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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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家史篇

 

　　自序(1)

 

　　首先声明，本人不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专家。在我的写作计划中，最初也没有写这部书的打算。萌发撰写此书的念头，与本人从事编辑工作有关。因此可以说，如果本人不从事编辑工作，便不会撰写这部书。为什么这样讲呢?话必须从1982年说起。

　　1982年，我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后，经常要处理与毛泽东有关的书稿。在编发这些书稿的过程中，发现对毛泽东及有关史料的记述有许多说法不一的情况。

　　例如，对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有的著作说他婚后有4个儿子，有的则说有8个儿子。这个问题，关系到毛泽东的世系族支问题，说法不一怎么行呢?

　　对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有的著作说是“贫农”，有的说是“中农”，有的则说是“富农”。这三种不同的记载，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对毛泽东第一次结婚的年龄，有的著作说是8岁，有的说是14岁。对毛泽东原配夫人的姓氏，有姓杨、姓李、姓罗之说。对这些不同的说法，在编发的书稿中选用哪一种说法呢?

　　对毛泽东早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有的著作说是1918年8月19日；有的则说是这一年的9月或11月。其时间相差几个月，怎么可能呢?

　　对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会面握手的时间，有8种说法，即1928年的4月18日、4月20日、4月23日、4月24日、4月下旬、4月28日、4月底、5月1日。其地点，有的说是在湖南酃县的十都，有的说是在湖南酃县的沔渡，有的说是在江西宁冈县砻市的龙江书院。说法这样多，肯定有许多误传。

　　对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有的著作说这次会议气氛紧张，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因为周恩来当时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毛泽东受到党内处分；而有的著作则否定这种观点，说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与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

　　类似这样说法不一的情况还有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对这些不同的说法，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探究，在所编发的书稿中力求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否则便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有愧读者。

　　另外考虑到，编辑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对他及其思想进行正确阐述和评价，显然不单纯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的问题；不仅是国内的问题，而且是国际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编辑出版毛泽东图书，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如果自己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缺乏研究，怎能纠正书稿中的差错?

　　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对书稿中说法不一的情况弄个清楚，编辑出准确无误的精品作，针对上述情况，我在编发书稿的过程中以及工作之余，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广泛收集史料，认真阅读国内外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著作，致力研究与毛泽东有关的诸多问题。

　　在历史的长河中，毛泽东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鸿篇巨制的理论著述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曾经并且将继续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毛泽东的生平、著作和思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如今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但他的功绩不朽，他的事业长青，他的光辉思想永恒。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至今对他无比敬仰，并且深切怀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敬仰和怀念毛泽东，必然会进行历史的联想。回顾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几经挫折，几易首领，最后选定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毛泽东显示了卓越的才能和超人的智慧，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所以长期以来众多的人致力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

　　早在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就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邓拓在为该报撰写的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而毛泽东自己认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毛泽东：《致何凯丰》，《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毛泽东还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引自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456页。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为纪念党的22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此之前，尽管已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等很多提法，但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应属于王稼祥。

　　除此，还应当特别说明，在王稼祥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之前，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出版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并发表了一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论文和专著。这些著作，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明显的不足之处，则是其论述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等同起来，没有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1945年3月15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会前夕，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在已知的资料中，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

　　1945年6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是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并结合学习中国革命史进行的。1951年至1953年，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情况比较好，而其缺点是深受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多限于引证、注解。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提出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的口号；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因此，从1957年到1960年，全国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情况比较好，但存在过于强调宣传毛泽东个人和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现象。特别是1960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把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引向了邪路。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这10年中，全国出版和编印的毛泽东著作、语录及专题语录摘编，其数量之多无法计算，但真正正确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和专著甚少，可以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陷入迷途，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遭到了厄运。

　　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紧密围绕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要不要坚持以及如何正确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后来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左”的束缚和排除右的干扰，揭开了全国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1978年12月18日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1年6月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的工作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评价。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做了更加完整和准确的概括，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正确依据和条件。从此，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专门机构和研究队伍大量增加，论著日益增多。

　　据统计，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30年里，全国报刊发表有关毛泽东的文章12万篇，编印毛泽东的图书640多种。近10年，全国报刊发表有关毛泽东的文章800多篇，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专著、传记和回忆录等500多种。1987年，湖南图书馆和韶山纪念馆在长沙举办毛泽东著作版本展览，展出52种文字、2939种版本。由此可见，其品种和数量之多!

　　时至1989年，全国悄然兴起“毛泽东热”。“毛泽东热”的兴起，有其多方面的原因。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毛泽东走下“神坛”，身上的“神化”光环被摘去，人们便对毛泽东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新的探寻心理。

　　除此，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维模式及价值取向。然而，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了毛泽东晚年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封闭状态，这本来是十分可喜的历史进步。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借此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面对这样的情况，许多人便会重新审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

　　从国际背景方面来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人们在震惊之余，总觉得不论时代怎样变化，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永放光芒的。因此，对毛泽东更加敬仰。追寻毛泽东的足迹，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基于这种情况，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的敬仰和怀念心理，必然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凝聚成一股浪潮。于是，便导致在中国神州大地上悄然兴起了“毛泽东热”。

　　兴起“毛泽东热”，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专家、学者深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积极撰写有关的著作；全国出版界竞相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1989年3月，河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学者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权延赤执笔、李银桥著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4月，权延赤的著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和高湘泽等翻译的英国著名学者克莱尔·霍林沃思的著作《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出版。5月，汪东林的著作《梁漱溟与毛泽东》，董志英编写的《毛泽东轶事》，权延赤撰写的《卫士长谈毛泽东》、《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等著作出版。6月，郑宜等编写的《毛泽东生活实录》，贾思楠编的《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出版。10月，武原主编的《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权延赤编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1957年～1959年中苏关系纪实》出版。11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薄一波撰写的《领袖·元帅·战友》。12月，海鲁德等编著《生活中的毛泽东》，华英编著的《毛泽东的儿女们》，逄先知等著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出版。除此，全国各报刊相继发表200多篇有关论述毛泽东的文章。上述这些著作和文章，从不同侧面记述了毛泽东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再现了他的不朽功绩，激发了人们对他更加热爱和崇敬的深厚感情。就这样，“毛泽东热”日益高涨起来。

　　第二年，即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40多种，有关文章800多篇。1991年，全国出版毛泽东的图书60多种，有关文章700多篇。1992年，初版、重版的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就有140种。

　　毛泽东图书出版热持续到1993年，形成规模巨大的高潮。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精心策划向读者推出了许多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对其难以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仅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规定专门报批的就有270种，其中有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著作。例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河北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毛泽东生平著作研究目录大全》；广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路”丛书等，均为内容丰富的精品作。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故乡人对毛泽东怀有深情。因此，湖南各出版社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更加积极，计有50多种。其选题涉及哲学、史学、文化学、军事学及教育、文学艺术、体育等10多个学科领域。其中既有在早些年出版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第一批有影响的读物，也有探索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宝贵史料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的青年观》、《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教育思想探源》等；既有以纪实的笔调描述感人的《毛泽东求学记》、《毛泽东外巡记》、《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也有客观地表现伟大领袖风采的《湖南文化与毛泽东》、《民族精神与毛泽东》等；既有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最新成果《论新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第一生产力论——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等，也有别具一格便于收藏的《毛泽东墨迹大字典》、《毛泽东邮票大典》、《毛泽东诗词字典》等。湖南出版的这些有关毛泽东的图书，不仅品种多题材广，而且特色鲜明，为全国出版界所瞩目。

　　还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家人也加入编写关于毛泽东图书的行列。毛泽东的长儿媳刘思齐主编了《人民领袖毛泽东》。毛岸青、邵华主编了大型研究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为编好这套丛书，毛岸青、邵华曾到祖国大江南北10余个省、市收集大量珍贵资料并认真进行考证。因此，这套丛书首次披露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材料，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从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情况来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据探究，毛泽东著作最早译为外文发表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刊于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和《革命的东方》。当时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认为此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36～194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苏联和共产国际都没有报道，而对广州起义、南昌起义却有记述。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苏联《真理报》才于1935年12月12日撰文介绍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发表题为《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领导者》、《劳动人民的领袖》的文章，介绍毛泽东的生平，并且首次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1982年，我国党史研究工作者查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资料时，在1935年的档案中，发现了《毛泽东传略》一文。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此文是目前所见较早地全面记述和评价毛泽东的文字材料。其中评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0年版，第148页。

　　1936年7月，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朋友马海德，到陕北做了4个月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斯诺同毛泽东多次彻夜长谈，还采访了许多红军将领、党政干部、普通战士和农民。10月回到北平后，为《纽约太阳报》、《时代》、《生活》等刊物撰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为题，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事迹。

　　1938年1月，美国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此后国外一再出版，达20多种文字，备受国外读者欢迎，一时形成“中国红区热”、“毛泽东热”，产生了轰动效应。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斯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读过《红星照耀中国》”。该书的中译本，在1938年由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救亡人士以“复杜”的名义出版后，曾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的华侨聚居地。直到今天，斯诺这本书仍是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经常加以引用的主要参考书。

　　1937年4月，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尼姆·韦尔斯，也从西安戒备森严的迎宾馆越门而出，摆脱国民党特务对她的严密监视到达陕北苏区。她通过5个多月的采访，在获得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西行漫记》的续篇——《在红色中国内部》。此书的记述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头脑冷静的杰出领袖，由于他具有远大的目光和渊博的知识，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列宁”。

　　不过，斯诺夫妇等西方左翼记者当年对毛泽东的访问和研究，同后来西方兴起的“毛泽东学”的探索是不同的。从斯诺等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来看，比后来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范围要小得多，因而不可能形成一门学科。另一方面，斯诺等大多是记者兼学者，其研究带有较为浓厚的访谈色彩，正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1938年中译本所作的序中写的那样：“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这本书的一大部分不是我写的，而是由毛泽东等人的长篇谈话所构成。”因此，这本书虽然受到西方舆论界的注意，但是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和那些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学者，对这本书以及所记述的材料是不屑一顾的。

　　1946年6月至7月，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根据多次访华采访获得的材料，在延安写了《毛泽东思想》一书。后在上海修改订稿。翌年6月在美国《美亚》杂志6月号发表。其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亚洲的形式。”

　　时至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隆隆炮声震动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许多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引起高度重视，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1950年，美国亚拉马学院教师、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出版了大部头的传记《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这部书可以说是西方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只是由于他的职位和地位不高，名气不大，所以西方学术界一般把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本杰明·施瓦茨于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视为西方“毛泽东学”的奠基作。

　　本杰明·施瓦茨的这本书，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个词，意在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因此，这本书常被西方做反共宣传使用。

　　1952年，费正清与本杰明·施瓦茨和康拉德·布兰特合著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年至1951年》一书。这本书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来研究“毛主义”的形成及其理论特点。其内容涉及传记研究、思想研究和史料编纂等多方面的领域，表明西方“毛泽东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开始形成。

　　在苏联，因为此时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所以早在1940年就将《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和俄文版。

　　1952年，苏联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三卷的俄译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已翻译完成，虽然没有付印，但对毛泽东著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然而，到50年代后期，因为中苏关系逐渐恶化，苏联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由肯定转向批判。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性文章，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例如，1970年苏联思想出版社出版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批判》、1977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义的思想政治实质》和1979年苏联政治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没有毛的毛主义》等。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积极开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友好往来，在国际舞台上开创了空前未有的新局面，因而引起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大关注。除此，60年代的中苏论战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刺激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兴趣。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则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热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气候。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和日本出现了与苏联不同的情况，兴起了毛泽东研究热。

　　1960年1月，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创办了大型刊物《中国季刊》。该刊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原为费正清的学生，1956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后来，他加入美国国籍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由于《中国季刊》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下的“争取文化自由大会”的财政支持，所以它一创刊，就在其第1、2期上连载长达29页的、西方“毛泽东学”反共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魏特夫的论文《“毛主义”的传说》。该书重弹麦卡锡主义的老调，把论战矛头直指本杰明·施瓦茨1951年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中提出的论点。

　　面对魏特夫的挑战，本杰明·施瓦茨没有等魏特夫将论文载完，就在1960年4月出版的《中国季刊》第2期上发表反驳文章《“毛主义”传说的传说》，重申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观点。

　　这场颇有影响的论战，虽然走向了两个错误的极端，但对西方“毛泽东学”的发展起了某种促进作用。因此，美国和西欧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在60年代至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三个不同观点的学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新左派”。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百万人民反对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威特福格尔。“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施瓦茨等。由此，“自由派”也被人们称为“哈佛学派”。“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佩弗、沃尔德等学者。苏联学者认为，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属于“新左派”，而且是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

　　从其研究成果来看，“新左派”的著述较少，而“自由派”的论著颇丰。因此可以这样说，目前在欧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自由派”。

　　据美国学者斯卡拉皮诺分析，欧美各国学者撰写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传记性著作。其代表作有施拉姆的《毛泽东》。此书于1966年初版，1967年修订再版，至1977年曾再版8次；陈志让于1967年出版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二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方面的著作。其代表作有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韦克曼的《历史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

　　三是评论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著作。其代表作有威尔逊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

