治继续瓦解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更得以顺利地进行。

　　第三段可分前后两部分。自八五九年浙东裘甫起义至八八四年黄巢兵败被杀为前一部分，这时候，广大农民与唐统治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居于第一位，掩盖了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自八八四年至九○七年唐亡为后一部分，这时候，唐朝廷内部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又居于第一位，藩镇起初利用这种冲突得到割据的利益，最后藩镇消灭这种冲突，转入五代十国时期。

　　前一部分八五九年——八八四年农民起义将在另一节叙述，这里只说唐朝方面在起义军打击下加速崩溃的情形。

　　八五九年，宁国（安徽宁国县）人裘甫率众起义。攻取剡县（浙江嵊县），民众四面响应，八六○年，有众三万人。唐懿宗使王式率兵往攻，裘甫战败被杀。浙东农民起义，几个月就失败了，但是，唐朝的崩溃和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动，都以这次起义为出发点，虽然失败，意义却很重大。

　　八七三年，唐懿宗死，宦官立李儇（音喧xuān）为皇帝（唐僖宗）。八七四年的春季，翰林学士卢携给唐僖宗上书说：陛下初登帝位，应该想起老百姓。国家有百姓，好比草木有根抵，如果秋冬加以培植和灌溉，那末，春夏一定很繁荣。去年关东地区，西起潼关，东到海边，遭受大旱灾，贫家磨蓬实作面，采槐叶作菜，更贫穷的人家，连这些也没有。从前一个地方有灾，还可以散到邻境去求食；现在到处都有灾，找不到可投奔的地方，只好坐等饿死。事实上租税已经无法征收，可是州县借口租税中有上供及三司（户部、转运、盐铁）钱，催督极急，动不动用刑罚，逼得百姓拆屋砍树，嫁妻卖子，得到一点钱，只够吏役的酒食费，到不了官库。租税以外，还有其他杂徭。朝廷再不想些办法，百姓生计实在断绝了。卢携请求朝廷敕令州县官暂停收税，等待蚕事和麦收；一面发义仓米急赈饥民，以便等到深眷时候，百姓有草叶木芽，接着有桑椹充当食物，目前几个月内，情势紧急，停税赈济切不可延缓。卢携的建议，朝廷根本不以为意，因为朝廷赖以生存的财赋，固然绝大部分来自江淮地区，但关东地区也不失为次要的来源，朝廷收入只许增加，不许减少，如果还有活着的百姓，剥削就不会松手。

　　民众必须大规模起义来反抗这个极度腐朽的唐统治，关东民众首先负担起这个严重的任务。

　　八七四年，濮州（治鄄城，山东鄄城县）王仙芝在长垣（河南长垣县）起义，有众数千人。关东民众纷纷起义，响应王仙芝。八七五年，王仙芝军攻取唐濮州、曹州，众增至数万。

　　八七五年，冤句县（山东菏泽县西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攻击唐州县，数月间众也增至数万。

　　八七七年，王仙芝使尚君长向唐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宦官）请降。唐将宋威派兵在路上捉尚君长斩首，算是战功。八七八年，唐军在黄梅（湖北黄梅县）大破王仙芝军，杀王仙芝。求降想做官，得到的结果是可耻的斩首。

　　黄巢攻亳州（安徽亳县）城，尚让率王仙芝余众来归。众推黄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设置官属。黄巢在河南地区与唐军作战，互有胜败。河南是唐兵力比较集中的地方，起义军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困难的。东南地区唐兵力薄弱，又是财赋的供给地，打击这条唐朝的生命线，军事上有很大的意义。黄巢采取了攻弱的方法，八七八年，率军在蕲州（治蕲春，湖北蕲春县）境渡长江。已经被赵义军打得支离破碎、危机四伏的唐朝，再也不能组织一支兵力去追击起义军。黄巢率起义军走遍长江、闽江、珠江三大流域以后，八八○年，回到河南地区。唐军望风溃逃，起义军取东都，又取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

　　八八二年，黄巢部将同州（治冯翊，陕西大荔县）防御使朱温（降唐后赐名全忠）叛变，投降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被任为同华节度使。八八三年，沙陀酋长李克用率沙陀兵攻入长安城。黄巢率众退到河南，又被李克用攻击。八八四年，退到兖州莱芜县（山东莱芜县）山中被杀死。

　　在起义军与唐朝的战争中，唐朝方面出现了各种割据势力，唐辖地几乎全部被分割。最后剩下一个长安城作为小朝廷容身的地方，一些有力的割据者，对着这个小朝廷展开了猛烈的争夺战。

后一部分 八八四年——九○七年

　　这里先说一说八八四年以前朝官与宦官的关系。

　　八七三年，宦官杀唐懿宗的年长诸子，立十二岁的唐僖宗为皇帝。唐僖宗专事游戏，政事全部交给中尉田令孜，呼田令孜为阿父。唐僖宗任意耗费财物，田令孜教他夺取市上商人的宝货。敢出面反对的人，一概交京兆尹杖杀。宰相以下朝官，没有人敢说话。八七五年，邠宁节度使李侃为义父李道雅（宦官）请求赠官，谏官董禹上书表示异议，还带便说到宦官。枢密使杨复恭等不满意，贬董禹为郴州司马。

　　八八○年，唐僖宗在田令孜保护下，逃出长安。八八一年，到成都。朝官陆续来归。唐僖宗不理会朝官，专依靠田令孜等宦官。谏官孟昭图上书说，去年车驾出京，事先不通知南司，宰相以下许多官员因而丧失生命，北司却独得安全。近日成都兵变，陛下与宦官守东城，并不让朝官入城。陛下如此对待朝官，道理在那里！要知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皇帝是全国的皇帝，不是北司的皇帝。北司未必都可信，南司未必都无用。难道皇帝与宰相毫无关系，朝官全是路上人！这样做，收复京城怕不容易。田令孜贬孟昭图出成都，路上杀死孟昭图。宦官拥有绝对的权力，朝官触犯宦官，就有贬官和杀身的危险，双方关系实际上是紧张的，只是整个统治阶级正在抗拒农民起义，内部的冲突不得不暂时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

　　八八四年，黄巢起义军失败以后，唐朝廷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朝廷：第一，大小不等的割据者在全国各地进行混战，朝廷一概承认强者的行动为合法，加以任命。谏官常濬说的话，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他对唐僖宗说：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无有差别，闹得天下如此混乱；如果不改变作法，恐怕大乱还在后面。田令孜等人怕割据者不满意，赶快杀死常濬。第二，割据者各在境内自收租税，有些割据者送给朝廷小部分财物，维持皇室、南北司官员及禁军的费用。第三，南北司各借割据者的力量来互相排斥，割据者也乐于利用南北司的互斗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南北司冲突因而变成战争的形式。当时宣武镇朱全忠和河东镇李克用是最强大的两个割据者，两镇冲突与南北司的冲突相结合，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化。归根说来，唐朝廷除了南北司互斗和割据者参加互斗，没有别的事可说了。唐朝原有的土地，化为割据者的战场并为割据者所占有，与唐朝脱离了实际的关系，所以，八八四年以后，唐朝只是名义上还存在着的一个小朝廷。

　　下面叙述小朝廷逐步消灭的情况。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专有安邑、解县两盐池的利益。八八五年，田令孜要收回两池，调王重荣为泰宁（治兖州）节度使，王重荣拒绝调任。田令孜结合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和王重荣对抗。太原李克用率兵救王重荣，两人算是一伙，田令孜、朱玫、李昌符也算是一伙。李克用王重荣击败朱玫、李昌符，进逼京城，田令孜带着唐僖宗逃往凤翔。八八六年，又逼迫唐僖宗到宝鸡，准备再逃往汉中。朱玫、李昌符见田令孜败逃，改附李克用。大部分朝官憎恨田令孜，不愿去宝鸡，要夺唐僖宗回京城。邠宁、凤翔兵攻宝鸡，田令孜带着唐僖宗，还有杜让能、孔纬等一些朝官，跟随唐僖宗，一起逃往汉中。李克用目的在攻击朱全忠，无意参与唐朝廷内部的冲突，率兵回太原去了。朱玫、李昌符和朝官立李煴（音晕yūn）为皇帝。田令孜失势穷困，只好让位给宦官杨复恭，自任为西川监军使，到成都去依靠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田令孜党羽被斥逐，杨复恭当了宦官首领。朱玫擅权，李昌符、王重荣又投到唐僖宗方面来，李克用也反对朱玫和李煴。朱玫失势穷困，部将王行瑜杀朱玫。朝官二百余人拥李煴逃往河中，王重荣杀李煴，又杀朝官将近一半。唐僖宗下诏杀所有投李煴的朝官，杜让能力争，许多朝官得免死。八八八年，唐僖宗回到长安，不久病死。这一次冲突，宦官方面只是田令孜换成杨复恭，朝官方面却死了许多人，朝官失败了。

　　八八八年，杨复恭立李敏为皇帝（唐昭宗）。杨复恭仿照田令孜的办法，养勇士多人为义子，使分掌兵权，号称外宅郎君，又养宦官六百人为义子，使作诸道监军。唐昭宗憎恶杨复恭专权，宰相孔纬、张濬也劝唐昭宗削弱宦宫的权力。皇帝加在朝官一边，冲突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八九○年，朱全忠在河南已经造成大势力，奏请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宰相杜让能、刘崇望等多数朝官不赞成对河东用兵，宰相张濬、孔纬等想借朱全忠兵力斥逐杨复恭，力主用兵。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冒险行为，唐昭宗迟疑了多时，终于采纳张濬等人的建议，企图凭借战胜的威力来消灭宦官。

　　唐朝廷决定对河东用兵后，下诏革去李克用的官爵。任命张濬为河东行营都招讨使，孙揆为副使，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卢龙节度使）为北面招讨使。张濬率兵五万人出发，公然对杨夏恭表示战胜回来要大有作为。杨复恭早就偷听了他和唐昭宗的密谈，知道所谓大有作为的意思是什么。张濬率兵守晋州（治自马城，山西临汾县），河东将李存孝来攻，张濬弃城逃回。八九一年，唐昭宗贬斥张濬、孔纬，下诏恢复李克用全部官爵，使归晋阳。这一次冲突，朝官又失败了。

　　朝官两次失败，再没有人敢出头反对宦官。唐昭宗恨极，直接和杨复恭冲突。八九一年，使杨复恭致仕。唐昭宗发兵攻杨复恭私宅，宰相刘崇望鼓励兵士进攻，杨复恭率义子杨守信等人逃往汉中，起兵反抗朝廷。这一次冲突，杨夏恭失败了，但西门君遂又成了宦官的首领。

　　八九二年，凤翔李茂贞、静难（即邠宁镇）王行瑜、镇国（华州）韩建等五个节度使上书，以讨伐杨复恭为名，要求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治汉中）招讨使。朝议以为李茂贞得山南西道，势力太大，不可允许。李茂贞、王行瑜出兵攻汉中，仍坚求招讨使名义。唐昭宗召集朝官会议，宦官与李茂贞有关系，宰相等不敢发言，唐昭宗无法，只得任命李茂贞为招讨使。李茂贞攻取汉中，杨复恭等逃往阆州（治阆中，四川阆中县）。八九三年，唐昭宗要李茂贞让出凤翔节度使，专任山南西道兼武定（治洋州，陕西洋县）节度使。李茂贞不从，上书辱骂唐昭宗。唐昭宗怒极，不顾朝议，决心出兵攻凤翔，使首相杜让能筹画军事，使宗室诸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宰相崔昭纬想排去杜让能，暗中勾结李茂贞、王行瑜，听到杜让能说什么话，立即通知李茂贞等。李嗣周率临时招募的禁兵三万人往凤翔，路上被李茂贞等截击，禁兵溃散。李茂贞等乘胜进逼京城，崔昭纬教李茂贞要求杀杜让能。唐昭宗杀西门君遂等三个大宦官，说劝用兵的是这三个人，不是杜让能。李茂贞不肯退兵，唐昭宗只好杀杜让能。从此李茂贞、王行瑜作唐朝的主人，南司北司都依附他们来谋自己的利益。唐昭宗有什么主张，不满意的人就教他们来斥责。李茂贞兼凤翔、山南西道、武定、天雄（秦陇）四镇节度使，占有十五个州，成为关中最强大的藩镇。这一次冲突以后，唐昭宗脱离朝官和宦官，更陷于孤立无助的地位。

　　八九三年，唐昭宗杀西门君遂等三个宦官首领，说明宦官在朝官勾结藩镇的高压下，势力已经大削弱，不能再压迫朝官。朝廷内部的冲突，一时转化为朝官间的争夺相位。八九四年，唐昭宗要任命李谿为宰相，崔昭纬怕李谿分权，使党羽在朝上出面阻止。八九五年，唐昭宗任李谿为宰相，算是有了一个亲信人。崔昭纬使人告诉王行瑜，说李谿在朝，可能又学杜让能用兵。王行瑜、李茂贞逼迫唐昭宗免去李谿的相位。唐昭宗想大用宗室诸王作为自己的助力，南北司同起反对，这个计划又只好作罢。护国（即河中）节度使王重盈死，军中立王珂为留后，王珙、王瑶出兵击王珂。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得李克用的援助，王珙、王瑶勾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镇，双方争夺护国镇。王行瑜、李茂贞、韩建各率精兵数千人入京城，杀李谿和另一个致仕宰相韦昭度，又使唐昭宗任命王珙为护国节度使。三镇又谋废唐昭宗，另立皇帝。这时候，李克用发兵来河中，声称要保卫朝廷、讨伐三镇。李茂贞党羽想劫唐昭宗到凤翔，王行瑜党羽想劫唐昭宗到邠州，两批党羽（其中各有宦官首领）用兵互攻，唐昭宗出京城逃入终南山。李克用兵到同州，三镇和崔昭纬等畏惧退缩，唐昭宗乘机任用诸王李知柔为宰相兼京兆尹，并令李克用出兵讨伐王行瑜。李克用进攻邠宁镇，王行瑜被杀。李克用请转攻凤翔，唐昭宗怕沙陀太盛，不许进兵。李克用知道朝廷的用意，引兵归太原。这一次冲突，唐昭宗算是革去了崔昭纬的相位（八九六年，杀崔昭纬），宗室诸王得到任用，可是，另一次冲突接着就起来。

　　八九六年，朱全忠荐张璿为宰相，唐昭宗将加任命，李克用奏称，张璿早上为相，我晚上就到宫门。京城人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兵祸，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恐慌，唐昭宗只好下诏和解。李克用与唐昭宗，彼此都不满意。唐昭宗自终南山回京，募兵数万人，分交诸王统率，诸王李戒丕、李嗣周又各自募数千人，宦官把持左右神策军的局面改变了。李茂贞借口朝廷对凤翔用兵，率兵进逼京城。唐昭宗派人向太原告急，自己也出京，要逃到太原去。路上听了韩建的劝阻，自愿到毕州，落在韩建的手里。李茂贞入京城，大烧大抢，宫殿和商店，遭到极重的破坏。李克用因去年不许他攻凤翔，现在也就不准备来援救。唐昭宗在华州贬斥崔昭纬的党羽宰相崔胤。崔胤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上书称崔胤是忠臣，不该贬斥。唐昭宗只好再让崔胤作宰相。从此，崔胤和朱全忠结合在一起。八九七年，韩建逼勒唐昭宗解散诸王所率全部禁军，拘禁掌兵和出使的诸王，又禁止唐昭宗的亲信人入宫，事实上，唐昭宗也被拘禁了。韩建与枢密刘季述合谋，围十六宅，捕获诸王十一人，当时就杀死。韩建、李茂贞怕朱全忠来夺唐昭宗，八九八年，送唐昭宗回长安。这一次冲突，唐昭宗当作依靠的禁军和宗室诸王，全部丧失，朱全忠却在朝廷中得到崔胤这个代理人。

　　唐昭宗贬斥崔胤不成，却和崔胤商量灭宦官，南北司各结藩镇为援，互相倾轧。另一宰相王抟劝唐昭宗不要过于操切，激起变故。崔胤说王抟是宦官的党羽，唐昭宗就对王抟怀疑。八九九年，唐昭宗又革去崔胤的相位。朱全忠上书说崔胤不可革，王抟交通宦官，罪大该杀。九○○年，唐昭宗不得已又用崔胤为相，杀王抟和两个枢密使。崔胤两次保住相位，势力大盛，宦官恨崔胤，但更恨唐昭宗。

　　唐昭宗从华州回京城以后，性情变得更加暴躁，经常酗酒，随手杀死左右侍奉人。九○○年，宦官刘季述等所谓四贵合谋废唐昭宗，乘唐昭宗酒醉，率禁兵进宫，囚禁唐昭宗，一面令崔胤率百官请太子李裕即皇帝位。崔胤后面有朱全忠，刘季述不敢杀崔胤。

　　朱全忠在大梁，刘季述派人去通款，愿输送唐家社稷。朱全忠集僚会议，决定采用李振的建议，恢复唐昭宗帝位，挟天子以令诸侯。朱全忠遣亲信人蒋玄晖到京城，与崔胤谋事。崔胤结合神策军三个军官，九○一年，杀刘季述等。崔胤率百官迎唐昭宗复位。唐昭宗杀刘季述党羽宦官数十人，给三个神策军官极重的赏赐，使他们保卫宫廷，似乎自己又得到了什么依靠，照旧想一举消灭宦官。

　　九○一年，崔胤和另一个宰相陆扆（音以yǐ）主张夺取宦官的兵权。请唐昭宗任命二相分管左、右神策军。受重赏的三个神策军官都反对改隶南司，唐昭宗只好用宦官韩全诲、张彦弘为左右中尉。这两个人都做过凤翔监军使，与李茂贞有关系。崔胤请李茂贞给兵三千人，驻京城，意思是想用外兵制宦官，实际却为韩全诲增强了力量。崔胤与唐昭宗密谋杀死所有宦官，被韩全诲等探知。韩全诲结合驻京凤翔兵的统率者李继筠，宦官势力大盛，拒绝接受一切命令，并禁止唐昭宗单独召见朝官。崔胤催朱全忠来夺唐昭宗，朱全忠带兵到河中（本年朱全忠夺得河中镇），上书请唐昭宗去东都（洛阳也是朱全忠属地）。韩全诲等大惧，劫唐昭宗和他的家属去凤翔。崔胤及百官留在京城。朱全忠率兵到关中，首先俘获韩建，取得华州，随后进入长安城。朱全忠令崔胤率百官迁徙到华州，唐百官成为朱全忠的部属。李茂贞、韩全诲在凤翔城中给唐昭宗配备了以宰相韦贻范为首的一套百官，皇帝的用人权完全被剥夺。唐朝廷分裂到只剩下一个仅拥空名的皇帝。

　　九○二年，朱全忠率大军到凤翔城下，派兵夺取附近诸州。就在这个危城里，官职还是很值钱。宰相韦贻范广受贿赂，许人官职，恰恰老母死去，韦贻范照例要免职居丧。出钱买官的债主天天去韦家喧闹，要求还钱。韦贻范力求宦官和李茂贞允许他恢复相位。他得到允许，立即出来办事，办的事自然是给债主做官。人有钱就能买官，做了官就更有钱，得钱的方法多式多样，归根都是剥削民众的脂膏，不管唐朝廷怎样破败，官总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李茂贞困守孤城，毫无出路，只好向朱全忠求降。条件是送出唐昭宗和杀死宦官。朱全忠接受他的投降。九○三年，唐昭宗听到这些条件，很喜欢，派人杀韩全海等四贵及宦官共十六人。朱全忠、崔胤入凤翔城，继续捕杀宦官七十余人，又密令京兆府捕杀九十人。唐昭宗回长安，顺从朱全忠、崔胤的要求，杀死全部宦官（逃亡的宦官是少数），又令诸道杀监军，除河东监军张承业等少数人得节度使保护，其余监军全部被杀。宫中事务都归南司掌管，左、右神策军和所属八镇都归崔胤统率。在凤翔城内任命的官职，一概取消，依附李茂贞和宦官的大朝官一概杀逐，从长安到凤翔追随唐昭宗的朝官三十余人，也一概贬斥，只剩下为朱全忠效力的朝官。朱全忠回大梁，留兵一万人驻神策军旧营（神策军已解散），使亲侄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派心腹人为宫苑使、皇城使、街使。自皇宫以至百官私宅所在的街道，都归朱友伦等诸使掌管，等候朱全忠的命令来处理唐昭宗和崔胤等百官。这一次大冲突，宦官被杀尽，南北司之争解决了，唐昭宗在凤翔城失去用人权，但还有少数可亲信的朝官，现在这些人被贬斥，完全孤立了。

　　九○三年，崔胤得到唐昭宗的同意，募精壮兵六千六百人，作为朝廷的卫兵，意思是想自己有些实力。朱全忠暗中使壮士去应募。崔胤不曾发觉，加紧训练兵卒，准备武器，事情都被朱全忠知道，开始对崔胤疑忌。朱友伦坠马暴死，朱全忠疑是崔胤的阴谋，决计杀崔胤并迁唐昭宗到洛阳，免得李茂贞等乘机劫夺。九○四年，朱全忠杀崔胤和他的亲信人，另用裴枢、柳璨等人作宰相。朱全忠引兵驻河中，使裴枢强迫唐昭宗和百官、长安居民迁往洛阳。唐昭宗路过华州，有人夹路呼万岁。唐昭宗涕泣告路旁人说，不要呼万岁，我不再是你们的主子了！在宿所对左右侍从人说，我这次漂泊，不知那里是归宿！说罢大哭，左右人也陪着痛哭。他到这时候才知道危险在眼前，总算还有一点知觉，其实早就是个亡国的皇帝。唐昭宗到陕州，秘密派人请求割据者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河东李克用起兵来拯救，这自然是绝望的请求。唐昭宗到洛阳，左右侍从人也全被杀死。李茂贞、李克用、王建、杨行密等人，虚张声势，说是要救唐昭宗。朱全忠知道留下这个废物，对自己不利，派人杀死唐昭宗，自己算是不预知，伏在棺材前恸哭流涕。朱全忠立李祝（音祝zhù）为皇帝（唐昭宣帝）。九○五年，朱全忠杀唐昭宗的诸子九人。

　　宰相柳璨自进士及第，不满四年，便登相位，其余裴枢等三相，自负资望高，轻视柳璨。柳璨竭力奉事朱全忠留在洛阳的心腹官员，因而朱全忠相信柳璨的话，贬斥裴枢等三相，另补充一些人作宰相。柳璨开出一张人名单，对朱全忠说，这批人喜欢成朋结党，制造是非，都该杀死。朱全忠的重要谋士李振，是个不第进士，痛恨朝官，因为朝官多是及第进士。李振也对朱全忠说，唐朝廷所以破败，都是浮薄士人紊乱纲纪的缘故。大王（朱全忠）要办大事（灭唐），这些人是不好对付的，不如一起杀掉为便。裴枢等旧宰相以及出身高门和科第的大朝官凡三十余人，都被加上浮薄的罪名，全部投入黄河死去。

　　朱全忠急于要唐昭宣帝禅位，柳璨等商议按照旧例，得经过封大国（国号）、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的次序。朱全忠嫌办事迟缓，大怒。九○五年，杀柳璨等。柳璨临刑大呼：负国（唐）贼柳璨，该杀该杀！柳璨发挥朋党积习，借朱全忠的威势，杀死许多不合己意的大朝官，朱全忠自然也不会放过他，等到临死的时候，才知道该杀，可见这种闹朋党的人，不见刀是不会知道自己该杀的。

　　唐朝除禅让这件事还有待完成，丝毫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九○七年，唐昭宣帝让皇帝位给朱全忠。朱全忠受禅称帝（梁太祖），国号大梁。梁太祖对唐昭宣帝为济阴王。九○八年，梁太祖杀济阴王李祝，唐朝这个残余也最后消灭了。

第四节 唐朝经济（上）

　　唐是繁荣强盛的大朝代。这个大朝代的所以产生，原因是（一）在黄河流域，隋未农民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使得唐前期生产关系发生一些变化。（二）在长江流域，东晋以下，经济继续在上升，南朝未年，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使得统一的唐朝，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还有一个原因是唐前期的统治者，看到隋未农民起义的威力，一般还有所畏惧，政治上不敢过度放纵，社会得以保持长时期的安宁状态，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中期，黄河流域遭受战祸，朝廷依靠长江流域的财赋来支付巨大的费用。唐后期的未叶，长江流域发生割据战争，朝廷也就衰微以至于灭亡。长江流域在统一的朝代里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是唐朝才开始的新现象。这说明长江流域开发成为富饶地区，与黄河流域合并成一个基地，比两汉富力增加一倍以上，因此，自隋、唐开始，中国封建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大体上，唐前期的经济繁荣，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兴盛上，自中期以下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兴盛上。由于统治阶级的大量消费，商业兴盛的另一面，正是农民遭受严重的剥削，农业不断在衰落。

　　封建经济的根本在于农业。唐朝农业的兴衰，与均田变为庄田，以及租庸调变为两税是有关系的。唐高祖武德七年（六二四年）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两法各书所记多有出入，下面依据《旧唐书·食货志》所记，再参酌他书，略述唐均田法和租庸调法。

　　《旧唐书·食货志》说，男女自初生以上称为黄，四岁以上为小，男丁十六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一岁以上为成丁，六十岁为老。每年造一次人口账，三年造一次户籍。这是最重要的法令，均田法和租庸调法的行施都以这个法令为根据。唐中宗时，韦皇后请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三岁。唐玄宗时，以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为成丁，五十八岁以上为老。中男自十六岁改为十八岁，成丁自二十一岁改为二十三岁，老自六十岁改为五十八岁，都是减轻赋役，有利于广大民众。

　　均田法——男丁十八岁以上给田一顷，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永业），八为口分。老男、残废人给四十亩。寡妻、寡妾给三十亩，如是户主，加给二十亩。受田人身死，世业田得由继承人接受，口分田归官，另行分配。

　　租庸调法——唐赋役法：租，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调，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绢、��各二丈，绵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纳庸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中男受田后，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服兵役。国家有事，二十日外加役十五日，可免调；加役三十日，租调都免。加役连同正役，总数不得超过五十日。如水旱虫霜成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都免。

　　六○四年，隋扬帝即位，下诏废除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课役。开皇制规定节妇得免课役，隋炀帝改为妇人全免，实是赋税制的一个大改革。唐租庸调法采用隋炀帝的新制，不再取妇人课役。北周武帝数次释放奴隶和杂户，但仍允许北周贵族保留一些部曲和客女，人数不会太多。隋未平凉一带有所谓“奴贼”的一支军队，首领出身奴隶，兵士中自然也有不少出身奴隶的人。又唐军中有奴隶应募作战，立功后与普通人同样得赏，大概经隋未大战争，奴隶和部曲的人数更为减少，租庸调法废除奴隶部曲的课役，主要是因为所得有限，与废除妇人课役意义是不同的。唐刑部属官有都官郎中，掌管官奴隶。奴隶来源是俘虏和叛逆犯的家属。通年服役的人，称为官奴婢。免（朝廷下赦诏，官奴婢与普通罪人同得宽免）一次称为番户，每年服役三番，每番一个月。免二次称为杂户或官户，每两年服役五番。免三次成为良人（平民）。六十岁以上及残废的官奴婢，得为官户，七十岁以上得力良人。住在外州县的官奴婢，丁男每年纳钱一千五百文，丁婢中男每年三百文，唐对官奴婢的待遇，是刑罚性质，没有经济意义。私家奴婢主要也不是用在生产方面，所以唐朝奴隶比起南北朝来，数量和作用都大大减少了。

　　唐租庸调法比前朝赋税制较轻也较合理，唐前期，在行施均田法的地区，对农业生产起着积极的作用。

　　下面略述均田与庄田、租庸调与两税行施的情形。

一 均田法

　　封建朝代的制度，在行施上只能看作大致如此，其中一定有出入甚至有很大的出入，均田法就是有很大出入的一个制度。

　　黄河流域，夫东与关中情形不同。在关东，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经过隋未大战争，起义民众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由于地主武装的疯狂屠杀和破坏，造成地旷人稀的现象。六三二年，唐太宗想登泰山封禅，魏征谏阻，说：现在自洛阳以东到泰山，人烟稀少，荒草无边，让随从的外国君长看见中国的虚弱，有什么好处！六五七年，唐高宗到许（河南许昌县）、汝（河南临汝县）二州，对从官说，这里田地极宽，百姓太少。足见河南许、汝那种肥沃地，至少在唐高宗初年还很荒凉，至于河北、山东荒凉更不待言。荒地既然太多，行均田法对朝廷有利。官指一顷田地给民欢，让他们去开垦，官每年收租庸调，事情很简易。同时，对民众也有利。民众领到田地，法律允许使用到身死，付出劳力有些保障，乐于开垦。当时地主阶级的兼并活动还不很显著，农业生产因而逐渐恢复起来。在关中地区，地主势力比隋时更有增加。六一八年，唐高祖即帝位，便下诏说，隋朝公卿以下百官以及普通民人，身在江都，家口在此（唐占领地区），虽然不参加义军（唐军），所有田宅，一概免其没收。这样，周、隋贵族官僚的田宅全部保留下来了。唐朝新起的贵族官僚，又占有大批田宅，例如唐高祖赐宠臣裴寂良田一千顷，甲第（一等注宅）一区。其他大臣也各有赏赐，例如六五六年，唐高宗赐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三人田地。于志宁（北周鲜卑贵族）奏称，臣世代居关中，祖先产业相传，不曾有变故。张行成等新建庄宅，田园还少，请将赐地转给张行成等。总的说来，从皇帝起，全部贵族文武官员，都要占有田地，主要占有京城附近的田地。

　　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刚即位，和朝官们商议，让狭乡民户自由迁移到宽乡。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说，畿内（关中）地狭户殷（多），丁男全充府兵，如果任令迁移，一定都到关外去，关中空虚，很不方便。唐太宗被他提醒，不再议迁移事。六四四年（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曾到灵口（在陕西临潼县），问每丁受田数，当他知道每丁受田只三十亩时，感到有危险，令地方官查明受田尤其少的人，给与一些便利，迁移到宽乡。七四一年（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说，“京畿地狭，人户殷繁，计丁给田，尚犹不足”。其实，自唐高祖开国以来，关中土地总是在集中，而且是规模愈来愈大的集中，均田法与民众的关系是很微弱的。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情形也不同。长江流域自南北统一以后，士族势力衰落，又受隋初杨素的打击，不象关中地区贵族文武官员那样权力大、人数多，因之，土地集中的速度也比较缓慢。隋未大战争似前，长江流域人口原来比黄河流域少，连同初步开发的闽江、珠江两流域，人与地相比，是地旷人稀的局面，人口和农业部大有发展的余地。在不触动地主利益的情况下，官指定一些熟地或荒地给民众垦种，也算是行施计丁授田的均田法。得不到土地的人，只好自己觅地去垦种，官对这种人不谈均田法，但仍实行租庸调法。六九二年，狄仁杰为彭泽（江西彭泽县）令，上书武则天，请求免民租，说，彭泽地狭山高，无田百姓所经营的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照赋税制纳租，即使十足年成，缴官以外，半年缺粮。狄仁杰所称无田百姓，是指不曾受官田的人，但缴纳官租，仍照租庸调法。

　　一般地看来，均田法实行的程度，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唐前期的农业生产，关东是由恢复走向发展，长江流域是在继续发展，总的趋势是上升，繁荣强盛的唐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唐敦煌户籍残卷》（武则天、唐玄宗、、唐代宗时候的残缺户籍）所载授田情形：（1）永业口分两种田，多少无比例。如常才（音辩biàn）户应受田一顷三十一亩，实受只有永业田十八亩；又如曹思礼户应受田三顷六十四亩，实受只有口分田一亩，其余都是永业田。按永业田父子相传，为本户所原有，无口分田，实际就是官府对某些户不按丁授田。（2）不论永业田口分田，都割裂成许多碎段。如程什住户实受田六十四亩，共分十三段。各段亩数多少不等，最大的段不过二十亩（为数极少，仅见于程大忠户），一般都在十亩以内，最小的段是一亩。田亩分裂得如此细碎，说明耕地很缺少。（3）每户实受田数都比应受田数少得多，口分田一般比永业田少。民户坚守永业田，借以维持生活，口分田的分配，权在官府，大概不容易得到。（4）极少数民户有买田。如郑恩养户有十二亩买田，算在实受田数内。依据上列情形，每户受田不足，与均田制一丁一顷的规定距离很远。耕地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地少人多，而是豪强和佛寺盛行兼并。《残卷》所列民户，都是下中户和下下户，当然，全部户籍中还有上等户和中等户。按《残卷》中有下中户索思礼户，父子二人都是上柱国勋官，本户共应受田六十一顷五十三亩，可是他们没有势力和财力，实得田只有永业田四十亩，勋田十九亩，口分田一百六十七亩，又有买田十四亩。如果有势力，照法定数就可得田六十一顷，如果有财力，用买田形式就可以永久占有田地。势力和财力愈大，在法定数外兼并更多的田并无限制。占户数最多的中等下等户，由少地逐渐到无地，也就成为自然的趋势。《残卷》的受田情形，正反映兼井在进行，均田法在破坏。

　　均田法实际是引导农民开垦荒地的一个方法，农民辛勤地开辟荒地，地主阶级凭借权力，逐渐夺取这些田地，田地开辟愈多，地主掠夺也愈益猛烈，到了唐前期的未年，正如杜佑《通典》所说，“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均田法实际上已经失效了。均田法废弃的过程，自然首先是关中，其次是关东，七二二年，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就是均田法失效的说明。长江流域在七八○年行两税法以前，均田法可能还多少保存一个时期。

二 庄 田

　　唐前期行施均田法的时候，同时并存着三种土地占有的形式。一是地主占有永业田。这种占有，关中最多，长江流域次之，关东较少。二是按均田法农民占有田地，其中有永业田二十亩。这种占有，关东最多，长江流域次之，关中最少。三是无田百姓，得不到官田，自己垦种十亩五亩小田地。这种占有，随着地主占有的扩大，均田法的破坏，成为农民维持生存的普遍形式。等到半饥饿生活也不能维持时，才被迫投靠地主作佃客。农民坚守十亩五亩小据点，和地主阶级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抵抗，主要原因就是希望保存一些仅有的自由，避免作佃客的痛苦。

　　地主占有一片田地，也可以占有许多片田地，按照阡陌相连的一片，组成一个农业生产单位，通称为一个庄。庄有各种别名，如庄田，田庄、庄园、庄宅、庄院、山庄、园、田园、田业、墅、别墅、别业等名称，实际都是一个地主所有的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庄在东晋、南北朝也很盛行，如东晋王导有墅在钟山（在江苏南京市），田八十余顷。谢安在山墅会亲朋，与谢玄围棋赌别墅。宋谢灵运在始宁县（浙江上虞县西南）有祖传的宅和墅，谢灵运移居会稽，修营别业，依山临江，风景极美，作《山居赋》，描写墅内农产物的丰盛，自己生活的康乐。孔灵符广有产业，又在永兴县（浙江萧山县西）立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还有两座山。东乡君有园宅十余所。梁昭明太子诗“命驾出山庄”，梁简文帝诗“瞻鹤岭兮睇仙庄”。陈陈暄诗“功多竞买园”。可见南朝地主都拥有庄。北朝记载较少，但不是没有庄。唐高祖住宅在武功，庄在鄂县（陕西户县）。唐高祖在太原起兵，平阳公主利用鄂县庄聚众响应唐军。于志宁有祖传的庄园。足见北朝地主也都拥有庄。上推到两汉、魏、晋，或称园、田园、田宅，或称坞、壁、堡，也都是地主的庄。东汉仲长统《昌言》，西晋潘岳《闲居赋》，都描写了庄园主人的优裕生活。再上推到周朝，贵族领主所有的邑，也就是后世地主的庄。唐人所写庄园主人的生活，与《山居赋》、《闲居赋入《昌言》所写大体相同，庄并不是唐朝地主的新创。唐庄之所以值得重视，只是因为自唐中期起，均田法废弃，庄田又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

　　皇帝是地主阶级最高的首领，自然，他要领头来掠夺农民的田地。举些例来看。六五一年，唐高宗废玉华宫，改作佛寺，苑内及诸曹司原是百姓田宅，一概交还本主。七二四年，唐玄宗下诏说，所筑宫墙，可开些宫门，让本主进来耕种。足见皇帝造宫殿，任意夺取百姓的田宅。皇帝又有大量庄宅，特设内庄宅使（宦官）掌管。八○五年，唐顺宗即位，命令庄宅使说，从兴元元年（七八四年）到贞元二十年（八○四年），畿内及诸州府庄宅、店铺、车坊、园硙（音碍ài）、零地等，所有百姓及诸色人拖欠租课、现钱、��丝等，共五十二万余，一概放免。足见皇帝拥有大量的私有田地和建筑物。皇帝是最大的兼并者，他们颁布一些禁止兼并的诏令，无非是想欺骗失地民众，表示朝廷也在关心。这些诏令的颁布，只能看作兼并愈益紧张，不能看作土地掠夺有任何缓和。

　　唐自开国时起，法令规定凡官员都有占田权，所占田地数量是巨大的。官员占田的名目众多，大体如下列。

　　永业田——凡有爵、勋、官（职事官、散官）的人，得受永业田。自最高爵亲王起，下至男爵，都受永业田。职事官自正一品下至九品，也都受永业田。散官五品以上，受田数与同级的职事官同。王爵以外，又有命妇：公主正一品，郡主（皇太子的女儿）从一品，县主（亲王的女儿）正二品（《新唐书·百官志》作从二品），这些命妇自然也要受永业田。六二四年，唐高祖定官制，自三公以下，尚书、门下、中书等省下至公主的属官邑司，并称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为外职事官。自开府仪同三司下至将仕郎凡二十八阶，为文散宫；自骠骑大将军下至陪戎副尉凡三十一阶，为武散官。自上柱国至武骑尉凡十二等，为勋官，这个官僚架子是很大的。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并省官职，留用文武官凡六百四十三员。后来扩大为七百三十员。这些当是在京任职事的官员，其他文武散官和勋官，开国初期，一定有很大的数量。事实上，唐太宗并不能控制京职事官人数，当时正员以外，已有员外等名称。唐高宗显庆年间，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已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唐玄宗开元年间，官自三师以下有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吏自佐史以上有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员，吏员没有特别受田制，但可以设想，按均田法受田，有比普通民众较优的待遇。后来官数愈益增加，正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说，唐前期已是“名类繁多，莫能遍举”，自唐中期起，更是“不胜其滥”。这样多的宫，在均田法正式废弃前，都有权受永业田传授子孙，多一个官，若干农民就失去应受的田地。法令规定：六品官以下受永业田，以本乡收回的公田即从农民收回的口分田发给，这样，农民的口分田愈来愈减少。五品官以上受永业田，不得在狭乡，只许在宽乡接受无主荒地。这个规定是否生效，是很可疑的，即使有些官在宽乡受地，也不会是荒地，至少不会全部是荒地，熟田还不是夺农民的口分田，荒地还不是驱迫失地农民当佃客，替他开垦荒地成熟田。所以，官员受永业田，是地主据有庄田农民失去耕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职分田——这是作为京内外职事官一部分俸禄的田，与作为官员私人所有的永业田性质不同，但侵夺农民的熟田，迫使农民充当佃客是相同的。自唐高祖定职分田制，后世有时以“恐侵百姓”为理由，停给职分田，改给仓粟（每亩折合二升）。至七二二年（开元十年），唐玄宗收国内外官职分田，说是分给贫民，实际是兼并盛行，不得不废止职分田来满足权贵的兼并，所谓分给贫民，就是让贫民当佃客。在职分田废止以前，它是一种官庄，是夺取农民耕地的又一个重要途径。

　　公廨田——这是官署所占有的田，也是官庄的一

唐代贵族官僚永业田表

唐代勋官永业田表

　　唐代内外官职分田表

　　唐代内外官职分田表

　　唐代公廨田表（一）

　　唐代公廨田表（二）

　　种。唐高祖定制，凡京内外各官署都有公廨田，又有公廨园、公廨地，都由官署收租税供公私费用。后来废京官公廨田，改给俸赐。京外公廨田仍旧制。

　　僧寺道观——道士僧人每人给田三十亩，女冠女尼二十亩。寺观有常住田，一百人以上，不得过十顷；五十人以上，不得过七顷；五十人以下，不得过五顷。这个规定完全是空文。《通鉴》说，武则天时，天下公私田宅，多为僧寺所有。唐朝僧寺拥有大量庄田，是民生的大害之一。关于寺院庄田，当在另节作说明。

　　上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以及寺观常住田，如果都按令式（法律规定）占田，尽管占田数量很大，总还算是有些限止。事实却完全相反。大抵自唐高宗时开始，下至开元、天宝年间，兼并盛行的结果，令式逐渐失效，均田法逐渐归于废弃。下面举出一些有关贵族官僚无限止占田的事例，说明这一时期里的庄田情形。

　　王方翼（唐高宗时人）幼年从生母居凤泉别业。王方翼督促佃客力耕，数年间辟田数十顷，修饰房屋，种植竹木，成为富室。王方翼的父亲王仁表，唐太宗时作歧州刺史（上州刺史从三品），按宫品只有永业田二十顷，足见田可以任意扩大。

　　七一三年，唐玄宗没收太平公主的田园，官收取租息，几年还没有收完。

　　宋之问有蓝田山庄（在陕西蓝田），后为王维所有，称辋川别业。宋之间诗“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王维诗“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庄田多有水利，可见夺田先从水田入手。

　　李澄（唐玄宗时人）广有产业，伊川地方（河南嵩县、伊川县境）水陆上等田，多为他所有，别业一个接着一个。他和吏部侍郎李彭年，都被讥为有地癖。

　　张嘉贞（唐玄宗时人）多年任要职，有人劝他置田业。他说：我做过宰相，不愁贫穷，如果犯了罪，就是有很多田庄，也没有用处。我眼见朝官们广占良田，等到死后，都被无赖子弟用作酒色费，田业有什么意思。张嘉贞不置田业，算是稀有的见识，可知当时朝官无不广占良田。

　　官员以外，普通富人也有大量田庄，如：

　　富商郑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

　　邺城人王叟，无儿女，积粟将近一万石。庄宅很广大，客坊中住佃客二百余户，王叟经常巡行客坊。

　　依据这些事例，开元天宝年间，兼并田地，确实是极其严重的现象。七五二年（天宝十一载），唐玄宗不得不下一道诏书来欺骗民众，至于实效当然是毫无的。诏书说：“听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人家，近来置庄田，不顾章程，尽量吞并。说是借用官府的荒地，其实是侵夺熟田，指山谷作牧地，不限地面的大小。百姓的口分田、永业田，也被违法买卖，或者涂改文书，或者托名典贴，逼得百姓无处安身，然后招作客户，使靠佃耕得食。这样，既侵夺居民的产业，又造成浮情（竟说失地农民是浮情）的习惯，到处都如此，相沿也很久。不加改革，为害将更深。”地主的罪恶行为，诏书里已经说出了一些，该怎样改革呢！诏书说：“所有王公百官勋荫等家，应置庄田，不得超过令式的规定数。”看来，似乎可以退还一些田地给民众了。诏书本来目的在欺骗，说了些责备地主的话并且提出办法以后，就把话头转到原封不动的地点上来。它说：“仍更从宽典，务使弘通”。所谓宽典、弘通，就是变通令式，承认已经兼并的事实为合法。最后，它说：“自今以后，再也不许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以及非法影射、惜用公私荒废地、无马妄请牧田、私留客户等事发生。”这些空话丝毫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企图使民欢受骗，以为朝廷在关心他们失地当佃客的痛苦。

　　七五二年诏书，等于均田法废弃的宣告书。自西晋开始的授田制，因均田法的废弃而告结束，从此，庄田制一直在盛行。

　　下列诸例说明自唐中期以后庄田的盛行。

　　郭子仪前后受赐良田、名园、甲馆极多，自置的田业数量更大。京城南有一所别墅（城南庄），林泉胜致，举世无比。孙樵《兴元新路记》说，自黄峰岭至河池关，中间百余里，都是郭子仪私田。

　　马燧财产极饶富。马燧死后，宦官逼马燧次子马畅献田园第宅。

　　郭子仪、马隧都是良将，都占有大量庄田，其他武官可以类推。

　　裴度在洛阳午桥建别墅（午桥庄），种花木万株，筑凉台和避暑馆，名为绿野堂。白居易《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诗“引水多随势，栽松不趁行，年华玩风景，春事看农桑”，可见庄中有农田。

　　李德裕在洛阳南置平泉庄。庄周围十余里，台谢百余所，有奇花异草与松石。周围十余里的大庄，自然也有农田。

　　裴度、李德裕都是良相，都占有大庄田，其他文官可以类推。

　　司空图在唐未，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在山西永济县东虞乡南），周围十余里。山岩上有瀑泉，引泉水灌溉良田数十顷。司空图子孙，北宋时还住在司空庄。

　　司空图曾任礼部员外郎（从六品），算是不乐仕进的隐士，庄田却很大。刘允文《苏州新开常熟塘碑铭》说，“强家大族，畴接壤联，动涉千顷，年登万箱”。陆贽《奏议》说，“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这都是说，到处有大庄主。至于普通士人占有小庄田，更是到处都有。许浑《题崔处士山居》诗“二顷湖田一半荒”。权德舆《送李处士弋阳山居》诗“不惮薄田输井税”。岑参《寻巩县南李处士别业》诗“且喜闾井连，灌田同一泉”。耿纬《东臯别业》诗“东臯占薄田，耕种过余年”。这些所谓处士，就是不曾得官的士人，也是占有不多田地、少数佃客的庄主。他们的优裕生活，可在储光羲《田家杂兴》诗里见到，储诗说“种桑百余树，种黍（酿酒米）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他们只要得到官，田产就变大了。

　　大庄小庄遍布在全国，都是地主阶级侵夺农民田地的据点，农民坚守着的小块田地，陆续被这些大小庄主夺去。固然，许多庄是庄主用钱买得的，但是，钱归根还是从农民手上侵夺来的。

　　陆贽《奏议》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说，当今京畿地方，每田一亩，官税五升（唐代宗改按丁收税制为按亩收税制，税额是上等田每亩税一斗，下等田每亩五升），私家收次租，却有一亩收租一石的，比官税增二十倍。中等田收租五斗，比官税还多十倍。按上等田每亩产粟二石，中等田亩产一石，佃容纳租一石或五斗，仍是西汉“见税十五”的旧例。官税固然较轻，但加上徭役和额外科派，负担仍是沉重。佃客的身份是庄主的私属，可免官府的课役。陆贽说私属的生活是借庄主的种籽和食粮，赁庄主的田亩和住屋，整年劳苦，不得休息，全部收入，还债还嫌不够。陆蛰以为农民种官田比种私田好，其实，农民无论种官田或私田，过的都是非人的生活。

　　均田变成庄田，租庸调法自然也要变成两税法。

三 租庸调法

　　《新唐书·食货志》说“租庸调之制，以人丁为本。”陆贽《奏议》说“国家赋役之法，曰租曰庸曰调。……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陆蛰所说田、家、身，归根仍是一个“以人丁为本”。因为六二四年（武德七年）颁布的租庸调法，是以均田法的“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为出发点的。既然法律上认为丁都受了田，所以丁应该纳田租户调和役庸。关东地区有大量荒地，农民受田开垦，算是有个垦出百亩熟田的希望，虽然在开垦期间，按法令供给租庸调，也就觉得可以负担了。关中地区情形就不同。民只受三十亩或更少的田，一开始就有逃往宽乡的趋势。六二七年（贞观元年），朝廷为了避免关中空虚，禁止出关。随着兼并的逐渐剧烈，农民失地不得不逃亡的现象也就愈益严重。六九五年（武则天证圣元年），凤阁舍人李峤上书，说：当今天下民众，逃亡的很多，原因非一，有些是离开军镇，有些是出外求食，总不外是逃免租赋，躲避谣役。民众逃出本籍贯以后，可以不服官府的徭役，姓名不列入户口账。偶尔遇到检查，便转入他境（他州他县），仍能容身。李峤说了这些情况，提出主张说，现在朝议总以为军府所在的地方，户不可移，关中的民众，籍贯不可改，其实偷出关口，远离军府的人多得很，不如准许转移，户口还有个着落。李峤所说逃亡现象，主要是指关中地区，足见在武则天时候，关中民众已经无法负荷租庸调的重担。

　　自宇文泰攻取蜀地，西川地区成为关中地区的后方，经北周至隋、唐，总保持着这种关系。这就是说，唐朝贪暴的搜括，首先受到影响的是西川地区。武则天末年，陈子昂上书说：蜀中并无重役，可是诸州逃户多至三万有余。土豪大族，收容逃户，压榨役使，获取厚利。一部分逃户进入山林，攻掠城邑。陈子昂指出：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的原因，实缘官人贪暴，不守国法，吏员游客，乘机侵夺，剥削得太残酷了，民不堪命，破产失业，只好逃亡。他要求朝廷严令州县长官，设法大招逃户，三万户回来，租赋可以富国。

　　李峤和陈子昂都说出了一个秘密，就是地主欢迎民众逃亡。地主成立田庄，就需要佃客，如果农民各守自己的耕地，庄田便无人耕种，因此，佃客的补充，对地主有重大利益。要农民当佃客，是从两个方面来驱迫的，一是官吏贪暴，二是田庄发达。田庄发达，使得农民耕地丧失或缩小，官吏贪暴，使得农民无法承担赋役，只好逃离本乡，出外求食。得食的地方，就是地主的田庄。李峤说：“或有检察，即转入他境，还行自容”；陈子昂说“土豪大族，阿隐相容”，都是说的这件事。当然，农民变佃客，数量过多，对朝廷不利。武则天未年，韦嗣立上书说，国家自永淳（六八二年，唐高宗年号）以来二十余年，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课减耗，国用不足。亡逃过半，自然是夸大的说法，但逃亡不限于关中、西川，却是事实。七一九年（开元七年）唐玄宗下诏说，民众“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情，或豪人（土豪大族）成其泉（渊）薮（田庄），或奸吏（官吏）为之囊囊（包庇入境的逃户，即包庇本地庄主）……州县不以为矜，乡里实受其咎”。这里说出官吏庄主与逃户的关系，与李峤、陈子昂所说相同，不过，唐玄宗说的是全国一般的情况，足见逃亡现象影响朝廷的收入愈益严重。诏书所说“州县不以为矜，乡里实受其咎”，是指什么呢？州县官对民众逃亡，毫不关心，照旧户籍向逃亡户原住的乡里索取租庸调，留住乡里的民户，替逃亡户负担，也只好陆续逃亡，这就是所谓乡里实受其咎。七二一年，唐玄宗实行检括逃移户口和籍外田（不纳租税的隐田），派宇文融为劝农使，率领判官二十九人，在全国范围内检查逃户和隐田，结果是虚张成绩，或指实户（有户籍的民户）为客户，说是括得逃户八十余万户和相当数量的田。大抵自垦十亩五亩的那种小农被检括了，对拥有庄田和佃客的地主却并无影响。官员本身就是庄主，与一般庄上利害一致。官员和一般庄主与朝廷在逃亡户上有矛盾，但朝廷捡括得几十万户小农，损失有所补偿，矛盾也就算是得到解决，受害的依然还是农民。

　　租庸调法所规定的每丁负担数是以天下每一丁男都受田一百亩的假设为依据的。事实上，唐开国时，丁男受田多少就很不一致。后来地主兼并愈来愈剧烈，官府贪暴愈来愈凶猛。农民受到租庸调法的压力也愈来愈严重。正如李峤所说：天下民户，多是贫弱，有的当佣工佃客，卖力求食，有的卖屋贴田，供官府征求。照李峤的说法，就是有田的人缩小田地，无田的人投身田庄当佣客。作为租庸调法对象的丁男，既然或失地逃亡，或地小难负一顷田的租税，对朝廷说来，也非改变剥削方法不可。《新唐书·食货志》说，开元以后（当是指天宝年间），天下户籍久不改造，丁口转（转移居地）死，田亩买卖，贫富变化，都不再调查。这是说，天宝年间，均田制度早不存在，调查丁口并无实际意义，也就无须造户籍。当时社会因长期安宁，除去逃户，各地户口一般确有增殖，官府不管真实丁口，只凭旧户籍向乡里索取租税，实行不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安、史大乱以后，户口削减，向乡里按丁收税已不能行，唐代宗大历年间，开始按亩定税，改变以人了为本的旧法，分夏秋两季收税，为两税法开先例。

　　七八○年，唐德宗采杨炎的建议，正式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

　　两汉赋税制，按亩收租，按丁口收算赋，朝廷收入主要是货币。自曹操改革赋税制，直到唐租庸调法，有按亩收租调，或按丁收租调两种，朝廷收入全部是实物。唐两税法改为按资产收税，实际是按田亩收税，朝廷收入主要是货币。自二○四年（汉献帝建安九年）曹操创新制到七八○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废租庸调法，实物税行施将近五百年，这里简括地作一叙述，说明这种制度的变迁。

　　东汉未年豪强大混战，社会遭受极大的破坏。曹魏杜恕说，现在魏国拥有十个州的土地，户口却不及东汉时候的一个州。陈群也说，现在人口太少，比西汉不过一个大郡。这都是说东汉未年人口大耗损。统治阶级的急务是如何对这个残存民众进行剥削，要钱是不可能的，要衣食（粟帛）还可以，这就是曹操改变汉赋税制的根据。

　　二○四年，曹操击溃袁氏势力，取得河北地区，黄河南北大体上统一了。他下令说，在袁氏统治的地方，豪强兼并，亲戚横暴，小民贫弱，被迫代出租赋，袁氏怎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现在规定制度，田租每亩纳粟四升，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此外，官府一概不许擅自征取。这个制度自然通行在黄河南北。据仲长统说，肥地和瘠地平均计算，一亩产粟三斛。曹操按亩收租四升，税率很轻，这时农民是鼓励多开垦荒地，对地主是不敢过多超出东汉百一之税的惯例。他兴办大量屯田，与田客对半或六四分租，专供军用，可以补民租的不足。户调取帛绵较多，可以补屯田的不足。曹操这一创制，对农民是有利的，因为农民免去了商人的一层盘剥。田租、户调的名称也从魏国开始，一直沿用到唐朝。

　　二八○年，晋武帝灭吴国，颁布赋税制。《晋书·食货志》只载户调及男女丁占田亩数（户主夫妻共占一顷）。《初学记》引《晋故事》说，“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晋故事》当即贾充等定律令，二六八年（晋武帝泰始四年）奏上的《故事》三十卷。屯田制每一田客课田五十亩。《晋故事》所说当是二六四年司马昭罢屯田官以后的情形，田客和普通民丁都按五十亩纳田租四斛，即每亩纳租八升。灭吴以后，通行占田制，按一顷纳租，加倍为八斛。西晋田租、户调都比曹操定制加重，但在废屯田制以及蜀、吴两国原来赋税极重的情况下，西晋赋税制还是可行的，因此太康年间社会较为安宁。

　　西晋行占田制和课田制，作为收取田租的根据。兼并者田多，农民被兼并，田少或无田，同样纳一顷的田租，显然很不均平。三三○年，东晋成帝改变旧制，开始行按亩收税制，称为度田收租制，取十分之一，每亩税米三斗。（《晋书·食货志》所说税米三升，疑是三斗之误）。三六二年，晋哀帝减田租，每亩收米二斗（《晋志》作升，仍是斗字之误）。三七七年，晋孝武帝废度田收租制，恢复按丁收租制，王公以下，丁男每口税三斛。三八三年，增为每口税米五石。这个制度对兼并者有利，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田亩，投靠士族当佃客。南朝大体上沿袭东晋赋税制。

　　北朝赋税制从魏献文帝时开始有记载。魏献文帝规定民户按贫富分三等九品纳租。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送租到京师（平城），中三品户送祖到别州重要官仓，下三品户租留在本州官仓。《魏书·食货志》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四八四年）以前，魏国赋税制是九品户混通，每户出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调外帛一匹二丈。照《魏志》的说法，九品混通，负担相等，只是送租地点有远近，分品意义并不大。行三长制和均田制以后，规定户调，一夫一妇纳帛或布一匹，粟二石。北朝，从此确立了按丁收租制。北齐租调：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北周租调：一夫一妇每年纳绢一匹、绵八两，或纳布一匹，麻十斤；粟五斛。隋租调：丁男一床，每年纳祖粟三斛，绢一匹（后减为二丈），绵三两或布一端，麻三斤。唐租庸调制：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大体上说，历代赋税的趋势是逐步在减轻。

　　曹操施行两种赋税制，一种是普通的制度，即按亩收租，每亩四升，不管一户丁口的多少；又一种是特殊的制度，即招募农民当屯田客，每人种田若干亩，官与客对半分产品，屯田客免徭役。在大乱以后，荒地多民户少军事上急需食粮的情况下，屯田制对朝廷有利。到了情况变化，朝廷需要更多的谣役时，保存屯田制就不如废弃屯田制为有利。司马昭灭蜀，晋武帝灭吴，都紧接着罢屯田官，足见屯田制与普通赋税制是有矛盾的。自曹操兴屯田以来，魏全国有大量的屯田和屯田客，晋武帝依据废除屯田并免屯田客为普通农民的特点，创行一种假设每一作户主的丁男夫妇共占田一顷，按一顷田出租调的按丁收税制。这种制度，必须与占田制相辅而行，也就是必须一般农民拥有一定数量的田亩，破产失业还不是普遍现象，才能行这种赋税制。如果兼并盛行，农民丧失田地被迫当佃客，朝廷收入减少，就要改行按亩收租制。东晋、南朝不行占田制，按亩收租又行不通，所以，长江流域民众赋税负担较重。北朝自魏孝文帝以后，历代都保持均田制，唐行均田制，地区比较广大，赋税也比前朝为轻，对黄河流域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起着推动作用。但是，农业生产的恢复，必然紧接着兼并的盛行，到唐中期，不得不改行按亩收租的两税法，并且改实物税为货币税。

四 两税法

　　七八○年，唐德宗行两税法以前，已经有若干措施为两税法作了准备。七六九年，唐代宗定田亩为两等，上等田每亩税一斗，下等田每亩税五升。次年，又定京兆府百姓税，夏税上等田每亩税六升，下等田每亩税四升。秋税上等田每亩税五升，下等田每亩税三升。这是一年中按亩两次收田租的开始。七六九年，定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百官每年税钱，分户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每低一等减五百文，第八等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官准下下户。百姓如有邱店、行铺及炉冶（工商），按照规模大小，在本户税上再加税。如一户有数人在各地作官，或数处有庄田，各按官品或田数在各处纳税。诸道将士的庄田，例应优待，一概按第九等户纳税。这是按财产纳户税的开始。上上户出四千文与下下户出五百文，形式上似乎相差颇远，实际仍是富户负担轻，贫户负担重，因为财产相差远远不只是九等。

　　唐代宗以前，唐玄宗也为两税法开了端绪。唐玄宗在租庸调外，又创资课。所谓资课，就是财产税。七三四年，敕令官府定户口时，凡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算入货财数内。非商户郭外居宅，当是官员居宅。显然，商户有郭外居宅，一丁有两牛，都是要课财产税的。七三七年，敕令地方官所收租庸调和资课，都变换为本地特产（轻货），运送到西京和东都。米、绢、布、绵、麻等物变换为各地出产的轻货，叫做变造。敕文里说“江淮等苦变造之劳”，就是指江淮等地百姓，将实物卖给商人，得钱交给官府，官府用钱向商人买本地轻货，潜运到京都。运脚费比轻货价高数借，再加卖米绢买轻货时商人的盘剥，纳税民众负担极重，所以说是苦变造之劳。事实上，资课（南朝称资税）和变造（南朝有军国大事时行变造法）都是东晋南朝相沿的旧法，唐玄宗在北朝相沿的租庸调以外，又恢复东晋南朝的资课和变造，这种繁重的搜括正适合开元后期的骄侈政治。

　　资课、户税、变造、按亩收租，都说明租庸调法在崩坏，代替租庸调的新法在形成中。安史大乱以后，户口耗减，租庸调法更难以行施。因之两税法成为最适用的税法。

　　七八○年（建中元年），唐德宗行两税法。要点是：（一）量出制入。（二）不分主客户都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贫富定等级。（三）商贾在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四）定居的人，分夏、秋两次纳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五）两税都按钱计算。（六）田税以唐代宗大历十四年（七七九年）的垦田数为依据。（七）保留丁额。（八）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九）最后加上一条欺骗民众的老手法，叫做“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初行两税法，朝廷收到实效是：第一，户有增加。据《新唐书·食货志》说，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经朝廷派黜涉使到各地检查，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一概在当地立户籍。据杜佑建中初年《奏议》说：开元、天宝年间，户有九百余万。现在人口耗损，天下只有户一百三十万，陛下派使官检查，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仅三分之一。其中浮寄户还占五分之二。杜佑所说户数与《新唐书。食货志》相差一百一十万户。不论那一说近似（杜说较可信），户有增加总是事实。第二，钱米增加。《新唐书·食货志》说，一年得钱二千五十余万绪，米四百万斛供京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一千六百余万斛供京师。夫中需要米粮，唐玄宗时，每年运米入关不过二百五十万石，转运已极困难。唐德宗时据陆贽说，近年来（七九二年前后）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一百一十万斛，河阴仓留四十万斛，陕州仓留三十万斛，输入京城四十万斛，足见一千六百万斛之说不可信，但京内外钱米足用却是事实。《通鉴》在建中元年末记本年两税所得数：天下税户三百零八万五千零七十六，籍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税钱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这个数字大概较为有据。

　　初行两税法，百姓也有些好处，安、史乱后，朝廷急需钱物，随意增设税收官，多立名目，旧税加新税，无有限制。富家丁多，或找个官做，或托名为僧，得免课役。贫家丁多，无处隐蔽，只好按丁纳租税，再加上胥吏的奸弊，贫弱的民众，除了逃亡作浮户，实在无法应付。两税法虽然对民众的负担丝毫不曾减轻，而且还加重些，但比起乱收税来，总算是有个统一的税制。可是，腐朽已极的唐朝廷，只知道要钱愈多愈好，从七八一年藩镇田悦等叛变时起，两税法又变成乱收税，民众受害与改制以前一样严重。

　　颁行两税法时所说的九条规则，在唐德宗在位时，已经是每一条都起残害民众的作用。

　　量出制入——强盗一般的统治者，说要量出制入，等于说要无限掠夺。杨炎依据七七九年（大历十四年）的“出”来定七八○年的“入”，已经是重税。七八一年以后，连年战争，军费浩大，统治者又贪欲无底，进行搜括，重上加重，都借口量出制入。七八二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在本道两税钱中每千加二百。唐德宗通敕各道都加税二百文。后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奏请加税十分之二，唐德宗也自然允许。每加一次是每千二百文，十分之二成为量出制入的常例。各道有事，得用权宜（暂加）名义加税，事毕，暂加变成永加。正式加税以外，还用“税外方圆”、“用度羡余”等名非正式加税。例如韦皋在蜀二十一年，重税百姓，分一部分作为月进，蜀地从此贫乏。全国各地都有进奉，实际就是朝廷让地方官非正式加税，皇帝分得一部分税钱。七九四年，陆贽《奏议》列举两税的弊害，说：用兵以来朝廷所加及各道私加的税请一概停止。足见加税是诸害中的一大害。

　　不分主客户，都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贫富定等级——七八八年，唐德宗敕令天下每三年定一次户籍，审查等第高下。地方官的成绩按户口增加、田野开辟、税钱增长、先期缴纳四条评定。地方官迫令民众析户，奏报虚数，并且用些优待办法，互诱邻境居民逃入本境，说是政治良好，流民复业。税额全部摊派给土著户，催促严厉，不容短少。贫苦人家，或向富户借债，或出卖田宅。年景要是不好，想卖妻儿作奴啤，还未必能找到买主，常常被官府逼得无路可走，自缢求死。朝廷列四条考地方官的成绩，地方宫以残害百姓来应考，所谓不分主客户，实际是主户（土著户）遭殃，也就是贫弱户遭殃。

　　按贫富定等级，即陆贽所说“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多的税重，资产少的税轻，似乎是均平的税法。可是，人有贵重的资产，可以不被人窥见，田地却无处隐藏，同样是田地，富贵人的田地，官吏未必敢详细查看，贫弱人的田地，却非查看不可，并且要用放大的眼睛来查看，归根说来，所谓以资产为宗，主要是以普通民众所有的小块田地为宗，陆蛰说“敦本业者（农民）困敛求”，就是以资产为宗的实情。八三○年，剑南西川宣抚使奏称，“旧有税姜芋之类，每亩至七八百（文）”。种谷既有青苗钱（在两税外），种其他作物自然也会有税。蜀地税姜芋，可以椎知别处有相类的税。看来，资产不限于田地，田地上种植的作物，也当作资产来收税。

　　商贾在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商贾的资产，三十税一，比农民轻得多，所谓负担均等，无非是骗人的话头。陆贽说，“挟轻资（容易携带的贵重物品）转徙者脱摇役”，就是说，有些商贾能够逃脱赋税。同是商贾，势力悬殊，纳税的自然是那些小商贾。

　　定居的人，分夏秋两次纳税，夏税不得过六月，伙税不得过十一月——农民刚夏收，官府就收夏税，刚秋收，就收秋税，农民被催促得如此急迫，正如陆贽所说，不是“敛获始毕，执契行贷”，收获物通过高利贷者，变钱转入官府，便是“丝不容织，粟不暇春”，立即被官府夺去。白居易《新乐府·杜陵叟》篇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种薄田一顷，因旱灾不收，官府照常收税，种地少的人当然受害更大。可能是民怨沸腾引起某些官员的忧虑，向皇帝（唐宪宗）陈情。《杜陵叟》篇接着说“不知何人秦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免）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上自皇帝，下至里胥，贪婪狡诈的眼睛一致注视着农民，掠夺加欺骗，充分说明都是食人肉的豺狼。

　　两税都按钱计算——陆贽论两税按钱计算的弊害说，农民生产物只有粟帛，可是两税按钱计算，官府给粟帛定出价钱，按钱数收粟帛，例如初定两税时，定三匹绢的价钱为一万钱，到后来，六匹绢才抵得一万钱，纳税人所出钱数不变，匹数增加一倍。《新唐书·食货志》也说，初定两税时，物重钱轻，后来物价愈跌，纳物也愈多。绢一匹原值钱三千二百文，逐渐跌价为一千六百文，官收钱似乎并不增税，民纳物实在是多了一借。此外还有巧取的方法，如度支（朝廷掌财政的长官）将征来的物品，本价外增价若干，作出虚价，发给各官司，使受物品者所受钱数不短，实物却打了折扣；对州县则以物品恶劣为理由，压低缴来的物价，使补足缺额，称为折纳。又如特别税叫做进奉、宣索（皇帝派宦官到某地指名要某物），强令民众服役叫做召雇，摊派物品叫做和市，表示官出钱雇役买物。到唐德宗末年，民众负担比大历末年实际增加了两倍。到唐穆宗长庆年间，钱愈重，物愈轻，民欢负担大致增加到三倍，八匹绢才抵得一万钱，豪家大商也大获厚利。巧取的方法，还有临时征收杂物，官府定出用粟帛折价的杂物价钱，而且还每年变换名目，使纳税人不知本年可准备何种物品。正如陆蛰所说，农民“所供（杂物）非所业（耕织），所业非所供，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这是多么丑恶的一幅巧取豪夺图！朝廷利用农民没有钱，任意操纵物价，逼迫农民在变物为钱时吃亏受害，占便宜的首先是官，其次是商贾和地主。

　　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依据；保留丁额——两税法既然按资产收税，资产多少随时有变动，为什么要保持大历垦田数？既然不分丁男中男，为什么要保留丁额？这是因为朝廷规定一个田和丁的基数，以便后来只许增多，不许减少。填补减少的方法是摊派。《新唐书·食货志》说，“税取于居者（土著户），一室空（有一户逃亡）而四邻亦尽（四邻代纳税）”。陆蛰说“有流亡则摊出（派给别人），已重者愈重”，这都说唐德宗时用摊派来补逃亡户的税钱。这里举唐宪宗时候的事作例，具体说明摊派的祸害。八一九年，李渤上书说，臣路过渭南县，听说长源乡旧有四百户，现在只剩百余户，阌乡县（阌音文Wén河南灵宝县）旧有三千户，现在只剩一千户，其他州县大抵相似。查考原因，都由于官府将逃亡户的税摊派给四邻，结果四邻也只好逃亡。这实在是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光知道竭泽，不管明年无鱼。请下诏书，禁止摊派。宰相看了很不满意。摊派是聚敛之臣的要诀，他们知道农民终究不是竭泽中的鱼，农民非到迫不得已是不会逃亡的，在一般情况下，逃亡是陆续发生的，只要有留存的民户，摊派就能生效，搜括也就得到满足。当然，泽总有一天是要竭的，那时候农民起义就必不可免了。

　　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民欢赵光奇作了完全正确的答案。七八七年，是三四年来最丰收的一年，米一斗跌价至一百五十文，粟每斗八十文，朝廷下诏和乘（官府按市价收买）。有一天，唐德宗到新店地方狩猎，入居民赵光奇家，问：百姓快乐么？赵光奇答：不乐。唐德宗说，今年丰收，为什么不乐？答：诏令无信。先前说两税以外一切科目都废除，现在各种苛杂比正税还多。后来又说和来，实际是强夺，民众何曾见过一文钱。起初说所籴粟麦送到附近地点就成，现在令送到西京行营，一走就是几百里，车坏马死，就得闹破产。民众愁苦到如此，有什么可乐。也常常有诏书说从优抚恤，无非是一纸空文！想来皇帝住在深宫里，不知道这些实情。赵光奇代表千百万民众作出正义的斥责，唐德宗是无话可答的，只好免赵光奇家的赋役，算是答了话。他兔一家的赋役，再不问别的事情，因为根本不想改正弊病。这正好说明官吏所有罪行，来源就在这个住在深宫的人。

　　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剥削阶级用来统治民众的方法，不外乎暴力镇压与无耻欺骗两种。这两种相辅而行，但在平时总是用欺骗法，当一个朝代没落的时候，欺骗法使用得更为显著。陆贽说，“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又说：加税时“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何”。宣布以任法论的是朝廷，无耻欺骗的也是朝廷，陆赞说得很明白。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比不上陆贽。白居易在《重赋》篇里说，“国家定两税，本怠在爱人（民），厥初防其淫（加税），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在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夺我身上暖，买尔（贪吏）眼前恩，进入琼林库（皇帝宫内私库），岁久化为尘”，诗里把皇帝说成爱民，重赋全是贪吏所为，不管白居易主观上是否有意欺骗，这总是欺骗法的又一种形式。民众受了诸如此类欺骗法的影响，对皇帝存有幻想，不能较快地识破统治者的骗局，起义常因此受到阻碍。

　　均田法已废除，按一顷田纳税改为按亩纳税，应该说是合理的；征收实物改为折价收钱，也未必不可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实在是自然的趋势。陆贽、白居易等人指出两税法量出制入、巧取豪夺等种种弊害，确是同情民众的正论，但主张恢复租庸调法不免是一种迂论。他们真意所在，是要求朝廷量入为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针对着当时腐朽政治，迂论也还算有些意义。不过，迂论终究是无用的，两税法终究是不可废的，唐穆宗时元稹在同州均田，应是较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元稹《同州奏均田》篇说，同州所属七县，自贞元四年（七八八年）定税额，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间民户逃移，田地荒废；又近河诸县，每年河路吞侵；沙苑附近耕地，多被填掩，田地逐年减少，百姓税额已定，都按虚额征收。还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纳税不过二三。氏众负担过重，相率逃亡，州县收税着实困难。元稹说了这些情况以后，再说他均田取得的效果。他令百姓自报旧有和现有的亩数，百姓知道他有意均平赋税，所报大体真实。元稹依据所报田亩数，除去逃户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定出现存顷亩，然后取两税原额地数，通计七县田地肥瘠，贫富户一例按亩数和田地等级抽税。元稹说，从此贫富强弱，一切均平，租税可免逋（逃）欠。元稹所说均田，是均田赋，与唐前期的均田制名同实异。按田亩实数和田地好坏均摊两税原额，朝廷收入照旧，纳税人负担算是比较均平些，这就成为元稹的著名政绩。

　　豪富纳税十之二三，其余税额全部压在贫弱户身上，同州如此，自然别州也是如此。《新唐书·食货志》说，唐文宗时，豪富侵吞产业，并不转户，州县官也不去查问，原主已失地，但仍负担赋税，至于给豪富当奴、客，服劳役受刑罚比州县还凶恶。这种情形，唐文宗时如此，在以前和以后也是如此。民众在残酷剥削下，只能拾橡实维持生命或在豪富家当奴、客。这里引皮日体所作《橡媪叹》，可以看出农民生活的普遍现象，不言而喻，奴、客更是过着非人的生活。诗里说“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借）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还没有沦为奴、客的农民境遇，农民起义的完全正义性，也就一望而知了。

五 盐茶等税

　　刘晏是唐朝著名的理财家，七五六年，正是安禄山作乱的时候，唐朝财政非常困乏，唐肃宗任第五琦为度支使。第五琦作榷盐法，凡产盐地方，都设盐院，亭户（制盐户）生产出来的盐，统归官卖，严禁私盐，从此盐税成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刘晏从七六○年起，被任为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来又兼转运、常平等使。铸钱、盐铁、转运、常平都是敛钱的手段，不过，得钱最多的还是盐税，刘晏理财主要就是增加盐税收入。第五琦创行榷盐法，每年得钱六十万缗，刘晏改进税法，到大历末年，他所管各使事的总收入，一年多至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占大部分，比初创行时增十倍以上。刘晏理财不同于其他聚敛者。聚敛者只顾要钱，不管民众死活；刘晏却兼顾民众，让民众也得些利益，在民众还能容忍的限度内，谋取大利，这是刘晏理财的特色。他在诸道置巡院，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形，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召募能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刘晏掌握全国市场动态，在丰收地区用较高价钱籴入谷物，在歉收地区用较低价钱祟出，或用谷物换进杂货供官用，有多余再运到丰收地区去出卖。这样调剂的结果，物价大体上可兔太贵太贱的危害，社会得以比较安稳，税收也就比较有着落。转运使的首要职务是运江淮米粮到关中，刘晏任职时，每年运米入关，有时多至百余万斛，通过砥柱，全部运到。他不仅在运输方法上能保证安全，更重要的是调剂物价，使入关米粮保证有来源，看来，贵籴贱粜，似乎对官府无利，实际是得了大利。刘晏改革榷盐法，尤其是大利所在。原来规定某些州用河东池盐，某些州用海盐，刘晏在产盐地设盐官，收亭户制成的盐转卖给商人，任令贩卖，各州县不再设盐官。海盐产量大，价比池盐低，运销地面极广，因之海盐和潜米以及茶叶集中地的扬州，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城市。起初江淮盐税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后来增至六百余万缗，河东盐税每年只有八十万缗。扬州城市的繁盛，与刘晏兴盐利及运漕米是有关系的。

　　七八○年，唐德宗信杨炎的谗言，杀刘晏。此后理财的官员多是刘晏的旧吏，但没有人能比得上刘晏。

　　茶作饮料，唐时自江南传到北方，逐渐盛行。据封演（唐德宗时人）《封氏闻见记》说，开元时，泰山有僧大兴掸教。学禅首先要夜里不睡眠，因此禅徒都煮茶驱睡。后来俗人也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出卖，行人付钱即可得饮，极为方便。茶叶从江淮运来，名色甚多，堆积如山。僧徒生活是最闲适的，斗茶品条，各显新奇，因之在寺院生长的陆羽，能依据闻见，著《茶经》一书。《茶经》一出，更推动全国人饮茶。唐穆宗时李玨（音爵jué）上书说，人都要饮茶，税太重，茶价自然增加，贫弱人更感困难。足见唐德宗以后，茶是朝廷重要的利薮。七九三年，唐德宗开始税茶，凡产茶州县，都设官抽税，十分税一，本年就得税钱四十万缗。此后，茶税渐增，庸文宗时，特置榷茶使。《新唐书·食货志》说，开成年间（唐文宗年号），朝廷收入矿冶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抵不上一县的茶税。茶商经过的州县，官要抽重税。官给茶商特设旅店，收住宿税，称为损地钱，甚至扣留舟车，勒索税钱。茶成为仅次于盐的大宗商品。《食货志》所说矿冶税抵不上一县的茶税，可能是指产茶的县，也可能是指销茶量大的县，不论是指那一种县，茶税无疑是重要的税收。

六 户口

　　劳动人民是立国的根本。户口殷繁，自然人力充足，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和灿烂的文化。远在公元二年（汉平帝元始二年），据西汉最后一次的户口记录，中国人口已达到六千万。这个人口数，看来似乎不算小，但对当时的疆域说来，除了中原地区人口稠密，其余地区人口却是稀疏的。《汉书·地理志》说，垦田仅占可垦田的四分之一。事实也确是这样，广大的长江流域还远没有开发，更不用说岭南地区。自东汉末一直到隋末，由于战争破坏，人口遭受可骇的损失。统治阶级大量杀人的罪恶行为，就在他们的史书里，也无法掩饰。两汉统一后得到进展的封建社会，因此基本上停滞了四百年。唐社会保持一百几十年的安宁，人口才大体相当于汉的数字，接着又是唐中期到五代二百余年的战乱，黄河流域人口遭受惨重的损失，北方社会进展又基本上停滞了。

　　唐朝三个时期，户口数的升降，都是与当时政治上的情况密切相关的。下面所举户口数，可以表示升降的趋向（数字不可拘泥）。户口下降，固然由于战乱和暴政，但流散终究多于死亡，自唐中朗起，户口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原因之一是未沦为奴、客的流散户有时重新立户籍，有时逃走又成为流散户。

唐初期的户口

　　唐制：民自黄至老，都得编入户籍，户籍三年造一次。因为急需补充人口，《武德令》里规定：“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这种优厚待遇，自然会增加内附的人数。唐太宗初年，全国不满三百万户，到六五○年（唐高宗永徽元年），户部奏报全国有户三百八十万。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余年间，增加约一百万户，显然是在贞观政治影响下，大量流散户恢复户籍，并且吸收了边境外的非汉族人。此后，唐户口依靠人口繁衍、流散户复业、边境外居民内附等来源，一直在上升。七○五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有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余。这是武则天结束执政的一年，户口增长的速度，大体上与贞观年间相同。七二六年（唐玄宗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这是字文融两次检括逃亡户以后的数字，其中不免有浮报，但速度仍不变，即二三十年间增加约一百万户。七三二年（开元二十年），有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七四○年（开元二十八年），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七二六年至七三二年，仅仅六年间，增加到八十万户。七三二年至七四○年，仅仅八年间，增加到五十五万户，当时唐玄宗正在准备“大攘四夷”，谋兴边功，吸收大量边境外居民入境，作为主要兵源，十四五年户激增一百三十余万，其中很大一部分当是从边外迁来。此后藩镇叛乱，长期割据，自成风气，河北三镇被看作化外，三镇兵将多是非汉族人，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七四○年的户口数，是唐前期户口的最高记录。唐制，户分九等，丁多的普通民户，等级较高。法律禁止兄弟在父母生存时别籍异居。七四二年，唐玄宗令州县查勘，一家有十丁以上，放免两丁徭役，五丁以上放免一丁。朝廷宁愿放免丁役，不许无故析户分居。即使父母命子出继别户，新析户仍须与本户同等级，不得下降。供应谣役，与本户共计了数，不得借口析居减免。朝廷重视丁多的民户，是因为这一类户能供给徭役和庸绢。假如一户有十丁，朝廷按户抽两丁服徭役，还有八丁出庸绢共十二匹。假如十丁分为五户，按户抽一丁服役，剩下五丁只能出庸绢七匹又二丈，再加因故减免，朝廷所得更少。唐制：封君所食真户，每户一定要有三丁以上。唐中宗时，太平、安乐两公主有势力，所食户都选择多丁的高户，足见不满三丁的小户，不能满足剥削者需求。朝廷所以重视多丁户的原因，也就很明白。

　　户分课户、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户称为不课户，不课户有多种：（一）贵族和外戚的亲属；（二）九品以上的职事官和勋官；（三）各级学校的学生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户籍的人都免课役；（四）老（六十岁以上）、残废、重病人、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当是指流外九品），本人免课役，称为不课口；（五）有勋的百姓（从军有功，但非勋官）免课役；（六）新附户暂免课役，如春季来附，免役，夏季来附，免课，秋季来附，课役都免。以上各种免课役的人，在唐前期，大概为数不多，因之户口数中没有指明不课的户口数。

　　经过一百多年的安宁，开元末年户口数加上逃亡户口，人口总数大体上恢复到东汉末年的水平。

唐中期的户口

　　天宝年间，三年一造户籍的法令不再举行，户口数可能是从租税数推算中得出来的。安史作乱以后，唐德宗行两税法以前，赋税等于公开的抢劫，百姓大批逃亡，户口数更难凭信。行两税法以后，户口又比较有些准则。这三种户口数，用来看当时政治与户口升降的关系，还是可以作据的。

　　（1）七四二年（天宝元年）——天下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

　　（2）七五四年（天宝十三载）——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这是唐朝户口的最高记录，但在数字上还不及西汉末年的户口记录。

　　（3）七五五年（天宝十四载）——天下户总数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其中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零一，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人口总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其中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通典》说这是“唐之极盛”，《通鉴》、《通考》都以七五四年户口为唐之极盛，三书所记户口数，疑同出于一个原材料。《通鉴》户数为九百零六万，《通考》为九百六十一万，《通典》为八百九十一万，九百与八百，六万与六十一万，六十一万与九十一万，必有传写的误字。按《通典》说，西汉未年户有一千二百二十万，唐比西汉少三百余万。按《通考》所记唐户数比西汉只少二百五十余万，显然有误。《通典入《通鉴》所记唐户数都比西汉少三百余万，但《通典》、《通考》两书都作几十几万，《通鉴》独作几万，应以几十几万为是；《通考》九百六十一万不合少三百余万的说法，因之，七五四年或六五五年的户数当以《通典》八百九十一万有余为是。杜佑献《通典》在八○一年，上距天宝不过四五十年，《通典》所记一般说来应该较为可信。至于《通典》户总数与课户不课户的合计，口总数与课口不课口的合计，都小有出入，自然也是传写有误。《通典》所记不课户比课户少，不课口与课口相比，竟多至五比一，实难通解，只好存疑。杜佑估计，连同逃亡户，天宝户实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照杜佑的估计，逃亡户约有四五百万户，所谓逃亡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被贵族、官吏、地主、商贾、寺观所奴役的各种私属，其中庄客尤占绝对多数，唐朝这些统治阶级中人，无不生活优裕，尽量享乐，就是因为他们占有大量被奴役的逃亡户。

　　（4）七六○年（唐肃宗乾元三年），《通典》说，本年有户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内不课户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西八十二；有口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内不课口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通典》又说，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余。损户加现存户只有七百九十一万，疑现存户应是二百九十三万，但不课户、课户的合计数，只有一百九十三万（不课户一百余万可能是二百余万之误）。不课户、不课口与课户、课口的比例，也同样不可解。书籍上数字大抵错乱难凭，乾元户口数只能表示安、史乱后，户口骤减，唐朝廷的地位非常危急。

　　（5）七六四年（唐代宗广德二年），有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广德户数比乾元户数多一百万，余数大体相同，广德口数与乾元口数也大体相同，疑依据同一原材料，《通典》记在七六○年，《通鉴入《通考》记在七六四年。

　　（6）七八○年（唐德宗建中元年）《通考》说，天下两税户凡三百八十万五千零七十六。《通典》说，主户一百八十余万，客户一百三十余万，共得三百一十余万。《通考》所记两税户本于《新唐书·食货志》，与《通典》不符，《通典》当较为近似。

　　（7）八○七年（唐宪宗元和二年），有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通考》所记户数）。本年，李吉甫献所著《元和国计簿》。据《国计簿》所记，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方镇中凤翔、鄜坊、邠宁、振武、径原、银夏、灵盐、河东（以上是朝廷所属边境八镇），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以上是藩镇割据的七镇）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报户口、不纳赋税。其余许多方镇也留用本境赋税，还要朝廷发给养兵费。朝廷每年收入，主要来自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国计簿》指出，朝廷每年收两税、榷酒、斛斗、盐利、茶利等税共得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缗）、石，比天宝赋税短少并不太多，纳税民户却比天宝少三分之二以上。唐肃宗以来，江、淮民众负担奇重，统治者依然骄奢淫佚，有恃无恐，《国计簿》正好给这种现象作了具体的说明。

　　重税下民众被迫逃亡，有些确是逃亡到别州，有些就在本地隐藏，官吏从而大获私利。唐宪宗时吕温作衡州刺史，奏称本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去贫穷、死绝、老幼、单独等户，堪差科户有八千二百五十七。吕温到任后，查出官吏隐藏（私自收税的）不纳税户一万六千七百。吕温说“与其潜资（私利）于奸吏，岂苦均助于疲人”（与差科户同负担）。朝廷并不因此惩罚收私税的官吏，足见朝廷对地方官的控制力已经是十分衰弱。纳私税户多于纳官税户，以此为例，杜佑曾估计天宝年间户口，逃亡户至少有三分之一，应该说，不是缺乏根据的。

　　战乱和重税，使得民众逃亡，户口大耗损。但在朝廷、官吏、庄主等剥削者方面，收入并不感到困难，因为只要民众还生存着，他们就有利可取，不逃亡户被剥削，逃亡户也同样被剥削。

唐后期的户口

　　（1）唐穆宗长庆年间，《通考》说，有户三百九十四万四千五百九十五。《新唐书·食货志》作三百三十五万。《通考》说，唐敬宗宝历年间，有户三百九十六万八千九百八十二。河南河北三十余州，一向割据，不纳贡赋。唐宪宗连年用兵，取得暂时的统一，三十余州奉朝廷制度，申报户口。可是，八二二年（长庆二年），河北三镇又告割据，朝廷新增州县并不多。长庆、宝历户口激增的原因，似与唐暂时统一关系不大。八一一年，唐宪宗在制书里责备州刺史说，自定两税以来，以户口增损为考核地方官成绩的一个标准，因此，地方官用析户的方法作出虚数，又招引逃亡户入境，作为新附户，“至于税额，一无所加”，反而使人心动摇，土著愈少。唐宪宗说税额没有增加，是贪得无厌的谬见，地方官申报虚数，却是实在情形。唐后期几个户数，其中一部分应是虚数。

　　（2）八三九年。唐文宗开成四年），有户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3）唐武宗会昌初年，有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未年，有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开成四年到会昌初年，不过两三年，为什么户数骤减。会昌初年到未年，不过四五年，为什么户数骤增。八五三年（唐宣宗大中七年），上距会昌六年不过七年，为什么全年税收只有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其中租税五百五十万余缗，榷酤（茶酒）八十二万余缗，盐利二百七十八万余缗，比元和初年税收，还不到三分之一，户数却比元和初年多一倍。这都说明唐后期的户数，是地方官任便增减的虚数，真实户数是在减少，也就是朝廷纳税户大量被官吏、庄主、商贾等人夺去。自唐懿宗时起，诸方镇连户口的虚数也不报了，唐朝廷成为架空的朝廷。

　　唐前期行均田制，农民一般都得到土地，当时赋税较轻，政治较好，因之，田野开辟，户口渐增，社会经济呈现繁荣的景象，国家声威通到遥远的四方。这种富强程度，对过去所有朝代来说，是空前的，但对中国具备着的富强条件来说，唐前期的成就还是很有限的。以州县等级为例，上州不过四万户以上，中州不过二万户以上，下州不满二万户；县是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为下县。可见上州、上县的标准并不高。照杜佑所说，天宝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一户以五口计，全国不过六七千万人，与土地相比，州县一般是地旷人稀，大有开发的余地。可是，剥削阶级贪欲的增长，比民众发展生产的速度高得太多，兼并愈来愈剧烈，赋税也愈来愈繁重，为争夺剥削权又发动战乱，战乱更加重了民众的痛苦。民众在残暴统治下，逃亡现象愈趋严重，生产力逐渐萎缩，到后来竞至无法再生产，最后爆发大起义，惩罚剥削者。唐中期和后期，剥削阶级就是这样厉行兼并、重税、战乱三件事，使得唐前期的繁荣社会遭受大破坏。

第五节 唐朝经济（下）

　　唐前期行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农民与工商业者关系较少，统治阶级的搜括也还不是过度残酷，工商业因而受到一些限制，发达是较缓慢的。随着土地兼并的盛行，整个统治阶级的骄侈浪费，再加以战乱频繁，南北物资更需要流通，自唐中期起，工商业开始活跃起来。行两税法以后，纳税按钱计算，官与商操纵物价，刻剥民众，取得大量财物，工商业得到空前的兴盛。官商搜括获厚利，另方面，自然就是民众被搜括得无以为生。不过，商业的发达，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间，经济上的联系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这对社会的发展也还是有些积极作用的。

一 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有官营、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供宫中或朝廷使用，私营手工业生产商品，供商贾贩卖致富，但商贾借以致富的商品，主要还是广大农民农妇生产出来的谷物和布帛。

官营手工业

　　宫中、朝廷的用具以至军需、营造，凡属于百工的事业，都设有专官掌管。少府监、将作监是各工官的长官。下面略举两监及所属各工官的职掌，可以推知官营手工业的规模。

　　少府监（尚方监）——总的职掌是管理百工技巧的政务。除了率领五署等属官，本监还掌管（1）供给天子和后妃常规的器物、服饰以及祭把用的玉器、朝会用的仪仗。（2）训练工匠。训练期各工不同，精细刻镂工四年，车舆、乐器工三年，刀矟（音朔shuò）工二年，矢镞、竹漆等工一年，冠冕等工九月。教者传授家传技艺，每季由官考试一次，年终大考一次。工匠制造器物，成品上都署本人姓名。

　　中尚署——掌制造天子后妃所用艺术品和美丽服筛。附设有金银作坊院。

　　左尚署——掌制造天子后妃以至王公命妇的车辇，兼领刻镂、蜡烛等作坊。

　　右尚署——掌马辔加工以及制造刀剑、斧舄、甲胄、纸笔、茵席、履舄（音戏xì，木底鞋）等御用器物，兼领皮毛作坊。

　　织染署——掌织造天子太子及群臣的冠冕、组绶及织染锦、罗、纱、縠、绸、��、绢、布。特织品有瑞锦、宫绫，织成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形状，文彩奇丽，织法是唐初贵族窦师伦所创。这些特制品，设专官监视，不许流传到外面，一年中用费和织成的匹数，都得奏明。每当掖庭织锦，特给酒羊，七月七日（夏历）祭杼乞巧。唐代宗时，下诏说，在外所织造的大张锦、独软锦、瑞锦等并宜禁断；义绫锦花文织成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及羌样文字（梵字）等也应禁断。照诏书所说，瑞锦宫绫的织法也流传在外面，并且花样繁多，技巧不比内作差。织染署所领作坊有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一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杨贵妃得宠，专为贵妃院作工的织工绣工多至七百人，其中自然有很多织锦巧儿。

　　掌冶署——掌熔铸金、银、铜、铁，造成器物，兼领涂饰琉璃、玉等作坊。

　　将作监——总的职掌是管理土木工匠的政务。类似建筑工程师的高级匠人称为长上匠，州出钱雇用，因而也称为明资匠，名额有二百六十人。柳宗元作《梓人传》，说“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值太半”，就是这种长上匠。将作监率领下的各官有：

　　左校署——掌木工。宫室有定制，凡官修的宫室，都归左校署承办。

　　右校署——掌土工。杨贵妃的二姊虢国夫人，造新第宅，中堂造成后，召工圬墁，工价二百万（二千缗）。工匠要求特赏自己的技艺，虢国夫人赏红罗五百段。工匠一看也不看，说，请取蚂蚁蜥蜴若干，放在堂中，过些时查点，如果短少一个，连工价也不敢要。大建筑物不许有蚂蚁容身的微隙，自然是很高的技艺。

　　中校署——掌舟车工。

　　甄官署——掌石工陶工。雕刻石人、石兽并制造碑柱、硙及瓶缶，又制造各种明器。

　　军器监——掌制造弩与甲，有弩坊、甲坊。

　　据《唐六典》说，少府监有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有匠一万五千人。两监挑选有技能的工匠，在原住州县专立户籍，按番到两监服役，称为短番匠。也有在家为官府作工，不必上番的工匠。王建《织锦曲》说：“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官里怪”。按限日缴纳织物，大概是对待女匠的一种办法。如工程不多，工匠无须上番，或两监和雇其他工匠，都得由工匠户出钱交给两监。技艺最高的工匠称为巧手，选入两监所属各署供职称为供内，被选后不得纳钱推辞。供内工匠有缺额，先补巧手的子弟。和雇的铸匠中，如有巧手，可补为正工。两监工匠从全国工匠中选拔出来，尤其是供内的工匠，选拔得更精。皇帝和大贵族需要的工艺品，两监能够全部供给。两监是手工业的精华所在，虽然对民众生活毫无益处，但制成的物品，足以代表当时手工业技巧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

　　少府监最重要的业务是织纴，将作监最重要的业务是建筑，下面举一些例，说明当时技艺上的成就。

　　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的毛裙两条，料用百鸟毛，正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自昼看是一色，灯影下看又是一色，百鸟形状，都显现在裙上。每条值钱一千缗。又令尚方取百兽毛织成鞯（音煎jiān，鞍垫）面，呈百兽形状。自安乐公主作毛裙，贵官家里妇女多使织工仿制，南方奇禽异兽被猎获，几乎绝了种。

　　武则天在洛阳用铜、铁铸天枢，高一百零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有铁山，周一百七十尺。用铜制蟠龙、麒麟萦绕铁山。天枢上置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匠毛婆罗造模。又铸九州鼎，豫州鼎高一丈八尺，余州鼎各高一丈四尺。鼎上图画山川物产，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又铸十二时神（子鼠、丑牛等十二支）各高一丈。

　　武则天在洛阳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明堂凡三层，上层作圆盖形，用九龙捧圆盖。顶上置一涂金的铁凤，高一丈。堂中有十围的大木，上通顶，作为明堂的总往，各种结构都依大木为根本，又在明堂北造天堂，高五级，到第三级，便可俯视明堂。上列三例，说明织纴、冶铸、建筑在技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少府监属官有铸钱监，分散在产铜地区，是一种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六二一年（唐高祖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合宜。隋文帝时铸五铢钱，实重五铢，与汉五铢钱重量相同，形状也相似，顾炎武《日知录》说，“今之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隋五铢钱一千重五千铢，二十四铢为两，五千铢得十三斤又三分之一两。隋一斤等于古三斤，古十三斤有余等于隋四斤五两，每一五铢钱重六分九厘余。唐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累（十累为一铢）。这里所说一铢、一累，等余古三铢、三累，二铢四累等于古七铢二累，比汉、隋五铢钱加重二铢二累。开元通宝钱一千重六斤四两。每钱一枚重一钱。自唐高祖创制一枚重一钱的开元通宝钱，下至清朝，基本上相沿不变，与五株钱成为前后两个不同的系统。全

唐开元通宝钱

　　国铸钱炉最多时（天宝）有九十九处，每炉每年铸开元通宝钱三千三百缗，全国每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唐肃宗铸乾元重宝钱（一缗重十斤），以一当开元通宝钱十。又铸一种乾元重宝钱（一缗重十二斤），以一当开元通宝钱五十。钱法紊乱，物价腾踊，米一斗价至钱七千，贫民大批饿死。唐代宗时两种乾元钱罢废，专用开元通宝钱，一直到唐亡。铸钱要有技艺，官出重价募工匠。天宝年间每一炉用工匠和丁役共三十人，用原料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工本值七百五十文，足见铸钱赢利是朝廷很大的一宗收入。

私营手工业

　　唐朝私营手工业，比以前朝代都有显著的发展，南方手工业特别显出它的重要地位，南北技艺交流，推动整个手工业前进。

　　七四三年（天宝二年），韦坚引浐水到望春楼下，积成广运潭。唐玄宗登楼看新潭。韦坚聚江、淮漕船数百艘，使一个官员坐第一船作号头，口唱《得宝歌》，船上有盛妆美女一百人和歌，鼓笛及外国音乐齐奏，来到望春楼下，后面漕船各写郡名，依次衔尾前进。船上满载本郡特产，如广陵郡（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船载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江苏镇江市）船载京口绫衫段，晋陵郡（江苏常州市）船载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浙江绍兴市）船载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广东广州市）船载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江西南昌市）船载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安徽宣城县）船载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船载蕉葛、蚏（音南nán）蛇胆、翡翠。吴郡（江苏苏州市）船载方丈绫。漕船来自数十郡，驾船人都南方装束，戴大笠子，着宽袖衫、草鞋。漕船排列在楼下，京城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船桅，看如林的桅竿看呆了。韦坚奏上诸郡轻货，府县乐队和教坊（宫中乐队）相次奏乐，唐玄宗大喜。这是一次盛大动人的南方手工业品和特产的水上展览会。这里只记载几个郡的手工业品似特产，想见其余各郡，产品种类也不少。例如纸，据《唐六典》所载，有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杭、婺（治金华，浙江金华）、衢（治信安，浙江衢县）、越等州的上细黄白状纸，均州（治武当，湖北均县北）的大模纸，宣、衢等州的案纸，蒲州的细薄白纸。韦坚献轻货，只宣城郡（宣州）有纸，《唐六典》则有许多州产名纸。以此为例，说明全国各州都有好产品，南方诸州产品更多。七三七年，唐玄宗令各州租税改用土物送京城；七四八年，又令各州租税变为轻货送京城，土物即轻货，足见朝廷对轻货有很大的需要。李肇《国史补》说，天下通用的物品，多得不可计数，如丝布作衣，麻布作囊，毡作盖，革作带，内邱（河北内丘县）白瓷瓯，端溪（广东德庆县）紫石砚，天下人都通用。

　　（1）织纴业

　　织纴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唐六典》记载全国各地织物的质量，大抵北方诸州长于织绢，南方诸州织布较多，看下页所列表，可知大概。

　　《国史补》说，越州（会稽郡）人向来不擅长丝织，薛兼训为浙江东道节度使，募军中未曾娶妻的人，多给财物，到北方娶织妇回来，每年得数百人。从此越俗变化，竞添花样，绫纱精妙，在南方有名。这是交流技艺的一个可喜事例。南北互相效法，是唐朝手工业技艺提高的重要原因，南北互相需要和对外贸易的扩大，是店朝手工业发达的重要原因。

　　劳动妇女无不从事织纴，绢和布与农夫所生产的

　　唐 代 各 州 纺 织品 等 级 表

　　米同为社会的基本财富，固然，很大一部分绢布被统治阶级搜括去耗费了，但还有一部分，唐朝用来对邻国进行赠送或贸易，发生政治上商业上的重要关系。中国在唐朝时期呈现的盛大景象，织妇与农夫作出的贡献是相等的。

　　在一般技艺的基础上，还有一些特技，显示民间卓异的创造力。敦煌千佛洞发见唐朝薄绢，并绣有精细的佛画。据记述这种实物的人说，千佛洞所有的绢幡，都是用一种几乎透明的薄绢，挂在穹门或到佛堂去的过道上，不阻碍光线。幡两面都有绘画，风中尽管摇摆，人们总可以看见绘画。美丽的挂幅是用丝线彩绣的，人物如生，绣工甚精。唐时织红和刺绣的技艺，既有实物作证，因之，下列文字记载的诸例，也应该可信。

　　缭绫——白居易《缭绫篇》说，“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这是用青白两色丝织成的花绫，丝细质轻，费功极大，宫中用作春天的舞衣，“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随便浪费了。统治阶级中人只求快心悦目，民众的痛苦根本不在意中，缭绫作舞衣，对他们说来，不过是最小的一种浪费。

　　八梭绫——邺中李母村人织绫，必三交五结，号八梭绫，一匹值米五筐。三交五结，是说一种特殊的织法，费功自然很大。

　　轻容——无花薄纱，是最轻的一种纱。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亳州出轻纱，入手似无重量，裁作衣服，看去象披轻雾。一州只有两家能织，世世相互通婚，防秘法传入别人家，说是从唐朝传来已有三百余年。亳州纱可能就是轻容的一种。

　　轻绢——一匹正够四丈，称起来只有半两。《太平广记》记载此物，小说容有夸张处，极轻当是事实。

　　红线毯——白居易《红线毯篇》说，“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采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太原毯涩桑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据诗人说，织造这种广十丈余的大地毯，要用丝一万多两。同情民众的白居易，禁不住慨叹“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桂管（广西桂林）布——布质粗涩，厚重可以御寒，可能是木棉布。唐文宗时，夏侯孜着桂管布入朝，唐文宗也着桂管布，满朝官员都仿效，布价骤贵。

　　唐朝织纴业的发达，也可以从下列的一些事例看出来，琼山郡（广东琼山县）太守韦公干，有女奴四百人，其中一部分是织花缀文纱的女奴。定州大富豪何明远，在驿站旁开设旅店，专住外国商人，家有绫机五百张。这种规模甚大的织造，显然与对外贸易有关。由于织红普遍发达，原料的生产也随着发达。唐高祖时，梁州野蚕成茧，百姓采用野蚕茧。唐太宗时，滁（安徽滁县）、楚、濠（安徽风阳）、庐等州都采用野蚕茧。唐玄宗时，益州献三熟蚕。唐代宗时，太原民韩景晖养冬蚕成茧。野蚕被利用，又是织经业的一个进步。

　　（2）染色业

　　染色业中新技术，有柳氏女所创印花法。《唐语林》说，唐玄宗时，有柳氏女，性巧慧，使工缕板为杂花，印在织物上。柳氏女献一匹给王皇后。唐玄宗看到，很喜欢这种新制，令官中依样仿造。当时秘惜印花法，不许外传。后来逐渐流行，成为极普通的衣料。

　　（3）坑冶业

　　唐制：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矿税。《新唐书·食货志》概举坑冶数：“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六）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从文字看，似一百数十处坑冶，都在陕、宣等六州，事实上，他州不能不有坑冶，疑这是唐初收税的矿，不曾收税的矿不在此数中。此后矿数常有增减，大抵以收税与否为准。六三六年，权万纪上书说，宣、饶二州银矿丰足，派官开采，每岁可得数百万缗。唐太宗革权万纪官，使还家。足见官是不采矿的。唐高宗时，废陕州铜冶四十八。这里所谓废，当是采矿的业主因矿竭报废，官不再收税。七二七年，初次收伊阳县（属河南府）五重山银、锡矿税。这也是私人采矿官府收税的一个说明。七七九年，唐德宗下诏说，邕州金坑，任人开采，官不得占。唐德宗时，规定天下坑冶统归盐铁使收税。从此，在征收矿税上，朝廷与地方官发生了矛盾。唐文宗大和年间，盐铁使王涯奏称，今充郓、淄青、曹濮等三道私自占采坑冶，出产铜铁甚多。王涯要求朝廷勒令三道长官还给盐铁使，以便照例收税。王涯又免采炼民户的其他差役，实际就是立坑冶户，朝廷直接占坑冶。开成年间，朝廷退还诸坑冶给州县，朝廷收得的矿税，总数不过七万余缗，比不上一个县的茶税。这是因为朝廷有甘露之变，宦官对地方官让步，换取对宦官势力的承认。唐宣宗时，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请收回坑冶收税权，当时朝廷还有些威望，算是收回了一部分。唐宣宗以后，朝廷大概连七万余缗也收不到。

　　《新唐书·食货志》载有两个采得的矿物数字。唐宪宗元和初年，每年采得银一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零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唐宣宗时，每年采得银一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一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这种数字未必真实，实际产量可能还要多一些。

　　唐朝采矿业规模不大，因为缺铜，豪富人家销毁开元通宝钱，取铜铸恶钱并制铜器（包括铸造佛像），唐德宗时市价，销钱一缗，得铜六斤，每斤值钱六百文，厚利所在，重刑不能禁，流通的钱愈益稀少，农民很难得到现钱。八○四年，唐德宗令市上交易，可用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并行。八二一年，唐穆宗令两税改收布、丝等实物，惟盐、酒税用钱。所谓两税改收实物，只是允许纳税人免缴现钱，用实物折合税钱，并非废除两税收钱的定制。唐文宗时，又宣布交易可钱谷井用。这都说明行两税以后，钱重物轻的现象特别严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新唐书。食货志》），官在收税时用物折钱，也大获轻重的利益。只有生产实物的民众，永远处于物轻的地位，被有钱有势的人抑价操纵，肆行敲剥。市上钱少对剥削者反而有利，因之朝廷急于要钱，但不急于铸钱。

　　钱重物轻的原因，一是铸钱太少，二是私家囤积和佛寺用铜造像。唐宪宗曾下诏，禁止积钱，富家积钱过五千贯，处死刑，王公大臣积钱，受重罚，钱没入官。原来京城市上所积钱，很大部分是方镇将帅的钱，一个将帅名下，至少也有五十万缗；一部分是富商的钱，富商与左右神策军有关系，私人钱托名为神策军官钱，得到宦官的保护。京兆尹想执行这个严诏，但根本行不通。唐文宗又禁积钱，允许富家积七千络，余钱送市上流通。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三大都会，也照京师例禁积钱。结果还是行不通。唐武宗时，废灭各宗教，铜像钟磬炉铎全部销毁，州县得到大量的铜，又令各州按开元通宝钱模型自铸州钱，与朝廷铸造的京钱同样通行。要改革钱重物轻的积弊，这是较为有效的措施。可是，唐宣宗即帝位，以否定会昌年间的一切措施为施政方针，销州钱改铸铜沸像，恢复钱重物轻的积弊。官商利用轻重的差别获取厚利，发生官商与民众间的矛盾，民众因贫穷不能满足朝廷收税的要求，发生朝廷与积钱者间的矛盾。唐宪宗、唐文宗禁积钱，唐武宗铸州钱，都是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但都没有成功，钱重物轻的紧张状态，一直继续到唐亡。

　　金银产量远比铜少。除了岭南地方钱与金银丹砂象牙同用作货币，其他地方只是当作一种宝，可在市上买卖。《新唐书·食货志》说，“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这是唐宪宗元和初年的禁令，意思是督促采矿人专心炼铜。但金银既然是宝，统治者首先是皇帝自然也要搜括这种宝。一九五六年西安市发现天宝时银铤四个，各重五十两。银铤上刻呈进的郡名和宫名。郡名是信安、宣城、郎宁和南海。信安郡即衢州，宣城郡即宣州。衢、宣二州在采矿六州数中。郎宁郡即邕州，南海郡即广州。邕、广二州在岭南，本是用金银的地方。往年发现的唐宣宗时端午节迸奉银铤一个，重五十两，进呈官是浙江西道部团练等使兼润州刺史。润州也在采矿六州数中。据这些少数银铤的呈进地看，似乎有土贡的性质，不产银的州不一定要贡金银。八八八年，朱全忠派人带银一万两到魏博镇籴米，用银作货币来使用，值得注意。八九四年，浙东威胜军（治越州）节度使董昌大肆搜括，向朝廷贡献财物，每十天发一纲：金一万两，银五千铤，越绫一万五千匹。董昌曾发若干纲，史无记载，但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银。可以想见，有了相当数量的银，随着交易上的需要，就会出现用银当货币的趋向。

　　（4）造船业

　　建造航海和江河用的船舰，历朝相沿，造船工匠积有丰富的经验。唐太宗想再伐高丽，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刘晏做盐铁转运使，在扬子设十个造船场，造漕运船只。这都说明唐朝造船能力是强的。在一般造船技术外，还有一些新的创造。

　　唐德宗时，荆南节度使李皋造战舰，用人力踏两轮，速度象奔马。

　　刘恂（唐昭宗时人）《岭表录异》说，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缚船板，用橄榄糖涂抹，糖干后船极坚固，船底如涂漆，便于速进。橄榄糖是橄榄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采来与橄榄树皮、叶同煎调和，制成象黑饧的膏，涂海船极坚滑。唐朝航海大船，举世无匹，可能就是刘恂所说的贾人船。

　　（5）制瓷业

　　唐朝制瓷技术，已经进入由陶到瓷的完成阶段。瓷器普遍使用，各地多有制瓷窑，其中还有不少是名窑。陆羽（唐肃宗时人）《茶经》所举越、鼎（陕西径阳县）、婺、岳、寿、洪等州，都是当时著名的制瓷地方。邢州窑（包括《国史补》所说通行天下的内丘窑）与越州窑是唐朝南北诸窑的代表窑，瓷器品位不相上下。陆羽按照瓷色与茶色是否相配来定各窑优劣，说邢瓷白盛茶呈红色，越瓷青盛茶呈绿色，因而断定邢不如越，甚至取消邢窑，不入诸州品内。天宝时，韦坚献南方诸郡特产，豫章郡（洪州）船载名瓷，足见洪州瓷一向著名。陆羽因洪瓷褐盛茶呈黑色，定洪瓷为最次品。瓷器应凭质量定优劣，陆羽以瓷色为主要标准，只能算是饮茶人的一种偏见。

　　中国最优良的瓷器产地江西景德镇市，唐时属饶州新平县，唐玄宗改称新昌县，又改称浮梁县。《浮梁县志》说，唐高祖时，昌南镇（景德镇）民陶玉献瓷器，称为假玉器，昌南镇瓷由此名闻天下。昌南镇有制瓷业（《江西通志》载陈后主曾令昌南镇制陶础，巧而不坚），唐时制法有改进，但未必已能生产名瓷。韦坚所献南方轻货，名瓷独举豫章郡；陆羽比较越、邢两种瓷，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意思是邢瓷不透明，越瓷半透明。如果昌南瓷类玉，而且唐初已名闻天下，陆羽似不会遗忘。昌南制瓷技术提到高度是在北宋时，在唐朝还未入名瓷之列。

　　唐三彩也是名瓷的一种。所谓三彩，就是在无色釉的白地胎上用铅黄、绿、青等色画成花纹，烧制成瓷器，困是唐朝创制，称为唐三彩。

　　（6）磨面业

　　磨坊一般用马牵硙，有水力处，设水磨。不过，普通民众是不能有水磨的。水磨的所有者都是权豪、富僧、大贾等有势力的人。这些人霸占河道，筑高堰阻水，利用水力推动碾硝，妨碍河道两岸农田的灌溉。例如郑白渠（在陕西径阳）本来溉田四万余顷，到唐高宗时因水磨大增，只能溉田一万余顷。唐代宗时，只溉六千二百余顷。足见富贵人的水磨是农民的大害。

　　《旧唐书·高力士传》载高力士在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每天磨麦三百斛。这是筑特别高的堰，使水力大到能并转五轮，农田受害自然更大。不过，单从制造水磨的技术上说，一轴能转动五具磨，却是一个新创制。

　　（7）印刷业

　　唐初已有印刷品。《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说，玄奘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四众（僧、尼、善男子、善女子）。后来逐渐流行，见于记载的也渐多。八三五年，唐文宗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里说，西川淮南等道，都用版印历日，在市上发卖，每岁不待司天台奏准颁下新历，私印历本早已通行天下。佛像和历本都是大数量发行，利用印刷术是很自然的。纥干泉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司空图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说印本逐渐散失，想再雕印版。柳玭《家训·序》说，中和三年（八八三年），在成都市上看书，多是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官五纬一类书，又有字书小学，雕版印纸，模糊不很清楚。依据这些事例，唐朝印刷业在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发展着，印刷技术也自然在继续改进。现存唐朝印本有咸通九年（八六八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全卷长十六尺，高一尺，卷首刻佛像，下面刻经文全部。又近年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一方，约一尺见方，中刻佛像一尊，环绕佛像刊印梵语经文，四边印各种小佛像。这两件仅存的实物，足以证明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为五代北宋的印刷业准备了条件。

　　（8）造纸业

　　造纸是极普通的一种手工业。因原料和制法不同，各地多有特产，如萧诚（唐玄宗时人）善造纸，用山西野麻及虢州（治弘农，河南灵宝县）土谷，五色光滑，称为斑石纹纸。又如薛涛（唐宪宗时人）侨居成都，取百花潭水制深红小彩笺，用来写小诗，时人称为薛涛笺。用纸写字印书以外，还有糊窗的纸，专包茶叶称为茶衫子的纸和作纸钱的纸。《封氏闻见记》说，送葬用纸钱，从魏、晋时开始，现在自王公至于庶民，通行纸饯，葬时焚化。纸的用途极为广泛，足见造纸业的发达。

　　（9）制糖业

　　六四七年，店太宗遣使人到天竺摩揭它国学熬糖法，令扬州送上甘蔗，榨取蔗汁，如法制糖，色味远胜西域糖。《元和郡县图志》载蜀州贡沙糖，青州贡糖，足见制糖法已经流传。《幽燕记异》说，茅草地冬季烧去枝梗，到春季掘取土中洁白的余根，捣汁熬制，得糖味极甘，称为洗心糖。又有糖霜（一名糖冰），制法是唐代宗时人邹和尚所传，原料用甘蔗，遂宁（四川遂宁县）产最有名。

　　上列手工业只是许多种手工业中的一小部分，唐朝手工业生产确是超过以前各朝代。唐朝农业生产不见显著的提高，据各种记载，田有地势高下、土壤肥瘠、年景丰耗的区别，平均计算，一顷田不过得粟一百斛或米五十余斜，这和东汉仲长统所说平均一亩产粟三斛（隋唐一斛等于东汉三斛），北宋范仲淹所说“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上资政晏侍郎书》），产量相等，农业的进展，比不上手工业的进展。凡是精美的手工业产品，总是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统治阶级从农民得到米绢布或钱，转向手工业者取得消费品和奢侈品，因之，手工业的进展与统治阶级从农业方面取得财物的增加是联系着的。隋唐以及后来的封建朝代，尽管每亩产量不比两汉有所提高，但中国南部的继续开发，却使剥削者取得大量的财物，借以满足奢侈品的需要。自隋唐以后，手工业比两汉大进一步而且继续进步着的原因在此。这种情形对唐朝说来，自唐中期起，农民破产流亡，农业一直在下降，手工业却一直在上升，与手工业关系较密的商业也一直在上升。

二 商业

　　商业在交易有无、加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经济联系以及与四邻各国进行贸易等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商人对农民和手工业工匠，剥削的残酷，并不次于以皇帝为首的官吏，官与商各有一套剥削方式，韩愈说官商卖盐事，可以当作一个例。

　　八二二年，有一个官替唐德宗想括钱法，建议官自己卖盐，可以获利一倍。韩愈逐条驳斥，说，乡村居民，很少有现钱，他们买盐，多用杂物交易，盐商什么东西都要，也有人一时没有杂物，先赊贷得盐，日后偿还。这是商人的剥削方式，居民得到一些必需品，仅有的一点杂物却被商人拿走了。韩愈又说，现在，如果吏人坐店铺卖盐，不得现钱，决不敢卖，贫民无钱买盐，官怎能获利一倍？又，贫家吃盐极少，淡食往往十天一月，非不得已不吃盐，如果官吏按户强迫买盐，势必用威刑逼勒民众出钱，这样，到处会发生骚动，对朝廷很不利。这是官府的剥削方式，用威刑要钱，不顾民众的死活。商人是巧取，官府是豪夺，方式不同，目的都是要吸尽民众的膏血。

　　商人用商品获利，官府用威刑获利，剥削的范围，同样广泛。商人所凭借的商品生产者自然是农民和手工业工匠。特别是行两税法以后，农民所有的米和绢布，必须先变钱才能纳税，商人因而有更多的获利机会，商业也就大大发达起来。

　　下面略述唐时商业的一般情况：

（1）市

　　两京市

　　全国最大的市是西京、东京两市，两市中西京市更大。

　　西京皇城南面有一条大街名朱雀街。朱雀街东有五十四坊，属万年县管，西也有五十四坊，属长安县管。每坊广长各三百余步。东市（隋时名都会市）在朱雀街东，西市（隋时名利人市）在街西，各占两坊（两坊大小，恐有误）的地面。东市是四方财物的聚集处，有二百二十个行。贵族和官员住宅多在朱雀街东，因之东市商业尤为繁盛。西市店肆略同东市，居民多是浮寄流离，人口比东市多。

　　东京市称为南市（隋时称丰都市，又称东市，有一百行。又有大同市，其中有一百四十一个邸和六十六个行）。南市占两个坊的地面，有一百二十个行，三千多个肆，四百多个店（《唐律疏议》“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旅舍也称为店，这里所说四百余店，当包括旅舍）。又有北市，本是临德坊，唐高宗对立市。

　　州县市

　　下列诸市，也是较大的市。广州从来就是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到唐朝，广州贸易更盛。李肇《国史补》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师子国（斯里兰卡）舶最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热闹）。”《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西江中有波斯、波罗门、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广州市规模自然远不及两京市，但在州市中与扬州同属第一等。扬州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江、淮盐茶漕米和轻货，先汇集在这里，然后转运到关中和北方各地。扬州有大食、波斯贾人居住，多以买卖珠宝为业，朝廷在广、扬二州特置市舶使，足见扬州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诗人张祜（唐宪宗时人）《纵游淮南》诗，有“十里长街市井连”句，商业大概比广州更繁盛。福建泉州（治晋江，福建泉州市）唐时已成通商口岸。唐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年）《病愈德音》说，南海外国船来到中国，地方官应优礼相待，岭南福建及扬州的外国商人，除舶脚（船税）、收市等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福建与岭南、扬州并列，足见泉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商埠。此外，楚州（治山阳，江苏椎安县）、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荆州（治江陵，湖北江陵县）、明州（治鄞县，浙江宁波市）以及成都、汴州等，都是著名大州市，唐人称扬一益二，就是诸州市中扬州第一，成都第二。各县也有市，如富阳（浙江富阳县）县市在县城西北隅，周围二里五十步。盐官（浙江海宁县）县市在县城西南二百五十步。杜甫《盐亭县》（四川盐亭县）诗：“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县市商业，一般比州市小，山县自然更要小些。

　　草市

　　离州县城较远，在交通便利的地点因商业上需要自然形成的市称为草市。陈谿所作《彭州新置唐昌县》（四川崇庆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可以说明草市的情形。《记》中说，从前商人往来，苦无投宿的地方，因而在建德乡立起一个草市。现在旗亭旅舍，屋屋相连，珍贵的货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备，成为兴盛的商业区。《唐会要》载德州安德县（山东陵县）与齐州临邑县（山东临邑）接壤处有灌口草市一所。大抵草市所在，都是交通要道。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里说，凡江、淮草市，都设在水路两旁，富室大户，多住市上，近十几年来，江南、江北，所有草市全被抢劫，只有三年遭两次劫，没有一个五年得安。唐人诗文和小说中，多说到草市，想见州县市以外，还有为数更多的草市存在。这种草市与当地的大庄主有关系，杜牧所说富室大户，就是兼营商业的大庄主。

　　行市、墟市、亥市、集、庙会

　　某地有大集会，商贾来会地出售货物，称为行市。岭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都是村落间定期交易的小市。在神庙定期举行交易，称为庙会，性质与行市相似。

　　自两京到乡村，都设立大小不等的市，说明唐朝有比较发达的商业。

（2）行

　　同业商店的组织称为行，行有行头。《周礼》地官司市职：“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意思是司市官划分市地成行列，同类的货物陈列在同一行列内称为一肆。一肆立一肆长，贾公彦疏说，“若今（唐时）行头者也”。肆长由司市指派，是服摇役的性质，并非官吏。唐时行头也是服徭役的商人。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中，市确是划分行列，如“伯有死于羊肆”（《左传》襄公三十年），“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次”（《大戴礼记·曾子疾病篇》），“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史记·循吏·孙叔敖传》），“曾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庄子·外物篇》）。这里所说肆、次、次行，都是指市上的行列。《汉书·食货志》“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又“（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班固《西都赋》“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左思《吴都赋》“混品物而同廛”。这里所说列、隧、廛，也都是指市上的行列。自春秋、战国以下，尽管名目不一，市上同业商店开设在同一地点却是定制。隋、唐时肆专指各个店铺，行是若干同业店铺的总称。隋丰都市有一百行，唐西京市有二百二十行，行数增加，显示唐商业比隋更盛。行有行头，又有牙人（也称牙子、牙郎、牙侩）。牙人招揽买卖，协议物价，官府和商人交涉，有时也使牙人出面。

　　诸书所记行名，有金银行（叉称金市）、铁行、太衣行、绢行、织绪锦行、秤行、肉行、鱼行、药行、鞦辔行等。以此为例，二百二十行出售的商品，种类是很多的。唐武宗求长生药，道士献药方，内开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唐武宗使人到药行寻找，所有药店都说没有。一个大官要用白牛头作药，果然在肉行买到。大抵难得的物品，在行里总可以找到，只有象道士开出的那种药方，药行才无法供应。

　　行是商店的组织，自然也是商人的组织。为商人制造物品的工匠，附属于商人，本身并不组织成行。如果工匠自己制造物品，由自己直接出售，那末，他加入本行是因为有商人身分。唐时手工业工人没有行，凡是行都是以商人为主、工匠为从的商业组织。隋、唐以前，行的意义仅仅是同类的货物须在市上同一地点出售，唐朝的行，又有拒绝非本行人任意加入本行的权利，例如织宫锦巧儿李某，要求加入织锦行，行中人借口如今花样与前不同，拒绝李某入行，显然，行有行会的性质，工匠不得行中人同意，便不得入行。

（3）交通

　　交通对政治、经济、文化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唐国内水陆交通畅达，就在许多地方被割据的唐后期，交通仍保持畅达状态，这给商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陆路交通——全国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为四条干线。东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西路自长安至歧州（陕西凤翔县）以至成都（中唐以来改由郿县经汉中入成都），夹路都有店肆待客，酒食丰足，每店备驴供客租用，称为驿驴。南路自长安至荆（湖北江陵县）、襄（湖北襄樊市襄阳城），再南人长沙经广西达交州。北路自长安渡河至太原、山西太原市）出娘子关至范阳（北京市），或沿黄河东进转北，沿现在的京广线至范阳。沿路也都有店肆供商人旅客住宿。远行数千里，无须带兵器。上列诸城市都是西京以外的四方交通枢纽，从这些枢纽再到其他城市，同样安顺。例如出西京安远门，西到凉州（河西节度使驻在地，甘肃武威县）再西到西域诸属国凡一万二千里，沿路有驿，供行人酒肉。

　　以上陆路交通是安、史作乱前情形，安、史作乱后，行路有时会遇到危险，但交通并未阻塞。唐玄宗时，张九龄开凿大庚岭路，唐宪宗时，陆庶开福建陆路四百余里，两条新路的开辟，主要是为商业上的便利，想见其他地方也会有新开辟的商路。

　　水路交通——东南州郡，大都通水路，商运多用船舶。唐宪宗元和初年，宣歙遭旱灾，谷价上涨，有人主张平抑谷价，观察使卢坦说，宣歙地狭谷少，一向依靠外地输入，如果抑价，商船不肯来，粮食将更困难。宣歙地方多山，仍能利用水路通商，江湖附近地方水运的作用自然更大。长江中大船，载重量不超过八九千石。唐中期有俞大娘航船，比一般大船又大得多，船上驾驶工数百人，南到江西，北到淮南，每年来往一次，获利很大。凡是大船都为富商所有，他们以船为家，居拖楼下，奏乐歌舞，使唤婢仆，生活非常安适。至于洪、鄂等地，很多人水居，泛舟谋生，大抵从事商业或运输业。

　　水陆交通以扬州为中心，通济渠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总干线，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所有公家运漕、私行商旅，都依靠通济渠。《元和郡县图志》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唐朝廷收入主要来自江、淮，唐朝人特别感到通济渠的重要性，是很自然的。

　　唐建都关中，漕运有三门砥柱的险阻，从洛阳运米到长安，漕船多在三门峡覆没，一斛能送到八斗，就算是最好的成绩。改走陆路，两斛要运费一千文。民间苦于漕运，有斗钱运斗米的谣谚。唐高宗以后，朝廷经常想开凿砥柱，畅通河道，都未能成功。五代以下，不再有建都关中的朝代，三门为害，漕运不畅，是最重要的原因。

　　水陆驿——兵部属官有驾部，专管驿务，全国有官驿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通典》作一千五百八十六），其中水驿（备有船只）二百六十所，陆驿（备有马驴）一千二百九十六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陆路上一般是三十里设一驿（不在通路上的驿称为馆），每驿有长，管理本驿，招待旅客。官驿馆在全国交通线上普遍设立，对商业有很大的便利。

　　对外海陆交通——唐朝前期国势强盛，威力远被四方，中期以后，仍保持大国声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畅达无阻。《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所录有关海外诸国的记载，为数不少，唐德宗时宰相贾耽著《皇华四达记》十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最为详备。《新唐书·地理志》采贾耽书，叙述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路线凡六条，五条是陆路，两条是海路。陆路：（一）自营州（河北昌黎县）入安东道；（二）自夏州（陕西横山县）通大同云中道；（三）自中受降城人回鹘道；（四）自安西入西域道；（五）自交州通天竺道。海路：（一）自登州（山东蓬莱县）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二）自广州通海夷道。所谓海夷道，就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刺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大食国）。上列七路中，海夷道是商业上最重要的道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中国在两汉时已是航海大国，到唐朝海路走得更远，比两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4）对外贸易

　　《唐律疏议》引《关市令》，说：“锦绫、罗縠、绸绢、绵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西边、北边外诸邻国，向来有侵扰边境的惯习，唐禁止铁出关，显然是防止铸造兵器。其余禁物，衣料是要控制进关货物，目的在换取以马匹为主的各种牲畜，真珠，金、银、牦牛尾，国内稀少，不愿外流。少府监属官有互市监，在边境上掌管外国贸易，可见唐对西北边市，商业与军事兼顾，不许商人任意谋利。

　　从南方海路上来通商的各国，都是远国，不会发生军事行动，因之，禁令稀疏，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专管收税，外国商人，只要不违犯唐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中国商人到外国通商，也很发达。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当时中国船称雄海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外通商的繁盛。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丝织物以外，瓷器也以世界最先进的资格受国际市场的欢迎。埃及开罗南郊福斯他特遗址，发现唐至宋初的瓷片数以万计，叙利亚沙玛拉遗址发现大批唐陶瓷器，其中有三彩陶器、白瓷器、青瓷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也发现唐瓷片。可以设想，瓷器在唐朝已是大宗出口货。婆罗州北部沙捞越地方，发现唐朝人开设的铸铁厂，据当地考古学者的论证，铸铁技术自中国传入，对当时还在铜器时代的社会，起着推动作用。依据这些事例，唐朝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产品和技术，通过商人曾对海外诸国作出了贡献。

（5）大商业和商人

　　唐时商业多至二百余行，每行总有较大的商店。据现有材料看，最大的商业当是放高利贷的柜坊。柜坊又有僦柜、寄附铺、质库、质舍等名称，类似后世的当铺。店德宗借长安富商钱，仅得八十余万缗，搜括僦柜的钱物，借四分之一，得一百多万绪，足见柜坊是大商业。柜坊所藏物品，主要是钱帛、粟麦。钱，一部分是柜坊自备的资金，一部分是别人的存款。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文》里说：自今以后，如有入钱买官，纳银求职，发觉后，钱物没收。柜坊明知事情，代为隐瞒，不来告发，要严加惩罚，因柜坊资金大，有钱人愿意寄存钱财，柜坊又兼似后世的钱店。钱以外的帛、粟、麦，是农民借钱的抵押品。柜坊剥削的主要对象，仍是农民。七三二年，唐玄宗下诏说，近来公私放债，取利息颇多，自今以后，天下放债或收息，私人只许收四分，官本收五分。朝廷规定四、五分，实际收息当高于规定。

