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短期统一与黄河流域又一次大破坏时期——西晋十六国

——二六五年——四三九年

第一节 西晋的政治概况

　　魏国自曹操死后，汉国自诸葛亮死后，都失去进攻对方的力量。吴国一向划江自守，孙权死后，也进入衰落阶段。魏国的司马氏集团，在三国衰落阶段内，是统一趋势的代表者。虽然它是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但也不容否认它在完成统一事业上所起的作用。

　　二三八年，司马懿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渊，北部中国完全统一了。二四○年，司马懿采用邓艾的建议，掘宽漕渠，引黄河水入汴河。又在淮北淮南，大兴屯田。屯田兵五万人，轮番分出一万人守边，四万人经常种田。东南有战争，魏军乘船顺流而下，可直达江淮，沿路储粮充足，免运输的烦费。司马懿说，“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他在淮南北实行屯田积谷，作灭吴的准备。后来晋武帝在这个基础上，终于消灭了吴国。

　　二六○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司马氏集团势力愈益巩固，同时汉吴两国愈益衰落，统一的时机成熟了。司马昭定计，汉国小力弱，出兵先取，取汉以后，再水陆并进取吴。二六三年，司马昭遣钟会率兵十余万进攻汉中，又遣邓艾率兵三万牵制驻在沓中（沓音踏tà甘肃临潭县西南）的姜维军。钟会攻入汉中，姜维引兵退守剑阁（四川剑阁县）拒钟会。邓艾自阴平（甘肃文县西北）凿山开路，击败汉守军，进入成都平原。汉后主到邓艾军前投降。汉国人口只有九十四万，士兵却多至十万二千人，官吏多至四万人。普通户大抵八人就得有一人当兵，实际是老弱妇女以外，几乎所有男子都被迫当兵。这样残酷的统治，当然为人民所厌弃。邓艾兵一到平原，百姓纷纷散走，官吏无法禁阻。汉国统治集团除了投降，再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司马昭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灭汉国，因为他早看准了这个形势。

　　司马昭原定灭汉三年后灭吴，可是他在二六五年死去了，当年，晋武帝废魏帝，建立晋朝。他需要先稳定内部，因之延迟了对吴国的进攻。

　　二八○年，晋武帝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攻吴。其中王浑所统水军，自蜀出击，占领武昌城。建业失去上游屏障，更难自保。王浑所统陆军进攻历阳（安徽和县），大败吴兵。王濬水军自武昌顺流直下，逼近建业，吴水陆军溃散。吴主孙皓到王濬军前投降。吴国人口二百三十万，士兵却多至二十三万，官吏多至三万三千，吴兵役与汉是同样沉重的。晋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灭吴国，因为孙氏统治早就为吴人民所厌弃。

　　司马氏政权迅速地消灭汉吴两国，并且在短暂的太康年间，确也曾使社会呈现出一些繁荣的气象。这是因为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因而有可能完成国家的统一事业和有限度地恢复久遭破坏的社会生产力。

　　一 罢州郡兵

　　就在灭吴的一年，晋武帝令州郡官解除兵权。兵役是东汉末年以来农民最沉重的一种负担。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毅然下诏悉去州郡兵，使农民得免地方兵役，这个措施对恢复生产力有很重大的意义。

　　二 废屯田制，立占田制及其附属的课田制

　　魏国屯田，主要的一种是朝廷招募农户，在各级典农官统率下，垦种官田。自曹操开始屯田，收有成效，后来魏国逐渐扩大屯田区，荒地很多成为朝廷直接所有的官田。典农官都是武职。屯田农户受兵法部勒，有典农部民、屯田客、田兵、田卒等名称，实际是终身服兵役半农半兵的特殊农民。朝廷当进行战争的时候，不惜“加其复（免一般徭役）赏”，多招农户来加强屯田，但当战争缓和的时候，就要加强剥削来补偿免除了的一般徭役。屯田农户耕地有定额，朝廷为增加收入，使屯田官凭军事权力强迫田客在定额田外，多种田地若干亩。田客人力有限，耕种法势必粗简，谷物产量也势必低落。从曹操时到晋武帝泰始年间，屯田区旱田每亩收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的生产量低落到一亩只收数斛，同时，官六客四（用官牛）、官客对分（用私牛）的租税率却提高到官八客二或官七客三。屯田制到了魏末晋初，不仅被剥削者穷困不堪，无法再继续生产，就是剥削者也感到无法再进行压榨，反不如废屯田制，别行新制较为有利。司马昭灭汉的第二年，即罢屯田官，各级典农官改称郡守县令等文职。二六八年，晋武帝又下诏改典农官为郡县官。屯田制逐步被废除，到了灭吴的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占田制和课田制，曹魏以来的屯田制基本上废除了。

　　占田制和课田制实际是一种租税制度。朝廷规定每户每人应种田若干亩，并不是按户和口实际授予这个数额的田地，而是按规定的田数向每户每人征收规定的租税。不过，这种制度也有它的根据。司马昭改屯田官为郡县官，屯田农户也就成为普通农民，所耕官田也就成为私田。耕官田有定额，一般是五十亩，屯田制废除后，加收五十亩租税，作为官田变为私田的补偿。这就是占田制的根据。屯田官不顾人力，强迫屯田客加种田亩，这就是课田制的根据。为什么屯田制可以作为占田制课田制的根据呢？这是因为在朝廷督促农户开垦荒地、增加田数，不顾生产量低落的方针下，普通农户和屯田农户都在被迫扩大耕地，而屯田农户被迫更甚。占田制规定一户负担一百亩的租税。在朝廷方面，不管农户实际种田若干亩，按百亩收租税，自然是一种简便的方法。在农户方面，屯田农户得私田五十亩，普通农户得确定开垦地的占有权，一百亩租税的负担是可以接受的。课田制改按户加课新垦田为按丁加课，农户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占田制课田制开始行施时，额定田数比农户实有田数，相差不是过远，所以占田制课田制是租税制，同时也是农户土地占有制。

　　三 赋税制

　　在占田制基础上，规定赋税制。赋是户调，税是田租。

　　户调——如丁男作户主，每户每年纳绢三匹，绵三斤。如户主是妇人或次丁男，绢绵减半。有些边郡纳三分之二，远郡纳三分之一。边地非汉族人，按住地远近，每户纳賓（赋）布一匹或一丈。

　　田租——西晋田租每亩八升，朝廷按下列田亩数收税。户主占田七十亩，户主妻三十亩，一户共纳占田租一百亩（八斛）。一户内正丁男纳课田租五十亩，正丁女纳二十亩。次丁男纳课田租二十五亩，次丁女不课。边地非汉族人不课田，按住地远近，每户纳义米三斛或五斗。住地极远，纳米不便，改纳钱每人二十八文。

　　两汉户赋用钱。曹操改为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晋户调比魏制加一匹绢一斤绵。曹操定户调在东汉末大乱时，晋初社会经济已经恢复了一些，按州郡远近有所增减，应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两汉有口赋钱算赋钱和三十税一的田租。曹操废两汉租赋制，户调以外，不取口赋算赋，田租改为每亩收租四升。晋斟酌汉魏旧制，改田租为每亩八升。并规定十六岁以上至六十岁的男女为正丁，十五岁以下至十三岁，六十一岁以上至六十五岁的男女为次丁，十二岁以下、六十六岁以上的男女为老小。除户主夫妇纳占田租，次丁女和老小不纳田租，其余正丁男女和次丁男都得纳课田租。所谓课田租，如果纳租者并无实田，那就等于纳口赋算赋。晋武帝时齐王司马攸说，现在土地有余，务农的人却嫌少，附业（种课田）多有虚假。晋惠帝时束晰（音析xī）说，占田课田，往往有名无实。这都说明占田制课田制，只是一种意在督促农户加辟耕地的赋税制。它比魏重，比汉轻，对当时农户说来，还不算是过重的负担。它的又一特征是立户赋税重，附业较轻，因之，西晋虽增收课田租，但一户所包容的人口，比汉魏仍有增长的趋势。在土地有余、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农户内人口增加，是有利于生产的。

　　四 王公官员限田

　　国王公侯得在京师有住宅一所。大国王在京师近郊，得有田十五顷，次国王十顷，小国王七顷。公侯所占近郊田当是依次递减。

　　官员按官品高卑占田。第一品占田五十顷，每低一品，减田五顷，至第九品占田十顷。

　　这种限田制的效力是可疑的，例如强弩将军庞宗就有田二百顷以上。大抵官品渐卑，限田制效力渐大，下级官员任意占田，比高级官员要困难些。既然官员中有些人占田受限制，也就意味着土地兼并多少受到些阻碍，这对农户算是起着有益的作用了。

　　五 恢复户口

　　东汉末大乱，人口遭受极严重的损耗。损耗的原因，主要是死亡，其次是流散逃匿和豪强霸占户口，胁迫贫弱户当私属。三国时期，人口不见显著的恢复，主要原因是豪强阻止私属上升为编户。晋在灭吴前后，对恢复户口曾有些措施，在这些措施下，太康年间户口达到东汉末以来最高的数字。

　　司马懿灭辽东，令“中国人（中原人）欲还旧乡者，恣听之”，地方官吏和豪强不得阻止。后来司马昭灭汉，劝募蜀人内徙，应募者给食粮两年，免徭役二十年。晋武帝灭吴，优待内徙的吴人，将吏免徭役十年，百姓及百工免徭役二十年。这不一定是为了减损蜀吴户口来补内地户口，主要还在于招北方流亡户口归旧乡里。东汉末，士民避乱，或逃入深山大泽，或投奔边塞外落后族，晋用重赏招募流亡，是恢复户口的一种方法。晋武帝时，塞外不少落后族率众内附，很可能是中原流亡人起着劝说的作用。

　　晋武帝定制，民间女子年十七，父母不让出嫁，由官府代择配偶。又发官奴婢屯田，奴婢配为夫妇，每一百人成立一屯。宫奴婢是罪人，其中许多是司马氏政敌的子女，官奴婢被允许成家，可见朝廷对人口增殖的重视。

　　与限田制同时颁布的有荫佃客和荫衣食客（与奴相似的仆役）制。荫佃客制规定一品二品官不得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荫衣食客制规定六品官以上得荫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自九品官人法行施以来，士族严格地区分出各级门第，大体上按高中下三级固定了在政治上的地位。一二品官与三品官所荫佃客户数悬殊，六品官以上与七品以下所荫衣食客人数不同，这就是三级士族所享权利的差别。朝廷另给高级士族荫亲属的特权，以换取他们在限田客制上的让步。对中下级士族，朝廷是有控制力的。这样，原来被士族霸占的户口，在荫佃客制的限制下，至少有一部分农民，从私属变为编户。

　　晋灭魏时，得户九十四万余，人口五百三十七万余（包括原来汉国的户口），灭吴时，又得户五十二万余，人口二百三十万余。三国合计，户不过一百四十六万余，人口不过七百六十七万余。可是就在灭吴的一年，晋统计全国户口，共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国总户口，户增一百万，人口增一借以上。晋灭魏至灭吴，前后仅十六年，户口的增加很快，显然是国家统一，统治力加强的结果。招集流亡，督促婚嫁，限制荫佃客等措施，对增加户口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大抵劳苦群众为减轻赋税与徭役，不免有些隐避，即使在社会安定的时期，朝廷所得户口数往往小于真实户口数，所以太康户口应是比较可信的数字。

　　统一以后，不少塞外落后族要求内附，晋武帝为增加人口，允许他们居住塞内。《晋书》有下列内附诸部的记载：晋武帝即位后，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内附。散居在平阳、西河、太原等六郡。

　　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内附，居西河。

　　二八五年，参离四千余落内附。

　　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种之一）等各率种落共十万余人内附，居雍州。

　　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种落一万一千五百人内附。

　　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万人内附。

　　晋容纳落后族居住塞内，游牧生活逐渐改变为农业生活，这对两方本来都是有益的。但由于晋官吏的残虐，使内徙诸部落受侵怨恨，本来有益的事也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六 改定律令

　　两汉律令极为烦杂，魏时已加改革，但还不够简括。司马昭集羊祜、杜预等名儒重臣十四人，删改魏律，去其苛秽，存其清约，订定新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余字。律与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又从令中划分出条例章程，称为故事，各归本官府执掌。二六八年，新律修成，晋武帝令抄录死罪条目，在亭、传（旅舍）悬挂，使人民知所趋避。从汉律令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省约到十二万字，在法律编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人民生活上，多少减轻些动辄得罪轻重无准的威胁。

　　上列六条都各有其部分的积极意义，也都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久经丧乱的广大劳动群众，这才有可能来恢复社会经济，补救战争的创伤。《晋书·食货志》说，太康年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自东汉未大乱以来，这算是一个难得的光明时期。可是，黑暗又很快掩蔽了光明。黑暗势力的代表仍是这个以晋武帝为首的司马氏集团。

　　黑暗势力也就是割据势力，具体表现在两个制度上。两个制度实际只是一个士族制度，即门阀制度。它是西晋十六国大乱的祸根，也是南北朝长期分裂的一种祸根。晋武帝时这个祸根完全成熟了。

　　一 士族制度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从争取士族入手。司马懿当权，夏侯玄请减削中正官权力。司马懿不敢得罪高级士族，谢绝夏侯玄的建议。自司马懿至司马昭，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形成司马氏集团。依靠这个集团，残酷地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到司马昭时，拥曹士族已经全部消灭。晋武帝建立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愈益宽容。例如刘友、山涛、司马睦、武咳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惠告发。晋武帝说，山涛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刘友干的事，刘友侵剥百姓来欺骗朝士，应诛死以惩邪佞，山涛等可不问罪。晋武帝罚小官不罚大官，显然是宽容所谓朝士的高级士族。一个高级士族出身的胡威，曾谏晋武帝行政不要太宽。晋武帝说，我对中等官以下，一点也不假借。胡威说，我说的不是指中等官以下，我指的是象我等这一类人。整肃法令必须从我等这一类人开端。高级士族的利益，在于压迫中下级士族不得上升，晋武帝约束中等官以下，实际是为高级士族保障利益。他的约束力之所以有效，主要来自高级士族的支持，对高级士族当然不可能有所谓整肃的法令。

　　高级士族政治上的权利，从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

　　州郡县设中正官，朝廷设吏部尚书。名义上中正官评定士人的品德，吏部尚书执掌选用人才的权柄。事实上中正官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的高低，吏部尚书依据门第高低作用否的标准。这种选举法称为门选，结果自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高级官的特权。高级士族的经济上权利，从荫亲属制得到保障。所谓荫亲属，就是高级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荫庇下，免向国家纳租税服徭役，也就是被荫者须向荫者纳租税服徭役。所荫亲属，多的可以到九族（上起高祖，下至玄孙），少的也还有三世。高级官以外，宗室（司马氏）、国宾（被废的魏帝）、先贤的后代、士人的子孙（名门世家）也得按门阀高低荫亲属。这些亲属各有田和佃客，而且亲属也未必真是亲属。荫亲属制实际是法律承认高级士族按门阀高低、势力大小，有权从国家总户口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属，从国家总赋税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赋税。高级士族以荫亲属为名，成为拥有土地臣民部曲类似周朝的贵族领主。区别只在贵族领主得建立采邑或国家，公开割据；荫亲属虽然可以作“百室合户，千丁共籍（户籍）”的大户主，但还不能取得割据的正式名号。

　　数量不大的高级士族在魏代汉的时候，取得九品官人的特权，在晋代魏的时候，又取得荫亲属的特权。有了这两个特权，高级士族的势力愈益巩固，各种矛盾也因此而愈趋尖锐化。

　　二 分封制度

　　晋武帝亲自看到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司马懿父子结合士族，夺取曹氏政权的事实，因此，他违反秦汉以来虚封王侯的惯例，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度，大封皇族为国王，希望这些诸王屏藩帝室，对抗士族中的野心家。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诸王中很多就是野心家。

　　二六五年，晋武帝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起初国王留居京师，二七七年，遣各王就国。王国中有五个大国，六个次国，其余都是小国。大国有民户二万，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次国有民户一万，置上下二军，兵三千人。小国有民户五千或不满五千，置一军，兵一千五百人。王国内文武官员，国王得自己选用。这些国王各拥大批徒党，有机会就可以起兵作乱。

　　晋武帝既分封同姓，当然也得分封异姓士族。司马昭所设五等爵号以外，仍保存汉魏以来乡侯、亭侯、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名号。高级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号，并实封土地，立国多至五百余国，这些五等国虽有封地和官属，郡公郡侯县侯还有军，但危害性比国王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异姓不象皇族那样容易攘夺政权，又公侯国比小王国还小，更重要的是高级士族的真实势力都固着在本地方，所谓郡望邵姓（如琅琊郡王姓、太原郡王姓），就是在本郡或本县有势力的大族。他们分封到别郡别县，便缺乏凭借，无法建立新势力，因之受封的异姓公侯，实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

　　受了五等爵的高级士族还必须有适当的官职。不受封的和中下级士族也必须有官职。当时朝廷为安置士族，大量设官，都督增至十个。州陆续增设到二十个，郡县增设更多，将军多至二十余，此外还有杂号将军。这种文武官职，只能给予高级士族或某些中级士族，大多数中下级士族，无法安置到有限的官职里来。朝廷允许国王和五等爵各自选用官属，就是安置中下级士族的一个方法。事实上这个方法远不能满足中下级士族的要求，士族中存在着大批失意士人，等待机会反对高级士族。

　　晋武帝大封国王，以为已经造成了一个皇族势力。他又想造成一个代表士族的势力，和皇族势力互相制约，合力来拥戴帝室。士的严格含义是儒生。司马昭死，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坚持行三年丧礼，下诏说“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意思是说，我家本来是传礼的儒生人家，不能因为做了皇帝改变我的儒生本色。从来没有一个国君或皇帝行过三年之丧，他一定要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是纯粹的士族。他曾和宠妾胡贵嫔（父胡奋，征南将军）赌博，胡贵嫔不逊让。他发怒说，你原来是个将种。胡贵嫔说，北伐公孙，西拒诸葛（指司马懿），不是将种是什么？他听了很觉得惭愧。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大抵自东汉末士族制度形成以来，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也在门第世系上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还要争取门第上的清望。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邕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的长女王氏为妻，这都是司马氏通过婚姻来提高门第的一种表现。司马昭给晋武帝聘弘农郡华阴县杨氏女（杨艳）为妻，也是含有同样的意义。华阴杨氏（详见《后汉书·杨震传》），按门第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

　　杨皇后生晋惠帝。晋惠帝一向是个白痴，当他做皇太子的时候，晋武帝屡次要废他，别立皇太子。杨皇后和大臣们提出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训，阻止废立。杨皇后将死，要求晋武帝不得立妾为妻，正式聘娶她的从妹杨氏（杨芷）为皇后。晋武帝以诸生家自命，愿和华阴杨氏联姻，只好一一听从。杨花做皇后后，她的父亲杨骏超升为车骑将军，杨氏声势压倒一切。晋武帝有意造成杨氏势力，希望它作为士族的代表，与皇族势力合成输佐帝室的两翼。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杨氏力谋利用晋惠帝昏愚，恢复东汉皇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擅权的旧例，杨氏早被培养成了野心家。

　　晋武帝满以为两翼造成了，临死时，诏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子）、杨骏同辅政。杨皇后杨骏别造诏书，令杨骏掌管全部政权。以杨氏攘夺政权为爆发点，接连爆发着无穷的祸乱。这种祸乱的根基，就是统治阶级主要是高级士族的极度腐朽性。

第二节 极度腐朽的西晋统治集团

　　西晋统治阶级的当权派，是高级士族里拥司马氏的一派，即司马氏集团。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相继用酷刑大量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同时用厚利吸引一群人到自己方面来，造成司马氏集团。其中有贾充一类的功臣，有何曾一类的儒生，有王祥一类的官僚，有阮籍一类的名士。这些都是司马氏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贾充一类人又是这个集团的骨干。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它的道德观，但在司马氏集团里，封建道德是被抛弃得很干净的。

　　早在二六三年，司马昭命钟会邓艾卫瓘率兵灭汉。邓艾自以为功大，骄矜不受节制。钟会拥重兵，谋割据蜀地。钟会卫瓘诬告邓艾谋反，司马昭命钟会逮捕邓艾。钟会使卫瓘捕邓艾，想让邓艾杀卫瓘，自己再杀邓艾。卫瓘揣知钟会的用意，设计捕获邓艾。钟会密谋杀所部各军将官，与汉将姜维合力反司马昭。各军士兵哗变，杀钟会。卫瓘怕邓艾报复，杀邓艾。司马昭又把邓艾的几个儿子都杀死。司马氏集团刚取得灭汉的小功，阴谋、猜忌、反叛、残杀等丑恶行为，便一齐表现出来。

　　司马昭用杀戮来控制他的集团，晋武帝改用所谓宽仁，实际是首领的控制力削弱了。二八○年，晋灭吴，大将王浑王浚争功，两人各有徒党，互相攻击，晋武帝不敢判定两人功劳的大小，也不敢惩罚王浑的蛮横。随着首领控制力的削弱，大乱的危机逐渐成熟。二九○年，晋武帝临死时，杨皇后杨骏合谋，藏匿晋武帝命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的诏书，改诏书为杨骏一人辅政，大乱开始表面化。次年，晋惠帝妻贾皇后杀杨骏，逼死杨皇后，族灭杨氏并杀杨氏徒党数千人，接着，爆发了八王之乱。

　　司马氏集团中人，相互间只有一种极阴恶的杀夺关系，就是见利必夺，以杀助夺，愈杀愈猛烈，一直杀到发动大混战。

　　辅杀夺而行的是滥赏。用滥赏来纠集徒党，用徒党来进行杀夺，杀夺愈急愈多，赏赐愈滥愈厚，人人想望厚赏，也就人人想望常有祸乱，西晋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一个以杀夺滥赏始，以杀夺滥赏终的黑暗集团。二六○年，魏帝曹髦攻司马昭，贾充杀曹髦。当时司马昭对曹髦还维持着君臣名义，贾充敢于杀死曹髦，算是为司马氏立了莫大的功劳，从此成为西晋统治集团中得信任最深，得赏赐最厚的一人。二六四年，司马昭自封为晋王。同时恢复四周五等爵号，大封徒党六百余人。这次大封赏，虽然是虚封，并未实授封地，但到了晋武帝称帝时，不得不实封，以换取徒党的拥戴。二九○年，杨骏夺得辅政权，凡未得爵号的二千石以上官员，都被封为关中侯。次年，贾皇后杀杨骏，用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司马亮为纠合徒党，封一千八十一人为侯。三○○年，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谋篡帝位，封文武官数千人为侯。次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为帝，大封徒党，连奴隶走卒也给爵号。浮滥的赏赐与猛烈的杀夺互相促进，一直促进到西晋统治的消灭。

　　杀夺与滥赏，使得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躁竞与虚无的相反现象，生活上苟且无耻，纵情享受，则是一致的。下面举一些事例，说明这个集团的极度腐朽。

　　贪财——晋武帝曾问刘毅，你看我象汉朝那个皇帝。刘毅答，象汉朝的桓帝灵帝。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灵，不免过甚。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来，似乎比桓灵还不如。私门（有权势人）出卖官爵，是贪财的一种方法。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并不因为商是贱业而不屑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到市上出卖。有势力人家，霸占水利造水难，替别人舂米取酬费，称为舂税。潘岳《闲居赋序》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舒适。经营商业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积财物成巨富。家有水难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还有大量的珍宝钱财和田宅。劫夺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律》，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贪财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黄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钱财可得，任何一种方法他们都敢采用。晋惠帝时，鲁褒作《钱神论》，描述钱的作用，说“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取法）其方（坤），外则其圆（乾）……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宫门），入紫闼（宫内），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饯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王公）当途（权贵）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钱财是实际欲望和自利的神，对钱财的极端爱好，正表现士族的极端多欲和利己。他们有了钱财，就有神保佑他们达到纵欲目的。

　　荒淫——二七三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处女五千人入宫。灭吴后，选取吴宫女五千人。晋宫中有女一万人以上。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

　　奢侈——晋武帝是奢侈的提倡者。他的大臣和亲信人很多是著名的奢侈人。何曾每天膳食，值钱一万，还说没有可吃的东西。何曾的儿子何劭，每天膳费二万钱。任恺比何劭更奢侈。王济、王恺、羊琇又超过任恺，但还比不上石崇的豪富。王恺和石崇斗奢侈，晋武帝助王恺，仍不能取胜。一个皇帝助臣下斗奢侈，可以想见奢风的盛行。士族过着奢侈生活，人民自然要受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这句话是完全合于事实的。因为天灾还有一定的限度，奢侈则互相比赛，没有止境，吸尽了人民的血汗才算是止境。

　　虚伪——士族起源于东汉的儒生，以守礼法为标榜。礼法的另一面就是十足的虚伪。例如何曾，号称孝子仁人。阮籍居母丧，不守礼法，何曾斥责阮籍违礼败俗，要求司马昭驱逐阮籍出中国。傅玄称何曾事亲尽孝，待人尽礼，是士人的典型。何曾死后，博士秦秀揭发他的丑行，说，何曾骄奢过度，声名狼藉，是悖谬丑恶的典型。傅玄秦秀都看到了一面，合起来正是礼法之士的全貌。王祥一类的官僚，也属于礼法之士，只是表现的形式比何曾一类人隐蔽些。

　　放荡——何晏是极端纵欲卑劣的腐朽人，又是老庄虚无学说的主要倡导者和清谈家的创始人。他著《道论》（《无名论》）、《德论》（《无为论》），大意说，一切事物和名誉，原来都是虚无的，把一切实有看作虚无才合于道，因为“道者惟无所有者也”。照他的所谓道说来，任何事情可以从心所欲地去做，反正都是虚无，并非实在。这种纵欲主义的唯我论，代表着士族的共同思想，他的《道德论》也就一直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名论。士族中贾充、何曾、王祥、阮籍四类人，在纵欲主义上都是何晏的同道。区别在于前三类人是儒家学派，用礼法来掩饰纵欲。阮籍一类人是老庄学派，不拘礼法，任性放荡，用老庄来支持纵欲。

　　司马昭当政时，清谈家的代表人物阮籍、稽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七人，提倡老庄虚无之学。结合成所谓竹林七贤。按照这七个人的思想趋向，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的放荡。礼法之士拥戴司马氏，为阮籍、嵇康等人所嫉视，他们标榜道德来攻击礼法，实际上也算是对司马氏表示不满。阮籍作《大人先生传》，稽康作《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反对礼法之士都很猛烈。不过，阮籍专反对礼法之士，对儒道两家则采取调和态度。《通老论》里说《易经》的太极，《春秋经》的元，《道德经》的道，都是一个意义，即法自然而为化的道。嵇康不只是攻击礼法之士，而且还猛攻儒家的六经。他给山涛的信里，明白反对司马氏，因此被司马昭杀死。刘伶一生只作一篇《酒德颂》，表示他最憎恶的人，就是那些礼法之士。向秀在嵇康被杀以前，灌园锻铁，隐居不仕，不愿依附司马氏。这些人的放荡，包含一些反抗礼法的意义，在三个类型中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生沉湎在酒里，属于单纯纵欲的类型。他曾用大盆盛酒，有一群猪来饮酒，阮咸便和猪共饮。阮籍不允许儿子阮浑学自己的放荡，也不愿意阮家子弟学阮咸的放荡，因为在阮籍看来，自己是佯狂，不必学；阮咸是纵欲，不可学。山涛王戎都是司马氏集团的重要人物，热中名利，贪鄙无耻，口谈虚无，但并不反对礼法，并且还拥护礼法。山涛王戎以及稍后的王衍等人的思想，是士族腐朽性在文化方面的最高表现，是三个类型中最恶劣的一个类型。

　　《文选·古诗十九首》中有《驱车上东门》一首。诗中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等句。这首诗是东汉人所作，表现出死不可免、不如生前享乐的消极悲观思想。晋人伪造《列子》，其中《杨朱》一篇，正是《驱车上东门》诗的充分发挥，也是清谈家思想的真实记录。《淮南子·泛论训》说“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杨朱不信鬼神，这一点是有识见的。但因死后无鬼神而把当前的生命看作唯一可贵的东西，则是腐朽没落的思想。战国时期，盛行杨朱的“为我”“贵己”学说。老子庄子思想与杨朱学说有相同处，庄子尤为显著。魏晋清谈家形式上老庄并重，实际是偏重庄子。当时杀夺的政治情况使虚无思想得到发展的条件，士族制度使放荡行为得到实行的保证，《杨朱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杨子学说的碎片扩大而成的。《杨朱篇》认为万物都逃不了死。有的人活十年死了，有的人活一百年也还是死。仁圣人要死，凶愚人也同样是死。活着是尧舜，死了剩一把腐骨；活着是桀纣，死了也无非是一把腐骨。归根都是一把腐骨，谁知道腐骨有好坏，所以人应当在活的时候寻快乐，无须顾死后。凡是情欲所需要的一切，尽量享受，一天、一月、一年、十年都好，一面享受着，一面等待死的到来。如果情欲受拘束，那末，即使活百年千年万年，有什么意义。张湛《注》说“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又说“惜名拘礼，内怀于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逻期，非所贵也”。《杨朱篇》宗旨，即清谈家的人生观，张湛说得很清楚。这种一半野兽一半天使的纵欲人的卑劣思想，如果说这是“唯物论”予以表扬，实在是迂论。

　　士族在西晋统一的短时期里，达到了志满意得的境地，《杨朱篇》思想正是清谈家得意的表现，同时也是一般高级士族得意的表现。他们安而忘危，存而忘亡，肆无忌惮地纵欲作恶，终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爆发比东汉末年更大得多的祸乱。东晋人干宝作《晋纪·总论》，其中一段叙述士族的罪恶行为，摘取大意如下：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拥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当时风俗淫邪，是非颠倒。士人学的是老庄，谈的是虚无，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仕进以无耻苟得为才能，当官以照例署名为高尚。凡是放弃职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谁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责，象灰尘那样被轻蔑。是非善恶都不在话下，群起而争的只是钱财。朝廷用人，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不是看什么官该用什么人；求官的人，选择有利可图的官才做，无利就不做。大官身兼十几职，实际是一职也不管，重要事件，处理错了十之八九。势家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竞，希望获得较高的品。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过一个让贤的官。士族妇女同样腐朽。她们使用婢仆，自己什么事都不做。有的任情淫乱，有的凶悍杀婢妾，没有人认为不应该。风俗政治败坏到这个地步，大乱是无可避免的了。

　　晋武帝时，大乱已经酿成。二九○年，晋武帝死，杨骏、杨皇后夺政权，大乱就从宫廷内开始。二九一年，贾皇后杀杨骏，夺得政权。贾皇后使汝南王司马亮辅政，使楚王司马玮杀司马亮。贾皇后又杀司马玮。大乱从宫廷内伸展到宗室诸王间。三○○年，赵王司马化杀贾皇后。三○一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称皇帝，大乱扩大成诸王间大混战。齐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各起兵反司马伦。司马伦战败被杀。晋惠帝夏位，司马颙辅政。三○二年，司马颙与长沙王司马颙攻杀司马颙。三○三年，司马颙司马颖起兵反司马颙，进攻洛阳城，司马又守城大战，双方兵民死数万人。三○四年，东海王司马越杀司马义。司马颖据邺，号称皇太弟、丞相。司马颙据长安，号称太宰、大都督。司马越等奉晋惠帝出兵攻司马颖，司马颖击败司马越，俘获晋惠帝。司马越逃归东海国，司马颙令部将张方入据洛阳城。幽州都督王浚与并州都督东赢公司马腾起兵反司马颖。王浚勾结一部分鲜卑、乌桓人充骑兵，司马颖也求匈奴左贤王刘渊助战。刘渊发匈奴五部兵，据离石自立，建号大单于。诸王间大混战从此扩大成各族间的大混战。司马颖战败，奉晋惠帝逃到洛阳，被张方俘获送长安，司马颙独占朝政。三○五年，司马颙又使司马颖督诸军助战。司马越起兵反司马颙，司马颙战败。三○六年，司马越杀司马颖，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又杀司马颙，自以为获得最后胜利。三○九年，司马越杀晋怀帝亲信人，使自己的亲信人守洛阳，监视晋怀帝。司马越带着王公朝臣离洛阳，说是要攻击刘渊的部将石勒。三一一年，司马越死。石勒消灭司马越全军，攻陷洛阳城。八王之乱是一幅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与非汉族人民无不遭受灾难，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无穷无尽的。

第三节 西晋文化

　　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一 文学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诗篇，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实是特出的作品。《诗品》说它“言在耳目之内（通常语），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远）”，是确切的。《咏怀诗》很难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体会阮籍忧疑无告、处境险恶的心情来读这些诗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说的是什么，而自然引起对他的同情。《咏怀诗》达到微（隐晦）而显的最高境界，按其风格，纯属魏诗，所以汉魏旧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就是说，西晋诗人在用事、练句、对偶、音节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再象建安时诗那样文质并茂。

　　自建安以来，文学在西晋太康年间又一次出现高峰。当时诗人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陆机潘岳最为著名。陆机是吴国高级士族（陆抗子），吴亡后闭门勤学十一年，太康未来洛阳，与权贵贾谧亲善，参与二十四友之列。贾谧死后，又依附司马颖，为司马颖率大军攻司马颙，终于被谗为司马颖所杀。潘岳是中原文士的首领，贾谧二十四友，潘岳列第一。贾谧出门，潘岳望见便跪拜。司马伦杀贾谧，并杀潘岳。陆机潘岳热中仕进，性格卑污，正好是士族的代表人物。不过，所作诗篇，文辞华美，把卑污性格掩饰得不露形迹，《文选》所录如陆机《乐府诗》，潘岳《悼亡诗》，就诗而论，确是清新可诵，《诗品》列潘陆为上品，还是恰当的。

　　西晋赋的成就比诗更大。左思《三都赋》（《蜀都》、《吴都》、《魏都》）尤为巨著。《三都赋·自序》称“其山川城邑，则稽（考）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豪杰）长者，莫非其旧。……

　　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非）本匪实，览者奚信？”左思为了博采材料、核实事物，积十年之久才造成此赋，相信赋中除去文学上夸饰部分，所记事物大体是真实的。张华称《三都赋》“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就是因为它是写实的作品。三国分裂数十年，从这篇叙述各方面的大赋里，推知三国时期经济恢复的状况，可以补史书记载之未备，不只是辞藻壮丽而已。左思专心学问，不参加内乱。他的《咏史诗》最后四句：“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表示他的性格优于一般士族中人。《三都赋》以外，陆机《文赋》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文赋》叙述作文的方法，精密周详，可谓曲尽其妙。相传陆机二十岁作《文赋》，想见当他年轻时，已经深刻地掌握了作文的秘奥。《诗品》说他“尚规矩”，就是说，陆机所作文篇都是按部就班，从深处难处得来，并不依恃才大而轻率从事。潘岳热中已极，在《闲居》、《秋兴》二赋中，却表现得极为清凉安闲。又《射雉》、《笙》二赋，描写物情，细致入微。单就文辞来说，潘岳赋确是风流调达，与陆机异曲同工，并为一代高手。