　　四是强调心理和文化因素的著作。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彼叶的《中国政治的灵魂：政治发展中权力危机的心理研究》、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

　　日本的“毛泽东学”从60年代起也迅速发展起来。日本学者凭借与中国民间交流较多，文化传统相近的优势，收集整理了大量毛泽东的文献资料。1970年至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毛泽东集》，收录了被认为是毛泽东在1917年至1949年10月1日这段时期写的著作427篇。接着，该研究会又着手编辑《毛泽东补卷》和以毛泽东著作年表为内容的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未收入的，被认为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到1949年之间写的论著500多篇。

　　欧美学者对日本学者收集整理的这些有关毛泽东的文献资料极为重视，并且给予高度评价。施拉姆曾说：欧美所有以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文章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作者，都把这个东京版本作为自己的引证来源。一些日本学者还把我国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的论文和讲话汇编本《毛泽东思想万岁》译成日文，也引起了欧美学者的高度重视。

　　韩国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起始于60年代，80年代形成高潮。其研究领域主要是这样四个方面：一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研究；二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三是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关系的研究；四是对毛泽东个人历史的研究。1963年知文阁出版、金相侠所著的《毛泽东思想》；1977年2月出版的河映爱所著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研究》；1983年出版的柳济麟所著的《毛泽东理论与共产主义中国化》；1980年太阳文化社出版的罗昌柱的专著《毛泽东的生平与斗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体现了韩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80年代以来，韩国各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硕士、博士论文有10%是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为题的。

　　从国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总的情况来看，现在世界上有数十个国家、几百个研究机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在研究中共党史的同时，从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据统计，现在世界上由政府组织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毛泽东的，就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高等学校设置了研究中共党史的机构，把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作为重要课题。其中，美国、日本等国在研究机构、人员、资料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其次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国家仅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专著就多达1000多种。从70年代开始的由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所编辑、竹内实教授主编的《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本，已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必读资料。现在美国正计划出版《毛泽东全集》(英文版)，其规模要比日本竹内实主编的20卷《毛泽东集》大得多，可以有50卷到60卷之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同样重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为此专门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且出版了许多大部头的专著。

　　总之，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致力研究毛泽东，大量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巨大，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国内外出版的毛泽东图书中，也有许多令人感到不安的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有些著作，热衷于记述“秘闻”、“内幕”、“隐秘”、“野史”，随意选用道听途说的传闻，甚至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捏造事实，胡编乱造，内容严重失实。《毛泽东之子——毛岸龙》一书，就是明显的典型。此书涉及的党和国家许多高层领导人的情况，都纯属子虚乌有。所谓“毛岸龙”也是冒充的。199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谜》一书，借释谜之名，大量叙述没有任何根据的迷信传闻，不仅失实处甚多，而且有严重的政治错误。1993年2月，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一书，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书中的记述严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毛泽东的长儿媳刘思齐对这种严重违反出版管理规定，无中生有，随意编造事实，歪曲丑化毛泽东形象的行为非常气愤。她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谈话说：“我从1938年与主席相识，直到70年代初离开他老人家，作为主席家庭成员，对一些所谓‘纪实’闻所未闻，甚感惊诧。有的作者甚至大段编造主席的所谓内心独白，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文学的角度，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在民间必然会有一些传说。这些传说，作为一种“口述的历史”，表达了一定历史阶段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和赞美。例如“朱德的扁担”、“周恩来的睡衣”等，就是既有事实根据，又寄托了人民美好感情具有积极意义的传说。毛泽东也有许多类似的传说，如“浏阳遇险”、“瓦窑堡巧设空城计”等，而且从革命战争年代流传至今。河南人民出版社将这些传说编为故事结为一集，推出了《毛泽东的传说》一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而有的著作，违背历史真实，大肆宣扬封建迷信，通过“算命先生”之口，以生辰“八字”，来证明毛泽东是“真龙天子”。甚至说毛泽东打仗取胜全靠《周易》，因精通“奇门”而使北平和平解放。1993年3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巨人之谜——神秘的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智慧》一书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此书记述说，按照精心研究《周易》的人得出的结论，南京在周易中属于“死门”，是“溃败枯竭之地”，因此不能居住和前往。毛泽东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所以一生从未去过南京。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毛泽东早在1920年四五月间，就曾到南京游览。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先后10多次到南京，怎能说他深受《周易》的影响一生从未去过南京呢！

　　阅读有关毛泽东的家世、轶事和人际关系的图书，可明显看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互抄袭的现象。在抄袭中，不仅重现原书中的差错，而且还抄出了新的差错。

　　特别是一些不法书商见利忘义，为了牟取暴利大肆盗印出版物。更为恶劣的是，还擅自编印一些胡乱编造的，以讹传讹的图书，因而造成很坏的影响。

　　国外出版的毛泽东图书存在问题更多，性质更严重。因为国外的专家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目的和出发点非常复杂。有的采取敌视的态度，极力歪曲毛泽东思想；有的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需要，才去进行研究的；有的则是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一种学派去研究。除此，由于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不甚了解，对毛泽东的生平和伟大革命实践情况知之不多，掌握的情况非常有限，所以其评述必然有许多失当之处，史料有误的情况更加严重。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对书稿中说法不一的情况进行探究，本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多方面考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材料将其整理成文。就这样，从1982年至今，历时18年，将所写的有关文章汇编成本书。

　　特别应当说明，为了撰写本书，曾拜读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著作。如果不学习参考他们的这些著作，不从他们的科研成果中受到启迪获得教益，显然难以完成本书的写作。为此，特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

　　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书的论述，除了纠正对毛泽东生平事迹及其思想的评述有误之处，还对其他许多问题进行了论证。这些问题，表面看来与毛泽东无关，不属于毛泽东生平事迹的内容范围，其实与毛泽东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本书中也作为一个专题加以论述。

　　还有一点应当特别说明，纠正国内外出版的毛泽东图书中的错误，对毛泽东有关的人和事说法不一的问题做出准确可靠的结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内容涉及的范围甚广，其时间跨度较长。其中有的问题，曾是专家、学者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至今仍有争议。而本人由于常识水平不高，对其掌握的史料有限，区区管见，肯定有许多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田 树 德

　　1999年9月

　　于长沙望月湖寓所

 

　　毛泽东的先祖(1)

 

　　《韶山毛氏族谱·卷首》(第二次修订)记载：“我族始祖太华公，元至正时人也，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

　　“澜沧卫”是古代地名，现今是什么地方呢?

　　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写道：

　　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云南澜沧(今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页。

　　解放军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东方巨人毛泽东》一书，同样记载毛泽东的始祖太华“从江西吉州龙城(今江西省吉水县内)迁徙云南澜沧(今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李捷、李俊道主编：《东方巨人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页。

　　查阅《云南简史》、《滇考》、《永北府志》、《明会典》、《读史方舆纪要》、《云南图经志》、《永北直隶厅志》、《明史·列传》、云南《永胜县志》等著作，根据其记载，由此可知上述记述把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由江西迁徙到云南之“澜沧卫”，解释为是今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有误的。

　　现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南部，思茅地区的西南部，东和东北隔澜沧江与思茅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相望，东南与勐海为邻，西和西南与西盟佤族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相接，南部和西北部与缅甸毗邻。县城距昆明市745公里，距思茅镇173公里。

　　论历史沿革，该县在西汉时为哀牢地。东汉至隋属水昌郡。唐南诏时属水昌节度地，大理政权时期属永昌府。元属木连路。明清时为孟连长官司(后改称宣抚司)管辖，上隶顺宁府。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于圈糯置镇边直隶厅，隶属迤南道，此为澜沧设治之始。镇边之名，即镇摄边境之意。十七年(1891年)，厅治迁勐朗坝，时镇边直隶厅全境包括今澜沧、西盟、孟连三县全部及双江县一部分。二十九年(1903年)，厅治复迁回圈糯。1913年，废行，改为镇边县。1915年，因与贵州省镇边同名，乃以其地滨于澜沧江而易名为澜沧县，隶属普洱道。后废道，隶属云南省第二镇边督办公署。1928年，将其划归双江县。1935年，在所辖岩帅、勐角、勐董等地置设沧源设治局。至此，澜沧县辖今澜沧、西盟、孟连县全境，隶云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9年4月成立澜沧专员公署，其下分设澜沧、东朗、孟连、上允、溯涛(即宁江县，当时纪念解放宁江时牺牲的尹溯涛而得名)五县。同年12月，撤销澜沧专员公署，宁江县划出，另四县复并为澜沧县。1953年4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澜沧拉祜族自治区(县级)，隶属思茅专区。1954年、1956年，孟连、西盟先后划出分别设县。1955年改澜沧拉祜族自治区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沿袭至今。

　　从上述历史沿革来看，澜沧县在历史上没有建置卫所。因此，在该县不可能有“澜沧卫”之说。

　　而实际上，古代之“澜沧卫”，是在滇西北的北胜州(今云南省丽江地区永胜县)，而不是滇西南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永胜县志》记载，永胜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西江地区的南部，东接华坪县，东南接大姚县，南邻宾川县，西与丽江纳西族自治县、鹤庆县一衣带水，北连宁蒗彝族自治县。至丽江行署所在地大研镇102公里，距昆明市516公里。

　　从历史沿革来说，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开发西南，在今川西南及滇黔地区设立郡县，当时永胜为遂久县地，属越嶲郡，首府在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七俘孟获后，增置郡县，将遂久、姑复(今永胜、华坪)等县划归云南郡。

　　唐贞元十年(794年)，在今永胜区域设北方赕，后改成倡赕属铁桥节度。宋代称善巨郡，首府设在今永胜县城北5公里处的大树坪，名为“城纪镇”。

　　《云南简史》载：元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率元军从甘肃出发，经川西北过大渡河，兵分三路进攻大理，其中一路到达善巨郡。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将永胜东部改为施州，西部改为顺州，属云南行中书省(简称云南省)。施州和顺州的来历，是根据唐代从昆弥河移来的“施顺部落”(即今彝、傈僳、白等族之先民)人口而命名的。

　　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朝又改施州为北胜州。北胜的来历，据冯苏《滇考》载，元兵自北南来，进攻大理，“首捷此土”，故名“北胜”。“北胜”一名，历元、明、清三朝，沿用了418年。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置北胜府，属丽江路宣抚司。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北胜府降为州，属鹤庆府；正统六年(1441年)，升北胜为直隶州，属云南省布政使司。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征南大军进云南。十七年(1384年)，改北胜府为北胜州。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在北胜州置澜沧卫。二十九年(1396年)，统治云南的沐英，根据朱元璋“寓兵于农，屯民实边”的旨意，把率领征南的军队3000多人留在北胜州，设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并在原北胜州城南新建砖石城一座，名澜沧卫城。城高一丈六尺，城围五华里，绕城有河，四门通水壕，有城楼。因此，《读史方舆纪要·北胜州》一书，有“洪武二十九年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以州隶之”，“于州治南筑澜沧卫城(今永胜县城)”的记载。

　　明初，澜沧卫与北胜州虽是一文一武分城分治，但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是军事管制机构，所以除握有重兵外，行政上还直接统治北胜、蒗蕖、永宁等州。正统六年(1441年)，改北胜州为北胜直隶州，直属云南布政使司管辖，使澜沧卫仅主掌兵权。弘治九年(1496年)，北胜州治衙门改置澜沧卫城南角(即今永胜县幼儿园、印刷厂、永北镇人民政府及农科所等所在地)。

　　如若探究澜沧卫的名称，一种说法是因永胜县境内有澜沧山，卫以山得名。《读史方舆纪要·北胜州》载：“澜沧山，在城西南二里，高二百丈，卫与驿皆名澜沧以此。”《新纂云南通志》有同样的记载：“澜沧山，永北(城)西南二里，高二百余丈，卫与驿皆曰澜沧。”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永胜县被金沙江三面环绕，据《永胜县志》记载：“明初以前称金沙江为北澜沧江，卫以江得名。”

　　除此，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还提到“南澜沧”的称谓。1995年1月20日《云南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的祖先与云南新考证》一文甚至说：“北胜州又称南澜沧。”据云南《永胜县志》和《读史方舆纪要·北胜州》、《新纂云南通志》等著作记载，北胜州从未称为“南澜沧”。

　　说“澜沧卫”是今云南永胜县而不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还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现在的云南永胜县程海乡凤羽山下的毛家湾，以沙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村。这两个村，有毛姓人家140余户，计有1000多人。查阅民国三十年(1941年)编撰的《永胜毛氏族谱》(二修)，便可得知这些姓毛者，都是毛太华的第二个儿子毛清二的后代。

　　除此，在永胜县河口乡毛家村，有毛姓人家110户，计有近600人；金官镇西湖毛家湾，有毛姓人家50户，计有300余人；翁彭乡毛家村，有毛姓人家53户，计有358人；清河乡毛家井村有毛姓人家20余户，计有100余人；片角乡毛家洼村有毛姓人家30余户，计有160余人。另外，梁官、期纳、涛源等乡镇，也都有一些毛姓村民。见简良开：《韶山毛氏与永胜毛氏》，载2000年2月27日《云南日报》。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缪开和撰写了《毛泽东与云南—— 一代伟人的生死奇缘》，《永胜报》总编辑简开良撰写了《韶山毛氏与永胜毛氏渊源考》。这两篇文章在报刊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的关注和寻祖的兴趣。1997年4月18日，李讷偕其夫王景清等，从北京专程到永胜寻祖。对他们到永胜寻祖的情况，1997年4月21日的《永胜报》、4月30日的《丽江报》、7月25日的《云南日报》，都做了详细报道。