　　开设柜坊的人，自然是巨富，还必须与权贵有关系。长安大商小贩多列名神策军籍。求官人通过柜坊等富商向宦官买官职，宦官也通过柜坊等富商成为工商业者的政治代表。

　　次于柜坊的大商业有盐商、茶商及波斯珠宝商。八八○年，侯昌业上书斥责唐僖宗和田令孜，说“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珠珍，浑取柜坊，全城般（搬）运（藏匿财物）”。杨师立《数陈敬瑄十罪檄》里说，“搜罗富户，借彼资财；抑夺盐商，取其金帛”。田令孜又想借京外富户及胡商的货财，盐铁转运使高骈上书阻止，说，“天下‘盗贼’（指黄巢等起义军）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田令孜被阻不敢再夺取。田令孜强夺富商，失去作为政治代表的地位，但唐朝廷与富户胡商的关系，高骈却说得很清楚，即这种入受朝廷保护，与官吏相辅而行，刻剥民众使陷于饥寒的绝境。黄巢在广州为什么杀胡商，理由就在这里。

　　隋场帝时商业已很发达，唐高祖时富商郑凤炽（一作邹凤炽，说是唐高宗时人），家产不可计数，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与权贵往来，势倾朝市，曾对唐高祖夸富说，终南山上每株树挂绢一匹，山树挂满，我家里还有余绢。这种记载未必可信，郑凤炽是隋、唐间巨富，却是事实。唐太宗时，安州（湖北安陆县）人彭通献布五千段供攻辽东军费，赐文散官宣义郎（从七品下）名号。唐高宗时，安州人彭志筠愿献出绢布三万段助军费，赐奉议郎（从六品上）名号。武则天时，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内殿赌博。唐玄宗时，京城富商王元宝，被称为天下至富，也称为王家富窟。这些都是唐前期的巨富，都和朝官甚至皇帝有来往，但除两个姓彭的人，得低级文散官名号，其余都没有官位。自唐中期起，富商依靠宦官得入仕途，正如唐中宗时辛替否《陈时政疏》说“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商人加上官势，更便利于剥削。

（6）官商合流

　　唐制，十族称为清流，作官称为清资官，不许兼营商业，工商算是贱业，不许入仕。随着宦官势力的兴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渐消失；另方面，士流兼营商业，在开元年间开始，此后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渐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剥民众的力量，同时，也加剧了宦官与士流的冲突。下面举出土流兼营商业的事例。

　　《旧唐书》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禁九品以下（当是上字之误）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诏书说，近闻南北街百官等在京城东西两市及近场（市场）处广造店铺出赁，妨害商贾的利益。白今以后，凡出赁店铺，每间每月赁费，不得超过五百文，依法令清资官不许置产，已造的店屋准许出卖。开元末年，朝政已极腐朽，这种诏书，只表示朝廷要清流保持形式上的所谓高尚，并不求有实效。唐肃宗女政和公主，经营商业，获利逾千万。千万当是万缗饯，她在短期内成巨富，自然是凭借贵族势力。其他官员势力较小，获利也会少些。商业与官势相依附，才能获更多的利，是很显然的。唐代宗时，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官不得与商人争利，在扬州所设邸店，一概禁止。原来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托名军用，派人到扬州开设店铺，经营商业，官势再加军势，不仅普通商人受损，就是王公、朝官也不能相敌。唐代宗下令禁止，据《唐会要》说，诸道的店铺“至是乃绝”。朝廷禁令所以生效，因为得到王公、朝官和商人的拥护，但地方长官势力在上升，朝廷只能做到暂时的禁绝。

　　京城大商业多使用地方长官的存款。自唐代宗时起，节度使多从神策军大将出身。大将出加倍的利息，向商人借巨款，送给中尉，到方镇后，尽量搜括，偿还本息，自身还私蓄一大批钱存放在商店。足见唐中期以来，极大部分的钱是在神策军系统的内外各级军官手中。士流也不放松商业利益，唐武宗《赦文》里说听说朝外衣冠（士流），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归根说来，唐朝文武百官，在直接剥削民众以外，还利用商业作为另一种剥削手段。商业特别是高利贷业和奢侈品业的兴盛，正说明民众生活的极端贫穷和合流了的官商贪得无厌。

　　京城有大量的方镇存款，大商业也多是方镇所经营，因此，唐宪宗时，出现一种称为“飞钱”或称为“便换”的汇钱法。商人在京城，送钱到诸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自己轻装出京，在当地凭券取钱，购买货物，运回京城。飞钱法可免带现钱行路，对商业大有便利处。朝廷想取得飞钱的利益，令商人到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官收汇费一百文。没有一个商人肯来三司飞钱，朝廷只好允许免收汇费，结果还是没有人肯来。飞钱是官商合流的产物，朝廷意在收取商人的钱，不准备再付出，自然不会得到商人的信任。

　　汉、魏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朝还保持着，到北宋才废除，这在科举制度里表现得很清楚。士族制度所以不能再继续存在，官商合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唐朝手工业比前朝有很大的进步，商业也比前朝发达。手工业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商业的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但官商合流却使官僚和商贾都增加了剥削的力量，受害最重的自然是农民。自唐中期起，农民破产流亡愈来愈普遍，反之，庄田和商业一直呈现殷富气象，显然，官商的殷富是从农民的穷困中得来的。

第六节 唐朝与四方诸国的各种关系

　　自秦、汉时起，中国基本上是统一富强的大国。境外邻国特别是北方的行国（游牧人的国家称行国），即使强盛一时也都远远不是中国的敌手。在割据分裂时期，如果割据国内部统一，象三国时魏国那样，对境外强敌依然还是有足够的抵抗力。原因很明显，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比四邻任何国家都高得多，并且汉族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民族，只要统治集团不是极端腐朽，不是朋党互斗，就能凭借民众的力量，防御外国的侵入。行国各方面都落后，但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迁徙无常，伺机攻掠，在军事上常处于主动的地位，遇到中国统治集团腐朽和分裂，便乘虚深入，甚至占领土地，建立国家。按照“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的规律，经历一定的时间，征服者往往全部或局部与汉族融合成一体。在融合过程中，由于各族统治阶级的暴虐，又必然发生不同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各族民众因而都遭受到苦难。整个封建时代的中国历史，中国与境外诸国主要是北方行国的关系，大体上就是这样反复地表现着。归根说来，国与国间斗争的胜败，取决于下列三种情形。（一）政治上中国统一，外国也统一，一般是中外相持，小有胜败。（二）中国统一，外国分裂，一般是中国战胜外国。（三）中国分裂（国土分裂和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或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新的统一，外国统一，一般是外国战胜中国。自然，造成胜败的局面，还有许多原因，诸如国势有盛衰，政治有明暗，兵力有强弱，谋略有成败，这些都足以影响中外势力的消长，但政治上统一，却是取胜的根本因素。

　　唐前期，政治上是统一的，对外关系的空前发展，根源就在这里。唐太宗采用魏征“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致力于内政的改善，当时黄河流域人口稀少，国力远不及隋朝，可是，长江流域的财赋，有力地支援了黄河流域，使得黄河流域能够调动一部分人力，来保卫边境的安全。唐太宗对外取得大胜利，唐玄宗时，对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自安、史作乱，中国内部分裂，唐前期取得的胜利，基本上消失了。

　　中国最强大的敌国，一向是北方边境上的行国。这些行国，总是征服西域诸国，阻塞中国与西方交通的道路。行国以游牧掳掠为业，中国富饶，是掳掠的最好对象。因此，行国疆域尽管扩大到遥远的西方，它的最高统治者（单于、可汗），一定要统率本部主力军居住在中国的北境外，借以满足掳掠财物以至侵入中国的愿望，不遭受严重打击，决不肯西迁。行国包围中国的北方和西北方，既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又断绝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在陆路上的交流，这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害的。中国击败北方行国，援助西方诸国脱离行国的统治，这样的战争，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益的。

　　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大抵有四种关系，一是反对侵略，例如灭突厥国；二是进行侵略，例如攻高丽国；三是保护弱国，例如在西域等地设都护府；四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对天竺、日本、大食等国。不论属于那一种关系的诸国，都有或多或少的人流入中国，从事各种职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有很多的活动。

一 北方

　　东突厥——隋文帝封突厥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启民统率东突厥部众，为隋守卫北方边境。六○九年，启民死，子始毕可汗立。这时候，隋场帝正在掀起大乱，割据势力纷纷出现，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中国陷于分裂状态。始毕利用这个形势，招收大量中国的避难人，征服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作属地，拥有近百万的部众。割据者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之流，都向始毕称臣献媚，请求援助，始毕给他们一些支持，助长割据势力。隋场帝曾企图用小计谋分裂突厥，结果都被始毕识破，归于失败。隋文帝时，中国因统一而强，突厥因分裂而弱，现在恰恰倒过来，突厥成为操纵诸割据者，制造战乱的强敌。

　　唐高祖起兵太原，准备进取关中，先向始毕称臣，借以防止刘武周引突厥兵袭击太原。六一九年，始毕死，弟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相继为主。颉利立始毕子什钵苾（音剥必bōbì）为突利可汗，使统率东面诸属部。颉利勾结诸割据者，连年入寇，深入唐国境，攻破城邑，掳掠人口和财物，甚至长安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六二二年，颉利引骑兵数十万人分路入侵，一路到晋州（山两临汾县），一路破大震关（在甘肃陇西县），唐全力抵御，又遣使者郑元��（音孰shú）去求和。郑元��对颉利说，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即使夺得唐地，也不能永久占领。被掳掠的中国人，都归掳掠者私有（充当奴隶），你有什么好处。你不如收兵回去，唐每年送给大量财物，全入你的库藏，这才是你的好处。颉利为唐兵所阻，听了很满意，退归塞外。郑元��这些话，说明唐朝有责任消灭这个侵略国，因为无论入侵或谋和，都是中国的大害。颌利讲和后，依然连年入侵。六二四年，有人建议说，突厥所以经常侵掠关中，目的在夺取长安积聚的财富，如果焚毁长安，突厥也就不来了。这是多么怯懦荒谬的见解，唐高祖居然听从这个建议，派人到樊（樊城，在湖北襄阳县北）邓（河南邓县）一带寻求可建都的地方。太子李建成等赞成迁都，唐太宗劝阻，说，给我几年的期限，一定捕获颉利，听朝廷发落。迁都算是停止了。当年，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全国兵力深入到豳州（陕西邠县），唐太宗率兵抵御，双方兵力，多寡悬殊，唐将士惊惧，不敢接战。唐太宗亲率一百骑出阵，在阵上离间颉利、突利二人，使自相疑忌。颉利要战，突利不从。颉利使突利到唐营讲和，突利与唐太宗私结为兄弟，突厥开始趋于分裂。

　　六二四年，唐己消灭诸割据者（朔方郡割据者梁师都除外），中国得到统一，开始对突厥采取主动，准备进攻。六二五年，唐高祖告朝臣们说，突厥贪婪无厌，我要用武力征服它，今后不再用平等国礼，给突厥文书改用诏敕。突厥在边境上到处入侵，唐兵到处抵御，形势仍是对突厥有利。六二六年，唐太宗即帝位，唐真正成为统一的国家，与突厥对抗的形势才有根本的改变。

　　唐太宗刚即位，颉利率大兵进到渭水便桥北，离长安只有四十里路程。唐太宗表示镇静态度，率兵到便桥南，隔渭水与突厥对阵。颉利望见唐军容齐整，知道有备，不敢轻率决战，要求讲和。唐太宗允许讲和，在便桥上与颌利会盟。颉利取得大批金帛，心满意得地引兵退去。唐太宗对朝臣说，我不打突厥，反送给金帛，为的让他们骄惰，以便一举消灭，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就是这个意思。突厥利在掳掠，专靠防守是不能阻止掳掠的，唐太宗决心灭突厥国，这确是唯一可行的自卫法。

　　唐太宗每天引十二卫小将和士兵数百人到显德殿前练习时术，告诉他们说，外国入侵，本是常事，可怕的是人主安佚忘战，寇来束手无策。现在我不让你们掘池筑花园，专教你们学弓箭，平时我做你们的教师，战时我做你们的将帅，这样，中国人也许可以得到平安。唐太宗亲自考试诸卫习射人的技艺，好技艺得优赏，诸卫的长官也得上等考（成绩）。在唐太宗和诸卫长官督促下，几年间诸卫府兵都成了精锐。唐太宗是善于将将和将兵的大军事家，他在内战中积累起极丰富的经验，一看敌阵，就知道敌阵强弱处所在。他常常用己方的弱兵当敌方的强兵，用己方的强兵当敌方的弱兵。己方弱兵受敌强兵压迫，后退不过数十百步，己方强兵已经突破敌弱兵阵地，进入阵后再反过来攻击敌兵的后背，敌兵前后被击，无不溃败。他的部将李靖、李勣等人，都是百胜名将，诸卫兵又都是精锐，灭突厥的力量是具备了。

　　突厥方面情形恰好相反。唐朝边境有备，突厥不能从掳掠中获利，国内的利害冲突因而强烈起来。颉利要增加自己的权力，信任汉人赵德言，采用一些封建专制制度的措施，违反游牧族的惯例；又信任胡人，疏远宗族，颉利与部属不和了。突厥国内连年有灾，牲畜多死，民众饥寒，颉利过惯了奢侈生活，自然要加重对民众及附属诸部的剥削，颉利与突厥人及属部都不和了。六二七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属部脱离突厥的统治，颉利使突利往击，反被诸部战败。颉利处罚突利，突利怨恨，六二八年，突利上表请求入朝，两可汗不和，突厥分裂的时机更迫近了。突厥北方诸部多弃突厥归附薛延陀，推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怕颉利，不敢接受称号。唐太宗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得唐册封，遣使入贡，为唐属国，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都受薛延陀统治，在漠北建立与突厥为敌的大国。六二九年，颉利感到形势危急，派人来请求和亲，愿意称臣，作唐朝的女婿。自然，提出这种请求都是徒然的。

　　六二九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柴绍、李道宗、卫孝节、薛万彻各为行军总管，分六路出击，兵力共十余万人，统受李靖指挥。突利可汗入朝，颉利愈益孤立。六三○年，唐军大破突厥军，捕获颉利可汗。东突厥残部有些投薛延陀，有些逃往西域，降唐及被俘男女多至数十万人，如何处置突厥人，一时成为严重的问题。

　　唐太宗令群臣讨论处置突厥人的办法，最后采用温彦博的意见，使降众居边境上，分突利原辖地为四个州，置四州都督府，分颌利原辖地为六个州，置定襄（治宁朔，陕西榆林县南）、云中（治朔方境，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两个都督府。任命突利、阿史那苏尼失、阿史那思摩等为都督，统率部众。其余酋长五百余人都给将军、中郎将等名号，五品以上军官有百余人，入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

　　突厥是北方大国，突厥被灭，唐在边境外诸族中建立起无上的声威，四方诸族纷纷来降附。六三○年，四方君长到宫门前请唐太宗称天可汗。此后唐朝皇帝对西北诸族用天可汗名义行施号令。

　　六三九年，唐太宗封李思摩（阿史那思摩改姓李）为可汗，李思摩率突厥人十余万出边塞，居大河北面故定襄城，与薛延陀隔大漠立国。薛延陀强盛，突厥必须依附唐朝，才能自保，因此，唐北边数十年无大战事。武则天时，酋长骨咄禄自立为可汗。骨咄禄死后，默啜为可汗，突厥成为统一东西两部、西境到里海东岸的大国。默啜经常深入中国内地，掳掠人畜财物。唐玄宗开元初年，突厥内乱，默嚼被属部拔野古人杀死。此后，突厥内乱相继不绝。七四四年，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击破突厥军。七四五年，回纥又击杀突厥最后的可汗白眉可汗，突厥余众降唐，东突厥亡。东突厥故地全为回纥所有。

　　铁勒（敕勒）诸部——薛延陀是铁勒诸部中最强的一部。部众有七万帐，风俗大抵与突厥相同。唐太宗封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役属铁勒诸部及靺鞨、霫等部，成漠北大国，有兵二十万。六四一年，夷男出兵到漠南击李思摩的突厥国，唐大将李勣等大破薛延陀军。夷男死后，国内发生战乱，六四六年，唐太宗灭薛延陀。铁勒诸部酋长请求内附。六四七年，在回纥等部置六个都督府七个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或刺史。置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古单于台，统率六府七州。诸酋长奏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驿路，称为参天可汗道，分置六十八驿，备马和酒肉供使人往来；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唐太宗允许各部的请求，唐势力达到漠北广大地区。

　　内附诸部有总称为铁勒的回纥、拔野古、仆骨（仆固）、同罗、浑、契苾、多滥葛、思结、阿跌、跌结、斛薛等十一部，以及葛罗禄、骨利于、白霫等部。又有黠戛斯（结骨、坚昆）部，游牧地在铁勒的北面，有众数十万。六四八年，黠戛斯酋长入朝，唐太宗置坚昆都督府，任酋长为都督。

二 东北方

　　高丽——隋炀帝攻高丽，引起国内民众大反抗，对中国统治者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唐高祖曾和高丽国交换本国流亡人，高丽送还中国流亡人将近一万，足见高丽对唐朝的态度是友好的。唐太宗灭突厥，高丽愈益表示友好。唐太宗却滋长了侵略野心，自恃国大兵强，企图加害弱小的邻国，以为一定能得到胜利，事实和愿望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是悔不可追的失败。

　　六四二年，高丽西部酋长泉（姓）盖苏文（名）杀高丽大臣百余人，又杀国王高建武，立高藏为国王。泉盖苏文专擅国政，用严刑立威望，高丽内部自然不能相安。唐太宗觉得有隙可乘，六四四年，决定亲自率兵往攻。群臣多上书劝阻，裕遂良建议说，派二三猛将率兵四五万出战，即可成事，不必亲往。唐太宗不听。唐太宗和外国作战，都是命将出师，这一次独违常例，一定要自己去，原因是（一）隋炀帝侵高丽大败，唐时群臣和兵士还留有疑惧的心理，唐太宗宣布五条“必胜之道”，就是要解除疑惧，事实上疑惧确是被解除了；（二）唐太宗自以为有必胜之道，发生骄做轻敌的心理，要亲自去炫耀“老人”的本领，后来用兵失败，主要是因为骄傲轻敌。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战争的正义性不在唐太宗这一边而是在高丽那一边。

　　六四四年，唐太宗派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舰五百艘，载士兵四万三千人自莱州泛海向平壤。派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兵六万及一部分西北方胡兵向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又令新罗、百济、奚、契丹配合唐军分路击高丽。六四五年，唐太宗率诸军自洛阳出发到幽州。李勣、张亮两路都获有战果。盾太宗亲到辽东城下督战，唐兵破辽东城，又取白岩城（辽宁辽阳市东北）、盖牟城（辽宁盖平县）。唐太宗进军攻安市城，高丽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兵十五万人救安市，唐太宗看到大量敌兵，高兴得亲自上阵指挥。李道宗献计说，高丽全国兵都在这里，平壤守备必弱，请给我五千精兵，直攻平壤，这样，数十万敌兵必然溃败。唐太宗似乎不曾听见，一心指挥作战。唐军大破高丽军，高延寿、高惠真率残兵三万余人到军门投降。唐太宗对二人说，东方年轻人，在海边跳来跳去，说到打仗，那能比得上我老人，今后还敢同皇帝打仗么？又写信给太子（唐高宗）和留守大臣高士廉说，我做将官，本领怎样？这都是骄气十足的表现，他当然知道李道宗献的是好计，只是以为击破高延寿主力军后，率大军到平壤城下受降，更能满足自己的骄心，因此当作不听见。唐军百计围攻安市城，守城人坚守不屈，这时候天气寒冷，草枯水冻，粮食又快用完，兵马无法久留，战无不胜的唐太宗只好从安市城下退兵回国。唐军夺得十个城，掳获辽、盖、岩三州居民七万人，算是这次战争的收获。盾太宗深悔不该出兵，叹道，魏征如果活着，一定不让我走这一趟！唐太宗行施欺骗高丽军民的手段，确是用尽心计，但是他终于失败了，百战老人并不比东方年轻人强多少。

　　唐太宗当然不肯认败。六四六年，又谋攻高丽。朝臣建议：派遣偏师，轮番攻击，使高丽民众不得耕种，几年以后，田野荒废，人心不固，鸭绿江以北，可以不战而得。这是非常险恶的计谋，店太宗采取了，派出海陆两军，在高丽境侵扰。六四八年，唐太宗大造船舰，运送军粮，准备明年发大军三十万人灭高丽。六四九年，唐太宗死去，战事暂时停止。六六○年，唐高宗派遣苏定方等率兵十万渡海，与新罗国合力攻破百济国，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六六一年，百济人起兵抗唐，收复大部国土，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不走。六六三年，百济国王引日本国救兵与唐军相拒，刘仁愿、刘仁轨等击败日本兵，烧日本船四百艘，百济国境全部被唐军占领。唐兵联合新罗兵，威胁高丽南方，高丽处境更困难了。

　　六六六年，高丽泉盖苏文死，子泉男生、泉男建、泉男产争权，泉男生遣子泉献诚到唐求救。唐朝廷得到这个机会，以援救为名，派遣大将契苾何力率兵攻高丽。接着，又派遣李勣统率大军往攻。六六八年，攻破平壤城。高丽全境被唐占领，分置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行施唐朝的统治权。

　　唐对高丽用兵，比对别国显得费力，足见统一团结的小国可以对抗统一的大国。泉氏兄弟争夺权位，内部分裂，泉男生为唐军作向导，引唐军灭自己的国家。分裂的小国为统一的大国所灭，那是很自然的。但是，高丽民众以及一些不甘心亡国的统治阶级中人，就在六六九年起兵反唐。此后大小战事不曾停止，唐朝廷利用高氏子孙来和缓民众的反抗，都不能生效，武则天时，唐势力退出高丽，侵略者终于被高丽民众战胜了。

　　百济——百济是在马韩故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国王姓扶余。百济与新罗为邻，互相攻击，新罗较弱，对唐朝要求更多的保护，唐朝也常为两国和解，不许百济、高丽等国夺新罗土地。六六○年，唐灭百济国，置朝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六六三年，唐兵击败百济抗唐军。唐高宗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唐军撤退，扶余隆受新罗压迫，也退回长安。百济土地被新罗占据，百济亡。

　　新罗——新罗是在辰韩、弁韩故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国王姓金。新罗与唐朝一向保持友好关系。新罗得百济，七三五年，又得唐允许，占有高丽浿水以南土地，对唐更表示友好。唐统治阶级允许新罗人口贩子运奴婢来中国出卖，新罗不敢禁阻。八二三年，唐穆宗下令，“不得买新罗人为奴婢，已在中国者，即放归其国”。这个禁令，并无实效。唐文宗时，新罗人张保皋、郑年二人都有勇力，在唐禁军中作小军官。郑年技艺比张保皋强，二人各不相下。后来张保皋回国，告国王说，全中国都有新罗奴婢，请让我镇守清海，使掳掠人口的贼徒不得出海口。国王给他一万人守清海，自此人口买卖被禁绝。郑年在中国穷困，回到新罗见张保皋。这时候新罗国大臣杀国王作乱，张保皋分兵五千人给郑年，使到京城平乱。郑年杀叛臣，立国王。国王召张保皋作国相，使郑年代守清海。新罗统治阶级允许被惊人口出境，唐朝统治阶级允许奴婢入境，双方都是利用两国友好关系来取得可耻的私利。张保皋、郑年为保护新罗民众，放弃私嫌，合力禁止人口买卖，无愧为新罗国的英雄。

　　高丽、百济、新罗立国在一个半岛上，因为互相攻击，招来唐朝的侵略。因为唐军侵入，百济灭亡，新罗扩大，形成南北两国对立的形势。高丽民众反抗强大的唐朝，表现出坚强的斗争精神，统一全半岛的事业终于由高丽国来完成（五代后唐时，高丽大族王氏重建高丽国，灭新罗国），趋势是自然的。三个国家都有接近汉文化的本国文化，新罗国尤为接近。汉文化唐时从百济、新罗间接传入日本，在文化流通上，百济、新罗是有贡献的。

　　日本——西汉时，中国与日本已有往来。东汉光武帝给予日本国王金印。两国正式往来，应当从东汉初年算起。三国魏时，司马懿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渊，日本与魏又有正式往来，据《魏志》所记，日本使者来魏凡四次，魏使者到日本凡两次。至南朝时，日本使者来中国，次数大增。儒学、佛教以及手工业者从中国、百济、新罗进入日本，对日本文化起着启蒙的作用。

　　隋统一南北，国威大盛，日本从隋吸取汉文化，也表现高度的热情。自六○○年（开皇二十年）至六一四年（大业十年），日本使者来中国凡四次，隋使者去日本一次。六○七年，日本使者带来僧徒数十人，隋炀帝命裴世清到日本报聘。六○八年，裴世清回国，日本派留学生、学问僧八人随裴世清来中国。这些留学生学问僧到唐初才先后回日本，成为推动日本文化前进的有力人物。

　　日本大规模吸收汉文化是在唐朝。据史书所载，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每次总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附使船同来中国。如六五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日本派出两批使船，每批各有留学生、学问僧一百二十余人。七一六年（开元四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五百五十六人。七三二年（开元二十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五百九十四人。六五九年（唐肃宗乾元二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九十余人。八三四年（唐文宗大和八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六百五十余人。至于附商船往来的日本学生和僧徒，为数也不会少。唐时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佛教的各个宗派，大体上都移植到日本，给日本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唐后期商业发达，唐商船经常来日本，见于记载的多至数十次。足见两国经济上也有重要的关系。唐与日本往来，态度都很友好。例如开元初年，日本使者请儒生授经学，唐玄宗使四门助教赵玄默到使者寓邪传授儒经。七七五年（唐代宗大历十年），日皇授遣唐使节刀，告诫使者说，“卿等奉使，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隙，毋为诡激，判官以下违者，便宜从事”。唐玄宗变通“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惯例，选名儒就寓邸授经，满足使者的要求，不因国家强盛而表现骄吝。日皇因唐丧乱而预戒使者，不许有非礼行为。两国统治者彼此以善意相待，反映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是值得表扬的。

　　东北方内附诸族如下：

　　奚——东胡种，游牧地在契丹西面。唐太宗时奚内附，唐在奚地置饶乐都督府，改五个部为五个州。任大酋可度者为饶乐都督，改姓李。又任各部酋长为州刺史。安、史作乱以前，奚常起兵抗唐，原因也是唐边将故意制造战事。唐末，契丹渐强，奚彼契丹王钦德征服，逐渐融合在契丹族里。

　　室韦——狩猎地在黑水靺鞨的西面，契丹的北面。室韦分二十余部，小部一千户，大部数千户。每部有酋长。酋长已行世袭制，在继承人断绝的时候，才推选部内勇健人充当酋长。各部酋长定时会猎，猎后散去，不相统属，比起奚、契丹能够推选大酋长号令诸部，室韦显得更落后。室韦人生活，主要依靠狩猎，畜牧业正在开始，知道养犬泵，还不知养羊，有牛不会用，有马不多。这样低级的经济生活，也就不会有推选大酋长的要求。《新唐书》说室韦各部，“不相臣制，故虽猛悍喜战，而卒不能为强国”。六三一年（贞观五年），室韦开始对唐朝发生“朝贡”关系。唐中宗时，室韦表示愿助唐攻突厥。唐玄宗时，入朝十次。唐代宗时，入朝十一次。唐德宗时，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十人来朝见。唐文宗时，室韦大胜督阿成等三十人来朝见。唐懿宗时，大酋怛烈遣使者来朝。室韦与唐往来，唐朝文化多少要影响室韦，有助于室韦社会的前进。

　　靺鞨——两汉时号挹娄，北朝魏时号勿吉，隋、唐时号靺鞨。靺鞨分为数十部，不相统属。各部有酋长，父子世袭。隋末，酋长突地稽率部千余家内附，居住在营州。唐初突地稽立战功，唐太宗使突地稽改姓李。子李谨行，唐高宗时为唐守边名将。诸部中黑水部最强，唐玄宗时，在黑水部置黑水都督府，以黑水部酋长为都督，赐姓李，名献诚。以诸部酋长为州刺史，受都督统率。此后，靺鞨对唐发生“朝贡”关系，唐朝文化也自然要影响靺鞨社会，都督刺史的设立，有助于靺鞨诸部趋向于统一。

　　渤海——本是靺鞨粟末部，附属于高丽，受高丽影响，比别部有较高的文化。高丽灭亡后，粟末部酋长大柞荣据挹娄的东牟山，建国称王。唐睿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任忽汗州都督。唐玄宗时，大祚荣死，子大武艺继位。大武艺扩大疆上，成为东北方强国。渤海与店保持“朝贡”关系，经常派遣学生到长安，入太学读书，学习唐朝制度，渤海在东北方又成为文化最高的盛国，九二六年，辽灭渤海国。

　　流鬼——流鬼国在堪察加半岛。六四○年，国王遣使来朝，唐太宗给使者骑都尉官号。

三 西北方

　　西北方有西突厥，是统治西域诸国的强国。西突厥射匮可汗，建牙在龟兹北方的三弥山（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北），领土东北至金山（阿尔泰山），西至西海（咸海），玉门关以西诸国都被征服作属国。唐朝要通西方，首先必须战胜西突厥。下面叙述（1）唐灭西突厥；（2）灭西突厥后唐与西北方诸国的夫系；（3）唐失西域。

（1）唐灭西突厥

　　古代中国的强敌通常在北方大漠南北。这些强国以漠北为根据地，向西占领西域大山北路作为属地，从而征服西域天山南路诸农业国，取得赋税来补充游牧国经济上的不足。拥有这种疆域的国家，必然成为中国北方边境上的大敌，因为即使被中国战败，退到漠北休息一时，又可以回漠南继续寇边。中国要击破北方强国，必须取得西域，所谓断匈奴右臂，就是汉武帝战胜匈奴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对突厥与汉对匈奴，情况不同。突厥在隋时，已分裂为东、西两国，彼此怨恨，不相援救，因此，唐朝得先后灭两突厥国，不费较多的兵力。自然，灭一个敌国，决不是轻易的事，唐太宗时，西突厥发生内乱，连年不息，强盛的唐朝得到这个最大的便利，这才分两步消灭西突厥。

　　取得西域天山南路诸国——六二八年，西突厥内乱，西域震动。六三○年，西突厥属地伊吾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主举所属六个城内附。唐置伊州，作为经营西域的出发点。六四○年，唐大将侯君集率兵灭高昌国（鄯善、吐鲁番两县地），置西州（治高昌县）。在交河城（在吐鲁番西北）置安西部护府。六四四年，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兵三千灭焉眷国（焉耆回族自冶县）。唐置焉耆都护府。六四八年，大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郭孝恪率大军灭龟兹国（都伊逻卢城，库车县）。疏勒国（都迦师城，喀什市）于阗国（都西山城，在和田县治西）与唐有“朝贡”关系，唐高宗在疏勒国置疏勒都督府，在于阗国置毗沙都督府。唐取得天山南路诸国，是和西突厥多年斗争的结果。六五八年，安西大部护府移置龟兹城，统辖焉音、龟

新疆库车龟兹烽火台遗址

　　兹、疏勒、毗沙四都督府。又统焉眷、龟兹、于阗、疏勒四镇，驻兵镇守，唐在天山南路的统治确立了。唐玄宗时，设安西节度使，职务同安西都护。

　　灭西突厥——西突厥射匮可汗死后，弟统叶护可汗继位。统叶护善战，国势甚盛，领地东北起金山，南逾阿母河与波斯相接；东起巴里坤湖，西至里海，成为中亚细亚的霸国。六二八年，统叶护被伯父莫贺咄杀死，莫贺咄自立为可汗，统叶护子肆叶护也自立为可汗。两可汗率兵互攻，都遣使来唐朝求援助。唐太宗拒绝两可汗的请求，劝各守分地，勿再动兵。西域诸国及铁勒诸部脱离西突厥的统治，有内附倾向，唐向西域进取的阻力减少了。肆叶护战胜莫贺咄，西突厥又暂时统一。六三二年，肆叶护被部众攻击，逃到康居，西突厥人立咄陆可汗为主。咄陆遣使来求内附，愿去可汗名号。唐太宗封咄陆为西突厥可汗，赐给旗鼓和大量财物，表示支援。六三四年，咄陆死，弟咥利失可汗（咥音叠dié）继位。咥利失分西突厥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号为十设。每设给箭一枝，因此又号为十箭。又分十箭为左右厢，一厢各管五箭。左厢号五咄陆部，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右厢号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五咄陆部居碎叶川（楚河）以东，五弩失毕部居碎叶川以西。左右两厢，合称为十姓部落。分一国为左右厢，显示一国将分裂为两国。此后，五咄陆部与五弩失毕部各拥立可汗，互相攻战，唐利用时机，逐步取得天山南路诸国。

　　六四八年，五咄陆部可汗战败，所属酋长阿史那贺鲁率残部数千帐投降唐朝。唐太宗置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瑶池都督，居住庭州（治金满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本萨尔县北）莫贺城（阜康县东）。六五一年，贺鲁拥众西走，在双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建牙。贺鲁击破弯失毕部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有众数十万，入寇庭州。唐高宗命大将梁建方、契苾何力率汉兵三万、回绝骑兵五万击退沙钵罗军。六五五年，唐高宗命程知节为葱山（葱岭）道行军大总管，率前军总管苏定方等攻沙钵罗，沙钵罗兵败逃走。六五七年，唐高宗发大军分南北两道攻沙钵罗，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汉兵及回纥骑兵自金山进兵为北道，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自西州进兵为南道，约定两军在双河会师。苏定方大破沙钵罗军。五弯失毕部投降苏定方，五咄陆部归附阿史那步真等。唐南北两军在双河会合，再进击沙钵罗。沙钵罗大败，渡伊丽河向西逃到石国，被石国人擒获，送给唐追兵，西突厥亡。

　　唐置昆陵（在碎叶川东）、濛池（在碎叶川西）两都护府。任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率五咄陆部落。任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率五弩失毕部落。各部落酋长按资望给刺史以下官号，西突厥领土全部为唐所有。七○二年，武则天置北庭大都护府，治设在庭州，统率昆陵、濛池两都护，与安西大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两路。唐玄宗时，设北庭节度使，防御北方诸强部的侵入。

　　唐太宗曾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侯君集对唐太宗说，李靖将要造反。唐太宗问缘故。侯君集说，李靖只肯教粗的，精深处不肯教，因此知道他有异心。唐太宗问李靖。李靖说，我看，侯君集想要造反。现在国内已经平定，我教他的兵法，足够制服四裔，侯君集硬要我全部教给他，不想造反想什么！侯君集灭吐谷浑、高昌两国，是善于用兵的，后来果然谋反。李靖这段话也含有一些道理，因为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兵法是智慧的最高表现（当然，只是最高表现的一种），在内战中取得的经验，对付境外落后国，确是绰有余裕，唐前期大拓疆宇，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突厥如果统一，不分裂为东、西两国，唐将无力灭突厥；西突厥如果统一，不分裂为东、西两部，唐也将无力灭西突厥。西突厥自己制造内乱，唐才有机可乘，运用战争经验，先取天山南路，然后出主力军夺取天山北路，一举扩境到里海。唐武功比西汉（汉武帝时）更盛，原因是西汉的敌国是统一的匈奴，唐的敌国却是分裂的东突厥和西突厥。

（2）灭西突厥后唐与西北方诸国的关系

　　唐灭西突厥，政治势力越过葱岭，同许多国家发生关系，成为诸国的保护者。早在六三一年，康国遣使来求内附。唐太宗不肯接受，说，康国内附，如果遇急难，中国有责任去救援，行军万里，岂不疲劳。当时西突厥还很强盛，唐不可能接受康国的请求，是可以理解的。在势力进入西域以后，情形就有变化，葱岭以西诸小国，先后都成了唐的附属国。这些附属国不少是文化较高的农业国，被游牧的西突厥威胁和征服，当然不如依附唐朝，对本身有利，因之，唐朝势力的向西延展，在经济文化交流上，唐与诸附属国都得到益处。

　　内附诸国按地区可分为三大地区。

　　帕米尔高原地区：

　　识匿国——在唐葱岭守捉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西五百里。六四六年，识匿国与似没等国各遣使者来朝。唐玄宗时，授国王以大将军官号。

　　俱蜜国——六四二年来朝。唐高宗置至拔州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

　　护蜜国——唐高宗置鸟飞州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唐肃宗赐国王姓李。

　　以上诸国都在帕米尔高原内，地当葱岭内外的交通要道，吐蕃、大食都想夺取，但诸国倾向唐朝，愿受唐保护。

　　锡尔河以南至阿母河地区：

　　康国——两汉时康国称康居国。国王的祖先是月氏人。月氏原住在祁连山北昭武城（甘肃高台县境），被匈奴压迫，向西迁徒。西汉时康居与大月氏本是两个游牧国，后来月氏人统治康居，成为隋、唐时的康国。唐太宗时，曾遣使来求内附。六五八年，唐高宗置康居都督府，任康国王为都督。康国的附属国即所谓昭武诸国都随同内附。昭武诸国名如下列：

　　安国——贞观初年，安国遣使来朝。唐高宗置安息州，任安国王为刺史，又在东安国置木鹿州，任东安王为刺史。

　　曹同——曹国在康国东，分东曹、西曹、中曹三国，都附属于唐。

　　石国——唐初，石国，遣使来“朝贡”，唐高宗置大宛都督府，任石国王为都督。

　　米国——米国在康国东南。唐高宗置南谧州，任米国君为刺史。

　　何国——何国在康国西。唐高宗置贵霜州，任何国君为刺史。

　　火寻国——火寻国（《元史》作花刺子模）在阿母河下游，与唐通“朝贡”，史书不载置州事。

　　伐地国——伐地国是否内附，史书未载。

　　史国——史国在康国西南。唐高宗置佉沙州，任史国君为刺史。

　　以上是昭武九姓国，其中康国、石国最大，康国又是诸国的宗主。康国最先要求内附，是想得到唐朝的援助，抵抗大食的侵入。内附后，其他诸国也有相同的要求。唐和这些国家结合，同抗大食，应该说，在葱岭外是可以立足的。

　　拔汗那国——拔汗那国即西汉时的大宛国。唐高宗时遣使来“朝贡”。六五八年，置休循州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七三九年，国王助战有功，唐玄宗封他为奉化王。七四一年，改国号为宁远。七四四年，国王娶唐和义公主为妻。七五四年，遣王子入朝，留长安学习华礼。宁远国地当葱岭北道的要冲，唐朝特加优礼，因之，两国间有更友好的关系。

　　阿母河以南地区。

　　吐火罗国——吐火罗国即西汉时的大夏国。都城在阿缓城。六六一年，唐置月氏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分全国为二十五州，隶都督府。

　　波斯国——波斯（伊朗）是西方大国，西汉时称为安息。六三三年，大食侵波斯，波斯战败，国王伊嗣候逃亡。六四七年，伊嗣候遣使来朝，请求援助。因道路遥远，唐太宗不允出兵。伊嗣候死，子卑路斯逃亡到吐火罗，又遣使来求救，唐高宗仍因路远不允出兵。大食兵退，吐火罗护送卑路斯返国。六六一年，卑路斯奏称屡被大食侵扰，请唐援救，唐高宗置波斯都督府，任卑路斯为都督，算是表示了援救。事实上波斯土地已被大食占领，都督府只是个空名。咸亨年间，卑路斯入朝，死在长安。六七九年，唐高宗使裴行俭护送王子泥涅师回去，泥涅师不得入国，客死在吐火罗。大抵波斯还有些残余部众，对唐朝有好感，到唐代宗时还用波斯名义来“朝贡”，不少波斯人（主要是商人）居住在中国。

　　罽宾国（罽计jì）——罽国唐初来“朝贡”。唐高宗置修鲜都督府，任国王为修鲜都督。

　　阿母河以南区，共有十六国归入唐版图。六六一年，唐高宗以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唐在十六国都城置都督府，各国属部置州县，凡有州八十八，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都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

　　唐朝经营西域，先在天山南路置安西大都护府，武则天时，在天山北路置北庭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统率昆陵、濛池两都护府。下面列举两大都护府所属都督府。

　　安西大都护府所属都督府：

　　焉耆、龟兹、疏勒、毗沙四个都督府。以上葱岭以东。

　　月氏、大汗、条支、天马、高附、修鲜、写凤、悦般州、奇沙州、姑墨州、旅獒州、昆墟州、至拔州、鸟飞州、王庭州、波斯共十六个都督府。以上葱岭以西，阿母河以南地区。

　　北庭大都护府所属昆陵、濛池两都护府及都督府：

　　昆陵都护府所属都督府：

　　匐延、盐泊、双河、鹰娑、嗢州、洁山六个都督府。以上是西突厥五咄陆部，又称左厢五箭。

　　阴山、大漠州、玄池州、金附州、轮台州、金满州、凭洛州、沙陀州、咽面州、盐禄州、哥系州、孤舒州、西盐州、东盐州、叱勒州、迦瑟州、答烂州共十七个都督府，合五咄陆部共二十三个都督府。二十三个都督府都在天山北路西至楚河的地区。

　　濛池都护府所属五部：

　　阿悉结阙部、哥舒阙部、拔塞干墩沙钵部、阿悉结泥孰部、哥舒处半部。以上是西突厥五弩失毕部，又称右厢五箭。五弩失毕部都在楚河西至里海北的地区。

　　唐朝的政治势力到达了里海的东岸和北岸，它的声望却传播得更远些。下面略述唐朝对亚美尼亚和东罗马的一些影响。

　　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国（在南高加索）史家摩西著《史记》（书成于四四○年以后），其中有涉及中国的事情，说中国是世界最东的国家，人民富裕，文化灿烂，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平和之友”，而实也可称为“生命之友”。此国产丝甚多，自上至下，都有丝衣。在亚美尼亚，不是王侯巨富是不能有丝衣的。摩西又记亚美尼亚国王梯格伦斯六世（一四二年——一七八年，当东汉顺帝汉安元年至灵帝光和元年）在位时，有外国移民数队来奔，内有中国人甚多，国王使移民居住在边疆上。又记亚美尼亚世家大族中有些来自中国，如奥配良族，自称祖先系出中国皇族，马密哥尼族，自称祖先名马姆康，三世纪初半（当东汉未三国初）从中国避难到波斯，又转到亚美尼亚。中国人因避难出国，史书上多有记载，马姆康等人来自中国，当是事实。玄奘《大唐西域记》说石国怛逻斯城南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原是中国人。从前被突厥掠获，迁到西域，后来集合同国人共保此城，在城中居住。服装礼节，已同突厥；语言风俗，还保存中国人本色。以此为例，中国有人迁居到亚美尼亚或更远的地方，并不是异事。唐时，亚美尼亚人称西突厥诸属部中最西的可萨部人（哈萨克）及其他部落人为中国人。可萨部于六二六年（唐高祖武德九年）进入欧洲东部，占有里海与黑海的北岸，它与唐朝的关系，中国史书无记载，亚美尼亚史书称为中国人，当是指西突厥土地并入唐朝，因而泛称西突厥人为中国人。这种称呼虽然缺乏依据，但中国为西方较多的人所称述，对中西相闻相知，总是有益的。

　　东罗马（拂菻、大秦国）——七世纪初期，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著《莫利斯皇帝（五八二年——六○二年，当隋文帝开皇二年至仁寿二年）大事记》一书，其中记载中国隋朝事，当是从西突厥方面得来的传闻。大意是说，陶格司（中国）国君号为上天的儿子。国内安宁无乱事，因为威权都归国君一家世袭，无人争夺的缘故。陶格司崇拜偶像，法律严明，公正不在。人性温和，技巧异常，物产丰富，善于经商，多有金银财帛。黑衣国渡河灭红衣国（指隋灭陈）后，国家统一，户口众多，天之下，地之上，没有一国能和它为敌。国中有蚕，丝就是蚕吐出的。隋文帝时，中国统一富强，比起当时突厥、拂菻两个大国来，《大事记》所说大体上合乎实际。隋朝也留意拂菻，除了文字记载，还有西域僧迎佛陀画的《拂菻国人物图样》二卷。东罗马因受大食的威胁，对无敌的中国，自然抱有相助的希望。六四三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聘，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发玺书答礼，并回赠丝织品。六六七年、七○一年，拂菻国使者先后来朝。七一九年，两次来朝，一次是委托吐火罗大首领来献狮子、羚羊，一次是派遣大德僧（总主教）来“朝贡”。《册府元龟》又记有七○八年，“拂菻国献方物”，七四二年，“拂菻国王遣大德僧来朝”两条。在唐前期，东罗马来聘凡七次。据《新唐书》、《旧唐书》所记拂菻国事，可信中国也有人到过东罗马。东、西两文明古国的接触，比东汉时期两国相知仅凭一些传闻，显然是前进了一步。

（3）唐失西域

　　唐朝政治势力虽然到达了里海东岸，但对西突厥余部并不能适宜地调和相互间的关系，吐蕃、大食两国又都想夺取西域，因之战争经常发生。唐前期自唐太宗死后，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逐渐在增长，国家的武力逐渐在削弱，在西域的斗争场面里，唐朝原有的优势逐步衰退，最后西域全失。这种形势的造成，强敌进攻自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唐朝本身逐渐增长的腐朽性。

　　唐与突厥余部的斗争：

　　六五七年，唐灭阿史那贺鲁的西突厥，立兴昔亡、继往绝两个可汗，分西突厥为东、西两国。六六二年，两可汗率兵随海道（音曰yuē）总管苏海政攻龟兹。继往绝进谗言，苏海政信以为真，杀兴昔亡。诸部落不服，各有离心。不久，继往绝病死。十姓（十箭）没有首领了，昆陵、菻池也没有都护了，任意杀死一个可汗的苏海政却没有受到唐朝廷的惩罚。这一类的昏暗措施，就是唐在西域逐渐失去优势的原因。七○二年，武则天任阿史那献为兴昔亡可汗、北庭大都护。七○四年，又任阿史那怀道为十姓可汗、菻池都护。当时突骑施部（属五咄陆部）兴起，招抚诸部，建立起以碎叶川为中心的大国。七○六年，唐中宗时，封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乌质勒死，子娑葛继位，唐封为金河郡王。娑葛与部将阿史那忠节不和，互相攻击。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准令忠节入朝，部众迁居瓜、沙等州。唐经略使周以悌教忠节停留在半路上，使人送贿赂给宰相宗楚客等，请发安西兵，并引吐蕃攻娑葛。宗楚客等受贿赂，竟按照忠节的要求部署军事。娑葛发觉唐阴谋，七○八年，自立为可汗，发兵攻破安西（龟兹城），唐将或被擒，或被杀，娑葛上表要宗楚客的头，朝廷只好宣告娑葛无罪，封为十四姓可汗。七○九年，又封娑葛为归化可汗。娑葛退兵，安西四镇算是又得到安宁。娑葛与弟遮弩不和，遮弩逃归东突厥默啜可汗，请作向导攻娑葛。默啜发兵擒娑葛，对遮弩说，你们兄弟还不能相容，能忠心为我办事么！把二人都杀死。娑葛死后，突骑施属部车鼻施部继起。七一九年，唐玄宗封酋长苏禄为突骑施忠顺可汗，又封阿史那怀道的女儿为交河公主，嫁给苏禄。苏禄娶唐、吐蕃、东突厥三国女为可敦（皇后），是想在三国间取利。七二六年，交河公主派人驱马一千匹到安西城互市，使者宣读公主教书，安西部护杜暹发怒道，阿史那女，那配来宣教！杖责使者，放马在雪地，使全部饿死。这是多么骄横无礼的行为。苏禄不由得大怒，发兵攻四镇，这时候杜暹已入朝作宰相，苏禄捉不到杜暹，大掠四镇人畜储积才退去。此后，苏禄被部属杀死，突骑施分黄姓（娑葛部属）黑姓（苏禄部属）两部，各立可汗，互相攻击。唐朝发生内乱，也就不再过问突骑施的事情。

　　西突厥余部对唐朝，一般是愿意内附，取得唐的保护；唐朝对西突厥余部，一般是贪虐骄横，以征服者自居。这样，双方都不免有时要使用武力，虽然唐总是占些优势，地位却愈趋于孤立。吐蕃、大食来侵夺，孤立的唐不可能作强有力的抵抗，只好退出西域。

　　唐与吐蕃的斗争：

　　下面略述吐蕃与唐争夺西域天山南路的经过。

　　吐蕃是唐太宗时新兴的强国。六七○年，吐蕃攻取西域十八州，唐无力相争，只好退出西域四镇，让吐蕃占领。六七二年，灭吐谷浑（青海）国，威胁着唐通西域的道路。唐出兵攻吐谷浑故地，不能取胜，优势转到吐蕃方面。六九二年，武则天使唐休璟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等率兵大破吐蕃兵，收夏四镇，在龟兹再置安西大都护府，屯兵镇守。六九六年，王孝杰在素罗汗山被吐蕃战败，吐蕃向唐朝廷提出讲和条件：（一）唐兵退出四镇，（二）唐割西突厥五弩失毕部给吐蕃。武则天使郭元振到吐蕃商议，要求吐蕃退出吐谷浑故地。郭元振回朝，对武则天说，吐蕃民众，久已厌战，早愿和亲，只因论钦陵专权，想立军功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拒绝讲和。为朝廷计，不如每年派出和亲使去讲和，让论钦陵每年拒绝，这样，吐蕃人对论钦陵愈益不满，对朝廷愈益亲近，吐蕃内部将发生变乱。果然，不出郭元振的预料，六九九年，吐蕃赞普杀论钦陵的徒党二千余人，论钦陵自杀，他的兄弟论赞婆，原来镇守吐谷浑，专扰唐边境，现在率所部来投降，唐西边暂时得到安静。

　　唐中宗时，吐蕃又在青海和西域对唐作战。七一○年，唐睿宗置河西节度使，七一五年，唐玄宗置陇右节度使，都是防御吐蕃从青海方面来进攻。七四七年，安西行营节度使高仙芝击败吐蕃兵，收复小勃律（在克什米尔北）国等二十余国。七五五年，安禄山反叛，吐蕃乘机夺取陇右河西和西域四镇。

　　唐与大食的斗争：

　　大食国在西汉对称为条支国。大食、条支都是波斯语Tajik的译音。五七○年（南朝陈宣帝太建二年）摩诃末（也译作谟罕默德）生于阿拉伯都城麦加。后来创伊斯兰教，信徒渐多。六二九年，摩诃末率兵攻取麦加。六三一年，统一阿拉伯半岛。摩诃末在《古兰经》里告诉门徒们说，应该去中国学习知识。当时中国文化独步在世界上，为摩诃末所推荐，阿拉伯与中国在精神上的友好关系，从摩诃末时就开始了。被推为摩诃末教主地位的继承人号称哈里发。六五一年（唐高宗永徽二年），第三代哈里发遣使来朝聘，中国与大食开始有正式往来。哈里发历代相传到六六○年，摩维亚即位，改行子孙世袭制，是为乌梅雅朝，衣尚白，中国称为白衣大食。七四九年（天宝八载），阿拉伯人别立摩诃末族裔阿拔斯为哈里发，是为阿拔斯朝，衣尚黑，中国称为黑衣大食。乌梅雅朝哈里发逃到埃及，不久败死。阿拔斯朝建都于底格里斯河旁的报达城（巴格达）。

　　唐高宗时，大食灭波斯国，占有伊朗高原，波斯王卑路斯入朝，其他小国急于内附，都是想得到唐朝的保护。可是，唐无力出大兵到葱岭以西，西域四镇又被吐蕃侵扰，尽管设置羁縻府州，并不能抵挡大食的北进。唐玄宗以前，大食势力向北发展，阿母、锡尔两河流域的诸国，先后被大食征服。诸国原奉佛教、祆教或其他宗教，大食迫使改奉伊斯兰教，再加上不可忍受的横征暴敛，诸国对唐朝确是抱着迫切的希望。

　　唐玄宗时，国势又振。七一五年，大食立阿弓达为王，攻拔汗那国。国王战败，逃来安西求救。监察御史张孝嵩对都护吕休璟，不救，从此不能号令西域了。

　　张孝嵩率兵万余人出龟兹数千里，大破阿弓达兵，唐声威又伸到葱岭以西。七一九年，安国王上表称“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慈泽，救臣苦难”。同年，康国王上表称“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贼斗战，每年大发兵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同年，俱蜜国王上表称“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七二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称“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七四一年，石国王上表称“今突厥已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伏乞汗恩不弃突厥部落，讨得大食，诸国自然安贴”。这些表文说明唐在葱岭外并不孤立，但天宝年间，朝廷上愈益抬头的腐朽势力，既在国内制造祸乱，自然也要在边境寻找绝路。七五○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王和好，引兵袭击，俘获国王及部众，惨杀老弱人，掠夺珍宝黄金，石国及昭武诸国都大怨愤。石国王被送到长安，唐玄宗不问曲直，处以死刑。石国王子引大食兵谋攻四镇，昭武诸国合力相助。七五一年，高仙芝率汉、蕃兵三万出击，到怛逻斯城（怛音特tè，江布尔城南），遇黑衣大食兵，相持五日，葛罗禄部叛变，与大食夹攻唐军，高仙芝大败，乘黑夜率残兵数千人逃回安西。葱岭外诸国本依唐反大食，现在依大食反唐，当时大食国正在内乱，仅派出一支不大的军队，便大破唐军，取得葱岭外诸国。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大战争，从兵力说，唐战败是意外的，从政治说，唐既失人心，就必然要得到失败的后果。

　　杜佑《通典·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即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七五一年），至西海（地中海）。宝应初（七六二年），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环是怛逻斯战败后被俘的一人，在大食十余年，被释放自海路回广州。《经行记》已亡佚，《通典》引用若干条，想见杜环对西方诸国事闻见颇广。杜环称同时在大食的唐人有“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大抵俘虏中有技能的人，大食要使用他们的专长，所谓起，就是待遇比一般俘虏好一些。杜环所记仅四人，事实上决不只此数。例如纸，也是大食使用这一次战争的俘虏在康国开始制造，由此造纸术传布到伊斯兰教诸国，再传布到西方诸国。怛逻斯一战，胜败对双方都不关重要，中国制纸术传到西方，却是一件有益的大事。

　　阿拔斯朝自哈里发诃论（七八五年至八○九年）时起，文化昌盛，吸收希腊天竺等国文化上的成就，也吸收中国文化，如中国道教的炼丹术，传到大食，再传到西方，成为后世的化学；又如哈里发摩哈普德（八三三年至八四二年）建年号，大概也学中国法。大食处在中国、天竺与希腊、罗马的中间，有条件创立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此后，大食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商业上和文化上的往来，唐时是良好的开始。

四 西方

　　吐谷浑——隋场帝灭吐谷浑国，设置郡县。隋末，吐谷浑伏允可汗收复故地，攻击隋边境。唐初，伏允仍经常扰边境。六三五年，唐太宗使李靖、侯君集等率兵分六路进攻吐谷浑，伏允大败自杀。唐立伏允嫡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吐谷浑国可汗。六六三年，吐蕃攻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率部属逃奔凉州，吐谷浑亡。从此唐与吐蕃接境，军事接触以外，还有更多的文化和经济接触，有利于吐蕃社会的发展。

　　泥婆罗国——泥婆罗（尼泊尔）在吐蕃西南。唐太宗时，使官李义表往天竺，路经泥婆罗，国王大喜，优礼相待。此后，泥婆罗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

　　五天竺——天竺分中、东、南、西、北五部。唐高祖时，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玄奘《大唐西域记》称为戒日王。六○六年至六四八年）征服四天竺，为天竺著名的国王。六三六年，中国名僧玄类到中天竺，曾得尸罗逸多隆重的奖励。六四一年，尸罗逸多以摩伽陀王名义，遣使来朝聘。唐太宗也遣使厚礼报聘。王玄策出使到天竺，四天竺诸国都遣使从王玄策来聘。六四八年，王玄策等在中天竺，尸罗逸多病死，国内大乱。叛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发兵击王玄策，夺诸国聘礼。王玄策逃到吐蕃。吐蕃出兵一千二百人，泥婆罗出兵七千余人，从王玄策击败阿罗那顺。这是王玄策向掠夺者收回诸国聘礼，不是唐与中天竺发生战争。

　　唐与五天竺诸国，聘使常有往来，到唐玄宗时次数更多。七一四年，南天竺国王请唐攻大食、吐蕃，南天竺愿出兵助战，并请唐给军名。唐玄宗给予怀德军名号。

　　唐太宗分唐本部土地为十道，店玄宗分为十五道。本部以外，与四方诸国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内附关系。唐在内附国置都督府或州，任国王为都督或刺史。都督和刺史都是子孙世袭，在本国内有自主权，对唐朝有“朝贡”及出兵助战等义务。这种府州，统称为羁縻州，受本部边境上诸道的都督府及本部边境内外的都护府统率。一种是“朝贡”或朝聘关系。这种国家有些与唐仅仅是使者往来，有些虽然受唐封号，实际上并无隶属关系。

　　当唐朝全盛时期，羁摩州数量很大。《新唐书·地理志》总计羁縻州数目说“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羁縻州土地如此广大，居民种族如此繁多，就经济文化说来，多数是落后的游牧部落。他们内附的原因，除了战争失败，一般是想得到唐朝廷的保护，也想得到经济文化上交流的益处。唐朝廷接受内附的原因，主要是要表示国家声威的远扬，其次是允许内附部落迁徙到本部境内，作为本部户口的补充，此外并无更多的要求，所以羁縻的意思，就是来去任便。羁縻州的来去，对唐朝廷利害不大，但国力的盛衰，却由此体现出来。唐前期羁縻州先后来归，唐中期以后，在剑南、岭南等道还保留一部分，其余都被强国夺去或自动离去，来是盛世，去是衰世，原因是明显的。

第七节 藩镇割据

　　封建统一的国家里，必然含有封建割据的因素。每当统一势力衰弱的时候，割据势力便要乘机发动战争，占领土地，形成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唐时有两次割据。第一次自安、史作乱时开始，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内附诸部落结合成反唐力量。第二次自农民起义军失败时开始，形成的原因主要是起义军被反动武力压倒，不能成长为统一全国的力量，各个割据者得以毫无制约地进行混战。两次割据战争，黄河流域遭受严重破坏，第二次尤为惨烈。南方在第二次割据战争中，也遭受破坏，只是比北方轻得多。这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失败后，割据者混战的情形相似，但战争规模唐末比东汉末更大，东汉末混战的结果，只出现三个割据国，唐末却出现五代十国。

　　汉族从传说时代起，就显出雄伟的气度，与各族相处，主要是在文化上求同，不过分在族类上立异。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这种情形愈益确实有征。两汉是强盛的大朝代，不断地吸收大量的外来居民。特别是东汉朝，匈奴等族得到朝廷的允许，迁入边境内居住，大部分游牧人逐渐转化为农民。在融合过程中，极度腐朽的西晋朝发生内乱，内徒诸族的统治阶级乘机发动战争，造成十六国以及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最后，由于诸族融合过程的完成，隋内部不再有汉族与游牧族的斗争。唐朝同东汉朝一样，也是允许内附诸族大量迁徙到边境内居住，河北道容纳内附人尤多。因为河北河南是隋末战争的中心地区，人口损耗极重，唐朝廷开放河北，主要是想补充人口。六三○年，唐灭东突厥，得内附户十余万人，唐太宗集朝臣商议，窦静主张使居塞外，为中国守边，“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温彦博主张突厥生活习惯，不宜居内地，宜使居边境内诸州，充实空虚的地面。魏征主张使回到突厥原地，不可留在中国，免得将来成“腹心之疾”，追悔不可及。温彦博反驳说，孔子说过“有教无类”，如果对突厥人有教有养，几年以后，都成了唐民，有什么后患。唐太宗采用温彦博的建议，使突厥人居住幽州（河北道）到灵州（关内道）一带。唐高宗时，突厥人陆续内附，都住在河曲六州（丰、胜、灵、夏、朔、代）内。七一六年（开元四年），突厥毗伽可汗立，内附人谋逃归突厥，并州（山西太原）长史王晙（音俊jùn）主张迁徒内附人到内地，说二十年后，旧俗改变，可以变成唐的精兵。唐玄宗不曾采取王晙的建议，仍让突厥内附人居沿边诸州。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处理内附人大抵有三种办法。一种是对游牧人，指定居住在边州，仍保持部落旧俗，只要能耕种，自边州徙居内地诸州，也并不禁阻。一种是对农业国人，可直接迁到内地，如六六九年，唐高宗徙高丽民户三万八千二百到江南、淮南及山南、京西诸州。六七七年，唐高宗又徒高丽民户到内地，分居在河南、陇右诸州。又如七二二年，唐玄宗徙河曲六州残余突厥人（居边州已久，从事农业）五万余口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一种是对商人及诸族酋长，得在各城市自由居住。一般说来，唐对内附人迁居内地，是不设什么禁限的，因之，沿边诸州以及接近这些州的内地，居住着不少内附人。

　　唐玄宗时，府兵制已完全破坏，边镇军队却大扩充。七二二年，改行募兵制，应募的兵士，自然很大一部分是内附人，充当骑兵更是内附人的专业。将校中也有许多称为著将的内附人。七五五年，唐玄宗准许安禄山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安禄山所率范阳镇，变成以善将为主，汉族败类为辅的军队，叛乱就从此发生，并且长时期继续下去。

　　大量内附人居住在高度发展的唐社会里，经济上、文化上都要经过一个融合过程，天宝年间的腐朽政治，使得融合过程表现为战争的形式。已经融合的内附人，以李光弼（契丹酋长李楷洛的长子）为代表，成为保护唐朝的重要力量，立功不少于汉将汉兵。未曾融合的内附人即蕃人以安禄山为代表，一直保持着割据势力，占有河北三镇。唐末，又有内附的沙陀部落参加割据战争，五代中唐、晋、汉三个小朝廷，都是沙陀统治阶级建立的割据国。最后，由于内附人融合过程的完成，北宋内部不再有汉族与游牧族的斗争。

　　唐两次割据，第一次的发动者是内附人的统治阶级，第二次是汉族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沙陀成为分裂活动的重要参加者。

一 第一次割据

　　安禄山是杂胡（父胡人，母突厥人），史思明是胡人。二人都居住在营州，充当互市牙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二人为小将，使侵害奚、契丹。二人凭着狡猾和勇力，逐渐得到张守珪以至唐玄宗的重用。七四四年，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统率兵马比别镇都多。七五○年，安禄山又被任为河北道采访处置使，黄河以北军政、民政都归一人掌握。他收集一批徒党，其中蕃汉文武全有，以高尚、严庄为首，积极策划叛变。七四九年，王忠嗣暴死；七五一年，武库起火，烧兵器三十七万件，也可能是安禄山阴谋的一部分。七五五年，安禄山以惩罚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叛，在军中宣布：谁敢持异议动摇军心，查获后，灭三族。这说明很多士兵并不赞成反叛。安禄山攻入洛阳，留史思明守河北。七五六年，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分兵攻入长安，唐玄宗逃到成都，唐肃宗在灵武继位。七五七年，安庆绪杀安禄山，自立为燕帝。唐军收复长安，出潼关击洛阳。安庆绪弃洛阳逃归河北邺郡。七五九年，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进兵到河南，取得洛阳城。七六一年，史朝义杀史思明，自立为燕帝。七六二年，史朝义被唐军击败，弃洛阳逃到河北，七六三年，逃到范阳。范阳守将李怀仙杀史朝义。安史叛乱形式上算是结束了。

　　安禄山用来作乱的精兵有曳落河（同罗、奚、契丹降者）、六州胡（河曲六州突厥）数万人。安庆绪失败后，曳落河、六州胡带着大批掠获的人和物，逃到范阳投史思明。史思明为安禄山攻河北诸郡县时，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物、妇女都被掠夺，壮男被迫当役夫，尤其野蛮的行为是用刀枪刺杀老幼病弱，作为游戏；每郡置防兵三千，其中杂有监视汉兵的蕃兵。史朝义逃奔到范阳，随从不散的只有胡骑数百人。这些事例，说明安、史叛军主要是以杀掠为目的的蕃兵，将领是野心更大、行为更恶的蕃将和一些善化了的汉将。所以，安禄山、史思明尽管死去，留下来的军队依然保持原有的特性，与唐朝处于对立的地位。

　　史朝义逃到河北，唐军追击，史朝义部将邺郡节度使薛嵩、恒阳节度使张忠志（李宝臣）、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及田承嗣等人先后投降唐朝。七六三年，朝廷任命这些降将为节度使。河北名义上归还朝廷，实际是朝廷承认安史叛军的割据为合法。

　　藩镇叛乱的经过，已在唐中期的政治概况节作了些说明，这里只说各镇内部劫夺的事情，显而易见，以杀掠为目的的军事集团，内部是不可能相安无事的。

　　实行割据的藩镇，在一般情况下，必须取得唐朝廷的官爵，表示不是叛镇。在本境内，招集徒党，练兵修城，自收租税，自定法令，自用文武官吏，尽量保持独立的权利。藩镇境内养大量军队，用来箝制民众并出境作乱，民众的痛苦可以想见；唐朝廷因抵御藩镇，也养大量的军队，加重搜括财物作军费，唐境民众特别是江淮地区的民众，痛苦又可以想见。腐朽的唐朝廷和以杀掠为业的藩镇，配合起来构成了全国民众的大祸害。

　　下列三镇是割据河北的强镇。此外，还有一些较弱的割据者和短期割据者，这里不再叙述。

　　魏博镇——田承嗣是安禄山的死党，是蕃化的汉人。他是诸叛人中最凶狡的一个，投降唐朝作魏博节度使后，积极准备永久割据。他强迫本境内壮男当兵，只留老弱人耕种，数年间兵多至十万；又选强悍人一万充卫兵，称为牙军，给养特别优厚。节度使依靠牙军的支持，到后来，牙军操纵节度使的进退。八一二年，魏博镇内讧，牙军废田氏继承人，拥立牙将田弘正（非田承嗣子孙）为节度使。当时唐宪宗在位，朝廷颇有威望，田弘正懂得归朝有利，举魏博镇反正。田氏割据魏博镇四十九年，田弘正归朝，割据算是告一结束，但割据势力依然存在。

　　八二一年，幽州、成德两镇叛。八二二年，魏博牙兵拥牙将史宪诚（奚人）反叛，节度使田布（田弘正的儿子）被迫自杀。唐穆宗即任史宪诚为节度使。魏博联合幽州、成德两镇，又恢复割据。八二九年，牙军杀史宪诚，拥牙将何进滔为节度使。八七○年，牙军杀何氏继承人（何氏割据四十二年），拥立大将韩君雄为节度使。八八三年，大将乐彦祯废韩氏继承人（韩氏割据十四年），自立为节度使。八八八年，牙将杀乐氏继承人，立罗弘信为节度使。当时已进入第二次割据时期，罗弘信依附朱全忠，参加朱全忠、李克用二人争夺河北的大战，相、卫两州民众大部分被杀死。九○六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感到牙军的威胁，借朱全忠兵歼灭牙军，凡灭八千家，连婴儿都杀死。魏博镇从此衰弱，受朱全忠支配。九一二年，梁将杨师厚灭罗氏（罗氏割据二十五年）。魏博镇自田承嗣至罗氏灭亡，割据凡一百五十年。

　　成德镇——李宝臣原是奚人，擅长骑射，范阳将张锁高养作义子，得姓名为张忠志。安禄山反叛，又作安禄山的义子，他投降唐朝较早，朝廷任为成德镇节度使，并赐姓名为李宝臣，七八一年，李宝臣死，子李惟岳继任。六八二年，王武俊杀李惟岳（李氏割据二十年），举成德镇投降唐朝。

　　王武俊原是契丹人，善于谋划，得李宝臣信任。杀李惟岳后，唐德宗即任为恒冀观察使。王武俊怨朝廷不给节度使名义，起兵反叛。七八四年，王武俊又投降唐朝，得到成德军节度使名号。唐宪宗灭淮西、淄青两叛镇，成德镇孤立。八二○年，王氏继承人王承元自请归朝（王氏割据三十九年）。唐穆宗任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八二二年，王庭凑鼓动牙兵杀田弘正，又恢复割据。

　　王庭凑原是回鹘人，非常阴险狡诈，得王武俊喜爱，被养作义子。杀田弘正后，自称留后。朝廷不得已任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王庭凑三传至王熔，正当唐末大乱。王熔依附李克用，成德境成为梁（朱全忠）晋（李克用、李存勗）两军互攻的大战场。九二一年，部将张文礼杀王熔（王氏割据一百年）。九二二年，李存勗杀张文礼。成德镇自李宝臣至王氏灭亡，割据凡一百六十年。

　　幽州镇——幽州镇是安史叛军的巢穴，也是河北三个叛镇中最为强大、内部劫夺更为剧烈的一镇。李怀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后来加入安禄山叛军，做一个偏将。史朝义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史朝义死，唐朝又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七六八年，部将朱希彩、朱泚、朱滔合谋杀李怀仙，朝廷任朱希彩为节度使。七七二年，部属杀朱希彩，拥立朱泚，朝廷任朱泚为节度使。七七三年，朱泚使朱滔率五千精骑到京西防秋，对朝廷表示恭顺。唐代宗给朱滔重赏。朱滔归幽州，劝朱泚也入朝，说是得天子喜欢，可以保子孙富贵。朱泚听信他的话，七七四年，入朝。朱滔拒绝朱泚回镇，朝廷任朱滔为留后。七八一年，朝廷任朱滔为节度使。七八五年，朱滔死（朱氏割据十四年），将士拥刘怦为节度使。刘怦将死时，唐德宗任刘怦子刘济为节度使。

　　八一○年，刘济次子刘总杀刘济，又杀长兄刘绲，唐宪宗任刘总为节度使。刘总见河南、北叛镇都被削平。八二一年，奏请弃官为僧。唐穆宗任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代刘总。当年，将士逐张弘靖，拥立朱克融。朝廷任朱克融为节度使。八二六年，将士杀朱克融，拥立李载义。八三一年，杨志诚逐李载义自立。八三四年，将士逐杨志诚，拥立史元忠。八四一年，偏将陈行泰杀史元忠自立，牙将张绛又杀陈行泰自立。唐武宗用李德裕策，破例不加任命，别任幽州旧将张仲武为节度使，张绛被逐，张仲武与朝廷发生较好的关系。八四九年，将士逐张仲武的继承人，拥立周��。八五○年，周��死，将士拥立张允伸。八七二年，张公素逐张允伸的继承人自立。八七五年，回鹘人李茂勋（唐武宗时回鹘国破败，李茂勋等内附）逐张公素自立。八七六年，李茂勋传位给儿子李可举。八八五年，李可举约成德镇王熔共同防御太原李克用进兵河北地区。李可举使部将李全忠攻易州，被守军击败，李全忠收败兵因攻幽州，李可举自杀。李全忠作节度使。八八六年，李全忠死，子李匡威作节度使。八九三年，李匡威率兵救王熔，弟李匡筹据幽州城自作节度使。李匡威谋夺取成德镇，被王熔杀死。蔚州守将刘仁恭攻李匡筹，战败，投奔李克用，劝李克用攻幽州。

　　八九五年，李克用攻破幽州，李匡筹败死。李克用任刘仁恭为节度使。刘仁恭得幽州，不再听李克用调遣。八九七年，李克用攻幽州，大败，兵士死亡过半。刘仁恭依附朱全忠，发大兵步骑十万，攻魏博镇，屠贝州（治清河，河北清河县），投尸于清水，清水被壅塞不能流。朱全忠发兵救魏博镇，大破刘仁恭军。朱全忠军追击，自魏州以北数百里，沿路都是刘仁恭军尸体。九○六年，朱全忠率兵攻沧州（守将是刘仁恭长子刘守文），刘仁恭发境内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全部男子当兵，面上刺“定霸都”三个黑字，文人在手臂上刺“一心事主”四字。沧州城被围百余日，城中人吃泥土甚至人相食，居民大半饿死。刘仁恭向李克用求救，出兵三万供李克用使用。李克用攻朱全忠的潞州，朱全忠才解沧州围退兵到贝州。九○七年，刘守光（刘仁恭次子）拘禁刘仁恭，俘获刘守文，自作节度使。九一三年，李存勗攻破幽州，杀刘仁恭、刘守光。幽州镇自李怀仙至刘守光，割据凡一百五十一年。

　　以上河北三叛镇，是野心蕃人、汉族豪强、失意文土的结合体，割据一百五六十年，表现出极为强烈的破坏力，三叛镇实是唐时社会的毒瘤。三镇割据，大体上有三个动向。在唐中期，三镇主要是和朝廷对抗，要确立割据者子孙世袭制。在唐后期，朝廷承认世袭制，有人夺得节度使，即照例任命，魏博、幽州两镇转为剧烈的内部劫夺。在唐末、五代，三镇加入梁、晋两国的混战，河北遭受更严重的摧残，但割据状态也从而结束，黄河流域又合成一体，自唐前期以来，内附人的融合过程基本完成了。

　　藩镇割据是一幅群盗劫杀图。前面一个又一个的强盗拿着刀在劫杀，背后又是一个个强盗暗藏着刀准备劫杀前面的人，忽得忽失，以暴易暴，丑恶不堪入目。朝廷拥有巨大的兵力，足以消灭割据者，但本身已经腐朽，养兵多，只能支出更多的军费，使民众负担更重的赋税，对割据者却并无实际作用。宰相李吉甫劝唐宪宗取淮西，说，淮西是一个孤立的小镇，国家经常置数十万兵四面防御，军民劳苦，费用浩繁，实在不是久长之计，如今不取，以后将更难下手。唐宪宗用兵，果然收效。这说明不是叛镇太强而是朝廷太缺少进攻的决心。大抵朝廷对叛镇，平时聚兵防御，无积极进攻的准备；有时进攻，无切实有效的办法；河北叛镇一时归顺，无消除隐害的措施。藩镇纷起叛乱，河北割据竟至一百数十年，归根说来，最大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朝廷本身的腐朽。

二 第二次割据

　　唐后期，朝廷放弃河北，不再对三叛镇用兵。淮西镇消灭后，河南地区完全受控制，江、淮赋税到长安，路上通行无阻，唐朝廷也就愈益奢侈腐朽。黄巢起义军发动以前，唐在河南地区的诸镇，兵力薄弱，江南地区更是兵备空虚，因之，起义军纵横南北，受唐兵的阻力并不大。但是，一大批新起的反动势力，借对抗起义军的机会，纷纷拥兵割据，从此出现一幅比第一次割据更凶暴、更丑恶的群盗劫杀图，全国民欢都直接遭受劫杀的大灾难。

　　下面叙述八个割据者，其中李克用、朱全忠两人最强。从这伙人开始，后来演变为五代十国。

　　（一）李克用（晋国）

　　沙陀是西突厥的一个小部，唐德宗时内附，居定襄神武川的新城（在山西大同市西南），有骑兵一万，号沙陀军。八六八年，庞勋据徐州叛变，唐发十镇大兵攻徐州，酋长朱邪赤心率沙陀军在义成节度使康承训部下充先锋。八六九年，唐懿宗任朱邪赤心为大同军节度使，改姓名为李国昌。八七八年，李国昌子李克用杀唐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治云中，山西大同市），公开反叛，攻夺州县。八八○年，唐军击败沙陀军，李国昌、李克用率亲属逃入鞑靼部（靺鞨别部，在阴山一带游牧）。八八一年，黄巢率起义军进入长安。河东监军陈景思请朝廷招李国昌父子，唐僖宗任李克用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八八二年，宦官杨复光又去招请。李克用野心得到唐朝廷的支持，即率沙陀、靺鞨兵一万七千人向长安行进，沿路增兵，到河中已有四万人。八八三年，唐僖宗任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两个宦官拥着一个沙陀酋长，互相依仗，声势颇盛。长安附近唐各镇兵，也因沙陀来到，气焰又张。李克用与各镇合力进攻，起义军战败，退出长安。唐朝廷得救。任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作为酬谢，从此李克用据有河东，以太原为出发点，积极参加割据战争。

　　八八四年，黄巢退到河南，攻唐诸镇，唐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等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得到招请，就出兵到河南。起义军战败，黄巢逃向兖州。李克用入汴州城，几乎被朱全忠杀死。李克用大怒，与朱全忠结成深仇，两人间发生一联串的恶战。李克用、朱全忠都算是唐臣，都必须利用唐朝廷。唐后期的朝廷，为宦官所把持，朱全忠利用在朝士族来反对宦官，李克用是新得势的沙陀人，在唐境内缺乏根基，利用宦官来反对士族，使朝廷在沙陀人保护下得以存在一时，对自己较为有利。两人都想掌握唐朝廷，恶战的根本原因在此，报私仇并不是重要原因。唐朝廷在农民起义军打击下，已经迫近崩溃，经两人恶战，加剧了南北司的冲突，宦官消灭，唐朝也就崩溃了。朱全忠灭唐以后，李克用始终不放弃拥唐的名义，这说明李克用是有谋略的，所以成为朱全忠的劲敌。

　　李克用回河东，招募国境内外游牧部落人当兵，扩展属地，谋攻朱全忠。朱全忠正与别一割据者秦宗权对敌，处于劣势。李克用要求出兵，朝廷竭力劝阻，朱全忠因此得在河南立足。八八九年，朱全忠消灭秦宗权，军势大盛。八九○年，朱全忠上表请朝廷讨伐李克用，宰相张濬等附和朱全忠，力主出兵。唐昭宗任张濬为统帅，率兵五万入河东境，朱全忠也发宾来会攻，结果是唐军大败，朱全忠军也败退。八九一年，李克用出兵攻成德镇王熔，幽州镇李匡威来救，两镇合兵十万，被李克用战败。八九三年，李克用攻王熔，王熔献帛五十万匹求和，成德镇附属于李克用。八九四年，李克用灭幽州镇，使刘仁恭为幽州节度使。八九五年，唐昭宗封李克用为晋王，承认李克用永远占据河东地区。朱全忠攻割据者兖州朱瑾、郓州朱瑄，八九六年，李克用出兵救兖、郓，路过魏博，被魏博击败。魏博镇从此附属于朱全忠。此后，李克用、朱全忠连年攻战，李克用失势，成德、义武（节度使驻定州）两镇都归附朱全忠。九○一年，朱全忠灭河中镇。李克用失去三个附属镇，只好向朱全忠求和。朱全忠出兵五万乘胜围太原城。九○二年，朱全忠大举进攻，又围太原城。朱全忠两次围太原，显示兵力强大，李克用急于自保，不敢再出兵攻朱全忠。九○八年，李克用死，子李存勗继位。

　　李克用所部亲军都是沙陀等部游牧人，不论在河东境内或境外，专爱掠夺，毫无纪律。李克用大败后，不敢出境，河东民众受害更甚。李存勗曾劝李克用整顿纪律。李克用说：这些人跟我攻战数十年，我没有钱养他们。现在四方诸侯都在出重赏招募勇士，我要是治军太严，他们走散了，我同谁来守河东！李克用是这样一群掠夺者的首领，他的割据势力就是依靠这群劫贼建立起来的。

　　（二）朱全忠（梁国）

　　朱全忠原名朱温，父亲是乡村塾师。父死，随母王氏到萧县刘崇家当佣工。朱温凶悍狡诈，懒惰不肯作工，屡被刘崇笞辱。黄巢率农民起义，朱温投入赵义军，随黄巢转战南北。这是一个乡村流氓，后来叛变，屠杀起义军，就是他那种流氓的本色。八八二年，黄巢任朱温为同州防御使。朱温看到起义军形势不利，举同州投降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说母亲姓王，拜王重荣为母舅。唐任朱温为同华节度使，赐名为朱全忠。从此这个朱全忠算是唐将，专力与起义军为敌。

　　八八三年，唐任朱全忠为沛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并加任东北面都招讨使，要他堵塞黄巢的退路。他得到这个名号，用兵的地面就很广泛、凡是长安的东北方，都有权去招讨。当时黄巢在河南还保有强大的兵力，唐感化军节度使（驻徐州）时博、忠武军节度使（驻许州）周炭和朱全忠都力弱不能支持，共向李克用求救。八八四年，李克用到河南，黄巢军被击败，起义军将领纷纷叛变，大将尚让投降时博，别将葛从周等多人投降朱全忠。朱全忠是起义军叛徒的首领，他的割据势力，主要是依靠这批叛徒建立起来的。

　　朱全忠只是许多割据者中间的一个，宣武镇起初也不是强镇，朱全忠能够逐渐吞并诸镇，变成最强的一镇，是和他的流氓本色分不开的，也就是和他的凶悍狡诈分不开的。但黄河流域得到基本统一，不能不说是他的成绩。

　　割据者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派部将四出攻掠，一路侵淮南，一路侵江南，一路陷襄阳，一路（孙儒）陷洛阳，一路陷汝、郑，一路攻汴、宋，各路共攻陷二十余州，有些州城未被攻破，乡村却毁坏无遗。这群野兽，出行不带粮食，只用车载盐渍人尸当作军粮。只是走到的地方，大烧大杀，千里无炊烟，鸡犬声不闻，居民几乎被灭绝。八八七年，秦宗权集合精兵从郑州进攻汴州。朱全忠大破秦宗权军，斩首二万余级。秦宗权屠郑州，孙儒屠河阳，弃城逃走，同率兵往攻扬州。唐信宗任命朱全忠兼领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要他追击秦宗权。八八八年，秦宗权又攻陷郑州。唐信宗任朱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统率诸镇兵，在名号上，他成为关东最高的统帅了。当年，蔡州将囚秦宗权，举蔡州投降朱全忠。

　　朱全忠灭蔡州，军势更盛。八九一年，击败魏博镇，魏博镇求和，成为朱全忠的附属镇。朱全忠连年攻击时溥、朱瑄、朱瑾，双方军民都大量死亡。八九三年，杀时溥，取得感化镇。八九七年，杀朱瑄，取得天平镇，又取得泰宁镇。朱瑾与河东将史俨、李承嗣投奔淮南割据者杨行密。朱全忠拥有宣武、天平、泰宁、感化、忠武、宣义等镇，还有一些附属镇，兵力强大，继续兼并诸镇。九○三年，入关击败李茂贞，夺得唐昭宗，消灭宦官，受封为梁王，达到了掌握盾朝廷的目的。九○五年准备灭唐时，朱全忠共有宣武（汴州等四州）、宣义（即义成军，汝州等三州）、天平（郓州等四州）、护国（河中等五州）、天雄（即魏博镇，魏州等六州）、武顺（即成德镇，镇州等四州）、佑国（京兆及商、华二州）。河阳（孟、怀二州）、义武（定州等三州）、昭义（潞、泽二州）、保义（邢州等三州）、戎昭（均、房二州）、武定（洋州）、泰宁（兖州等三州）、平卢（青州等六州）、忠武（陈、许二州）、匡国（同州）、镇国（陕、虢二州）、武宁（即感化镇，徐、宿二州）、忠义（襄州等七州）、荆南（荆州等三州）等二十一镇。诸镇中天雄、武顺是附属镇，武定是蜀王建属地，其余诸镇割据者都被朱全忠消灭。从群盗分割变为一盗独据，对民众说来，终究还算是较好的事情，如果说朱全忠在历史上多少还有一点作用的话，那就是他独据了一大片土地。

　　（三）杨行密（吴国）

　　杨行密庐州合肥人，长大有力，能举重一百斤。凡是黄巢起义军经过的地方，本地人多起兵响应，杨行密就是一个响应者。后来被唐兵捕获，庐州刺史令充当州兵，逐渐提升为庐州牙将。八八三年，杨行密杀都将，总统诸营，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庐州刺史被迫让位，唐朝任杨行密为庐州刺史。杨行密部下有刘威、陶雅、徐温等三十六人，号称三十六“英雄”，杨行密在淮南的割据势力，就是依靠这些人建立起来的。

　　八八七年，割据者淮南节度使高骈被部将毕师铎（原是王仙芝部将）围攻，令杨行密率兵来救。毕师铎攻入扬州，大烧大掠，高骈多年搜括的财物全部消失。宣歙观察使秦彦率兵三万入扬州，自称淮南节度使，以毕师铎为行军司马。杨行密沿路收兵，得一万七千人，围攻扬州。秦彦兵在围城中杀人当粮食。杨行密围攻半年，城中居民被秦彦兵几乎吃完。杨行密攻入城中，残存居民只有数百家，饥饿得不象人形。秦彦等吃人野兽刚逃出城，秦宗权使秦宗衡、孙儒率刘建锋、马殷等一群吃人野兽又来到夺扬州城。秦彦、毕师铎与秦宗衡、孙儒合在一起，杨行密守空城不敢出战。不久，孙儒杀秦宗衡，又杀秦彦、毕师铎，合并各部兵来攻扬州城。杨行密弃城走回庐州。八九一年，孙儒烧扬州城，驱迫丁壮及妇女随军，杀老弱充军粮，渡江攻杨行密。八九二年，孙儒战败，被杨行密擒获斩首。胡三省《通鉴注》评孙、杨胜败，说：光启三年（八八七年），孙儒开始与杨行密交兵，孙儒兵比杨行密多十倍，但终于死在杨行密的手中，原因是孙儒专务杀掠，人心不附。杨行密虽为孙儒所困，对饥民却有些接济，多少得点人心，所以最后获胜。胡三省说的是对的。同是害民的盗贼，为害较轻的就会得到民众的一些支持。任何战争，兵力强弱，只能决定一时的胜败，决定胜败的夫键还在民心的向背。小的如两军相斗，大的如列国相持（如五代十国），都不能有例外，这也就是说，割据总是不得民心的，谁能够多得些民心，谁就能够消灭割据，统一全国。

　　扬州是最富庶的城市，唐时号称扬一（第一）益（蜀）二，经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六年攻战，民众死去或逃亡，江以北淮以南，东西千里变成白地。

　　八九二年，杨行密率兵回扬州，唐朝任为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节省费用，选用地方官，招徕流民，减轻赋税徭役，奖励农桑，又运茶、盐与邻镇通商，几年以后，民力逐渐恢复起来。杨行密选孙儒降兵五千人作亲军，称为“黑云都”（着黑衣），专用来冲锋陷阵。八九七年，朱瑾、史俨、李承嗣率骑兵投淮南。杨行密得到蔡州兵和河东、兖、郓兵，加上长于水战的淮南兵，按兵力说，是一个强镇。北起海州，南至虔州（江西地九○六年入淮南），东起常州，西至沔口（汉口），淮水南部、长江东部诸州都为淮南镇所占有，按土地说，是一个大镇。朱全忠三次进攻，三次都失败。这个镇的存在，阻碍着北方势力进入南方，使统一成为不可能。但占据北方的梁和沙陀人的唐、晋、汉，都是野蛮统治者，如果进入南方，只能给南方民众带来更大的破坏和痛苦，因此，淮南镇隔离南北，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王建（前蜀国）

　　王建是许州舞阳（河南舞阳县）人，在乡里宰牛偷驴贩私盐，乡里人叫他“贼王八”（排行第八），公认他是个流氓。后来他投忠武军当兵，升迁作队将。黄巢进入长安，唐僖宗逃入蜀，忠武军派兵八千助朝廷，归宦官杨复光统率。杨复光分八千人为八都，每都置一都头，王建是八都头之一。八八三年，王建等五都头率兵入蜀，唐僖宗大喜，号王建等都为随驾五都。宦官田令孜认王建等为义子。八八六年，唐僖宗避李克用兵锋，逃到兴元（陕西汉中），田令孜逃入蜀，依同母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杨复恭掌权，斥退田令孜党羽，使王建离开禁军，出为利州（治绵谷，四川广元县）刺史。王建招集溪洞酋豪，得众八千，沿嘉陵江袭取阆州，自称阆州防御使。八八七年，王建得东川（治梓州）节度使顾彦朗的援助，进击陈敬瑄，西川所属十二州，都遭受王建的杀掠。八八八年，唐昭宗任韦昭度为西川（治成都）节度使，想依靠王建的乒力驱走陈敬瑄。王建利用韦昭度名号，攻取西川诸州，陈敬瑄困守成都，军士饥饿，多谋出降。八九一年，王建要韦昭度先走，使部下捉韦昭度的亲信人，在韦昭度门前，一块块割下肉来吃。王建说，没有粮食，只好吃人。韦昭度大惧，赶快逃回长安，王建也就攻入成都，自为西川节度使。八九七年，王建攻破梓州（治郪，四川三台县），灭东川，占有全部蜀地。九○二年，王建乘李茂贞被朱全忠围困，出兵攻破汉中，取得山南西道，同时又得武定镇（洋州）。九○三年，王建攻荆南，取得夔、忠、万（四川万县）三州及施州（湖北恩施）。唐封他为蜀王。九○六年，取荆南的归州（湖北秭归）。王建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割据蜀地的形势稳固了。

　　（五）钱镠（吴越国）

　　钱镠（音流liú）是杭州临安（浙江临安县）人，从来不爱生产劳动，专以贩私盐和掠夺为业。八七五年，浙西狼山守将王郢叛乱，攻掠浙东、西诸州。临安人董昌等组织上团抵御土郢，钱镠在董昌土团中当偏将。八七八年，王仙芝余部曹师雄攻浙西，唐杭州刺史募各县土兵，成立杭州八都，使董昌为八部长。八七九年，黄巢军经过临安，钱镠用诡计骗黄巢军，临安不曾被攻。这算是有功。八八一年，镇海节度使（驻润州）周宝任董昌为杭州刺史，董昌任钱镠为都指挥使。八八二年，浙乐观察使（驻越州）刘汉宏出兵二万谋夺取浙西，被钱镠击败。八八六年，钱镠攻破越州。董昌自杭州徙驻越州，使钱镠驻杭州。八八七年，唐僖宗任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镠为杭州刺史。当年，镇海军将士叛变，逐走周宝，拥薛朗为留后。钱镠以伐叛为名，出兵取得苏州。八九三年，唐任钱镠为镇海节度使，驻杭州，有兵十三都，成为浙西强镇。八九五年，董昌在越州称帝，钱镠得到机会，出兵攻董昌。八九六年，攻破越州，杀董昌。唐任钱镠为镇海（浙西）镇东（浙东）两军节度使。钱镠据有浙东、西，地小兵弱，受到淮南镇的威胁，因此，对北方统治者始终表示恭顺，借以牵制淮南，在诸割据者中，与下列三个割据者都属于弱小的一类。九○七年，梁太祖（朱全忠）封钱镠为吴越王。

　　（六）马殷（楚国）

　　马殷是许州鄢陵（河南鄢陵）人，在秦宗权军中当小将。八八七年，秦宗衡、孙儒率刘建锋、马殷等夺淮南。八九二年，杨行密杀孙儒。刘建锋、马殷率残兵七千人，逃往洪州，在江西聚众数万。八九四年，刘建锋等攻入湖南，取得长沙。唐僖宗任刘建锋为湖南节度使，马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八九六年，军士杀刘建锋，推马殷为节度使。马殷陆续攻取州县，占有湖南全境。九○○年，马殷攻取桂管五州，桂管全境并入湖南。近邻淮南镇强大，马殷对朱全忠表示恭顺。九○七年，梁太祖封马殷为楚王。当年，马殷击败淮南兵，夺得岳州。九○八年，出兵攻岭南，击败岭南割据者刘隐，得到六个州。马殷拥有颇为广大的土地，闭境自保，湖南民众遭受兵祸比较少一些。

　　（七）刘隐（南汉国）

　　刘隐的祖父是蔡州上蔡（河南上蔡）人，住在广州做商贾。父刘谦作封州（治封川，广东封川县）刺史。八九四年，刘谦死，子刘隐继任。八九六年，岭南东道节度使薛王李知柔赴任所，走到湖南，广州牙将叛变谋割据。刘隐起兵杀叛将，迎李知柔入广州。李知柔任刘隐力行军司马。九○五年，岭南东道节度使徐彦若死，众推刘隐为节度使。九○七年，梁太祖封刘隐为大彭郡王。刘隐占有岭南及容管（广西容县）、邕管（广西南宁）诸州，不参加战争，境内较为安静。

　　（八）王审知（闽国）

　　王审知是光州固始（河南固始）人。寿州人王绪攻据固始，使王潮、王审知兄弟为军官。八八五年，王绪被秦宗权攻击，率众南逃，入江西，转入福建，沿路抢掠，聚众数万。王绪性猜忌，任意杀人，部属人人自危。王潮因众怒囚禁王绪，受推为军主。泉州刺史贪暴，泉州人见王潮军纪严肃，请代为除暴。八八六年，王潮攻入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任王潮为泉州刺史。八九一年，陈岩死，都将范晖自为留后。王潮使王审知攻福州，民众送粮食助攻。八九三年，王审知攻入福州，唐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境内割地称雄的群盗二十余股或散或降，王潮占有福建全境。八九七年，王潮死，王审知继位。九○七年，梁太祖封王审知为闽王。

　　以上八个割据国，按强弱可分为三类。晋、梁是强的一类。两国势力相当，梁被晋牵制，不敢出全力攻吴，这就使得割据的形势固定下来。吴、蜀是次强的一类。两国占据最富庶的扬、益地区，有自守的力量，给长江流域筑起了屏障。吴越、楚、南汉、闽是弱小的一类，有一天屏障撤除，四国自然归于消灭。归根说来，割据局面的造成，由于晋梁两个残暴国在北方的对峙。

第八节 农民大起义

　　唐前期，由于剥削还有些限度，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也就比较缓和一些。安、史反叛，黄河流域战乱频繁，原来朝廷租税主要来自江淮，现在江淮更成为唯一的租税榨取地，民众负担骤增，农民起义第一次在浙东爆发了。

　　七六二年，台州（治临海，浙江临海县）起义首领袁晁率众攻浙东州县，取得衢、温、明等州，有众二十万。

　　七六三年，李光弼派兵击破袁晁起义军，浙东又为唐所有。袁晁一号召，就得到浙东广大民众的拥护，虽然被李光弼镇压，起义符合民众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唐朝廷还拥有强大的武力，足以保持它的腐朽统治，局部地区的农民起义，不得不暂时失败，但腐朽统治终究不能逃避农民起义的打击，到了八五九年，浙东又有裘甫率领的起义。

　　唐朝廷向江、淮以及岭南搜括大量财物，民众已极困苦，官员为谋求大利，也争着到这些地方去做官。名士薛保逊作文讥斥当时的州县官，说，我送客到灞桥，在旅店休息，看见几个似乎象人的东西。试问来历，这些东西居然会说话，说是江、淮、岭南的州县官。我真想不到好好人民，为什么受这些东西的鞭挞！官吏贪虐成风，南北原是一致，薛保逊特别指斥江、淮、岭南的官吏，足见南方民众困于勒索尤为严重。裘甫起义，影响比袁晁更大，因为裘甫得到民众更大的拥护。

　　八五九年，正是唐宣宗死，唐懿宗继位，唐朝廷开始趋于大崩溃的一年。裘甫起义标志着唐朝廷崩溃的开端，尽管裘甫失败了，起义的潮浪是不可能阻遏的。

　　浙东起义首领裘甫率众攻破象山县城，又进攻剡县（浙江嵊县）。裘甫起兵时众不过一百人，八六○年，起义军增至一千人，取得剡县，众增至数千人。浙东道以及别道民众，纷纷来归，众骤增至三万。还有不少起义小帅，派人来联络，请作属部。起义军推裘甫为天下都知兵马使，又推刘暀（音旺wàng）为副使，刘庆、刘从_简为大将，废弃唐朝皇帝年号，自建年号为罗平（越民间相传有罗平鸟，管越人祸福，裘甫用为年号。八九五年，董昌据越州称帝，以罗平为国号），铸印，印文为大平。裘甫以平（太平、公平）为号召，这就是起义军旺盛的原因。起义军在剡县积聚粮食，制造器械，声势大振，分兵攻越、衢、婺（治金华，浙江金华市）、明、台等州，取得唐兴（浙江天台县）等若干县城。浙东唐军屡战屡败，宰相推荐前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王式要求朝廷多给兵马，说，如果发给兵马太少，战事迁延不决，江、淮民众一定要起兵响应。国家用度完全依靠江、淮，那时候道路阻绝，上自宗庙，下至禁军，都得不到供给，事情将非常危急。唐懿宗和宦官听了这番话，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归王式统率，兵力上唐处于优势地位。

　　在起义军方面，裘甫保守剡县等几个县城，并不想积极进攻，没有号召各地民众起兵去打破唐朝廷的用兵计划。刘暀对裘甫说：我军如此旺盛，方略却至今未定，实在可惜！王式所率大军，不要四十天就来到，兵马使应该乘敌军未到的时机，急出兵攻取越州城，再派兵五千守西陵（浙江萧山县西兴渡口），沿浙江东岸筑垒拒敌。大集船舰，乘机出敌后，攻取浙西州县，过大江攻扬州，夺取财物，还军修石头城（江苏南京市）固守，宣、歙、江西民众自然响应。另派刘从简率万人从海路袭取福建。这样，唐朝廷赖以生存的贡赋，都为我所有，只怕子孙不能守，我们这辈子可以无忧了。刘暀这个有限度的进攻计划，总还算是一个计划，裘甫连这一点想法也没有，说：今天醉了，明天再议。进士王辂献计说：刘副使说的乃是孙权的故事，那时候天下大乱，所以能占据江东，现在中原无事，占据是不成的，不如拥众守险，大势不好便逃入海岛，这是万全的良策。裘甫犹豫不定，实际上是采取王辂的所谓万全良策。王式坚决进攻，裘甫束手无策，不待战斗，胜败已经决定了。

　　王式到越州，用浙东兵和称为土团的地主武装作向导，又用居住在江淮的吐蕃、回鹘降人充骑兵，督诸军分路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与唐兵十九战，不能取胜，占有的土地先后被唐兵夺去。刘暀对裘甫说，早用我的计谋，先取越州，事情不会这样危急。王辂等几个迸士在军中，都着绿衣。刘暀杀王辂等，说，都是这些青虫坏事。王辂等只是计谋不合，并非背叛起义军，刘暀轻率杀人，显得计穷谋竭，与裘甫一样束手无策。起义军最后退守剡县城，坚决抵抗唐兵，三天中出战八十三次，唐兵受挫，但不肯撤围退走。城中妇女组成女军，助起义军守城。裘甫、刘暀、刘庆率壮士百余人夜间突围，被唐兵杀死。刘从简弃城守山，也战败被杀。

　　裘甫率领的浙东起义，前后凡六十六日，在战斗中，民众反唐的决心，表现得十分清焚，女军投石块击敌，就是明证。唐朝廷因王式得到暂时的战胜，以为无忧了，事实是更大的忧就紧接在后面。

　　安南民众遭受残酷的剥削，至少同江淮一样。民众无法生存，八五八年，引南诏兵攻唐安南守军，战事连年不停，到八六三年，唐懿宗撤回诸道援安南兵，专守岭南西道（节度使治邕州，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八六四年，唐朝廷发八道兵守邕州，南诏来攻，唐兵大败。朝廷选募徐州军士三千人往邕州防守。八六八年，徐州兵在防地作乱，拥庞勋为主，自动回徐州。朝廷发十道兵攻徐州，八六九年，才消灭庞勋所率的叛军。

　　浙东起义后，唐朝廷搜括军费，民不堪命，到处聚众反抗。八六○年，薛调上书说，“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唐战胜裘甫，反唐的民众却更多了。安南起义后，唐内部引起庞勋叛乱，搜括军费愈益迫急，再加关东连年有水旱灾，民众穷极，聚众反抗，规模比浙东起义时，又增加无数倍。唐统治地区，不分南北，民众普遍反唐，爆发大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八七四年，王仙芝率众数千人在长垣（河南长垣县）起义。次年，黄巢率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在冤句（山东菏泽县西南）起义。王仙芝、黄巢起义符合当时广大民众的意愿，因而声势浩大，成为大起义的首领。

　　王仙芝、黄巢都曾贩卖私盐。唐末割据者如王建、钱镠以及吴国权臣徐温，也都是贩卖私盐出身，私盐与这些人有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唐玄宗时，盐价每斗十钱，唐肃宗加一百钱，每斗一百一十钱，盐利成为朝廷重要的收入。盐是生活必需品，即使价贵，贫民总得购买一些。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因之专在盐利上想法，逐年增加税收，从每岁收入四十万缗开始，到唐代宗大历末年，每岁竟增至六百余万缗。朝廷岁入，监利占半数。宫庭费用，诸军饷需，百官禄俸，都靠盐利来支付。唐朝廷对盐利的重视，可以想见。唐德宗时，盐价每斗增至三百七十钱，盐商贩卖官盐，有时比官价高一倍，用一升盐换取谷数斗，贫民只好淡食。自唐德宗时起，朝廷规定各种苛法，派出大批官吏，查禁私盐，凡卖私盐一石以上，处以死刑，一斗以上，处以杖刑。私刮碱土一斗，等于卖私盐一升，也要处罚。朝廷出卖官盐，豪强出卖私盐，都是大利所在，双方斗争非常剧烈。凡是贩卖私盐的人，必须结交一批伙伴，合力行动，又必须有计谋和勇力，足以对抗盐官。贩私盐的规模愈大，这些条件也愈益具备。黄巢就是这样的一个贩私盐者，一旦与起义民众结合，就成为有能力的首领。

　　黄巢是曹州冤句县人，祖先几辈子相沿贩卖私盐，黄巢继承祖业，富有财产。黄巢长于骑射，爱扶危救急，收养各地来投奔的逃命人；也爱读书，屡次应进士考试，被抑不得及第。他是失意士人，又是有势力的豪侠，看到唐朝廷极度腐朽和民众普遍反唐，离开原来的阶级，走起义的道路，是可以理解的。八七四年，王仙芝在长垣县起义，立名号为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布檄文，声讨唐朝廷任用贪官，赋税繁重，赏罚不平等罪恶，切中当时的弊病。八七五年，王仙芝率尚君长等攻破濮、曹二州，众增至数万，又击败唐天平节度使兵，攻入郓州。黄巢就在这时候起兵，与王仙芝共同行动，数月间也有众数万。

　　王仙芝、黄巢统率的起义军，行军都采取流动的方式，不据守城池，这在起义初期是必要的。因为唐统治阶级固然内部分散，势力衰弱，但对起义民众，却是一致仇恨，为消灭起义军，他们可以结合起来，协力进攻。起义军如果守城池，必然被唐军围困，很可能被消灭。反之，寻便利处流动，使唐军陷于被动的境地，各地民众起义响应，更使唐军被牵制在本镇境内，这样，起义军活动的区域愈扩大，力量愈增强，唐朝廷的崩溃也就愈迫近。当时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镇地方，民众纷纷起义，大部有千余人，小部也有数百人，攻击州县城。唐朝廷令五镇节度使加意防守本境，抽出一部分兵力交“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宋威指挥。行营步骑兵总数不过五千人，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更掌握主动权，往来山东一带。八七六年，唐朝廷令天下乡村各备弓刀器械，组织地主武装来抵御起义民众。起义军在沂州城下战败，转入河南地区，攻下郏城（河南郏县）等八县，唐朝廷恐惧，调关内诸镇兵守陕州和潼关，昭义等镇兵守洛阳（东都），山南东道兵守汝、邓二州重要路口。起义军攻破汝州，东都大震动，百官多携家属逃窜出城。起义军攻郑州，破唐守军击败，转向南方唐、邓二州进攻。关以东各州县守城自保，不敢出战。起义军行动自如，攻破郢、复二州，又攻申、光、卢、寿、舒等州。淮南镇危急，唐朝廷怕失去扬州，江南贡赋断绝，君臣惶恐，束手无策。

　　起义军攻蕲州（治蕲春，湖北蕲春县），唐蕲州刺史请王仙芝黄巢等进城，允许为王仙芝奏请官位。唐朝廷经一番辩论后，给王仙芝“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这样一个空名。王仙芝居然叛卖起义军，无耻地接受这个空名。黄巢大怒，责骂王仙芝道：起初大家立重誓，要齐心协力，横行天下，现在你去左军做官，起义军该到那里去！捉住王仙芝痛打，众将士也群起责骂，王仙芝无奈，只好不受唐官，夺取蕲州。黄巢原想得个节度使一类拥有实权的官职，占领若干州县。这自然是放弃起义旗帜企图割据称雄的错误想法，不过，比起王仙芝来，还算是不肯放弃军队，因之还可以率领起义军。王仙芝、黄巢已经破裂，起义军分为两部，王仙芝、黄巢各率所部分路去活动，势力削弱了。

　　八七七年，王仙芝攻破鄂州城（湖北武昌县），又攻破安、随二州城。据唐宰相郑政说，王仙芝曾七次求降，都被招讨使宋威搁置，不转奏朝廷。王仙芝完全变成起义军的叛卖者，宋威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不如在战争中杀死他，可以得大功，因此拒绝受降。招讨副使宦官杨复光使人招王仙芝，这个无耻叛徒得到门路，即遣尚君长率一批人来接洽条件。宋威派兵在路上捕尚君长等，奏称在战场上擒获；杨复光奏称尚君长等确是投降，并非阵上被俘。唐朝廷反正不再害怕王仙芝，降与不降无足轻重，竟下令斩尚君长等。八七八年，王仙芝率众到荆南，攻入江陵城，又转到申州（治义阳，河南信阳县），被唐军击败。唐军追击到黄梅，大破王仙芝军，杀数万人。王仙芝逃走，被唐军杀死。王仙芝初起时，宣布唐罪恶，与唐为敌，符合民众的愿望，起义军因而迅速壮大起来。王仙芝、尚君长等这伙人，却以为自己有了什么本钱，可耻地想交易个唐官来做。在这伙人率领下，军心自然要涣散，唐军也就转弱为强，更不会允许敌对阶级武装的存在。凭借起义军而又叛卖起义军的这伙人，先后被唐杀死，是应得的结果，可惜的是这一路起义军遭受惨重的杀伤，大大削弱了对唐的攻击力量。

　　蕲州分裂后，黄巢率所部北上。八七七年，攻破郓州，杀唐天平军节度使，又攻破沂州。王仙芝部将尚让（尚君长弟）屯查岈山（河南遂个县西）。黄巢在山东势孤，率众来会，与尚让合力守山。黄巢又与王仙芝合攻宋州（治宋城，河南商邱县），击败唐兵，围宋州城。两路起义军会合，军势就有振作气象，可是，王仙芝别有用心，宋州城下战败，即与黄巢分离，引所部向安、随等州活动。八七八年，王仙芝败死，尚让率残部归黄巢，推黄巢为王，又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设置官属，开始建成一个国家的形式。起义军自立国家，明白表示与唐朝对立，是有意义的，但元称王霸，也表示黄巢缺乏坚定的反唐决心。王是统一天下，以新朝代替旧朝，霸是在旧朝下割据称雄。黄巢所谓王霸，意思是求王不得，求霸也可，统率者如此打算，起义军很难有好的前途。黄巢攻破沂、濮二州城，唐集合大军来攻，黄巢被迫向唐天平军求降。唐朝廷给右卫将军（从三品）名号，令在郓州解散军队。当然黄巢不比王仙芝，知道放弃军队的后果是什么，因此拒绝接受唐朝的诏令。

　　黄巢在山东不能取胜，转到河南攻宋、汴等州。唐调兵防守东都并攻击起义军。事情很明显，唐朝廷固然极度腐朽，但在镇压起义军时，还能够调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或守或战，到处阻遏起义军，尤其是江淮赋税，照常供应，使唐朝廷能够用来养兵，保护北方州县城。起义军在乡村不能对民众多所取求，攻破州县城又很不容易，在这种形势下，开辟新的活动地区，实有必要。江南是唐朝军备最薄弱的地区，起义军到江南活动，这在起义军是打开新局面，在唐朝廷是遭受致命伤。八七八年，黄巢引兵渡江，起义军转入了大发展的阶段。

　　黄巢所率起义军，受生活必需品的限止，在北方，多时不过数万人，通常只有数千人，一到江南，人数就有很大的增加。王仙芝余部王重隐等早在江南活动。八七八年，王重隐攻破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曹师雄攻宣、润等州，黄巢入江西境，与王重隐等相呼应，一举攻下虔、吉、饶、信等州。曹师雄攻浙西，唐朝廷用高骈为镇海节度使，抵御曹师雄军。黄巢攻浙东，自衢州至建州，开山路七百里，攻入福建，夺得福州。黄巢得福州，可以北攻浙东，南攻广州。八七九年，写信给唐浙东观察使崔璆（音球qiǔ）、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要求代向唐朝廷请给天平节度使官职。二人怕黄巢来攻，向唐朝廷恳切请求，唐朝廷不许。黄巢自己直接给唐朝廷上表，请给广州节度使官职。唐朝廷认为广州是通商口岸，也不许。黄巢既来求官，唐朝廷给予率府率名义（皇太子属官，正四品上）。唐朝廷对起义军认定叫做“贼”（阶级敌人），除了屠杀、解散、给投降的酋领一些空名以外，绝对不允许妥协（可以用来攻击其他部分起义军的人，自然要收留和利用）。当时财政极端困难，判度支杨严再三哀求免职，朝廷不许，因为没有人敢来继任。尽管如此，还是坚决要消灭起义军，统治

黄巢起义军开辟的福建仙霞岭山路遗迹

　　阶级的态度多么顽固而明白。作为起义军首领的黄巢，一再向唐朝廷请求妥协，想做个节度使，态度多么动摇而怯懦！相形之下，黄巢是不能战胜唐统治阶级的，黄巢接到率府率的任命，发怒大骂唐宰相，率兵攻破广州。据阿拉伯人记载，黄巢在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广州是外国商人和教徒的集中地，商人贩卖珍宝等奢侈品，供唐统治阶级享用，是中国民欢的间接剥削者，又勾结唐官府，依势放高利贷，是中国民众的直接剥削者；黄巢军中有“逢儒则肉师必覆”的传说，意思是杀儒生，战争一定要失败。黄巢出身不第进士，可能以儒生自命，看其他宗教是异端，而且教徒多兼商人，是明显的剥削者。黄巢杀商人和教徒，自有他的理由，但广州未必有如此大量的外国人，如果真有这样多的人，民欢受害更大，那末，黄巢的理由也就更充足了。

　　八七九年，黄巢军在岭南发生大疫。将领劝黄巢离岭南，北上图大事，得到允许。黄巢军中收容不少失意士人，他们替起义军起草一篇入关檄文，指责唐朝廷的罪恶，其中有宦官擅权、朝臣勾结宦官、科举不公、官吏贪污等条，都切合实情，但主要是失意士人鸣不平，并未着重为民众伸义愤，事实上民欢痛恨的是整个统治阶级，管他什么科第的得失。起义军自广州出发，攻取桂州，乘大栰沿湘江攻取衡（湖南衡阳）、永（湖南零陵）等州，又攻取潭州（治长沙，湖南长沙市）。尚让率一军，号称五十万，乘胜进攻江陵。黄巢、尚让合兵进取襄阳，在荆门（湖北荆门县）被唐军击败，起父军损失极重。起义军渡江向东进击，攻鄂州，转攻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兵士又多至二十万人。

　　八八○年，唐朝廷任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集合各镇兵七万，派部将率淮南兵入江西，进攻起义军。黄巢屯兵信州（治上饶，江西上饶市），又遇大疫，兵士多病死。黄巢寄书给高骈，声称愿意投降，并求节度使官职。高骈想诱起义军到淮南，一举歼灭，满口允许代请官职，又想独得歼灭起义军的大“功”，遣诸道援兵各归本道。恰好黄巢这一次是假降，乘高骈力弱，大破淮南兵，起义军声势大振。起义军攻破睦（治建德，浙江建德县）、婺（治金华，浙江金华市）等州，又攻破宣州（治宣城，安徽宣城县），声势愈盛，有众号称六十万。起义军自采石（在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围天长、六合，离扬州城不满五十里。高骈大惧，自称得中风病，不敢出兵应战。唐朝廷一向当作靠山的高骈，现在变成融化了的冰山，满朝恐慌，不知所措。宦官田令孜早作逃往成都的准备，使同母弟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只等起义军入关，唐朝廷就退出长安。

　　八八○年，唐守淮河诸军，互相杀夺，相继溃散。起义军渡过淮河，攻破申州，分路攻河南诸州，史书称起义军“所至吏民逃溃”，“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事实是起义军本来不虏掠民欢的财物，对聚集在州县城中所谓“吏民”的官商富户，破城后却必须惩罚，或杀戮，或没收财产作为军资。因此，唐吏民守城甚坚，破城也很不容易。这次起义军从南方来，不惩罚吏民，这些人无守城必要，自然纷纷逃避，结果是减少了对起义军的阻力。

　　起义军将要渡淮的时候，唐朝廷还在作绝望的挣扎。一个宰相主张任黄巢为天平节度使，等到就任后，发兵合围杀黄巢。又一个宰相主张调诸道兵坚守泗州，使起义军不得前进，只好退回南方，那时候再出兵追击。不论那一种主张，都是想消灭起义军，虽然唐朝廷本身快要被消灭，但仍死抱住绝对的阶级仇视。唐僖宗听从后一种主张，调兵守淮，在起义军盛大声势的压力下，诸道兵溃散，唐朝廷计穷力竭，再也找不出什么办法。

　　黄巢用天补大将军名义，发布檄文告唐诸道说：你们应该各守本营，不得犯我兵锋；我要进东都，再转到长安，向罪人问罪，与你们不相干。诸道防备民欢起事，自保还来不及，谁也不敢出兵救唐朝廷。起义军向东都顺利进军，唐将齐克让退守潼关，东都唐官迎起义军入城。起义军纪律严明，史书也只好承认“闾里晏然”。田令孜使左右神策军助齐克让守潼关，起义军一部从称为“禁坑”的小路进到关后，夹攻潼关，唐军大溃。起义军的向导兵先入长安，唐僖宗、田令孜带着少数眷属逃往成都。

　　黄巢率起义军数十万入城，民众夹路观看，尚让宣告民众说，黄王起兵，原来为拯救百姓，不象李家不爱惜你们，你们照常安居，不要害怕。起义军兵士是受尽残酷压迫的民众，所以遇到贫民，即赠送财物，表示同情；对唐朝留下来的一大群民贼，表示义愤，尤其憎恨官吏，捕获就处死。黄巢下令军中：禁止杀人，兵器都纳入官府。《新唐书·黄巢传》说“然其下本盗贼，皆不从”。黄巢入长安，不曾择尤惩罚民贼，让兵士自行处理，后来又要缴纳兵器，为兵士所拒绝，这些措施显出黄巢是缺乏政治才能的。

　　黄巢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唐官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仍照旧留任。固然，他也杀了不少唐大官，但标准是降不降，不问害民的轻重。他以尚让为首相，组成了起义军文武官与唐官僚混合的大齐朝廷，对民众该颁布些什么革新政治的诏令，史书上未见记载，看黄巢尚让等急于享乐，大概不曾颁布过这种诏令。

　　起义军渡淮以后，一路无阻，取得长安，这自然是好事，但经过的重要地方象东都那样的大城，也不留兵防守，数十万人全部进入长安，实际是全部陷入袋中。入长安后，使人守商（治上洛，陕西商县）邓（治穰县，河南邓县）等州，作退走的准备，但并不能改变坐困的形势。长安在唐军四面包围下，粮食困难，起义军兵士是纯洁的民众，目的在推翻罪孽深重的唐朝，现在被引到不是饿死就是败死的道路上，统率者该负多大的责任！八八一年，唐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郑政据盩厔（音周至zhoū zhì陕西周至），号召诸镇合力攻长安，诸镇响应，出兵来会。泾原镇兵据渭北，河中镇兵据沙苑（在陕西大荔县南），易定镇兵据渭桥，鄜延、忠武二镇兵据武功，邠宁镇兵据兴平。八八二年唐僖宗任宰相王铎为诸道行营都都统，率荆襄兵驻盩厔，统率诸镇兵，伺机进攻。起义军仅有长安附近一些地方，形势非常不利。

　　黄巢也曾想打开局面，八八一年，使尚让等率兵五万攻凤翔。尚让等自以为势大，行军不列行伍，遇伏兵，大败逃回，损失兵士二万余人。有人在尚让官署门上写嘲笑诗，尚让羞怒，拘官署内官吏及看门人，一概挖眼珠倒挂而死，又搜杀城中能作诗的人。唐军一部乘胜进攻长安，黄巢以为庸大军来了，率众仓皇出城。唐军入城大掳掠。黄巢停在霸上，看到唐军不整，又无后援，率众还城，杀死唐军十之八九。他的地方守将同州（治冯翊，陕西华阴县）刺史王溥、华州（治郑县，陕西华县）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听说黄巢出城，也各弃城率欢逃往邓州。当时朱温守邓州，斩王溥、乔谦，令宋岩回商州。唐军来攻，黄巢便弃城逃走，地方守将也照样出逃，事实证明黄巢和部将们已经泄尽了起义军的胆气，化为得乐且乐偷安旦夕的一小群懦夫。同、华二州被唐军占去，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令朱温自力去取。唐同州刺史逃走，朱温据有同州（华州由李详取回）。自力去取的意思是得地就做刺史，不得就做不成刺史；反过来说，得地的人可据地自有，与齐朝无关。大抵将领各拥所部，自立门户，起义军分裂成许多碎片，黄巢的号令失去作用，也就失去战斗力。八八二年，朱温为抵御唐河中镇王重荣的压迫，屡次请求援救，黄巢全不理会。朱温知黄巢将亡，投降王重荣。黄巢不救同州，很可能是没有受调遣的军队。同州降唐后，李详也要降唐。黄巢杀李详，任命弟黄邺为华州刺史。李详旧部属逐走黄邺，自立军主，投降王重荣，这说明部将自成势力，连黄邺去继任也不被接受，黄巢是个孤立的首领。

　　起义军在长安前后三年，暴露如此严重的弱点，罪过全出于黄巢、尚让等一群统率者方面，起义军兵士成了这群人的牺牲品，除了寄以深切的同情心，谁还能对士兵有什么非议。当然，统治阶级毁谤起义军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史书说当时一斗米价贵至三十缗，起义军向唐军买人作食粮，唐军捕捉山寨居民卖给起义军，按肥瘦论价，一人值数百缗。起义军统率者不让兵士吃三十缗一斗的米，却让吃数百缗的人，这是讲得通的话么？不过，史书既然说了，唐军应该确有卖人的事。那就是起义军兵士不满统率者的腐化，纷纷散走，统率者要补充兵卒，出重价招兵，唐军是盗贼，捉山寨居民按强弱来换钱，这就成为史书所说按肥瘦论价的人肉买卖。

　　尽管起义军存在着过多的弱点，但包围长安的唐军，弱点也并不较少于起义军。唐军利在各据屯兵地点，号称进攻长安，向唐朝廷讨重赏，同时也向起义军谋利益，卖人就是其中的一例。双方形成相持的局面，谁也不想进攻谁。真正急于消灭起义军的人，是那些宦官。因为唐后期的朝廷，实际是宦官的朝廷，唐朝廷不能回长安，当然是宦官的大害。八八二年，由宦官杨复光倡议，招野蛮的沙陀酋长李克用来攻起义军。李克用接到唐朝廷的诏令，立即率沙陀兵从晋北出发到河中。八八三年，渡河入同州（朱全忠所据地）。李克用联合唐河中、易定、忠武等镇兵，与尚让所率起义军十五万人大战，尚让大败。李克用进逼长安，黄巢率残部自蓝田经武关走入河南境。李克用等军入城，大肆掠夺，长安宫殿民房和居民，被烧杀后所存无几，统治阶级称为立“大功”的“官军”，就是这样凶残的一群强盗。

　　农民起义军，开始时必须流动攻击敌人，腐朽朝廷的统治区，空隙是到处存在着的。但在流动作战中，统率者必须逐渐建立起军事纪律，并且学会正式的攻守战。只有能攻能守，才能取得立足地，逐个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政治上要有些新气象，争取广大民众的拥护。黄巢率领的起义军，始终是流动行军，不守城，也不打硬仗，更不知作些政治措施，单凭兵多（入关时号称六十万），以声势取胜，决不能持久。起义军在江西击败淮南兵，唐最著名的将帅高骈便称病不敢出战，守淮诸镇兵便不战而溃，逃回本镇，事实证明打硬仗的重大作用。起义军渡淮回来，势力比被迫渡江南行时强大数十百倍，入河南境特别是取得东都以后，有力量占领河南州县，消灭唐河南诸镇，建立起以东都为中心的立足地。整顿军队，发布政令，收揽民心，然后入关灭唐朝廷，不过数年，起义军很有可能取得胜利。黄巢不立后方，一心想做皇帝，带着几十万人进入长安，皇帝名号是得到了，起义军却被这些统率者断送了。归根说来，统率者本身腐化，前途只能是失败。

　　八八三年，黄巢逃到河南，使前锋将盂楷攻击蔡州，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黄巢移兵攻陈州（治宛丘，河南淮阳县），战败，孟楷被杀。黄巢忿怒，与秦宗权合兵猛攻陈州，不能取胜。据史书所记，当时河南大饥荒，黄巢用人当食粮。一说，取死人置臼中捣碎，连骨粉带皮肉一起吃；一说，捉活人投臼中捣碎食用，称发“粮”的处所为“舂磨寨”。这又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毁谤。秦宗权后来作乱时，曾车载盐渍尸体充军粮，统治阶级用后来秦宗权的野兽行为横加在黄巢身上，并且描写得更加恐怖，其实，围陈州时，不用说黄巢，连秦宗权也还不曾食人。

　　起义军兵士，在长安开始大量散走，尚让与李克用决战，兵数不过十余万。黄巢逃到河南，兵士散走更多，起义军事实上已经结束，残存的不再算是起义军。投降唐朝的黄巢部将，例如朱全忠，本拥有一支大的军队，八八三年，自同州去宣武镇作节度使，所部只有数百人，可见原来的起义军兵士都散走了。黄巢率领一些残余兵将，在河南还算是最强的一个。唐将周岌（忠武镇）、时溥（感化镇）、朱全忠都抵敌不住，请李克用来援救。黄巢、尚让等攻汴州，李克用击破黄巢军，杀万余人，黄巢军溃散。尚让率所部投降时溥，葛从周等多人率所部投降朱全忠。李克用追击黄巢，黄巢率余众不满千人，逃往兖州。时溥使部将率尚让追捕黄巢。黄巢带着一些家属逃入泰山。外甥林言杀黄巢、黄邺、黄揆及这些人的妻和子，取首级要到时溥处献“功”，路上遇唐兵。唐兵杀林言，取林言和黄巢等人的首级献给时溥。尚让是首相，林言是侍卫军长，都是黄巢的亲信，到最后，做的是这些事，黄巢部下一群统率者，大抵多是这一类的丑恶人，起义军为这群人所统率，怎末得免于失败！

　　民众起义的力量，终究是最大的力量。起义军固然被黄巢等人引导到失败的路上，但支离破碎的唐朝廷，经起义军的冲击，崩溃更加速，再也不能支持多久了。

简短的结论

　　长江流域（附浙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经济、文化都逐渐上升到黄河流域的水平，并且继续在上升。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隋炀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使得继起的统治者，不得不对农民阶级多少作出一些让步，政治措施有所改善。这样，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经济基地的、社会安宁持续到百余年的唐朝，出现在历史上。

　　唐朝比以前的统一朝代——两汉，更显得强盛而繁荣，唐前期，奠定了这个雄厚的基础。唐中期，藩镇叛乱，战争连年不息；唐后期，朝廷内部愈益分裂，统治力大为削弱。虽然如此，唐中期以至后期，在国外，声威还是很崇高，在国内，经济和文化还是在发展。这是因为唐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的经济在免于战乱的情况下，一直在上升。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总是有两种作法。一种是孔、孟的传统政治思想，即剥削较有节制的所谓行“仁政”。这在封建时代，应该说是进步倾向，因为农民迫切希望统治阶级不要夺去过多的生产品。另一种是腐朽势力的作法，那就是不顾农民死活，横征暴敛，贪得无餍，用来填无底的欲壑。进步倾向和腐朽势力在统治阶级内部常常发生斗争，如果进步倾向得势，阶级矛盾就比较缓和，出现“治平”的景象；反之，腐朽势力得势，制造各种祸乱，毒害民众，最后爆发农民起义，打击以至推翻腐朽统治。从表面看，一“治”一乱若循环，似乎是统治阶级自身的事情，实际上“治”是农民起义的产物，没有起义的威力，统治阶级是不会求“治”的。在这个“治”的时期里，社会生产力主要是农业生产力就得到一些发展的机会。

　　农民起义推翻隋炀帝统治，给唐统治者一个严厉的教训。唐前期三个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开元年间）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代表进步倾向，也就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在全国行施租庸调制和主要在关东地区推行均田制，使农民获得土地并减轻赋税，农业生产从而发展起来。与均田制相关联的府兵制，自然显出了它的实力。唐前期国内安宁，四裔宾附，富强无比，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获得土地。

　　唐前期，政治上进步倾向占优势，但腐朽势力也在滋长着。以士族为首的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庄田制逐渐代替均田制，农民失去土地，府兵制不得不改为募兵制，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政治上腐朽势力占有优势，强盛的唐前期也就开始转入外强中干的唐中期。唐前期因军事胜利，疆域扩大，白东北到西北边境上，以及边境附近的内地州县，居住着当时称为蕃人的大量内附诸族人。募兵制行施后，蕃人应募当兵，特别是当骑兵，成为唐边镇兵的主要组成部分。唐玄宗重用蕃将，兵权实际上落入蕃人手中，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几乎推翻腐朽的唐朝廷。此后，一联串的反叛、讨叛战争，使得唐朝统治力愈益衰弱，腐朽势力愈益得势，剥削愈益苛暴，庄田愈益发达，农民遭受战争和赋税的痛苦是非常沉重的。腐朽势力占优势的唐中央政权和蕃人为主体的地方割据，进行长期的战争，是唐中期的特征，唐宪宗暂时统一，结束了唐中期的局面，但结果并不是恢复唐前期的统一，而是转入更腐朽的唐后期。

　　庸初定制，政权归士族（贵族也在士族内）执掌，工商杂类，不得入仕。士族过着腐朽生活，需要大量奢侈品供浪费。以商人为首的工商业，和农业逐渐衰萎的情况相反，一直在发展。工商业者要求参与政权，出身杂类的宦官，从唐玄宗时开始，逐渐取得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就自然成为工商杂类的政治代表。唐中期，宦官已是士族的对抗力量。唐后期，宦官掌握皇帝本人的生杀予夺权，唐朝廷实际是宦官政权。士族中一部分投靠宦官，一部分不服，与宦官争夺权利，这就出现南、北司之争，也可以说是士族与工商杂类之争。士族活动范围缩小，得官职不易，因而相互间争夺加剧，这就出现朋党之争。朋党的一方往往依附宦官，朋党之争也可以说是南、北司之争的附属品。唐后期，朝廷承认河北三镇独立，不再有战争。朝廷内部尽量进行着这些争夺，可以无所顾忌。争夺的得胜者就是得官者，得官的意义是无所顾忌地敲剥民众。民众被迫走到死亡线上，除了发动起义战争，再也没有其他可走的路。