　　挚虞撰《文章流别集》三十卷，具备各种文体，按文体论其优劣，是王逸《楚辞》以后规模更大的文章总集。书已亡快，残文中还保存一些他的论点，如论赋的四过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立论大意在以事实情义为主，不尚浮丽虚伪。这些虽是传统常谈，但对当时文风却也算是一种批判。

　　建安以来，骈体文盛行。陆机《文赋》提倡音节（声音迭代）、对偶（形影相偶），推动骈文又进一步的发展。夏侯湛仿《周诰》体裁，作《昆弟诰》一篇，和骈文对立。此后凡反对骈文，必模拟《周诰》，事实上两种文体都离口语极远，都不合实际应用。到了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体，才在文学上夺得了一部分地位，因为古文比起骈文四六来，终究较接近于口语。骈文与散文的斗争，从西晋开始，夏侯湛《昆弟诰》是这个开始的标志。虽然它本身是复古主义的死语言，但它的趋向却是近乎正确的。

　　东汉时立碑极滥，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下诏废禁，自后墓志铭代碑文而兴起。墓志叙述死者事迹，有些可补史证史，同是谀墓，多少比碑文有用一些。

　　二 经学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原始儒学含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宗教成分很稀薄，不能完全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两汉今文经学派（以董仲舒为首）力图变儒学为宗教，奉孔子为教主，造谶纬来神化孔子，遭古文经学派（以王充为首）的反对，终于无所成就。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西汉景帝时，发现孔子宅墙壁中所藏《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注家分为三十四篇）多出十六篇（分成二十四篇）。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但《史记》所录《尚书》诸篇，仅《殷本纪》载《汤诰》百余字，《周本纪》、《齐世家》载《泰誓》若干语，或是《孔壁尚书》遗文，其余不出《今文尚书》范围。十六篇大抵是些断篇残简，因之汉世不曾流传。魏晋时出现伪《古文尚书》，托名孔安国作传（注），并新添二十五篇。《孔传》和新篇或疑是王肃所造，或说是郑冲（与王肃同时人）所传。按王肃专造伪书（如《孔丛子》、《孔子家语》），郑冲是无耻官僚（晋太傅），为了求宠，很可能传授王肃的伪书。晋武帝置十九博士，其中有《古文尚书》孔氏，足见东晋梅赜只是献伪书，不是自造伪书。自梅赜献伪书，一直被认为真孔壁古文而流传下来，到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证明它是伪书。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箍，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三 史学

　　二八一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魏安冢王（一说魏襄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十三篇，记夏朝以来至安釐王二十年事。《纪年》所记诸事与经传大略相同。重要不同处有下列几件事：夏朝历年比商朝多；夏王启杀益；商王太甲杀伊尹；商王文丁杀周君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一百年。不是穆王寿百岁；周厉王出奔，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不是周召二相共和。古事传闻有异，《纪年》与经传古史都可以备一说。《纪年》以外，还有《穆天子传》五篇，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诸书共数十篇。竹书文字用漆书写，称为蝌蚪文，与秦篆不同，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令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死后，束晰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得传于世，卫恒束晰是有功的。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至迟在西周初年已有地图。《尚书·洛诰》载周公经营洛邑，制洛邑图献给周成王。战国时制图术又有进步，《管子·地图篇》说地图要具备地形、距离、经济等条件。西晋朝廷所藏，只有汉朝舆图及括地诸杂图。这种地图都只有粗形，极不精审。二七一年，裴秀创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结束了以前制地图的原始状态。裴秀在《序文》里指出制图要有六体：（一）分率（计里画方，每方百里或五十里）；（二）准望（辨正方位）；（三）道里（某地至某地若干里）；（四）高下（高山平地，地势有高下）；（五）方邪（方谓道路如矩之钩，邪谓道路如弓之弦，远近不同）；（六）迂直（迂谓道路曲折，直谓道路径直，远近不同）。裴秀创造性的理论，改进了制图法，确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唐欧阳询《北堂书钞》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都说裴秀又作《地形方丈图》。《禹贡地域图》是历代地理沿革图，《地形方丈图》则是西晋舆地图。《北堂书钞》说《方丈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裴秀图虽失传，他的六体论却为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四 博物

　　西晋统一，影响到各个方面，士人博学也是其中之一。左思《三都赋》、张华《博物志》都是闻见甚广，取材宏富。不过《三都赋》限于文体，《博物志》多载怪异，总不及郭璞《尔雅注》的广博而切实。《尔雅》十九篇，是儒生多年积累而成的一部字典，自训诂以至鱼鸟兽畜，几乎包括当时所有的知识。郭璞作注，简括确切，不知道的就说“未详”，避免注家强不知以为知的陋习。后儒虽多所补正，终不能超出郭注的范围。郭璞又注《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楚辞注》亡扶）。在《山海经注》中发凡说“凡言怪者，皆谓貌状倔奇不常也”。晋元帝留妖人任谷在宫中，郭璞上书请驱逐任谷，说“臣闻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所听惟人，故神降之吉”。郭璞学术属于古文经学派，但也兼今文谶纬之学。《晋书·郭璞传》把他描写成一个术士，是夸大了他的谶纬之学的一面。郭璞死于三二二年，年四十九岁。他在三○四年刘渊起兵时，向江南避乱，年约三十余岁。郭璞《尔雅·序》说，少年时学《尔雅》，钻研二九（十八）年，才作注文。据此以推，注《尔雅》当在西晋时期。

　　五 哲学

　　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谓自然，指包括日月星的天空而言，是比天地间（人所生存的世界）的自然更高更大的自然。

　　在这个最高最大的自然里，日月星是有，太空是无，所以说，“有无相生”，“有生于无”，意谓有“无”才会有“有”，有“有”才会有“无”。有和无是对立的统一。这个统一体称之为自然，它的法则称之为道。先有自然后有道，这个道对人所生存的天他说来，是在天地之先的（“先天地生”）。因而老子道家学说属于唯物论范畴。魏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只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音伟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魏晋之际清谈家从不谈及《列子》，足见《列子》实已亡扶。东晋张湛注《列子》书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游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符合。造书显然是在汲家发掘以后。东晋士族经过丧乱逃窜的苦难，放荡的行为多少有些改变，《杨朱篇》所表现的极度腐朽思想，显然是西晋士族思想的特产。西晋佛学开始发展，佛家说空无，清谈家说虚无，旨趣相投，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列子》书往往与佛经相参，也是造于西晋的一证。或疑《列子》是张湛所自作，按张湛《列子序》详述得书来历，似非虚妄，注中疑《列子》书载列子以后事，似不需要诈伪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当是西晋人伪造，因张湛作注而流传。

　　东汉和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它的教义。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玄学崇尚老庄，是战国道家学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杨朱篇》表现得很清楚，阮瞻并以主张无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为佛教戒律与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它是思想贫乏的一种宗教，但与儒家学派却有若干联系。东晋和南北朝，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斗争调和诸现象，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子大争鸣以后的又一次大争鸣。如果说，战国是原始的唯物论思想还占优势的话，那末，魏晋南北朝却是唯心论思想取得绝对优势，并且为唐宋以来的唯心论建立赵牢固的基础。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的要旨。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只有《墨辩注》得保存，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望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

　　六 艺术

　　书法至西晋成为最重要的艺术。晋武帝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昭）二人为标准。东汉末年刘德升首创行书体，钟胡得刘德升传授，都擅长行书。钟繇真书（楷书）尤独擅盛名。行书真书在各书体中是最合实用的书体，书博士规定以钟胡为法，符合书体进步的趋势。

　　绘画在西晋也有新发展。佛教艺术传来，影响中国画法，曹不兴弟子卫协和另一画家张墨都以佛画著名。汉魏画法朴拙，卫协始在轮廓内加以细致的描写，张墨始注意所画人物的风范气韵，虽事出草创，未必尽善，但改旧创新的功绩是必须珍视的。

　　晋武帝于二六六年造太庙，用铜作柱，铸成铜柱十二支。柱上满涂黄金，刻镂多种物象，并嵌缀明珠。作为艺术品来说，是规模巨大的作品。

　　短促的西晋朝，在文化方面却有不少创造性的贡献。陆机《文赋》指出作骈体文的规律，夏侯湛《昆弟浩》首唱古体文来和骄体文对立，裴秀创地图六体，经师继承魏人改变两汉经学为魏晋经学，朝廷立书博士提倡行书真书，卫协张墨改汉魏旧画法，别立新法，都起着为南朝文化开辟新道路的作用。西晋文化发展于南朝，北朝未年以至隋唐统一，南朝文化回到北方，发展成为隋唐文化。所以西晋文化在文化发展过程上应有它的重要地位。

第四节 十六国大乱

　　晋武帝死后，早已酝酿成熟的祸乱首先从宫廷里发作起来，接着爆发了八王混战。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祸乱特别沉重，战争以及因战争而引起和加重的天灾，迫得居民无法生存，盲目地向着认为可能谋生的地区流亡。与八王混战同时，出现大量的流民，说明西晋统治的社会基础崩溃了。史传所载大的流民群有如下列：

　　二九六年，关西一带氐羌七万人起兵反晋，推氐帅齐万年为帝，驻梁山（山在陕西乾县）。晋发兵击齐万年。关西连年大饥，再加兵祸，略阳（甘肃秦安县东南）、天水（甘肃天水县西南）等六郡流民数万家十余万人经汉中入蜀求食，推巴族人李特为首领。

　　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乎阳、弘农（河南灵宝县南）、上党（山西潞城县西北）诸郡流民散在颖川（河南许昌）、襄城（河南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数万家，被本地豪强虐待，流民烧城邑，杀官吏，响应汉国刘渊的部将王弥。

　　雍州流民多在南阳，三一○年，晋朝廷派兵迫令归还乡里。其时关西残破，流民都不愿意回去，流民中有武吏出身的玉如，聚众四五万人击败晋兵，自号大将军。

　　关西流民入蜀，发生战争，巴蜀人数万家十余万人避乱流入荆湘二州。流民被当地豪强侵夺，聚众自卫。荆州刺史王澄杀流民八千余人。湘州刺史荀眺谋尽杀流民。流民被迫反抗，推杜弢为首领，攻据长沙。三一五年，被晋将陶侃击败，杜弢军溃散。

　　三○六年，并州饥荒，又被刘渊攻掠，并州刺史司马腾率诸将及吏民万余人到冀州求食，号为乞活。乞活分成许多部，各有首领称将或称帅，专事掠夺，被称为“乞活贼。”其中如田湮（音因vTn）所部多至五万人。

　　三○七年，苟晞（音希xī）为青州刺史，每天杀人，企图立威，州人称为屠伯。流民五六万人推魏植为首领，反抗苟晞。

　　上述大群流民以外，《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卖人为奴婢），奔迸流移，不可胜数”，这就是说，盲目逃命的小流民群是数不清的。事实上流移并不能兔于死亡，特别是三一○年，整个黄河流域遭受大蝗灾，草茎树叶甚至牛马毛都被吃光，接着发生大瘟疫，在广大地区上，逃也无可逃了。饿死、疫死以及被杀死的人，“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不再似人间世界。这种形势，很可以爆发出大的农民起义，但除了李特率领的入蜀流民是农民起义，其余如杜强率领的巴蜀流民，还想“守善自卫”（杜弦《与晋南平太守应詹书》），不曾发展为联合当地农民积极向晋统治者进攻的起义军，至于北方流民大都加入八王和刘渊、石勒、王弥等人所发动的战乱中，丧失农民起义的独立性质，只能在野心家利用下，增加农民自身的灾祸。

　　东汉末年大战乱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剧减，北边和西北边诸州郡地旷人稀，急需补充人力，汉魏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对游牧族人的入境居住是宽容的，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则是极残酷的；入居诸族对游牧生活改进为农业定居生活，并吸收汉族文化是乐意的，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则是难以忍受的。入居诸族所受痛苦比汉族人民更为严重。到了晋惠帝时，严重到无以复加了。八王之乱起，汉族人民还来不及从流亡发展为起义的时候，入境诸族以匈奴族刘姓贵族为首，发动了反晋战争。这样，战争的性质成为各族统治阶级间的争夺战，各族人民被利用来加强他们的争夺战，结果是历史走的不是由农民战争取得统一的道路，而是长期分裂割据的道路。

　　魏晋时期游牧族分布在国境内的情形大致如下：

　　一 匈奴族

　　公元前五二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所部五千余落来降。公元五○年，东汉光武帝使单于入居西河郡美稷县（美稷西晋时改名左国城，山西离石县东北）。匈奴人为汉守边，分散在沿边各郡县，与汉人杂处，受汉官统治，并得免纳赋税的待遇。此后户口繁殖，二一六年，曹操分匈奴人为左右南北中五部。立呼韩邪子孙（魏时改姓刘）为部帅，使右贤玉去卑居平阳（山西临汾县），监护五部。晋武帝改部帅为都尉。左部所统约万余落居兹氏县（山西汾阳县），右部约六千余落居祁县（山西祁县），南部约三千余落居蒲于县（山西祁县），北部约四千余落居新兴县（山西忻县），中部约六千余落居大陵县（山西文水县）。刘姓所统匈奴人不下三万户。再加其他内附的匈奴部落，总数当有数十万人。

　　入塞匈奴凡十九种，每种自有部落，不相混杂。其中屠各族最为豪贵，得统率诸种。刘姓是屠各种中最贵的一姓，还有呼衍、卜、兰、乔四贵姓为刘姓辅佐。虽然匈奴人与汉人杂处，从事农业，已经是晋的臣民，但刘姓为首的贵姓，仍拥有传统的声威，号召力很大，并有现成的五部组织，可以迅速变成军事组织。刘渊首先起兵反晋，是很自然的。

　　匈奴人居塞内日久，接受汉文化也日深，匈奴人都改用汉姓，并采用汉语。刘渊师事上党儒生崔游，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诸子书，文学武事，无不精通。刘渊的儿子刘聪，通经史诸子书，工草书隶书，尤善作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渊的侄于刘耀好读书，尤好读兵书。刘渊的从祖刘宣是名儒孙炎的学生。陈元达少年时孤贫，亲自种地，兼读诗书。卜珝（音许xǔ）好谈《易》，与郭噗为友。李景年家孤贫，为人牧羊，刻苦读书。乔智明居父母丧，哀毁过礼。这些都说明贵族出身的匈奴人文化已达到晋士族的水平，但社会地位却比晋中下级士族还低些，仕进的希望是没有的。一般匈奴人给晋地主家作田客，有些地主役使匈奴田客多至数千人。匈奴失意的贵族和被奴役的劳苦群众结合起来，成为一支反晋的主力军。

　　二 羯族

　　羯族人高鼻深目多须，是入塞匈奴十九种中羌渠种的后裔，散居在上党郡。石勒就是上党郡武乡县（山西武乡县）羯人。羯人汉化较浅；不识文字，姓用汉姓，名仍用本族名，如石勒父姓周名易朱。羯人与汉人杂居，受汉族地主奴役。以石勒为例，可以类推羯人的一般生活，石勒家世代做部落小帅，算是一家小贵族。石勒十四岁跟本邑商人到洛阳贩卖货物。后来代父当小帅，在商人郭敬、地主宁驱家作田客，出力为主人耕种。晋惠帝未年，并州荒乱，石勒和本族人出外逃生，穷极无法又回来依靠宁驱。晋官吏想缚石勒去出卖，赖宁驱保护得兔。石勒出外求食，路上遇到郭敬，哭拜诉说自己饥寒没有生路，郭敬给他食物和衣服。石勒对郭敬说，现在羯人饥饿极了，可以诱骗他们去冀州（河北省南部）求食，到了那里，把他们出卖，你得身价钱，羯人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石勒想牺牲别人，自己分些利益，固然是阴险的想法，但也说明当时羯人实在穷苦到极点。郭敬很同意他的献计，不料并州刺史司马腾大规模地实行了这个计谋。司马腾派兵大捉诸胡人，两人一枷，押到冀州去出卖，石勒也被捉去，卖给在乎县（山东在平县）地主师欢家为耕奴，石勒时年二十余岁，善骑射，勇健而有谋略，师欢怕他鼓动家中诸耕奴反抗，把他释放了。石勒没有饿死，后来还获得释放，这种遭遇比一般羯人好些，但已是何等惨苦的遭遇。

　　三 鲜卑族

　　东胡鲜卑族世居辽东辽西塞外，东汉桓帝时，檀石槐建立起一个大国。檀石槐死后，部众离散。魏晋时，诸部大人中字文氏、慕容氏、拓跋氏相继兴起。字文部居辽东塞外，大人邱不勤曾娶魏文帝女为妻，魏时字文部最为强盛。慕容部兴起后，字文部和慕容部进行了多次的战争，终于被慕容部击败，部众五万余落归降慕容部。慕容部在字文部西，魏初，入居辽西郡。大人莫护跋从司马懿攻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氏，因功封率义王，开始建立国家。莫护跋的孙子慕容涉归迁居辽东。晋武帝给涉归子慕容廆（音委Wěi）鲜卑都督名号，迁居大棘城（辽宁义县西北），吸收大批晋士族和流民，经济文化部达到汉族的水平。拓跋部居并州塞外，完全是游牧部落，文化最落后，西晋未大乱，始进入并州。字文部言语与鲜卑语略异，剪发，留顶上一部，打成发辫与拓跋部相同，因此字文拓跋两部被称为索头或索虏。慕容部人皮肤洁白，晋士族多买慕容部妇女作婢妾。东晋明帝母荀氏是慕容部人，晋明帝须发黄色。慕容部被称为白虏或自贼。曹魏时邓艾收容鲜卑数万人，使居陇西（治襄武，甘肃陇西县西南）等郡，与汉人杂处，称为陇西鲜卑，大概因皮肤白色，又称为白部鲜卑。

　　四 氏族

　　氏是一向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旧族。魏晋时，氏人散居扶风（治池阳，陕西径阳县西北）、始平（陕西兴平县东南）、京兆（陕西西安）等地，加速了汉文化的吸收，汉语成了通用的语言。酋长苻洪的孙子荷坚，八岁便请求从师，荷洪很喜欢，说：我十三岁才从师读书，大家还说我早慧速成，现在你八岁就知道求学，太好了！氏族酋长重视文化，后来荷坚统治黄河流域，对儒学佛学都予以提倡。

　　五 羌族

　　羌也是一向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旧族。东汉以来，散居关中诸郡，与汉族人杂处，过着农业定居生活，人口逐渐增加。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氏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氏羌不象匈奴、鲜卑那样强悍，被汉族地主看作微弱人，肆意压迫。长期处于穷困无告的氏羌，对汉族地主恨入骨髓，但由于接触汉文化较久，起兵反晋后，所表现的破坏性比匈奴轻得多。

　　匈奴、羯、慕容鲜卑、氏、羌都是居住在当时国境内的少数族，与汉族同是中国人。以江统《徙戎论》为代表的一些议论，承认晋统治者虐待他们，必然要引起他们的反抗，也承认军备空虚，平阳上党的匈奴骑兵三天内可以到达洛阳附近，可是，决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的一部分。这些议论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主张用兵威驱逐他们出国境。所谓徙戎，就是迫使少数族人民流离死亡。晋统治阶级不论主张徙戎与否，对少数族的极端歧视是一致的。因之少数族人民对晋统治阶级发生极端怨恨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晋统治阶级以所谓“非我族类”来掩饰残酷的阶级压迫，各少数族的豪酋也以所谓“非我族类”来欺骗本族人民，结果各族间的相互仇杀，代替了农民起义，黄河流域遭受比东汉末年更严重的大破坏。

　　晋武帝为取得高级士族的拥护，允许中正官任意定品，禁止受屈的人申诉。那些没有势力的士族，称为寒门或后门，即使有才能，也要被评为下品，永无富贵的希望。这种失意士人对高级士族怀着极深的仇恨，寻找报怨的机会。中下级士族一部分投靠诸王，助诸王争夺权利。如孙秀助司马伦作乱，杀了潘岳石崇张华裴頠等人，并且还灭他们的三族，和这些人有亲友关系的官员也一概兔官斥逐。依附司马伦的士人都做了高官。八王混战，忽胜忽败，没有一个能确实掌握中央政权，高级士族虽然受到很大的杀伤，但朝廷大官终究还是在以王衍为首的高级士族手中，中下级士族只能杀人泄忿，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劣势。另一部分投靠少数族豪酋，其中有些是为避乱，多数是为帮助他们反晋。晋武帝太康未年，命刘渊为北部都尉。刘渊轻财好施，招纳党徒，“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所谓名儒、秀士，就是那些失意的士人，不仅井州的士人来投，连幽冀两州的士人也来了，他们对晋朝廷自然是怀有敌意的。晋惠帝初年，鲜卑拓跋部酋长倚伍（音拖tao）、椅卢击破塞外匈奴、乌桓诸部，声势颇大，代郡士人卫操、箕滔等出塞投拓跋部，助猗招纳晋人，建立国家。其余慕容廆、石勒等人建国，都得到晋中下级士族的帮助。高级士族正在高谈虚无，尽情纵欲，中下级士族却在借少数族豪酋之手，挥动屠刀，石勒的谋土张宾终于把以王衍为首的高级士族几乎全部杀尽。

　　高级士族独占西晋朝政权，晋惠帝时，司马氏集团内部首先破裂，出现贾氏灭杨氏、八王混战的局面，统治机构解体了。黑暗的政治压迫，残酷的经济剥削，迫使大量农民四散流亡，社会的基石崩坏了。司马氏集团压迫少数族，少数族豪酋利用本族人的困苦无告，发动种族战争，压迫汉族人民，这当然得不到汉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因而只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短期国家。晋高级士族压迫中下级士族，这些失意士人怀着愤恨的心情和求取富贵的愿望投靠少数族豪酋，助长了豪酋们的破坏力量。西晋司马氏集团的腐朽和内乱，加上少数族豪酋与失意士人的报复和破坏，黄河流域长期陷入阴惨恐怖的绝境中，汉族人民固然受到无限的灾祸，少数族人民也同样做了本族豪酋的牺牲品。

　　少数族人民推翻西晋统治的愿望是正义的，表现为行动却是野蛮性的。这种野蛮性表现的强弱，和少数族豪酋及汉族失意士人野心的大小成正比例，所以社会遭受大破坏，应该由西晋统治者和这些野心家负主要责任。

　　下面按照破坏的不同程度，分黄河流域的混乱状态为三期。凉州的前凉，蜀地的成国，性质与其他割据者不同，另作说明。

　　第一期 三○四年——三五二年

　　在这一期里，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破坏者是刘渊的汉国（三○四年——三一八年），刘曜的前赵国（三一八年——三二九年），石勒的后赵国（三一九年——三五○年），冉闵的魏国（三五○年——三五二年）。

　　汉——晋武帝时，刘渊为匈奴左部都尉。三○四年，刘渊起兵据左国城（山西离石县），自称汉王。刘渊首先建立以反晋为号召的汉国，一些势力孤弱，在黄河下游一带被晋兵击败的石勒、王弥等军都来降附。刘渊得到这些降军，声势渐盛，遣刘聪等十将据太行山，石勒等十将攻掠河北各州郡，刘曜、王弥等攻掠河南各州郡，三○年，自称皇帝，建都平阳（山西临汾县）。三○九年，晋八王中最后的一个东海王司马越，正在大杀晋怀帝的亲信大臣，斥逐保卫皇宫的武官，形成司马越与晋朝官间尖锐的对立。晋将军朱诞恨司马越，叛降刘渊，劝出兵攻洛阳。刘渊遣刘景、朱诞等往攻洛阳，在延津（河南延津县）击败晋兵，杀死晋民男女三万余人。刘景的官号是灭晋大将军，晋民憎恨晋朝廷，但并不愿意凶暴的匈奴人来灭它，沿途攻击刘景军，虽然被屠杀，却使刘渊畏惧不敢再让刘景进兵。就在这一年，刘渊两次大举进攻洛阳，都被晋守军击败。特别是第二次进攻，刘渊倾全国兵力，令第四子刘聪，同族人刘曜、刘景和晋人王弥等率精骑五万人为前军，呼延翼率步兵骑兵为后继，乘晋朝廷不备，突然袭击洛阳。晋将贾凤等率勇士千余人夜攻刘聪军，刘聪军溃散。呼延翼被部下杀死，兵士溃散还家乡。刘聪无法取胜，亲自到嵩岳山祈祷，令刘厉等留守大营。司马越令部将孙海等率精兵三千人出击，大败刘聪军，号称平晋将军的刘厉投水自杀。刘渊只好召还刘聪军。因为王弥是个汉族人，又出身晋高级士族，刘渊令王弥留在河南地区。王弥鼓动流民烧城邑杀晋官，响应自己，在保卫洛阳的乞活帅李恽等军追击下，也大败逃还平阳。刘渊两次进攻洛阳，都被晋军击败，按兵力说，刘渊军较强，可是刘渊的军队，很大的一部分是被迫作战的汉族人，当晋军认真进攻时，他们便溃散了。另方面，晋民为了反对刘渊的野蛮统治，宁愿支援晋朝廷。晋两次保卫洛阳，都用少数兵力战胜强敌，刘渊的谋士鲜于修之所说“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就是指晋民气说的。司马越为首的一群文武官，根本不知道民气还可以利用，却专心互相怨恨仇杀，内部人心离散，不可收拾。随着愈益分裂，力量也就愈益削弱，三一一年，洛阳终于被刘曜攻陷。

　　三一○年，刘渊死。不久，刘聪做了汉皇帝，令刘粲、王弥、刘曜率兵四万攻掠河南各州郡，使洛阳孤立。司马越被朝官们反对，率精兵四万出屯在项（河南项城县），令王衍率领贵官名士，随军同行，让乞活帅李挥等留守洛阳并监视晋怀帝。李挥纵兵士劫掠，洛阳大乱。三一一年，晋怀帝下诏，令苟晞攻司马越，双方又引起一次仇杀。司马越病死，众推王衍为首领。李恽等以奔丧为名，带着大批王公官吏逃出洛阳。王衍等护司马越柩回东海国（江苏东海县），正走到宁平城（河南鹿邑县西南），被石勒军包围。石勒军骑兵四面冲击，杀死王衍所率十余万人。王公大臣被俘求免死，王衍向石勒献媚，劝石勒做皇帝。这群无耻的懦夫，当夜全部被处死。石勒又击溃李浑军，杀死随军的晋宗室四十八个王和官吏们。刘聪令呼延晏率兵二万七千会合刘曜、王弥、石勒等军攻洛阳。呼延晏军先到，晋守军前后十二败，死三万余人。王弥刘曜两军来会，攻陷洛阳城，俘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纵兵大掠，烧宫庙官府民房，东汉末董卓烧毁洛阳后，魏晋两朝经营将近百年的洛阳，又一次化为灰烬。

　　关中自晋惠帝时起，屡遭战祸，人民流亡，土地荒芜。三一一年，刘耀攻陷长安。当时关中连年饥荒，尸骨遍地，生存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二。三一二年，晋军击刘曜，刘曜掳走关中遗民八万余口，放弃长安。晋军在长安拥立晋愍帝。三一六年，刘曜攻陷长安，西晋残留下来的一些文武官，全被俘获，晋愍帝继晋怀帝做了降帝。他们都想投降求苟活，结果是受尽耻辱以后，在第二年都被杀死。

　　汉国推翻了西晋朝，西晋统治集团基本上消灭了。他们是自食其恶果，被消灭毫不足惜，可是无数农民也同样食了他们所造的恶果。农民自东汉未遭受大战乱以来，厌恶战乱，希望在西晋的统一国家内获得休息，因此给西晋统治集团以最大的容忍，这个容忍却给自己带来了恶果。

　　三一八年，刘聪死，刘粲继位。靳准杀刘粲，自称汉大王。刘曜自称皇帝，攻靳准，石勒攻汉国都平阳，掳去巴氏、羌人七万余落（户）。靳准死，石勒攻入平阳，靳明率平阳士女一万五千人投奔刘曜。石勒烧宫室，刘渊刘聪积贮掠获物的平阳城毁灭了。三一九年，刘曜建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前赵）。石勒自称赵王（后赵），建都襄国（河北邢台县）。石勒占地比刘曜多，兵力也较强盛，从此刘曜石勒二人的交战成为主要的战乱。

　　西晋覆灭后，汉族与非汉族间的界限愈益显著，汉族认继承西晋朝的东晋是自己的朝廷，就是非汉族的豪酋也不敢否认南方朝廷是华夏正统。这种建立在南方的各朝，一直到隋统一，始终享有正统的威望，为居住北方的汉族所向往。当刘渊起兵反晋时，说得很明白。刘渊说，推翻混乱的晋朝并不困难，但汉族人未必肯同我一起干，必须取得民望，才能成大事。刘渊宣告匈奴刘氏是两汉刘氏的外甥，立汉国继承两汉，祭汉高祖以下三祖（汉高帝、汉光武帝、汉昭烈帝）、五宗（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汉章帝）为自己的祖宗，不祭匈奴单于。他这样做，自然是想减轻汉族人的反对，可是刘渊势力在关东地区（黄河下游）的活动，主要还是依靠晋士族的野心家王弥。刘渊当作根据地的并州南部，也受到刘琨的严重威胁。三○六年，并州刺史司马腾逃走，并州余户不满二万，刘垠继任为并州刺史，募得战士千余人，进据晋阳（并州州治，山西太原市），流亡的汉族人纷纷来归，连刘渊部下的非汉族人也有一万多落来归附。刘琨是晋朝的忠臣，又是腐朽的高级士族。他的声望招来了许多流亡人，他的腐朽统治，迫使来归的流亡人再逃走作流亡人。虽然如此，他在汉族人支持下，加上鲜卑拓跋部的武力援助，以晋阳为根据地（三一二年，自晋阳徙治阳曲），与刘渊刘聪对峙交战，牵制住汉国不少的兵力。这一事例说明汉族不愿受非汉族的统治，潜伏着强烈的反抗力量。刘渊刘聪占据并州一部分土地也并不稳固。刘琨昏淫无道，内部分裂，三一八年，阳曲被石勒攻陷，刘琨投奔占据幽州的鲜卑段部酋长段匹碑。段匹��拥护晋朝，尊信刘琨。刘琨的儿子刘群阴谋夺幽州，段匹��杀刘琨。刘琨被杀，引起汉族人和一些非汉族人的不满，段匹��只好放弃幽州，投奔晋乐陵（治厌次，山东惠民县）太守邵续。这又说明汉族人对刘琨那种腐朽人也还是爱戴的，因为他始终坚持对汉国斗争。其他事例还不少。如三一七年，东晋元帝封鲜卑慕容廆官号，慕容厦不受，鲁昌劝慕容廆说，明公（指慕容廆）雄据一方，但还有许多鲜卑部不肯服从，因为明公的官号不是王命的缘故。高诩也劝慕容廆说，现在晋朝虽然衰微，但人心还是归附它。如果接受封爵，奉王命征伐诸部，名正言顺，谁敢反抗。慕容廆听从这些谋士的话，向东晋称臣，果然得到好处。三一八年，段叔军劝段匹��杀刘琨，说，我们不过是些胡夷，汉族人受我们统治，只是因为怕我段部的武力，现在段部内部不和，如果有人奉刘琨起事，我段部就完了。三一八年，靳准杀刘粲后，对胡嵩说，从古没有胡人做中国皇帝的，现在请你带传国玺（汉国破洛阳时取得晋传国玺）回东晋。三一九年，慕容廆劝高瞻投降，说，晋朝丧乱，我要和诸君共除祸难，扶助帝室。你是中原大姓，定有同感，为什么把华夷的界限分得那样清楚，不肯和我合作呢！高瞻还是不投降，慕容廆也不敢杀他。这都说明北方汉族人民虽然亡了国，但并不顺从非汉族的统治者，他们的心是向往南方汉族朝廷的。了解了这一点，才能了解十六国、南北朝长期分裂后，终归全国统一的主要原因。

　　刘曜知道反晋的号召已经失去意义，刘渊刘聪祭两汉三祖五宗也不能欺骗汉族人，灭靳准后，改国号为赵，改祭冒顿单于、刘渊为祖宗。石勒禁人说胡字，号胡人为国人，建立以羯人为首的胡人国。三二五年，刘曜石勒两军在洛阳大战，刘曜军驻金谷，夜中无故大惊，士卒溃散，刘曜退到渑池，夜中又惊溃，刘曜退回长安。石勒军击败刘曜部将刘岳军，俘氏羌三千余人，坑死士卒九千余人，又攻破占据并州（并州属石勒）投降刘曜的叛将王腾，坑死士卒七千余人。石勒得氏羌人不杀，可以想见被坑死的士卒多是汉族和匈奴族人。刘曜军两次惊溃，也可以推想多是汉族人。刘曜败后，想学石勒的方法，封爱子刘胤为大单于，立单于台，自最高官左右贤王以下，全用匈奴、羯、鲜卑、氏、羌的豪酋，建立起以匈奴人为首的胡人国。三二八年，刘曜石勒两军在洛阳大战，刘曜大败被擒，士卒死五万余人。三二九年，石勒灭刘曜前赵国，杀刘曜子刘熙刘胤及王公将校以下三千余人，坑死屠各种人五千余人，刘渊借以起兵的屠各种人几乎被石勒杀尽了。

　　后赵——石勒是受尽苦难的羯族小帅和农民。因为他受尽苦难，养成了强烈的破坏性和报复性，也养成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他对晋高级士族仇恨极深，凡俘获二千石以上晋官，除去几个不贪污的人，其余全部杀死。他攻入城池，烧杀劫掠尽量破坏，俘获敌军，常坑死数千数万人。他不识文字，叫人读《左传》、《史记》、《汉书》，听了能懂得书中大意并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常常表现出他的才能。他不象刘渊那样有五部匈奴作凭借，他只是凭借自己的凶悍和机智从战争中逐渐壮大起来，一直到暂时统一中国的北部（东北的燕除外）。

　　石勒在师欢家为奴，释免后，给人家当庸工，又彼乱军捉获。石勒设法逃走，因为没有生路可走，约集王阳等八骑为劫盗。后来又得呼延莫等十骑，号称十八骑。石勒以十八骑为骨干，招集山野亡命之徒，成立一支凶悍的军队。三○七年，从大盗汲桑等攻破娜城，杀晋新蔡王司马腾，烧邺城宫室，杀士族和居民万余人，掳掠妇女珍宝无数，东汉未曹操建都的名城，被石勒等人破坏得干净。司马越攻邺，汲桑石勒战败，石勒投降刘渊，成为刘渊部下的一个大将。

　　三○八年，石勒攻掠冀州各郡县，有兵五六万人。三○九年，石勒攻陷冀州各郡县的壁垒百余个，兵增至十余万人。这时候，石勒开始有些政治性的措施。以失意士人张宾为谋主，又招集低级士族，别立一营，号称君子营。刘渊也招引失意士人，但用人主要是用匈奴贵族，石勒用人主要是用这些失意士人。他们痛恨西晋统治集团，自然要为石勒尽力。石勒的善战加上张宾这群人的智谋，在当时成为一个无故的力量。