　　为了弄清永胜毛氏家族与韶山毛氏家族的关系，2000年6月8日到11日，由简开良、陈世雄、毛唐诗、毛华诗、毛志能5位同志组成的云南永胜县毛氏家族研究课题组，带着永胜毛氏族谱及有关史料到韶山，经与毛泽东的堂叔毛贻彰和侄子毛远俊、毛远义对族谱，证实永胜毛氏家族的派数、字辈与韶山毛氏家族完全一致。例如，永胜县程海乡毛家湾南村的毛泽光、毛泽峰，《永胜毛氏族谱》(二修)的记载，他们是毛清二的后代，毛太华的第20代孙。而毛泽东，《韶山毛氏族谱》记载，他是毛清一的后代，也是毛太华的第20代孙。

　　更具说服力的证据是，2001年6月26日，永胜毛清二的第19代孙毛华诗、毛唐诗和第20代孙毛志能，经过多年的寻找，于2001年6月26日，在程海乡凤羽山下的山沟烂泥中发现了毛清二的墓碑，其碑文如下：

　　吾族原籍江西吉州龙城，始祖公太华宦游从戎，屯戍澜沧卫，后以军功奉调，携长子四子内迁。

　　明故一世祖旌表忠义、武德将军毛公讳用，字清二老大人之墓。

　　前所千总十一世孙毛翼圣率族人重立。

　　大清康熙七年岁次戊申季春月，谷旦。

　　毛清二墓碑的发现，无疑可充分证明澜沧卫是永胜，而不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毛太华生有几个儿子(1)

 

　　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从江西到云南，又携妻儿辗转千里到湖南定居，带来了韶山毛氏家族的大繁衍。

　　毛氏家族自在湖南韶山扎根之后，以务农为生，世代相传，约有500年的历史。毛氏家族自毛太华的第7代孙始修族谱，定下20代子孙名字族牒为：“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韶山毛氏家族自1727年至1941年间，曾四修族谱。相传到毛泽东曾祖父毛祖人，已是第17代传人。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是第18代传人。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是第19代传人。毛泽东则是第20代传人了。

　　正因为如此，在许多论述毛泽东的著作中，对有关毛太华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记述。然而，读了这些著作，就会看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对毛太华生有几个儿子说法不一。

　　199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谜》一书写道：

　　毛太华从内地来滇，生活上虽有诸多的困苦，但作为军人，也只能服从军令。当时的边陲地区尚无汉族妇女居住，毛太华就和许多军屯的战友们一样，娶了一名当地少数民族姑娘为妻，并先后生有4个儿子，分别取名为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和毛清四。晓峰、明军主编：《毛泽东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7页。

　　1991年3月，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故乡》、1993年3月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女人看重毛泽东》、1993年6月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1992年5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生平实录》等著作，也都肯定说毛太华生有4个儿子。文热心著：《毛泽东与故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8页；齐闻著：《女人看重毛泽东》，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页；范超贤等著：《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湖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页；竞鸿、吴华编著：《毛泽东生平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4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韶山》一书，有同样的记载：

　　毛在滇娶了一个少数民族女子王氏为妻，先后生下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4个儿子。蒋国平著：《毛泽东与韶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8页。

　　而有的著作，则是另外一种说法。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韶山的昨天与今天》一书记述：

　　不久，毛太华娶了一位姓王的姑娘，在澜沧江畔安家立业，夫妻两人相依为命，恩恩爱爱，不觉过去了几十年。当时，毛太华有了一定的家业，并生了8个儿子，分别取名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刘建国等著：《韶山的昨天与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3页。

　　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一书的记述，也是说毛太华“娶王氏，生子八”。李湘文编著：《毛泽东家世》，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页。

　　毛太华到底生有4个儿子还是8个儿子?这个问题关系到毛泽东的家世族支问题。因此，对此应当弄个清楚。

　　《韶山毛氏族谱·卷首》记载：“太华……娶王氏，生子八。”

　　《韶山毛氏家族谱》(第二次修订)记载：“我族始祖太华公……娶王氏，生子八。”

　　韶山毛山氏家族《源流记》有同样的记载：“始祖太华公……娶育子八。”

　　上述记载，对毛太华生有几个儿子，有两种说法，其中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

　　众所周知，族谱是家族的生命史，是家族繁衍情况的历史记录，记录着其发源、生息、繁衍的漫长过程。因此，韶山毛氏家族同我国其他许多家族一样非常重视修族谱。韶山毛氏家族曾先后四次修族谱。第一次修族谱是在清朝乾隆二年(1737年)，二修于光绪七年(1881年)，三修于宣统三年(1911年)，四修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从韶山毛氏家族第一次修族谱到四修族谱，其间经历204年，其族谱的记载，均说毛太华“娶王氏，生子八”。此记载可以说是准确可靠的。

　　而有的人也许不同意这种说法，其理由是，我国古代有“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的习俗。毛太华“携长子清一、四子清四与之偕行”到湖南，是考虑到自己年老力衰，从云南千里迢迢内迁，非常需要长子照料；清四是最小的儿子，年龄尚幼，无疑必须带在身边。据此可推断毛太华生有4个儿子。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以此为根据断定毛太华生有4个儿子。因为这种说法，只是根据古代习俗推断的，缺乏文字根据，所以令人难以置信，有待进一步考证。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究，就是毛太华从云南迁到湖南定居时，只带着长子清一、四子清四到湖南，其他6个儿子留在云南或别处谋生。那么，如若从世系族支来说，毛泽东是毛清一，还是毛清四的后代呢?毛泽东直系家谱世系表可表明这个问题。上图表明，毛清一有两个儿子，即毛有恭、毛有信。毛有恭生子毛震、毛铎、毛瓒。而毛泽东则是毛瓒的后代。有的著作记载，毛泽东是毛震的后代，是有误的。

　　在有关论述毛泽东的著作中，因为一般都记述毛清一和毛清四及其后代在湖南的生活情况，而没有论及毛清五等及其后代，所以便误认为毛太华只生有4个儿子，其原因大概在于此。

 

　　毛太华于明洪武十三年吗(1)

 

　　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何时从云南到湖南定居的?1881年(清光绪七年)，《韶山毛氏族谱》(第二次修订)一卷记载：

　　明洪武十三年庚申，毛太华以军功官拨入楚省。

　　根据《韶山毛氏族谱》(二修)的记载，湖南出版社于1993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一书写道：

　　公元1380年(明洪武十三年)，毛太华因戍边多年，立有战功，被封官入内地湖南。范贤超等著：《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湖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页。

　　然而，查阅《明史·列传》、明万历《云南通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云南简史》、《乾隆永北府志》、《光绪永北直隶厅志》等古籍以及1989年3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永胜县志》，便会看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毛太华“以军功官拨入楚省”之说有误。

　　据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4月出版的《新编纲鉴》记载，1368年初，朱元璋称帝于南京，建立明朝，年号洪武。这年8月，徐达率明军克大都。元世祖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元朝，历时97年，至此灭亡。

　　明朝建立后，世据云南的元朝宗室梁王，仍奉元朝年号，并且控制着以昆明为中心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多次杀死明廷使者，而且常与明军争战。根据这种情况，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农历八月，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军30万出征云南。十二月，明军进驻昆明，随即分兵滇南临安、滇西威楚，征战取得胜利。十五年初，明王朝设立了云南都指挥司和云南布政使司，并且公布法令，安定全省秩序。闰二月，明军继而进兵大理，接着又分兵取鹤庆、丽江、石门关、金齿等滇西各地。三月，更置云南布政使司属府、州、县。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又调湖广官军25000多人进云南。二十八年(1395年)，在北胜州置澜沧卫。二十九年(1396年)，在北胜州“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以州隶之”。从此时起，正式实施屯卫制。这一史实，云南史籍称为“洪武调卫”。基于这种情况，毛氏始祖太华也只能在上述时间进入澜沧卫军屯。也就是说，毛太华在明洪武十三年“以军功官拨入楚省”是不可能的。

　　那么，其准确的时间是在何时呢?笔者认为，弄清毛太华何时从江西到云南以及在澜沧卫的情况，便会得出正确的答案。

　　过去，许多著作对毛太华从江西到云南的情况记载，一般说他是在“元至正年间，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澜沧卫”。

　　而现在保存在云南永胜县文物馆的、毛太华第14代孙毛亨周的墓碑碑文记载：

　　始祖宦游北赕越数载，卜居凤山之北(即凤羽毛家湾)……

　　据《滇考》、《永胜县志》记载，今永胜县在唐贞元十年(794年)时，称“北方赕”。在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今永胜改称“北胜”。“北胜”一名，历元、明、清三朝，沿用了418年。明朝初年，北胜俗称“北赕”。毛亨周的碑文记载“始祖宦游北赕越数载”，证明毛太华是在明洪武元年(1368年)以前数载从江西到云南的。也就是说，毛太华是在元末到云南的。

　　毛太华到云南后其情况怎样呢?据《云南简史》和《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平定云南后，为了巩固领地，确保一方稳定，便在北胜州招募军士扩充军队。在这样的情况下，毛太华应招从军，开始了农耕、练兵、作战的屯戍生涯。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王朝为统治金沙江上游地区，在北胜州设置军政合一的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正式推行“寓兵于农，屯民实边”政策。

　　第二年，首任澜沧卫指挥史王佐决定筑建澜沧卫城(今永胜县城)。

　　《乾隆永北府志》记载：“永北府城即澜沧卫城，归为北胜州。明洪武二十九年，指挥王佐筑砌砖石，周围五里三分，高一丈六尺，城脚厚五尺，垛口厚一尺八寸，环以水壕，四门各建城楼一座。旧名：其东楼曰‘迎旭’，南曰‘来薰’，西曰‘扬辉’，北曰‘拱极’。”

 

　　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是什么(1)

 

　　过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家庭成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世界著名的领袖人物，同样存在一个家庭成分问题。

　　那么，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是什么?

　　许多国内外人士到韶山参观，当向毛泽东旧居和毛泽东纪念馆的讲解员或韶山的官员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都说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是纯朴的农民家庭或革命家庭。然而，如若翻阅国内外出版的有关著作，对毛泽东家庭成分的记述则说法不一。

　　1936年10月，毛泽东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15亩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5～106页。

　　而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美籍教授施拉姆，在其《毛泽东》一书中对毛泽东家庭成分的评述却是这样的：

　　虽然中国农村非常贫穷，一个人生活稍有宽余，即足以定为“中农”甚至富农，但毛泽东也可能稍微夸大了他家的阶级成分。这可能是因为他从前经常同父亲发生激烈冲突而对他不那么孝敬了；也许是他在1936年想借此说服学生中间的许多富农子弟，他们的阶级出身并不一定妨碍他们参加革命活动。无论如何，不管毛泽东的父亲后来拥有多少财产，他出身贫农这一点肯定对其家庭有深刻影响……〔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2页。

　　施拉姆这些评述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对毛泽东家庭成分的自述，持有不同的观点。显然，他认为毛泽东自认是富农，是出于其他用意“稍微夸大了他家的阶级成分”，正确地应当说毛泽东出身贫农。

　　日本著名学者大泽升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则记述毛泽东是“富裕中农的长子”。〔日〕大泽升著：《中国向何处去》，三一书房1988年4月版。

　　然而在我们国内，众多的人都认为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应当是贫农。其理由是：

　　早在1929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没收了毛泽东一家在韶山的全部房屋、家产和田地。1950年，全国在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是根据解放前3年拥有的家产(主要是不动产)来划分家庭成分的。湖南是1949年8月5日和平解放的。湘潭解放的时间是1949年8月9日。韶山人民迎来解放大军的时间是1949年8月15日。韶山解放前的3年，即为1946年。那时，毛泽东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收的家产仍未归还。据此，有人认为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应为贫农。

　　有的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毛泽东的家产虽然早已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收，但他父亲健在时，置买了22亩田地，家中只有5口人，平均每人占有土地4亩多，而当时韶山平均每人只能占有九分三左右的土地。除此，毛泽东的父亲还雇过长工。因此，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应该评为富农。

　　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到底应该评为什么呢?这事可把当时负责土改工作的韶山乡(当时为清田乡)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难坏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早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的内容，心想：按毛泽东家原有的财产，应该划为富农。但把富农的成分划在一个伟大革命领袖家，怎么行呢?他左右为难，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写信请毛泽东答复。

　　毛寅秋给毛泽东写的信，大意是：家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工作现已进入划成分、分田地的阶段了。您知道，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每人平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家有几口人在韶山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乡政府的郭秘书看了毛寅秋写给毛泽东的信，感到内容比较含糊，便说：“那成分的事，怎么没有讲呢?”