　　起义首先在浙东爆发。由于起义的统率者裘甫等人，本身存在着必败的弱点，起义很快被唐朝廷镇压下去。王仙芝、黄巢在北方起义，规模比浙东大得多，唐朝廷终于被黄巢起义军驱逐出长安。由于黄巢等统率者，本身存在着必败的弱点，结局不能不是失败，但唐朝廷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崩溃也加速了。

　　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割据势力乘机混战，各霸一方。九○七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唐后期结束，五代十国开始。

第三章 大分裂时期——五代十国——九○七年——九六○年

第一节 占据中原的五个小朝廷

　　唐末和东汉末相似，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封建割据势力便横行一时，纷纷占领土地，进行混战。唐朝经济比东汉发达，富饶的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因之，东汉以后，长江流域只能建立蜀、吴两国，唐以后却可以成立好几个小国。东汉末，国境外没有强邻，唐末却有东北方新起的辽国（契丹），积极参加战乱。东汉末割据者都是汉族军阀，在唐末割据者中，占重要地位的却是争夺中原地区的沙陀族人。这是迁居到境内不久、半开化的游牧人。他们只知道打仗杀掠，不知道有所谓政治。他们很快建立起政权，也很快被别人夺去，忽起忽灭，增加了混乱，延长了分裂，由于这些原因，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比东汉以后的三国，分裂的局面更为破碎，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的灾难更为严重。

　　但是，尽管在政治上分裂成许多国家，经济上却互相依赖，南北交换货物，即使战事紧张，商业也不曾隔断过。这种经济联系的程度，远远超越三国、南北朝时期。正因为这个缘故，只要中原地区趋向于稳定，南北统一的时机，就会到来得快一些。

　　三国时期，三个国内部都比较稳定。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各国战争较少，经济一般都在上升；黄河流域早在八六八年庞勋作乱时开始，战争连年不停止，五代时尤为剧烈。前后九十余年的军事破坏，黄河流域疲惫不堪，两大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相差颇远，五代北宋都建都在开封（后唐都洛阳），就是北方愈益依赖南方的明证。从此，中国南北经济联系比隋唐时期又大进一步。中国是不可割裂的整体，自五代时起，表现得更显著了。北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不再发生三国式的或五代十国式的分裂现象。

　　下面略述占领中原的五个小朝廷。

一 梁朝（九○七年——九二三年）

　　八八三年，朱全忠率所部数百人到宣武镇。在四面都是强藩割据的环境里，朱全忠勇于作战，又长于谋略，从弱小的地位逐渐变成强大，到九○五年，拥有关中和关东广大地区，成为唯一强大的军阀。朱全忠消灭许多割据者，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这可以说是不小的成就，建立起梁朝，也就算是合理的事情了。九○七年，朱晃（朱全忠改名）用禅让形式即皇帝位（梁太祖），国号梁，建都汴州城，改称为开封府（东都），改唐东都洛阳为西都。

　　梁是短促的小朝廷，但也改革了一些唐朝的积弊。唐时枢密使二人与左右神策军中尉合称四贵，是执掌军政大权的宦官首领。梁太祖废枢密院，别立崇政院，任敬翔为院使。院使备皇帝顾问，参与谋议，宣皇帝意旨，地位比宰相亲近，权力比唐枢密使低，实际只是一个被信任的幕僚。唐昭宗大杀宦官，有些宦官逃避到藩镇处藏匿。九一○年，吴越国王钱镠上麦称，本境有避死宦官二十五人，请求朝廷录用。梁太祖答称，正在革弊，宫中不要这种人。唐礼部尚书苏循自以为办禅让有功，希望做梁宰相。敬翔说，苏循是唐朝的鸱枭，卖国求荣，不可立足在新朝。梁太祖下诏，勒令苏循等十五个唐大官致仕。苏循被斥逐出朝，投靠河中节度使朱友谦（九一二年，朱友谦降晋，仍任河中节度使）。梁朝不容纳宦官和高级士族两个腐朽物，显得比唐朝有些新气象。唐朝自唐僖宗广明年间起，不给百官傣禄，任令自行搜括。九○九年，梁朝用度稍见充裕，开始发给百官全俸。更为重要的一条改革是宣武镇租赋比别镇较轻，因此民众略得安生，兵力也就强大，战争多获胜利。梁太祖即帝位后，禁止额外差役，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旧五代史·食货志》说“梁祖之开国也……以夷门一镇（宣武镇）……内辟污莱（开荒田），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及末帝（朱友贞）与庄宗（唐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梁太祖出身农民起义军，后来叛变作军阀，但民众的威力，他还懂得一些，减轻租赋，就是对民众作了些让步。

　　梁固然改革了一些唐朝的积弊，但从开国到灭亡，大小战争始终不曾停止过，减轻租赋的意义，对民众说来，也就很有限了。下面叙述九○七年梁建国以后的几次大战争，每次战争都损失大量的民命和财物。

　　九○二年以后，李克用被压制在河东一隅，不敢出兵与梁争锋。九○八年，李克用死，子李存勗继晋王位。李存勗是十分好战的武人，喜欢亲身冲锋陷阵，象个勇猛的先锋将。李克用治军宽弛，不讲纪律。李存勗训练士卒，令骑兵不见敌不得骑马；部署既定，谁也不许违背；分路行军，不许过期迟到。凡违军令，一定斩首。以沙陀人为骨干的一大群劫贼，经李存勗整顿，组织成精整的军队，李存勗也就成为梁的劲敌。

　　九一○年，梁太祖要消灭成德镇，使杜廷隐率魏博镇兵夺取成德镇的深、冀二州城，成德节度使王熔向李存勗告急，李存勗率大军来救。梁太祖命令统军大将说，我把全部精兵交给你们，镇州城即使是用铁打成的，也得给我攻下来。李存勗对大将周德威说，我国兴亡，在此一战，我先冲锋，你率大军接应。梁、晋双方都下了最大的决心。九一一年，两军在高邑（河北高邑县）决战，梁军大败。晋兵杀梁兵二万人，夺得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计数。在大屠杀中，成德兵恨杜廷隐杀尽深、冀二州守兵，杀梁降兵极为惨毒。杜廷隐听到败信，弃深、冀二州城，城中老弱全被活埋，丁壮全被掳去当奴婢，只剩下一些破墙。军阀混战，民众遭殃，这不过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经这次大战，梁非常怕晋，优势从梁方转移到晋方。

　　梁太祖听说晋兵南下，九一一年自洛阳亲率大军到魏县（河北大名县西）抵挡晋兵。有人误报说，沙陀来了！梁军动摇，兵士多逃走，严刑不能禁。又有人报称不见敌兵，才平静下来。梁太祖看到颓势已成，暴躁的性格变得更加暴躁，往往因小事杀功臣老将，军心恐慌，只好退兵回洛阳。九一二年，李存勗攻幽州刘守光，梁太祖率大兵号称五十万，昼夜行军到观津冢（河北武邑县东南），想乘虚攻成德镇。成德镇巡逻兵数百骑前来，有人说，晋兵来了。梁太祖连帐幕也顾不得收起，急忙引兵往枣强（河北枣强县），与攻城的梁将杨师厚合军。晋将李存审与先锋史建塘等率数百骑黄昏时冲入梁军乱杀，梁军惊扰，有人说晋大军来到。梁太祖大惊，烧营连夜逃走，急奔一百五十里，第二天早晨逃到冀州，损失军资、器械无数。后来他得知晋军只是些游兵，又羞又恼，发病退回洛阳。他病重不能起床，对近臣说，我死，儿子们不是李存勗的敌手，我没有葬身地了！痛哭得死去又活过来。这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凭着他的异常凶狡，挣得了一个皇帝的称号。称帝以后，愈益酷爱女色，象禽兽一样淫乱，儿媳妇都得入宫侍寝。儿子们也借此谋继承权，彼此间争斗非常激烈。他正在痛心死后无葬身地，第三子朱友珪眼看继承无望，夜间率兵入宫结束了他的生命。朱友珪宣告自己做梁皇帝。梁群臣不服。九一三年，第四子朱友贞杀朱友珪，在开封作梁皇帝（梁末帝）。

　　九一三年，李存勗攻破幽州，免后顾之忧，准备出全力攻梁。梁大将杨师厚据天雄镇（魏博镇），选军中勇士数千人，号称银枪都，给养优厚，作为牙兵，实行割据。九一四年，杨师厚死。梁末帝想削弱天雄镇，割相、澶、卫三州，别立昭德镇，任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梁末帝使名将刘率大军助贺张二人赴镇。天雄军拒绝分镇，以银枪都为首，逼迫贺德伦投降晋国。李存勗率大军入魏州，收银枪都作亲兵，自兼天雄节度使。李存勗不战获得一个大镇，晋、梁力量对比，发生大变化，梁处境更不利了。晋军与刘军接战，刘主张先取守势，伺机出击；梁末帝主张速战速决，派人去督战。九一六年，刘军在魏州城外大败，全军七万人被杀，只剩下一些散兵。河北州县都为晋国所有，梁仅保存刘自守的黎阳一城。这是晋、梁两国决胜败的一次大战，梁末帝也知道：我的大事完了！

　　梁军战败，不一定大事就完了。梁所以必亡，主要原因还在于梁朝廷内部的分裂。梁末帝信任赵岩及妻族张汉鼎、张汉杰等人，军国大事都和这些人商量，命将出兵也派这些人去监视。赵岩等依势弄权，卖官枉法，离间旧将相。老谋臣敬翔、李振畏罪避祸，不敢献议；名将刘不得行施用兵计划，战守都受朝廷牵制。刘对诸将说，主上居深宫中，不知军事，只相信无知少年的议论。用兵在临机制变，不可固执成见，现在晋兵强盛，出战一定不利，奈何！梁军向来怕晋军，作为主将，又这样缺乏斗志，魏州城外大败，刘自然有责任，但根源是内部分裂。梁末帝不能改变已成的危局，使得分裂愈益深刻化，一直到亡国。

　　李存勗取得河北，声势大振，以魏州为大据点，准备进攻河南。梁兵守黄河南岸。九一七年，李存勗率步骑渡河攻占重要渡口杨刘城（在山东东阿县北）。从此，杨刘成为晋、梁交兵的焦点。九一八年，梁军数万人攻杨刘，掘开黄河口，水势弥漫，借以保护军垒。李存勗看出梁军并无战意，只是想凭河自守，从水浅处涉水进攻，梁军大败，死伤甚重。李存勗调动全部兵力在魏州集中。梁末帝也调集全部兵力，使步将贺瓌、骑将谢彦章率领，抵御晋军。李存勗引兵自杨刘到麻家渡，梁军屯濮州（山东甄城县）北行台村，两军对峙，相持不战。贺瓌忌谢彦章与自己声望相等，诬谢彦章谋叛，杀谢彦章等著名骑将数人。

　　李存勗喜欢，说：他们将帅自相屠杀，快亡了，我如果引兵直指开封，贺瓌岂能守营不出，只要出来，我一定战胜。李存勗率军号称十万，自麻家渡西行到胡柳陂（在濮州西），贺瓌弃营追踵到来。两军大战，梁骑将王彦章战败，率骑兵逃往濮阳（河南濮阳）；晋军也散乱不成队伍，大将周德威战死，大将李嗣源逃往河北。李存勗收集散兵，亲率李从珂（李嗣源养子）与银枪都大将王建及冲击，夺得一座土山。第二天两军在山下对战，梁军只有步兵，晋军用骑兵陷阵，梁军大败，死亡约三万人。李存勗喜爱冒险搏斗，恃勇少谋，老将李存审（李克用养子）劝他持重，他反说老头子妨碍他作戏。他一向看战争是游戏，有时从危险中被部将们死力救出来，也只说声几乎给敌人笑话，并不悔改。恰好他的对手梁将少勇又少谋，他的恃勇成了取胜的手段。这次大战，不听周德威的计谋，轻率接战，虽然转败为胜，却同梁军一样，损失兵力三分之二，进攻的力量削弱了。当时开封是空城，梁末帝大恐慌，想驱市人登城防守，又想逃往洛阳，后来得知晋军不来，才平静下去。这是俱伤而两败的一次战争，战后双方都在调配新兵力作第二次决斗。

　　九一九年，李存审在澶州治所顿邱县（河南清丰县西南）境德胜地方夹黄河筑南北二城，屯兵据守，从此，德胜成为晋、梁交兵的又一焦点。梁大举攻德胜南城，梁军战败，退回行台村。梁大将王瓒移大军到德胜上游十八卫处杨村，夹河筑垒，造浮桥通南北。晋军已造船桥连德胜两城。李存勗战败，几乎被俘，接着王瓒战败，晋军乘胜取得濮阳。梁末帝任戴思远为大将，代王瓒拒晋军。九二一年，成德镇大将张文礼杀节度使王熔，据镇州自为节度使，召契丹兵来抗拒晋军。李存勗留李存审、李嗣源守德胜，自率精兵攻镇州。九二二年，契丹主阿保机率兵长驱南下，进攻定州。李存勗大破契丹兵，驱契丹出境。戴思远出兵五万攻德胜北城，李存勗回兵救德胜，梁军退走。李存勗用伶人杨婆儿作卫州刺史，杨婆儿贪虐，城防疏懈，梁将段凝攻取卫州，与戴思远合兵，夺得澶州以西、相州以南土地，晋军损失军储三分之一，梁声势又振。晋军攻破镇州，李存勗自兼成德镇节度使，唐中期以来河北三叛镇，至此才最后消灭。

　　九二三年，李存勗在魏州自立为皇帝（唐庄宗），国号唐。唐庄宗使李嗣源袭破郓州（山东东平县），梁末帝大惧，罢免戴思远，任王彦章为大将，段凝为监军，谋夺回郓州。王彦章攻破德胜南城，声势大振。唐庄宗放弃德胜北城，自率大兵坚守杨刘城，与梁军十万日夜苦战。王彦章解围退保杨村，唐军也回据德胜。王彦章憎恶赵岩、张汉杰等人，说，等我得胜，回朝杀尽这批奸臣。赵、张等惟恐王彦章得胜，任同党段凝为大将，召还王彦章。段凝智勇俱无，不曾立过战功，用厚赂取得王彦章的大将地位，全军将领和士卒都愤怒不服。段凝在滑州酸枣县（河南延津县）决黄河口水灌曹、濮、郓等州，阻止东面唐军的活动，自率大军抵御澶州唐主力军。梁末帝使王彦章率兵一万去攻郓州。唐庄宗采纳郭崇韬的计谋，留兵坚守杨刘，自率轻骑从郓州袭取开封，一举消灭梁国。唐庄宗率精兵从郓州出发，命李嗣源为先锋，路上擒获王彦章，经过曹州，直向开封。梁末帝自杀。李嗣源、唐庄宗先后入开封城，梁国文武百官降唐，段凝率全军投降，梁亡。

　　自九○八年唐庄宗即晋王位时起，与梁连年战斗，特别是九一三年以后，双方都出动全部兵力，在杨刘、德胜一带反复进行拉锯战。两国民众，丁壮被迫当兵，枉死在战场上，老弱耕作，所得还不够纳赋税。孔谦给唐庄宗筹划军需，急征重敛，民众愁苦不堪，孔谦却获得大信任。魏州驻兵最多，民众负担也最重，无力缴纳赋税。唐庄宗责备收税官赵季良。赵季良问，你何时可平河南？唐庄宗发怒道，你的职务是督税，敢管我的军事！赵季良说，你要攻取梁国却不爱百姓，一朝百姓变心，怕河北也保不住，还想什么河南。唐庄宗算是听了话，不再使赵季良追欠赋，但孔谦是会给他穷追欠赋的。先后十七年战争，梁、唐两国民欢所遭战祸都极其严重，如果说，战争也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就是唐庄宗消灭唐中期以来的河北三叛镇，最后合并唐、梁为一国，比梁更进一步地统一了黄河流域。

　　梁先后凡十七年。

二 唐朝（九二三年——九三六年）

　　唐庄宗在军事上不过是个敢于冒险猛攻的先锋将，灭梁以后，猛气全部消失了。在政治上则是个唐朝腐朽势力的总代表。梁太祖还想革弊，唐庄宗把弊全部恢复了。梁大将王彦章说，李亚子（唐庄宗小名）是个斗鸡小儿，何足畏。的确，他把战斗当作斗鸡寻乐，此外便一无所知，梁斗败，自己也接着灭亡。

　　九二一年，唐庄宗准备做皇帝，首先寻找唐旧臣，以便建立起同唐朝一样的朝廷。唐礼部尚书苏循，自朱友谦处来到魏州。苏循入牙城，望见王府就跪拜，叫做行拜殿礼。见晋王，呼万岁，行舞蹈礼，涕泣称臣，表示忠诚。第二天，献大笔三十枝，叫做画日笔。这是依庸朝旧制，皇帝每天要用一枝笔。出身游牧部落的武夫看到这样的排场，非常喜欢，即时任命苏循为河东节度副使。被梁太祖看作鸱袅的苏循，现在又找到门路了（不久死去）。九二三年，唐庄宗称皇帝，仿唐朝旧制置百官，选唐朝著名士族豆卢革、卢程作宰相。二人都是轻薄无能的贪官，单凭门第作大官，正说明唐庄宗看政治只是一种儿戏。

　　唐庄宗是个昏暗无知的蠢人。他亲信宦官和伶官。他幼年就喜爱演戏，称帝后仍面涂粉墨，与优伶同演，诨名叫“李天下”。某次演戏，自呼“李天下，李天下”，一个优伶上去打他的嘴巴，大家都很惊骇。这个优伶说，理（李）天下的人只有一个，怎末叫两个。他挨了打还很高兴，厚赏这个优伶。伶官出入宫廷，侮弄朝官，群臣愤恨，不敢出气。最受宠信的伶官名叫景进，专替他探听宫外的事情。他依靠伶官作耳目，自然只能闻见是非颠倒的事物。一些朝官和四方藩镇争着送贿赂给伶官，只要伶官说好话，做官就得到保障。九二三年，他从开封迁都洛阳，嫌原有的宦官五百人不够用，下令召集逃在各地的唐朝宦官，总数将近一千人。他优待宦官，当作自己的心腹。唐昭宗杀宦官后，宫内各执事部用士人代替，梁朝也用士人，居庄宗恢复唐旧制，宫内各执事和诸镇监军全用宦官。士人的仕途被夺，自然很不满意；节度使都是功臣武将，被监军侮辱并侵夺权力，自然愤怒不平。他听从宦官的建议，照唐朝旧制，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从州县上供的入外府，充军国经费，从藩镇贡献的入内府，充皇帝私用及赏赐近臣，外府常空虚不敷开支，内府却财物堆积如山。军士犒赏微薄，甚至衣食不足，都心怀怨恨，要离开他另找主人。宦官想大增宫女，诈称洛阳宫中有鬼怪。老宦官对唐庄宗说，我们曾奉事过咸通（唐懿宗）、乾符（唐僖宗）天子，那时候，六宫至少有一万人，现在宫女太少，空屋太多，所以有鬼怪出现。他使宦官、伶官出去掠夺民间女子，见美女就抢，不问是什么人。他从魏州回洛阳，魏军诸营妇女被抢去千余人，用牛车载回洛阳宫。魏州是与梁作战的大据点，银枪都又是立战功最多的亲军。抢魏军妇女，魏军和银枪都当然要大怨恨。唐庄宗用伶官、宦官作耳目心腹，所有朝官、武将、军士都和他分离了。

　　唐庄宗又是个骄傲自矜的蠢人。他不许有人比自己高强，有功不赏和疑忌功臣，是他败亡的又一个原因。早在九一六年，他和梁将刘在河北决战的时候，梁末帝使将军王檀率兵三万袭击晋阳城，想一举消灭晋军的总后方。当时晋阳没有守兵，留守者张承业征发市上人守城，非常危急。退休的老将安金全自告奋勇，得张承业允许，率本家及其他退休将家的子弟数百人出城击退梁军，晋阳得暂时保存。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派勇将率精骑五百飞奔来救，声称昭义大军随后就到。梁军害怕，退出河东境。唐庄宗嫌安金全等立奇功，说不是奉自己的命令行事，不须给赏赐，这次有功不赏，倒还没有影响前方作战的将士，因为奉他的命令行事，确实得到赏赐。九二三年，李嗣源率养子李从珂充先锋，攻入开封，唐庄宗喜极，牵李嗣源衣，头触李嗣源说：我得天下，是你父子的功劳，我要同你共有天下。灭梁以后，他举手对功臣们说，我从这十个指头上得天下。意思是你们都没有功劳。他不赏功臣，却用伶人作州刺史，有功军官，莫不愤怒。战功最多的李嗣源，首先遭到猜忌。李嗣源自成德镇入朝，留在洛阳，遇险好几次，得宦官李绍宏保护，才免被杀害。当唐庄宗初入开封时，附近各割据国都恐惧。吴国执政徐温怕唐兵来攻。谋士严可求笑道：不妨事！听说唐帝刚得中原，便志气骄满，胡乱对待臣下，不出几年，将要内变，我国卑辞厚礼，保境安民，等他失败就是了。吴国使官自洛阳回国，说唐帝成天打猎，贪财拒谏，群臣怨恨，决不会成事。徐温听了才放心。荆南割据者高季兴亲自入朝，回国后对将佐说，唐帝一味骄矜，功臣解体，又专爱打猎，迷于女色，怎能久长，我不愁了。这些观察都很准确。梁国刚灭亡，唐庄宗败亡的征象已经十分显著。

　　这个蠢人昏暗骄矜，闹得统治阶级内部众叛亲离，败亡必不可免。他最大的罪恶是残害民众，比梁帝更显得是个民贼。他委孔谦管财政，重敛急征，民不聊生，正如《旧五代史·食货志》所说“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谨，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孔谦搜括财物来满足唐庄宗和刘皇后、宦官、伶人这一群人的贪欲，民众穷困，愁怨无告，唐庄宗却赐孔谦“丰财赡国功臣”的名号。他的民贼面目，既然暴露得如此明白，那末，他的败亡也就迫在眼前，无可逃避。

　　九二四年，唐庄宗派遣使官到前蜀国观察形势。使官回来说，蜀主王衍荒淫无道，君臣上下专讲究奢侈生活，看来，只要大兵一击，蜀国就瓦解土崩，不能自保。唐庄宗很同意这个看法，准备出兵灭蜀。正在这个时候，南汉国主刘岩派使官来洛阳观察形势，使官回国说，唐帝“骄淫无政，不足畏也”。荒淫无道与骄淫无政是同一的意义，果然，在这次灭蜀战争中，王衍的蜀与唐庄宗的唐同时消灭。九二五年，唐庄宗任长子李继岌为西南行营都统，谋臣郭崇韬为都招讨使，率兵六万攻蜀。郭崇韬是实际统率者，全军都受他的指挥。唐军自凤翔入大散关，进入蜀境，所带军粮不够十日用，恰好蜀国守将纷纷迎降，供给军粮。唐军顺利前进，王衍投降。唐洛阳出兵到入成都，相隔只七十日，说明蜀国腐朽到不堪一击。唐的腐朽在得胜后也爆发出来。先锋将康延孝自以为功大，应得重赏，郭崇韬却奏荐亲信将董璋为东川节度使（西川节度使一职，郭崇韬早已保荐孟知祥），康延孝大怒。郭崇韬权大，专擅一切军事政事。李继岌名为都统，毫无实权。宦官李从袭助李继发争权，在洛阳的宦官，全力向唐庄宗和刘皇后进谗言，说郭崇韬有异心。唐庄宗疑信参半，刘皇后自出密令，使李继发杀郭崇韬。九二六年，唐军将回洛阳，李从袭迫李继岌杀郭崇韬。西川节度使盂知祥到成都，接管政权，蜀地得免变乱，变乱只限在李继岌军中。

　　李继岌大军自成都出发，令康延孝率一万二千人为后军。康延孝到剑州（四川剑阁县），自称西川节度使，拥兵西行夺成都。李继岌使任圜会合董璋兵击叛军，攻战数月，捕获康延孝，李继岌才得继续行军东归。

　　郭崇韬被杀，功臣旧将莫不疑惧，谣言大起。魏州军怨唐庄宗不赏旧功，乘人情不安，拥指挥使赵在礼为魏博留后，据魏州作乱。李继岌大军正和康延孝作战，唐庄宗一时找不到良将，只好再用李嗣源，使率一部分亲军去攻魏州。亲军又号从马直，是唐庄宗从各军中挑选勇士组成的精锐军队。指挥使郭从谦，本是伶人，认郭崇韬为叔父。郭崇韬死后，郭从谦对部属称冤。唐庄宗曾对他戏言，说，你为什么违背我去依靠郭崇韬，想干什么？郭从谦大惧，加紧鼓动亲军作乱。李嗣源率亲军到魏州城下，准备第二天攻城。夜间亲军哗变，拥李嗣源为主。赵在礼击散亲军，拥李嗣源入城。这时候李嗣源似乎还没有反意，托故逃出城，到魏县招集散兵。后来女婿石敬瑭劝李嗣源夺取开封，据形胜地反抗唐庄宗，李嗣源才下决心谋自立。河北州镇都归附李嗣源，军势大振。李嗣源率军向开封，使石敬瑭为先锋，李从珂为后殿，进入开封城。

　　唐庄宗在洛阳，开始想到要收买兵心，拿出内府金帛，宦官、伶官也献出财物，赐给诸军。兵士拿着赐物骂道，我们妻儿早已饿死，得到这些有什么用！唐庄宗率军向开封，到中牟县，听说李嗣源已先入，诸军归附，知道不能再前进，神色沮丧，登高眺望，对人说，我不成了！下令退回洛阳。兵士沿路逃散，只剩下一半。他好言抚慰卫土们说，刚才得报说魏王（李继岌）又送来西川金银五十万两，到京后都赐给你们。卫士回答说，太迟了，谁也不会感谢。宰相和宦官请唐庄宗亲去扼守汜水，等魏王攻蜀军来到，再作打算。唐庄宗同意这个建议，定期出发，骑兵步兵先在城外等候。郭从谦率从马直攻入宫城，唐庄宗率十余人力战，被流矢射死。李继岌率军到关中，进退失据，在渭南被李从袭杀死。任圜代领全军归降李嗣源。唐庄宗败亡是不可逃避的。出大兵攻蜀，杀郭崇韬，造成这样的一种败亡。如果不攻蜀，不杀郭崇韬，也会出现别一种的败亡。因为他的行为，对民众说来，是十足的民贼，对统治阶级内部说来，是完全的独夫，想得个立足地是不可能有的。

　　李嗣源出身沙陀平民，没有姓氏，只有一个小名叫邈佶烈。李克用有许多养子，一部分用存字作排行，另一部分用嗣字作排行，李嗣源就是嗣字排行中的一个。他长于骑射，积累战功，逐渐升迁为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首将）。唐庄宗失军心，总管自然成为诸军推戴的总首领。九二六年，唐庄宗死，李嗣源入洛阳，宰相豆卢革率百官劝进，李嗣源只许用监国名义，说是要等李继岌回来。这一套取帝位的步骤，他并不懂得，但是，他做得很熟练，都是谋臣安重诲教给他的。在监国的短期间内，别人替他杀死李克用唐庄宗的子孙，沙陀贵族灭绝以后，才正式即皇帝位（唐明宗）。

　　唐明宗比唐庄宗有知识，知道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针对着唐庄宗的弊政作出一些改正。做监国时，首先宣布孔谦刻剥百姓、军民穷困的罪状，下令斩孔谦。凡孔谦所立苛敛法，一概废除。又令诸镇杀监军使。监军宦官与节度使争权，诸镇极为愤恨，这一措施，自然得到诸镇的欢心。即帝位后，禁止中外诸臣献珍玩等物。宫内只留老成宫女一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乐队）一百人，鹰坊（养鹰供畋猎）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宫廷组织如此简单，是任何帝王不能相比的。宦官数百人或窜匿山林间，或落发为僧，有七十余人逃到晋阳，唐明宗下令全部杀死。宰相任圜管财政，颇能建立制度，取得成绩，不过一年，唐明宗的地位稳定下来了。

　　唐明宗不识文字，四方奏章都教枢密使安重诲诵读，当时奏章通行四六文体，不仅听不懂，连安重诲也读不大通。安重海建议置端明殿学士，任冯道等为学士。唐明宗曾教训儿子李从荣说：我喜欢听儒生讲经义，很能开发心思；从前唐庄宗爱作诗，将家子弟缺乏修养，做来只供人暗笑，你不要学他。大概冯道等儒生，给他一些影响，因此粗暴性比他前后的沙陀皇帝都轻得多。他曾和冯道谈起连年丰收，四方无事。冯道说，我从前在先皇（李克用）幕府（当时冯道作掌书记），出差到中山（河北定县），山路险峻，我怕马倒，执缰绳很小心，幸而没有出事；出山走平地，让马奔跑，不再留意，突然跌下马来。治天下也是这样。唐明宗非常同意。又问冯道，现在年景不错，百姓是否富足。冯道答，农家遇荒年要饿死，遇丰年却苦于谷贱，丰荒都受害，是农家的特点。记得进士聂夷中有诗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描写农家情状，极其精切。农在四民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唐明宗听了感动，教人写下来，经常念诵。冯道是最能看风色的典型官僚，敢对唐明宗替农家诉苦，足见唐明宗平时对农家有一些同情心。九三一年，令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又许民间自铸农具及杂铁器，每田二亩，夏秋纳农具税钱三文。这些，都表示关心农事。据史书记载，他在宫中每夜焚香祷告上天说，我是蕃人，因乱被众人推戴；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百姓作主。这是因为赵匡胤生在九二七年（唐明宗天成二年），宋朝人伪造此说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他称帝的七年里，战事稀少，屡有丰年，民众获得短期的喘息，应该说是一个好皇帝。

　　任圜作宰相，安重诲作枢密使，都是唐明宗的忠臣，也都有些才能足以辅佐朝廷。安重诲恃宠骄横，任圜刚愎自用，二人往往争辩以至怒骂。唐明宗出身行伍，以为宰相看轻自己，很不满意。安重诲进谗言，九二七年，杀任圜。安重诲也渐被疑忌，九三一年，杀安重诲。先后杀两个重臣，说明唐明宗不能知人也不能用人，群臣离心，奸佞得势，败亡不可免了。骄兵悍将作乱，是店中期以来相沿一百几十年的积习，唐明宗年老多病，知道兵乱难免，九三三年，赐在京诸军钱物，接着又赐在京及诸道将士钱物。一月间两次赏赐，意思是想兵士感恩，不象唐庄宗那样吝啬招怨恨。结果却相反，兵将愈益骄横。李从荣见唐明宗病危，急于想夺得继承权，率兵攻宫门。宫中兵出击，杀李从荣。唐明宗受惊死去，子李从厚继位（唐愍帝）。

　　唐愍帝猜忌凤翔节度使李从珂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九三四年，令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李从珂怕离镇赴新任，在路上被杀，起兵反抗。唐愍帝派大军攻凤翔，大军在凤翔城下投降李从珂。李从珂搜括城中所有财物犒赏降兵。唐愍帝再发兵去阻挡李从珂军，出库藏赐兵士，允许得胜后，每人再赏二百缗。兵士更骄，公然说，到凤翔再领一份。李从珂引军向洛阳，唐愍帝前后派出的诸军，都在路上投降。李从珂到陕州，唐愍帝的亲信大臣，或逃或降，唐愍帝自领卫士五十骑逃到河北，在卫州遇见石敬瑭，要求相助。刘知远杀五十骑，只留下唐愍帝一人。李从珂使人杀唐愍帝。

　　李从珂入洛阳，即皇帝位（唐废帝）。唐废帝在凤翔，允许成事后兵士每人赏钱一百缗。九三三年，唐明宗两次犒军，库藏早已空虚。九三四年，唐愍帝又赏赐出战诸军，库中实存只有金帛三万两、匹。唐废帝督促官司，百般搜括民财，狱中人满。军士游市上，骄气逼人。市人聚众骂军士道，你们算是为主立功，反使我们鞭胸杖背，出钱犒赏，你们还洋洋自得，有一点良心没有！当然，军士不管市人怎样斥责，钱是不能少要一文的。唐废帝实在无法，只好减少赏钱，赐路上各降军将官每人七十缗，军士二十缗，在京各军将官和军士，每人十缗。军士失望，流言“除去菩萨（指唐愍帝），扶立生铁（指唐废帝）”。唐废帝刚登位，军士就要除去这块生铁。将官拥立一次新皇帝，就得一次升迁，军士拥立一次，至少要得一次重赏，因此，将官和兵士都乐于制造变动，五代皇帝也因此象走马灯一样，一个过去，一个出来，紧紧相接，不要几年，改朝换姓，每有变动，总是增加民众的苦难。唐庄宗死到唐废帝死，前后不过十年，变动尤为突出，这里叙述一下，借以了解五代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只存在着劫夺关系，再也不见其他带有某些积极意义的关系。

　　唐废帝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是唐明宗的左右手。两人都勇健好斗，向来彼此互忌。还有赵德钩赵延寿父子二人，赵德钩任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任宣武节度使，据有幽州、汴州两个重镇，也是唐废帝的劲敌。九三五年，唐废帝调赵延寿为枢密使，又使张敬达将兵屯代州，牵制石敬瑭。九三六年，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石敬瑭被猜忌，早就准备反叛，当然拒绝调任。刘知远劝起兵夺帝位，谋士桑维翰劝勾结契丹，作为后援。石敬瑭在非反即死的形势下，与唐废帝公开破裂。唐废帝使张敬达率兵数万围攻晋阳城。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条件是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亲，得胜后献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这个无耻已极的卖国贼，靠这些条件得到了契丹的援助，有了援助，这个卖国贼就胆壮起来，契丹主自将五万骑，号称三十万，到晋阳城下击败张敬达军。唐废帝兵力还很强，但志气消沉，昼夜饮酒悲歌，坐待死亡，不敢领兵亲自出战。张敬达率残部守晋安寨（在晋阳城南）待援，被部将杀死，残部将士投降契丹。契丹主命大将迪离毕率五千骑兵兼率张敬达旧部为先锋，石敬瑭在后面追随，自晋阳向洛阳进军。唐将领纷纷投降石敬瑭，唐废帝只好率本家老幼登楼自焚。唐亡。

　　唐先后凡十四年。

三 晋朝（九三六年——九四七年）

　　梁、唐两朝的几个皇帝，靠武力劫夺地位，这是军阀本色，倒也不算创例。石敬瑭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罪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当石敬瑭要向契丹主提出条件时，连刘知远都不很同意。刘知远说，称臣也就可以，当儿子似乎太过分。多送些金帛，契丹兵自然会来，不必许给土地，怕将来大为祸害，追悔莫及。这个卖国贼一心想做皇帝，不听刘知远的劝告，叫桑维翰写奏章，送到契丹。契丹主喜出望外，允许深秋马肥，出兵来救。张敬达是个无知武夫，契丹打败他，本不算什么智勇。石敬瑭拜见契丹主，请问战胜的缘故。契丹主说了一套以后，石敬瑭表示拜伏，实际是借此献媚，装出象个孝顺儿子的样。契丹主考察了好多天，相信他确实是尽忠尽孝的臣子，才正式对石敬瑭说，我看你的相貌和气量，够做一个皇帝，我要立你为天子。石敬瑭再三再四表示不敢当，文武部属都来劝进，这才允许作皇帝。他装出这些“逊让”的模样，自然是二号卖国贼桑维翰在替他策划。称帝以后，即时履行割地，断送了下列十六州：（一）幽州，（二）蓟州（治蓟，河北蓟县），（三）瀛州（治河间，河北河间县），（四）莫州（治莫，河北任丘县），（五）涿州（治涿，河北涿县），（六）檀州（治密云，北京市密云县），（七）顺州（治宾义，北京市顺义县），（八）新州（治永兴，河北涿鹿县），（九）妫州（妫音归guī治怀戎，河北怀来县），（十）儒州（治缙山，北京市延庆县），（十一）武州（治文德，河北宣化县），（十二）云州（治云中，山西大同市），（十三）应州（治金城，山西应县），（十四）寰州（治寰清，山西朔县东北），（十五）朔州（治善阳，山西朔县），（十六）蔚州（治安边，河北蔚县）。幽州镇以妫、檀、新、武四州为山后，河东镇以云、应、寰、朔四州为山后，山后也称山北。山南北都为契丹所有，可以随时南下侵扰。

　　唐末五代长期内乱，契丹因而逐渐变成强大的国家。唐末，刘守光据幽州，刘守文据沧州。九○九年，刘守文用厚赂招契丹兵入屯蓟州。刘守文战败，契丹退兵，占据营州（治柳城，河北昌黎县西南）。九一一年，契丹占平州（治卢龙，河北卢龙县）。契丹得营平二州，自然要进攻幽州。唐庄宗灭刘守光后，曾两次击败契丹，幽州才免于沦陷，唐明宗时，契丹主阿保机强迫唐使官姚坤写割让幽、定、镇三州状，姚坤坚决拒绝。契丹想第一步先夺取河北，野心显然，但并无夺取的实力。石敬瑭出卖十六州，从此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河东也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形成了契丹处优势晋处劣势的局面。如果单从地理这一点上说，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者相继取得南攻的胜利，先占十六州是有重大作用的。石敬瑭卖国的毒，一直流了四百余年。

　　契丹主率兵来援石敬瑭，击败张敬达，但张敬达所部兵士还有五万人，骑兵未受损失，坚守晋安寨，只要援兵到来，仍可反攻。唐废帝派出几路援兵，命赵德钧一路自飞狐（河北涞源县）抄契丹军后路，赵延寿一路攻晋阳南面。赵德钧父子派密使见契丹主，请立赵德钩为皇帝，条件是（一）父子所部两路兵南取洛阳，不烦契丹兵援助，（二）与契丹为兄弟国，（三）允许石敬瑭占据河东。契丹主觉得深入唐境，后路空虚；围攻晋安寨，一时不能攻下；范延光一路援军将从辽州（山西辽县）方面来（当时范延光军已被赵德钧牵制住）；赵德钧父子兵力尚强；山北诸州起兵截归路，将不能回去。他知道这些都对自己不利。他本来怕唐兵，屯兵柳林（晋阳城北），每天黄昏时便收拾行装，准备仓猝逃遁。赵德钩提出的条件，固然比石敬瑭差得多，被抄截后路的危险却可以避免，因此有意接受赵德钩的条件。石敬瑭听说，大为恐慌，赶快派桑维翰去见契丹主，跪在帐前，一把涕一把泪从早到晚苦苦哀求。最后，契丹主决计收留石敬瑭当儿子，叫赵德钩的使者回去。赵德钩父子所求不成，逃往潞州。石敬瑭随契丹主到潞州，赵德钧父子出城迎拜，被契丹主囚禁，送回契丹。赵德钩父子到契丹，见述律太后（阿保机妻）。太后问，你往太原想干什么？赵德钩答，奉唐主命令。太后指天说，你向我儿（耶律德光）求做皇帝，还敢当面扯谎！太后指自己的心说，这是骗不过去的。又说，我儿出发时，我对他说，如果赵德钧引兵向渝夫（山海关），就赶快退兵回来，太原不可救。你为人臣，想乘乱取利，行为如此，还有什么脸活着？赵德钩俯首不能答话，不久死去。赵延寿依然等待机会卖国求荣。述律太后这一通斥责，对良心早已死了的人，并无影响，但足以说明卖国贼不论做皇帝或当俘虏，在买主眼中，都不是当作有脸的人活着的。

　　九三六年，石敬瑭入洛阳（九三七年迁都开封），正式做了占领中原的皇帝（晋高祖）。他靠契丹得帝位，奉事辽主（九三七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尽恭竭敬，上表称臣，不敢称儿，称辽主为父皇帝，贡岁币三十万以外，加送辽主及述律太后以至辽相韩延徽、枢密使赵延寿等人大批贿赂。有些事辽方感到不如意，就派人来责备，他总卑辞谢罪，请求原谅。当时他的部属对这种情形有三类态度，第一类是“朝野咸以为耻”。这一类人最多，被割让的诸州镇也一样，经过反抗，才被辽国占去。例如大同（云州）节度判官吴峦告众人说，“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人推吴峦为主，闭城门拒绝降辽。九三八年，辽主令他免称臣，只称儿皇帝，就是想和缓第一类人“安可臣于夷狄乎”的公愤。第二类是想乘机夺帝位，例如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公然宣称“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这一类人有些是蔑视他，有些是要学他的作法，也向辽国求助，受封为皇帝。第三类是他的同类，坚决主张做辽国的臣子。这一类人有桑维翰等，人数最少，在朝廷上却最有影响。他称帝的七年里，连年发生兵乱，都是部将们想用武力夺他的帝位。桑维翰说，“陛下免于晋阳之难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负之”。所谓“不可负之”，就是得罪辽主，皇帝便做不成。九三七年，洛阳巡检使张从宾起兵攻汜水，他部署轻骑兵，准备自开封逃归晋阳。桑维翰叩头苦劝，要他看看风色，不可轻动。在一二两类人的压力下，他的地位极不稳定，除了依靠父皇帝，再没有别的指望。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不愿受辱，见辽国使官，总是箕踞大骂，或派人暗杀辽使。九四一年，上表斥责他“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声称已部勒精兵，定要同契丹决战。他怕安重荣兵强，又经不起辽主的责问，只好发兵同辽国兵攻击成德镇，杀安重荣。游牧在雁门以北的吐谷浑部，不愿降附辽国，酋长白承福率众逃回河东。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使亲将郭威劝说白承福，归附河东镇。刘知远得吐谷浑部，兵力加强。九四二年，辽主使人来问招纳吐谷浑的罪名，他不敢得罪刘知远，更不敢得罪父皇帝，逼得无路可走，忧郁成病，不多几天就死了。在污辱中生存，在污辱中死去，这就是卖国贼的命运。

　　石重贵继位（晋出帝），任景延广为宰相。景延广掌握大权，以反辽自任。晋出帝向辽主告丧，称孙不称臣，辽主大怒。赵延寿想代晋称帝，劝辽击晋。晋平卢节度使（驻青州）杨光远遣密使劝辽主入侵，也是想做皇帝。九四三年，辽主集山后诸州及幽州兵合五万人，使赵延寿统率。用晋降将率晋降兵攻晋，辽坐收战胜的利益，计划是很险恶的。辽主为鼓舞赵延寿，对他说，如果得中国，应该立你为帝。又时常指着赵延寿对晋降人说，这是你们的主子。赵延寿信以为真，愿为辽尽力。九四四年，赵延寿将兵五万进攻，前锋到黎阳。辽主屯兵元城（河北大名县），任赵延寿为魏博节度使。晋出帝命诸将沿黄河设防。晋军民都恨辽兵侵入，奋勇作战，辽兵屡败。辽主听从赵延寿议，自率兵十余万在澶州城北列阵，想一战取胜。晋军守澶州城，高行周率前军击辽阵，互有胜败。辽主见晋军不弱，对侍从人说，杨光远说晋兵已饿死一半，为什么还这样多！晋、辽两军苦战到夜，死伤都很重，当夜辽军后退三十里。辽主分兵两路回国，一路经沧州、德州，一路经深州、冀州，沿路烧杀，方圆一千里内，人民和财产，几乎全部绝灭。景延广不敢追击，任令辽军满载赃物回去。

　　晋、辽第一次战争，因军民力战，击退辽军。晋出帝和文武官吏自以为战胜，愈益贪暴无忌惮，大肆搜括，逼得民众求死无地。诸州自己组织用以保卫本地方的乡兵，被晋出帝强迫充当正式军队，号武定军，又改号为天威军，总数凡七万余人，乡兵被迫脱离生产，又大大增加民众的痛苦。抗辽力量的本源，遭受这批民贼破坏，虽然还能再一次大破辽军，但晋朝却迫近末日了。

　　九四五年，辽又大举南侵，辽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为先锋，辽主进驻元氏（河北元氏县）。晋诸军屯邢州（河北邢台县）。当时桑维翰代景延广执政，畏惧辽军，令诸军后退。诸军不知缘故，发生恐慌，队伍散乱，器甲遗失，退到相州城（河南安阳县）时，已不能再整。晋朝廷下令几路军队还屯澶、魏、邢等州，主力军守相州，准备对抗，军心又振作起来。这说明军士要求抗辽，愿进不愿退，愿战不愿降。晋军数万在相州安阳水南岸列阵，将军皇甫遇、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前去侦察，被辽兵数万围困，二将力战，将军安审琦率骑兵往救，辽军望见尘起，即解围退去。辽军中自相惊扰，说晋大军来了。辽主在邯郸，立即退走，两天走了三百里。辽军中很大部分是被迫当兵的汉人，决不肯出力作战，辽主知道这一点，只要晋军态度坚强，辽主便知难而退或不敢久战。当辽军解围退去的晚上，晋将张从恩创议说，辽军兵多，我兵少粮缺，不如退就黎阳仓，靠大河拒守。张从恩不待诸将决议，即引本部兵先走，诸军相继出走，队伍又扰乱，如邢州后退时那样。晋将蒋彦伦率五百人守相州城，赵延寿与辽将率兵数万将攻城，听说晋救兵要来，即引兵退走。辽军自恒州（即镇州，河北正定县）北还，过祁州（治蒲阴，河北安国县），赵延寿知道城中兵少，围城急攻。刺史沈斌守城。赵延寿在城下对沈斌说，你是我的老朋友，古人说过，“择祸莫若轻”，为什么不早降。沈斌答，你父子走错了路投靠外国，还忍心带领豺狼来残害祖国，不知羞耻，反有骄色，怪哉怪哉！我弓断箭尽，甘心为祖国死，决不学你那种行为！第二天，城陷，沈斌自杀。沈斌的言行，就是广大军民和少数将领的言行，可是，在当时，正气是被严重地压抑着不能发扬的。

　　晋出帝知道辽军已退，亲自统军出发，谋袭取幽州。他任用成德节度使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统率诸军。杜威在诸将中，贪婪残暴无耻怯懦尤为突出，因为是晋出帝的姑夫，特别被信任。杜威在定州会合诸军，取泰州（治清苑，河北保定市）又进取遂城（河北徐水县西）。辽主回到虎北口（又名古北口，在檀州北），得知泰州入晋，即率全军八万余骑回到泰州。晋军结阵南行到阳城（在蒲阴县东南），击退辽追兵，又南行到白团卫村，被辽军包围。晋军力战，人马饥乏。东北风大起，辽主下令说，歼灭晋军，乘胜进取大梁（开封）。辽精骑下马，顺风纵火，用短兵击晋军。晋军士兵愤怒，大呼：都招讨使（杜威）为什么不下令反击，让我们束手等死。诸将请出战，杜威说，等风势稍缓，再看情形。将军李守贞说，等到风止，我军已被歼灭了。李守贞与诸将各率所部奋力击辽军，辽军大败，势如山崩。辽主弃车，找到一只骆驼，骑着逃走。诸将请追击，杜威说，碰到强盗，不伤命已经够好，还想拿回衣袋么？辽主因此得逃回幽州。晋军收兵回定州。

　　晋辽第二次战争，辽军大败，晋军如果乘胜追击，擒获辽主和收复幽州都是可能的。可是，迫近末日的晋，不仅不会利用这次战胜，而且适得其反，战胜促使末日更快地来到。

　　杜威贪残无比，成德镇所属州县被这个民贼搜括和辽兵屠杀，遍地枯骨，破败不堪。杜威感到无利可图，擅自离镇回开封。桑维翰劝晋出帝惩罚杜威。晋出帝说，他是我的至亲，必无异心，你不要疑忌。桑维翰不敢再谏。晋出帝任杜威为天雄（魏博镇）节度使，让他换个新地方去搜括。晋出帝自阳城战胜，自以为天下平定，愈益骄侈荒淫，尤其喜爱优伶，赏赐无度。桑维翰说，战士受重伤，赏不过帛数端，伶人一谈一笑合意，便给重赏，士卒解体，谁还肯出力！晋出帝不听，免桑维翰相位。晋朝廷上连桑维翰那样的人也没有了。

　　九四六年，晋出帝任杜威力元帅，李守贞为副帅，率宋彦筠等诸军击辽。下诏宣告：特发大军，往平奸寇。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取幽、燕，荡平塞北。又悬赏格说，擒获辽主者，授上镇节度使，赏钱万缗，绢万匹，银万两。杜威早存乘机卖国的奸心，要求禁军都随大军出发。晋出帝一心以为出击必胜，允许杜威的要求，因此，开封守卫空虚，只等杜威的出卖。

　　辽主至恒州，与杜威军夹滹沱河对峙。杜威使彰德节度使张彦泽为先锋。磁州刺史李谷劝杜威、李守贞造桥渡河，密约镇州守将前后夹攻，定能击败辽兵。诸将都赞成，杜威独不同意，足见当时存心卖国的只有杜威一人，诸将还是愿战的。将军王清建议，自率步兵二千人为先锋，渡河击敌，请杜威率大军继进入恒州城，再合力出击。杜威许诺。王清率所部力战，辽军不能支，向后小退，晋诸将请乘势渡河，杜威不许。王清在北岸奋击，接连派人来求援，都被杜威拒绝。王清对部兵说，元帅手握重兵，坐看我们死战，不发一个救兵，这一定有了异心，我们拚出生命来报国，不要再望援救。士兵都同意，没有一个人退却，战到日暮，王清和士兵全部牺牲了。晋诸军在南岸望见，无不丧气，但还不知是杜威的毒计。

　　杜威与李守贞、宋彦筠密谋降辽。杜威派密使去见辽主，要求重赏。辽主对密使说，赵延寿资望欠高，怕不够做皇帝，杜威来降，该让杜威做。杜威大喜，决计投降。帐中埋伏刀斧手，召集诸将，出降表令署名，诸将惊骇，不敢当场反抗，都唯唯从命。杜威送降表给辽主，一面令全军出营列阵。军士以为将要出战，踊跃听令。社威下令解除兵甲，说，现在粮尽援绝，应当同你们别求生路。军士都痛哭，声振林野。军士绝不愿降辽，晋诸将没有人敢出来顺从军心，反对杜威，晋军就这样被杜威为首的一群卖国贼断送了。辽主使赵延寿穿着赭色袍（皇帝服色）到晋营，也使杜威穿赭色袍，意思是愚弄两贼，也愚弄晋军，让晋军误解为辽主不想做皇帝，皇帝将在两人中选择一个。

　　辽主引兵南下，使杜威率已被解除武装的降军随从，另使张彦泽率骑兵二千先取开封。张彦泽长驱入开封，晋出帝上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李氏也上降表，自称“新妇李氏妾”。晋亡。辽主使人来抚慰石重贵，说，孙儿不要忧愁，我总让你有饭吃。九四七年，辽主到开封，遣骑兵三百押石重贵一家男女到辽国。这个亡国奴被安置在建州（在辽宁朝阳县境），忍受无限耻辱，偷活了十八年，到九六四年才死去。

　　辽主耶律德光进开封城，民众号呼奔走。辽主登城楼，使通事（译员）宣称：我也是人，你们不要害怕，我要让你们从暴政下得到解脱。我无心南来，都是汉兵（杜威等）引我来的。晋百官降辽，各镇节度使也大部分投降。辽主自以为中原皇帝做成了，令辽兵以牧马为名，四出抢掠，称为“打草谷”。辽兵大杀大掠，开封、洛阳附近数百里间，成为白地，又以犒军为名，严令晋官括钱，不论将相士民，都得献出钱帛，所得财物，并不分给辽军，准备运回辽国。赵延寿见辽主已正式称帝，很不满意，请求做皇太子。辽主说，皇太子要天子的儿子才能做，赵延寿怎能做得。当时刘知远在晋阳称帝，诸镇和晋旧将多起兵响应。广大民众也群起反抗，大部多至数万人，小部不下千百人，攻破州县城，杀辽所任官吏。澶州起义军首领王琼，攻入州城，围击辽将耶律郎五；东方起义军攻破宋、毫、密三州。辽主害怕，对待从人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难对付！召集晋降官，宣称：天气渐热，我要回上国（辽）去，留一人在这里（开封）做节度使。说罢，命有职事的晋“富都跟他走，又任命萧翰（辽后族）为宣武军节度使，留守汴州。辽主带着晋降官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以及晋府库所有财物，离开封北行。路过相州，屠相州城，城中人男子被杀，妇女被掳，婴儿被掷入空中，用刀尖承接，作为行乐，事后查点，凡死十余万人。辽主被迫退出，杀人泄忿，一路上看到荒凉景象，对蕃汉群臣说，破败到这个地步，都是赵延寿的罪过，又指一个汉奸张砺（张砺与赵延寿同时降辽）说，你也有一份。辽主耶律德光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得出所谓三错：令晋官括钱是一错，令上国人打草谷是二错，不让诸节度使（晋降将）早还本镇（镇压民众）是三错。他当然很懊恼，走到栾城（河北栾城县）病死了。辽诸酋长拥戴永康王耶律兀欲（耶律德光的兄子）为辽主。兀欲擒赵延寿，带回辽国。晋降官留在恒州，得免从行。辽侵入中原，尽量发泄野蛮性，烧杀劫掠，破坏极其严重，兀欲回去，算是暂时告一结束。

　　石敬瑭靠卖国起家，赵延寿、杜威等人学他的样，也想做个儿皇帝，卖国成风，丑恶无以复加。这里，充分说明统治阶级中人能够做出各种罪行，一直做到这样的滔天罪行。军士的情形就有所不同。军士在平时是跟着将领残害民众的，但在紧急关头，一致表现爱国精神，愿战不愿降。驱逐辽军出晋境的真实力量，来自广大民众，辽主所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难对付，又说不让诸节度使早还本镇是三错，他从失败中认识到了。他得出利用中原统治阶级压服民众的经验，虽然为时已晚，辽国用来统治燕云十六州，却收得效果，十六州从此成为塞外游牧族入侵的基地。

　　晋先后凡十二年。

四 汉朝（九四七年——九五一年）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被晋出帝疑忌，据守本境，不参与晋辽间战争。刘知远广募士卒，杜威降辽，晋兵一部分逃归河东，河东有步骑兵五万人。辽军入开封，刘知远使部将王峻以贺战胜为名，到开封察看形势。王峻回来说，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据。有人劝刘知远起兵击辽。刘知远说，用兵有缓有急，必须随时制宜。现在契丹正得势，不可轻动。看来，契丹着重在搜括财物，并无大志，天气渐暖，势难久留，等它走了，出兵取天下，可以万全，当时晋藩镇纷纷降辽，少数节度使如史匡威据径州（甘肃径川县），拒绝投降；何重建斩辽使者，举秦、阶、成三州降蜀，都只能做到不降辽为止。南唐以恢复祖业为口实，也不曾设谋规取中原。刘知远的所谓万全之计，虽然缺乏进攻精神，总还算是待机而动，志在恢复。辽军被迫退走，刘知远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占领中原的皇帝。

　　与辽主称帝同时，刘知远也在晋阳称帝（汉高祖）。他要试探军心，声称将出兵迎晋出帝来晋阳，所部军士都对他表示拥戴，争呼万岁不止。以郭威等人为首的文武官，也一致劝进，河东军心归附，称帝的第一步成功了。即位以后，自称不忍改变晋国号，仍用天福（晋高祖年号）纪年，称天福十二年（九四七年），意思是在争取晋旧臣来归附；又下诏诸道，禁止为契丹括钱帛，在诸道的契丹人，一律处死。又下诏慰劳农民及保卫地方、武装抗辽的民众。汉高祖这些措施，在晋国境内起着振奋人心的作用，民众组织起义军，到处攻杀辽人，一些被迫降辽的晋官，也杀辽官来求位号，人心归附，称帝的第二步成功了。还有一点是更重要的成功。他按照惯例，商议括民财来赏赐将士。皇后李氏说，不可伤害民众，应该拿出宫中所有财物犒军，数目虽不多，将士必无怨言。他采纳李氏的建议，果然军民都很喜欢。胡三省注《通鉴》，用鄙谚“福至心灵，祸来神昧”，赞美李后有这种识见是属于前一类。事实上鄙谚应改为心灵福至，神昧祸来。李后和汉高祖有识见，能以不括钱代替辽主的括钱，因而出兵向开封，得以通行无阻。

　　汉高祖具备了这些成功的条件，乘辽军北退，兀欲在恒州称帝，急于回国的时机，令皇弟刘崇为太原留守，自己率大军自太原经晋（山西临汾县）、绛（山西新绛县）向洛阳。各地辽守将萧翰等相继逃走。先锋史弘肇治军严整，所向无敌，汉高祖自太原出发，二十一天进入洛阳，下诏改国号为汉。又八天进入开封，黄河以南州镇都为汉所有。

　　辽将麻答守恒州，异常残暴。恒州军民听说汉高祖已入开封，群起驱逐麻答。麻答率辽人逃往定州，与定州辽守将耶律忠（即耶律郎五）合兵。天雄节度使社威与麻答勾结，据魏州抗汉。汉高祖率兵攻魏州，城中居民大半饿死，杜威力竭出降。耶律忠怕民众起义，九四八年，弃定州逃归辽国。晋末，河北失陷的诸州镇又为汉所有。九四八年，汉高祖死，子刘承祐继位（汉隐帝）。汉高祖遗命杀杜威。杜威尸体在市上，顷刻间被市人分割成无数碎片。赵延寿也死在辽国。卖国贼罪该万死，死了还是永远遗臭。

　　晋、汉两朝，武夫的蛮横，比梁、唐两朝尤为突出，晋、汉相比，汉更是登峰造极。武夫首领汉高祖性极残酷，所用大臣如苏逢吉、史弘肇等人也极凶恶。汉隐帝时，苏逢吉为宰相，枢密使杨邠管机政，枢密使郭威掌出兵作战，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统率禁兵，三司使王章专掌财政。这些人都是最有权力的所谓国家勋旧之臣。有一天，会合饮酒，史弘肇大声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用什么毛锥（笔，指文官）。王章抗议道，没有毛锥，财赋从那里来。王章极其憎恶文官，说：这种人拿起算筹，连横直都不会摆，有什么用。王章要毛锥，是专为搜括民财，并无别用。杨邠也厌恶文士，常说，钱多兵强是国家急务，至于文章礼乐，算得什么。这里当然不是说文官不是民贼，不过，某些文官有时候还可能顾及一些制度，武夫则什么制度都不在意中，各行其所是，一味蛮横，乱成一团糟。

　　这群武夫中，只有郭威比较有些知识，留心搜罗有才能的文士，得到文官们的好感。九四八年，李守贞据河中，赵思绾据长安，王景崇据凤翔，同时反叛。汉隐帝令郭威督诸军讨伐三叛镇。郭威临行，向文官首领太师冯道求教。冯道说，李守贞著名老将，诸军多是他的旧部，他依恃向来得军心，所以不怕讨伐，你只要不吝惜官物，赏赐士卒，就可以夺取他的依恃。郭威听从冯道的建议，果然大得军心，诸军都愿意为郭威出力击李守贞。九四九年，郭威灭河中、永兴（长安）两镇，杀李守贞、赵思绾，别将赵晖灭凤翔镇，杀王景崇。郭威得胜还朝，不肯独受重赏，推功给在朝诸大臣和将士，汉隐帝因此遍赏诸大臣及诸藩镇。郭威这一作为，仍是冯道所教不要吝惜官物的意思，形式上得赏不比别人多，实际是换来了这些人的好感。九五○年，辽军横行河北，诸藩镇各守本境，不相援救。朝议任郭威为天雄节度使，出镇魏州，仍兼枢密使，节制河北诸镇，得便宜行事。他被授与这样大的权力，就是因为取得了内外诸大臣的好感。

　　汉隐帝厌恶诸大臣，想用自己的亲信人执掌朝政。杨邠、史弘肇曾在朝上议事，汉隐帝说，再仔细想想，不要让别人说闲话。杨邠说，不用你开口，有我们在。汉隐帝不能忍受，与亲信人密谋，杀杨邠、史弘肇、王章，又遣使者到魏州杀郭威。郭威被迫起兵，下令：攻入京城，准许抢掠十天，全军踊跃听命。汉刑法极残暴，但军纪也还严肃，士卒不敢妄动，郭威用抢掠来收买士卒，军纪又败坏了。郭威留义子郭荣守魏州，自率大军出发，沿路无阻，只走七天，就到开封城外。汉隐帝被部下溃兵杀死。郭威入开封城，纵诸军大掠，城中到处火起，第三天，有人对郭威说，再不禁止，怕今夜只剩下一座空城。郭威下令禁抢掠，到午后才恢复秩序。这次大掠，民奴自然也受害，但被掠的人家主要是汉文武百官。

　　当时，汉高祖弟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以备辽为名，拥有强兵；忠武节度使刘信在许州，刘崇子刘赟为武宁节度使，在徐州。如果三镇连兵，号召复兴汉朝，对郭威是不利的。郭威定计，声称迎刘赟为汉帝，使刘崇满意，等到刘赟离徐已远，去京稍近，然后连刘信一起消除，刘崇一镇就无能为力。定计以后，郭威请李太后下令立刘赞为帝，使冯道等大臣到徐州奉迎。九五一年，辽兵入寇，攻破内邱、饶阳两城。李太后令郭威率大军渡河击辽兵，又令国事暂委王峻等人，军事暂委王殷。自然，二王是郭威的心腹。郭威到澶州，将士数千人忽大噪，对郭威说，皇帝该你自己做，将士抢掠京城，与刘家结了仇，不能再让刘家人做皇帝。裂黄旗披郭威身上，拥立为皇帝。郭威拥众回来。澶州兵变时，刘赟已到宋州（河南商邱市），王峻、王殷派人带兵去宋、许二州，刘赟被拘，以李太后名义，废为湘阴公。刘信自杀。李太后令郭威监国，汉亡。刘崇于郭威称帝后，据晋阳称帝，国号汉（北汉）。北汉依附辽国，受册封作附庸国。

　　汉先后凡五年。

五 周朝（九五一年——九六○年）

　　继沙陀人的三个小朝廷而兴起的周朝，虽然历年也极短促，但在历史趋势上却出现了转机。对沙陀人的野蛮性政治，开始进行改革，唐末以来大分裂的局面，开始转向统一，当乌云层层有加无已的时候，忽然透露出一线微弱的晨光，呻吟在战乱暴政下的民众，感到有些希望了。周政治颇能顺从民意，因此，这个小朝廷是值得重视的。

　　武夫作皇帝，总要有少数亲信的谋士。谋士是属于文官一类，比起完全武夫来，多少有些政治知识。梁太祖有敬翔，唐庄宗有郭崇韬，唐明宗有安重诲，石敬瑭有桑维翰，这些谋士当权时，武夫的蛮横就似乎差一些。只有汉高祖认为国家大事不可同书生商量，所信任的人都是完全武夫，因之汉政治比前几朝更残暴、更混乱，灭亡也最快，立国不过四周年。信任完全武夫，对郭威是一个教训。

　　郭威留心搜罗人才，先后得魏仁浦、李谷、王溥、范质等人。他用李谷管理财政，魏仁浦、王溥、范质参与机谋，取帝位和治国，多得这些文臣的助力。九五一年，郭威即皇帝位（周太祖），国号周。

　　周太祖出身贫家，读过一些书，知道民间疾苦，即位后，首先免除汉时王章所设斗余、称耗等额外苛敛及唐中期以来地方官进奉所谓羡余物，同时，宣布窃盗罪与奸罪，依晋天福元年（九三六年）以前刑律即依唐庄宗的《同光刑律》（《同光律》依据《唐律》及唐末年法令制定）处理，罪人除犯反逆罪外，不得灭族及没收家产。《同光律》：盗窃赃满绢三匹以上处死，强奸罪男子处死，妇人无罪。晋改奸罪为奸有夫妇人，不论强、和，男女一概处死。汉改窃盗罪为窃盗钱一文以上处死。又唐庄宗以来，罪人动辄被灭族和籍没。这都是极残忍的刑法，周太祖改革沙陀统治者好杀的蛮风，虽然只是初步改革，却显得气候在变化了。

　　周太祖停止州县贡献珍美食物及特产，对宰相王峻说：我是穷人出身，碰到机会做皇帝，岂敢厚自奉养以害百姓。又对大臣们说：我生长在行伍，不曾从师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的方术，可以写出来告诉我，文字要切实，不要辞藻。他能虚心纳谏，保持节俭生活，宰相范质、李谷也都尽心奉职，遵守法度，君臣合力，逐渐改革了一些弊政，境内小安。九五○年，汉汝州防御使刘审交病死。汝州吏臣上书朝廷，说刘审交有仁政，请留葬在汝州，让百姓奉事他的坟墓。汉隐帝允许吏臣的请求，汝州人哭葬刘审交，立祠堂祭祀。冯道说：我知道刘审交的仁政，他并不能减轻租赋或免除徭役，只是不在额外多取而已。本来这不算是难事，但别人不肯做，刘君却肯做，所以汝州人爱戴到如此。如果地方官肯学他的所为，何愁不得民心。冯道熟悉时事，这番话正好说明五代政治极端黑暗，官吏极端贪暴，象刘审交那样的官，少到独一无二，民众的极端苦痛也就不言而喻。周太祖留心革弊，对民众有点益处，在五代时，确是一个难得的皇帝。九五四年，周太祖死，义子郭荣（本姓柴）继位（周世宗）。

　　周世宗在周太祖革弊的基础上，一面继续改善政治，一面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推动历史又前进一步。

　　周世宗精明强干，志气弘大，内政和军事，都取得成就。他留心农事，刻木为农夫蚕妇，放在殿廷上，统治者能够心目中还有农夫蚕妇，想为民众减轻些痛苦，这就是好的统治者。有一次，同将相们在殿上会餐，他说：这两天很冷，我在宫中吃好饭，不觉得冷，无功于民而坐享天禄，实在惭愧。既不能耕田食力，只有亲临战阵为民除害，心里也许安稳些。他用这些话来勉励大臣们，与前朝君主纵容勋旧功臣，放肆作恶，态度不同，这一点，恰恰是改善政治的关键。他的政治成就，主要有下列三事。

　　（一）整顿纪纲——周世宗任用李谷、王溥、范质等人为宰相，魏仁浦为枢密使，都是很好的人选。他自己也振作精神，大权独揽，亲自裁决政事，执掌赏罚权，对群臣说，我决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周太祖过度纵容王峻、王殷，后来二人因骄横被杀。周世宗吸取这个教训，群臣有功，不吝厚赏，有过失，当面质责，等到知过改正，也就

河北沧县后周铁狮

　　不咎既往，依旧任使。他用法严峻，群臣失职误事，往往处死刑，即使有才干声名，也很少宽宥。他曾发怒要杀翰林学士窦仪，宰相范质叩头苦谏，说窦仪罪不该死，好久才赦免窦仪。九五七年，修永福殿，令宦官孙延希管理工程。周世宗到工地，见有些工役削木片当菜匙，用瓦盛饭，大怒，斩孙延希。初即帝位时（九五四年），发觉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额外多收稾税，令孟汉卿自杀。朝官奏称刑重，周世宗说，我也知道，不过要用他来惩戒众官，不许扰民。九五五年，令翰林学士、两省（门下省、中书省）“官荐举低级地方官，试用后如犯贪污罪，荐举官一并治罪。为整顿纪纲，改变贪风，对百官施重刑，用意是可取的，后来官吏比较守法，他用刑也就宽了一些。五代相沿，律令格敕积至一百五六十卷，文字难懂，条目又烦杂不一，贪官污吏得以舞文弄法，陷害民众。周世宗令御史张提（音食shí）等注释删节，王溥、范质等据文评议，详定为《刑统》二十一卷。九五八年，颁布《大周刑统》，使全国遵守统一的法律。宋朝沿用《刑统》，成为继承《唐律》的一部重要律书。

　　周世宗大权独揽，但并不刚愎自用。他要求群臣极言得失，说，你们说了我不用，是我的罪过，我求言你们不说，该谁负责！九五七年，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各色人等，不限资格，都可应试。他曾令朝臣们写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亲自阅览。他进行统一战争，用兵步骤就是采用王朴《开边策》的建议，足见臣下有好意见，他是肯听取的。

　　（二）减轻民困——佛教在唐、五代时是民众的一个大蠹虫。周世宗限制佛教，对民众是大贡献。九五五年，令天下寺院，非敕额（朝廷特许）者一律废除。禁私度僧尼，只许两京、大名府（即魏州）、京兆府（即长安）、青州五处设戒坛，不得家长允许，不许受戒出家。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等等惑人恶俗。令两京及诸州每年造僧尼账，有死亡、还俗，都随时销账。这一年，天下寺院存留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四万二千余人，尼一万八千余人；寺院废除三万三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数不详。减少寺院和僧尼，就是减少剥削者和坐食者，不仅对民众有利，就是那些普通僧尼，在寺院中受大僧尼压迫，得机会还俗，何尝不是幸福。周世宗在立国不过四五年的形势下，限制佛教，逐年缩小僧尼数，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自佛教盛行以来，寺院多销铜钱造佛像，周世宗令寺院除钟磐钹铎之类得留用外，所有铜佛像，一律送官府收买，用作铸钱原料。他对侍臣们说：你们不要疑惑。佛教讲利众生，愿意舍自己的生命布施给别人，为什么舍不得铜像。如果施舍我的身体可以利民，我也不会吝惜。据《佛祖统纪》引北宋杨亿说，镇州有一尊大悲（观音）像，极有灵应，毁像诏下，无人敢动这个像。周世宗亲自到寺，用斧斫破面、胸，旁观的人都替他惊慌。周世宗是否确有斫像事，不可知，但佛教徒企图说明周世宗病死（据说“疽发于胸”），是由于伤害了灵像，却只能说明佛教徒的荒谬无耻。

　　九五六年，周世宗因历朝相沿，不等待民间收获纺织完毕，就征收谷帛。下诏从是年起，夏税到六月，秋税到十月，才开始征收。民间感到方便。九五八年，依据元稹《均田表》所说均平田租的办法，制成《均田图》，颁给诸道节度使、刺史各一面，作均田准备。不久，派出朝官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黄河以南六十州田租，连历朝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家，也照平民例纳祖，取消特权，可见这次均赋，相当彻底。接着下诏诸色课户及俸户（替官府放债收息提供俸给的富户）编入州县民籍，所有幕职及州县官，由朝廷发给俸钱及米麦。扫除唐初以来三百数十年的弊政，显示周世宗改革积弊严惩贪污的决心。九五九年，开封府奏称田税旧有十万二千余顷，现查出隐税田四万二千余顷。周世宗令减为三万八千顷，即免收十分之一的田税，抵销官府的多报数，用心是较为持平的。

　　（三）准备统一——周世宗自称，希望做三十年皇帝，用十年开拓天下，十年休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在他在位的五年六个月中间，主要是用兵开拓疆土，但也留意统一后的某些安排，表现出长远的计划。九五五年夏初，下诏扩大开封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闲开始筑城，到次年春耕时停止，分年进行，逐渐完成。又令今后埋葬，必须在标帜七里以外，标帜内等待街道及仓场营房划定后，听民间随便营造房屋。开封城中街道被权势家造屋侵占，很少能通大车，周世宗令改直并放宽，有些大路宽至三十步。又迁坟墓到标帜外，对群臣说，近来扩大京城，不少人有怨言，不过，日后总会得到好处。九五六年，发开封府及附近数州民夫十余万人筑外城，开封成为代替古都长安、洛阳而新兴的大都市。

　　周世宗又力求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汴水自唐末溃决，埇桥（在安徽宿县北）东南水道淤塞。周世宗谋击南唐，发民夫因旧堤疏浚，东至泗水上，对群臣说，目前固然有困难，几年以后，漕运通达，一定获和。九五七年，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连接济水，山东地区得与开封通舟。九五八年，攻拔南唐静海军（江苏南通县），与吴越国直接通航。同年，取得南唐江北土地，开掘汴口，导黄河水通淮水，恢复了唐时运路，江、淮漕船可以到达开封。九五九年，令王朴到河阴（河南荥阳县北）巡查河堤，在汴口立斗门，控制黄河水势。又发民夫数万浚汴水。自开封城东引汴水入蔡水（宋时名惠民河），通陈、颖等州漕运。浚五丈河，经过曹、济、梁山泊，通青、郓等州漕运。周世宗没有完成统一的大事业，但在水路交通上，却基本统一了。

　　周世宗原想在前十年中，完成统一大业，连年出战，不求休息，虽然政治有所改善，民众的负担却很沉重。不过，他为统一而战，是符合民众愿望的，所以民劳苦而不怨，战争都取得胜利。

　　九五四年，周世宗刚即帝位，北汉主刘崇勾结辽国，大举入侵。辽骑兵万余人，北汉兵三万人，合力向潞州进攻。这是决定存亡的战争，周世宗决心亲自率兵去抵御。群臣多劝说，刘崇必不敢自来，皇帝不宜轻动，可命将出师。宰相冯道劝阻尤力。周世宗反驳群臣说，刘崇看轻我年少（三十四岁）新立，想吞并天下，一定自来，我不可不自往。又说，从前唐太宗定天下，都是身临前敌，我怎敢偷安。这个狡猾透骨向来不轻易说话的冯道，居然破例顶撞起来，说，不知道你能为唐太宗否？周世宗答，我兵力强，破刘崇如山压卵。冯道说，不知道你能为山否？冯道敢于这样强硬，是算定出兵必败。原来周世宗是郭家养子，因谨慎退让被信任，得管理家务，作茶商往来京、洛、江陵间，替郭家筹费用，从来不曾打过仗，也不曾表现什么才能。冯道和群臣都认为不中用，不如等敌兵到来，看机会投降为是。冯道习惯于率百官奉迎新君，周朝存亡对冯道和群臣是毫无意义的。当时，周世宗如果有软弱表示，灭亡必不可免。他坚持要自往，宰相王溥也劝他亲征，朝议才决定下来。

　　周世宗自开封出发督促诸军，兼程前进。路上，一个亲军都指挥使赵晁说，北汉势盛，应该持重缓进。所谓持重，就是畏缩不前，准备挨打。周世宗怒，囚赵晁，置怀州狱中（高平战胜后释放）。这是振作军心的必要措施，从此，诸将不敢再说退却的话。北汉军屯高平（山西高平县）南，周军屯泽州（山西晋城县）东北。北汉主率中军在巴公原列阵，骁将张元徽阵在东，辽将杨衮阵在西，军容颇严整。周后军将刘词还没有到来，周军人数少，众心危惧。周世宗志气高扬，态度坚定，命自重赞、李重进率左军在西，樊爱能、何徽率右军在东，向训、史彦超率精骑在中央，周世宗骑马上阵督战，张永德率亲军护卫。北汉主望见周兵少，挥军进攻，张元徽率骑兵击周右军，樊爱能、何徽小战，即引骑兵逃走，步兵投降北汉，右军溃乱。周世宗见势危，自率亲兵冒矢石督战，亲军将赵匡胤与大将张永德各率二千人力战，击败北汉军。张元徽被周军杀死，周军奋击，北汉军大败。辽军怕周军，不敢救北汉军，退回代州。刘词率后军到来，合诸军追击至高平，北汉军溃散，北汉主昼夜奔驰，逃归晋阳。周世宗赏有功将士数十人，赵匡胤擢升为殿前都虞侯（地位次于副都指挥使）；杀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又杀投降北汉的右军步兵。赏罚分明，骄将惰卒，无不知惧，军威大振。

　　经这次大战，周世宗的英武果敢，开始为群臣所信服，因而得行施他的政治抱负。依附辽国的北汉，不再存夺取中原恢复沙陀政权的野心。所以，高平一战，有它的重要意义，它保卫了历史趋势上的转机。

　　周世宗回到开封，开始整顿纪纲，亲揽大权，同时下决心整顿军队。对群臣说，兵贵精不贵多，一百农民还不够养一个甲士，竭农民的脂膏养老弱无用的兵丁，如何使得。他下令检阅禁军，留用精锐，斥退老弱，又募天下壮士到京城，令赵匡胤考较武艺，选取优异，成立特精军队，称为殿前诸班。全国步骑诸军，令将帅照禁军例挑选。从此士卒精强，历朝莫比，征伐四方，所向克捷，唐中期以来养冗兵的积弊，一举扫除了。

　　辽国以南京（幽州城）为据点，经常侵扰河北，轻骑深入，毫无限阻，民众被杀掠，不得安居耕作。九五五年，周世宗使王彦超率兵民浚胡卢河（即衡漳水，在河北深、冀二县间）数百里，在李晏口筑城，募兵驻守。自是辽兵不敢渡胡卢河。周世宗令群臣献开边策，王朴献策，大意说：要用兵首先要改善政治，“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用兵之道，先取其易，因此，宜先取南唐国江北诸州，既得江北，再取江南。得江南，岭南巴蜀自然畏威来降。南方既定，燕地（石晋所割诸州）必望风内附，如辽兵据守，出师攻取，并不困难，因为民众是汉族人。只有北汉一国，与周为世仇，决不肯归降，但高平败后，不敢再为边患，可留待最后，俟机一举消灭它。王朴的计划是想先平定南方，用南方厚雄的财赋，养北方强大的兵力，然后攻取幽燕，最后取得河东，完成统一大业。周世宗不完全采用王朴策，取得江北，即移兵北取幽燕，不幸得病死去，大功只完成小半。继周而起的北宋，以巩固帝位，稳定内部为国策，无力收回幽燕，对辽专取守势，甘心作弱国，这就更显得周世宗那样发扬蹈厉的雄姿，多么难能而可贵。

　　九五六年，周世宗下诏亲征淮南。南店是大国，兵力也足以对抗，周军力战，夺得滁州（安徽滁县），并袭取扬州，南唐主李因屡战屡败，奉表称臣，使辩士带金器一千两，银器五千两，缯锦二千匹来见周世宗，意图劝说退兵。周世宗责南唐使臣说：你们的国主，自称足唐朝子孙，那末，应该懂得礼义，有异于别国（指石晋及北汉国）。你们国境同我只隔一条淮水，从来不通使讲和好，却经常泛海通契丹，弃华事夷，礼义在那里？回去告诉你们国主，赶快来见我，再拜认错，就没事了。这里显示周世宗急图击辽，收复失地，只要江北土地，无意渡江取南方。南唐主又遣使臣带金一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来见，愿献淮南寿、濠、泗、楚、光、海六州土地。周世宗表示得江北即罢兵。战事进行到九五八年，南唐力竭，愿献江北四州。周得淮南江北共十四州，六十县，与南唐划长江为界。在攻南唐战争中，赵匡胤立有战功，迁升为殿前都指挥使。

　　九五九年，周世宗下诏亲征，收复北方失地。令孙行友守定州西山路，防止北汉国救辽，扰大军后路；令韩通等率水陆军先发。韩通自沧州（河北沧县东南）治水道入辽国境，在乾宁军（在沧州西一百里）筑栅，修治水道，通瀛、莫二州。周世宗到沧州，即日率步骑数万出发，直向辽境。令韩通为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周世宗乘船到独流口（在河北固安县境），西行到益津关，辽守将降，再西行，水路渐小，不能通大船，周世宗登陆，在野地宿营，卫兵不满五百人。辽骑兵连群出没左右，不敢逼近。赵匡胤军到瓦桥关，辽守将降。周世宗入瓦桥关，辽莫州刺史、瀛州刺史相继来降。孙行友也取得易州，杀辽易州刺史。辽国君臣恐惧，撤幽州辽兵后退。周世宗探知实情，很喜欢，以为大功必成，会诸将议取幽州。诸将说，车驾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全部土地，这是莫大的功绩。现在辽骑兵屯聚幽州北部，我军不宜深入。习惯于在内战中谋富贵的将领，总是怕对外作战，因为对外战争一般是比较激烈的。石晋对辽屈辱，不以为耻，尤其给那些内战将领以辽强可畏的错误感觉。事实上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民心的向背，燕南诸州和关口，周兵到时，不战自降，就是在民众压力下，辽守将不得不投降。辽军撤出幽州，也是怕民众。自然，这些将领心目中不会有民众，因之，只觉得辽骑兵可怕，不敢取幽州。周敞宗听了诸将的议论，很不满意，督促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先行，据固安城，自己亲到安阳水，下令造桥，准备前进。当天，周世宗得病，只好停止进军，在瓦桥关设雄州（河北雄县），益津关设霸州（河北霸县），令韩令坤守霸州，陈思让守雄州，自率大军回开封。他自知不起，布置后事，使魏仁浦以枢密使兼任宰相，宰相王溥、范质兼知枢密院事；又任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兼宰相，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去军职，改任宰相，以赵匡胤代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周世宗北征时，曾有人造谣言说“点检作天子”。张永德是周太祖的女婿，立有军功，殿前诸班又是最精锐的禁军，因而张永德被疑，削去军职，改任为宰相。赵匡胤新从低级军官提升，资望较浅，夺帝位应该是不很可能。他以王溥、范质、魏仁浦为骨干，掌管枢密院，又混合文武大臣在政事堂，使同掌国政，想来帝位可保无虞了。周世宗死，子郭宗训年七岁，继帝位（周恭帝）。周恭帝即位后，李重迸兼淮南节度使，防南唐，韩通兼天平节度使，防开封东北面，赵匡胤兼归德节度使，防开封东面，向训为西京（洛阳）留守，防开封西面，保卫京城可称周密。九六○年，周群臣正在贺元旦（庚申年），镇、定二州忽奏报辽、北汉合兵南侵。赵匡胤率禁军诸将去抵御，到陈桥驿（开封城北二十里）兵变，拥赵匡胤为帝。赵匡胤率军回开封灭周，建立宋朝。

　　周世宗改革了不少五代的积弊，开辟了统一全国的道路，他的功绩应该得到尊重。

　　周先后凡十年。

　　自九○七年梁太祖称帝，至九六○年周亡，先后五十四个年头，中间经历五个小朝廷。梁十七年算是最长。唐十四年，按唐庄宗、唐明宗（无姓氏）、唐废帝（本姓王）三人各一姓来说，换姓平均还不到五年。晋不足十二年，汉不足五年，周不足十年。朝廷改换如此迅速，说明政权极不稳定，也就是武夫们劫夺得异常剧烈。周世宗是好皇帝，在位还不满六年，就有人想夺取他的帝位。五代时武夫们除了彼此间用武力相劫夺、怀恶心相猜忌以外，很少有其他关系。统治阶级也有它的阶级道德，五代时，道德完全破坏，善意相维持、椎诚相信任的风气根本不存在。武夫们分裂成毫无黏性的无数碎片，组成的朝廷，坏的固然很快就消灭，偶有较好的同样不免于被劫夺，统治阶级丑恶到如此地步，社会将无法得到安定。宋朝竭全力抑制武夫们劫夺的恶习，使政权稳定下来、民众免除战乱的痛苦，在这一点上，应该肯定宋朝的贡献。

　　构成统治阶级的文官部分，丑恶并不亚于武夫们。文官的代表是冯道。冯道是五代时期著名的人物，是这个时期的特产，是官僚的最高典型。东汉有个典型官僚名叫胡广，当时人们给他考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广熟悉典章，有办事经验，柔媚谦恭，不抵触任何人。冯道所处环境比胡广危险复杂得多，因之他的中庸手段发挥得更加充分。《通鉴》总括冯道的行径说，“为人清俭宽弘，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决断）”。这和五代官吏无不贪暴放纵，明争强夺的风气有异，他就这样被认为有“德行”，各朝都要重用他来安抚众文官。他尤其擅长的手段是揣度胜败，估量强弱，舍弃败弱，奉迎胜强，按照时机做来，不过早也不过迟，被舍弃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适合需要，他就这样避免危害，长享富贵。南朝梁刘峻作《广绝交论》，说，小人以利相交，叫做利交。利交有五种方法，其中一法是量交，观望形势，计算利害，谋而后动，丝毫不差。冯道就是使用量交法最精的一人。“德行”加量交，使冯道成为特出的官僚典型。想到冯道，就会想到官僚是多么可憎的腐朽物。下面举出他的一些事例：

　　冯道在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守光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作巡官。张承业看他有“德行”和文学，荐给李克用，任河东节度府掌书记。唐庄宗时任翰林学士，开始贵显。唐明宗时，任宰相。从此尽管改朝换姓，他总不离将、相、三公、三师的高位，李从阿攻唐愍帝，兵到陕州，唐愍帝逃往河北。冯道为首相，准备率百官班迎，促卢导起草劝进文书。卢导不肯，说，天子还在河北，人臣那可轻率劝进。冯道说，“事当务实”。所谓务实，就是看准唐愍帝必死，李从珂必立。唐废帝（李从珂）拜冯道为司空（三公之一），朝议令掌祭祀时扫地的职事，冯道说，扫地我也干。只要官位高，职事是什么，他并不在意。晋高祖入洛阳，任冯道为首相。他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自辽国回来，大得信任，朝政都委冯道处理。有一次，晋高祖问及军谋，冯道答，“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知守历代成规而已。臣在（唐）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这是冯道保身的秘诀，守历代成规不与闻任何担干系的事情，正是一道避祸的护身符。晋高祖临死，召冯道一人受遗命，使幼子石重睿拜见冯道，又使宦官抱石重睿置冯道怀中，意思是要冯道出力辅立石重睿。晋高祖死，景延广主张立长君，立晋出帝。冯道一句话也不说，依然做首相。不久，出任威胜（鄂州）节度使。辽主灭晋，冯道自动入朝。辽主责问，你是那一种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喜欢他能辱骂自己，使为太傅（三师之一）。汉高祖使为太师，官位达到最高点。郭威举兵入开封，汉隐帝被杀，冯道破向来率百官班迎、奉表劝进的老例，改为率百官谒见，并且受郭威的拜礼。因为郭威设谋要诱杀刘赟，如果冯道冒昧劝进，必然遭受郭威的斥责。郭威派他奉迎刘赟。刘赟到宋州被拘，对冯道说，我这次敢来，因为你是三十年老宰相，所以不疑有诈，现在事急，怎样办？冯道默不作声，表现一副痴顽相。有人要杀冯道，刘赟阻止，说，这件事不干冯老翁。实际上，冯道固然不是同谋杀刘赟，但郭威的暗算，他心里很明白，他替郭威立了这一功，回朝后仍任太师。周世宗出御北汉，冯道力阻，周世宗发怒，看不起他，使他做山陵使，为周太祖造坟墓。冯道第一次打错算盘，不免烦恼，葬事完了，他这条丑恶的生命也同时完了。冯道自号长乐老，作《长乐老自叙》一篇，叙述历事四朝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自谓孝于家，忠于国，做子做弟做人臣做师长做夫做父，都做得无愧色，只有一点不足（缺点），就是“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所谓大君，自然包括辽主在内。哀莫大于心死，冯道就是心死透了的人。他在五代、宋初有极高的声望，《新五代史》载冯道死后，“时人皆共称叹，以为与孔子同寿（冯道七十三岁死），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同于古圣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改变），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旧五代史。冯道传·赞》说“道之履行（行为），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气量），深得大臣之体”。这都是怪异的议论，说明五代、北宋初的文官们，与冯道同样是心死的人，正如欧阳修所说“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以冯道为代表的官僚风气，对统治阶级也很有害，宋人讲理学，就是想改变冯道对士大夫群的巨大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学曾起着某些有益的作用，当然它是唯心主义哲学，根本性质是反动的。

第二节 环绕中原地区的十个小国

　　唐末和梁、唐、晋、汉四朝，黄河南北广大地区遭受严重的战争破坏。唐末杨行密割据淮南，阻止北方的战乱波及长江流域，南方诸国得以稳定内部，发展经济，虽然也不免有战争和暴君，比起北方来，却显得较为安宁。全中国政治统一是符合人民基本利益的好事，但在五代大乱的情况下，南方立国分治，并不是坏事。南方民众受统治者的祸害轻一些，这就是诸国应该暂时存在的理由，一切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标准，不能单凭统一与分治的形式来判断好坏。北汉立国的性质是完全反动的，不得与南方诸国同等看待。

一 吴国（八九二年——九三七年）

　　八九二年，杨行密据有淮南镇。九○二年，唐昭宗希望他攻宣武镇朱全忠，封为吴王。吴国建都扬州，逐渐扩地，到九○九年，共有二十七州。九○五年，杨行密死，子杨渥继位。九○八年，权臣徐温杀杨渥，立杨隆演，军政大权全归徐温执掌。自然，杨行密留下的许多旧将，还是拥护杨氏政权的。徐温以严可求为谋主，立法度，禁强暴，提倡节俭，颇得民心，在杨氏政权中自成一个势力。九○九年，徐温兼任升州（江苏南京市）刺史，使养子徐知诰治升州。当时诸州长官多是武夫，专管军务，不理民事，徐知诰改变旧习，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士人，得进士宋齐丘为谋主，在徐氏势力中又自成一个势力。九一七年，徐温爱升州繁富，筑金陵城，自居城中，执掌吴国大政，使徐知诰为润州（江苏镇江市）团练使，使子徐知训居扬州，管理国政。徐知训骄横淫暴，侮辱吴王及吴国旧臣。九一八年，吴将朱瑾（八九七年，被朱全忠战败，投降杨行密）愤恨，杀徐知训。徐知诰即日从润州渡江入扬州，徐温只好让徐知诰管理国政。

　　徐知诰改变徐知训的作法，对吴王表示恭敬，对文武众官表示谦逊；又以吴王名义免收九一六年以前欠税，九一七年以后欠税，待有丰收年时再补缴。这样，不仅吴王和文武众官都满意，也取得民众的好感。吴国原有丁口钱，又按田亩收税钱，钱贵物贱，民众极为不便。徐知诰用宋齐丘策，废除了口钱，田税改为缴纳谷帛。徐知诰改善政治，减轻赋税，江淮间民众乐于开辟荒地，发展农桑，吴国愈益富强。尽管上面有吴王和徐温，徐知诰的势力从此稳固不可动摇。杨行密懂得争取军心和民心，因而造成吴国，徐温从杨握手中夺取政权，也是依靠军民归心，徐知诰更着重在争取民心，扩大自己的势力。此后，杨氏王室和徐温势力逐渐在削弱，徐知诰势力逐渐在强盛，等到徐知诰足够强盛时，吴国自然要灭亡。

　　徐温夹在两个势力的中间，想寻求出路。严可求劝徐温用子徐知询代徐知诰掌国政。徐知诰逐严可求出扬州。徐温计谋不成，不能再向下面有所作为，只好转向上面。九一八年，徐温请吴王称帝，借以提高自己的官位。杨隆演不敢答应。徐温势力比杨隆演大，九一九年，杨隆演被迫称吴国王，改元，用天子礼，表示吴是独立国，不再是唐朝的一个旧藩镇。徐温得到的官爵自然非常高大，封郡王，主要官职是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他本来执掌吴国军政大权，有这些官职，并不能增加什么新权力，只是使群臣感到他要夺取吴国工位。杨隆演被迫称吴国王，很不满意，九二○年，优郁成病，临死时，群臣议后嗣，有人提议徐温继位。徐温板着面孔说，我绝对不存这个念头！杨家即使没有男子，有女也可以立。敢乱说的斩。他看到当时灭杨氏，很可能引起内乱，拒绝继位的意思大抵在此。向上面寻出路，只得到一些官爵，实际上并没有寻得出路。徐知浩却取得参知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的官职，仅次于徐温的政治地位更加确定。杨隆演死，弟杨溥立。九二七年，徐温要率诸藩镇入朝，逼吴王称帝，临行得病，使子徐知询往扬州代徐知诰执政。徐温死，这个计划落空，灭杨氏的人肯定是徐知诰，徐温想自己的儿子代杨氏做皇帝，完全无望了。

　　徐温死后九天，徐知诰使杨溥称帝，自任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九二九年，令徐知询入朝，收回徐温留在金陵的军队，拥徐温、徐知询的文武官，都改拥徐知诰，徐知诰势力成为吴国唯一的势力。九三一年，徐知诰仿照徐温的作法，出镇金陵，执掌吴国大政，使子徐景通留扬州管国政，任宋齐丘等为吴宰相，辅助徐景通。九三七年，徐知诰废吴皇帝杨溥，自称皇帝（唐烈祖），国号唐，建都金陵。唐烈祖改姓名为李昪（音弁bian），儿子徐景通改姓名为李璟。

　　吴国自杨渥时起，政归徐温，杨氏却仍保持国君名位数十年，原因是杨行密留下的一部分将士拥护杨氏政权。到李昪称帝时，庐州节度使周本还自称杨家老臣，不能事二姓，愤恨病死。徐温不敢轻率行事，徐知诰经营到年老才实行禅让，足见转移政权必须有步骤。在北方，武夫凭暴力劫夺，忽起忽灭，经历了梁、唐、晋三朝，在吴国，只转移一次。徐温、徐知诰谨慎缓进，远比北方武夫有识见。换姓本是统治阶级自己的事情，但往往因此伤害民众，唐代替吴，国内免于战乱，在五代时期是少有的现象。

　　吴先后凡四十六年。

二 南唐（九三七年——九七五年）

　　吴国自杨行密死后，实际执政的徐温、徐知诰，都能留意民事，吴国安宁，起着保障长江流域不受北方武夫侵扰的作用。唐烈祖即位后，尤其坚持保境安民政策，不敢轻易动兵。九四○年，晋安州（治安陆，湖北安陆县）节度使李金全降唐。唐烈祖派兵去接应，临行时戒诸将不得入安州城。诸将违命入城，晋军击败唐军，杀唐诸将，监军杜光业及兵士五百人被俘送开封。晋主石敬瑭送杜光业等还唐。唐烈祖不受，使杜光业等回开封。他这样做，意思是要唐、晋和好，避免战争。早在九一九年，吴越国主钱镠攻吴常州。徐温大破吴越军，乘胜与吴越讲和，实行休兵息民。唐烈祖继续与吴越和好。九四一年，吴越国府大火，宫室库藏几乎烧完，吴越国主钱元瓘受惊发狂病。唐群臣劝出兵灭吴越。唐烈祖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遣使去慰问并送礼物。朝臣冯延己爱论兵说大话，曾讥笑唐烈祖说，乡下老那能成大事。冯延己无知狂妄，唐国民众需要休息，唐烈祖的政策是符合民欢需要的。

　　唐烈祖着重在内政的改善，自九一八年管理国政以来，以“兴利除害”为目的，陆续变更旧法很多，即位后，删定为《升元（唐烈祖年号）条》三十卷，通行全国。严禁“压良为贱”，不许买良人（平民）子女为奴婢，立文据要通过官府审查。田租按田好坏定租税多少，民间感到平允。调兵兴役及他赋敛，都按税钱多少为标准，使贫户减轻些负担。为国事死亡的人，得领抚恤钱三年。他自己生活节俭，不爱声色，专心听政，以夜继昼。他希望活得长久些，误信道士的邪术，服用丹药，九四三年，中毒病死。临死对李璟说，我吃金石，本想益寿，反而伤生，追悔不及，你以后要警戒。

　　李璟继位（唐元宗），信任陈觉、冯延己、冯延鲁、查文徽、魏岑等五个邪佞人，唐人称为五鬼。闽国内乱，九四五年，唐元宗使查文徽率兵攻闽。闽兵大败，唐破建州（治建安，福建建瓯县）获闽国主王延政。闽民苦于连年内乱，王延政任用杨思恭，专事聚敛，号称杨剥皮，尤为民众所痛恨。唐军得到闽民的援助，取得胜利，破建州后，纵兵大掠，闽民失望。唐元宗认为查文徽等有功，不问大掠之罪。汀（治长汀，福建长汀县）、泉、漳（治漳浦，福建漳州市）三州相继降唐。九四六年，泉州将留从效逐走刺史，唐即任留从效为泉州刺史。唐军得胜，主要是闽国内乱，并不是唐能用兵，唐人却想乘胜进取福州。陈觉自称能劝说福州割据者李仁达来投降。陈觉到福州，遭李仁达薄待，回到剑州（南唐新置，治剑浦，福建南平县），擅自发兵，使冯延鲁为将，围攻福州。唐元宗也就使魏岑率兵去助攻。李仁达向吴越国求救，吴越兵入福州助守。九四七年，唐军被吴越军击败，士卒死二万余人，军需损失无数，国库耗损过半。战争的结局是吴越得福州，唐得建、汀、漳三州，留从效得泉州。九四九年，留从效夺取漳州，唐给清源节度使名义，承认留从效的割据。

　　楚国内乱，九五一年，唐元宗命边镐为将，率兵入长沙灭楚国。九五二年，楚辰州（治沅陵，湖南沅陵县）刺史刘言遣将王逵攻长沙，边镐等逃回唐。刘言占有楚国岭北土地，降附周朝。九五三年，王逵杀刘言。九五六年，潘叔嗣杀王逵，周行逢杀潘叔嗣。周世宗授周行逢武平节度使名号，湖南全境为周行逢所有。王逵将攻长沙，问部将孙朗能否成事。孙朗说，我在金陵数年，唐政事看得很清楚，朝上无贤臣，军中无良将，忠佞无别，赏罚不当，这样的国家，不亡算是幸运，那能兼并别国。我请为你作前驱，取湖南好比拔一根草。孙朗所见完全真实，唐元宗和宰相冯延己等却骄傲自满，居然想吞并天下。边镐败后，唐元宗开始感到困难，议休兵息民。有人说，但愿陛下数十年不用兵。唐元宗说，我将终身不用兵，数十年算什么。意思是自己寿命比数十年还要长。昏人正在说梦话，九五五年，周世宗命李谷督十二将攻唐寿州。

　　周军来攻，唐君臣才知道“国难”来临，可是用作元帅的刘彦贞，贪暴龌龊，家中积财巨万，做节度使多年，不曾用过兵，却专会搜括财物，奉迎权贵。五鬼中魏岑等人称誉刘彦贞文武全才，古今少有，唐元宗就用他来对抗周军。东正阳（在淮水东岸）一战，唐军大败，死一万余人，周军杀刘彦贞等。唐君臣大恐慌，五鬼一类人多少退后一些，良将刘仁赡等因而得任用。唐军取守势，抵抗周军也还有力量。周世宗亲临前敌督战，周军也不免久战疲劳。九五八年，战事以唐献江北淮南十四川，对周称臣奉正朔作为附属国而告结束。唐元宗使陈觉请求周世宗，说江南不产盐，愿得江北海陵（江苏泰县）盐田。周世宗只许每年给唐国盐三十万斛。唐失去江北和盐税，食盐又不能自给，国力比战前大为低落。九六一年，唐元宗死，子李煜（音郁yù）继位（唐后主）。

　　唐元宗秉性庸懦，爱好文学，又喜欢听歌颂自己的话，所用大臣大抵属于这两类人。冯延己、冯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韩熙载等都因擅长文学得美官，唐文学比别国都兴盛。二冯尤其长于谄谀，与陈觉等“五鬼”为佞臣首领。唐元宗用冯延己为宰相，说明文学加谄谀是他用人的标准。唐后主好读书，善作文，工书画，知音律，是个高级文士，政治上却是个昏君。即位后，更提倡文学和谄谀，并且还喜爱声色奢侈及高谈佛理。他有宫女名窅（音杳yǎo）娘，轻丽善舞，用帛缠足，纤小弯屈象新月，着素袜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跳舞，飘飘然有水仙乘波的姿态。相传中国妇女缠足从那时候开始。荒淫到如此，不亡何待！他也知道将要亡国，与臣下日夜饮酒作文章，表示忧愁。潘佑上书极谏，唐后主怒，投潘佑狱中，潘佑自缢死。知道将亡，但拒绝救亡，确是十足的亡国之君。九七五年，宋军入金陵，俘唐后主，南唐亡。

　　南唐先后凡三十九年。

三 前蜀国（八九一年——九二五年）

　　八九一年，王建据西川，后来兼并东川和汉中等地，共有四十六州。九○七年，王建自称皇帝，国号蜀（前蜀），建都成都。

　　蜀主王建目不知书，喜与文士谈论。当时唐名家世族，多避乱在蜀，韦庄、张格、毛文锡等文士百余人，都得到优待，史称蜀国“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实际是唐朝的腐朽习气具体而微地搬运到蜀国。做一个小国皇帝，屡次加尊号，接连改元，经常有龙见、麟见之类的祥瑞，信任宦官，养大批义子，诸如此类，都是腐朽景象。蜀主晚年尤其爱好女色，军政大权交给宦官唐文扆（音以yǐ）。九一八年，蜀主病重将死，养子王宗弼杀唐文扆。蜀主任用宦官宋光嗣为枢密使，执掌军政大权。他到死总觉得宦官最可信任，可称真正有唐之遗风。蜀主王建死，子王衍继位。

　　蜀主王衍擅长浮艳文学，荒淫无度，国政委宋光嗣等一群宦官，自己与韩昭等号称狎客的一群佞臣，饮酒赋诗，寻求快乐。他曾作诗说“有酒不醉是痴人”；某次宴饮，王宗寿（王建养子）涕泣劝谏，狎客们起哄说，嘉王（王宗寿封号）酒醉发疯了。醉与不醉，痴与不痴，在这里是完全颠倒的，蜀国的前途是什么，可以不言而喻。九二五年，在中原恢复唐遗风的唐主李存勗，遣李继发郭崇韬率兵攻蜀，王衍投降，前蜀国亡。

　　前蜀先后凡三十五年。

四 后蜀国（九二六年——九六五年）

　　九二五年，唐庄宗任盂知祥为西川节度使。九二六年，孟知祥入成都，整顿吏治，减少苛税，境内渐安。九三二年，杀东川节度使董璋，得东川地。九三四年，称帝，国号蜀（后蜀），建都成都。当年，蜀主孟知祥死，子孟昶继位，蜀主孟昶时，契丹灭晋，晋国秦、成、阶三州附蜀，蜀又攻取凤州，疆土扩张与前蜀相同。后蜀君臣务为奢侈，甚至溺器也用珍宝装饰。九六五年，宋军入蜀，孟昶投降，后蜀亡。

　　后蜀先后凡四十年。

　　蜀地富庶，前后两次立国，境内都还算安宁，虽然君臣奢侈成风，民众受害比北方终究轻一些。唐朝流亡士人生活优裕，腐朽环境培养出腐朽文学，蜀与南唐同为五代时期文学的重镇。

五 吴越国（八九三年——九七八年）

　　八九三年，唐昭宗任钱镠为镇海节度使，驻杭州。八九六年，得越州，唐任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九○七年，梁封钱镠为吴越王。吴越拥有十三州土地，是个弱小国，在吴国威胁下，钱镠必须向北方小朝廷称臣、纳贡，借以牵制吴国。钱镠经常回到临安故乡，他的父亲钱宽总是躲避不见。钱镠找着钱宽，请问缘故。钱宽说，你现在作国主，三面受敌（北、西有吴，南有闽），与人争利，怕祸及我家，所以不愿见你面。钱镠涕泣受教。钱镠也知道小国处境的危险，因此力求自保，不敢懈怠。他很少安卧，用小圆木作枕，熟睡中头小动便落枕觉醒，称为警枕。寝室中置粉盘，想起事情即写在粉盘上。令侍女通夜等候，外面有人来讲事，立即唤醒他。九一九年，吴徐温与钱镠讲和，两国息兵，但钱镠仍不敢疏忽。九三二年，钱镠病将死，告继位人钱元瓘说，子孙要好好奉事中国（北方小朝廷），切勿因换姓废事大的礼。这是吴越的国策，一直遵守到国灭，因为它始终是个弱小国。

　　吴越自钱镠时起，赋税繁苛，小至鸡、鱼、鸡卵、鸡雏，也要纳税。贫民欠税被捉到官府，按各税欠数多少定答数，往往积至笞数十以至百余（一说五百余），民尤不胜其苦。自然，另一面是吴越君臣不胜其乐。北宋时开封人称“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统治阶级的天宫，建筑在民不胜其苦的基础上，开始建筑这座天宫的人就是钱镠。钱镠留心收买名士，皮日休（当是黄巢失败后，逃来依靠钱镠）、罗隐、胡岳等都得到优待，自己也学吟咏，与名士唱和。他做节度使时，有人献诗，诗中有“一条江水槛前流”句，他以为讽刺，暗杀献诗人。罗隐声名大，曾作诗议笑他出身寒家，却欣然不怒。历代继位人也都重视文士，钱元瓘作诗一千篇，有《锦楼集》流传士人间，钱弘佐能作五、七言诗，经常宴会，得士人心。凡是替钱氏赞美的记载，都是那些文士写的，当然不会说到剥削的残酷。《五代史记》说，钱氏占据两浙将近百年，并没有什么善政，“虐用其人（民）甚矣”，这是惬当的评语。

　　钱镠也做了些有益的事情，他修筑钱塘江石堤（从六和塔至艮山门），保护杭州城；凿平江中妨碍行舟的巨石，增进海上交通；造龙山、浙江两闸，阻遏海潮内灌。又自嘉兴松江沿海滨到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都造堰闸，蓄泄有时，不畏旱涝。当时米价每石只值五十文，可见浙西农业有很大的发展。两浙民间称他为海龙王，当是承认他在水利上有成绩，但也斥责他的穷奢极侈，大兴土木，居处营造得象龙宫那样壮丽。他推广州城周围三十里，大造台榭，特别加工建筑自己的府署，版筑斧斤声昼夜不停。兵民怨恨，有人深夜里用白土在他的门上写道“没了期，侵晨起，抵暮归”。他看见，也写道，“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这说明他不爱惜民力，也决不肯悔改。钱元瓘营造府署，比钱镠更加奢侈。九四六年，府署大火，钱元瓘避到那里，火就跟着来到，府署几乎烧成白地。史家说是上天示罚，其实，民众被迫服劳役，无有了期，怨恨之极，自然会有人焚烧这个暴君的居处。钱弘佐继位，免境内租税三年，就是想和缓民愤。吴越君臣奢侈成习，竭民力来经营土木工，杭州终于成为江南名胜地。

　　九七五年，宋灭南唐。吴越失去屏障，不再能自立，九七八年，钱镠献纳国上，吴越亡。

　　吴越先后凡八十六年。

六 楚国（八九六年——九五一年）

　　马殷占据湖南，与邻国吴为世敌（杨行密杀孙儒，马殷是孙儒残部）。杨行密以尊王（唐朝）讨贼（梁）为号召，受吴威胁的小国，以奉事朝廷（北方小朝廷）相对抗。马殷任高郁为谋主。高郁劝马殷向梁进贡称臣求封爵。九○七年，梁封马殷为楚王。九二七年，唐封马殷为楚国王。马殷受册封，正式建国，仿照天子礼制，立宫殿，置百官，只是名称上略加改变，表示不敢上比朝廷。楚与吴越两国在吴国的东西两侧，北方小朝廷利用两国来牵制吴国，因此，吴越国王得兼天下兵马都元帅的高职，楚国每年进贡茶叶不过数万斤（一说二十五万斤），却得在中原自由通商，开封及襄、唐等州置邸卖茶，获利巨大。

　　楚国富庶，战事稀少，马殷纵情女色，诸子骄奢，各谋继位。九二八年，吴徐知诰与楚战，吴兵败，向楚求和。楚丞相许德勋对被俘吴将说，我楚国虽小，旧臣宿将还在，愿吴朝不要费心。等到众驹争槽（指马殷诸子争位），才是你们动手的时候。九三○年，马殷死，遗命诸子，兄弟相继。诸子马希声、马希范相继嗣位。马希范奢侈无度，赋税苛重，学士拓跋恒上书劝谏，说“足寒伤心，民怨伤国”，愿减轻赋税。马希范大怒，斥退拓跋恒。九四七年，马希范死，众驹开始争槽，一部分楚臣拥立马希广为楚王，另一部分要立朗州（治武陵，湖南常德市）节度使马希萼（音饿è）。马希尊争位不胜，九五○年，向南唐主李璟称臣求助。马希萼攻入长沙，杀马希广，自立为楚王。九五一年，马希崇推倒马希萼，派将官押送到衡山县囚禁，马希崇自立为楚王。押送将官拥马希尊为衡山王，向南唐求救。这时候郭威正在灭汉，不能出兵助楚，马希崇只好向南唐称臣。南唐主令边镐率兵入长沙，马希崇投降。边镐令马希崇率族人入朝。马族人重赂边镐，希望留居在长沙。边镐笑道，我国家同你马家，做了六十年仇敌，但也不敢存灭你楚国的念头。现在你们兄弟争夺，困穷自灭，如果还想有什么打算，怕你们受不了。马希崇无话可对，率族人及将佐千余人号哭上船，来到金陵。南唐使马希萼居洪州，马希崇居扬州。槽被众驹争掉了，马家人得保存生命还算是幸运。

　　楚先后凡五十六年。

七 闽国（八九三年——九四五年）

　　八九三年，王审知得福州。九○七年，梁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提倡节俭，减轻赋役，与民休息，在位二十九年，填内安宁。他收用唐流亡士人为辅佐，建立学校教本地士人，开辟海港，招来外国商贾，奖励通商，文化经济一向落后的福建，开始发展起来。九二五年，王审知死。此后，继位人都是暴君，经常发生内乱。九三三年，闽主王延钩（王审知次子）称帝，国号闽。九四○年以后，建州节度使王延政与闽主王延羲不和，起兵互攻。九四三年，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殷。殷国小民贫，战事不息，王延政铸大铁钱，一钱当铜钱一百文，又使杨思恭加重赋税，筹措费用。九四四年，朱文进杀王延羲，自立为闽主，王氏子孙不论老幼全被杀死。南唐主李璟出兵攻殷。九四五年，闽国旧臣杀朱文进，迎王延政为闽主。王延政改国号为闽，使侄王继昌镇福州。闽将李仁达杀王继昌，占据福州。南唐兵攻破建州，王延政被俘，闽国亡。

　　闽先后凡五十三年。

八 南汉国（九○五年——九七一年）

　　九○五年，唐任刘隐为清海军（岭南东道）节度使。九○七年，梁封刘隐为大彭郡王。岭南离中原较远，唐末，中朝（唐朝）士人多来避乱；唐时大臣得罪，贬窜到岭南，子孙往往流寓不返，唐所任地方官，遭乱不得归朝，都客居在岭南。刘隐招集这三类士人，作为辅佐，又使弟刘岩率兵平定岭南东西两道诸割据者，拥有岭南，建立起刘氏政权。九一一年，刘隐死，刘岩继位。刘岩用士人为诸州刺史，不让武夫作地方官，这是岭南较为安静的一个原因。九一七年，刘岩自称皇帝，国号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建都广州。九四二年，刘岩死。刘岩及历代继位人都是暴君，《旧五代史》说“一方之民，若据炉火”。到九七一年，宋兵入广州，南汉最后的暴君刘��（音厂chǎng）投降，南汉亡。

　　南汉先后凡六十七年。

九 南平国（九○七年——九六三年）

　　九○七年，梁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给兵五千作牙兵，衣食由梁朝发给。荆南镇旧辖十个州，唐末，为邻道侵夺，高季兴到镇，只有江陵一城、高季兴招集流亡，民渐夏业。又收用一些文武官作辅佐，以唐进士梁震为谋主，暗中准备割据。几二三年，唐庄宗灭梁，高季兴亲自入朝，得到优待。九二四年，受封为南平王。唐明宗时，高季兴得归、峡（治夷陵，湖北宜昌市）二州，合荆州共有三州，在十国中是最小弱的一国。

　　五代时期，吴、南唐与中原统治者对立，封锁江淮漕路，南方诸国进贡（实际是通商）中原，或走海道，或走江陵，江陵成为内地南北交通的中枢。北方商人买茶，也必须到江陵，在五代时它是最大的茶市。九二八年，楚马殷使将军王环等击荆南，高季兴大败请和。马殷责王环不乘胜取荆南。王环说，江陵在中朝（中原小朝廷）及吴、蜀的中间，四面受敌，应该让它存在，作楚国的屏障。小弱的南平国在各强国间起缓冲作用，不被邻国吞并，原因在此。高季兴的继位人高从海，对南北称帝诸国，一概上表称臣，借以得些赏赐，远如闽、汉，也不例外。南方诸国贡使路过荆南，高季兴和高从海常掠夺贡物，拘留使者，等到受损国来质问或发兵来讨，即归还并请和。诸国嗤笑高氏夺攘苟得，不知羞耻，都叫高从海为高赖子（无赖）。

　　这个小国经济不能自立，政治上也就不得不当赖子，当时南北诸国君主都是汉族，高氏耍无赖，还算是穷国君的本色。九四七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入开封，高从海也去称臣进贡，得了些赏赐，那真是不知羞耻的十足无赖。

　　九六三年，宋兵往湖南灭割据者周保权（周行逢子），路过江陵，南平国主高继冲纳地归降，南乎亡。

　　南平先后凡五十七年。

十 北汉国（九五一年——九七九年）

　　九五一年，郭威灭汉，杀河东节度使刘崇子刘赟。刘崇据河东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刘崇向辽国求援，辽主要求建立父子之国的关系，刘崇只愿奉辽主为叔皇帝，自称侄皇帝。辽主希望中原分裂多事，也就承认叔侄关系，允许行册封礼。刘崇得辽援兵，攻周晋州，被周兵击败，刘崇一时不敢再动兵。九五四年，周太祖死，刘崇以为机会来到，约会辽兵大举进攻。周世宗大破北汉兵于高平，并进军围太原城。周军退归后，刘崇死，子刘承钧继位。刘承钧尊辽主为父皇帝，辽主称刘承钧为儿皇帝。北汉依靠这个可耻的关系，保境自守。周世宗时，王朴献用兵先后策，主张收复幽燕后，再出兵灭北汉，原因就在它是辽的附属国，被击时辽自幽燕出援，对周很不利。

　　刘崇做事，都向辽主禀告。刘承钧初立时，却往往自己作主，不先告辽国。辽主遣使来谴责，刘承钧惶恐谢罪。此后事辽愈恭，而辽待北汉愈薄。当然，辽不愿北汉灭亡，危急时还是要来援救的。九六八年，刘承钧死，北汉内乱。九六九年，宋太祖亲自率兵攻北汉，击退辽援兵，引汾水灌太原城。北汉坚守危城，辽也继续增兵来援，宋军无功退回。九七九年，宋太宗又亲征北汉，这时候宋已统一南北，国势增强，辽用重兵守幽燕，援北汉只有大同一路兵。宋军击败辽兵，猛攻太原城，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北汉亡。

　　北汉先后凡二十九年。

　　正当梁、唐、晋、汉四个小朝廷在北方混战大破坏的时候，南方诸国战争稀少，一般处在和平状态中，人口增加，经济和文化都向上发展。南唐、吴越两国更显出繁盛景象。唐朝中期以后，军政费用极大部分取给于江、淮财赋，残酷的搜括，并不能填补无底的巨壑，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军打碎唐朝这一架腐朽机构，南方经济将萎缩下去，无有止境。南方成立诸割据国，固然赋役还是繁重，但开始立国的君主，一般都还知道一些立国的方法，为自己生存计，不得不对民众让些步或做些有益的事，比起唐朝来，情况多少有些改善。民众在这有限的改善下，也就算是得到休息，足以从事生产了。诸割据国继位者多是奢侈昏暴人，按时间说，大体上已是周和宋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二三十年间，南方诸国陆续归于消灭。

第三节 五代十国的经济状况

　　唐末军阀混战，分裂中国为南北两半。

一 南方

　　南方自南朝历隋、唐，经济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是两汉以来的旧区域，每逢中原丧乱，就有人据蜀自立。隋唐时扬州为东南第一大城市，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富强足以自立，并且有力量占据江南、江西大片土地，形成一个大经济区域。三吴（南朝称吴、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即唐朝苏、湖、越三州）是南朝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地，唐时立浙江东西两道，设镇海（浙江西道，治苏州）镇东（浙江东道，治越州）两节度使，唐末，以新起的杭州为中心，形成一个两浙区。岭南、福建经济文化较上列各区落后，福建更落后些，唐中期以后，两地都渐有进展，岭南以广州（岭南节度使治所）为中心，福建以福州（唐时福建经略使治所）为中心，形成两个区域。广州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城市，福建的泉州，唐时也开始成为通商港口，海上贸易对这两区有重要意义。湖南比福建差，但唐朝新发达的商品——茶叶，在湖南大量生产，为北方所必需，这就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区。荆南（南平）是南北交通枢纽，又是北方小朝廷与吴、蜀、楚诸国的缓冲地，依靠商税，勉强自成一区。以上各区，经济发展程度，高低很不平衡，大体上，割据者可以凭借一个区成立一个政权；另方面，割据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推进经济，五代时期南方诸国战争较少，某些国君注意兴利事业，原因在此。尽管是这样，各区并不能完全自给，有待于互通有无，更有侍于南北双方的互通有无，所以，五代十国政治上是分裂的，全中国的经济联系却是相当密切的，自然，这种联系不能不受政治分裂的阻碍，当北方政局稳定时，全国就不可抗拒地复归于统一。

　　前、后蜀——两汉以下，蜀一向是农业、工商业发达的地区。王氏、孟氏据蜀先后凡七十余年，境内很少发生大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如果说，前、后蜀立国也还有些好处的话，这就算是好处。至于前、后蜀统治者，剥削都很残酷。王建急于聚敛，虽然仓库装不下了，还是贪得无厌。蜀中每年季春月有蚕市，百货云集，市况甚为繁盛。王建曾登楼望见有许多处作桑栽（桑树秧）交易，对左右人说，桑栽很多，如果收税，必获厚利。足见他多么留心获厚利。王衍和他的臣属，专以奢淫相比赛，浪费无限。九二五年，唐兵入成都，没收蜀仓库所存武器、钱粮、金银、缯锦共以千万计。所谓千万计，就是数量极大。九二六年，孟知祥查库，还有铠甲二十万副，以此为例，蜀仓库确实是装得满满的。唐兵没有抢掠成都市，退兵时，孟知祥令成都富人及王氏旧臣献钱，以六百万缗犒唐军，剩下二百万缗归孟知祥。富人及旧臣的钱，自然都是剥削得来的，一次就能献出八百万缗，平时剥削的严重可以想见。

　　孟知祥据蜀，待将相大臣“宽厚”，所谓“宽厚”，就是让这些人任意去搜括。孟昶继位后，宰相张业设牢狱在家里，用残酷的刑罚勒索民财。将相大臣放纵无忌惮，甚至掘坟墓求财物，搜括到了地下，地上还有什么可免搜括。民众继续生产，统治者继续掠夺，民众穷苦无告，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前后蜀都不战而亡，因为民众对它们实在厌恶到极点。

　　吴、南唐——杨行密、徐温都注意恢复生产，境内粗安。徐知诰执政，更加重视农桑。吴国旧制，上等田每顷收税足陌现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贯八百文，下等田一贯五百文，如现钱不足，依市价折金银。又有丁口税，计丁口征现钱。宋齐丘建议收税不用现钱，用谷帛代现钱，并“虚抬时价，折纳绸绵绢本色”。当时市价，绢每匹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主张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文，绸为二贯四百文，绵为四十文，都是不打折扣的足钱，义废除了口税。宋齐丘要官府收租税，用高于市价三四倍的虚价来折合实物，确是大胆而有远见的建议（这是《容斋随笔》转载北宋许载所著《吴唐拾遗录》的原文，《通鉴》作“绸绢匹值千钱者当税三千”，是一般地说提高三倍）。朝议喧哗，以为官府损失太大。宋齐丘说，那有民富而国家贫的道理。徐知诰断然采纳宋齐丘建议，认为这是劝农上策。果然，不到十年，江淮间呈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的繁盛景象，吴国也就富强了。徐知浩称帝后，下诏民三年内种桑够三千株，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够八十亩，赐钱二万；桑田和农田都免租税五年。这样奖励农桑，在五代时期是唯一的国家，也因为是个富强国，所以有力量抵御北方军阀的侵扰长江流域。

　　南唐李璟、李煜时，赋税逐渐加重，和别国比还算是轻一些。

　　吴越——南方诸国多兴修水利，吴越尤为积极，两浙农业发达与水利是分不开的，这应是钱氏政权的成绩。但钱氏君臣，奢侈成风，民众不胜其苦。钱镠居室用具，极为精美，晚年更加放纵。钱氏据两浙八十余年，对北方小朝廷贡献厚礼，在国内任情浪费，地小人多，赋敛苛暴，鸡、鱼、卵、菜，无不收税。即使欠税不多，也要被捉，受鞭笞刑。《咸淳临安志》说“民免于兵革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这是钱氏政权的定论。

　　楚——南方各地多出产茶叶，湖南产茶尤多，楚立国主要依靠卖茶和通商。马殷听从高郁的建议，提倡种茶，让民自采茶叶卖给北方商容，宫收茶税。九○八年，马殷向梁太祖请求，每年贡茶二十五万斤（《旧五代史》作数万斤），换取卖茶权。梁允许楚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商店），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北方的衣料和战马，楚获利十倍。湖南民间不事蚕桑，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马殷令民纳税，以帛代钱，湖南丝织业开始兴盛起来。又令民间种棉，楚贡品中有吉贝布，就是用木棉织成的布。唐时岭南、福建已种棉织布，马殷时传入湖南，新创一种富源，马殷免收商税，招徕四方商人。湖南产铅、铁，铸为铅钱、铁钱，十文当铜钱一文，通行境内。商人出境，铅、铁钱不能使用，只好购买湖南物产带走。“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这就是马殷的治绩。

　　马殷死后，继位人都是暴君，民欢穷困流亡。周行逢占据湖南，改革马氏弊政，境内粗安。

　　闽——王潮、王审知以保境息民为立国方针，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国，奖励通商，闽民众得到三十年休息。王审知死后，继位人多是暴君，王继鹏起三清台，用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每天烧龙脑等香数斤，以此为例，一个小国的民欢，负担是沉重的。

　　南汉——南汉国君自刘岩起，都是极奢侈极残忍的暴君。九三四年，刘岩造昭阳殿，用金作屋顶，银作地面，木料都用银装饰。殿下设水渠，渠中布满真珠。又琢水精琥珀为日月，放在东西两条玉柱上。刘��造万政殿，饰一条柱子就用银三千两。又用银和云母相间隔，包装殿壁。这种富丽辉煌的建筑物，是用多少民众鲜血变成的，实在使人触目伤心，不寒而栗！刘岩恶毒无比，设有灌鼻、割舌、支解、剖剔、炮炙、烹蒸等惨刑，又有水狱，聚毒蛇在水池中，投入他所谓的罪人，让毒蛇咬死。他的继位子孙，都是和他类似的野兽，他们造成穷奢极侈的宫殿，取得人力和财物的方法就是惨刑。

　　南平——九六三年，宋太祖使卢怀忠去南平观察情形。卢怀忠回来说，荆南兵不过三万，年景不坏，民众却困于暴敛，消灭它很容易。果然，宋兵经过江陵，便灭掉南平。

　　南方诸国，除少数国君曾做了些有益于民的事情，其余都是民贼。民欢遭受剥削是极其严重的。例如宋太宗时，废除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等地的鱼税，又前后下诏废除或减轻“橘园、水硙、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的税收。单看苛税（实际不只这些）名目，可信南方诸国同北方一样，也是物物有税。又如丁口税，有些地方每人每年要纳钱数百文，到一○一一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才下诏“两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税并特放除”。这些苛税，或起自唐末，或诸国新设，税名或税率有增无已，民众的痛苦自然也有增无已，自从北方出现周宋两朝，南方诸国再不能有什么继续存在的理由。

二 北方

　　黄河南北广大地区，五代时期，大小战争接连发生，战争本身（主要是杀害民众）以及由战争引起的各种灾难（主要是搜括财物），使得社会遭受大破坏。从此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进一步地转移到南方，北方变成比较落后的地区。自远古以来，经济文化的中心总是不离开黄河流域，现在南移到长江流域，这个大变化，是五代在历史上的重大特点。北方战争的后果，略述如下：

（1）生产力的摧残

　　劳动群众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在生产工具无大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时期内户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劳动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增加与耗损，足以测定这个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与衰退。五代时期北方户口大减，原因是统治北方的军阀，尤其是带有游牧人风气的沙陀军阀，心目中只有战争严刑和搜括，别的事一概无知。民众不是死亡，就是流散，坚守乡土的人，唐末以来长期生活在重重灾难中，那里还说得上发展生产！

　　战争屠杀——这里举一个例，说明战争是怎样耗损人命。九四八年，汉将郭威率兵灭河中、永兴、凤翔三叛镇。这次战争在五代时期不算是大战，更不是久战。九五○年，汉隐帝使人到战地收埋战死及饿殍（民众）遗骸，当时已有僧人收埋了二十万具，可知未收埋的还不在少数。按此例类推，每次战争，军民死亡数虽多少不等，但有战必有死亡，特别是当地居民大量死亡，是毫无疑问的。唐未秦宗权蹂躏河南，朱全忠在河南、北进行战争三十年，李存勗与梁，河上相拒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契丹经常入侵，石晋末年深入到开封，退兵时，仅仅屠相州城（九四七年），就杀死十余万人。这些大战久战，加上其他连年不息的小战暂战，再加上被迫输送军需的民扶路上死亡，死亡总数实在可骇，十六国以后，黄河流域又一次化为大屠场。

　　严刑乱杀——梁至汉四朝君主，全是野蛮武夫，杀人看作等闲，人命轻似草芥，残暴大致相似。唐明宗在四朝君主中算是唯一的好皇帝，“然夷狄性果”（强暴），常常杀死无罪人。某次他听巡检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用竹竿练习战斗，他立刻命石敬塘去办理。石敬塘一到就把二人杀死。第二天枢密使安重海奏称二人是小儿，战斗是游戏。晋出帝遣使者三十六人分路搜括民财，各给一把剑，得任意杀人。使者带着大批吏卒，手执刀杖，闯进民家，随便杀夺，民死无数。唐晋用刑已极惨重，汉法尤其刻毒。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平阴县（山东平阴县）十七村居民。卫州刺史叶仁鲁率兵捕盗，有十来个村民逐盗入山中，叶仁鲁后到，硬指村民为盗，全数斩断脚筋，陈列山麓示众，宛转呼号，数日才死。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奉刘知远命清理狱囚，苏逢吉不问轻重曲直，一起杀死，说是奉命静狱。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专喜杀戮，认为有罪的人就杀死。某次太白星白昼出现，民众仰观，史弘肇派兵捕捉，悉数腰斩。又作断舌、决口、斮（音酌zhuó斩断）筋、折胫等刑，天天杀人。凡是被捕的人到官，狱吏请判，史弘肇不问轻重，伸出三个指头示吏，即时腰斩。以上只是举些例证，说明皇帝和大官提倡杀人，自然造成一种异常残酷的风气，凡是他们统治的地区，实际是一座广大的活地狱。

（2）人为的天灾

　　自然灾害本是常有的事。在政治较好的时候，社会抵抗力较强，灾害的后果就会减轻些，在乱世，灾害与暴政相结合，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例如九四三年（晋出帝天福八年），春夏有旱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晋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晋出帝因国用不足，下令括民间谷物，督责非常严急，逼民众献谷，民众饿死数十万人，流亡人数更不可计数。恒、定等州灾情尤重，晋朝廷知道无可再括，特令免括。顺国节度使（驻恒州）杜威却奏准援别州例括民谷，尽量搜括得一百万斛，送给晋朝廷三十万斛，其余归杜威私占。杜威又括得三十万斛，凑足一百万原数，次年春粜给民众，得钱二百万缗。杜威凭空得二百万缗，大批民众饿死可以想见。五代时各种天灾，屡见于记载，不再列举，这里只说由人工制造的黄河水灾。