　　三一一年，石勒消灭王衍所率司马越军，又杀死汉国大将王弥。王弥是石勒的劲敌，王弥军被吞并，阻止了汉国在黄河下游的活动。西晋遗留下的重镇还有幽州王浚、并州刘琨。三一四年，石勒杀王浚。三一八年，石勒攻走刘琨，西晋朝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全部被消灭。同年，石勒灭靳准，夺取平阳，对刘曜断绝君臣关系，说，称王称帝，凭我自己，何必要你刘曜来封。三一九年，石勒自称赵王。三二八年，石勒杀刘曜，灭赵国。三三○年，石勒称皇帝。后赵与东晋以淮水为界，初次形成南北对峙的形势。三三三年，石勒死。石勒自己评价说，我要是遇到汉高帝，该当做他的臣属，要是遇到汉光武，我和他并驱中原，不知谁胜谁败，我是在二刘之间的人物。曹操司马懿从孤儿寡妇手里取天下，不是大丈夫行事，我不能那样子。他有意学汉高帝，在政治措施上有些也效法西汉。他出身揭族，对汉族是压迫的，他出身穷苦农民，对农民的痛苦多少是知道的，因之汉族人民在石勒统治下，比在汉国要好一些。

　　石勒在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政治制度。三一二年，从张宾计，建都襄国。三一三年，立太学，选士人为教师，选将佐的子弟三百人入大学读书。定租赋，令州郡官查实户口，每户出帛二匹，谷二斜。三一九年，石勒以所据河内（治怀县，河南沁阳县）等二十四郡为赵国，有民户二十九万。删简律令，选择重要条款，造《辛亥制度》共五千字。任用续咸为律学祭酒，管理狱讼。任用支雄、王阳（八骑中人）为门臣祭酒，专管胡人的狱讼。任用裴宪等为经学祭酒，任播等为史学祭酒。任张宾为大执法，总管朝政。遣使官巡行州郡，督促农桑生产。石勒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特别重视士族，三二○年，下令诸将帅，此后俘获士人，不得杀死，一定要送到襄国来。石虎出兵作战，获得做过西晋椽属小官吏以上的低级士族三百家，送到襄国，石勒设公族大夫专管这些士人。石勒修改魏晋以来九品官人法，令群臣及州郡官每年保荐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各一人，令张宾管理选举，品定这些被保荐的人，给他们官做。石勒所立学校，有大学一所，小学十余所。三二四年，亲到大小学考试诸学生，按经学程度的高低各给赏赐。三二○年，用经学考试秀才、至孝，作为评定九品的标准。三二九年，石勒巡行冀州诸郡，引见高年、孝弟、力田、文学之士，赏给谷帛。三三一年，令群臣保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考试及格，分三等给官职。三三三年，就是石勒死的一年，还令各郡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各一人，学生一百五十人。石勒提倡经学，重视士族，在他的政治措施里最为突出。他利用低级士族与高级间的矛盾，大量杀死高级士族，借以取得低级士族的拥护。他奖励清廉，严刑惩罚贪污的官吏，惜以缓和汉族农民的反抗。这一点，石勒比起西晋和东晋的腐朽统治来，显得有些新气象。

　　石勒当作工具来使用的不仅是经学，而且还提倡佛教。天竺僧佛图澄于三一○年到洛阳，自称已四百余岁，能听铃声知吉凶，想在洛阳建立佛寺。这时候浴阳快要陷落，连昏愚的司马越也知道不吉，逃出城去，佛图澄还想立寺，这叫做能预知吉凶么！刘曜攻破洛阳，佛图澄潜伏荒野中观看风势。大将郭黑略（十八骑之一）奉佛教，三一一年，佛图澄投奔郭黑略。郭黑略使佛图澄见石勒。佛图澄对石勒玩了一套魔术，石勒觉得可以用来欺骗将士，鼓励斗志，表示尊信。因此，石勒军中不论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来奉事。佛图澄又给将士们治病，信徒愈众。石勒屡次试验佛图澄的法术，大概得到郭黑略等信徒的预先密报，佛图澄都显示出确能先知，石勒真正信服了。三一二年，石勒大兴佛事，建立寺庙，把儿子们送到佛寺里抚养，石勒亲自拜佛发愿，求佛保佑儿子们。石勒死后，儿子都被石虎杀死，佛图澄得到石虎更大的尊敬。

　　石勒提倡经学和佛教，但并不能消除汉族与非汉族间的矛盾。石勒严禁人说胡字，有一天，一个醉人骑马突入石勒宫门。石勒大怒，召管门官斥责说，刚才跑马入门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放他走。管门官害怕，忘了忌讳，答道，刚才有个醉胡跑马进来，阻止他不了。俗话说：和胡人难说话。我一个小官怎能阻止他。石勒笑道，胡人正是难和他说话。管门官免罪，也不追究那个犯门禁的醉胡。石勒任用樊坦做地方官。樊坦进见，衣冠破烂。石勒惊问，你为什么穷到这样。樊坦忘了禁令，答说，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石勒笑说，羯贼如此劫掠，我替他们赔偿。樊坦想起禁令，连连叩头求饶。石勒说，我禁的是普通人，你们老书生除外。石勒立门禁，胡人犯禁得免罪；禁止胡人欺压士族，胡人劫掠士族得免罪。胡人仗势横行，可以想见普通汉族人受欺压的严重。后赵称羯族人为国人，称汉族人为汉人。后赵的文武官，除了石氏一家人，其余多是汉人。作为统治族的国人有权欺压汉人，所以石勒虽然收罗士族，但还不能和士族真正结合在一起。

　　石虎是石勒的侄子，石勒死，石虎夺取了后赵国政权。石虎性同野兽，比石勒残暴得多。三三五年，石虎迁都邺，大造宫室，昼夜荒淫，穷奢极侈，人民的脂膏被石虎剥削得干净，饿死了十之六七。石虎似乎也感到危险，一方面亲自执掌军事和刑法，一方面加强对高级士族和佛教的依靠。三三六年，下令恢复西晋九品官人旧制，有权势的人家，儿童多得好官，没有权势，即使有才德也被摈斥。这样，士族又出现了高级低级问的矛盾，石虎得到高级士族的支持，却招致低级士族的怨恨。石虎尊奉佛图澄，人民为逃避赋役，投奔佛寺，削发出家。东汉和曹魏只许胡僧在都邑立寺庙，汉人一概不得建寺出家。西晋时偶有汉人出家，为数极少。

　　三三八年，石虎下令，准许汉人不论贫富和社会地位，都可以出家为僧。士族有免徭役兵役作官吏的权利，僧徒不得作官吏但可以免徭役、兵役和租税，贫民被暴政驱迫，纷纷出家，寺庙主成为出家贫民的剥削者和统治者，在与世俗君主的关系上，成为对贫民的瓜分者和争夺者。贫民出家得享受士族权利的一半，因此宁愿给寺庙主充当奴役。从此佛教盛行，在荫庇民户的豪族大姓坞主壁帅一类封建主以外，又新添了一类性质相同的寺庙主。石虎失去这些贫民，自然要加紧对在家贫民的敲剥。汉族人民受尽石虎暴政和国人欺压的痛苦，与后赵统治者间的矛盾达到了最高点。

　　三四九年，石虎死。次年，石虎养子汉族人冉闵灭后赵，下令道，和我同心的人留在城（邺）内，不同心的人任便出城。周围百里内汉族人全数入城，羯人纷纷出城。冉闵杀了石氏一家人，知道羯人是不同心的，下令杀羯人，不论男女老少，无人得免，一天内就杀死数万人。前后共杀二十余万人。有些人仅仅因为鼻子高些胡须多些，也被当作羯人杀死。冉闵的行动是野蛮的，但石勒石虎利用国人欺压汉人，这次大惨杀的酿成也是势所难免的。自刘渊起兵以来，汉族人与非汉族人进行斗争，总是匈奴人羯人占优势，冉闵这一野蛮行动，爆发了将近五十年中汉族人对匈奴人羯人的积忿，也引起了无以复加的大破坏，汉族和非汉族人民在这个大破坏中不知损失了多少生命。

　　魏——后赵大官四十八人推冉闵称帝，国号魏。冉闵惨杀非汉族人，当然要引起猛烈的反抗。石虎庶子石抵据襄国称帝，非汉族人的州郡官和武将们都响应石祇。冉闵遣使人告东晋朝廷说，胡人作乱中原，现在诛灭了，请派兵来共同讨伐，扫清残余。东晋朝廷正在防止桓温篡夺，不许恒温出兵经略中原。冉闵率孤军和石祇大战。三五一年，石祇联合鲜卑慕容隽（前燕）、羌姚戈仲（后秦）夹击冉闵，冉闵大败，文武官及士卒死亡十余万人。冉闵所属徐州、豫州、兖州及洛阳守将降晋，东晋势力又回到北方。当时冉闵军与羌胡军互攻，没有一个月的停战，历来迁徒到冀州的汉人和氏羌胡蛮人，不下数百万，苦于战祸，各还本乡，路上互相杀掠，饥疫死亡，能到达本乡的不过十中二三，平原上只有尸骸，看不见耕者，生产几乎完全停止。冉闵尽力作战，杀石祇。三五二年，冉闵攻破襄国。慕容隽夺取幽州，进军至冀州，冉闵率精骑出击，十战十胜，后来陷入鲜卑大军重围中，冉闵战败被擒。

　　慕容隽杀冉闵，灭魏国，适逢大旱和蝗灾，慕容隽害怕，祭冉闵，》諡为武悼天王。冉闵逞勇残杀，立国三年，死人无数，失败是必然的。但是，他的野蛮行动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慕容隽致祭赠諡，正是害怕汉族人给予冉闵的同情心。冉闵恃勇出击慕容隽时，不少人预料必败，大臣刘茂等人说，我主这次出去，一定不能回来了，我们岂可坐等敌人来戮辱，刘茂等人都自杀。邺都被攻破，大臣王简等人也都自杀。秦汉魏晋从来没有亡国后自杀的大臣，因亡国而自杀，是从冉闵的魏国开始的，这也说明汉族与非汉族间斗争的极端尖锐。

　　第二期 三五二年——三八三年

　　在这一期里，中原地区相继为前燕前秦两国占据。两国看到匈奴人揭人的覆没，对汉族人的压迫不敢再那样露骨，战争也减少了，疲惫已极的汉族农民得到短期的休息，比起第一期来，黄河流域多少安静了一些。

　　前燕——鲜卑慕容部酋长慕容魔受晋官爵，算是晋的藩属国。西晋末年，中国大乱，士族和各州郡流民逃到辽河流域避难，前后数万家。慕容廆用士族裴巍等人为辅佐，建立起完全汉化的鲜卑国，三三三年，慕容廆死，子慕容铣继位。三三七年，慕容皝自称燕王，名义上仍尊奉东晋朝。三四二年，慕容皝屡次战胜，扩大占领地，迁都龙城（辽宁朝阳县），成为东北方强大的国家。流民户数已近十万户，比土著多十余倍，比慕容部鲜卑人自然更多。流民中十有三四得不到耕地，三四五年，慕容皝规定贫家借官牛耕官地，产物官收八分，耕者得二分；用私牛耕官地，官收七分，耕者得三分。经封裕切谏，改行魏晋旧制（官私六四分、对半分），燕国政治在当时是较好的。三四八年，慕容皝死，子慕容隽继位。三四九年，慕容隽起兵攻后赵，夺得幽州，迁都蓟（今天津市蓟县）。三五二年，杀冉闵。三五三年，慕容隽自称皇帝。东晋使臣来见，慕容隽对晋使臣说，你回去告诉你的皇帝，我为中国人所推戴，已经做皇帝了。三五七年，慕容隽迁都邺，攻取河南州郡，并准备进攻东晋，下令检查户口，每户留一丁，其余都充当兵士，想凑成一百五十万人的大军。三五九年，州郡征发的兵士到邺集中，城中大乱，不是白天，路上不敢行人。这种大违民心的乌合军队，如果攻晋，必然溃散。慕容隽恰在这时候死去，他的野心未能实现。三六○年，慕容继位，贵族争权内乱，前燕已经到了灭亡的边沿。

　　三六九年，东晋桓温率步骑五万人攻燕。燕兵屡败，晋军威大振，进到枋头（河南浚县西南）。慕容想逃回龙城，可是桓温并不是灭燕的人物。早在三四七年，桓温攻灭成汉，朝廷得蜀地，桓温得声名，双方开始相猜忌。当时东晋已极哀微，桓温在高级士族中才干和威望都很高，手握重兵，坐镇荆州，一心想推翻东晋朝自做皇帝。东晋朝廷用声名很大才干毫无的清谈家殷浩来对抗桓温，惟恐桓温立功，坚决阻止他北伐。石虎死后，桓温要求出兵，朝廷不许，却派一个无能的诸裒率兵三万从东路北上，进驻彭城（江苏铜山县）。汉族人扶着老人，背着婴孩，成群来归附。东晋军三千人被后赵军击败，朝廷便召还褚裒。河北汉族人二十万口，渡河来归，东晋军已退，大遭后赵军的杀害。东晋朝廷不让桓温从西路并进，褚哀小败即召回，都是因为怕桓温得势。三五一年，冉闵战败，冉闵所属徐豫兖洛阳守将降晋，这时候派大军东西并进是有利的，桓温屡次要求出兵，朝廷屡次不许，却让殷浩从东路出兵。三五三年，殷浩被降将羌族酋长姚襄袭击，大败逃回。殷浩败后，桓温声势更大，取得扬州牧官号。扬州荆州是东晋的东西两门，两门都被桓温掌握，东晋也到了灭亡的边沿。三六八年，朝廷给桓温特殊的待遇，位在诸侯王之上。按照惯例，第二步就是行禅让礼。桓温出兵伐燕，东晋朝廷不放松一切促使他失败的机会，借以阻止禅让；桓温深怕兵力耗损过多，又怕灭燕后朝廷派出许多州郡官，增强实力，妨碍禅让的实行。因此，拒绝郄超乘燕慌乱直攻邺城的建议，进军缓慢，希望不耗兵力，稳取全胜。桓温抱着不战而胜的作战方针，被燕军看破了。燕将慕容宙说，晋军不敢攻坚冲阵，却勇于追击败兵，可以设饵钓取它。慕容宙出二百骑兵挑战，不待交锋便逃退，晋军出追，陷入伏中，死了很多士兵。桓温虽然兵到枋头，心里却想着东晋建都的建康，眼看灭燕不是那么容易，粮道又被燕军截断，就下令退兵，路上被燕伏军前后夹击，桓温军大败，死三万余人。又被前秦救燕军邀击，桓温军死一万人。桓温收散兵退到山阳（江苏淮安县），把失败的罪过推到运粮官豫州刺史袁真身上，袁真受诬，投降慕容。桓温想不战而得全胜，结果是不战而得全败，灭燕机会就在东晋朝廷和桓温的互斗中消失了。

　　当桓温北伐时，慕容遣使向前秦苻坚求援。谋士王猛与苻坚密议，定计出兵救燕，俟桓温退去，乘机灭燕。慕容垂阻止慕容逃走，率兵击败桓温，是前燕唯一的支柱，以慕容评为首的贵族们忌慕容垂声名太大，阴谋杀死他。慕容垂被迫投奔前秦，前燕势力愈益削弱。三七○年，王猛率秦兵攻燕。慕容评率燕兵三十万人屯潞州（山西潞城县北），抵拒秦兵。王猛在阵上誓师，说：我王猛受国家厚恩，出将入相。今天同诸位深入敌境，大家都不要怕死，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共立大功，报答国家。上朝廷领明主的厚赏，回家里讨父母的喜欢，不是很好么！将士们听了誓言，踊跃大呼，奋勇进攻。燕兵大溃败，慕容评单骑逃回邮。王猛替氏族苻坚打鲜卑人慕容，还能说出一套鼓动军心的话来，桓温北伐，名义正大，却说不出一句民伐罪的话，他的失败真是可耻的失败。王猛乘胜追击，攻破邺城，俘获慕容，前燕国亡。苻坚灭前燕国，得郡一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六百六十九，人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这些数字都不免夸大，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见的，这就是非汉族人相继建立国家，边境外非汉族人大量迁入境内，给长期混战中消耗的人口作了一些补充。

　　前秦——氏族酋长苻洪拥众十余万，降附石虎。

　　 苻洪死，子苻健据关中，三五二年，称帝，国号秦，都长安。三五四年，殷浩因北伐失败，被桓温逼迫免官。桓温率步骑四万人攻秦。桓温虽然免除了殷浩的对抗，但并不能免除东晋朝廷的猜忌，率孤军深入秦地，希望提高威名，倒不一定想灭秦国。桓温军分几路前进，汉族人男女夹路欢迎，行军很顺利。苻健太子苻苌率主力军五万人来拒，桓温督将士力战，苻苌军大败。苻健率老弱兵六千人守长安，发全部精兵三万人作游军，牵制桓温军。这时候秦国快灭亡了，可是桓温到了灞水上（西安市东），就停止前进。关中郡县争先来归附，老年人看到桓温军，流泪说，想不到今天又看见官军。王猛来见桓温。桓温问，我到关中，地方上豪杰还没有人来看我，是什么缘故？王猛说，你不怕走几千里深入敌境，现在长安近在眼前，却不渡灞水去进攻，大家看不透你的心，所以不敢来见。桓温被王猛打中了不可告人的心事，答不出话来。苻健从石虎手里夺得长安，看到民心思晋，不肯归附，特派使人到东晋朝廷请封官爵。民众以为苻健归附晋朝，秦雍两州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接受苻健的统治。苻健骗得了民众，便自称皇帝，从此民心又失去了。桓温入关，民众到处欢迎，实际是欢迎象征汉族政权的晋朝，桓温如果灭苻健，按照灭成汉的经验，东晋朝廷派个大官来，坐镇关中，桓温是不能抗拒的。这样，桓温得到的是威名，朝廷得到的却是实力。朝廷东有扬州西有关中两个重镇，桓温拥有荆州重镇，和朝廷势力对比，从一比一变为一比二，自然对自己不利，因此到了长安附近，就犹豫不进（三六九年伐燕，同样到枋头不进）。桓温原想等待麦熟，就地筹军粮，不料苻健把麦全部割掉，实行清野法，军中乏食，只好带领关中三千户和匈奴呼延毒所部一万人出潼关回荆州。三五五年，苻健死。三五七年，苻坚杀苻健子苻生，自立为秦帝。苻坚在皇帝群中是个优秀的皇帝，他最亲信的辅佐王猛，在将相群中也是第一流的将相。王猛出身贫家，幼年时卖畚为业。后来读书，尤其喜欢读兵书，桓温入关，王猛披着破旧短衣去见他，一面捉虱子，一面高谈天下大事。桓温说，江东没有人比得上你的才干。桓温退兵时，要王猛同行，王猛不肯。王猛知道，回到高级士族专权的东晋朝，自己不可能有前途，与其帮着桓温来篡晋，还不如留在关中看机会。不久，王猛成为苻坚的亲信人。苻坚统治下的秦国，镇压豪强，休息民力，出现汉魏以来少见的清明政治，这是和王猛的政治才干分不开的。苻坚灭燕，使王猛整理关东六州。王猛选拔清廉人作郡县官，废除慕容时恶政。迁燕王公百官及鲜卑四万余户到长安，又迁关东豪强及诸杂夷十五万户到关中。燕贵族大臣强占民户作荫户至少在二十万户以上，鲜卑族人居统治地位，自然要压迫别族人，豪强及匈奴羯等杂夷也是压迫者和扰乱者，苻坚把这些人迁到长安和关中，对中原居民是一种善政。三七五年，王猛病重将死，苻坚问后事。王猛说，东晋虽然远在江南，但正统所在，民心归附，我死以后，千万不要打算攻晋。鲜卑（慕容氏）和羌（姚氏）是秦的仇敌，必须逐渐消灭它们，国家才能安全。王猛说完话死了，苻坚大哭，可是并未接受王猛的最后忠告。

　　三七三年，苻坚攻取东晋的蜀地，三七六年，苻坚攻灭前凉国，占有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决心想消灭东晋。三七八年，苻坚使子苻丕与慕容等率步骑七万攻晋襄阳，又使慕容垂姚苌率兵五万，石越率骑兵一万，苟池等率兵四万，分三路会攻襄阳。慕容慕容垂是鲜卑，姚苌是羌，正是王猛所说秦国的仇敌，苻坚却用这些人作将帅来攻王猛所说不可攻的东晋。东晋守将朱序固守襄阳，秦兵十余万攻城不下。苻坚大怒，限苻丕明春攻下襄阳，否则自杀，不许生归。苻丕督兵力攻，被朱序屡次击败，只好后退。朱序以为秦兵已退，不再设备，部将李伯护贪重赏，投降苻丕作内应。三七九年，苻丕攻破襄阳，朱序被俘。苻坚另一路攻晋军人数也在十万以上，攻晋淮南诸城，进至三阿（江苏高邮县西北）。东晋朝廷大恐慌，发兵守长江。晋将军谢石谢玄率水陆军攻秦军，秦军大败退走。这两路战事，西路勉强得胜，东路大败，都证明王猛晋不可攻的预见。

　　三八○年，苻坚分出关中氐族十五万户，使苻姓人和亲戚各领若干户散驻关外各州镇，企图借氐族来镇压各州镇民众的反抗。关中氐族的力量削弱了，原在关中的羌族和迁入关中的鲜卑及杂夷却成为大族。侍臣赵整作歌讽谏，说“远徙种人（氐）留鲜卑，一旦缓急（有紧急事）语阿谁”！苻坚听了付之一笑。三八二年，苻坚大会群臣，议大举攻晋。苻坚说，我做皇帝将近三十年，四方大体上已经统一，只有东南一角还存在着东晋。计算我的士兵，可有九十七万，我想亲自带着去灭晋，你们看行不行？文武官除了朱彤一个佞臣首先发言附和，其余都说不行。议论了好久，没有人赞同苻坚的意见。苻坚生气，让群臣退去，留下季弟苻融商议。苻融力谏伐晋的危险，主要理由是“民有畏敌之心”，所谓畏敌，就是不愿意和晋作战，并且说，凡是说晋不可伐的人都是忠臣。苻坚更生气，说，你也这样，叫我指望谁。太子苻宏、幼子苻诜、爱妾张夫人，都谏苻坚不可伐晋。最后苻融把不愿意说的话也说出来。苻融说，我们的国家本来是戎狄国，虽然强大不算是正统；东晋虽微弱，却是中华正统，天意一定不会灭绝它。苻坚一概不听。慕容垂、姚苌私下劝苻坚伐晋，请他“圣心独断”。苻坚大喜，认为可以和他们共定天下。在伐晋这件大事上，苻坚是完全孤立的，赞成苻坚的正是希望苻坚失败秦国崩溃的两个敌人。苻坚只见胜，不见败，只见外，不见内，把招致失败崩溃的一切都布置好了，才大举出发去攻晋。

　　三八三年，苻坚下令大举出兵。平民每十丁出一兵，富家二十岁以下的从军子弟，都给羽林郎官号，富家子弟来从军的有三万余骑。苻坚令苻融率慕容垂等带领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令姚苌督率蜀兵顺流而下，苻坚自己带领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军队首尾长一千里。东晋将军谢石、谢玄、谢琰、桓伊等率兵八万拒秦军。苻坚使朱序来说谢石等投降。朱序密告谢石说，秦兵百万，势不可当，现在趁它还没有到齐，迅速出击，打破它的前锋，大军就会溃散。谢石等从朱序的计谋，遣刘牢之率精兵五千攻洛涧（安徽怀远县境），秦兵大溃败，抢渡淮水，士卒淹死一万五千人。谢石督水陆军进击。秦军守淝水，谢玄使人告苻融，请秦军向后略退，让晋军渡水决战。苻坚苻融想在晋军半渡时予以袭击，下令退却。秦兵后退不可阻止，晋军渡水猛追，苻融马倒被杀。朱序在秦军阵后大呼，秦兵败了！秦兵败了！秦兵大奔溃散，路上听到风声鹤唳，以为追兵来了，昼夜不敢停息，死亡大半。苻坚收拾溃兵，到洛旧时只有十几万人。苻坚带着这些残兵败将回长安。

　　淝水大战是十六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决定南北朝对立局面的一次战争。东晋自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内部比较统一，晋军人数少得多，可是上下一心，敢于作战。秦军将帅自苻融以下，都缺乏灭晋的信心，兵士多是汉族人，根本不愿意灭晋。苻融下令小退，兵士乘机大退，朱序假说战败，兵士信为真败，这都说明违反民心的战争虽然兵多，却更容易溃败。

　　第三期 三八三年——四三九年

　　淝水溃败后，苻坚的前秦国再分裂成燕秦凉三部分，许多小国，互相攻夺。三八六年，鲜卑拓跋部建立魏国，逐渐消灭割据者，终于统一了中国北部。

　　在前燕旧境内的诸燕国

　　后燕——三八四年，慕容垂自称燕帝，都中山（河北定县）。慕容垂死，子慕容宝继位。三九七年，魏军攻破中山，慕容宝丧失中原，徙都龙城。四○九年，高句丽人高云杀燕帝慕容熙，后燕国亡。

　　南燕——四○○年，慕容德据滑台（河南滑县）自称燕帝。慕容德死，慕容超继位。四一○年，东晋刘裕北伐，杀慕容超，南燕亡。

　　北燕——四○九年，汉人冯跋杀高云，据龙城，自称燕天王。冯跋死，弟冯弘立。四三六年，魏灭北燕。

　　在前秦旧境内的诸秦国和夏国

　　前秦残部——三八六年，苻坚的族孙苻登得氏族人的拥护，据陇东（甘肃平凉县）称秦帝。苻登与姚苌混战多年，三九四年，苻登战败，被姚兴杀死，氏族的国家被羌族最后消灭了。

　　后秦——姚苌是羌烧当族人。三八四年，姚苌得羌族人的拥护，据北地（陕西富平县）自称秦王。三八五年，姚苌杀苻坚，取长安，自称秦帝。姚苌死，子姚兴立。姚兴是苻坚以后有作为的皇帝，他下令境内，凡平民因荒乱自卖为奴婢的人，一概释免为良人。简省法令，谨慎断狱，奖励清廉的官吏，严惩贪污。在长安设律学（法律学校），召集各郡县没有任专职的吏员来律学学习法律，选拔成绩优良的学生回到郡县做狱讼官。郡县有疑狱，可送上廷尉（最高狱讼官）请审判，有时姚兴也亲自审疑狱。这些，都是对人民有利的措施。姚兴得儒生姜龛等人，大兴儒学，长安有儒生一万几千人。又得名僧鸠摩罗什，大译经论，佛教盛行。长安有和尚五千余人，各州郡信佛人家，十中多至八九。佛教在后赵石虎时得到发展，姚兴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外来宗教通过十六国的大战乱，从此在中国各族人的灾难生活里建立了广泛的基础。姚兴的政治是比较清明的，因之在武功方面也有一些成就。当他即位的一年，便灭苻登的前秦。四○○年，击败西秦，西秦降服。四○三年，灭后凉。在姚兴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后秦成为西方的强国。四一六年，姚兴死，于姚泓继位。四一七年，东晋刘裕攻灭后秦。刘裕率主力军自彭城西进，一路偏师由沈田子率领，自武关（陕西商南县）西进，后秦守州郡的文武官望风归降，尤其是沿路居民给晋军很有力的援助。例如晋王镇恶军攻下洛阳，进取潼关，魏发大军十万救后秦，守黄河北岸，阻击晋军运粮船。王镇恶军乏食，当地居民输送义米，王镇恶军得继续前进。沈田子兵仅千余人，击败姚泓自率的主力军。王镇恶军又击败姚泓残兵数万人，攻入长安。这次战争，刘裕优越的指挥，自然是取胜的重要原因，但民心附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西秦——三八五年，陇西鲜卑酋长乞伏国仁聚集鲜卑部落十余万人，据陇西，自称大单于。三八八年，乞伏国仁死，弟乞伏乾归继位。四○○年，乞伏乾归战败，投降后秦作附属国。四○九年，乞伏乾归自称秦王，都苑川（甘肃靖远县西南）。乞伏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四一四年，灭南凉。四二八年，乞伏炽磐死，子乞伏暮末继位。西秦几个国王都是十分好战的人，连年与羌人、匈奴人、吐谷浑（青海游牧人，酋长是鲜卑慕容部贵族）人混战，西北地区化为炽烈的战场。四三一年，乞伏暮末战败，为夏所灭。

　　夏——赫连勃勃是匈奴族酋长，初为姚兴部属，四○七年，自称大夏天王。赫连勃勃是一个极端残暴的人，他把人民看作草芥，任意虐杀，对他的臣下，也随手惨杀。他搜罗一些汉族士人来助虐，因之战斗常获胜利，成为强国。四一三年，赫连勃勃发民众十余万户筑统万城（陕西横山县西）作为国都。城基厚三十步，高六丈余。筑城的土都经过蒸熟，筑成后用铁锥刺土，刺进一寸，便杀筑者，残忍刻暴民不堪命。城中宫墙厚三丈余，也用蒸熟土筑成，坚硬可以磨刀斧。宫中楼台高大，殿阁弘伟，装饰土木，极其侈丽。赫连勃勃杀民工和匠人至少有数千人。文士胡义周作《统万城铭》，歌颂赫连勃勃的功德，说是“庶民子来，不日而成”。胡义周一类士人的心，和赫连勃勃同样是一颗兽心，人民遭受无限的灾祸，在他们看来，却是应该歌颂的功德。

　　刘裕灭后秦，算是立了大功，留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赶忙回建康去夺东晋的帝位，关中的得失对刘裕是无足重轻的。赫连勃勃和他的军师王买德看中了这一点，四一八年，率大军进攻长安。刘裕留下的将帅互相残杀，沈田子杀王镇恶，王修杀沈田子，刘义真杀王修。这些将帅杀完以后，刘义真纵将士大抢掠，载着夺得的财物妇女，逃向潼关。车子太多了，一天只走十里路。赫连勃勃军追击，刘义真军全部覆没，刘义真逃归江南。赫连勃勃杀死刘义真军无数，积人头成大堆，称为髑髅台。长安居民以及刘裕军兵卒的损害和死亡是严重的，但是，刘裕只要自己做成了皇帝，别人的损害和死亡，根本都是些度外之事，不负丝毫的责任。

　　赫连勃勃取得长安，自称皇帝。四二五年，赫连勃勃死，子赫连昌继位。四二六年，魏攻夏，入统万，取长安。四二七年，魏取统万。赫连昌逃到上邦城（甘肃天水县西南）。四二八年，魏俘获赫连昌。赫连定据平凉，击败魏军。赫连定与魏连年战争。四三一年，赫连定灭西秦，掳秦民十余万口，想逃到河西去，渡河时被魏属国吐谷浑击灭。

　　在前凉旧境内的诸凉国

　　后凉——三七六年，苻坚灭前凉。苻坚要开拓西域，三八三年，令大将氏族人吕光率步兵七万骑兵五千往攻西域诸国，三八四年，吕光击败龟兹国兵和诸国救兵数十万人，西域三十余国都来归附。吕光用骆驼二万余头带着西方的珍宝、文物和天竺名僧鸠摩罗什东归。三八六年，占领凉州，都姑臧（甘肃武威县），建立后凉国。吕光死后，诸子互相杀夺。四○三年，姚兴灭后凉，得鸠摩罗什，大兴佛教。

　　南凉——三九七年，河西鲜卑酋长秃发乌孤占金城（甘肃皋兰县西北），自称西平王，黄河南鲜卑十二部大人都来归附。传至秃发檀（音奴nú），四一四年，被乞伏炽磐攻灭。

　　北凉——沮渠蒙逊，匈奴族酋长。四○一年，沮渠蒙逊杀吕光叛将段业，占领张掖，自称张掖公。四一二年，占姑臧，自称河西王。四一四年，听说刘裕将北伐，沮渠蒙逊害怕，派人到东晋称臣。刘裕灭姚泓，沮渠蒙逊更害怕，一个属官刘祥有事进见，沮渠蒙逊说，你听到刘裕入关，态度就和从前不一样了，立即把刘祥杀死。他深怕汉族人李氏建立的西凉国，因此专力对付西凉，四二○年，灭西凉。沮渠蒙逊占有西凉七郡，交通西域诸国，财物丰富，战争较少，在境内大兴佛教。沮渠蒙逊在姑臧南百里山崖中（今武威天梯山），大造佛像，千变万化，使人惊异。西域来了一个僧人昙无谶，在姑臧译出《大般涅经》等十几部大乘经典，对佛学有重要贡献。他自称有役使鬼神医治百病及多生儿子的秘术，沮渠蒙逊使女儿、媳妇到昙无谶处学男女交接术，淫风盛行，号昙无谶为圣人。魏太武帝拓跋焘，听说沮渠蒙逊得到这个圣人，派使人来强索，说是要和他讲道，如果不送出昙无谶，就动兵来讨伐。沮渠蒙逊坚决拒绝拓跋焘的要求，并且杀死昙无谶。四三三年，沮渠蒙逊死，子沮渠茂虔继位。四三九年，魏灭北凉。

　　西凉——凉州大姓李（音搞gǎo），四○○年，据敦煌，自称凉公。四○五年，迁都酒泉，想号召汉族人推倒沮渠蒙逊的统治。四一七年，李死，子李欲继位。四二○年，沮渠蒙逊灭西凉。

　　自三○四年匈奴刘渊起兵，至四三九年魏灭北凉，前后凡一百三十六年。在这个长时期里，黄河流域遭受割据者的破坏是极其惨重的。大抵汉族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下游地区，战争尤为剧烈。关中在苻坚姚兴统治时期，居民多少得到喘息的机会，比下游地区总算好了一些。凉州自前凉以来是战争最少的地区，汉族的经济文化都还能保持旧状；吕光通西域后，西方的佛教和文化东流，先在比较安定的凉州停留，再由凉州流向内地，因之凉州在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北部的重要

　　文化区，对北魏的文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张氏的前凉是西晋的残留部分，李氏的成国是农民起义所立的国家，与上述那些割据者应有区别。下面叙述前凉与成两国。

　　前凉——凉州大姓张轨，三○一年，受西晋朝廷任命为凉州刺史。西晋丧乱，张轨保卫州境，关中和中原人纷纷逃来避难，凉州成为中国北部唯一的安全地区，张轨所筑的姑臧城成为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张轨以晋忠臣自任，得汉族人拥护，内部较为巩固。张轨孙张骏始自称假凉王，但仍对东晋朝廷表示忠诚，借以维系人心。张骏死后，前凉渐趋衰败。张祚自称凉王，群臣切谏，说不奉戴晋朝，大失人心，一定要亡国。张祚杀谏者丁琪，第二年张祚被臣下杀死。张天锡做凉王，正是苻坚强盛的时候，三七六年，苻坚发兵来攻，张天锡战败投降，前凉亡。