　　毛寅秋回答说：“主席看了信，便会晓得我们的意思。”

　　果然，信发出不久，毛泽东就趁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之便，向韶山乡转达了他的意见。具体说有以下三点：

　　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

　　二、划分富农，责无旁贷，付来300元作为退押金。

　　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私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就这样，韶山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划为富农。但过去向到韶山参观的国内外人士介绍毛泽东的家庭情况时，一般仍不讲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而说是纯朴的农民家庭或革命家庭。

 

　　毛泽东家真正的隔壁邻居是谁(1)

 

　　1961年5月24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到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时，看到西侧那座茅草屋顶房子的门口处挂着一个写有“邻居”二字的牌子，便问：“毛主席他家的隔壁邻居是谁?如今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所有陪同人员，包括毛泽东故居的讲解员，都说不知道。

　　1966年7月20日，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到韶山参观，也曾询问毛泽东家隔壁的邻居是谁，同样未获得明确回答。

　　1991年11月2日，斯里兰卡自由党主席、前政府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到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时，也提出隔壁邻居是谁的问题，同样无人能够明确回答。

　　毛泽东，是韶山的骄傲。韶山，是毛泽东成长的摇篮，也是革命的教堂，因而每年都有众多的人到这里参观学习。近几年，出现了“毛泽东热”，每年到韶山参观旅游的人数都多达百万。他们到毛泽东故居参观时，许多人都想了解毛泽东家隔壁邻居的情况。然而，毛泽东故居的讲解员，甚至包括韶山的一些后生在内，对有关毛泽东家隔壁邻居的情况，都说不清道不明。

　　那么，毛泽东家这个隔壁邻居是谁呢?与毛泽东家的关系如何?此邻居的后代如今在哪里?对这些问题，一些报刊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论著，其记述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1963年6月，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足迹》一书记载：

　　韶山上屋场毛泽东旧居，当年居住着两户人家。东边为毛泽东家，西边为邻居邹氏家。两户人家在此一道过着辛苦耕织的农家生活。曾维东、严帆著：《毛泽东的足迹》，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页。

　　1992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韶山》记载：

　　毛泽东的诞生地和他在这里度过16个春秋的韶山冲上屋场，是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农舍，韶山一带叫“一担柴”式的房子。这里松竹环绕，郁郁葱葱，山光水色令人叫绝。这栋房子住着两户人家，以堂屋的正中为界，东边的瓦房是毛泽东的家；西边的一家姓毛……蒋国平著：《毛泽东与韶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5页。

　　国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英国著名学者迪克·威尔逊撰写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对毛泽东旧居的情况是这样记述的：

　　半瓦半茅的房子从中分开，毛家住一半，另一半住的一家姓周。〔英〕迪克·威尔逊著：《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8页。

　　除此，还有其他说法。有的著作记述，毛泽东家这个隔壁邻居的主人，是一位名叫周老倌的人，如今仍健在生活在长沙。

　　有的著作记载，说是一个名叫章元丰的人。此人现在居住在湘潭。

　　还有的说是毛爱桂老人，他现在与在工商银行韶山冲办事处工作的儿子生活在一起。他的儿媳在韶山宾馆总服务台工作。

　　上述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笔者多次到韶山调查了解，访问了许多知情人，并查阅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亲友们》等著作，对韶山上屋场的毛泽东故居及隔壁邻居的演变情况进行多方面的历史考察。根据多方面的情况证实，毛泽东家隔壁邻居的情况是这样的：

　　韶山的毛泽东故居和隔壁邻居的房子，最早是一个叫毛克宇和一个姓李的人共修。当时总共修盖了11间，毛克宇和那个姓李的人各有5间半。

　　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从江西到云南，又携妻儿辗转千里来到湖南，开始不是在韶山上屋场定居，而是定居在韶山滴水洞附近的东茅塘。

　　以后，到清朝光绪初年，也就是毛太华的第17代传人——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时，祖辈传留下来的东茅塘那几间破旧的房子和10多亩水田，已无法满足子孙成家立业的需要。

　　毛祖人，有两个儿子。“树大分杈，崽大分家”。为了便于儿子分家，毛祖人于1878年在韶山上屋场买下了上述那个李姓家的5间半房子和几亩水田。

　　毛祖人买下了这5间半房子和几亩水田，给了哪个儿子呢?1888年，毛祖人给两个儿子分家，因上屋场离祖居地太远，田质又不好，谁都不愿意到这里定居。在这样的情况下，毛祖人只好请来族人用“抓阄”的办法裁决。其结果，大儿子毛恩农抓到了，但他坚决不依。后来，忠厚老实的二儿子毛恩普，也就是毛泽东的祖父，主动做了让步，并且说服18岁的儿子毛顺生带着妻子文七妹，就在这一年搬到了上屋场。

　　毛恩普刚搬到这里时，欠了别人许多债，日子并不好过。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略识文笔，既善家务，又能经商，是一个很精明能干的人。在他手下，家境逐步宽裕，不仅还清了欠款，而且购买了7亩水田，还于1918年将原来的5间半旧茅房扩建为14间瓦房，即现在韶山毛泽东旧居模样。只是那间堂屋，仍与毛克宇两家合用。

　　西头邻居家的房子，毛克宇去世后，儿子毛恩苞(字竹平)因家庭生活困难，于1914年将房子卖给了族长“天地公”。房子卖出后，毛竹平一家继续留住了5年。

　　1919年，毛竹平一家搬出西头房舍，随即由一个叫毛庙生的人搬进。毛庙生本人不大出名，韶山冲的人都知道其妻毛四阿婆，因为毛四阿婆和毛泽东家曾有一个小故事。那是毛泽东小的时候，有一天下暴雨，毛泽东不顾自家禾场里晒的稻谷，而去帮助毛四阿婆收谷，因而遭到父亲的责怪。

　　毛庙生与毛泽东家为邻的时间不长。毛庙生搬出后，西头房子由毛伏胜住进。

　　1925年8月，毛泽东以“养病”为名，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被反动军阀赵恒惕得知，于是便电令湘潭县团防总局派兵捉拿毛泽东。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是毛伏胜和另一位农民周汉生冒着生命危险护送毛泽东离开韶山的。

　　1929年，毛伏胜从此处搬出。接着由曾给毛泽东家帮工做饭的邹湘庭搬进居住。邹搬出后，由毛润民住进，一直到土改。

　　东头的毛泽东旧居，1927年“马日事变”后，反动军阀许克祥派兵包围了韶山，到处捕捉与毛泽东有关系的人，因此谁都不敢在此居住。1929年，国民党湘潭县党部将其没收，房产归县团防局所有，租给别人居住。本文上述周老倌和章元丰等曾在此居住，其由来就在于此。特别是章元丰在此居住较久，一直住到全国解放后湘潭县政府决定开放毛泽东旧居让人参观为止。湘潭县人民政府为了收回毛泽东旧居，退给章元丰1000多斤押金谷。显然，周老倌和章元丰在这里居住，属于租住寄宿性质，不能说是毛泽东家真正的隔壁邻居。

　　1950年，毛泽东旧居对外开放供游客参观，便由乡政府派毛月秋、毛乾吉等工作人员管理。在毛泽东旧居工作的其他人员，便住在西头的邻居房子里。如今，住在这西头房子里的是韶山值班警卫人员。

　　从上述情况来看，韶山毛泽东家真正的隔壁邻居是毛竹平。

　　毛竹平有两子两女。长子毛爱堂，出生于1895年，比毛泽东小两岁，自小就经常与毛泽东在一起，深受毛泽东影响。1924年3月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在湖北武昌被反动派逮捕，英勇就义。

　　毛竹平的次子毛爱桂，谱名毛贻业，跟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同辈。他虽然出生于1914年8月，比毛泽东小21岁，但因为他比毛泽东大一辈，所以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后，仍称他为“爱桂叔”。

　　1954年4月，毛爱桂和大姐毛春秀应毛泽东之邀乘车去北京住了很长时间，参观了许多地方。离开北京时，毛泽东给毛爱桂200元，给他大姐300元。时过不久，毛泽东又给毛爱桂的大姐毛春秀寄来600元，指示有关部门为毛爱桂在湖南安乡的二姐毛淑元解决了住房困难的问题。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亲切接见了毛爱桂，并同他合影留念，晚上设宴招待父老乡亲，还让毛爱桂坐了上席。

　　现在，毛爱桂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身体尚好，与儿子泽林住在一起，儿媳在韶山宾馆总服务台工作，一家人生活美满幸福。

 

　　毛泽东是何时开展农民运动的

 

　　1925年，毛泽东曾带病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其时间是在何时?《党史博览》杂志于1998年第12期发表的《毛泽东与王海容一家》一文记载：

　　1925年8月，带病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毛泽东，数次遭军阀赵恒惕的围捕，毛泽东获悉后遂转移到长沙。宗道一：《毛泽东与王海容一家》，1998年第12期《党史博览》，第17页。

　　毛泽东是于1925年8月带病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吗?此说有误，或者说文字表述不准确。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上卷)和《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等著作记载，1924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劳累患病，经中共中央同意回湘疗养。年底，偕杨开慧等回到湖南。

　　1925年1月中旬，毛泽东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岳母家过春节。2月6日同杨开慧等回到韶山。在韶山，一边养病一边做社会调查开展农民运动。3月，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成立韶山农民协会组织。毛泽东经常召集韶山农协骨干开会，请他们讲述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农民的情况，指导他们如何领导农民开展斗争。6月中旬，秘密组建中共韶山支部。7月10日，参加在韶山郭氏祠堂召开的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成立大会。从此，韶山党支部和秘密农协便以雪耻会的名义，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组织进步教师、有觉悟的农民和学生参加宣传队、讲演队，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8月，组织韶山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斗争取得胜利。

　　8月28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得到成胥生关于毛泽东组织农民进行“平粜阻禁”斗争的密报，便电令湘潭县团防局迅速派兵逮捕毛泽东。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在湘潭、韶山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于28日这天离韶山去长沙。

　　上述情况说明，毛泽东是于1925年2月6日从长沙回到韶山的。回韶山后，他积极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时至8月28日，赵恒惕才电令湘潭团防局派兵去围捕毛泽东。因此，说毛泽东于8月带病回到韶山，是不准确的。

 

　　何键挖毛泽东的祖坟是哪一年的事(1)

 

　　韶山滴水洞，因其独特的自然风景和政治背景，曾一度非常神秘。然而如今，滴水洞被揭开了那层神秘的面纱，已成为著名的风景旅游之地。

　　到韶山滴水洞参观旅游，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吸引了广大游客，它就是滴水洞右边林中的虎歇坪，因为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墓地就在这里。

　　提到毛泽东祖父的墓地，许多人便会联想到大革命时期湖南军阀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父墓地这件事。

　　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生平实录》、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故乡》和西苑出版社的《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等著作，都记载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坟这件事的时间是1930年。吴鸿、吴华编著：《毛泽东生平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页。

　　赵志超著：《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页。

　　文热心著：《毛泽东与故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3页。

　　高菊村等著：《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西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80页。

　　而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93年3月出版的《韶山的昨天与今天》一书的记载，则是1932年6月。刘建国等著：《韶山的昨天与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2页。

　　1996年10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一书记载，这件事发生在1934年秋。云汀、张素兰著：《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6页。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一书的记载，则认为是1934年前后的事。李湘文编著：《毛泽东家世》，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3页。

　　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的祖坟，只发生一次这样的事。而上述记载，有的说这件事发生在1930年；有的说是1932年6月；有的说是1934年秋或1934年前后。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显然必须首先探究湖南军阀何键派兵到韶山去挖毛泽东的祖坟的原因。

　　对这件事，《毛泽东生平实录》和《毛泽东家世》这两部著作都没有详细记述。而《韶山的昨天与今天》一书是这样具体记述的：

　　原来，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几次派兵围剿湘赣一带的红军，都被毛泽东所指挥的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更使他恼羞成怒的是，彭德怀指挥的红军趁他的主力部队远离长沙，去湘南追击桂系部队之际，竟从平江、浏阳一带突然杀出，一举消灭了他几个团的兵力，并占领了长沙，烧了他的省政府和第四路军总指挥部，还差点要了他的老命。

　　何键百思不得其解。国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怎么就对付不了那长矛鸟铳的泥巴腿子军?硬的用了，软的也用了，却越发不可收拾。

　　后来，在蒋介石的帮助下，他重占了长沙。回城后，他想的第一件事，还是如何剿灭红军。这天，他找来了拜把兄弟吴凯南商讨对策。

　　吴凯南是个迷信大王，他早就听说过关于毛泽东祖坟的传说，似乎从中找到了战胜毛泽东的上乘之策。今日，何老兄弟亲自召见商讨对策，真是助他的大好时机，于是连忙说：“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之所以猖獗，绝非人力之功，乃天荫之力，我早就听说湖南是帝王将相之地，舜帝南巡时就在韶山演奏过韶乐，那地方灵秀非凡。除此，毛泽东的祖父辈在一块风水宝地上，那地方藏龙卧虎，传说其后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毛家得地灵之光，我们如不去断掉他们的龙脉，挖掉他的祖坟，毛泽东就会越发兴旺，必将后患无穷。倒不如派几个人去韶山，断他的风水。”

　　何键详细询问了半天“宝地”的一些其他情况，这才恍然大悟，连夸吴凯南的计策“高妙”，马上密令总指挥部副官长熊士鼎和特务队队长龚仲荪(又名龚澍)，率领一个连到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刘建国等著：《韶山的昨天与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2～13页。