　　八九六年，黄河水涨，滑州城（河南滑县）危险，朱全忠决河堤，分河道为二，夹滑州城东流，散漫千余里，从此黄河为患愈益严重。九一八年，梁将谢彦章为阻止李存勗进攻，在杨刘城决河，大水弥漫，曹、濮二州遭大水灾。九二三年，梁将段凝在酸枣（河南延津县）决河，东注曹、濮、郓等州，企图阻止唐兵，称为护驾水。决口不断扩大，曹、濮遭害更甚。据朱熹《通鉴纲目》的记载，河决十六次，五代竞占九次。据《旧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自九一○年至九五三年，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多至二十四次。这些水灾虽然不是故意制造，但由于连年战争，水利不修，成灾率大增，所谓天灾实际上仍是人工造成的。黄河下游诸州水灾特别频繁，原因是朱全忠决滑州河堤，梁、晋相持，梁屡次决河阻晋兵，此后并无大修治，河灾自然要接连发生。

　　九四四年（晋出帝开运元年），滑州黄河决口，水浸汴、曹、单、濮、郓五州。郓州城西南有梁山，山周围二十余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是古钜野泽。这次河决，大水环绕梁山，成为著名的梁山泊。

（3）租税的苛暴

　　据《旧五代史·食货志》说，梁赋税较轻，唐庆宗用孔谦为租庸使，剥削极繁重。后来历朝赋税，基本是沿袭唐庄宗旧制，但常有新添的名目。五代租税，大抵正供以外，附征农器钱（每亩一文半）曲钱（每亩五文）、正帛钱、鞋钱、地头钱、蚕盐钱及诸色折科。附征以外，又加征秆草每柬一文，绢、��、布、绫、罗每匹十二文，鞋每双一文，现钱每贯七文；丝、绵、绸、线、麻皮每十两加耗半两，粮食每石加耗二斗（唐明宗时加），称为雀鼠耗。加征以外，省库（中央库）收纳上列钱物时，又别证现钱每贯二文，丝绵等每百两加耗一两，秆草每二十束加耗一束。汉隐帝时，王章管财政，聚敛更急暴，在旧制雀鼠耗外，又加二斗，称为省耗；旧制钱出入都用八十文为陌，王章改为收入八十、支出七十七为陌。周太祖改定每田十顷税取牛皮一张，多余的牛皮听民自用或买卖，但不得卖给邻国。周以前，禁民私藏牛皮，悉数卖给官府。唐明宗时官给盐，偿皮价，晋时并盐不给，汉时民间私藏牛皮一寸处死刑。周把牛皮均摊在田亩税中，在当时算是一件良政。

　　统治集团内部，也互相剥削，大小职官对皇帝要纳尚书省礼钱。太师、太尉纳四十千，太傅、太保纳三十千，司徒、司空纳二十千，仆射、尚书纳十五千，员外、郎中纳十千。藩镇见皇帝，送特重的礼，称为买宴钱。礼钱以外，官员还得自出办公费。宰相出光省钱（宰相纳光省礼钱三百千，藩镇带平章事官号纳五百千。别一记载说，宰相纳礼钱三千缗），御史出光台钱，下至国子监监生出束修钱二千，及第后出光学钱一千。官员对皇帝送礼，小官对大官送礼，学生对学官送礼，最后实际出钱的当然是劳动民众。

　　直接管理民政的县官，五代时轻视特甚。凡大官府佐杂官中最龌龊无用及昏老不堪驱使的人，才派充县官。这些人贪求刻剥，丑态万状，当时优伶打浑，多用县官做玩笑材料。自然，县官的可笑，就是民欢的可悲。

（4）盐法的严厉

　　唐中期以来，盐利一向是朝廷的重要收入。五代时用极严厉的刑罚来保障盐利。唐朝卖私盐一石以上处死刑，一斗以上处杖刑，比起五代来，简直算是无比宽厚，可见五代盐法的无比残暴。唐庄宗诏书说“会计之重，碱鹾居先，矧（音审shěn况）彼两池，实有丰利”。两池指安邑、解县（山西运城县南）两池，是朝廷掌握的产盐地，如何从两池得厚利，就是五代朝廷制定盐法的出发点。

　　因为会计之重，碱鹾居先，所以搜括方法，不厌苛细。官自制自卖，立屋税，蚕盐、食盐等名目。对城市居民，按屋税派给，称为屋税盐。对乡村居民，按户口派给，称为蚕盐。又别有所谓食盐，也是按户口派给，说是专供食用。石晋时，在未盐（海盐和碱土制盐）地界内官卖末盐，每年得钱十七万贯有余。为增加收入，将十七万贯摊派给民户，依户大小分五等，一等每户纳钱一贯，五等二百文。民间用盐，听商人自由贩运。这样，盐价降落了，每斤不过十文，较远的州县不过二十文。官当然不会满足于十七万贯的定额，过了些时，重征盐商，过路每斤抽税七文，坐卖每斤十文，重税迫使盐商停业，官又得抬价出卖贵盐。分五等摊派的食盐钱，从此变成常赋，永不免除。

　　官卖必须依靠刑法，这种刑法自然是残酷的。旧制：应食末盐地界，如有人刮碱煎盐，不计多少斤两，并处死刑。唐明宗改为犯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人各杖六十，递增至五斤以上，买卖人各决脊杖二十处死。应食颗盐（池盐）地界，防乡村私盐进城，损害城内官课，规定不论食盐蚕盐，不许携带一斤一两入城，犯者，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人各杖八十。递增至十斤以上，不计多少，买卖人各决脊杖二十处死。汉法，犯盐禁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周太祖时，郑州有民买官盐过州城，门官指为私盐，杀民受赏。民妻讼冤，才改为带盐入城五斤以上，煎私盐一斤以上，重杖一顿打死。

　　因为两池实有厚利，朝廷总想扩大颗盐销路来增加盐利。原来颗、末、青、白（青白两池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四种盐各划定销行地界（唐朝已划地界），不许参杂，如带入别界，不论一斤一两，并处死刑。周世宗因食末盐地界犯盐禁的比食颗盐地界多，认为卑湿地带容易私自刮碱煎造，不比产颗盐的两池，禁令峻严，无法私运。他下令曹、宋以西十余州都改食颗盐。曹、宋以西正是末盐产地，这一改变，将有不少私造末盐的人生机断绝。

　　上列四条，只是指出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暴政的一般情况，当时民众具体地遭受死亡、流散、穷困等灾难，痛苦几乎是难以设想的。南北户口变化，可以说明暴政发生了多么大的破坏力。依据宋初的记载，得下列户数。

　　以上都是宋取得这些地区时的户数，照惯例，凡是亡国时，户数总要比原有数减少些。湖南曾是一个国，地面比清源大得多，户数却比清源少，湖南户数当有很大的隐漏。尽管史书上所载户口数，不甚可信，但借以推测一时人口增减的趋势，还是有些用处。三国结束时，魏有户六十六万余，口四百四十三万余；蜀有户二十八万余，口九十四万余；吴有户五十二万余，口二百三十余万。隋灭周得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灭陈得户五十万，口二百万。三国时吴、蜀两国户总数比魏国多十四万，口总数比魏国少一百余万。隋户口比陈户口更是占绝对多数。五代时南方诸国户总数比北方多一倍强，是三国以来不曾有过的新变化，从此以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也确实转移到长江流域，主要是在南唐和吴越两国的旧境。

三 南北统一的一些因素

　　长江流域（包括闽江、珠江两流域）经济发展起来，各地商品的交换也就跟着增加，特别是南北两大流域间，即使五代十国政治上互相妨碍通商的顺利进行，但终究必须依靠通商来交易有无。经济联系既然如此密切，也就决定分裂只能是暂时的，大势所趋，中国必然复归干统一。下面叙述南方诸国与北方通商及南方诸国相互间通商的情形。

　　吴越国——僧契盈某次陪吴越王钱镠游碧浪亭，其时潮水初满，商船来集，望去不见首尾。钱镠欣喜，对契盈说，杭州离京师（开封）三千余里，谁知海运的利益大到这样。吴越与北方陆上商路，被吴、南唐阻断（九一八年，吴取虔州以后），货物由海运先到青州，再运销开封等地。吴越在北方沿海各州城，设有两浙回易务，与当地居民交易，并自立刑禁，处理商务。地方官收受厚赂，不加禁阻。汉时刘铢镇青州，令所属诸州，不得接受吴越刑禁。汉朝廷怕妨碍通商，又因刘诛贪虐横蛮，改任符彦卿为节度使，代替刘铢，足见北方需要和吴越通商。南方诸国与北方通商，一般是采取进贡形式，即上表称臣，献给北方小朝廷若干贡品（主要是丝织物），小朝廷收受贡品，承认它的藩属地位，允许商业上往来。吴越贡品有各种丝织物、茶叶、磁器及其他珍贵手工艺品，贡品比别国都丰厚，海上又常受损失，可是吴越始终不废朝贡，想小朝廷牵制吴、南唐，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还在取得商业上的大利。九一六年，梁末帝嘉奖钱镠贡献甚勤，特赐“诸道兵马元帅”的大官号，朝臣都说钱镠入贡，实际是求贸易利益，不必赏给这样大的官号。梁末帝不听，因为贸易对北方同样有利。吴越重视商业，因而货币也保持旧制。钱弘佐为吴越国主时，议铸铁钱。钱弘亿认为行铁钱有八害，其中一害是“新钱（铁钱）既行，旧钱（铜钱）皆流入邻国”，指出恶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又一害是“可用于我国而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指出通商对吴越的重要作用。钱弘佐采纳这个建议，停止铸铁钱。吴越国土地少人口多，手工业向来发达，制造磁器尤其著名，它必须以所有易所无，要立国就不得不重视通商。

　　吴、南唐——吴、南唐都以恢复唐朝为号召，与北方小朝廷政治上对立，经济上也停止正式通商。吴境内所产盐、茶，专和邻国交易，楚、荆南不产盐，自然是吴盐的销售地，茶由荆南出售，也可以换得北方产品。吴、南唐是强大国，但对邻国表示不很好战，原因就在战争会受到经济上被封锁的危险。九五一年，周太祖下敕书说，“朝廷与盾本无仇怨……商旅往来，无得禁止”，两大国通商，是五代末年新出现的好气象。

　　南汉——岭北商贾到南海，刘岩往往招他们去看宫殿，夸耀自己的饶富。这些被招去看官殿的岭北商贾，当是富商大贾，从北方来收买海外珍室。

　　荆南——荆南靠通商立国，国主到处上表称臣，就是想取得商业上利益。九四七年，高从海攻汉郢州，被击败，发怒与汉绝交。北方商贾不来，荆南境内贫乏，第二年，高从海只好上表谢罪，请恢复朝贡，汉朝廷也就允许通商，足见汉与荆南都需要有商业往来。

　　楚——楚产品主要是茶叶，必须保持北方的销售地，因此，对小朝廷始终表示恭顺。楚国不征商税，借以招待四方商贾，境内使用铅、铁钱，借以推销本地物产出境，贫弱国用这些方法来取得利益，自然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闽——闽国重视海外通商，但也需要和邻国交易。闽国主王延钩狂妄，改号称皇帝，对邻国却仍讲和好，不敢自大。南平国主高从海竞向闽称臣，足见闽与南乎有商业关系。

　　蜀——唐庄宗使人到前蜀国，用马换蜀地珍贵物。蜀法，禁止锦绮珍奇输入北方，只许用粗恶产品与北方交易，称为入草物。前蜀国与北方小朝廷对立，特立这种阻碍通商的法令。后蜀与北方有时通商，有时停止。九五四年，周太祖允许与蜀境通商。从通商方面说，周时北方与南唐、后蜀已经消除了隔阂，在全国范围内通有无了。

　　周世宗早年替郭威管家务，曾与邺中大商颉跌氏到江陵贩卖茶货。某次二人饮酒半醉，周世宗戏问，假如我做皇帝，你想作什么官？颉跌氏说：我做了三十年买卖，总是从京、洛来到这里。我看京、洛税官坐着获利，一天的私下收入，可以抵得商贾奔走几个月，我心里着实羡慕。如果你真做皇帝，给我一个京、洛税院官做，便心满意足了。这里说明北方和南方繁盛的商业，有利于南北的统一。

　　雕印书籍，作为一种商品，在市上出售，唐中期以来，已经相当普遍，如成都市上卖占卜书及字书小学印本。不过这些书一般都不是精品，凡是精品，都要手抄，如吴彩鸳写《唐韵》卖给士人。重要书籍或读者自己手抄，或雇人抄写，不当作商品来买卖。五代十国，开始由国家精印重要书籍出卖，这给商品生产添了一个大门路，同时，对传播文化也起了推进作用，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件大事。

　　九三二年（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国子监校定《九经》，刻板印卖，得唐明宗允准。国子监选能书人端楷写出，雇能雕字匠人刻印板，到九四八年，《五经》刻成。汉国子祭酒田敏出使湖南，路过荆南，田敏送高从海印本《五经》。是年，国子监奏请继续雕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到九五三年（周太祖广顺三年），全书刻成，又刻成《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书，先后凡二十二年。自此《九经》传布甚广。九五五年，周世宗准宰相奏请，刻《经典释文》三十卷。朝廷雕印儒经，定价出售，比印其他非儒书，会发生更大的影响。

　　九四○年，晋高祖令道士张荐明雕印《道德经》，学士和凝撰新序，刻在卷首，印成后颁行天下。唐末刘崇远（仕南唐）著《金华子》，说唐末平卢节度使王师范治狱讼，能遵守法律，至今青州民间还印卖《王公判事》。和凝有集一百卷，亲自写字，雕刻成书，印数百本送人，这些都是五代时北方印书的记载，自然，刻书规模不能和《九经》相比。

　　南方诸国也有印书的记载。后蜀主孟昶曾在成都立石经，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正当北方刻成《九经》的一年（九五三年），依宰相毋昭裔所请改雕木板，蜀《九经》本被称为最精品。毋昭裔又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印行。南唐印《史通》、《玉台新咏》（明丰坊《真赏斋赋》有此说，或可信）。吴越国主钱镠于五代未宋初雕板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八万四千卷。闽国徐夤（音寅yín）《自咏》十韵，有句云“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这些，都说明南方诸国印书事业并不比北方差。北方南方印书相互流通，也有利于南北的统五代时期，制磁技艺有很大的进步。吴越国贡品有秘色磁器，是当时磁器的最上品。越州窑向来以制造青磁著名，到五代，制作愈益精美，其中所制秘色磁，专供吴越国主钱氏使用，也用来贡献给北方小朝廷。有金棱秘色磁器、秘色磁器等名目。所谓秘色，就是青蓝色，越窑以外，别处也有制造。前蜀国主王建报朱梁信物中，有棱陵椀，致语云“棱陵含宝椀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足见蜀有秘色窑。闽国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云“巧剜明珠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含露别江濆（音坟fén）”。足见闽国也制秘色磁作贡品。北方郑州有柴窑，是周世宗造磁器特设的窑。柴窑产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滋润细腻，有细纹，技艺精绝，为诸窑之冠。相传当时主管官请磁器式，周世宗批状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作将来”。雨过天青就是秘色。南唐国主李煜时，宫女收露水染碧，制成衣服，颜色特别鲜明，称为天水碧。天水碧就是秘色。尽管诸国分立，秘色却为南北所共同爱好，这也是人们共同心理的一种表现。五代十国存在着许多有利于南北统一的因素，因之分裂只能是暂时的。

简短的结论

　　唐末农民起义军失败后，各地大小军阀和地方豪强纷起割据，造成一片大混乱局面。割据者兼并的结果，北方剩下梁（朱全忠）、晋（李克用）两个强国，南方出现前蜀（王建）、吴（杨行密）、吴越（钱镠）、楚（马殷）。闽（王审知）、南汉（刘岩）六国。这种较为稳定的割据状态，比起一片大混乱来，还算是有了些进步，情形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失败后，由大乱进入三国很有相似处。

　　梁晋争夺黄河流域，晋战胜了，从此沙陀人接连建立起唐、晋、汉三个小朝廷。沙陀是当时居住内地的一个少数族，与汉族人有同等权利来建立朝廷，可是，建立朝廷的人，都是半开化的、带游牧人习气的武夫，非常好战好杀，不知道要有所以立国的政治。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大破坏。唐朝吸收大量塞外游牧人入居内地，最后一批（当时称为塞外“杂虏”）以沙陀为代表，按照各族融合的惯例，在某种情况下，是要发生破坏现象的，到周宋时，才结束了这个融化过程。

　　蜀、吴两国特别是吴国，阻止北方的战乱波及长江流域，起着屏障作用。南方诸国得以保境息民，吴、南唐是有贡献的。

　　南北朝以来，南方经济在继续上升，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几个经济区域。割据者凭借这些区域建立政权，同时，文化也在这些区域内滋长起来。原来较为落后的楚、闽、南汉等地区，经过五代时期，经济文化都有了显著的进展。闽在两宋，成为重要的文化区。

　　北方遭受将近一百年的破坏，南方在同时期内，基本上得免战祸，从此，经济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人口比例也变为南方大于北方。

　　由于长期内乱，北方的契丹族得到内侵的机会。石敬塘出卖燕云十六州，契丹以南京为据点，控制河北平原，中原从而遭受一联串的外患，石敬璃卖国罪恶，比任何一个内乱武夫大无数倍。

　　周世宗是英武的皇帝。他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取得江北后，即转兵锋向幽州，当时汉民归心，契丹退缩，不战取得瀛、莫，建立雄、霸，按形势，收复全部失地有很大的可能，不幸得病死去。“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确是历史上的一个遗憾。继周而起的宋朝，着重在稳定内部，这是必要的，但对外却成了屈辱国。五代内乱后，四百余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一直处于被侵侮的地位，与汉族同命运的境内其他诸族，也同样受辱受害。内乱的教训，是多么深刻不可遗忘的教训！

第四章 吐蕃国 ——六二九年——八四六年

第一节 吐蕃国的兴亡

　　羌族居住在中国西部，是一个古老的大游牧族。它和汉族在远古传说时代已有往来，到了商朝，屡见于卜辞，周朝以下，史书记载愈益详备。羌族居地以西海（今青海）为中心，向四方伸展，主要是向西方伸展，出东面以及南北面都受到汉族的遏阻。据《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羌人只有部落酋长，没有君臣上下，部落多至一百五十个，各随水草迁徙，不相统属，长时期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上，不能建立起国家来。西晋时，辽东鲜卑慕容部酋长涉归有庶子名吐谷浑，率所部七百户西迁，住在枹罕（枹音浮fú甘肃临夏县）地方。他的子孙征服羌族，建立吐谷浑国。北朝字文周时，吐谷浑王慕容夸吕建号为可汗，筑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为首都，国土广数千里，分立四个大城，使子弟各居一城统治所属民众。唐初，吐谷浑分东西两部，东部以伏俟城为中心，西部以鄯善（新疆若羌县）为中心，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驻伏俟城，立次子慕容尊王（即达延芒波结）为太子，守鄯善。

　　吐谷浑国受汉文化影响，采用一些汉族制度。羌族自原始社会进入低级的封建社会，慕容部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少数慕容部贵族与众多羌族部落酋长融合成为一个统治阶级，鲜卑人羌化了，因之，吐谷浑实际是羌族的国家。

　　早在战国初年，秦献公出兵攻掠羌地，酋长印（音昂áng）避秦兵，率部众向南方迁徙，与青海诸羌隔绝。后来印的子孙繁衍，自立部落，散居各地，其中有牦牛部，也称为越嶲（音希xī四川西昌县）羌；又有白马部，也称为广汉（四川广汉县）羌。这些部落在蜀边境内外，迁徙无常，《西羌传》说它们的部落名号，不可详考，这大概是与汉族接触较少的缘故。《西羌传》又说，有发羌、唐旄等，在极远的西方。一○一年，青海烧当羌首领迷唐被东汉兵击败，残众不满千人，一直向西走去，投奔发羌。《新唐书·吐蕃传》以为蕃、发声近，发羌是吐蕃的祖先。

　　唐旄即葱茈（音子zǐ）羌，原先居住在天山南至葱岭一带，一部分迁徙到西藏，以逻些（拉萨）一带为中心，占有广大土地。五八六年（隋文帝开皇六年）遣使人来朝贡。《隋书·西域传》称为女国，因为唐旄以女为王，风俗重女轻男，国政由女王和小女王各一人共同执掌。女王死后，按惯例在王族中选出贤女二人，一为女工，次为小女王。男人专管战争，女王的丈夫号金聚，也不参与政事。这是母系氏族制的残余，社会继续进展，终究要推翻这个残余。

　　羌族在青海建立起吐谷浑国，是社会发展中一个光辉的标志。羌族一部分自青海进入西藏，一部分迁徙到蜀边境内外，也陆续进入西藏，广阔遥远的中国西部，从此逐渐得到开发，羌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唐时吐蕃国勃兴，分立的诸国合并成为统一的大国，尤其是社会发展中一个更光辉的标志。中国西部出现吐蕃国，无疑是历史上的大事件。

　　吐蕃国经过兴起、强盛、衰亡三个时期，分别叙述如下：

　　一 兴起时期（弃宗弄赞赞普以前）

　　吐蕃史书记载远古传说：“在天的中心之上，住着六父王天神的王子弃端己，他有三兄三弟，连他共计七人。弃端己的第三子为弃聂弃赞普。他到下界为人主……做了六牦牛部的王”。六牦牛部当与越嶲一带游牧的羌族部落为同一支系。《西羌传》里说，“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大抵牦牛部盛强，分立为六个兄弟部落。弃聂弃赞普是最强的酋豪，又自立一部，降服其余六部，六部酋豪被称为父王六臣。另外又有三个通婚姻的部落，被称为母后三臣。六父王天神的名字叫做鹘提悉勃野，弃聂弃既自称天神所生，以窣勃野为姓，正符合羌族“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西羌传》）的惯例。赞普的意思是雄强丈夫，弃聂弃拥有这一称号，说明他是特别雄强能够统率六臣的大酋长。弃聂弃时，社会年部开始分出尊卑两类人，由于阶级逐渐在形成，有立君长的需要，因之，弃聂弃以后，子孙世袭赞普称号，比起羌族一般“不立君臣，无相长一”（《西羌传》）的原始状态来，是一个进步。神话传说中往往含有史实，弃聂弃从上天下降到人间，实际就是从无阶级社会转到有阶级萌芽的社会。

　　传说汉武帝时六牦牛部进入西藏，第八世赞普号布袋巩甲，居住在琼巴（西藏穷结县）地方，冶炼矿石，取得银、铜、铁三物，又制造木犁，用牛力开垦平原作田，引湖水灌溉，开始有农业。第十五世赞普号意肖烈，建立琼巴堡寨。《通典》称为匹播城，《新唐书·吐蕃传》称为跋布川。第十七世赞普号德朱波那木雄赞，设置大相（宰相），作为赞普的辅佐。第二十三世赞普号甲多热弄赞，废除“与神和龙族通婚”，改“与臣民通婚”。到第二十八世赞普号弃业颂赞，改进农业，兴修水利，牧地与农田相接，国力日渐兴盛。第三十世赞普号达布聂西，杂养犏（音篇piān）牛与骡，定物价，蓄积干草。依据上述一些记载，吐蕃部落自弃聂弃赞普时开始，逐渐形成为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也逐渐在进展。

　　唐旄北接于阗，东北与苏毗（居住在青海玉树一带的部落）为邻，西境是天竺，南境即吐蕃，是一个大国。唐旄有两个都城，女王达甲瓦，驻年卡宁波（地当在今西藏尼木县东南），小女王弃邦孙，驻儒那堡寨（西藏墨竹工卡县西北）。唐旄内乱，弃邦孙吞并达甲瓦的领地。一些贵族不服，暗通达布聂西，密谋叛变。达布聂西死，论赞弄囊继位。论赞弄囊与唐旄谋叛的贵族盟誓，亲提一万精兵出发，攻破儒那堡寨，唐旄领土为吐蕃所占有。论赞弄囊受尊号为朗日论赞，取政与天比高，盔与山比坚之意。朗日论赞论功行赏，以都瓦堡寨及一千五百户奴隶赐给娘·臧古，以萨格森的土地及一千五百户奴隶赐给巴·鱼泽布，以一千五百户奴隶赐给农·仲波，以一千三百户奴隶赐给哲蚌·纳生。这四人都是庸旄国的领主，娘的首城在今墨竹工卡县东北，巴的首城在墨竹工卡县西北，农在娘与巴之间，哲蚌在乃东县北。他们助吐蕃有功，都成了赞普的重要大臣。唐旄领主穹波·邦色杀藏博主马尔门，以藏博二万户献于赞普，赞普接受后即赐给邦色。邦色功大，也成了重要大臣。朗日论赞重用这些新臣，引起吐蕃旧臣（父王六臣与母后三臣）的不满，到了晚年，父王之臣既离叛，母后之臣又复作乱。羊同（唐旄残部，在今阿里及羌塘一带）、苏毗、达布、工布、娘波等也四面起兵攻击吐蕃，朗日论赞被叛臣置毒暗害而死。吐蕃从小国变成大国，是一个巨大的变动，发生旧臣与新臣之间、吐蕃与敌国之间的冲突，是很自然的。冲突的结果将决定吐蕃的兴亡。弃宗弄赞赞普统率吐蕃的进步势力战胜了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从此，吐蕃走上强盛的道路。

　　二 弃宗弄赞赞普的事业（六二九年——六五○年）

　　羌族从一百几十个聚散无常的原始部落进而组成吐谷浑、唐旄、吐蕃等国家，又从这些分立的国家进而组成统一的吐蕃国，都是划时代的大发展。尽管仍旧存在着严重的分立倾向，但经过吐蕃国的强盛时期，羌族人产生以吐蕃文化为中心的共同心理状态，此后，原来的羌族为具有初步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性质的蕃族或藏族所代替了。弃宗弄赞赞普是强盛吐蕃国的创始者，因之，他的成就在吐蕃历史上有重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也有重大贡献。

　　第三十二世赞普弃宗弄赞又号松赞干布，他生于六一七年，十三岁（六二九年）继位，十八岁（六三四年）遣使官到唐朝求婚，二十五岁（六四一年）娶唐文成公主，三十四岁（六五○年）死，他的一生正和唐朝创始者唐太宗同时。吐蕃史书说“王千松赞虽未成年，奋战不屈，终于严惩罪犯，所有置毒者皆族灭之。未几，叛乱者又皆臣服。娘·芒波结尚囊并未与全苏毗交兵，设谋用计，说之来降。养护无数户口，安居乐业。唐与吐谷浑皆来进贡。”未成年即是指十三岁即位事，此后二三年间叛乱平息，苏毗降服，牧业繁荣，国力兴盛，迁都逻些，完成统一大业。显然由于朗日论赞消灭苏毗，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向，再加上松赞的“骁勇多英略”（《旧唐书·吐蕃传》），以及群臣主要是新臣的支持，才能获得如此迅速的成功。《通鉴》在唐太宗贞观八年（六三四年）记载吐蕃遣使来请婚事，说吐蕃疆土广大，拥兵数十万（兵数夸大不实），弃宗弄赞有勇略，四邻都怕他。唐太宗遣使官冯德遐前往通好，这就是吐蕃史书所说唐来进贡，依据双方史书的记载，说明六三四年以前，吐蕃已是西方新出现的强大国家。

　　松赞干布一生事业，主要是在稳定内部，巩固王权，建立起统一的吐蕃国，其次是对外用兵，兼并强邻，保卫国家的安全。

　　下列诸事，是属于建国的措施。

　　稳定内部——吐蕃王族称为论，宦族称为尚，论与尚构成吐蕃的统治阶级。自然，王族宦族之间，宦族旧臣新臣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赞普与群臣每年举行一次小盟，三年一次大盟，就是要缓和这些矛盾。小盟用羊狗（羊与狗二物，或是牧羊的狗）与猕猴为牲，先折断牲足，杀死后，再剖腹裂肠，使巫告天地等众神说，谁要是变心，阴谋叛乱，神明察知，罚同此牲。大盟杀犬马牛驴为牲，赞普诅咒说，你们都得同心协力，共保我家，天地众神知道你们心里事，谁要是背盟，谁就身体屠裂，同这些牲畜一样。唐旄旧俗，祭神用人或猕猴。大盟所用的犬，有些书说是用人。吐蕃俗重视狗，唐旄俗重视猕猴，用人作牲则是共同重视的祭品。小盟用狗与猕猴，大盟用人，都表示隆重的意思。赞普与群臣立重誓，要求效忠王室，在赞普独掌生杀大权的情况下，发生稳定内部的作用是可能的。大小盟何时创始。史书不载，定在松赞于布平定年乱时似较适宜。后来小盟增为每年两次，当是松赞死后的事情。

　　巩固王权——朗日论赞依靠新臣的助力，灭唐旄国。松赞干布用新臣镇压叛乱，征服苏毗。新臣有大功，势力超过旧臣，成为王族的竞争者。松赞用娘·芒波结尚囊为大相，又重用穹波·邦色，以谋叛罪杀尚囊。王族噶尔，芒霞孙囊任大相，不久，因罪自杀。邦色继任为大相。松赞重用俄梅勒赞，迫走邦色。王族噶尔·东赞域孙告发邦色谋叛，邦色自杀。东赞域孙继任为大相。新臣之间和新臣与王族之间争夺大相，是经过激烈斗争的，最后大相职位为噶尔·东赞域孙即禄东赞所确保，显示王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中央官制——中央大官分两类。第一类为宰相，其中有大相一人，称为大论，唐人译为宰相平章国事。大相以下，有时设副相一人，称为小论。又有兵马都元帅同平章事、兵马副元帅同平章事各一人，宰相同乎章事四人。第二类为宰相僚属，其中有内大相一人，掌管国内事务；整事大相一人，管刑法。又有管国外事务、外文、财政等官。上列诸官中，大相最尊，“事无大小，必出于宰相，便宜从事”。各官都是父死子代，无子则由近亲承袭，不合继承惯例，便引起争端。吐蕃自第十七世赞普设大相以后，当在陆续增设一些官职，到松赞干布时，更必须规定官制以适应建国的形势。松赞以后，国势强盛，宫制自然还会有些变更，但基本上是在松赞时规定的。

　　兵制和地方官制——吐蕃地方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完全一致。全国分为四个如，每如分为上下二分如。共有八个分如。每个分如各有四个千户所。每个如又各有一个下千户所。四如共有三十二个千户所和四个下千户所。此外另有四个禁卫军千户所分镇四如。每个分如有元帅一人，副将一人，判官一人。分如在旗帜和马匹的颜色上各不相同，以资区别。军队编制以一百余人为单位，设一个百夫长。一个大五百统率五个百夫长，一个千夫长统率两个大五百。实际上每个千户所有兵约一万人上下，统率二十个大五百，后来就叫做万户府或万夫长。这些军官平时是地方行政官，也就是当地的大小领主。吐蕃史书记载四如所辖军民数如下：（一）藏如如拉，上下两藏如如拉各有军士三万零三百人，共有人口七十二万人；（二）右如，上下两右如各有军士五万零三百人，共有人口七十万人：（三）中如，上下两中如各有军士七万零三百人，人口缺记，（四）左如，上下两左如各有军士五万零三百人，共有人口约七十万人。四如军合计，军士共有四十六万二千四百人，中如军士数特多，人口至少有八九十万，合其他三如，吐蕃人口当在三百万人左右。这是吐蕃大扩张时期的军民数，松赞干布在位时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军民。吐蕃史书载松赞要求娶唐公主事，说“赞普致书唐主曰：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五万兵当是吐蕃的全部或大部分兵力，每个千户所正好有兵一千三四百人。后世疆土扩大，军民增加约十倍，千户所成了万户府。保存千户所名义的原因，可信是松赞干布的定制，相沿不敢改变。

　　制定法律——吐蕃史书说“松赞干布在位，以臣民于君前忿叫争竞，无礼无仪，乃创十善法律，使善者有所劝，恶者知所戒”。史书记载松赞时道德训条甚多，如“皈（音归guT）依三宝，敬信勿疑；报父母恩，侍养勿怠；于自己有大恩者及父亲、长辈、师长，勿违其意，善于承侍；上等人和贵族的意志勿加违拗，顺之而行，一切行事举措宜依上等人为法式；学习宗教与文字，精通其意义；于业报因果，深信勿疑；准时还债；言而有信；谋事勿信妇人之言：勿用大秤小斗；有疑而不决之事，依神言为断”。诸如此类的训条，有些当是出于后世人的附加，但若干训条为松赞所定也是事实。劝善的另一面是戒恶，即残酷的刑法。史书说吐蕃“用政严酷。人无敢违”。又说“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柣之从喜怒，无常算（数）；其狱，窟地深数丈，纳囚于中，二三岁乃出”。又说“砍头、剜眼、剥皮……诸刑皆备”。落后的社会必然行施落后的刑法，因为统治阶级必须用严刑来维持本身的权利，宣扬大慈大悲业报因果的佛教，恰好被统治阶级利用来掩护暴政，佛教在吐蕃流行，和暴政是有联系的。

　　发展经济——吐蕃经济以畜牧业为主，松赞出巡，看到“牛羊繁殖，沿路成群”。吐蕃原来有些农业，松赞时，“高地蓄水为池，低地于河中引水灌溉……开辟阡陌”，农业比先前有些改进。这都是叛乱平息，国内统一以后的现象，也就为向外扩张准备了条件。当时又制定度量衡，以便利商业的进行。

　　创制文字——松赞干布派遣学生吞米·桑布札等往克什米尔向婆罗门李敬学习声明（声韵学），归国以后，主要依据于阗文加以简化，造成三十个字母，并编出几种文法歌诀，用以拼写吐蕃语。松赞亲自学习这种新制文字，大力提倡。在羌族所立诸国中，吐蕃一向用刻木结绳法记事，唐旄大概也没有文字，吐谷浑有文字，与北魏相同，可能是借用汉文字。自从有了吐蕃文，在大吐蕃国境内，使无文字和有文字的诸部都行用统一的吐蕃文，随着羌族各部融合成为后来的蕃族或藏族，吐蕃文也就发展成为蕃族或藏族通行的藏文，松赞创制文字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上述诸措施，在松赞干布有效地推行下，吐蕃内部稳定，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家。

　　松赞干布先后征服苏毗、羊同等国，免受来自北方和西方的威胁，使吐蕃处于安全地位。羊同国（今西藏阿里）人以畜牧为业，地在吐蕃西，北接于阗（新疆和田县），国土东西千余里，有兵八、九万。国王下面有四个大臣，分掌国事。无文字，记事用刻木结绳法，刑法残酷。酋豪死，用人殉葬。六四四年，松赞征服羊同（此后羊同叛服无常，到弃松德赞赞普时才消灭羊同国），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吐蕃得苏毗，可从东北方进攻吐谷浑，得羊同可向西域出兵争夺唐属国。松赞虽然还无力向外大扩张，但已为后世大扩张准备了条件。

　　松赞于布在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安全上都取得巨大成就。他推动吐蕃国进入强盛时期，对后来藏族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 强盛时期（六二九年——七九七年）

　　吐蕃强盛时期在松赞干布时已经开始。这里只叙述松赞死后吐蕃大扩张的事迹。大扩张就是对外战争，主要是对唐战争。这些战争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征服唐属国吐谷浑和唐境内羌族羁魔州，进行吐蕃的统一战争，性质是正义的。（二）与唐争夺西域四镇。四镇对唐、吐蕃两国都有保障本国安全的作用，两国势在必争，得失依强弱。（三）夺取唐州县，奴役汉族居民，是侵略性的战争。唐朝廷方面，不能保护国土，对被奴役的居民更应负失职的责任。

　　吐蕃与唐两国之间固然有频繁的战争，但不可因此忽视两国和好的一面，从全面来说，和好仍是基本的一面。其次，唐州县人吐蕃以后，汉族较高的经济和文化对吐蕃社会发生很大影响，所以，还应该看到战争带来的某些积极性后果。

　　六五○年，松赞干布死，孙芒论芒赞赞普（六五○年——六七六年）继位。赞普年幼，大相禄东赞专掌国政，继承松赞的建国事业，推动吐蕃进入更强盛的阶段。禄东赞最大的功绩是划定田界，确立吐蕃的封建制度。凡是在瓦解状态中的原始公社社会，总包含着向奴隶制或向封建制发展的两个前途。由于私有制的逐渐发展，公社成员少数人变成统治阶级，大部分人以自由民身分成为被统治阶级，两者构成原始的国家。一般他说，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是由浓厚的公社残余和稀薄的封建因素（自由民纳贡赋和服兵役，所谓兵役，即出外抢掠）混合而成的。同时，这样的国家，总是强的或能自保的，否则被其他强者所吞并，无立国可能。这种强的国家，吞并弱的部落或较弱的和不能自保的国家，本身必然向奴隶制发展（弱而能自保的国家则向封建制发展），但受生产的限制，发展的程度很不一样。大抵原始国家可分为三类：（一）以畜牧为主业的国家，水草地有局限，不能使用过多的奴隶来扩大畜牧业；土地寥廓，不容易防止逃亡；因之奴隶制不可能有多大的发展。尽管是这样，因自由民贡赋极轻微（例如北魏到四二一年，魏明帝才定制，令鲜卑民户养羊满百口，出战马一匹，可见魏明帝以前，鲜卑自由民不纳贡赋，只服兵役），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主要是从事生产的奴隶，也就是说，剥削者不算是封建主而是奴隶主。游牧国家奴隶制并不发达，但有些国家仍可看作奴隶制国家。（二）以农业为主业的国家，奴隶制比游牧国要发达些，因为农业上可以使用较多的奴隶。但是，农业收获的丰歉，很大程度上要看耕作者的勤惰，天时又变化无常，奴隶主收入未必有确实保证，奴隶最低的生活品却必须付出。当奴隶主给奴隶一些土地让自谋生计，对他们只管收入不管付出的时候，奴隶就会逐渐转化为农奴，奴隶主也就不自觉地转化为封建主。按照科学定义，奴隶同牛马一样，毫无自己的经济，如果奴隶被允许私有一些生产资料，尽管奴隶的名称不变，待遇照旧，性质上却已有农奴的成分。这种剥削方式的转换和农奴成分的增加，是由阶级斗争促成的，而且也是奴隶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愿意采取的（当然，还要保存不少的奴隶），因此，农业国里的奴隶制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可以缩短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三）手工业商业兴盛的国家里，使用大量奴隶最为有利，奴隶制也就大大发展起来，并且长久持续下去。同时，浓厚的公社残余将变为稀薄或遭受严重破坏，比趄那些与公社残余纠缠着的奴隶制或封建制国家来，面貌大不相同，成为典型的奴隶制国家。自然，游牧国里可以有些农业，农业国里可以有些畜牧业和工商业，工商业国家里有农业，也可以有些畜牧业，情况是复杂的，社会性质也从而呈现复杂现象，但必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成分来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吐蕃国以畜牧为主业，至少在朗日论赞、松赞干布时，已是一个奴隶数量不大的奴隶制国家（例如唐旄三万户中只有五千八百户奴隶）。自从禄东赞划定田界，原来占多数的自由民分得田地，进行农业和畜牧业，对国家负担起封建义务，从此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主要是这种农民和牧民，不再是少数的奴隶，吐蕃也就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禄东赞这一历史性改革，可能是受汉族影响，因为唐朝行均田制。

　　六五三年，禄东赞令吐谷浑降王达延芒波结划定田界。吐谷浑一向接受汉文化，例如官制有仆射、尚书、郎中等官名，划田界仿效均田制，是很自然的。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现的吐善文书中，有一则关于田制的记载，译文如下：“兔年夏，划小罗布王田为五种亩数，按耕田人（每户）人数多少加以分配。依据主权与田作惯例，劳力情况应登记于（户主）名下。有势力者不许多占田地或围圈空地。任何一小块田都要按（每户）人数多少分配。（分定之后），不许荒废田业和破坏田界。此五种亩数的田都树立界标，有违制占田、破坏田界或使田业荒废，将剥夺其田业，没收其庄稼，并按情节轻重治罪。各户耕田人的人数造成总册，交到日城长官处，凡有阴谋叛乱，破坏水利，反抗官府，图谋侵夺等事，一律按本城旧法律治罪”。这个文书不知何时写成，其中所说小罗布是在吐谷浑境内，日城旧法律是指吐谷浑亡国前的法律，可见吐谷浑早已采取汉地均田制，自创一种划分田界法。达延芒波结依据吐谷浑田制为吐蕃划定田界，分得田地的人自然是吐蕃的自由民。人五四年，禄东赞在芒布舍宗举行会议，区别野人和驯顺者，计算大调发的数目。驯顺者当是指分得田地的农民和牧民，大调发数目就是以田数为基础的封建负担。六五五年，他又在哥帝命令写定法律，使已经推行的那些制度得到巩固。吐蕃经过这一次改革，确实有力量向外大扩张了。

向东北方扩张——灭吐谷浑

　　吐谷浑是羌族大国，六三五年，唐太宗发兵击破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败死，太子达延芒波结失国，逃归吐蕃（据吐蕃史书，六五九年为唐将苏定方所杀）。唐立伏允长子慕容顺为可汗。慕容顺被国人杀死，儿子诺曷钵嗣位。诺曷钵年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唐支持诺曷钵，抑制国中亲吐蕃的势力。六六○年，禄东赞使儿子起政（当即尊业多布）率兵击吐谷浑。六六三年，禄东赞自率兵攻吐谷浑。两国各遣使者到唐朝廷论曲直，请求援助，唐高宗都不听从，实际自然是助吐谷浑。吐谷浑臣素和贵逃入吐蕃，陈述吐谷浑内部情形，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诺易钵率残部数千帐弃国逃到凉州，吐谷浑国亡（立国凡三百五十年）。禄东赞屯兵青海，遣使者论仲琮入朝，请求和亲，意思是要唐承认吐蕃占有吐谷浑土地。唐高宗不许。

　　六六七年，禄东赞死，子尊业多布继任为大相。吐蕃既得吐谷浑，六七○年，出兵攻西域，取得十八个羁縻州，又合于阗国兵攻入龟兹国的拨换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县）。这样，唐不得不出兵来攻吐蕃。唐高宗任用薛仁贵为逻娑（拉萨）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为副，率兵十余万人，表示要进攻吐蕃都城。唐军进到大非川（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旷原），尊业多布的儿子论钦陵率大军歼灭唐军。薛仁贵与论钦陵约和，唐残兵多得生还，经这次决定性的大战，吐蕃切实占有了吐谷浑，完成了统一羌族各国的大业。哥舒翰于七五五年上唐玄宗奏疏中说“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援，军粮马匹，半出其中”。论钦陵击薛仁贵，集中兵力多至四十万人，除苏毗外，大部分当是吐谷浑人。镇守吐谷浑的大将，总是吐蕃大相的子弟，吐谷浑的重大意义即此可见。

向北方西域扩张——与唐争四镇

　　六七○年，薛仁贵军在大非川覆没，唐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大部分土地被吐蕃夺去。六九二年，武则天使将军王孝杰率兵大破吐善军，取回四镇。唐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新疆库车县），屯兵镇守。

　　当时唐有些朝臣议放弃四镇，右史崔融上书说：高宗时主管官员溺职，不能守四镇，吐蕃因而强大，从焉耆（新疆焉耆县）西面长驱东来，经高昌、车师、常乐（甘肃安西县西北），渡过莫贺延磺，就兵临敦煌。现在王孝杰一战收复四镇，怎能弃而不要，如果四镇无守，吐蕃一定得西域，住在西域南方的群羌，势必被迫归降，吐蕃与群羌结合，唐河西诸郡一定受威胁。莫贺延碛宽二千里，无水草，吐蕃控制沙碛，唐就无法渡过去，这样，伊州、西州、北庭、安西等地将全部丧失。武则天从崔融议，不听那些主张放弃四镇的建议。

　　此后，唐与吐蕃在西域和青海两方面常有战争，胜败相当。六九六年，吐蕃大相论钦陵遣使到唐朝，要求唐撤退四镇守兵，并分西突厥十姓的土地给吐蕃。武则天使郭元振到吐蕃交涉。郭元振问论钦陵，吐蕃要唐撤四镇守兵，是否有意兼并四镇十姓土地？论钦陵答，吐蕃如果贪得土地，向东攻甘州（甘肃张掖县）凉州（甘肃武威县），不是很方便么？何必到遥远的西域去争利。双方议不能决。论钦陵遣使者随郭元振来到唐朗廷，提出要求。郭元振上书说，吐蕃想要四镇、十姓，朝廷也想要青海、吐谷浑，不如直截告诉使者说：朝廷驻兵西域，是要分吐蕃兵力，使它不能全力向东攻河西。如果吐蕃真的无意东侵，那末，请将吐谷浑诸部及青海归还朝廷，朝廷也可分五弩失毕部给吐蕃。如此答复，既表示朝廷有和意，又足以阻止论钦陵的计谋。吐蕃再有举动，曲在彼方了。武则天采郭元振议，拒绝论钦陵的要求。郭元振又上书说：吐蕃民众负担徭役过重，感到疲劳，早愿和亲；论钦陵拥兵专权，独不愿讲和。如果朝廷每年派去和亲使，让他拒绝不从，日子久了，彼国人对他不满将愈深，望和将愈切，他想大举用兵，也就难了。等到上下猜疑，内部是会发生变乱的。郭元振看得很准确，六九九年，吐蕃果然发生事变。论钦陵作大相，使诸弟分据方面，论赞婆常居吐谷浑旧地，攻唐边境。弃都松（器弩悉弄）赞普要收回权力，乘论钦陵外出，发兵杀他的亲党二千余人。论钦陵举兵对抗，赞普亲自讨伐，论钦陵兵溃自杀。论赞婆率千亲人，论钦陵子论弓仁率吐谷浑七千帐降唐。武则天封论赞婆为郡王，论弓仁为郡公，使率众为唐守边境。

　　禄东赞一家三世为大相，立功甚大。尊业多布于六八四年合大藏四行政区为二。论钦陵于六八六年为象以下划定田界。六八七年，划大藏田界。六九○年，造大藏人户的红册，划觉如田界。六九一年，自逻修至查拿划田界，统计绝户。六九三年，立大藏牧场。大藏是农业区，划田界，造红册，当与分土地，征赋税有关。这些，都是继续推行封建制的措施，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专擅国政，削弱赞普的权力，连年用兵，违反民众的愿望，在国内逐渐陷于孤立，最后不出郭元振所料，全家被杀逐，吐蕃也因而一时不振，停止对外扩张。

　　七二二年，吐蕃发兵攻唐属国小勃律（在克什米尔北），企图从小勃律进攻四镇，唐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派兵协助小勃律，大破吐蕃军。七二六年，吐蕃攻唐瓜州城（甘肃安西县西南），谋截断唐与四镇的交通。七二九年，唐军从瓜州出击，吐蕃军大败；唐军又攻取吐蕃百堡城（在青海西宁市西南）。吐蕃被迫放弃夺四镇的计划，七三六年，吐蕃攻小勃律，唐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在青海西大破吐蕃军。吐蕃与唐在青海相持，无力进攻四镇。吐蕃与小勃律王和亲，小勃律归附吐蕃。西域二十几个唐属国朝贡路被阻，也都转向吐蕃朝贡。七四七年，唐将高仙芝攻破小勃律国，设归仁军，驻兵三千镇守，唐又与西域诸国往来无阻。论钦陵曾对郭元振说，所有邻国，都被唐降服了，吐蕃还能存在，只是靠我兄弟数人小心相保。青海地势险阻，唐必不能从这一路深入，五弩失毕部地近吐蕃，很容易来侵，所以我要求唐撤四镇守兵，分十姓土地。吐蕃为本身安全，与唐争夺西域，是有理由的。唐在安史乱前是强大国，唐玄宗又是爱好边功的皇帝，为本身安全决不退出西域，也同样是有理由的。

　　七五五年，安禄山反叛，唐内部大混乱。七五六年，吐蕃取石堡城，进取唐陇右（节度使驻郑州，青海乐部县）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两镇。唐代宗时，河陇及京西许多州县全为吐蕃所占有。唐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听率将士守境，与朝廷声问中断。七八一年，两镇使者借道回纥来到长安，唐德宗大喜，封李郭二人为郡王，将士都升官七级。吐蕃猛攻伊州（属陇右道，哈密），唐伊州刺史袁光庭坚守累年，最后粮竭兵尽，不可再守，袁光庭先杀妻子，自己跳入火中烧死，足见唐人守土是坚决的，吐蕃取唐州县必须用重兵攻守，也就无力远攻西域。七九○年，吐蕃攻北庭，击败回纥救兵，唐节度使杨袭古弃北庭逃到西州（高昌，吐鲁番），不久被回纥杀死。吐蕃得北庭后，不知何年又得西州和安西四镇。

　　吐蕃与唐争夺西域，前后凡一百二十余年，吐蕃胜利了，但新的形势反使吐蕃陷于军事上的被动地位。大食占有葱岭以西土地，经常向东与吐蕃互相攻击，东方的回纥，地近北庭，也向天山南北扩张势力。吐蕃在西域要用大兵力抵御东西两个强敌，在唐旧境年又要用相当兵力镇压唐人的反抗。过重的负担，使得强盛的吐蕃虽然离长安很近，有灭唐的意图，却缺乏对唐的攻击力量。唐失西域反而有利于长安的保存。这个新形势，从长远处看，吐蕃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回纥西迁，定居在天山南北作了准备，对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向东方扩张——兼并诸羌州

　　《隋书·西域传》有附国。附国文化较高，有国王，统率二万余户。地在成都西北，东面是嘉良夷，东北面是党项，西面是女国（唐旄），南北八百里，东西一千五百里。又有诸羌，散居深山穷谷中，无大君长，风俗与党项相似，有些属吐谷浑，有些属附国。隋炀帝时，附国、嘉良夷和诸羌曾遣使来朝贡，隋炀帝设诸道总管统率这些内附部落。唐沿隋制，剑南道设诸羌羁縻州一百六十八个，分属松州、茂州、嶲州（四川西昌县）、雅州、黎州（四川汉源县）等都督府。有些羌人称为生羌，可能是指文化更落后的一些部落。六三八年，松赞干布占领党项（地在松州西、吐谷浑甫）、白兰等羌部。当时吐谷浑是唐属国。松赞率大军攻松州（四川松潘县），声称要迎唐公主。唐松州都督战败，羌州纷纷叛唐归吐蕃。六六七年，禄东赞攻唐边境，取生羌十二州。唐剑南道所属诸羌州，陆续在失去，在唐肃宗时，除少数羌州内徙，其余都并入吐蕃。《通典》记唐境与吐蕃境相距里数，说：松州北至吐蕃九十里，西北到吐蕃界五十里；雅州（四川雅安县）西北到吐蕃野城界五百七十里；恭州（松潘县南叠溪营）北至吐蕃白崖镇七十里；维州（四川理县）东南到吐蕃界一百六十里；奉州（四川沪县）南至吐蕃野城八十里。自松州至奉州以西属吐蕃境，足见诸羌州都已并入。吐蕃兼并诸羌州成功，建立羌族统一国家的事业基本完成了。

向东南方扩张——征服南诏国

　　六七八年，尊业多布率兵攻西洱河（洱音耳ěr云南洱海一带）诸“蛮”。唐在茂州（四川茂县）西南筑安戎城，阻绝吐蕃通诸“蛮”的道路。吐蕃以生羌为向导，攻拔安戎城，增兵驻守，西洱河诸“蛮”相率降附。七○三年，器弩悉弄赞普亲征今云南丽江一带的乌蛮。次年，在军中死去。吐蕃史书说，此王“向白蛮征税，乌蛮亦款服，兵精国强，为前王所未有”。诸“蛮”与羌种族不同，吐蕃逐渐征服诸“蛮”部，是多年经营的结果。七五一年（天宝十载），南诏国（建都太和城，云南大理县）与唐失和，降附吐蕃。南诏是大国，吐蕃获得这个大属国，国势才发展到最高点。

　　吐蕃以逻姿为中心，向外扩张，取得上述的成就。早在唐高宗晚年时（六八○年前后），《新唐书·吐蕃传》说它的疆域“东与松、茂、嶲接，南极婆罗门（泥婆罗），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圆万余里，汉魏诸戎（指西方诸族）所无也”。事实上，后来吐蕃疆域比这时候更要大得多。泥婆罗在松赞干布时已是吐蕃的属国，可是吐蕃扩张的方向，不是通过泥婆罗进入天竺，而是对着较远较强的唐朝。大竺气候炎热，不宜于高原人耐寒的习性，视南进为畏途，这应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羌族一向以青海为中心，散居广大的中国西部，吐蕃在本族年进行统一战争，于势力顺；羌汉两族有悠久的联系，文化和经济虽然相差很大，在交流上却是较为接近的。吐蕃扩张的方向必然被吸引到东方来，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唐朝和亲和战争——占领一部分唐本部土地

　　吐蕃在发展中，当然不能满足于原来的贫乏状态，必须有所增进。六七二年，吐蕃遣使者论仲琮来朝，对唐高宗说，“吐蕃土风寒苦，物产贫薄。所都逻娑川，唯有杨柳，人以为资，更无草木。乌海之南，盛夏积雪，冬则羊裘数重，暑月犹衣裘。赞府（赞普）春夏每随水草，秋冬始入城隍，但施庐帐，又无屋字。文物器用，岂当中夏万分之一。但其国法严整，上下齐力，议事则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仲琮这段话，大体上符合吐蕃的实情。吐蕃国力强盛，经济文化落后，作为对方的唐朝，经济文化是繁荣的，国力方面，在前期，唐与吐蕃都强盛，有战有和；在中期，唐已衰弱，吐蕃自唐德宗时起，也由盛转衰，都需要和。两国和好，才能得到经济文化交流的利益，这对吐蕃是更为切实的利益。吐蕃要吐谷浑和四镇，唐决不肯放弃。安史乱后，吐蕃乘机夺取唐州县，唐决不能甘心；这样，双方构成和与战交错着的局面。据约略计算，自六三四年至八四二年二百零九年间，两国使官往来，约有二百次，其中蕃使人唐次数尤多。使者往来，除去若干次为了欺诈或责让，其余一般是正常的往来，这也说明尽管两国问有多次战争，但经济文化上的需要，促使两国的基本关系，不能不是和好的。七三○年，唐玄宗使皇甫惟明到吐蕃讲和，弃隶缩赞赞普大喜，拿出贞观以来唐帝文书给皇甫惟明看，并在上唐玄宗表文里说，“外甥（赞普自称）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这几句话最足以表明吐蕃与唐的基本关系和民众的共同感情。早在郭元振出使时，吐蕃民众已经厌恶战争，希望和亲，因为和亲带来的是普皆安乐，战争带来的是穷困和死亡。

　　下面叙述吐蕃占领唐本部一部分土地的情形。

　　弃隶缩赞赞普在位时（七○四年——七五四年），政治上有不少改进。七一三年，“归并绿地、灰地”，当是按土地肥瘠分别征税。七一八年，造达波的红册，划分三如王田园田与草田的份地。七一九年，清算三如王田的份地数、草田数，划分大藏王田的份地。七二○年，清算大藏园田的份地。六二六年，合八个征税区为四个，财政统一。七四二年，清算政府收支账目，造国计簿。七四四年，造各地兵士的灰册（农牧民户口籍称红册，后改用黄纸造册）。这些措施，都表示吐蕃在进步。吐蕃史书说“弃隶缩赞王在位，万民安乐，王与大相悉诺逻恭禄谋议相合，亲征汉地，攻下瓜州等城镇。……南方下部，爨（音篡cuàn）部白蛮王，其部颇不小，我王运其睿智奇谋，蛮王（南诏王）阁逻凤终于降附”。弃隶缩赞赞普时造成了极盛的国势，按照“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惯例，他的继承者弃松德赞赞普侵入唐本部，也就成为自然的趋势。

　　吐蕃对唐作战，起初是以掠取财物为主，正如苏颋所说“吐蕃之入也，惟趣羊马，不重杀掠，于人但剥体取衣”。后来以夺取土地为主，唐玄宗设陇右、剑南两节度使，专防吐蕃内侵。双方国力强盛，连年发生战争，胜败相当，吐蕃并未得利。七五五年，安禄山反叛，陇右、河西两镇精兵内调，边防空虚，吐蕃陆续攻取两镇所属诸州。七六三年，吐蕃自大震关长驱直人，破泾州、邠州，攻奉天（陕西乾县）、武功，唐兵溃散，唐代宗逃往陕州，吐蕃入长安城，立李承宏（金城公主侄）为唐帝。吐蕃军掠夺府库市里，焚毁房屋，还想掳掠城中子女和百工，整军归国。郭子仪设疑兵，恐吓吐蕃军。吐蕃军据城凡十五日，惊慌出城，退屯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县）等形胜地，窥伺唐境。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失守，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都成为吐蕃的领地。同年，吐蕃攻入剑南道的松、维、保（四川理县）三州。这是吐蕃与唐多年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胜败，唐朝廷的腐朽，吐蕃力量的限度，都表现出来，极盛的吐蕃要灭腐朽的唐朝是不可能的。

　　七六三年以后，吐蕃连年入侵，战争激烈，唐在凤翔、泾州、邠州、渭北等地设节度使，驻重兵，抵御吐蕃。七八○年，唐德宗即位，遣使到吐蕃讲和。七八三年，两国在清水（甘肃清水县）会盟，唐以“国家务息边人，外（弃）其故地，弃利蹈义”为理由，承认吐蕃所占唐州县为吐蕃领地。接着在长安西郊筑坛定盟，又遣大臣为人蕃会盟使，在逻娑定盟。七八六年，吐蕃败盟，进攻京西诸镇，又破盐（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夏（陕西横山县）二州。当时吐蕃大相尚结赞看到唐内乱频繁，认为时机可乘，怀有野心，清水会盟，并无诚意。败盟后，唐德宗还力求和好。尚结赞想用诈计，去掉唐李晟（音成chěng）、马燧、浑瑊（音尖jiān）三个良将，随后攻取长安。七八七年，尚结赞遣使到马燧军中求和，卑辞厚礼，欺骗马燧。马燧信以为真，请唐德宗许和。凤翔节度使李晟主张出击，唐德宗罢免李晟。尚结赞要求唐派浑瑊主盟，准备在会上擒获浑瑊。唐德宗允许在乎凉（甘肃平凉市）会盟，任浑瑊为会盟使。李晟切戒浑瑊，必须有严密防备。唐德宗怕会盟不成，也切戒浑瑊必须推诚相待，勿使对方猜疑。浑瑊到平凉，正要登盟坛，吐蕃伏兵发作，捕杀唐会盟官，浑瑊仓皇逃遁，幸唐将骆元光、韩游環有备，救浑瑊出险。正当会盟的一大，唐德宗很得意，对诸相说，今天和蕃，国家有福。马燧说，是。柳浑说，我很忧疑。李晟说，柳浑说的是。唐德宗生气说，柳浑书生，不懂边事，你怎么也这样说。柳浑李晟都叩头谢罪。当晚，韩游環报告吐蕃劫盟，进攻邠宁镇（治邠州）。唐德宗大惊，想逃出长安避吐蕃，为人臣们所劝阻。

　　尚结赞想施诈计获大利，以为李晟失兵权，浑瑊被擒，马燧一定得罪，三将既去，就可得长安。唐德宗外怨回纥，内忌功臣，想与吐蕃结盟来实现自己的蠢愚想法，奸相张延赏全力主和，排斥李晟，造成“武臣皆愤怒解体，不肯为用”的危局。形势确是对吐蕃有利。但是，唐朝廷上有以李泌李晟为首的一批文武官，虽然不得势，也下会让尚结赞完全得志。骆元光、韩游環救出浑瑊，说明计谋早被识破。劫盟以后，张延赏惭惧，称病不出，唐德宗不得不依靠反对和蕃的一派官员，任李泌为首相，李晟、马燧、柳浑相位不变。唐与吐蕃的关系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孪泌劝唐德宗北和回纥，南通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使吐蕃四面受敌。唐德宗听从，与回纥和亲，又使剑南节度使韦臯招南诏年附。七八八年，回鹘（本年回纥改称回鹘）可汗上书，愿为唐击吐蕃，南诏王也决计附唐，不再助吐蕃。原来大食是吐蕃的劲敌，蕃兵大半驻在西域，抵御大食东侵。七八六年，韩洸（音晃huàng）在请伐吐蕃收复河湟疏中说，“闻其（吐蕃）近岁以来，兵众寝（渐）弱，西逼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据入蕃使崔翰密查，吐蕃驻河陇兵马真数，只有五万九千人，马八万六千匹，可战兵仅三万人，余皆老弱。吐蕃兵力如此薄弱，唐德宗不谋收复失地，却力求讲和；尚结赞不坚守清水盟约，却想用诈计取长安，双方都做着愚蠢事，愚而诈的一方，后果自然要更坏些。自从唐德宗采用李泌的建议，吐蕃的强盛时期也就结束了。

　　吐蕃进行羌族的统一战争，在历史发展中是处顺势，因之阻力较少，很快建立起大吐蕃国。但是，战争进入唐本部境内以后，就显得能力与环境不能相适应，一直走失败的道路。吐蕃起初只知道地重，不知道人重，围凉州城时，乘城中人窘迫，宣告：我要的是城池，人不论老少都可以迁往唐境。取其他城池也是如此。李晟曾说，河陇失守，并不是吐蕃有多大的力量，主要是唐将帅贪暴，内附部落离心，民众不得耕种，展转向东迁徙，自己放弃土地。吐蕃不利用这种情形，争取城中人留下来，倒不是因为尊重唐人的爱国心，而是保持落后国家战争的惯例，即“出疆之费，亦无定给，而临阵所得，便为己有”，也就是出兵不准备粮草，让将士任意去掳掠。城中多有财物，要城池与掳掠财物，意思是相同的。到了知道地旷人稀，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又进行掳掠人口的战争。七八六年，唐德宗给尚结赞信里说“又闻放纵兵马，蹂残禾苗，边境之人，大遭驱掠”。七八七年，尚结赞焚毁盐、夏二州城，掳走所有居民。同年，吐蕃大掠汧阳（陕西千阳县）、吴山（陕西陇县东南）、华亭（甘肃华亭县）三县，残杀老弱人，壮年男女万亲人全被掳去，放在安化峡（在甘肃清水县）西，准备分给羌、浑（吐谷浑）诸部，告被掳人说，准许你们向东哭别故国。众大哭，千余人投崖自杀。七八八年，吐蕃大掠泾邠等五州，掳去人畜二三万口。此后，吐蕃连年攻入唐境，破坏极为严重，沈亚之《临泾城碑》说“今（八一三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每秋戎人塞寇泾，驱其井（市）闾（民居）父子与牛马杂畜，焚积聚，残庐舍，边人耗尽”。唐边将因吐蕃不占据土地，掳人就走，反以驱敌出塞为辞，向朝廷报功道贺。边地民众受吐蕃和唐边将的双重祸害，处境该是多么危苦！吐蕃轻视和亲的利益，为掳掠财物和人口进行频繁的战争，使吐蕃民众劳苦厌战，唐民众流离失所，政治上该是多么失策！

　　吐蕃对唐人有两种待遇法。一种是河陇地方未曾东徙的居民约有五十万人，其中劳动民众都被看作贱隶。沈亚之说，我曾问吐蕃降人，唐人在彼方情形。他说：唐人（民众）子孙生下来就是奴婢，种田放牧，或聚居城乡中，或散处荒野间。这部分人无论是谁，吐蕃都不敢信任；世族豪家社会地位不变，有些被任为文武官，还受免税、扩大产业等优待。八二一年，庸穆宗任刘元鼎为会盟使，前往逻娑，路过河西一带，见到旧时城郭还在，兰州广种水稻，桃李榆柳茂盛。看来，汉族地主阶级仍保持原状，民众虽说是奴婢，实际是农奴性质，与纯粹奴隶还有区别，生产仍以农业为主。广大农民被贬为完全农奴，是社会的大退步。吐蕃又迫令所有唐人改换服装，只许每岁元旦日用唐衣冠祭拜祖先，祭毕收藏。每当这一天，唐人无不东向号恸，想念故国更甚。七八○年，唐使臣韦伦自吐蕃归国，经过河陇，一路上看到唐人都毛裘蓬头，在墙缝里偷看，有些捶心流涕，有些向东拜舞，也有人暗送书信，报告蕃国虚实，盼唐军来如饥渴人盼饮食。刘元鼎出使吐蕃，至龙支城（青海乐都县南），有耆老千人，见刘元鼎哭拜，问天子安好否？说因从军被掳，陷没在这里，自己和子孙不忍忘记朝廷，朝廷也还记得我们么？说完都鸣咽涕泪，不敢出声哭。刘元鼎密问，知道是丰州（内蒙古五原县）人。元稹《乐府·缚戎人》里所说“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元旦）梳汉发”，正是在蕃国唐人的普遍心理。自地主阶级到农民，都愿意回到唐朝来，吐蕃的统治显然不能维持多久。

　　另一种是对俘虏的待遇法。无专长的唐俘，面上刻黑字（黥面），分配到各地充奴役，上述龙支城唐人，当是属于这一类。有专长的唐俘，右臂上刻黑字，等候赞普亲自发落。其中有些人被任为小官吏，不论文武，统称为舍人。唐宪宗时，淮南小将谭可则在边上被俘，因通晓文字，将要被任为知汉书舍人。他臂上刻的蕃字，译意为“天子（赞普）家臣”。赞普选取有才能的人作自己的家奴，分配无才能的人给贵族作家奴，符合俘虏为奴的惯例。刘元鼎觐见赞普，赞普赐宴，肴馔和酒器，略与唐同，乐工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州》，《绿腰》等。乐工和伎人都是唐人，厨师和制酒器的工匠，大概也是唐人。八○一年，吐蕃攻破麟州（陕西神木县北），掳走居民及党项部落。僧延素被掳，一个蕃将号称徐舍人，对延素说，我是英公（李勣）五代孙，武后时我祖先避难逃人吐蕃，世代做蕃将，想念故国的心永不能忘，只是宗族大了，无法回去。你现在遇见我，我放你走。蕃法严，无放还俘虏例，徐舍人放延素，因延素是僧人。这种避难入蕃的人，社会地位可能高一些，其余有专长和无专长的俘虏，都是家奴身份。吐蕃曾攻蜀，赞普命令诸将说，我要蜀州作东方大镇，凡有技艺的工匠都送到逻娑来，平常年岁只要他们纳一匹帛的赋税。在新疆发现的吐蕃文书里说，“在当妥关，弃札、穹恭和桑恭三人分派奴隶，举凡他们的人名、家庭、职业及如何纳税等分别予以登记”。以此为例，家奴不是纯粹奴隶而是农奴性质的贱民。当然，充当纯粹奴隶的人也不会很少。吐蕃多年来为掠获人口而战，一定有大量唐人被掠获，他们生活在吐蕃日久，逐渐融合在蕃人中，成为社会下层的一部分。这对吐蕃既补充了人口，又流入了文化和技艺，似乎是有利的，但战争中吐蕃兵士死亡率很高（战死和疫死），用来换取俘虏，何曾有便宜，文化和技艺可以学习，也无须依靠故争。归根说来，吐蕃对唐进行长期战争，是统治阶级为了“临阵所得，使为已有”，不惜牺牲民命来达到得财物拥家奴致大富的目的，如果说战争有利，也只是统治阶级有了利。至于吐蕃民众同唐民众一样，不论胜败在哪一方，受到的都是祸害，并无什么利可得。吐蕃民众受长期战争的祸害，劳昔不堪，吐蕃衰亡时期的到来，也就必不可免了。

　　四 衰亡时期（七九七年——八四六年）

　　弃松德赞赞普后期，即七八六年（唐德宗贞元三年，吐蕃劫盟、李泌为相的一年）左右，吐蕃开始由极盛转向衰弱。由于与唐、大食、回鹘为敌，战争负担远远超过实有的力量。民众困于兵役，又遭灾荒，所谓“差征无时，凶荒累年”，实是吐蕃的致命伤。统治阶级根本不留意这个危机，却一心互夺权利，变乱接连发生。正如七九三年南诏王给韦臯信里所说“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兄弟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尚结赞为首的一部分宦族，独揽大权，排斥异己，连赞普家庭，也加以干涉。他居大相位将近二十年（七九六年死），造成了赞普失权的恶例，此后四十余年，赞普继承都由权臣安排，内部矛盾因而愈趋激烈。七九六年，弃松德赞赞普死，吐蕃内乱表面化，正式进入衰亡时期。

　　弃松德赞赞普有三子，死后，长子牟尼赞（足之煎）赞普继位（七九七年）。牟尼赞凡三次平均百姓之财富，但仍如未乎均前之原状。吐蕃原来保存浓厚的氏族社会残余，自由民按照惯例使用一定数量的耕地或牧地。禄东赞袒孙三世为大相，屡次划田界、定赋税，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土地为赞普所有（王田）或贵族所有（领主也有土地和百姓），自由民只能使用划定的田地，向土地所有者（赞普、领主）缴纳租税并服役（兵役和一般谣役）。这种情形，曾见于汉族四周至战国的初期封建社会。汉族自秦汉以下，名义上国内土地全为国家所有，而皇帝、贵族、地主和有些平民又是大小不等的土地私有者，除皇帝以外，其余都得向国家纳租税和服役（各朝代情形不全同），因为皇帝是国家的主人，也就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有权征收所有土地的租税，称为国课，供军国的费用。包括皇帝在内的各个土地私有者（例如皇帝有苑圃和皇庄等私有土地），也有权向租用土地的耕作人（佃户）收租，收入的租归土地私有者本人所有。这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的形式，吐蕃社会比汉族落后，只有初期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过，在当时，也还是一个进步。由于长期用兵，贵族加增租税，破坏田界，剥夺自由民的土地使用权，自由民逐渐沦为农奴，造成社会的不安。牟尼赞赞普三次平均百姓的财富，都遭到失败，可见他是有作为的君主，贵族却不许他有所作为。他在位一年又七个月，被母后毒死。母后哲蚌氏，正是吐蕃的一家大贵族。次弟牟如赞普刚继位，即被仇家尚那囊杀死。那囊氏也是一家大贵族（尚结赞即是那囊氏）。三弟牟笛（弃猎松赞）赞普继位（七九八年）。弃猎松赞得僧人钵阐布的保护，才能免于灾难。他在《钵阐布纪功碑》里说“未掌国政之前，钵阐布如我之父母……而钵阐布其初于我父子、兄弟、母子、上下之间乐于调和，于国有利之事累建谠议，身体力行，勤奋忠荩，有足多者！此后父王与长兄怨隙既成，我于未掌国政之前，颇多魔障，端赖钵阐布为之消解……”。这里，说明弃松德赞晚年，家庭间、赞普与贵族问斗争是剧烈的，钵阐布调和有功，因之，弃猎松赞时，佛教大行，僧侣又成为一个政治势力。八一五年，弃猎松赞死，子弃足德赞（可黎可足）赞普继位。吐蕃内部趋于分裂，国力削弱。唐宪宗平定藩镇，声势颇盛。元和末年，谭可则被掳在蕃中，看到蕃人“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这样，吐蕃有诚意要求和好关系的恢复。唐朝方面“疮痍未复，人皆惮战”，也有与吐蕃和好的诚意。八二一年，吐蕃接连三次遣使官来求和请盟。可黎可足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先寄来盟文要节，说“蕃汉二邦各守现管本界，彼此不得相征，不得相为寇雠，不得侵谋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讫，便给衣粮放还”。唐穆宗完全同意，命宰相及大臣十六人与吐蕃使官论纳罗在长安西郊结盟。盟文要旨是“中夏现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唐承认吐蕃占有河陇，吐蕃承认不再侵唐边境，这种交换条件，符合当时双方的国势，不同于唐德宗时唐弱蕃强的清水会盟。唐穆宗命刘元鼎为会盟使，到逻娑寻盟。可黎可足赞普用重礼招待唐使。八二二年，在逻娑结盟。会盟碑（八二三年立）今尚存在（在大昭寺前），盟文大意是说：弃宗弄赞赞普迎娶唐文成公主，弃隶缩赞赞普又迎娶唐金城公主，“永崇甥舅之好矣”。父王弃猎松赞赞普有意“甥舅商量和协，欲社稷之如一统，与唐皇帝结大和盟约……然未遑缔结大和盟约也”。今可黎可足赞普与唐皇帝“甥舅商量社稷如一统，结大和盟约于唐京师西工会寺前……又盟于吐蕃逻些东哲堆园……”。这次会盟，意义很重大，因为它实现了唐蕃两国民众爱和好厌战争的共同愿望。两国统治者也都满意，因为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但是，留在河陇的数十万唐人，是不能承认这个盟约的，他们完全有权为解脱自己的奴役地位而进行斗争。

　　可黎可足赞普长期患病，钵阐布执政，僧侣擅权。可黎可足供养每一个僧侣，要用七户平民的赋税，僧侣成为封建主的一派，钵阐布就是这一派的首领。不同派的贵族以灭佛为名，争夺政权，诬钵阐布与王后通奸，钵阐布被杀。八四一年，灭佛大臣缢杀可黎可足赞普，立赞普弟达磨为赞普。达磨信钵教反佛教，虐待僧人，八四六年，被信佛大臣杀死。佛教徒所写史书里说，“在叶巴拉日宁波修行之拉隆巴几多吉知灭佛事，对此王（达磨）发慈悲心，遂往杀之”。多么奇怪的慈悲心！佛教徒杀灭佛的钵教徒叫做慈悲，那末，钵教徒杀灭钵的沸教徒也可以自称为慈悲，慈悲的里面原来藏着逆我者亡的杀机。宗教徒互相残杀，用心大抵都是如此。所以，宗教有时是鸦片，有时是狂药，狂药能发生这种慈悲心。

　　达磨赞普无子，王后綝氏（綝音琛chēn）立内侄乞离朋为赞普。大相结都那反对立异姓子，被后党杀死。另一派大臣立赞普支属俄松为赞普，吐善分裂了！两个赞普争位，实际是大贵族争夺政权，首先是论（王族）与尚（宦族）的争夺。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举兵击渭州（甘肃乎凉市），大相尚思罗战败，西奔松州。论恐热追击至松州，杀尚思罗。论恐热自称大相，出兵二十万击鄯州（青海乐都县）节度使尚婢婢。两军混战，互有胜败。八四九年（唐宣宗大中三年），尚婢婢大败，引残众到甘州西游牧；论恐热部也只有数百人。

　　河陇民众，乘吐蕃统治崩溃，举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宁夏固原县北）等七关归唐。离战争中心稍远的地方，唐人发动得更早些。八四七年，沙州（甘肃敦煌）民众首领张议潮在沙州起义，唐人群起响应，吐蕃守将逃走。张议潮出兵收取瓜、伊、西、甘、肃（甘肃酒泉）、兰（甘肃兰州）、鄯、河（甘肃临夏县）、岷（甘肃岷县）、廊（青海化隆县西）十州。八五一年，遣兄张议谭奉沙、瓜等十一州地图入朝，唐宣宗置归义军于沙州，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八五七年，吐蕃将尚延心以河湟二州降唐，河湟地又全为唐所有。

　　吐蕃失去河陇，也就失去经济重心，在吐蕃本部进行争夺赞普位号的战争，必然就地重征，逼得民众无法生存。八六九年，吐蕃农牧民和奴隶开始大起义。吐蕃史书说，“达磨赞普卒后，未几而有叛乱，初发难于康，寝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影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民众初次起义，缺乏经验，虽然声势浩大，抵不住贵族的残酷镇压，是可以理解的。英勇的事迹失传，但延续到九年之久的苦斗，也就足以证明民众革命的坚韧性了。起义失败，贵族愈益得势，结果自然是吐蕃国崩溃，形成国土分裂，贵族割据称雄的局面。

　　在论恐热战乱时，出现一个号为嗢未或浑末的新部落。吐蕃每出兵，富家豪族都随带奴仆，往往一家出十余人。奴仆平时为主人耕牧，出战时随从主人服劳役。论恐热屡次战败，奴仆脱离主人，自相纠合为部落，散居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叠（甘肃迭部县）、宕（甘肃宕昌县）等州。吐蕃平民也加入这个部落。八六二年，嗢未第一次向唐朝廷迸贡，大概已是一个不小的蕃人组织。他们居住地即归义军属州，因之张议潮的归义镇（治沙州），是统治汉蕃两族的政权。这个张氏政权依靠汉善两族民众，曾进行了长时期的守土斗争。据史料所记，八七二年，张议潮死，张议潭子张惟深任留后。八七四年，唐僖宗任为归义军节度使。八九○年，张议潮女婿索勋杀张惟深，自为留后。八九二年，唐任索勋为节度使。八九三年或八九四年，张议潮第十四女凉州司马李明振妻率将士杀索勋，向唐朝廷请任命。九○○年，唐昭宗任张议潮孙张承奉（《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作张奉）为节度使。唐昭宗天复（九○三年）以前，归义军奉唐正朔。九○五年（唐哀帝时），张承奉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自九○六年以后，金山国曾数次抗拒回鹘。九一一年，回骼兵逼近沙州，张承奉力屈求降，奉回鹘可汗为父。张承奉死于九一九年或九二○年。张氏传三世，大约共七十年。

　　赞普统治下统一的吐善国，自达磨赞普被杀，国土分裂后，出现四个政权。一个在今后藏的阿里，即阿里王系；一个在后藏，即亚泽王系；一个在前藏，即拉萨王系；一个在山南，即亚陇觉阿王系。其中阿里王系与拉萨王系势力较大。阿里王系向西扩张，统治拉达克一带。拉萨王系势力达到康地。亚陇觉阿王系后入青海一带，宋朝的确厮罗（唃音谷gǚ）即此系子孙。

　　上举四系子孙又复分裂，如阿里王系分裂为孟域、象雄、布让三部分；拉萨王系分出冲波巴、姜郊瓦、拉波浪巴、至巴、业塘巴、芦巴藏巴等。《旧五代史·吐蕃传》说，“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骼、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宋史·吐著传》说“其国自衰弱，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吐著后退到如此可悲的境地，吐善人民自然要怀念以松赞干布为旗帜的统一强盛时期，也自然更盼望新的统一时期的到来。

　　吐蕃与唐有不少偶合的现象。吐蕃的兴起在朗日论赞时，年代相当于唐高祖。吐蕃杰出的君主松赞干布，与唐太宗同时。吐蕃农牧民起义失败，出现分裂割据局面，唐也因农民起义失败，出现五代十国。不合处是吐蕃强盛时期比唐约多三四十年，亡国比唐约早五六十年。吐蕃分裂期一直延长到元初，唐末分裂期到宋初就结束。这些不合的原因，一是吐蕃得河陇，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富力，因而延长它的强盛时期。等到在贫苦的本部发生战乱，河陇也随着战乱以至失去，国家势必归于消灭。唐朝的生存，主要依靠江淮财赋，失江淮是在安史乱后百余年。二是吐蕃社会落后，高度的自给自足经济使封建割据势力得以长时期存在。唐社会是经济联系相当发展的封建社会，而且自秦汉以来，全国统一已经成为基本的趋势，割据不能持久是很自然的。唐和吐蕃的出现，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而吐蕃的主要贡献是基本上统一了羌族和开发广大的中国西部地区。

　　吐蕃赞普世系

　　（一）

　　（1）弃聂弃赞普—（2）木弃赞普—（3）丁弃赞普—（4）索弃赞普—（5）德弃赞普—（6）弃柏赞普—（7）支弓赞普—（8）布袋巩甲赞普—（9）色尔孜赞普—（10）脱烈赞普—（11）肖烈赞普—（12）郭如烈赞普—（13）仲涂烈赞普—（14）提肖烈赞普—（15）意肖烈赞普—（16）萨纳辛德赞普—（17）德朱波那木雄赞赞普—（18）德郭赞普—（19）那德诺纳赞普—（20）叟诺波赞普—（21）德甲波赞普—（22）甲心赞赞普—（23）甲多热弄赞赞普—（24）弃赞囊赞普—（25）弃札邦赞赞普—（26）弃脱赞（瘕（音xiá）悉董摩）赞普—（27）拉土度年赞（佗土度）赞普—（28）弃诺颂赞（揭利失若）赞普—（29）没卢年德若（勃弄若）赞普—（30）达布聂西（讵素若）赞普—（31）论赞论囊（论赞索）赞普—（32）弃宗弄赞（松赞干布）赞普

　　（二）

　　（1）弃宗弄赞（松赞干布）赞普（六二九年——六五○年）—（2）弃芒论芒赞赞普（六五○年——六七六年）—（3）弃都松（器弯悉弄）赞普（六七六年——七○四年）—（4）弃迭祖赞（弃隶缩赞）赞普（七○四年——七五四年）—（5）弃松德赞（乞立赞）赞普（七五四年——七九七年）—（6）牟尼赞（足之煎）赞普（七九七年——七九八年）—（7）弃猎松赞赞普（七九八年——八一五年）—（8）弃足德赞（可黎可足）赞普（八一五年——八四一年）—（9）达磨赞普（八四一年——八四六年）

第二节 宗教与文化

　　按照吐蕃当时经济上文化上所已经达到的水平，宗教在政治和生活等方面享有高度的支配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新唐书·吐蕃传》说“其俗重鬼右巫，事羱（音原yuán野羊）羝（音低dī公羊）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咒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语极简略，却也说明佛教的地位和吐蕃文化不能不是佛教文化。

　　吐蕃原来流行的钵教，与汉族远古时代盛行过“地天通”的巫教，颇有相似处。羌汉两族有久远的往来，宗教上曾经互相影响，也很有可能。钵教神道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天神，最高贵的是父王天神，他有许多兄弟，都住在天的中央，四周各有神物守护，名称与汉族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相同，唯所司方位略异，说青龙在南，白虎在东，朱雀在西，玄武则同在北。吐蕃的始祖即是六父王天神的王子，因此天神与祖先是合一的，在自己的子孙命终时，天神接他去同享幸福。但在下界生活期间，天神不能给予祸福。所以吐蕃并不重视对祖先的祭祀与祈祷，弃都松时受汉族影响，始立松赞干布的祀典。《吐蕃传》所谓重鬼，不是指祖先崇拜而是指第二类神。

　　第二类神是魔神。兴佛证盟碑（弃松德赞赞普立）列举的吐蕃土神，有九大神众及龙等。时代稍后，但保存吐蕃古代宗教情况最多的《黑白花十万龙经》分魔神为三类：即龙神、宁神和地神。龙神住在地面上有水之处，宁神住在空中，地神住在地下。龙神与人的各种疾病有关，宁神掌管自然灾害，地神能使人四肢缩小以至干枯而死。疾病、自然灾害和身体瘦弱，处在文化未发达、抵抗力缺乏的条件下，不得已向这些神请求免祸，也算是一种希望，这一类神有大权，但仍看作魔神，是自己的敌对者，如果请求无效（多半是无效）以至于死，自己还可回天上享受幸福。按照商朝巫教的说法，平民和奴隶死后在天上服役，钵教可能也是赞普子孙和他们的臣民都有归宿处，即臣民到天上依然为主人服役。据吐蕃史书所记，“首兴者为笃钵，自弃聂弃赞普六传至弃迭赞普，当此王时，有一人为神灵所凭，自言某某地有某某鬼神，能如何祸福人，作某种祭祀则吉，禳祓之则能逢凶化吉。此派至支弓赞普时大盛，是为黑派因体。其继兴者为伽钵，为收支弓赞普的凶煞，吐蕃钵教徒无能为力，自克什米尔、勃律、羊同迎诸三位钵教巫师。……前此吐蕃钵教徒未有如此行为，此后信徒皆入其道。最后兴起的为觉钵，弃松德赞王时令钵教徒改信佛教，彼等遂窃取佛经作钵教经典。其后虽遭严禁，至朗达玛王灭佛，钵经又复大行，是为白派果钵。”

　　在阶级对立还不很显著、人们的灾难主要来自自然方面的社会里，钵教的万物有灵论最能博得人们的信仰。它起初只是讲祭祀仪式，目的在得吉或逢凶化吉。等到社会有些发展，它本身也就要求改进，从外地请来的巫师，都有较大法术，并且还能“卜知罪犯真假”，这就使得钵教也能适应政治上的需要。自松赞干布以后，阶级对立逐渐加剧，统治阶级对宗教在政治上的作用，要求愈高，以祈祷为专业的钵教，尽管进行着斗争，最后不得不让位给佛教。

　　兴佛证盟碑说“先祖弃松赞在位，于逻些的贝噶建佛寺，是为吐蕃有佛教之始”。佛教发源地泥婆罗近在南邻，又是吐蕃的属国，千余年来佛教徒向四方传教，却不曾进入吐蕃，钵教的抵制，当是一个重要原因。六四一年，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带来许多物品，其中有释迦佛像。文成公主是虔诚的佛教徒，一路上用车载佛像，不比其他物品只用骡马驮载。到逻姿后，松赞干布特为公主造宫室，很可能也为公主信奉的佛像建寺，如果是这样，可以说佛教最先是从唐传入，不是直接从天竺来。

　　佛教建立寺庙，虽然并未流行，但既被认为可以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和流行的可能了，这和当时吐蕃阶级矛盾还只在开始阶段的情况是相符的。

　　唐僧慧超于七二七年，即松赞干布死后七十七年，自天竺回至安西，曾说吐蕃“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可见佛教流行是在七二七年以后。那时候弃隶缩赞赞普在位，王族论钦陵势力被消灭，宦族得势，吐谷浑王坌达延（坌音笨bèn）专决国政。吐谷浑早就信奉佛教，坌达延赞助弃隶缩赞兴佛，是文成公主以后，又一次由东方传入佛教。证盟碑说“父王赞普弃隶缩赞之时，于札玛的噶菊建寺。父王去世，少数大臣魔迷心窍，祖先

　　对佛法的敬信既已寝息，又宣令佛法不善，内外臣民不许信奉”。佛教能和钵教对抗，足见已有颇大的力量，力量的来源就是一部分贵族利用它来争夺政权。《证盟碑》说“赞普陛下（弃讼德赞）年二十时，双手麻木，梦兆亦恶，乃废禁奉佛法之律，敬信三宝，病苦全除，于是大兴佛教”。吐蕃史书说“当法王奔松德赞时，秉承莲花生及静命二太师仁德之意，将诸有害之外钵法术，大半消灭，其钵徒异类则流逐边鄙。至于钵教中之占卜推算，祈福禳祓等术，凡于众生有利者，即多存而未毁”。钵教力求生存，“窃取佛经，作钵教经典”，佛教为求全胜，吸收钵教法术，两教斗争是激烈的。既然钵教的法术被佛教拿去，佛教又自有一套因果报应的教义，如说“太初无生，有生之后，行善或作恶，此后则死，死后转生善处或恶处”。又说“业由自造，……善行有善报，恶行有恶报”。因果报应说加法术，佛教处在必胜的地位了，也就是奉佛的贵族足以压倒奉钵的贵族了。

　　吐蕃史书说“弃松德赞赞普在位，……尊贤尚勇，除恶务尽。……大兴佛法，寺院林立，慈悲为念，冀脱轮回”。统治者收到“除恶”（镇压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的效果，自然要扶植佛教，让它对“下民”发生更多的麻痹作用。

　　弃松德赞晚年，吐蕃开始由强盛转为衰微，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愈趋激化，佛教在争夺中也愈显出身手。弃猎松赞因依靠钵阐布得作赞普，在位时大行佛教。吐蕃史书说“色拉累（弃猎松赞）在位，建汉部之噶穹夺中寺，迎请莲花戒大师入藏弘法，由年杂那古马热任译师，翻译前此未译佛经多种”。又有一个碑文说“赞普子孙，自幼年以至即位，必自比丘中选拔善知识，从之学法。吐蕃人民学法者不禁”。直接从天竺输入佛教并且推行到民间，这是吐蕃佛教的一个重大发展。可黎可足赞普时，钵阐布继续掌权，规定七户平民烘养一个僧侣，当时国势已到极衰阶段，佛教却到极盛阶段。史书说可黎可足“筑无相石城，以玉石建佛寺阁楼，前此父祖自唐、于阎、萨贺和克什米尔等地搜罗佛经翻译，义多相异之处，皆令人传习。复迎请天竺学者兹那密札、徐楞札彼缔、答那息等，与吐蕃译师噶屠尼与钵德益喜迭等重新以梵本校正，写为定本”。可黎可足面对危亡的险境，希望佛保佑就愈益迫切，他以为兴佛灭钵可以救危亡，不知佛教无救于身危国亡。达磨赞普兴钵灭佛，不知钵教也无救于身危国亡。两个赞普都被敌对的宗教徒杀死，自己扶植的宗教何曾有丝毫保佑。统治者起初利用宗教来麻醉民众，后来自己不可免地也为宗教所麻醉；虔诚的僧侣，本无意害人，更无意害己，但他们的宗教活动不能不是害人又害己。整个社会弥漫着宗教毒气，信教愈坚，中毒愈深，互斗愈烈，后果愈恶，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悲剧。吐蕃历史并不例外，在宗教互斗中，赞普绝了，国家亡了，但宗教还是继续兴盛井互斗下去。

　　吐蕃佛教和政治相结合，佛教具有支配一切的势力，文化各部门都得做它的奴仆，接受它的驱使和利用。因之，吐蕃的文化只能是佛教文化，受佛教束缚的文化。尽管人民不乏创造力，严重的束缚却阻碍着吐蕃文化有较充分的发展。

　　学习别国文化的长处，用来帮助本国文化的推进，原是有益无害的事。例如松赞干布派遣贵族子弟多人到克什米尔学习，其中吞米·桑布札学声明（声韵学），回国后制成藏文字母和文法，对吐蕃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至于佛经的大量输入，就不能说是有益无害。第八世纪中叶以后，吐蕃佛教兴盛，重要佛经陆续翻译成藏文。译经严肃认真，忠实程度不在汉文与巴利文佛经泽本之下。有些佛经印度已失传，汉文与巴利文亦无译本，藏译佛经中却保存了不少。可是，佛教与政治混而为一，佛教凭借政治力量迫令人们只许在佛经中寻求知识，这就大有害于知识领域的开展了。

　　吐蕃从天竺也从唐朝输入佛教文化，又从唐朝输入汉族文化。这些文化与吐蕃原有的文化融合起来，形成吐蕃文化，或者说是吐蕃的佛教文化。下面叙述吐蕃与唐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当时是在走亲戚的和好关系上进行的,直到今天看来，也还是很愉快的。

　　六三四年，松赞干布赞普遣使到唐朝送礼品，请求通婚。六四○年，松赞于布命大相禄东赞为使官，以黄金五千两及珍宝数百件作聘礼，请许婚。唐太宗允许文成公主出嫁到吐蕃。六四一年，唐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往吐蕃。松赞干布率兵到吐蕃东界柏海亲迎。松赞干布非常喜悦，为公主建筑唐式宫室，自己见公主时也改服纨绮。吐蕃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带来的物品，说“唐王以释迎佛像、珍宝、金王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奁；又给予多种烹饪的食物、各种饮料、金鞍玉辔、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花纹的锦缎垫帔，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似指史书）、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又携带芜菁种子。以车载释迦佛像，以大队骡马载珍宝绸帛衣服及日常必须用具”。这里所说三百六十卷经典，当是佛教经典，其余所带书籍和物品，种类很多，自然有若干通达这些书籍和制造物品的文士工匠随从前来。这是规模颇大的第一次汉文化输入，给吐蕃文化增加了丰富的养料。弃芒论芒赞赞普在位期间，开始设史官，职掌是记录赞普与大相的驻在地，重要会议的地址和主持人，国家大政和国内外重要事件。这种起居注式的记事法，显然受汉文化影响。后来历史学家加以编辑，一种为记事简略的编年体，另一种为记事较详的传记体，此外又有表，如《国王世系表》、《大相表》等。与钵教有关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也开始用文字记录下来。历史（包括神话传说）记载与民族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吐蕃文化注意到历史学，有别于天竺的佛教文化，这应是汉文化对吐蕃文化的重大贡献。

　　松赞干布爱好汉文化，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入太学学习诗书。又聘唐文士掌管与唐往来的文书。此后，吐蕃经常派子弟来长安求学，很多人取得成就，如唐高宗时吐蕃使臣仲琮，唐中宗时使臣明悉猎，都是著名的汉学者。松赞千布与唐保持甥舅关系，有诚意对唐和好。六四八年，唐使臣王玄策到中天竺，天竺诸国都遣使奉贡品随王玄策来朝，其时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病死，大臣阿罗那顺夺位自立。阿罗那顺抢掠诸国贡品，王玄策逃到吐蕃西境。松赞干布派出精兵一千二百人，又令泥婆罗出骑兵七千余人，由王玄策率领，击败阿罗那顺。吐蕃冒盛暑（夏历五月）出兵，获胜后又遣使向唐朝廷告捷，都是和好的表现。六四九年，唐太宗死，唐高宗赠松赞干布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等名号，松赞干布写信给唐宰相长孙无忌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并赠送金银珠宝十五种，请陈列在唐太宗灵座前。唐高宗感谢他的善意，加赠賨王（《旧唐书》作宾王）名号，并回赠各色丝织物三千匹。松赞千布为蕃唐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双方文化始终在这个基础上交流着。

　　六四九年，松赞于布请给蚕种及制造酒、碾硙、纸、墨的工匠，得到唐高宗的允许。不过，请得一些唐工匠，远不能满足吐蕃的需要。补充的方法，首先是购买唐货物，使臣来往多有商业行为，如武则天时张鷟（音浊zhu6）判词说，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要求买绫锦及弓箭等物，都应该允准。其次是唐朝廷的赠送，每次赠丝织物几千匹或万匹以上。吐蕃古谚语里有这样的话：“来回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驮，但遇到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顾不得”。这里说的是经济联系，实际也是说文化联系，吐蕃是非常需要唐手工技艺的。七一○年，通过金城公主出嫁弃隶缩赞赞普，汉文化又一次大规模地输入吐蕃。金城公主年幼远嫁，唐中宗特为她配备大批随从人员。《新唐书·吐蕃传》说，“赐锦缯别（各种）数万匹，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所谓诸工就是唐少府监、将作监所管的各种工匠，这正是吐蕃最缺少的人，所以吐蕃王朝崩溃后，百工子孙在西藏依旧享受免差役的待遇。

　　七三一年，金城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唐朝官于休烈上书说：吐蕃人聪明坚决，善于学习，如果读了这些书，一定更懂得用兵权谋，愈生变诈，这不是帮助他们添兵增粮么？书不应该送。唐玄宗让宰相们讨论，裴光庭等奏称，于休烈只知道书里有权谋变诈，不知道忠信礼义也在书里。唐玄宗令秘书省各写一部送去。当时吐蕃是唐的劲敌，于休烈不让吐蕃人读汉地书，自然是谬见，唐玄宗和宰相们想用儒学影响吐蕃，也不免是迂见。唐玄宗《令蕃客国子监观礼教敕》说“自今以后，蕃客人朝，并引向国子监令观礼教”。吐蕃正在兴佛教，佛与懦是不相容的。庸德宗时，弃松德赞赞普请派遣有学问的僧人前去讲学。七人一年，唐德宗遣僧良琇（音秀Xiù）、文素二人轮流前往，每两年替换一次。八二○年，唐穆宗即位，盛饰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让吐蕃使者参观。八二四年，吐蕃遣使来求五台山图，因为五台山多有大寺，看图表示仰慕。吐蕃对待汉文佛经，与蕃文佛经价值相等，无论书写或念诵都有同样功德。蕃僧可用汉本，现存以藏文字母标音的许多汉文佛经便是当时作为念诵用的课本，足见店用佛教影响吐蕃，对吐蕃的佛教文化，确实发生了助长作用。

　　吐蕃历法以十二肖纪年（用鼠、牛等十二肖代子丑等十二支），再配上木火土金水五行，又因节候关系，以夏历三月为正月。医学上动脉名称的寸、甘、甲，即汉医书的寸、关、尺，所用药物也多出产在唐地。历法和医学，无疑是从唐输入。

　　上述佛教和汉文化一般是通过和亲、使臣往来、赠送等途径输入吐蕃的，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吐蕃占领四镇和河陇地区，汉族居民成为吐蕃的臣民，汉文化成为吐善文化的一部分，在一个国家内交流文化，这就更显得便利，影响也就更大了。

　　当然，吐蕃也从泥婆罗、天竺吸收文化养料。例如建筑、雕刻和绘画，都直接受泥婆罗的影响。数学和度量衡（可黎可足赞普依天竺改定）从天竺传入。八世纪末叶，吐蕃学者维罗查那译出一部当时著名的天竺医书，弃松德赞赞普明令传习。文学、音乐、舞蹈等，与唐和天竺都有一定的关系。

　　任何一个发展着的民族，必然要吸收可能吸收到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来丰富自己，愈能吸收别人的长处（不是短处），愈对自己有益。举唐朝为例，唐是佛教极盛的朝代，它从天竺和其他佛教国翻译出大量佛教经典，佛教文化被唐文化吸收以后，即成为唐文化的一部分，它和原产地的佛教文化，只有亲戚关系，并无家属关系。好比女儿出嫁了，对母家只能是亲戚，对夫家则是家属。吐蕃文化也是一样。吐蕃从唐、天竺、于阗、萨贺以及克什米尔等处输入大量佛教经典，输入以后，即成为吐蕃文化的一部分，其他物质的精神的各种文化，一经输入，也都成为吐蕃文化的构成部分。世界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都应作如是观。探明各种文化的亲戚关系是必要的，如果强指为家属关系，企图有所攘夺，那就不免阴私可耻和愚蠢可笑了。

简短的结论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诸族之一，中国西部广大疆土得到开发，主要是羌族的功绩。

　　羌族居住地以青海为中心，向四方发展。向东的一路被汉族阻遏，但仍表现出它的进展力量，十六国时期，羌族烧当部曾在关中建立过姚姓的后秦国。向西北的一路进入西域鄯善、且未一带。向南的一路散居在蜀边境内外。向西的一路成就最大，建立以逻姿为中心的唐旄和以山南琼巴为中心的吐蕃国。唐旄奉女王为首领，吐蕃奉赞普（雄强丈夫）为君长，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吐蕃比唐旄进步些。

　　羌族社会到东汉未年，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上。照《后汉书·西羌传》所记，羌族以游牧为业，逐水草迁徙，部落随强弱或分或合，大小无常，没有君臣上下，只有一条杀人偿命的习惯法。能耐寒苦，妇人产子，也不避风雪。一般说来，经济文化都是很落后的。

　　西晋未年，鲜卑慕容部酋长吐谷浑自辽东来到青海，不久成为羌族的统治者。慕容部贵族和羌族酋长混合成统治阶级，羌族平民成为被统治阶级，吐谷浑国就这样形成起来。吐谷浑国不断吸收汉族文化，有文字（采用汉文字），立制度（官名多同汉族），信佛教，某些农业区还可能行均田制。吐谷浑是封建制度的游牧国家，不过，仍保存着极浓厚的原始社会残余。

　　隋末唐初，吐蕃国朗日论赞赞普灭唐旄。松赞干布灭羊同、苏毗等国，统一了西藏高原，并扩地到蜀和吐谷浑境，建立起大吐蕃国。

　　松赞干布是藏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杰出人物。他在位的时候，创造文字，制定制度和法律，与唐和亲，吸收汉文化，原来寂寞无所闻见的中国广大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国出现，变得有声有色了。这是吐善历史的大进步时期，也是中国西部居民开始参加历史活动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松赞干布。

　　弃芒论芒赞赞普灭吐谷浑国，完成了建立统一的羌族国家的任务。鲜卑慕容部立吐谷浑国，松赞干布立大吐蕃国，弃芒论芒赞立基本上包括全部羌族的吐蕃国，都是羌族历史的重大进步事件。经过一百数十年的强盛时期，羌族人逐渐产生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融合成为蕃族，以此为基础，形成后来的藏族。

　　松赞干布死后，大相禄东赞祖孙三世执掌国政。他们推行一些制度，使得不发达的奴隶制国家逐渐变成低级的或者说是早期的封建制国家。当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能不保存着浓厚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残余，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割据状态。

　　乘唐朝内乱的时机，吐蕃夺得唐在西域的四镇和本部关内道的河陇地区。吐蕃有农业，但主要还是畜牧业，吐蕃有文化，但还急于吸收汉文化。河陇地区和四镇农业发达，文化先进，吐蕃得到这些地方，自然有很大的益处。可是，在军事上却是极重的负担。西方要阻挡大食的侵入，东方要抵御回纥的攻击，内部要镇压唐民的反抗，也要准备唐军的来攻，吐蕃的人力和物力都感到困难，或者说力难胜任，强盛向衰亡转化了。

　　唐德宗起初联吐蕃反回纥，对吐蕃很有利。七八七年，唐德宗听从李泌结回纥、大食、南诏三国共反吐蕃的谋略，使三国攻吐蕃。吐蕃四面受敌，处境更加困难，强盛时期结束，进入衰亡时期。尽管如此，它还是用最大力量去阻止大食势力到葱岭以东来，这个功劳是巨大的。

　　吐蕃统治阶级内部，王族与宦族、钵教徒与佛教徒争夺权利非常剧烈；劳动民众困于租税和兵役，疲劳不堪。这都是衰亡的主要原因。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争夺一直到破裂，大吐蕃国也就崩溃，出现贵族领主割据称雄没有大君长的局面。

　　吐蕃有自己的文化，但必须吸收别族较高的文化来丰富自己。以松赞干布为代表，吐蕃对别族文化采取欢迎态度，积极学习，这一点，也是它能够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主要和唐朝交流文化，从唐输入大量汉族文化。唐蕃两次通婚，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出嫁到吐蕃，是汉文化输入的标志。佛教起初也是从唐朝输入，后来又直接从天竺翻译佛经。佛教和政治相结合，盛行无阻，成为吐蕃文化的骨干，影响到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这种文化，在历史上曾起着团结本族人心的作用，也起着阻止社会发展的作用。社会发展的趋势终究是不可阻止的，因之，文化本身也自然会有变化的。

第五章 回纥国 ——六四七年——八四六年

第一节 回纥国的兴亡

　　回纥和吐蕃在唐时建国，对中国历史都是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单从汉族历史看来，吐蕃兴起，只是唐朝感到西方出现一个强国。从中国历史看来，却是广大西部地区的居民，从此参加了历史活动。回纥的重大意义在于，自迁入西域后，逐渐成为西域的主要居民，而原来居住地漠北，逐渐为蒙兀所占有。从此，大漠南北和天山南北都固定了居民，改变过去游牧族流动的常例，此后许多历史事件是在这个情况下表现出来的。

　　下面叙述，分建国以前、建国以后和西迁三部分。

　　一 建国以前（六四七年以前）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北海（贝加尔湖）以南，独洛河（土刺河）以北一带地方，有称为丁灵（丁零、丁令）的一个部落联合体（比部落联盟更为低级的一种联合）。丁灵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也称为高车部。高车部有狄历、敕勒、铁勒等名称，与丁灵都是同一名词的音译。参加这个联合体的部落有袁纥、薛延陀、契苾（音必bì）、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固、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音习xí）凡十五部。袁纥又有乌护、乌纥、韦纥等名称，唐时称为回纥。

　　回纥人壮健，善骑射，没有酋长（没有世袭的酋长），逐水草转徙。回纥是原始的游牧部落，同在一个联合体内的其他十四种，大概也相差不远。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丁灵，征收贡赋。公元前七二年（汉宣帝本始二年），丁零、乌桓、乌孙乘匈奴衰弱，合兵迸攻匈奴，杀数万人，掠得大量牲畜。此后，丁零为摆脱匈奴的奴役，经常起兵袭击匈奴。公元前五八年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内战剧烈，丁零、鲜卑继续攻击，北匈奴愈益衰弱。公元九一年，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击破北匈奴，大部分北匈奴人向西迁徒。丁零经多年战斗，势力渐盛，但鲜卑比丁零富强，北匈奴残部十余万落（户）都自号鲜卑，北匈奴土地很自然地为鲜卑所占有。东汉桓帝时，鲜卑大酋长檀石槐兵马强盛，丁零被迫向西发展，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汉魏间），在额尔齐斯河与巴勒喀什湖之间出现了西丁零部落。

　　三世纪中叶，鲜卑部落联盟解体，鲜卑族的一支拓跋部，在云中（呼和浩特以南）及阴山（大青山）一带地方游牧。自四世纪末年起，拓跋部以平城为中心，建立起魏国，专力迸取黄河流域，漠北两个大部落——柔然和铁勒逐渐成为威胁魏国北边的力量。铁勒部人口繁衍，原有诸部外又成立副伏罗等十二个新部落。铁勒主要和柔然为敌，有时也攻掠魏国。魏道武帝（拓跋焘）和魏太武帝（拓跋焘）曾数次出兵攻击铁勒部。四二九年，魏太武帝大破柔然部，得柔然降人三十余万落；又袭破铁勒部，得降人数十万落。一落就是一户，柔然和铁勒不可能有这样多的降户，当是魏国夸大战功，以人数为落数，或任意造虚数，但两部战败后有大批人被俘，却是事实。魏使被俘人居边塞，在武周（山西左云县南）塞外的称为西部铁勒，以东的称为东部铁勒，依漠南而居的称为北部铁勒。

　　在漠北的东铁勒部仍被柔然奴役着。四八七年，柔然豆仑可汗出兵攻魏，铁勒副伏罗部酋长阿伏至罗及族弟穷奇率铁勒人十余万落向西迁移到西铁勒部（西丁零部落）居地，在前部（交河）西北，自立为王。西铁勒人称阿伏至罗为“候娄匐勒”（匐音必bì大可汗），穷奇为“候倍”（储主）。阿伏至罗统治北部，穷奇统治南部。豆仑可汗率军追击，屡被阿伏至罗击败。后来穷奇被嚈哒（音压达yādá）人杀死，西铁勒人因阿伏至罗残暴无道，群起杀阿伏至罗。此后，西铁勒有世袭的君长，虽然酋长争夺政权，互相残杀，同时，又和柔然不断发生战争，民众遭乱，很不安宁，但在原始社会里，开始出现世袭的君长，终究是个进步。

　　漠北东铁勒部也发生一个新现象。四九八年，魏孝文帝准备大举进攻南朝齐国，遣使到铁勒发兵。铁勒不愿南行，奉袁纥部树者为主，起兵反抗。魏兵往击，战败逃回。魏帝派出更大的军队，并下诏要亲征。这次反抗，因魏取消发铁勒兵，铁勒表示归附，双方让步，很快就结束。值得重视的却在袁纥部树者被推为铁勒部首领，足见袁纥己是较强的一部。四九九年以后，魏国衰乱，无力控制漠北，铁勒得到发展的机会，可是，强敌突厥又起来征服铁勒部。

　　突厥原是住在金山南的游牧部落，为柔然所役属。五四六年，酋长伊利可汗（土门可汗）袭破铁勤部，得降众五万余落，突厥从此强盛起来。至木杆可汗时（北周时），建立起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咸海），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东西万余里，南北五六千里的大突厥汗国（军事行政联合体），东西两铁勒部都处在突厥汗国的统治下。五九九年（隋文帝开皇十九年），东突厥汗国内乱，西突厥达头可汗占领漠北，征服东铁勒部。六○○年，隋出兵击突厥。六○三年，东铁勒诸部乘机反达头可汗。达头部众大溃败，逃往吐谷浑。六○五年，西突厥处罗可汗恃强虐待铁勒部，铁勒起兵大败处罗可汗。铁勒诸部共推契芯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建牙于贪汗山（天山东高峰北）；推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咥（音戏xì）小可汗，建牙于燕末山（当在金山西南，或即金山支脉）北。契芯哥楞得众心，伊吾、高昌、焉耆都来归附。到西突厥射匮可汗（六一一年——六一八年）时，突厥势力又盛，契苾及薛延陀二部取消可汗名号，东铁勒在郁督军山（即乌德鞬山，蒙古杭爱山东支）的回纥等六部（回纥、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归降东突厥始毕可汗，在金山的乙失钵所部归降西突厥叶护可汗，东西两铁勒部又处在东西两突厥汗国的统治下。《隋书》说，“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铁勒）用，以制北荒……大业元年（六○五年），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突厥从开始强盛时起，一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铁勒的帮助，也就是突厥不顾铁勒的死活，尽量奴役并剥削铁勒的人力和财物来加强自己的力量，铁勒与突厥为仇是完全合理的。

　　处罗可汗为镇压铁勒，诱集各部酋长数百人，一起坑死。回纥与仆骨、同罗、拔野古等部脱离突厥，酋长都自号为俟斤，不再要突厥的承认。

　　隋末，回纥部众推时健俟斤为君长。时健死，子菩萨被推为继位人。酋长世袭制开始出现，是回纥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回纥逐渐强盛起来。菩萨智勇善战，得部众爱戴。当时东突厥颉利可汗统治漠北地方，使侄欲谷设总管回纥诸部。薛延陀酋长夷男（乙失钵的孙子）率众七万余户东归，适遇突厥内乱，薛延陀联合回纥、拔野古等部攻袭突厥北边。欲谷设率大军来攻，被菩萨击败。铁勒诸部共推夷男为首领。唐太宗为讨伐突厥，特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真珠可汗封菩萨为活（胡禄）颉利发。六三○年，东突厥汗国亡，薛延陀、回纥两部称雄漠北。菩萨死，胡禄·俟利发吐迷度继立。薛延陀多弥可汗暴虐，诸部离心。六四六年（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多弥可汗攻唐夏州，被唐击败，国内大乱。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合兵攻多弥可汗，唐兵从南方夹击，多弥可汗逃走，被回纥杀死。回纥兼并了薛延陀的诸属部，成为漠北唯一的强部，回纥这一名称逐渐代替铁勒而为东铁勒诸部的总称。

　　铁勒（丁零）在历史上出现，比突厥早得多。铁勒原居地在漠北，突厥原居地在金山南，史书记载它们的风俗习惯，大有差别，很难说成有什么关系。虽然它们都自称为狼种，但游牧人自称为狼种的很多，不只是它们两个。说它们语言是同一语系，即所谓突厥语系，因此，铁勒与突厥应该有什么关系，这是似是而非的谬说。史书明白指出铁勒诸部“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铁勒诸部讲匈奴话，突厥语同铁勒，说明也是讲匈奴话。匈奴在大漠南北，统治最久，影响最大，许多原始部落，需要学匈奴语言，后来也就成为自己的语言，这本是很自然的事。史书称铁勒的祖先是匈奴人，事实是铁勒曾被匈奴征服，作为属部之一，并非与匈奴同种族。史书称突厥是匈奴的别种，也只是“其俗如古之匈奴”和语言同匈奴，并非与匈奴有种族关系。突厥曾建立比匈奴更强盛的大汗国，铁勒多年受它的奴役，本来都讲大同小异的匈奴话，因接触过多，语言上异处更缩小，突厥文字借用胡书（“其书字类胡”），回纥曾借用突厥文字，因利乘便，有何不可。总之，匈奴、铁勒与突厥是三个不同的种族，各有本族独立的历史，勉强牵合，企图在政治上有所策划，多见其愚昧无知而已。

　　回纥是铁勒部落联合体中最古老的一个部落，它和其他诸部合力反抗奴役者，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都在铁勒的反抗中消失了，斗争锻炼出坚强的回纥部落联盟，终于建成漠北唯一的大汗国。

　　二 回纥汗国（六四七年——八四六年）

（1）形成时期（六四七年——七四五年）

　　回纥部落一向居住在仙娥河（即姿陵水——色楞格河）、嗢昆河（鄂尔浑河）及独洛河（土刺河）流域一带。后来人口繁衍，分支为九族，即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耶勿。这就是内九族，总称为九姓回纥。到了唐初，回纥部结合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共六部构成回纥部落联盟。六三二年（贞观六年），契苾部六千余户东迁，酋长降唐，部众归附薛延陀。六四六年（贞观二十年），薛延陀亡，回纥收并契苾部。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怀仁可汗又收并拔悉密及葛逻禄两部。这就是外九部，总称也叫九姓回纥。加上阿跌部，又称十姓回纥。这个联盟以回纥为首，参加的诸部逐渐融合为一个回纥族。

　　六四六年，唐太宗灭薛延陀汗国。回纥等十二部酋长都请归附。六四七年，唐给回纥、仆骨、多滥葛、拔野古、同罗、思结六部以府的名称，酋长称都督；又给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思结别部（阿布思部）、白霫七部以州的名称，酋长称刺史。漠北凡六府七州，隶属于燕然都护府（治在故单于台，鄂尔浑河南流处）。唐任命都护，统治诸部。唐太宗接受诸部酋长所上“天可汗”的尊号，并允许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大驿道，分设六十八驿，各驿有马及酒肉供往来贡使，称为“参天可汗道”。漠北诸部总数不下百余万户（史所记户数过大，可能是百余万口）。对唐岁贡貂皮当作租赋，唐对诸部负救济灾难、平息争端的责任，这在经济文化交流上，双方都是有利的。

　　回纥药罗葛部酋长吐迷度接受唐所给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名号，承认自己是唐朝的官员，但在部落联盟内部，却称可汗，建立起汗国来。汗国制度都仿照突厥，因为它们社会性质相接近。联盟转化为国家的形式而得到巩固，是很大的进步。唐设都督府与吐迷度称可汗，本质上是一次巧妙的政治斗争。吐迷度显出优秀的政治才能，因而取得较多的胜利。唐设六府七州，目的在分散回纥部落联盟，取消回纥的盟长地位，用都护府来代替联盟。吐迷度对唐和联盟的措施，正好取得与店和好的益处，抵消设置府州的害处。他得到自匈奴以至突厥、薛延陀失败的经验，知道和好比战争有利，后来回纥始终遵守不同于任何漠北强国的态度来与唐建立关系，吐迷度是个开端者。唐太宗当然不会满意，但也知道和好比战争有利，不敢轻易对漠北用兵，只好默认回纥可汗的实际存在。

　　六四七年是回纥开始建国的一年，吐迷度是回纥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

　　六四八年，吐迷度被侄乌纥杀死。唐杀乌纥，立吐迷度子婆闰为大俟利发，袭父职为瀚海都督。菩萨创行酋长世袭制，但仍采公推形式。吐迷度与菩萨的关系不明，至少不是父子关系，继位又全用公推制。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是要经过反复的。乌纥杀吐迷度，想率领回纪去归附他的妻父——本年在金山北新立的突厥车鼻可汗（六五○年，唐灭车鼻可汗）。乌纥代表回纥守旧势力，要恢复受突厥奴役的旧状，显然是反动行为。唐太宗立婆闰，并扣留乌纥的同党俱罗勃，形式上是保护唐的瀚海都督，实际却是保护回纥可汗的世袭制，同时也保护回纥部落联盟免于离散，这对回纥汗国的形成有很大帮助，从此，可汗世袭制确定了，由药罗葛部酋长世袭可汗也确定了。

　　婆闰与唐发生亲密关系，助唐攻战。六五一年，婆闰出骑兵五万助唐击败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收复北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济木萨护堡子）。六五七年，又助唐击灭贺鲁。六六一年，助唐攻高丽。当年，婆闰死，比粟继位。比粟，《新唐书》说是婆闰的儿子，《旧唐书》说是侄子（今本作“妹比粟毒”，当依《通鉴》所引作“侄比粟毒”）。比粟继位后，诸部酋长中的守旧势力，即不愿受制度拘束的一部分酋长拥比粟攻唐边境。唐高宗命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刘审礼（燕然都护）薛仁贵为副；萧嗣业为仙萼（即仙娥河）道行军总管。看两军命名，似乎唐用意不在防边而要攻入漠北，镇压那些守旧势力。六六二年，比粟合铁勒九姓兵十余万拒唐军，选数十骑挑战。薛仁贵发射三箭，杀三人，余骑都下马请降。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直进到仙萼河，铁勒诸部藏匿，唐军不得战，又逢大雪，全军饥寒，大批死去，只有八百人逃回。郑仁泰薛仁贵残暴贪淫，当然要遭到惨败。唐高宗改任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契苾何力率精骑五百到铁勒九姓中，宣布朝廷赦免胁从，只罚有罪的酋长。诸部落大喜，拘捕叶护、设及特勤等二百余人送给安抚使。契苾何力指责他们的罪行，一起杀死，九姓又趋于稳定。这次战争，发动者是这些被杀的酋长，以比粟为首的一部分统治阶级和九姓民众，并不赞成他们的行动，唐所以取胜，主要是依靠这个力量。六六三年，庸徒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改名为瀚海都护；徙故瀚海都护（六五○年，唐灭突厥车鼻可汗，置瀚海都护，统领瀚海等七府、仙萼等八州）于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漠北诸州府统归瀚海管理，漠南统归云中管理。唐对漠北加强统治，实际是帮助比粟可汗加强回纥汗国的巩固，因为唐的瀚海都护存在着，怀有野心的酋长就不敢出面破坏回纥汗国。

　　比粟死，子独解支继位。六八二年，东突厥酋长阿史那骨笃禄可汗聚众反唐，抄掠回纥九姓的大量羊马。骨笃禄寇掠唐北边诸州，屡败唐兵，并进攻回纥住地乌德鞬山（即郁督军山，又称于都斤山），回纥人一部分迁至独洛河流域，其余在抵抗失败后又受到突厥人的奴役。六九四年（武则天延载元年），默吸可汗（骨笃禄弟）继骨笃禄统治突厥汗国，夺取铁勒故地，势力强盛。回纥九姓常起兵反抗，甚至一年内起兵五次，最后被迫与契苏，思结、浑三部迁徙到唐境年甘、凉间居住。这自然只是回纥和三部的一部分人，唐朝廷允许他们住在河西节度使治所附近，足见并无猜疑。七一五年，独解支死，子伏帝匐继位。默啜可汗进攻回纥九姓，九姓大败，人畜死亡甚多，恩结等部都督率众归唐，唐助诸部回故地。七一六年，默啜又攻回纥九姓，大败拔野古部于独洛水，特胜不设备，拔野古人杀默啜。默啜是劲敌，回纥助唐消灭这个劲敌，更增强了双方的关系。伏帝匐死，子承宗立。七二七年，唐河西节度使王君（音辍chuò）以私怨虐待甘、凉间回纥等四部，并诬告四部谋叛。唐玄宗罚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浑大德、贺兰都督契苾承明、庐山都督思结归国四人长流岭南诸州。这种谬误不公的处理，当然要遭到反抗，回纥诸部推承宗族子瀚海司马护输为首领，起兵袭杀王君，逃入突厥，承宗子骨力裴罗继位。

　　七四二年（天宝元年），回纥、葛逻禄、拔悉密三部乘突厥内乱，合兵攻杀突厥可汗骨咄叶护，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骨力裴罗和葛逻禄酋长为左右叶护。突厥余众立乌苏米施可汗为主。肩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与拔悉密等三部合击乌苏，乌苏逃走。七四四年，拔悉密等击杀乌苏，突厥余众又立白眉可汗为主。是时突厥大乱，王忠嗣击破突厥左厢十一部。回纥葛逻禄攻杀拔悉密颔跌伊施可汗，骨力裴罗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到唐朝说明情形，唐玄宗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唐放弃瀚海都督名号，承认可汗的地位，说明回纥已经是漠北唯一的强国，唐不可能再保持瀚海都护的权力。在回纥方面，接受册封也是有利的，因为在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上，不能不先有政治上的联系；其次是各部落的联合并不稳固，唐加册封，可以显出回纥高于其他各部的地位；再其次是防突厥可能的复起，需要有唐的援助。此后，即使回纥很强，唐较衰弱，但可汗继位总要唐加册封，从不大举侵唐边境和夺取唐土地。

　　怀仁可汗建牙于乌德健山，七四五年，击杀突厥白眉可汗，送白眉首级到长安报功（突厥自六世纪三十年代兴起，到白眉时灭亡，立国二百年有余）。回纥领土东接室韦，西到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唐与回纥为邻，北方边境平静无事，唐玄宗设防边节度使，不列回纥为敌人。回纥与唐的关系，是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和好关系，这一点，对回纥本身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2）强盛时期（七四五年——七八○年）

　　吐迷度可汗初建国家机构，到了怀仁可汗时，国势强盛，制度更为完备。回纥与匈奴以至突厥等游牧族一样，所立国家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固的军事行政联合体，自可汗以下各级官员，都是大小军事首领，除了收税官，不再有专掌民政的官吏。这样的国家，自然是低级的，但对游牧族说来，也只能采取这种组织形式。

　　突厥制度基本来源是匈奴，官员名号却有大变动。回纥采突厥制度，也兼采一些庸制，合成回纥制度。

　　回纥最高统治者为可汗。次为特勤（亲王，史书或误作特勒）、叶护（副王、总督）、设（或译作杀，别部领兵者）。特勤、叶护、设常以可汗的子弟及宗室充任。再次为阿波（统兵马官）、阎洪达（评议国事官）、达干（统兵马官）、梅禄（皇室总管，掌兵者）以及内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将军、司马等官。卫士称为附离。可汗属下诸部落首领，依地区的不同，授以俟斤、啜、俟利发、颉利发及都督（九姓部落首领）等称号。可汗划分诸属部（被征服的部落）为若干区域，派遣叶护或设统领这些区域，并于每个部落置一吐屯（监使、御史），督察贡赋和政事。九姓部落的都督，兼管征收赋税，不另设吐屯。自可汗以下，各级官都是子弟世袭。

　　凡是军事行政联合体性质的游牧国家，如匈奴突厥等国，必然要向富饶的汉地进行掠夺，回纥独不同于那些国家，这和助唐平内乱有关系。七四六年，怀仁可汗死，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七五五年，安史叛乱，唐东西二京陷落。七五六年，唐肃宗借回纥骑兵平乱，葛勒可汗先后派遣骑兵来援，立有战功。唐肃宗急于想收回东西京，与回纥军统帅叶护定约说：“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这是多么残暴可耻、不知轻重的许诺！所谓子女，就是年轻妇女，无端被唐肃宗出卖，将遭受多大的灾殃！七五七年，唐大军和回纥精骑四千余人收复西京，回纥将如约行事，唐元帅李俶拜求到东京再如约，西京幸免于俘掠。唐军和回纥军进克东京，回纥纵兵大掠，洛阳人敛集罗锦一万匹送回纥，俘掠才停止。唐肃宗封叶护为忠义王，约定每年送给回纥绢二万匹，又立马市，收买回纥马。七五八年，册封葛勒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嫁幼女宁国公主为葛勒可汗妻。唐对回纥的援助如此重视，报酬如此优厚，回纥如果再攻掠唐边境，就会丧失岁币，因此，吐迷度和怀仁可汗建立起来的和好关系，有可能保持下去。

　　七六二年，唐代宗又向回纥借兵助讨史朝义。其时葛勒可汗已死，子登里可汗在位，应召率兵来会攻洛阳。登里可汗态度骄横，侮辱唐天下兵马元帅李适（唐德宗）和他的随从官员。唐军收复洛阳，回纥入城大肆杀掠，杀人上万，人烧房屋一二十天不灭，抢得财物无数，都送到河阳，派兵看守。七六三年，登里归国，带走全部赃物，还让部众沿路抢劫，唐地方官供应小不如意，便任意杀死，毫无顾忌。唐代宗为酬报回纥助战的功劳，规定唐买回纥马，每年最高额为十万匹，每马一匹换绢四十匹。事实上回纥并无这样多的马，每年卖给唐的马只有数千匹至一万匹，最多时也不过数万匹。唐连年内战，需要补充军马，可是回纥运来的马病弱不堪军用，唐忍受损失，照马数忖价，只好当作买边境平安而支付马价绢。到唐德宗建中元年（七八○年）积欠马价绢多至一百八十万匹，回纥屡次催讨，唐朝廷感到困难，隐忍迁就，力求保持和好关系。不知何时，马价增为五十匹绢。八○七年，唐宪宗曾一次偿还积欠，不料第二年回纥驱来比常年多一倍的病弱马，要唐收买。这样，历时久了，唐又只好积欠马价绢。直到八四二年回纥亡国时，唐才付清积欠，帮助回纥人得到衣食。

　　七六四年，仆固怀恩叛唐，引回纥、吐蕃等部数十万人进攻长安。唐大将郭子仪亲赴回绝军营，说服回纥大将合胡禄都督药罗葛（登里可汗之弟），合力击败吐蕃军。回纥获得大量驼马牛羊，唐赠回约缯帛十万匹作为报酬。七七八年，登里可汗为了掠夺财物，进寇太原，杀唐军民万余人，纵兵大掠。唐代州都督张光晨击败回纥兵，登里可汗退走。唐代宗不追问人寇的缘故，照旧优待回纥。七八○年，登里乘唐德宗初立，又想举兵进行掠夺战争。宰相顿莫贺达干知道国人都不愿攻唐，谏登里说，唐是大国，从来对我和好。前年攻太原大捷，获羊马数万，等到回国时，损耗完了，几乎一无所获。这次进攻，如果不捷，想回国怕也不容易。登里可汗不听。顿莫贺达于利用人心厌战，起兵杀登里可汗及支持可汗寇唐的九姓胡（粟特人）约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

　　登里可汗助唐内战，有战胜的威名，得马市的厚报，回纥汗国从唐取得如此重大的利益，可称既强盛又富饶。登里可汗因强盛而骄横自大，因富饶而贪得无厌，甚至进入唐境掠夺，根本不懂得保持对唐的和好关系，正符合回纥本身的利益。他这种谬误行动，唐朝廷虽然还予以宽容，回纥国人却不能再忍，杀身之祸是自取的。登里可汗死后，回纥发生内乱，强盛时期结束，衰亡时期开始。

（3）衰亡时期（七八○年——八四六年）

　　唐德宗曾受登里可汗侮辱，怨恨回纪，经李泌劝说，七八七年，唐德宗允许合骨咄禄毗伽可汗的请求，恢复两国的和好关系。从此，回纥与唐相安无事了，但回纥统治阶级的相继杀夺以及贪得无厌的风气，终于引导回纥国由衰微的道路走到崩溃四散的绝境。

　　七八八年，回纥可汗改称回纥为回鹘。七八九年，顿莫贺可汗死，子多逻斯继位。七九○年，多逻斯为自己的兄弟杀死。大臣们立多逻斯子阿啜为可汗（唐封为奉诚可汗）。阿啜年幼，大相颉干迦斯专权。唐自安史乱后，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孤悬塞外，当时吐蕃强盛，回纥扶助两府，共同抵抗吐蕃，对双方都有利。可是，贪得无厌的人必然缺乏政治远见，回纥统治者竟把两府看作附庸，无限止地征收赋税，北庭路近，居民受害更甚。原属北庭管辖的沙陀别部六千余帐，被回纥肆行掠夺，困苦不堪，原属回纥的三姓葛逻禄部和自服突厥部，也痛恨回纥的苛征暴敛，转附吐蕃。吐蕃率葛逻禄白服突厥攻北庭，颉干迦斯来救，结果自然是大败。北庭和沙陀部落都为吐蕃所有，北庭节度使杨袭古率众二千余人逃往西州。过了些时，颉干迦斯率全国丁壮数万人进取北庭，又被吐蕃战败，士卒死亡大半，杨袭古兵损失尤重，只剩下六七百人。颉干迦斯诱杀杨袭古。西州人固守本境，不再助回纥。

　　葛逻禄部乘胜攻取回纥的浮图川（在乌德鞬山西北），回纥惊慌，迁西北方部落到乌德鞬山的南方，躲避敌军的攻势。回纥在七九○年一年中，内部发生政变，可汗失权，外部友化为敌，两次大败，这都是没落气象，说明药罗葛一姓的统治权，很难再保持下去。