　　成——晋惠帝时，巴族人李特随关西六郡饥民十余万人，流入蜀地求食。朝廷强迫流民限期归还本乡。

　　流民散在各地，为豪富家作佣工，不愿意还本乡，晋官吏暴力逼迫，并且在归路上设关，要夺取流民的财物。李特屡为流民请求宽限期，得流民感戴，成为流民的首领。三○一年，李特在绵竹（四川绵竹县）设大营收容流民，不到一月，聚众至二万，李特弟李流也聚众数千人。李特派阎或去见晋乎西将军益州刺史罗尚，请宽限期。罗尚正在布置军队，准备袭击流民营，欺骗阎彧说，你回去告诉流民们，我准许宽期了。阎彧说，人民看来似乎是弱的，但是决不可以轻侮。你待流民不合理，众怒难犯，怕要闯出大祸来。罗尚说，你说得对。我不骗你，你就这样去说吧。阎彧看透罗尚的诡谋，回来告诉李特。李特李流各率一营，等待晋军的进攻。果然，晋军步骑三万人来袭击，李特军反击，晋军大败。流民推李特为主，设立文武官，攻取广汉（四川广汉县）。罗尚为首的晋官吏，贪残愈甚，激起蜀民的怨恨。李特救济穷人，整顿军纪，得到蜀民的喜悦。蜀民唱青这样一首歌谣：“李特犹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罗尚），反更为祸”。这首歌谣说明李特被迫起义，是得民心的，是正义的，罗尚一伙西晋统治者必须杀逐。

　　西晋派遣几路军队助罗尚攻李特，都被李特军击败。三○三年，李特攻入成都城西部，纪律严明，居民安堵。罗尚据守成都南部。罗尚乘李特不备，袭杀李特。李特子李雄继领部众。经过几次大战，三○四年，李雄攻取成都，罗尚逃走。李雄占有益州（四川），自称成都王。与李雄称王同年，匈奴族刘渊自称汉王。

　　大地主道教徒范长生，在蜀民中有声望。李雄请范长生为丞相，号天地太师。免范长生家佃户的军役，租税全部归范长生所有。李雄得范长生为首辅，地位愈益巩固。三○六年，李雄自称皇帝，国号成。李雄在位三十年，刑政宽和，战事稀少，民赋每岁男丁纳谷三斛，女丁折半，疾病人又折半，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从农民战争中产生出来的成国，在当时全国范围内要算是无比的乐土。李雄选侄于李班为继嗣人，也是他还保存一些农民思想的表现。李班以为古时垦田均平，人人各得其所，现在贵人广占荒田，贫人无地可耕，富人有余粮出卖求利，这难道是均平的道理么！李雄很赞成他的意见，立他为太子。三三四年，李雄死，李雄子李期杀李班，自称皇帝。三三八年，李寿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三四三年，李寿死，子李势立。李势是个暴君，人心离散。三四七年，桓温伐汉，李势军败散，晋军攻成都，李势到军前投降，汉国亡。

第五节 十六国时期的文化

　　一 佛教

　　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是现实的地狱，是充满着战争、灾祸、死亡、毁灭等等恐怖事件的黑暗世界。生活在那时候的人，无论是得势处于统治地位的那种人，或者是失势被蹂躏的那种人，都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可靠的出路。那时候的人经历着忽兴忽败忽生忽死十分无常恶梦般的境地，自然而然地要发生迫切的问题：救星在那里？为什么是这样？少数族豪酋据中原称帝王，精神上是怯弱的，匈奴族靳准所谓“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足以表达这些帝王的怯弱心理。他们希望获得一种根据来壮自己做中原帝王的胆，但是，在汉族传统的文化里是找不到的。他们也希望获得一种神奇的法术来帮助自己取胜，但是，儒学玄学里没有这种法术，连兴妖作怪的道教在当时也还不敢自夸有大法术。这些制造现实地狱的帝王和他的随从者固然迫切地想寻找救星，沦陷在地狱中遭受无边苦难的各族民众，当然更迫切地要寻找救星。救星在那里，成为整个地狱中人的共同问题。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解释的遭遇，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碰到。“天道福善祸淫”，“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一类训条，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已经发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疑问。特别是在大乱的时候，一切疑问更集中地表现出来。为什么是这样，也成为整个地狱中人的共同问题。这两个问题，使得利害抵触的各种人群，同样都看不出什么是自己的出路。

　　佛教给各种人群送来了一条共同的出路。它有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它有人死后受公平赏罚的天堂和地狱，它有神通变化的法术，它有丰富的唯心主义哲学，这样，人人都找到自己的出路了。因果报应说尤其是解答问题的关键。释慧远因有人怀疑善恶没有现验，特作《三报论》。他说，报应有三种：善人恶人当身受报，叫做现报。善人恶人当身不受报，来生一定要受报，这种报应叫做生报。比如说，现在的善人受了恶报，现在的恶人受了善报，因为现在的善人前生是恶人，现在的恶人前生是善人。还有一种叫做后报。一个人做了善事或恶事，要经过二生、三生、百生、千生才受到报应。有了这三报，还有什么事可以怀疑的呢！佛教和其他宗教幻化出各式各样的灵魂世界，主要是用来诱骗现身受苦受难的民众，教他们安心受苦难，准备来生受善报以至登天堂。汉族原有的儒家道家学说，都以一生为限，不讲前生与来生，在这一点上，比起那些宗教来，应该说是属于唯物论方面的了。但是，也就在这一点上，被外来的佛教取得喧宾夺主的优势。

　　石虎尊敬佛图澄，大兴佛教，有一次，东晋军来攻伐，石虎不利，发怒说，我奉佛供僧，却来了晋寇，佛有什么用。第二天，佛图澄见石虎说，你前生是个人商人，曾在西方佛寺设大会，顶会的有六十个罗汉，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有一个得道的人预言过：这个施主后身要在晋地作帝王。现在你果然做了皇帝，难道不是前身奉佛供僧的好处么？石虎听了这套鬼话很喜欢，显然胡人做中原帝王是有根据了，并且这一生奉佛供僧，下一生做皇帝更可靠了。怀着怯弱心理做帝王的人，对什么小乘大乘那些佛教哲学都无所谓，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因果报应和神奇的法术。

　　石勒石虎尊奉佛图澄，受苦受难的民众，不少人削发出家，求佛图澄的保护。石虎感到不利，提出无爵秩的百姓是否有权奉佛和百姓为避役（兵役摇役）奉佛，是否需要审查两个议题，令群臣详议。王度等依据汉魏旧制，主张凡汉人一概不许到寺庙烧香礼拜；上自官员，下至役隶，也一概不许拜佛；凡赵人（羯族人）已出家者一概还俗。这是汉族传统文化对外来宗教的排斥，当然要引起佛图澄等人的反攻，石虎终于顺从佛图澄，下令说，我不是汉族人，做了中国的皇帝，理应兼奉中国神和外国神。凡夷（羯族以外的非汉族人）、赵（羯族人）、百姓（汉族人）愿意奉佛的人，一概允许出家做和尚。石虎下了这道命令，佛教才真正发展起来。当时佛寺大抵是由下列三种人构成的。

　　寺主——《十六国春秋·石虎传》说“是时百姓因佛图澄率多奉佛，皆营造寺庙，削发出家”。这里所谓百姓，就是有钱有势的官员和豪强。他们出钱造寺庙，一方面为求来世的福，一方面为获当前的利。有了寺庙，寺主可以得到信徒的布施，可以役使下级僧众。势家豪姓向来占民户作自己的荫户，十六国时尤甚，例如前燕慕容时王公贵戚占民户为荫户，至少在二十万户以上。不过，这和国君有利害冲突，要保持荫户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寺主役使下级僧众，实际是变相的占有荫户，形式上却是奉佛供僧，不违国法。因此，出家的寺主或不出家的寺主（如石虎的官员张离、张良家富，事佛起大塔），都是大地主的一种。

　　道人——道人也称道士，是通晓佛教哲学的僧人。这种人多出身于寒苦的士族，钻研佛学，以传教弘法为出路。他们可以作寺主的重要辅佐，也可以上升为寺主。不论他们是贫僧还是富僧，都属于地主阶级。

　　下级僧众——劳苦人民在经济总崩溃时期，物质的解救是绝望的了，他们追寻着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质的解救。佛教的那一套正好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安慰，或者说，正当他们痛苦呻吟穷而无告的时候，佛教送来了鸦片烟，不难想见，很多人愿意接受这种麻醉品。他们进入寺庙，不能不劳而食，当然要受寺主的役使，不过，比起普通民众来，有免税免役的权利，在物质上也算是找到了出路。下级僧众对寺主是变相的荫户，对民众却是剥削者欺骗者的助手，虽然他们的出家，是由于暴政的驱迫，但既为僧众，就不再是普通民众的一部分。

　　石勒石虎是十六国时期最著名的暴君，尤其是石虎，比猛虎还凶猛得多，可是佛教正通过二石的凶残才开始大放光明，足见宗教的光明以世俗社会的黑暗为基础，社会愈黑暗，宗教愈光明，反过来，社会愈光明，宗教愈暗淡，一直到完全消灭。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黑暗面总是存在的，因之宗教也总不会失去它的基础。

　　十六国时期佛教盛行，与三个大僧人的传教关系极为密切，下面略述三个大僧人传教的事迹。

　　佛图澄——佛图澄能背诵数百万字的经卷，并精通文义，是一个杰出的佛学者。西晋末，到中国传教，恰好遇着大乱，给佛教开辟了畅通的道路。西晋在大乱前，士族中有认为名教中自有乐地，对鬼神主张敬而远之的儒学派，又有放浪形骸纵情享受主张无鬼论的玄学派、儒学派与佛教对立，玄学派采取佛经中某些哲理作清谈的辅助，并不信仰佛教。高僧如竺法护，只能专力译经，供玄学派的采取。当时佛教是玄学派的依附者，想独立发展是困难的。到了十六国，儒学自保不暇，对外来宗教失去抵抗力，玄学随着高级士族迁徒到江南，这才给佛教以独立发展的机会。佛教获得普遍的信仰，首先依靠它的法术。佛图澄是法术的能手，自称已经活了四百多岁，自称能念神咒役使鬼神，自称在手掌上涂些药物，能见一千里以外的事情，自称能听铃声，从铃声中得知吉凶。一句话，佛图澄是个十分机智的大骗子，石勒石虎两个虎狼般的凶人，也被佛图澄骗得心悦诚服，愿意出大力来提倡佛教。荒唐无稽的报应和奇异莫测的法术是传播佛教的重要条件，法术尤其是使人信服的先决条件。石勒召见佛图澄，先问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当场玩了一套魔术，石勒居然信服了。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为要取信于愚昧的人，总少不了使用各式各样的欺骗手段。这种手段盖上庄严神圣的装饰，就被称为法术或道术。

　　宗教仅仅依靠法术，还不能俘掳所谓有知识的人。它必须有哲学来阐发教义，使人们满足知识上的要求。佛教的哲学丰富深广，宗派众多，唯心主义的各种门道几乎应有尽有，足够引导坠入这个知识深渊里的人，各从所好，愈钻愈深，永远安居在虚幻的内心世界，自以为极乐。佛教有了这一类人，传教才有骨干，愚昧人群因法术而发生的信仰才能巩固。佛图澄对石勒石虎这群愚昧人专用法术，对所谓有知识人则传授哲学，培养了大批中国名僧，其中以释道安为最杰出。法术与哲学是佛教流行的两轮，缺一不行，佛图澄善于利用两轮，因而成为佛教的重要人物。

　　释道安——士族出身，十二岁出家。游学至邺，得佛图澄的赏识，被提拔为大弟子。道安是摆脱对玄学的依附关系、使佛教哲学独立传播的倡导人。东晋习凿齿说，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人”，足见他专力传播佛图澄的哲学部分。道安在北方传教多年，有弟子数百人。三六五年，道安率徒众往东晋境内传教，到新野分出一批人往扬州等地，自己到襄阳。前秦苻丕围攻襄阳，道安又分散徒众往各地传教，东晋名僧慧远就在这次分散中到荆州。苻丕攻下襄阳，道安到长安，大为苻坚所尊信。道安一生传播佛教哲学，从此佛教在思想领域内以独立的姿态流行于中国全境。佛图澄主要用法术惑人心，道安主要用哲学醉人心，佛教两轮的哲学轮，到道安才成为有力的一轮。

　　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天竺人，生在西域龟兹国。幼年通小乘学（主要讲有学）。后来又通大乘学（主要讲空学），名震西域。道安闻名，劝苻坚迎鸠摩罗什来中国。苻坚本有用兵西域的意图，派大将吕光率兵七万攻西域诸国，顺便取鸠摩罗什。前秦亡后，吕光据凉州，鸠摩罗什在凉州闲住十余年，精通汉族语文。姚兴火后凉，鸠摩罗什到长安。长安在苻坚时，道安等众多名僧聚会在一起，已成传教译经的中心地。姚兴时佛教更盛，鸠摩罗什到来，群僧有主，佛学达到十六国时期的最高峰。

　　鸠摩罗什主要事业是翻译经典。以前胡僧译经因不甚通达汉语，文句多晦涩难懂。鸠摩罗什改直译为意译，文句接近汉语，义理依据梵本。他临死时发誓说，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对翻译的忠实是很自信的。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晋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新经文美义足，在文士群中便于流传，佛教影响愈益扩大。

　　佛图澄的法术，道安的传教，鸠摩罗什的译经，合起来为佛教奠定了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 艺术、音乐

　　汉族传统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它的优良特征是征实，它的缺点是想象力不很丰富。古代传下来的神话不多，就是缺少想象力的一个明证。一切神话，是在想象之中，借想象之力，去克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并给自然力以形象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对事实来说，自然是一片荒唐话，但对艺术来说，恰恰是艺术的宝库和园地，没有丰富的神话，或者说，没有无边的幻想，要发展艺术是困难的。佛教拥有成套成堆的神话，传到中国来，可以补史官文化的不足，在艺术方面起巨大作用。中国古代规模宏大的艺术作品的产生，和佛教是分不开的。北魏统一中国北部，从竭泽而渔得来的物力足以创造这种大作品，但在十六国时，较小规模的创造也已经开始。北凉沮渠蒙逊在山崖中大塑佛像，《十六国春秋》说这些佛像“千变万化，惊人眩目”，足见塑像艺术很高。又说，泥塑佛像中有个土圣僧，身裁同人一样高，从远处望去，土圣僧总在行动，走到近处看，便静止不动。这个神话也说明塑术的高妙。

　　经十六国大乱，汉魏相传的音乐散失了，西方音乐正可以填补这个空隙。三四八年，天竺送给前凉音乐一部，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鼓、都昙鼓等，乐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后凉吕光通西域，获得更多的乐器（其中有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乐器）和歌曲。凉州在当时是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西方文化在凉州经过初步汉化以后，再向东流。音乐也是这样，隋燕乐九部，唐燕乐十部，除清商乐巴渝舞两部是汉魏旧乐，高丽乐来自东北，其余全是西凉乐和西方诸国乐，凉州乐的曲调尤为流行。

　　三 文学

　　十六国长期战乱，文学几乎绝迹。这不是说没有人作些诗赋，而是说缺少著名的作者。虽然如此，还有悲壮的《壮士之歌》和奇巧的《璇玑图诗》两篇遗留下来，也不妨说是以少为贵了。

　　陈安出身农民，西晋丧乱，据秦州（治天水，甘肃天水县），自号秦州刺史。陈安力大善射，又和部属同甘苦，深得民心。陇上氐羌都来归附，有众十余万。三二四年，陈安与刘曜大战，陈安战败被杀。刘曜徙秦州杨、姜等大姓二千余户到长安，氐羌也被迫投降刘曜。陈安代表汉人和氐人羌人反抗匈奴压迫者，死后，陇上人想念他，为作《壮士之歌》。歌末四句是“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河之水东河流，呵呵鸣呼奈子何，呜呼呵呵奈子何”，流露出深厚的情感。这首歌可以表现当时被压迫各族主要是汉族对压迫者愤怒对反抗者同情的普遍心情。

　　苻坚部将窦滔镇守襄阳，窦滔妻苏若兰年二十三，被留在家里，用五彩丝织成一幅锦字回文诗，寄给窦滔。全幅横直各八寸，二十九行，每行二十九字，凡八百四十一字。按各种读法，可得各体诗二百余首。窦滔得诗，叹为“妙绝”，送走善于歌舞的宠妾赵阳台，迎苏若兰到襄阳。苏若兰寄诗时说，我的诗自成语言，只有我的丈夫能懂得。用限制极严的形式，表达多样家常生活和夫妻间情爱，技术上是很奇巧的。武则天称为《璇玑图》，撰文说“纵横反覆，皆为文章（诗），其文点画无缺，才情之妙，超今迈古”，可称确评。不过，技术上的奇巧，不一定就是好的文学，只有丈夫能懂的语言，文学价值也就很有限了。苏若兰所著文词有五千多字，《璇玑图诗》因奇巧得传。

　　四 儒学

　　佛教可以欺骗广大劳苦民众，少数族统治者自然乐于利用，但儒学是汉族地主阶级传统的政治工具，要和士族合作来建立国家，废弃儒学，专行佛教，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刘渊刘聪刘曜都是汉化的匈奴人，他们所用文臣，多是匈奴族汉族的儒生，在汉国前赵国，儒学保持独尊的地位。石勒石虎汉化较浅，容易接受佛教，可是并不放弃对儒学的利用。石勒在襄国立太学，又增设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几所小学，太小学各置博士教授五经。石勒受礼教的影响，下令禁止国人（羯人）报嫂（兄死，弟娶嫂为妻）、居父母丧时仍行嫁娶等旧俗。石虎令郡学增设五经博士，又令学博士到洛阳写石经，优礼天水名儒杨轲。石虎虽然昏虐无道，但是懂得怎样利用儒学和佛教。前燕慕容氏汉化最深，前燕专用儒学，不行佛教。前秦苻坚大兴学校，每日亲到太学，考核诸生经义的优劣。在王猛当政期间，恢复魏晋士籍，凡“正道”（儒）“典学”（经学）以外的左道异端一概禁止，谈老庄图谴之学的人处重刑，佛教也受到限制不得流行。王猛死后，苻坚才倾向佛教，攻破襄阳得释道安，备极尊崇，长安成为儒佛并盛的重镇。后秦姚兴时，儒学更盛，学生多至一万数千人。小国中前凉儒学最盛，敦煌因远在边境，兵祸较轻，财力殷富，因而儒学尤盛。在前凉，如宋纤有弟子三千余人；酒泉人祁嘉到敦煌学宫读书，博通经传，开门授徒，有弟子二千余人。在西凉，如宋繇读书数千卷，刘昞（音丙bǐng）著书多种，有学徒数百人。在北凉，如阚骃撰《十三州志》。敦煌是凉州文化的中心。敦煌儒生保持东汉以来的今文经学，多擅长阴阳术数图谴之学，儒生以外，还有不少擅长技艺的人。如索丞善于弹筝歌唱，悲歌能使欢乐人掉泪，改换歌调，能使掉泪人欢乐起舞，当时号为雍门调。又如张存善针术。张存有奴常常逃走，张存用针刺奴，使脚缩不能行动，要使用时，用针刺便能动。

　　敦煌是佛教流入内地的第一站，在这个站上，有今文经学以及音乐医药各式各样的接待者，宾主间有气味相投处，利害上又不发生什么抵触，佛教和西方文化的流入，敦煌恰好具备着顺利接受的条件。

　　因玄学的兴盛，儒学在西晋时已进入衰运。十六国时佛教盛行，儒学又受到更大的压力，儒生只能传授经学，不敢反对佛教。东晋儒学对佛教还有些抵抗，十六国儒学比起来显得更衰落了。不过，儒学即使衰落，在政治上仍保持崇高的名义，维持封建秩序的礼制，总必须依据儒学。

简短的结论

　　自二九一年，西晋贾后专权起，至四三九年，北魏统一中国北部止，前后一百五十年的长期战乱，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黄河流域遭受几乎彻底破坏的黑暗时期。二八○年至二八九年号称天下安业的太康年间，恰恰成为长期大战乱爆发前可怕的暂时寂静。

　　晋武帝统一中国，是东汉末年以来的一个进步，他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统一和人民的积极性措施，也应该予以肯定。但是，他至少做了两件倒退的事伏下了大战乱的引火线。第一是西汉景帝以后，皇子受封为国王，除在国内收取规定的租税，并无其他权力。曹魏设禁尤为严厉，国王等于囚犯。晋武帝大封皇子和宗室为国王。国王有文武官有兵有民，在国内是实在的统治者。这种分封制度，倒退到西汉景帝以前的状况。第二是曹魏严防外戚干预政权，纠正了东汉外戚宦官相互争夺的惯例。晋武帝重用外戚，倒退到东汉的状况。历史是前进的，那怕是极迟缓的前进，倒退一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司马氏收买一部分高级士族，组成司马氏集团，夺取曹氏政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对另一部分高级士族组成的曹氏集团充分使用了险诈残忍的手段，对本集团则尽量纵容优待，换取这些人的拥护。统一中国后，朝廷上新气象很少，相反，险诈残忍贪污腐朽的气氛更浓厚了。

　　执掌政权的高级士族由司马氏诸王公、外戚、高门（大臣和名士）组成。这群人中间，外戚与诸王公、外戚与外戚、王公与王公有复杂的利害冲突，高门与诸王公外戚也有矛盾，但主要是高级士族和中下级士族间的利害冲突。

　　在高级士族的贪暴统治下，西晋社会间存在着三个乱源：第一，被高门压抑的中下级士族投奔诸王公、外戚和少数族豪酋，企图突破门阀限制，取得自己的富贵。高级士族和少数族豪酋（石勒是农民，但在羯族中是豪酋）是地主阶级中作乱的阶层，中下级士族是地主阶级中助乱的阶层。作乱者和助乱者都急于乘机动手，大战乱就在这些人的活动里接连爆发了。第二，居住边境上和内地的少数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从游牧转化为农民，当然是愿意安居乐业的，可是，西晋统治者的残酷压榨，迫使少数族农民不得不寻找生路，要求起兵反抗。这种合理的要求，被本族豪酋利用，从反晋战争引导到各族间混战。第三，汉族农民被西晋统治者压榨，大量流亡。在蜀地，流民发动了起义。在黄河流域，因为匈奴族起兵在先，流民有些附和匈奴族共同反晋，有些随从乞活帅反抗匈奴军，有些投靠坞主壁帅（豪强大姓）守地自卫，有些逃到边境外依靠游牧族的豪酋。这种混乱分散的情况，使得农民不能组成庞大有力的起义军，同时也就助长了非汉族豪酋和汉族豪强大姓的割据势力。

　　二九○年外戚杨贾两姓争权之乱，促使各种矛盾开始爆发了。从而引起三○○年开始的诸王混战，再从而引起三○四年开始的刘渊起兵反晋，到三一六年，西晋朝廷完全覆没。从此，以反晋为名的战乱转入五个少数族豪酋相继混战的阶段。

　　匈奴族羯族表现破坏性最为猛烈，鲜卑族（慕容部）、氏族、羌族政治比较良好，黄河流域人民得到暂时的喘息。前秦败亡后，在前燕、前秦及前凉旧境内，纷纷出现许多割据小国，这时候鲜卑拓跋部强大起来，逐渐消灭这些小国，统一了中国北部。

　　在长期战乱中，汉族人民锻炼了坚固的民族性。冉闵对羯人的报复，苻坚的攻晋大败，姚泓的战败被俘，都是汉族人民不愿接受非汉族人的统治，有机会就要推翻它的显例。

　　由于五个少数族的豪酋都曾取得中国土地上的统治地位，本来居住在偏僻山谷里和居住在边境外的大批本族人，被吸引进入统治区内的较好地方，生活和文化都得到提高。本族豪酋失势以后，他们也就逐渐和汉族融合了。

　　西晋高级士族过着极度腐朽的生活，极度腐朽的玄学思想得以发达起来。十六国时期，社会变成现实的地狱，宣扬天堂乐趣的佛教得以广泛流传。佛教能麻痹劳苦群众的斗争性，因之从石勒石虎开始，统治者利用儒学以外，更着重地利用佛教。

第五章 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东晋和南朝

——三一七年——五八九年

第一节 五个朝代的更替

　　东晋朝 三一七年至四二○年

　　东晋朝的开始——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算是较为安静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三○七年，晋怀帝任命琅邪王（邪音牙yá）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晋愍帝时改称建康）。司马睿有了这个职位和地盘，来投靠的士族也就多起来，成为长江流域的中心势力。三一六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三一七年，司马睿被推戴为晋皇帝（先称晋王，三一八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

　　晋元帝（司马睿）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宗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依靠王导的支持。王导出身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长江流域建立起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自东晋至陈亡约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这个措施说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完全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北方来的士族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间、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便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的事业就在于调剂这些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

　　王导劝晋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这些名士避乱南来，得到官职，算是有了安身地。其中有不少人怀疑晋元帝能有什么作为，例如桓彝，初到时见晋元帝势力单薄，对人说，我到这里避乱，原想得个安全，不料如此不济，看来难有前途。和王导谈话以后，知道他有些办法，才安心任职。大部分名士更是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音蚁yǐ）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只是黄河边（洛阳名士多在黄河边宴会）换了长江边！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土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陆机荐贺循表里说，扬州士人现在还没有人做到郎官，荆州和江南士人做京朝官的一个也没有。南方士族对中原士族的独霸仕途，当然不能满意。王导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晋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从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广东广州出土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东晋永嘉砖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士族间必须说洛阳话，通婚姻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就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北方食品）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音仓cāng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江苏宜兴县）强族周��，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优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伙枪子气死的，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土的豪强，谋起兵攻王导、刁协等。事败后，王导因周氏强盛，不敢追究。在晋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导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争取南北士族间相对的平衡，由于王导的忍让，基本上是成功了。

　　王导在政治上取得这些成功，关键在于给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同时流亡士族保持原来的籍贯，凭借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从北方流亡来的民欢，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又是流亡士族的出路。所以，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穷困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

　　流亡士族的权利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百家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派人帮助贾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谱》，共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弼之、贾匪之、贾希镜祖孙三代传谱学。贾氏《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如贾希镜受枪人王泰宝的贿赂，冒入琅琊谱，经王晏揭发，贾希镜几乎被齐明帝杀死）。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长江流域。

　　就在晋元帝登位以前，也不曾显出有什么开国的新气象。陈给王导信里说，西晋朝所以颠覆的原因，正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选拔贤能，共谋中兴。王导不听他的劝告。陈看到王府官属，贪图安逸，不管职事，写信给晋元帝说，现在官员都继承洛都积弊，看来前车覆了，后车还不知警戒。晋元帝也不听他的劝告。陈屡发正论，被名士们逐出王府去做郡太守。陈的劝告和被逐，正好说明东晋政权是一个怎样腐朽的政权。

　　三一八年，晋元帝改称晋王为晋皇帝。登帝位受百官朝贺时，晋元帝三四次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因为姓司马有权被推为皇帝，其他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家人占有，他想选用自己亲信人也不能无顾忌。当时人们说“王与马，共天下”，实际是司马氏势力远不敌玉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的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平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皇帝来维持这种平衡。

　　王氏当权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从来不作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那时候称皇帝不算迟。周嵩说忠直活，几乎被杀死。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熊远说忠直话，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谁主张北伐，谁就被排斥，至于实行北伐的祖巡，当然要遭到冷酷的对待。祖逖是当时最识大体最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友数百家来投晋元帝，要求率兵北伐。三一三年，晋元帝给他豫州刺史名义，又给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叫他自己去募兵、造兵器。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祖进军纪律严明，得广大民众的爱护，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全部土地。晋元帝给祖逖镇西将军的称号。三二一年，祖逖准备渡黄河击石勒，收复河北。晋元帝却派仅有虚名的戴渊做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真正出征的祖逖官职是镇守；根本不出征的戴渊官职是出征，而且祖逖己收复的和未收复的州，都归戴渊统辖，这显然是不信任祖逖的表示。当时王敦和晋元帝对抗，东晋内乱势必爆发，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成病，就在这一年死去了。晋元帝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对自己的帝位不利，却不想想专和臣下在内部计较权利，自己原来就很有限的一些威望将愈益缩小，对帝位的保持更加不利。格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晋元帝正是这样的一个庸人。

　　晋元帝登帝位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奉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暗中作军事布置。王导被疏远，仍能保持常态，士族一般都同情他，刘隗、刁协反陷于孤立。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夺。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三二二年，王敦在武昌起兵反晋，刘隗等人战败，王敦攻入建康。王导和朝官们消极抵抗，王敦无法实现他的篡夺野心，只好退回武昌。三二三年，晋元帝优愤病死，晋明帝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加紧谋篡夺。三二四年，晋明帝乘王敦病重，发兵谋讨王敦。王敦派兵来攻建康，被晋军击败。王敦病死，篡夺帝位的战争告一结束。

　　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荣，不干涉强大族的权利，那末，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呈现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图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引起强大族的不满，野心家便乘机而起，要篡夺司马氏的帝位。归根还是那些强大族保护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势力又趋于平衡。晋元帝信任刘隗、刁协，并且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这是和王氏势力不相容的。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杀逐这些人。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篡夺，王导便宣称“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表示坚决的反对态度来维持帝室。

　　东晋朝在三九九年农民起义以前，重大政治事件的演变，本质上无非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反复表现。

　　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间的矛盾，当然是严重的。东晋政治是西晋政治的继续。首先是用人，“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和西晋完全相同。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横行不法，人民的痛苦，从这两句话里也就可见一般了。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顾和不说话。王导问他听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的首辅，应该让吞舟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考察官都追悔自己不该说话。这说明有势力的人做了任何不法事，王导连听也是不愿意听的。扬州设立侨郡县，收容北方逃来的民众。他们不愿意屈服在非汉族的统治之下，背离乡土，流亡到南方，可是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三二一年，晋元帝下诏：中原良民遭难在扬州诸郡当奴隶或佃客的人，免除他们的身分，奴隶改充兵士，佃客改充运输兵。戴渊作征西将军，部下有奴隶改充的兵一万人。可以当兵的奴隶多至一万，当然还有老弱不能当兵和被主人隐藏的人，人数可能比当兵的人更多些，当佃客的人数也不会比奴隶少。这个数以万计的奴和客，都是有血气的中原民众，因为他们有血气，流亡到南方，却被士族强迫作奴客。这自然也是王导连听也不愿听的一件小事，但东晋人民所受压迫的严重，从这件小事里可以推知了。东晋民众对统治集团是不可能有好意的，不过它终究是汉族政权，民众希望它抵御北方非汉族统治者的来侵，更希望它能北伐。因此，后来想打破大族间势力的平衡，从而夺取东晋帝位的人，总是借北伐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东晋朝的持续——晋元帝晋明帝在位共九年（三一七年——三二五年），在上述情况下，东晋朝算是确立起来了。自晋成帝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农民起义，共七十四年（三二六年——三九九年），情况同开始的九年区别不大，东晋朝也就象开始的九年那样安而复危，危而复安地持续着。

　　王导保持安的方法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各自满足他们的要求，朝廷不加干涉也不加抑扬。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晋成帝时，外戚庾亮当权。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斥王导，疑忌上游重镇荆州刺史陶侃，任意杀逐大臣，引起各势力间的不安。三二七年，野心家历阳（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寿春（后改称寿阳，安徽寿县）镇将祖约以杀庾亮为名，率叛军攻入建康。幸得陶侃、温峤起兵救援，三二九年，击破苏峻祖约军。王导又执政，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庾氏势力不得专擅朝政，转移到上游，宣称以北伐中原为己任，企图建立起自己的根基。庚亮庾翼兄弟相继镇守武昌，占有了东晋朝重要领土的一半。三四五年，庾翼临死，让他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东晋朝廷不允许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用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东晋朝又出现篡夺事件。

　　桓温是当时最有才干的野心家。他做了荆州刺史以后，积极对外发展。三四七年，桓温灭成汉国，收复蜀地，威名大振。东晋朝廷疑惧，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和桓温作对。桓温伐前秦伐前燕，都遭致失败，损害了他的实力和威望，在王谢两大族抵制下，桓温篡夺的野心未能实现。三七三年，桓温死，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

　　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弟桓冲做荆州刺史，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问势力平衡的作法分不开的。谢安的作法是“镇之以和静”。三八三年，晋兵大破荷坚的南侵军。谢安乘前秦国崩溃，使谢玄等率诸将北伐。三八四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三八五年，猛将刘牢之进入河北名都邺。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对外。

　　谢安立了大功，内部和睦状态又开始破坏。当时的皇帝是整天酒醉昏迷的晋孝武帝。他重用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是一个整天昏醉的酒徒，引用一批奸人作爪牙，合力排斥谢安。三八五年，谢安病死，朝政全归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委任儿子司马元显当政。帝室间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兄弟争夺权力，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争夺权力，同时帝室与大族间也展开权力的争夺。三九八年，京口（江苏丹徒县）镇将王恭联络藩镇殷仲堪、桓玄、咦楷等起兵反帝室。王恭被杀，藩镇推桓温的儿子江州（治武昌）刺史桓玄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

　　司马道子父子当权，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司马道子当权的初期，儒生范宁就说现在边境上没有战事，国家仓库却空匮无物，现在民众服徭役，一年里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生下儿子不能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好比在着了火的柴草上睡觉，国家危亡就在眼前了。司马道子父子一伙人当权十多年，受尽苦难的东晋民欢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恶政。

　　依靠大族支持和民众容忍而存在的东晋朝，在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和民众起义反抗的情况下，不得不归于崩溃。

　　东晋朝的崩溃——桓玄为盟主的诸藩镇，占据建康以西的州郡，朝廷政令只能施行在东方的会稽（治山阴，浙江绍兴县）、临海（治章安，浙江临海县）、永嘉（治永宁，浙江永嘉县）、东阳（治长山，浙江金华县）、新安（治始新，浙江淳安县）、吴（治吴，江苏吴县）、吴兴（治乌程，浙江吴兴县）、义兴（治阳羡，江苏宜兴县）八郡，一切残酷的剥削自然也集中在八郡民众的身上。司马元显为防御王恭等人的进攻，调东方诸郡“免奴为客”人集合建康充当兵役，号称“乐属”。这又引起地主（乐属的主人）和佃客（乐属）的怨恨。五斗米道徒士族孙恩乘民心骚动，三九九年，从海岛率徒党百余人攻破上虞县（浙江上虞县），又攻破会稽郡，部众骤增至数万人。其余七郡同时起事，攻杀晋官吏、响应孙恩，不到十天，孙恩有众数十万人。孙恩的徒党号称“长生人”，是一群奉五斗米道的亡命无赖。孙恩和这群人专事屠杀掳掠，破坏不遗余力。会稽是王羲之谢安等北方士族聚居的名郡，吴郡、吴兴（包括义兴）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地，这三郡号称三吴，是东晋朝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当然，士族所在地的民众，受士族的压迫是说不尽的，对士族的仇恨自然也是难以抑制的，愚蠢而疯狂的野心家孙恩等人利用民众的积怒，纵徒党杀人，甚至婴儿也不能免死。晋将谢琰刘牢之率兵来攻，孙恩徒党在诸郡烧仓库，毁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掳掠妇女财物，都逃到会稽郡来。谢琰收复义兴吴兴两郡，刘牢之收复吴郡，进军到浙江边。孙恩起初听说诸郡响应，对徒党们说，天下没事了，我带你们到建康享福去。后来听说刘牢之到了浙江边，对徒众们说，我割据浙江东部，还可以做个越王勾践。等到刘牢之军渡过浙江，孙恩对徒众们说，我是不以逃走为羞耻的。孙恩掳男女二十余万人逃往海岛。此后孙恩连年从海路入寇。四○一年，孙恩率舟师十余万人自海路突袭京口，逼近建康，司马道子惊骇，不知所措，赖刘牢之部将刘裕奋勇进击，大破孙恩军。刘牢之等援军赶到建康，孙恩屡次战败，又逃入海岛。四○二年，孙恩入寇临海郡，被晋兵击败。孙恩穷困投海自杀，徒党和妓（奏音乐的妇女）妾说他成了水仙，跟着投水的多至百余人。被孙恩掳去的二十余万人，三四年间，不是战死溺死，便是彼贩卖作奴隶，到孙恩死时只剩下数千人。孙恩连年从海岛入寇，前后数十战，又杀死民众数万人。