　　据考证，何键决定挖毛泽东祖坟的原因，的确是基于上述情况，然而从上述情况可明显看到，何键挖毛泽东的祖坟与彭德怀率兵攻打长沙有关。

　　《彭德怀自述》和湖南出版社于1991年4月出版的《红军攻打长沙》等著作记载：彭德怀曾先后两次率兵攻打长沙。第一次攻打长沙是1930年7月25日。此战役，是在敌我兵力4∶1的情况下，我8000人打败3万有余之优势敌军夺占长沙的。这次战役，是红军时期攻占的唯一省城，也是我军初创历史上的著名战役。

　　1930年8月23日，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按预定计划在湖南浏阳县东北的永和市会师，召开了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成立了党的总前委。在党的总前委会议上，决定第二次攻打长沙。由于长沙守敌准备充分，工事坚固，未能攻下。9月12日，鉴于敌据城坚守，援兵逐渐增多，红一方面军决定撤围长沙。彭德怀率三军团向湘东、赣西开进。

　　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后，何键为了实行报复，他千方百计收买叛徒，驱使特务搜捕共产党人，破坏党的地下组织。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不幸被捕。

　　杨开慧被捕的消息，引起国内舆论哗然。一些知名人士纷纷打电报到长沙，强烈要求释放杨开慧。面对这种情况，何键非常惊恐，决定早下毒手。于是，便于11月14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清晨将杨开慧五花大绑押往刑场，下午1点残酷杀害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

　　不仅如此，何键于1930年12月，还指令国民党第十五、十六、三十一等师，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据此，许多历史研究工作者认为，何键挖毛泽东祖坟的事，其时间应当是1930年底前后的事。

　　1993年10月，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书》一书，记述了毛泽嵘的回忆。毛泽嵘说，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坟的时间是“民国十九年的秋天”。谢柳青编：《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63页。毛泽嵘的祖父毛德臣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是亲兄弟。毛泽嵘生于1897年5月26日，比毛泽东小4岁。根据他的回忆，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坟的事，是在1930年。因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元旦建立中华民国。民国十九年，即为1930年。

　　而何键当年指派挖毛泽东祖坟的原国民党军统局湘站特务队长龚澍提供的情况与毛泽嵘的记忆是不同的。

　　龚澍，1890年出生于长沙县。他原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手工业工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投靠国民党，历任湖南省“惩共”法院侦缉队第一组组长、湖南清乡司令部侦缉队第三组组长、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部特务队长、湖南省保安处侦缉队长、军统局湘站特务队长。他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鲜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杀害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受何键的指派，率领特务到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就是他干的。

　　1949年9月5日，他被缉拿归案后，有关部门对他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认真详尽的审理和清查。他供认了以下的犯罪事实：

　　1932年初夏，江西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恐惧不安。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更是忧心忡忡，特别是因两失长沙受到蒋介石的责难。为了博取主子欢心和发泄仇恨心理，于是在1932年6月，指派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部副官长熊士鼎和特务队长龚澍去挖毛泽东的祖坟。

　　1932年6月29日夜，月黑风高，熊士鼎和龚澍带着十几名特务队的特务，会同伪湘潭县政府保安队的数十名士兵悄悄窜至韶山冲，按照事先绘好的地形图，去挖毛泽东的祖坟。然而由于韶山群众对何键的罪恶企图早有察觉，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毛泽东的祖坟未遭厄运。

　　根据龚澍的供词和其他多方面的考证，可以断定，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坟这件事的时间，是1932年6月29日夜。

　　而有的专家、学者认为，1932年6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八军和湖南茶陵独立团在萧克指挥下，英勇战斗，歼灭国民党六十三师的辎重队和增援部队，毙伤敌人副旅长以下500余人，俘敌1000余人。遵照蒋介石的电令，何键为了支援六十三师，于5月28日，便开始忙于调动湘军，并派重兵组成庞大的运输队。湘赣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坚持一年之久，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何键无暇顾及挖毛泽东祖坟的事。笔者认为，此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湖南出版社于1991年7月出版的《湖南人民革命史》记载，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三湘大地。从1928年“西征军”入湘后，反动派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清乡”，并且于这一年的4月27日成立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11月底，鲁涤平为削弱何键的权力，曾将清乡督办署撤销。1929年2月何键主湘后恢复，3月起改为全省清乡司令部，何键担任清乡司令，提出“除恶务尽”的口号，对革命军民实行疯狂的“进剿”和镇压。

　　1930年7月，彭德怀率兵第一次攻打长沙时，何键认为红军根本打不进长沙，省会“决保无虞”。而其结果，红军一举攻占长沙城，何键差一点被活捉。因此，他“至堪痛憾”。

　　1930年8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虽未能攻下，但严重打击了何键反革命政权，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其经济处于“山穷水尽”的困境。

　　1931年1月28日，何键根据湖南“军队与各行政机关伙食接济均极感困难”的情况，特急电向蒋介石请求“急赈”。蒋介石答应从国库中拨10万元，但久拖不兑现。基于这样的情况，何键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虽然调动湘军参与了国民党军于1931年4月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于1931年11月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于1932年6月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但他最耿耿于怀的是报复红军攻打长沙，特别考虑如何维护他在湖南的统治。阴谋策划挖毛泽东的祖坟，不是很复杂的事，他不必花费太多的精力，指使人去干就行了，战事再忙也能做到，怎能说无暇顾及呢?

　　然而，时至1933年10月，蒋介石在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同时，以6个师另6个旅及16个保安团的兵力，对湘鄂赣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此时，特别是在1934年1月，何键亲自带领4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到湘赣边界的江西铜鼓县幽居一带部署大包围圈。以后，又带兵到江西修水县、奉新县、宜丰县等地区“围剿”红军，直到1934年10月红军突围长征，何键才又调兵堵截红军，在湖南各地加紧办理保甲实行所谓坚壁清野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何键于1934年前后派兵去挖毛泽东的祖坟，可以说是难以顾及的。

　　《毛泽东家世》一书，记述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坟是1934年前后的事，是根据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等人的口述记述的，显然是记忆有误，应予更正。8毛泽东第一次结婚时，双方的年龄是多少

　　1989年8月20日出版的上海社科杂志《社会》(月刊)第8期，刊登了陈绪文撰写的《毛泽东的婚姻观念和实践》一文，其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第一次“结婚”时才8岁，是在他父亲的强迫下成的亲。女孩比他大6岁(14岁)，当时毛泽东迫于父亲的压力，很有礼貌地接受了这种生硬而可怕的婚姻仪式，很有规矩地向每一位来宾磕头。但是，当仪式过后，他拒绝与这位大姐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指头。陈绪文：《毛泽东的婚姻和实践》，1989年8月20日《社会》，第26页。

　　这段记述，显然有明显的错误。即把毛泽东和女方的结婚年龄以及他们的年龄差都记述错了。

　　据《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竹溪支)和《毛泽东亲属人名录》记载，毛泽东生于清光绪十九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1月出版的《中国第一人——毛泽东》记载，毛泽东“生于光绪十八年”，有误。见此书第111页。十一月十九日，即1893年12月26日；而与毛泽东第一次结婚的女子，生于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即1889年10月20日。他们是在1907年结婚的。当时毛泽东14岁，女方18岁。女方比毛泽东大4岁2个月。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同斯诺谈话时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28页。

　　毛泽东的这段自述，把自己的结婚年龄说对了，而把女方结婚年龄说错了。女方结婚年龄应为18岁。

 

　　毛泽东的原配夫人姓什么(1)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她撰写的《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在谈及毛泽东与他的原配夫人的情况时说：“毛不肯和那位姑娘有任何联系，这使新娘一家备受闲话与羞辱，直到今天，韶山人还不肯说出新娘姓什么。我们仅知道她比他大四五岁，‘容貌秀丽’。”〔英〕韩素音：《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21页。

　　而香港友联研究所出版的《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1893～1969)》一书，引用张大军编写的《中共名人典》的记述，说毛泽东的这位原配夫人姓李。《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1893～1969)》，香港友联研究所1970年1月版，第11页。

　　英国著名学者迪克·威尔逊，在其毛泽东传记著作《历史巨人毛泽东》中记载：

　　毛13岁那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是个人私事。按照中国的传统，毛的父母在他13岁那年给他“娶”了一个19岁的女子，名叫杨翠花……〔英〕迪克·威尔逊著：《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5页。

　　除此，还有一种说法。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记载，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是罗氏。邢崇智等主编：《毛泽东研究事典》(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58页。

　　上述这三种说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毛泽东的结发妻到底姓什么呢?

　　《韶山毛氏族谱》记载：毛泽东的原配夫人为罗氏，生于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即1889年10月20日，比毛泽东大4岁零2个月；卒于清宣统二年正月初二，即1910年2月11日，享年21岁。

　　罗氏病逝后，葬于韶山冲上屋场楠竹，即毛泽东故居对面的山上，其坟墓位于毛泽东父母坟墓的下面处，两坟墓相距只有几步远。

　　1941年，韶山毛氏四修族谱时，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列在罗氏的名下，承祧以慰亡灵。

　　对罗氏还有一说，就是有的著作记载，罗氏是韶山附近的湘乡县人。广西民族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女人看重毛泽东》一书，就是这样记载的。齐闻著：《女人看重毛泽东》，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页。

　　此记载显然有误。笔者曾多次到罗氏的家乡采访，访问过许多罗氏家族的人，对她家的情况比较了解。可以肯定地说，罗氏是韶山冲附近的杨林乡赤卫村人。杨林乡属韶山市所辖。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就是此乡人。此乡昔有一庙，称杨林庙，韶山的老年人是人所共知的。

　　罗氏的父亲罗合楼(1871～1943)，名远雄，号德甫，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但主要以务农为主，家境清贫。罗合楼夫妇生有5子5女，但仅有3个女孩成人，毛泽东的妻子罗氏是其长女。

　　如若深入探究毛氏与罗氏家族的关系，罗合楼的妻子也姓毛，生于1869年，卒于1912年，其父叫毛咏堂。

　　毛咏堂(1846～1903)，派名毛祖植，妻唐氏(1844～1906)，家居韶山冲羊楼塅，距毛泽东家韶山冲上屋场仅1公里。

　　罗合楼的妻子毛氏，是毛咏堂的长女。而毛泽东的妻子罗氏，则为毛咏堂的外孙女。按照韶山毛氏族谱谱系“祖恩贻泽远”推算，毛咏堂(毛祖植)为毛泽东的远房曾祖父。

　　毛咏堂有4个儿子，即毛恩芸、毛恩曜、毛恩洸、毛恩显，他们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的年龄相差不多，并且交往比较密切。罗氏嫁给毛泽东，显然与上述情况有一定的关系。

　　毛泽东与罗氏是在1907年举行婚礼的。罗氏于1908年至1910年在毛家生活了3年多。而毛泽东于1906年秋至1909年夏，停学在家，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坚持自学。1909年秋至1910年夏，复学于韶山东茅塘私塾。东茅塘距韶山不远，在这就读期间，毛泽东基本在家住宿，与罗氏相处生活在一起，而且长达两年多。毛泽东与罗氏的结合，谈不上有爱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爱妻子的毛泽东，抗拒父母的要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与罗氏同居，许多人则感到不可理解。

　　除此，还应当特别说明，尽管毛泽东不承认与罗氏的婚姻，然而实际并未割舍与罗家的亲情。

　　1925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韶山，直到8月28日才离韶山去长沙。在这期间，毛泽东利用搞农村调查和发动农民运动的机会，曾多次到罗氏家拜访。毛泽东首次到罗家拜访罗氏的父亲罗合楼，是1925年3月26日。在这天中午，还在罗家与罗合楼、罗立芳(罗合楼的堂弟)、罗石泉(罗合楼的侄儿)和黄可忠(罗立芳的妹夫)等在一起吃饭。

　　罗氏的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湖南湘乡市金石镇关王村杉树塘的黄谱臣和韶山冲的毛华村。全国解放后，黄谱臣和毛华村的妻子虽然都已不在人世，但毛泽东依然把他们当亲戚看待。1950年1月24日，黄谱臣致信毛泽东，告诉他在广西柳州铁路部门工作，想回乡或到其他地方谋生。3月4日，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到北京，看到黄谱臣的来信，于5月8日复信说：“一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只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

　　1950年5月，毛泽东派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省亲。行前，毛泽东特意交代毛岸英到韶山后一定要看望舅舅罗石泉。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了韶山，即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毛鉴公祠与毛岸英会面。毛岸英见到罗石泉，不仅详细询问了罗家的情况，而且在临别时还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和200万元人民币(相当现在的人民币200元)。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阔别32年的韶山。26日上午，毛泽东在韶山学校与师生们合影后回到韶山招待所一号楼(即现韶山宾馆“故园”一号)，对中共韶山人民公社委员会书记毛继生说，要请一些亲友、乡亲来叙旧，并吃餐便饭。在他指名要请的人中，就有毛华村。毛华村接到通知，因时值初夏，所以赤脚走到招待所，见到毛泽东，激动地说：“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毛泽东说：“不要紧，随便一点，好。”并当即叫人拿出自己的一双大皮鞋送给毛华村穿。毛华村说，皮鞋大了，不能穿。随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毛华村的家庭情况，当问到他有几个子女时，毛华村回答：“我同您算是‘连襟’，前妻生了三个，后妻生了两个。”晚上吃饭时，毛泽东要毛华村与他同桌，并热情地为毛华村敬酒敬菜。饭后，毛泽东又与毛华村等座谈和合影留念。

　　上述情况说明，毛泽东不仅正视历史承认与罗家的亲朋关系，而且非常重视与罗家的亲情。

 

　　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是何时病逝的

 

　　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1月出版的《中国第一人——毛泽东》记载：

　　罗合楼的长女罗氏1909年来到毛家，次年2月，年仅21的罗氏在毛家病逝。这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冲到外地求学……胡真编：《中国第一人——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15页。

　　而在《中国第一人——毛泽东》一书第113页，又有不同的记述：

　　谁料，红颜命薄，罗氏嫁给毛泽东后第三个年头，即逊帝宣统二年庚戌年(1910)年，农历大年初二，一场细菌性痢疾，夺去了年仅21岁的罗氏的宝贵生命。胡真编：《中国第一人——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13页。

　　在一部著作中，对罗氏病逝的时间，有上述两种说法，即嫁给毛泽东后的“次年2月”和“第三个年头”。到底哪一种说法是准确的呢?