　　七九五年，奉诚可汗死，宰相跌（音协xié即阿跌）氏骨咄禄立为可汗（唐封为怀信可汗）。回纥可汗位由药罗葛氏转入陕跌氏，是权臣专国政的结果。怀信可汗两传到保义可汗时，大破它的世敌吐蕃，取凉州（八○八年），占领北庭和龟兹，击败葛逻禄部，向西扩张到拔贺那国（费尔干）。当时吐蕃弃猎松赞赞普在位，国势衰弱，回纥一时战胜，并不表示实力有多大增进。八一六年，吐蕃击败回纥，进军到离可汗牙帐三天路程的地方，收回失去的土地。八三二年，回纥内乱又起，昭礼可汗被杀，彰信可汗继位。八三九年，宰相安允合、特勤柴革合兵谋叛，被可汗杀死。宰相掘罗勿借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归唐后名李国昌）兵攻可汗，彰信可汗兵败自杀。掘罗勿立��（音咳飒késà）特勤为可汗。当时回纥国内发生饥荒和疫病，又逢大雪成灾，羊马多死，民众流离失所，国亡迫近在眼前，可是内乱还继续在进行。

　　戛黠斯是回纥的属部，受回纥压迫，酋长阿热起兵反抗，交战二十年不停止。阿热痛恨回纥，骂道：你们快完了，我要收你们的金帐（可汗帐），在帐前跑我的马，立我的旗。你们能抗拒，快来；不能，快走开。他决心灭回纥。八四○年，回纥将军句录莫贺恨掘罗勿，引黠戛斯兵十万骑攻破都城（在鄂尔浑河畔，后世名为哈刺巴刺合孙），杀��可汗及掘罗勿，焚毁牙帐，掳去全部财物，回纥汗国就这样灭亡了。

　　自吐迷度开始建国，到��可汗灭亡，回纥汗国前后不过二百年，其间正式立国只有一百年，除去强盛时期四十年，余下的六十年里，可汗换了十人，每人在位年数平均是六年，政权的不稳定性非常明显，作为一个游牧国家来看，它是不能和匈奴、突厥比强盛的。但是，它与唐朝保持和好关系，免于战争，每年还得到经济交流的大利，得到的益处，远比寇边所得为优厚。药罗葛氏统治的九姓回纥（内九族），原来与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等部地位相等，经过一段国家强盛时期，回纥成为联盟各部的共同称号，也就是各部融合成为一个大的回纥族。阿跌氏代替药罗葛氏为可汗，固然由于骨咄禄擅兵权，但也说明各部间界限不是很严格了。这是回纥族的大成就，有了这个成就，汗国灭亡后，回纥人向西迁移，性质是整个族的分支活动，不同于各个部落的各自分散，因此，尽管回纥并不在西域重建统一形式的国家，回纥人却成为西域的主要居民。

　　三 迁居西域（八四○年以后）

　　黠戛斯暴风般横扫回纥汗国，回纥诸部仓皇逃走，按照逃走的方向，主要可分为四支：一支由宰相职拥庞特勤等率十五部西奔葛逻禄（游牧地在金山西，巴勒哈什湖南）；一支奔安西，一支奔河西，一支由可汗兄弟及其亲信大臣等率领南下至振武军（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北）及天德军（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旗西北）一带地方。这里先说南下的一支。

　　八四一年，住在可汗牙帐附近的十二部共立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南下逃到唐天德及振武北境。唐赠送米粮二万石。当然，回纥人生活有困难，但在唐边境肆行杀掠，决不是久长之什。由于分配掠夺物不平，统治阶级内部发主内讧，可汗的兄弟嗢没斯杀宰相赤心等，率领特勤、宰相等贵族二千二百余人归唐。唐封来归诸贵族各级官爵，并给米五千石，绢三千匹。另一回纥贵族那颉啜特勤收赤心残部七千帐自振武、天德东走，与迁至幽州塞外的黑车子室韦部共掠幽州。唐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出击，七千帐及黑车子室韦都归唐。乌介可汗杀那颉啜。

　　驻在大同军塞外的乌介可汗部众，尚近十万人，向唐请求接济粮食和牛羊。唐还清历年积欠的马价绢，并要求乌介用马来换粮食。乌介不从，向天德振武塞上掳掠，并南入大同川，掠夺附唐诸部落的牛马数万头，逼近云州（山西大同市）城。八四三年，唐军击败乌介可汗，收得降兵二万余人，夺还太和公主（自唐肃宗时起，唐先后出嫁四个公主到回纥，太和是第四个）。乌介可汗逃到金山，部众溃散，残余不及三千人。八四六年，宰相逸隐啜杀乌介可汗，立遏捻特勒为可汗。八四八年，回纥余众不满五百人，依附室韦，受张仲武压迫，遏捻可汗率妻子九人逃走，不知所终。室韦七部分领回纥余众，黠戛斯击败室韦，收去全部回纥人。南下的一支由可汗统率，最为重要。可是，内部分裂并未停止，对唐朝又不能和好相处，这一支全部覆没，复国的希望断绝了。

　　奔河西的一支，居住在甘州一带，受吐蕃的统治。八七二年张议潮死后，回纥攻据甘州城，立有可汗。八七四年，唐僖宗因回纥屡求册封，任郗宗莒为册立使。郗宗莒路上得知回纥为嗢未所破，逃遁无踪，只好退回。次年，回纥回到合罗川（额济纳河，在张掖西北，《通鉴》作罗川，误。罗川县即今甘肃正宁县，回纥不可能到此地），遣使者同罗榆禄入贡，唐赠送救济绢一万匹。当时唐朝廷本身也很穷困，还能应贡使的要求，赠送绢匹，在双方都穷困的情况下表现和好关系，是很可珍视的。这一支以甘州为中心，逐渐扩大居住地，《宋史》所载，有瓜、沙二州回鹘，有凉州回鹘，有贺兰山回鹘，有秦州回鹘，有合罗川回鹘，有肃州回鹘。《宋史·回鹘传》说，“回鹘都督石仁政么罗、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四族并居贺兰山下”。四族酋长都用臣属的称号，想见其他各部酋长，称号也大抵相似。这些臣属的统率者应是甘州可汗。《旧五代史·回鹘传》说“其后时通中国，世以中国为舅，朝廷每赐书诏，亦常以甥呼之”。到北宋时，仍保持甥舅关系，可汗经常遣使者来贡土产，宋朝呼为“甘沙州回鹘可汗外甥”，回赠内地特产。一○二八年（宋仁宗天圣六年），西夏攻破甘州，可汗也许降附于西夏。一○六八年（宋神宗熙宁元年），回纥使者又来朝贡，求买金字《大般若经》。一○七三年，使者又来。宋神宗问回纥人口，使者答称有三十余万，丁壮二十万。这一支人口逐渐增殖，成为河西地方的土著。

　　当回纥西迁的时候，在天山南路，吐蕃势力已经衰弱，在天山北路，葛逻禄原是回纥属部，回纥西迁的两支，所受阻力不大，因而顺利地得到发展。

　　天山北路——八五六年，唐宣宗下诏说，“回鹘有功于国，世为婚姻，称臣奉贡，北边无警……近有降者云，已庞历今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归复牙帐，当加册命”。已庞历即宰相职所拥护的庞特勤。这一支有十五部，人数最多，庞特勤被推为可汗，事无可疑。本年，唐宣宗遣使者去安西抚慰，使者至灵武（宁夏灵武县），遇回鹘可汗派来的贡使，唐使者不再前进。唐宣宗任王端章为册立回鹘可汗使，八五七年，被黑车子室韦阻扰，半路退回。八六三年，黠戛斯遣使来唐朝，说要进攻回鹘，将安西以东土地归还唐朝，唐懿宗不许。八六六年，张议潮奏称北庭回鹘仆骨俊攻克西州（新疆吐鲁番县东南）、北庭（新疆济木萨尔北）、轮台（新疆乌鲁木齐附近）、清镇（轮台西）等城。这是回纥、吐蕃两个势力的变化，从此回纥势力愈益上升，掌握了唐朝通天山南北两路的枢纽。《通鉴》于唐宣宗大中二年（八四八年）写道：“其别部庞勒，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居甘州，总碛西诸城，种落微弱，时入献见”。胡三省注：“回鹘至五季时入献见者皆庞勒种类也”。庞勒即庞特勤。庞特勤一支在天山北路发展，五代时与内地朝廷通朝贡的却是在南路发展的一支。庞特勤是高级贵族（回纥可汗的外甥），任南北两支的可汗是可能的，他的子孙分治南北，各称可汗，同祖庞特勤，《通鉴》所说当即依据这种情形。至于甘州可汗，是河西一支的首领，与庞特勤无涉。宋朝与西北方隔绝，史书记载只能凭一些传闻，很不完备，实际上，天山北路的一支曾建立起一个大汗国。

　　公元十世纪中叶，当五代末、北宋初之际，回纥撒吐克喀拉汗在中亚细亚建立喀拉汗国，开始崇奉伊斯兰教。汗国最著名的可汗号博格拉汗，建都于拜拉萨贡，疆土有喀什噶尔（疏勒）、和阗（于阗）、怛罗斯、讹打刺城（在锡尔河畔）等地。博格拉汗曾攻下阿母河北岸的布哈拉城。一○○八年，他的继位人伊列可汗灭阿母河北岸的波斯萨曼土朝，尽有其地。传至摩哈美德汗时，西辽攻占拜拉萨贡及喀什噶尔等城。喀拉汗国仍保有撒马尔罕一带土地，向西辽称臣纳贡。一二一三年，花刺子模国灭喀拉汗国。这个喀拉汗国在立国两个半世纪中，回纥人与葛逻禄人融化为一个回纥族，增强了力量；其次是首先接受伊斯兰教，逐渐推行到全族，消灭在西域流行了千年以上的佛教老基地。这些，对后来回纥族的发展，影响都是巨大的。

　　天山南路——奔安西的一支，可汗居西州，五代和北宋时，称为西州回鹘，或高昌国（都新疆吐鲁番）。可汗沿唐制，对内地朝廷称舅，自称为甥。九一一年（梁太祖乾化元年），可汗遣使者来朝贡，以后常有往来。周太祖允许回鹘使者与商人私下交易，官不禁阻，因此玉价大跌。西州可汗逐渐向西扩大势力，占有龟兹于阗等地。一○○九年，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于阗国黑韩王（即可汗）遣使回鹘罗斯温等来朝贡。宋太祖时，于阗王名李圣天，自称是唐的宗属，九七一年，还有使者来朝。回纥灭李姓于阗国，当在九七一年以后。《宋史·龟兹传》说“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与宰相九人同治国事。……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宋仁宗时始入贡。于阗国王称可汗，龟兹国王称师子王，都是西州可汗的臣属或兄弟国。焉耆在西州龟兹间，当早已并入回纥，疏勒、于阗曾为喀拉汗国属地，可见安西四镇到北宋时全归回纥所有。

　　天山南路诸国，自西汉以来，都是城居的农业国，有相当高度的文化。这些故国为回纥所征服，居民（主要是伊兰人，也有不少汉人）融化在回纥族里，是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化。回纥西迁以前，天山南路诸国，尽管受山北游牧族的统治，但除纳贡赋外，国内并不发生变化。自回纥迁居西域，山北山南的统治者，都属于一个回纥族，过去的西域面貌完全改变了。

　　回纥西迁以后，可汗世系不明。《宋史·回鹘传》说，“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韩工，新复州有黑韩王”。所谓克韩、黑韩、黑汗（《于阗传》），都就是可汗。回纥分裂成几个可汗国，各国可汗如何传授，史料很缺乏，下面所载只是回纥汗国统一时期的可汗世系表。

　　回纥可汗世系表

　　（一）

　　（1）时健俟斤一（2）菩萨活（“胡禄”之音变）颉利发（时健子）—（3）吐迷度胡禄俟利发（自称可汗，唐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4）婆闰大俟利发（吐迷度子，唐封为右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5）比栗（《新唐书》作婆闰子，《旧唐书》作妹比栗毒，袭瀚海都督）—（6）独解支（比栗子，袭瀚海都督）—（7）伏帝匐（独解支子，袭瀚海都督）—（8）承宗（伏帝匐子，袭瀚海都督）—（9）伏帝难（袭瀚海都督）—（10）骨力裴罗（承宗子）

　　（二）

　　（1）骨咄罗毗伽阙可汗（名骨力裴罗，药罗葛氏，唐封为怀仁可汗，七四一——七四七年）

　　（2）葛勒可汗（名磨延啜，骨力裴罗子，唐封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七四七——七五九年）

　　（3）牟羽可汗（登里可汗）（名移地健，磨延啜子，唐封为英义建功毗伽可汗，七五九——七八○年）

　　（4）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名顿莫贺，移地健从兄，唐封为武义成功可汗，又封为长寿天亲可汗，七八○——七八九年）

　　（5）爱登里逻汨（音密mì）没蜜施俱录毗伽可汗（名多逻斯，顿莫贺子，唐封为忠贞可汗，七八九——七九○年）

　　（6）汨咄禄毗伽可汗（名阿啜，多逻斯子，唐封为奉诚可汗，七九○——七九五年）

　　（7）爱滕里逻羽录没蜜施合胡禄毗伽可汗（名骨咄禄，跌氏，唐封为怀信可汗，七九五——八○五年）

　　（8）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登里逻羽德蜜施俱录毗伽可汗）（八○五——八○八年）

　　（9）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唐封为保义可汗，八○八——八二一年）

　　（10）登罗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唐封为崇德可汗，八二一——八二五年）

　　（11）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名曷萨特勒，崇德可汗弟，唐封为昭礼可汗，八二五——八三二年）

　　（12）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句录毗伽可汗（名胡特勒，昭礼可汗从子，唐封为彰信可汗，八三二——八三九年）

　　（13）��可汗（名勿荐公，一作勿笃公，八三九——八四○年）

　　（14）乌介可汗（名乌希特勒，易萨弟，胡特勒叔，八四一——八四六年）

　　（15）遏捻可汗（乌介可汗弟，八四六年——？）

第二节 社会经济与文化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回纥人即在丁零的名义下，其后又在铁勒（或高车）的名义下，在土刺河、鄂尔浑河及色楞格河沿岸游牧，牲畜有马驼牛羊。直到唐初吐迷度称可汗以前，《隋书》及《新唐书》、《旧唐书》都说回纥“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善骑射，以寇抄为生”。这里所谓无君长，是指无酋长世袭制：所谓以寇抄为生，是指掠夺人口和财产的战争。这种掠夺战争是最原始的劳动形式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所有游牧人都一样，并不是回纥人的特征。依据史书所记，吐迷度称汗以前，回纥社会还没有形成阶级，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上。

　　当然，吐迷度称汗以前，回纥社会已经在变化，时健和菩萨任酋长时期，正是变化的开始，菩萨击破东突厥，俘获了大量突厥人。吐迷度灭薛延陀汗国，尽杀它的贵族，合并它的部曲（民众），又增加了大量俘虏。按照俘虏为奴的惯例，一部分自然要被用作畜牧奴隶和家内奴隶，不过，这两种都有一定的限量，很大部分不得不用作农奴性质的牧奴，主人发给一些掳来的牲畜，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薛延陀灭亡后，薛延陀人不再见于史书，意味着在回纥社会里产生了奴隶和牧奴阶级。回纥贵族与本部平民，也在形成为阶级。自菩萨时起，回纥逐渐强盛，战利品（人口和牲畜等）的分配，加速了阶级的形成。吐迷度建立汗国，正是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标志，由于内部缺乏发展奴隶制度的条件，来自唐朝封建社会的影响又特别强大，因而封建制度在回纥社会里发展起来。

　　回纥社会的主要阶级是哈刺布敦（黑民——平民）和匐（地方封建主，各部落贵族，即后世的伯克）。在回纥社会里，盛行一种“荫客制度”。匐供给食宿，使客作工，通过这种荫客制度，匐获得代价极低廉的劳动产品。客的来源，绝大多数是贫穷的乎民。平民对匐要服兵役，出战时自备兵器马匹，将战争中掠夺的战利品，大部分献给匐。掠夺战争是回纥人获得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战利品大部归匐，这就说明了贵族对平民的剥削关系。贵族经常发动战争，平民和他的家庭受到死伤、残废及损失兵器马匹等灾难，又妨碍正常的劳动生产，结果必然是生计困难，陆续归入客的队伍，受匐的荫庇。平民以外，还有一种人叫做库尔。库尔意思是奴隶，其中有为主人完全所有的奴隶和不完全所有的半奴隶。他们的来源，大多数是战争中的俘虏及贵族的婢妾，也有一些突厥汗国遗留下来的汉人和西域人以及从唐境内私买或诱骗来的汉人。库尔从事回纥人不屑为的农业、手工业及家务劳动，但不成为基本阶级，因为奴隶劳动没有大量地使用在汗国主要经济部门的畜牧业上。

　　匐的上面有额尔。额尔是氏族贵族，狭义指可汗氏族的贵族，广义指内九姓的贵族。可汗由氏族贵族推选改为父子世袭，不只是受唐朝的影响，而且还得到唐朝的促进，在世袭瀚海都督的形式下，药罗葛氏政权逐渐趋于稳定，有力量向诸部落行施可汗的职权。凡是构成汗国的诸部落，对可汗都得缴纳赋税并服兵役。被征服的诸部落是可汗的属部，由可汗派遣总督（设或叶护）去统治，并派遣监使（吐屯）去督察赋税和政事。

　　回纥经济自唐安史之乱时起，发生巨大的变化。吐蕃乘唐内乱夺唐西域和河西，隔断东西双方的经济交流，回纥助唐平乱有功，获得特殊条件，一时成为陆路上东西通商的枢纽。吐蕃逆大势，回纥顺潮流，后来吐蕃不能在西域立足，回纥却定居在天山南北，这种不同的后果，与对经济交流的顺逆，不是没有关系的。

　　唐朝廷力报酬回纥的出兵援助，约定每年赠送回纥绢二万匹，又约定立马市，回纥每年卖给唐马匹，唐给马价，每匹为绢四十匹，比实际马价高数倍。回纥每年取得大量马价绢，因此促进了回纥商业的繁荣。回纥得到如此廉价的唐货物，除贵族自用外，势必向西域开辟交换市场。回纥商队驱马来唐境，得马价绢后，购买茶叶及各种手工业品（日用必需品和奢侈品），回去时“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可见采办商品之多及数量之大，唐人则在交换中受大亏损。当时回纥商队中常有九姓胡参加，这些九姓胡来自康国（粟特，今撒马尔罕），他们善于经商，有利分毫必争，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回纥俨然以战胜者的姿态，与唐朝进行不公平交易，这正合他们贪财的癖性。他们帮助回纥贵族争利，因而得到宠信，甚至为了劫掠，劝登里可汗寇唐，史书说回纥（贵族）“人性凶忍”，“贪婪尤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九姓胡的影响，因为与回纥可汗议政的摩尼僧，就是唯利是图的九姓胡人。这些九姓胡对东西方贸易的大利当然看得眼红，他们或是替回纥经营，或是凭借回纥势力自己经营，以利息的一部分献给回纥贵族，或是与回纥人合营，方式尽管不同，获利总是极厚。厚利的来源主要是敲剥唐人。回纥商贾经常有一千人住在长安，九姓胡冒回纥之名杂居在长安的人数还要加一倍，其他大城市也住着不少这类商贾。他们开店营业，放高利贷，利用唐朝廷对他们的特别容忍，九姓胡“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七八○年，回纥酋长突董率众并九姓胡等千余人自长安还国，带着大批行李，路过振武军，军使张光晟发觉许多木箱里暗藏着长安妇女。当时顿莫何可汗杀登里可汗，正在大杀九姓胡。突董所率九姓胡害怕，不敢去回纥，向张光晟献计，请尽杀回纥人。张光晟出兵杀突董等和九姓胡，得骆驼及马数千头，缯锦十万匹，妇女都是诱骗来的，全数送回长安。这是仅有的一次破获，可以推见回纥的贪暴和九姓胡的助虐，前后不知掠去多少唐地的财富和妇女，也可以推见回纥贵族怎样虐侍本国民众。他们对大国唐尚且恃功（回纥可汗特在国门立碑，碑上刻：“唐使来，当使知我前后功”。）贪暴，对被统治的本国民众却不恃势贪暴，这是不可想象的。

　　回纥贵族由于经商致富，由于与汉人密切接触的结果，一方面接受了汉族的高度文化，同时也沾染了汉族统治阶级的奢侈腐朽习气。《通鉴》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它说：“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回纥境年兴建不少的城郭及官室，正好说明回纥商业在发展，国势在衰落。

　　据苏联考古学家的考古发掘证明，在漠北有若干城郭是属于回纥汗国时期建造的，例如色楞格河畔的富贵城，鄂尔浑河畔的哈刺巴刺合孙。哈刺巴刺合孙是回纥汗国的都城，城址占地二十五平方公里，废墟上还残存着城堡土墙及堡中的浴池池基。城郭的中心部分有特殊的墙垣环绕着，位于碉楼的西南，其面积有一平方公里。再向外为人烟较稀的定居区和位于城郭外垣之外的庭园及广阔花园。城堡不仅面积很大，它的墙垣，现在残存的还高达十公尺，碉楼的防御工事达十二公尺。在城堡中心耸立着瞭望楼，高达十四公尺，登楼远眺，草原景色，一望无际。在城堡内部发掘出来的宫庭建筑物，饰以美丽塑像的瓦，这些装饰物是唐朝的风格。街道和建筑物遗址，长达二十四公里。都城及其他城郭的兴建，说明回纥文化在发展，也说明回纥汗国与以前北方诸游牧国家的分散统治有不同之处。这一点是重要的，虽然回纥基本群众仍是游牧民，但回纥贵族既习惯于城市生活，这就为后来在西域定居奠下了基础。

　　哈刺巴刺合孙是回纥汗国的政治中心及商业中心，也是手工业及农业的集中地区。苏联考古学家在一所住宅里找到松香、铜片和青铜块，断定这所住宅为工匠所有。在都城内以及在鄂尔浑河畔农业地区周围，几乎每一户都有台架或磨盘，以备碾磨米粮之用。都城以外，鄂尔浑河及色楞格河沿岸的其他回纥城郭，周围也有定居区及农业区，并且在城内也有手工业。农业和手工业既有相当的重要地位，这也为后来在西域定居奠下了基础。

　　回纥以经营东西方商业立国，当然不可放弃东边的一方。西迁以后，尽管交通艰难，自五代至北宋，还是经常遣使来年地朝廷朝贡，每次朝贡，人数自数十人以至百余人不等，实际是派来大小商队。贡品以玉为主，其余贡品有珊瑚、翡翠、象牙、琥珀、琉璃器、香药、安息鸡舌香等物，显然是用西方诸国的特产来交换东方的特产。回纥无论在漠北，在西域，经济上必须和内地联系，因而在政治上也保持愈来愈密切的关系。

　　回纥文化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受粟特文化的影响。自唐肃宗借回纥兵以后，回纥在商业上得到特别有利的待遇，粟特人帮助回纥牟利，得到回纥贵族的信任，粟特文化也就发生较大的影响。

　　早在突厥汗国时期，突厥人用卢尼文字，也兼用粟特文字，铁勒部臣属于突厥，某些部落酋长可能使用过这类文字。回纥汗国强盛，大量粟特人移居汗国境内，回纥利用粟特文字纪录回纥语言，成为回纥文字。回纥文字的字母无定数，大致为十七个至二十个。每个字母连写。起初，写法为自左至右横写（突厥的卢尼文字为自右向左横写），后来变为自左至右直写。回纥文字只有少数高级贵族使用，一般人是不识字的。

　　回纥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类似巫术的原始宗教，巫师称为甘，故又称甘教。萨满教的教义，以为整个宇宙由至尊统治，至尊居于天的最上层。善神居在天上，恶神居在地下，人类居在地上。恶人死后，打入黑暗地狱。人想升夭，须由本人在天上的祖先绍介，人想和祖先交往，必须通过萨满巫师。萨满教崇拜各种神灵，最受崇拜的神为“谷·登里”（青天）、“伊尔·苏”（地及水神）、“乌梅”（保护儿童之神）。巫师能和诸神交通，因之在社会上颇有势力。

　　七六二年，登里可汗率兵击史朝义，攻入洛阳，与摩尼教僧接触，发生信仰心。七六三年，他带了四个摩尼僧归国，这是摩尼教传入回纥的开始。摩尼教与萨满教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摩尼教得到登里可汗的扶助，战胜萨满教，并成为汗国的国教。《牟羽（登里）可汗入教记》残本记载当时两教斗争的情形，说“当此神圣的四僧从桃花石（唐）来的时候，他们抱有四愿……但为了人民，为了学理，却遭到大的危险，大的压迫。听众和胡商常常处在为人杀害的境遇。……陛下，‘如您自己远离这些达干，则善法善行可以在您的国内施行，如仍任……达干担负国家重任，他们必作恶行，您的国家必将下沉。……’天王（牟羽可汗）与选民（摩尼信徒）讨论了二天二夜，第三天，天王斋戒，受到极大的痛苦，他的心灵才有所动。这样的继续着作，他的心灵如有所失，忐忑不安。后来，牟羽天王召集一个大会，他跪在选民之前，乞求宽有了他的罪恶……”。摩尼教战胜萨满教，是因为登里可汗入了教。登里可汗为什么入教，很大的原因是要奉摩尼教的胡商（九姓胡）帮着回纥贵族对唐通商致富。这是贵族的共同愿望，自然相率入教。顿莫贺达干杀登里可汗，又杀可汗的亲信及劝可汗侵唐的九姓胡二千人，但并不排斥摩尼教和胡商。他派遣使者康赤心来唐朝催索马价，康赤心就是九姓胡。他同登里可汗一样，信任摩尼僧，使参与国政。看来，回纥兴摩尼教，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要九姓胡真心相助。张光最准备杀酋长突董等，估计形势说，回纥本身并不强，必须依靠九姓胡的帮助，他们为谋利发财，才结合起来，无财与利，便散乱不振。这个估计符合回纥的实情，摩尼教迅速成为国教的理由也就明白了。

　　回纥西迁以后，又接受佛教。九六五年（宋太祖乾德三年），西州回纥可汗遣僧法渊来献佛牙。九八一年，宋太宗遗使者王延德至高昌，看到国中有佛寺五十余区，都是唐朝旧寺，别有摩尼寺波斯僧（波斯人为摩尼僧），各行其教。龟兹回纥在宋仁宗时五次入贡，宋朝廷回赠佛经一藏。一○九六年，龟兹使大首领阿连撒罗等来献玉佛。一○八五年，于阗黑韩王遣使者来贡，使者为宋神宗饭僧追福（为宋神宗求冥福）。大抵回纥定居西域后，不再专奉摩尼教，转而利用一向盛行的佛教来接近西域旧居民，这在政治上是合宜的。西域诸国有相当高度的文化，回纥人与旧居民融合为一个回纥族，回纥文化也必然与西域原有文化融合为一个回纥文化。后来伊斯兰教通行于全族，佛教衰灭，回纥文化又有一次大的变化。

　　文化的有益部分常被宗教利用，因而两者常混杂在一起。每一种宗教都要推动文化为自己服务，又都要束缚文化在被利用的范围之内。突破束缚，文化才能前进。回纥自建国至西迁，文化的发展和旧宗教的抛弃，都曾表现得不迟钝，足以说明回约文化有丰富的活力，有广阔的前途。

简短的结论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匈奴北境已经存在着丁零（铁勒）这个部落联合体。回纥就是联合体的成员之一，所以回纥是很早见于历史上的古老民族。丁零部落联合体长时期停顿在原始社会的阶段上，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因此，常常被漠北强国征服、遭受野蛮的剥削和奴役，更难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

　　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相继出现的漠北强国，都曾是铁勒部的劲敌，可是，它们的主力着重向汉族地区进攻，尽管大有所获，最后总不免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而归于消灭。铁勒部有坚强的反抗精神，始终保存着自己的联合体，义有汉族地区实际上的援助，使得这些强国不能作更大的压迫，铁勒部也就在斗争中逐渐壮大起来。

　　突厥是远比铁勒后起的部落。五四六年，铁勒部出兵将攻柔然，突厥土门可汗出其不意地袭破铁勒军，收编铁勒降众五万余落（家），突厥凭借这部分铁勒人才变成强国。后来，突厥用兵，很大程度上使用铁勒部的人力和物力，铁勒部被迫与突厥为仇，是完全合理的。

　　隋末，回纥贵族推时健俟斤为君长，时健死，子菩萨被推为继位人。酋长父子相传，虽然还用推选制，但已为世袭制开了先例。菩萨死，吐迷度继位。吐迷度与菩萨非父子关系，他的继位出于推选，足见世袭制并不巩固。当时回纥社会已经形成阶级，具备成立国家的条件，一般地说，世袭制可免君位继承的争夺，比较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吐迷度协助唐太宗，消灭薛延陀汗国，回纥成为铁勒部落联盟的首领，回纥这一名称逐渐代替铁勒而为东铁勒诸部的总称。

　　唐太宗在漠北设燕然都护府，统率六府七州，任吐迷度为瀚海府都督。吐迷度接受这个官职，同时，在联盟年部建立可汗称号，照突厥制度组织国家机构。唐有分散回纥部落联盟的意图，回纥却利用唐的行政组织，推动部落联盟又前进一步，成立军事行政联合体的汗国。吐迷度死后，唐为行施朝廷职权，确立瀚海都督的父子世袭制，实际是帮助回纥确立可汗的父子世袭制。

　　七四四年，骨力裴罗立为可汗，受唐册封。从此，回纥成为漠北唯一的强大国家。

　　回纥从参加丁零部落联合体起，到成立强大的回纥汗国，中间经历了一千年。它是在长时期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懂得与唐保持和好关系的重大意义。这是过去漠北强国不曾有过的经验，因而取得过去漠北强国不曾有过的成就。

　　回纥助唐平安史之乱，得到唐朝特别优厚的报酬。叶蕃断绝唐与西方的交通，漠北变成东西经济交流的枢纽。这两个条件使游牧国家的回纥贵族居住在城市，兼营大商业。

　　唐朝不满意回纥类似经济掠夺的行为，但始终予以容忍。原因之一自然是助平内乱有功，其他原因是怕回纥侵边，或与吐蕃结合，或受河北叛镇的勾引，为害都将比经济掠夺更大。回纥在唐朝容忍的限度内，作多种多样的经营，获利极厚。这和善于牟利的九姓胡是分不开的，九姓胡是回纥经营商业的重要助手。

　　经商致富使得回纥贵族贪暴腐朽，争夺权利，内部分裂愈来愈严重，最后由叛将引来黠戛斯部，摧毁回纥汗国。

　　迁居西域后，回纥仍和内地朝廷保持和好关系，继续进行东西方贸易。它和西域旧居民融合成一个大回纥族，永远定居在西域地区。

　　采用粟特文字为回纥文字，采用摩尼教为回纥国教，这都和九姓胡有关。迁居西域后，也信奉佛教。大抵在蒙古西征以前，回纥已经开始奉伊斯兰教。回纥文化不断在吸收新养料，同时不断在抛弃旧渣滓，说明回纥文化是富于前进性的。

第六章 南诏国、大理国 南诏国七三八年

——九○二年 大理国九三七年———二五三年

第一节 南诏国的兴亡

　　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地区，各族聚居，名号繁杂，《新唐书·两爨蛮传》所谓“群蛮种类，多不可记”，确是实在的情形。汉族进入云南，设置若干居住点，开始传播先进的文化。战国时，楚将庄��率兵略地到滇池，建立滇国，子孙相继称王。苴兰城（昆明市附近）相传是庄��所筑。秦时常頞（音案àn）开辟五尺宽的道路，从蜀通到滇（诸葛亮始加宽路面）。公元前一○九年，汉武帝遣将军郭昌灭滇国，置益州郡。东汉增置永昌郡（治不韦，云南保山县北）。诸葛亮平定南方，又增置兴古（云南马龙县）、云南（云南祥云县）二郡。此后各朝陆续增置州县，扩大统治权，对非汉族的居民，都是采取诸葛亮“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施政方针，也就是“因其故俗，羁縻勿绝”，以求相安无事。固然，某些族和汉族接触较多，经济和文化都有所提高，但更多的族依旧是落后，甚至是非常落后。六二一年，唐高祖置姚州（云南姚安县北），管羁縻州三十二。六三二年，唐太宗置戎州（治僰（音伯bó）道，四川宜宾县西南）都督府，唐玄宗时，都督府管羁縻三十六州，一百三十七县，后又增管至九十二州。羁縻的意思是来去任便，彼此不相干涉。这种羁縻状态，不利于落后各族，因为汉族统治阶级可以缓慢地伸展势力，安置州县，逼迫各族逐步后退。反之，如南朝梁末，梁统治者退出云南，州县全为豪酋占据，也不利于各族民众，因为在州县恢复豪酋统治，增强落后势力，是一个退步。唐天宝年间，云南成立南诏国，才改变了上述两种不利的形势，对各族民众说来，推动作用是不小的。

　　南诏是以乌蛮蒙姓为国王，白蛮大姓为辅佐，集合境内各族（包括汉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统一的政权，自然要削弱豪酋的分散割据势力；集合各族共同立国，自然要废除羁縻状态；抵御唐与吐蕃两个强邻，自然要提高本国的经济与文化。经南诏以及大理前后五百余年的统治，国境内原来的落后面貌，有很大改变，经济和文化，一般地提高到汉族的水平。有些族虽然还保持所谓“故俗”，与南诏立国以前相比，数量却不是那么多，水平也多少有些提高了。

　　南诏以及大理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作用，就在于推动落后各族的经济和文化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一 南诏建国前的形势

　　庄��建滇国，带来了楚文化。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各部落，受楚文化影响，由游牧逐渐转化为定居的农业部落。西汉立益州郡后，本地居民与汉人接触更多，文化也就比远处各部为高。唐末人樊绰所著《蛮书》说“在石城（南诏改唐郎州为石城郡，云南曲靖县）、昆川（昆明市）、曲轭（马龙县）、晋宁（晋宁县）、喻献（澄江县）、安宁（安宁县）至龙和城（禄丰县）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弥勒县，竹园，路南县等地）、升麻川（寻甸县、嵩明县等地）、南至步头（建水县），谓之东爨”。《蛮书》所说石城，《新唐书·两爨蛮传》作曲州靖州。按这两州都是戎州都督府所管羁縻州，曲州在东汉末年朱提郡（两汉称犍为郡，建安二十年改）境，今四川宜宾县西南二百余里处，靖州在曲州北，大抵也在朱提郡境。西爨居地围绕在滇池四周，不可能远至曲州靖州，《新唐书》误。《蛮书》所说曲靖州，当是曲州靖州两州的简称，地在东汉末朱提郡境。现在的曲靖县在蜀汉时称为建宁郡，唐朝称为南宁州，又改为郎州，治所都设在味县（味县故城在曲靖县西）。诸葛亮南征，收用当地豪酋大姓，建宁郡爨习，朱提郡孟琰孟获都被用作官属。爨是西爨大姓，孟是东爨大姓，显然，东爨居地址从北方的曲州靖州到南方的步头，西爨居地是在石城以西的滇池周围。

　　东爨被称为“乌蛮”，西爨被称为“白蛮”。称为“蛮”，自然是汉族统治阶级的谬说，但乌与白有区别，却是事实。“乌蛮”“白蛮”的名称，在未作适当更改以前，也只好暂时沿用。《新唐书》说，乌蛮分七部，第一部名阿芋路，居曲州靖州，第七部名勿邓。勿邓地方千里，居民有邛部六姓，其中五姓是乌蛮，一姓是白蛮。又有初裹五姓，都是乌蛮。又有东钦蛮二姓，都是白蛮。乌蛮归人著黑色衣，衣长曳地；白蛮妇人著白色衣，长不过膝。勿邓地方乌蛮白蛮以衣色作区别，其他地方当是同样以黑白色作区别。乌蛮居地有少数白蛮，白蛮居地自然也有少数乌蛮，居地分东西，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形。

　　经济和文化，乌蛮白蛮也有区别。乌蛮多有牛羊，无布帛，男女都用牛羊皮作衣服。无拜跪的礼节。有些语言要经过四次翻译，才与汉语相通。乌蛮是以牧畜为业、不知耕织、很少同汉人接触的落后族。白蛮大姓爨氏，自蜀汉以来，历朝有人作本地长官，白蛮文字与汉族同，语言相近，耕田养蚕，也同汉人，很可能是庄��所率楚兵与旧居民融合而成的新族。有些白蛮酋长，自称祖先是安邑（山西运城县）人，西晋时来南宁（云南曲靖县西）。白蛮中有不少蛮化的汉人，当是事实。汉武帝灭庄氏滇国，立白霫酋长白人仁果为滇王，庄氏后裔退到滇池以西。《新唐书》说庄氏部落有稻麦粟豆丝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为岁首。庄氏原来与白蛮同住在滇池周围，白蛮也有农桑业，是无可置疑的。白蛮经济和文化部比乌蛮高，信鬼尚巫的风俗却相同，称主祭的人为鬼主，每户每年出一牛或一羊，到鬼主家祭祀。大部落有大鬼主，一百家有小鬼主。乌蛮七部有都大鬼主。爨氏兼并乌蛮，设两爨大鬼主。庄氏部落不设鬼主，祭祀在家内，亲友带牛酒来助祭，风俗与汉族更相近。

　　唐玄宗时，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居石城。爨归王袭杀乌蛮首领孟聘孟启。白蛮首领兼并乌蛮，自尊为两部大首领，东爨西爨的名称，大概从这时候开始。后来南宁州大鬼主（《新唐书》作两爨大鬼主）爨崇道杀爨归王，白蛮内乱，南诏出兵击杀爨崇道等，兼并白蛮部落。

　　上面是说在南诏势力向东伸展以前，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主要居民白蛮和在东边的乌蛮。

　　西洱河（洱海）周围是另一个中心地区，这里居住着被称为河蛮的农业部落。六四八年，唐太宗命将军梁建方率蜀兵击败松外（松州边外。松州，四川松潘县）诸蛮，诸蛮七十部，共十余万户先后归附，梁建方任酋长蒙和等为县令，各统所部。蒙是乌蛮姓，这些诸蛮，可能是孟姓以外的乌蛮。梁建方遣奇兵从嶲州（四川西昌县）走间道突然到西洱河，酋长杨盛大惊，与各部首领十人到军门请归附。当年，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洱河东边）大首领杨敛，松外首领蒙羽都入朝，唐太宗各授官秩。《通鉴》说，西洱河地区有杨、李、赵、董等数十姓，各据一州，大州六百户，小州二三百户，无大君长，不相统一。语言、生业、风俗大略与汉族同，只是以十二月为岁首与内地异。自称本是华人。《通鉴》这段文字与《新唐书》所说松外蛮相似，《新唐书》说松外蛮有城郭文字，颇知阴阳历数，又说，滇池以西都是庄��后裔，以十二月为岁首。松外蛮与河蛮居地相离很远，松外蛮大姓是蒙氏，《新唐书》以赵、杨、李、董为松外蛮的贵族，显然误指河蛮为松外蛮。《新唐书》记松外蛮，无“自云本皆华人”句，《通鉴》将河蛮、庄氏后裔合并为一，按文化情况，《通鉴》说较是。

　　河蛮是西爨以外的白蛮部落。河蛮一姓多不过五六百户，各姓分散，不相统一，当然不会有什么抵抗力。自六七八年（唐高宗仪凤三年）至七○四年（武则天长安四年），吐蕃陆续征服西洱河诸蛮，据吐蕃史书说，“向白蛮征税，乌蛮亦款服”。白蛮有农业，乌蛮住在西洱河北方山谷中，生产落后，所以白蛮要纳税，乌蛮只纳贡表示降服。唐玄宗开元年间，河蛮首领又来朝贡。当时南诏国兴起，西洱河地区开始发生大变化。

　　上面是说南诏国兴起以前，以西洱河地区为中心的主要居民白蛮和在北方的乌蛮。

　　河蛮柔弱，有些部落奉乌蛮为酋长，先后成立六个诏。诏的意义，或说诏即王，或说“先时南蛮六部不相臣服，天子（唐朝）每有恩赏，各颁一诏，呼六诏”（唐卢拟《成都记序》）。两说中以前说为是，所谓诏，意即大首领、大酋长。六诏名称和居地如下：

　　（一）蒙嶲诏——居地在巍山县北部至漾濞县，又称样备诏。

　　（二）越析诏——也称么些诏（磨些族部落），居地在凤仪县至宾川县。

　　（三）浪穹诏——居地在洱源县。

　　（四）邆赕（音藤闪téng shǎn）诏——居地在邓川县。

　　（五）施浪诏——居地在浪穹诏东北牟苴和城。浪穹、邆赕、施浪总称为三浪。

　　（六）蒙舍诏——居地在巍山县。六诏中蒙舍诏在南方，因称南诏。

　　六诏势力大致相等，不相臣服，其中蒙嶲、越析二诏地最大，兵最强，蒙舍诏比上列二诏较弱。

　　南诏国王姓蒙，始祖名舍龙，避仇家自哀牢（云南保山县）迁居到蒙舍川。舍龙生子龙独逻，又名细奴逻。唐太宗时，蒙舍酋长张（张是白蛮大姓）乐进求让位给细奴逻。六五三年，细奴逻遣子逻盛炎入朝，唐高宗任细奴逻为巍州刺史。六五四年，蒙嶲诏蒙敛、和舍等作乱，唐命李义为姚州道总管讨蒙敛等。张乐进求让位，细奴逻遣子入朝，求唐保护，大概都与蒙嶲诏的侵扰有关。唐高宗咸亨年间，唐用西爨酋长王仁求为将，平定乱事。《王仁求碑铭》说“咸亨之岁，犬羊（指蒙敛）大扰，枭将失津（唐兵败），元凶莫惩”，足见蒙敛侵扰多年，战败后才北迁至样备。南诏对唐恭顺，得兼有阳瓜州（云南巍山县）土地。

　　五诏与河蛮部落，受吐蕃威胁，常弃唐归附吐蕃。南诏始终附唐，因而得到唐的支持。七一三年，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次年，皮逻阁遣谋臣张建成入朝。七三七年，皮逻阁战胜河蛮，取太和城（大理县）。次年，唐玄宗赐皮逻阁名为蒙归义，进爵为云南王。封王制书里说封王的原因是洱河诸部潜通犬戎（吐蕃），蒙归义率兵征讨有功。七三八年，皮逻阁谋乘胜兼并五诏，张建成建议厚赂剑南节度使王昱，请求合六诏为一。王显向朝廷代请，得唐玄宗允许。唐玄宗给王昱敕文里说，蒙归义效忠出力，讨伐西蛮，“彼（指五诏）持两端（附唐也附吐蕃），宜其残破”。当时唐与吐蕃争夺安戎城，战事激烈，皮逻阁攻五诏，有牵制吐蕃的作用，得到朝命并不是因为王昱受贿代请。皮逻阁出兵，唐派遣中使（宦官）王承训、御史严正诲参与军事，先灭越析，次灭三浪，又灭蒙嶲，很快统一了六诏，成立以西洱河地区为基地的南诏国。七三九年，皮逻阁迁都太和城。

　　二 统一后的南诏国

　　唐力助南诏统一，原想南诏出更多的力去牵制吐蕃。皮逻阁利用唐与吐蕃的矛盾，立在唐一边取得胜利，胜利以后，南诏与唐各有自己的想法。南诏国王是乌蛮，臣民却是白蛮，向东兼并西爨，成立一个大白蛮国，是有理由的。可是，唐要保护西爨，又要南诏多出力攻吐蕃，这样，双方虽然还保持着和好关系，实际上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七四五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姓）兼琼遣使至云南，与皮逻阁言语不相得，皮逻阁很不满意。七四八年，皮逻阁死，子阁逻凤继位。

　　南诏国的发展过程，可分（1）附吐蕃反唐；（2）附唐反吐蕃；（3）向外攻掠，三个阶段。这样的过程是为它本身的弱小性所规定的。

（1）南诏附吐蕃反唐（七五○年——七九三年）

　　天宝年间，正是唐朝腐朽没落，大乱将发的时候，西南方面自然也不会安静。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性急躁，不知方略，他的属官云南（即姚州）太守张虔陀更加放肆。南诏国王谒见都督府都督，照惯例要带着妻子同来。七五○年，阁逻凤路过云南，张虔陀甚至侮辱同来的妇女。勒索贿赂，阁逻凤不应，张虔陀派人去辱骂，并向朝廷告发他的罪状。张虔陀如此狂妄，大概也知道一些南诏扩张土地的计谋，所以敢肆行要挟。阁逻凤愤怒，起兵攻破云南，杀张虔陀，并取羁縻州三十二州。七五一年，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往击南诏，阁逻凤请和，并说，现在吐蕃大兵压境，如不许和，我归附吐蕃，云南不是唐所有了。鲜于仲通自恃兵多，进军至西洱河，被南诏击败，唐兵死六万人。阁逻凤想扩大南诏国，但并不想脱离对唐朝的臣属关系，因为与唐往来，利多害少。南诏本身贫弱，必须依附一个大国，既被唐逼迫，只好归附吐蕃。吐蕃弃隶缩赞赞普得到这个附属国，自然很满意，七五二年，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为小赞普）南国大诏”，“赐为兄弟之国”。阁逻凤自立国号为大蒙。当时杨国忠当政，唐朝廷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不知大乱就在眼前，还继续出兵攻南诏，唐兵前后死亡约二十万人。云南方面自曲、靖二州以下东爨居地也被唐兵破坏。双方损失都很严重。战争促成白蛮乌蛮大迁徙，只剩下一部分乌蛮还向唐朝贡。

　　皮逻阁在位时，两爨大鬼主爨崇道杀南宁州都督爨归王。爨归王妻阿姹（音诧chà）母家是乌蛮酋长。阿姹回母家请父率部众报仇。唐玄宗任爨归王子爨守隅为南宁州（云南曲靖县西）都督。皮逻阁以一女妻爨守隅，又以一女妻爨崇道子爨辅朝，对双方表示和解，实际双方仍相攻战。显然，西爨内乱与皮逻阁的谋西爨有关系。阿姹请皮逻阁相助，皮逻阁出兵杀爨辅朝，又杀爨崇道。阁逻凤反唐后，废爨守隅，西爨地为南诏所有。阁逻凤遣将军杨牟利率兵胁迫西爨迁徙到太和城西南的永昌城（保山县），凡徙二十余万户。河蛮与西爨同为白蛮，徙居永昌，可以增加南诏的实力。西爨征服乌蛮（东爨），徙居后，乌蛮得自立，南诏国王世世与乌蛮通婚姻，让乌蛮徙居西爨故地，乌蛮自然对南诏和好，助南诏防御来自剑南的攻击。说东爨因言语不通，又多散居在林谷间，所以得免迁徙，并不是真实原因。乌蛮经济与文化都比较落后，徒居滇池周围，从畜牧改为农业部落，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与白蛮相接近，这对乌蛮也非常有利。南诏国有白蛮作基础，有乌蛮作辅助，具备了发展的条件。东西爨迁居，确是南诏国的一件大事。

　　七五四年，剑南留后李宓（音密mì）率兵七万击南诏，进至太和城，全军覆没。这是唐最后一次出兵。第二年，安禄山反叛，唐无力再进攻，可是南沼还有意归唐。阁逻凤在太和城中立一大碑（南诏德化碑），表示叛唐出于不得已，对臣属说，后世可能又归唐，当指碑给唐使者看，明白我的本心。阁逻凤知道依附吐蕃害多利少，两国关系是不能持久的。

　　七五五年以后，唐困于内乱，吐蕃向唐河西陇右地区扩张，南诏得到休息的机会，上下合力，完成立国的规模。下面略述南诏的几种重要制度。

　　中央官制——南诏国王坐向东，自称为元，称诸臣为昶（音场chǎng）。诸臣对国王只自称官衔不称臣。主要官员中最高级称清平官，凡六人，职位等于唐朝的宰相。又有大军将十二人，随同清平官每日见国王议事。请平官中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国王判押处置（平章事），二人为副内算官，同勾当（同平章事）。又外算官二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外算官领六曹，凡六曹该行下的公事文书，由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牒行下。六曹相当于唐朝的六部，名称是兵曹、户曹（管户籍）、客曹、法曹、士曹（管营造工程）、仓曹（管财政）。六曹长有功绩，得升大军将。大军将在内随同清平官议政，出外镇守重要城镇，任节度使，积有功绩，得升清平官。

　　地方官制——地方组织是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分为十（音简jiǎn相当唐朝的州）六节度。邆川城（大理自族自治州东南）、龙口城（大理县北）、大厘城（大理县喜州）、太和城（大理县太和村）、羊苴咩城（咩音miē大理县）为一组，分设三：邆川城力赕，大厘城，龙口城为史，太和城、羊苴咩城为阳。南诏国王往来居住，五处如一。此外，白崖（又名勃弄，大理县东南红岩）为国王亲属所居，亦为官员分田所在；赵川（大理县）东南为亲近国王的白蛮所居，亦即南诏主要官员的家族所居；蒙舍（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为南诏的发祥地。以上称六，是南诏国家直接统治的地区。六以外，东有云南（祥云县）和品澹（祥云县西品甸），西有蒙秦脸（漾濞县），北有牟和（洱源县北蒙次和村），为拱卫中心地区的重镇，亦为洱海地区的门户，由国王的子弟镇守。以上共十。各地方凡一百家设总佐一人，一千家设理人官一人，一万家设都督一人。南诏有会川、通海两都督。

　　六个节度使卒兵分驻外围要害地方，统治六诏以外的诸部落。弄栋节度使驻弄栋城（姚安县），管诸族部落。境内不许汉人居住，原来住在姚州的汉人都被迁徙到远处。永昌节度使驻永昌城（保山县）。永昌是古哀牢族（乌蛮别种）居地，南诏国王的始祖舍龙来自哀牢，南诏与哀牢有良好关系。南诏全国常备兵数为三万，永昌镇就有兵一万，其中一部分当是哀牢人，另一部分是勇健善斗的望苴子，也是乌蛮别种。永昌镇拥重兵监视西爨，又管辖金齿、漆齿、银齿、绣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落后部落。这些部落要通过三译四译，才能与南诏言语相通。银生节度使驻银生城（景东县），辖区直到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督辖朴子、长鬃等数十族。南诏迁徙弄栋镇境年汉族人到远处，很可能是指与唐境隔绝的永昌银生两镇。汉族人受虐待，自然很痛苦，但因此散播汉文化的影响，对落后部落是有益的。剑川节度使驻铁桥城（剑川县北），管辖浪加萌、于浪、传衮、长裈（音坤kūn）、磨些、朴子、河人、弄栋等十余族。拓东节度使驻善阐府（南诏别都，昆明市），管辖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七九四年，南诏击败吐蕃，迁施蛮、顺蛮、磨些蛮、茫蛮、弄栋蛮、汉裳蛮（蛮化的汉人）等数万户到拓东镇，充实云南的东北境。丽水节度使驻丽水城（在腾冲县西），管辖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族。六节度使对外是剑川、丽水两镇防吐蕃，拓东、弄栋两镇防唐剑南，对内是六镇都管辖境内诸族。看诸族名号，可知许多是非常落后的部落，南诏国行施统治权，自然要和诸族接触，在接触中诸族接受一些较高的文化，改革一些野蛮的“故俗”，节度使用兵力迫胁，破坏诸族的闭塞生活，比起唐朝的羁魔政策，终究是一件好事。

　　兵制——南诏国采用唐均田制、府兵制，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受到耕地，也都负担服兵役的义务。丁壮人当战兵，有马的人当马军。器械各兵自备。军事组织以乡兵为主，按照居地远近，编为东南西北四个军，每军置一将，统带一千人或五百人。统带四个军的军官称军将。各地方人口有多有少，编成的军也多少不等，因之管军的府，有大府、中府、下府、小府四级的区别。每年十、十二两月，农事完毕，兵曹长行文书到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的编制，集合队伍，操练武艺，检查器械。挑选最精锐的乡兵作前锋，称为罗苴子，每百人置罗苴佐一人统带。四军各有罗苴子，无论操练或作战，总走在最前列。有敌人从某方入境，即由某方的军抵御。出兵征战，以二千五百人为一营（即军将所统率的四军，其中一军一千人，三军各五百人），每兵携带粮米一斗五升，鱼干若干，此外别无给养。因为带粮不多，急求决战，军法规定兵士前面受伤，允许治疗，如背后受伤，即行杀戮。行军出国境后，不禁止抢掠，邻国的人口、粮食、牛羊都成了南诏军的掠夺对象。南诏出兵攻邻国，通常要征发更落后的诸族来助战。望苴子蛮最强悍，凡大将出兵，望苴子蛮照例作前驱。其余如裸形、金齿、黑齿、银齿、绣脚、绣面、穿鼻、长鬃、栋峰、茫、桃花、朴子等族，也被用来作冲锋兵，南诏兵在后面监阵，斩杀作战不力的人。南诏兵制显然是自卫性质，但军队一出国境，却是可怕的破坏者。

　　七五六年，唐玄宗避难在成都。吐蕃弃松德赞赞普看到机会可乘，命令阁逻凤攻唐嶲州。阁逻凤派出大军将六人、清平官一人率大军会同吐蕃军进攻，夺取会同军（四川会理县），进据清溪关（四川越嶲县北、大渡河南）。南诏占领大块唐土地，地上的人畜财物，照《南诏德化碑》说“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也就是说尽量抢劫，地上一空如洗。七五七年，又进攻唐境，再破越嶲，唐都督被擒，唐兵全部被掳。南诏两次取胜，颇立声威，西服寻甸、裸形诸族，南败骠国（骠音票piào在缅甸境），俨然成为西南的强国。

　　阁逻凤开始建立制度，集合诸族，成立一个国家，这是诸族社会的大进步。南诏境内最落后的族，如寻传蛮，居住怒江上游一带，披波罗皮（虎皮）当衣服，射杀野猪，生食其肉；又如棵形蛮，也被称为野蛮，居地在寻传的西边。这种人造巢或穴，散居在山谷中，无君长，用木皮蔽形体。男少女多，妇女五人或十人共同养活一个丈夫，丈夫整天持弓守巢穴，妇人入山林采虫、鱼、果、菜、螺、蚬等物。这类极原始的人群和文化比较高些的部落，南诏都收入版图，开辟道路，建置城邑，设立起统治机构，说是要“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义”（《德化碑》）。山林中人因此接触一些文明景象，增加一些生活常识，得益还是不小的。

　　七七八年，阁逻风死，孙异牟寻嗣位。七七九年，南诏吐蕃合兵十万，分三路攻唐剑南，企图夺取成都。唐德宗派遣大将李晟、曲环率北方兵数千，联合当地唐兵，大破吐蕃南诏军，收复被吐蕃占去的维（四川理县）茂（四川茂县）二州，追击南诏军过大渡河。吐蕃南诏军死八九万人。吐蕃南诏二国所以一时称强，主要由于唐内乱不能兼顾边事，如果唐认真出兵，二国当然不是唐的敌手。二国战败后，吐蕃悔怒，南诏恐惧，双方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吐蕃改封南诏国王为日东王，取消“兄弟之国”的地位，要求确定君臣关系。

　　吐蕃在南诏征收重税，险要处设立营堡，还要南诏每年出兵助防。异牟寻感到依附吐蕃的害处。清平官郑回，本是唐西沪县令，阁逻凤破嶲州，郑回被俘。阁逻风器重他有学问，赐号为蛮利，使教王室子弟读书，授权得责打生徒，因此威望很高，后来做清平官，甚得信任。郑回劝异牟寻说：唐朝有礼义，很少求索财物，不象吐蕃贪婪不知满足。如果归附唐朝，可免出兵助吐蕃战守，利莫大于此。异牟寻同意他的建议，暗中谋划，不敢公开反吐蕃。

（2）南诏附唐反吐蕃（七九三年——八三○年）

　　唐剑南节度使韦臯是一个能干的地方长官。他知道南诏有意归唐，积极施加压力和劝诱，并且压倒吐蕃在南诏的势力。七九三年，异牟寻决定归唐，遣使者分三批到成都表示诚意，愿为唐作藩臣。七九四年，唐遣使者崔佐时到羊苴咩城，在点苍山会盟。盟辞大意是唐南诏各守疆界，不相侵犯，保持和好关系，南诏不与吐蕃私下交通。此次结盟，郑回是有力的促成者，他助唐朝达到孤立吐蕃的目的，也助南诏取得保境自立的权利，比依附吐蕃时大有改进。会盟后，异牟寻发兵袭击吐蕃，大破吐蕃军于神川（云南境内金沙江），取铁桥等十六城，得降众十余万人。征服施、顺、磨些等部，迁数万户充实弄栋镇。吐蕃倾全部兵力来攻剑南和南诏，八○一年，韦臯与异牟寻合力，大破吐蕃军。南诏生擒吐蕃军统帅论莽热，大有俘获，向朝廷献论莽热。

　　南诏附唐，得唐助力，获前所未有的大胜利。此后，吐蕃衰弱，不再进攻，唐守盟誓，也无力出兵干涉，外面没有强邻，南诏才成为西南的强国。

　　八○八年，异牟寻死，子寻阁劝立。寻阁劝自称骠信（国王称号）。八○九年，寻阁劝死，子功龙晟立。八一六年，弄栋节度使王爵蒙嵯巅杀劝龙晟，拥立劝龙晟弟劝利。南诏自战胜吐蕃以来，节度使权力逐渐增大，杀国王就是武人权重的表现。劝龙晟即位时年仅十二岁，劝利仅十五岁，幼君相继在位，也是武人伸张权力的机会。武人得势不是起内乱就是开边衅，蒙嵯巅开始变保境自立为向外攻掠，此后南诏乘唐朝衰弱，经常攻入唐境，武人势力愈大，蒙氏王朝也就在强臣控制下归于灭亡。

（3）向外攻掠（八三○年——九○二年）

　　剑南节度使杜元颖是个贪婪昏庸的老官僚，边境上毫无防备。八二三年，劝利死，弟丰祐立。八三○年，蒙嵯巅发动全国兵力，攻入成都，掳去子女百工数万人及财物无数。蒙嵯巅驱被俘民众到大渡河边，告民众说，河南岸就是南诏境，允许你们哭别你们的故乡故国。民众都痛哭，几千人跳水自杀，这次掳掠，自成都至越嶲，八百里间人畜财物，荡然无存，蜀人说“西戎尚可，南蛮残我”。南诏继吐蕃之后，为唐边境大患，行为比吐蕃更贪残，因为南诏军只有一个抢掠的目的。蒙嵯巅怕唐出兵讨代，送给吐蕃金帛及蜀俘二千人，谋合力抵御唐军。唐文宗准许南诏求和，立约互不相侵，又用李德裕为剑南节度使，整顿边防，训练士卒，防南诏再来攻掠。南诏获得大量工匠，从此手工业发达，与蜀地不相上下。吐蕃早在七七九年，与异牟寻合兵攻成都，企图俘获全部工匠送到逻娑城，现在得蜀俘二千人，也算是意外收获。痛苦无告的只是蜀地民众，无端被腐朽统治者断送，永远做两国的手工业奴隶。八三二年，南诏攻掠骠国，掳获三千余人，隶配拓东镇。

　　唐宣宗时，安南经略使李琢贪暴自私，虐待居民，南诏拓东节度使暗结某些部落，侵扰安南境。八五九年，丰祐死，子酋龙（也写作世隆）立。酋龙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礼。勇将段宗牓杀摄政蒙嵯巅，南诏政权落入段氏手中。

　　八六○年，安南引南诏兵合三万余人，乘虚攻破唐安南交趾城。唐兵收复安南。八六一年，南诏兵攻破邕州，掳掠人口，原有居民，什不存一。八六二年，南诏又攻安南，见唐有备，引兵退去。不久，南诏兵合桃花、茫、裸形等部共五万人攻安南。八六三年，攻破交趾城。南诏两次破安南，唐人被杀被俘不下十五万。南诏使善阐节度使杨思缙率兵二万守安南，唐退守岭南。八六六年，唐安南都护高骈大破南诏军，杀三万亲人，南诏败军逃走。唐懿宗命安南、邕州、西川诸军各保疆界，不得进攻南诏，又遣使去劝导说，南诏如愿恢复和约，唐一切不追问。当时唐朝已经全部腐朽，迫近崩溃，边境大小地方官无不贪暴昏懦，朝廷尽管说各守疆界，地方官依然为私利制造边衅。八六九年，南诏军入侵西川，攻破沿路州县。八七○年，围攻成都。直到八七五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才驱逐南诏军过大渡河，收复所失州县。八八○年，唐宰相卢携等总结南诏的攻掠说，“自咸通（八六○年）以来，蛮（南诏）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厉，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从表面看，唐朝的加速崩溃，与南诏入侵确有关系，但招致南诏祸乱的根本原因却是唐朝的极度腐朽，这一点，卢携等人是不敢正视的。

　　八九七年，南诏皇帝法在善阐城被人杀死，子舜化立。九○二年，舜化死，舜化的儿子不满一岁，权臣郑买嗣掌国政，杀舜化子，起兵杀蒙氏亲族八百人，灭南诏。

　　南诏自七三八年皮逻阁统一六诏起至九○二年郑买嗣灭南诏，首尾凡一百六十五年。

　　南诏国王世系表

　　舍龙—细奴逻（六四九年——六七四年）—逻盛炎（在位年不明）—炎阁（在位年不明）—（弟）盛逻皮（在位年不明）—皮逻阁（唐赐名蒙归义，？——七四八年）—阁逻凤（七四八年——七七八年）—（孙）异牟寻（七七八年——八○八年）—寻阁劝（八○八年——八○九年）—劝龙晟（八○九年——八一六年）—（弟）劝利（八一六年——八二三年）—（弟）丰祐（八二三年——八五九年）—酋龙（世隆，八五九年——八七七年）—法（隆舜，八七七年——八九七年）—舜化（八九七年——九○二年）

　　大长和国（九○二年——九二八年）

　　郑买嗣又名（同昶），郑回的七世孙。郑回也叫王蛮利，王是爵号，他的子孙自然列入贵族，参与政治。降舜时郑买嗣执掌政柄，舜化时为宰相，养成夺国的势力。灭南诏后改国号为大长和，其他制度不改。“长和”名称正反映当时贵族间争夺权利，很不和好。南诏战胜吐蕃，尤其是攻唐大有俘获，武人得势，拥兵自雄，向外攻掠转为内部互相争夺。自长和国至大理国，对内地朝廷采深闭固拒的态度，政治上很少有往来，更不敢有军事行动，原因是内部争夺剧烈，如果被内地朝廷干涉，弱小国家是无法对抗的。九六五年，宋将王全斌灭后蜀国，请乘胜攻云南，宋太祖正在集全力稳定内部，不敢进取，在地图上用玉斧画大渡河以西说，河外不是我的土地。云南与宋朝都因为内部欠稳，彼此隔绝了三百余年。

　　郑买嗣传位至孙郑隆亶时，东川节度使杨干贞杀郑隆亶，灭大长和国。

　　大长和国国王世系表

　　郑买嗣（九○二年——？）一郑是（？——九二六年）一郑隆亶（九二六年——九二八年）

　　大天兴国大义宁国（九二八年——九三六年）

　　杨干贞灭大长和国，拥立赵善政为骠信，国号大天兴，又名兴源国。九二九年，杨干贞废赵善政自立，改国号为大义宁。杨赵都是白蛮大姓，郑买嗣杀蒙氏亲族，乌蛮失势，白蛮人相继得国。九三七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灭大义宁国。

　　大理国（九三七年——一二五三年）

　　段思平是白蛮贵族，《南诏德化碑》上列名首位的大臣段忠国（原名俭魏），就是段思平的六世祖。段氏自称先世是武威郡（凉州）人，段氏很可能是蛮化的汉人。杨干贞要杀害段思平，段思平得舅父爨判和友人高方素（赵善政旧臣）的保护，并向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借兵，在石城（曲靖县）会师，以董迦罗为军师，攻入太和城，建立大理国。

　　三十六部多数是乌蛮，也有几部是瑶人。杨干贞灭郑氏，段思平灭杨氏，都依靠三十七部的助力。段思平得国，首先免除三十七部的徭役，立盟誓互保和好。三十七部居地在滇池东、北、南三方，大理国疆域，与南诏略同，实际势力却局限在以洱海为中心的云南西部，不再象南诏那样敢于向外攻掠了。

　　大理国王位传至段连义时，臣杨义贞废段氏，自立为广安皇帝。四年后，段氏臣高智升遣子高升泰起东方兵（当即三十七部兵）灭杨氏，拥立段寿辉。一○九九年（宋哲宗元符二年），段寿辉让位给高升泰。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国。高升泰死，子高泰明又让位给段正淳，改国号为后理国。其时东方三十七部已独立，屡与后理国作战。高氏专权，国人称为高国主，波斯、昆仑等国商人来通商，都得先见国主。高氏退还王位，名义上不敢废段氏，大概与东方三十七部的反对高氏有关。一一一六年（宋徽宗政和三年），后理国王段和誉遣使来朝贡，宋徽宗封段和誉为大理国王。一一七三年，大理国遣使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三人到邕州议通商。一二五三年，元宪宗命忽必烈率兵入云南，擒段兴智及高泰祥，灭大理国。云南与内地脱离以至隔绝，前后凡三百余年，唐宋两朝都无力改变这个局面，元朝消灭云南割据者，用兵顺利，没有遇到较大的抵抗，说明云南各族民众厌弃段氏高氏的割据，愿意与内地统一起来，因为提高了的经济和文化，更需要与内地联系，不允许统治阶级长期保持人为的分裂。

　　大理国自段思平至段兴智，凡二十二主，三百十七年。

　　七三八年南诏皮逻阁统一六诏至一二五三年大理国灭亡，凡五百十六年。

第二节 社会经济与文化

　　云南原是“群蛮种类多不可记”的各族聚居地。各族中经济和文化的水平，汉族最高，其次是白蛮，再其次是乌蛮，自此以下，文化程度极为参差，大抵吃生肉的寻传，多妻养夫的裸形，应属于最低的一类。比较高一些的部落，习俗也实在急待改革，例如黑齿、金齿、银齿三种，与人相见，用漆器或金、银器饰齿，表示礼貌。绣脚种，在小腿上刻花纹。绣面种，小儿生满月，在面上刻黑纹。雕题种，在面上和身上刻黑纹。穿鼻种，鼻上挂个大金环；酋长出行，使人用丝绳牵着金环在前面走。也有人用两支金钉，穿入鼻中，钉脚露在鼻孔外。长鬃种，额前作长髻，下垂过脐，走路时用物举着长髻；酋长要两个女人在前面举髻，才可行走。这种习俗，正反映他们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性，文化较高的人看来，不免要发笑；同样，文化更高的人看较高的人的某些习俗，也不免要发笑。文化发展无止境，较落后的文化，总不免残留着若干可笑的故俗，关键在于择善而从，不断改革自己的故俗。可是，落后性与保守性总是紧密相结合，落后族总想保守故俗，以为故俗存在，等于本族存在。要求本族存在，完全是合理的，但因此安于落后状态。这就很不合理了。事实上，任何一个族，都是遵循着客观规律而存在或消失，不合理的要求，只能得到与愿望相反的后果。譬如水，一条小水流过一段路，不再往前流，太阳顺，沙土填，到后来，这条小水不见了，这是实在的消失。另外有许多小水，一直往前流，在不同的地点流入一条中等河里。这条中等河不保存原来诸小水的名称，而诸小水的水既然汇合成这条中等河，那末，中等河的名称，就成为诸小水的总称。许多中等河往前流，在不同的地点流入一条大河里，同样，这条大河的名称，就是许多中等河的总称。许多大河往前流，都流入大海里。大海不分别某部分水来自某大河，总而称之为侮水。如果不拘泥于某些形式，心知其意地以水的譬喻来看一个族的消失或存在，很有相同处。落后不前进的族，到了一定时期，因为缺乏生存条件（社会愈前进，生存条件愈提高，落后族处境愈危险），逐渐由衰微以至消失，这种事例，历史上是常见的。前进中（进程有快有慢）的族，当然是大多数。它们从小族融合成中等族，再从中等族融合成大族，后来似乎只剩下一个大族，许多小族、中等族消失了，实际恰恰相反，不是消失而是发展成为大族了。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民族，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若干世纪后，诸民族都要归于消失，融合而成一个人类总体。那时候不再有人种特征和民族特征等区别，好比诸大河流入大海，清水浊水淡水都变成海水，不是消失而是诸大河总融合了。

　　诸族融合的规律，人数少的族往往融合于人数多的族，但不算是最主要的规律。最主要的规律是经济文化低的族融合于经济文化高的族。因为水总是向低处流，社会却总是向高处走，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长久遏阻这个趋势。社会在前进，前进的族列在前面，列在后面的族自然要追上去，企图阻止在后面的向前，强迫在前面的退后，都是反规律的，做这种愚蠢事的人一定是统治者而不是劳动民众，因之，前进势力终究会战胜保守势力，推动社会向高处走。到了没有高低和其他的区别，区别反而障碍再前进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人力不能阻止也不能强迫的社会趋势。

　　南诏立国，起着促成云南各族融合的作用。白蛮的经济文化水平，比汉族以外各族都高。南诏是以白蛮为主体的弱小国家，它受到唐和吐蕃的威胁，必须开发经济，补充人力，才能自立，因此，住在深山穷谷中的落后部落和原始人群，都被它寻找出来，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南诏德化碑》说“爱有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开辟以来，声教所不及；羲皇之后，兵甲所不加。诏（王）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义。十一年（七六二年）冬，亲与寮佐，兼总师徒，刊木通道，结舟为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辞，款降者抚慰安居，抵捍者系颈盈贯，矜愚解缚，择胜置城。裸形不讨自来，祁鲜望风而至”。这段话的实质就是南诏用政治军事力量，打破闭塞状态，使原始居民接受统治，尽管政治是为了剥削，军事是为了征服，按社会趋势来说，终究是有进步意义的。

　　南诏立国的武力依靠白蛮贵族和自由民，因之经济上有特殊的待遇。南诏采用唐均田制，按户授田。

　　田五亩称一双。高级官授田四十双（二顷）。上等户授田三十双。中户下户各依次减授，当是中等户授田二十双，下等户授田十双。凡受田的户，不分贵贱都亲自耕作，不役使别户。受日户每年纳税米二斗。一年收一次的田不纳税米，收两次的田才纳税。受田户所有丁壮都服兵役，自备武器衣装。八三○年以前，南诏保境自守，战争较少，自由民赋税和兵役都不感沉重，南诏国家也就得到巩固。

　　南诏国赋税的来源，主要是剥削种官田的“佃人”。《蛮书》说，南诏修治山田很精好，城镇长官派出官员到当地监守催促，使“佃人”耕作。这种用“佃人”耕作的田，往往接连至三十里。收获完毕，监守官按“佃人”家口数目，发给口粮，其余全部归官。“佃人”除得到口粮以外，一无所有，显然是一种农业奴隶。

　　南诏耕田用二牛三夫。一夫牵牛，一夫按犁辕，一夫操犁。耕田必须有三个人，又受田户不相役使，这就需要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官田是用奴隶的，高级官上等户所受田，也要用奴隶，中等户下等户劳动力不足时，自然也希望获得奴隶。南诏向外攻掠，经常掳获大批人口回国，国内奴隶买卖盛行，有理由说南诏是封建制奴隶制并存、奴隶制占较大比重的国家。大理国停止向外攻掠，奴隶来源减少，应是封建制占较大比重的国家。

　　南诏文化显示着向汉文化看齐的趋势，也就是逐渐革除白蛮故俗，完全接受较高级的汉文化。阁逻凤认郑回为淳儒，使教子弟读书。郑回所授书自然是儒家经典。异牟寻与唐朝恢复和好，唐西川节度使韦臯允许南诏派遣贵族子弟轮流到成都就学，前后相沿五十年，学成回国的人数至少有好几百。唐宣宗说要节省费用，拒绝收受南诏学生。南诏表示不满，来信说：“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学生名额）之有费”。此后南诏停止入贡，并骚扰边境，要求继续就学。高骈《回云南牒》里说，“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片言既知，大恩合报”；牛丛《报（答）坦绰（首相）书》里也说“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岂期后嗣，罔效忠诚……遂令凶丑，肆害生灵”。南诏国人深爱汉文化，尽量吸取，在文化交流的一方——店朝，因南诏攻掠庸境，两国政治上交恶，竟采取谬误措施，停止交流的进行。文化交流，上层人士往往起媒介作用，但主要的意义在于两国民众间得以友好互助。政治交恶，总是出于两国统治者间，与民众无涉。唐君臣损害南诏民众的利益作为对南诏统治者的报复手段，甚至要求报“大恩”，当然不会发生任何效果，内地与云南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却长时期被两地统治者割断了。

　　两宋时，朝廷对大理国仍采取消极态度，大理国对内地却有恢复经济文化上联系的要求。一一一三年（宋徽宗政和三年），大理国请入贡。一一一六年，大理国进奉使李紫琮等来朝，路过鼎州（湖南常德县），到学宫拜宣圣（孔子）像，与诸生相见。李紫琮到京师，贡马及麝香等物，宋封段和誉为大理国王。一一三三年（宋高宗绍兴三年），广西奏称大理国求入贡及卖马。宋高宗说，入贡就是求通商，可勿许，马匹供军用，可给价收买。一一七三年（宋孝宗乾道九年），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二十三人来邕州议马匹贸易，给宋官文书，要求购买《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等书籍，又要浮梁（江西景德镇）瓷器、琉璃碗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决明、井泉石、蜜陀僧、香蛤、海蛤等药物。文书后边有附记说“古文有云，察音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辞，知己之人，幸逢相谒，言音未同，情虑相契。吾闻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两国之人不期而会者，岂不习夫子之言哉。续继短章，伏乞斧伐”。短章中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等句。从李观音得文书里表现，文理人除方音及人名用三个字与内地人不同，其余无异于内地人。段氏自称祖先本是汉人，段氏立大理国，愈益推行汉文化，是很自然的。大抵南宋时，白蛮文化已经提高到汉族的水平。乌蛮和落后部落，受白蛮文化的影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自一二五三年元灭大理国以后，汉人和白蛮以及文化较高的各蛮部，加速了融合过程，《新唐书·南蛮传》所载以落后习俗为称号的部落，许多不再见于记载，说明这些部落脱离故俗，文化上升到较高水平了。

简短的结论

　　云南地区原先居住着被称为蛮族的许多部落。在滇池和洱海周围的居民，被称为白蛮，他们经济文化都比较先进，接近汉族的水平。被称为乌蛮的人，居住在儿地，以畜牧为业，文化远不及白蛮。此外，还有许多落后部落，甚至还有原始人群。白蛮乌蛮人口较多，是主要的居民，尤其是白蛮，有资格代表蛮族社会。

　　战国时，楚威王派遣将军庄��率兵进入云南地区。庄��因归路断绝，以滇池为中心，建立起地方数千里的滇国，子孙相继为滇王。楚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为白蛮，是很有可能的。汉武帝灭滇国，置益州郡。此后，历朝增设郡县，汉族人逐渐增加，汉文化影响也随而扩大。内地有变乱，流民逃来避难，或朝廷统治力衰弱（如梁未撤退地方官），汉族人失势，都会融合到白蛮里去。白蛮的生产技术和语言文字与汉族相同或相似，并自称本是华人，足见两族关系非常密切。

　　居住在洱海周围的白蛮，有六个大部落。部落酋长号称诏，因而有六诏的名称，蒙舍诏地在南方，也称为南诏。唐太宗时，蒙舍酋长张乐进求让位给蒙细奴逻，南诏开始强大起来。细奴逻的父亲舍龙是哀牢山乌蛮，避仇到南诏，耕地谋生，张乐进求让位给流寓的农家子，想见当时阶级的区别并不严格，乌蛮白蛮的界限也并不显著。

　　吐蕃势力进入洱海地区，征服五诏。南诏始终附唐，因而得到唐的支持。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云南王，帮助南诏兼并五诏，成立统一洱海地区的南诏国。

　　唐助南诏统一，是要南诏有力地牵制吐蕃的兵力。南诏统一后，是要扩大领土到滇池地区，建立起大白蛮国。这一计划遭到唐朝的阻挠，唐与南诏发生了矛盾，但南诏对唐仍保持朝贡关系。

　　天宝年间，唐朝廷已经腐朽不堪，自以为强大无敌，对南诏进行难以容忍的压迫。七五○年（天宝九载），南诏阁逻凤被迫起兵反唐，依附吐蕃，大大加强了吐蕃侵唐的力量。

　　阁逻凤兼并滇池地区，迁徙当地白蛮二十余万户到永昌，让居住在东方的乌蛮迁徙到白蛮故地。乌蛮从畜牧改进为农业部落，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与白蛮文化相接近。蛮族社会发生这个大变化，意义是巨大的。

　　南诏本身贫弱，介在唐、吐蕃两大国间，必须依附一个大国。附唐利多害少，附吐著利少害多，南诏自然愿意附唐。安史乱后，唐困于内战，无意争取南诏来归，南诏附吐蕃四十余年，成为唐西南方的一个敌国。唐德宗时，南诏想摆脱吐蕃的压迫，又由于唐的争取，南诏转附唐朝，成为吐蕃东南方的一个强敌。南诏利用自己的中间地位，附唐后，拒绝唐势力伸入国内，除朝贡外，完全保持政治上的独立。

　　南诏附唐将近四十年，在唐援助下，大破吐蕃军，国力可称极盛，但衰亡的征兆也在这时候开始。南诏击吐蕃获胜，藩镇权力逐渐增大，王室失去控制力，后未反被强藩控制了。武人得势，乘唐朝衰弱，八三○年以后，积极进攻唐境，唐损失巨大。南诏出兵攻掠加速了唐朝的崩溃，也加剧了本国内部的分裂。九○二年，权臣郑买嗣灭蒙氏王朝，南诏国亡。

　　南诏亡后，国内常起变乱，国号屡改。九三七年，段思平成立大理国，形势才较为稳定。原因是乌蛮三十七部占有滇池地区，白蛮为保全自身，内部争夺多少有些限制。

　　南诏是封建制奴隶制并存、奴隶制占较大比重的落后国家，尤其是八三○年以后，掳掠大量唐人，愈益增加了奴隶制成分。但在另一方面，云南境内落后的和非常落后的许多蛮部，都被它搜寻出来，迫使接受统治，在经济和文化上获得不同程度的提高。尽管这种统治带着残暴性，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来，却也含有进步意义，不容否认它对蛮族社会的贡献。

　　白蛮文化基本上就是汉文化，到段氏王朝时，已经无甚区别。一二五三年，元朝灭大理国，云南和内地合并成一体，很大部分白蛮和汉族也融合成一体。

第七章 唐五代的文化概况

第一节 佛教各宗派

　　相传释迦牟尼生在公元前五六五年，死在公元前四八六年，活了约八十年，大致与孔子同时。

　　当时天竺社会己处在奴隶制衰落时期，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第二级种姓，称为刹帝利，即田主和武士），割据土地，互相杀掠，不仅最低级种姓首陀罗（贱民、农人）痛苦难堪，就是那些较弱小的邦君城主（第二级种姓，田主王种），在强凌弱、众暴寡的环境中，也担心危亡，惴惴不知所以自保。社会地位最高的婆罗门种姓，以宗教为专职，虔修出世法。修行法多至九十六种，即所谓九十六种“外道”。其中有若干种苦行“外道”，采取自饿、投渊、赴火、自坠、寂默、持鸡狗戒（“鸡戒外道”学鸡，常以一足孤立、“狗戒外道”学狗吃人粪）等修行法，自谓可以得到解脱。苦行在天竺很流行，这正反映天竺社会黑暗无光，苦难深重，有些统治阶级中人也宁愿放弃现有的优越生活，幻想可能修得清静的安乐世界。

　　释迦牟尼是尼波罗南境一个小城主所谓净饭王的儿子，童年时受婆罗门教育，兼习武艺，二十九岁出家求道。他厌世的原因，佛书都说是因为看到生老病死诸苦相，决心出家求解脱诸苦的方法，除了这些原因，大竺上层社会的黑暗不安，相互杀伐，也应是厌世的一个原因。他出家与苦行外道同修苦行六年，毫无所得，于是在菩提树下独坐冥想，经过若干昼夜，忽然觉得自己已经成就了无上正觉，即所谓成佛。佛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了人生的究竟，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不管这种觉悟的内容是什么，归根只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种。因为是唯心主义，所以不要任何事实作依据，只要能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后来信徒们谎话愈说愈大，愈说愈多，愈说愈奇，佛的神通也愈说愈广大无边，愈不可思议。任何一家宗教奉为最高之神的不过是天主、上帝之类，佛教说天有三十三，中央最尊的天名忉（音刀dāo）利天，忉利天主名帝释，只是佛的一个小徒弟，佛出行时，他得在前面开路。各宗教中说谎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唐时僧徒法琳作《破邪论》，说，将孔、老二家比佛，那就差得远了。因为孔、老说教，都是效法天，不敢违天，佛说教却是诸天奉行佛教，不敢违佛，显然孔、老不可比佛。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作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

　　释迦牟尼在独坐冥想中所获得的无上正觉，就是所谓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或简称四谛。婆罗门教一向坚信神不灭论，以为人的灵魂从无始以来就存在着，按照人一生行为的善恶，死后定要受各种报应。现在一生所受的祸福，即是前一生的业报。苦行外道想在现生种苦因，在来生受福报。释迹牟尼开始也修苦行，后来认为苦因并不能产生福报，别求解脱法，那就是所谓四圣谛。神不灭、因果报应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共同基础，唐玄奘说“九十六（外）道，并欲超生，师承有滞，致沦诸有”，这说明佛教与九十六外道目的都是想超脱生死，只是传授各有师承，修行法有些不同。佛教的根本教理是四圣谛，首先肯定人的一生沉溺在苦海中，没有丝毫乐处，即使有乐处，也是极暂时的。对不灭的神（灵魂）说来，由于无明（贪、瞋、痴总称为无明，也称为三毒，贪欲尤为诸苦之根本，称为苦本）的缘故。灵魂或出生为人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入地狱，从无始以来，在生死苦海中流转不息。与短促的一生同样，是没有丝毫乐处的。《中阿含经》说，佛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无有一处不生不死者，亦无有一处无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宗亲师长者（畜生饿鬼地狱中也有这种关系）。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灭。照这样说，灵魂本身，永远不会消灭，只要从因果报应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从轮回里跳出来，那就长生永存了。佛教最怕神灭论，神灭论如占优势，持神不灭论的佛教就自然全部崩溃。因为它依靠神不灭论来威吓人也用来诱人信教。

　　佛教要人厌恶人世，把人生之苦说得无以复加，《正法念经》说人生有十六苦，《五王经》减了一半，还剩有八苦。佛为五王说法云，人生在世，常有无量众苦切身，今粗为汝等略说八苦。八苦中第一是生苦，何谓生苦，说是人死之时，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处，普受中阴之形（此生已完毕，后生未开始，中间阶段所受之形，称为中阴，俱舍宗认为有中阴，成实宗认为无中阴，大乘宗认为有无不定，极善极恶之人无中阴，死后立受果报，其余的人都有中阴。大小乘各说，全是凭空瞎揣，毫无根据，佛教说话，大体如此），到三七日父母和合，便来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团，五七日肉疱成就，巧风入腹吹其身体，六情（眼耳鼻舌身意）开张，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啖一杯热食，灌其身体如入镬汤，母饮一杯冷水，亦如寒冰切身，母饱之时，迫迮身体痛不可言，母饥之时，腹中了了，亦如倒悬，受苦无量。至其满月欲生之时，头向产门，剧如两石峡山，欲生之时，母危父怖，生堕草上，身体细软，草触其身如履刀剑，忽然失声大呼。此是苦否？诸人咸言，此是大苦。不管释迦牟尼是否说了这番话，谁也不能相信这是认真的说话，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回忆起处母胎时的苦乐，佛岂能独知，把母胎描写成地狱，无非想说明人生一开始就不离苦趣。佛为教人厌弃身世，《四分律》中记这样一段故事：说是佛在婆求园教诸比丘修不净观，诸比丘修习既久，极端厌恶生活，难受得象毒蛇缠在颈上，有些比丘发愿求死，或用刀自杀，或服毒药，或互相杀害，有一比丘向名叫鹿杖梵志的婆罗门外道请求说，请你杀死我，我送给你衣钵，外道即举刀杀死比丘。有人称赞外道说，很好很好，你得大福了！既度脱沙门，又得到他们的财物。外道接连杀死请求杀身的六十个比丘。半个月后，佛升座为众人讲戒律，不见了许多听众，问阿难，才知道修不净观发生流弊，改令诸比丘修特胜观。所谓特胜观，就是数息观，数呼吸次数，借以停止心想散乱。佛亲自任教师，由于教法错误，六七十人因此惨死，被称为无限神通的佛并不知道眼前已经发生的事情，阿难等大弟于熟视无睹，不看作流弊，佛不问就不说。如果几个月不升座，大概学生要死去大半，佛教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灭绝，特别强调苦谛，以便信徒们乐于接受灭谛。修不净观虽然发生流弊，但与教义并无乖背，只要改修个什么观，就算纠正错误，枉死的六七十人是受骗者，也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凡是虔诚的信仰者，一定是受骗者，受骗的浅深与信仰的浅深是一致的。宗教信仰者受骗既深，为了妄想获得善报，可以死而无悔或至死不悟。

　　第二是集谛，所谓集，就是推究致苦的原因。以为业是苦的正因，烦恼是苦的助因。业有身业、语业、意业三种，烦恼有贪、瞋、痴、慢、疑、见六种，见又分己身见（有我见）、边执见（执一边）、邪见（否认因果）、见取见（自以为是）、戒禁取见（以戒禁为生死解脱之真因）、五见加贪瞋等共十种，都是烦恼之根本。由业与烦恼产生出无数苦果，如果断绝业与烦恼，苦果自然随而断绝，修行者也就无障无缚，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达到清凉安住之地位，这叫做灭谛。

　　佛教修行，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译义为灭、灭度、寂灭、圆寂、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等，实际只是死的化名（化名多至六七十个）。佛教思想是最脆弱、最怯儒的人的思想，它把人生看作全部大苦，编造出生苦老苦病苦等所谓八苦，生苦全出于空想，病苦老苦正反映天竺文化的落后，它不敢从改进医术，与病、老作斗争方面着想（在这一点上，道教固然妖妄，但还企图和自然作斗争），却在自然现象前面，消极悲观，表示屈服，完全不敢有对抗的想法，专心在死字上做功夫，希望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远无为和安乐。爱无为的是懒惰人，爱安乐的是贪私人，佛教基础建立在统治阶级的懒惰贪欲自私等卑劣心理上面，统治阶级始终不会改变这种心理，佛教也就总是有所依靠。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寄生虫，因为能够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不断前进，佛教极端贱视劳动生产，并专替统治阶级消除民众的阶级斗争，大批僧众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营造而居大寺庙，实在是一群蠹国病民的寄生动物。《易经·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佛教以涅槃为无上妙境，等于说“天地之大德曰死”（佛教认身体为“毒器”，死是解脱）。天竺幼年僧人（沙弥）写信，署名处自称求寂某某，即求死人某某。这真是极端偏僻的怪思想。《系辞》又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渭易（变化）”，社会富有日新，并且生生不息，才是发展的气象，佛教提倡不事生产，等待涅槃，其后果正如唐傅奕所说“入家破家，入国破国”，也可以说入族灭族，佛教思想与汉族人传统的文化思想正正相反。但是佛教从西汉未传入中国以后，影响一直在扩大，隋唐两朝发达到最高度。主要原因不外是它有一整套叫做因果报应的骗术，利用当时创造了巨大财富的被剥削阶级仍然贫苦无告，和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需要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而他们自己又有懒惰、贪欲、自私等心理，骗术获得广泛的销路。

　　第四是道谛。所谓道，就是达到涅槃的道，佛说“心不着欲乐境，又不以不正思维苦身（例如修不净观发生流弊），离此苦乐两端而行中道乃得解脱”。中道的意思是教人不要爱死，也不要怕死，要死时就死，任其自然。佛学是研究死的学问，佛经中讲这种死道理的话多得很，全是空谈，全无事实根据，言语支离，措辞琐碎。反正没有人需要什么死道理，这一部分讲死道理的佛经被消灭，是毫不足惜的。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忽然觉悟的所谓无上正觉，主要就是这个四谛。苦灭（苦灭二字可概括全部佛学）二谛，尤为重要，人生极苦，涅槃最乐，是佛教的中心思想，释迦在世时给徒众们讲的无非是这些道理。四谛的根本出发点是贪欲，认为一人已得的生命和享受，都是无常不能长保，已得的不能长保，固然是苦，未得的不能取得当然更苦。因为无论出家和在家人都有贪欲，都希望寿命能延长，享受能增进，脱离轮回，实际就是本人得永久保持自己的灵魂，不会因转生为别一人或转生为畜生而迷失本性，虽不如道教神仙仍有酒色之乐，但处在涅槃中的灵魂安静永生。据说，得个阿罗汉果，便不再受生死果报，并有受人天供养的权利，很多人出家做僧徒，目的就在贪得这个权利。富贵人在家纵情享受，只要分出一部分赃物施给佛寺，赃物就叫做净财，得极大的福报。佛经悬有赏格：《上品大戒经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至于赃物从迫害千百穷人得来，僧徒是不管的。《智慧本愿本戒上品经》悬出骇人的高价，可谓贪贪相骗，贪鄙已极。照这个经说“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钱以上，皆二万四千倍报。功多（施钱多）报多，世世贤明，玩好不绝，七祖（本身以前的七辈祖宗）皆得入无量佛国。”报酬如此优厚，未免骗得使人不敢置信，贪人却看到报酬高，不惜分出一部分赃物来交换。凡是沸教大行的结果，一定贪风大盛，政治极坏，民众极苦。统治阶级做尽坏事，只要向佛忏悔布施，都可以得到佛的保佑，精神上觉得有恃无恐，做坏事愈益肆无忌惮。佛教对被压迫阶级说来，确实是莫大的祸害。

　　四谛以外，还有几条重要训条：第一是忍辱无争。第二是慈悲平等。佛经强调忍辱，教人忍受各种凌辱迫害，以及饥饿穷苦，心中不生怨恨，释迦自称前世曾作忍辱仙，修忍辱法，毫无怨恨地让国王支解自己的身体。这不是要被压迫阶级忍受任何苦痛象绵羊那样让统治阶级宰割么？多么荒谬恶毒的说教！无争与忍辱相似，也是要被压迫者忍辱，不与压迫者争斗。在具体行事中，如果有人妨碍佛教徒的寄生虫生活时，佛教徒以护法保教为名，完全不顾忍辱无争的训条，争斗异常猛烈。举个例来看，唐初傅奕反对佛教，说“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僧徒不拜帝王）。僧徒法琳出头力争，说傅奕叫佛为胡鬼，僧徒为秃丁，此辱不可忍。他怒骂傅奕说“邪见竖子，无角畜生，夙结豺心，又怀虿（音chài）毒，无丝发之善，负山岳之差，长恶不悛，老而弥笃，乃以生盲之虑，忖度圣尊，何异尺��之笑大鹏，井蛙不信沧海，可谓阐提（下愚）逆种，地狱罪人”。傅奕的议论有益于国计民生，却触犯了寄生动物的利益，什么“无角畜生”、“阐提逆种”等凶恶语句，任情放出来，一丝一毫的忍辱无争都忘掉了。可见佛教训条专为骗民众而设，并不约束佛教徒本身。所谓慈悲平等，同样是一套骗术。佛经叙述地狱中的各种暴虐刑罚，说明佛教思想极端凶残极端野蛮。如果思想不是那样惨毒，不可能设想出这许多惨刑来。天竺当时还大量保存着奴隶制度，地狱中种种惨刑，在天竺现实社会里是有事实根据的。慈悲往往表现为禁屠宰、禁渔猎、修放生池等，对动物表示慈悲，至于屠夫渔人猎户的生计，是不在意中的。因为这些人死后都得入地狱受罚。佛教所谓大慈大悲，实际只是让猛兽害虫生长无阻，自由害人。佛教看农民是地狱的候补人，一切被压迫被虐待的穷苦人，都是前生作业，现世受报的罪人，所以对劳苦群众不会发生丝毫同情心。举佛教对首陀罗的态度，可以看出佛教只有残忍并无慈悲。首陀罗是所谓贱种，专业农耕。耕地必伤虫蚁，因伤生过多，首陀罗死后必堕地狱受恶报。僧家田地租给首陀罗耕作，僧家六分抽一（粮食），或三分抽一（蔬菜），其余诸事一概不闻，如此，杀生之罪全由首陀罗负责，僧众吃租米，是依法食用，不生其罪（见唐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让首陀罗入地狱，自己坐食租米，替首陀罗分一点罪过是决不可以的，这就是佛教的所谓慈悲。说到平等，承认首陀罗也有佛性，这似乎含有一些平等意义，但又说一切有情（动物）都有佛性，等于承认畜生与首陀罗平等，因为首陀罗杀生害命，死后当入地狱，变畜生还是较好的出路。佛教重商人，贱视劳动生产者，戒律禁止耕地和养蚕，以为未来生中，当受苦无极。又贱视妇女，肯定不得成佛，要成佛先得转男身。僧律二百五十条，尼律加倍有五百条。僧受戒时，律师叫他洗浴，暗中察看是否是黄门（无男根的人），黄门是不能和男人平等的。佛教如此贱视农人和女人，还有什么平等可说。

　　释迦牟尼在世时，以四谛、忍辱无争、慈悲平等等训条宣扬佛教，收得不少徒众。他住在摩揭陀国首府王舍城的竹林精舍传道，王舍城中归佛出家的人渐多，寡妇孤儿渐增，从事生产的人渐少。由释迦牟尼领头，一群僧人按时向各家讨饭吃，王舍城出现一大批寄生动物，当地居民对佛大为不满。释迦的儿子和旧妻都出家学道，他的父亲净饭王在家修道，国家衰乱，为附近小国室罗伐悉底国的毗卢择迦王所灭。室罗伐悉底国太子名逝多，建祇园精舍，使释迦牟尼率徒众居住。灭国之仇，佛既出家，可以解释为不复留意，但《仁王护国经》说，“佛告波斯匿王，一切国土安立，万姓快乐，皆由般若波罗蜜”（信奉佛法），不论大小国土中，如有灾难，“一切国王为是难故，讲读般若，七难即灭，七福即生，万姓安乐，帝王欢喜。若未来世国王护持三宝（佛、法、僧）者，我使五大力菩萨往护其国，一名金刚吼菩萨，手持千宝相轮（轮是一种武器），二名龙王吼菩萨，手持金轮灯，三名无畏十力吼菩萨，手持金刚杵，四名雷电吼菩萨，五名无量力吼菩萨。”释迦牟尼对自己奉教的老父，亡国时毫无拯救的方法，反接受室罗代悉底国太子的祇园精舍，受太子的保护，所谓未来世国王有难，他会使什么大力菩萨拿着武器去保护，这不是扯谎是什么！全部佛经都是诸如此类的扯谎，信奉它可以得亡国之祸，净饭王就是因信佛亡国的。室罗伐悉底国后来也是因信佛亡国的。

　　佛教强调因果报应，用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富贵贫贱相差悬殊的原因，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因而获得统治者的保护和推广。加以谎话连篇，无处不是谎话大话，胁人以地狱无穷尽之苦，诱人以富贵千万倍之报，被压迫人民不免受骗，而特别有贪心的人，更不免堕入术中，受骗至死而不能自拔，成为虔诚的不是存心骗人而实际是骗子的佛教徒。佛在世时，已有上千的信徒，因为佛所说诸法全是唯心主义的空谈，根本无事实可寻，佛死后，以大迦叶为首的五百徒众，诵出各人所闻，规定为佛说，以富娄耶为首的五百徒众，也定自己所闻诸法为佛说，佛徒开始有宗派分裂的趋势。在天竺割据盛行的社会里，佛教闹宗派分裂是很自然的事，因信徒中闹宗派，佛徒渐分为上座（流为小乘部）大众（流为大乘部）两部，所谓上座，指名位都高，固守旧说的一群人，所谓大众，指名位都低，想修改旧说的一群人。大约佛死后百分年，上座大众两部大决裂，大众部首领名大天，据《婆沙论》所记，大天是商人的儿子，商人远出经商，久不归来，大天长大，与母通奸。后来商人回家，大天设计杀父，与母同逃到波吒厘子，遇见曾经供养过的罗汉，恐被告发，又设计杀罗汉。后来母又与别人私通，大天发怒杀母。大天自知有罪，听说佛教有灭罪法，投鸡园寺出家受戒。照《出家功德经》说“度一人出家，胜起宝塔至于梵天”（极高的塔），大概大天的禽兽行为，一出家就算免罪了。《婆沙论》又写了大天对徒众所说若干新见解，其中一条是“但有智人能说诸法亦得造经，汝等若欲作者可随意作”。固执旧法的长老们听了这些大胆的创议，群起河责，认为“汝言非佛教”，双方进行一场大争论，大天得多数人拥护，终于获胜。佛教中所谓大乘派，很可能是经大天提倡，逐渐发展起来，压倒小乘派。实际上小乘经比较接近释迦牟尼说教的原意，大乘经多是外道思想与佛教思想融合而成，马鸣、龙树等造大乘经论的佛学大师，原来都是著名的外道，他们托佛名义造大乘经，又造论作解释，既有能力造论，当然也能造经，作伪说谎本是天竺佛教徒的惯技，小乘派人说大乘经都是外道所造，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理由的。

　　大天通母杀父，是不是真是那样的一个禽兽，未可全信。《婆沙论》出小乘人之手，据说在天竺，小乘人不同大乘人饮同一条河的水，双方有不共戴天之仇，造最恶毒的谣言来中伤大天，本是意中事。佛教徒不论天竺人或中国人，都爱造男女阴私事，企图使对方禽兽化，用心极为卑劣。例如傅奕反佛，《广弘明集》给傅奕造谣说，傅奕贫贱，先作道士，投僧借贷，僧不肯借，心怀愤恨。唐初来长安，投道士王岿（音亏kuī）。王岿怜其饥寒，留居私宅，待以上宾之礼。三几天内，傅奕便霸占王岿妻，公然不避人目。王岿兄子为僧，见到私情，告诉王岿。王岿不信，说，傅奕贫士，我收留在宅，敢做这等事么？王岿回家一看，果然如此，忍气退归道观。傅奕霸占王妻，王岿为什么忍气相让，显然出于僧徒捏造。唐武宗灭佛，僧徒也造类似的谣言。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唐武宗毒死唐宪宗后郭氏，又唐穆宗后萧氏貌美，唐武宗想取为妃妾，萧氏不从，被盾武宗射死。郭萧二后死在唐宣宗时，《新唐书》、《旧唐书》都说唐武宗对郭萧二后敬重有礼。这些恶话圆仁未必自造，当是从唐僧徒中听来。僧徒只知道兴佛教，能使寄生动物生活舒适的人就是好人，施舍的钱，都称为“净财”，任何暴君和民贼都加以赞扬，反之，一概造谣辱骂。这种造谣恶习，都从佛经里学得，因为佛经就是惯于造谣说谎。

　　谎话不可能有确实的是非，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理解，传教僧徒又各闹宗派，企囹独立称雄，一颂一偈解释不同，便分立门户。因之上座部逐渐分裂成二十部，大众部分裂成十部。上座部主要派别是说一切有部。此部承认客观实物的存在，认为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不过，我是空的，所以此部亦名我空法有宗。此宗持说知、断、修、证等四事，即应知世界存在全是苦恼，应断绝苦恼的业因与烦恼缘，应证得断绝诸苦因所显的涅槃，应修到达涅槃的道。这里所说知断修证，实即苦集灭道四谛的异名。公元前三世纪中，有阿育王信奉佛教，供养僧徒，外道穷乏，剃须发改服装，混入僧众，但仍各持原来的外道主张，佛教因而大乱，阿育王集名僧一千人结集，承认若干说法为佛说，大乘佛教由此渐兴。小乘教说一切有，大乘教徒造佛说《般若》等经，主张一切空来反对一切有。

　　小乘佛教还保持释迦牟尼的遗教，只要断绝苦因，入涅槃境，就算达到目的。大乘佛教是外道与佛教的混合体，大话脏话比小乘佛教增加无数倍，自称本身解脱是小事，要度尽一切有情（所有动物），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萨位进入佛位。比如所谓地藏菩萨，据《地藏本愿功德经》说，地藏菩萨是释迦既灭以后，弥勒未生以前（中间相隔五十七亿六百万年），众生赖以救苦的大悲菩萨，他自誓必尽度六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众生，始愿成佛。他现身于人天地狱之中，以救苦难。这个大话真是说得可谓大矣。所有大乘教徒都说这样的大话，藐视小乘只求自利，最高不过得阿罗汉果。自己是以利他为宗旨的，可得菩萨果以至得佛果。所以大乘教对社会危害性更大，他们为了想做佛菩萨，诱骗尽量多的人出家当寄生动物，如果他们真得大行其道的话，那就不只是入家破家，人国破国，而且还要灭绝人类（要度脱一切众生）。略有头脑的人，是不会相信所谓大乘教的。当然，也不会相信所谓小乘教。

　　中国书籍自六经以至诸子百家，从来没有人敢说佛书那样的大话和谎话。庄子著书，号称谬悠荒唐，但比起佛书来，相差却远得不可以道里计。中国士人有信书的陋习，以为写在书上的话，都是不可不信的重要话。又从来不曾接触过佛经这种无边无际的大话，和毫无责任感的谎话。正当东汉政治黑暗，广大人民求生不得，而今文经学盛行，统治阶级精神界异常空虚的时候，佛教乘机传入，它那骇人听闻的大话和谎话，逐渐俘虏了许多人，特别是贪欲无厌的统治阶级中人。如东汉初年楚工刘英，信奉佛教，东汉未年汉桓帝在宫中立浮图祠，他们都是企图佞佛得福报，刘英为谋反夺帝位，佞佛的目的更是显然。

　　佛书描写佛的大威力，确是大到无比，据说，他行则金莲捧足，坐则宝座承躯，出则帝释居前，入则梵王（婆罗门所奉最高之神）在后，左有密迹（力士），右有金刚，声闻菩萨充侍臣，八部万神任翊卫，讲《涅槃》（经名）则地震动，说《般若》（经名）则天雨花……如此等等大谎话，如果误信它万分之一，就会变成佛教的俘虏，精神昏迷，不放有丝毫怀疑。东汉乞胡（西方来的僧徒）中，大概混有狗戒外道，当时道教徒攻击佛教徒，说他们食粪饮小便，一般总以为道教徒造谣诬攻，断不可信，事实却是佛教徒确实食粪饮小便，直到唐武则天时，经义净揭露，才证明东汉道教徒并非诬攻。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除其弊药条》说“自有方处，鄙俗久行，病发即服大便小便，疾起使用猪粪猫粪，或堈盛瓮储，号曰龙汤，虽加美名，秽恶斯极。”用粪便当药的，自然是普通僧众，统治寺庙的大僧用秽物施给病僧，口头上对虫蚁也妥慈悲，实际行为是不管病僧死活。所以义净又说：“鸣呼！不肯施佳药，逐省用龙汤，虽复小利在心，宁知大亏圣教”！外表装出大慈大悲，内心实在残忍异常，这就是所谓“圣教”。中国僧徒接受天竺鄙俗，数百年来，相沿吃龙汤，无人敢怀疑，足见中国僧徒，精神上已成天竺僧徒的奴仆，只要天竺传来什么经沦，一概坚信奉行，惟恐因怀疑佛法堕入地狱。例如《佛说盂兰（意为倒悬）盆经》，说弟子大目键连用天眼通看到自己的亡母生在饿鬼中，目连悲哀，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送饭到口边，化成火炭，不得入口。目连大叫，悲号涕泣，请佛指教。佛说，你母罪根深结（据说，只是犯了不舍给游僧饭吃的所谓罪），谁也无法救她。只有依靠十方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我现在说出救济的方法：每年僧自恣日（七月十五日），人人都该尽力准备最好的饭和最好的果品盛盆器中，供养十方众僧。又施送香油锭烛床铺卧具，如是，父母六亲眷属，立即解脱诸苦。若父母现在者，福乐百年，前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升天往生安乐处。目连照法施食，目连母即日得脱饿鬼之苦。造这一卷经的意思是明显的，所谓饿鬼，并不是目连的亡母，而是不劳而食的十方众僧。僧自恣日是众僧互相指责的一日，受指责的僧徒有一顿好饭好果吃，又得香油卧具等物，可以减少受指责的苦痛，僧徒谋自己的利益可称周到。佛经中很多是僧徒为自私自利而造作的，也有为宗派斗争而造作的，传到中国来，上面写明佛说，再没有人敢非议它，转展相欺，宗教气氛就靠相欺得以维持。

　　天竺佛教小乘大乘两大派和大小乘内部各派别斗争极为剧烈，按照惯例，辩论胜利者有权迫令失败者骑上驴背，用粪瓶浇头顶，在大众前公开声称完全降伏，这样才允许失败者永远当奴隶。双方辩论，往往以自杀为条件。所谓慈悲、平等，对失败者是丝毫不存在的。中国无此种恶习，无条件地尊重大竺僧徒，因之大竺僧徒（包括西域僧徒）带着本宗派的经典纷纷来中国传播。天竺所有宗派都转运到中国来。但因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天竺不同，有的能流行，有的不能流行。

　　下面略述在中国的小乘大乘各宗派。

　　（一）小乘各宗派

　　姚秦时，鸠摩罗什译天竺人世亲所著属于小乘有宗的《俱舍论》，又译诃梨跋摩所著属于小乘空宗的《成实论》。《俱舍》《成实》两论经罗什传授，在南朝一度颇为发达，各成为一个宗派。不过，小乘声名不及大乘显赫，修行者宁愿学大乘得菩萨果，不愿学小乘得阿罗汉果，两宗因此门徒冷落，到唐朝时归于消灭。

　　（二）大乘各宗派

　　（1）三论宗

　　佛徒称混入大乘教的外道为方广道人。这种人谈空，把一切诸法谈成龟毛兔角，什么罪福报应都空无所有了。这对佛教是个根本危机，失去罪福报应这个骗人法宝，那里还有人信奉佛教。天竺人龙树为挽救由于谈空太过（所谓空病）而造成的危机，著《中论》及《十二门论》。龙树弟子提婆著《百论》。依据三论讲说的宗派称为三论宗。中国三论宗开始于鸠摩罗什。罗什以后，师徒相传，历久不绝。三论宗以二谛、八不中道为教门。所谓二谛，一是俗谛（亦称世谛），二是真谛（亦称第一义谛），俗谛认为有因果君臣父子忠义之道，真谛认为一切法毕竟空寂。虽说俗“有”真“空”，但“有”是假有，非实有，“空”是假空，非实空。远离“有”“空”二边，折衷二边称为中道。三论宗大师法朗教诲徒众，要“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无得即无所得，无所得即中道，破一切有所得见，以无所得为本宗宗旨。中论举八不为例来显中道，所谓八不，即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凡事物都有两个面，这种不这不那的公式，不能说明任何事物，只是一些诡辩或者说是作一些文字的游戏。八不有“五句”“三中”作解释。譬如就生灭来说，第一句，实生实灭，此认生灭为实，谓之单俗。第二句，不生不灭，此执不生不灭为实，谓之单真。单俗单真都是偏见，不合中道。第三句，假生假灭，谓之世谛中道。第四句，假不生假不灭，谓之真谛中道。第五句，非生灭非不生灭，谓之二谛合明中道。照这些说法，生灭都是假现象，不可执于偏见。所谓三中道，都是含糊模棱的话头，目的是谈“空”而不废“有”，以保存罪福报应的骗术。

　　隋时三论宗名僧吉藏著《三论玄义》二卷，讲三论一百余遍，临死时制《死不怖论》一篇，词云“略举十门，以为自慰。夫含齿带发，无不爱生而畏死者，不体之故也。夫死由生来，宜畏于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见其初生，即知终死，宜应位生，不应怖死”。题目是不怖死，实际是十分怕死。

　　（2）净土宗

　　释迦牟尼讲四谛，以灭谛为修道的归宿，灭即死，佛书称死为涅槃，有所谓小乘涅槃，大乘涅槃，有所谓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异说纷纷，谁（包括释迦本人）也说不清楚涅槃究竟是什么境界。有一个叫做龙树的人，假托佛说，造《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及《观无量寿经》等书，把净土境界说得很具体，谁肯念佛，便可往生净土享安养之福。

　　净土宗是讲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也是骗人最多害人最重的一个宗派。早在东晋，庐山僧人慧远搜罗名士僧徒一百二十亲人，在东林寺结社念佛，号白莲社。慧远劝诱陶潜入社，陶潜拒不受欺，饮酒诗云，“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拟古诗云：“不畏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下合意，永为世笑嗤”。陶潜是儒家，兼有道家思想，临终时作挽歌诗和自祭文，从容自在，比畏死的佛徒，不知高超多少倍，万卷佛书，何曾抵得陶潜三首挽诗和一篇自祭文。慧远让步允许饮酒，还是骗不得陶潜入社，足见不受报应之类的欺骗，便有排斥佛教的勇气。周武帝看穿佛教的荒唐，说佛经“言多虚大，语好浮奢，罪则喜推过去，无福则指未来”。陶潜看出佛书都是些欺人的空言，在当时确是卓识之士。

　　净土宗很象褓姆拿画饼哄一两岁婴儿，利用人们的愚昧和贪欲，进行最大胆的欺骗。天竺僧人世亲著《净土论》，北魏僧人昙鸾作注释，改书名为《往生论》。昙鸾再传弟子善导，唐太宗时人，提倡念佛，从此净土宗大发达。善导每天念佛，非力竭不停止，冬天严寒，也得念出汗来。他到处宣扬净土法门，前后三十余年，拥有大量信徒。信徒中有些人诵弥陀经多至十万或五十万卷，念佛一天念一万声或十万声，据说，很多人因得念佛三昧往生净土。善导弟子怀感问善导，念佛是否真有效？善导说，你只要专心念佛，自然会有证明。怀感问，你见过佛么？善导答，佛说的话，要绝对信奉，不可有疑。中国僧徒对天竺佛书深信不疑，有如病僧服龙汤，受了害还至死不悟。

　　净土宗提出快速成佛法，说念阿弥陀佛一口，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得八十亿微妙功德。照一般佛教说，从凡夫修到初地菩萨位，要经一大阿僧祇劫。一大阿僧祇劫据说是万万力忆，万忆为兆，一个阿僧祇是一千万万……（共八个万字）兆劫（世界成坏一次为一劫），修成菩萨可谓烦难之极。净土宗却说只要一念阿弥陀佛，迟则七日，快则一日，速生净土，即是八地以上菩萨。据说，大乘菩萨分十地（级），念佛一声，即成八级以上菩萨，可谓快速之极。足见速成是戏论，缓成也是戏论，归根说来，全部佛教都是戏论。

　　净土宗称人类世界为秽土，说阿弥陀佛世界，名为极乐，由彼界中，诸有情类，无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描写极乐世界的情形说：生在极乐世界的人，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服饰、香花、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欲食时，百味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身心柔软，无所味着，事已化去，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楼观栏楯，堂宇房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这种说法，正迎合极端贪鄙懒惰的人的心愿。这种人丝毫没有劳动，懒到美食可兔咀嚼之劳，美衣可无披戴之劳，无论衣食住宅，想到就有，假如在一块地上，一大堆洋洋得意的懒虫聚集在那里，这地方可憎厌之极，有什么乐值得欣慕。

　　净土宗害人最重的原因，在于提倡大修功德，营造塔庙，使剥削阶级加重对劳动人民的敲剥。《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说，愿生净土的人有三辈，一是上辈，凡出家沙门，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辈人临死时，阿弥陀佛率领大众亲来迎接，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成佛。二是中辈，虽不能出家作沙门，但能大修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悬缯燃灯，散花烧香，这辈人临死时，阿弥陀佛化身去迎接，与真身来接差不多。三是下辈，不能作诸功德（当然是穷苦人），但能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临死时，梦中见佛，也得往生。

　　在人世上统治阶级享受优越生活，被压迫阶级遭受苦痛，净土宗经书证明这都是合理的。《无量寿经》说，“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乞、孤独、聋盲、暗哑、痴恶、尪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财主）、智勇、才达，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事。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形易道，故有泥犁（地狱名）、禽兽、蛹飞蠕动之属，譬如世法牢狱，剧苦极刑，魂神命精，随罪趣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是，虽不即时暴应，善恶会当归之”。

　　净土与真言是佛教各宗派中最恶劣的两个。别的宗派都用支离烦琐、使人厌倦的道理宣扬佛教，对一般民众影响有限，因为谁也不耐烦去听那一套。净土宗提倡念佛，方法极为简便，地狱和极乐世界的对比又极明显，这一派僧徒专劝人信报应，修功德，佛教的毒害，因净土宗发达，才真正广泛传播到民间，凡是已经消失和现在还留存的巨大佛教遗迹，大致与净上宗有关系，那种耗损民财的罪恶，巨大遗迹就是物证。

　　净土宗的快速成佛法，和其他宗派在根本理论上有很大出入。怀感作《释净土群疑论》，很勉强地作了答辩。群疑之中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金刚般若经》言，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维摩经》言，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即不住，……准此大乘诸圣教说，佛本不来，亦无有去，何以《观无量寿经》说有化佛来迎，随化佛往，有来有去，与前经相违？怀感无法狡辩，只好承认实无有佛从彼西方而来至此授手迎接，亦无有佛引彼众生往生净土，但众生念佛，与佛有缘，自心变现阿弥陀佛来迎行者随佛往。谎话全部揭穿了，所谓自心变现原来就是中迷信毒甚深的人，临死时神经昏乱，似乎觉得有佛来迎，并非实有。净土宗最怕禅宗，因为禅宗主张自内求佛，不假外佛，反对建造塔庙等所谓功德，以为但令心净，此间即是，何处别有西方净土。禅宗揭穿净土宗的骗局，净土宗也揭穿禅宗的骗局，慧日（唐中宗时僧）著《略诸经论念佛法门往生净士集》攻击禅宗，说“不持斋戒，但养现身，讵修来报。口虽说空，行在有中，以法训人即言万事皆空，及至自身，一切皆有”。这些话颇能击中禅宗的要害，但禅宗也彻底暴露了净上宗的骗术，两个都出售快速成佛法，都是可笑的骗子。禅宗骂祖杀佛，否定天竺传来的各宗派相当勇猛。到后来自身也要被否定，禅宗恍然大悟，逐渐与律宗净土宗真言宗相结合。自此以后，各宗派不再独立存在，都归并入禅宗。禅宗成为汇合各宗派的中国式佛教。

　　净土教徒造了许多记载报应的书，这种书名是不值得一捉的。从这些造书人的思想看来，佛教的罪恶主要是对恶人起助恶作用。譬如某书记店僧雄俊，生时无恶不作，唐代宗大历年间，阎罗王判他入地狱。雄俊大声反对说：我如果入地狱，三世诸佛都是说谎。阎罗说：佛不曾说谎。雄俊说：《观无量寿经》说，下品下生，犯五逆罪（杀父、杀母、杀罗汉、伤害佛身出血、挑拨僧众不和）的人，临死时念佛十声，还得往生，我虽犯了罪，但并不犯五逆，说到念佛，不知有多少声。说完，即乘台注生西方。这是鼓励人作任何罪恶事，有净土提供最安全的通逃蔽，这除了助恶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又如说隋洪法师一生修净土业，临死时，见兜率天（弥勒菩萨的净土）童男童女来迎。法师说，我要西方，不愿生天上，拒绝兜率天使。令徒众帮着念佛，不久，告人说，西方佛来迎了。又如唐僧怀玉，每天念弥陀佛五万遍，诵经积至三百万卷，有一天忽见西方无数圣众来迎，中有一人手擎银台（中品），给怀玉看。怀玉说，我本望金台（上品），为什么拿银台来？说完，一切都消失了。后来，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二菩萨果然用金台迎怀玉去西方。这种计较兜卒与西方，金台与银台，虽然全是谣言，贪鄙思想却暴露得够恶心了。这些佛教徒焚修，思想本质不外乎以贪鄙之心计较利害。

　　极乐世界吸引力很大，不仅吸引了净土教人，而且也吸引其他宗派的人，如天台宗创始人智��，法相宗刨始人玄奘（愿生弥勒净土）以及禅宗中某些人都向往净土，希望死后得生西方，净土影响之广泛，即此可见。

　　有西方净土、有天上净土（弥勒净土），此外，还有东方净土，这个净土名叫净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东方净土与西方条件相同，并无高低优劣之分。这好比掮客招揽生意，你要西就有西，你要东就有东，反正把买卖拉到手就算成功。佛教骗人如蜘蛛张网，西也张，东也张，上也张，只等你落网，这同蜘蛛要吃所有落网的虫一样贪婪。

　　（3）律宗

　　佛经说，戒为平地，众善由生。三世佛道，借戒方住。佛教修行方法，不外戒定慧三种。戒如捉贼（烦恼），定如缚贼，慧如杀贼，因此学佛首先要守戒律。最重要的戒有五，即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说奉持这五戒，可以转生人天胜处，离鬼（饿鬼）畜诸苦。五戒中单就第一戒不杀生命来说，流弊非常严重。所有害虫可以无限生长，让它们找害人命和农作物，人却不可以对抗捕治。同样，要消灭统治阶级，必须经过战争，才能诛戮罪魁。遵守不杀的戒条，等于说，被压迫阶级不许起兵反抗压迫者。第二戒条不盗，实际只禁小偷盗，大偷盗可修大功德，不受戒律的限制。不邪淫指妻妾以外的淫乱，富贵人不缺少妻妾，不犯戒并仆难能。第五戒不饮酒，富贵人有称为世问第一上味的醍醐，不一定要饮酒。五戒以外，其余诸戒，都是琐碎烦杂，惑世欺众的一些手法。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僧徒，有些人奉持戒律，自以为持戒精苦，是种大福田，可获大利益，威仪严肃，结果是受骗到死，一无所得。

　　佛教传入中国，戒律也逐渐传来，鸠摩罗什译《十诵律》，佛陀耶舍译《四分律》，佛陀跋多罗译《僧抵律》。唐初终南山白泉寺僧道宣著述甚富，着重提倡《四分律》，律学成为专门学问，因此成立律宗，又称南山宗。道宣博学，著书甚多，有《续高僧传》、《后集续高僧传》、《广弘明集》、《古今佛道论衡》等书，在僧徒中享有高名，投门弟子多至千百人，影响及于全国。四分本是小乘律，在大乘盛行的唐朝，小乘律取得大乘的地位，称为极大乘，道宣《续高僧传·明律总论》说，世人对戒律有四迷，一是以为持戒烦累形神，小道可捐。二是以为戒律受持，极为烦碎。三是大兴土木，专求功德，不顾物命，心无慈恻，说是为福行罪，功过相补。四是律文纷杂，并无正断，律师任意解释，轻重随心。四迷都说明僧徒不守戒律。因为戒律烦累形神，律宗强调地狱冥罚来威胁僧徒守戒，逼迫中国人学天竺人的怪僻生活，以为圣（佛）意如此，不敢不从，完全失去中国人的生活惯例，甘心作天竺僧徒的奴仆。道宣以后，义净亲至天竺，考察西方当时所行戒律，作传四十条寄归，书名《南海寄归内法传》。义净归国后，广译一切有部律共十八部，企图使中国僧众行动全盘天竺化，甚至上厕所也要学天竺烦琐可笑的仪式，可称十足的奴仆思想。

　　（4）法相宗

　　法相宗创始人玄奘与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是中国佛教徒中两个著名的人物。他们的功绩玄类是战胜五大竺大小乘所有的论敌，慧能是战胜佛教各宗派，变天竺式的佛教为中国式的佛教。

　　玄奘幼年贫穷，十一岁便出家。他十分勤学，亲到各地方听名僧讲学。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到长安，跟名僧精探《俱舍》、《摄论》、《涅槃》等经论，大小乘无不通达，但还不能融贯。这时天竺僧波颇蜜多罗来中国，说那烂陀寺戒贤法师讲授《瑜伽师地论》，可以总括三乘（大中小三乘）学说。玄奘发心去天竺学《瑜伽》，六二九年成行。玄奘经历西域十六国，沿路访名僧学法，前后四年，才到北天竺摩揭陀国那烂陀寺。投戒贤法师，受《瑜伽师地论》,同时旁及大小乘《毗昙》各论，又向胜军居士学习唯识，天竺佛学的要义，被玄奘全部吸收了。他著《会宗论》，疏通《瑜伽》、《中观》两家的争论；又应戒日王的请求，折伏小乘论师的破大乘论，著《制恶见论》。戒日王招集五天竺沙门、婆罗门一切异道数万人，设无遮大会于曲女城，揭示玄奘所著二论，允许会众提异议。大会开了十八天，没有一人敢出头诘难，大小乘人一致推崇，大乘人称为“大乘天”，小乘人称为“解脱天”。玄奘战胜五天竺佛学者，取得无上荣誉，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超越天竺。玄奘并不因战胜论敌，发生做情心，但他已经看出所谓毕竟无姓（无佛性不可能成佛的人，与众生皆能成佛说矛盾）说不能在中国取信，想回国后不提这种说法，戒贤严厉责备了他，以为边方（指中国）人懂得什么！岂可随便为他们增减义理。玄奘也就墨守师说，回国后依然传播讲不通的说法。《瑜伽师地论》据说是北天竺僧人无着夜里升天听弥勒菩萨讲演，白天给大众转述，显然是无着托名弥勒造作这部论。无着又造《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阿毗达磨集论》，无着弟世亲造《二十唯识论》。无着公然作假，玄奘学习这些论，深信不疑，临死时坚决祈求往生弥勒净土，足见玄奘佛学虽高，但崇拜天竺僧徒的奴仆思想也是够深的。

　　玄奘搜集六百五十七部梵文佛书，启程回国。六四五年（贞观十九年）到达长安。唐太宗允许他专心译经，前后译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般若经》六百卷。玄奘从事翻译凡十九年，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四大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中，玄奘译书最多，译文最精。向来译经程序，起初是依梵文语法泽成汉文，其次是改成汉语法，其三是笔人修整文句，中间增减，多失原意。玄类精通汉梵文，又深探佛学，译经出语成章，笔人随写，即可披玩，他创五种不翻的规则，一、秘密故，二、含多义故，三、此方所无故，四、顺于古例故，五、力生善故，例如般若一词，译作知慧，便觉轻浅，不如译音，使闻者觉有深义。大抵佛经翻译事业，至玄类已登上极峰，再没有佛经译家能超过他。六六四年（麟德元年），玄奘积劳病死。死前一日，便模仿释迎死时形状，默念弥勒，祈求往生。令傍人称念南无弥勒如来应正等觉，愿与含识速奉慈颜。门人们问见到什么？玄奘答，勿问，妨我正念。第二大半夜，门人问和尚决定得生否？答言，决定得生。说完便气绝。佛教修行的目的是在涅槃，即无挂无碍，安安静静地死去，玄奘迫切祈求往生虚幻的净土，死得并不安静。宗教是这样狡猾的怪物，人中了它的毒，自己成为被愚弄者，同时又是愚弄者，自己愚弄自己，一直到死还不知谁愚弄准。宗教都是利用人的贪欲，进行威胁利诱，求生净土享受极乐，就是一种贪欲。

　　法相宗以阐明“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亦名唯识宗。依唯识论所说，以为宇宙万有，都不过是由心识之动摇所现出之影像。内界外界，物质非物质，无一非唯识所变。而所谓能变识，有八种，即眼识、耳识、鼻以、舌识、身识、意识，未那识、阿赖那识。原来佛教书籍都是凭空架说，违反事实，强辞夺理，芽凿附会，巧立多种名目，支离蔓衍，烦碎缴绕，使人厌恶的戏论，唯以宗更为琐碎，更是一种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戏论。例如说烦恼（根本烦恼），分为贪、瞋、痴等六种，又有所谓随烦恼（从根本烦恼附带产生），分为忿、恨、恼等二十种，形式上似乎分析入微，实际只是牵扯一些现象，巧立名目，如果造论人要再加二十种四十种，也是可以的。所谓八识，也是一堆杂烂货，眼、耳、鼻、舌、身（触）是感觉的器官，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唯识论称这五种感觉作用为前五识，另外又加一个叫做意识的第六以，说是杂乱无章的感觉，必侍心的综合作用加以综合，才能成为知识，这叫做意识。它还说不清楚心外无法（事物）的无理之理，再加一个叫做未那识的第七识。未那讽意为自我本体的显现，站在自我本体后面的那种自我本体，叫做第八识，即阿赖那识。未那与阿赖那互相为因。阿赖那识中藏有无量种子，以为一切识是由各自的种子为因，才得生起。一切物的现象，唯识沦者说是心上的一种境相，是和心同起的。凡此境相，必自有物的种子为因，才得生起。物和识各有自己的种子，由这些种子生起各自的果。拿阿赖那识来统摄一切法，何曾起总括三乘学说的作用。这种烦琐的哲学分析，和我国“得意忘言”的思维习惯不合，而且它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大家认为早解决了，兴趣已经不大。法相宗在府钥数传以后，即归消沉。

　　玄奘从天竺搬回唯识学，在当时是一种新奇的学问，玄类门下大徒弟多想独占这一份产业，玄类活着的时候，争夺已很激烈。玄奘大徒弟窥基，俗姓尉迟，出身将门，从玄奘学梵文和佛理，学业最为出色。玄奘译唯识论，使窥基与神防（音访fǎng）、嘉尚、普光四人助译，窥基要求辞退神昉等，由窥基一人助译。玄奘曲从其请，为窥基讲解唯识。玄樊门人新罗僧圆测，赂看门人，潜入讲室偷听。玄奘讲毕，圆测在西明寺集众僧开讲唯识论，窥基落后一步，很不满意。玄奘安慰他说，圆测虽讲唯识，却不懂因明（论理学），我传授因明给你。窥基又要求专给自己讲《瑜伽论》，圆测又赂看门人，潜入偷听，听毕又抢先开讲。玄奘宣布五姓宗法（声闻、缘觉、菩萨、不定四个种姓有佛性，一个叫做无种姓，没有佛性，毕竟不能成佛），只许窥基一人流通，五种姓说成为窥基独得的秘传。窥基造疏一百多种，号称百本疏主。窥基坚持这个秘传，晚年讲《法华经》，与天台宗发生冲突。可能是天台宗人造谣，给他三车和尚的外号，说他出门带着三车，一车放佛经，一车自坐，一车放荤腥和妇女。窥基每天对弥勒像诵菩萨戒一遍，愿生兜率净土，三车恶名，显然是论敌有意诬陷。圆测与窥基争名，玄奘密授一些秘诀来贴补窥基，这和世俗兄弟争夺财产，父母给爱子私添一些财物，没有什么不同，足见大乘佛教尽管口头说舍己济人是菩萨行，遇到具体的名利，是决不肯退让的。