　　孙恩死后，余众推卢循为首领，被刘裕追击，泛海逃走。四○四年，卢循攻陷广州，以后连年入寇，四一○年，率兵十余万逼近建康，被刘裕击败，卢循逃到交州。四一一年，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杀卢循。孙恩在败逃入海以前，多少还算是率领农民起义，卢循则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乱。

　　正当东晋朝全力攻击孙恩的时候，桓玄乘机吞并上游诸藩镇，占有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三吴破败，东晋朝失去了依靠，成为仅有空名的朝廷。桓玄认为灭晋称帝的机会到了，与孙恩军逼近建康同时，桓玄在江陵聚众，谋夺取建康。四○二年，司马元显发兵要进攻桓玄，桓玄军却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政权全归桓玄。四○四年，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

　　东晋朝是王谢瘐桓四大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王谢瘐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的大族，骄奢淫昏毫无才能的桓玄便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东晋朝。

　　孙恩乱后，东方诸郡大饥，一向腐朽的士族中人，这时候披着精制的罗衣，抱着心爱的金玉，关着大门整家整家地饿死。他们连掘些草根充饥的本领也没有，当然不会有人起来和桓玄争夺帝位。但是，桓玄也是腐朽已极的一人，他不可能维持既得的地位。当时存在着一个能够消灭桓族势力的人物——刘裕。桓玄刚登上帝位，刘裕便在京口纠集力量，率众一千七百人攻入建康，桓玄逃回江陵。晋兵杀桓玄，灭桓氏一族。刘裕恢复晋安帝的皇帝名义，自己在政治上武功上积极准备威望。四二○年，刘裕废晋帝，建立起宋朝。

　　东晋朝十一帝，首尾凡一百零四年。

　　宋朝 四二○年至四七九年

　　刘裕出身破落的低级士族。东晋初，刘家避难，从彭城迁居京口。刘裕幼年贫穷，不得读书，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他又是个酷爱赌博的无赖，曾因赌输，被京口大族刁逢缚在马桩上索赌债。这种经历使得刘裕懂得劳动民众的疾苦并具有冒险求利的性格。

　　京口是从北方各地流亡来的士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号称北府，与历阳同为扬州重镇。居民风俗强悍，敢于从军。谢安辅政，举谢玄为将。谢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刘牢之等人。刘牢之常领精锐当前锋，战无不胜，号称北府兵。肥水大战，荷坚军崩溃，晋军前锋五千人，就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兵。三九九年，刘牢之击孙恩，刘裕在刘牢之部下当小军官，勇悍善战，屡立大功。刘牢之部下诸将，抢掠财物，比盗贼更凶，独刘裕约束部属，纪律严明，大得民心。从此，刘裕成为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击灭孙恩卢循，主要是刘裕的功绩。

　　四○四年，桓玄篡晋，刘裕在京口约集失意士人密谋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刘裕击败桓玄，掌握东晋朝政权。后来积累战功，打下帝业基础，和晋元帝依靠大族推戴的情形完全不同。刘裕所创的宋朝，皇帝独掌大权，主要辅佐，多选用寒门，原来的高门大族，只能做名大权小的官员，难得皇帝的信任。削弱士族的政治势力，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宋朝国内的统一程度远非强藩割据的东晋朝所能比拟，政权大大增强了。

　　当时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出现强大的魏国，如果没有统一的汉族政权，鲜卑人几次大举南侵，很有可能并吞长江流域，摧残发展中的经济和文化。所以，刘裕消灭纪纲不立、豪强横行的东晋朝，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宋朝，对汉族历史是一个大的贡献。

　　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氏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灭晋而进行北伐。同时也为消灭国内割据势力而进行统一战争。

　　四○九年，刘裕攻南燕。四一○年，破南燕都城广固（山东益都县），灭南燕，收夏青州。卢循乘刘裕北伐，率军向建康进攻，刘裕亲率精兵回建康，击败卢循。四一一年，收复广州。四一二年，攻破江陵城，杀割据者刘毅。四一三年，刘裕遣将军朱龄石收复成都，杀割据者谯纵。四一五年，刘裕遣将军工镇恶攻克襄阳，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东晋境内在刘裕势力下全部统一了。四一六年，刘裕率将军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陆并进，攻后秦国，沿途收复滑台（河南滑县）、许昌、洛阳等重镇。四一七年，刘裕军攻破长安，灭后秦国。刘裕出关回彭城，留守军内乱，四一八年，关中被赫连勃勃夺去。这次北伐，胜利是巨大的，关中虽失去，自潼关东至青州，却成为宋朝的疆土。后来宋魏间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

　　东晋初，设立侨郡县，凭空增添官职，用以安置流亡士族。四一三年，刘裕实行土断法，令北方流亡来的士民，就所居地作为土著，与南方土著同等待遇。许多侨郡县从此省去，有利于行政统一和节省开支。

　　东晋朝重要地区用大族作镇将，因而形成割据的局面。刘裕改用皇子作镇将，特别是荆州江州两镇，所统兵甲占全国兵甲的半数，更非选皇子不可，从此建康朝廷不再受大族重镇的威胁。

　　刘裕完成了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措施，东晋朝显然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四二○年，刘裕很自然地建立起宋朝。四二二年，宋武帝（刘裕）死。四二三年，北魏攻夺宋地，司州（治洛阳）全部，青州、兖州、豫州大部，被北魏夺去。

　　四二四年，宋文帝即位。长江流域在宋文帝统治的三十年中，呈现东晋以来未曾有的繁荣气象。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元嘉（宋文帝年号）时期才真正开始。

　　宋文帝凭借富强的国力，经常出兵击魏，想收复黄河以南土地。魏太武帝勇武善战，统一黄河流域后，有吞并江南的奢望。四五○年，南北两个全盛的国家，爆发了决存亡的大战争。

　　四五○年，魏太武帝自率步骑十万攻宋悬瓠城（河南上蔡县东），宋将陈宪坚守苦战，魏军死伤甚重，败退。接着，宋文帝发大军，分水陆数路北伐，魏太武帝也发兵号称百万渡黄河来应战。宋将王玄谟率主力军攻滑台，被魏主力军击败。柳元景薛安都破魏洛州守军，收复陕城和潼关。宋文帝因王玄谟溃败，召还柳元景等军。四五一年，魏军乘胜攻彭城，徐州刺史刘骏（宋文帝子）决心坚守，魏太武帝攻城不克，率大军南行，攻盱眙城（江苏盱眙县）不克，又率军南行直到瓜步（江苏六合县境），声言要渡长江。宋沿江戒严，每户都得出丁男来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粮，前面有大江，后面有宋兵坚守城镇，只好退走。魏太武帝攻盱胎，向宋守将臧质求酒，臧质给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三十日，魏兵尸体高与城平，仍不能攻入，又只好忍辱退走。

　　这次大战争，宋兵力小，魏兵力大，宋进攻中原，失败是难免的。宋文帝并无战争经验，每次出兵作战，总要预先制定计划，限制将帅的机动性。交战的日期和时刻，也必须由宋文帝亲自决定。朝廷离战阵路途遥远，常常坐失时机，这也是遭致失败的一个原因。魏是野蛮的国家，每次作战，总是驱迫汉民在前阵，鲜卑骑兵在后面驰逐，汉民前进得慢一点，就被骑兵踏死。魏兵走到的地方，屠杀宋民异常残酷，少数人被捕捉到北方去作奴婢，算是幸运，多数人都被杀死。攻城尤其避免用鲜卑人。魏太武帝猛攻盯胎，给臧质信里说，我派出的攻城兵，都不是我国人（鲜卑人）。攻东北城的是丁零人匈奴人，攻南城的是氏人羌人。你杀死这些人，省得他们在我国内作乱，对我只有好处，你尽力杀吧！魏兵作战就是这样消耗大量非鲜卑人的生命来进行的。魏太武帝南侵失败，尽量发泄了他的所有野蛮性。宋钥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地方，都遭受大破坏。魏兵一见丁壮人就杀，刺婴儿在长矛上，舞矛以为戏乐。掳去生口（被捕获作奴婢的人）一万多人，听说宋兵来追，把生口全部杀死。魏各军又捕捉宋民，驱回北方，有的捕得五千余家，有的捕得五万余家。魏兵经过的郡县，房屋被烧毁，变成一片白地，春燕归来，只好在树上造巢。宋从此国力大损，魏兵马死伤也过半数，南北两朝都疲惫，不敢再轻易较量兵力。

　　继承宋文帝的宋孝武帝是个暴君。他要更加增强皇帝的权力，厉行宋朝原有的典签制。每一镇将，不论是王或功臣，皇帝都派遣自己的亲信人去做典签官，代镇将掌实权或分掌实权，并且监视镇将的行动。他控制镇将愈紧，疑忌心也愈重，诸王因遭疑忌，先后被迫起兵作乱，宋朝廷从此陷入骨肉相残君臣互疑的一片混乱中。到宋明帝时，混乱愈益加剧，除了宋明帝自己的儿子，其余残存的诸弟（宋文帝子）和诸侄（宋孝武帝子）几乎全被杀绝。被疑忌的文武大臣，有的被杀，有的带城镇投降魏国。四六六年，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降魏，与魏军合力击败宋军，宋朝淮河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河以西九郡先后被魏夺去，南朝疆域又一次缩小。四七二年，宋明帝死，子苍梧王继位，内乱更加炽烈，一个不甚被疑忌的普通镇将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在内乱中造成势力。四七九年，萧道成灭宋朝，建立齐朝。

　　宋朝八帝，首尾凡六十年。

　　齐朝 四七九年至五○二年

　　齐高帝（萧道成）侨居南兰陵（江苏武进县）。出身“布衣素族”（寒门），原来并没有夺取帝位的野心。宋明帝大杀宗室和文武大臣，以为自己的子孙可以永保帝业，事实恰恰是为萧道成开辟了帝业。齐高帝知道他这个做皇帝的机会是难得的，急于想保持它，问儒者刘瓛（音桓huán）怎样才能久安。刘瓛说，想久安，要宽厚。宋所以亡天下，就是因为残刻。你如果以前车为戒，能宽厚待人，危可以得安，不然的话，只有危，不会有安。齐高帝很同意刘瓛这番话。

　　齐高帝改革宋孝武帝以来的暴政，提倡节俭，常说，让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泥土同价。他对民众的剥削比宋朝轻些，因而稳定了齐朝政权。他做了四年皇帝，临死时嘱咐继承者齐武帝说，刘氏如果不是骨肉相残，他族那得乘乱夺位，你必须深深记住。齐武帝遵遗嘱不杀诸弟，朝政也还严明，境内外十几年没有战事，南朝民欢又得到一个休息时期。齐明帝继位，又走上宋孝武帝宋明帝的旧路，大杀齐高帝齐武帝的诸子，引起内乱。他的继承者东昏侯，也和宋苍梧王一样，凶狂乱杀，臣属人人自危，内乱大起。五○一年，雍州刺史（镇襄阳）萧衍起兵攻入建康。五○二年，萧衍灭齐，建立梁朝。

　　齐朝六帝，首尾凡二十三年。

　　梁朝 五○二年至五五七年

　　梁武帝（萧衍）也是出身侨居南兰陵的素族，早年就博通欢学，尤其擅长文学，与著名文人沈约、任昉等齐名。四九八年，被任为雍州刺史。乘齐朝内乱，在镇准备起事。他比其他起事人准备得周到些，因之一举便成帝业。

　　梁武帝在位凡四十八年，国境内平静无战事，当时北朝已经衰乱，无力大举南侵，南北两朝间不曾发生决存亡的大战争。南朝在这一长时期里，应该是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好时机，可是，梁武帝恰恰是个伪善而残暴的、愚蠢而贪婪的统治者，他采用各种方法来维持他的政权，他又为社会大破坏造成各种条件，到末年爆发了侯景的大乱，接着爆发了诸王争夺帝位的大乱，整个长江流域遭受空前未有的普遍破坏，统治阶级的所有丑恶也都在大乱中暴露出来。

　　梁武帝看到东晋朝凭借士族的维持，国运延长到百余年，但皇帝无权，朝廷为大族所挟制。宋齐两朝用诸王作镇将，用典签监视诸王，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但骨肉相残，政权为素族所夺取。梁武帝依据这些经验，定出两条基本方针，企图取三朝的长处，改三朝的短处，建立起久安的梁朝。

一 恢复百家士族的权利 宋齐两朝用素族来压制士族，梁武帝按照东晋的经验，认为不如用士族来压制素族较为有利，因之东晋初的百家士族又被重视起来。徐勉作吏部尚书，熟悉《百家谱》，写给每一个人的文告里，都避这个人的家讳，表示对百家士族的尊重。五○八年，梁武帝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每州每郡每乡都有专官一人搜罗士人，推荐给朝廷，这种专官无疑是士族中人，被搜荐的人自然多数也是士族中人。用什么方法来安置这许多被搜荐的人呢？梁武帝令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又增设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分二十四班，共有名号一百二十五个。不入十品的将军，别有八班，共有名号十四个。又增设施于外国的将军（如镇远、抚北等名号）为十品，分二十四班，共有名号一百零九个。大批将军以下，当然还有更多的军官名号，文武官名号如此繁多，可以容纳许多人。从最低的第一班向最高的第二十四班，逐次升迁，可以销磨许多人的时光，计谋算是很巧的了。可是官数终究有限，并不能容纳愈来愈多的求官者，梁武帝因而又大增地方官。自东晋以来，侨州郡县和实在的州郡县逐渐增多，五一二年，梁境内共有二十三州，三百五十郡，一千零二十二县，地方官数目本来已经够庞大，梁武帝还嫌不够，又增立许多州郡县名目。到五四○年，共有一百零七州，按州的大小，分为五品：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下品州多在边地，在一个村落里就设立起州或郡县，刺史太守县令及僚属都用非汉族的本地土豪，和朝廷只是有时候发生一些贡纳关系。五品州以外，还有二十余州，根本不知设在什么地方，官自然还是有的。边境上镇戍地点，居民很少，为提高镇戍军官的官位，都给与郡名，一个军官往往兼任两三个郡的太守。自文武朝官至地方官，都有品第，按百家士族、寒门素族和非汉族土豪的门第高低以及势力大小来配合官品，大概求官的人都可以相应地得到做官或僚属的俸给，虽然寒门被排抑，不得任显职，但在得官较易这一点上，对梁武帝的安排不能不满意。

二 提高诸王的权力 尽管梁武帝增设大量的文武朝官和地方官，但政权的实际分掌者仍是诸王。宋齐两朝典签监视诸王的制度废除了，诸王成为有实权的藩镇。诸王犯大罪，也只行家教，训诲一番就算了事，想用这种骨肉恩爱来改变宋齐两朝的骨肉相残。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个奢侈放纵过度、贪财牟利无厌的人，用重利盘剥法夺取田宅邸（客店）店（商店），单是在建康的客店就有数十处。萧宏住宅内有库屋约一百间，关闭极严。有人告发萧宏谋反，库屋里藏的是兵器。梁武帝到萧宏住宅亲自逐屋检查，看到库屋三十余间，每间藏一千万钱，共有钱三亿以上。其余库屋满藏布、绢、丝、棉等杂货，不计其数。这都是巧取豪夺得来的赃物，梁武帝知道不是兵器，非常喜欢，对萧宏说，阿六，你家当不小！从此对萧宏更加信任。萧宏本来怕查出赃物得罪，经这一次检查，贪财成为合法的行为，搜括更无忌惮。其他诸王、公、侯，自然也要学萧宏的行为，因为贪财能得梁武帝的信任。梁武帝早年没有儿子，过继萧宏的儿子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太子萧统，萧正德还本，封西丰侯。萧正德失掉皇帝继承权，很不满意。五二三年，逃到魏国，自称废太子来避祸，希望魏国利用他来攻击梁朝。魏国正在内乱，待遇他很薄，萧正德失望，第二年又逃回梁朝。梁武帝哭着教训他，还给他西丰侯爵位。梁武帝的次子豫章王萧综，为南究州刺史，镇守彭城，五二五年，魏兵来攻，萧综投降魏军，梁朝失彭城重镇，将佐士卒死十分之七八，梁武帝仍封萧综的儿子萧直为永新侯。梁武帝这样来实行骨肉恩爱，恰恰为晚年准备了比宋齐两朝更丑恶的骨肉相残。

　　梁武帝对待亲属和士族，一概不用法律，这些人犯了罪，都可以得到宽免。对待民众却完全相反。民欢犯了罪，用法极严，如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被囚禁罚作苦工。剥削阶级的法律，本来都是为压迫民众而制定的，不过，梁武帝连伪装的公平也不要了。五一一年春，梁武帝到南郊祭天，路上有个老人挡住车驾，说道，你使用法律，对民众太严，对权贵太宽，不是长久之计呵！这个老人冒险替民众说了话，当然，梁武帝有他自己的一套不可变的作法。

　　梁武帝对民众是这样的残暴，但是，他有任何一个皇帝做不到的特殊伪装术来掩饰他的残暴。他在冬天，五更就起床办事，手冻得拆裂，也不停笔。这算是他的勤劳。即位不久，便按佛教的规矩，长斋素食，祭天地祖宗以及朝廷大宴会，也只用蔬菜，不用牲畜。他一天只吃一顿菜羹粗米饭。自称不是公宴，不吃公家饭，宫里人也不吃公家饭。意思是说，他和宫里人的生活费，不要国库来供给。至于生活费从那里来的，还不是用另一种剥削形式从民间得来。他穿的是布衣，挂的是木绵制的黑色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不饮酒，平时不听音乐。这些都算是他的节俭。任何时候他总是衣冠整齐，就在大暑大也一丝不苟；对待宫内阉宦，也是礼貌严肃好似对贵宾，更不用说接待士大夫的礼貌。这都算是他的谦恭。他专精佛教戒律，每次断重罪（杀普通民众），总要涕泣，整天表示不高兴；士族犯罪一概宽免，亲属甚至是犯谋反罪，哭着教诲一番也就算无罪。王侯横行不法，或者白天在大街上公然杀人，或者夜间派人出去抢掠，盗匪逃进王侯家，就没有人敢追捕。梁武帝完全知道这种情形，因为讲慈爱，所以让他们无恶不作。这都算是他的慈爱。五四六年，一个直臣贺琛上书指出梁武帝的恶政：第一，搜括极其残酷，民不堪命；第二，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第三，权臣玩弄威福，专找别人的罪过；第四，朝廷大兴土木，民众服役不得休息。贺深说的都是实话，句句揭穿梁武帝的伪装。梁武帝看了大怒，举出自己的节俭生活作证，辨明没有那些劣迹。贺琛不敢再说话，梁武帝依然用他老儒兼老僧式的勤劳、节俭、谦恭、慈爱掩饰着他的残暴。

　　仅仅依靠伪装，到底只能起有限的作用，梁武帝利用这些伪装以外，又拿出儒学和佛教两套办法来欺骗人。

　　兴儒学、制礼、作乐——五○二年，制定雅乐。五一二年，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一十九条，颁布施行。制礼作乐是儒学盛事，梁武帝即位，首先制成礼乐，连北方士族中也有人南望羡慕，想未投奔。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兴儒学。五○五年，梁武帝下诏提倡经术，在建康设立五经馆，每馆设博士一人，有学生数百人。学生生活费由国家供给，考试及格就给官做。不到一年，各地士人纷纷来投馆求学。这些投馆的士人无疑是寒门，他们有了做低级官的门路，自然也就满意了。

　　大兴佛教——自东晋至宋孝武帝，佛教在儒家、道教制约下，还不能独占上风。宋明帝开始佞佛，立湘宫寺，极其壮丽，自称功德极大。老臣虞愿说，这都是百姓卖儿贴妇钱造的，如果佛有知识，该多么悲悯！罪比塔还高，有什么功德！宋明帝发怒，赶虞愿下殿。齐宰相竞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斋僧时亲自送饭送水，佛教开始盛行。儒生范缜不信佛，萧子良问：你不信因果报应，试问人为什么有富贵贫贱？范缜依据儒家学说作《神灭论》，驳斥因果说。朝野分儒佛两派展开争辩，佛教徒无法驳倒神灭论。虽然宋明帝、萧子良提倡佛教，但虞愿范缜所代表的反佛教思想还很有力量。到梁武帝时，南朝佛教才进入全盛时期。他大兴佛教，不是废弃儒玄（道家），而是用佛来调和儒玄。他本是一个博学无所不通的大学者，著《孔子正言》、《老子讲疏》等属于儒玄的书二百余卷，又著属于佛教的书数百卷，确实表现了他对儒玄佛三家学说的精通。他用儒家的礼（《孝经》引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来区别富贵贫贱，用道家的无（刘向论道家“清虚无为，务崇不竞”）来劝导不要争夺，用小乘佛教的因果报应，来解答人为什么应该安于已有的富贵贫贱，为什么不要争夺。三家合用，非常有利，因此他创三教同源说，硬派孔子老子当佛的学生。他作《会三教诗》，以日比佛，以儒、道比众星，说“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所谓无二非三，就是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辅助。他对三家学说进行调和，在推行上着重在佛教。他装成一副苦行僧的状貌，皇帝的生活享受，似乎都舍弃了，好叫人相信他的宗教信仰是纯洁无私的。他建立同泰寺，早夜到寺礼拜。屡设救苦斋、四部（僧、尼、善男子、善女子）无遮会、无碍会，在会上讲演佛经，说是做功德事，替百姓求福。五二七年，他到同泰寺舍身，表示要出家当和尚，过了四天，才回宫。五二九年，又到寺舍身，群臣出钱一万万，向同泰寺赎他回来。五四六年，又去舍身，宣称他和宫人以及全国都舍了。群臣出钱二万万又算赎回来。五四七年，又去舍身，这一次出家多至三十七天，群臣又出钱一万万赎回这个“皇帝菩萨”。他只用舍身法就替同泰寺讹诈得四万万钱，群臣一只手付出四万万，一只手向民众不知要掠夺多若干倍的钱。在他赎身回宫那一天的夜间，同泰寺的塔烧毁了。他说，这是魔鬼于的事，要做更广泛的法事来镇压魔鬼。下诏道，道愈高魔也愈盛，行善事一定有障碍，应该大兴土木，比旧塔增高一倍。他役使大量民众造十二层高塔，塔还没有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梁武帝兴佛教，已经达到发狂的程度，虞愿斥责宋明帝罪比塔还高，梁武帝的罪恶，比宋明帝当然更要高无数倍。当时民众遭受如此残酷的剥削，不曾起来反抗，足见因果报应说的麻醉作用确实可以使被麻醉者陷入昏迷状态中。

　　梁武帝的残暴统治，得到士族、亲属及僧徒的共同拥护，在国境内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表面上的平静，实际是内乱已经酝酿得足够成熟了。最后由于接纳东魏叛将侯景，造成梁国境内的大破坏。当时黄河流域也正在大破坏，南北同时大乱，西晋末年开始的灾祸，到梁武帝末年才真正达到全中国普遍大乱的最高峰。东晋宋齐三朝多少还能保持长江流域的偏安局面，梁武帝却引进北方的破坏势力来蹂躏江南，从这一点说，梁武帝是东晋以来最坏的统治者。

　　梁武帝初年，魏国开始内乱。梁乘敌国内乱出兵恢扩疆土，本是南朝政权应作的事，可是，在梁武帝指导下的军事行动，却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下面列举几次军事失败的情况。五○五年，梁大举伐魏，梁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魏军认为百数十年来未有的劲敌，不敢交锋。梁武帝舍韦叡等良将不用，却用懦怯昏庸的六弟临川王萧宏作主将。五○六年，萧宏驻军的洛口（安徽怀远县境），一个夜里忽有暴风雨，萧宏恐惧，率数骑弃大军逃回建康。将士不见主将，纷纷溃散，器械全部遗弃，人死将近五万人。五一四年，梁武帝发徐扬二州民，二十户取五丁，役夫及战士合二十万人筑浮山堰（在安徽凤阳县境），企图壅遏淮水灌没魏国的寿阳城。水利工程家都说，淮河中沙土轻浮，不可筑堰，梁武帝不听，用铁器数千万斤沉水底，仍不能筑成。他又用木料叠成方框，中填大石，上面加土。役人担负木石，肩肉腐烂，疫病流行，尸骸满路，苍蝇声昼夜薨薨。冬季大寒，役人又冻死无数。五一六年，淮水暴涨，浮山堰崩坏，沿淮水城镇村落的居民十余万人都被水漂入海。北魏不动兵力，梁国民众死伤却在二十万人以上。此外，对魏战争不时发动，南北军民在战争中死伤不可数计。梁武帝是个“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但得不到什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但得不到什么地的无能而贪残的杀人恶魔，他装扮着一副佛教的慈悲面目，在战争上却更明显地暴露出他的真实面目。

　　对魏战争的残害民众，还只是梁武帝罪恶的较小部分，他最大的罪恶是接受侯景的降附。侯景是东魏高欢部下有谋略的将帅，统治黄河以南土地。五四七年高欢死，侯景与高欢的继承者高澄为敌，据河南反高澄。侯景投降西魏，受西魏官爵，又来投降梁国。梁武帝贪得河南土地，纳侯景降，封为河南王。侯景投降西魏和梁国，原想取得援助，攻灭高澄。他和高澄交兵，向西魏字文泰求援，字文泰知道侯景不可信任，以援助为名，出兵占据侯景所属土地的一半。梁武帝也出大兵援侯景，被东魏击败，亡失士卒数万人。字文泰处置得宜，西魏不战获地；梁武帝贪婪昏愚，梁成为接受灾祸的对象。侯景早有灭梁的意图，这次战争更证明梁朝腐朽已达极度。五四八年，东魏大败侯景军，侯景率败兵八百人南逃，夺取梁寿阳城，准备灭梁，公然对人说，我取河北不成，取江南却有把握。侯景诱萧正德作内应，许事成后尊萧正德为梁帝。萧正德大喜。侯景举兵夺取谯州城（安徽滁县），梁武帝命萧正德防守长江。萧正德让侯景渡江，建康大惊乱。梁武帝令太子萧纲筹防御。萧纲命萧正德守宣阳门。

　　侯景渡江时，只有兵八千人，马数百匹。他乘梁君臣震骇，进攻建康城。萧正德开城门迎侯景入城。侯景攻台城（宫城），萧纲依仗良将羊侃，率众力战。侯景屡攻不克，众心离散。侯景令兵士掠夺民间粮食和妇女金帛，并胁迫民众数万人充兵士。侯景又招募梁奴隶得千数人，分配备军。奴隶被重用，人人感恩，愿出死力，侯景兵力又振。五四九年，侯景攻入台城，梁武帝饿死。萧纲即帝位（梁简文帝）。五五一年，侯景杀梁简文帝，自称为汉皇帝。

　　梁武帝在位年久，等待时机，积极准备夺取帝位的主要有这些人：侄子萧正德蓄谋最早，但势力最弱。五三一年，太子萧统（昭明太子）死。照继承惯例应立萧统的儿子作皇太孙；梁武帝却立儿子萧纲为太子，因此萧纲与诸弟萧纶、萧绎、萧纪之间，萧统的儿子萧詧（同察）与诸叔之间，充满着仇恨。侯景作乱，主要争位人阴私丑恶的面目，尽情暴露出来。萧正德引侯景入建康城后，便自称皇帝。与侯景约定，攻破台城，必须杀梁武帝和萧纲。台城攻破后，萧正德亲自执刀去杀，被侯景阻止，皇帝名号也被侯景取消。萧正德密谋攻侯景，侯景把他杀死。这个图谋帝位数十年，无所不为的萧正德，在一群谋图者中首先结束了他的丑恶的生命。南徐州刺史萧纶率军入援，与其他援军互相猜忌，拥兵观望，莫有战意。侯景破台城，萧纶逃走。五五○年，萧纶据郢州（镇夏口——湖北汉口市），称自己办事的厅屋为正阳殿，表示要做皇帝，一面向北齐称臣投降，希望得到北齐的援助。北齐封萧纶为梁王。雍州刺史萧詧据襄阳，与荆州刺史萧绎交兵。五五○年，萧詧向西魏称臣，请作附庸国。西魏派兵助萧詧，封萧詧为梁王。萧绎据江陵，声势最大。侯景围台城，萧绎声称举48毛兵入援，实际是观望形势，积极消灭其他争夺帝位的敌人。西魏兵助萧詧攻萧绎，逼近江陵，萧绎也向西魏求和，愿作附庸国。萧绎又向东魏求和。五五一年，北齐（五五○年，北齐灭东魏）封萧绎为梁相国。这时候，萧纶专附北齐，萧詧专附西魏，萧绎附北齐和西魏，北齐与西魏互相牵制，萧绎所受到的控制力比较松一些。侯景在江南毫无凭借，只有一些被胁迫作战的乌合军队。他破台城后，释放北方人在南方当奴婢的约一万人，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势孤力弱可以想见。梁国任何一个争位人，都有力量击灭侯景，可是，这些人都想借侯景的手摧毁梁武帝和萧纲的地位，自己专力对付其他争位人。等到萧绎造成得位的形势，可以抽出一部分兵力进攻建康的时候，侯景早在这个空隙中，进行着空前规模的大破坏。

　　自东晋以来，建康一直是长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第一个中心地点。统治集团在各地方搜刮财物，主要是集中到建康，在这里纵情耗费掉，商业和手工业，自然也跟着发达起来。梁武帝时，建康已经成为南北各四十里，拥有二十八万户的大城市。贺琛上梁武帝书里指出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的情形，说：地方官所以贪残，总是由于风俗太侈靡。现在做一任地方官，得钱就可以上万万。罢官回京，尽量享受，一次宴会费钱超过百金，家中畜妓无数，极声色的乐趣。不过几年，钱财用完，追恨过去得钱不够多，再出去做官，贪残得更加厉害。贺琛说的只是地方官，至于王公贵戚和世家大族，贪残侈靡自不待言。梁武帝否认贺琛的指责，但也承认自己斋僧的饭菜，一个瓜能变出几十个式样，一种菜能做出几十种味道。素食还如此精致，可见贺琛所说风俗侈靡，确是事实。侯景宣布梁武帝罪状说，梁朝割剥民众，以供贪欲，你们如果不信，试看皇帝的大苑囿，王公的大第宅，僧尼的大寺塔，以及文武百官，都是美妾成百，仆从上千。这些人不耕不织，锦衣美食，不从百姓夺取，从那里得来！侯景的指责也是事实。侯景渡江攻建康城，梁武帝命提取诸寺院及公库所藏钱，得五十万万充军用。建康有的是钱和用钱的人，他们比赛豪华，衣服食物器具，力求精美，都要各地方运输进来，本城产品是很少的。侯景作乱，交通阻隔，粮食断绝，几个月功夫，人饿死大半。侯景攻台城，萧纲命人烧侯景所据宫殿，宫殿及多年积聚的图书文物几乎全部被烧毁。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建尿，经侯景之乱的破坏，荡然无遗了。

　　五四九年，侯景攻入台城，就派遣部下诸将出外杀掠，告诫诸将说，攻入城市，要杀个干净，使天下人知道我的威名。因此诸将专事烧杀掠夺，做尽惨虐行为，以取笑乐。侯景军一路向三吴，有饥兵数百。梁吴郡太守有精兵五千，不敢抵抗，开城门迎侯景军。侯景军据吴郡，大掠财物妇女。侯景派兵攻破吴兴郡，又进攻会稽郡。会稽有精兵数万，粮食军器都很充足，侯景兵到，东扬州刺史萧大连（梁简文帝的儿子）弃城逃走，侯景军不战取得会稽郡。三吴最为富庶，是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第二个中心地点，经东晋末一度破坏后，宋齐以来，又恢复了它的繁荣景象。建康城的大量消费，主要是依靠三吴来供给。侯景据有三吴，夺完了金帛，又掠夺人口，有的被杀死，有的被贩卖到北方，遗民存留无几。五五○年，侯景军一路向广陵。破城后，捕城中人不论老少，埋半身入地，侯景兵驰马射击，八千人一时都被惨杀，广陵成了一座空城。五五○年，侯景军一路沿江西进。五五一年破江州，又破郢州。侯景率大军向江陵，萧绎向西魏求援，割汉中给西魏。萧绎有力量击败侯景，割地给西魏，实际是请求西魏不要助萧詧来夺取江陵。果然，侯景被萧绎军击败，逃归建康。侯景已经完成了他的大破坏动作，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只好坐在建康诚等待死灭。

　　萧绎击败侯景，取得江州和郢州，争位人之一萧纶也被西魏军杀死。五五一年，萧绎派大将王僧辩率军东下，陈霸先率精兵三万人助王僧辩。五五二年，王僧辩攻建康，陈霸先大破侯景军，收复建康城。侯景遁逃入海，路上被部属杀死。萧绎在江陵称帝（梁元帝）。建康已是一座荒城，江陵一向是西部重镇，为长江流域第三个经济文化的中心，舍不得离开；同时，在襄阳的萧詧，在成都的萧纪，都是主要争位人，需要防御，因此，梁元帝决定建都在江陵，使陈霸先镇守建康。

　　五五二年，益州刺史萧纪自称皇帝。五五三年，发兵来攻江陵。梁元帝请西魏攻蜀。字文泰很喜欢，对诸将说，取蜀灭梁，就在这一次了。字文泰派将军尉迟迥率军入蜀攻成都。萧纪宁愿失蜀，却一心想得江陵。他用金一斤或银一斤制成一个金饼或银饼，共有金饼一万个银饼五万个。临战，给将士们看看，但并不分赏给有功的人。萧纪军溃散。梁元帝兵追萧纪，萧纪掷一小袋金饼给追者，说，我用这金饼雇你，送我去见七官（梁元帝行七）。追者说，我杀了你，金饼会跑到那里去？萧纪就这样结束了他那条丑恶的生命。萧纪死后，益州全境也就为西魏所有。

　　一群争夺帝位的人，现在只剩下梁元帝和萧詧二人。五五四年，西魏字文泰使于谨率兵五万合萧詧兵来攻。五五五年，攻破江陵。梁元帝自以为读书万卷，仍免不了亡国，把所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一起烧毁，随后到西魏军前投降。他受尽萧詧的侮辱以后，结束了他那条极其丑恶的生命。

　　西魏封萧詧为梁主，以江陵附近约三百里土地作为梁国封地。使萧詧居江陵东城，西魏兵驻西城，监视萧詧。西魏取襄阳，掳走江陵府库中所藏全部珍宝，并捕捉王公百官以及居民数万人，分赏魏军作奴婢。长江流域第三个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建康和三吴也彻底破坏了。五五六年，萧詧在荒城里自称为皇帝。他和他的子孙对周（五五七年，周灭西魏）隋执臣礼甚恭谨。