　　根据第一种说法记述的时间推算，罗氏于1909年到毛家，这一年，应是清宣统元年。罗氏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1909年，罗氏20岁。实际上，罗氏与毛泽东结婚的准确年龄为18岁。就是说，罗氏是在1907年与毛泽东结婚的。再说毛泽东离开韶山冲到外地求学，也不是1909年秋。1909年秋，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毛岱钟的私塾就读。1910年春，毛泽东尚在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处读书。1910年秋，毛泽东才离韶山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

　　再讲上述第二种说法。毛泽东与罗氏结婚是在1907年。婚后的“第三个年头”，是1910年。这一年，罗氏21岁。据考证，此说法是正确的。

　　罗氏病逝的准确的时间，是婚后的第三年，即清宣统二年正月初二(1910年2月11日)，年仅21岁。

 

　　毛泽东如何到长沙与杨开慧结婚的

 

　　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一书，其中这样写道：

　　1920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返回湖南后，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福湘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找到了杨开慧……这年冬天，两人便同居结婚……李湘文编著：《毛泽东家世》，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38页。

　　而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5月出版的《伟人之初：毛泽东》一书记载：

　　1920年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6月，张敬尧被逐出湖南；7月初，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曹志为著：《伟人之初：毛泽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40页。

　　1920年7月，毛泽东到底是从北京还是由上海回长沙的?这个问题，看来是不值得探究的小事，其实关系到毛泽东的革命实践问题，是值得弄清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无疑必须追寻毛泽东在1920年4月离京后的行踪。

　　据《毛泽东年谱》(上卷)和解放军出版社的《东方巨人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开慧》等著作记载，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京去上海，途中游览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

　　5月5日抵沪，继续做驱张工作，写有《湘人为人格而战》，刊于6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

　　5月8日，毛泽东与旅沪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聚会，欢送会员赴法，讨论会务问题。

　　5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海还多次与陈独秀会晤，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等。

　　6月11日，张敬尧被赶出湖南。当天，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一文，提出湖南人应为废除督军制、实行湖南民治而努力。

　　7月7日，从上海回到长沙。途经武汉时，与恽代英等商讨了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等问题。

　　从上述情况来看，如果毛泽东是从北京直接回长沙的，那么，上述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就不能在他的光辉历程中体现，也就不能载入革命史册了。

 

　　毛泽东与杨开慧有第四个儿子吗(1)

 

　　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古籍研究所馆员宋平生等在编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家谱目录》时，意外地发现了一部珍贵的家谱资料——《韶山毛氏族谱》。

　　这部族谱，系1941年毛氏西河堂活字印本，是由毛泽东的族兄和私塾老师毛泽启，号宇居，根据宣统三年(1911年)三修本，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继增总纂的四修本。

　　此谱记录了毛氏从元末明初始祖毛太华至民国间凡22代人的家谱简史。其中一些有关毛泽东本人以及其祖父、父母、兄弟、妻子和子女情况的记载尚属首次披露，可据此考订和填补有关毛泽东一家史事方面的一些误传和空白，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根据这部族谱的记载，宋平生撰写了《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一文，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关注。其中这样写道：

　　关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后代，通常的说法是三个孩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岸英生于1922年10月24日1992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第1288页，记载毛岸英生于1922年10月22日，有误。，岸青生于1923年，岸龙生于1927年4月4日(参见《杨开慧》一书)。

　　但是，《族谱》却记载毛泽东与杨开慧共生有四个儿子，而且还首次披露了他们的本名。他们是：长子毛远仁，字岸英；次子毛远义，字岸青；三子毛远智，字岸立；四子毛远怀，字式谷。远怀名下注云：“民国十二年癸亥二月初二辰时生”(即公元1923年3月18日)。奇怪的是，其中并无毛岸龙。而毛远怀的生年竟与次子毛岸青相同，若用孪生子来解释，那么为何毛远怀又排行第四呢?《族谱》上说他过继给了毛泽铭，现在还没有其他旁证。总之，《族谱》中关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后代的记载，尚须进一步核实。宋平生：《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转引自《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2期，第56～57页。

　　宋平生撰写的《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一文，还有这样的记述：

　　“毛泽民，字润莲。”这是《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的说法，也是最流行的说法。现在，我们通过《族谱》知道，他原名泽铭，字咏莲。他与原配夫人王氏共生有3儿3女，但只有一个女儿幸运地长大，并嫁给了一位姓王的男人。后来，毛泽民夫妇抚养了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第四个儿子——毛远怀，以弥补膝下无子的缺憾。见《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2期，第56页。

　　毛泽东与杨开慧真的生有第四个儿子吗?据考证和多方面证实，毛泽东和杨开慧共生有三个儿子，即长子毛远仁，字岸英；次子毛远义，字岸青；三子毛远智，字岸龙。毛泽东与杨开慧生有四个儿子之说，肯定是错误的。

　　那么，上述《韶山毛氏族谱》的记载，为什么说毛泽东与杨开慧生有四个儿子呢?显然，是误把毛远怀视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第四个儿子了。

　　毛远怀不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儿子，他是谁的孩子呢?说起来话长。

　　在毛泽东的亲友中，的确有一个叫毛远怀的人，而且至今健在。笔者早在1967年12月就认识他，而且曾请他讲过自己的家世和生活经历。他告诉笔者：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他曾先后任湘潭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1955年4月，调湖南省林业厅任副厅长。1957年，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1969年，任湖南省档案局副局长。1961年，任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并兼任湖南省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

　　然而，他原名叫王华初，湖南浏阳人。他的母亲罗醒英英勇牺牲后，便改姓毛，叫毛华初，又名毛远怀。

　　他的情况既然如此，为什么《韶山毛氏族谱》记载他是“泽铭(毛泽民，又名泽铭，笔者注)抚子远怀，字式谷，民国十二年癸亥二月初二辰时生”(即1923年3月18日)。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他怎能作为毛泽东的家属到北京参加追悼会向毛泽东遗体告别呢?

　　这个问题的源头可追溯到1927年。这一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策动湖南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等搞“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在韶山无法生存下去，便带着6岁的女儿毛远志到长沙，希望能找到党组织，但没有躲过敌人的魔爪，被捕入狱。

　　在她所在的牢房里，有一位名叫罗醒英的女共产党人，带着8岁的儿子王华初，早已被关押在这里。共同的革命信念和患难，使她们很快成为相依为命的姐妹。

　　有一天，罗醒英对王淑兰说：“国民党反动派杀人不眨眼，我们都面临随时被杀头的危险。不论我先被杀，或你先被杀，谁幸存谁就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我和你，是这两个孩子的共同妈妈。”说罢，顺手把王华初拉到王淑兰面前，往地下一按说：“华初，快叩头，叫妈妈!”王华初按照母亲的要求，认了王淑兰为妈妈。

　　1930年7月25日下午，彭德怀带兵攻打长沙，罗醒英和王淑兰趁机越狱。她们到了湖南浏阳，罗醒英不幸再次被捕，时过不久壮烈牺牲。从此，王华初便由王淑兰抚养，并改名叫毛华初。

　　1942年，韶山毛氏家族修族谱时，尽管王淑兰没在韶山，毛华初已去延安，仍将毛华初列入毛泽民和王淑兰名下，给他排行第23，取名远怀，字式谷。

　　根据上述情况，无论怎么说，都不能把毛远怀视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第四个儿子，正确地应当说他是毛泽民和王淑兰的养子。

　　宋平生在《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中说：“奇怪的是，其中并无毛岸龙。”其实并非如此。《韶山毛氏族谱》中记载的“毛远智”，不是毛岸龙是谁?毛岸龙，又名毛远智，或者这样说：毛远智，字岸龙。《韶山毛氏族谱》上记载：毛远智，字岸立，显然是笔误，应当纠正。

 

　　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如何相识产生爱情的

 

　　?对这个问题，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1928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做报告。事也凑巧，这次会议在永新县城举行，子珍是团的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和她闲谈起来，他们共进晚餐，吃了两只鸡，喝了两瓶酒。

　　两天后，子珍帮助毛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她留下没有走。第二天吃早饭时，毛对此事毫不隐瞒，“贺同志和我相爱了”。毛对同事们说。〔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25页。

　　据《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和《贺子珍》等著作记载，上述这段记述有以下明显的错误：

　　第一，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识，是1927年10月6日，而不是1928年6月。

　　第二，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江西宁冈县东源乡大仓村一户姓林的人家中相识产生爱情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与袁文才在江西宁冈县东源乡大仓村一户姓林的人家中第一次会见时，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了手下的部将后，还向毛泽东介绍了贺敏学和贺子珍。

　　贺子珍当时年仅18岁，年轻貌美。毛泽东见到贺子珍，以为这姑娘可能是袁文才或他手下部将的女儿。

　　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贺子珍说：“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

　　毛泽东询问了贺子珍的姓名后说：“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

　　这次会面后，贺子珍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袁文才原是个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而这天回到家里，他格外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这次会面的情景，一面讲一面笑。他还对贺子珍说：“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的事干了。”

　　贺子珍受袁文才情绪的感染，也很高兴，一再发表见解，畅谈将要到来的革命高潮会是个什么样子。

　　特别应当说明的是，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后，井冈山变样了，沸腾了!但为了建立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军第一团的官兵没有立即?span class=yqlink>仙剑堑搅ê秃系呢亍⒉枇甑鹊厝ゴ蛲梁篮统锟睢Ｃ蠖蛭派耍挥兴娌慷映龇ⅲ≡诿┢捍迥喜嘁蛔浇畔碌睦钍纤秸镅恕?/p>

　　毛泽东利用在此养伤的机会，经常同袁文才、王佐等促膝倾谈，连患疟疾尚未痊愈的贺子珍也找过几次，听取她的意见。

　　就这样，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对毛泽东非常敬佩，觉得毛泽东的住处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于是便让毛泽东住到茅坪的八角楼。

　　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外出找人谈话或到河边散步，都要从袁文才的家门前经过。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在此经过，见到了贺子珍都要走过来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给贺子珍留下美好的印象。

　　以后，毛泽东与贺子珍接触的机会更多。特别是贺子珍在江西永新县烟阁乡黄岭村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到九陇山工作期间，毛泽东在九陇山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因此，彼此更加了解。贺子珍佩服毛泽东的才智学识，毛泽东喜欢贺子珍的俏丽坚强。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工作，使他们产生了爱情。

　　他们相爱后公开同居，则是1928年的事。由此可见，上述说他们相识几天便公开同居，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

 

　　毛泽东与贺子珍举办婚事在何时何地(1)

 

　　毛泽东与贺子珍相爱后，是在何时何地结婚的呢?