　　（5）密宗

　　释迦临死时，告弟子们说：“汝等弗谓失师主，我逝以后，所说法、律是汝等师也”。其后上座部佛教徒墨守师说，反对变通，小乘有部实际是释迹真传。佛教得国王信奉供养，外道剃须发改服装，混入佛教徒中，托佛说造《般若》等经，以一切皆空来反对小乘有部，自称为大乘，斥佛教真传为小乘，大乘诸经破一切执着，似乎见解比小乘高一等，实际是大乘破小乘，也就是外道肢佛教，用空观揭穿小乘佛教的谎活。诸大乘经都说一切诸法毕竟空寂，又说诸佛国士亦复皆空，《金刚般若经》说：“若以色见我，以声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又说，“离一切诸相，即名为佛”。又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维摩经》说，“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下去，今际不住”。这样说来，一切所谓佛和佛国，都是假的，根本不存在。佛经有这样的说法：“云何名恶知识？云何名善知识？佛告舍利弗言，若有比丘，教余比丘，汝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灭，如是等唯观涅槃安稳寂灭，唯爱毕竟清静，如是教者，名为邪教，名恶知识，是人名为诽谤于我助于外道”。这段佛说显然是斥小乘教为邪教，小乘僧徒为恶知识。大乘空宗流行，佛教真传的小乘为了自救，天竺僧河梨跋摩折衷大小乘造《成实论》，主张人法两空，是为小乘空宗。龙树也为了挽救大乘教，造《中论》，主张非有非空的中道，举俗谛以承认不可否认的客观实在，举真谛（第一义谛）以维持大乘的空观，归根还是谈空，不过说话含糊，诡辩更为灵活一些，算是挽救了危机。无着和他的兄弟世亲（原是小乘大师）继起，造《瑜伽师地论》和《唯识论》，创大乘有宗。自谓离诸妄执，有则说有，无则说无，如理如量，而非戏论。这些有、空、非有非空（中）有（大乘有宗）诸说的变迁，都是由于外道思想不断渗入佛教，使释迎所传原来的佛教，面目愈变愈非，不过，总还属于显教，对佛教说来，都还不算是左道旁门。自从佛教演变出密教，佛教堕落成为以妖法惑世欺众的巫术，佛教走入绝境了。

　　大造佛经的龙树自称在南天竺铁塔中，遇见金刚萨埵（即普贤菩萨），面授《大日经》。铁塔中藏有《金刚顶经》，梵本有十万惕（音纪jì），略本四千偈，广本则有无最百千俱胝（千万为一俱胝）微尘数偈，显然，所谓十万偈本四千倡本都是龙树的作品。龙树原是非常博学的婆罗门教徒（外道），幼年时，读完婆罗门经典全部，后来又通天文地理医药等百艺，出家前品行不端，丑声大布，出家后，数月间读完小乘经典，又读大乘经典，感到佛理还未尽发明，需要补充。他造论造经，一身兼显密二教的唱导者，被称为大乘佛教的祖师。大乘教由他的努力而得到发扬，也由他的创造密教而下降为巫教一类的邪术。

　　密教尊奉最高的神，名叫大日如来，又称摩诃（大）毗卢遮那（日）佛，据说，大日与释迦为同一佛，大日是法身，释迦是应身，密教所奉的神很多与婆罗门教的神同名，大日如来很可能是事火外道的尊神，不过，既自称是佛教，自然要拉释迦的夫系，什么法身应身，无非是些无稽之谈。

　　密宗法门有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即智差别、理平等二门。就中说智差别（金刚顶部）的经典为《金刚顶经》，说理平等（胎藏部）的经典为《大日经》。密宗自称显教是释迦对一般凡夫说的法，密教是法身（大日）佛对自己的眷属说秘奥大法，都是秘密真言，所以密宗也称真言宗。修法的时候，要筑起坛来，这个坛叫做曼茶罗。在胎藏界曼茶罗里，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共供奉佛菩萨四百十六尊；金刚界曼茶罗里也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共供奉佛菩萨等神一千四百六十一尊。曼茶罗里编造大批神名，如金刚名号有金刚牙、金刚拳、金刚嬉戏、金刚歌、金刚舞、金刚钩、金刚索、金刚锁、金刚铃等。佛教神名，除了释迎牟尼及迦叶、阿难等曾有其人外.其余大批名号如阿弥陀（无量寿）、文殊、普贤、弥勒、观音等同金刚牙、金刚拳一样，全是凭虚编造。

　　密教因为依佛的真实言（《大日经》及《金刚顶经》）而修行，可以即身成佛（现身成佛），与显教难易悬殊，显教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密教即身成佛，十分快速，它和净土教邵是在佛教没落的情况下，吸收婆罗门外道的说法，推行快速成佛法，借以招揽信徒，维持本教的存在。密教修行，自诵咒以至供养、设坛等种种仪式都有一定规范，不得任意妄为。这些规范，必需经阿阇黎（阇音shē传法师）传授。阿阇黎给受法人在曼茶罗内举行灌顶仪式，才算正式入教。灌顶就是用清水灌受法人头顶，说是洗去无始以来，固着于身于心的无明烦恼之垢秽，引出本来生得的自性清净心，然后授以真言宗的秘印（手势）、秘明（咒语）。如果以秘印秘明授予未入坛的人，必招护教金刚神的忿怒，阿阇黎与受法人都将暴死。这是天竺外道中最落后最黑暗的一种，它采取秘密结合的方式，当是教中有不可公开的阴私事。大竺外道无奇不有，落后黑暗的社会产生这种落后黑暗的宗教，是不足为奇的。密教传入中国，在文化交流中流来了一股比其他各宗派更秽浊的脏水。

　　最初来中国传教的外国僧徒，一般兼习密教，利用人们的愚昧和迷信，施展一些法术，骗取愚人的信仰，对传教很有利。东汉译经中，己有《安宅神咒经》、《五龙咒毒经》、《取血气神咒经》、《咒贼咒法经》、《七佛安宅神咒经》等咒，都是密宗的经典。不过，密宗正式传入，是在唐玄宗时。七一六年，中天竺人善无畏携带梵本经吐著来到长安。次年，开始译《大毗卢遮那经》（《大日经》），一行禅师助译，一行成为继承善无畏的胎藏界阿阇黎。习密宗的人大抵要熟悉魔术，擅长说谎，石勒石虎时的佛图澄，自称年已四百余岁，能听铃声知吉凶，就是一例。善无畏死时自称年九十九岁，说他的本师达摩掬多，年八百岁。都是凭空胡说。七一九年，南天竺僧金刚智听说中国佛法兴盛，从海道来广州，奉敕人长安，后又入洛阳。金刚智所住的寺庙，必建大曼茶罗灌顶道场，招收门徒。七一九年大旱，四五个月不下雨，诏金刚智结坛析雨，行法七天，果得大雨。这是《高僧传》本传的话，凡是宗教书籍，不管它说什么，都必需首先对它采取不信任态度，按《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七年七月，“制以亢阳日久，上亲录囚徒，多所原免”。并无诏金刚智祈雨及得雨的记载，《高僧传》所谓求得大雨，无非是僧徒说谎的惯技。金刚智自称用曼茶罗法，可以拘禁鬼魅，使鬼魅附童男童女身上，去病去妖都很容易，显然与道士同样妖邪。日人小柳司气太论道教与真言密教之关系，指出密教经中剽窃模仿道教的证据多条，说明不空到天竺求经，仿照道教的骗术，拿到中国来变成新鲜货，偷来偷去，无非是妖邪合流。金刚智译出《金刚顶经》等数种，传授弟子天竺人不空。二人相继为金刚界阿阇黎。金刚智死时，命不空去五天竺广求密教经典。不空从海路到师子国（斯里兰卡）搜求密藏，遍游五天竺境，七四六年回长安。据本传说，为玄宗行灌顶仪式，又奉诏祈雨有速效，赐绢二百匹。七四九年，诏许不空归天竺本国。不空至广州，有敕今留在中国。早是常有的天灾，如果密宗祈求屡次见效，唐玄宗即使偏信道教，也不会轻易放不空回本国，足见不空能求雨但未必能得雨，因之可放可留无足轻重。不空大被宠信，是在肃、代两个昏君的时候。安史作乱，店肃宗逃到灵武，不空遣密使奉表问安，肃宗也密遣使者向不空求秘密法。唐肃宗穷极无聊，不空得以卖空买空。七五七年，唐肃宗令沙门一百人入行宫，以不空及新罗僧无漏为首，朝晚诵经，祈求佛佑。郭子仪等力战，并以重酬招回纥兵为助，寸收回京师，唐肃宗以为不空有功，不空也乘机居功。七五八年，不空入宫建道场，为唐肃宗受转轮王（圣王）位，七宝灌顶，受菩萨戒，一个昏君，一个妖僧，不顾国家大乱，民生涂炭，还弄什么转轮王互相欺骗，实是可恶之至。唐代宗比唐肃宗更昏，不空所作的罪恶也更大。唐代宗用奸臣元载、王缙（大诗人王维的弟弟）、杜鸿渐为相。三人都佞佛，王缙尤甚，不吃荤血，与杜鸿渐接连造寺庙，算是修功德。王缙舍住宅为宝应寺，每有节度使、观察使入朝，必延情到宝应寺参观，并请布施，利用宰相地位讹诈财物，地方官当然要应付。王缙又纵令弟妹女尼广纳贿赂，行同商贩，在这种敛财法下面，不知多少贫苦人遭受祸害。这个昏君曾问三相：佛说报应，究竟有没有？三人回答说：我国家运柞久长，不是有积福，如何能如此。福业已定，虽然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作乱，都被他们自己的儿子杀死，仆固怀恩反叛，半路上病死，回纪吐著大举侵入，不战自退，这都不是靠人力，怎能说没有报应。昏君深信这一派妖言，从此更信佛法。经常招僧徒入宫吃斋，有战事则令僧徒讲诵《护国仁王经》（不空译《严密》、《仁王》二经），战事结束，就算僧徒立了功劳。七六七年，为给亡母章敬太后造冥福。在长安东门造章敬寺，总四十八院，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建筑宏伟，穷壮极丽，费钱亿万。当时进士高郢上朽规谏说，“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不费财以求福；修德以消祸，不劳人以禳祸。今兴造急促，昼夜不息，力不逮者随以榜笞，愁痛之声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统治阶级造福，就是劳动人民遭殃。《资治通鉴》说：“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尊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不空为代表的僧寺，攘夺田产，浪费民财，与昏君好官同样是大民贼。

　　七七○年夏季，唐代宗诏不空往五台山修功德，不空造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瓦上，照耀山谷，费钱巨亿。朝廷发给中书省符碟，令五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工程进行得很快，秋天，不空自五台回京师，唐代宗用优礼迎入城。次年，唐代宗生日，不空呈迸所译密教经典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不空又请造文殊阁，唐代宗舍内库钱约三千万，贵妃、韩王、华阳公主等人都出钱助工。不空先已接受特进试鸿胪卿的官职，并得大广智三藏法号，文殊阁造成后，又赐给开府仪同三司名号，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死后赠司空，赐谥为大辩广正智三藏。一个妖僧凭骗术得到三公地位，并封公爵，表示唐代宗的昏愚和佛教的腐朽，都达到了高峰。

　　不空临死有遗书一首，处分本人财产，鄙吝的心情，与守财奴挣得一份家私，死时仔细分给妻妾子孙，惟恐有外人染指，没有什么不同。遗书中说，“其车牛、雩县洨南庄并新买地及御宿川贴得稻地、街南菜园，吾并舍留当院文殊阁下道场转念师僧，永充粮用香油炭火等供养，并不得出院破用，外人一切不得遮拦及有侵夺。……汝等若依吾语是吾法子，若违吾命即非法缘，汝等须依吾此处分，恐后无凭，仍请三纲直岁徒众等著名为记。”财物田园一人僧人手中，到死也不肯分散给外人。佛教强调布施，说可以破俚吝，免饿鬼苦，其实僧徒最悭吝，富贵如不空，只知要别人布施给他，他却决不让外人来分润一些。

　　胎藏界阿阇黎善无畏传授一行和玄超，玄超传授惠果。金刚界阿阁黎金刚智传授不空，不空传惠果。惠果一人合并传授胎藏金刚两部。惠果有弟子十二人传阿阇黎灌顶位。弟子中有日本僧空海，新罗僧悟真等人。惠果传义操，义操传义真，义真所传全是日本僧，中国僧徒不再有著名的阿阇黎。

　　密教是巫术，从经名看来，如《咒时气病经》、《咒小儿经》、《咒牙痛经》、《咒眼痛经》、《疗痔病经》等，这种所谓经咒一经试验，立刻要败露，密教很快为人唾弃，是自然的结果。大抵密教之所以获得流行，必须有易于行骗的客观环境。唐肃宗代宗时，朝廷势力实际上强于割据反叛势力，但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能够继续维持已经丧失信心，不空诵《护国仁王经》，在两个昏君看来，确是大有功效，而广大人民久罹兵灾，对统治者失望，却又渴望迅速平定叛乱，不免向超现实力量求助，密教因之兴盛莫比。但用神咒治疗痔病，情形却完全不同，一个痔疮比全部密教的力量大得多，任何大阿阇黎尽管诵经念咒，拿出全副本领，对着依旧发作的痔疮，实在无可奈何，只好自认失败。宋《高僧传·金刚智传》说，金刚智捉鬼去病，非常灵验，近世的密宗，用咒术治病捉鬼，少有效验，被世人轻视，原因是施术者专为个人谋身口之利的缘故。这是给密宗解嘲，也说明密宗的消灭必不可免。

　　下面略述《苏悉地羯罗经》所载密教作法的情形，妖邪气比道士更足，佛教变化到密教的形式，可谓已经流入绝境，除了消灭，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作法的基本方式叫做阿毗遮噜迦。作法时，先供养大忿怒金刚和他的眷属，作法的人，用水洒湿赤衣或青衣着身上。如作极忿怒事，用自己的血洒衣使湿，以右脚踏左脚上，面向南，一目向左斜，一目向右斜（怒目不齐），睛眉间起皱纹，紧咬牙齿，作大声音。一天分三次，取黑土涂坛（曼茶罗），或用驴粪，或驼、羊、猪、狗粪，或烧死尸灰。给坛神献赤色香花，或献青色臭花，或献诸谷麦豆之糠。于黑土地穿三角炉，一角向外，三角中间各长二十指，深十指，以烧尸灰涂之。炉底放烧尸灰或用诸糠，或用炭。又用毒药诸粪芥子及盐作成仇人形，一片片割下来烧掉。或用左足踏仇人形心上，割取碎片焚烧，或用仗鞭打，或用皂英刺遍打仇人形全身。说作阿毗遮噜迦的作用是，仇人自相分裂，或迁移到别处，或亲人相憎恨，或仇人得重病，或眷属离散，或变成顽愚。这是多么野蛮愚蠢的一种表现，密宗和道教中的妖道都反映中国和天竺社会里有这样最黑暗的一部分人。密宗又有”治偷窃的法术。当发现东西被偷的时候，作法僧发起瞋怒，按照阿毗遮噜迦法，作护摩烧法，于地上穿三角炉，用已身血，或用苦谏木，或用烧尸残柴，放在炉中燃烧，火烧起以后，用烧尸灰和己身血继续焚烧。又用毒药、己身血、芥子油及赤芥子作成偷者形，作法僧坐形上，用左手（佛教徒以左手为贱）片片割折偷者形。如偷者恐怖，亲自送还偷窃的东西，便应叫他无畏，给他作扇底迦法（息灾法），否则偷者必死。偷物有大小轻重，这里不加分别，企图用妖术使偷物人身死，密教的妖邪残忍，只能在落后黑暗的社会里流行，在较进步的社会里是不能存在的。《陀罗尼集经》载许多用咒法，例如得钱财法说，如欲得钱财，可于七日之中，日日取古淄草茎长六指、一千八段，一一火烧并念陀罗尼咒，即得钱财。又法，如欲求别人的心爱物，可取白菖蒲念陀罗尼咒一千八遍，系在自己的臂上，向别人乞求即得。如果念咒不效，一定是有障碍。可于初八日或十五日，牛粪涂地，设饮食花果，烧安息香，取白线一条，念陀罗尼咒，一遍打一结，如是作四十九结，所有障、碍鬼神都被缚住，所求就顺利了。一派妖言，使人望见密宗僧人，不觉心中作恶。

　　以上三论、净土、律、法相、密五宗，都是从天竺依样搬来，中国僧徒俯首奉行，不敢有只字怀疑，只要说是从西域天竺来的佛所说经和菩萨所造论，就象奴仆谄事主人，主人说什么就奉行什么，惟恐有损福报，甚至落入地狱。照义净的观察，中国医药比天竺先进得多，可是黄龙汤治病，（胡三省注《通鉴·陈纪》四引陶弘景曰：“今近城寺别塞空罂口，纳粪仓中，久年得汁，甚黑而苦，名曰黄龙汤”。）相沿几百年，没有人敢表示反对，迷信的威力无比，即此可见。除禅宗南宗某些僧人以外，所有各宗派称为大德的僧徒，精神上全是天竺僧的俘虏和奴仆，全是假出世的贪夫和痴人。佛教徒以东晋至隋唐出了许多名僧欣欣自得，实际是出了许多天竺奴仆和贪痴人，这些人丧失了民族自尊心，以生在中国不生在天竺为憾，无耻地自称是释迦的儿子，密宗甚至说僧人是从佛口里生出来的。因此僧徒自称为释子或佛子，自东晋道安开始以释为姓，僧徒俨然以特殊贵族（释种）自居，以为理应受优厚的供养。僧人怀信著《释门自镜录》，序文说：“我九岁出家，现在已过六十岁了。我能够住大房子，逍遥自在，衣服被褥，都轻软安适，生活闲逸，天还没有大亮，精撰已经陈列在前，到了午时，多种食品摆满桌上，不知耕获的劳苦，不管烹调的烦难，身体长到六尺，寿命可望百年。谁给我这样的福气呢？当然是靠我释迦佛的愿力呵！我估计过去五十年中饮食用米至少有三百石，冬夏衣服，疾病用药，至少费二十余万钱，至于高门深屋，碧阶丹楹，车马仆隶供使用，机案床褥都精美，所费更算不清。此外，由于思想和邪见，胡乱花用，所费更是难算。这些钱财，都是别人所生产，却让我享用，同那些辛勤劳动的人，岂可用相同的标准比较苦乐。可见大慈（佛）的教太好了，大悲（菩萨）的力太深了。何况佛以我为子而庇护之，鬼神以我为师而尊奉之，帝王虽贵，不敢以臣礼要求我，即此可知僧人的高贵，父母虽尊，不敢以子礼要求我，即此可知僧人的尊崇。再看四海之内，准家不见我的仓库，何人不是我的于弟，只要我提钵入室，人家收藏着的膳食立即摆出情用，携杖登路，人家松懈的态度立即变得肃然起敬。占人有一饭之恩必报的说法，何况我们僧人，从头到脚都是靠如来的养活，从生到死都是靠如来的保护。假如我们不遇佛法，不遇出家，还不是要早晚犯霜露，晨昏勤耕种，衣不盖形，食不充口，受种种逼迫，供别人奴役。那有资格扬眉大殿之上，曳杖闲庭之中，跣足清谈，袒胸谐谚，居不愁寒暑，食可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僧徒过着这种高级地主阶级生活，即寄生动物生活，还狂妄地自尊自贵，毫无愧耻的意思，一味感恩释父给他们设立满足寄生动物贪欲的佛教。所以僧徒决不肯放松寄生动物生活的利益，也决不敢改动释父所立的教规，否则寄生动物的利益就动摇了。这些教规都是通过天竺僧或西域僧传来的，因此，宁愿当外国僧的奴仆，誓死对抗反佛的各种势力。他们真是那样热爱释父么？看来是可疑的。实际热爱的主要是寄生动物生活，其次是来生的福报。归根是贪婪无厌。《真言要决》是揭露佛徒罪恶的一本著作，其中有云，“群队扬声唤佛，何曾有微觉之情；相率大唱善哉，讵怀片善之志，忽忽争头逐食，喻于猎狗寻膻，扰扰竞觅施财，剧于飞蛾赴火。不辨寂麦之状，亦复说法化人，当身现是被囚，焉能为人解缚。但知劝他布施，不悟己是悭贪，仍号我是沙门，施者应当获福，莫省己之长短，破戒违律之愆。奸非谄曲恣伪，犹称如来释种，破灭正法，非是外人。”这都是事实。佛徒是技术最巧的骗子，是形迹隐蔽的毒虫，徒众奉佛教必然变成骗子和毒虫，也就必然要誓死拥护佛教，重利诱骗之下，谁也不愿放弃寄生动物生活再去辛勤劳动。利诱之外，佛教又有一套威胁的方法。方法之一，叫做唱导，专有一种僧人以唱导为业。《高僧传·唱导篇总论》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僧寺每日初更时候，绕佛行礼，环境寂静，僧人专心，默不作声。这时候导师擎香炉登高座，慷慨发言，谈无常则使人恐惧发抖，讲地狱则使人怕得哭泣，泪流满面，说昔因则使人似乎眼见前生恶业，算报应则使人预知后一生的果报。谈快乐则使人心胸畅悦，叙哀感则使人流泪心酸。在这种情况下，一堂僧徒无不心情惶惶，五体投地，个个唱佛号，哀求垂慈悲，等到后半夜，导师又讲时光易逝，胜会难留，使人感到紧迫，满怀恋慕。佛寺对僧徒夜间进行恐怖教育，夜夜如此，因果根应说深入意识中，自然成为神经病者，着迷既深，不能复醒。宗教确是毒害人类精神界的鸦片烟，高僧则是受毒更深，因为彼灌注了毒性更大的吗啡。佛寺先诱人出家，使生活寄生动物化，然后施以恐怖教育，使毒汁融入脑髓，所谓大德开士，竭力宣扬毒气的人，就是受毒害最深的宗教奴仆，要求他们摆脱外来传教僧徒的侄桔，是不可能的。这些外来僧徒在外国，都钻研过多年佛经，也就是吸食过毒性极大的有痛人，他们只能要求俘虏和奴仆永远吸毒象他们一样，决不肯放任俘虏和奴仆跳出罗网，做一个独立生活的人。

　　佛经是在长时期内由外道、佛教徒杂凑起来的著作，各经所说的道理，可以绝对相反，例如有些反对有，主张空：有些却毁空赞有。有些主张弃小乘学大乘；有些却主张先学小乘后学大乘，有些反对有所得心，说宁犯五逆罪，不生有所得心；有些却说宁可起我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如芥子许。又如《法华经》说，不得亲近小乘三藏学者，《十轮经》却说，无力饮池河，讵能吞大海，不习小乘法，何能学大乘。如是等诸大乘经，诃有诃空，赞大赞小，无有定说。同是大乘经论，如《涅槃经》等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解深密经》等说，有一类人不具佛性，终无成佛之期。同称佛所说，相差如此悬殊。给它弥缝的说法是因为听佛讲话的对象不同，故佛说也不同，有的说佛“随缘化物，难可思议”。所谓难可思议，就是承认佛经自相矛盾，无法讲通。向来外国借徒和他们的奴仆，按照本宗派的讲法讲去，不管通与不通。南北朝末期，中国僧徒开始自创宗派，意图贯通异说，虽未能解脱宗派积习，但不甘心作外国僧徒的奴仆，开动自己的头脑，升格为释迦（实际是龙树）的奴仆，总还算是前进了一步。中国僧徒自创的宗派有如下的两个：

　　（6）天台宗

　　中国僧徒沾染天竺僧鄙习，门户之见极深，各执所据，矛盾杂出，真是“混奴蝉而乱放，各识家而竟入”，宗派厘然，各自归宗，不会误入别门，所谓“得其小（小乘）者忘其大（大乘），执其偏者遗其圆”，就是佛教闹宗派的实情。北齐憎人慧文读龙树《中论》，其中有这样莫名其妙的话，它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慧文恍然大悟，以为一切事物无非因缘所生，而此因缘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为中道。佛教大别不外主有主空两大派，既然说是空有不二，宗派争斗也就认为不必要了。慧文依龙树即空即假即中的说法，创立所谓心观（一心三观），天台宗的萌芽由此开始。

　　慧文传弟子慧思。慧思取大小乘中定（禅定）慧（义学）等法创立学说，意在定慧双修，因定发慧。北方僧徒不重义门，唯重坐禅，南方僧徒学风却正相反。慧思自以为贯通南北，实际却导致南北僧徒的反对。在北齐，为僧众所恶，五四八年，被僧众毒害，几乎死去。慧思避往南方，五五四年，被僧众下毒，死去又救活。隔了一年，很多僧徒又要害死他，他立誓要造《金字般若经》，广为众生讲说。第二年，众僧徒阻断檀越（施主）给慧思送饭，前后五十日，慧思令弟子出去乞食，得延生命。要杀害慧思的僧徒，当然都是有地位的名僧，他们为了自己的名利，甚至用杀害的手段来消灭论敌，什么慈悲无争不杀等训条证明全是为骗人而设，僧徒本人是不受限制的。

　　智觊是慧思弟子，是天台宗的创始人。他出身士族，父亲做梁钥益阳侯，梁元帝亡国，亲属离散，智颔深厌家狱（僧徒称人世为苦海、火宅、家狱），要求出家，由军阀王琳介绍为僧。陈朝时，投慧思门下，代慧思讲经，成为慧思的法嗣。他原来的社会地位很高，当了和尚，陈朝大臣很多是他的学徒，再没有人敢谋害他。在僧徒中他的声望愈来愈高，居住天台山，陈宣帝割始丰县租税给智��作养徒的费用。隋灭陈，隋文帝下诏问候，晋王杨广迎智凯为师。智��尊杨广为总持，杨广尊智��为智者。政治上的声势，使他成为富贵和尚。他造寺三十六所，曾说，我造的寺，栖霞、灵岩、天台、玉泉，乃天下四绝也。他又造大藏十五处，梅檀、金、铜、画像八十万躯，著书三十余卷，亲度僧一万四千人。他是天台宗派的创业人，也是耗损民财的大蠢虫。他的弟子灌顶记录师说凡百有余卷，有了书，天台宗有所依据了。天台宗以调和各派为宗旨，所谓一心三观，圆融三谛，就是调和的一种说法。至于什么是三观三谛，无非是些戏论。譬如它说，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这叫做三一无碍。大乘教否认外界事物的存在，硬说都是空幻，它举例说，明镜之光明即空，镜像即假，镜体即中，这都是莫明其妙的诡说，佛教却以为是至理妙言。谁误信这些精神反常的话头，谁就变成反常的神经病者。三观三谛以外，又有所谓五时八教的判教。佛经托名释迪“金口”所说，可是彼此矛盾，谁也不能贯通，有些僧徒用判教的方法，企图自圆其说，还企图抬高本宗派所奉的经是无上圣典，结果又是矛盾百出，愈判愈糊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总算勉强说成了一套。五时是释迹说教五十年，按照徒众接受的水平，分为五个时期。一为华严时，据说，释迦成道后，三七日间，为徒众讲《华严大经》，徒众根基浅薄，完全不能接受，改讲浅近易懂的教义。二为鹿野时（前后十二年），释迦居住在鹿野苑，说三藏教《阿含经》，即小乘教义。三为方等时（八年），劝徒众向往大乘，说《维摩》、《楞伽》、《金光明》等经，要小乘人耻小慕大，弹偏斥小。四般若时（二十二年）说《摩词（大）般若》、《金刚般若》等经，以空慧水（诸法皆空）淘汰洗涤大小各别的情执。五法华涅槃时（八年）释迦以为徒众机缘已熟，可以听微妙不可思议的妙法，说《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临死时，一日一夜说《涅槃经》，与《法华》同是最高的妙理。天台宗所依据的经典，主要是《法华经》，《法华》列在第五时，显然是想抬高本宗派的地位。八教是化仪四教与化法四教的总称。化仪有顿、渐、秘密、不定四种，化法有藏（小乘）、通、别、圆四种。《法华》《涅樊》在八教之上，乃是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之教，是圆满完全之教。说来说去，无非是宗派陋习的表现。

　　天台宗提倡止观，说是入涅槃之要门，止即是定，观即是慧，定慧双修，可以见佛性，入涅槃。修止的方法是把心系在鼻端或脐问（脐下一寸名丹田）等处，使粗乱的心静止下来。如果心不能静，则用观的方法。观有两种：一种垦对治观，如用不净观治淫欲，慈心观治瞋恚等。二是正观，观诸法无相，并是因缘所生，因缘无性，即是实相，先了所观之境一切皆空，能观之心自然不起。归根说来，是要人静坐息心，无思无虑，入半睡眠状态（入定），但又不是完全熟睡（这叫痴定），心中仍有观慧，即仍在做梦。试举智��遗嘱里所说老和尚转世的伙夫为例来看：某寺伙夫窃听说法，烧火时看火烧薪柴，心里想到生命无常，比火烧柴还快，蹲踞灶前，寂然入定，火灭锅冷，管事僧怕众僧挨饿，禀告上座。上座说，这是好事，不要触动他，等他自起。伙夫入定数日，才醒过来，到上座处说经过情形，愈说愈深奥。上座说，你刚才说的我都懂得，现在说的我不懂了，不必再说下去。上座问他颇知宿命么？伙夫说知道一些。上座问，你犯什么罪做贱人，又有什么福能速悟。伙夫答，我前世是此寺老辈僧的师父，年少辈的祖师，现在僧众所学，都是我前世讲给他们的教训。那时候有一客人来，我取寺中菜少许款待客人，没有偿还，死后因此受罚，来给众人执贱役。也因过去修行多年，所以觉悟较易。宿命罪福，其事如此。这是智颔说的后，他懂得什么是定，足见一般入定就是做梦的睡眠。做梦兼扯大谎，就是这个伙夫的入定。

　　智��应该说是精通大乘佛法的人，他讲即空即假即中的教义，自然头头是道，俨然成套。可是他对财产的重视，丝毫也不看作空假。他受到帝王的尊崇，获得大量布施，造三十六所寺，就是他的财产，他在遗嘱里谆谆告诫后人，必须爱护寺产，不可自私。他举例说，一个老和尚某次有私客，取少许寺菜款待客人，忘记赔补，死后被罚作贱人，在本寺中当伙夫（说明佛教思想的极端自私，处理事情的极端偏激）。又说他的同学照禅师，是慧思门下第一个学生，曾用寺盐一撮，以为数录极微，不以为意，后来忽然神经失常，看见三年内共欠寺盐数十斛（说明僧寺的重利盘剥），急得赶快卖掉所有衣物，偿还寺盐。他又举本人为例，凡出门行动，骑寺驴都按价偿还。这和张家庄李家庄的张大公李太公，积得一份产业，临死嘱咐子孙，千万保存遗产的心情并无区别。智��出家，因为“深厌家狱”，他为寺产而计较利害，不是出了家狱又入寺狱了么？口头上尽管谈空反有，实际行为总是执有反空，高僧与凡夫在财物爱好上观点是一致的，并无道俗之分。

　　（7）华严宗

　　《华严经》是龙树所造，龙树自称入龙宫读《华严经》，遂传于世，大竺僧人造谣说谎的胆量极大，龙树就是这种人的代表。东晋时译出六十卷，南北朝时很多人讲华严，传说北魏人刘谦之作《华严论》六百卷，此外作疏的人还不少。武则天时，又译梵本得八十卷。唐德宗时又译梵本得四十卷。可见华严一向是被人重视的经典。与智��同时的终南山僧杜顺，开创华严宗，著《华严法界观门》，是为华严宗的观法。弟子智俨，著《搜玄记》五卷，阐明本宗观法。智俨弟子法藏著书多种，俨然被认为华严宗大师，武则天命法藏开讲《华严经》，很得则天宠信。法藏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得到三品官的奖赏，死后赠鸿胪卿。他为唐中宗唐睿宗两个昏君授菩萨戒，得皇帝门师的地位，王公贵族都对他恭顺，声势极盛。唐中宗给他造五所大华严寺，华严宗与天台宗一样，依靠政治势力的资助才发达起来。他的三传弟子澄观，为唐德宗门师，被尊为教授和尚，诏授镇国大师称号，任天下大僧录，唐宪宗给他金印，赐僧统清凉国师之号，主持全国佛教。唐穆宗唐敬宗相继封澄观为大照国师。唐文宗加封为大统国师。华严宗有这样一个阔和尚，宗派自然发达，到了最高峰。澄观活了一百多岁，临死召集大弟子们传授秘诀说，你们“……勿迷陷邪心，勿固牢斗争（无争）……对镜（见物）无心，逢缘不动，你们就对得起我了。”意思是要弟子们勿固执一边，与人斗争，把事物看作虚幻不真，是非无动于心。《华严经》是一部大经，他讲得纯熟，著作丰富，又与人无争，不牵涉人间是非，得到帝王公卿的尊崇，秘诀就是如此。澄现有门徒一千，弟子宗密独得其秘传，宗密本是禅宗南宗僧人惟忠的学生，投拜澄观门下，被认为唯一的高徒。这时候皇帝已是唐武宗。唐武宗灭佛，华严宗一豚不振，不再有大规模的传授，足见它的发达，主要是靠政治上活动。

　　华严宗是依《华严经》谈法界缘起、事事无碍，以此为宗旨的宗派。杜顺提出三种观法，一是真空观，二为理事无碍观，三为周偏含容观，总意是在调和各宗派，企图贯通佛经诸矛盾，标榜事事无碍，以圆教自居，它和天台宗都看出天竺佛教思想的极端偏僻性，所以判各宗派为偏教。但佛教自释迹举四谛创教，怖生乐死，思想十分反常，偏僻已成定型，无可补救，大乘教主张一切皆空，万法唯心，否认客观事物的实有，这又是何等偏僻荒谬的思想。龙树提倡非空非有的中道，非空非有即非这非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实际还是一个空。所谓中道，仍是偏道。天台、华严两宗都想立圆教来救偏教，天台宗定慧双修（坐禅与读书求知识并重），圆融三谛（即空即假即中），只能救偏中之偏，无救于根本之偏。华严宗讲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所谓理事无碍，理即真如（真理），事即万事万物。事物生灭变化，都不离真如，故真如即万法（事物），万法即真如，真如与万法，无碍融通。譬如水与波互相融通，无碍一体，是名理事无碍法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同是人，但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理恰恰有害于被剥削阶级，怎能以水波一体为喻互相融通？自然界事物各有它们的特殊规律，怎能互相融通？所谓事事无碍，以为万法中之一一事事物物即真如，即事事物物皆真如法性，虽一微尘，亦悉具足真如之理性，故事事互不相碍，一即多，多即一，举一则一切随之，主伴具足，重重无尽，恰如波波，互相融即，一体一性，无障无碍。是名事事无碍法界。这里把事物和真如（理性）都看作完全抽象的东西，可是事物都各有自己具体的特殊的规律，不能无条件地相即相融。华严宗有以为诸佛与众生交彻，净土与秽土熔融，法法皆彼此互相，相即相入，无碍熔融。尽管它有这一套讲法，但不能与其他宗派无碍融通，甚至对自称圆教的天台宗，华严宗也并不和它熔融无碍。佛教不论是偏是圆，总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

　　这里摘引《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一小段作例，说明它讲的道理是十足的诡辩和遁辞：问真如是有耶？答不也，随缘故。问真如是无那？答不也，不变故。问亦有亦无那？答不也，无二性故。问非有非无那？答不也，具德故。又问有耶？答不也，不变故。问无耶？答不也，随缘故。又问有那？答不也，离所谓故，又问有耶？答不也，空真如故。问无那？答不也，不空真如故。问亦有亦无那？答不也，离相违故。问非有非无耶？答不也，离戏论故。又问有耶？答不也，离妄念故。问无耶？答不也，圣智行处故。这真是可憎的诡辩，问答了一大堆，真如的有无始终不明，这一堆问答全是废料，全是空头把戏。

　　天台华严两宗，都自称圆教，不同于天竺传来各宗派的偏教。但是，佛教本身就是矛盾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大杂拌，这两个圆教要自圆其说，不得不求助于莫知其意的诡辩和支离烦琐的义疏，愈说愈不圆，与偏教比较，未见其圆，只见其不离于偏，所以推翻佛和一切经论的禅宗南宗一出现，偏教与圆教同样走上被人遗弃的一条道路。

　　佛教（各宗派包括下节所说的禅宗）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当然，根本是谬误的。不过，它也接触到某些真理，它那种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又总是把这些真理推到极端偏僻的方面去，做出荒唐的论断。譬如说，因果律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是存在的，佛教却说成因果报应，妄谈罪福，诱人昏迷，佛教的骗术，基本上就是因果报应。又如世界上事物都是在变化，古希腊哲学家已经看到万物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万物是在流动和不断变化，是在产生和消灭；世界是由彼此斗争的对立面组成的。佛教对此有一定认识，却说成生命无常，产生极端厌世的思想，愿求无生法，以住涅槃（死）为至乐，真是偏僻出奇的怪想。佛教也看出斗争的存在，却强调无争，认为争是烦恼的根源，必须无争才能得道。又如世界上一切现象部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一有执着，便不合事物运动的实际。佛教也有一定的认识，强调无著、破执，说是要“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破人我执、法执的结果是一切皆空，否认所有客观实在的事物。又如分析是认识事物的必要方法，佛教却利用分析法作为否认物质存在的手段。它用极其烦琐细碎的分类法，将所谓我与宇宙，如剥蕉叶，一一剥落，妄图说明实物只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暂时的偶然的积聚而已，并无实我，亦无实宇宙。又如世界上任何一个现象，都不是彼此隔离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佛教对这些规律也有一定认识，却说成缘起（亦曰缘生），以为一切事物都由无明（愚、痴、惑）而生，《缘起圣道经》有这样一段怪论，说：“无明灭故，行即随灭；由行灭故，识亦随灭；由识灭故，名色随灭；……由有灭故，生亦随灭；由生灭故，老死愁叹忧苦扰恼皆亦随灭，如是永灭纯大苦聚”。龙树《中论》说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佛教以寂灭为终极目的，即使偶有所见，结论都引到谬误上去。佛是一种宗教，既是宗教就永远与真理背道而驰，只能做蠢国殃民的事，这里摘引晚唐文士杜牧所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借以说明佛教罪恶的一斑。杜牧说：“佛经说人死后，阴府就收死人的灵魂，考校他一生的行为加以罪福。受罪的刑狱皆极怪险，非人世所有。凡是生平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错误，都将入狱受罪。尤其惺险的是狱广大有千百万亿里，遍地大火焚烧，狱中人一日间凡千万次死去活来，接连亿万世无有间断，名为无间地狱或阿鼻地狱。”地狱刑罚的无比残虐，正反映佛教思想的极端恶毒和天竺社会阶级压迫制度的极端野蛮。统治阶级稍微采用一点阴问刑法，就成极大的暴君民贼，被统治阶级就无法活下去。杜牧又说：“佛寺夹殿上和走廊上，都画地狱情状，人初次看到，无不毛骨悚然，心神骇惧。佛经又说，我国（天竺）有阿阇世王，杀父篡位，依法当入无间狱，但阿阇世能求事佛，后生为天人，况其他罪！只要能事佛，就可免罪得福。世人误信谬说，做尽坏事以后，自知有罪，就捐出一些财物，奉佛以求救。过了若干时日，说，我罪不小，富贵如所求，足见佛能灭吾罪又能赐我福。有罪罪灭，无福福生，人之常情无非是避祸求福，现在权归于佛，买福卖罪，似乎拿着文契，当面交易。有些穷人穷到幼子啼号，不能给一饼，偶有百钱，却必召一僧吃斋，希望得佛助，有一无获福。这样下去，全国到处是寺是僧，不足为怪了。造寺惟恐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奇瑰怪，无有人力可及而不为者。”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文宗本想废佛，因佛教势力强大（僧徒与宦官勾结），不能发动。唐武宗继位，发怒说，使我民穷困的是佛。下诏废佛，光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李德裕《贺废毁诸寺德音表》作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几达十万人。会昌五年（八四五年），规定西京留四寺，留僧十人（当是每一寺留十人），东京留二寺，天下所有节度观察所治州三十四处得留一寺，留僧照西京例。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有寺。派遣御史四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御史乘驿马还没有出关，天下寺连屋基都已经挖掉，足证佛寺恶贯满盈，民众对佛寺憎恶已极。凡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四千六百余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百人（李《表》作还俗僧尼并奴婢共约四十一万余人），释放奴婢十五万人，良人被奴役的比僧尼加倍，约五十余万人（例如禅宗南宗始祖慧能投寺出家，被派为舂米行者）。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杜牧及《会昌拆寺制》均作数千万顷，孪《表》作数千顷，疑是数十万顷）。奴婢每人给田百亩，编入农籍，其余被霸占的民财，一概没收充公。一个寺里管事僧（统治僧）不过数人。以不空遗嘱为例，有资格在遗嘱上署名的只有宜岁、典座、都维那、寺主、上座连不空本人共六名，假如一寺统治者六人，四千六百寺共二万七千六百人，这部分人占有奴婢十五万人，一个统治僧平均有奴婢五六人，再加被奴役的良人（农奴）五十余万人，一个统治僧占有奴婢和农奴在二十人以上。显然，佛寺是行施大骗局的机关，所有奴婢。（例如梁武帝投佛寺为奴，算是功德）、行者（农叹）财产都是骗来或霸占来的。它又是大批寄生动物（统治僧）的养育场，这个养育场保存并发展着奴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从天竺移植过来的落后制度，在中国借宗教迷信的力量，大大发达起来了。

第二节 禅宗——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

　　佛教是设计极巧的一套大骗术，东汉以前，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样狡诈的大骗子，中国思想界无论在理论上经验上都缺乏有效的反对势力。自从佛教传来以后，它的神不灭说、因果报应说、以及有关天上人间，唯我独尊的无数神话，把人们催眠成昏迷状态，理智丧尽，贪欲炽盛，厌弃现世，或者贪得无厌，一心求来世更大的福报。上层僧徒过着安富尊荣的寄生动物生活，是剥削阶级里从外国搬来的一个新剥削阶层。唐德宗时杨炎奏称，“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官与僧同是富家子弟的两条出路，这种僧自然是上层僧徒，有些可以得到大富大贵的地位。孙樵《复佛寺奏》说，“若群髡（音坤kūn僧徒）者所饱必稻粱，所衣必锦縠，居则邃宇，出则肥马，是则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凳，武皇帝（唐武宗）元年（八四一年），籍天下群尧凡十七万夫，以十家给一髡，是编民百七十万困于群髡矣。”会昌五年唐武宗灭佛，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人，本年全国户口帐为四百九十五万余户，按十户养一僧计算，是全国受僧害的民户在半数以上。辛替否《谏（唐中宗）兴佛寺奏》里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并非夸大之语。佛教无疑是社会的大祸害。

　　自东晋到唐初掸宗南宗兴起以前，中国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战胜佛教，反对佛教大抵有三个力量。一是朝廷与佛教发生利害冲突，因而用政治手段废除佛教。二是道教与佛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三是儒家礼教排斥异端。佛教增多一个僧徒，即朝廷损失一个丁男的赋役，凡是多少有一些政治头脑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总要感到佛教是侵夺人口的无底巨壑，还有一种威胁，即佛教从思想上俘虏中国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与天竺佛徒同化，甚至自称为佛子释种，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寺院有自己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装（僧兵），有自己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或佛刹（土）。佛国愈多，对当时政治统一的威胁愈大。朝廷废除佛教，拆毁寺院，是有理由的，佛教徒进行各种方式的敌对活动，总是突破朝廷的一切措施，求得自己发达的机会，以所谓空寂无争为教义的佛教，反抗朝廷的斗争是很坚决的，因为僧徒要保持寄生动物的生活，必然全力护卫自己的佛国。

　　佛道两教，向来佛教居首位。唐太宗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六三七年（贞观十一年）下敕规定道先佛后，佛徒大不满意，纷纷到阙下上表反对道士位在僧尼之上。唐太宗使人宣旨说，法令久已施行，不伏者当受杖责。老年僧徒怕受杖，相顾退避。一个壮年僧徒声言不伏此理，结果挨了一顿棒，习惯于寄生生活的僧徒，一顿棒就活不成，这个壮年僧徒病死了。唐朝廷要尊祖，先道后佛，本无不可，佛徒法琳面对唐太宗说，陛下之李出鲜卑拓跋达阇，与陇西之李无关，劝唐大宗自认是阴山贵种的子孙，不要承认老聃的李姓，因老聃是牧母所生。这是多么卑劣的思想。僧徒都无耻地自以为是释迦贵种，不能展居道后，誓死要力争首位，这是甘心做天竺僧奴仆的心理，给奴仆吃一顿棒是应该的。府高祖时，太史令傅奕上书主张减少寺塔，废僧尼，指出佛教流弊十一条。佛徒法琳作《破邪论》《辩正论》，狂骂傅奕，为佛教辩护，呶呶不休。表现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奴仆而是盛气凌人的豪奴恶仆，以法琳为代表的僧徒，中国人的气味已经消失得不留丝毫了。唐太宗对待这个豪奴恶仆很合理，敕法琳说，你著的《辩正论·信毁交报篇》里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大去念观音，到期试刀，看是否不伤。法琳的而论都是用大量谣言谎话构成的虚头把戏，最怕的是实验，这一下真难倒了法琳，他在狱中迫切哀求佛菩萨显灵保佑，当然哀求不出什么来。七日期满，法琳苦思救命之计，忽然想得一计，当敕使来问刑期已到，你念观音有灵否？法琳答，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唐太宗使人问，诏书令你念观音，为什么不念，却说只念陛下。法琳答，陛下功德巍巍，照经典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说了一大套谄谀奉迎的话，豪奴的骄气黯然消失。唐太宗免法琳死罪，流放到远州僧寺，法琳在路上病死。佛奴仗佛势，令他拿出佛的实据来，所有奴仆的虚骄气，自然不打自消。对付佛教以及对付一切宗教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听空言，要求实据。

　　凡是天竺传来的宗派，都自以为圣法如此，丝毫不容变通，属于本宗派的中国僧徒，也盲目顺从，甘心作天竺僧徒的奴仆，大僧如玄类义净等人，都不免有奴仆相，更不用说其他憎徒了。陈隋间中国佛徒成立半自立的宗派：天台与华严两宗，都标榜圆教，斥其他宗派为偏教。这两个所谓圆教，一方面企图调和佛教各宗派，另方面也企图与中国的反对派别谋调和，天台宗与道教接近，华严宗与儒学接近，两个所谓圆教的产生，自然是道儒与佛教长期斗争的结果。天台宗有修习止观坐禅除病法，与道教相似。智觊《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杂说》：“脐下一寸名优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又说，“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病。何等六种气？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颂曰：心配属呵肾属吹，脾呼肺刚圣皆知，肝藏热来嘘字至，三焦垂处但言嘻。”又说“十二种息（呼吸）能治众患，一上息；二下息：三满息；四焦息：五增长息；六灭坏息；七暖息；八冷息，九冲息；十持息；十一和息；十二补息”。守丹田属于止，六气十二息属于观，归根不外止观二法。天台宗也谈不死之药，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杂录》说，“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大阴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道士炼丹，佛徒也谈炼丹，佛徒坐禅调息，道士也谈静坐炼气，在这些方面佛道圆通了。

　　儒家礼教向来是统治阶级维持政权的基本工具，任何佞佛的帝王，礼法刑政总得依据儒家，凡明经进士两科出身的官吏，多半算是儒家中人，他们谋富贵的主要途径——仕途，不愁僧徒来夺取，因之儒佛间的冲突比佛道两教间要和缓些。不过，儒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对父母的关系有极大距离。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始于事亲，中干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儒家谈孝道，深入人心，谁敢倡异议，必然要受到谴责。佛教却别有说法，佛书说，“识体（灵魂）轮回，六趣（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一欲界——上为六欲天，中为人世，下为地狱。二色界——在六欲天之上的天。三无色界——在色界之上的天，守五戒的人转主人间，行十善的人死后生天上为天人）孰辨怨亲”。又说，“无明覆慧眼，来往生死中，往来多所作，更互为父子，怨（仇人）数为知识（朋友），知识数为怨。是以沙门均庶类于天属，等禽气（一切动物）于己亲，行普正之心，等普亲之意”，照这种怪说，禽兽虫蚁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现在的父母，可能来世是自己的子孙，佛教的怪谬思想，儒家和受儒学影响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佛徒自知弱点所在，不得不向儒家让步。强调《智度论》所说，净饭王死，佛亲自执绳床一脚，舁尸体到火葬场，表示一切众生应该报生养之恩，法琳《辨正论》对道教怒目狂骂，对儒家也多有微辞，独表扬释迦舁父尸是孝子，说“孝敬表仪，兹亦备矣”，唯恐受不孝的责备。唐后期华严宗兼禅宗僧人宗密作《佛说孟兰盆经疏》，序里说“始于混饨，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这些话虽出于佛徒之口，可以说与儒生无甚区别。不过佛徒行孝的方法与儒不同。宗密说，“应孝子之恳诚，救二亲之苦厄，酬吴天恩德，其唯盂兰盆之教焉。”归根还是荒唐的因果报应。宗密作《华严原人论》，承认释迦、孔、老都是至圣，与法琳说释迦是大圣，孔、老是小圣，说法也不同。佛徒不敢用天竺怪说反对孝道，儒生才有调和的借口。柳宗元《送僧浚归淮南序》说，“金仙氏（佛）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又《送如海弟子浩初序》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又说“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退之（韩愈）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若是，虽吾亦不乐也”。又《送文畅序》说“上人之往也，将统合儒释”，又《送元暠序》说“释之书有大报恩七篇，咸言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訑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柳宗元主张调和儒释，调和的根据是孝敬和与《易》、《论语》合。与儒合的佛徒不是那些照天竺原样搬来的各宗派而是中国化的佛教。

　　朝廷反佛的力量，表面上打击力很重，但接着便是佛教更大的发达。王通得出这个经验，在《中说》里说，“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北魏太武帝）、建德（北周武帝）之事，适足椎波助澜，纵风止燎耳”。反佛以后，反而佛教大盛，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因为佛教兴盛的社会基础，即阶级压迫并没有什么改变，而统治者之间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隋文帝给智��诏书里说，“往者周武毁弃佛法，朕曾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及受命于天，遂即兴复”。一个皇帝反佛，另一个谋篡夺的野心家，对佛许下弥天大愿，求佛保佑。又灭佛的皇帝，一般是不久即死，因为灭佛多信道，信道必吃长生药，吃药必死，野心家得以减少篡夺的阻力。及篡夺成功，以为佛真有灵，不吝重价还愿，反佛以后，佛教大兴，原因在此。

　　拥护佛教的力量比反对佛教的力量大，封建时代要消除这个蠹国殃民的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北周武帝灭佛就是一个例证。周武帝灭北齐，召集齐境大僧五百余人到宫中，宣布废佛教，令僧徒还俗，并允许僧众辩论。一个名叫慧远的僧徒，与周武帝往返辩驳，最后理屈辞穷，拿出所谓阿鼻地狱这个法宝来恐吓论敌。周武帝灭佛坚决，回答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愿意受地狱之苦。僧徒的法宝失效，只好俯首服从法令。又一个僧徒任道琳上表要求辩论，周武帝召到御座前，令任道琳尽量提出兴佛教的理由，周武帝一一据理驳回。任道琳理屈，愿同义学僧（有学问的僧人）十人人通道观学道教。佛教是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当统治者根据当时需要，觉得放弃这种工具更为有利时，便失去骗人的力量。阿鼻地狱这个吓人法宝，有理智的人听来无非是一种玩笑，根本不值一听，在僧徒听到法宝失效，却似天崩地拆，真是一切皆空了，还有什么别的可说。佛教的道理与地狱都被周武帝驳倒，因此佛教徒都觉得佛经所说佛死后一千五百年佛法将灭的预言得到证明，末日已到，大部分僧徒遵令还俗，也有个别僧徒为佛教办后事。例如三阶教的创立，及刻石板经，都是佛教作灭亡的准备，原来早在北魂孝文帝时期，魏国政治已趋向衰朽，社会腐败势力（佛教是其中之一）愈益上升，最后招致大乱以至亡国。北齐政权主要依靠内徙鲜卑的支持，基础薄弱，尤其需要佛教的助力。北魏孝文帝以后，朝廷及鲜卑贵族，一向求助于佛教，任其无限制地发达起来。北齐更大力推行佛教，僧徒增至二三百万人，北齐因此亡国（当然还有其他亡国原因，崇佛却是主要原因）。智��给晋王杨广书里说，“从前北齐某帝，见负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愿去。齐主叹曰，人皆有妻子之爱，谁肯孤房独宿，瞪视四壁，自弃在山林”。这是富贵人的说法，事实上贫贱人出家，仍受寺院上层僧徒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来自天竺奴隶制的，非常惨酷。只要看普通僧徒生病，寺院不给予治疗，却给饮龙汤，促使速死，寺院的残酷可见一斑。三阶教经书里说，“我教法中，恶法渐兴。实非沙门，自称沙门，破戒比丘，处处充满，为利养故，不修道德，身被法服，经理俗务，市肆贩卖，涉路往来，或复营农，贮积粜籴，或复商贾求利，或作种种工巧之业。托附俗官，为动弦管，并共棋博，或行媒媾，令彼欢喜。或假他势力，侵削道俗，所得财物，分与俗官。”这里说的种种谋利之事，经营农工商各业，被剥削被奴役的对象，首先自然是寺院内下层的普通僧徒。当时天竺奴隶制式样的寺院剥削比鲜卑更凶残，所以负炭兵宁愿辛苦憔悴，不愿出家作僧徒，什么孤房独宿，瞪视四壁，下层僧徒所受痛苦，何尝只是这些。佛教内部极端腐朽，早已是打倒的对象，北魏流行的假经如《小法灭尽经》，《佛说法灭尽经》，《五浊恶世经》，都是宣布佛教罪恶，末日已到的流行书籍。外部又有儒与道教的攻击，周武帝灭佛收效极速，因为他代表着社会的反佛趋势。但是，周武帝死后佛教又大发达起来。剥削阶级需要宗教，佛教尤其适合剥削者的爱好，因此，灭佛以后必有各种护法者出现，让佛教再兴。不消灭社会的剥削制度，佛教和其他宗教只能暂时受挫，要它们根本消灭是不可能的。

　　三阶教创始人名叫信行，在周武帝灭佛后，采取佛经中最野蛮最欺诈的部分，摘录成一本书名叫《三阶集录》，书凡二十六卷，又采录《三阶佛法》四卷。所谓三阶，就是分人为贤、愚、中庸三等（阶），用普通佛法教化他们。这叫做“只合行普，不合行别”（别是各宗派各有所尊奉），三阶教徒以苦行忍辱为宗旨，每天只吃一顿乞求来的饭，吃寺院的饭算是不合法。在路上行走，见人不论男女一概礼拜，竭力提倡布施，《决罪福经》说，“大福皆用货财，乃得成耳。夫布施者，今现在世有十倍报，后世受时有亿倍报，不可计数，我常但说万倍报者，略少说耳。恐人不信，少说。”《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说“成佛皆因旷劫行檀布施，济救穷贫困厄众生，十方诸佛亦从布施而得成佛”。三阶教徒以身作则，死后置尸体在尸陀林（弃尸体的荒林），供鸟兽食，叫做以身布施，求无上道。愚人惊异，以为信行得了什么道，相率信奉三阶教。隋初，仆射高颎邀请信行到京都，聚徒众愈多，立五个寺来容纳徒众。三阶教创立无尽藏，积聚钱帛，分为三份，一份供天下修缮寺塔之用，一份施给天下一切老病贫穷悲田（穷人）乞人，一份供自由使用。三阶教反对净土宗提倡的念佛三昧，主张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又不许入寺，不许吃僧食，说一切佛像是泥龛，不须恭敬，一切众生是真佛，所以要恭敬。北方通行净土宗，贵族官吏刻剥民财，盛造佛寺，上层偕徒享受极其优厚，三阶教主张一切出家人，悉行少欲知足之行，俱不供养舍利，不礼塔庙，连一拜舍利塔庙也不许。

　　劳动群众一方面不免受佛教诱骗，但主要的是仇恨佛教。五一五年，北魏冀州沙门法庆聚众起兵，专毁寺庙，斩僧尼，法庆利用民愤来发动战事，足见佛教早为广大民众所唾弃。三阶教的一些主张，是想在民愤大爆发以前和以后，有所和缓和补救。无尽藏积聚钱物，准备补修被拆毁的寺庙。劳苦群众是铲除社会上一切秽恶的实在力量，三阶教人说一切众生是真佛身，合安在好妙处，自身（僧徒）既在好房舍，佛（众生）在下恶处，岂成平等？这是三阶教人说些空话来欺骗劳苦群众。净土宗盛修佛像，三阶教说是泥龛。佛徒自称应该享受，理由是佛犹如国王，僧犹如王子堪受国王的福荫，堪受如来的荫庇。又佛犹如父母，念佛人犹如儿女合得父母饭食衣服床榻卧具，这无非是僧徒给自己作无耻的辩护。三阶教看出僧徒必有一天受到惩罚，为逃避惩罚，因此说不得坐僧床，不得吃僧食，借以自别于一般僧徒。佛徒称说现在住持好处所，来生得生好国土，得证菩提，所以僧应该住持寺，也应该入寺舍好处。三阶教说僧徒不该住寺，甚至不许入寺。三阶教说菩萨不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官长，这也是矫一般佛徒奔走权门借势害民的弊病。总之，三阶教的教义，在佛教看来是反常，是异端。这种异端能够产生并盛行，说明有些佛徒自知恶贯满盈，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隋文帝大兴佛教，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专办后事的教派，开皇二十年，下令禁止。可是，佛徒不敢相信本教可以久存，还是尊信三阶教，分本寺房屋，让三阶教徒居住。唐高祖唐太宗都崇道抑佛，愚顽的智实受杖，法琳在狱中念观音不灵，佛徒愈觉末日不远。一个佛徒说，自从周武灭法，佛菩萨都回到西方去了，就是说佛菩萨部骗不了人了。迷信的人为了护法，尽量布施，无尽藏接受钱帛金玉，数量多到无法计算。施舍人往往车载钱帛，交给无尽藏僧人，不告姓名而去，武则天兴佛教，屡次禁止三阶教，没收无尽藏钱帛。唐玄宗开元元年，下令灭三阶教，所有钱帛分给京城诸寺。开元十三年，令诸寺收回分给三阶教的房屋，众僧不得别住，《三阶集录》不得编入佛书目录，如纲维（寺主等掌权人）放任三阶教徒私自传教诱人，发觉后勒令纲维还俗。尽管唐玄宗再三严禁，三阶教还是互相勾结，朋援繁多，在佛教极盛的唐朝，佛徒做贼心虚，总感觉末日的将到。这种对佛教施加压力的来源，可以说是汉族传统文化通过儒家学派的复兴，渐次夺回精神界被天竺文化占去的阵地。

　　佛教办的另一件后事，是隋炀帝大业年间，僧徒静琬在房山的石经山开始刻石板经，藏石窟中，准备佛法完全消灭后，依靠这些石板保存佛教，静琬前后刻经三十年，石板藏满七窟。他死后，他的弟子们相继刻石。辽、金、元、明各代，还有人当作修功德，继续补刻。窟中所藏和埋在地下的石板共有八千块以上。隋文帝大兴佛教以后，静琬还不敢有佛教不灭的信心，加紧刻石以备法灭，可见鲜卑统治结束，外来宗教失去依恃，周武帝灭佛，声称“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对佛教无异宣布死刑。法琳要唐太宗自认是鲜卑人，也是企图胡人事胡神，而这一企图恰恰犯了唐太宗的忌讳。汉人建立的朝廷，必须承认儒学是正教，要维持封建统治，从经验里也证明儒比佛、道是较好的工具。儒学有两个要点，一是辨别华夷，二是强调忠孝。这两点，佛教在答辩上想说出理由是极困难的。封建统治者在国为君，在家为父，臣子服从君父，是维持封建秩序的根本所在。儒家学派坚执这两点，所以任何佞佛的帝王，例如梁武帝，也不能彻底废儒。形式上儒的地位比佛道低，实际是相反，儒拥有较大的潜在力。

　　佛教各宗派，都偏奉一经以立法门，如天台宗奉《法华经》，华严宗奉《华严经》。佛经出发点无非是苦空二字，所说不能不是一偏之见。宗派的成立，表示执持偏见，顽固不化。各宗派的大师，都想解释所尊奉的经典，求其通达。原来佛经以文辞琐碎烦杂、义旨暗昧难明为其特征，中国僧徒继承两汉今文经学的章句之学。解释佛经，愈讲愈难通，愈难通愈讲，恶性循环，经疏愈积愈臃肿，学徒愈学愈迷惑。义净《南海寄归年法传》有一段话，说佛学流弊，他说，“讲说撰录之家，遂乃章钞繁杂……上流之伍，苍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宁就。律本自然落漠，读疏遂至终身，师弟相承，用为成则。论章段则科而更科，述结罪则句而还句。……又凡是制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岂得故为密语，而更作解嘲”。义净所说隋唐佛学，很象两汉今文经学。两汉今文章句之学，流弊也是极其烦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结果是“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尽管朝廷在上提倡，今文经学总不免趋于衰亡。魏晋玄学兴起，攻击儒经，两汉四百年作为利禄之途的大量章句，一字不留地消灭了。任何一种学术，如果出现烦琐的解释，说明这种学术已无新的境界可辟，随之而来的只能是衰落或灭亡。隋唐佛徒作了大量烦琐的义疏，表示佛学达到极盛的境界，同时也表示接近衰亡，代烦琐学派而兴起的总是简易的学派，禅宗就是佛教里比较简易的学派。特别是禅宗南宗，尤为简易，离开文句，抛弃经典，也能一旦贯通，得大师称号。格守佛教烦苛的戒律，死抱白首宁就的义疏的僧徒，苦于前途渺茫，忽见禅宗南宗，正如魏晋某些士人放弃章句改谈玄学一样，从烦琐的戒律和义疏中解脱出来，自觉境界一新，精神得到自由。所以禅宗南宗一出，佛教各宗派为之风靡，许多僧徒愿意接近南宗以求精神界的出路。

　　魏晋玄学谈无，佛教大乘谈空，无与空是可以合流的。玄学是唯心主义哲学，佛教是发展得更高度的唯心主义哲学，当然又可以合流。玄学家发挥庄周的消极厌世思想，与佛教苦空完全一致。魏晋玄学家以旷达放荡纯任自然为风尚，蔑视礼法，这和禅宗都是统治阶级里面的放荡派。玄学家是高级士族，社会地位稳固，敢于肆无忌惮。禅宗僧徒没有这样的地位，必须依靠佛教的名义才能实行放荡，所以，禅宗是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主要是庄周的思想）其实。禅宗思想，是魏晋玄学的再现，至少是受玄学的甚深影响。玄学与禅宗在思想上都是反动的，但玄学冲击儒家的奴仆礼法之士，禅宗冲击天竺佛教奴仆各宗派的死守者，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又都起着一些积极的作用，值得赞扬。佛教认为人在前生都是有大小不等的罪过，这实际是性恶论，和儒家正统派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性善论正相矛盾，禅宗南宗改为性善论，以为狗子也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在人性的基本问题上与儒家一致了。按照轮回说，佛教认为当前的禽兽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所以孝父母是无意义的事。与儒家孝悌为人之本的伦理学说如水火之不能相容。自从佛徒制造出不少讲孝的佛经，强调孝是成佛的根本，而且实行三年之丧，在唐朝，儒佛对孝的分歧，至少形式上得到一致。禅宗南宗废弃天竺传来的戒律和经典，更增加了儒佛求得一致的可能。中国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思想来源不外道儒两家的学说，既然道家（不是道教）、儒家与佛教（主要是掸宗南宗）思想上基本取得一致，那末，经过改造（宣传孝道）的佛教特别是禅宗南宗成为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也就不容置疑了。攻佛最坚决的韩愈，在潮州（广东潮安县）与大颠禅师往来，认为“颇聪明识道理”。所谓道理，当然是儒家的道理，佛徒谈儒道，自然是颇为聪明。这些，正好说明禅宗南宗是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唐朝佛教中国化，即佛教玄学化，这是化的第一步。禅宗僧徒所作语录，除去佛徒必须的门面话，思想与儒学几乎少有区别（特别是两宋禅僧如此），佛教儒学化，是化的第二步。禅宗兴而其他各宗派都基本上消灭。禅宗获胜的原因，主要是自立宗旨，不依傍他人，放弃天竺佛教传来的奴仆面目，装上中国士大夫常见的普通相貌。这样，外来宗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得到统治阶级的容纳，作为统治的辅助工具之一，与儒、道并存。

　　禅，梵语禅那，意为坐禅或静虑。僧徒一般都得坐禅，天台宗所倡的止观，也就是禅的一种。自从鸠摩罗什译出《禅法要解》等书，禅学始成专业。罗什弟子竺道生，用玄学解释佛理，已含有唐朝禅宗思想的要旨。佛教在南朝重义学（讲义理），在北朝重禅学（坐禅），因之，禅宗得在北方建立起基础来。

　　南天竺人菩提达磨，自称是天竺禅宗的第二十八祖，梁武帝时，从海道来到中国。达磨不合南朝重义学的学风，转到北方传播他的禅学。达磨的禅学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所谓见性成佛，意思是觉悟到自心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如此修证，是最上乘禅。达磨教人首先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壁观，要人心安静象墙壁那样坚定不移。其次是发行，即一报冤行（逢苦不忧），二随缘行（得乐不喜），三无所求行（有求皆苦，无求即乐），四称法行（法指空无之理，称法而行，即无心而行）。达磨说法虽说离言说相，离文字相，但仍以《楞伽经》为依据，所谓安心发行，都是逐步深入的修行法，所以达磨所传的法，实际就是渐修法。《楞伽师资记》说达磨所说有《达磨论》一卷，又有《释楞伽经要义》一卷，亦名《达磨论》。达磨和天竺其他僧徒一样，跑到中国来，企图成立他的楞伽宗。他故意做出一套神秘的姿态，自称他的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迪牟尼起，历代师弟以心传心，不立语言文字，到他已经二十八代了。他带了一件棉布袈裟来，说是历代传法的凭证。这些都是无从查考的妄说，不少奴仆却被他俘获了。其中有一个“博通群书，尤善老庄”，名叫慧可的僧徒，达磨认为堪充法嗣，要他表示为法舍身命的决心。慧可自己斩断一臂以表诚恳（一说被盗斩去一臂，这个盗可能是争夺法嗣的同学），达磨才把那件袈裟付给慧可。如果真有这件事，可见禅宗开始时，也带有天竺秘密传授的邪气。到了第三传僧粲（隋时人），作《信心铭》一篇，含有明显的玄学思想，它的总结是“至道无难，唯嫌简择”，与庄子《齐物论》的说法相通。禅学与玄学进一步地结合起来了。第五传弘忍，住黄梅县（湖北黄梅县）双峰山，门徒多至千人以上。据说，他的本领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这和庄周思想更接近了。

　　弘忍门徒中，神秀早为上座并为教授师，一日，弘忍宣称要选择法嗣，令门人各书所见，写成一个偈，让弘忍挑选。门人都推崇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间在壁上写了一个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见偈，唤神秀来，说你作此偈，只到门前，还未入门。你回去思考，再作一个来，如入得门，我付法衣给你。神秀回房苦思数日，作不得新偈。一个舂米行者（未剃发，在寺服役的人）慧能，不识文字，请人代写一个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又作一偈说：“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静，何处染尘埃”，从空无的观点看来，慧能的空无观比神秀较为彻底，因此，弘忍选定慧能为嗣法人，秘密给他讲《金刚经》，教他带着袈裟急速逃回新州（广东新兴县）原籍。一件袈裟从神秀手边突然失去，当然不肯忍让。从此，禅宗分南北两宗，慧能在岭南传顿教，被称为南宗，神秀在北方传渐教，被称为北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袈裟，徒众又盛，门徒之一的神会，冒险到北方争夺正宗地位，最后南宗的正宗地位得到公认。实际上渐教是禅宗的正宗，达磨以下五代，都不曾提顿悟得法之说，神秀所写那个偈，弘忍本已承认它的嗣法资格，不料突然出现慧能两偈，比神秀说得深切，弘忍临时改选慧能为法嗣，授与传法袈裟，并给他秘密讲授《金刚般若经》。禅宗顿教，慧能是创始人。他的始祖实际是庄周，达磨不算是始祖。达磨依据的是《楞伽经》，弘忍弟于玄赜撰《楞伽入法志》，玄赜弟子净觉撰《楞伽师资记》，推南朝宋时中天竺人求那跋陀罗为第一代，达磨为第二代，弘忍门下神秀、玄赜、慧安三人为第七代，这七代人都奉《楞伽经》作立论的依据，以后排挤北宗出禅宗正统，纯是宗派斗争南宗获胜的结果。南宗所提倡的所谓顿悟，也无非是僧徒故作神奇，借以骗人的一种手法，其实慧能何曾有顿悟，他的父亲卢行瑫，唐初被贬官，流窜到新州为百姓，生慧能后三年死去，母寡居，慧能稍长，卖柴养母。不待言，这种穷苦绝望的生活，使他产生厌弃世间另求出路的想望。他偶在市上听店铺里有人诵《金刚般若经》，慧能问那里学来此经。诵经人答，弘忍禅师劝人读此经，说即得见性成佛。慧能认为找到出路，在当时普遍崇信佛教的环境里，只要留心，听些佛教教义，是不难的。唐高宗咸亨年间，他听女尼刘氏读《涅槃经》，已能讲解经义，后来又到乐昌县，依附智远禅师，谈论禅理，智远承认他理解非凡，劝到弘忍处求印证去。慧能第一次答弘忍问，表示“唯求作佛”，足见他为作佛探索了好多年。在弘忍处作舂米工役，王维《能禅师碑铭》说他听弘忍讲法，默然受教。因为他不识文字，一般人却总以为知识必须从文字书本中求得，感到慧能突然作偈，非顿悟不可，其实慧能早就对刘氏尼说过，“诸佛理论，若取文字，非佛意也”。穷苦生活迫得他求作佛，经过多年听受和思考，揣摩一切皆空的所谓佛意。如果他作偈叫做顿悟的话，那也只能说由渐悟积而成顿，并非无端忽然能作偈。佛教徒专爱造谣骗人，哄然相传，似乎真有所谓见性成佛的顿门，慧能一派徒众也伊然以顿门自负，这就使得人人可以自称为佛，天竺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举目可见的平常人，这对破坏佛教起着重大的作用。南宗的信仰者，敢于说佛不在外，在我心中，我即是佛。《金刚般若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南宗人想成佛，尽力扫相，佛即是诸相之一，扫相必然要扫佛，如果说南宗在历史上有所贡献，就在扫佛这一点上。

　　慧能的弟子们记录师说，成《坛经》一卷。《坛经》是南宗传法的经典，它教人“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人练成这样有呼吸的死尸，就算得了大道。但是人接触事物，不可免地要表示赞成或反对，禅宗却以无是无非为大道，以一切善恶都无思量，心体堪寂，应用自在为心要。《坛经》记慧能临死传授秘诀给十大弟子，说“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头，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所谓对法共有三十六对，其中外境用无情对有五，即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暗与明对，水与火对，阴与阳对。语言法相对有十二，如有为无为对，有色无色对，有相无相对，有漏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长与短对，高与下对等。自性起用对有十九，如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体与用对等。照慧能说，此三十六对法，体用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这是慧能的心得所在，意思是教弟子说话要顾及两方面，不偏在一边。他举明暗为例，说，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暗不自暗，以明变暗，以暗现明，来去相因。说到暗的时候，也要说到明，有明故有暗，离明即离暗。说的方法是无暗亦无明。三十六对都用一样的公式，无这边也无那边，一切皆空，不落边际，所谓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就是说得含糊，听得含糊，使人在含糊里似乎觉得有什么道理，因而落入其唯心主义的圈套。净土宗斥禅宗说，“口虽说空，行在有中。以法训人，即言万事皆空，及至自身，一切皆有”。宗教本来全是骗人的把戏，禅宗用空骗人，净土宗以修功德骗人，同是行骗，禅宗还能揭露净土宗的骗术，比其他宗派终究是有些贡献。

　　禅宗以为“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心险佛众生，平等众生佛。我心自有佛，白佛是真佛，自（己）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这是慧能所说的“见真佛解脱颂”。所谓见真佛，就是众生心有觉悟即成佛，心有迷惑佛即成众生，因为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成佛，成不成的关键在悟或迷。禅宗认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心外的佛全是假佛。依据这样的说法，凡是造寺、布施、供养、念佛，都不算功德，都无成佛可能，西方并无净土，三毒（即贪、瞋、痴）即是地狱，虚妄即是鬼神。慧能甚至否认修行必须出家，也不要戒定慧，他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必在寺”。这些说法，都对佛教大不利，特别是对净土宗不利。净土宗僧徒非常狼狈，慧日撰《念佛法门往主净土集》，攻击禅宗说，“于佛法生异见者，或有出家在家男女四众，惧生死苦，厌恶俗尘，展转相传，教人看净，昼是恣情睡眠，夜乃暂时系念。见世空寂，都无一物。将为究竟言，一切诸法，犹如龟毛，亦如兔角，本无有体，谁当生灭。无善可修，无恶可断，心所取相以及经佛，尽当远离，但令内心安住空中，知世虚妄，万法都无，虽是凡夫，能如是解，此即是佛，何劳勤苦，远觅世尊。亦不借念佛诵经为出离因。除此之外，诸余行门，悉皆虚妄，写经造像建立塔庙，恭敬礼拜，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等，是生死因，非解脱因。何以故？见善可修，见恶可断，涅槃可欣，生死可厌，誓断生死，誓证菩提，悉皆动念，心有所得，着相修习，虚妄分别，是有为法，是生死法，虽复勤修，不免流浪”。佛徒都过着寄生动物的生活，也就是懒虫生活，不过形式上有一套琐碎的戒律和礼拜诵经等所谓勤苦修行来掩饰懒虫的原形，禅宗把这些形式全放弃了，只剩下单纯的懒虫生活，这和魏晋玄学家的放荡形骸实质上并无区别。禅宗在行动上和言论上都起了破坏佛教的作用，慧日说禅宗是外道，言论甚于猛火，焚烧佛法。这种能烧佛法的猛火，在佛教流毒很广泛的唐朝时期，是有利益的猛火。

　　南宗宗旨，不外净心、自悟四字。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顿时成佛。修行方法可谓极简便。又说，只有大智人。最上乘利根人能接受顿法。这些说法，使得怀才自负狂妄骄纵的士人，名利熏心所求不能满足的贪夫，仕途失意满心烦忧和富贵内热需要饮冰的官僚，生活优裕自称隐逸的地主，这些人都愿意借谈禅来医治自己的心病，南宗自慧能以后，迅速发达，徒党众多，压倒一切宗派，就是因为适合这些人的需要。

　　用成堆成堆的谣言谎话装扮起来的如来佛，要揭穿他的空虚无稽，天竺大乘谈空各宗，都只谈到适可而止，不敢公然说佛无法无，因为佛法皆无，所谓三宝之一的僧只好同归于无，饥寒而死，龙树真（谛）空、俗（谛）有的调和论，正是大乘谈空的代表。在中国，以玄学（庄周思想）为本质的禅宗南宗，谈空的程度远远超越天竺各宗派，彻底破坏了三宝中的佛、法二宝，同时，用我即是佛的说法保护了僧宝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南宗比龙树更巧妙了。南宗创始人慧能不识文字，他不受佛教经论的拘柬，采取佛教各经论中合用的句子，摆脱烦琐的旧解释，凭己意作出新解，大大丰富了南宗的话头。例如《坛经》解释四乘说：“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无杂，且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自然，所谓最上来是指南宗的禅法。最上乘离一切法相，即心是佛，心外无佛，也就是说我即是佛，一切法相（包括佛在内）都该抛弃。他的继承人更加发扬这种思想，如宣鉴（慧能六世法孙，唐末八六五年死）教门徒不要求佛和祖（达磨等），说：“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等觉妙觉为二觉，即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十二部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菩萨）是守古塚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又说：“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莫求文殊普贤，是田库奴。可惜一个堂堂丈夫儿，吃他毒药了”。照佛经说，谤佛谤法都要入地狱受大苦，宣鉴看穿地狱佛祖佛经菩萨等等，只是一套骗局，全部佛教都被骂倒，与魏晋间嵇康阮籍骂倒儒学六经同有摧陷廓清的功绩。宣鉴骂拜师学佛人也很透彻，他说：“到处向老秃奴口里，爱他涕唾吃，便道我是入三昧，修蕴积行，长养圣胎，要成佛果。如斯等等，我看似毒箭入心”。又说，“他（大师）是丈夫，我何尝不是，我比谁也不差，为什么整天就他诸方老秃奴口嘴，接涕唾吃了，无惭无愧，苦哉苦哉”。南宗的长处，是把自己看作与佛平等的人，从奴仆地位站立起来。他说，“老胡（释迦）经三大阿僧祗劫，即今何在，活了八十年便死去，与你有什么分别，你们不要发疯受骗”。另一个禅师名叫义玄（慧能六世法孙，八六六年死）也是攻佛的一个勇将。义玄创临济宗，标出彻底反佛的宗旨。他说，“求佛求法，看经看教，皆是造业。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摄你，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缚你，你若有求皆苦，不如无事。”又说，“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夫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天然禅师（慧能四世法孙，八二四年死）冬天取木佛像焚烧取暖，说木头该烧。五代时禅僧义存说：“三世诸佛是草里汉，十经五论是系驴橛，八十卷《华严经》是草部头，博饭食言语，十二分教是虾蟆口里事”。这些说法，都说明南宗确实看穿了天竺传来的一套骗局，要创造中国式的佛教，即排斥天竺统治阶级理想化的腐朽生活（寄生虫生活），改变为中国统治阶级喜爱的腐朽生活（还是寄生虫生活），这些腐朽生活的集中表现就是佛。天竺的佛被赋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至高权力，反映天竺统治阶级的无限贪欲。南宗创造的佛，性质不异于庄周书中所称的真人至人那种人物，反映一部分统治阶级（士大夫）在唐后期衰乱之世避灾祸享厚福的自私思想。希运（慧能五世法孙，八五七年死）提倡无心的禅法，说“但能无心，便是究竟”。他解释无心说，“无心者无一切心也。如如（真理）之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无能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怀海（慧能四世法孙，八一四年死）讲《大乘八道顿悟法要》说，“放舍身心，全令自在，心如木石，口无所辩，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南宗教人要无心，但仍强调要有自己的眼睛。怀海说，“须具自眼，莫依他人作眼，须具两只眼，照破两头事，莫只带一只眼，向一边行。要向无佛处，坐大道场自己作佛”。这里说的无心，只是口无所辩，避免是非的一种表现，内心却是并非无心，所谓具两只眼照破两头事，说出观察事物不受片面牵掣的方法。所谓兀兀如愚，如聋如哑，心如木石相似，目的是要人“内无一物，外无所求”（佛也不求，求佛菩提皆属贪欲），做个自由自在的人，也就是这样才算作佛，从谂（慧能五世法孙，八九七年死）答人问，如何是七佛师？答云：“要眠即眠，要起即起”。宣鉴也说，“诸子，莫向别处求觉（求佛），乃至达磨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莫造作，着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涅槃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义玄主张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无非是想杀出一个自由自在的我来。自由自在的我只是一个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的无事人，这个无事人当然是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怀海作诗说“放出沩（音为wéi）山水牯牛，无人坚执鼻绳头，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眠得自由”。又作诗云：“幸为福田衣（袈裟）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这种自由自在纯任自然的舒适生活，与装模作样修苦行欺人的天竺佛教徒面目大异，同样是寄生动物，南宗比起天竺僧徒的虚伪作法，似乎较为率真一些。为了自由自在，有些禅师如慧寂（慧能六世法孙，八九一年死）不持戒，不坐禅；又如惟俨（慧能四世法孙，八三四年死）受戒后，声称“大丈夫当离法自净，岂能屑屑事细行于衣中中耶”！有些禅师否认整个佛学，如惟俨答李翱问如何是戒定慧，说：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佛学不外戒定慧三部分，惟俨看作都是无用之物，因此，他不许门人看经。门人问他自己为什么看经。他说，我只图遮眼，若是你们，牛皮也须看透。李翱为朗州刺史，向惟俨请教益。惟俨用手指上下，问，懂得么？李翱说不懂。惟俨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欣然礼谢，作诗云，“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云动水静，一任自然，不必看经行戒，这就是南宗的道。佛教徒死后，按天竺法火葬，并取碎骨称为舍利，南宗禅师自慧能起，多用全身葬法，漆紵涂尸体，安放龛中，此后禅师很多不按天竺法火葬。希运问门人们说，你见虚空曾有骨否？诸佛心同太虚，觅什么骨！从谂临死嘱门人们不可净淘舍利，说身是幻，何来舍利！佛徒说得神奇莫测的宝物，被南宗揭穿，一钱不值了。

　　南宗破坏天竺僧徒所传的佛教相当彻底，从千百万字的经论到一字轮王咒，从净土到地狱，从佛到饿鬼，从生前修行到死后舍利，全部骗局都被“一切诸法皆由心造，但学无心，诸缘顿息”这几句话一吹而散。南宗发挥了高度的主观能动性，与天竺式的佛教勇敢地进行斗争，一切外在的佛和佛法，全被推倒，贡献是巨大的，但它斗争的目的，只是要用内在的佛（我）代替外在的佛。我即是佛的说法被人认可了，立刻成为受人供养礼拜的地主或尊官。这些我即是佛的佛（得法者或法嗣），都是徒弄口舌的清谈家或攀附名公卿的帮闲清客，挥麈尾，谈公案，魏晋玄风居然又见于唐后期。

　　为什么魏晋亡国遗风以南宗谈禅的形式重复出现？这是因为唐后期，政权已被宦官执掌，士大夫间朋党争斗异常激烈，一般士人看不出自己的前途，南宗给他们指点出似乎很美妙的一个出路，即成佛或成自由自在的享福人。这和产生魏晋清谈家的社会原因是类似的。有一个名叫李节的小官僚在《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里说：以儒为业的人，总喜欢排斥佛教，这种见解很粗浅。佛教本是衰乱之世的产物，人生在衰乱之世，找不到任何可乐的事情，如果没有佛教，精神将何所寄托！议者只知道佛教因衰乱之世而生，不知衰乱之世需要佛教的解救，尤其不想佛教救世助化的大作用，却憎恨它雕镂营造的小花费，这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见解。李节说出佛教的鸦片作用，由于他自己是个鸦片瘾者，所以赞美毒品有救世助化的大作用。南宗的禅法是中国自制的毒品，在口味上比天竺来的各宗派更适合中国士大夫的要求，因此大大发达起来。

　　禅宗自称是释迦教外别传的心法，所谓心法，是师弟子间在十分玄虚难以捉摸的某种动作或言语上相互默契，就算以心印心，师弟子心心不异，师心是佛心，弟子的心也是佛心了。相传释迦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人都不懂得，只有大迦叶破颜微笑，表示会心，释迦承认佛心传给了大迦叶。这种十分渺茫无稽的说法，成为禅宗传法的根本规则。南宗自慧能死后，十个大弟子分头传教，求作佛的人有很大的增加，求作佛的方法，也愈益离奇。谈公案就是重要的一种方法。公案都是含意隐晦，无人能确实懂得的事情或话头，如果弟子思索得一个公案的答案，说给师听，得师同意（称为印可），那就表示得道了。一个著名禅师门下常有弟子五百人乃至一千人以上，这些人从禅师口里取得成佛的印可。因此禅门师弟子间互斗心机（机锋）异常尖锐，弟子提出谜语式的问题，师不能理解，便输给弟子，所佩“最上乘离文字之心印”不得不让出。禅师当然不肯轻易印可，故意做出怪动作或怪话头，使弟子不能理解甘认失败，这些动作和话头成为新的公案，流传在丛林（禅寺）间，愈积愈多，禅学转化为公案学。黄蘖禅师希运说，“既是丈夫汉，应看个公案”。禅宗不主张读佛经，看公案意思就是读禅经，公案中谈得最热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是祖师（达磨）西来意”？见于记录的答案多至二百三十余则。这些答案是各式各样的。例如有僧问慧能的法孙道一，说：请师（道一）直指某甲（达磨）西来意。道一答，今天我疲倦了，不能对你说，你去问智藏罢。僧问智藏。智藏说，为什么不问和尚（道一）？僧说，和尚教来问你。智藏答，我今天头痛，不能对你说，你问海兄（怀海）去。僧问海兄。海兄说，我不会这个。僧回到道一那里说明情由。道一说：“藏头白，海头黑”。又如一个名叫龙牙的僧人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翠微答，给我拿过禅板来。龙牙拿禅板给他，他接过便打。龙牙说，打尽管打，究竟什么是西来意？龙牙又问义玄，义玄说，给我拿过蒲团来。龙牙拿蒲团给他，他接着便打。龙牙说，打尽管打，究竟什么是西来意？又有一僧举同一问题问九峰，九峰答，一寸龟毛重九斤。又有一僧问从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从谂答：“板齿生毛”。这个所谓西来意的问题，根本是毫无意义的问题，谁要是作正面答复，谁就说死话，不配作禅师。所以这些怪诞的答案，禅宗中人却以为是合理的答案。还有一些问题，禅师无法作答，只能说些怪话来逃避。如某僧问从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从谂答：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有僧问省念和尚，如何是佛心？答，镇州萝卜重三斤。禅学是斗机锋的一种技术，慧能所作《坛经》，列举三十六对，教人“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意思是说话要超出两边，避免落在一边。佛所说诸法，也不过是一边之谈，禅家既不肯着边，那只能设想有“大道不称，大辩不言”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禅宗叫做第一义或第一句。凡对第一义有所拟说，就不免有所肯定，也就不免执着一边，这种着边的话头，都叫做粗言，也叫做死语，又叫做戏论之粪。希运说，“佛出世来，执除粪器，蠲除戏论之粪，只教你除却从来学心见心，除得净即不堕戏论，亦云搬粪出”。禅门中人，有时用棒痛打，有时大声吆喝，有时用谜语问答，如果在打喝谜语中忽有领会，说话合师意，便算获得印证，达到顿悟的妙境。归根说来，禅门中人看公案，是要学习如何发问，如何作答，务必说得不着两边使问答双方都毫无所得。无所得即是禅学所追求的悟境。慧海（道一的门人）所作《顿悟入道要门论》说，“求解脱唯有顿悟一门。顿者顿除妄念，悟者悟无所得。”

　　禅宗自达磨创始，以谈空说无为专业，到六世慧能以后，禅宗大盛，压倒其他宗派，谈空说无的技术更高超了。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被硬说是虚幻妄见，只有自己的心才是一切的根源。这种十分荒谬反动的思想，禅宗大师一生努力宣扬和传授千百徒众的禅学，不外是这种谬见，因之，禅宗虽然曾起过破坏佛教各宗派的作用，但本身就是谬见的产物，与佛教各宗派同样没有存在的价值。禅宗为求自己的生存，自唐至两宋教义趋于世俗化，僧徒关系俨然家族化，唐末五代出现了不少剃发出家的文士，下至两宋，许多禅僧说话类似儒生。同时，攻击佛教各宗派的勇气自动收起，不设佛像的禅寺，又恢复净土宗式的营造雕刻，陈设佛像及各宗派的菩萨，又采取密宗的某些方术，替人念咒超度，攻佛者不得不改为拥佛者，借以维持佛教的利益。口虽说空，行在有中，禅宗就在这个矛盾中不复能自振，只靠痴愚人的迷信，维持他们的寄生虫生活。

　　一切皆空的后果，必然否定佛和佛法，在天竺，龙树曾标真（谛）空、俗（谛）有的说法，借以保存佛教。禅宗南宗主张空无尤为激烈，但实际生活却不是证明一切皆空，而是它的反面一切皆有。禅宗普遍表现的行为，可举出几个特例，看出他们争名夺利，奔走钻营，并不比庸俗人看空一些。

　　（一）争取当大师的儿子（法嗣）。禅宗自达磨起，袈裟只传一人，得衣人即作为传法之子。第四世道信，传衣给弟子弘忍，后来又得一个弟子名叫慧融，道信允许他自立一宗。慧融所立宗称为牛头宗。慧融算是第一祖，弘忍有十个大弟子，以神秀为上首，当传衣时忽得慧能。弘忍秘密付给袈裟后，慧能逃回岭南，隐伏在猎户中多年。猎人以杀生为业，又多在山林中出没，避敌人的追踪，最为得计。日久敌人不再寻找，才敢出头传教。慧能出头传教，也是经过仔细试探，当时广州制旨寺，有一个印宗法师讲经，他拥有僧俗听众三千余人，慧能混在听众中，一日，僧徒辩论幡动的意义，一僧说，幡是无情物（非生物），它因风而动。一僧说，风幡都是无情，如何得动？一僧说，因缘和合，所以动。一僧说，幡不动，风自动耳。慧能大声停止诸人辩论说，你们说这个动，那个动，都不过是你们自己心动罢了。印宗法师在屋外偷听，大惊。第二天找到慧能，询知是禅宗的传衣人，即拜慧能为师。慧能得印宗法师等人的拥护，才敢公开宣扬他的南宗宗旨，与神秀的北宗对立，禅宗大师的门下一般总有一千上下的弟子，他们出家从师，都想被选为法嗣。被选中的人自然是一生安富尊荣，受用不尽，有些禅师生为帝师，死有谥号，俨然是一个大官。落选的广大僧徒，却是一生报废，毫无前途。因此，禅门中师弟子间同学间，互斗心饥非常激烈，仕途中争夺名位，丑恶无限，禅门丑事，至少与仕途一样多。赵州真际禅师从谂（音审shěn），幼年因穷苦出家当沙弥，从师行脚，到南泉普愿禅师处参拜。普愿在方丈睡眠，见从谂来参拜，问，你从那里来？从谂答，从瑞像院来。普愿问，还见瑞像么？从谂答，瑞像到不见，却见卧如来。普愿被他面谀，喜欢得坐起来，问，你是有主沙弥，还是无主沙弥？从谂说，有主沙弥。那个是你主？从谂答，孟春天气还冷，伏惟和尚尊体起居万福。意思是说你是我的主。普愿唤管事僧来，教特别待遇这个沙弥。普愿是慧能的法曾孙，是道一的法嗣，地位极高，从谂说几句中听的话，钻入普愿这家高门，后来成为普愿的法子，在禅师中很著名。又如天然禅师，原来是儒生，往长安应试，旅店中遇一禅客。禅客问到那里去？天然答，选官去。禅客说，选官不如选佛。天然问，选佛应该到那里去？禅客说，如今江西马大师（道一）出世，是选佛的场所，你可即往。所谓选佛，即被选为法子，当法子比当官不知要好多少倍，天然懂得这个，便前往江西见道一，初见时以手托头额（要求落发），道一看了很久，知道这不是好惹的学生，说，南岳石头（希迁，也是慧能的法孙）是你的老师，你去罢。天然到南岳，初见希迁，同样以手托头额，希迁说，到槽厂去。天然遵命入行者房，当烧饭工，前后凡三年。有一天，希迁令铲佛殿前草，天然用盆盛水洗头，在希迁面前跪下，希迁会意，便许他剃发。剃罢，给他说戒法，天然掩耳跑走，走到江西再见道一，未曾行参拜礼，便入僧堂内骑僧颈而坐。僧众大惊，奔告道一，道一亲来察看，说我子天然。天然立即下地礼拜，说谢师赐法号。天然得到希迁的剃发，道一的赐号，丛林中已有地位，他又出去游方，增高声望。他在慧林寺烧木佛取暖，在洛阳天津桥演卧，挡住留守郑某的车轮，郑某问挡车缘故，答称无事僧。郑某大加赏异，赠送衣粮，天然在东京大得声誉。天然用仕途奔竞的方法来选佛，做出各种怪行，使希迁、道一望而生畏，不得不满足他的要求，师弟子间斗心机逞计谋，何曾有些万事皆空的意味。从谂擅利口，天然工心计，禅门大师大抵属于这两类人，忠厚木讷的学徒，被大师看作钝根，决不会有作法嗣的希望。因为禅师都是些工心计的人，还用编家谱的方式来表示自己是某大师的儿子，例如弘忍的弟子玄赜有弟子名净觉，作《楞伽师资记》，以南朝宋时求那跋陀罗为禅宗第一世，达磨为二世，神秀、玄赜、慧安三人为第七世，以普寂、敬贤、义福、惠福四人为第八世。记中又载弘忍临死时嘱咐玄赜的密语，抬高玄赜与神秀并列，净觉又自称受了玄赜的传授。这篇短记充满着僧徒卑污无耻的心理表现。第一，它根本不提传袈裟的慧能，第二，弘忍有十个大弟子，它只提神秀等三人，这三人曾作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国师，声势赫赫，被认为第七世，其他七人都被排除，第三，净觉写玄赜，又写自己，表示自己也得道获果，他写《师资记》，目的显然在于争取当玄赜的法子。与北宗神秀一派争禅宗正统地位的南宗，因慧能传得袈裟，自然以正（嫡）嗣自居，指斥北宗为傍支，南北二宗争斗的目的，南是要以正（嫡）灭傍（庶），北是要以庶灭嫡。同俗家妻妾之子争夺财产完全一样。

　　神秀原是弘忍门下的上座弟子，张说所作《神秀碑铭》里说，“大师（弘忍）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并坐”。足见慧能传衣以前，神秀已是弘忍的继承人。武则天迎他入宫中，奉为国师，后来唐中宗唐睿宗两个昏君，也奉他为国师。他的弟于普寂，得唐中宗崇敬，王公大臣都来礼拜，普寂利用权势，推神秀为七祖（达磨算二祖），北宗大行于北方。传说北宗俗弟子到岭南做官，曾磨去南宗传法碑文，企图湮没嫡庶的关系。自称为慧能嫡传的神会，冒生命危险，来到洛阳，住荷泽寺，宣扬顿门，排斥渐教，遭北宗仇视，神会三次被谋杀，都得幸免。唐玄宗天宝年间，普寂俗弟子御史卢奕，诬奏神会聚众，形迹可疑。唐玄宗流放神会到戈阳郡（河南潢川），又移武当郡（湖北均县），第二年敕移至襄州（湖北襄阳），又移至荆州（湖北江陵），使神会经常迁移，没有安居传教的机会，这是北宗排斥南宗的阴谋，表示北宗政治上有势力。安禄山陷两京，神会为唐朝廷设戒坛度僧，收香水钱助军费。唐肃宗以为有功，召入宫中供养，又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神会得朝廷的助力，顿门大盛，北宗从此衰落不振。唐德宗立神会为禅宗第七祖，一场正傍争斗，到此才告结束。

　　（二）争夺袈裟，无异强盗谋财害命。达磨一件木棉布袈裟，把禅宗的真面目暴露得非常可憎。禅宗“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的著名公式，改作“禅师即强盗，无二无别”，是很合实际的，弘忍秘密授衣给慧能，三天后才宣告佛法已向南去了。当时就有军官出家的惠明星夜追赶，在大庾岭上追及慧能。慧能献出所传衣钵。惠明是普通僧人，自知地位还不合取得这些法物，告诉慧能说，我不是为衣钵，我是想知道和尚（弘忍）传授的密言。慧能如实转告，惠明满意，教慧能急去急去，后面大有人来追逐。第二天，果有数百人赶到岭上，惠明说，我先在此，不见那入来，询问岭南来的人，也不见那人。想来还没有到此。诸人被骗，回原路细查，慧能才得逃归岭南，隐在山林中避难凡十六年。指使数百人追赶的人自然是有得衣资格的神秀等大弟子。武则天拜神秀为国师，神秀推荐慧能，武则天派专使往迎慧能，慧能知道有危险，托病不去。武则天开口要传法袈裟，慧能只好献出。武则天将袈裟转给智洗禅师（弘忍十弟子之一），另送给慧能袈裟一件及绢五百匹，作为报酬。慧能换得袈裟以后，仍旧当作达磨袈裟，表示正统所在。智诜得袈裟，怕被劫杀，也是深藏若虚，临死才秘密传投给继承人。慧能依照弘忍旧例，允许弟子十人各自立门户，收徒传教，但停止传衣，对弟子们说，我为了保存这件袈裟，三次有刺客来取吾命，吾命如悬丝，恐后代受衣人因此短命，不传此衣，汝等依然能弘盛我法。慧能死后，尸体全身胶漆，并用铁裹头颈，开元末年，有刺客来取头，刀斩数下，寺僧闻铁声惊觉，刺客扮孝子形状奔逃出寺。当时神会在洛阳，攻击北宗，北宗怨恨，派刺客去取慧能头颅。南北两宗只是在成佛的方法上说有顿渐之别，成佛的最初步戒律是不杀不偷，以教人作佛的禅师却是杀偷兼备，甚至要杀死人的头。不管禅宗大师们口头上说得多么空，多么净，在争夺名利时，终究是禅师即强盗，无二无别。

　　（三）戒律荡然，从新收拾。禅宗所想做的佛，实际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享受闲福的单身地主。他们主张不持戒不坐禅，如道一在怀让门下，专事坐禅。有一天怀让取砖在寺前磨。道一问，作什么？怀让答，磨作镜。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怀让答，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能成佛。怀让是慧能门下大弟子之一，道一原是北宗僧人，后来弃北投南。他坐禅是北宗的修行法，南宗必须打破这种修行法。《曹溪大师别传》记潭州瑝禅师问大荣禅师，和尚（慧能）有何法教你，大荣答，和尚教我不定不乱，不坐不禅，是如来禅。瑝禅师叹道，我三十年来空坐而已！足见白慧能起，南宗与北宗相反，教人不坐禅。希迁给天然剃发讲戒律，天然掩耳跑走，足见佛教戒律对南宗某些僧人已丧失拘束作用。天然说，“岂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他连成佛都不信，当然不肯守戒律。南宗谈空的结果，僧徒不守戒律是很自然的。与天然同辈的怀海，采录大小乘戒律，别创禅律，号称百丈（怀海居百丈山）清规。以前禅僧多借律寺别院居住，怀海令僧徒不论地位高下，一律入僧堂。堂中设长连床，鼓励坐禅，免得游手好闲，出去作坏事。堂中设长架，僧徒所有道具（用具），都卷在长架上，免得私蓄财物。睡眠必须斜枕床边，称为带刀睡，又称带弓（人作弓形）斜卧。理由是说坐禅既久，不必多睡，用意是在防止淫秽之事。僧众早晨参见，晚上聚会，听石磐木鱼声行动，饮食用现有物品随宜供应，不求珍异，表示节俭。在寺内服役的人称为普请，表示上下合力。德高年长的大僧称为长老，居在方丈，表示只住一间小屋。长老的随从人称为侍者，替长老管事的人称为寮司。不立佛殿，只立法堂，表示法超言象。僧徒犯规，行施杖刑，焚毁衣钵，称为戒罚，实际是取消犯僧的寄生虫资格，没有衣钵，就无法冒充和尚。怀海建立新制度，各丛林普遍采用，禅寺开始离律寺而独立。天竺传来烦琐无比的大小乘律，被怀海推倒，这在反天竺宗派上是一个成就。禅宗谈一切皆空，摆脱拘束，本宗派有自然瓦解的趋势。怀海造新律加以遏阻，这是给猿猴颈上拴铁索，使跳跃有一定限度，势必溃散的宗派因此得继续保存，他教人说，“佛是无求人，以无着心应一切物，以无碍慧解一切缚”，他教人无求，自己却求保存宗派，即保存地主生活，所谓无求，只是欺人之谈而已！他改天竺式戒律为中国式戒律，大得儒生的赞赏，柳宗元《百丈碑铭》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柳宗元认为清规合于儒家的礼法，说明佛教教义经禅宗改造已经中国化，佛教戒律经怀海改造也中国化了。宋真宗时，佛教徒杨亿（临济宗徒众）向朝廷呈进《百丈清规》，原来私定的清规从此取得合法地位，全国丛林无不遵行。宋儒洛派大师程颢有一次游定林寺，偶进僧堂，见到周旋步伐，威仪济济，伐鼓考钟，内外静肃，一坐一起，并合清规，叹为二代礼乐尽在此中。这也说明清规是依据儒家礼仪改制的。清规碑侧有大众同记五条，是清规的补充条例。其中一条是所有投寺出家及幼年出家人都依归院主一人，僧众一概不得私收徒众。这样，院主有权收徒弟，立法嗣，其他僧众身死便了。又一条是住寺徒众不得内外私置钱谷。僧众生活完全依靠院主和寮司，不得不绝对服从院主。又一条是台外及诸处不得置庄园田地。台指寺院地界，地界外不得置庄园田地，足见地界内得置庄园田地，地界很宽，也可想见。寺院有院主，有法律（清规），有百官（寮司），有臣民（僧众），有土地，有嗣子（法嗣），院主俨然是个封建领主，在地界内拥有极大权力。所谓一切皆空，从那里说起！就是这个怀海，他的宗派特别发达，分出沩仰、临济两个宗派，临济在两宋流传尤广，与世俗间地主官僚结合在一起。如杨亿、夏竦、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张商英等人，或是名士，或是大官，哪个不是热衷名利的世俗人，临济宗大师和他们谈禅，并印可他们的心得，认作本宗俗弟子，事实上他们名利心热不可耐，借禅宗空谈，暂充清凉剂，好似口燥唇干渴热难忍的行路人，到汽水摊买瓶冰镇汽水喝，连声称赞凉爽，摊主人便拉他们作知己，共同摆摊，借以扩大本宗派的声望。“口虽说空，行在有中”，禅宗就是这样言行相反的一群骗子。

　　《百丈清规》以忠孝为思想内容，以家族为组织形式，使一群僧徒处于子孙的地位，受寺院主的族长统治。清规前四章标题是祝厘、报恩（以上说忠）、报本、尊祖（以上说孝），完全仿效儒家口吻，可是儒家说孝，首先要娶妻生子，禅宗绝不敢提夫妇一伦，因之禅宗谈的孝，在天竺佛教中是毫无根据的。在儒家学理中也是不伦不类的。碑侧五条中还有一条更说明禅宗说教的虚伪性和脆弱性。这一条是寺院地界内不得置尼台尼坟塔及客俗人家居止。按照天竺佛教所宣扬的人世是火海、人身是毒器、死（涅槃）可爱、生可恶的怪僻观点，僧徒不婚配不生子是被认为合理的。禅宗提倡自由自在，但不敢突破天竺戒律，公开娶妻生子，尼台指尼寺，禅僧怕活尼，甚至死尼也怕。客俗人家有妇女，禅僧也望而生畏，怀海亲率弟子耕作，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训条，僧徒依律不种地，怕杀伤虫蚁，即杀七世父母，死后当入地狱。怀海不怕地狱，却怕尼姑和佃户家妇女，禅学所讲的一切，抵不过一个妇女，它的脆弱性是无可掩饰的。禅僧怕妇女到如此地步，足见禅僧要求婚配何等迫切。武则天集合弘忍门下大弟子神秀、玄约、慧安、玄赜，问：你们有欲否？神秀等都答无欲。武则天又问智诜有欲否？智诜答有欲。武则天问，何得有欲？智诜答，生则有欲，不生则无欲。武则天认智诜答话较为老实，赐给他从慧能那里取来的达磨袈裟。南宗禅师尽管有勇气否定十方诸佛，放弃大小乘戒律，敢于饮酒食肉（拾得诗，“我见出家人，总爱吃酒肉。”），却同神秀等一样，没有人承认有男女之欲，敢于公开娶妻，这不能证明他们确实无欲，只能证明他们坚守封建领主的权利，决不让别人有所借口来夺取。

　　（四）各式各样的蜕化僧。戒律规定了佛徒的面貌，遵守大竺僧律，中国僧徒成为天竺佛教的奴仆。禅宗南宗不持天竺传来的某些戒律，抛弃了天竺僧徒的怪僻面目，但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不可能真正脱离佛教，例如爱慕妇女又严禁接近妇女的怪僻戒律，至少在形式上，禅宗还是坚守的。大概在《百丈清规》被各丛林采行以前，即唐中期后期及五代时期，禅宗僧徒的实际行动与世俗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下面举出若干事例，可以推知禅僧生活的一般情况。

　　孝僧——佛教自释迦创始时起，根本不存在有儒家所谓孝的概念。义净论佛律与儒礼不同时说，“读经念佛，具设香华，冀使亡魂托生善处，方成孝子，始是报恩，岂可泣血三年……不餐七日，始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结尘劳，更婴枷锁……岂容弃释父之圣教，逐周公之俗礼，号咷数月，布服三年者哉！”佛教因违反儒礼，遭受儒家的攻击，儒家并用孝道来决定对佛教的态度。柳宗元《送元暠师序》说得很清楚，因为元暠不敢忘孝，与儒礼合，所以接见他，作序送行，抬高他的社会地位。某些禅信想从孝道取得声誉，居然出现以孝得名的和向。如希运禅师的弟子道纵，俗姓陈，织卖蒲鞋养母，时人号为陈蒲鞋。又如道丕乞食养母，与母匿岩穴中避乱。他立志为孝子，到战场认亡父遗骸。据道丕自称，群骨堆中忽有骷髅跳出，转到道丕面前，道丕负骨归家，这是荒诞无稽之谈，道丕却因此孝声大增。原来佛教最重出家，俗尘爱网，一割两断，辞别父母，不愿再见，即使相见，也要父母对子礼拜，子拜父母便犯戒律，堕入轮回，禅僧敢于行李取声誉，对天竺佛教说来是一个重的打击。

　　诗僧——做诗是文士求名的途径，禅僧为了求名，多学作诗，《五代诗话》僧可朋条说：“南方浮屠，能诗者多矣”。禅宗南宗主要在南方流行，因此诗僧多是禅僧。诗僧奔走公卿之门，与进士求举无异。唐德宗时诗僧皎然上书包佶（音吉jí）中丞，推荐越僧灵彻，书中有“伏冀中丞高鉴深重，其进诸乎！其舍诸乎！灵彻玄言道理，应接靡滞，风月之间，亦足以助君子之高兴也”等语。一个遁入空门的僧人，自认是个助兴者，求在大官门下陪侍助高兴，虽然品格很低，但与天竺式僧徒相比，似乎还比较知道些羞耻。天竺式僧徒，实际是统治者的助兴物，口头上却狂妄自大，自尊为人天师。与灵彻同时有道标，也以诗驰名公卿问，宋《高僧传·道标传》中列举他的交游，有宰相李吉甫、中书舍人白居易、隋州刺史刘长卿等数十人。道标俗姓秦，是南朝大族，祖先都是儒生，有名乡里，道标广交当代名人，不仅用诗作媒介，世俗门第也可能是一种凭借。皎然诗名尤大。他出身在没落世族中，幼年出家，专心学诗，作《诗式》五卷，特别推崇他十世祖谢灵运。中年参谒诸禅师，得心地法门。他具备门第、诗篇、禅学三个条件，与朝中卿相及地方长官交游。他交结官府，说是借做诗来劝令信佛，其实愿与僧徒交往的官员，大抵早就信佛，无待再劝，皎然无非借诗求名。《因话录》说他工律诗，曾求见韦应物，恐诗体不合，在船中作古体诗十数篇送给韦应物，韦应物全不称赏，皎然很失望。次日，写旧制献上，韦应物大加叹美，对皎然说，你几乎丧失声名，为什么揣摩老夫的喜好，隐藏自己的长处。皎然求名迫切，无异进士向名公献书。皎然死后，有文集十卷，宰相于烦作序，唐德宗敕与其文集藏于秘阁，这样的遭遇，文士都觉得很光荣，皎然一生求名也就算是如愿以偿了。唐末五代诗僧最著称的有贯休与齐己。贯休奔走藩镇问，先谒吴越主钱镠，献诗五章，每章八句，甚得钱镠赏识。后谒荆州割据者成汭（音锐ruì），也颇蒙礼遇，后来被人诬告，成汭黜退贯休。贯休投奔蜀主王建，王氏正在图谋称帝，招募四方名士，贯休来投，大得王氏优待，赐号为禅月大师。一个禅僧取得大师称号，地位是不低了，可是作为禅僧，奔走各割据者间，献诗讨喜欢，还象个禅僧么？同时又一诗僧齐己，本是佃户胡氏子，七岁为寺院牧牛，用竹枝画牛背为诗常得好句，寺僧惊奇，劝令落发为僧。齐己与湖南割据者豢养的诸名士唱和，声名颇高，割据者加以优礼，封为僧正。齐己自称爱乐山水，懒谒王侯，作诗云，“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当了僧正，还说懒谒王侯，无非是欺人而已。皎然《诗式》说，“诗人意立，变化无有依傍，得之者悬解其间”。这是心得之谈，僧人如果不忘记自己是僧人，诗是不会做好的。因为依傍着佛，不能立自己的意，所作诗自然类偈颂，索然寡味。例如寒山、拾得、庞蕴等人诗，满篇佛气，不失佛徒身份，但去诗人却很远。

　　高艺僧——唐代宗时长沙有僧怀素，以草书驰名当世。怀素历引颜真卿等名士称谀的辞句作自叙一篇，显然是好名的僧人。贯休长于水墨画，曾为杭州众安桥张氏药店画罗汉一堂，奇形怪状，人不象人，与普通体制不同。唐德宗时长安庄严寺僧善本，弹琵琶其妙入神。长安慈恩寺老僧秘密培养深红牡丹，一丛有花数百朵。僧徒原是游手闲人，有一艺擅长，得免闲人的恶名，比空弄口舌的禅宗祖师光荣得多。

　　茶酒僧——《封氏闻见记》说，唐玄宗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的方法主要是不睡，又不吃晚餐，只许饮茶。禅僧各自备茶叶，到处煎煮。从此饮茶成为风俗。自山东到长安，大小城市多开店铺卖茶供客，不问僧俗，投钱取饮。茶叶从江淮运来，色额甚多。相传陆羽著《茶经》，首创煎茶法。照《闻见记》所说，开元时禅僧已盛行饮茶，陆羽是店德宗时人，又生长在僧寺中，《茶经》记载贵族式饮茶法，正反映闲居无事的禅僧，至少在饮茶一事上与高级地主过着同样的优闲生活。

　　饮酒是五戒之一，天竺僧律禁止甚严。禅宗废弃戒律多有酒僧，如《五代诗话》载诗僧可朋，自称醉髡，作诗千余篇，号《玉垒集》。又释法常酷嗜酒，整天沉醉熟睡。他经常劝人饮酒，说，“酒天虚无，酒地绵邈，酒国安恬，无君臣贵贱之拘，无财利之图，无刑罚之避，陶陶焉，荡荡焉，其乐可得而量也”。僧徒公然称颂饮酒，与魏晋玄言家有何区别？无非说明唐五代禅学与魏晋玄学都是腐朽社会的产物。

　　禅学是庄周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庄周怕死，无可奈何，只好勉强宽慰自己，听任自然。佛教也是怕死，妄想修炼成什么果（包括佛果），灵魂永远享乐。天竺传来佛教，宗派尽管不同，妄想却完全一致。禅学含有较多的庄周思想，对妄想发生疑虑，不敢肯定灵魂真能不死。牛头宗慧忠（所谓牛头六祖）的法嗣遗则说他的心得是：“天地无物也，我无物也，虽无物，未尝无物也。此则圣人（佛）如影，百姓如梦，孰为生死哉。至人以是能独照，能为万物主，吾知之矣”。既然我与天地都是无物，怎末又说未尝无物。明明有生有死，却硬说是影是梦，把死看作影灭梦醒，借以消除对死的恐怖。圣人和百姓，都不能免死，何必多此一番纷扰，自欺又欺人，归根还不是影与梦同样要死。南宗大师云门宗创始人文偃作《北邙行》一篇，不象遗则那样自称吾知之矣，他在诗中描写死的不可逃避，如说，“前山后山高峨峨，丧车辚辚日日过”。又说，“世间何物得坚牢，大海须弥竟磨灭。人生还如露易晞，从来有会终别离”。全诗以“安得同游常乐乡（净土），纵经动火无生死”两句作结，也就是承认并无不死的方法。

　　佛教徒自夸佛法解决生死大事，比儒学道教都高妙，禅宗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尤称直截快速。无奈骗木终究不能持久，骗子终究要被事实揭穿。懒残（馋）和尚歌：“我不乐生天，亦不爱福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着娘生裤。莫谩求真佛，真佛不可见。种种劳筋骨，不如林下睡，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卧藤萝下，块石枕头，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处，更复何忧！”懒馋二字足以说明佛教的寄生性。因为禅师把佛教本质看作懒馋二字，所有戒律和经论都是装饰品，直截揭出本质来，谁还苦修求不可见的佛？宣鉴禅师说，“老胡（释迦）经三大阿僧只劫，即今何在？八十年后死去，与你何别？”释迦被看成与普通人无别，整个骗局破坏无遗了。有些禅师虽然已经看穿了骗局，但仍要保存已破的骗局来欺人，自己却不愿再受欺，因此，言行相违，步步行有，口口谈空，教人拨无因果，宣称“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这些话见于南宋初临济宗禅师宗果的语录中，其实，寒山诗已说“又见出家儿……愚痴爱财色”等句，拾得诗也说“我见出家人，总爱吃酒肉”，又说“我劝出家辈，辄莫染贪淫”。足见唐时禅僧早就饮酒食肉贪财贪色。禅僧如果在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可以消灭佛教其他宗派，也可以消灭禅宗本身。禅师如怀海等人，看到前途的危险，造出清规来约束僧众，阻止祥宗的崩溃。同时，禅宗的家族式组织，大有利于本宗势力的扩大。这些僧徒以父子兄弟叔侄等关系，互相援引，奔走官府，求得委任，在非禅宗的寺院里充当住持，得充住持后，便父子相传，变成禅宗的世袭财产。第一个住持，即成这个寺的创业始祖。道一门下被印可为一方宗主的入室弟子（法嗣）多至一百三十九人，他们依仗道一的声势，不难取得大小寺院作住持。如此代代扩展，几乎所有寺院都变成禅宗的寺院，例如天台国清寺，是天台宗的根据地，智觊四传弟子玄觉转为慧能弟子，成禅宗中人。华严宗大师宗密也转成禅僧。其他宗派因禅宗势盛，自动投靠禅门的人大概不少。唐武宗灭佛以后，各宗派大体归于消灭，只有禅宗却兴旺起来。禅宗相继成立五个宗派，最先是义玄（八六七年死）创临济宗，良价（音介jiè八六九年死）与弟子本寂（九○三年死）创曹洞宗。灵祐（八五三年死）与弟子慧寂（八八九年死）创沩仰宗，以上都在唐亡以前。五代时文偃（九四九年死）创云门宗，文益（九五七年死）创法眼宗。五宗中只有临济宗在河北，其余四宗都在南方。九五九年周世宗灭佛，临济宗在北方依然盛行。南方诸国，如闽国主王审知，吴越国主钱镠父于，南唐国主李昪、李煜、李煜等都崇信禅教。乱离之世，很多人需要宗教来麻醉自己，禅宗是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宗教，因之能够比其他宗派保持较长的流传。

第三节 儒学由旧的汉学系统开始转向新的宋学系统

　　唐朝是汉族文化的发皇时期，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充沛的活力，创造新境界。佛教方面，以慧能为首的禅学南宗，推翻天竺式佛教的各宗派，自创汉化（玄学化）佛教，倡导杀佛杀祖，足以解脱处于奴仆地位的无数佛教徒。儒学方面，在墨守师说，拘泥训诂的束缚下，开创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限于训诂名物，不谈哲学思想的儒学，也谈起穷理尽性来了，汉学系统由此逐渐转入宋学系统。所以唐朝儒学在发展的意义上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化阶段。

　　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功，很有助于统治阶级思想的统一，因为士人的出路，主要是进士明经两科。明经专习儒经，进士也必须习儒经，凡是士大夫，基本上都自认是儒生（自认为佛道的是少数），有所议论，总不敢违背儒学或违背过远。唐朝儒生反对佛教，态度比较一致，议论比较肤浅，这种情形与《五经正义》有密切关系。清儒对孔氏《正义》多有贬辞，不知有了正义，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师说一扫而空，怒目相向各是其是的宗派（如今文古文之争，郑学王学之争）从此失势。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唐时分儒经为三等，《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唐太宗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这是朝廷颁行的官书（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凡士人应明经科，必须诵习儒经，义理全依据《正义》所说，否则就成异端邪说。《正义》解释注文，不得有所出入。例如梁儒皇侃撰《礼记疏》，有时不合郑玄注文，孔颖达斥为“叶落不归其根，狐死不首其丘”。所谓首丘归根，就是照注文解释。注文错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说法，一概排斥，总要说注文是对的，这叫做疏不破注。孔颖达奉诏撰定的《五经正义》是《周易》王弼注、《尚书》伪孔安国传（传即注）、《诗》毛传、郑笺、《礼记》郑玄注、《春秋左氏传》杜预注。孔颖达作疏，多据南北朝儒主的义疏，如《尚书正义》、《毛诗正义》本于刘悼（孔颖达是刘焯的门人）刘炫，《春秋左氏传正义》本于刘炫，《礼记正义》本于皇侃，孔颖达自己并没有新说。《周易正义》不言所本，《正义序》说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孔颖达采录诸家旧说，编缀成书，所以《五经正义》中，《周易正义》最为空疏，宋儒为《尔雅》、《论语》、《孝经》作疏，都是照文句推演，与讲章无异，这种陋习是从《周易正义》开端的。

　　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经学统于一尊（注家），所有东汉以来诸儒异说，全部作废，儒学内部互斗不决的各宗派，自然熄火，面对宗派林立，说各不同的佛教，在斗争中，统一的儒学处于有利地位，唐朝佛教徒力攻道教，却不敢非议儒经，因为儒经从文字到解释，都有标准本，违反它，就是违反朝廷的功令。

　　《五经正义》是奉敕撰修的官书，此外还有几部私修的经疏。唐高宗时太学博士贾公彦撰《周礼》、《仪礼》二经《疏》。二经都用郑玄注，与《礼记》郑玄注合称三礼。孔颖达撰《礼记正义》，与贾公彦共同商定，足见他是三礼专门。《周礼疏》不知所本，《仪礼疏》则是依据齐黄庆、隋李孟悊（同哲）二家之疏。朱熹说经疏中《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易》、《书》为下，朱熹评论是允当的。与孔颖达同时的杨士勋撰《春秋谷梁传疏》，唐后期人徐彦撰《春秋公羊传疏》，《谷梁传》用范宁注，《公羊传》用何休注，作疏体例全同孔疏，不过远不及《左传正义》的充实，这是因为魏晋以来《公》、《谷》二传不被重视，少有专门的儒生，杨徐二人缺乏凭借，所撰不免流于空疏。大中小三等经，唐儒都做了疏文，对儒学的统一，比两汉立博士有更高的效力。

　　唐太宗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颜师古多所订正，撰成《五经定本》。书成奏上，唐太宗使诸儒详议、经过辩论，颜师古对笞详明，诸儒叹服。唐太宗颁行定本，令学者肄习。自《五经定本》颁行后，诸经文字完全统一，不再有因文字不同解释各异的弊病。

　　与《五经定本》作用相反，陆元朗（字德明，唐太宗时人）撰《经典释文》一书，详列各经本异同，每字各有音切、训义，汉魏六朝儒经音训，基本上借此保存。《释文》有《序录》一卷，详述经学传授源流，为研究经学必读的课本。陆元朗自南朝陈后主时开始撰述，采集诸儒二百三十余家的音切和训诂，功程浩大，真正给汉魏六朝经学完成了结束的工作。

　　由于《正义》和《定本》的颁行，儒家学术被束缚，少数不甘屈服的士人，荡弃家法，凭己意说经，开穿凿附会的学风。《五经正义》墨守注文，是严格的汉学系统，唐人新开风气，不拘训诂旧说，可以自由说经，宋儒更加发展，取佛老思想融入经学，经学面貌大变，自成一种宋学系统，与汉魏六朝的经学，截然不同。多少有些唯物主义倾向的汉学（古文经学）转变为唯心主义的宋学，这自然是经学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

　　唐人虽开新风气，但著书不多，现存诸书有成伯玙《毛诗指说》一卷，以为《毛诗》序首（《大序》，即《关睢》篇的序文）是子夏所传，其余是毛苌所续（《小序》，《关睢》篇以外的各篇序），说法是新创，证据却绝无。按照汉朝传经家法是不能允许的。唐自安史乱后，藩镇跋扈，朝廷威势下降，儒者提倡　　《春秋》学，正是针对这个政治局面，企图尊王室，正名分来挽救残破。最先倡　　《春秋》学的儒者为啖助，撰《春秋统例》六卷，说《左传》“叙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如《公》、《谷》之于经为密”。《公》、《谷》空言说经，啖助反以为密，足见他旨在借　　《春秋》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不重视《左传》的据事说经。宋儒程颐独称啖助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程颐这样赞美啖助，正好说明啖助弃传求经的学风，即是宋儒附会臆断的学风。啖助弟子赵匡、陆淳，继续治　　《春秋》学，陆淳著《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等书，不为三传旧说所拘，专凭己意指出孔子笔削的本意，未免出于虚构。柳宗元作《陆淳墓表》，称陆淳为巨儒，能知圣人之旨。又有卢仝也穿凿　　《春秋》，韩愈赠诗有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韩愈诗推崇卢仝，说“先生事业不可量”。足见舍传求经的风气，韩柳都是赞同的（韩愈李翱作《论语笔解》，也多有穿凿之处）。《五经正义》束缚说经者不得逾越注疏一步，以啖助陆淳为代表的　　《春秋》学，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待说照注文推演的《正义》。啖助等人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独自发抒见解，虽不合汉学规矩，却为宋学开风气之先，啖助、陆淳的创始精神，在经学史上，应该是值得注意的变化。

第四节 道教的流行

　　道教是汉族自创的一种宗教，目的在对抗外来宗教——价教。汉族统治阶级也曾想利用鬼神来欺骗民众，《周易·观卦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象辞》相传是孔子所作。如果确是这样，是孔子也知道宗教对统治者的好处。可是孔子所传的儒学，却是不语神怪专重人事的一种学说，儒学对统治阶级有很大的好处，但说教者是所谓圣人而不是天帝或代天帝立言的半神人。儒学虽在汉族封建社会里生了不拔之根，但比起宗教来，不能不说是相形见绌，因为它缺乏鬼神的威力，最大限度只能管人（民众）的生前，不能管人的死后，而管到死后是更有力地管活人的重要方法。西汉今文经学以董仲舒为代表，曾力图改造儒学成为宗教，结果毫无成就，想改造孔子从圣人变为天神，事实上是困难的。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兴起，在阻碍儒学宗教化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东汉统治阶级更着重在创立宗教化的儒学，谶纬大为盛行，同时古丈经学也盛行起来，反对谶纬，使孔子保持儒师的本来面目。东汉统治阶级创教运动完全失败了。

　　佛教是强烈的麻醉剂，它那一大套什么布施得福，许愿（贿赂）免罪，净土地狱，因果报应，精神不灭，六道轮回等等耸人耳目的骗术，东汉统治阶级当作新奇的工具，予以接受和利用，是毫无困难的。但汉族有传统的伦常道德，那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等五伦。佛教恰恰是破坏这些伦常的异端。汉族统治阶级决不肯放弃儒学的伦常，也决不肯放弃佛教的骗术，而佛与儒又各已定型，不能融佛儒为一教，这样，东汉统治阶级只好采取提倡儒学，限制佛教（只许胡僧传教，不许汉人出家），放任道士创立道教。胡僧到魏晋间还叫做乞胡，他们靠讨饭度日，所有骗人的方法，如果不行施出来，就无法谋生。道士在旁偷看，把所有骗术都学会了。骗术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敢说无边无际的大话，所谓大言不惭，就是佛教绝技之一。道士本来也是敢说大话的，得到佛教的启示，说大活的本领并不比佛教差一些。它迅速拥出黄帝老子为教主，宣称读《道德经》五千言，与读佛经有同样的功德。东汉初年，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念的是道经，拜的是释迦，只要能降福，念什么拜什么都无所谓。当时胡僧势力孤弱，没有汉僧作徒党，又不曾译出佛经，只好让信徒读道经。尤其使佛徒不堪的是道士造“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谎话，后来演化为“《老子化胡经》”。《化胡经》虽在西晋末出现，故事却在东汉时开始编造，编造的方法不外取佛书用以瞎吹释迦的话头，一概搬来给老子装上。例如说老子生下来，即有九龙吐水灌洗其身，化为九井。老子生下即能行走，一步生一朵莲花，共有九朵。老子“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宣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化胡经》又说“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这样说来，释迦是尹喜的后身，又是老子的徒弟，对佛教是很不利的，佛教徒心怀愤恨，但在东汉魏佛教势力薄弱时期，只好默认这种侮辱，并且还可能默认佛是尹喜后身而减轻传教的阻力。

　　《史记·老子列传》称为隐君子的李耳，被道教徒装扮成比释迦高一辈的大神圣，道教有了教主，还缺少道经，必须从速制造。东汉张道陵造《灵宝经》及《章醮》（音叫jiào）等二十四卷（一说数百卷），粗具宗教规模。东汉顺帝时琅邪人于吉派遣学生宫崇到宫门献上所谓神书——《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这是《太平青领书》的宗旨，所有两汉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以及神仙家的长生术，都可以包罗在这个著书宗旨里面。因为东吴孙策杀了道士于吉，结果对孙策不利。曹操引为教训。照曹植《辩道论》说，曹操招收道士，不是想求神仙，而是“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这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矛盾，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塑造出来的道教，现在反成了统治阶级看作奸诡妖恶的可怕之物，这说明黄巾起义是道教被敌对阶级——农民阶级所利用，对统治阶级说来，道教还必须切实驯化，即增加儒学的伦常，佛教的因果报应，再其次是神仙家的长生术，这样，才能真正成为无后患的工具。东晋葛洪著《抱朴子》，是继《太平青领书》以后第二次制造标准道书。葛洪的先世葛玄，孙吴时造《上清经》，葛玄的弟子郑隐，有道书数百卷，传授给葛洪。葛洪凭借葛玄的遗业著《抱朴子》。《抱朴子·内篇》专谈炼丹术，这自然是道教本色。外篇专谈人事，谈来谈去，不能超出儒学的范围。道教这一次著书尝试又失败了。葛洪著《抱朴子》以前，道教已经造了不少道书，据《抱朴子·遐览篇》所记异书，大体上分经、图、记、符等四类。这几百卷道书，根本目的是要炼金丹，金丹一成，所有道书都可以作废。统治阶级需要道教，是要象佛教那样，能麻醉广大民众，葛洪著《抱朴子》，依然缺乏宗教的麻醉作用。