　　五八七年，隋文帝消灭了这个丑恶的梁国。

　　梁武帝酿造祸乱，侯景和萧氏一群争夺帝位的人实行祸乱。这次大祸乱归根是士族制度自然的结果。颜之推说，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禄，从没有自己耕田的。田地交奴隶佃客耕种，自己连起一块土，耘一株苗也没见过。人世事务，完全不懂。所以做官不办事，管家也不成。都是太优闲的缘故。又说，梁朝士大夫，通行宽衣大带大冠高底鞋，香料熏衣、剃面搽粉涂胭脂，出门坐车轿，走路要人扶持。官员骑马就会被人上表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叫跳，惊骇失色，告人道，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侯景作乱，士大夫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死亡无数。他们因为得不到食物，饿成鸠形鹄面，穿着罗绮，抱着金玉，伏在床边等死。隋炀帝也说，江东诸帝多抹脂粉，坐深宫。这都说明梁朝整个统治集团自皇帝以至士族已经腐朽到极度，剥削阶级的黑暗全部集中表现在这群人的行动上，既然西晋极度腐朽的士族造出了十六国大祸乱，梁朝同样腐朽的士族，自然也不能不造出梁末的大祸乱。

　　梁武帝为贪得土地，招纳侯景，结果是梁国内部大乱，失去广大的土地。东魏取得淮南和广陵，西魏取得益州、汉中、襄阳。江陵有西魏守军，实际也为西魏所有。南朝自巴陵（湖南岳阳县）至建康，与北朝对峙以长江为界。此后，南方汉族政权作为凭借的长江天险，江苏南京陈永宁陵石麒麟至少失去了一半，等到北方也建立起汉族政权的隋朝，一举灭陈，长江根本不起作用了。

　　梁朝四帝，首尾凡五十六年。

　　陈朝 五五七年至五八九年

　　陈霸先，吴兴郡长城县（浙江长兴县）人，在梁末大乱中，是一个保护南方汉族政权最有功的人。他家世寒贱，不列在士族。早年当里司、油库吏、传令吏等微职，后来得小军职，因镇压交州农民起义，官位渐显。五四九年，陈霸先在广州起兵讨侯景，排除当地割据者的阻碍，五五○年，进军至南康（江西南康县）。五五一年，萧绎遣王僧辩率军东下至湓城（湓音盆pén江西九江），陈霸先率精兵三万人来会。五五二年，王僧辩攻克建康，陈霸先立功最多。五五五年，王僧辩、陈霸先在建康拥立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为主。北齐派兵护送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来作梁主，王僧辩畏齐兵，迎立萧渊明。陈霸先再三苦争，王僧辩不从，陈霸先起兵袭杀王僧辩，立萧方智为梁帝（梁敬帝）。如果萧渊明得立，和江陵的詧管一样，建康的梁将成为齐的附庸。陈霸先杀王僧辩，立梁敬帝，齐的势力被摈斥不得侵入江南。陈霸先击败齐兵并削平许多叛乱。五五七年，灭梁称帝（陈武帝），建立起对抗齐周和后梁（萧詧）的陈朝。

　　陈武帝和陈文帝、陈宣帝统治陈国共二十五年，虽然与敌国经常进行着故争，国内的叛乱也不时发生，但梁未遭受大破坏的南朝境内，经济和文化逐渐恢复起来了。陈宣帝的儿子陈后主（陈叔宝），就在这个恢复起来的物质基础上，又恢复极度腐朽的丑恶生活。

　　陈后主荒淫，使宠妾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左右，文士江总、孔范等十人参与宴会，号称狎客。妃嫔与狎客共赋诗，互相赠答，采取尤艳丽的诗篇，造作歌曲，选美女千余人奏乐歌唱。君臣酣歌，通宵达旦。陈后主又大造宫室，其中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最为壮丽。三阁各高数十丈，材料多用香木，装饰着大量金玉珠翠，东晋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侈靡的建筑物。不言而喻，他的搜刮是极其残酷的。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刑罚苛暴，牢狱常满，直臣傅縡（音宰zǎi）劝他改过，说：陛下酒色过度，任用小人，恶忠臣如仇敌，看百姓是野草。宫中妾婢穿着拖地的长绣裙，厩里马匹饱得连豆粟都不想吃，百姓呢？流离失业，饿死不得葬，尸体抛弃在荒野上。天怒民怨，众叛亲离，我看陈朝就要完了。陈后主大怒，派人告诉傅縡说，你能改过么？你能改过，我想免你的罪。傅縡坚决拒绝，答道：我的心同我的面貌一样，如果我的面貌可以改，那末，我的心也可以改。陈后主更怒，杀傅縡。五八七年，隋文帝灭萧詧的梁国，定计灭陈。五八八年，隋发兵五十一万，以杨广为统帅，准备渡江。陈后主说，从前北齐三度来攻，北周兵也来过两次，都大败逃去。这次隋兵来攻，一定送死。宠臣们也说，隋兵决不能渡长江。君臣依然饮酒赋诗，守江诸将告急求救，一概不理。五八九年，隋将贺若（姓）弼自广陵直渡京口，韩擒虎自横江（安徽和县）直渡采石，攻入建康，俘获陈后主，陈亡。

　　陈朝五帝，首尾凡三十三年。

　　三一七年，晋元帝在建康立国，至五八九年隋灭陈，前后共二百七十二年。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在少数族统治下，长期遭受严重的破坏，汉族在长江流域建立本族政权，抵抗少数族的南来蹂躏，这是有利于民众的事业，不能看作分裂和割据。长江流域比起黄河流域来，一向是落后地区，东晋时期，北方汉族人大量南迁，长江流域经济有很大的发展，逐渐接近黄河流域未遭破坏时的经济水平，文化的兴盛，更远远超过当时的北方。南朝文化为隋唐统一时期高度文化奠定了基础。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比长江流域又落后得多。东晋时一部分北方士族迁居晋安郡（治设原丰县，福建福州市），闽江流域经济文化开始发展起来。梁末大丧乱，晋安郡独富饶安宁，不受丧乱的影响。侯景陷三吴，会稽郡公侯士人很多迁居到岭南，汉族文化在珠江流域也开始有一些发展。每经一次大乱，总有一部分汉族向落后地区迁移，他们带来汉族的经济和文化，在落后地区起着进步的作用，影响当地的非汉族人。例如四三六年（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灭北燕，北燕主冯弘族人冯业率三百人浮海归宋，居住新会（广东新会县），宋朝命冯业世为罗州（治石龙县，广东化县）刺史。冯氏非本地人，号令不行。高凉郡（广东阳江县）有“蛮”族部落十余万家，酋长洗氏。洗氏有女多智谋，善于用兵，梁末，罗州刺史冯宝娶洗氏女为妻。洗夫人约束洗氏部落使从民礼，冯氏政令才得行施。陈霸先起兵讨伐侯景，得洗夫人援助，洗夫人成为陈朝在岭南的重要支柱。冯氏数百人终于影响洗氏十余万家。以此为例，汉族士人避难到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在当地总要发生大小不等的影响。不过，由于士族的极度腐朽，在它统治力愈强的地方，劳动民众所受的痛苦也愈大，一直到造成大灾难，长江流域就是这样遭受破坏的。总的说来，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士族统治，对中国南部的开发，积极作用终究比消极作用要大一些。因为南朝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只有一个黄河流域，经过南朝，长江流域也成为主要基地，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从此扩大了一倍，封建社会也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隋唐时期的繁荣就是在这个扩大的基地上产生的。

第二节 南朝的经济状况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孙吴建国时，又有些进展。西晋末大乱，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其中士族只是少数，极大多数还是劳动民众。他们带着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产基础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东晋末和梁末两次祸乱以外，南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这也是生产力得以逐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依据下列事例，可以说明南朝发展中的经济状况。

　　人口增加

　　长江流域向来人口稀少，最大的荆、扬二州，当西晋武帝太康全盛时，荆州有三十五万户，扬州有三十一万户。西晋惠帝割扬州七郡荆州三郡置江州，又割荆州三郡属梁州。西晋怀帝又割荆州五郡置湘州。荆州所属二十二郡割去了一半，但多数户口仍在荆州所属襄阳江陵及江州所属武昌一带地区。东晋时，北方流人大量南来，主要侨寓在荆扬二州。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户口占江南全户口的半数。所谓三州，实际仍是太康时的荆扬二州（江州本是荆扬二州的一部分，荆州割归梁州湘州的八郡，不是户口稠密地区），假如北方流人户口和东晋以来荆江扬三州一百三十余年繁殖的户口，总数相当于荆州割去的八郡户口数，那末，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仍应有六七十万户，全江南应有一百二三十万户（不包括豪强藏匿的户口）。但四六四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的户口数，全国只有九十万六千余户、四百六十八万余口。当时江南以外，尚有徐、南兖、兖、豫、青、冀、司、雍、梁、秦等州以及益州全部，全国实际户口，决不能只有此数。陈朝国土最小，陈宣帝时有户六十万，隋灭陈，得陈户五十万，男女口二百万。二八○年，西晋灭吴，得吴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陈朝地比吴国略小，陈亡时户口也略少，自吴亡至陈亡，中间经过三百余年，户口似乎一点变动也没有，显然是不合实际的。东晋和南朝的户口数过度不合实际，原因主要在于士族享有特权。东晋元帝依靠士族立国，法禁宽弛，列入《百家谱》的士族固然特权最大，不入谱的北来士族以及东南原有的士族，也各享特权。这种特权之一是“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即并若干户为一户，士族出名作户主。户主势力愈大，所附私户数也愈多。东晋时山遐作余姚令，到县八十日，即查出私附一万余人。县中豪强，群起攻击，山遇要求朝廷再留二十天，追查私附，朝廷不许，免山遐官。会稽郡所属共十县，人口约三十五万（这是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数，东晋时人口也许较少）。假如平均每县人口为三万五千，余姚一县私附竟多至万余人。余姚不是士族聚居地，豪强藏户已如此众多，其他郡县可以类椎。

　　侨郡县并无一定境界，朝廷不问侨寓士族所占田亩数，当然不征租税和徭役，岁月积久，兼并愈甚，土断与侨寓两种主张成为政治上严重的斗争。所谓土断，就是主张把侨郡县士民作为土著，民众向朝廷纳租税服徭役，不再让士族独占这些利益。所谓侨寓，就是主张维持士族在侨郡县里一向独占的利益。土断对朝廷有利，凡有可能代替东晋自立朝廷的人都主张土断。三六四年（东晋哀帝兴宁二年），桓温实行土断，制定严法禁止挟藏户口，并在全国大查户口，普禁藏户，彭城王司马玄藏匿五户，被桓温惩罚，朝廷因此收入大增。

　　桓温失败后，土断制废弃不行。四一三年（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刘裕又实行土断，省去不少侨郡县。宋孝武帝时，雍州刺史王玄谟请在雍州实行土断，宋孝武帝下诏并省雍州所属三郡十六县为一郡。宋完成了土断制，但士族制度既然存在，就无法变革挟藏户口的积弊。

　　齐高帝新建齐朝，想整顿黄籍。黄籍是普通民众的户口簿，是朝廷征取租税徭役的根据。黄籍向来是一个大弊窦，官吏受富民（非士族的地主和富农、商贾，商贾不一定要入仕，但可得士人免税的利益）贿赂，给纳贿者或注军功，军功户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冒；或出钱一万余，伪造祖先爵位，就可以称士族；或因秃发，假托僧人；或迁徙无定，不立户名；或户存而黄籍不载，或人在而注已死亡，如此种种，弊端极多。免役免税的户口愈增，贫苦民众的负担也愈重。齐高帝设专官检查黄籍。齐武帝继续检查，罚纳贿改籍人到边地充戍役。四八五年，富阳（浙江富阳县）妖人唐寓之作乱，三吴纳贿改籍人来投奔的多至三万。齐武帝派兵进击，斩唐寓之。这次作乱，是富民反抗检查黄籍，畏罚叛变，根本不是农民起义。唐寓之虽然失败，纳贿改籍人的反抗依然强烈。四九○年，齐武帝不得不取消检查，承认宋代黄籍上一切弊端完全合法有效。

　　梁武帝不敢再检查黄籍，却想从整理士籍入手，依据东晋贾粥之所作《士族谱》，宋刘湛所作《百姓谱》，设立谱局，改定《百家谱》，凡八十卷，东南士族另立一部，不在百家之内。梁武帝能定百家士族和东南士族的谱系，但不能防止富民的继续纳贿改黄籍，结果只能是百家土族、东南士族和富民冒名的士族并存，各按自己的势力去剥削劳动民众。梁郭祖深说，民众为避免重役，或自断手足，或投靠士族作附隶，称为属名。梁朝的属名，就是东晋的私附，足见豪强挟藏户口，一向保持不变。

　　自桓温首创土断制，至梁武帝定《百家谱》，都说明士族与朝廷争夺民户，朝廷并不能改变这个形势。因此，长江流域人口实际是增加了，在偶存的几个户口数字上却看不出人口的增加。

　　农业前进

　　江南地势卑湿，人口稀少，农民向来用火耕水耨法从事生产。所谓火耕水耨，就是烧去田里杂草，灌水种稻，草和稻并生，高七八寸，一并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长。这样简单的耕种法，生产量自然很低微。西晋武帝时，杜预奏称东南水灾特别严重，原因在于火耕水耨必须高地蓄水，多筑陂堰，每遇水雨，堤坏泛滥，低田损毁，延及陆田。过去东南地旷人稀，不妨用这个旧法，现在户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岁陂堰放水，为害实多。请令地方官决去曹魏以来新造诸陂堰，修缮汉朝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借免水灾。晋武帝听从杜预的建议。魏吴对立，魏在边境上造陂堰，不顾吴境受灾害，西晋统一后，旧边境上人为的水灾可以减轻，至于火耕水耨的逐渐改革，主要由于户口日增，村舍相接，不得不改进耕作技术，以免水火的灾害。在人力薄弱的地区，自然还会保持着落后的旧耕种法。

　　扬（包括东扬州——会稽郡）、荆（包括雍州——襄阳和江州）二州，人口较多，农业也最发达。依据史书所记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兴修了不少水利。例如东晋时，曲阿（江苏丹阳县）立新丰堰，溉田八百余顷，乌程（浙江吴兴县）筑荻塘，溉田千顷，勾章（浙江慈谿县西）修复汉时旧堰，溉田二百余顷。宋齐梁相继修复芍陂（在安徽寿县南）堰堤，溉田万顷。宋时修复汉六门堰（河南邓县西），溉田三万顷。江南多湖沼，泄水可变成湖田。宋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又求始宁（浙江上虞县西南）休崲湖（崲音皇huang）作湖田。宋孔灵符奏请迁徙山阴县（浙江绍兴县）贫民到余姚（浙江余姚县）、鄮（音贸mao浙江鄞县东）、鄞（浙江鄞县）三县开垦湖田。作堰溉田和泄水成田，都是显示农业在发展中。用粪作肥料，不见记载，宋武帝功臣广陵人到彦之微时以挑粪为业，挑粪很可能用作肥料，因为荆扬等地，火耕水耨法已不能继续行施，必须采用施肥法。《史记·吴世家》记吴楚两国边邑妇女争桑树，引起战争（前五一八年），足见远在春秋时期，南方丝织业已很普遍，东晋以来，愈益发达。耕织都前进，树立了社会则富的基础。

　　手工业发展

　　南朝在手工业方面，有三个重要的进步，一个是炼钢术，一个是造纸术，一个是制瓷术。

　　炼钢术——人类使用铁的发展过程，按照炼铁技术的限制，形成熟铁、生铁、钢铁三个阶段。首先得到的只能是熟铁，因为当时的技术（主要是风箱），还不能熔化铁矿石。熟铁缺乏炭素，性柔软，不能制造需要有相当硬度的工具，作用远不及青铜器，也不及石器。技术前进一步，能够熔化铁矿石，这就得到了生铁。生铁含炭素过多，性硬而脆，耐磨性较高，可以铸造农具，但还不能制造武器。熟铁比生铁难熔化，用炼生铁的方法（熔铁炉中铁矿石与木炭混合在一起）来炼熟铁，因风箱通风力量不够强，熟铁不曾熔化，却在高温下吸收了百分之零点二五至百分之一点七的炭素，这就成为渗炭钢。再加以淬、锻等工，挤出铁中所含熔渣（杂质），就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有了这种钢铁，才能代替青铜在武器上的地位。中国古代炼铁技术的发展是迅速而卓越的，远在春秋前期，已经能够熔炼生铁，铸造农具和大鼎。按照铁的发展次序，春秋前期既有生铁，春秋以前应早有熟铁，只是缺乏硬度，不能用来作重要的生产工具。春秋后期，《吴越春秋》所记干将莫邪夫妇剪爪发投入炼铁炉因而制成宝剑的故事，暗示冶炼家开始摸索出渗炭钢的制炼法。战国时有钢，不仅可从文字记载上推知，并已有实物发现。到西汉武帝时，钢铁武器完全代替了青铜武器。炼成渗炭钢是伟大的成就，中国取得这个成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早。不过，渗炭钢要制为纯钢，必须锻炼百来次，费人工太多，而且愈锻炼愈柔软，不适宜于战时的实用。曹操曾制百辟（避）刀五把，是百炼的宝刀，他说，我的儿子里有不好武而好文学的，每人给一把。足见百炼的钢刀，是不能上战场的。锻炼较少的钢制武器，又可能因熔渣和含炭量多了些，容易折断。要刚柔得中，生产较易，就得在制炼法上再前进一步。这一步在南朝时期实现了。

　　《重修政和证类本草》铁精条下引陶隐居（陶弘景）说“钢铁是杂炼生（生铁）鍒（音柔róu熟铁）作刀镰者”。杂炼生鍒法后世一直保持着。在近代炼钢法应用以前，它是一种进步的技术。《天工开物》里说这种炼法是熔铁炉中生铁和熟铁混合在一起，火力到时，生铁熔化，包裹和渗入熟铁，生铁多余的炭素被缺少炭素的熟铁所吸收，也排挤出一些熟铁所含的熔渣，生熟铁都成为钢铁。取出加锻，再炼再锻，反复数次，就成质量较纯的钢铁。这种炼法，费功较少，产量较多，既可制刀剑，又可制农用的镰（能制镰刀，价不会太高），对发展生产力是一个贡献。陶弘景一生历宋齐梁三朝（四五六年——五三六年），所说杂炼生鍒法的应用，当与他同时或在以前。吴越在春秋时期最先发明渗炭钢，有冶炼技术的传统。齐时上虞人谢平创制刚（钢）朴，号称中国绝手。刚朴不知是何物，按朴原意为树皮，刚朴可能是指生铁熔液包裹熟铁（象树皮包裹树干）而同成钢铁，如果是这样，那末，谢平就是杂炼生鍒法的发明人了。南朝著名制造兵器的冶所是在会稽郡所属的剡县（浙江嵊县）三白山，看来会稽郡冶炼技术较高，谢平是尤高的冶炼家。东晋初年，会稽郡民众避重役，从海道逃到广州，刺史邓嶽大开鼓铸，好些非汉族居民因此知造兵器。可见会稽一向是南方冶炼技术较高的地方。

　　扬州在南朝，是鼓铸的重要地，建康有左右二冶，尚方（皇室工业）有东西二冶，工人多用囚徒。铁的产量多，梁铸铁钱，堆积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梁武帝用铁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足见南朝铁产量是丰富的。梁武帝曾令尚方造刀剑，装饰极精巧。尚方有横法钢，仍是百炼的柔钢，技术可能比旧的百炼法有些改进。

　　造纸术——西汉时已有纸，经东汉蔡伦改良，纸的功用大进一步。至东汉末建安时，左伯改良造纸法，纸的功用又前进一步。左伯是东莱（山东黄县）人，东莱一带成为造好纸的重要地。陈朝徐陵《玉台新咏序》里说“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梁元帝《咏纸诗》“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足见南北朝时，美色纸出在北方，南方造纸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剡溪（在浙江四明山区）一带四五百里盛产藤，取藤皮造纸，质地极佳，余杭（浙江余杭县）由拳村也出好藤纸。唐时书家以用藤纸相夸。制造藤纸开始在东晋时。范宁令属官说，“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藤角纸即藤纸。东晋未，桓玄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写在帛上和纸上的字迹，各装成一帙，常置手边。南朝书家写字多用麻纸，麻纸别称布纸，就是用破旧麻布制造的纸。麻纸可供二王写字，精美可以想见。王羲之曾一次赠送谢安纸九万张，当是这种麻纸。在纸上涂黄色防蠹药物称为黄纸。当时好纸已能大量生产，因之桓玄下令废竹简，用黄纸代竹简。隋灭陈，获得大量陈朝藏书。这些书籍多是陈宣帝时用纸抄写。纸到南朝完全代替了竹帛的地位，是和造纸技术的发展相适应的。

　　制瓷术——实物证明，商和西周的带釉硬陶器，可说是最原始的瓷器。两汉瓷器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状态，但制作技术继续在提高。三国西晋制瓷术又有进境，脱离原始状态转入成熟的初期。西晋文士作赋，茶、酒和瓷器联系起来，说明瓷器已是日常生活的用具。现在发见的瓷器，三国以迄南北朝都是青瓷，出土地点遍及南北。不过，制瓷术最高的地方还是在会稽郡。据现有的发掘资料，孙吴西晋，会稽制瓷业已渐发达。东晋和南朝将近三百年，会稽遭受战乱较少，是一个士族聚居地。士人享乐生活里饮茶也是享乐的一种，讲究茶具，对制瓷技术起着推动作用。茶具以外，日常生活用具及特制殉葬的明器，种类也很多，越窑和各地窑业成为一种重要的手工业。到唐朝，越窑声名更大，陆羽《茶经》说，“瓷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照陆羽的比较，越窑所制茶具是最好的。陆龟蒙赞美越瓷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句，大抵青瓷的制作，越窑确已达到最高境。唐时越瓷无疑是东晋南朝时越瓷的继续发展。

　　商业通畅

　　东晋和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开始发展，以皇室和百家士族为首的统治阶级，在这个经济基础上过着奢侈腐朽生活。一般他说来，统治阶级用政治势力从农民手工业者搜刮得钱，通过商业用钱取得各种消费品，消费品的大部分是由农民手工业者生产出来的（小部分是奴婢、罪徒等人的无偿生产），通过商业，农民手工业者得以收回一部分钱来进行再生产。因之，社会经济在政治较好、剥削较轻、商业通畅的情况下，可以有缓慢的进展；在政治苛暴，但商业仍能流通的情况下，也还不至于全部窒息；只有遭受破坏性特别强烈的战争，商业完全停顿的时候，社会经济才呈现崩溃现象。梁末侯景大乱，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其余大体上属于前两种情况，也就是长江流域经济上升的趋向，其中商业起着一定的流转作用。

　　建康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城中有四个市，又秦淮河北岸有大市，还有小市十余所。建康以外，京口、山阴（会稽郡治）、寿阳、襄阳、江陵、成都、广州等地也是商业城市。史称建康“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雇列肆，埒（音劣liè相等）于二京（长安、洛阳）”。商业主要为官人供给消费品，所有商业城市都是和建康一样。齐朝暴君东昏侯，极其淫侈，妃妾服装，都选用最珍贵的材料，向商市购买金宝，付钱比普通价高数倍。他宁愿用其他方法去搜括民间钱物，却不敢不付给商人所索的高价，这说明官和商相互依存，谁也缺少不了谁。

　　士人向来有免税权，因之士人多兼营商业。东晋王彪之整顿商市令里说，近查山阴市多有不法商人，或随地开设店肆，或隐漏估税，假冒豪强的名号，拥有贸易的厚利，凌践无势力的平民，独占居要害的地点。其他城市，情形大致相同。这里所说不法商人，或者就是兼营商业的士人，或者是和士人勾结、仗势横行的奸商，普通商人是不敢这样做的。又如东晋谢安有一个同乡罢官从广州回建康，带来蒲葵扇五万把。谢安取一把自用，建康人争出高价买蒲葵扇，这个同乡获利数倍。宋孔道成从会稽来建康，带货船十余艘，满载绵绢纸席等物。梁武帝弟萧宏，贮藏布绢丝绵漆蜜纻（细麻）蜡等杂货数十屋。萧宏在建康有数十处商邸，招待各路商客，廉价买进客货，贮藏起来，待价出售。萧宏又用高利贷的方法，吞并别人的田、宅、邸、店，建康和三吴不少人因此丧失产业。士人和贵族经商求富是普遍的，不过，对整个商业说来，主要经营者仍是社会地位卑微的商贩。

　　南朝重要产盐地，在江南是吴郡海盐县（浙江海盐县），在江北是南兖州盐城县（江苏盐城县）。海盐县海边有大片盐田。盐城县有盐亭（制盐场所）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运，每年常有船千艘往来。经营盐业的自然是豪强，其中有商人也有士人。

　　军人（小军官，凡小军官都是素族，士人不作小军官）也是一向享有免税权，军事重镇寿阳、襄阳，与北方有商业上往来，在这里军官可以贩运求富。

　　南朝和海南诸国通商，主要是经由广州南海郡的番禺（广州市），交州的龙编、西卷。自宋朝开始，有林邑、扶南（柬埔寨）以至天竺、师子国等十余国与南朝通商，梁时商业尤盛。输入货物多是象牙、犀角、珠玑、琉璃、吉贝（又写作古贝、木棉布）、香料等，中国输出货物多是绫绢丝锦等。《宋书·夷蛮传论》里说外国珍货，为富贵人所喜爱，所以“舟舶继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属（往来）”。梁时，外国商船有时一年到来十几批。当时北魏贵族已经腐化，也需要南货（南海货）供消费，梁就多输入南货在边镇与魏互市，交换北方产品。做交广二州官，很快就致巨富。宋时垣闳作交州刺史，任满回来，带资财值钱一万万。凡作广州刺史，无不暴富，俗话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饯）”的说法。从官吏贪污的钱数来看，当时中外交易的货物，数量并不小。

　　南方水上交通便利，也是商业发达的一个原因。东晋安帝时，建康一次风灾，毁坏官商船多至一万艘。此后官商船当愈来愈多。孙吴时，海上大船长二十余丈，可载六七百人，装万斛重的货物。梁时，大船可载二万斛。南朝造船技术比孙吴有很大的进步。由于人口增加，有较充足的劳动力用以开发农业，手工业商业也随着发展起来，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一个时期里，长江流域起了很大的变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描写西汉时长江流域的经济状况说，江南卑湿，人多夭死。地广人稀，生活依靠稻米鱼羹。种稻用火耕水耨法，懒散成俗，缺乏积蓄，少有冻饿的穷人，也少有千金的富家。经过东汉和孙吴，经济逐渐上升，到东晋南朝时，长江流域成为富饶的地区。沈约《宋书·孔季恭等传论》里说，江南地广，田亩肥沃，民众勤于本业（耕织），一郡丰收，可供数郡食用。会稽滨海傍湖，良田有数十万顷，上等田地，一亩值一金，北方上等田地还比不上它。荆州扬州盛产鱼盐木材、丝绵布帛，运销四方，满足天下人的需要。看司马迁和沈约的两种描写，显然，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面貌大不同于西汉时期了。

　　劳动民众改造长江流域的面貌，使它从贫困进入富饶，但富饶的享受者当然是那些剥削者，沈约所说良田，主要是为士族文武官员所占有，满足天下人的需要也只是满足剥削者的需要，劳动民众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下面简单地分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大类。

　　皇帝——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主要是用沉重的租税、徭役及铸劣质钱来实行苛暴的剥削。

　　劳动民众为维护偏安的汉族政权，负担着过重的租税。东晋初年，承用西晋户调法，晋成帝改为按田亩实数收租制，平均每亩取十分之一，税米三斗，称为度田收租制。这是对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租米，积欠至五十余万斛。晋哀帝减田租，亩收二斗。晋孝武帝再对地主让步，废度田收租制，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岁称全丁，十三岁称半丁）每口税三斛。这一改变，对非地主的民众是极大的不利，为和缓反对，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税。过了六年，增税米为每口五石，服徭役人免口税的制度，不久也就无形取消了。贫民与王公平等纳税，负担不平等到什么程度！宋齐梁陈，口税有增无减。口税以外，又课丁男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禄绢禄绵供官禄）。害民尤甚的还有苛税多种，其中有所谓资税（财产税）。晋刘超做句容县官，以前县官亲到四乡估评百姓家产，刘超但作大函送各村，教百姓自写家产数目投函中，写讫送还县官。百姓依实投报，课税收入，超过往年。收资税不扰民的官只有刘超一人，可见其余都是扰民官。宋时资税，民家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得抽税。因此，人民不敢种树垦地，屋破不敢涂泥。齐萧子良说当时官吏苛敛，民间桑树房屋都评价抽税，往往斩树发瓦，折钱充数。梁郭祖深说，官吏迫胁良善，比豺狼还要凶恶。齐时征塘丁税，萧子良上表称，浙东五郡，塘丁税每人一千文，贫民典卖妻子，不能足数，仍多积欠。这些苛杂税制，迫使民众加速地失业破产，沦落到佃客奴婢的地位。

　　从东晋到梁陈，有所谓估税，是抽百分之四的商业税。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买卖每一万钱抽税钱四百，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称为输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随物价百分抽四，称为散估。估税以外，还有过路杂税。如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设津主一人，贼曹（检查员）一人，直水（水上检查）五人，检查违禁品、来历不明人以及柴炭鱼苇等物。大小各津并十分税一。士人经商免税，商人纳百分之四的税，小贩过津口纳百分之十的税，朝廷设估税的理由是“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纳税），欲为惩励”，实际却是励士人惩商人，励商人惩小贩。

　　西汉以来，通行五铢钱。孙权在江东铸大钱，一个当五铢钱五百，又铸当一千的大钱。东晋时沈充私家铸小钱，市上与孙权钱并用。宋铸钱极劣，一千钱长不满三寸，称为鹅眼钱。比鹅眼钱更劣的钱，称为��（音延yán）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商贾不敢行用。后来禁用鹅眼、��环等钱，专用古钱（五铢）。古钱多被奸人剪凿破损，公家收税，必须圆大，人民纳两钱代一钱，或加七百买好钱一千，负担严重，因此犯罪受刑，冤苦无告。梁铸钱多种，轻重不一，币制纷乱，后废铜钱改铸铁钱，纷乱更甚。陈废铁钱，改铸五铢钱，一钱当鹅眼十钱。又铸六铢钱，一当五铢十，行用不便，人民愁怨。南朝钱法紊乱，轻重屡变，主要是造轻钱取利。齐武帝时孔觊指出铸轻钱的原因是由于朝廷“惜铜爱工”。所谓惜铜，就是用少量的铜铸多数的钱；所谓爱工，就是粗制滥造，不管质量的恶劣，归根是朝廷利用劣钱来夺取民众的财物。

　　繁重的徭役对农业生产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力。东晋范宁说：“古代役民，一年不过三天，今世役民，几乎一年不得三天的休息。”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人丁服军役三中取二。远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须充杂役。梁郭祖深说，人民充军役身死，有的主将给死者妄加叛亡恶名，死无对证，按叛亡惩罚，全家同村，悉遭破坏。人民被迫或自斩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隶，称为属名。这是因为士族有免役特权，附属在士族户下，为户主服役，比服官役要好一些。梁武帝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见妇女也不能免役。只看这些事例，再看范宁说的那句话，可以想见东晋南朝徭役害民的严重。

　　上述各种苛暴的剥削，都是以皇帝的名义，通过全部官吏来进行，所有劳动民众都得接受这种剥削。皇帝以外，还有两种主要剥削者，一种是从来就有的地主，一种是齐梁新起的僧尼。

　　地主——东晋南朝是少数大地主的政权，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晋刁协家有田一万顷。谢混家有田业十余处。宋沈庆之家财累万金，有产业在娄湖（在江苏昆山县），指地告人说，钱都在这里。孔灵符产业殷富，有墅（庄园）在永兴（浙江萧山县），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又有果园九处。当时大疾，都拥有广大土地，这些只是偶见的例证。

　　他们土地的获得，有所谓赐田，如王导有赐田八十余顷在钟山（南京城东北）西。有所谓求田，如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始宁休崲湖，决水为田。有所谓悬券，如萧宏放高利贷，借钱给人，文契上预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到期不还，驱逐业主，收归己有。更强暴的方法是霸占山泽。如刁协家专擅京口山泽，蠹害贫民。齐萧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县）、临城（安徽青阳县）、定陵（青阳县东北）三县封闭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山林湖泽被势家占有，百姓误入捕鱼，罚布十匹，汲取饮水，刈割柴草，都有罚禁。甚至有些统治者也感到横暴太甚，民愤难抑，在法律上规定霸占山泽的禁律，事实上禁律依然是一些空文。

　　势家大族拥有部曲，作为私有的武力。部曲本是大地主胁迫本族贫人、佃户及附近农民组成的私人军队。大地主作将帅时，部曲当作亲兵随从出战，在平时，用部曲压迫民众，霸占山泽田宅。部曲有部曲将，这一种人是大地主的爪牙，是附属于大地主的一种剥削者。

　　南朝士族又拥有称为门生的一种人。晋陶潜有脚病，使一门生与二儿舁篮舆。陶潜是贫士，还有一个门生为他服役。宋徐湛之有门生千余人，都是三吴富家子弟，衣服鲜丽，随从徐湛之出入。谢灵运有门生数百人。齐刘瓛每出游，一门生持胡床随行。门生对主人似乎有些象亲随人的身分。梁顾协标榜廉洁，有门生新来投靠，不敢献厚礼，只献钱二千文，顾协发怒，赐杖二十。姚察有门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花綀（音束 shù葛类）一匹，姚察厉声驱出。顾协姚察不收礼物，算是例外，其余当是以收门生礼物为敛财的一个方法。东晋南朝最重门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士族，也不敢希望获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钱买做门生以后，得服事贵人，自觉身分提高。贵人出仕，更得随从到任，分润赃物。例如益州历任刺史，莫不大事聚敛，多至万金，随从宾僚，都是京城穷子，出去做郡县官，尽量贪污致富。刘秀之做益州刺史，整顿政治，人民悦服。门生地位比宾僚低，情谊却很亲近，他们跟随主人，自然也要仗势剥削。

　　佛寺——齐萧子良提倡佛教，南朝佛教开始兴盛。梁武帝时，佛教极盛。建康有佛寺五百余所，各拥大财产。僧尼十余万人，食肉饮酒，穷奢极侈。外州郡佛寺，不可胜数。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养女，白徒养女不入户籍，免除一切课役。郭祖深说，天下户口，几乎失去一半。郭祖深主张革除白徒养女，准僧尼蓄奴婢。僧尼只许蔬食，婢女只许著青布衣。梁武帝正在大兴佛教，当然不听郭祖深的建议。

　　佛寺财产丰富，兼营高利贷。齐江陵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金龙，重数千两埋土中。甄彬曾持一束苎向长沙寺库房质钱，后赎还苎，苎中有黄金五两，问寺库知是有人持黄金质钱，管库僧误置苎中。小自一束苎，大至黄金贵物，都可以质钱，想见营业范围的广泛。后世典当业，从南朝佛寺开始。