　　1992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记载，贺子珍于1928年同毛泽东在井冈山结婚，见《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287页。没有具体写是何月、日和详细地点。

　　1990年7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增订本)记载：

　　在井冈山，很少有人知道杨开慧。显然，毛很少谈及她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尽管如此，直到1930年，听到开慧被害后，他才和子珍正式结婚。〔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26页。

　　此记载说毛泽东直到1930年才与贺子珍正式结婚，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其实，1929年6月3日，毛泽东率兵二打龙岩时，贺子珍便分娩生下一个女孩。因此，不可能是1930年才结婚。

　　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增订本)记载：

　　1928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洋桥湖的八角楼结成了最亲密的革命伴侣。李湘文编著：《毛泽东家世》(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50页。

　　1989年9月，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编印的《永新人民革命史》一书记载：

　　1928年5月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丽，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洋桥湖的八角楼上结婚了。

　　1992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贺子珍的路》一书记述，毛泽东率领部队“三打永新”之后，与贺子珍在江西永新县澧田乡的塘边村，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摆酒祝贺，在那样艰苦的年月，只能一切从简。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一下，就完了。”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90页。“三打永新”，是在1928年6月23日。

　　著名的谭政大将，是湖南湘乡人。他从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以及上井冈山开创革命根据地，一直跟随毛泽东征战。特别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担任前委书记期间，谭政任前委秘书，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情况比较清楚。毛泽东和贺子珍操办婚事时，将毛泽东的行李从原来的住处搬入新房，就是谭政负责办理的。他在回忆文章《难忘的井冈山斗争》中说：

　　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是在夏幽，是1928年4～5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

　　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塘边村，就属于夏幽区。上述谭政的回忆，对毛泽东到夏幽的日期只说了一个大概。

　　而当时在中共夏幽特别支部工作的徐正芝，在《忆塘边的革命斗争》一文中说：“1928年古历4月27日，毛司令率红军来到我们塘边村。”徐正芝：《忆塘边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1928年古历4月27日”，亦即1928年6月14日。

　　毛泽东与贺子珍到底何时结婚的?1959年7月9日，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在庐山与贺子珍彻夜长谈时，曾向贺子珍提出这个问题。贺子珍告诉水静：“我是1928年在永新和主席结婚的，当时还不满19岁。”水静著：《陪贺子珍上庐山》，《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22页。

　　贺子珍还告诉水静：自从1927年10月初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地区之后，她就回永新做群众工作了。主席“大力经营”永新时，她就经常跟着主席进行调查研究。后来，主席根据此调查研究写了已经丢失了的《永新调查》。他们在工作中逐渐建立了感情，是于1928年6月龙源口大捷之后结婚的。水静著：《陪贺子珍上庐山》，《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23页。

　　龙源口，位于江西宁冈县城东北26公里处的七溪岭北面，是井冈山的门户之一。龙源口山谷中有一小河，河中有一龙潭，水清见底。河上的单拱石桥，名为龙源桥，建于清道光十七年间。龙源口山谷，里宽外窄，地形险要，争战之时，只要占据了谷口，就如锁住了布袋口。

　　1928年6月，江西反动军阀杨池生、杨如轩，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带领5个团的兵力，伙同湖南军阀吴尚部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联合“会剿”。

　　6月20日，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在宁冈古城召开红四军连以上干部会议，作战斗部署。

　　6月21日，毛泽东率红军第三十一团三营往永新县西乡龙田、潞江一带，发动群众骚扰赣敌，并钳制湘敌。

　　6月22日，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写信给驻宁冈新城的中共红四军军委，通报赣敌由永新出动向宁冈猛进，并提出破敌的策略。

　　6月23日，毛泽东在宁冈新城指挥战斗。红四军主力在永新与宁冈边界的新、老七溪岭、龙源口一带，在赤卫队、暴动队配合下，经过激烈战斗，歼灭赣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乘胜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粉碎了赣敌第四次“进剿”。

　　6月26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禾川中学主持召开红四军连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会议，总结龙源口战斗的经验，研究红军短期分兵发动群众的问题。会后，毛泽东率红三十一团一营到永新县夏幽区澧田乡塘边村一带搞调查研究，同先期在塘边工作的贺子珍会合。

　　6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研究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7月初，湘敌吴尚第八军，会同赣敌胡文斗第六军、杨池生第九师，一起进攻湘赣边界。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在永新县城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迎击湘敌，阻止湘赣两敌会合的问题。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率红军第三十一团迎击即将进入永新的赣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紧密配合，粉碎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

　　从上述情况来看，毛泽东与贺子珍举行婚礼结为革命伴侣，无疑是1928年6月，其地点是在江西永新县夏幽区澧田乡塘边村。具体是在哪一天结婚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1928年6月27日或28日。

 

　　贺子珍是何时生下“小毛”的

 

　　1929年6月，在红军第二次打开龙岩后，贺子珍在龙岩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乳名叫“小毛”，大名叫“毛岸红”。“岸”，是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龙的“岸”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之意。

　　毛岸红是何时出生的?作家出版社于1992年8月出版的《贺子珍的路》一书记载：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在她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来到长汀。他立即到医院探望贺子珍，见她身体这样不好，很是忧虑。当天，毛泽东就在离福音医院不远的一个叫老古井的地方住下来。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63页。

　　毛岸红是1932年11月出生的吗?弄清宁都会议结束的时间以及毛泽东何时从宁都到长汀的，便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对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黄少群考证认为，这次会议是在1932年10月2日之后至10月12日之前的某几天。具体说来，召开宁都会议的时间，上限为10月4日，下限则为10月10日。见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25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11页。和《周恩来传》的记载，均说宁都会议是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96页。

　　10月12日，中革军委便根据宁都会议的决定，向全军发出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见《毛泽东年谱》上卷，第390页。说明在这之前，宁都会议已结束。

　　上述对召开宁都会议的具体日期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均认为是10月上旬，其下限无疑是10月12日以前。

　　10月12日宁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先从宁都南行两天到瑞金。在瑞金只途经没有落脚，便从瑞金东行一天到达长汀。

　　从上述情况来看，毛泽东是10月中旬到长汀的。贺子珍“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来到长汀”。据此推算，贺子珍是在10月上旬生下毛岸红的。由此可见，说贺子珍在11月生下毛岸红，是有误的。

 

　　贺子珍离开是江青“插足”造成的吗(1)

 

　　过去，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1937年，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是因为江青“插足”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妻关系破裂造成的。有的甚至这样说：“贺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当面大骂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与贺子珍大吵大闹。而毛泽东喜新厌旧偏爱江青，大发雷霆指责贺子珍。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延安出走离开了毛泽东。”社会上是这样流传的，而报刊发表的文章，有的也这样说。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家世》记载，江青于1937年8月底从西安途经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达延安，先让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根据当时党中央的规定，从敌占区到延安工作的人，特别是党员，不论是谁都应进行审查。江青到延安后，为了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让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党的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了她的党籍问题，才结束审查，让她于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这之前，江青不可能单独接触毛泽东。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为了发挥江青的专长，将她调到该院任戏剧教师。8月，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从此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再说贺子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8年7月出版的《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7年8月出版的《贺子珍》记载，贺子珍于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延安，贺子珍随毛泽东抵达这里。

　　在延安，贺子珍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识不够，尤其是革命理论方面太欠缺了，因此急需系统地学习、提高，否则难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

　　毛泽东考虑到，“抗大”纪律很严，每天要“三操两课”过军事化集体生活，而贺子珍在长征途中受过重伤，加上因生孩子失血过多，身体尚未康复，所以不同意贺子珍进抗大学习。

　　而贺子珍性格倔强，学习的愿望迫切。她对毛泽东说，过去辗转战斗在革命根据地，又经过长征，生活那样艰苦，并且是死里逃生，都过来了，难道在“抗大”学习还坚持不下来吗?在贺子珍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便同意了。

　　贺子珍在“抗大”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不仅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课程，而且每天清晨出操，晚上参加政治活动，住集体宿舍。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于生活这样紧张，营养严重不良，加上不适应陕北的恶劣气候，所以便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恶化，晕倒在“抗大”厕所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停学回家。

　　贺子珍在家休养期间，又接连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使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

　　二是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并且经常呕吐。贺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

　　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经常疼痛难忍。于是，便想动手术取出弹片，而延安动不了取弹片的手术。因此，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同时做人工流产。

　　对贺子珍这种打算，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沦陷被日本占领，去上海已不可能，她只得留在西安暂住。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劝，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

　　而贺子珍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去延安，使贺子珍受到启发。她想：上海去不成，为什么不可以到苏联去呢?到苏联，既可治病，又可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于是，便从西安坐汽车到兰州。

　　贺子珍到兰州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不要去苏联。但贺子珍不听劝说，坚持要走，贺子珍在兰州期间，毛泽东也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还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个性倔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从兰州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从上述情况来看，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为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而此时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审查，不可能让她与毛泽东单独接触。再说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基于这样的情况，怎能说贺子珍出走离开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结果呢?贺子珍在延安时，江青未曾与贺子珍见过面。以后，她们也未见过面，说她们在毛泽东所住的延安窑洞里当面吵架，显然是子虚乌有的误传。

 

　　江青与毛泽东第一次相见，是在何时何

 

　　江青于1937年8月底到延安，第二年11月19日与毛泽东结婚。那么，她与毛泽东相识是在何时何地呢?

　　有一次，江青接见美国女记者维特克时谈到，1937年8月她从西安往延安进发，途经西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时，与毛泽东相识。她说：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1993年7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对江青与毛泽东相识的情况是这样记述的：

　　洛川会议对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洛川会议期间，毛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对他的未来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在会议的第四天，一群来自上海文艺界的年轻人在日本侵略之后前往延安参加共产党，他们途经洛川。这群人中有一个23岁的女电影演员，这就是后来的江青，当时她叫“蓝苹”，即蓝色的苹果。

　　她当时搭乘给红军总部送大米的军车到达洛川。她和其他来自上海的人一起见到了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那天，她与毛眉目传情，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婚姻和60年代“文革”期间风云变幻的政治伴侣关系。当时毛正驱车赶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后面的卡车上。〔英〕迪克·威尔逊著：《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00～201页。

　　洛川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果按照上述所说，在召开洛川会议的“第四天”与毛泽东相识，就是1937年8月25日。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由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的王观澜和其爱人徐明清带着江青去见毛泽东，从而相识。

　　第三种说法，说是毛泽东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江青与毛泽东相识。对这种说法，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江青正传》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毛泽东认为艺术对政治有用(虽然他个人喜好从中国的传统取材)，有一天，上鲁艺讲课来了。当他像牧师一样站起来讲话时，蓝苹脸上露出笑容。她比大多数学生皮肤白一点，因为他们都是农村的，在西北农村呆的时间也长。鼓掌的时候，蓝苹故意引人注目。讲话结束时她提了几个很幼稚的问题，而且跑到前面跟毛泽东讲了几句话……〔美〕罗斯·特里尔著：《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13～114页。

　　江青就这样与毛泽东相识。

　　第四种说法，是在中央党校与毛泽东相识。对此，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江青秘传》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

　　今天吃午饭之前，各班组通知大家，下午两点钟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作报告，作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

　　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

　　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以手支头，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晚上，全校分组讨论。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珠珊(朱仲丽)著：《江青秘传》，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版。

　　据说，江青随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见信，并且亲自将此信送到毛泽东居住处。她就这样想办法与毛泽东相识了。

　　从上述情况来看，第一种说法是江青“吹牛”，根本不可能。洛川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研究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这次会议如此重要，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怎么可能会全体都出来迎接江青呢?

　　1937年8月底，江青到延安后，因为要审查她的党籍问题，所以让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两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王观澜和爱人徐明清不可能带着江青去见毛泽东。因此，江青与毛泽东相识的第二种说法，是不可能的。

　　关于江青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与毛泽东相识的说法也不可能。因为毛泽东于1937年8月30日由洛川回到延安。这年的9月和10月，毛泽东没有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演讲。在这期间，江青正被审查党籍问题。审查工作没结束，不可能让她到鲁迅艺术学院听毛泽东演讲。11月，江青入党的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的，才结束其审查，让江青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江青于1937年11月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4月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当戏剧教师。

　　1937年11月29日，康生从莫斯科到延安后，接替李维汉任校长。

　　江青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做帮佣，两家相距不远。因此，他们是老相识。康生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后，江青正在党校学习，他们既有“同乡之谊”，又是“他乡遇故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江青通过康生的帮助，加上自己主动争取，她与毛泽东相识，显然是毫无疑义的。

 

 

　　毛泽东革命生涯篇

 

　　毛泽东何时第一次到北京(1)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著名人物，当时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广大青年喜爱的《新青年》刊物也是在北京出刊的。因此，北京是毛泽东早就渴望来的地方。

　　那么，毛泽东是何时第一次到北京的呢?