　　南朝刘宋时，有道士陆修静撰《灵宝经目》，他对宋明帝说，“道家经书并药方、咒、符、图等，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零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隐在天宫”。陆修静所说道书卷数比《抱朴子·遐览篇》多几倍，大概晋宋间又有人大造道书。造书的方法，看来主要是偷窃佛书，陆修静所说“或采搏余经，或造立序说，或回换篇目，稗益句章，作其符图”。所谓采搏余经，就是剽窃佛书，所谓回换篇目，裨益句章，就是取原有道书，改头换尾，增添文句，算是新书。陆修静本人是否剽窃佛书，造出道经，尚无明证。他和名僧东林寺释慧远是朋友，慧远是收藏南北译出佛经最多的僧人，陆修静从东林寺看到许多佛书，窃取一些来补益道书，应该说不是不可能的。陆修静造论文八篇，其中一篇题为《自然因缘论》，所谓因缘，显然受佛书影响，加自然二字便成为道教讲因缘。按照这个方法，取佛书原文，改换几个专用字，如世尊改为天尊，佛道改为真道，真金像改为元始真，佛书很方便地就变成道书。自从道士发现这个方法以后，道教的宗教作用，开始可以同佛教比高低，佛教一整套谎话骗术，道教全部搬来，应有尽有，佛教独家出卖的麻醉剂，现在变成两家分卖了。对统治阶级说来，多开一家麻醉剂分店，以广招徕，并无不利处。它知道让道士偷窃佛书，是充实道教的最好方法，所以任令道士继续偷窃，同时又助佛徒继续译出新书，以便道士永远有新书可偷。从南北朝以下，统治阶级调剂佛道儒三大势力，力求三方有相当的平衡，使各显其用。道教愈是宗教化，就愈为统治者所重视，而宗教化的关键，在于偷佛书是否足够，尽管僧徒痛心疾首，指控道士偷窃，证据十分确实，却无人查究。统治者利用宗教，是很巧妙的，道教在这种扶植下，发达起来了。

　　陆修静第一次编道书的总目，说明刘宋时道教已积累起不少的图书，可以自立门户。陆修静以后，又续有添造，南朝齐时陈显明造《六十四真步虚经》，梁时陶弘景造《太清经》及《众醮仪》十卷。北朝元魏时寇谦之造《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又造《录图真经》六十卷。陆修静与寇谦之同时，这说明南北朝初期，南方和北方，道教都已经是成熟的宗教，可供统治者利用，北朝魏太武帝甚至要兴道灭佛，北方道教势力似乎比南朝更强大一些。北周武帝又一次兴道灭佛，道士焦子顺等人，乘机偷窃佛经一千余卷作为道书。当时玄都观道士奏上道经目录有二千零四十卷。陆修静说道经一千零九十卷，到北周忽增至二千零四十卷，所增之书，主要是《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书八百八十四卷，焦子顺等所偷佛书一千余卷，大概要隐藏一些时候，陆续宣布。依《玄都经目》说，道书共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中二千零四十卷有书可查，其余四千三百二十三卷并未见书。按《隋书·经籍志》载佛书有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周武帝时佛书卷数比隋要少一些，《玄都经目》所说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未见的书，当是指尚未偷来的佛书全部。如果周武帝的统治能延长若干年，佛书将要全改为道书。

　　道教偷佛书愈多，本身与佛教的区别就愈少，佛教用来诱惑愚人的一套，道教也应有尽有，有些还是道教比佛教得到统治阶级更多的欢心。例如佛教无父无君，不知忠孝，这在统治阶级看来，是最大缺陷。道教补起忠孝两条，就满足了统治阶级的要求。《玉清经·本地品》说元始天尊讲十戒，第一戒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第二戒戒杀生，与佛戒同；第三戒不得叛逆君王，谋害家国。另一道书说五戒十善，五戒全同佛教，十善则第一是孝顺父母，第二是忠事君师，二善正补佛教之不足。大抵南北朝末年，佛道两教势均力敌，只要争取到统治者的偏宠，就能暂时压倒对方。隋唐两朝特别是唐朝，佛道两教斗争的形势，甚为剧烈，朝廷忙着做调剂工作，不敢使宗教太显著地失去均势。下文着重讲唐朝的道教，必要时也不能不涉及佛教和儒学。

　　道教高谈清静无为，佛教专演苦空寂灭，不过这都是些装门面的话头，实际完全相反，他们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有些甚至是政治阴谋的发动者。周武帝兴道灭佛，佛徒助隋反周，特别是女尼智仙，给隋文帝影响最大。周武帝死后，著名道士焦子顺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帮助他阴谋夺取周政权。隋文帝即帝位，尊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天师商议军国大事，怕他往来疲劳，在皇官附近立一个五通观，使他安居。焦子顺助隋灭周，目的是想在新政权中为道教占一地位，极端崇佛的隋朝，道教还能保持仅次于佛的地位，这大概就是焦子顺政治活动的结果。统治者对道教总没有对佛教那样放心，开皇十三年（五九三年）命令私家不得藏纬候图谶。道教的妖言，使隋文帝畏惧起来了。隋炀帝刚即帝位，于大业元年（六○五年），便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概烧毁，私藏禁书，查出后处死刑。又在东都洛阳置道术坊，所有懂得五行占候卜筮医药的人，令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检查，不许随便出入。道术坊中人固然也与佛教徒有关，但关系更密切的却是道教徒，隋炀帝这种处置，显然是怕有人象焦子顺那样给政治野心家密告受命之符。事情果真是这样。一个著名道士王远知给唐高祖李渊密传符命。又有僧徒景晖授李渊密记，说他当承天命。道士僧徒看到旧统治不稳，在强宗豪族中寻找可能取得政权的人，给他传符命，事成算是助义有功，事不成，传者口说无凭，可无危险。地主阶级分出若干利益，扶植宗教，原意是要它们起助顺作用，但在统治者地位动摇时，它们又起助反作用。隋朝的经验，使唐朝十分注意儒佛道三种势力的均衡问题。

　　李渊本是迷信极深的庸人，他在起兵反隋时，对佛许下大愿，说做成皇帝，一定大弘三宝。这个庸人在做成了皇帝，并且削平群雄，政权稳固以后，感到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对朝廷是不利的。他排除众议，下诏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勒令被沙汰的人还俗，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其余寺观，一概废弃。寺观比例，似乎两教待遇公平，实际是打击佛教，暗助道教。因为佛教在隋朝得到无限制的发展，现在寺数大减，自然要大批僧尼还俗，道教人数有限，与佛教有不差多少的容身地，还俗就不是什么迫切的利害关系。这个诏令刚宣布，唐太宗发动政变，停止沙汰僧道。

　　李渊所姓的李，无疑是北周的贵姓，这种关陇贵姓，远不能和山东士族比高低。李渊自称出自陇西李氏，即使是真的，门第也不算高。著《道德经》的李耳。早被道教徒吹成高大无比的教主，李渊想提高门第，和教主攀亲是个简便的方法。李渊即帝位的第三年（六二○年，武德三年），晋州（山西临汾县）人吉善行，说在羊角山地方见到一位骑着白马的老叟，叫他转告唐天子说，我是你的祖宗，今年击贼（王世充）获胜后，子孙享国一千年。李渊听了吉善行的话，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庙。这样，李渊与李耳的祖孙关系就算确定了。次年，他到终南山拜谒老君庙。大概羊角山立庙以后，其他地方也相继立庙，宣扬皇帝与老君是亲属。李渊利用道佛二教，还利用儒学，六一九年（武德二年）他命令国子监里立周公（先圣）孔子（先师）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六二五年（武德八年），他亲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教地位，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

　　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兄皇太子挛建成，争夺帝位继承权，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唐太宗。唐太宗迅速获胜，道教按照唐高祖兴道抑佛的既定方针继续得到发展。王远知是茅山道士陶弘景的徒弟。唐太宗战胜王世充和窦建德，回到长安，有一天同房玄龄著普通人衣服去见王远知，王远知迎出来说道，这里面有圣人（皇帝），难道是秦王么？这显然是诈术，秦王身被黄金甲，率铁骑万匹，坐兵车，押王窦二俘到太庙行献俘礼，王远知在路旁看热闹，岂有不认识秦王之理，他行施这一诈木，秦王果然被迫承认了。王远知接着说，将作太平天子，希望好好的干。唐太宗不久登上帝位，给王远知在茅山特造太平观，表示崇敬，这个王远知也就俨然成了神仙。所谓神仙异人，说穿了无非是行施诈术是否得售，王远知就是行诈得售的一人。唐太宗为推崇李耳，在儒学方面有所安排，六二六年（贞观二年）取消周公的先圣名义，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这是因为老聃不过是东周的一个史官，周公则是西周开国元勋，要周公屈居老聃下，似乎不顺。孔子相传是老聃的学生，尽管唐太宗大崇儒学，不妨碍老第一，儒第二的次序。佛道两教互相排挤，都想本教独尊，六三七年唐太宗下诏，确定男女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这是僧道争地位，道教得政治上助力，夺得优势的第一次。六三九年，道士控告僧人法琳毁谤皇宗（李耳），唐太宗派大臣查勘，判定法琳有罪，流放到益州，法琳在路上死去，又一次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不过，唐太宗偏护道教，仅仅是要确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孙，并不减损对佛教的信仰，所有佛教徒佞佛的行动，他不曾缺少一件。他信佛教实际比信道教更深，他吃天竺僧的长生药就是明证，他尊崇道教，完全是一种政治行动，目的在提高李姓的地位。六三八年即贞观十二年，唐统治已经巩固，吏部尚书高士廉奉命撰成《氏族志》，居然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仍居次位。唐太宗出面斥责，才改列皇族为第一，外戚为第二，降山东崔氏为第三。皇族能够勉强列在第一位，首先是因为皇权巩固，其次是道教主姓李，否则就是唐太宗发怒力争，未必能使旧士族承认，可见提倡道教还是有效的。

　　唐高宗与武则天是夫妻，但争夺权力的矛盾显然存在，唐高宗以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武则天以佛教徒为自己的拥护音。六六六年，即政权全归武则天的第六年，这个实际已经夫位的懦夫，到孔子庙行札，赠太师名号，这大概是对儒生表示求助。他又到毫州老君庙行礼，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圣母曰先天太后，上尊号丝毫无救于李姓的失势。武则天召集僧道百官议《老子化胡经》，并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经》一概焚弃，不得列在道经之内。这一来佛教徒大占优势。唐高宗教诸州营造孔子庙堂及学馆，儒与道联合，可能给佛徒一种压力。武则天上奏请令王公百官都学《老子》，每年依《孝经》、《论语》例考试土人。唐高宗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僧徒自称是释子（释迦的儿子），唐高宗这样处置，意思是说凡道士都是李耳的儿子，应该拥护李姓的皇帝；又令贡举人必须兼通《道德经》，实际是要合儒道为一个拥李的力量。六八三年，唐高宗死，武则天夺取帝位的活动愈益迫切，佛徒助武则天夺位有功，得到的报酬是明令规定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男女道士之前。这时候，道教徒知道失势，要恢复首位无望了，就有些道士要求弃道当僧，如洛阳弘道馆主杜义乞改行为僧，武则天赐名玄嶷，并特赐僧寿三十岁。老道士一下变成老和尚，有资格反道了。他作《甄正论》，斥责道经，说是全出伪造，这个道教的叛徒，大受佛教徒的称颂，其实，唐高宗不死，杜义到死也决不会变玄疑。佛教正在得势，有一个僧人请求销毁《老子化胡经》，武则天指定八个学士（儒生出身）讨论这个僧人的请求，讨论的结果是“汉隋诸书所载；不当除削”。为什么一向崇佛曾下令焚弃《化胡经》的武则天会保护《化胡经》，可能她正要杀悍僧薛怀义，杀死以前，对道教表示一些好意。宗教只是统治者用来摆弄别人的玩具，宗教徒希望充当的，起初也无非是这种玩具，每当被摆弄的时候，就有得利的机会。到了后来，即统治者本身中宗教毒极深的时候，宗教就要反过来摆弄政治，甚至宗教指使教徒发动宗教战争，取得政教合一，使政从属于教。武则天中佛教毒是很深的，但还能保持清醒，掌握摆弄佛道两教的权力，所以她是一个能干的皇帝。她晚年也求长生药，令僧人胡超合药，三年合成，所费巨万。这个僧人名胡超，可能是胡僧冒用汉姓名。大概胡超合药不敢用峻烈药物，这样他自己免了死，武则天也免了死。吃长生药不死，除去武则天恐无第二人。

　　唐中宗恢复帝位，起初意识到自己复位是唐朝中兴，赶紧下令贡举人依旧学《老子》，老君依旧称玄元皇帝。不久韦皇后掌权，佛教徒又得势。华严宗所谓三祖的法藏，著述甚富，声名甚大，曾被武则天封为贤首菩萨戒师，他在唐中宗时，与僧慧范（太平公主的奸夫）等九个人，因造圣善寺（纪念武则天的佛寺）有“功”，同时受赏，九人并加官阶，赐爵郡公或县公。他是慧范一流的僧人，非善类可知。唐中宗韦皇后作恶不久，就都死去。同样昏懦的唐睿宗继位作皇帝，他依然受佛教的引诱，走向灭亡的道路，“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佛教控制唐政权似乎颇有可能了。可是，道教起着对抗的作用，使得佛教遇到阻碍。佛道争夺权利互不相让，唐睿宗无法判先后，令在法事集会上，僧尼男女道士并进并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玄宗看到了佛教所含有的危险性，即位以后，大兴道教，实际就是阻遏佛教的无限发展，同时也是受长生术的欺骗。唐玄宗自称梦中看到老子，醒来画出真容，又教人画老子像许多张，分送天下各州开元观安置，令当时男女道士庄严迎候，像到后行道七昼夜，朝廷给钱作设斋行道的费用。又赐钱给亲王公主以至全国文武百官兵士，令假日酒食宴会，表示庆喜。这样大规模地提倡道教，佛教是相形见绌了。佛教有四大菩萨，唐玄宗和道教徒李林甫等捧出四个真人来相对，他们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庄子著有一部书，列子、文子各有一部伪书，还可以说凭书得封号，庚桑子仅仅名见于《庄于》，硬凑成四真，其荒诞无稽，与佛教四大菩萨相同。宗教本来是从荒诞无稽中产生出来的，不管它有什么说法，都只能一笑置之。道教得势，就企图压抑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最早是唐太宗，取消周公的先圣名号，升孔子为先圣，事实上古文经学盛行的结果，述而不作的孔子决不能代替作者之谓圣的周公，庙太宗受到儒生的抵制，计划失败了。武则天换了一个办法，她封周公为褒德王，孔子为隆道公，老子的名号是玄元皇帝，王爵公爵自然应向皇帝低头，可是，周公的资望，远非老子所能攀附，要周公作者子的待从，唐玄宗等道教徒也是难于说出口的。后来又出了一个办法，索性推开周公，追封孔子为文宣王，直称文宣王与圣祖（老子）同时，是圣祖的学生，应该在太清太微二宫圣祖像前，更立文宣王道像，与四真列侍左右。儒家是否肯忍受道教这种侮辱呢，没有人出来说话，大概是忍受了。因为孔子给道教主当侍从，并不妨碍儒生的仕途，而且只在两个直宫里当侍从，在其他许多学宫里，孔子依然南面称王，足为儒生增光。儒者满足于王号，周公的先圣地位，也就无人保卫，从此学宫中的周公，因孔子封王而自然退位。开元天宝时期，道教极盛，佛教相对地衰退，这从佛教徒贺知章弃佛当道士可以看出当时的气候。

　　唐朝皇帝兴道教，不管在政治上有何企图，想要得长生药，却都是一样的。自唐宪宗起，许多皇帝是贪生怕死的愚夫，贪生便要信道教的长生药，怕死便要佞佛求来生的福报，化死后的灾难，唐宪宗、店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都是吃长生药丧命的，唐武宗灭佛，以为可得老君的欢心，唐宣宗兴佛，不吃道士药，专吃太医李元伯所制长生药，以为太医非道也非佛，结果还是中毒死了。至于大臣名人因服长生药而死的为数更多，道教毒死了一批统治阶级中人，这就是统治阶级提们道教的一点成绩。

　　每个宗教都有排斥异己独吞利益的愿望。佛道两教都象饿虎似地想独吞利益，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可以概见恶斗的危险性。唐初，有道士宋冀，在隆山县（四川彭山县）新立道观。释道会勾结总管段伦，改观为寺，道众不伏，拒绝迁移。释道会又勾结安抚大使李袭誉，引兵到县，四面鸣鼓，一时驱出，道众怨诉，要求归还道观。道会说，我恨不得天下道观都改为寺，这一所是绝不能归还的。僧徒勾结官府强夺道观，行为极为恶劣。道教徒对待僧徒，也是恶毒有加，例如李抱真为泽潞节度使，军资匮乏，管下有一老僧，声名甚大，李抱真同他商量说，请和尚宣称在操场焚身，后面掘一条地道通我住宅，等火发作，和尚可入地道避到我家来。老僧很满意，正式申请焚身。佛教信徒，男女群集，舍财大数。七日满期，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李抱真遣人堵塞地道，老僧被一阵猛火烧成灰土。李抱真收取所积财物，送入军资库。这种充满杀机的阴毒行为，如果扩大起来，变成军阀间的冲突，那就可能出现宗教战争。可是唐朝最高统治者，除了少数昏君（如庙中宗）甘心充当佛教的俘虏外，其余皇帝都知道调和三教对自己有利。唐德宗开三教讲论例，促进三教的调和。公元七九六年（贞元十二年），德宗生日，令儒官与和尚道士讲论，这些人都是精选出来的老滑头，谁肯在皇帝生日自讨没趣！《南部新书》说，三教讲论的格式是“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有这个格式，三教间矛盾大体上调和了。

　　因为朝廷要调和三教，三教中自然会产生一批巧宦佞人，适合朝廷的需要，又适合自己做官发财的需要。代表人物如太常卿韦渠牟，他初读儒书，博览经史，后来做道士，又做和尚，自称尘外人，或称遗名子。唐德宗时参加三教会讲，口才便捷，很得皇帝的重视。又如宰相韦处厚，他佩服世教（儒），栖心空门（佛），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这种不伦不类的怪物，正好是适合做大官的材料。

　　儒与佛调和，佛的方面也逐渐和儒合流。僧徒行儒业的很多。中晚唐诗文中，常见文僧、诗僧、琴僧、草书僧等名号，可见不少和尚对儒的学业，很是精通。儒佛之间最大的抵触是忠孝问题。忠和孝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纲常，孝为忠之本，在家是孝子，出仕是忠臣，所以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本身统治，必需提倡忠孝。但佛教有无父无君的教义，这个教义也是佛教信仰的根本，如果根本动摇，佛教的以无为本、以生为苦和超世的向往，都无法说通。所以大部分和尚在君父问题上，不肯让步。他们知道，尽管不让步，封建统治者也舍不得抛弃佛教，因为权衡得失，佛教的免灾得福，因果报应，使被压迫阶级忍受一切苦，不敢起反抗心，统治者因此所得之利，是足以抵补无父无君之弊而有余的。而且佛教虽说无父无君，并未影响汉族各阶层人士之礼法思想和行为，即使是和尚，也还紧紧依赖统治者，得些实际利益，在平常情况下，哪能真的做到无君。所以儒佛之间的这个矛盾，虽然长期存在，还是能够调和下来。不过尽管如此，这个问题终究是佛儒进一步合流的一个大障碍，于是有和尚出来提倡孝道。佛徒师生间，实行儒家的三年丧制，大反佛教的教义，但大有利于佛教的推广。

　　南宗禅学出现后，佛儒的调和，更大进一步。佛与儒调和，也与汉族的宗教——道教调和。佛道两教，有着可以调和的基本论点。例如佛说性空，道说无名，皆以虚无为本，两教又都有以主为苦厌世无我的思想。在超世的向往上，道有神仙洞府，佛有极乐净土。此外如静坐（道）、禅定（佛）的持修方法，符箓（道）、咒语（佛）的法术等，彼此之间也都有共同的地方（以上佛教以大乘空宗为据）。至于互相模仿窃取经书，更不待言。道教剽窃佛书，前面已经说过。佛教偷取道教教义，在唐代可以密宗为例。密宗吸取了佛教以外天竺各外道的宗教仪式以及各种神秘法术，内容很庞杂，唐玄宗时开始在中国传播，肃、代、德三朝大盛。密宗的做法，和道教有相同的地方，不少方术，彼此也相似。有些显然是抄自道经的。如道教崇拜北斗垦，密宗称为妙见菩萨。道教的司命、司禄之神及泰山府君，也见于密宗经文。密宗又画道教的符，用以治病隐身，求财免灾。此外如七七、九九之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讳、十二肖诸神等，都是道教所有而为密宗窃去。晚唐以后，密宗衰微，其法术大都与道教合流。

第五节 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

　　唐文学比起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太康、齐梁诸时期来，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发皇时期。自建安以来在文学形式上极被重视的声律和对偶化运动，唐朝达到了完成的境界，并且得到大发展。东晋以来对骈文处于劣势地位的散文运动，唐朝也达到了完成的境界而大为发展。近体诗（律诗）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学的主要文体，由此破坏了或者派生了其他若干文体，影响后代文学至为巨大。刘勰《文心雕龙》说，六朝以前各种文体无不溯源于六经。照这样说，两宋以下至语体文流行的一千年间，各种文体的渊源，应该是唐朝。唐文学所以如此重要，只是因为它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并创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唐朝政治的兴衰，可分为三个阶段，文学的兴衰，大体上与政治互相影响，也可分三个阶段。唐前期政治是兴盛的，文学却在酝酿状态中，为后来的兴盛准备着条件。唐中期政治衰颓，文学却极为兴盛，唐后期政治由衰颓以至于灭亡，文学则由兴盛转向衰颓。不过，在一般衰颓中，也还有例外，如新兴的词（诗余），是统治阶级精神界极度腐朽濒临死亡时候的产物，但对这种文体的本身说来，在唐末五代却是方兴未艾的盛世。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沿袭南朝文风。自东晋南渡，北方继续为落后民族所占据，它们依靠兵力，统治汉族，在政治文化方面，北方人包括落后族的统治者，一致承认南朝是华夏正统所在。隋统一后，南朝浮丽的文风风靡北方，隋文帝用政治力量扶助质朴的北方文风来对抗南朝文风，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据实直书）。尽管朝廷的要求完全合理，但并不能挽回已成的风气。隋炀帝步梁陈后尘，提倡华艳，南方文风统一了南北文苑。北周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程式，隋文帝时，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主张依据儒家经典为文，与苏绰所见略同。这种模拟经典的拙劣文辞，即所谓北方文风，当然不能抵制南方文风，不过其中也还有合理的部分，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就是救弊的重要方针。唐初，也有人主张，去短取长，融合南北文风。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说“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征此论代表南北融合的自然趋势，盛唐时期这个趋势才达到了文质彬彬的理想境界。（二）唐前期文学主要是沿袭南朝，但逐渐自创新境，中期以后，新境大辟，文学成就远超南朝，唐前期封建经济趋于繁荣，士人生活也就有适当的保障，再加朝廷以进士科取士，利禄所在，士人无不致力于文学。声津对偶化的文学，首先要士人读大量的书籍，韩愈诗“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所谓缀语言，就是熟读群书，博记故事，储备对偶的资料。《文心雕龙》《丽辞》、《事类》两篇，“字论文章中对偶的重要。《丽辞篇》说，“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弩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音chěnchuō跳跃）而行也”。《事类篇》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做诗文没有先积累足够的故事，根本就做不成诗文，在印刷术未曾通行的时候，要熟读大量书籍，非国家长期安宁不可，唐前期恰恰是一个长期安宁的时期，有些士人博见强记，使用事类表现惊人的丰富。同时，类书的编辑，唐朝最为发达，传世的大部类书，有《艺文类聚》一百卷，《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初学记》三十卷，白氏《六帖》三十卷。《艺文类聚》唐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编，书分四十八类，类中又分门目，每事每物，注明出处。《北堂书钞》唐初虞世南撰，书分八百零一类。《初学记》店玄宗时徐坚等奉敕撰，书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白氏《六帖》，又名白氏《经史事类六帖》。白居易在书斋中置陶瓶数十个，瓶上各题门目，命门生采集事类投瓶中，倒出后钞录成书，因此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士人读这些大部类书，搜集资料的时间，得以节省，有些文士幼年便能作文，大抵依靠类书的帮助。唐高宗时李善注《文选》成书，李善注极其精博，成为士人必读的宝书。杜甫教子诗里有“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等句，说明杜甫作诗的要诀是从《文选》中熟习文理，同时也熟悉《文选》注提供的丰富资料。唐文士家家有《文选》，象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还有一种称为《兔园策》的类书，是村塾里小学生的读本，流行极广。五代时冯道退朝，有朝官走在后面，讥笑他说，他要是走快了，一定会掉下《兔园策》来。冯道责备讥笑者说，《兔园策》都是名儒所集，我能背诵它。你们只学科场文辞，便算是举业，借此窃取公卿高位，未免太浅狭了吧！从读书破万卷到背诵《兔园策》，学力相差悬殊，对偶在文学中的重要却由此可见。依靠一些事类，堆砌成篇，缺乏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更缺乏明确的思想，《文心雕龙》所谓“碌碌丽辞，昏睡耳目”的催眠文章，在唐朝文学中特别是在唐前期的文学中，占很大的数量，《全唐文》《全唐诗》两书保存大量诗文，除去催眠文章，存下来的才是唐文学，其中不大的一部分才是唐文学的精华。（三）北方文风与南方文风在文苑中展开争夺战，北方文风逐渐取得优势，唐文学的精华，就是北方文风占优势的那一部分文学。李谔请正文体，意思是要提倡儒家思想。典诰文体，用实录来反对轻浮，也就是要用北方文风来反对南方文风，此后两种文风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结果，构成唐文学的全貌。《文心雕龙》说：“才（思想）为盟主，学（事类）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照这个标准来看唐文学，才学并茂称得起霸者的作家和作品，就不能象设想的那样多了。作者才恩的来源，有些人主要是儒学，有些人是佛教（禅宗）和道教。儒学思想在文苑中往往起主导的作用，因为佛道尽管盛行，儒学的正统地位依然存在，合于儒学思想的文学，容易得到士人群的尊崇和共鸣，唐朝最杰出诗人杜甫，古文运动的首领韩愈，固然都各有独到的成就，但坚守儒家思想，也是获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儒佛道三种思想以外，还有一种普通士人的思想，这种人求名求利，非常热衷，得不到的时候，悲苦忧愁，哀感动人，得到了便快意纵欲，鼓吹酒色之乐，得意自鸣，也颇能动人。这一种人在文士中是最大多数，其中不少还是著名的作音。他们的意境，不能超出个人悲欢离合的小范围，因之他们的作品，即使是精美的，也不能象杜甫韩愈那样，取得更高的成就。

　　庸、五代文苑的情况，总的说来，大体上不外是：在前期，沿袭南朝积习，南方文风压倒一切。在中期，北方文风以儒家思想为骨干，与南方文风作斗争，取得胜利，文学呈现极盛状态。在后期及五代，政治上一片衰败萧索气象，影响到文苑，同样是一片衰败萧索气象，当时表现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词，是一种新兴的体制，恰似几朵鲜艳的桃李花在秋树枝上开放，使人感到衰秋里还留有一点春艳。唐文苑盛极以后，并没有全部崩坏。

　　下面略叙几种重要文体即诗与诗余（词）的兴衰和若干重要文人的成绩。

　　一 初唐诗人

　　南朝士族生活优裕，偷安成习，以能作五言诗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会作诗，就无法参与社会活动。诗提到这样高的地位，实是南朝士族衰朽堕落，精神萎靡的表现。这种陋习到唐朝愈益盛行，这是因为南朗士人作诗，固然由于“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以取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不过还未曾明文规定诗为禄利之路。唐朝以进士科取士，作诗成为取禄利的正路，后来甚至非科第出身的人，不得为宰相。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只有好不好的区别，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唐时作诗的人既多，诗篇自然也不少，经过时间的淘汰，较好的部分被保存下来，清康熙时辑《全唐诗》，尚存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亲人，时间是公正的裁判者，被淘汰的诗篇和诗人，可能比上列数目要大得多，不过湮没无闻是毫不足惜的。没有理由该对应当湮役的事物表示惋惜。大抵诗人（一切文人）必须先有高尚的抱负，尽管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有了抱负，才能产生高尚的意境，高尚的意境又产生高尚的作品，当然，作诗的技巧，如声律对偶之类，也很重要，但始终居于辅佐地位，作主导的不能不是意境。例如杜甫，在唐朝是诗人第一，在古代所有诗人中也是第一。他的成功处首先是在他有高尚的抱负。他自比稷与契，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高尚的意境却由此产生，因为事实远不如他所想的那样顺利，使得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坏人坏事采取“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的态度。任何文人都读过《孟子》。“庖有肥肉，野有饿莩（同殍piǎo）”，到杜甫才化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在他以前没有一个诗人能造出这样的句子，只因为没有杜甫那样的抱负和意境。

　　唐前期诗沿袭南朝，无非是些“竞一韵之奇，争一家之巧，连篇累犊，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作品，店太宗是创业英主，作起诗来仍是循规蹈矩，逐句相对，无异普通文士，表现不出象宋太祖《咏月诗》那种“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后山诗话》、《庚溪诗话》所引稍异）的雄伟气概，即此可见南朝文风对唐初文学有很大的拘束力。唐太宗时，名士张昌龄等应进士科，都被考官斥退。唐太宗问斥退的缘故。考官对：昌龄等华而少实，文风浮靡，不是好材料。如果录取他们，后生相慕成风，扰乱朝廷提倡的凤雅之道。所谓风雅之道，就是要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浮靡恰恰是敦厚的反面，唐太宗虽然赏识张昌龄等人的文藻，却只好承认考官所说为有理，也就是承认北方文风对南方文风的压制。

　　声律对偶化的文学还没有定型，因之南方文风仍有广阔发展的前途，压制是不能生效的。唐高宗时，称为庸初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同时称霸，南方文风更进一步在文苑里占优势。文武双全的裴行俭，轻视四人说，士人要有远大前程，首先靠器识，其次才是文艺。王勃等虽有文才，都浮躁浅露，哪里象个享受爵禄的材料！杨炯大概可以做个县长，其余诸人得好死就算不错。裴行俭这些话，在文才与仕途大体上一致的唐朝，是有依据的，同时也表示南北两种文风的对立。不过，专就诗来说，四杰诗运用声律，固然不如后起诗人的精密，在古诗向律诗过渡中，却不能不说是大有进境。杜甫评论四杰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四杰在他们所生存的时代里，无疑是显著的代表人物。

　　居四杰首位的王勃，正是一个浮躁浅露，器小识短的文人。他的祖父王通，隋文帝时为蜀郡司户书佐，后为蜀王侍读。隋炀帝大业末年，退归家乡绛州龙门，聚徒讲学，不久就死去。王通生于五八四年（隋文帝开皇四年），死于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一生仅有三十五岁，回乡讲学，仅有根短的岁月。隋末大乱，决不能即时聚徒多至千亲人，更不会有季靖、房玄龄、魂征、温大雅、陈叔达等唐初将相来“北面受王佐之道”。大抵王通伏居乡里，模拟记孔于言行的《论语》作《中说》一书以求名，他的儿子王福郊、王福畤（音zhì），又无耻妄为，引唐初著名将相李靖等人算是受业门人，甚至妄造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的无稽之谈，李德林死于五九一年，即使请见是在这一年，王通还只有八岁，怎末会有请见的事！即此一例，王通和他的二子，学圣人腔调来说话，立意装扮成圣人模样，不是著述界的优伶还能是什么？王勃是王福畤的儿子，也是优伶一类人，他六岁便能作文，不到二十岁，应举及第，屡到宫门前献颂，是一个不安于卑位的浮躁人。他作倬彼我系四言诗，称颂王通说“伊我祖德，思济九埏（音延 yán），……其位虽屈，其言则传”。又说“爱述帝制，大搜王道，……礼乐咸若，诗书具草，贻厥孙谋，永为家宝”。托名杜淹撰的《文中子世家》里说，王通曾编六经。这种所谓六经，大概是些比《中说》更不堪传世的陋俗书，王勃大加赞扬，显然是阿私父祖，通同作伪。杨炯所作《王勃集序》，说王勃梦见有自称为孔夫子的人告诉他说，《易》有太极，你应该努力。醒后注《周易》，撰《周易发挥》五卷。又为《元经》（王通拟　　《春秋》作《元经》）作传（拟《左氏传》）、为《诗》《书》（王通拟三百篇作《续诗》，拟《尚书》作《续书》）作序，他同他的父祖一样，也想依傍孔圣人，扮演个圣人。凡事缺乏自立精神，甘心依傍门户，模拟别人的言语行动，即使模拟的真象圣人，仍不免是圣人的奴仆，奴仆总是仰人鼻息，志趣卑下的。王勃诗并不想做什么圣人，而是想做神仙，王勃诗集里有《怀仙》、《忽梦游仙》等七八篇，求仙思想占颇大的比重。求仙是贪欲的表现，他不满当前已得的小官职，希望得高官，高官不能得，便幻想作神仙。神仙不可得，转而更不满当前的小官职，终于小官职也当不成，失职流落，渡海溺死，死时才二十八岁。《新唐书·文苑传》说他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恃才傲物，一定是浮躁浅露的人，尽管文才特大，用来自恃，恰恰成为自害的毒药。王勃不懂得这一点浅显的常理，所以他的诗只能做出好的句子，却不能做出意境高远的整篇，因为没有高远的抱负，无从产生高远的意境。四杰中第二人杨炯，幼年便擅长诗文，应神童科试得官。他恃才简倨；使人不能容忍。武则天时为盈川县令，在官残暴，动辄发怒杀人。武则天分送盂兰盆给诸佛寺，杨炯献《盂兰盆赋》，杀人和献赋，都是为了迎合武则大的任用酷吏和崇奉佛教。他不满当时王杨卢骆的品第，曾说，我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前一句是假话，后一句是真话，不高据第一位，浅露成性的文人是不会甘心的。卢照邻列第三人。卢照邻博学善作文，因得中风病，不能仕进，愈益躁急，病也愈益增重。他投拜名医孙思邈为师，求治病的方法。孙思邈答言“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看孙恩邈的答言，大抵卢照邻的德性和人事，都有歉缺，病根不外是浮躁浅露。最后不能忍受风病的痛苦，投颍水自杀，死时年四十。列第四位的骆宾王，品行不好，爱和赌徒们交朋友。唐高宗末年，得为长安主簿，他在《畴昔篇》里说“只为须求负郭田，使我再干州县禄”。他作官目的是求负郭田，很自然地就要犯赃罪下狱，出狱后被贬官为临海县丞，怏怏不得意，弃官在江南流浪，徐敬业据扬州起兵反武则天，用骆宾王为书记，军中书檄，多出骆宾王手。徐敬业兵败，骆宾王亡命逃窜，不知所终。四杰为人大体如此，他们都缺乏高远的思想，诗意不出个人荣枯悲欢的小范围，没有什么深切感人的力量。杜甫《戏为六绝句》，给四杰高的评价，对四杰所在的当时来说，这样的评价是合理的。

　　继四杰而起的诗人有沈佺期、宋之问。诗的声律化，自建安时期曹植开始，历两晋南朝诸诗人直到初唐四杰，都在声律化的逐步发展上有所贡献。武则天时，经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的倡导和定型，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完成的地步。杜甫诗“老来渐于诗律细”，这说明诗人要经过长期体会，运用诗律才能逐渐精细。古诗变成律诗，同样要经过长期体会，这个过程先后约有五百年。《新唐书·文苑传》说，沈约庾信作诗，音韵调谐，对偶精密，沈佺期宋之问比沈庾更加靡丽，一篇中句数有定准，通篇不犯声病，美得象锦绣成文，学者都模拟他们的作品，号为沈宋体。沈宋谄奉张易之，替他做应制诗，人品卑劣，宋之问甚至为张易之捧溺壶。武则天死后，沈宋都被贬窜，先后死去，他们的诗意境平常，与四杰相类，专靠形式华美，供宫廷玩赏。武则天令群臣赋诗，东方虬（音求qiú）诗先成，武则大特赐锦袍。及读宋之问诗，大加称赏，夺东方虬锦袍转赐宋之问。这样的予夺，对诗风有很大影响，由宫廷予夺变为科举得失，全国士人准不从风而靡。唐中宗曾令群臣赋诗，群臣献应制诗百余篇。唐中宗命宫女上官婉儿选一篇为新翻御制曲，上官婉儿独取宋之问诗入选。她评沈宋二诗优劣说，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不免词气衰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显得强健有余力。沈佺期见评语心服，不敢再争。武则天唐中宗据皇帝之位，提倡赋诗，群臣不能作应制诗，便难参预朝会，沈佺期宋之问等是张易之一举人的枪手，上官婉儿是唐中宗韦皇后安乐公主一类人的代笔，又是诸臣诗的评判者，她对律诗的倡导和促使定型，至少与沈宋同样有力。

　　正当近体诗（律诗）完全成熟的时候，不拘声律对偶的古体诗，以陈子昂为代表，起而力争自己应有的地位。陈于昂上书论政事，没有什么好见解，但作诗能直打己见，和沈宋走相反的道路，这在当时，非有豪杰的气概，是不敢这样做的。他曾作《感遇诗》，诗人王适惊叹道，“此人必为海内文宗”，柳公权评陈子昂诗说，“庸兴以来，子昂而已”。杜甫作《陈拾遗故宅诗》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武则天时，士人都追随沈宋作近体诗，独陈子昂作古诗与流俗对抗，固然近体诗是五百年来诗的自然趋势，是新产生的优美品种，但古诗也不容从此废弃，自陈子昂张扬古诗的旗帜，唐诗始备古近二体。杜甫称他是雄才，敢于代表一种被忽视的文体，出而有所主张，当然不是庸人而是雄才。

　　二 盛唐诗人

　　唐玄宗开元时期，唐朝政治经济发达到了最高峰。代表唐朝的文学——古近体诗，也达到了最高峰。开元时期，天下安宁，士大夫生活富裕，有人制得佳篇秀句，即传诵人口，流播远近。有些诗人所作被采入乐章，名登朝廷，为统治阶级所敬重。作诗是得名的捷径，因此几乎全部文人，都用全力作诗，大诗人接踵而出，每个大诗人都得到社会的尊敬和优厚的待遇。例如天宝初年，蜀人李白到长安，往见贺知章，贺知章看了他的诗文，主要是看了《蜀道难篇》，叹赏说，你是个下凡的仙人呵！（“谪仙人”）李白从此声名大振。李白因诗名大，被任为翰林院供奉。开元年间，李白二十五岁出蜀游云梦，娶故宰相许圉师（圉音语yǔ）的孙女为妻，后来又娶刘氏，刘氏离异后，又娶鲁地一妇人，最后娶宗氏女。李白骑着骏马，带着美妾，游历全国名山胜地，所到之处，地方官优礼相待，供给酒食。三十余年里，他先后娶四妻，出蜀以前可能已有妻室，四妻中许与宗还都是宰相家女，晚年（李白死时年六十二岁）又有歌妓金陵子和歌奴丹砂等人。他在生活方面，得到满足，完全依靠他的诗名和开元天宝时期统治阶级的富裕。李白并无官爵，但士人经他品题，便能进士及第，例如《李白集》有《送王屋山人魏万（即魏颢）还王屋》诗一篇。这个魏万从河南到山东找李白，只见到他的儿子，说李白游梁园（开封）去了。魏万回到梁园，又听说往江东去了。魂万到吴越两地寻他，李白游天台回广陵（扬州），两人才见了面。李白说他走三千里路来相访，是个爱文好古的人，送他一篇《还山诗》，魏万也做了一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诗》，又作了一篇《李翰林集序》，说李白夸他将来必著大名于天下，那时候不要忘记我老夫和我的儿子明月奴。魏万自称得李白如此重视，果然几年后进士登第。后来魏万没有什么成就，《全唐诗》仅存他的诗一首，即《金陵酬李翰林诗》。要不是依傍李翰林，连这一首诗也未必被留存。《李翰林集序》文字不甚通顺，他的进士及第，主要是得到走三千里路见李白的好处。开元天宝时期，一切都达到极盛阶段，诗也不是例外，盛唐的诗，是诗的顶峰，当时大诗人多至数十人，其中以李白王维及稍后的杜甫为代表。这三个诗人的诗，正是道教、佛教和儒家三种思想的结晶品。

　　道教到唐玄宗时极为盛行，它是一个各种思想杂凑起来的宗教，主要是神仙家思想，想永远享受饮食男女的乐趣，其次是庄周思想和佛教思想，还夹杂一些儒家思想。归根说来，道教贪求物欲，充满幻想，如果误信其说，就会使人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道教得到唐玄宗的提倡，所谓神仙如张果等人相继出现，这在文学上必然要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庙刘全白所作《李君碣记》说李白“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又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流离��轲，竟无所成名”（所谓成名是指得大官）。这些话，确实说明了李白的思想概状。李白想长生不死，承认自己原来是个仙人，但实在不曾见过不死的人，感到惶惑无有前途。拟古诗所谓“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浮荣何足珍”。长生与死灭，是李白思想中第一个矛盾。第二个是不求小官，要做宰相一类的大官，事实上与长生不死同样无望。《送蔡山人》诗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一乘无倪舟，八极纵远柂”。他的放浪不羁，是因为世人弃我，这使得李白不得不寻找避世的处所，那就是沉湎在醉乡。李白诗几乎篇篇说饮酒，《赠内》诗所谓“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这大概说的是真实情形。一个人生活如此颓唐，怎未能负当世之务呢！李白想要得到的事物，极多极大，得到的可能性却极少极小，在他醉时的思想里，什么自然界规律，什么人世间礼法，一概认为不存在或都是可破除的。因之，他的诗奇思涌溢，想人之所不能想，说人之所不敢说，自有诗人以来，敢于冲破一切拘束，大胆写出自己要说的话，破浪直前，无丝毫畏缩态，李白至少是空前的一人。自然，他那种道教思想，要表现出一些消极情绪来，如求长生好酒色之类，不免是白璧微瑕。正如皮日休《七爱诗·小序》说李白“负逸气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为真放焉”。真即天真（杜甫诗说他“嗜酒见天真”），放即放纵不守绳墨。看李白行事，确是十分天真，对当世时务是隔膜的。他不知道如何处危乱之朝，以真放对阴险，当然要被权贵排挤出朝，放归山林。李白甚为怨恨，诗句有“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抬尘掇蜂，疑圣猜贤，哀哉悲夫，谁察予之坚贞”；“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些都是不满朝中权贵阻碍自己仕进的怨词。他被唐玄宗征召，是由于道士吴筠的荐举。唐玄宗想从道士得到神仙长生术，并不想从道士得到宰相之才，李白对朝廷的征召，却抱着过高的期望，以为一举可以成功。他在《别内赴征》诗里说：“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诗里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对妻子说过这些豪语，说明他对仕途险恶，完全不了解，以为自己才大，相印不难取得。这也是天真的表现。被放逐后，只得寄希望于神仙，他在《大鹏赋序》里说“余昔于江陵见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司马子微即司马承祯，是著名的道士，道士即骗子，李白听骗子的话便认真信受。他初入长安，受亦僧亦道最后当道士的贺知章欺骗，以谪仙人自居。李白听了司马承祯的谎话，更相信自己是神仙。所谓神仙，是绝对如意自由，不受一切拘束的人，神仙与俗人一样享受物欲，可是长生不死，这当然比当宰相要高出无数倍。李白以神仙作为自己的抱负，思想上实行神游八极之表，他的诗想像力极富，就是这种抱负的表现。他又十分天真，虽然有些诗句象说梦话或狂言，但读者感到他在说真心话，并不觉得可厌。天真和放荡不羁，是李白诗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一直没有诗人能和他比长短。他放荡得象狂人，因为狂中有真，不同于疯狂的狂，而是失意诗人的佯狂。所以杜甫称“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杜甫最知李白，所作《春日忆李白》诗，可作李白诗的定论。诗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称李白诗“无敌”，清新俊逸，兼庾信鲍照二人之所长，自己愿意和他杯酒论文，推崇可谓备至。杜甫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也自称“颇学阴、何（逊）苦用心”，足见所学有同源处。诗话家妄说细论文是杜甫讥李白诗粗疏，未免穿凿多事。各按本人偏好，抑扬李杜，强分高低，正如韩愈诗所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以艺术性而言”李、杜各有自己的特长，想抑此扬彼，都是徒劳的。

　　李白政治见解很差。他在《猛虎行》里，把唐朝与安史叛军平等看待，说“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既然看不出安史是叛逆，永王李璘割据东南对朝廷的危害更不会看出。他附和李璘，后人很多为李白作各种辩解，李白也作诗为自己文饰，说“仆卧香炉顶，餐霞嗽瑶泉。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音毡zhān），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责夜郎天”。七五六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安禄山陷两京，唐玄宗唐肃宗狼狈逃窜，李璘乘机占有积在江陵的江淮财赋，大量浪费，招募几万兵士，乘舟顺流东下，企图占领金陵，割据东南。李白开始未必有反唐朝廷的意思，但对唐朝廷的恢复事业表示悲观，主张放弃黄河流域，朝廷南迁江东，划江而守。他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说“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扃（音jiōng）自然。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他看到中原士人，大量逃到江东，就公然提出谬误的建议，缺乏政治识见，于此可见。李璘顺流而下，正合李白的主张，迫胁上船以后，也就不想逃走了。他所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第二首说“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第四首“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音支zhī）鹊楼”。李白以谢安自命，想依附李璘大有所为。李璘兵在丹阳（江苏丹阳县）战败，李白才逃回浔阳（江西九江市），作《南奔书怀》诗一首。李璘事平，李白得罪下狱，得御史中丞宋若恩、宣抚大使崔涣昭雪，免予治罪。七五八年，流放到夜郎（贵州桐梓县东），第二年，未到夜郎遇赦归浔阳。孪白附李璘是确实的事，无须讳辩，他因为政治上缺乏识见，只看到“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这一黑暗面，却看不到另一有利的方面。他的议论和李泌对唐肃宗的话正相反。李泌说“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耶！今独虏将（著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李泌的估计，比李白正确得多，二人同样是山人，同样想做神仙，李泌留心政治，成为乱世功臣进退自如的奇士，李白专事作诗，一遇政治问题，便不知所措，几至杀身。当时名士孔巢父、萧颖士等也被李璘胁迫从行，二人都半路上逃走，见识比李白还高一些。自然，李白也不是全无所见，如《宫中行乐》词“官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清平调》词第二首“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直指杨贵妃即西汉的赵飞燕，是亡国的祸水，非李白不能有此胆量。李白所以得兔指斥杨贵妃及附李璘的罪责，完全由于诗名太高，朝廷杀一个大名士，不免有所顾虑。唐玄宗赐金放还山林，唐肃宗用流放代替刑戮，半途上赦免，待遇应该说是格外优厚。李白不肯服罪，似乎受了冤屈，自鸣不平。他代未中丞撰《荐表》说：“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他没有想唐钥廷财赋，主要依靠江淮，李璘占领江淮，等于迫使唐钥廷放弃讨代安史叛军，后果将是什么？李白只为自己的才学称屈，不为唐朝廷的大局着想，文人习气未免太深了。李白继陈子昂之后，提倡复古，古风第一首说明作诗宗旨，他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夸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我旨在删述，垂晖映千春”。论诗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沈约）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李白鄙弃声律，多作古体诗，才高气逸，变化无穷，流传人世，自然应该享受盛名。但他得盛名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作了他不很喜爱的近体诗，特别是五七言绝句。唐时社会经济繁荣，士大夫生活侈靡，以道统自任的韩愈，也有绛桃、柳枝二妾，都能歌舞。张籍《哭退之》诗：“中秋十五夜，圆魄天差清。为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唐时土大夫大抵留连酒色歌舞，寻求快乐，相习成风，不足为怪。象杜甫那样穷困，晚年似乎还有一个小妻，其余士大夫通常有一二个歌妓，大官僚甚至何家妓成群。这些歌妓都需要新歌词，白居易诗所谓“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同，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乐府新词就是五七言绝句。谁能制作新的五七言绝句，被歌者采用，谁就有可能获得广泛的声名，或传入宫廷为帝王所知。李白五七言绝句，说者推为唐三百年第一人，其实同时的王维王昌龄也擅长绝句，并不比李白差。只能说，作五七言绝句极难工，唐一代擅长此体的诗人只有数人，李白是其中一人。李白集中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经乐人略约词调，抚丝竹，即可歌唱。说明新词很容易传播。李白诗大部分说饮酒和女色，尤合妓院的需要，他自己也爱好音乐，《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绝句，第四首说“小妓金陵歌楚声，家僮丹砂学风鸣”（吹笙）。足见妓歌奴吹，颇能助诗酒逸兴。李白自己也能弹琴，由于琴技高和诗名极大，六十一岁的一年（七六一年）游金陵，一个美女（金陵子）偷听琴声，奔投李白，李白正需要伎女，带着她渡江西走，教她唱楚歌，十分宠爱，第二年李白病死。《示金陵子》诗说“金陵城东谁家子，窃听琴声碧窗里。落花一片天上来（凭空来投），随人（李白）直渡西江水。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教楚歌的大概就是李白，他住安陆第一妻许氏家十年，能作楚歌是意中事。七六一年，李白《留别金陵崔侍御诗题》说“闻李太尉（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二韵”。李白自称“懦夫”，“一割之用”，夜郎流放后，附李璘时的气概已经消失殆尽。功名既无望，神仙也是“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功名神仙都落了空，归根只有酒色可托生命。一个伟大的诗人，就这样为酒色伤害了自己。这是很可惜的事，但在唐朝却是常事。白居易《思旧诗》“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黄，一病竟不痊”。元稹是才子，韩愈是名公，二人都为色丧身，所以举以为例，其余相似的文人当然还很多。李白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并不因溺于酒色而有所贬损。这里只要说信仰道教，以神仙自负，托体在空虚，而又不忘名利，最后不免日暮途穷堕入污浊中，李白如此，同他一样享盛名的王维也是如此。

　　王维是开元天宝时期即盛唐时期诗人的代表，李白于天宝元年（七四二年）入长安，被任为翰林供奉。王维于开元九年（七二一年）进士及第，成名在李白前二十余年。李白居长安前后不过三年，即彼放还山林，王维始终在朝作官，与贵官交按往来，文名极盛。当时李白未来长安，杜甫未成大名，文苑霸主只有王维一人。唐代宗《批答王缙进集表手敕》中说“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时论归美，诵于人口”。《旧府书·王维传》说，唐代宗问王维弟宰相王缙：“你的兄长，天宝中诗名盖世，我经常在诸王座上听到他的乐章。现在还留存多少，可将文集送进来。”王维在开元天宝时期，被公认为文宗。他擅长音乐，尤能弹琵琶，进士及第后，即任太乐丞，正是用其所长。王维所作五七言绝句，与李白同为唐人绝唱。二人都擅长音乐，制成绝句，容易合乐，因之传播既广，享名亦大。《太平广记》载王维与亲王贵主往来，甚得尊重，他曾扮成琵琶乐工往见贵主奏技，大蒙称赏。贵主读王维所献诗卷，惊骇地说，这些都是我平时诵习的诗篇，以为是古人佳作，不料出在你的手里。小说家言未必全可信，但王维在十九岁以前（九岁起即作文章），诗名已经很高，却是事实。他是禅宗南宗神会掸师（即禅宗所谓七祖）的弟子，但并不真信一切皆空的禅学，他上唐玄宗《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满纸荒唐，居然是个道教徒。其实，他不是禅也不是道，只是要官做，他与弟王缙都能巧妙地用佛教做掩护，表示清高不恋世俗事。王缙后来做宰相，是个十足的官僚。王维王缙的品质一样恶劣，所以都是做官能手。王维得宋之间蓝田别墅，是著名的大庄园。他仕途颇顺，又身为大地主，享尽隐居闲适的乐趣。他是唐朝著名的大画家，尤善于画山水，创南派水墨画法，世称为文人画，区别于画工但求形似的画法。他作诗自赞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擅长的技艺很多，如书法、音乐也都是高品，他最自负的还是诗画二艺。宋人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或者说，他诗是有声的画，他画是无声的诗。诗画统一，任意用来表达白己的想象，如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莲花同画一景，这是作者兴之所至，摆脱拘束，随手抹成，比作诗更显得自由。他作诗却极精致。王维诗有一部分谈佛理，腐朽可厌，其余诗篇学陶潜和谢灵运。陶潜隐居田园，绝意仕迸，风神恬淡，寄兴高远，描写田园风物，往往体会入微。王维是大地主，生活安适到无可再安适，所以他的诗恬淡闲适，有与陶潜相似处。不过陶潜诗恬淡中有时偶然流露出刚强不平的豪侠气概，王维诗中没有这种气概。王维是大画家，善于摄取自然风景最美的一点入画，或摄入诗中。杜甫待称王维为高人王右丞，高人是指他能作隐逸诗，又称“最传秀句寰区满”，秀句是指他能作风景诗。自然，隐逸诗与山水风景诗总是结合在一体，可分开也不可分开。从可分开的方面说，王维写隐居生活，不及陶潜的真实，因为陶潜说穷是真穷，王维说贫穷就全不可信。王维写山水风景，比谢灵运还要高些。因为谢诗雕琢工甚大，不及王维的自然生成。王维诗兼陶潜谢灵运之所长，因之他不只是盛唐时期的一大家，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一大家。

　　王维近体诗，谨守声律，却怠态萧散，闲适无碍。《辆川集》五绝二十首，和其他风景诗情景并胜，实是集中精华所在。假如王维有风景画真迹流传到现在，无疑将举世珍视，那末，他的风景诗为什么要加以贬抑呢？王维五七言绝句，最为歌者所采用，不只因为这些诗容易合乐，更重要的是开元天宝时期，朝廷穷兵黩武，文武官员求立边功取重赏，如《少年行》四首，就是迎合当时风气的作品，并非王维自身有求边功的野心。另一种是叙离别的诗，也是适合出使异域或远游边塞等人的心情。范掳《云谿友议》说“李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唱‘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岁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辞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范掳是唐懿宗时人，唐末梨园还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影响之深远。诗话家说“诗以神行，使人得其意于言之外，若远若近，若无若有，若云之于天，月之于水，心得而会之，口不得而言之，斯诗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绝句尤贵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李白一人，盖非王维王昌龄之所及”。李白固然是唐代高手，但王维五绝，王昌龄七绝，也并未示弱，说只有李白一人独擅五七言绝，未免抑扬过甚。

　　王维是佛教禅宗在文学上的代表人，地位相当于道教的李白。凡是宗教徒都有一种共同心理，王维诗所谓“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只要能得到个人的福利，什么是仁，他们是不在意的，杀身成仁更是看作笑谈。李白附从李璘，王维投降安禄山，都不免身败名裂。李璘安禄山失败后，李白王维都犯了死罪，幸而诗名甚大，并有人营救，得从宽发落。李白被放逐，不承认自己有罪过，王维还自知有罪。他在《责躬荐弟表》说“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李白和王维，失身以后，都理展气馁，所作诗篇较前大减，不久又都死去。两个代表开元天宝时期的大诗人，因为信奉道教佛教，一个是“求仁笑孔丘”，一个是“凤歌笑孔丘”（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到了生死关头，都被死吓倒，只好让孔丘嗤笑了。

　　杜甫年辈比李白王维略后（杜甫：七一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生——七七○年，唐代宗大历五年死。李白：七○一年生——七六二年死。王维：七○一年生——七六一年死），文学活动主要在唐肃宗唐代宗两朝，也比李王二人略后。杖甫是代表儒家思想的大诗人。他自称少年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加有神”。从杜

　　杜甫书金华山诗石刻（拓本）甫诗中用事的精致来看，熟读万卷书，确是事实，并非自夸。杜甫同李白一样，对政治的看法，也是十分天真，甚至比李白更天真。他自比稷与契，希望因自己文学出众，“立登要路津”。他做大官的目的，倒不是为富贵享受，而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李林甫、杨国忠擅权的年代里，这样设想是完全不合实际的。他有不合实际的大抱负，不能实现这个抱负，自然对朝政心有不满，但儒家思想使他“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对朝廷还是绝对忠诚的，这是与李白王维根本不同处。他也曾陷身贼中，但不曾为贼所污辱，《述怀诗》“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他逃出贼窟，经历着很大的艰危，《北征》诗“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述怀》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这种困苦狼狈的情况，李白王维是不能忍受的，因而屈服于李璘、安禄山。杜甫对君忠诚，在家天下的封建国家里，君是国的代表人，忠君实际就是爱国。他又自比稷、契，有致君尧舜上的大抱负，他的现实生活却是流离失所，不仅做不到大官，连微小的谏官也因言事被斥革。大抱负与穷困生活这个矛盾，是杜甫诗丰富内容的源泉，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学说，也多少掺杂一些道教佛教（禅宗）思想，他师事董姓道士，称为董先生董炼师，又诗云“余亦师粲可”。慧可僧粲是禅宗两个祖师名。有些诗中表现消极的意境，如醉时歌“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这一类诗是受道教影响。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这一类诗是受禅宗的影响。不过，比起李白王维的道佛思想，那是相差太远了。道佛思想在杜诗中只是偶见，远不如儒家思想占有主要地位。

　　杜甫做诗的功夫，在《宗武（杜甫的次子，小名骥子，有诗“骥子好男儿”）生日》，《又示宗武》两篇中说得很清楚，可说是传授诗决。“熟精《文选》理”和“应须饱经术”两句即杜家诗诀，所谓“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足见他期望宗武继承家学也作诗人。初学的步骤是“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作近体诗必须先知诗律，还必须用事准确，摊书满床，事事核实，不单凭记忆，这也是诗诀，不过不象精《文选》、饱经术两句属于根本诗诀。杜诗中又有偶论作诗法的句子，如“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都是说要用苦功锻炼诗句，与韩愈论作文法“唯陈言之务去”，同一意思。这里所说惊人新句，绝不是造出奇怪语，而是体物深刻，见人之所不能见，说出来却很平常自然，不使人感到雕琢刻削的痕迹。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体会物情，细入毫厘，即属于这一类。李王杜三家诗中，多有此类佳句，盛唐诗人与晚唐诗人大有区别，句法就是标准之一。杜甫作诗，不仅是取法于儒经，即《偶题篇》所谓“法自儒家有”；就是对齐梁诗人，也采取认真态度，学他们的长处，如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他学古人清词丽句，不废齐梁人，如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自称“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庾信自是梁末大家，阴何在齐梁并不算上乘，杜甫虽然恐与齐梁作后尘，但并不抹煞它们的长处，他称颂李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又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对庾信阴何确实是看作师范，毫无轻视的意思。他择善而从，无所不学，所以成为兼备众体，集古今诗人之大成的伟大诗人。元稹（音诊zhěn）作《杜甫墓志铭》，评李杜优劣，说“余观其（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杜甫字）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这里指出杜的特长，是恰当的，由此抑李过甚，那就不当了。大抵可以扬杜却不可抑李，犹之可以扬李却不可抑杜。韩愈是反佛老的健者，李白一家人都信道教，“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韩愈并不因反道教贬损李白诗应得的崇高地位，足见他的地位是不可撼摇的。

　　安史乱后，肃代两代，唐朝国势由极盛突然损坏，由上升急剧下降，以李白王维为首的盛唐诗人，几乎全部停止了创作。其中如“清诗句句尽堪传”（杜甫诗）的隐居诗人孟浩然，早在开元末年死去。其余如写边塞情景的诗人岑参和高适，也很著名。他们写边塞诗是在天宝年间，这时候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天宝时候对外战争，一般是侵略性战争，伟大的军事家王忠嗣宁愿失官不愿服从朝廷乱命，可以想见战争是什么性质了。高、岑以肯定的态度歌颂这些战争，论者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诗人，对外侵略怎么能说是爱国呢！二人都活到唐代宗时，高适还做过节度使。他们的诗，都没有真切地反映安史乱后的社会情形，足见边塞诸作，只是迎合唐玄宗时发动战争，开边境立武功的风气。杜甫《兵车行》、《前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作，对朝廷贪边功行暴政采取明显的反对态度，岑、高诗自有擅长不可贬损之处，但政治上不及杜甫较有见解。岑、高以外，王昌龄也是著名诗人，他尤长七绝，内容多是征夫闺妇的乡恩离愁，最宜于当时歌唱者的采用，诗篇与王维李白同样传播在乐人间，因之诗名甚盛。天宝年间，形式上唐国势还在上升，实际已是腐朽之极，濒临崩溃，一般诗人多歌诵升平，很少有人能预见危机。元结不同众人，在天宝六载，作二风诗（《治风诗》、《乱风诗》各五篇），《乱风诗》中有《至惑》一篇，序云“古有惑王，用奸臣以虐外，宠妖女以乱内，内外用乱，至于崩亡”。《至惑篇》显然是指斥唐玄宗。元结又作《系乐府》十二首，其中如《贫妇词》、《去乡悲》、《农臣怨》等篇，也是代贫苦人发出愁怨的呼声，特别是《闵荒诗》一首，以隋炀帝比唐玄宗，说“天国正凶忍，为我万姓仇”，同情人民的立场非常明确。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虽然也是强烈谴责腐朽政治，比起元结来，却不如元结能直斥唐玄宗。杜甫对君主不敢直斥，总是有意回护。假如当时有许多象元结那样鲠直的诗人，一致为人民呼号，唐玄宗固然未必就此醒悟，但作为诗人，却不可不表示应有的政治识见，在这一点上，元结应是天宝年间的第一人。

　　唐代宗时，元结任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及《贼退示官吏》两诗。《舂陵行序》云“道州（湖南道县）旧四万余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呜呼，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诗中有“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赢。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挞之”等句。元结宁愿免官，不肯逼迫穷民，这是当时最有心肝的好官。《贼退示官吏》诗有“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句，有些官实际上不如贼，至少与贼无大异，他被逼作贼，想弃官归隐，归隐是封建士大夫唯一可走的道路，因为他们不会站在农民起义一边，又不甘心作比贼不如的官，最好的前途，自然是做个无官职的地主，享受闲居的乐趣。要求他们有反抗朝廷的积极行动，那是不合实际的奢望。杜甫读到元结的两篇诗，热情称颂，认为“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得矣”。杜甫对人民的同情心，与“致君唐虞际”的忠君心相结合，正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元结在《筐中集序》里，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南朝风气，他所作诗全是古风，事实上唐时律诗已经开出广大的新境，远非南朝所能比拟，唐诗人多能古近两体并长，诗苑因而特别繁荣，元结不作近体诗，以为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不合风雅之道，想要“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他这种矫时俗的议论，与韩愈相同，韩愈用来矫文弊，获得成功，元结用来矫诗弊，却不发生任何影响，因为他的主张太违反唐时诗的趋势。

　　韦应物与元结同时，刚直的性格也相同，表现在诗风上却有显著的不同。韦应物《示从于河南尉班》诗中有“立政思悬棒”句。曹操任洛阳北部尉，造五色棒悬门上，豪强犯禁，即用棒打杀。韦应物要学曹操悬棒杀豪强，足见他原来是个刚强人，因受腐朽势力的折磨，变刚强为柔和，写出清闲恬淡的诗来。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日常生活是焚香扫地而坐，只和顾况、刘长卿、释皎然等人唱酬为宾友。他自称做官也是坐禅，他也象陶潜那样，有时候猛气不能自抑，流露出对腐朽政治的愤怒，如杂体五首，都是有所指斥，尤其是《古宅集妖鸟》一首，痛责满朝官僚贪鄙无能，《春罗双鸳鸯》一首，写剥削与被剥削两个阶级的苦乐绝对不平。韦应物诗里，偶然露出这样的真情感，说明他并非心如死灰，因此，韦与陶可以相比拟，不过，闲静的气息，韦不如陶，陶生在晋朝，受玄风影响，陶诗成为玄风的最高表现，韦处在唐朝，没有陶的时代精神，尽管风度学得相似，气息终究不能相同，陶韦并称，韦不及陶，盛唐诸诗人中，韦却是唯一的闲淡诗人。

　　三 中唐诗人

　　盛唐中唐交界处，不必机械地划分，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不少著名诗人，其中卢纶、韩翃（音宏hóng）、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端、李益、司空曙等人，号称大历十才子。他们多是天宝年间进士，正遇安史大乱，他们做的诗，没有一人能象杜甫反映现实。伸张正义，足见这些人不过是能作诗的普通文士，做诗不能表现时代的特点，只能被看作普通文士做普通诗。杜甫死后（大历五年杜甫死），经过一个不长的时间，到了唐德宗时，杜诗的影响深入诗苑的各方面，几个大派别都是从杜诗派生出来。中唐诗苑盛况并不亚于盛唐，所差是在一些作者，虽然各有创造，自成大家，但未能超出杜甫已经开辟出来的境界。从这一点说，中唐比盛唐不免落入第二流。

　　中唐诗人影响最大的无过于白居易和元稹。白居易和元稹都扬杜抑李，白居易与元稹论文书里说，杜诗千余首，尽工尽善，比李白更好，不过，杜诗如《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等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句，也只占十中三四。这说明白居易学杜甫，着重在学杖甫为劳苦民众呼号的诗篇。因此，他得出作诗歌的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在唐宪宗初年，身任谏官，每日论事，有些不便明言直说的事，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皇帝听了有所改悔。这一类诗有些题为新乐府，通称为讽偷诗，这是白诗中最有人民性的部分，学杜相似的也是这一部分。讽谕诗是白诗精华所在。他说，我诗得人喜爱的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等篇，时人所重，却是我之所轻，我的讽谕诗，意思激切，言辞质直，人们不喜爱，百千年后一定会有人喜爱。白居易自称“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讽谕诗，兼济之志也”。白居易志在救济民众，与社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同一心情，杜甫诗写当世时务，号称诗史，白居易讽谕诗也写时务，同样是诗史，诗人对民众没有深切的同情心，是不会冒险作诗史的。

　　白居易与诗友元稹的诗流传极广，元稹《白氏长庆集序》里说，“长安少年都仿效我们两人的诗体，自称为元和体诗，二十年间，官署、寺观、驿站墙壁之上无不题元白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之口无不吟元白诗，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可能是印刷本）在市上贩卖，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我（元稹自称）在乎水草市（浙江绍兴县山市）看到村校里学童都学诗，问他们学的是什么，齐声答言，先生教我们学元白诗”。白居易也说，“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我诗句，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吟咏我的诗句。时俗所重，正在杂律诗和《长恨歌》一类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的诗”。白居易分自己的诗为四大类，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写讽谕诗是志在兼济，写闲适诗是行在独善，兼济是为解救民众疾苦，独善是保身养性，不为世俗所累。从唐文宗时开始，牛李党争剧烈，白妻杨氏是牛党重要人物杨颖士的妹子，因此被算作牛党，李德裕执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读白诗，怕读了他的诗，改变对他的成见。白居易作诗云“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他采取不争名位的方法来对待朋党之争，在当时士大夫中是最有识见的。他得免朋党的祸害，并非偶然。

　　白居易被迫放弃宦情，求名之心却极浓。他一生专心求永久的诗名，得风病后还伏枕作诗，不肯停止。他生前写定诗集五本，每本有诗文三千八百四十首。五本分藏五处：一本藏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藏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藏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白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使各藏于家，子孙世守。他迫切希望诗名永传，五本分藏，用心是很苦的。他作诗力求平易通俗，独创一格，为前人所未有，目的也是在于广播人口，借以流传后世。北宋人释德洪作《冷斋夜话》，说白居易每作一诗成，读给一个老妪听，问她懂不懂。她说，懂得，这首诗算是作成了。如果答说不懂，就得另外做过。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北宋人张耒曾在洛阳一士人家，看到白诗草稿数纸，涂改重重，原作的文句几乎全部改换。白诗经过锻炼而成，要炼成通俗的文句，也非苦吟不可。通俗丝毫不等于草率轻易。白诗流传在当时已如此广泛，原因就在白诗真正做到通俗，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白居易最亲密的诗友元稹，也擅长写通俗诗，元诗与白诗同样广播人口，元诗又多采入乐歌。元稹寄白居易诗有“体遣玲珑（歌妓名）唱我辞，我辞多是寄君诗”等句，足见元诗多可入乐。他和白居易同时享盛名，诗歌传入宫廷，宫中人都叫他元才子。这是他后来投靠宦官，得做宰相的一个条件。元白并称，由于诗的成就，二人难分优劣，但二人在仕途中，元最后失足走了邪径，白隐居退避，不参加党争，二人人品优劣，也就决定了文学上的优劣。白居易有兼济思想，凡不利民众和国家的朝政，敢于犯颜直谏，店宪宗有一次很不满意，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个小子，是我提拔他得名位，现在对我毫不礼貌，我实在不能忍耐”。做官得直声，名望自然清高，所作诗文也容易为人尊重。元稹起初也敢谏诤，白居易很尊重他，赠诗说“昔我十年前，与君始相识。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共保秋竹心，风霜侵不得。始嫌梧桐树，秋至先改色”。不料这个比作秋竹竿的元稹，经过几次贬官，完全改色变节，唐穆宗时，走宦官魏弘简的门路，勾结魏弘简共同破坏裴度讨代河北叛镇的用兵计划，为了谋做宰相，不顾一切，人品实属卑劣。他是学白居易正直却经不得风霜的鄙夫。他诗也学白居易。白作《和答诗序》里说：“五年（唐宪宗元和五年，八一○年）春，微之（元稹字）左转为江陵士曹掾。我命季弟去送行，且奉新诗一轴，凡二十章，率有比兴，淫文艳韵无一字焉。及微之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为，章有旨，至于宫律体栽皆得作者风。我和友人樊宗师等三四人，时一吟读，心甚贵重。然窃恩之，岂我所奉的二十章，遽能开足下聪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将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对发愤而臻于此耶？若两不然者，何立意措辞与足下前时诗如此之相远也！”白居易这段话，正好说明元稹诗受白诗影响很大，元是学白居易诗格却缺乏真实性情的佞人。他分自己的诗为十类，有古讽、乐讽，拟白诗的讽谕诗；有古体、新题乐府，拟白诗的闲适诗；有律诗（七言五言两体）、律讽，拟白诗的杂律诗；又有艳诗，专描写美妇人，大概是拟白诗的感伤诗。白居易有《长恨歌》，写唐玄宗杨贵妃荒淫乱亡事，妓女能诵《长恨歌》，身价便增高，想见此歌极受重视，流传甚广。元稹仿制《连昌宫词》，也为时人传诵，不过，诗中“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等句，正如杜牧《李勘墓志》所说淫言媟语，非庄士雅人所为，与《长恨歌》惩尤物、窒乱阶的用意有别。白居易《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呈元九李二十》诗有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苦教短李伏歌行”。元稹模仿白居易，当时已有定论。元稹人品不如白居易，模仿虽到近似的境界，但元诗终究只是才子诗。

　　元稹死后（八三二年，唐文宗大和六年死）白居易与刘禹锡为诗友，有《刘白唱和集》，白与刘书云“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劲者非梦得（刘禹锡字）而谁？”刘禹锡参与王叔文集团，甚有权势，唐宪宗登位，刘禹锡等被贬逐，不得为朝官。唐文宗时，因重臣裴度的援引，刘禹锡又得为朝官，累升至检校礼部尚书。唐顺宗身染重病，王叔文掌权，王叔文名位卑微，引用刘禹锡柳宗元等名士为助，刘柳等人与王叔文秉政半年，政令都是有益于朝廷有利于民众，未可讥议。可是，他们依靠的是死在旦暮的唐顺宗。满朝政敌（主要是宦官）利用唐宪宗夺取帝位，是必不可免的。王叔文集团被斥逐，也是必不可免的。刘柳等人的失败，刘禹锡诗“勉修贵及早，狃捷不知退”，确是实情。被逐以后，忧愁憔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句见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正写出这些逐臣的心情。他们本想及早腾达，不料贬作边远地方官，井有诏：虽遇赦无得内移。这样，他们政治上失去前途，无可奈何，不得不逃入南宗禅求取绝望中的安慰，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学上精心创作，借文名来补救政治失势。刘禹锡柳宗元都是这样做的，白居易所谓吟咏情性，播扬名声，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诗名盛大，可能改善政治遭遇。刘禹锡在诗的方面特别取得卓越的成就。白居易称刘禹锡诗为神妙，《旧唐书·刘禹锡传》特指《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待为佳作。《金陵五题引（序）》里说，“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题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尔。”刘禹锡自负《金陵五题》是绝唱，后世无人能继作，就诗而论，确是无敌的佳篇，如《咏台城》云“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比描写景物的名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立意更为高远，刘禹锡无愧为白居易的敌手。不过，刘禹锡最精采的诗是他的乐府诗两卷，他在贬地仿照屈原为沅湘民间改迎神词作《九歌》的遗意，作《竹枝》、《杨柳枝》等词若干首，教巫祝歌唱，流传民间。《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武陵（湖南常德）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竹枝》《杨柳枝》以外，还有《浪淘沙词》、《纥那曲词》也是采用民歌形式的创作，《浪淘沙词》是七言诗，《纥那曲词》是五言诗，虽然与后起的词句法有异，随着音乐的变化，很自然地会变成词。诗话家评刘禹锡文学上成就说，“大概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他文”。这个评语是恰当的。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三人诗大体上都属于通俗类，因之广泛地播扬在人口，士大夫作品，有意为民众所享受，这应该说是元白等人的贡献。但也有流弊，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里说，“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司文者考变种之由，往往归咎于稹”。通俗化的诗被新进小生转展仿效，变成支离褊浅庸俗化的诗，陈言滥调，充满诗苑，这在元白是始料所不及的。要挽救庸俗化的弊风，需要强弓大戟般的硬体诗来抵消元白末流的软体诗。韩愈一派的诗人，很好地负起了挽救的责任。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唐四六），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人诗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韩诗与古文一样，象长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赡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收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可以说杜文不很工，却不可以说韩诗不工。韩愈在《调张籍》诗里指出自己学李杜的心得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两句，说明韩诗与李杜诗精神融合成一体，经营不必太忙，却自然合于李杜。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调张籍》诗中斥责李杜优劣论（当以元稹为此论代表），说，“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不是学李杜同样有得，对李杜同样深知，是容易偏袒李杜立在某一方的。

　　韩愈是中唐创硬体诗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创通俗诗也是一大家。韩派诗人多有名人，最著者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翱李贺等人。张籍于唐德宗时登进士第，深得韩愈重视，韩愈《醉赠张秘书诗》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调张籍诗》云“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颌颃”。韩愈承认张籍学李杜，与自己有同样的成就，可以颉颃同飞。所谓学古淡，古是指张诗擅长乐府，多用古乐府为题，淡是指辞意通显，不作雕饰，张籍与白居易元稹唱和，诗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白未流，所以说“轩鹤避鸡群”。如《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这种意境，也是从学杜得来。韩愈给张籍诗评价很高，《病中赠张十八》诗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张诗往往语已尽而意有余，扛鼎的笔力当是指此。

　　韩愈重视的诗友，又有孟郊（字东野）。韩《荐士》诗赞扬孟郊的笔力说“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音傲ao）”。《韩集》有韩孟联句诗数篇，孟笔力足与韩为敌。孟郊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便引为忘形之友。张籍性诡激也得韩愈器重，大抵韩创硬体诗文，与庸俗文派作斗争，需要一些异乎流俗的士人为友朋，这些人得到韩愈表扬，文名振起，形成韩氏一派的名士。盂郊诗专写穷苦，所谓“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他看自己是穷蹙到不容于天地之间的末路人，精神状态极不健康。这和韩愈的雄伟恢宏，恰恰相反，韩愈对他却大加称颂，《醉留东野》诗云“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诗末又说“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韩孟二人文学上是同道，因此友情如此真挚。孟郊自称作诗的苦处说，“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这样苦吟出蹇湿穷僻的诗句，自然是使人愁惨不乐的呻吟声，韩愈却称孟诗“荣华肖天秀，捷疾愈响报”。说的恰恰与实际相反，是讥刺还是标榜，显然是标榜。同派李观论孟诗“郊之五言诗，其高处在古无上，其平处下顾二谢（谢灵运、谢惠连）”，也是说的与实际不合。要和熟软诗风作斗争，这种僻涩体诗有一定的抗俗作用，韩派人给以过分的赞扬，不是全没有理由。司空图说元白是力强气弱，乃都市的豪估，孟郊等以穷僻和豪估对抗，才显得白辟一境。

　　另一个以穷寒僻涩为诗境的作者贾岛，在韩门比张籍孟郊地位较次。贾岛原是僧人，名无本。韩愈教他为文，使弃佛还俗。他屡举进士不第，当然更增加穷愁饥寒的苦处。贾诗写穷比孟郊更甚，孟郊诗“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还能种稻斫柴，维持生活。贾岛诗“市中有樵山，客舍寒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干”。僧徒过的是寄生虫生活，贾岛原是僧徒，还俗以后，依然仍是寄生虫，市中有柴山，还可以说无钱买柴，井下有甘泉，懒得去汲水，宁愿釜中常苦干，这种懒人，渴死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他吟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二句无非是写孤独生活，无甚意义。不过，刻苦锻炼，三年才吟得这两句，对轻率庸俗摇笔即来的元和体未流，有矫枉的作用。

　　韩愈派诗文最奇怪的作者要首推樊宗师。樊宗师作诗七百一十九篇，留传只有《蜀绵州越王楼》诗一首。此诗有序一篇，造句怪异，不知其意何在。如序首“绵之城，帝猲（猲音歇xie，同揭）、掀明威……”等句，只有“绵之城”三字尚成语，余句全不可懂。诗也同样难解，如“危楼倚天门，如星辰宫，穰薄龙虎怪，洄洄绕雷风”。这种字奇意不奇的七百多篇诗，仅得留存一篇，足见无留存的价值。韩愈为樊绍述作墓志铭，称樊诗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铭文更大加赞扬，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樊文字极艰涩，韩称为文从字顺，未免太不合事实。文章固然务去陈言，但不必要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词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有“瑶翻碧潋（音殓lian），嵬眼倾耳”等句，前人未曾说过这样的怪话，樊宗帅说了能有什么新进境！这是韩愈派中最低劣的一个作者，所作书（《魁纪公》、《樊子》、《春秋集传》三种）、文二百九十一篇、杂文二百二十篇、赋十篇、诗七百一十九篇，写作虽多，除《绛守居园池记》及《蜀绵州越王楼》诗各一篇偶得幸存，其余全部被淘汰”正是最公正合理的裁判。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之后，文笔则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奇是务去陈言的结果，辞义全新，超越凡俗，所谓奇实际就是新。韩愈诗文富于创造性，尤其是在古文方面，新奇的影响特别深远。涩与奇正相反，涩是文不从字不顺故意使人不懂的反常语言，作涩体文，似乎也在务去陈言，实际比陈言还不如，因为陈言不过是凡俗语，涩体则是反常语，语言违反常规，就不成其为语言，也就全部可以废弃。学奇难，学涩容易，鄙陋之士避难就易，奉樊为大师，相沿二百余年，到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甚至通篇读不成句。古文家欧阳修力主革积弊，一○五七年，欧阳修被任为知贡举，凡试卷带有涩体，一概黜退，樊宗师的流毒到此才算结束。

　　韩愈派诗人，自孟郊张籍以次，都各有成就，他们的共同点是戛戛独造，异乎流俗。樊宗师以文不从字不顺为特长，与元白诗末流的庸俗滥熟，形相异而实相同，在韩愈派中是最下的一个作者，下列二人也是韩愈派中重要作者。

　　卢全，自号玉川子，隐居洛阳城中，作诗豪放怪奇，甚为韩愈所推崇。韩作《寄卢金诗》一首，说他“事业不可量”，“忠学生天性”。又说“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窥涯涘”。这些，都是韩愈不肯轻易誉人的话，卢仝被韩愈重视可以想见。他的代表作《月蚀诗》，是一篇感情强烈锋芒犀利的讥刺诗，确实使韩愈倾倒了。韩作《效玉川子月蚀诗》，全用卢仝原文，只是删改若干字句，便成法度森严的韩愈诗。卢上不满当时的政治状况，有愤世嫉俗的心情。韩愈对卢生极重视，可是卢仝在《苦雪寄退之诗》中叙述自己穷苦以后，说“唯有河南韩县令，时时醉饱过贫家”。说韩醉饱过贫家，意思是自己与韩愈穷苦富乐相差悬殊。《听萧君姬人弹琴》诗，说“主人醉盈有得色，座客向阳增内燃。孔子责怪颜回瑟，野夫何事萧君筵。拂衣屡命请中废，月照书窗归独眠”。也是强调宾主苦乐的距离。《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从一人的穷苦想到亿万苍生的辛苦，韩愈所谓“忠孝生天性”，当是指诗中这一类的思想。在唐诗人中卢仝算是有见解的诗人，不过，他憎恶富贵人，同时又交接富贵人，他跑到老官僚宰相王涯家作客，恰巧遇到八三五年的甘露之祸，被宦官捕获杀死。韩愈寄卢仝诗所谓“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劝参留守谒大尹，言语谗及辄掩耳”等语，至少在他的晚年，已经不是闭门不出，劝谒大官便掩耳的处士了。所谓“结发憎俗徒”，大概以憎俗徒来表示清高，借以增加本人的身价。

　　韩愈诗派为反对熟软，力求去陈言立新意，诸人都专从一个方面寻找题材，如盂郊贾岛专写穷寒，卢仝专写怪奇，李贺专写阴暗鬼趣，诸人穷搜苦索，各自成家。李贺比诸人更为奇特，他幼年就有文名，韩愈皇甫提（音食shi）亲去面试，李贺当场赋诗一篇，题为《高轩过》。二人大惊，为之揄扬，李贺名大著。他的才名应进士科得第是轻而易举的。小说家说元稹阻止他去应试，说他的父亲名晋肃，应该避家讳不去应试。唐士人承六朝土族遗俗，极重家讳；如白居易祖父名锽（音皇huang），与宏字同音，白居易不应宏辞科，改应书判拔革科。尽管韩愈作《讳辩》，李贺还是不敢应进士科考试。李贺擅长乐府，作歌诗数十篇，乐工无不讽诵，朝廷给他一个叫做太常寺协律郎的小官职。他活到二十七岁（八一七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便死去。他负才不遇，非常轻佻傲慢，看在眼中的文人极少，时人也合力排挤他，他愈被抑压，思想愈孤僻，诗意也愈深刻，特别是说到荒墓野鬼这一类极端消极的事物上，诗句也就极端精采。李贺诗中用事丰富，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这和元白体末流诗人，不必读书也能编造诗句，大不相同。他每天骑驴出门游览，小奴背一个锦囊跟着他走，大概愈是荒坟旧墓，萧瑟凄凉的地方，他愈爱去游览，墓上的颓景，和墓下的死骨，都是他苦吟索句的材料。如《秋来篇》“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他诗中喜用鬼、泣、死、血等字，游荒墓时自然要想起这些事物。李贺想象力不亚于李白，不过李白满脑子神仙，神仙是最快乐最自由的幻想人物，因之李白诗充满着飘飘凌云气的快乐情绪，李贺却相反，《马》诗第二十三首说“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这一类反对求仙的诗，在李贺诗集中并不少见，他既不信天地间有神仙，承认死的不可避免。他在死的方面运用想象力，犹如李白在神仙方面，同样获得成功，不过长生与死亡意趣大不同，二人的意境也就大异了。李贺诗“飞香走红满天春”、“酒酣喝月使倒行”、“蹋天磨刀割紫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等佳句，至少不比李白的佳句差。朱熹评李贺诗说“贺诗巧”，巧字用得非常惬当。李贺佳句大抵从实地观察中得来，又加以锻炼工夫，得句往往奇巧。好似高手摄影师选择最适当的地点，摄取全部胜地的精华。如《南山田中行》诗“荒畦九月稻见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写荒野景物，历历如在眼前，足见他确有实际经历，并非全凭臆想。他不象一般人那样先有题目，然后作诗，并且拘泥于篇章格律。他是在实地观察中遇有好题材即写成几句，回家后才凑足成篇。因之一篇中常有警策句。他的母亲说他总有一天要呕出心来，就是指他苦心锻炼这些警策句。韩愈一派诗人都主张苦吟以去陈言，成绩最高的要推李贺，别人不能造新言来代替陈言，甚至用涩体言语来代陈言，李贺所作不仅言语清新，而且立意也不同于流俗。他敢于指斥唐宪宗求神仙，对恶政有一些不满的表示，如《猛虎行》：“泰山之下，妇人哭声，官家有程，吏不敢听”。又如《感讽》诗说“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纠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越妇拜县官，桑牙今尚小，会待春日晏，丝车方掷掉。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粱。县官踏餐（饱食）去，簿吏复登堂”。本诗刺催科的急暴，蚕事刚起，县官就亲自来催租，饱餐一顿黄粱饭去了，接着簿吏又登堂来催，自然也得饱餐一顿饭才肯走。他比盂郊贾岛等人，多少有些政治见解。也多少有些独立精神。《致酒行》说“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岖”，幽寒当是指孟贾一类人的寒苦诗，他自己有拿云的高远志向，不屑为坐而呜呃的幽寒人，但又深恶元白末流所作熟烂诗。小说家说元稹求见李贺，被李贺拒绝，未必实有其事，大概李贺坚决排斥元白末流的熟烂诗，见于言行，小说家因而讹传为拒见元稹本人。对孟贾和元白末流一概反对，最符合韩愈务去陈言的宗旨，韩愈一派，诗当推李贺为传衣人，犹之古文当推李翱为传衣人。

　　中唐时期可与元白、韩愈并列的大诗人还有柳宗元。柳宗元诗既不象韩愈诗那样豪放纵横，也不象元白诗那样平易通俗，他虽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创导人，但受《文选》影响（六朝文）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川记，显然从郦道元《水经注》写景文化出。他的诗含有选体气味，谢灵运、陶潜是他学诗的范本，当然不是模拟陶谢的形迹，而是变化为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朱熹说柳子厚“诗学陶者便似陶”。又说，“学诗须从陶柳入门庭也”。苏轼称“柳于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些评价大致是平允的。不过，柳宗元学陶的真正恬谈处却还有一些距离，陶潜绝意仕进，极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热衷仕进，檄被压抑，怨愤之情触处流露，尽管柳诗学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气韵上，柳总稍逊陶一步。柳诗之与陶诗，相当于山水记之与《水经注》写景文，各有其不可企及之处，而后起的模拟者总不免比创始者要稍逊一筹。

　　四 晚唐诗人和词人

　　一般总以为诗至晚唐，已入衰境，诗苑中只剩下一些残花败叶，不再有中唐时期那种胜景。其实晚唐时期几个主要诗人，非但不比中唐主要诗人差，而且成就还高出中唐诗人。首先是晚唐诗人脱离五言七言诗的旧形式，开辟出诗的新体长短句（词）的广阔境界。其次是起源于六朝，完成于唐朝，作为唐诗特长的律诗，至晚店达到最精美的程度。当然，唐诗经中唐人穷搜苦索，连穷寒境鬼境都搜索到，境界尽辟，似乎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晚唐诗人开辟艳情一境，其中一部分确是说男女相悦之情，一部分则是模仿楚辞，托言夫人香草借以写君臣朋友问的恩怨离合。所以对晚唐诗，不能看作全是房中之言，也不能看作全是模仿楚、骚。大抵唐文宗时，牛李朋党互相陷害，党争开始激化，以后愈演愈烈，界限非常分明，准要是牵连入党局，谁就被摈出仕途，在政敌当权的时候，休想仕进。宦官，势力自唐宪宗以来，比任何势力都强大，有些士大夫投靠宦官取得富贵，有些人不肯对宦宫屈身，满怀忧愤，又不敢公开议论，招致祸害，士大夫在朋党宦官双重压力下，避免吐露平直的语言，有意说得恍惚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埋没意绪，不使敌人发现踪迹，用心是很苦的。盾朝风教废弛，习俗淫靡，晚唐淫风愈盛，诗人沾染陋俗，并不讳言情欲，不过，多用曲折隐约的语言来谈情，往往与寄兴于美人香草的文意（“为芳草以怨王孙，借夫人以喻君子”）混淆难分。例如唐末韩偓作香奁（音帘lian）诗，似乎专言艳情，卑卑不足道。其实韩偓不可告人的苦心，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又说“缉缀小诗钞卷里，寻思闲事到心头；自吟自泣无人会，肠断蓬山第一流”。晚唐诗人作艳体诗，应该先考察他们的遭遇和行事，韩偓反对朱全忠篡夺唐朝，在当时朝臣中还算是较有气节的人，他的艳体诗里面有“自吟自泣无人会”的哀伤诗，《礼记·乐记》所谓“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晚唐艳体诗正是这种亡国之音。从诗的标准来衡量，却依然有很多大诗人和大量好诗，其中以李商隐为最大的诗人。

　　李商隐生于八一三年（唐宪宗元和八年），幼年就能做占文，不喜做今体文（四六）。这在当时要算是有识之士。因为所有诏令章奏书判等凡属于公文性质的文字，都必须用四六文，善于做四六文，是仕进顺利必要条件之一，如果被皇帝赏识，任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要职，就有可能再上升为宰相。因之不做今体文而做古文，本身就有守正不屈于习俗的意义。李商隐十六岁，著《圣论》、《才论》两篇古文，很有声望。第二年（八二九年，唐文宗大和三年）唐宪宗时曾任宰相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爱李商隐少年俊才，特加优待，令在门下，与儿子令狐绚等同学。令狐楚亲自指点做章奏的诀窍，李商隐博学多闻，学成后技艺超过令狐楚。谢意诗“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俨然以为得章奏秘传，不难作到宰相。此后常居令狐楚幕中，专掌章奏。八三六年，借令狐绚的力荐，李商隐得进士及第。本年冬兴元镇节度使令狐楚临死前一大，急召李商隐从京城到兴元，使代草遗表，足见令狐楚很信任李商隐的章奏。李商隐也自认是令狐楚的传衣弟子。照朋党的规矩，李商隐当然应该做令狐氏的忠实徒党。也就是应该死守牛党，不别找主人。李商隐于次年赴泾原镇节度使王茂元幕，并娶王氏女为妻。王茂元是被当作李德裕党的武人，令狐绹认为李商隐忘家恩，深恶痛绝，李商隐从此陷入朋党的漩涡中，一生不得脱身。

　　八三九年（唐文宗开成四年）李商隐应吏部试书判拔萃科及格，得任为秘书省校书郎。虽然这只是正九品官，但地位清要，文士起家就得这个美职，尤其是得秘书省，可称获得捷径。就在本年，王茂元调为京官，李商隐也调补宏农尉，从正九品降为从九品，从清职降为俗吏，是李商隐仕途的挫折。杜甫《赠高适》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碎”。韩愈《赠张功曹》诗“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小侄阿宜》寺“参军与簿尉，尘土惊劻勷（音匡攘kuāng ráng）：一语不中治，鞭箠身满疮”。唐时簿尉等官，有过失便受鞭笞，等于后世的胥吏。孪商隐一入仕途，就显出受朋党的祸害。八四○年，李商隐辞尉宫，南游到湘鄂等地，企图找个幕职，结果一无所得。八四一年（唐武宗会昌元年），王茂元又被任为忠武军节度使，李商隐自南方回京。次年，李商隐又以书判拔萃，再任秘书省正字。这时候牛党被斥逐，李党渐得势，李商隐也似乎走上了顺境。此后几年内，李商隐遭母丧，王茂元又死，李商隐实际上与李德裕并无直接关系，在会昌年间，正字美职因母丧失去，全家闲居永乐县（山西永济县）。等到丧服期满，唐武宗死去，唐宣宗即位，任用牛党白敏中为宰相，令狐绹为知制诰，充翰林学士，大权在握，放肆地斥逐李党中人，郑亚被斥为桂管观察使，李商隐应郑亚聘，任桂管掌书记。李商隐到桂林任幕职，不久，郑被贬为循州（广东龙川县）刺史，在任所死去。李德裕也在崖州（广东琼山县东南）死去，李党已成不能复燃的死灰，只好忍受牛党的压迫。李商隐失幕职，回京选为盩屋尉。自八三九年得宏农尉，经过首尾十一年，还是一个县尉，李商隐仕途的��柯，可以想见。因为他特长章奏，恃幕职为生，如果说他是李党中人，也只是一个不足轻重的书记官。

　　八五○年（唐宣宗大中四年），令狐绹仕宰相，孪商隐才自己认输，不敢再说“不惮牵牛妒”，改变为力谋接近令狐绹，哀求解释旧恨。令狐绹旧恨极深，任宰相十年，始终怀恨，李商隐寄托忧愤的艳体诗，很多是为令狐绚无情的报复而作的。八五一年，妻王氏死，李商隐更是忧伤无聊，一部分艳体诗是为悼亡而作的。八五二年，孪商隐又失幕职，人京哀求令狐绹，才得到正六品的太学博士。接着，柳仲郢聘他为东川节度使掌书记。八五六年，柳仲郢内调为吏部侍郎，李商隐又失幕职。居郑州充柳仲郢属宫。八五八年，这个晚唐最大诗人李商隐活了四十六岁、在朋党倾轧中抑郁穷困地死去了。他的才学和遭遇，使他的诗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他读书极博，收集资料极富，所得材料，分类汇编，如《金钥》分帝室、职官、岁时、州府等类，又有《杂纂》，专收集俗语和鄙事，又有《蜀尔雅》，专采蜀语。他分类收集的手册为数想必不少，这些都是作诗文的材料。他使用材料非常精细，凡是使用材料，一定要翻检原书，陈列左右，仔细核对，别人说他是獭祭鱼，其实这是引书用事的基本方法，獭祭鱼并不可讥。因为他蓄材丰富，用材仔细，所以他的诗文都是用事精切，属对致密，形式之美，少有伦比。不少人专学他形式之美的诗，衍为北宋初期的西昆体，造句细碎，意义晦涩，欧阳修起来，才推翻西昆体。李商隐诗流弊相沿将近二百年，这也可以说是李商隐诗的副作用。李诗本身却是形式精美，感情深厚，他的境遇迫使他满怀怨愤不能不说，又不敢直说，他说话真是讳莫如深，意思在隐约有无之中。三国魏末，阮籍处在要说却不敢直说的困境中，作《咏怀》诗，《诗品》评它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达到微而显的最高境界。李商隐处境与阮籍相似，所作隐语诗是《咏怀》诗的更进一步发展。葛常之《韵语阳秋》说“义山诗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又一诗话家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无其匹也”。这些话都说得中肯，李商隐诗与阮籍《咏怀》诗同样心情危苦，言语委曲。注家因不知其所指，任意揣侧，许多诗被说成才人浪子厚颜说淫亵话。李诗所有艳情昵语绝大部分是用隐语来告哀，如果熟知他的身世，自然要给予深切的同情。《骄儿》诗自谓“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顦顇（同憔悴qiáo cuì）欲四十，无肉喂蚤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他对读书如此厌弃，可见受蚤虱之苦太深了。

　　李商隐诗并不是全属寓言，他也有语意完全明朗的诗篇，如《韩碑篇》，宛然是韩愈的笔法，讽刺唐敬宗荒淫诸篇，也并非晦涩，只有牵涉到朋党嫌疑或闺房的诗篇，才是讳莫如深，任人揣度，莫知真意何在。李商隐诗严格遵守了杜甫作诗的规律，即“知律”、“摊书满床”、“熟精《文选》理”、“应须饱经术”。李商隐诗对这些条件都做得十分满足，所以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他学杜甫诗，采取严肃的态度，造句精密，用意高远，在韩愈一派诗人反元白诗末流的运动中，李商隐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宋许彦周《诗话》说“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除，大可恶。客问何从去之？仆曰，熟读李义山诗与黄鲁直诗则去也”。李商隐诗正和元白诗末流完全相反，李诗盛行，元白诗末流才失去地位，因此，他是韩愈一派反熟滥诗的最后胜利者。

　　李商隐与同时的诗人温庭筠齐名，时号温李，又与杜牧齐名，时号李杜。温庭筠的祖父温彦博在唐初曾做宰相，他出身富贵人家，过的是浪子生活，赌博酣饮，沉迷酒色，自恃才学，轻薄放肆，应进士试屡不得第，怨恨宰相令狐绹，作诗有“中书堂内坐将军”句，讥宰相无学。他喜爱音乐，尤其擅长弹琴吹笛，自谓“有丝即弹，有孔即吹”，不必选好琴好笛。唐人歌唱多用五七言绝句，唱时加上和声，和声辞有长短，后来就长短声填长短句，使合曲拍，这就自然形成一种叫做词的新体制。京中和各州县有大量官妓，又士大夫多蓄家妓，穷如柳宗元，至少也有一个家妓。这种妓女就是新歌辞的传播者，也可能是创造者。温庭筠长年和歌妓生活在一起，他的诗远不及李商隐，他的浪子生活和音乐专长，却使他成为词的重要创始人。固然，在温庭筠以前，早已有人作词，但专力发展这种新体制，成为代表一个时期的文体，不能不是温庭筠的功绩。他的词集号《金筌集》，歌咏的对象，无非是淫艳之事，比梁陈宫体，同样秽亵。晚唐统治阶级腐朽到濒临崩溃的时候，与梁陈如出一辙，宫体由词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唐朝文学是盛世，到了晚唐已经不可阻止地要发生大分化，按照文学史上通例，总得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结束旧传统，一个发扬新趋势。在晚唐，李商隐是旧传统的结束者，温庭筠是新趋势的发扬者。晚唐诗人温李称首，其余诗人都不能和他们比高下，因为此后诗人（包括词人）都是温李的追随者。

　　又一个与李商隐齐名的文人杜牧，是出身高门，又有才略的豪士。他好谈兵事，注《孙子》十三篇，流传于当世。他曾为牛僧孺的幕僚，又为季德裕所器重，但并未参加朋党，以求高官。他凭门第和才能，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比起李商隐的怀才不遇来，杜牧的遭遇还算是优异的。他的门第和才能，使他顾虑不多，敢于直说自己的见解。古文传韩愈的文统，为晚唐突出的大作家，诗也情致豪迈，接近韩愈。杜牧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揭露佛教罪恶，思想上也是韩愈嫡传。

　　晚唐李商隐杜牧号称李杜，按二人诗风，李接近杜甫，杜接近李白，晚唐的李杜，是盛唐李杜有力的后劲，特别是李商隐，得杜甫诗学神髓，是杜甫以后唐诗人中第一人。

　　上列晚唐主要诗人以外，还有陆龟蒙、皮日休、聂夷中、司空图等人。陆龟蒙隐居松江甫里，有田数百亩，屋三十间，是个中小地主。他也参加生产劳动，但主要是享受闲福。他和皮日休唱酬最多，唱酬诗一般是缺乏创见的。享闲福也使他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当时民主疾苦，陆龟蒙在诗中全无反映，成为可有可无的诗人。皮日体为陆龟蒙集作序，称陆可与温李并驾，这样的评价未免过当，陆龟蒙决非温李的朋类，也不可与皮日休相比，因为皮日休有同情民众的诗篇，在陆龟蒙集中是一篇也找不出的。

　　皮日休于八六七年（唐懿宗咸通八年）举进士及第，次年到苏州作小官，与陆龟蒙唱酬就在这个时候。八八○年（庸僖宗广明元年），出任毗陵副使，他在路上参加了黄巢起义军。黄巢军攻入长安，被任为翰林学士。皮日休参加起义军，很有人替他辩护，说决无投黄巢军之理。其实，他对穷苦民众有同情心，正乐府十篇，都是憎恶官吏，为民伸冤的呼声。他在名篇《橡媪叹》里有“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诈仁还可以成王业，何况黄巢起义，是弔民伐罪之师，应该与汉高祖同样看待，他做官有什么不可以。别的文人正因缺少这一点同情心，所以不肯为农民效力。陆游《老学庵笔记》引《该闻录》说“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黄巢乒败，皮日休被乱兵杀死，是可能的。皮日休的子孙逃到会稽，投靠吴越国。他的孙子皮光业曾为吴越国丞相。宋时文人对皮日休事讳莫如深，力为辩白，其实声辩皮日休不会从黄巢，只能表明地主阶级的愚顽立场，并不能证明皮日休未曾做黄巢的翰林学士。

　　聂夷中是咸通二年及第的进士，年辈比皮日休高一些。他出身贫苦家庭，在晚唐权门大族把持仕途的情况下，寒门出身的进士不可能有什么前途。这使他不得不立在民众一边，作出一首著名的《伤田家》诗。到五代时，冯道还背诵这首诗来劝唐明宗体恤农民的勤苦。农民受剥削的惨状，被“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四句话说尽，聂夷中留下的诗不多，但这一首《伤田家》诗，足以抵得陆龟蒙诗集全部而有余，因为陆龟蒙不曾替民众说一句话。

　　司空图登咸通十年（八六九年）进士第，得宰相卢携器重。唐僖宗时，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仕途是顺利的。唐昭宗时，唐朝灭亡的时机渐趋成熟，司空图惧遭横祸，退出仕途，隐居中条山王官谷，那是很大的田庄，他享受大地主的闲福，和一些名僧、隐士赋诗作乐，足以抵消他求做大官的热情。朱全忠灭唐自立为帝，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司空图不食而死。这在封建社会算是不事二姓的忠臣，隐居诗人加忠臣，使司空图声誉远超皮陆诸人，实际上他的诗虽有一些叹乱伤时之作，但全是空泛无味的闲人语。丝毫不反映他所生存的时代真实。司空图著《诗品》，标雄浑、冲淡等凡二十四则，名家诗风确有这些特征，司空图说得虽然抽象，但可以助人理解诗风。

　　庙末五代文苑中新兴的词已代替诗的地位，诗人远不如词人的成绩斐然。其中较大的诗人，只有韩偓韦庄二人。韩偓是唐昭宗时及第的进士，累官至翰林学士、兵部侍郎，他的官职，使他过着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他也知道唐亡就在眼前，为逃避朱全忠的加害，带着同族人跑到王审知的闽国去。他著名的诗是香奁诗，有《香奁集》三卷。

　　韦庄在唐昭宗时进士及第，有诗集二十卷。他最著名的诗是长篇叙事诗《秦妇吟》，诗中描写黄巢农民起义军在长安城的情况，当然，地主阶级的诗人，对农民起义军只能有反动的看法，从形式上看虽然诗是好诗，但内容既坏，也就不值得珍重了。韩偓韦庄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诗人，不过，他们对文学的贡献是在词的方面，他们应是更著名的词人。

　　凡是未曾完成的运动，本身的发展决不会半途停止。远在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植开始发起五言古诗声律化运动，经过南朝直到初唐，这个诗的声律化运动，不曾停止过。初唐沈佺期宋之问完成了这个运动，律诗从此定型。律诗是新型的近体诗，与旧型的古体诗，势成对立，陈子昂提倡古体诗，与沈宋成为两个源头。嗣后王（维）李杜崛起，开盛唐的伟局，当时作者风起，各自开辟出一些新境界，独立成一家。依傍他人门户的作者极少，所以呈现诗的盛世。王李杜所辟境界，特别宏伟，尤其是杜甫，诗境包含万象，足够供后人用力演绎，中唐韩愈白居易演绎的成功最大，以韩白为代表的中唐诗格，并不比盛唐低，按韩白的成就来说，盛唐与中唐无甚区别，不过，元稹未免启庸俗之端，卢仝、孟郊、贾岛等人，境界褊狭，都缺乏盛世景象，从多数作者来看，中唐与盛唐确有区别。诗到中唐，几乎所有境界都有人开辟了，到晚唐时期，统治阶级愈益腐朽，唐政权分裂成许多小块，诗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找士人正常的出路感到绝望。诗的境界又早被中唐人尽量探索，遗存无几，晚唐人只能向琐碎细致处寻求新境，晚唐诗显出一片萧条气象，正与政治上的萧条气象相适应。不过，从特出诗人来看，李商隐不仅中唐末有敌手，即列在盛唐也并无愧色。温庭筠不只是文学家，而且还是音乐家，他有丝即弹，有孔即吹，音乐十分精通。唐人盛行歌舞，歌童舞妓到处都有。元结《箧中集序》说“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所谓污惑之声，是指新体歌词，非雅正的诗。杜甫诗“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里说的黄四娘家，可能是歌舞寻乐的妓家，韩愈《感春》诗“娇童为我歌，哀响跨筝笛；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李白尤为风流不羁，李诗绝大部分是写酒色之事，他老年流落江南，依人为生，家中也还养歌妓。唐朝士大夫几乎无不纵情声色，杜甫韩愈也未能免俗，何论余人。歌舞必有歌词，又必有曲折，配合歌舞的音乐也自然要有长短曲折。歌词配合音乐，七言四句必须有所变动，才能合歌舞。诗变成词，是歌舞促成的。所有重要的文学，都从民间创始，后来为文士所采取，经过加工和提高，成为文学的新体制。凡是活的文学，即配音乐歌唱的文学，无不如此长成起来。词的起源，却有些例外，词有一部分从民间歌调变来，也有一部分是士大夫创制。大抵清新丽正的词多出自民间，以敦煌遗文里杂曲子为例，文字通俗，情意真实，显然是民间流行的唱辞，曲调名目有《倾杯乐》、《内家娇》、《拜新月》、《抛球乐》、《鱼歌子》、《喜秋天》、《南歌子》等，说明在文士作词以前，民间已有大量好词在歌唱。这里介绍一首残缺不全并失词调的词句如下：“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写幼年新兵初上战场时的心情，写得很动人。另方面，淫艳浮丽的词多出自士大夫。以李白《对酒》诗为例，这虽然不算是词，意境却非民间所有，《对酒》诗云“蒲荡酒，金叵（音颇pǒ）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这种腐朽意境，完全反映出士大夫的腐朽生活，到温庭筠作词，专以妇女为描述对象，此后凡作词似乎非言闺情就不成其为词，这使词的境界变得狭窄不能象诗那样恢宏阔大。不过，词毕竟是新兴的文体，即使内容无异梁陈宫体，形式却是新鲜可喜的。词有两个起源，一是先在民间流行，经文士采取加工，提高为成熟的文学，二是知音文士，如李白温庭筠等人，对绝句的唱法有所变革，这就很自然地变诗为词。

　　《全唐诗》采集唐五代词，大体上可称完备。其中如元结所作《欸乃曲》（欸音矮ǎi），是采取湘江上船夫历年相沿的歌调，实际是七言四句诗，与七绝形式相近。张志和《渔歌子》也是七言四句诗，不过第三句改为两个三言句，形式更与词相似。韩偓《章台柳》，移两个三言句到最前面，其余三句仍是七言句。这都说明词（小令）与绝句关系甚密。韦应物所作《三台》、《调笑令》与王建的《三台》、《调笑令》，句法完全相同，足见歌调有定式。这些都是民间歌唱已有定式，文士采取加工，成为词的一个起源。自文士起源的词，当以李白为最早，《全唐诗》载李白词十四首，其中如《菩萨蛮》、《忆秦娥》显系后人伪托，但如《清平调》、《清平乐》等词，无疑是李白所作。《清平调》《清平乐》开专写妇女的风气。温庭筠继起，所作词《全唐诗》采录多至五十九首，标志着诗苑以外词已走上自己发展的道路，成为独树一帜的新体文学。五代时期作词已成普遍现象，汉化的沙陀人李存勖（后唐庄宗）也能作词，足见词在五代，好比诗在唐朝，盛况是相似的。作词者必须过着极其腐朽的生活，才能反映腐朽生活来充实词的内容。当时西蜀和南唐两国，恰恰具备这个必要的条件，因此两国成为两个词的中心地。

　　唐末战乱，唐朝士人多逃往成都，投靠王建。王建也尽量收容，供给足够的享受品，使维持原来的腐朽生活。这些醉生梦死的文士，继续做词寻乐，唐末风气，原样保存在前蜀国。前蜀国灭亡后，孟知祥建立后蜀国，腐朽风气有增无减，著名词人也就得以产生。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十卷。集中所录自温庭筠以下凡十八人，其中主要作者有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朱希济、欧阳炯、顾复、鹿虔扆、和凝、孙光宪等人，收集词凡五百首。《花间集》为最古的词总集，这一派的作者称为花间派，始祖是温庭筠。欧阳炯作序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序文说得清楚，花间派词无非是宫体的变形，内容腐朽是一致的。

　　另一个词的中心产地是南唐国。面临亡国危机的南唐中主李璟和亡国后充当俘虏饱受耻辱的后主李煜，都是杰出的作者，特别是李煜，俘虏生活迫使他不能无动于衷，词中隐约地带有亡国的怨情，因此，他的词不觉有异于一般醉生梦死的词人，虽然他本人到死依旧是个醉梦中人。温庭筠是词的创始者，李煜则是词的扩大者，从李煜开端，北宋词的境界大加开辟，花间派作者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词不专为闺房私情而写作，在文学上的地位提高了。李璟喜爱文学，罗致冯延己等不少文士，《全唐诗》收冯延己词多至七十八首。冯延己人品极卑劣，所作词却不失为一个名家。

第六节 近体文与古文

　　唐朝一切应用文字，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近体文，即所谓四六文。这是南朝遗留下来靡丽的文风，特别是庾信，对北方文士影响尤大。北宋有人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又说“唐太宗英主，乃学庾信为文”。风气所趋，虽然雄卓如唐太宗也不能违反已成的趋势。自从唐太宗亲自提倡以后，四六在应用文方面，地位更加巩固，文士不能作四六，即无仕进的可能，在仕途上四六比诗更含有重要性，唐文士无不专力作诗，不待言，四六的盛况更可以想见。

　　作四六文的要诀，全在编排古语，广泛搜罗故事和成语，预先做成各种对偶，以便随时应用。要作四六文必须多读群书，还必须记得完全确实。梁陈时四六文体的创始人徐陵庾信，都曾做过抄撰学士，积累起丰富的材料。唐初称为四杰的四六文家，如骆宾王以“汉家离官三十六”对“秦地重关一百二”，这自然是平时早有准备，井非临文偶得。又如晚唐温庭筠以“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对李商隐的“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这自然也是平时早有准备，应用时略作改变。作近体文与近体诗的文士，无时无地不在留意对偶的搜集。《唐诗纪事》载光风亭夜宴，有些妓女酒醉打起架来，温庭筠说可用疻（音纸zhǐ伤）面对捽（音昨zuǒ）胡。段成式即据以作诗：“捽胡云彩落，疻面月痕消”。读书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搜寻对偶一事上，所以近体文和近体诗为有识之士所不屑为。四六文不仅拘束于对偶，也拘束于平仄，在几种拘束下，用古事古语来比拟今事今语，必然语意模糊不清，《文心雕龙·指瑕篇》所谓“晋末篇章，依希其旨”，这正是六朝骈文和唐时四六的通病。依希其旨即语意模糊不清，表达思想的文辞变成拘束重重的四六体，实是文风衰弊之极。

　　唐朝四六文作者，能摆脱拘束，自由发挥政论，只有陆贽一人。此外，李商隐善作章表，自编《樊南甲乙集》各二十卷，《甲集自序》称“时得好对切事”，孙梅《四六丛话》评李文说“《樊南甲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循讽终篇，其声切无一字之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学者舍是何从入乎”。孙梅所说，正是“好对切事”的解释。李商隐四六文的特长，就在“好对切事”一语。四六文如果作为一种不切实用，但形式美丽不妨当作艺术品予以保存的话，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其余四六文作者固然还有不少名家，按古文运动的标准，都可以归入陈言务去的一类，全部废弃并不可惜。

　　唐朝文辞对文学史有巨大贡献的不是居统治地位的四六文而是积极反抗四六文的古文。东汉开始有骈体文，随着声律化和对偶化，逐渐被推动向四六文变化。每一次变化，都有豪杰之士起而反抗。西晋太康时期潘（岳）陆（机）是有力的推动者，同时夏侯湛仿《尚书》体作《昆弟诰》。徐（陵）庾（信）四六文传入北方，北方文士闻风披靡，北周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的程式。隋文帝深恶文章浮艳，下令要“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但南朝是正统所在，北方士大夫对南朝传来的一切文化，莫不仰慕备至，学而不厌。尤其是隋炀帝，自以为与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众人，当选做皇帝。他擅长的是南朝靡丽之文，隋文帝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力。唐帝室与隋一样，与鲜卑贵族有密切关系，他们取得帝位，建立南北统一的国家，亟须表明自己是汉族人，最有效的方法是接受南朝文化，使人们承认李氏朝廷是汉族正统的继承者。南朝末由徐庾完成的近体文，唐太宗力予提倡，原因所在，不只是魏晋以来文学趋势不可违抗，更重要的还在于继承华夏正统来助成国家的统一。

　　尽管唐朝近体文无限止地趋于发达，但夏侯湛苏绰以来的古文运动，依然起着对抗作用，未曾停止。这种与近体文对抗的古文运动，从唐初开始时，便和儒家据经义反佛教的反佛运动相结合，比夏侯湛苏绰仿效经文语调反近体文，方式大有改进。佛教徒采取各种方法宣扬教义，例如用俗讲变文等形式，都起有很大影响。不管俗讲变文起于何时，在唐初傅奕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古文反对佛教，应该说是傅奕的卓识。隋唐两代，要和佛教作斗争，用接近口语的古文是比较有效的工具，自傅奕创始，此后凡是古文作者，多数是积极反佛的思想家，敢于冒险反佛的士人，自然都是有识之士，他们用来表达反佛思想的古文，自然也是进步的文体。比傅奕稍后有吕才。吕才通阴阳方术，尤擅长音乐。唐太宗令吕才整顿阴阳书。阴阳书与佛书一样，同是迷信思想的重要源泉，佛教宣扬外国迷信，阴阳书宣扬中国迷信，唐太宗嫌阴阳书很大部分是穿凿附会的谬说，使人们行动受到太多的拘忌，他命令吕才等学者十余人，共同修订阴阳书，勒成新书五十三篇，合旧书四十六篇，共一百篇。新书订定后，由朝廷颁行全国，现在《新盾书》、《旧唐书》的《吕才传》，保存《卜宅》、《禄命》、《葬》等三篇，虽然已被史官删削，但对荒诞的巫术，还具有足够的攻击力。傅奕吕才所以出言有力，只是由于依据儒家经义，用较为通俗的文句表达出来，成为新出现的一个进步力量，佛教和阴阳巫术受到这个力量的打击，大为震惊。此后，古文运动总是以反宗教迷信为主要内容，反近体文却似乎退到次要的地位。

　　傅奕吕才在唐初开古文运动的端绪，但并非有意识地提倡古文。为反近体文而有意作古体文的创始人，应是武则天时候的陈子昂。陈子昂因提倡复古主义文学享受盛名，韩愈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又说“唐之有天下，陈子昂、元结、李白、杜甫，皆以其所能鸣”。这里推崇他首创古体诗，实际上唐朝古体文的首创者也是陈子昂。傅奕吕才立言重点在排斥宗教迷信，并无意于为古文。陈子昂多作政论，无非是些儒生常谈，缺乏创见，可是他的文辞学西汉人，有意为高标准的古文。傅奕吕才反宗教迷信，陈子昂提高古文水乎，形式与内容合起来就成为后来古文运动的轨范。《新唐书》傅吕陈三人同传，是有意义的，《新唐书》承认傅吕陈三人是唐古文运动最先的奠基人。

　　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儒家思想（忠孝）反对天竺佛教的怪僻思想（无父无君），这是运动的主要部分，但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佛寺是大地主，大片耕地被寺院用布施或强占的方法取为寺产。官僚、阉宦、军阀本来是大的土地兼并者，又加上了寺院，土地有限，社会上自然要出现一批要土地或要更多土地而得不到满足的士大夫（即地主阶级里官不大势力不大的一批人），他们对寺院不满，支持古文运动来反对佛教。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就是这批士大夫的代表。

　　唐肃宗、代宗时古文运动比较成熟，作者的代表人物是元结、独孤及和梁肃。

　　元结，性情倔强，守正不屈，在唐朝士大夫中间是稀有的。他的倔强性不是表现在反对佛教而是在反对当时朝廷以至官吏的贪虐政治。他自称是经术之士，生长在山野，能通达民情，这是可信的自述。唐朝士人投书给达官贵人，总要自炫自媒，甚至连篇谄佞，不以为辱。元结独异于流俗，如《与韦尚书书》，要求韦陟向他询问民情，《与吕相公书》，要求免官退隐，书里说“以身徇名利，齿于奴隶尚可羞，而况士君子也欤”！士大夫群中能知耻并且同情民众，不是秉性正直，谁肯放弃名利。他是复古主义的儒家，因此他有儒家的政治主张，憎恨当前的贪虐政治，有儒家的文学主张，要变革时俗之淫靡。连当世便于做事的服装也认为非好古君子所愿服用，他自造一种所谓愚巾和凡裘，以区别于世俗的衣冠。从形式上说，他那种好古思想，几乎到了顽固的程度，但用在反对贪虐政治和淫靡文学上，却成为可为“万物吐气”（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语）的好官吏好文章。李商隐作《元结文集后序》，说元结“文危苦激切，悲忧酸伤”，抱有这种悯时忧国之心情的士大夫，同时代只有杜甫一人。不过元结所作文章（包括诗）都不免有些偏激，杜甫则气韵醇厚（这里专指杜诗），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传统标准。杜甫以“应须饱经术”为作诗真诀，这同样也是做古文的真诀。元结诗不及杜甫，古文不及韩愈，原因就在于经术不及杜韩二人。不过，在韩愈以前，毅然自绝于流俗，戛戛独造，不蹈袭俗人一句一语，无愧为卓识独立之士，元结应是唐朝古文运动有力的先行者。

　　独孤及在唐代宗时仕宦渐通显，散播古文影响，主要也在这个时候。独孤及在学术上并无独特的主张，不象元结坚决反对贪虐政治，也不象韩愈一贯反对佛道二教，他做古文只是为了做古文，做什么题说什么话，如作陈留郡《文宣王碑》，便述圣道扬儒风，似乎是个儒者。作《镜智禅师碑》，便演释氏之奥，似乎是个佛教徒。古文运动在唐朝是一种战斗性的运动，战斗目标是反虐政和反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祸国殃民，朝廷崇信佛教就是最大的虐政，流毒比任何虐政都不会差一些。独孤及学的是西汉散文，但思想上儒佛混同，意在调和，未能象西汉文士自成一家之言，因之，独孤及古文的成就是中平无奇的。虽然被称为“有唐文宗”（梁肃《毗陵集后序》语），在古文运动中只能居于元结的辅佐地位。

　　梁肃是崇儒也崇佛的古文作者，他思想偏重佛教，甘心为佛教充当吹鼓手，宣扬宗教毒害。崔恭作《唐右补缺梁肃文集序》，说梁肃是天台大师元浩（一说湛然）之门弟子。梁肃作《毗陵集后序》说“公（独孤及）视肃以友，肃仰公犹师”。崔恭为梁肃文集作序，根本不认梁肃古文渊源出于独孤及，却强调梁肃为宣扬佛教作了最大的努力，所谓“公（梁肃）早从释氏，义理生知，结意为文，志在于此……心在一乘，故叙释氏最为精博”。古文运动始终贯注着反虐政反佛教，也就是贯注着儒学的精神，它有进步意义也就在这一点上。梁肃做古文主要是做对佛教有益的古文，成为崔恭所谓“释氏之鼓吹，诸佛之影响”的那种佛教用具。古文失去儒学精神，即失去斗志，不可能再有发展。谁能设想韩愈不坚决反佛，便能推进古文运动到最高峰呢！《旧唐书·韩愈传》称“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刘昫是五代时人，并不熟悉古文流派，给梁肃估价过高了。事实上韩愈大兴古文运动以前，元结为首的古文运动已经显示将有高潮来到。当时推动这个运动最早的人是元德秀。元德秀是元结的从兄，又是元结的师友，元结作《元鲁山墓表》，指出元德秀反对俗的性格十分顽强，元结对他也十分尊信，显然他给元结的影响是深广的。开元天宝间，以文学著名的萧颖士，也与元德秀有师友关系。萧颖士不屈身于权相李林甫，不受永王李璘的诱惑，无愧为元德秀的友人。他宗奉儒学，教授门弟子，闻名的有柳并等十数人，又以推引后进为己任，皇甫冉等数十人，都被称奖成名士。和他并列为友的名士，以李华为最，世号萧李。独孤及作李华《中集序》说“公（李华）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萧李虽不及元结独孤及一派作者为古文运动的正宗，但还不曾脱离儒家的轨辙。没有儒学反佛道为内容，单凭古文的形式，不能成为有力的运动。《四库提要》说“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室，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独孤及，始奋起湔（音煎jiān）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愈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提要》对这些人的评价，是允当的。萧颖士的儿子萧存，也能作古文，与韩会、梁肃等人为友。韩会是韩愈的长兄，韩会死后，妻郑氏抚养韩愈成人。无疑，韩愈在文学上要受韩会的影响。所谓“能为古文业其家”，即继承韩会的家学。韩愈幼年时期又直接为萧存所赏识，当然是赏识韩愈的古文。以上是保存在《新唐书·萧颖士传》中的一些材料，据以推知古文运动是从元德秀提倡儒家德行开始，也就是从反对统治阶级的腐朽开始（见元结《元鲁山墓表》）。元结继起，反贪虐政治，愈益坚决，其余如独孤及萧颖士李华虽然没有元氏兄弟那样旗帜鲜明，但都起着助长的作用。韩愈就在这种渊源和环境下，举起更鲜明的儒学旗帜，负起更艰巨的战斗责任，有了韩愈，古文运动才能在许多方面取得压倒近体文，沉重打击佛教势力的巨大胜利。唐德宗贞元八年，陆贽任主试官，梁肃、王础助陆贽阅试卷，韩愈就在这一科进士及第。韩愈在与祠部陆员外《荐士书》称“梁与王举人如此之当也”，《旧唐书》可能因梁荐韩，推想韩为梁的门人，其实，韩愈的古文与梁肃走着不同的道路。《旧唐书》所说不足为据。

　　从西晋夏侯湛开始作古文来反对骈体文，经过四百余年的酝酿，到元结独孤及，从细流变为巨流，到韩愈又从巨流变为长江大河。苏轼说“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颜书左史是否集大成，这里且不说，杜诗韩文集大成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韩愈取得集大成的成就，所用方法和杜甫是一样的，即学道、博学、练句（包括练字）三个步骤。杜甫教人学诗“法自儒家有”，“应须饱经木”，韩愈教人学古文，首先要学古圣贤人之道。这个道就是儒家的经术。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文学自附于经术，作者的思想感情才有正统的来源，是非喜怒才合乎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刘勰作《文心雕龙》，以《原道篇》冠全书，杜韩论诗文，出发点与刘勰相同，杜韩在文学上获得特殊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韩愈《答张籍书》说“仆自谓得圣人之道而诵之，排前二家有年矣”。自信得到了圣人之道，才会有勇气排斥佛老。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种深切的爱民思想也是从儒术中得来。当然，杜韩都是儒士，儒土爱民，最后归宿仍在于忠君，即对封建统治阶级所建立的政权效忠，它爱民是为了忠君，如果以为社韩爱民是以民爱民，那就成为儒民，不是儒士了，但儒民从来不曾有过。韩愈学古文，最推崇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司马迁崇尚黄老，相如擅长辞赋，扬雄专事摹拟，至多是个假圣人，这三个西汉文人，都没有什么儒家圣人之道，可是韩愈推崇三人，特别推崇扬雄，说是孔子孟子的继承人。他这样说，显然是指古文的文统，而不是指儒学的道统。学古文不能不求师于《史记》，学辞赋不能不求师于相如，谁也不可以舍弃两司马别求祖师。扬雄主要著作有拟《论语》的《法言》和拟《周易》的《太玄》，韩愈实际推崇的是《法言》。读书必须先精熟一部或几部重要的名著，作为博学群书的基础。韩愈“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千百家之编”，但首先精熟的书是西汉三大文士的著作，犹如杜甫教人学诗，先要“熟精《文选》理”。大抵学诗赋骈文必须从《文选》入手，而学散文必须从《史记》入手。韩愈特别擅长作碑志丈，就是得力于《史记》之证。精热了入手的基础书，然后可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韩愈所说“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这和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同样地是教人博学。任何文学的构成，总不能离开造句与练字，《文心雕龙·章句篇》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练字篇》也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这些话都是很对的。造句用字不适当，犹之形体不正常，决不能说还是美的。韩愈古文，号称起八代（自东汉至隋）之衰，也就是推翻东汉以下相沿成习之骈体文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他完成这个艰巨事业的要诀之一是在于善于造句。《答刘正夫书》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能自树立不因循”，这是取得成就的一般原则，运用在造句上，就是“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樊绍述墓志铭》）。韩愈散文气象清新，妙处就在于练字精当。所谓“捶字坚而难移”，是韩愈散文的一个特点，这显然得力于《法言》。《法言》摹拟《论语》，摹拟古圣人语调，最使人厌恶发笑，但扬雄却能化陈腐为新奇，韩愈学得这个造句法，所以诗文中有许多好句被后人沿用成为习惯语。韩愈说造句要“文从字顺各识职”，又说“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募”，每个字都安置得妥帖，不能不经过苦思，所谓“戛戛乎其难哉”，就是形容造句不是一件容易事。杜甫也说他自己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足见要做出好的文章，第一步就得注意造句。

　　韩愈之所以被公认为古文运动的创始人，而且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说来，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成功者。成功的原因首先是韩愈树立发扬儒道，排斥佛老的旗帜，同时期年没有一人象他那样鲜明，也没有一人敢于向佛老作这样坚决的斗争。由于这种斗争，虽然韩愈几乎丧失生命，但他那种“虽灭死万万无恨”的倔强精神，促使古文运动开辟出广阔的前途。韩愈古文众体兼备，下至造句也一字不苟，古文作为一种文体，从此到达完全成熟的境地。《文心雕龙》说，文章凡有八体，八体屡迁，功以学成，这是非常确切的话。韩愈古文，无体不备，就在于他能够虚心学习，吸收古今人之所长。他在《师说》篇里说，“圣人无常师”，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道必须学古圣贤人，文章则有师即可学，杜甫诗“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与韩愈《师说》意全合，杜甫诗“恐与齐梁作后尘”，但又“颇学阴何苦用心”，更不用说学“凌云健笔意纵横”的庾信了。韩愈反佛老，诗中却常用《庄子》语，足见他读书并不排除属于老氏的诸书。韩杜在文学上取得伟大的成就，归根说来，只是能够学无常师，有师即学。