　　上列从皇帝到僧尼，是一大群残酷的剥削者，长江流域经济不能有更多的发展，主要是受这群人的阻碍。劳动民众在这个阻碍下辛勤地进行着长江流域的开发事业。

　　小农——占有一小块耕地，农业生产以外，兼营副业，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的农民，在数量上是较大的，租税徭役，朝廷主要是从这部分农民取得。史载宋武帝刘裕微时的生活，可以代表这部分农民。刘裕是个农民，有时贩履卖芦苇，穿的是妻臧氏手制的短布衫袄。做皇帝后，保存所用耕具示子孙。在皇宫里仿照农民住屋造自己的寝室，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制的灯笼，麻制的蝇拂。他的孙子宋孝武帝看了说，田舍翁有这些，已经算是很好了。大抵普通农民，连葛灯笼麻蝇拂也是没有的。宋孝武帝时，山阴县人多田少（多被大族占有），孔灵符请迁徙贫民到余姚、鄮、鄞三县开垦湖田。当时朝臣全数反对孔灵符的建议，说山阴豪族富家，田并不少，贫民佣耕，可以谋生。朝臣代表大地主的利益，要贫民来充当佃户，孔灵符代表最高地主（朝廷）的利益，要贫民垦得一些田地，为朝廷纳租。宋孝武帝不听众议，移民垦田，都成良业。自然，这些良业终究还是被豪族富家占去。

　　东晋定制，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过四十户，自第三品起，每品减五户，第九品五户。农产物主客酌量分配。都下民户多投王公贵人当佃客，朝廷制度，并不实行。士族有免役特权，民众为避免可怕的徭役，不得不投靠士族当属名。既然很大部分的土地为豪族富家所占有，佃客数量无疑也是很大的。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拥有奴婢。如晋陶侃有家僮千数，刁协家有奴婢数千人。宋谢混有奴僮千数百人，沈庆之有奴僮千人。其他大族所有奴僮数量当不相上下。普通士族家庭，也养奴婢当作重要的财产，兄弟分家时分取奴婢。奴婢主要用在耕田江苏南京出土南朝的男、女陶俑织布，所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就是使用奴婢的目的。有时也派奴到远方去经商，不会逃走。五二五年，梁将元法僧逼迫彭城兵将三千余人来建康，都印额为奴。足见奴隶额上印着字，所以无法逃走。齐时，刘寅使奴当伯上广州，经过七八年还是回来。据说当时六斗米约抵钱五千，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钱五千至七千。奴婢来源主要是破产农民，奴婢身价惊人的低也就说明农民生活惊人的恶劣。奴隶是劳动民众中最受压迫的一层，侯景作乱，奴隶成为侯景的唯一支持者。

　　手工业者也是开发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力量，炼钢、造纸、制瓷、造船都是他们特出的贡献。

　　劳动民众推动长江流域的经济前进，士族享受了这个前进的利益，其中一部分人在文化上作出贡献，算是对劳动民众提供了一种报酬。

　　隋唐文化继承南朝，隋唐经济也依仗南方。数全国财富，“扬一益二”，就是长江流域开发的结果。到唐中期，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长江流域地位更见重要。所以，将近三百年的东晋南朝，在政治上是偏安一隅，在经济文化上却有巨大的成就。

第三节 南朝文化的发展

　　西晋末年，中原士族逃奔江南，建立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政权。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享受特殊的权利，生活非常优裕，地位非常巩固，因之黄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长江流域，不仅是保存旧遗产，而且有极大的发展。中国古文化极盛时期，首推汉唐两朝，南朝却是继汉开唐的转化时期。唐朝文化上的成就，大体是南朝文化的更高发展。

　　一 文学

　　士族过着腐朽委靡的生活，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只讲求形式的美观，也就是用事务求繁富，对偶务求工整，声律务求和谐，说到内容则几乎是空乏或者是污秽。但是，单就形式美来说，对文学发展上也还是一个成就，因为没有南朝文士的讲求，便不能有盛行于唐朝的文学，至于真正代表东晋南朝文学的，显然不是这些形式美的文学而是违反当时文学习尚，较为朴素的作品。

　　诗歌——古体五言诗在建安时期是个高峰，在太康时期又是一个高峰，到了南朝特别是梁朝，成为大高原，由此转入律诗的新境界。宋齐以下，凡参与士流的人，都学作五言诗，梁钟嵘（音荣róng）《诗品序》说“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因为上自朝廷会同，下至友朋酬酢，都得赋五言诗，否则便被轻视。有一次，梁武帝在光华殿宴饮群臣，聊句作诗，武将曹景宗力求参加。梁武帝说，你技能很多，何必在诗上争能，意思就是劝他不必在士人面前出丑。曹景宗酒醉，力求不已。梁武帝给他竞、病韵。曹景宗作诗道“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宴会上人无不惊叹。这确是南朝唯一有气魄的一首好诗，比所有文士作的靡丽诗都要好得多，这也说明不入士流的武人，同样学五言诗。五言诗风尚如此广泛，不象建安太康时期那样限于一部分文士作诗，所以说象个大高原。

　　曹魏末年，清谈家何晏一类人始作玄言诗。所谓玄言诗，就是用些老庄的话头，做成浮浅乏味的诗句。西晋清谈家所作诗很少见，钟嵘《诗品》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可见西晋末通行的是玄言诗。东晋初，一些清谈家逃到江南，作诗用老庄语又加上佛经语，玄言诗愈益盛行。《文心雕龙》说，江左诗篇，沉溺在玄风里，没有好诗。但是，东晋初郭璞和晋宋间陶潜，却是受玄风影响又不受玄风约束的特出的作者。

　　郭璞非常博学，识见比那些清谈家高出无数倍。他看到大乱不可免，在刘渊起兵以前，去江南避难。东晋建国，看到内乱仍不可免，心情是沉郁的，冒死斥责王敦的叛逆，性格是刚毅的，他是有肝胆、忧世的志士，所作《游仙诗》，文采鲜明，异于玄言诗的平淡，寓意慷慨，异于玄言诗的浮浅，阮籍《咏怀诗》以后，《游仙诗》可称独步。

　　陶潜的情感是炽热的，他在《杂诗》里自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轻翮（音核 hé）思远翥”，又说“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咏荆轲诗》更显出他的心情，“雄发指危冠，猛将冲长缨，……其人（荆轲）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里惋惜刺客的失败，无非借来发泄自己的猛气。这些都可见陶潜本来很想有所作为，可是，环境迫使他不可能有所作为。东晋自司马道子当权以后，变乱纷起，晋宋交替，变动更大，陶潜眼见世路的险恶，宁愿隐居园田，避免横祸。《归园田居诗》里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乱世的俗，既不肯适，又不能抗，那末，顺适本性也就成为唯一可走的道路。《与子俨等书》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可见他归隐是出于不得已。他在《咏贫士诗》里说，安贫与求富两个念头，常在胸中交战，安贫乐道的念头，总是处于战胜者的地位，所以他那种躬耕劳苦、饥寒交至的生活，和他那种清静恬淡坚贞不移的性情，能够融合无间，因而发为诗（四言诗、五言诗）文（赋、辞），处处见真性情，处处见真生活，使读者自然发生对这个高士的爱慕。何晏一类人的玄言诗，用老庄的辞句掩盖着一团欲火，他们怕流露出真心，掩盖惟恐不厚，作诗者的真心既然见不得人，人也无心去看他们的诗。东晋玄言诗流传极少，都被合理地淘汰了。陶潜诗也有玄言诗的色彩，但由于蕴藏在内心的是洁净的热情，足以振起平淡的文体，平而引人入胜，淡而饶有余味，就是因为平淡的外形包裹着热情的内容。陶潜诗几乎篇篇有酒，但并不引起读者的烦厌，也正因为酒在陶潜诗中是热情的表现物。“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显然这种酒与酒徒的酒、纵欲人的酒大异其趣。萧统作《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就是说酒在陶诗中的特殊意义。《诗品》评陶潜诗“文体省（简洁）静，殆无长语（平淡），笃（厚）意真古（质朴），辞兴惋惬”，“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是恰当的评语。

　　东晋人作诗，“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疏”（这里诗赋虽分谈，实际都是依附老庄，不必拘泥），玄言诗流行了一百年，当然不能不变。晋末宋初谢灵运颜延之改变诗体，谢创山水诗，颜创对偶诗，对玄言诗说来，都是新开辟的诗境。谢灵运性爱山水，作诗主要是描写景物，景物之美也确实被他精刻地描写出来。如《游南亭诗》“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登江中孤屿诗》“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等句，非经深思搜索，不能得此佳句。谢诗全篇每以繁芜、雕琢为累，但秀句挺出，亦复清新可玩。颜延之作诗句句用故事，也句句相对偶，《诗品》说“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文心雕龙》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都是指颜诗专在对偶上用功夫。《诗品》又说颜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对偶与用事是不可分的，没有充足的故事，句子就对不起来，就是对起来，也只能称为“言对”，属于低级的一类。颜谢在宋初并称大家，谢诗比颜诗高，颜诗却比谢诗容易学。学谢诗必须摄取自然界的美，非身临山野，不能有所领会，也就不能学得谢诗的长处；学颜诗只要多读书，多记故事就可以，这是士族人能做的事，因此颜诗远比谢诗盛行。《诗品序》里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宋孝武帝年号）泰始（宋明帝年号）中，文章殆同书抄”。梁武帝曾和沈约比所知关于栗的故事，沈约比梁武帝少三条。沈约出宫，对人说，这个老翁爱面子，不让他一些就会羞死。后来梁武帝听说，大怒，要治沈约的罪，沈约不久被逼死。一个皇帝和臣下在记故事的多少上争高低，甚至逼死对手，足见当时文人重视记事。承认记事不如人，等于承认文章不如人，这就势所必争，顾不得什么君臣的关系。

　　南朝人习惯上称有韵文为文，无韵文为笔，经颜延之等人的提倡，文笔都要用事和对偶，这在古体文笔（魏晋以前）向今体文笔（唐朝的律诗律赋四六）转化过程中是一个关节，介于古体和今体（律体）之间的俳（对偶）体在这时期形成了。

　　到了梁朝，由于沈约一派的文人提倡声律，用事对偶以外再加上声律这个重要因素，因此诗和其他文笔形体上都由俳体逐渐向律体变化。自玄言诗以至对偶诗，大都是缺乏性情或者是不敢露出真性情的诗，梁陈诗人却敢于说出真性情，虽然这种真性情多是污秽的，但终究是有了内容。代表这种形体和这种内容相结合的诗叫做宫体诗。梁武帝的太子萧纲（梁简文帝）和著名文人徐摛（音痴chī）、庾肩吾以及徐摛子徐陵、庾肩吾子庾信创制一种轻丽的文体，因为是皇太子提倡的，所以文士们都模效着做，宫体诗代颜延之一派的对偶诗而盛行于梁陈两朝。

　　宫体诗正是统治阶级生活极端腐朽的表现，它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色情。《内人昼眠》、《娈童》（梁元帝诗）也用来作诗题，污秽可厌。不过，梁陈诗特别是陈诗，对诗体的发展来说，确有它的成就。梁陈诗应用声律、对偶、用事三个因素，已经相当成熟地达到配合匀称、平仄和谐的境界，五言律诗虽然还没有定型，但一篇八句，已成一般趋势，如范云的《巫山高》，张正见的《关山月》，庾信的《舟中夜月》等诗，宛然唐律了。其余五绝如柳恽《和梁武帝景阳楼诗》、梁简文帝《梁尘诗》、陈沙门慧标《送陈宝应起兵诗》；七绝如萧子云《玉笥山诗》，虞世南《袁宝儿诗》；五言排律如庾丹《秋闺有望诗》；七言排律如沈君攸《薄暮动弦歌诗》，都已无异于唐诗。七律的完成较晚，但如庾信的《促柱弦歌》，陈子良的《我家吴会》，虽音节未尽谐合，体制已属七言律。梁陈文人从古体诗中寻求新体，偶得这些篇制，数量不多，却都为唐朝各种近体诗奠定基础。

　　文人所作古体五言诗在东晋南朝，经过玄言诗、对偶诗、原始律诗三个阶段，结束了汉魏以来的古体诗。

　　这时期五言诗的盛行远超过建安、太康，但就严格的意义来说，古体诗人中堪称卓越的作者却只有陶潜一人。非文人所作，出于民间流传的歌诗，也是构成东晋南朝诗的重要部分。这类民间歌诗情深而净洁，语短（多是四句或三句诗）而采多，富有南方清丽宛转的风格，如《子夜歌》、《华山畿》、《读曲歌》、《杨叛儿》等篇，使人屡读不厌，与《国风》、汉乐府同为乐而不淫的正声。

　　赋——东晋南朝赋也和诗相似，经过玄言赋、俳赋、原始律赋三个阶段。东晋盛行玄言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可作这一类赋的代表作品。郭璞《江赋》，源出汉魏大赋，气魄雄伟，取材宏博，两汉魏晋最重大赋，非大学问家不敢作，郭璞博学有高才，完成了最后的一篇大赋，此后，作大赋的历朝虽有其人，却再没有名篇。陶潜作《闲情赋》，《自序》说是取意于东汉张衡的《定情赋》。《定情赋》已亡佚，从残存句看来，《闲情赋》是《定情赋》的充分发挥。萧统《陶渊明集序》认为“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其实，《闲情赋》情致深厚缠绵，实是情赋的杰作，说它缺少风谏的意义，无助于风教，未必是确评。陶潜《归去来辞》，也是属于赋类的名篇。赋的作用在于体物写志，东晋赋家，郭璞是体物的巨匠，陶潜是写志的绝手，在玄言赋盛行的时期，郭璞、陶潜独能违反流俗，卓然自立，可谓豪杰之士。

　　宋齐俳赋兴起，《文选》所录宋鲍照《芜城赋》、《尢鹤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梁江淹《恨赋》、《别赋》等，都是俳赋中的名篇。宋范晔《自序》，说自己深通声律，看古今文人，都不懂声律，偶有懂得一些的，也并不是真能从根本上懂得。年轻人里只有谢庄可能懂得。因为谢庄通声律，所作《赤鹦鹉赋》（文已残缺），被认为律赋的滥觞。梁陈文人专力作诗，在创制新体上，成就也较多。赋体巨大，调谐音节更不易，因之梁陈赋虽向律赋演变，但还少见成形的律赋。

　　骈文和散文——骈文起于东汉，至魏晋时达到最高峰。魏晋骈文，句法整（不是对偶）而兼有疏散，色采淡而兼有华采（偶用故事），气韵静而兼有流荡，声调平而兼有抑扬（不拘声律），大自论说，小至柬札，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境界之高，难可追攀。东晋骈文仍能保持西晋余风，王羲之尤为出色。王羲之比较恬淡，有政治识见，所作文辞，质直尽言，以达意为主，不事采饰，《晋书·王羲之传》所录《与会稽王（司马道子）笺》、《与殷浩书》、《与谢安书》、《与谢万书》以及《兰亭诗序》、《父墓前自誓文》等篇，都是体兼骈散，就风格方面看，应是骈文的上品。

　　以宋颜延之为代表的一派骈文，偏重辞采，非对偶不成句，非用事不成言，形体是很美观的，但冗长堆砌，意少语多（所谓“瘠义肥辞”），也是这一派的通病。以齐梁任昉、沈约等人为代表，所谓永明体（齐武帝年号）的一派骈文，修辞更加精工，渐开四六的门径。以梁陈徐陵、庾信为代表，所谓徐庾体的一派骈文，已形成为原始的四六体，对魏晋骈文说来，徐庾体是新变成的文体，对唐四六说来，徐庾体却仍保持较多的古意。南朝骈文演变至徐庾，特别是庾信所作，可称绝美。骈文自东汉以来，虽然文体屡变，但总的趋向是求美观，庾信骈文正是这个趋向达到最高峰的表现。

　　骈文不宜于叙事，所以，骈文尽管盛行，并不能排摈散文在史书上的地位，以为东晋南朝时散文已经绝迹，是不合事实的。不过，东晋南朝人撰史书，凡论赞都用骈文，惟梁陈时姚察、姚思廉父子作《梁书》、《陈书》，论赞独用散文，超出一般史家的窠臼。姚察以前，陶潜作《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也是境界很高的散文。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在反对四六文的意义上来说，是进步性的文体革新，陶潜、姚察则是这个革新运动的先驱。

　　总结性的文学著述——南朝产生了几部重要的总结性的文学著述。这些著述主要产生在梁朝，因为梁是文学上新旧交替的重要关头。宋鲍照说：“工言古者先考绩于今”。就是先得了解当今的事情，然后才能谈已往的事情。梁朝已经有了新体文学的萌芽，作者据以观察古体文学，从比较中得知它们的优劣所在，从而作出有见解的论述。几部重要著述都出现于梁朝，显然是有原因的。

　　《世说新语》，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今本《世说新语》自《德行》至《仇隙》凡三十六目，事起东汉末年，止于东晋，主要内容是记录清谈家的言行。清谈至东晋末告结束，宋时正好作总结。刘义庆爱好文学，招聚文士多人，《世说新语》当是众文士所编辑。清谈家的特征是言语玄远耐思索，行动有风趣不同于常人，《世说新语》用生动精练的文辞，刻画这些特征，隽永无比。刘孝标作注，引书多至四百余种，或引申正文，或纠正错误，注文配合正文，更增加全书的美妙。后世模仿《世说新语》而作的书很不少，可是都显得不能相比，因为《世说新语》是魏晋清谈的产物，后世没有魏晋式的清谈，也就不可能产生同样隽永的作品。

　　《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撰。萧统是博通众学的大文学家。他招集著名学士，商榷古今，聚书将近三万卷，研读不倦。《梁书》说当时“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足见萧统不仅自己有足够的学力，而且也凭借众人的学力，合众力来选录古今文章，宜乎《文选》三十卷成为选择最精的文学总集。《文选》取文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就是说，入选的文章必须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的概不录取。在这个标准下，《文选》自然是正统派的文集，以立意为宗，不甚讲求采色的文章就很难入选了。《文选》取文，上起周代，下迄梁朝。七八百年间各种重要文体和它们的变化，大致具备，固然好的文章未必全得入选，但入选的文章却都经过严格的衡量，可以说，萧统以前，文章的英华，基本上总结在《文选》一书里。唐李善《上文选注》里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唐士人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文选》对盾以后文学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诗品》，梁钟嵘撰。《诗品》是汉魏以来五言古诗的总结，作者自两汉古诗至梁沈约等凡一百二十人，分列为上中下三品。《诗品》评诗的标准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与《文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相同。在《中品序》里主张诗由“直寻”（出于自然），反对颜延之派的专用故事，在《下品序》里主张声调流利，反对沈约派的专讲声律。钟嵘生在颜延之、沈约两派盛行的时候，指名反对两派的弊病，可称诚实之士。他讥笑趋时学诗的人说，那些富贵子弟，怕不会作诗，天天用故事，夜夜调声律，自己看来觉得很警策，让大家一看，原来还是个平钝。他把各种庸音杂体，一概削弃，认为“无涉于文流”，只有真诗人才得列入三品。对入品的诗人，各加直率的褒贬语，无所忌讳。当时庸俗诗人的宗师如颜延之、鲍照、谢脁、任昉、沈约，都列在中品，并指出学这些人的诗的流弊。钟嵘敢于这样做，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褒贬公正无私，被评论的各诗派也承认他的褒贬确实是公正无私。

　　《文心雕龙》，梁刘勰在齐朝末年撰。刘勰是精通儒学和佛学的杰出学者，也是骈文作者中希有的能手。他撰《文心雕龙》五十篇，剖析文理，体大思精，全书用骈文来表达致密繁富的论点，宛转自如，意无不达，似乎比散文还要流畅，骈文高妙至此，可谓登峰造极。

　　刘勰撰《文心雕龙》，立论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序志篇》说，本来想注儒经，但马融郑玄已经注得很精当，自己即使有些独到的见解，也难得自成一家；因为文章是经典的枝条，追溯本源，莫非经典，所以改注经为论文。这里说明刘勰对文学的看法，就是文学的形式可以而且必须有新变（《通变篇》），文学的内容却不可离开圣人的大道（《原道篇》、《征圣篇》、《宗经篇》）。《文心雕龙》确是本着这个宗旨写成的，褒贬是非，确是依据经典作标准的。这是合理的主张，因为在当时，除了儒学，只有玄学和佛学，显然玄学佛学不可以作褒贬是非的标准。刘勰自二十三四岁起，即寓居在僧寺钻研佛学，最后出家为僧，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但在《文心雕龙》（三十三四岁时写）里，严格保持儒学的立场，拒绝佛教思想混进来，就是文字上也避免用佛书中语（全书只有《论说篇》偶用“般若”“圆通”二词，是佛书中语），可以看出刘勰著书态度的严肃。

　　儒学古文学派的特点是哲学上倾向于唯物主义，不同于玄学和佛学。尽管刘勰精通佛学，但在论文时，却明确表示唯物主义的观点。《神思篇》《物色篇》都说，先有外面的事物，沿着人的耳目，感动人的内心，内心动了，经过分析（“善于适要”），得其“要害”，造成文章来适应外面的事物，达到“瞻言而见貌（事物），即字而知时”的目的。刘勰依据这样的认识，所以不承认有抽象的文学天才，而主张仔细观察事物的“要害”，学习作文的法则（“术”），并且要保养体力，使精神常处于饱满状态。《养气篇》说人的精神，依附于身体，养神首先在养身，感到劳倦，必须休息。《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使读者觉得处处切实，可以由学习而掌握文术，即使讲到微妙处（“言所不追”处），也并无神秘不可捉摸的感觉。

　　《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隐秀篇》残缺），总起来是科条分明，逻辑周密的一篇大论文。刘勰以前，文人讨论文学的著述，如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都只是各有所见，偏而不全。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文学，《文心雕龙》实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文心雕龙》是文学方法论，是文学批评书，是西周以来文学的大总结。此书与萧统《文选》相辅而行，可以引导后人顺利地了解齐梁以前文学的全貌。

　　《玉台新咏》，陈徐陵在梁朝末年撰。梁皇太子萧纲提倡作艳诗（宫体诗），令徐陵搜集汉魏以来涉及妇女的诗篇，成《玉台新咏》十卷。《玉台新咏》流传很广，这是因为专咏妇女，也是编诗集的一种新格局。许多诗篇赖《玉台新咏》得以保存，成为大观，从这里可以了解封建社会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士人对妇女的各种态度。如西晋傅玄所作《苦相篇》，叙述男女间的不平等，妇女在父家夫家身受的苦痛，这种同情妇女的诗在这本书中是罕见的。主要由宫体诗人轻侮妇女的诗篇集合而成的《玉台新咏》，由于有了《苦相篇》一类的诗，虽然不多，这部诗集也就值得流传了。

　　二 史学

　　东晋南朝士人在学术上所走的路不外儒、玄、文、史四学（宋文帝立四学，宋明帝立总明观仍是四学）。史学既是士人事业的一种，私家得撰写史书（包括撰写当代史），又还没有官修的限制，因之东晋南朝史学甚盛。晋史撰人最多，唐时尚存正史体史（纪传体）八家，编年体史十一家，除陆机是西晋人，其余多是东晋人和少数南朝人。唐太宗时官修《晋书》，十九家晋史全部失传。宋范晔广集学徒，博览旧籍，以《东观汉记》为蓝本，删烦补略，成《后汉书》纪传九十篇。梁刘昭取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八个志共三十卷补入范晔书，并为志作注。范晔纪传、司马彪志合成《后汉书》，称为堪与班固《汉书》相比的良史。西晋陈寿撰《三国志》，文嫌简略，宋裴松之搜集史书一百四十余种，为《三国志》作详注，开注家未曾有过的新例，注文本身也就成为一部丰富的史料书。沈约在齐武帝时据徐爱等人的旧本撰成《宋书》纪志传一百卷。梁萧子显撰《齐书》纪志传六十卷（唐时亡一卷）。陈姚察撰梁陈二史，死后子姚思廉继续修撰，至唐太宗时才完成《梁书》纪传五十六卷，《陈书》纪传三十六卷。撰史最难处是撰志，非老于典故，不敢着手。范晔姚思廉所著书都没有志，沈约萧子显所著书有志，自然比范姚高一层，但都不作食货志，仍是避难就易。司马彪《续汉书》也没有食货志。所以自西晋至梁陈，史家虽多，没有一个人能追上班固。最杰出的史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自称“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无非是自负考核史事和论赞文字上有长处，可是，撰史不撰志，撰志不撰食货志，尽管有长处，总不能无愧于班氏。

　　三 经学

　　东晋时诸裒孙盛论南北学风不同处，说，“北人学问，渊（深）综（繁）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僧徒支遁同意他们的说法，作比喻说，“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意思是北方学者，以章句训诂为学问，缺少识见，好象在乎地上看月亮，处处有月光，但都是淡光，什么也看不清楚。南方学者以探求义理为学问，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好象从窗洞里看太阳，不见他物，但太阳看得很真切。《隋书·儒林传叙》也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些话实际只是说，北方保持东汉（古文经学派）的学风，南方发展魏晋的学风。这里所说东汉学风和魏晋学风，从经注方面看，南方经师《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传》，《左传》用杜预《注》；北方经师《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至于《诗》南北同用《毛传》《郑笺》，《三礼》同用郑玄《注》，南北差别似乎并不很大，但从说经方面看，南北确有很大的差别。北方经师说经，墨守东汉经师的家法，讲明训诂章句，不敢在家法外别出新义，是一种保守的停留在书面上的学风。南方经师说经，兼采众说，阐发经义，贵有心得，不拘家法，是一种进展的从书面进入书里的学风。大抵北方经学宗尚郑（玄）学，排斥王（肃）学，当然更排斥玄学；南方经学不仅郑王兼用，并兼采玄学。《魏书·李业兴传》载李业兴到梁朝聘问，梁武帝问他儒玄二学怎样贯通。李业兴答，我只学五经，不懂深义（指玄学）。梁武帝又问，太极有没有。李业兴答，我从来不习玄学，不知道太极有没有。李业兴答朱异问南郊，伸明郑学，排斥王学。这一问答，可以说明南北学风的不同。

　　玄学家崇尚清谈，剖析名理，所谓谈功，也成为士人的一个重要事业。佛教聚徒讲经，更具有庄严的规范，清谈家和佛教的风习，影响儒生说经，到梁时，盛行登讲座讲经，听讲人数有时多至千余人（严植之每登讲座，听者千余人）或数十百人（伏曼容每登讲座，听者有数十百人）。口头讲经的记录称为讲疏或讲义，如梁武帝有《周易讲义》、《中庸讲疏》。还有一种称为义疏，是阐发经义比经注更详尽的著作，不同于讲义和讲疏为口讲的记录。南方儒生有讲义和义疏，北方儒生有义疏，无讲义一体。东汉古文经学以训诂章句纠正西汉今文经学的穿凿附会，是一个进步，魏晋经学以探求义理纠正东汉古文经学的琐碎寡要，又是一个进步。南朝开始有讲疏义疏，是魏晋经学的继续发展。释道安始创义疏之学，讲解佛经，儒家义疏，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

　　南朝末年，王弼《易》学、费甝（音含hán）《古文尚书疏》传入北方，为北方学人所接受，南学开始流行。唐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采用南儒义疏，因此，魏晋经义在经学上取得统治地位，东汉经学亡伙。清儒尊东汉经学，怨孔颖达废黜汉学。不知南儒已从经注发展为经疏，北儒抱残守缺，背诵旧注外别无新说，孔颖达凭借义疏作《五经正义》，势必重南轻北，他自己本来学郑玄注的《尚书》，可是作《尚书正义》，不得不用《伪孔传》，因为《伪孔传》有费甝《疏》可凭，用郑玄《注》便做不成正义。凡守旧必失败，南北经学的兴废也是一个实例。

　　郑玄《三礼注》最称精密，南北儒生讲《三礼》，无不依据郑《注》。南朝士族极重家谱，严格辨别亲疏尊卑，丧服学因此成为被重视的专门学问，比郑《注》更加精密。

　　南朝儒生讲经，重在义理。王弼《易》学，贯通儒道两家，魏晋以来，一向盛行。儒佛两家极难沟通。宋戴颗撰《中庸传》，梁武帝撰《中庸讲疏》，无名氏撰《中庸义》，从《礼记》中提出《中庸篇》来提倡，目的在于发挥儒经中很少讲到的性命哲学，从这里可以向佛学凑合。后来两宋理学家采取道、佛教义，借《大学》、《中庸》两篇高谈儒家的性命哲学，开端远在南朝。

　　四 玄学和道教

　　儒家祭鬼神而怀疑鬼神的有无，墨家相信有鬼神，道家不相信有鬼神，三家对鬼神的态度不同，但都不信有长生不死的神仙。战国时燕齐一带始有方士。所谓方，就是不死之药的方。又古来相传有一种能通鬼神、用药治病的巫师。方士炼丹求长生（仙术），巫师用符咒求鬼神保佑（神术），方士和巫师只有术，没有学说，骗术还不算很高。齐国邹衍创阴阳五行学，战国末年，方士巫师采取阴阳五行学，于是有术又有学说，成立神仙家。秦始皇时，神术仙术阴阳五行学合流的神仙家大得信任，《史记·封禅书》说，“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怪迂阿谀苟合之徒”，是神仙家最确切的评语。它和儒墨道三家完全异源。它依附阴阳五行家，但阴阳五行家不一定就是神仙家。归根说来，神仙家是学术上不成其为家的一伙骗子。

　　神仙家的术，主要是仙术的炼丹（衍成丹鼎派），其次是神术的符咒（衍成符箓派）。用来装饰术的学说，除了始终依附阴阳五行学，还经常在寻找其他更有力的靠山，最后找到道家的创始人老子。

　　秦时孟子学派的儒生与阴阳五行家合流，西汉今文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经学，因此，秦及西汉，神仙家曾依附儒家。秦始皇求仙，博士做《仙真人诗》。西汉大儒董仲舒，会作法求晴止雨。大儒刘向依《淮南枕中鸿宝》（淮南王刘安所著书）的秘法炼黄金。东汉崇尚谶纬之学，神仙家与儒生更无甚区别。《后汉书·方术传》所载有神术的方术士，很多就是儒生。东汉末，魏伯阳附会《易经》造《参同契》一书，专讲炼丹的秘法。儒者张衡作《同声歌》，说男女按图淫戏是仙术（房中术）。可是，东汉古文经学派逐渐发展起来，古文经学派以王充为代表，反对阴阳五行学和谶纬学，神仙家感到不可能再依靠儒家。魏晋时古文经学完全代替了今文经学，神仙家也就脱离了儒家。

　　东汉时，神仙家曾试图依靠信鬼神的墨家，造墨子《枕中五行记》五卷。可是墨家在汉朝是被废黜的学派，依靠它是得不到好处的。神仙家终于找定了老子。老子虽然不信鬼神，但《道德经》里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谷神不死，是谓玄牧”；“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以其无死也”；“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一类神秘性的话。《史记》说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又说他西出关，“莫知其所终”。这些，都是神仙家穿凿附会的好资料。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更可以借来作妖术的掩饰。无神论的老子被神仙家硬扮成教主了。

　　神仙家在《汉书·艺文志》里还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东汉佛教开始流传，神仙家依附老子，模仿佛教，开始创道教。《后汉书·襄楷传》说，汉顺帝时，琅邪人于吉，自称得神书一百七十卷，号称《太平清领书》。于吉的门徒宫崇献书给汉顺帝，收藏在官府。这部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本，再加上巫术。书中宣扬神咒的作用，说天上有永恒的神圣，常常下来把重要话传授给人，人用这种话使唤神吏，神吏完全听从。这种重要话就是神咒。诵咒一百次验一百次，诵咒十次验十次。神咒可使神为人消灾除病，无不效验。这显然是神仙家的符箓派。丹鼎派不能造出大量丹药来给人吃（改用神水，仍须通过符咒），符箓派却可以随时造出符咒来欺骗大量的人，因之，当神仙家扩大成为道教时，符箓派代替丹鼎派，处于主要的地位。襄楷献《太平清领书》给汉桓帝，张角、张道陵等人依据《太平清领书》立太平道，又称五斗米道，可见汉顺帝以后，《太平清领书》已经流传，道教成立了，道士的名称也确定了（佛教僧人称道人）。汉桓帝祭老子，因为老子是道教的教主。

　　襄楷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所谓或言，就是道教徒说了这种话。道教虽然模仿佛教，但要排斥或贬低佛教，含有汉族自己创立宗教抵抗外来宗教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它和反对佛教破坏汉族传统礼法的儒家可以联合起来（在北朝，这种联合尤为显著）。另方面，道教虽然宗奉老子，但和宗奉老庄，研究哲理的玄学家，却没有信仰上的关系。魏和西晋的玄学家，都主张无神论，他们只是采取一些佛教教义作谈助，并不信佛教的神，同样，他们不信老子是神，服寒食散，为的是养生（嵇康作《养生论》），并不求长生不死。所以，必须区别玄学和道教，认明玄学是属于道家流派的一个哲学派别，道教是从神仙家扩大而成的一个宗教。

　　东晋玄学家探研佛理，比西晋更为普遍和深入，他们在哲学上采取佛理，在文学上也玄佛并用。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王弼何晏始创玄学，东晋佛理尤盛行，许询孙绰作文辞，玄言外又加佛语。许孙二人是一时文宗，因此造成文学界的风尚。东晋以后，玄学作为四种学问的一种，与儒文史并列，始终保持着一个哲学派别的面目，与佛教接近，与道教有距离。梁武帝谈玄又学佛，排斥道教，著名的丹鼎派道士陶弘景给梁武帝诗说：“夷甫（王衍）任散诞（放纵），平叔（何晏）坐论空（谈空无）。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诗意是讥刺梁武帝和一般士大夫谈玄崇佛，有亡国的危险。可见道教徒不赞成玄学和佛教，玄学家和佛教徒也不赞成道教。

　　最大的道教徒是东晋葛洪。葛洪著《抱朴子·内篇》二十篇，《外篇》五十篇。《自叙》说“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这里所谓道家实际是神仙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善）否（恶），属儒家”。《内篇·明本篇》定儒学与道教的先后，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未也”，这是道教对儒家关系的说明。《释滞篇》说，老子五千言都是泛论，不切实用，庄子、关尹全无至理，以生存为徭役，以死亡为休息，离神仙家千万里。这是道教对道家（玄学）关系的说明。显然，道教是和儒家接近的。这是道教采取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与儒家有相同处。《内篇·对俗篇》说“为道者当先立功德。……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兔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街，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它不同于儒家处，主要在长生不死这一点上。《对俗篇》又说“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伦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世俗生活），本不汲汲于升虚（到天上）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人间世）也。若幸可止家（留在家里）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照葛洪的说法，道教并不是想脱离人世，相反，它幻想着求得一种吃了可以不死的药物，永远享受人世的乐趣。春秋时期，齐景公饮酒很快乐，对群臣说：人要是不会死，该多么快乐呵！晏婴回答道：人要是不会死，快乐是属于古人的，怎么会让你来享受（《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样浅显的事理，道教徒到死也不懂得，专心一意用妖妄的方法求长生不死。《抱朴子·内篇》就是这样的一部妖妄书，并且是集合战国以来神仙家一切方术的一部妖妄书。