　　古文运动中韩柳并称，主将自然是韩愈，副将才是柳宗元。柳宗元出身世家，少年时期即有高名，善于做近体文，这些都是取大官的条件。他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二十六岁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在仕途中，是最顺利的进程，这使得他求进之心更加勃发不可抑止。唐顺宗在即位时，已患必死的病症，柳宗元等为王叔文所引用，参与国政。王叔文政治上有些好主张，革去了唐德宗的许多弊政，决不能指为小人，但王叔文一派人在党争中处于必败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柳宗元既志在取高位，与势必失败的王叔文相结合。《新唐书·柳宗元传》说，“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立就，既废，遂不振”。柳宗元被贬后，失志忧愁，怨天尤人，希望有力者荐举他再做朝官。可是，据说朝官们都怕他再得势，没有人肯助他向皇帝说话，因此，他被贬前后十四年，死在柳州刺史任上。他从朝廷权要贬为炎荒地方官，从热衷禄位转到悲观绝望，这些痛苦的遭遇，使得柳宗元内心永远存在着不可解脱的苦恼。他本是近体文高手，在炎荒改作古文，用来发抒忧郁愤闷的心情，他所作古文最好的部分，首先是山水游记。柳文弱点在阴郁畏疑，读之使人不欢。游山水记则是从愉快心情里产生的，虽然也偶尔告哀，因为主要是写山水，告哀气氛不能掩盖一笑的快乐。本来哀怨的发泄，在有些文章里，可以吸引广大读者的同情，例如屈原《离骚》。柳宗元的哀怨，却只能引起读者较小的同情。韩柳是好友，又互相了解彼此的造诣，柳称韩文“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所谓猖狂云云，就是韩愈兴儒反佛，理直气壮，表现阳刚爽朗，文章雄伟的气象。柳称“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这句话把韩愈文章的主要渊源说清楚了。韩称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以《天说》为代表的不少篇柳文，韩愈所评是确实的。但柳宗元精神状态很不健康，他在永州（湖南零陵县）《与李建书》里，写出悲伤心情。他说“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音复毁fù huǐ）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这样的悲观心情，发为文章，给人以阴郁消极的感觉，是很自然的。韩愈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柳宗元不可能有这种胸怀。韩柳不同，应该从二人学术宗尚来判断，韩愈宗尚儒学，对佛老特别是对佛教攻击最为坚决。当时佛老盛行，韩愈《答张籍书》里说“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辅相”，公卿辅相算是下级信徒，上级信徒当然是帝王后妃大阉等人，人臣得罪了这种人，性命将难保全。韩愈上《论佛骨表》，唐宪宗果然大怒，要杀死韩愈，幸得宰相崔群裴度的营救，才从宽窜贬到潮州。这是为了反佛，甘冒生命危险的勇敢行为。他有名的五原，虽然还不能象宋儒理学那样成为系统的儒家学说，但已为宋儒开辟理学的初源。因此，韩愈推动的古文运动，因主张文以载道而得到成功。韩愈继承了儒家正统学说，即孔孟学说，学孟子之学，思想上难免沾染唯心主义的色彩，不过，他对唯心主义更高度发展的佛学，视之如无物，各种祸福报应之类的骗术，全不置信，被愚人看作绝对神圣的佛骨，要求投诸水火，予以毁灭，这些卓荦的议论，不必因为他在哲学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而否认或减轻它的重要意义。韩愈思想分成两截，半截唯心，半截接近唯物。柳宗元《天说篇》指出天地是无知之物，对人不能有赏功罚罪的作用，所以“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柳宗元“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结果是“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从本身冤屈的遭遇中，体验到天地无所知。这种体验，韩愈也是有的。他在《孟东野失子诗》里这样说：“问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来不相关。吾悬日与月，吾系星与辰，日月相噬啮（音逝聂shì niè），星辰踣而颠，吾不汝之罪，知非汝由因”。“天地人由来不相关”，一篇《天说》，根本也只是这一句话。柳宗元在《天说》与《答刘禹锡天论》里，分析入微，充分发挥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得到哲学史上颇高的地位。可是，柳宗元是天台宗的佛教信徒，佞佛与韩愈的反佛，态度完全相反。他深信祸福报应的谎话，以为“其（佛法）拔济尤大，尘飞而灾去，影及而福至”。他“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中佛毒当然根深，这个佛毒并且流注到十岁死去的幼女和娘。和娘得病，说道，佛是我的靠山，我愿给他充当贱役，因而改名佛婢。后来病势加重，要求削发为尼，柳宗元给她改名为初心。做婢做尼，都救不了一死，只显得父女迷信无知，《天说篇》里唯物主义的气味一点也不见了。柳宗元思想也分成两截，半截唯物，半截唯心。佛书说的全是弥天大谎，据说，佛比任何天神地祗，地位都要高出无数倍，什么大梵天王、帝释之类不过是佛的侍从，四大天王不过是佛的奴仆，佛既有如此大威力，希望从佛那里得到灾去福至的报应，在穷而无告的柳宗元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好的希望。柳宗元文学上的才力并不比韩愈差，成就却有高下之分，由于韩愈崇儒学反佛老，主张是明显的，态度是坚定的，因之他的古文不只是文体的改革，而是一种学术思想的斗争，到了宋朝，群儒起而响应，其道大行，韩愈遂成为古文和理学的不桃之祖。柳宗元崇尚佛教，又不敢公然反儒，在《送僧浩初序》一文中，显出他左右支细，无法自立其说。序文说“儒者韩退之责余不斥浮图”，接着为自己作辩解说，“浮图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浮图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邪！”所谓与《易》《论语》合，大概是指《易经》多载神鬼怪语，《论语》多讲孝道。说到孝道，是儒刺佛耍害的利刃，佛徒往往被迫认输，后来佛徒拿出所谓《盂兰盆经》，举目连救母为例，又有些僧徒举出佛抬过父亲净饭王的棺材为例，证明佛教也讲孝道，甚至说“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佛教极重出家，为的是要割断世俗因缘，免得从因生果，再堕轮回，不得涅槃。佛教必须破我执，把“我”看作十分不净的可厌之物，第一种不净是种子不净，《智度论》说“是身种不净，非由妙宝物，不从白净生，但从秽道出”。这和儒家“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恰恰相反，怎么佛教也可以谈孝呢！显然佛教强调孝道，是对儒家表示屈服，以求生存，并非佛教本义如此。柳宗元说“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地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所谓《大报恩》十篇，无非是《佛说父母恩难报经》之类，用以迎合懦家，也用以抵御攻击的应急工具。《敦煌变文》残卷中有《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目连救母变文》、《二十四孝押座文》、《孝子传》。佛徒宣扬孝道，大背佛教的教旨，对照天竺原来佛教，已是面目全非。照天竺的说法，一个人只要出家为僧，便自以为是三宝之一，是天、人师，只能受别人（包括君主父母）的礼拜。自东晋至唐，僧尼应否受父母礼拜，是个重大的争论，僧徒以释子、佛子自命，尊贵无比，拒绝拜俗人，决不作任何让步。儒佛斗争，儒常处劣势，自禅宗南宗（汉化或玄学化的佛教）大兴，天竺式的佛教，处境甚为狼狈，为求自保，不得不向儒家屈服，也讲起孝道来。儒家以无后为大不孝，而僧徒娶妻生于是犯大戒律。儒家以事亲为大事，要求子必养父母，而僧徒严禁从事农耕，以为杀害虫蚁必入地狱受大苦。这种人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只知道张口伸手消耗别人的生产品，这正是孟子所说“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的“一不孝也”。所以佛徒谈孝，仅仅是儒佛斗争，佛转劣势的一种标帜，别无其他意义。韩柳所处时势，尽管形式上佛教势力还是盛大，甚至出现了密宗“即身成佛”的方便修行法（但还比不上禅宗南宗的“即心是佛”，更为方便），这种出售成佛方便法的竞卖，与僧徒谈孝同是说明佛处于败势。韩愈顺着儒学方兴的胜势，柳宗元沿着佛教将败的颓波。文章高下决定于作者的思想和气势，韩愈崇儒学，势顺而气壮，柳宗元信佛教，势逆而气衰。韩柳古文成就的高下，取决于二人学术的不同，以古文技巧来说，韩文畅通，柳文精密，二人是难分高下的。

　　韩愈敢为人师，传道授业，扩大古文运动。他在《与孟尚书书》里说得很清楚，为了排斥佛老，有意培养一批后继的战士。他说“籍（张籍）提（皇甫提）虽屡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实际上韩愈古文的继承人，不是籍提辈而是他的侄婿李翱。李翱作《复性书》三篇，比韩愈《原性》似乎深入了一些。韩愈拒绝读佛经，不能吸取佛徒谈性之所长来补助儒家心性之学说。李翱曾向药山惟俨禅师问道，这可能是佛徒造谣，但李翱谈性，想要比韩愈再前进一步，向佛徒取材也是可能的。大凡与敌对学派论战，必须先熟习对方的学说要旨何在，才能对的放矢。惟独与佛教（其他宗教也一样）论战，不必多读佛书，因为佛教要旨不外是免祸造滔，因果报应，轮回不死这一类扯谎，对着这些谎话进行猛攻，就是有力的论战。韩愈不读佛书，攻佛很成功，但儒家想建立儒学的心性说，却须向禅宗南宗借取材料。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静即天性，《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善、人生而静，二说都与儒学相合，儒吸取禅学，途径是方便的。这一门径，为李翱所开出，又为宋儒所扩大，从此儒学（理学）大兴而佛成为儒的附庸，佛徒谈性不再敢违儒而自立怪说。欧阳修不称韩柳而称韩李，从道统说来，并不是没有理由。

　　韩柳以后，韩氏弟子李翱、皇甫提等都以古文名家。柳宗元不敢公然为人师，又提不出自己所主张的道，经柳宗元指教的进士，虽然为数不少，却不见有名的古文作者。韩愈一派作者相继而起，最著的有杜牧孙樵皮日休陆龟蒙等人。杜牧在唐文宗时进士及第，是有很大才识的作者，他善于谈政治和兵事，他的名篇《罪言》，可以比美西汉人贾山的《至言》。但他更重要的文篇是《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这是一篇揭露佛徒罪恶非常透彻的大著作，说服力比韩愈《论佛骨表》更强有力。稍后有孙樵，在唐宣宗时进士及第。孙樵叙述他的文统，说，“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湜），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孙樵是韩愈的三传弟子，反佛的旗帜还很明显，他的成就也就在反对佛教上。他的《与李谏议行方书》及《复佛寺奏》，指出“生民之大蠹无过于群髡”（僧尼），但唐宣宗兴佛的决心决不可动摇。唐宣宗为诸王时，被唐文宗唐武宗猜忌，备受压迫，他在危境中求救援，自然是向着那个被称为法力无边的佛求救。因为佛被佛经说成是一个最大的贪污犯，世俗人犯任何大罪，遭任何困难，只要许下最大的愿心，提供大量的供养（贿赂），一切灾祸困难都可以免除，而且还可以得大福。唐武宗废佛，正是唐宣宗向佛献媚求福的机会，后来果然做了皇帝，赶快恢复佛寺，再度僧尼，算是酬谢佛恩，尽管孙樵说理十分明白，唐宣宗中佛毒昏迷，不可能从昏迷中醒悟过来。皮日休在唐懿宗时登进士第，他的文集里有《请孟子为学科文》及《请韩文公配飨书》两篇，凡是反佛的人，总多少有些忧国爱民的思想，皮日休在农民起义的大潮流中，放弃统治阶级的偏见，参加起义，是孟韩学派可能有的结果。陆龟蒙与皮日休同时，二人作诗唱和，是意气相投的好友。陆龟蒙隐居不仕，专事著作，撰《耒耜经》一卷，记犁的形制特详，士人肯留心农具，是不可多得的有心人。他写散文多是小品，《唐文粹》选有《蠹化》、《蟹志》两篇，寓讥刺之意，颇近乎柳宗元的小品文。古文运动到唐末，还有皮日休、陆龟蒙二人，也可以说继嗣有人了。

　　古文运动向两个目标发展着。第一个是攻击近体文，夺取近体文的阵地。朝廷颁下的制诏，臣下奏迸的表状，照例都用近体文，经过古文运动，朝廷制诏仍顽固地保存旧形制，表状被韩柳攻破了。表状用东汉式的骈体代替唐朝通行的四六文。柳表状文中还偶有一二联四六句，韩文中则极少见，韩古文提炼得比柳文更纯些。至于论说碑志记序等文体，韩全用古文，排斥近体文不让国一点踪影。柳有时仍用近体文，不象韩那样严格。韩柳在攻击近体文上都立有大功，而韩的功绩尤大。第二个是赋古文以儒学的内容，攻击佛老，夺取精神界的阵地。为实现这一目标，韩愈表现了巨大的战斗勇气，佛教也确实从此趋于衰落。古文与儒学结合，儒学与佛老斗争，因而有广阔的前途，古文作为载道之器，依附儒学，同样得到广阔的前途。韩愈和他同派的古文作者，顺着这个趋势，也就在文化史上得到卓越的地位。柳宗元想在儒佛之间做个调和派，没有顺着这个趋势。以文相比，固然与韩愈功力相敌，难分高下，但以道相比，成就上不能不处于较韩为次的位置。

　　韩柳二人推动古文运动达最高峰，犹之李杜二人推动唐诗达最高峰，唐朝文化史内容至为丰富，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却无过于韩柳李杜四人的文学活动，古文运动在语言上是要使用较近口头语言（当然，距离口头语言还是很远）来代替骈四俪六废话成堆的近体文，这是进步的。在思想上是依据汉民族传统的封建学说——儒学来排斥天竺传来满口撒谎、怪僻险贼、以地狱受苦相威胁、以享受极乐相诱惑的佛教，李节《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里明白指出“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农民）将纷纷而群起矣”。佛教因果报应之说是农民起义的思想障碍，儒者攻佛，虽然决不是赞成农民起义，但客观上起着破除佛教思想障碍的作用，也就应该承认攻佛的必要性。生在隋唐时则，坐视佛教广泛流毒，无动于衷的人，非贪人败类，即毫无心肝，形同木石。古文运动具备反佛的性格，就是挺身而出，为民除害的性格，所以值得珍视。

　　古文运动的巨大作用，上文已经说了，这里还得说明古文运动还促进了传奇小说与俗讲变文的新发展。

　　唐德宗唐宪宗统治时期，即韩愈及柳宗元倡导古文时期，传奇小说随着古文的盛行，也在文苑中开辟自己的途径。韩愈作《毛颖传》，完全出于虚构，文士为之震惊。张籍在韩门被当作传道的学徒，张籍《与韩愈书》，责备韩愈的行为不合圣人之道。所谓不合就是指韩愈喜作驳杂无实之文，又喜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驳杂无实之文即《毛颖传》一类的小说文。韩愈提倡圣人之道，他的门徒如张籍等人便沾染迂腐气，有似宋儒程朱派道学家。其实韩愈行圣人之道，在于他敢冒死罪，依儒学攻击佛老，攻击不合所谓圣道的异端邪说，就是合乎圣人之道，至于博塞，只要不是专为竞财，也并不害道。韩愈《答张籍书》里自辩说“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韩愈不必好酒色，好声色却是事实。《听颖师弹琴》诗，可知他深知琴趣。张籍《哭退之》诗“为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爱好声色并不害圣人之道，不过因为好声色，以至服硫黄而死，那就害身又害道了。柳宗元集中有一篇《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篇里说“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又《与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毛颖传》，有些人“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文章说的是什么，还举不出来，便独自大笑，这不是庸夫俗子是什么！有些人如杨诲之拿着《毛颖传》抄本送给远处人看，这也是柳宗元恐世人非之的世俗人。《毛颖传》影响之大，可以从庸俗人的大惊小怪中看出来。柳宗元抬出前圣不必罪诽，作数百言来替韩愈辩护，这也说明庸俗人惊怪失常，不得不出而声辩。从传道的张籍到独自大笑的庸夫俗子，都反对韩愈用古文体作小说，足见韩愈是唐朝小说文的有力提倡者，不然，不会引起世俗人这样的少见多怪。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说“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自然随以定。呜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凡是有新创造，必然要遭受庸夫俗子的惊怪和笑且排，孪汉所说韩愈的坚决态度，就是对付庸俗人最正确的态度。

　　以古文体作小说，虽然不是韩愈首创，但经韩柳二名公的提倡，近体文的小说不免失色退避。韩愈所作《圬（音污wū）者王承福传》，柳宗元所作《种树郭橐驼传》，比不上《毛颖传》的完全出于虚构，但文中议论，无疑是作者所幻设。至于柳宗元作《河间传》，拟《毛颖传》而虚构的程度更高，几乎类似《水浒传》描写潘巧云、潘金莲的事情。韩愈作《毛颖传》是用以戏谑，《河间》则是柳用以对某些人发泄怨恨。韩柳古文名家都做小说文，影响当然很大，前时惊而笑且排的人，有些也翕然随以定，学着做古文小说了。庙时士人求进士第，带着自己诗赋的选本，写成一卷，称为行卷，投献当世显达，过几天再投献新卷，称为温卷，提醒显达，免被遗忘。如果得到显达的赏识，替士人向主试官揄扬，及第的可能就增大，第二次投卷，为引起显达的兴趣，往往取材新奇，篇幅不大，使显达容易看完。唐朝留下大量短篇小说，如牛僧孺爱看志怪的小说，士人迎合其所好，投献行卷，题材多取鬼怪事，编起来成《幽怪录》一书。宋初编纂《太平广记》五百卷，其中很多采自唐人小说。小说所叙述的故事，由作者随意幻设，不必顾及事实，可以显出作者的史才、诗笔和议论，小说与科举发生联系，这就日趋发达，不再是被人攻击的驳杂无实之说了。

　　传奇文叙述奇人奇事，也是古文的一种副产品，与小说为同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谕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彩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传奇文大抵写男女相悦之事，情节委曲，哀感动人，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唐传奇中的奇人奇事发展成为元人杂剧和明人南曲，可称愈变愈高，追溯起源，还得归功于唐朝的古文运动。传奇的作者虽多，最著名的作者要推元稹和李公佐二人，影响最大的作品要算元稹所作《莺莺传》和李朝威所作《柳毅传》。

　　大小佛寺是大小秃头地主作恶的巢穴，寺主戴着慈悲的假面具，对劳动民众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就韩愈时期来说，统治阶级以唐宪宗为代表的大部分，为了求福免灾，不惜祸国殃民，这类人叫做佞佛的愚夫愚归；佛教发达就是仰仗这部分愚人的支持。以韩愈为代表的小部分，是无所畏惧的反佛豪杰。劳动民众与统治阶级相反，小部分佞佛，大部分反佛，至少是反佛寺的。唐武宗下诏灭佛，派四个御史分行天下去督察，御史的驿马还没有出潼关，天下寺院连屋基都已经犁平了。这当然不是州县官都有韩愈的识见，而是天下大部分百姓厌恶佛寺己到极点，一有诏书，便动手拆毁剿灭。韩愈反佛多年，死后，唐文宗唐武宗相继反佛，反佛势力在韩愈倡导下，统治阶级也有一部分起来响应，足见古文运动对佛教起着重大的打击作用。佛教要保存已得的利益，必然设法反抗。韩愈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古文宣扬儒学反对佛教，佛教徒用更接近口语的俗讲变文，来争取广大信徒保护佛教。

　　佛教从来就利用呗赞，不过专用未警醒僧徒夜深想睡眠，未曾写成通俗文辞作传教手段。唐高宗时，道世撰《法苑珠林》一百篇（书成于六六八年，唐高宗总章元年），其中呗赞篇并无俗讲名目，大概佛徒感到古文运动的压力，改良呗赞，变成有说有唱的话本，“说”用的是散文，“唱”自然用的是韵文，唱韵文时还用音乐伴唱，这也是天竺传来的老办法，变文唱辞上往往注有“平”、“侧”、“断”等字，可能是指音乐的平调、侧调或断金调。

　　韩愈古诗有《华山女》一篇，写佛道两教斗俗讲的情形，诗里先说“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佛徒讲的很成功。“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显然道士失败了。华山女儿生有“白咽红颊长眉青”的一副好容貌，她升座演法（当然用道教话本），听讲佛经的人都跑过来，众寺人迹扫除绝，道观却出现“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的盛况。一个年轻女儿就可以驱散众寺听众，足见佛教的根基也不过如此。佛教要在儒道两种压力下，谋求生存，必须不断提高俗讲技术。要吸引听众，除了一部分专为宣扬佛教，此外还加讲劝孝以及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秋胡、伍子胥、王陵、季布、王昭君、张义潮、张惟深等等变文，佛教特长之一是善于扯无边的大谎，这其中含有丰富的想象力。两卷本的《维摩诘经》可以敷衍成为数十万言的《维摩变文》，驾空腾说，蔓延而有头绪，这套技术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中是较为缺乏的。这给后来创造话本和白话小说等多种新文体以根本的启示，应该承认佛教的俗讲变文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

　　变的意思是变原样，依照佛经所说，作成绘画的形状，叫做变相。如店玄宗时（七三六年）吴道玄于景公寺画地狱变，京城人很多去参观，都吓得不敢吃肉饮酒，市上肉店酒店没有生意可做，只好关门歇业。这幅地狱变一定比佛经描写的地狱更可怕万分，否则不会使人看了不敢吃肉饮酒。吴道玄在佛经所说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想象，画出许多残忍的酷刑，把佛经的原样变了。变文也是一样，例如《维摩诘经》原只两卷，变成变文，多至数十万字，比原文加增三四十倍，这其中必然要加入俗讲僧自己想象出来的话。唐文宗时有一个最著名的俗讲僧，名叫文溆（音序xù），唐人记载他的俗讲说“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意思是说为了适合俗听，佛经原样变得太大了，不为保守的佛教徒所赞许。文淑进行俗讲活动二十余年，几次被流放，几次被召回，说明有些佛徒憎恶他变佛经原样过大，有些人喜爱他的演唱宛畅悦耳。唐文宗采取文淑唱曲的声调，制成新曲，号《文溆子》。这就可以想见俗讲的影响很大，只要去掉佛教的内容，在文学上便有发展的前途。

　　在唐朝文苑里，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不可忽视古文运动更巨大的成就。诗的境界经唐人开发，几乎无新境可辟，唐末五代以至两宋，只能在词的方面开辟新境。古文却不然，古文经韩柳制作，虽达高峰，但境界未辟，宋明各家直到清末报刊所用半文半白的文体，也算是古文的一种新境界。“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兴，才结束了古文的命运。这还只是指古文本身而言。古文更大的作用，是在建立新儒学，使士人摆脱佛教思想的束缚。宋明两朝理学的广阔境界，由唐古文运动的主要推动者韩愈率先启行，这在诗人中是无与为比的。古文直接产生小说传奇，即短篇小说，又迫使佛教徒进行俗讲活动，产生俗讲变文。短篇小说与俗讲变文开出宋以后文学的新境界，诸如诸宫调、宝卷、弹词、说话、戏曲、演义（章回小说）等等，追溯远源，无不与唐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不能因为语体文兴，古文已经被逐出文学的历史舞台，连它曾在驱逐近体文那场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否认了，那是非历史主义的。

第七节 唐朝的史学、科学、艺术

　　唐朝的文学，有如百花怒放；学术与艺术，也呈现着一片繁荣的景象。下面，对唐代的史学、地理学、科学（天文、历法、算学、医药学）、美术（书法、绘画、雕塑、石窟艺术）、音乐舞蹈，作一些介绍。

　　一 史学

　　五代史——武德中，唐高祖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修魏、梁、陈、北齐、北周、隋诸史。历时数年，未能成书。贞观三年，唐太宗再下诏修撰。至贞观十年，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俱成（魏史先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甚详备，无需再修），合称《五代纪传》，共二百二十五卷。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又下诏修《五代史志》，至唐高宗显庆元年成书，共三十卷。

　　《五代纪传》的修撰，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子继父业，如《梁书》、《陈书》是由姚思廉续成其父姚察的遗稿，《北齐书》是由李百药续成其父李德林的遗稿。另一种是朝廷命官共撰，如《北周书》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等共撰，《隋书》由魏征、颜师古、孔颖达、敬播等共撰。《五代史志》也是由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集体修撰的。这是初唐官修史书的成功经验。

　　李延寿又独撰《南史》、《北史》。《南史》为宋、齐、梁、陈四代，《北史》为魏、北齐、北周、隋四代。《南史》《北史》虽属私撰，却是在官修《五代纪传》的基础上进行的。《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其特点（也是优点）在前后通贯。自两宋以后，《南史》、《北史》风行，而原来的八种断代史俱微，以至于阙佚。今本《宋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的阙卷，多取《南史》、《北史》补充。

　　《晋书》——晋史撰述，前代已有多家。初唐决定重修。贞观十八年着手，至二十年书成，共一百三十卷。太宗自撰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为“御撰”。新《晋书》既总结了前代人的成果（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并参考其他各家），又集中了当时人的特长（例如：《天文》、《律历》、《五行》三志，以深明星历的李淳风主修），堪称初唐官修史书的代表作。自新《晋书》颁行，原来的十九家晋史皆废。

　　官修史书显示出朝廷对史书编纂工作的控制越来越严，但也起了好的作用。自唐以后，每一新建立的朝代，照例要为前朝修史，我国各封建朝廷的“正史”，得以连续不断，从而保存了大致完整的史料。

　　唐代还有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

　　刘知几《史通》——《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刘知几时年五十岁。他十七岁前，已遍读群史。四十二岁后，在史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修史经验，才能写成这部著名的史学著作。

　　刘知几推崇《文心雕龙》，自谓已能融会贯通，得其要领。《史通》一书，即根据《文心雕龙·史传篇》的要旨，详加发挥，唐以前的全部史书，都受到审判，成为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评论。

　　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刘知几：为何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他回答说：史有三长：才（技术）、学（资料）、识（观点），缺一不可。有学无才，好似愚拙的商人，拥有大批资金，但不能营运生利；有才无学，则如巧匠而无木材和工具，建筑不成房屋。至于史识，他更着重指出：必须秉心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所畏惧。当然，他所谓善恶，不过是封建主义的道德标准，所谓秉心正直，无非是地主阶级所认为的正直。刘知几着重指出的史识，不能不是受阶级局限的见识，史学者要获得正确的史识，除了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别无其他途径，想从《史通》等书中获得史识是不可能的。

　　《史通》论修史，以直笔为中心思想。不仅有《直书篇》、《曲笔篇》，从正反两面，详加论述，其他各篇中，也贯穿着直笔的论点。什么是直笔？《史通·杂说篇》下有一个扼要的解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意思是说，凡是有关褒贬劝诫的史事，不管事主是谁，都应该据实直书。怎样才能做到直笔？综括《史通》所述，约有四端：不畏强暴（史德），分清邪正是非（史识），鉴别史料真伪（史学），不为浮词妄饰（史才）。

　　直笔，是我国史家的传统。这个传统，从孔子修　　《春秋》开始，历代相传，到刘知儿撰《史通》，予以总结。《史通》在颂扬　　《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载文篇》）的时，指出　　《春秋》有五虚美、十二未喻（《惑经篇》），认为孔子亲手笔削的　　《春秋》，也并未做到标准的直笔。《史通》以宜笔为评价古今史家的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热烈表彰，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严厉批评，褒贬极为分明。这样，大大发扬了直笔的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清初文士因私修明史，而遭杀戮者，即有多人。这些史家，为了保存比较真实的明朝史事，为了抵制清朝对明史的歪曲篡改，不畏强暴，置生命于不顾，这说明中国史学确实存在着直笔的传统。

　　杜佑《通典》——唐代宗大历间，杜佑为淮南节度使从事时，得刘秩《政典》，以为条目未尽，开始编纂《通典》，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为淮南节度使时，方成书二百卷，用了三十余年的工夫。历任中央和地方行政财政官吏的杜佑，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理财经验，对典章制度也很熟悉。正因具备这种条件，才能写成《通典》一书。《政典》只有三十五卷，以“《周礼》六官所职”分门编撰，杜佑扩充了五六倍，等于创作，《通典》成而《政典》废。

　　《通典》之作，虽源于“正史”的书、志，但矫正了“正史”断代之不便。本书所载，上自黄帝，下迄天宝，肃代以后的重要因革，亦附载于注中，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为史学开辟了新途径。尔后发展为三通，十通，蔚为大观。但《通典》一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此。

　　杜佑生活在由盛而衰的中唐，“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他考究历代沿革，编纂《通典》，是为了寻求解决当时政治经济问题的方案。《通典》计分九门，以《食货》为首，理由是：“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杜佑以前，没有一个史家这样重视过食货，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卓识。《食货门》又分若干细目，以《田制》为首，杜佑说：“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这是《通典·食货门》中一段重要的史论，也是杜佑针对时弊所提出的一条重要的理财意见。

　　杜佑反对“滞儒常情，非今是古”（《通典·礼》）。他并不是隐讳时政的弊病，但认为复古不能解决问题，主张：“随时立制，遇事变通”（《职宫》）；“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边防》）。所以李翰称赞他“师古在乎随时”。

　　《通典》卷帙浩繁，杜佑辑录其要点，成《理（治）道要诀》，以便观览。朱熹说：“是一个非古是今之书。”《通典》的精华就是“理道”的“要诀”，足见杜佑研究历史，不是好古，而是为了今用。这种治学精神是可贵的。

　　此外，唐德宗时，苏冕编次唐高祖以后九朝事为《会要》。唐宣宗时杨绍复等续编唐德宗以后七朝事为《续会要》（王溥的《唐会要》，即据此二书，补充唐宣宗以后事而成）。苏冕开创“会要”的体裁，不为无功；但《会要》只罗列史实而缺乏见解，远不能与《通典》相比拟。

　　二 地理学

　　隋朝统一南北后，地理学有了新作品。大业中，普令全国各郡，条上其风俗、物产、地图，朝廷据以综合而成《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等书。唐朝进一步规定：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一度改为五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十道图》、《十道录》（《十道要略》）就是各地图经的综合。由于各地定期造送图经，中央政府就能比较及时地掌握全国的新情况，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见于著录的《十道图》、《十道录》有多种，可见是每隔一定时期，就综合制作一次，这当然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上的需要。

　　唐朝与周围各国，交往频繁。外国使者来唐时，鸿胪寺讯其国之山川、风土，以至容貌、衣服，绘为图画。唐朝使者至外国时，每有行记之作（如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等）。可见唐人对外国地理知识也是相当重视的。

　　唐代的地理学家，以贾耽、李吉甫为最有成就。

　　贾耽——唐代宗大历时，任鸿胪卿，因而有机会熟悉外国地理。唐德宗贞元时，升任宰相，更能看到全国各地的图经。自吐蕃占据陇右，唐朝退守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贾耽乃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并撰《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吐蕃黄河录》四卷（合称《通录》）进呈。图中，“歧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象真”，以备国家军事参考。

　　贞元十七年，贾耽又绘《海内华夷图》一幅，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进呈。《古今述》卷帙较多，观览费时，贾耽“又提其要会，切于今日”，为《贞元十道录》四卷。《华夷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在绘图方法上，贾耽继承裴秀的“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而又区别古今。“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这个新创造应归功于贾耽。今西安碑林所藏伪齐（刘豫）阜昌七年（一一三七年）上石的《华夷图》，刻着“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等语，当是参考贾耽《华夷图》缩绘。

　　李吉甫——唐宪宗元和时，两任宰相。根据他的政治经验，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没有比版图、地理吏为切要，故先后撰进《元和国计薄》十卷、《元和郡县图志》四十二卷，以求有助于当时封建统治的稳定。《元和国计簿》是李吉甫与史官等辑录当时户赋兵籍而成，《元和郡县图志》当亦成于众手，而由李吉甫裁定。此书系元和八年所上，但书中更置有州一条，乃元和九年事，是书成之后又补充进去的。李吉甫批评“搜古而略今”的地理书籍，“莫切根要”，《元和郡县图志》注重现实问题，十分明显。

　　初启魏王李泰的《括地志》，有志无图，不能算完备。贾耽则有图有说，图说并行——《九州图》与《通录》并行，《华夷图》与《古今述》并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是图志合一，图在志前。后世官修方志，皆遵照李吉甫的体例，“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记载外国地理的名著。《西域记》内容丰富，在晋释法显《佛国记》、魏释惠生《使西域记》之上。惠生仅至北天竺，法显仅至西、中、东三天竺，唯玄奘遍历五天竺，前后十七年之久。《西域记》共记一百三十八国，书行者（根据亲身巡游）一百一十国，书至者（根据传闻）二十八国。玄奘生动地描述出一个个国家的面貌，使读者如身历其境。《西域记》的缺点是“侈陈灵异”。《新唐书·艺文志》置此书于《道家类·释氏》，而不列入《地理类》。其实，剔除其中宣传宗教迷信的糟粕，尚不失为记载古代中外交通以及中亚、天竺一带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三 科学

天文

　　浑天仪是我国古代研究天文的唯一测器。自汉以后，天文学家皆以制造浑天仪为其首要任务，技术不断地进步。唐贞观七年，李淳风用铜造浑天仪，表里三层：最外层是六合仪，中间是三辰仪，最内层是四游仪。“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在此以前，浑天仪只含有相当于四游仪和六合仪的部分，没有三辰仪的部分。浑天仪用三层，是从李淳风开始的。于是黄道经纬、赤道经纬、地平经纬都能测定，时称其妙。

　　开元十一年，释一行和梁令瓒共同造黄道游仪（先以木试制，后改铸以铜铁），用以观测日、月运动，并测量星宿的经纬度。从汉以来，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速度，均匀不变。一行经过观察，发现太阳在冬至时速度最快，以后渐慢，到春分速度平，夏至最慢，夏至后则相反。这是比较接近天文实际的。

　　一行又发现当时的星宿位置，与古代不同。不仅是赤道上的位置和距极度数，因岁差关系而有差异，即黄道上的位置，也是不同的。清齐召南说：“自古皆谓恒星随天不移，西法始谓恒星亦自移动，其说甚确，一行以铜仪测验，即知古今不符，已开西法之先。”

　　在制造黄道游仪的同时，一行又造“复矩图”，发起实测九州晷影和北极高度，以定各地食分的多寡和南北昼夜的长短。南宫说测量得出：地差三五一里八○步（唐代长度），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个数字虽不够精确，却是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

历法

　　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中，历法变更了十次，《旧唐书·历志》“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这确是三部有价值的历法。

　　《戊寅历》——道士傅仁均所造，于武德二年颁行。我国古代历家推步合朔有二法：一、平朔，自前朔至后朔，中积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二、定朔，用日、月的实际运行，来定合朔的日期。如日行盈，月行迟，则日月相合必在乎朔之后；日行缩，月行疾，则日月相合必在平朔之前。求得平朔，用盈、缩、迟、疾之差数来加减。定朔比平朔精密。唐朝以前的历法，均用平朔，大抵一大月一小月相间。《戊寅历》废平朔，用定朔，是我国历法史上的重大改革。

　　《麟德历》——贞观十九年九月以后，连续四个大月，反对用定朔的历家，认为这不是平常应有的现象，又改用平朔。高宗时，李淳风造新历，于麟德二年颁行，名《麟德历》。《麟德历》再用定朔，但立进朔迁就之法，即改变当时小数点进位的方法，以避免连续四个大月的现象。反对用定朔的历家，从此失去了借口。

　　《麟德历》还有一项改进。它废去章（以十九年七闰月为一章）蔀（四章为一蔀）纪（二十蔀为一纪）元（三纪为一元）的方法，立总法以为推算的基础。运算省约，胜于古人。历家遵用，沿及宋元。

　　《大衍历》——开元九年，因《麟德历》所推算的日食不效，玄宗命释一行重造新历。一行全面研究过我国历法的结构，并且参考过天竺的历法，吸收其中某些精华，是唐朝最杰出的历家。开元十五年《大衍历》草成。《大衍历》共分七篇：一，步中朔（计算平朔望、平气）；二，步发敛术（计算七十二候）；三，步日躔术（计算每天太阳的位置和运动）；四，步月离术（计算月亮的位置和运动）；五，步轨漏（计算每天见到的天空星象和昼夜时刻）；六，步交会术（计算日月食）；七，步五星术（计算五大行星的位置和运动）。在一行以前，历家编写历法，格式不一，自有《大衍历》以后，历家均遵循其格式，直至明末采用西洋法编历时，始有所改变。《大衍历》在我国历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

　　一行迷信汉代的《易经》象数说及阴阳五行说。《大衍历》依靠“《易》蓍”之数作为立法的根据，又牵合“爻象”以显示立数的有据。当时保守势力占优势，一行历法有许多创见，如果不依据儒经，必遭强大的攻击。

算学

　　唐代对算学的重视，超过以前各朝。显庆元年，设算学馆，以李淳风等注释的“十部算经”为课本。三年，废算学馆。龙朔二年，又在国子监内设“算学”。科举中设有“明算科”。

　　“十部算经”之一的《缉古算经》（原名《缉古算术》），是初唐的王孝通所著。孝通自称“长自闾阎，少小学算，镌磨愚钝，迄将皓首，钻寻秘奥，曲尽无遗”。《缉古算经》共二十个问题，大部分问题运用高次方程来解决，在当时确是比较艰深的。

　　李淳风等注释“十部算经”，明辨是非，很有贡献。举一例来说：传本《周髀算经》（原名《周髀》）有赵爽注，甄鸾重述。李淳风等的注释指出，一，《周髀》以地差千里、影差一寸的假定，作为算法的根据，是脱离实际的。二，赵爽用等差级数插直法，来推算二十四气的表影尺寸，不符合实际测量的结果。三，甄鸾对赵爽的句股圆方图说，多有误解，等等。注述庞杂的古算书，经过李淳风等的整理，得到澄清，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条件。

医药学

　　隋末唐初孙思邈所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天宝间王焘所撰的《外台秘要》，是集唐以前医学大成的两部名著。

　　《千金方》——孙思邈是一位不贪慕名利，而以人民疾苦为重的好医师。他拒绝过隋文帝、唐太宗、高宗所授予的官职，但从未拒绝过病人的求救。他在《千金方》的序言中，以“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比喻，说明医家的重要责任。又说，“未可传于士族，庶以贻厥私门”，表明他之著书，是为平民备急和养生之用。

　　《千金方》首创“复方”，是孙思邈对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说：“仲景（张机）之学，至唐而一变。仲景之治病，其论藏府经络病情传变，悉本《内经》。而其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并非私心自造，间有加减，必有所本。其药悉本于《神农本草》，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这种方药，只有富贵人才能服用，劳动人民积累治病经验，成立许多新方，需要有人不顾医圣（仲景）的偶像，用新方推动医学再向前进，这个人就是孙恩邈。徐大椿又说：“《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此医道之一大变也。然其用意之奇，用药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徐大椿的评论带有保守色彩。他所不齿的“后世臆度之说”、“后世偏杂之法”，正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斗争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孙思邈采录成书，扩大使用，并在这个基础上再积累治病经验，自《千金方》问世“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这是合理的淘汰，毫不足惜。

　　《千金方》“始妇人而次婴孺”。孙思邈分析了女性与男性，小儿与成人生理上的不同，指出妇产病、小儿病的特点，主张独立设科。其后，王焘《外台秘要》中特为“妇人”、“小儿”立专章。宋代更出现了妇产科和小儿科的专著（如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应该说都是受了孙思邈的启发。

　　“先脚气而后中风……”。贫穷的民众，常因缺乏营养而得病。脚气病就是缺乏某些养料而发生的病症。孙思邈重视脚气病，掌握了治疗和预防的方法。欧洲人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是在一六四二年，后于《千金方》约一千年。

　　《外台秘要》——隋巢元方的《病源候论》，有论无方，唐王焘以为不足，别撰《外台秘要》，先论后方，“讨绎精明”，为世所称。王焘在台阁二十余年，久知弘文馆，多见古医书，《外台秘要》中保存了许多古方，也有若干新见。例如：书中所记之天行病，多至二十一门，可谓我国重视恃染病的第一人。

　　唐代的药物学，也有很大的进步。我国古代的药物学称为“本草”。最早的一部是托名神农的《神农本草经》。此书历代相传，多有新补。梁陶弘景曾从事校理，撰成《集注》，因局处江南，所见药物不全，经验也有限。客观上需要一部新的记录全国药物的图籍，但只有在统一的局面下才有可能出现。唐朝在官修史书之后，进行了官修“本草”的工作。高宗时，下诏征询各地药物形色，令施以图绘。大量的资料聚集到中央，苏敬等据以编成《唐新本草》。该书分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共收药物八百四十四种，于显庆四年颁行，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药典。

　　于志宁说，《唐新本草》考正了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纰缪的四百余物，又增加了后世所用的百余物。所增的一一四种新药物中，有一些是外来的，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繁盛，从而丰富了我国的药物学知识。

　　四 美术

书法

　　在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南北文风不同，字体也不同。南方产生了二王（羲之、献之）的新书体，风流妍妙；北方尚沿袭魏、晋（西晋）的书体，拘谨守旧，又流变而成拙陋。窦泉（音暨jì）《述书赋》列晋宋齐梁陈书家多至一百四十五人，北齐却只有一个人。

　　五五四年，西魏攻江陵，梁朝战败了，粱文士庾信、王褒当了俘虏，在文艺上却大受北方士大夫的推崇。北方书家，原推赵文渊为能。自王褒入长安，贵人们纷纷摹习王褒书，成为风气，后来建立唐朝的李渊，也是其中的一个。

　　王褒在南方，不算是最高的书家。粱武帝评王褒书说：“凄断风流，而势不称貌，意深工浅，犹未当妙。”但王褒一入关中，赵文渊即被遗弃，其后赵文渊亦改习王褒书，以迎合时尚。足见南方轻便的书体代替北方拙钝的书体是必然趋势。经过唐太宗大力提倡，二王书法遂为全国正宗。

　　唐太宗深爱王羲之书，“心摹手追”。亲撰《晋书·王羲之传论》，评其书法为“尽善尽美”，古今第一。他多方搜求王羲之的墨迹，据说曾派萧翼到释辨才处骗取《兰亭序》，观赏了一生，还觉得不够，命令作为死后的殉葬品，随棺入墓。在唐太宗影响下，从宫廷到社会，摹仿王书，北方旧传的书体自然灭迹。

　　初唐书家，首推欧、虞。二人俱学王羲之书，各有所得。虞世南从释智永（王羲之七世孙）传授笔法，声誉在欧阳询之上。传说太宗以虞世南为师，常觉“戈”字难写。有一天，太宗写“戬”（音剪jiǎn）字的“晋”，令世南填“戈”，写成后，叫魏征鉴赏，魏征说，惟“戈”法逼真。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说明唐太宗对虞书的尊重。

　　继欧、虞而起的有褚、薛。虞世南死后，太宗怕再没人可以论书。魏征推荐褚遂良，果然得到太宗的宠爱。因为褚遂良“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正合太宗的口味。魏征藏有虞、褚墨迹很多，他的外孙薛稷，专心临摹，获得盛名，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

　　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创造新文体、新书体都不容易，先要破，然后才能立。过去，王羲之破钟繇书体而有创造；现在，颜真卿又破二王书体而有创造。

　　韩愈诗：“羲之俗书趁姿媚”，一语道出王书的秘密。以象王羲之而得大名的褚遂良，书法如“美女婵娟，不胜罗绮”，更是媚到极点了。评书家说颜真卿“袪尽虞、褚娟媚之习”，是说得不错的。颜真卿工于篆、隶，融篆、隶之法入行、楷，方严正大，面貌一新。

　　董逌（音由yóu）说：“书至瘦硬，自是逸少迥绝古人处。”魏泰云：“唐初字书，得晋宋之风，……至褚、薛则尤极瘦硬矣。开元天宝以后，变为肥厚。至苏灵芝辈，几于重浊。”盛唐书法之由瘦变肥，与玄宗的提倡有关（米芾说）。玄宗本人字肥，张旭的草书，也是肥的（黄庭坚说）。颜真卿曾向张旭请教过笔法，他的字肥，渊源有自。但同一风气中成长起来的书家，苏灵芝字肥而重浊，颜真卿字肥而健壮，人品不同，韦品也自不同。

　　有人说：“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其实，颜书之“美”，正在于所谓“坏”。不破坏二王书体，是不能创造唐朝新书体的。又有人说：“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这倒是说出了颜书的巨大影响。五代的杨凝式，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也都学颜。宋人之师颜真卿，如同初唐人之师王羲之。杜甫诗：“书贵瘦硬方通神”，这是颜书行世之前的旧标准；苏轼诗：“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这是颜书风行之后的新标准。

　　南方书体代替北方书体，颜真卿书体又代替二王书体，这说明新鲜事物一定要代替陈旧事物，而新事物的创造，又一定吸收旧事物的优点，从旧事物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不吸收旧事物的优点，是不能完全代替旧事物的。

　　唐翰林院有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有“书科”，吏部以书、判定选，书法为进身途径之一，故唐人工书者多。夏州掌书记柳公权善楷书，穆宗召为翰林院侍书学士，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当时公卿大臣家立碑，得不到柳公权手写的字据以上石，人以为不孝。从出土的唐墓志来看，写字者即使是不知名的普通人，也多是楚楚可观。

　　唐代篆书，以李阳冰最有名。隶书，推李潮、蔡有邻、韩择木。草书，推贺知章、张旭、释怀素。篆、隶用处少，名家的也少。

绘画

　　据《宣和画谱》、《佩文斋书画谱》，唐画家有姓名可考者，约有四百人之多。这里只能略举一些有代表性的画家。

　　人物画——初唐人物画家，以阎立德、立本兄弟最有名。见于著录的二阎画迹，如《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魏征进谏图》、《太宗步辇图》、《文成公主降蕃图》以及《职贡》、《卤簿》等图，多以真人真事为题材。但也有凭想象绘画的，如《历代帝王图》便是。此图共有十三个皇帝的像，体态各自不同。试以魏、蜀、吴三主来说：威胁汉献帝禅让的魏文帝曹丕，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为恢复汉柞而劳碌一生的蜀主刘备，带有愁苦的模样；割据江东，自立为王的吴主孙权，表现出桀骜不驯的神情。画家根据三人的经历，画出他们的心理状态，使观者如见其人。（这件名画，已为美帝国主义劫去。）

　　盛唐的吴道子（改名道玄），人物画超越二阎，有“画圣”之称。有人将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与初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作过比较，《帝王图》采用了一定程度的晕染法，富于光的感觉，为《女史箴图》所不及。吴道子比二阎更为成熟地利用晕染法，取得更好的效果。苏轼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夏文彦说：“（吴道玄）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其傅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世谓之‘吴装’。”从这些评论中看出，吴道子是多么巧妙地把晕染法融入传统的墨法之中。

　　吴道子曾学书法于张旭。张旭喜欢酒后作书，道子绘画之前亦必酣饮。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书法长进，道子观裴旻将军舞剑而画若有神，据说是“观其壮气，可助挥毫”。可见，道子绘画，如张旭作草书，都着重气势。道子在长安兴善寺画中门内神，观看如堵，画神像顶上的圆光时，不用尺度，“立笔挥扫，势若风旋”，观者喧呼，惊动坊邑，这是何等豪壮的气势！苏轼诗：“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飜。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非深知吴画者，不能作此语。当时从道子学画者多，但至多学到形似，学不到神气。

　　中唐有张萱、周防，善画妇女，别开生面。唐以前的妇女画，多以后妃、烈女、孝妇为题材，旨在宣扬封建伦常。张萱、周昉突破了这个旧套，描绘了许多家常琐事，如游春、赏雪、乞巧、藏迷、扑蝶、烹茶、吹箫、听琴等等，妇女画的题材从此广阔了，但依然是贵族妇女的享乐生活。

　　中唐最杰出的人物画家，当推韩湿。韩湿与专画贵妇人的张、周相异，他喜欢描绘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宣和画谱》所著录的三十六件韩湿作品中，大多数是农村景物。当然，他只能画农村的富裕，以歌颂升平，决不画农民的疾苦，以揭露暴政。程修己说：“周（昉）侈伤其峻，张（萱）鲜忝其澹，尽之其唯韩（湿）乎！”这是说韩偓人物画的造诣，在张、周之上。程修己是唐人，又是画家，他的评论，应属可信。

　　山水画——魏、晋以降，山水树石只是人物画中的配景，不受重视，画法亦幼稚，“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不合比例。隋展子虔善画，“写江山远水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这是很大的进步。他的《游春图》是有名的山水画。在他的影响下，画家以山水为题材者渐多。盛唐出现了吴道子、李思训、李昭道、王维几个大家，山水画才正式成立。这与初唐沈佺朗、宋之问完成律诗的规格，互相媲美。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吴道玄）因写蜀道山水，始创山水之体，自为一家。”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说：天宝中，玄宗令吴道子、李思训于大同殿壁画嘉陵江风景，道子一日而毕，思训累月始成。思训卒于开元初，不可能天宝中奉诏作画。朱景玄所记，当有错误。但从这个传说中反映出吴、李画体之不同：吴是写意，故一日而成；李是工笔，故累月始毕。道子之前的山水画，都是工笔。画写意山水，自道子始，此所谓“自为一家”。道子画人物、山水，皆有创造，不愧“画圣”之称。

　　李思训是唐宗室，官右（一作左）武卫大将军。子昭道，画名与父相埒。时称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思训、昭道画山水，继承展子虔的作风，笔法工细，设色艳丽，有“富贵”气象。首创金碧青绿山水画，为后世所宗。

　　王维是名诗人，又是名画家，自称：“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可见其自负不浅。苏轼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两句话，历来被认为是对王维的最恰当的评语。王维画山水、人物俱有擅长处，首创水墨山水画，对后世影响尤大。

　　王维与李恩训、昭道是互相对立的山水画派。李用重彩，务求富丽；王用水墨，务求雅淡；李用小斧劈皴，画笔繁琐；王用披麻皴（音村cūn），画笔精炼。在当时，李思训、昭道的金碧青绿山水画是正宗，而王维的水墨山水画是旁支。王维的地位，低于李氏父子。宋以后，情况才改变。

　　王维所创作的富有诗意的画，后世称之为“文人画”。“文人画”的作者日多，势力日盛，王维的艺术地位，也就愈抬愈高。宋苏轼诗：“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像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袵无间言。”苏轼是“文人画”作者之一，他把王维捧到“画圣”吴道子之上。明人倡南北宗之说，以王维为南宗之祖，李思训、昭道为北宗之祖。南宗就是“文人画”，北宗就是所谓“匠”画。南方文化一般比北方高些，因之南方文士能画的人也多些，“文人画”也就占了优势，“匠画”的重彩工笔画一直被压抑数百年之久。

　　五代十国时，荆浩、关仝、董源、释巨然合称四家。荆、关是北方人，善于描绘崇山峻岭的北国风光；董、巨是南唐人，善于表现拥翠浮岚的江南景色。

　　花鸟禽兽画——薛稷画鹤，姜皎画鹰，曹霸、陈闳、韩偓画马，韩偓、戴嵩画牛，都很有名。韩偓、戴嵩声誉相埒，有“韩马戴牛”之称。

　　韩偓与陈闳，都是曹霸的学生，但他们走着不同的创作道路。曹、陈遵守传统的手法，侧重于刻划马的筋骨，画出来的是瘦马。韩偓有革新精神，以御厩（音救jiù）的真马为模型。玄宗喜欢大马，御厩畜马多至四十万匹，韩偓画出来的，就是这种“翘举雄杰”的大马，具有盛唐的时代风格。杜甫诗：“幹惟画肉不画骨”，这还是画瘦马的旧眼光，晚唐的张彦远，已指出杜甫批评的不当。

　　五代十国时，成都人黄筌，以画侍王衍、孟昶，多写禁苑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南唐的徐熙，另树一帜，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黄家富贵，徐熙野逸”，树立了宋代花鸟画的两大典型。

雕塑

　　唐代造像，石雕与泥塑并举。石雕是选择坚硬的石头，从外向内，逐步雕刻；泥塑是利用柔软的泥土，由内向外，逐步捏塑。所用材料不同，操作方法亦异。

　　绘画艺术进步，造像技巧亦随着提高。画佛像，有曹（北齐曹仲达）、吴（唐吴道子）二体。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吴之笔，其势圜转，而衣服飘举。世称“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亦称“曹家样”、“吴家样”。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雕塑铸像，亦本曹吴。”“吴家样”是唐代绘画上的新成就，也是唐代雕塑上的新成就。吴道子本人不从事于雕塑，“吴家样”却被应用到雕塑上。

　　唐代最杰出的塑家是杨惠之。惠之与道子一同学画，号为画友。后来，道子画名日著，惠之耻居其次，遂焚笔弃砚，专事塑像，亦为当时第一。道子称“画圣”，惠之称“塑圣”。

　　泥塑的佛像和人像，都需要妆銮。妆銮就是绘在立体上的画。绘画水平的高低，将是影响塑像成败的关键。唐代的塑像，有一人捏塑，另一人妆銮者，可见捏塑、妆銮两者兼工之不易。杨惠之是塑家，也是画家，有相得益彰之妙。当时人说：“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张）僧繇神笔路。”惠之尝于京兆府塑倡优人留杯亭像，把像放在大街上，行人从后背看，就说：“这是留杯亭。”技术神巧如此，确是夺得张僧繇的神笔路了。

　　惠之著《塑诀》，已失传。

石窟艺术

　　石窟寺是佛教的产物。从北朝到隋唐五代，随着佛教的传播，新疆、甘肃、山西、河南、四川、山东等地，相继开凿石窟寺。这些石窟寺，大致有两种类型：在石质可供雕刻的地区，如云岗、龙门等石窟寺，主要的艺术创作是石雕；在石质比较松脆的地区，如敦煌千佛洞、麦积山等石窟寺，由于石质不宜于雕刻，主要的艺术创作是壁画和泥塑。龙门石窟是石雕的最大宝库，敦煌千佛洞是壁画和泥塑的最大宝库。下面就以这两处为例，介绍一下唐代石窟艺术的辉煌成就。

　　敦煌千佛洞——现存有壁画和泥塑的窟洞四百七十六个，其中隋窟九十五个，唐窟二百十三个，五代窟五十三个。从窟洞数字，已足说明唐代是敦煌艺术的极盛时期。

　　壁画分经变、本生故事、尊像图、供养人像、图案装饰等。经变是壁画的主体，占最大面积。唐代净土宗风行，故壁画中牛“净土变”（包括“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最多。唐代《妙法莲华经》盛传，壁画中“法华经变”也不少。“法华经变’有二十八品，其中第二十五品——“普门品”，往往被单独提出来描绘，这是唐人对观音菩萨特别虔信的缘故。

　　唐玄宗时，密宗从天竺正式传入。此后，敦煌壁画的尊像图中，就出现了曼茶罗，又出现了婆罗门的神像（如四臂、六臂、八臂如意轮观音和千手千眼等观音）。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宣传迷信的经变、本生故事里面，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情景。画工们虽不能不按照雇主的意愿去描绘佛教题材，但他们更运用智慧，在佛教场面中，巧妙地夹写了现实世界的形形色色。至于供养人像，更都是唐代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忠实写照。此外，还有西域的人像。所有这些，不但有艺术价值，而且有史料价值。

　　泥塑分浮面塑（包括壁塑、影塑、高塑）、立体塑（圆塑）两种。唐以前，浮面塑和立体塑，兼而有之，唐以后，只有立体塑，浮面塑却绝迹了。这是因为立体塑更具有真实感，艺术性更高。

　　在石窟中，泥塑的佛、菩萨像，与壁画互相辉映。有一些石窟，其中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用泥塑，天龙八部飞天龙女等扈从部属，是画在壁上，塑与画，和谐地配合在一起。还有一种情况：菩萨是泥塑的，菩萨顶上的圆光，身上的飘带，用壁画代替，塑与画，更是合成整体了。

　　唐代流行着一句话：“宫娃如菩萨”。其实是菩萨如宫娃。塑匠们不仅模仿伎女的形象来捏塑菩萨，他们捏塑佛、迦叶、阿难、金刚、神王……，也无一不是参考现实世界中各种人物的躯体与性格。

　　综观唐代各时期的塑像，初唐清瘦，盛、中唐肥硕。这与书法的由瘦变肥，同一风气。

　　敦煌还有一些小石窟，是画工、塑匠居住的地方。其中发现过小石坑、小油灯，还发现过带着破布麻鞋的骷髅。工作于此、葬身于此的无名艺术家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许多艺术作品，他们为了什么呢，主要是为了传播佛教迷信的毒素。原来他们以为这是一种功德，不惜献出自己的一生，来取得这种功德。但是，凡是含有宗教毒素的艺术品，都不值得赞赏。只有描写当时现实的世俗生活，可供参考的作品，这群无名艺术家才算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敦煌艺术品的存废，它本身自有标准，归根说来，艺术家为谁服务是艺术品存废的真实标准。

　　龙门石窟——龙门造像的最盛时期是唐朝。唐朝所开凿的石窟、石龛，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武则天执政时期所开凿的龛、窟，又占唐朝的最多数，这与她长期驻在洛阳有关。

　　奉先寺是具有代表性的唐窟。咸亨三年开凿，上元二年完工。开元十年铭记：“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诸石刻中称第一。这样巨大的工程，先后只用四年时间，无疑是用巨大人工来促成的。武则天出钱二万贯，其余工费，还不是从各种敲剥中得来！统治阶级求功德，劳苦民众受灾难，佛教却得到广泛宣扬的实益。

　　奉先寺的九躯雕像，本尊卢舍那佛似帝王，二菩萨似妃嫔，迦叶、阿难似文臣，金刚、神王似武臣。这个格调，也是唐代雕塑的共同格调。

　　龙门、敦煌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文物，近百年来曾陆续遭到民族败类的出卖，被帝国主义劫夺而去。解放以前的旧中国，正像一家破落户，家里存有一些祖传文物，不肖子孙看作发财致富的手段，只等外国人说要，就论价送去，毫不爱惜。看一家是否破落，只看它是否出卖文物，看一国是否破落，标准也是一样。

音乐舞蹈

　　南朝、北朝的音乐也不同，“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隋朝沿用北朝音乐。开皇二年，颜之推上言：“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隋文帝不从，说：“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开皇九年，隋灭陈，得到南朝乐人、乐器，文帝说：“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特置清商乐署。七年前，文帝骂南朝音乐为“亡国之音”，现在却称为“华夏正声”。这个改变，完全为了适应统治上的需要，并不是隋文帝真正欣赏清商乐（清乐）。隋唐两朝，胡乐盛行，是汉乐与胡乐融合发展的时代。

　　隋文帝时，曾定七部乐。隋炀帝时，改定为九部乐。唐高祖时，沿用隋九部乐。唐太宗时，定为十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十部。十部乐中，燕乐是唐自造，清商乐是汉魏南朝旧乐，其余均从外国传入。唐太宗虽定十部乐，唐高宗时，即仅奏九部，当是停奏清商乐。《通典》说：“自长安（七○一年）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技转缺。”古曲即指清商乐而言。

　　其后，乐分为坐、立二部。坐部有宴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尤池乐、破阵乐六种，立部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八种。坐部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曲，乐器以琵琶为主，惟龙池乐用雅乐笙磬。立部自安乐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曲，惟庆善乐用西凉乐。从坐、立二部内容看出，龟兹乐渐盛，西凉乐渐衰。坐部伎坐奏于堂上，立部伎立奏千堂下。坐部贵，立部贱。坐部伎不可教者，退为立部伎；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可见雅乐是最不受重视的。

　　唐玄宗时，又有“胡部新声”传入。有人认为，唐代大曲即出于“胡部新声”，与清乐之大曲毫不相涉，也有人认为，唐代大曲是清胡两乐合成。大曲之为梨园法部所演奏者，称为“法曲”。《霓裳羽衣曲》是最著名的“法曲”。王灼《碧鸡漫志》说：“《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其他饰以神怪者，皆不足信。”《霓裳羽衣曲》是唐代汉乐与胡乐融合发展的最高成就。

　　从西域传来音乐，同时也传来舞蹈。西域之舞，多配以乐，所以唐朝也盛行乐舞。唐舞主要分健舞、软舞两种。健舞姿势雄健，软舞姿势柔软。舞时皆配以乐。健舞曲有《柘枝》、《剑器》、《胡旋》、《胡腾》等，软舞曲有《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凉州》、《甘州》、《绿腰》（《六么》）等。《柘枝》、《胡腾》来自石国，《胡旋》来自康国、米国、史国、俱密，《凉州》、《甘州》来自龟兹。

　　初唐乐舞，以三大舞为代表作。三大舞是：一、《七德舞》，是武舞，本为《秦王破阵》乐，采民间流行的歌曲，掺杂着龟兹乐制成。二、《九功舞》，是文舞，本为《功成庆善乐》。三、《上元舞》，本为《上元乐》。

　　盛唐乐舞，以《霓裳羽衣舞》为代表作。《全唐诗》中有不少歌咏这个舞蹈的诗篇，以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为最详。白《歌》形容舞者服饰：“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形容舞姿：“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散序六遍无拍，故不舞也）。中序擘��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四句皆霓裳舞之初态）。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许飞琼、萼绿华皆女仙）。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霓裳破凡十二遍而终）。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凡曲将毕，皆声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读此《歌》后，不仅略知《霓裳羽衣舞》的内容，唐代“法曲”的结构，也得知大概。

第八节 唐代长安——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

　　大抵一个朝代，每当国内混乱、统治动摇的时候，对内越是惴惴不得自保，对于外来文化越是顽固地排斥拒绝，不敢有所触发。天宝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的时期，在政治上有自信心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有足够的自信心，并蓄兼收，群花同放。因为唐代的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昌盛成熟的阶段，任何外域文化传入中国，都没有可能消溶唐文化，而只能作为一种新养料注入唐文化的整体内。盾代外域文化在中国流行，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封建文化已然衰老没落，相反，是因为它正在高度繁荣，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于外来的新成分，有抉择地损益取舍，经过汲取发扬，愈益显得丰富多彩。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各国也依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斟酌吸收，使本国文化得以获取助益，加速发展。唐代确实是中外文化交流极盛的时代。

　　唐朝境内的文化交流活动，遍及于广州、扬州、洛阳等主要都会，而以长安最为集中、最为繁盛。这是因为长安具备如下的一些特具条件：（一）长安是唐朝的国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各国使者宾客都需要到长安来进行政治活动。出国使者或外来使人，从这里输出唐朝的文化典籍和器物，同时也传外国文化到长安。（二）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武德三年，太宗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即位后又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旧唐书》说：“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弘文殿聚集群书，多至二十余万卷，是全国藏书最富的中心图书馆。太宗以后，历代在唐朝廷供职或不供职的文儒多在长安来往或居住，一直保持着“四方儒士，云会京师”的盛况。由于朝廷的提倡，每逢节日，朝士词人，游宴吟咏，佳句美篇，不久即传入宫禁，流布远近。长安有左右两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外域传来新声曲，一经教坊摹演，全城艺人，遂相仿效。音乐歌舞在唐代极为发达，而长安又是乐舞的胜地。唐代重要仕途之一是以经学为手段的明经科。唐太宗诏颜师古定五经，孔颖达撰正义，长安成为经学的中心。史学也是一门卓有成就的学问，自长安设史馆后，开官修前代史的新风。每有外国使者来到，鸿胪询问土地风俗，道里远近，报送史馆。长安又是全国的教育中心，国子监总设七学馆（国学、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各置博士。经唐太宗倡导，国子监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收中外生员多至八千余人。外国贵族子弟来中国，多入国学留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此外佛教的传布，对文化交流影响不小。自玄奘回国，在慈恩寺译经。长安成为全国佛教的重地。（三）长安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西汉以来，东西方的交通主要是经由陆海两条路。一条是海路，南海联接东南亚诸国以至天竺，东海可通日本与新罗。南海路以广州为出入的要冲。广州北与洛阳、长安相联，交通稳便。另一条是通西域的陆路。隋时西域诸国在张掖互市。出玉门关有三条大道。北道自伊吾经突厥汗庭远达拂菻。中道起高昌、龟兹、疏勒、逾葱岭，经康、曹、安等昭武九姓国，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阗，经吐火罗，至北天竺。三道入玉门关，经兰州，归于长安。所以，柳宗元说“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涂，毕出于邦畿之内”。西域诸国来唐必须经由长安，东亚和南亚诸国经唐朝陆路与西域交通，也必须经由长安，并且往往在长安停留。长安是文化繁荣的都市，也是交通频繁、宾客辐凑的都市。由于这三个独具的优越条件，使唐代长安不能不超越其他都会，成为东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集中点。

　　长安城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大城。据近年考古工作者对遗址的实测，城南北长八千四百七十米，东西长九千五百五十米，周长约三十五公里有余，大于现在的北京旧城，相当现在明建西安旧城的五倍。隋朝定都于此，开皇间开始兴建，店朝又屡加修筑，城内景物，更臻完美。全城布局严整可观，显然是事先经过周密的设计。皇族居住的宫城位于全城最北部的中央，东西五里余，南北二里余，城高三丈五尺。城南正门名承天门。凡元正冬至，陈乐设宴或接见外国宾客，都在这里举行。官城之南联接皇城（又名子城），东西同于宫城，南北长五里许。城内布列宗庙社稷，百官廨署，不使杂人居住。皇城正南门名朱雀门，北与承天门相对，南望外廓城的正南门明德门。两门之间一条长九里宽百步的朱雀门大街纵贯南北，把全城分为东西两半。东部设万年县，西部设长安县，分辖两地的居民。东西两部各有周遭六百步的大商市，称东市和西市。全城的居住区共建一百零六坊，各坊间形成东西大街十四条，南北大街十一条。街道宽阔，道旁植树成荫。坊呈长方形，结构划一，布列匀整。宋敏求《长安志》说：“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是符合实情的描述。

　　像长安这样精心规划、气象宏伟的大部城，在隋唐以前的中国不曾有，在当时的世界上也不曾有。日本模拟长安的建制，先后兴建平城京和平安京。中亚伊斯兰诸教国以至拂菻、天竺，也都流传着长安的盛名。随着唐朝国威的远播，长安扬名于世界，强烈地吸引着各国人来观光。

　　下面叙述侨居长安和往来长安的各类外国人士。

　　一、来往使臣我国境内的某些少数族，在唐代曾一度自立邦国，但和唐朝廷保有密切的联系。如西南的吐蕃、南诏，西北的回鹘、高昌，东北的契丹，历代前来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加强着各民族间的文化流通。至于亚洲、非洲诸国，远至欧洲的拂菻，也都不断有使臣来往，长安城内外国使者之多，为前代所未有。

　　西方诸国——建国中亚的昭武九姓国：康国、史国、曹国、支国、石国等自唐初至开元间，屡有使者来长安。唐太宗时康国献金桃银桃、植于苑囿。开元时，康国、史国又遣使献纳胡旋舞女。大食遣使来唐，进马匹方物。使者谒见，立而不拜。唐太宗以“大食殊俗”，特予准许。波斯国也在贞观间与唐通使，“献活褥虵（同蛇）”，能入穴取鼠。开元天宝间，前后遣使者来唐十余次，带来波斯的方物。当时沟通东西方商业来往的东罗马（拜占庭），唐代史书上称为拂菻。据《旧唐书》记，自贞观至开元，拂菻国前后五次遣使来唐。此外，《册府元龟》还有景云二年拂菻国“献方物”的记事。

　　东亚诸国——唐朝初年，天竺戒日王建立大帝国、贞观十五年，遣使来唐，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答书慰问，此后不断有使者来到长安。开元间，南天竺、北天竺和中天竺也各遣使来唐“朝献”。泥婆罗国贞观二十一年遣使来唐，带来菠绫菜、浑提葱。立国于东南亚的骠国、真腊、扶南、林邑、瞻博（占婆）、室利佛逝、师子、盘盘、单单（今吉兰丹）诸国，也屡有使者来到唐的国都，并且带来本国的物产和文化。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唐初即有使臣来长安。新罗统一半岛后，派遣来唐的使者，络绎不绝。北海之北有流鬼国，距长安万五千里。贞观十四年（六四○年）遣使者余志来长安，唐太宗以佘志为骑都尉。流鬼国当是与唐通使的亚洲国家中最北方的一国。

　　日本的“遣唐使”——六○七年，日本遣大礼小野妹子使隋。隋朝统治期间，日本前后遣使三次。日本的使臣来隋，偕有留学生同来，使臣回国后，留学生仍留中国。唐代，日本继续派使臣来中国。据日本史书所载，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十九次之多。其中六次为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或送还唐朝去日本的使臣，称“迎入唐使”或“送客唐使”。送客唐使不必送还长安，例如天智天皇六年，伊吉博德等送还司马法聪，只达百济而返。除此而外，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自六三○年至八九四年前后凡十三次。唐中宗至唐玄宗时代，日本四次遣使，规模浩大，号为最盛。

　　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摄取唐朝的中国文化。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文艺优秀通达经史的文臣，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音乐长，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国学生同行。一次来长安的遣唐使，多到几百人。唐中宗到唐玄宗时代的几次，都达到五百人左右。天宝乱后，唐朝对入京人数加以限制。每次得入长安者，限八十五人（一说六十五人）。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介绍到日本。

　　天宝之乱以前，各国使臣来往频仍。东起日本，西至拂菻，北有流鬼，南达室利佛逝，大批的使臣队前后会集在长安。他们在肩负政治使命的同时，对东西文化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流寓长安的外国王侯唐太宗贞观四年，擒获突厥颉利可汗送至长安。《通鉴》说：“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长安城中迁来这样多的突厥王侯和居民，不能不加强着突厥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史称太子承乾“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承乾被斥为失行，但正说明突厥文化在发生着影响。唐高宗时，波斯萨珊王朝破败后，王子卑路斯携残部逃来长安求庇护。卑路斯在长安客死，子泥俚师又在长安谋复国。泥俚师回国图恢复不果，景龙间再来中国，后来也在长安客死。韦述《两京新记》说，卑路斯曾奏请在长安建波斯寺。泥俚师自长安统率回国的残部有数千人，想见随从波斯王族迁来长安的波斯人，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三、在长安供职的外国官员唐朝廷广泛吸收各族人员充当文武官，为唐朝统治者服务。不仅当时立国的各少数族，如契丹、回鹘、吐蕃等族，每有在长安供职的官员，而且亚洲许多国家的个别人员，例如大食、波斯、突厥、安国、康国、天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各国人，也有不少旅居长安，接受唐朝的职事。其中一些人世代国住长安，与士人相往还，在文化交流中作出了贡献。大食人中，李彦升在唐及第进士，想见对汉文化造诣颇深。波斯首领穆诺沙在开元间两度来唐，授折冲，留宿卫。七三七年，日本遣唐使中臣名代等归国，仕于唐朝的波斯人李密翳随往日本。大竺人迦叶济，贞元间仕唐为“泾原大将试太常卿”。又有罗（罗当是婆罗门的简称）好心也仕于唐。《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载其官称是“右神策军十将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上柱国新平郡王”。《通鉴·唐纪》说，唐德宗避朱泚乱后，诏“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近收京城将士，皆赐名奉天定难功臣”。罗好心可能是其中的一员。西突厥特勤史大奈，随处罗可汗入隋，曾从唐高袒平长安，赐姓史氏。处罗可汗子阿史那社尔，贞观间内属，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酋长阿失思力，授左领军将军，尚九江公主。始毕可汗孙阿史那忠，也娶唐宗室女，封薛国公，擢右骁卫大将军，在长安值宿卫达四十八年。昭武九姓国中，寓居长安的知名人物，唐肃宗时有鸿胪卿康谦。唐玄宗时康植平六胡州，有军功，唐玄宗曾在长安召见。安国人李抱玉李抱真兄弟，以武勇称“有唐之良将”，“群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新罗、高丽、百济三国仕唐的武将，如百济的黑齿常之，高丽的泉男生兄弟，王思礼、高仙芝，新罗的张保举，多是著名的武将。依照唐制度，新罗士子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有姓名可考的有金可纪、金云卿、崔匡裕、崔彦��、崔致远等多人。新罗人朴球在唐为棋待诏，张乔送朴球归新罗诗说：“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势，船中复旧图。”朴球当是新罗仕于唐的棋艺名家。日本供职唐朝的最著名人物是阿部仲麻吕（汉名朝衡或晁衡）。朝衡于开元间随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学成仕于唐朝，为左补阙，在长安约五十余年，后擢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天宝十二载再入长安，随日本使臣归国。日本船中道漂流至安南，朝衡复返中国，仕于唐，大历五年卒于长安。朝衡在长安期间，多与中国士人友善。天宝年间归国时，王维、赵骅、包佶都有诗送行。赵骅说他“来称郯子学，归是越人吟”。王维诗说：“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友情是深挚的。朝衡归船中道遇险漂流，当时曾讹传他的死讯。李白作诗哭悼说，“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远蓬壶。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朝衡溺死是误传，但由此引来李白的悼诗却是洋溢着真实的情谊。朝衡在长安任职，同李白等大诗人有如此深厚的友情，在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确是一个值得珍视的纪录。

　　四、长安城内的外国留学生日本历次遣唐使来唐，都有留学生随同前来，回国时，也每每偕同学成的留学生同返。可以说，遣送和迎还留学生即是遣唐使的一个重要的职责。每次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都在长安国学肄业。在长安的日本留学生，至少留住数年，多者到二十余年、三十余年。他们的生活起居渐染唐风，回国后也就传播于日本。留学生本来担负着传植文化的任务，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用十分明显。隋末来中国，唐初归日本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僧旻（一作日文）、南渊清安（一作请安）等人，把唐朝的律令制度，介绍回国，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显然与此有密切的关系。革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南渊。高向和僧曼任国博士，直接担负着革新的任务。移植唐文化的留学生，对大化革新的作用，是重大的。唐德宗时（日本桓武天皇延历时），自中国学法律归国的大和长岗与著名的归国留学生吉备真备，依唐制删定日本律令，矫正差误。大和长岗成为当时日本最负盛名的法令家。至于中日两国学术文化方面的相互传流，留学生更是重要的媒介（详后）。在长安的外国留学生，日本而外，最多的是新罗。新罗没有流传象日本那样详细的历史记录，但据《旧唐书》记，开成五年一次归国的新罗留学生，即有一百五人之多。《唐会要》记贞观时，高丽、百济、新罗遣子弟入国学。大抵自唐太宗时起，新罗等国即不断有留学生来到长安。开元时，唐遣邢畴去新罗吊祭，唐玄宗对邢畴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使充此。”新罗在当时是文化很高的国家，以至当时的日本也往往派留学生去新罗留学。往来长安的新罗学生，不仅加强着新罗和唐文化的相互吸收，而且也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着桥梁的作用。渤海国数遣诸生来长安太学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也随之传到了渤海。

　　五、学问僧和求法僧长安是唐朝的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宗教中心。唐初，即陆续有外国僧侣前来长安。玄奘回国后，在长安广译经典，佛学达到极盛境界，更加吸引着外国僧人，其中主要是天竺和日本的僧人。唐初来长安的僧侣中，较著名的是中天竺的波颇（光智）。波颇曾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学法，后来到突厥传教。庙高祖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唐使去突厥，随唐使同来长安，住兴善寺翻译《大庄严论》等佛典。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二年），阿地瞿多（无极高）自西天竺携梵经来长安。永徽三年（六五五年）中天竺僧人布如乌伐耶（福生）到长安，令在慈恩寺安置。福生先曾游师子国和南海诸国，搜罗大小乘经律论一千五百余部带来中国。次年，唐朝命往南海诸国采取异药，六六三年重返长安。福生解无相，与玄奘所宗法相不合。是年，往真腊国采药，不再回长安。南天竺僧跋日罗菩提（金刚智），游师子、佛誓（室利佛逝）等国，泛海至广州。唐朝廷敕迎就长安慈恩寺译经。中天竺僧戍婆揭罗僧诃（净师子）经迦湿弥罗至突厥，又经吐蕃来长安。著名的北天竺婆罗门僧阿目佉跋折罗（不空金刚），幼年随叔父来长安，师事金刚智。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经诃陵、师子国，游五天竺，广求密藏，天宝五载还长安，携回经论五百余部并师子国王表。唐玄宗召见，许翻译所赍梵经，密宗经典由此传布开来。此外，久居长安的天竺僧人，如高宗时慧智父子世代居唐。慧智生于长安并在长安出家，善天竺语和唐言，成为译经的能手。那烂陀寺僧牟尼宝利（寂默）唐德宗时住长安慈恩寺译经，八○六年，死在慈恩寺。

　　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日本僧侣为数最多。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学问僧同来。留中国时间久者，往往长达二十余年，甚至达四十年。遣唐使人员入京，需经唐朝许可，同来僧人并非全入长安，但据日本现存史籍所载，确实到达长安或留住长安的知名日本僧人，至少已有四十余人。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唐高宗时智通、智达随遣唐使来长安，从玄奘学法相，归国后为日本法相宗创始人。道慈于武则天时来长安学三论、法相，后为日本三论宗创始人。荣叡、普照在开元时随遣唐使来中国，先后在洛阳，长安学法。荣叡和普照对日本佛学的影响不大，但他们邀请扬州龙兴寺僧鉴真去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荣叡普照几次渡海失败，鉴真却终于在七五四年到达日本。鉴真带去天台宗经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讲授戒律，并与随从僧人一起，依唐寺院法式，建唐招提寺。中国的建筑、雕塑术和汉文学、药物学，都因鉴真之东行，而传播于日本。荣叡普照的功绩，也就不容忽视了。荣叡而后，影响较大的日本僧人是空海。空海在唐宪宗时来长安，在青龙寺从惠果和尚学密宗。归国时带回大批中国新译经和梵字经疏。日本密宗自空海始大显扬。在日本显扬天台宗的大师最澄，与空海约略同时来唐，在天台山学法后归国，唐朝末年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侣中，最著名的是最澄的弟子圆仁，圆仁随遣唐使来中国后，先住扬州，后游佛教圣地五台山。到长安后，从元政、义真学密宗，又从在长安的南天竺僧宝月习悉昙（梵文）。归国时带回经典八百余部及佛像多种，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圆仁先后在中国十年，游历诸地，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是一部珍贵的历史纪录。

　　六、乐工与舞士长安城内会集有大批的外国乐舞人和画师，他们经由不同的途径来到中国，传播着各自的民族艺术。北朝时代，西域乐舞已陆续传入中国，唐代更为广泛传播。但唐代传入长安的域外艺术，已远不限于西域一隅，而且包括了南亚和东亚的许多国家。

　　拂菻的杂技幻术自汉代已传入中国，唐代更多有弄幻术的艺人来到长安。天竺国的杂技也在东汉安帝时就已传来。《旧唐书·乐志》说：“大抵散乐杂献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唐高宗时以其惊俗，曾一度禁止。唐睿宗时，婆罗门又献乐舞人（杂技人）。中亚昭武九姓国的音乐歌舞家，在长安城内，为数最多。安国的安辔新，被称为“舞胡”，曾以斥李茂贞而著名。唐高祖拜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李纲上疏说：“今新造天下，……高才犹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鸣玉曳组”。考证家以为，安叱奴当是安国出生来长安的乐舞人。康国开元间献胡旋女子。唐朝十部乐中有安国乐、康国乐，想见在长安的两国乐舞人，必然不少。曹国人曹保一家，以弹琵琶著名。曹保子善才、孙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白居易《听曹刚（即纲）琵琶兼示重莲》诗说：“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又李绅悲悼曹善才的诗说：“紫髯供奉前屈膝，尽弹妙曲当春日”。白居易《琵琶行》也称长安倡女曾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曹氏一家当是长安弹琵琶的泰斗。《太平广记》引卢言《卢氏杂说》称“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据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歌者米嘉荣乃西域米国人。米嘉荣曾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刘禹锡曾有诗相赠：“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米嘉荣子米和也是歌舞能手，为时所称。太和初，教坊中有善弄婆罗门，即作霓裳羽衣舞的米禾稼、米万槌，可能也是来自米国。开元间，史国遣使献胡旋女子。刘言史有《王武俊宅观石国胡儿舞胡腾》诗，史国石国的乐舞人当也有不少旅居长安。

　　南亚东亚诸国中，骠国曾在贞元时派遣国王雍羌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乐工三十五人，带来十二（一作二十二）种乐曲，到长安演奏。所用舞乐器二十二种，皆与中国不同。白居易《骠国乐》说：“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纩（音tǒu kuàng）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骠国乐舞受到德宗的重视，长安城轰动了。扶南国在隋代即有乐工来长安。《新唐书·音乐志》记“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诃陵的乐舞人也在咸通时来到中国。日本遣唐使有乐师画师随行，使臣中也每有音乐名家。如日本仁明朝之使臣准判官良岑长松善弹琴，藤原贞敏是琵琶名手，来长安后并从中国刘二郎学弹琵琶。东西方诸国的大批乐舞人才先后聚集在长安，对交流各国的民族艺术，贡献是巨大的。

　　七、西域商贾长安城中留居着大批的西域商人。《通鉴·德宗纪》说，“九姓胡冒回约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新唐书·回鹘传》也说“昭武九姓国与回鹘同来，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货殖产甚厚。”除由回纥而来的一路外，在长安的西域商人，也还有经由海道一路而来，其中多半是大食、波斯人。他们先自南海到广州、由广州经洪州（江西南昌）、扬州、洛阳而到达长安。长安城中的西域商人，盛时总数达数千，组成为一个极富有的集团。《太平广记》引温庭筠《乾子》记一个故事说，长安的西域商人米亮曾劝说窦义买宅。米亮告窦义说，我劝你买下这宅子，是因为看到宅中有块奇石，是真正的于阗宝石。窦义找玉工来看，果然是奇货，可作三十副玉銙（音垮 kuǎ），每副值三千贯钱。米亮助窦义致富，居于长安崇贤里。这个米亮当是米国的珠宝商。段成式《西阳杂俎》也记有西域商人辨识珠宝的故事。长安平康坊菩萨寺僧为人设斋，斋毕，得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寺僧到长安西市找西域商人。商人大惊说，哪里来得此物！一定买下，不还价。寺僧要卖百千，西域商大笑。僧要价到五百千，西域商竟付与一千万，说这是宝骨。故事是否真实不可知，西域商善识珍宝，并且操纵着珍宝业，却是事实。对不识货的寺僧如实付价，因缘取利的西域商未必如此忠实，但正说明他们完全可以上下其手，获取暴利，致富是很容易的。西域商经营珍宝致富，为数最多，同时也“举质取利”，即兼营高利贷敲剥。长安城内贵族子弟商人百姓贷西域商本钱，岁月稍深，西域商征索不得，每多向官府告讼，纠葛不决。唐穆宗时，朝廷不得不下诏，禁止“与蕃客钱物交关”，并“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音诺nuò）”。近年西安近郊唐墓出土波斯银币，当是来自波斯商人。长安西市有波斯邱，又多“胡店”。李商隐《杂纂·不相称》条有“穷波斯、病医人”。穷与波斯不相称，可知波斯商人多是富人。西域官商麕聚于长安，是一个庞大的剥削集团，但同时也就把西域的风习带来了长安。富商在东西方往来货殖，同时也往来传播着文化的种子。

　　唐代长安聚集着如此众多的各行各业的各国人，盛况确实是空前的。对唐人说来，外域传来的文化，都是开发耳目的新事物。对到达长安的各国人说来，唐文化也是启迪心智的新见闻。长安是国内国外各色人聚居的城市，汉族居民而外，当时自立邦国的少数族，如南诏、吐蕃、回纥、龟兹、于阗、疏勒等等，也多有官方人员或才士艺人长期留住，甚至世代安居。以长安为中心，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演出了交流文化的大场面。

　　大抵世界上的民族，不论人口的多少，民族的小大，只要本民族的文化得以生成和发展，都必然有它自己的特长，也都必然对世界文化可以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由于社会发展水准和经济条件的不同，在一个时期里，某些民族文化可能显得高一些，另一些民族显得低一些。或者甲民族在这一方面较高另一方面较差，乙民族这一方面较差另一方面较高。各民族一经接触，各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影响总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唐文化是当时世界上一个较高的文化，但也有它的不足处。传入长安的域外文化高低不同，但各有其优越处。唐文化摄取外域的新成分，丰富了自己，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输送给别人，贡献于世界。长安正就是这样一个各民族相互影响，各种文化相互流通的中心点。封建的旧史家，从大民族主义观点出发，妄自夸矜，说“四夷八蛮，翕然向化”；近世资产阶级学人，适应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需要，片面渲染“西域文明”：都不过是些别有用心的谬说，并不符合于历史的实情。

　　唐代长安的文化交流表现在许多方面。由于唐文化各个方面有长有短，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域外文化的诸方面发展程度也不相同，表现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或摄取多于输出，或输出多于摄取，各方面也就显得参差而异样。下面叙述的只是几个最主要的方面。

　　一 宗教

　　宗教是剥削阶级的骗术，麻痹人民的毒品，严格说来，它本身并不能算作文化，而只能算作愚想妄说。但是宗教要起到害人的作用，就必须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相结合，构成传教的工具。因此，宗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

　　唐代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国，为了适应中国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原来的怪僻面目上，逐渐添增中国的色彩，最后变为带有中国特色或者说是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佛教各宗派又同中国文化一起，向域外流传。唐代中国成为佛教的转运站，长安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站。关于佛教各宗派在中国的传布状况已有专节论述，这里只说一说唐代佛教的对外影响。

　　有唐一代，中国佛教对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中国佛教各宗派的传播

　　三论宗自后秦时鸠摩罗什传入中国，隋末唐初，吉藏在长安延兴寺传法，弟子高丽僧慧瓘于六二六年（庸武德九年，日本推古三十三年）去日本。三论宗开始在日本传布。日本三论宗的第二代传人智藏虽然不曾到过长安，但先来中国南方学法，归国后著《三藏要义》，成为慧瓘的继承人。智藏而后，第三代传人是著名的道慈。道慈曾随遣唐使来长安，学三论、法相，在长安达十七年之久，归国后为三论宗的名僧。可以说，日本的三论宗完全是来自中国。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代传人道昭，曾来长安求法，直接从玄奘学法。第二代传人智通智达也先来长安，就玄奘门下为弟子，归国后始传法相。第三代传人智凤、智鸾、智雄，第四代传人玄昉，都曾来中国，为濮阳智周的弟子。鉴真去日本，带去新译《华严经》八十卷，七四○年（日本天平十二年）经新罗僧审详讲授，日本开始有华严宗传入。日本天武天皇时，道光来唐朝学习戒律，依道宣之南山宗，著《四分律抄撰录文》一卷，律宗始传入日本。鉴真东渡后，日本天皇诏“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鉴真在唐招提寺传戒，律宗遂得正式建成。中国特色最为浓厚的禅宗，也在唐朝传到日本。唐高宗时，日本僧道昭随遣唐使来长安，从玄奘学法，后至相州（河南安阳）隆化寺从慧满（禅宗二祖慧可弟子）习禅，道昭在日本建禅院传法，为日本传禅宗的始祖。道昭逝后，唐朝僧人道璿去日本，为日本禅宗第二代传人。道璿在唐师事普寂，为神秀的再传弟子。从此，禅宗的北宗在日本作为一个宗派而存在。此外，空海之传密宗，最澄、圆仁之传天台，凡是中国所有的宗派，日本僧人全部接受了，只有禅宗南宗，在唐时未被日僧接受，因之南宗对佛教的破坏力，在日本不曾显现，等到南宗失去破坏力，才传到日本，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不在唐与日本文化交流的范围内了。

二 中国新译经典的流传

　　佛教是天竺传来的宗教。佛教的流传必须依靠经典的翻译。中国佛经翻译早在东汉时已开始，唐代进入了一个繁盛的新时期。由于唐朝廷的提倡，前代僧侣的私译转变为朝廷敕设译场的公业。宋《高僧传》记唐译场制度，职司多至九职，一译主、二笔受、三度语（译语）、四证梵本、五润文、六证义、七梵呗（开译时宣呗）、八校勘、九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其中如润文、证义又例由多人分担。这样，每译一经，合众人才智，经几度勘修，译事确是更为完善了。西域南海僧人陆续来长安求法，参与译事，共证梵言，也大有助于译文准确性的提高。此外，唐代译经还有一个重要的新特点，即玄奘以来历代僧人西行求法，自天竺、于阗等处，带回大量的梵经原本（玄奘带回的多至六百五十七部），西域南海僧也往往搜罗梵典，携来长安，借以提高自己的声名。隋以前译经多凭来中国的天竺僧口授，辗转相传，每失原旨。唐代有条件取证原本，披析文义，所谓“唐朝后译，不屑古人”（《续高僧传》语），旧译本无法与之比高低了。自玄奘经义净至金刚智、不空，主译名僧前后数十人，或译出中国前此未有的新经典，或舍旧译本，重出新译文，使唐代译经事业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唐高宗时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其中《皇朝传译佛经录》说，“自贞观迄于龙朔之年，所出经论记传行法等合一百余部，一千五百余卷”。唐玄宗时，智升撰《大唐开元释教录》，编入藏经，自汉魏以来，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元以后，历代续有增添。《贞元续开元录》载新译经论及念诵法，凡一百九十三卷。唐宪宗元和七年（八一二年）李肇撰《东林寺藏经碑铭》说：“开元庚午之后，洎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之季年，相继新译，大凡七目，四千九百余卷（包括注疏）。”东林寺经藏“合开元崇福四录，总一万卷”。此经藏一万卷总括中国译经及注疏在内，白居易称“一切经典，尽在于是”（《东林寺经藏西廊记》）。当去事实不远。唐代寺院藏经，以庐山东林寺与长安西明寺为最富。西明寺经藏，不知其卷数，但不会比东林寺过少。唐代中国有如此丰富的译经又聚集有如此丰富的藏经，通过日本僧人来唐，大量的佛典从中国流入日本。《续日本纪》说日本遣唐僧玄防于天平六年（七三四年）回国，次年进呈经论五千余卷。《正仓院文书》中天平十一年《写经司启》说：“合依开元目录，应写一切经五千四十八卷”。《开元释教录》撰成于开元十八年（七三○年），在玄防回国前三年。如果日本史籍所载属实，很可能开元大藏经全部传入了日本。日本平安朝来唐的名僧，在求法的同时，也继续求访经论携归本国。如最澄携回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空海携回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圆仁在扬州求得一百二十八部一百九十八卷，在长安求得四百二十三部五百五十九卷。日本僧求访带回的佛典，其中包含有少数梵本（如空海所携经中有梵字真言赞等四十四卷，圆仁在长安求得梵字经典八十余卷），但绝大部分都是汉译的佛典。唐代日本佛教的传布主要是依据这些汉译本，特别是唐人的新译本。

三 中国佛学著述传入日本

　　唐代僧侣把中国传统的经学、历史学、目录学等治学方法应用于佛典的整理研究，出现至为丰富的佛学著述。隋以前的著述，据《法苑珠林杂事部》说“寻访长安，减向千卷”。唐代著述总在千卷以上，超过了长安所存的旧著。著述门类繁多，举其要者，可别为三类：

　　一是佛经目录。佛经翻译由私业变为公业，佛经目录也由私修演为官修。所谓钦定、敕撰的佛经目录，始自梁武帝敕僧绍编撰的《华林殿众经目录》。唐代由朝廷敕修的目录有，唐高宗时静泰撰《大唐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武周时明佺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玄宗时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德宗时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四种。佛经目录由朝廷敕修，目的不仅在于诠次甲乙、提供检寻，而且“别真伪、明是非”、“摭拾遗漏、删夷骈赘”。列入目录的经典，算是经过审定，取得合法的地位。目录删夷，即被视为伪经私本，不得入藏。四种目录中，《开元释教录》编修最为精善，影响也最为深远。目录分大小乘为二部，每部分经律论。经律论又各分为若干细类，使诸经分别部居，是前此所不曾有的新创。《开元录》出，佛经的刻印传写均依此为定准。官修四种目录外，高宗时道宣撰《大唐年典录》十卷，号为精审。所创体制，多为《开元录》所吸收。在佛经目录中，是一部被人重视的著作。

　　二是沸教史事的编纂。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叙历朝佛教史事。唐神清作《释氏年志》三十卷，采编年体，叙佛教事，成为系统的佛史。各宗派兴起后，又有宗史之作，专叙本派源流。如禅宗有《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密宗有《海云师资相承记》。各宗派大僧，也往往单独立传，记叙平生。慧立撰《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载玄奘游天竺始末，及长安译经历程，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历史书。他如行友撰《智通本传》、彦琮《法琳别传》、如净《道宣传》、吕向《金刚智行纪》、赵迁《不空行状》，均专写一个大僧的行事，这在天竺是无人能做的。又道宣著《续高僧传》三十卷，总叙梁以来至唐初的僧徒三百三十一人事迹，保存有大量的佛教史材料。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列叙唐初往西域诸国求法僧徒五十六人事迹，其中并包括自唐朝出发的吐火罗僧和新罗僧多人。义净自述作意是“实可嘉其美诚，冀传芳于来叶”，但同时也起着鼓舞中外僧人往来求法的作用。僧传而外，一行曾奉诏撰《释氏系录》（今佚），记述佛门仪律。怀海撰《百丈清规》，专记禅宗的戒规，都是属于佛教制度的著述。唐代佛史著述中，另一值得重视的名著，是长安西明寺僧道世编纂的《法苑珠林》。书成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六六八年），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大类书约略同时。道世依据浩繁的佛典，并旁采中国有关著述，撷取佛学故事，分类纂集，成为佛教史的一部百卷本大类书。长安西明寺僧道宣撰《广弘明集》三十卷，采中国历代关涉佛事的文篇，分类纂集，与《法苑珠林》同为影响较大的著作。

　　三是佛经注疏。唐代译经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经典义理之探求也随之走上了一个新阶段。佛经注疏的盛行，正是这个新阶段的产物。新经典传译，义理有待研求，旧经有新本，也必然相应纠补旧义，建立新解。各宗派树立后，尊一经为主体，注解阐发，自立宗旨。同一宗派的注家，解说之简繁、见解之浅深，也每每各自异趣。一经之注疏，往往多至数十卷。如礼宗撰《涅般经注》八十卷，澄观撰《演义抄》九十卷，明隐撰《华严论》，竟多达六百卷。大凡此类注疏，卷帙浩繁，语意琐碎，支离蔓衍，使人愈学愈迷惑不解。注疏家又好自立门户，凭空穿凿，表面上似乎是对佛学大有发挥，实际是走着两汉儒学“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旧路，儒学因烦琐而衰亡，现在，轮到唐朝的佛学了。

　　伴随着中日僧侣的往来，唐人的佛学著述，也随同汉译经典一起，大量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朝遣唐僧人回国，多有佛学著述带回。平安朝入唐名僧如空海、圆行等也将论疏带归本国。日本佛教的流传，依据汉译的经典，又参照唐人的撰述，使日本佛教成为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佛教。

　　此外，唐代中国的寺院建筑，也对日本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来长安留学的道慈，目睹西明寺之工巧，在长安描绘寺图归国。道慈在乎城京受命建大安寺，“所有匠手，莫不叹服”。大安寺之建制即全依西明寺的规模。唐中宗神龙元年（七○五年）令天下诸州各置寺观一所，名中兴寺，后改龙兴寺。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又敕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曰开元寺。日本天平十三年（七四一年）诏每国置僧尼两寺，僧寺名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尼寺名法华灭罪寺。日本学者认为，此种全国设寺，即所谓国分寺的建制，即是摹仿唐朝的龙兴寺或开元寺。鉴真去日本建唐招提寺，规模一依唐制，成为日本最为宏伟壮丽的寺院建筑，尤为佛徒所重视。

　　唐代佛教也输出到渤海与新罗。开元元年，渤海遣使来唐，请礼拜佛寺。日本《经国集》有安言人《忽闻渤海客礼佛感而赋之》七律一首，有句云：“闻君今日化城游，真趣寥寥禅迹幽”。“方丈竹庭维摩室，圆明松盖宝积珠”。渤海佛教史料，颇少留存，但受到唐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新罗屡有留学生与学问僧入唐，影响尤为明显。义湘在唐学华严宗，一时负有盛名，华严宗因之传入新罗。另一新罗名僧慧超，自长安出发，巡游天竺。回长安后，撰《往五天竺国传》，是有关佛学和天竺史地的重要著述。

　　佛教而外，唐代长安还自中亚和西亚传来了多种新宗教。情形如下：

　　一、伊斯兰教七世纪初，大食人摩诃末创伊斯兰教，适当唐朝初年。大食正式与唐通使，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在此以前，已有大批大食商人陆续来到中国。大食商人居唐奉伊斯兰教，但不在中国居民中传布。因此，唐代中国的伊斯兰教也只存在于大食商人聚居的地区。大食商人多居于广州和扬州，也大批留住在长安。唐宣宗时，大食人苏莱曼来中国经商，著《东游记》，记在广州的见闻说：“中国皇帝派一个伊斯兰教人处理在这里经商的伊斯兰教人相互间的诉讼。在每一个节期，由他领导大家礼拜，宣读天启，并为伊斯兰底苏檀（国王）祈福。”唐朝皇帝任命伊斯兰教官员，兼管政事与宗教，当即后来所谓“蕃长”。每逢节日举行札拜，广州大食商人区（所谓蕃坊）或已有清真寺建立。广州有唐时来中国的大食人旺各师墓。《天方正学》载《旺各师墓志》说，旺各师曾“再三留驻长安，因敕建大清真寺”。墓志所说，是否确实不可知，但唐代长安确有大批大食商人居住，唐朝准在长安建寺是可能的。

　　二、祆教（祆音仙xiān）相传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伊兰西部人琐罗亚斯德创祆教。波斯萨珊王朝（二二六年——六四一年），奉为国教，始大盛行。其教创善恶二元论，以火为善神的代表，俗称拜火教。传入中国后又称火祆教。《魏书·灵太后传》说，灵太后“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说者以为，胡天神即是祆神。如果此说可据，北魏时祆教当已开始传入中国。唐时中亚一带康国、石国、安国、曹国、米国、史国都是祆教的信奉者。祆教也进而传入今新疆境内的于阗、焉耆、疏勒、高昌。西域各族人相继来到长安，祆教随之在长安日益流行。唐朝政府中有萨宝府，即专司祆教的组织。萨宝（回鹘语，原义为队商首领）即是管理祆教的专官。唐高祖武德时，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祆祠，太宗贞观时在崇化坊立祆寺。据韦述《两京新记》及宋敏求《长安志》：长安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也都有祆教的祠寺。祆教在长安，确曾一度达到极盛的境地。唐武宗反佛，祆教同时被毁，祆僧勒令归俗，从此一蹶不能再起（宋时只有微弱的残余）。

　　三、摩尼教公元三世纪中，波斯人摩尼创摩尼教，立明暗二元论，声称摩尼为明之代表。摩尼教与波斯国教祆教相对立，二七七年，摩尼被波斯王巴拉姆一世处死，教徒多逃往中亚及印度。此后即在中亚一带流行。《佛祖统纪》说，武后延载元年（六九四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明与暗）经》来朝。《二宗经》是摩尼教的基本经典，拂多诞当是传摩尼教入长安的第一人。开元七年（七一九年），吐火罗国来献一解天文的摩尼教师（慕阇）。大抵此时摩尼教已在长安、洛阳等地传播。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唐朝廷下诏说，摩尼教“诳惑黎元，直严加禁断”。但“既为西胡师法，其徒自行，不得科罚”。这就是说，禁止汉人奉教，西域诸国人仍得依旧信奉。安史之乱，回鹘兵入洛阳，毗伽可汗在洛阳遇摩尼教师传法，携睿息等四教师回国。《毗伽可汗碑》说，“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开正教于回鹘”。可汗并自称“摩尼化身”。摩尼教从此自唐朝传入回鹘，又因回鹘助唐平乱有功，得到特殊待遇，摩尼恃势，更加推行于唐地。摩尼僧甚至伴随或充当回鹘的使臣往来于长安。大历三年（七六八年），唐朝准许回鹘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李肇《国史补》说：“回纥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新唐书·回纥传》说：“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勾结）为奸。”想见摩尼教凭借回鹘的政治力量，在长安已有颇大的影响，并且和西域商人结合到一起。长安、洛阳而外，摩尼教也已在南方各商埠流行，故大历六年，又有回鹘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的纪事。唐武宗时回鹘破亡，摩尼教失去凭依，会昌三年，“天下末尼寺并令罢废”，“有司收摩尼书若像烧于道，产赀入之官”。摩尼教依仗回鹘势力，在唐地获得传教权，回鹘既破亡，摩尼教归于衰落，是很自然的。

　　四、景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五世纪时创始于叙利亚人聂思脱里，又称聂思脱里派。此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后，即传布于波斯。唐太宗贞观九年，波斯景教僧阿罗本来长安。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下诏准其传教，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诏书说：“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天宝时唐玄宗诏书也称“波斯经教”。大秦“景教”之名，不见于中国史籍，或者即是“波斯经教”的改称。明天启时，盩屋大秦寺（景教寺）出土僧景净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后移至西安），碑中说，高宗时准于诸州各置景寺。景教寺院原称波斯寺，天宝时改称大秦寺。诏书说：“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想见景教的传布，早已不限于长安。据景教碑说，肃宗、代宗时，景教仍然得到唐朝皇帝的支持。武宗灭佛时，随同遭到毁灭性的一击。唐未至两宋，景教不再见于中国。

　　唐穆宗时舒元舆作《重岩寺碑序》说：摩尼、大秦、火祆“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释寺一小邑之数”。三教自西域传来，主要是在居留唐地的西域人中流行，并没有多少唐人信仰它们。这是因为当时佛教盛行，对三教起着抵制的作用。

　　二 语文与学术

　　中外交往的加强，促进了对外国语文的研究和介绍。由于僧人往天竺求法和需要翻译佛书，唐代出现了若干梵汉字书。沙门智广留心中天竺与南天竺的方音差异，以为“音虽少殊，文轨斯在”，撰《悉昙字记》，这是唐人撰著的一部梵文字书。义净撰《梵文千字文》（一名《梵唐千字文》），四字成句，每至第二十一句，必夹五言四句。这是梵汉对照的梵文读本，据义净自序说，“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又有全真撰《梵唐文字》，与义净书大体相同。《隋书·经籍志》著录《婆罗门书》一卷，说“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婆罗门书》今不传，此书是西域人所作，不甚合汉人学梵文之用。义净等人写成学习天竺语文的字书，虽然未必一两年即堪翻译，但译经事业不再是胡僧梵僧所能垄断，多少减去一些译事上的神秘性。

　　自东汉以来，佛经翻译事业已开始促使学人借鉴梵音以治汉语音。唐代对梵语有进一步的研求，加以吐蕃语文在梵汉语文之间起了桥梁作用，对汉语音韵学有进一步的应用。唐末僧人守温，在《切韵》的基础上，归纳反切，制定汉语三十字母（声母），后经宋人增益（《广韵》增六母），构成三十六母的完整体系。陆法言（《切韵》）孙愐（《唐韵》）建立起汉语韵母系统，守温建立起声母系统，比起南北朝时代的反切来，大大前进了一步，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由此奠定了。南宋郑樵《通志·七音略》说：“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华僧从而定之，以三十六为之母，重轻清浊，不失其伦。”守温并不是专门的语言学家，因为他善于运用梵语字母的拼音原理剖析汉语，所以能作出这样的成绩。

　　外国拼音文字的传来，推动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但不曾促使早已定型了的汉文字有所变易，相反，汉文字却伴随唐文化一起传播给相邻的民族。《旧唐书·渤海传》说，渤海“颇有文字及书记”。从现存的渤海人著作，可知渤海通用的文字即是来自唐朝的汉文字。日本在奈良元正朝（唐玄宗时以前），一般也只通用汉文。吉备真备随遣唐使来长安，留住十七年，精通汉语文，归国后取汉字偏旁，制成片假名，是为日本有本民族文字之始。平安朝空海自唐回国，又仿汉字草书，制平假名。片假名和平假名一直通用到现在，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重大作用。追本溯源，不能不归功于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汉文字本来是一种烦难不便的文字，它之所以为某些民族所采用，只是因为要吸收汉文化，连载运文化的文字也一起吸收了，这和本民族的语言必然要发生矛盾。历史上有不少统治汉族的少数民族，由于不能克服这个矛盾，日久便与汉族融合为一体。能够自创与本民族语言相结合的文字，就意味着拥有自己的载运工具，从而有可能广泛无碍地吸收有益的文化。所以片假名平假名的创制，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大贡献。

　　汉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到唐代已发展到很高的地步。经学和史学传播于域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渤海国王大氏，原是高句丽的遗裔。高句丽时代已经传入五经、前四史和《文选》。渤海建国后数遣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文王并且派遣使臣来长安抄录《三国志》、《唐礼》、《十六国春秋》诸书归国。新罗国内，中国经史学传布尤广。七八八年，新罗设读书出身科，考试书籍订有《左传》、《礼记》、《文选》、《孝经》。傅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并且破格擢用。新罗大批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归国后即可卓然自立。大约在唐朝建国前，新罗即开始使用汉字记录本族语言，称为“吏读式”。唐时，薛聪以吏读式译中国经书为新罗语，儒学流传得以更加便利。唐玄宗曾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主要就是指新罗重视中国的经史。

　　唐代学术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远。日本元明天皇时仿长安规制建奈良平城京，亦仿唐制度设大学寮。大学寮设明经科，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授课本。遣唐留学生学成归国，往往担任经史的讲席，传授弟子。如吉备真备自长安回国后即“亲自传授”，“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与真备约略同时的膳大丘，来唐朝“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为大学助教及博士，传授儒学。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随遣唐使来长安，习经学及《切韵》、《说文》、《字林》，返日本后，在大学讲授《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公羊》、《谷梁》之学由此传入日本。

　　唐代长安是学术文化中心，也是藏书最富的都城。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学习，搜集书籍，归国时每每携回大批经史书。吉备真备传来《唐礼》一百三十卷，对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朝廷礼仪，有重大的影响。《续日本纪》神护景云三年（七六九年）十月条记：“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多，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可见中国经史书在日本已广泛流传，不仅京城收集繁富，而且也传播于外府。淳和天皇天长元年（八二四年）敕参议滋野贞主等编次古今文书，以类相从，八年成《秘府略》一千卷。《秘府略》是中国传入日本书籍的总集，是一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式的大类书。《秘府略》的编成说明唐代类书编纂法给予日本学人的影响，也说明日本收藏的中国书确是十分丰富。

　　唐代儒学在日本境年传布如此深广，也就不能不影响到统治阶级的政治观。日本文武天皇庆云三年（七○六年）三月的诏书说：“夫礼者，天地经义，人伦熔范也。道德仁义因礼乃弘，教训正俗，待礼而成。”四年的诏书又说：“凡为政之道，以礼为先，无礼言乱，言乱失旨。”元正天皇养老五年（七二一年）的诏书说：“至公无私，国士之常风，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焉。”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七五六年），前代圣武天皇崩，孝谦下诏说：“居丧之礼，臣子犹一，天下之民，谁不行孝。”天平宝字元年（七五七年）诏书又说：“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基，莫先于兹。”礼和忠孝都是中国儒学的基本内容。唐代统治阶级用以巩固封建统治的儒学，由此演为日本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唐朝与西域诸国交往频繁，但宗教势力控制着西域，儒学似不曾广泛流传。至于来长安的西域诸国人，在唐既久，渐染华风，自然要研习学术。唐宣宗大中二年，大食人李彦升曾应进士试及第。李彦升是汉文化造诣较深的一个。在长安的西域各国人中通晓汉学术者自然不只李彦升一人。

　　三 文学与艺术

　　长安是文士艺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文学艺术活动最为繁胜的都城。因之，这方面的中外文化交流也显得最为活跃而多彩。

　　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有辉煌的发展。来长安的业洲各国使者往往搜罗名著，携归本国。如白居易的诗远播到日本、新罗等国。贾岛《哭孟郊诗》云：“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白居易为元稹作墓志铭，说元诗“无胫而走”，流传到域外东南诸国。张鷟的文章也驰名国外，外国使者来长安，每使人抄写而去。外国僧人来长安请益，在搜求经卷的同时，也往往携归唐人的诗文。如日本僧圆仁在《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录有在长安求得的《白家诗集》六卷、《杜员外集》二卷、《李张集》一卷、《庄翱集》一卷、《仆郡集》一卷，另有《两京新记》三卷、《诗赠格》一卷。唐人诗文通过各种途径，从长安流入亚洲诸国，对各国文学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

　　日本来长安的留学生，大抵对汉诗文都有一定水平的修养。其中较为卓越的，并能以擅长此道著名于世。如阿部仲麻吕（晁衡）与王维、李白相友善。橘逸势在长安，曾被誉为橘秀才。僧人空海也是撰述诗文的能手。橘逸势、空海回国后，与平安朝之嵯峨天皇号称日本能诗文的“三笔”。日本国内，自皇族以至一般文士，摹仿唐诗，蔚然成风。天平胜宝三年（天宝十载，七五一年）编成《怀风藻》，收日本作者六十四人的汉诗百二十篇，是日本第一部汉诗集。平安朝嵯峨、淳和天皇时又先后编成《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三部汉诗集。大抵初唐，即日本近江朝，日本流行的汉诗仍是《文选》体的古诗。《怀风藻》载河岛皇子五言《山斋》诗：“尘外年光满，林间物候明。风月澄游席，松桂期交情”，犹是六朝遗意。盛唐时，近体绝句律诗盛行，但仍未能立即改变日本奈良朝的诗风。这不仅是因为学到新事物需要一个过程，而且由于近体诗的平仄韵律，还不容易为日本诗人所熟练。空海自长安回国后，著《文镜秘府论》六卷，依沈约四声八病说及唐人诗说，对唐诗的平仄对偶，作精细的研究。《文镜秘府论》出，近体律诗始在日本流行。长篇七言古诗和乐府长短句也在日本诗作中出现。《经国集》收有平安朝嵯峨天皇拟张志和《渔父词》五首，题为《杂言渔歌》。其一云：“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嵯峨天皇并命朝臣滋野贞主奉和五首，也载入《经国集》。嵯峨天皇是有素养的诗人，经他的提倡，平安朝出现不少近体诗的名篇，列入唐人诗林，并无愧色。

　　日本奈良、平安两朝，流行的汉文主要是受了《文选》体的影响。朝廷取进士，仿唐帖经例，规定试帖《文选》。相习成风，文士多在骈俪对偶方面用功夫，现存当时文篇多是这类骈俪文。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似不曾使日本的文风有所变动。不过，应用假名写作的“和文”兴起后，白居易的诗文却有一定的影响。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最负盛名，因之白文也成为摹仿的对象。醍醐天皇题菅原道真所献家集诗：“更有菅家胜白样，从兹抛却匣尘深”。自注说：“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村上皇子具平亲王（五代时人）《和高礼部再梦唐故白太保之作》自注说：“我朝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摹。”所谓以白文为规摹，当即多少扫除骈俪的积习，趋向于平淡清新。时人斥为“意到句不到”，当即指此。此外，唐人传奇小说，如《游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唐末五代时，日本和文小说多有名作，可与唐人的传奇比美。

　　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取士，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初唐时，强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长安的新罗留学生多登唐科第，长于诗文。金大问自唐回新罗，以汉文著《花郎世记》、《汉山记》、《乐本》。崔致远归国，呈献所著五言七言个体诗一百首一卷，杂诗赋三十首一卷，《桂苑笔耕集》二十卷。《桂苑笔耕》是一部优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诗文也传播到渤海。晚唐时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书，《全唐诗》中曾收有他《赠知贡举陈商》的诗句。刘禹锡《酬杨司业巨源见寄》诗云：“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自唐传入渤海的诗文集想必不少。渤海亡后，无著作留传，具体情形，不能确指。但据日本记载，可知当时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与日本文士以诗文相赠答。《文华秀丽集》收有嵯峨大皇时渤海使臣工孝廉及释仁贞诗。王诗《从出云州书情寄两个敕使》一首云：“南风海路连归思，北雁长天引旅情。颇有锵锵双凤伴，莫愁多日住边亭。”释仁贞《七日禁中陪宴诗》一首：“入朝贵国惭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更见风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国文集》为规摹。”所谓以白文为规摹，当即多少扫除骈俪的积习，趋向于平淡清新。时人斥为“意到句不到”，当即指此。此外，唐人传奇小说，如《游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唐末五代时，日本和文小说多有名作，可与唐人的传奇比美。

　　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取士，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初唐时，强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长安的新罗留学生多登唐科第，长于诗文。金大问自唐回新罗，以汉文著《花郎世记》、《汉山记》、《乐本》。崔致远归国，呈献所著五言七言今体诗一百首一卷，杂诗赋三十首一卷，《桂苑笔耕集》二十卷。《桂苑笔耕》是一部优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诗文也传播到渤海。晚唐时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书，《全唐诗》中曾收有他《赠知贡举陈商》的诗句。刘禹锡《酬杨司业巨源见寄》诗云：“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自唐传入渤海的诗文集想必不少。渤海亡后，无著作留传，具体情形，不能确指。但据日本记载，可知当时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与日本文士以诗文相赠答。《文华秀丽集》收有嵯峨天皇时渤海使臣王孝廉及释仁贞诗。王诗《从出云州书情寄两个敕使》一首云：“南风海路连归思，北雁长天引旅情。颇有锵锵双凤伴，莫愁多日住边亭。”释仁贞《七日禁中陪宴诗》一首：“入朝贵国惭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更见风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国其中只有燕乐、清乐两部是汉族传统的俗乐和清商乐。西凉、龟兹、疏勒、高昌是来自唐朝境内的少数族，其余四部则全是东方和西方的外国乐；

　　长安城内住有大批的外国音乐家。著名的音乐家如曹国人曹保、曹善才一家，米国人米嘉荣、米和父子，康国人康昆仑、康迺，安国人安叱奴、安辔新，都曾见重于当时。不知名的西域乐人，当然更多。南亚的扶南和骠国，也有乐人来过长安，扶南乐和骠国乐一度在长安流行。域外音乐传入中国，与汉民族的传统音乐互相融合，成为唐朝的音乐，其中燕乐和清乐还流传到日本，又经一番融合，成为日本所说的“雅乐”。

　　唐代音乐依附舞蹈而流传，许多乐曲即是舞曲。唐太宗命吕才、虞世南、褚亮、魏征等，依唐朝建国前征代四方事为内容，演为《秦王破阵舞》（或名《秦王破阵乐》，又称七德舞）。舞者百二十人，披甲执戟，声韵慷慨。白居易《七德舞》诗说：“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使人观乐舞，而不忘创业之艰难。舞时擂动大鼓，“声振百里，动荡山谷”，也足以激昂志气，振作精神。大抵太宗时，破阵舞成为最受欢迎最负盛誉的乐舞。其后传入日本，风行一时。奈良朝传写的破阵乐琵琶曲谱，依然保存到现在。玄奘去天竺，戒日王问：“听说脂那（中国）有《秦王破阵乐》歇舞，秦王是谁？有什么功德？”玄奘回答说：“秦王就是现在的中国皇帝。未登极前封为秦王，仗钺麾戈，肃清海内，所以有这个歌舞。”《破阵舞》东传于日本，西闻于天竺，它的影响就是盛唐国势的影响。

　　武则天时期，保持着唐朝前期的强盛，但不再制作破阵舞式的战斗乐舞，西域舞在长安进一步流行。《旧唐书·张说传》说：“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泼寒胡戏又称乞寒泼胡。大约起源于天竺和康国，经龟兹传入长安（骠国也有此舞，传入时期不详）。舞者骏马胡服，鼓舞跳跃，以水相泼。唐时又称此舞为苏莫遮，因之乐曲也称苏莫遮曲。据慧琳《一切经音义》，苏莫遮帽乃舞者戴假面。苏莫遮舞又自长安传入日本。日本现存乐舞图中仍然保存有戴假面的苏莫遮舞人。

　　苏莫遮舞，被佛教徒说成是驱除恶鬼，但泼水乞寒可能来源于与农事有关的民间风俗，因之富有活泼的生活气息。据唐人说，舞时旗鼓相当如军阵之势，腾逐喧噪有战争之象，大概也是一种激励人心的歌舞。

　　另一种戴假面的乐舞拨头，也自西域流传于长安，并且自长安传入日本。《通典》说，“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也。”（一说是象征天竺王白马奋战毒蛇）此舞在日本一直流传下来，舞者戴假面，执短桴（音扶fū鼓槌）。拨头与泼胡，当然已不如《秦王破阵》之气象恢宏，但仍然具有鼓舞斗志的作用。

　　西域乐舞在长安处于压倒中国乐舞的优势，是在开元天宝间。元稹《法曲》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兢纷泊。”大抵此时西域乐舞盛行于长安，汉族传统的所谓“雅乐”只供例行的庙堂祭享，不再流行。原来规模浩大的《秦王破阵舞》演为只有四人的小舞。泼寒胡舞也在开元间遭到禁断。起而代之，为贵族士大夫所喜爱的，是西域传来的胡腾、胡旋与柘枝。

　　胡腾、胡旋和柘枝都由女伎歌舞。开元间，康国、史国、米国俱曾献胡旋女子。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大抵舞人不断旋转作态，供人娱乐，并没有什么意义可说。胡腾舞也是这一类士大夫沉湎酒色的乐舞。李端《胡腾儿》诗描绘舞态说，“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刘言史《王武俊宅夜观舞胡腾》诗：“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棉花西见残月。”柘枝舞女着窄袖薄罗衫（白居易《柘枝词》“香衫袖窄裁”，张祜诗：“金丝蹙雾红衫薄”）故作媚态，尤为淫靡。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说：“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张祜《观杭州柘枝》诗：“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娥暂起来。”歌舞将终，舞人并脱去上衣，袒露半身（沈亚之《柘枝舞赋》“俟终歌而薄袒”，薛能《柘枝词》：“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回首流波送媚（刘禹锡：“曲尽回身去，曾波犹注人。”沈亚之：“骛游思之情香兮，注先波于秾睇”）。很显然，胡旋、胡腾、柘枝之类的西域舞完全是荡人心志的淫靡舞，与《秦王破阵》大异其趣，与泼胡、拨头也迥然不同了。据唐人咏舞的诗文，可知这些西域舞不仅深入于宫廷，并且也在贵族士大夫间广泛传播，为长安带来了一片颓风。

　　如果说《秦王破阵舞》的制作，适应了唐太宗时强盛奋发的国势，那末，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适合于开元天宝间朝野纵情声色的败局。天宝乱后，有些文人逐渐清醒。元稹诗说：“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白居易诗说，“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据说杨贵妃安禄山都能作胡旋舞，以取悦于唐玄宗。所以白诗又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元白的指责，是有道理的。开元天宝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时期，西域传来的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唐统治阶级淫靡堕落、迫近祸乱的一个征兆。

　　四 历算与医学

　　历法与天文，是中国历朝极为重视的学科。隋时，天竺历算书陆续传来，但对中国历法似不曾有显著的影响。唐时，天竺历数家瞿昙罗、迦叶波、鸠摩罗三家来长安，瞿昙一家对唐代历法的改进参预最多。瞿昙罗在高宗时制经纬历，与《麟德历》参行。武后时又奉旨作《光宅历》，未成而罢。玄宗开元时，瞿昙悉达著《开元占经》，并将天竺《九执历》介绍到中国。《九执》，唐人习称九曜，即七曜（日、月、水、金、火、木、土）及假想的星座罗喉和计都。《九执历》译出，并未实行。开元十六年，唐朝颁行僧一行的《大衍历》。天竺历数家瞿昙譔因未能参预制定，心有不服，奏《大衍历》沿袭《九执历》而不完备。玄宗命太史令校对灵台候簿，结果《大衍历》十合七八，《九执历》只有一二，《大衍历》胜利了。一行是佛教徒，而且还是密宗的传法大师，他破除对天竺历数的迷信，依据实测自造《大衍历》，虽然还不能放弃对《周易》的附会，但作为一个僧人，竟敢置天竺历于不顾，确实表现了他的科学家精神。

　　《大衍历》确立后，随即传播到日本。吉备真备回国携去《大衍历经》和《大衍历立成》。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七六三年）即废除旧用的《仪凤历》，而采用了《大衍历》。唐高宗时制作的《麟德历》，传于新罗，在新罗行用。

　　敦煌发现五代历书，日曜日下注有“蜜”字。此类历书直到近代仍在福建某些地区流行。日本十一世纪初的日历上也有过“蜜”的标记。据学者研究，“蜜”是康居语日曜日mir的音译。当是唐代随同摩尼教一起传入中国。

　　中国古代的数学，与天文历数学相联系，在自然科学中是较为发达的一门，并且创造了自己的独立体制。这个体制，自《九章算术》开始创立，到唐代十部算经逐步形成。唐朝和天竺，僧侣来往频繁，在数学方面，也可以看到相互传播的迹象。《大唐内典录》卷五著录翻经学士泾阳刘凭撰《外内傍通比校数法》一卷，自序说书中以佛经中天竺的大数记数法和中国大数记法相比对。慧琳《一切经音义》也对天竺大数记法有所说解。大抵刘凭和慧琳的解说，只是为翻译或研读佛典提供便利，天竺大数记法由于佛经的传播而被介绍到中国，但对中国的数学并无显著的影响。中国数学对天竺的贡献，最早可能是筹算制度促进了天竺位值制的诞生。唐代摩诃吠罗提出计算弓形面积和球体积的方式，据学者研究，明显地是因袭中国的《九章算术》。中国的数学成就也在唐代传入了新罗。新罗仿唐制度立国学，设算学科，“以《缀经》、《三开》、《九章》、《六章》教授之”。《三开》、《六章》等中国数学书籍并由新罗传入日本。据日本宽平时（八八九——八九七年）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当时传到日本的还有《周辟算经》和《九章算术》。

　　自成体系的中国医学，主要是汉族的医学，自战国、东汉发展到唐代，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著作。中医在唐代传布于新罗、日本等东亚诸国。经过新罗、日本人民的补充和发展，从行用的地区来说中医实际上已成为“东医”。大秦、大食、波斯和天竺的医学，多有相互承袭的共同处，形成另一体系。唐人统称西域医为“胡医”。对天竺极为推崇的义净，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进药方法》条里说，中国的药物，针灸诊脉的方法，远胜天竺。义净认为天竺的一切（从佛法到生活习惯），都值得学习，独重视中国医学，以为“赡部洲内，无以加也”。看来，东医在当时世界上是独步的。

　　唐朝设太医署，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依国子监办法，招考学生。医科学习《本草》、《甲乙》、《脉经》；针博士教学生经脉孔穴；按摩博士教学生消息导引之法。新罗神文王时，置医学博士，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传授学生，制度全仿唐朝。日本奈良朝于大学家外，专设典药寮。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传授诸生。医科习《本草》、《甲乙》、《脉经》；针科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决》、《赤神乌针》等经。所定制度基本上与唐朝相同。唐太医署有药园师、药园生，这一制度也传于日本的药学寮。此外，日本遣唐使中又多有医师随行，来中国请益。如精于医术的日本名医营原梶成，受命入唐留学，以解决医学上的疑难。营原于承和五年（八三八年）随遣唐使来中国，归国后，被命为针博士，后又为“侍医”，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影响甚巨。

　　《隋书·经籍志》著录《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等天竺医书七种。天竺医在北朝或隋时，当已随同佛教传入中国。唐太宗时，王玄策出使天竺，招来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他以延年药进奉太宗，太宗吃了药，毒发不治而死。高宗时，从东天竺迎来卢伽逸多，使他求长生不老之药。中天竺僧福生和那提也先后受命往南海诸国访采异药。某些天竺佛教徒来到中国，往往自称年数百岁，中国富贵人信仰佛教，同时也误信天竺真有什么延年药。据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说。“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有足诃黎勒（一种天竺树果，熊治痢疾，除风消食）、郁金香、阿魏、龙脑、豆蔻、丁香”。义净认为，只有这几样是唐朝所需要的，其余药物，不足收采。义净亲自审察，所说是可信的。天竺僧所谓延年或长生不老，无非是造谣骗人，与中国方士同样妖妄。唐太宗、高宗想从说得天花乱坠的佛国求不死药，不知所有宗教包括佛教在内，全是卖空买空的投机商，从拉机商求大利，只能得到受骗的后果。

　　唐玄宗天宝时，高仙芝在怛罗斯兵败于大食，随军文士杜环被大食俘获。宝应初，附商贾船回国，著《经行记》。杜环在《经行记》中说：大秦“善医眼及痢”。天竺的眼科医也曾传来中国。唐朝名诗人刘禹锡，曾由来唐的天竺医僧治眼疾，《赠眼科医婆罗门僧诗》云：“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令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去日本的名僧鉴真，在韶州（今广东曲江）时病眼，也请过“胡人”治疗。刘禹锡听说婆罗门僧有金篦术，希望给自己的病眼发蒙，如果眼病真治愈了，刘诗应夸张医术的奇效，只说希望发蒙，足见所谓金篦术医治并无实效。鉴真清“胡人”治眼病，眼还是瞎了。眼病病情不一，治法也不一样，西方医师治眼病的技术可能比东医好一些，但不可能使真正严重的病眼发蒙。

简短的结论

　　国家南北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中外文化交流的昌盛，各个方面代表人物的杰出贡献，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唐文化。唐文化不仅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

　　佛教是从天竺传来的宗教。经过汉、魏、南北朝的漫长时间，传布甚广。隋文帝又大加提倡，到唐朝遂发展到最高点。道教是汉族自创的宗教。唐朝皇室自称是道教教主老子李耳的后裔，有意扶植，形式上使与佛教有同等的地位。佛、道两教为了抢夺权利，斗争甚为剧烈，唐朝统治者忙于调剂两教势力，不使失去均衡。

　　佛、道两教都是麻醉人民的毒品，和尚、道士都是懒馋无耻的寄生虫。佛教势力比道教大得多，它对民众的祸害也更大。“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佛寺是凶恶的土地兼并者，又是奴隶制度封建农奴制度的保持者。天竺社会里一切黑暗、野蛮、落后、秽浊的事物，都借着佛菩萨的庄严相慈悲相作掩护，整套整套地搬运到中国来，劳苦民众吃了它极大的苦头。千年以后，看到当时佛教遗迹，虽然应该当作珍贵的文物加以保护，但想起它祸国殃民的罪恶，使人感到犹有余痛。统治阶级为了求功德而造寺、造像以及各种耗费，不知流出了多少民众的血汗。

　　伊斯兰教、袄教、摩尼教、景教，都在唐朝时传入。因为佛教先入为主，把所有宗教都抵制住了，这种以毒制毒的结果，使当时思想家只要努力反佛老（主要是反佛），就可能对历史作出贡献。

　　唐初，朝廷颁行《五经正义》、《五经定本》，对统一南北经学，是有作用的，但儒生的思想也受到束缚。只有少数士人（如啖助等），不甘屈服，敢于独抒己见，以意说经。这是儒学由汉学系统转向宋学系统的开始。安、史乱后，在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下，儒者为讲求统一而提倡　　《春秋》之学。这门学问，到宋朝，更为发达。

　　在百花盛放的唐文苑中，诗歌是最为鲜艳夺目的花朵。新型的律诗（近体诗）与旧型的古诗，竞艳争妍。在以千百计数的诗人中，王维、李白、杜甫是三个代表人物，他们的诗，是佛、道、儒三种思想的结晶品。儒家的思想感情、是非喜怒，最合乎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历代诗评家对王维、李白或有异辞，而杜甫的“诗圣”地位从未动摇过。

　　诗境经唐人开发殆尽，唐末、五代人只能从词的方面另辟新境。温庭筠是词的创始者，李煜是词的扩大者。词在晚唐、五代，好比诗在初唐，有发展的前途。

　　从西晋夏侯湛开始，酝酿已久的古文运动，到中唐韩愈时，始显得波澜壮阔。韩愈把儒学运动与古文运动结合起来，以儒家的忠孝思想反对佛教的无父无君思想（内容），以比较接近（距离甚远的接近）口语的散文代替骈四俪六、废话成堆的四六文（形式）。旗帜鲜明，所向无敌。韩愈的门徒李翱又吸取禅学，建立起儒学的心性说，宋儒扩而大之，从此佛成为儒的附庸。

　　《史通》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书中所宣扬的“直笔”思想，对后世起着深远的影响。由于阶级的局限，刘知几的所谓直笔，只能以地主阶级的是非作标准。杜佑、贾耽、李吉甫等人著书，反对“非今是古”与“搜古略今”，也都是店朝学术界的有识之士。

　　唐朝科学、美术、音乐舞蹈的盛况，也是空前的。僧一行的历法，孙思邈的医学，吴道子等的绘画，杨惠之的雕塑，都能超越前人。颜真卿破二王书体而创新书体，艺术成就很高。

　　辉煌灿烂的唐文化，深为当时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各国人士不顾跋涉的艰难，来到中国，观摩摄取。以唐朝首都长安为中心，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交流文化的巨大场面。这是完全合乎需要的。繁荣的唐文化，吸收了域外文化而愈益丰富多彩。唐文化传播到东西方各国，起着推动各国文化发展的作用。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