　　道教固然是妖妄的宗教（凡是神道设教，都不免带着妖妄），但是，妖妄里面还含有一部分可取的成分。在《金丹篇》、《黄白篇》里，主要用矿物炼丹药炼金银，开化学的远源，在《仙药篇》和其他不少篇里，主要用植物治疗百病，实是较为原始的药物学。道教徒主观上是为自己求不死，客观上却为这些科学开先路，削去那些妖妄语，《抱朴子·内篇》可以供给不少的科学史材料。

　　《抱朴子·外篇》，完全是儒家面貌，不见怪诞的语句。特别是《诘鲍篇》，用荀子和韩非子的观点驳斥道家学派鲍敬言“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谬论，表现出社会进化思想。《外篇》许多处说到今胜于古，如《尚博篇》说“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桔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他在《汉过篇》说“反经（儒经）诡（违）圣（周孔），顺非而博者，谓之老庄之客。……左道邪术，假托鬼怪者，谓之通灵神人；卜占小数，诳饰祸福者，谓之知来（知未来）之妙”。这不仅否定了老庄学派，否定了今文经学和阴阳五行学派，甚至连自己《内篇》所讲的那些神仙术也否定了。他最后不得不归到古文经学派方面来，承认“王仲任（王充）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而《论衡》恰恰是反对一切妖妄的儒学著作。

　　汉族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崇尚征实的史官文化，对宗教信仰向来是淡薄的。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索隐（寻求隐暗无证据的事）行怪（作怪妄的事）”、“舍人事而任（信仰）鬼神”的阴阳五行学以至左道邪术，在佛教影响下，汇合起来成立一个称为道教的宗教。它不能离开儒学而自立，也只有依附儒学，才能和佛教作斗争。东晋南北朝是道教活跃时期，南方有葛洪、陶弘景；北方有寇谦之，都是道教的重要人物，因此，在这里给道教作较多的叙述。

　　五 佛教

　　外来的佛教，要在宗教信仰淡薄、伦理（根本伦理是孝和忠）基础深厚的汉族精神生活里，争得一个立足点并且发展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东晋和南北朝，正是佛教经历着艰难的但是发展的一段路程。这里只说东晋南朝佛教的情况。

　　西晋丧乱，以王导为首的一群名士（玄学家）避乱，在江南建立东晋朝，一群僧徒也避乱南来。《世说新语》载支愍度想过江，和同行的一个僧徒商议说，用旧的一套说法去江东，恐怕找不到饭吃。两人于是共立心无义。所谓心无义，就是玄学家所谈的空无，东晋很多僧徒能谈玄，因为这是找饭吃的途径。在谈玄的僧徒里，支遁最负盛名，他注《庄子·逍遥游篇》，又作《逍遥论》，伊然是个大玄学家。支遁以后，释慧远最负盛名。东晋士人继承西晋的玄学，但多少感到猖狂放肆的危害，不敢蹈西晋名士破坏礼法的覆辙，儒学又逐渐取得传统的地位。这个趋势在慧远的学问上得到反映。慧远深通玄学，并擅长儒学，尤擅长《三礼》《毛诗》。宋文帝立四学，以雷次宗主儒学，雷次宗就是慧远的学生。慧远讲《丧服经》，后来雷次宗依慧远讲义作《丧服经传略注》。慧远主张“内（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就是企图以佛学为主，以儒玄为输，达到会之有宗（佛），百家（儒玄）同致的目的。支遁依附玄学，慧远想用佛来融合儒玄，从两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慧远时佛教有了发展，取得自立的地位。

　　与慧远同时，又有一个名僧法显。法显于三九九年自长安出发，西行寻求戒律，路经西域，入北天竺，又经中天竺到狮子国（锡兰）。法显经历三十余国，求得梵本戒律，附商船归中国。四一三年，到建康。法显记载西方诸国情形，成《佛国记》一书。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的历史，《佛国记》是一部极重要的著作。

　　慧远住庐山三十余年，聚集僧徒，讲授佛学，为南方佛教首领。他约集信徒刘遗民、周续之（二人是玄学家）、宗炳、雷次宗（二人是儒家）等名士一百二十三人，在阿弥陀佛像前，立誓死后要往生弥陀净土。往生净土的方法是坐禅修定，息心忘知（不起妄念）；口宣佛号，心注西方（极乐世界），说是死后就可以享受极乐。这是极简易的方法，口宣佛号即所谓念佛三昧，是人人能做的事，经慧远等人的提倡，因此净土宗在南方得以广泛流传。慧远也提倡翻译佛经，给许多译本作序文，并和北方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与名僧们共译戒律多种，添补译经事业中缺少戒律的空隙。慧远和法显对翻译佛教经典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慧远法显倡导下，南朝译经事业有很大的成就，梁陈时从扶南国来的高僧真谛，居住在广州，专译法相唯识一派的佛书，与鸠摩罗什、唐玄奘被称为三大译家。

　　宋齐两朝，佛教一直在发展，梁陈两朝，比宋齐又有进展，尤其是在梁武帝时期，南朝佛教登上了最高峰。南朝佛教发展的特点，在于这一时期里，汉族信徒对佛教哲学部分，表现出初步消化的趋势。自东汉时起，佛教徒的事业，主要是译经。翻译佛经，等于吞咽食物。大体上释道安以前，属于吞咽的阶段。魏晋以来，玄学盛行，从探求老庄的义理扩展到探求佛经的义理（译经事业自然并不偏废），由此，外来的佛教逐渐成为汉化的佛教，佛教的思想逐渐融合在汉族思想里，成为汉族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儒佛道三家鼎立，互相斗争，也互相吸收，这是初步消化的阶段。以道安慧远为标志，开始了这个阶段。宋明理学则是完全消化的阶段，这时候儒学又恢复独尊的地位，实现儒为主佛老为辅的局面，佛老之学（主要是佛学），被用作养料来丰富儒学（理学）。佛教的哲学部分既被儒学吸去，它只好主要地依靠迷信部分来维持自己的存在。

　　汉族在东晋南朝初步消化佛学的情况，有如下几种：

　　（1）作注疏——僧徒承受师传，为佛经作注，这是儒家给僧徒的影响。僧徒推衍义旨，为佛经作疏，解释比注为周详。后来儒家也为儒经作义疏，这是僧徒给儒家的影响。作注“非师不传，不敢自由”，作疏则依据作者的研究，申明经旨，不必拘泥于师说。

　　（2）作法论——宋明帝敕陆澄撰《法论》。梁武帝敕宝唱撰《续法论》。这两部《法论》搜集梁以前关于阐发佛法的论文数量很大，虽然两书都已亡佚，但就僧肇《般若无知论》、《物不迁论》和残存的篇目如道安《实相义》、《性空沦》，慧远《辩心意识》、《释神名》等来看，应都是总摄要义，经过自己的思考，才作出这些通论或专论。法论的大量出现，说明佛学是在消化中。

　　（3）与儒家和道教作辩论——这种辩论，既刺激佛学的加速消化，也催促佛学的逐渐汉化，对佛教的发展，作用最大。因为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佛教徒如果不精通佛理，机械地搬运佛经的辞句来应敌，是不能立足的；佛教在外国，宗教势力超出政治势力，但在中国，不论帝王如何尊信佛教，帝王终究要依靠懦家的礼法来统治人民，佛教徒如果不适应中国社会的传统惯例，使佛教汉化，在不抵触儒家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宗教活动，而企图传播完全外国面貌的佛教，也是不能立足的。对儒学和道教进行辩论的重要论文，大体收集在梁朝释僧佑的《弘明集》和唐朝释道宣的《广弘明集》里，僧佑《弘明集后序》对佛教被儒家攻击的六个问题（一，“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古无法教（佛教），近出汉世”；五，“教在戎方（西方），化非华俗”；六，“汉魏法微，晋代始盛”）进行辩护，只能用儒书中事例“为法（佛教）御侮”，不敢用外国事例来攻击儒学，这是沸教不得不汉化的显例。

　　（4）作传记——天竺记史事往往与神话混杂，或残缺不全，但佛教传入中国，由于受汉族特重史学的影响，作风大变。东晋南朝佛教徒写成有关佛教的传记，种类甚多，现存的著作是梁朝慧皎所作《高僧传》十六卷。本书上起公元五八年（东汉明帝水平元年），下讫五一九年（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列举南北高僧二百五十七人，附见二百三十九人，采访极广，务求信实（当然，宗教记载不可兔地要杂入迷信荒诞事）。后世依据成规，屡续《高僧传》，成为研究佛教史的一种重要资料，这也是佛教汉化的一个显例。

　　佛教在南方继续上升，在佛寺方面，数目有很大的增加。就建康一地计数，东晋时约有沸寺三十七所，梁武帝时又累增到七百所。建康以外，各地佛寺的增加，比例当相类似。梁郭祖深上书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这是当时佛寺大兴的实录。在造像方面，多用金属铸造形象，宋文帝时，萧摹之请限止用铜造像，足见当时有很多铜像。此后，宋孝武帝造无量寿金像，宋明帝造丈四金像，梁武帝造金银铜像尤多，他曾造丈八铜像置光宅寺，又敕僧佑造剡溪石像，坐躯高五丈，立形高十丈，建三层高的大堂来保护石像。其余王公贵族造像也不会少，确是奢靡无极，大耗民财。在佞佛方面，齐竞陵王萧子良设斋大会众僧，亲自给众僧送饭送水，也就是舍身为奴的意思。至梁武帝竟公开舍身同泰寺，表示为众僧作奴，佞佛达到极点。此后，陈武帝在大庄严寺舍身，陈后主即位，在弘法寺舍身。舍身成为皇帝在位的一种仪式，类似儒家仪式的皇帝南郊祭天，道教仪式的皇帝受篆。如果三种仪式作比较，舍身是最虚伪卑劣的表现。

　　南朝兴佛教，虽然有上列三种情形，但重点仍在研究佛教的义理，对中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南朝和北朝趋向不同，北朝兴佛教，重点在发扬佛教的形迹，建寺院、造石窟，佞佛求福比南方更甚。这些形迹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也是有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宗教的佛教，在宗教信仰淡薄的汉族社会里，经过一度兴盛以后，终于衰落了，它的哲学和艺术，经过长时期的消化，却丰富了汉族古文化的内容。

　　六 儒、佛、道教相互间的斗争

　　生和死，在人类思想上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儒家重生不重死，学说着重在怎样做人，怎样规定人与人的关系和怎样统治人民，儒经所讲不外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对死后事（鬼神的有无）置而不论。所谓“未知生，焉知死”（生前的事未知的还太多，那里管得死后的事），就是儒家对生和死的态度。又如“朝闻道，夕死可矣”，更显示重生轻死的精神。这是儒家学说的切实处，但也因为这种切实的学风，在哲学思想上或者说在精神现象的研究上（孔子极少讲性、命、天道），孟子和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学说，荀子和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学说，研究的宽度和深度，都是很不够的。佛教的传来，使得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大大发展起来（宋明理学）。从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说，这是一个大的推进。不论儒学如何吸收佛教哲学，但对生死问题，在说经时依然保持“未知生，焉知死”或神灭论的儒家面目，所以儒学始终不曾宗教化。道家不信死后有鬼神，学说着重在个人生前的适意求乐（“长生久视”也是适意求乐的一种）。它的支派魏晋玄学，正如《列子·杨朱篇》所发挥的那种无鬼论，是极端消极腐朽的思想。东晋以后的玄学，与佛教联合，玄学家既要生前享现世的乐，又愿死后享来世的乐，玄与佛不曾发生过斗争，实际上玄学附和了神不灭论，已成佛教的助手。佛教和道教都相信神不灭，但对不灭的想法却不同。道教以“无死”（肉体常生）为宗，是贪生的宗教。它希望得不死药求长生，还希望带着妻妾奴仆甚至鸡狗全家登天，这就是想用自己现有的肉体永远享受无穷的人欲。所谓尸解羽化，是后来制造的骗术，原来是想肉体永生的。《抱朴子》说“服阴丹以补脑，采玉液于长谷”（房中御女术），可以延年，黄帝带一千二百女升天，说明道教思想何等的贪婪，何等的丑恶。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哲学，只是一片妖妄。它和佛教发生斗争，不是因为哲学不同，而是因为想用自己的幻想排斥外来的幻想。佛教以“无生”（精神不死）为宗，是畏死的宗教。它确认死是必不可免的事，因此宁愿放弃现世的人事，专心为死后作打算，借以逃脱生死之苦，避免轮回（报应）之痛。慧远致刘遗民等信里说，“意谓六斋日（每月有六天斋戒），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本来玄学家一向简绝常务，专心空无，现在说这是为来世种福根，宜乎东晋以来，玄佛合流。以上四派，分成斗争的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儒学，一方面是佛教。道教附儒，玄学附佛。儒佛斗争的根本问题是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其他如礼制、华夷等问题，都是较次的争论。

　　儒佛争论，在东晋，主要为礼制问题。晋成帝时庚冰执朝政，主张沙门见皇帝，应该行跪拜礼。佛教徒（朝官和僧徒）坚决反对。经反复辩论，庾冰的主张失败了。桓玄又提出跪拜问题，与佛教徒反复辩论，等到篡位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宋孝武帝诏令沙门拜皇帝，他的儿子宋废帝废除宋孝武帝的诏令。僧徒不拜父母和皇帝，等于否认儒家的根本伦理，儒家要僧徒拜皇帝，等于否认僧徒的弃俗出世，而且正如反对桓玄的桓谦等人所说，如果僧徒改变不拜皇帝的规矩，那未，其他应该改变的事还很多，一改再改，也就不成其为僧徒。在这一斗争中，儒家的进攻敌不过玄佛两派的联合反抗。

　　宋齐间，出现道教和佛教的斗争。东汉道教徒已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谬说，西晋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到宋未，道士顾欢作《夷夏论》，极意诬佛，引起两教的大争论。《夷夏论》要旨在于“舍华效夷，义将安取”？就是说，汉族人有自己的礼制风俗，为什么要模效外国的礼制风俗。齐道教徒假托张融名义作《三破论》，仍是《化胡经》之类的谬说。道教徒一贯用造谣诬蔑为斗争的手段，佛教徒也造些谣言来反攻，如《正诬论》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竺乾即天竺，古先生即佛，所以老子是佛弟子。又如《清净法行经》说佛遣三弟子到震旦（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即孔子，光净菩萨即颜渊，摩诃迦叶即老子。道教攻击佛教，竟向谣言求助力，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辩论。在这一斗争中，道教徒被佛教徒战败了。

　　神不灭论是佛教的根本依据，只有儒家的古文经学派能够推倒这个根本依据。儒家在平时对鬼神持不可知论，但在反对主张有鬼神的学派时，它可以主张无鬼论，战国儒家曾用无鬼论反对墨家学派，就是一个先例。东汉今文经学派盛行，王充曾主张无鬼论来反对今文经学派。王充的学说，到齐梁间，由于范缜作《神灭论》，得到很大的发扬。范缜以前，宋何承天反对轮回说，作《达性论》，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宋范晔曾想著无鬼论，说死就是灭，天下决无佛鬼。《后汉书·西域传》说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被骗）焉”。这些都是不信轮回，不语怪神的儒家思想。齐竟陵王萧子良大兴佛教，声势极盛，儒家思想也高度发展，成为范缜的《神灭论》。范缜是名儒刘瓛的学生，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秉性质直，敢于发高论。萧子良招名士萧衍、沈约等人作宾客，范缜也被招请。当时著名士人多集中在竟陵王府，正是儒佛斗争的最好场所。萧子良崇信佛教，范缜当面反驳。萧子良问，你不信因果，那末，为什么人有富贵贫贱？范缜答，人生在世，好比树上同时长的许多花，随风飘去，有些落在茵席上，有些掉在粪坑里。贵贱固然不一样，因果究竟在那里？萧子良说不出理由，很不满意范缜的回答。范缜作《神灭论》，证明物质是实在的，精神是附生的，论中设有问答凡三十余条，大旨如下：

　　（1）精神是肉体（形）的作用，肉体是精神的本质。肉体存在，精神也得存在；肉体死灭，精神也就消失。好比一把刀。精神是犀利，肉体是刀口，没有刀口，就不会有犀利。所以，没有肉体，也就不会有精神。

　　（2）物质有多样的种类。譬如木是无知的物质，人是有知的物质。人死了，身体变成象无知的物质，因之死人也就象木质的无知。

　　（3）物质变化有一定的规律。譬如树木，先是活树，后是枯木，枯木决不能又变活树。犹之活人要死亡，而死人决不能再变活人。

　　（4）心脏（那时候不能知道脑的作用）是思想的器具。心脏有病，思想就错误，可知精神是物质（心）的产品。

　　（5）鬼神是没有的。儒家祭祀鬼神，只是教人孝佛，不是说真有鬼神来饮食。妖怪也是没有的，古书记怪事，不可凭信。佛教说人死变鬼，鬼又变人，是毫无证据的谎话。

　　《神灭论》最后指出世人信佛，动机由于自私自利。富贵人不惜竭财破产布施富僧，对贫穷人丝毫不肯救济，因为布施富僧有来世得厚报的希望，救济贫穷得不到一些报酬。现在国家贫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精神不灭的缘故。归根到底只有耕田吃饭，养蚕穿衣，才是人生真实的事业。

　　《神灭论》发表后，佛教信徒喧哗反对，萧子良集众僧和范缜辩论，都被范缜驳倒，有些人写《难神灭论》，可是他们只能拿些书本上的鬼神来证明鬼神，谁也拿不出一个真鬼神来。范缜依据真理，和他们进行论战，确是做到“辩摧众口，日服千人”，佛教受到致命的打击。一个佛教信徒王琰借儒家尊敬祖宗的信条作武器，想一下子难倒范缜，说，范先生呵！你竞不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那里！意思是说，你不承认你的祖先神灵在天上，就是不孝。范缜回答说，王先生呵！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那里，为什么不自杀去找他们！萧子良使王融劝范缤，说，象你这样的美才，不怕不迁升到中书郎那种高官，何苦坚持这个议论，阻碍自己的前途。范缜大笑答道，我范缜如果卖论求官，更大的官也做到了，何在乎你说的那个官。范缜是这样有骨气的一个思想家，佛教徒束手无策。萧衍做皇帝后，下了一道答臣下神灭论的敕书，硬说范缜违经（儒经）背亲，言语可息（不许再说）。又给范缜加上罪名，流放到广州。僧徒释法云拿着这道敕书，送给王公朝贵们看。王公朝贵六十二人写回信，跟着梁武帝来责骂范缜，佛教徒算是依靠政治压力挽救了佛教的危机。范缜遭贬斥，儒家的反对并不停止。郭祖深抬着棺材到宫门极谏，说行佛法要亡国。荀济也上书痛斥佛教，几乎被梁武帝杀死。张僧繇专画寺壁，曾在江陵天王寺画毗（音皮pí）卢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像。梁武帝问张僧繇，何故佛寺中画孔圣人。张僧繇答，将来还得靠他。这个答话是有意义的，佞佛的人也知道佛教终究压不倒儒学。

　　凡是佛教徒，都主张调和儒佛，沈约作《均圣论》，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道士陶弘景作《难沈约均圣论》，反对“内圣（佛）外圣（周公孔子），义均理一”的说法。足见在佛教极盛的时候，道教徒还是依附儒家，反对佛教。

　　儒家佛教道教的关系，大体上，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梁武帝原来是父祖相传的道教徒，做皇帝后（五○四年，天监三年），在佛前立誓舍弃老子（道教）的邪法，一心事佛，又敕群臣舍道事佛，说，老子周公孔子都是邪道，只有佛是正道。可是，就在这一年，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在立学诏（五○八年）里又说，“建国君民，立教（儒学）为首，砒身砺行，由乎经术”，对儒学崇奉备至。这正说明儒学有传统的力量，即使梁武帝看作邪道，也只能用调和手段，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道教却确实被排斥了。陶弘景三十六岁便退出仕途，他给亲友信里说，“知几其神乎，毋为自苦也”。这就是说，道教徒在政治上不可能得到出路，不如隐居为妙。

　　七 科学

　　东晋南朝在科学研究上，也有杰出的人物，其中祖冲之的成就尤为巨大。

　　虞喜——古来谈天体的学说有浑天、盖天、宣夜三家。浑天家以为天裹地似卵含黄，天地俱圆。盖天家以为天似盖笠，地似覆盘，天圆地方（《周髀算经》）。天文学家多持浑天说。宣夜家以为天并无形质，日月众星自然运行在虚空之中，这些独到的见解，因不被重视而失师传。东晋虞喜依《宣夜论》作《安天论》（天不动），反对浑天说，尤反对天圆地方说，以为“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他的重大成就是首先发现岁差现象。虞喜以前的历数家，天周（恒星年）与岁周（回归年）不分，以为太阳自今年冬至点环行天空一，一周到明年冬至点是永远相吻合的。虞喜开始测出太阳从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并不是在原点上，而是不及一些。这个不及处称为岁差，又称为恒星东行或节气西退。虞喜测定每五十年冬至点西退一度，虽然很不精密，但岁差的发现，是历数学的一个大进步。

　　何承天——宋何承天继承母舅徐广四十余年观测天象的记录，自己又观测四十年，创制新历法。宋文帝采用他的新历法，称为《元嘉历》。《元嘉历》创定朔法，使日月食必在朔望。又创调日法，为唐宋历数家所沿用。

　　祖冲之——齐祖冲之是古代著名的大科学家。他的祖父祖昌，宋时作大匠卿。大匠是朝廷管理营造的最高官，想见祖昌是个建筑师。祖冲之早年就以博学著称，得到宋孝武帝的重视。他擅长数学，最特出的贡献是求得圆周率。《周髀算经》定圆周率为三，即圆周的长度为直径的三倍。经数学家相继探求，圆周率的推算逐渐进步，西汉刘欲求得三·一五四七，东汉张衡求得三·一六，曹魏刘徽求得三·一四，宋何承天求得三·一四二八，到祖冲之才计算出圆周率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与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间。祖冲之注《九章算经》，又撰《缀术》。唐朝国学里教数学，就用《缀术》作课本，学习期限定为四年，这部书的重要性可以想见。

　　何承天的《元嘉历》比古历十一家都精密，祖冲之认为还嫌粗疏，创制称为《大明历》的新历法。《大明历》测定一回归年（太阳自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的日数为三六五·二四二八一四八一日，与近代科学所得日数相差只约五十秒。又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日数为二九·二一二二二日，与近代科学所得日数相差不到一秒。古人称木星为岁星，春秋时期用岁（岁星）在某次（天分十二次）来纪年，因为当时认为岁星恰恰十二年行一周天。刘欲《三统历》知道古法有误，创岁星一百四十四年超一次的超辰法。祖冲之改正刘歆的粗疏，定“岁星行天七匝（音zā）， 环绕一周。七匝，八十四年），超一次”（《三统历》是岁星行天十二匝，超一次）。木星公转一次是一一·八六年，七次是八三·○二年，和祖冲之所测定的八十四年，相差颇近。《大明历》开始应用虞喜的岁差法，此后历数家无不研究岁差度数，逐渐趋向精密。《大明历》多有创见，宋孝武帝令朝臣会商，有人以“诬天背经”为理由，反对采用《大明历》。直到梁武帝时，才用《大明历》代替《元嘉历》。

　　祖冲之又能制造机械。他曾为齐高帝造指南车，车内设铜机，车子任意圆转，不失方向。又造千里船，一天能行百余里。《南史》还说，祖冲之本诸葛亮木牛流马遗意，造一种陆上运输工具，不借风力水力，机械自身能运动，不劳人力。这可能是不很费人力的机车，也可能是史家的虚构，因为唐宋还有类似千里船的人力轮船，机车却从不见于后世的记载。

　　祖冲之的儿子祖暅之（暅音宣xuān），幼年就传习家学，当他深思入神的时候，霹雳声也不会听到。有一次在路上行走，头触大官徐勉，徐勉叫他，才惊觉。他用立体几何中的一种方法求得圆球的体积，又造铜日圭（测日影用）、漏壶（滴水计时器），都极精密。他的儿子诅皓，也传家学，擅长历算。侯景作乱，祖皓被杀。自祖昌以来父子相传的科学世家，被侯景覆灭了，是多么大的损失！

　　八 医学

　　东晋南朝，士族多精医学。东晋殷浩妙解脉理，治一百岁老妇人病，一剂便愈。殷仲堪亲为病人诊脉制方，借示仁慈。宋扎熙先善疗病，兼精脉理；羊欣善医术，撰药方数十卷。这些医家中最出色的要算道教徒葛洪和陶弘景。葛洪说，道士一定要兼修医术，以免诸疾病。葛洪搜集戴霸、华佗所集《金匾绿囊》、崔中书《黄素方》及《百类杂方》五百余卷，又搜集甘胡、吕傅等人所撰《暴猝备急方》几百个，作《玉函方》一百卷，按病名分类，按病类施方，检查很方便；又作《时后救猝方》三卷。他说，家里有了这个《救猝方》，可以不用医生。医生多是承袭世业，有名无实。他们自造虚名以图财利，开方喜用贵药多至数十种，贫家请他们不起，请来了又多害人，倒不如自己懂得医方，比请无知医生要妥当些。葛洪所作《救猝方》，都是验方，药物用易得的草木，不用贵品。陶弘景注《本草经》，又撰《药总诀》，又增补葛洪《时后救猝方》，作《肘后百一方》。葛洪陶弘景都说，医师和药物多在京城里，京外城邑就不多，乡村更是缺少医药，他们作肘后方，是为贫家着想，用意是很好的。城邑里医学发达，就《隋书·经籍志》所载南朝医药书，有脉理、病理、药性、制药、针灸、孔穴、制丸、制散、制膏、制丹、单方、验方、家传秘方等书；分科有小儿科、产科、妇女科、痈疽科、耳眼科、伤科、疟疾、痨病、癞病、软脚病、饮食法、养生术、男女交接术、人体图、兽医科（马牛驼骡）、印度医方等。撰书人多是著名土族，科目分得很精细。

　　九 艺术

　　书法——书法自东汉以来，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魏钟繇始创真书，独辟新境，因此被称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至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王羲之不仅吸收汉魏诸书家的精华，更重要处还在于脱出钟繇真书的境界又自辟新境。这就是说，钟繇的真书多少还留有隶书的遗迹，王羲之的真书，形体完全能自立。有人以为“右军（王羲之曾作右将军）书成而汉魏西晋之风尽，右军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废，实自右军始”，就是指这一点说的。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书法不比王羲之低，人称为小圣。父子合称为二王。齐朝王僧虔说“变古制今，惟右军、领军（二王）尔。不尔，至今犹法钟（繇）张（芝）也”。梁武帝评王羲之书，说“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二王真书为南方书体的正宗，北方沿袭魏晋（西晋）旧书体，因之南北书法不同。南北统一后，经唐太宗的提倡，二王真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

　　绘画——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南朝士族特重书法，因之绘画也同时发达。东晋朝如晋明帝、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戴逵、戴颙，宋朝如陆探微、宗炳、谢庄，齐朝如谢赫、刘（音镇zhèn）、毛惠远，梁朝如梁元帝、陶弘景、张僧繇，陈朝如顾野王，都是最著名的画家。其中顾恺之尤为杰出。谢安称顾恺之画为生人以来所未有，当时人又称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是三绝之一（其余二绝是才绝、痴绝），足见他的绘画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境界。他改变汉魏以来古拙的作风，特别着重在传达画中人物的神情，因此点睛成为传神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常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个，指点睛）中”。瓦棺寺僧设大会请朝官布施，朝官施钱最多不过十万，顾恺之独布施一百万。令寺僧备一新壁，顾恺之闭门月余，画维摩诘像一躯，告寺僧说，观众第一日可请施钱十万，第二日五万，第三日随意布施。画毕开寺，维摩诘画像光彩耀目，据说有“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几天得钱数百万。现在还存在的《女史箴图》，相传是顾悄之的真迹。其他画家如：宗炳善画山水，顾景秀善画虫鸟。谢赫善写真，称南朝第一。刘善画美女，毛惠远善画马，都称当时无匹。梁元帝善画外国人物，张僧爵专画寺壁。谢庄制方丈木版，画中国山川疆域，分开是一州一郡，集合是全国地图。画地图不是艺术，但也表现出他的巧思。

　　汉魏以来，书家常著书法论，阐发书法的秘巧。自东晋起，画家也作画法论，如顾恺之有《论画》，谢赫有《论六法》（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模移写），王微有《叙画》。唐以后人论书法画法，没有人能超出东晋南朝的范围。

　　雕刻——戴逢工书画，人物山水，妙绝当时。戴逢又善铸佛像及雕刻，曾作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并旁侍两大菩萨。因旧传雕刻术朴拙，不能起人敬心。戴逵潜坐帷中，密听观众批评，所有褒贬，悉心研究，接连三年，修成新像，众人惊服。戴逵子戴颙，传父业，宋太子在瓦棺寺铸丈六金像，像成觉头面瘦小，工匠无法再修改，请戴颙审视。戴颙说，这不是面瘦，是臂胛过肥。削损臂胛，形相就变得很雄伟。其他雕铸如梁释僧佑造剡溪大石像，释法悦铸丈九金像，用铜四万三千斤，技术也颇有可观。不过，南方佛教发展的重点在义理方面，宗教形迹方面不甚重视，因此，雕刻远不及北方佛教的规模巨大、技术精湛。

　　摹拓术——王羲之学书，得力于蔡邕石经、张芝《华山碑》和钟繇的书法（主要应是《受禅碑》）。这些碑都在北方，疑当时已有拓碑术。顾恺之有摹拓妙法，用好纸依法上蜡，拓名画不失神采笔意，这比拓碑术更精致得多。拓碑的方法，一朝有人应用到木版上，就会变成印刷术。

　　南方权贵大营宫室，僧徒盛造寺塔，规模虽不及北方，建筑术却也有相当的成就。南方士族多擅长音乐，创制新声。又围棋与书画同样重梁萧景墓前石柱上的阴文反写石刻视，称为手谈，或称坐隐。凡是能满足精神上享乐的文化事业，南朝都有高度的发展。高欢说，江东有萧衍老翁，专讲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企慕他，说是正朔所在。隋灭陈，得清商乐，隋文帝说，“此华夏正声也”。北方承认南方文化是华夏正统，不仅音乐一端，所以，军事上北朝战胜南朝，文化上却是南朝战胜北朝。

简短的结论

　　西晋未大乱，北方一部分士族和大量劳动民众迁移到长江流域，对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

　　东晋南朝立国将近三百年，除梁未大乱，其余战乱，都是局部的，短期的，破坏性并不太严重。大体上社会处在安定状态中，因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获得了必要的条件。

　　东晋南朝是汉族建立的政权，在对抗北方非汉族政权的意义上，得到南方士族和广大民欢的拥护，也得到北方汉族民众的同情。北方统治者两次大举南侵（三八三年前秦荷坚，四五○年北魏太武帝），南方政权用小的兵力击败北方军，主要是依靠南北汉族的合力支持。自然，南方执政者的军事部署和长江天险的利用，也是击败北方军的重要原因。

　　以王谢两家为首的百家士族，始终是南方政权的骨干。宋齐梁陈四朝皇帝都出身素族，他们纵然引用一些有功和得宠的寒人，百家士族的尊严地位，仍不可触动。在皇帝统率下，百家士族和贵族（皇帝家子弟）共同执掌政权。百家士族和贵族是享有各种特权的一个社会阶层。

　　新朝代兴起，总有一个社会比较安静的时期，民众从而多少获得一些休息的机会。等到这个朝代的暴君出现，一个新朝代又起来代替它。所以，将近三百年中，南方改换了五个朝代，对稳定社会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长江流域经济就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发展起来。特别是杂炼生揉的炼钢法被发现，使南方生产工具得到改进。水利的兴修，扩大了水田面积，耕作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稻谷产量比粟麦高，这就有可能繁殖长江流域的人口。东晋以下，人口有显著的增加，依靠劳动民众的力量，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

　　劳动民众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享受特权的士族和贵族，得到充裕的物质供养，过着富饶安闲的生活，有余力来从事文化事业。东晋南朝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划时代的。就文学艺术说，汉魏西晋，总不离古拙的作风，自东晋起，各部门陆续进入新巧的境界。艺术部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戴逢的雕刻，都在东晋时完成革旧布新的事业。文学部门，革新开始于宋齐，至梁陈接近于完成，进一步就成为唐朝的律诗律赋和四六文。另一种革新，是以古文（散体文）改革骈体文，开始于陈朝的姚察，为唐韩愈开古文运动的先路。就经学、哲学、宗教说，西晋以前，总不离拘执不开展的作风（魏及西晋玄学，对两汉经学是开展的表现，但仍拘执于老庄之学），自东晋起，各部门都无拘执地开展起来。首先是佛教，对各方面发生巨大的影响。玄学和佛教合流，道教仿佛经大造道经（《隋书·经籍志》道教经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饵服四十六部，房中十三部，符箓十七部。这种道经大部分是东晋南北朝道士所造），儒学也采取佛学中义疏体作儒经义疏，梁朝皇侃作《论语义疏》，还用一些佛理来解释儒学。不管玄道（教）儒三家与佛或合流或反对，在佛教影响下，各有开展的现象，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汉族人宗教信仰一般是淡薄的，即如虔诚的佛教徒梁武帝，虽然宣布道教是邪法，但仍尊敬陶弘景，要他制成神丹，让自己也可以长生；陈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又是道教的信徒。佛教盛行，道教也同样盛行，三吴及滨海各地，道教尤为得势。一般人希望从这一宗教的神也从那一宗教的神得到各种好处，无专奉一教专求一神的信心，这种思想的本质，依然还是儒家的那个鬼神不可知论。儒家的伦常、礼法，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长生成仙，都可以共居在一个人的头脑里，梁武帝等人三教同源合流的主张，并不是没有依据。用佛教的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欺骗、不饮酒）、十善（不犯杀、盗、淫、妒忌、忿恨、愚痴、谎话、巧辩、挑拨、恶骂），配合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再加上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整套神道设教，统治者以为可以化民成俗，坐致太平，因之，催促儒佛合流，尤为致力。

　　但是，儒学中的正统派思想家（古文经学派中的王充派），在神灭或不灭的根本问题上，与佛教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这一派论家人数虽少，真理却在这一派方面，范缜《神灭论》发表后，震动了当时的整个思想界，因为真理是具有真正威力的。自东晋时起，特别是从未时起，儒佛斗争愈趋尖锐化，宗炳作《明佛论》，主张人死神不灭，何承天著论驳宗炳。何承天作《达性论》，主张人贵物贱，否认佛教众生平等说，又主张神灭，反对佛教轮回说。颜延之著论驳何承天。范缤作《神灭论》，引起更广泛的辩驳。大抵南朝思想家析理精细，反复深入，辩驳解答多至七八次，始终保持严肃的态度，不动意气，这一点堪称论家的良好模范。梁武帝用政治压力阻止范缤的答辩，破坏了这个惯例，实际上等于梁武帝为首的神不灭论者，宣吉自己理屈辞穷，承认失败。

　　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东晋南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不能因为政治上是偏安，轻视它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