　　1992年9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记载：

　　1918年8月，毛泽东离开长沙赴北京……路海江、贺明洲编著：《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57页。

　　1993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生平纪事》一书记述：

　　1918年8月19日，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张昆弟、罗学瓒、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位青年一起到达北京。王进等主编：《毛泽东生平纪事》，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页。

　　1993年1月，北京书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佳话三百篇》一书记载：

　　在1918年9月，毛泽东和萧子升……来到了北京。刘学琦主编：《毛泽东佳话三百篇》，北京书目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1页。

　　1992年6月，《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发表的《毛泽东与陈独秀》一文记载：

　　1918年11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徐光寿：《毛泽东与陈独秀》。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

　　从上述记载来看，对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即1918年8月、9月、11月等三种说法，到底哪一种说法对呢?探究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的原因及其在1918年下半年的行踪，便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蔡畅在《回忆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一文中说，1918年6月，毛泽东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寄居在长沙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一天，毛泽东接到一份从北京寄给他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资料，看过之后，认为赴法勤工俭学是青年学生学习新知识、探索新思想的好机会，是培养和提高新民学会会员的好途径，也是实现新民学会宗旨的好措施。于是，便即刻和同住在一起的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商量，决定在长沙推动这一运动。

　　为了搞好宣传发动和有关的组织工作，经过协商，决定“由蔡和森和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毛泽东等负责宣传发动工作。几天之后，便有湖南第一师范、长沙长郡中学等校的许多学生报名参加。

　　到法国勤工俭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每人要准备几百块钱的旅费；第二，要向政府交涉，办好到法国去的护照；第三，要学习法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便派人先去北京。

　　6月25日毛泽东派去的人到北京后，积极筹备有关事宜，但有许多具体问题难以解决，于是，便给毛泽东写信，要他赶快去北京。

　　当时，毛泽东正忙于进一步做宣传发动工作，因此，收到寄来的信没有立即去北京。7月又接连收到来信催促，他只好把长沙的工作暂时放下，决定到北京走一回。

　　毛泽东在离开长沙之前，最放心不下的是慈母的病情。于是，便在1918年8月11日给罗学瓒写了一封信后，又特地给在韶山唐家务农的七舅父、八舅父毛泽东的七舅父、八舅父，是指文玉瑞、文玉钦。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书》记载，毛泽东的七舅是文玉端，有误。写了一封信，恳请他们代为照料母亲。在信中写道：“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见李捷、于俊益主编：《东方巨人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66页。

　　毛泽东在给七舅父、八舅父的信中所说的“初七日”，是1918年农历七月初七日，即为1918年8月13日。

　　然而，据《毛泽东年谱》(上卷)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青年毛泽东》的记载，毛泽东没有在8月13日去京，而是在8月15日(农历七月初九)离长沙赴京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87～90页。

　　毛泽东离长沙赴京，同行者较多，其中有李维汉和罗章龙。李维汉撰写的《回忆新民学会》，罗章龙撰写的《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记述了他们于8月15日与毛泽东等离长沙结伴赴京的情况。

　　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中写道：8月15日，在长沙登船北上，16日到达汉口，然后改乘火车。“当火车到河南郾城县，因沙河涨水，铁路淹了十几公里，我们在漯河车站宿了一夜。第二天，毛润之、我、陈绍休坐临时车子到了许昌，在那里停留一二天。润之对许昌很感兴趣，许昌是三国的魏都，但旧城已荒凉。他建议去看看，我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了魏都的情况，知道旧址在郊外，乃步行前往凭吊魏都旧墟，并作诗纪行。”从许昌回到漯河，被冲坏的铁路已修复，于是又乘火车，于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日)到达北京。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510～516页。罗章龙所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无疑是准确可信的。

 

　　毛泽东与李大钊第一次会见是在何时(1)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和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从长沙第一次到北京后，经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与李大钊相识。那么，他们第一次会见是在何时?对此，长期以来有以下三种说法：

　　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记载：

　　8月下旬，经留法勤工俭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当时馆长是李大钊。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路海江、贺明洲编著：《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63页。

　　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其记载是这样的：

　　10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页。

　　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也是毛泽东于“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页。

　　经过多方面查证，笔者认为，毛泽东与李大钊第一次会见的时间应为1918年9月，而不是8月下旬，也不是10月。其理由：

　　第一，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到北京后开始住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9号(现15号)杨昌济家。与毛泽东同来京的其他人散居各处。后来，为了便于学习和商讨问题，毛泽东便离开杨家搬到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地安门内的三眼井吉安夹道7号，与蔡和森、罗学瓒等8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虽然每个月只有几元钱作为生活费便可维持生计，但也无法解决，因此必须找个工作挣点钱。正如毛泽东后来的回忆所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到首都的，非马上找到工作不行。”《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3页。基于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拖延两个月之久，到10月份才经杨昌济介绍认识李大钊，请求帮助安排工作。

　　第二，8月19日，毛泽东到北京后便忙碌起来，四处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联系，帮助解决住宿、学习及赴法经费等，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于8月下旬请杨昌济帮助寻找工作，认识李大钊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的事。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于1990年3月出版的《青年毛泽东》记载，毛泽东是于1918年9月底被批准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与李大钊的第一次会见时间应为这年的9月。3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是谁批准决定聘用的

　　1918年9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即北京沙滩的“红楼”)当助理员，其职责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刊者的姓名。显然，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被人瞧不起的职位，工资每月仅有8块钱。但当了这个助理员，不仅解决了毛泽东的生活费问题，而且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刊，使毛泽东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同时也为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毛泽东于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所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40～41页。

　　那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是谁批准决定聘用的?

　　1982年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对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情况是这样记述的：

　　杨昌济介绍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认识了他钦佩人之一，李大钊。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毛泽东被派在图书馆做助理员。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74页。

　　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也是这样记述的。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页。

　　而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6月号刊登的《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史实考》一文则认为：

　　李大钊在杨昌济引荐相识后，为了帮助毛泽东解决暂时的生计问题，他答应帮毛泽东找工作。当时，他并没有应允可以在北大图书馆为毛泽东谋一职位。李大钊是在得到北大校长批条后，才决定聘用毛泽东的。莫志斌：《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史实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6月号。

　　那么，这位为毛泽东写批条的校长是谁呢?

　　对这个问题，专家、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是蒋梦麟写的批条，其根据是蒋梦麟的自述。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即李大钊——笔者注)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便拿起笔来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引自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写》，第59页。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是蔡元培写条子批准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这种说法，主要是根据《北京大学校史》的记载：

　　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同时，他和蔡和森又给蔡元培校长写了封信，蔡元培建议毛泽东就在图书馆工作，并写了张条子给李大钊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于是在李大钊的积极安排下，毛泽东做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84～85页。

　　上述两种意见，哪一个是对的?要弄清这个问题，显然必须搞清楚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准确时间和当时谁在北大任校长。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

　　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的事，准确时间是于1918年9月底被批准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

　　1918年9月底，谁任北京大学校长呢?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北京大学开始执行校长职务，直到1927年7月。从蔡元培任此职时间来看，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时，正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事。

　　有的专家、学者曾提出这样的问题：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曾辞职由蒋梦麟代理他的职务。因此，正如上述蒋梦麟所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经查证，蒋梦麟此说有误。

　　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确曾辞职由蒋梦麟代理他的职务，其原因和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19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不仅无理拒绝中国提出的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正义要求，还进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原在我山东的全部权益。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慨。1919年5月4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联同北京各大专院校的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严惩亲日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到镇压，许多学生被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不顾个人得失安危，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不仅拒不执行教育部要他开除为首“闹事”的学生的指令，反而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带领各大专学校的校长及北大部分教员，与反动当局说理、交涉，保释被捕学生。这些学生被释放后，蔡元培没有丝毫的责备、抱怨，而是率领全校师生热烈欢迎被释放学生的归来，实际上是对反动当局的再次示威。对蔡元培的这些表现，政府当局极为不满，把他视为学生“闹事”的总后台，并于5月8日下达命令，要对蔡元培进行追查，甚至还扬言要暗杀他。基于这种情况，蔡元培于5月8日晚送出辞职呈文，9日晨5点半即悄然离京，出走天津，前往杭州。

　　蔡元培递交辞呈，离京经天津到杭州后，北大校长就由当时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代理。1919年7月23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曾登载蒋梦麟任北大代理校长的消息。

　　蔡元培于5月9日留下辞职声明，悄然离京，在北大引起巨大震动。于是群情又起，为挽留蔡元培留任，北大广大师生与政府当局进行交涉，开展斗争，坚决拒绝新任校长到职。这一行动，得到北京各学校师生的响应，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在北京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政府当局不得不做出让步，请蔡元培复任。

　　1919年9月10日，蔡元培离杭北上，12日抵京，20日正式到北大视事。在蔡元培离京去杭州的4个月中，北大校长的职务就由当时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代理。

　　蒋梦麟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具体时间为1919年5月8日至9月20日；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是1930年12月至1945年10月。而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是1918年9月底的事。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是由李大钊直接分派，或手持的蒋梦麟的批条“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都是不符合实际的。确切的说法应当是：1918年9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李大钊的引荐，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批准，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

 

　　毛泽东是在何时何地参加上海工读互助

 

　　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工读主义”或“工学主义”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许多地方先后组织成立了工读互助团。

　　北京工读互助团是成立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个工读主义团体。它是由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王光祈等17人发起并募集经费，于1919年底成立的。其宗旨是“本着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建立一个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就是说，在这个互助团内“绝对实行共产主义”。显然，这是深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成立的群体。因此，时过不久，便宣告解体。

　　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失败后，其主要负责人王光祈，于1920年2月29日又赴上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3月5日，上海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毛泽东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了这个互助团。

　　那么，毛泽东是何时和在何地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的?对此，湖南出版社于1991年7月出版的《湖南人民革命史》是这样记载的：

　　1920年5月，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了陈独秀、彭璜等人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湖南人民革命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5页。

　　其实，毛泽东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的情况是这样的：1920年2月29日，王光祈离京赴上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在离京前，将此情况通知了毛泽东。上海工读互助团于3月5日正式成立，毛泽东是知道的，但因驱张事宜缠身不能离开北京，所以没有参加成立会。但他正式报名参加，并且同意作为发起人之一。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0年3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就是以陈独秀、王光祈、毛泽东等联名发表的。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才直接参加互助团的活动。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是1920年5月到上海后才参加互助团。而实际上，他尚未到上海，就报名参加了互助团。因此，应当说他是在北京报名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的。其筹务会，他没有参与。3月5日的成立会，他联名发表了《募捐启》，说明他已正式参加。

 

　　毛泽东早年巡游是哪一年的事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作这样的自述：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到天津后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完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129页。

　　毛泽东在这段自述中说，他在1919年初前往上海。然而，查阅《毛泽东年谱》和其他有关毛泽东行踪的史料，可看到其中记载毛泽东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即毛泽东第一次赴京期间，曾到保定迎接由陈赞周、邹鼎丞带领的第二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送蔡和森等30多位留法预备班学员去蠡县布里村参观；同萧三、罗章龙到天津大沽口观海，看要塞炮台等，但没有他离京到上海的记载。上述毛泽东所说离京前往上海的时间，显然是误记。

　　1919年3月，毛泽东曾从北京到上海。上述毛泽东所说，是否这一次呢?对毛泽东这次上海之行，1990年2月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记载：1919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在北京正忙于筹办欢送一批湖南青年由上海登船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有关事宜，突然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于是便匆忙结束第一次北京之行，绕道上海到长沙服侍母亲。在长沙期间，他致信舅父母，写道：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匆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瞩多亨，为颂为慰。家主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已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逗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肃颂福安!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毛泽东禀

　　四月二十八日见《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0年2月版，第24页。

　　毛泽东在给舅父母的这封信中，明确说3月12日由北京动身，14日到上海，其间只有3天时间，怎么可能游览他在自述中所说的那么多地方呢?除此，毛泽东这次离京去上海，是因为突然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绕道上海到长沙服侍母亲，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到许多地方漫游呢?由此可以说明，上述毛泽东所说的上海之行，肯定不是1919年3月这一次。

　　那么，准确的应是哪一年的事呢?

　　《毛泽东年谱》(上卷)记载，毛泽东第二次离京去上海，是1920年4月11日离京，5月5日抵沪，计有27天之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57页。这么长时间，途中游览天津、山东曲阜、孟子出生地、东岳泰山等地，从时间方面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据此可断定，毛泽东在自述中所说的上海之行，无疑是1920年4月的事。

 

　　毛泽东筹建团组织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是

 

　　1920年10月，毛泽东在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着手筹建团的工作。通过毛泽东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努力，长沙的建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1920年入团者就有16人，1921年7月前入团者达36人。见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51页。

　　这些入团者，哪一个是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有的著作记载，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是刘少奇，有的说是张文亮，有的说是彭平之。到底是哪一个呢?据现在保存的长沙地方《团员调查表》(1924年填写)记载，在湖南最早加入青年团的是彭平之，其入团时间和介绍人栏内填写的是1920年10月，由毛泽东介绍参加青年团。就是说，他是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

　　彭平之，字承玺，号绶宗，今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红光村人。1900年4月10日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1917年，彭平之考入湖南湘乡县驻省中学，经蔡和森的介绍与毛泽东相识。其实，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彭平之就曾慕名而去拜访毛泽东。

　　1920年8月底，陈独秀等从上海向全国各地发出信件，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寄给毛泽东，并要求根据团章尽快发展团组织。

　　毛泽东根据陈独秀等的来信要求，立即在新民学会、文化书社成员以及第一师范等学校进步同学中，寻觅“真同志”入团，组建团的组织。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是在1921年1月13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的，但实际上，在1920年10月就开始吸收团员。

　　毛泽东发展吸收团员，首先想到彭平之。于是，便写信给彭平之，要求尽快来长沙。

　　彭平之在家收到毛泽东的信，便立即到长沙，在长沙市西区东北部、沿江大道中段东侧的潮宗街(又名草潮门正街)56号，找到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在此街创办文化书社，住在这里。

　　毛泽东向彭平之介绍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宗旨以及入团的条件，提出想介绍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彭平之当即表示同意。就这样，他成为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思想上进，积极靠拢党的组织。

　　1921年1月13日，筹建成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8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湖南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1921年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支部。彭平之等10人，第一批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党团组织生活没有严格区别开来，不少党员仍然是团员，参加团的组织生活，直到1924年才改变这种情况，没有担任团内领导职务的党员才不参加团的组织活动。

　　当时，湖南开展的各项政治活动，如工人运动等，在许多地方，特别是长沙，系党团共同进行。湖南最初的团员，大多数是党员介绍发展的，因而团组织自觉置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这在全国团组织中具有特色，所以湖南团组织迅速稳步健康发展。到1923年12月，长沙团组织便发展建立25个支部，236名团员。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明确了团的性质和奋斗的目标，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了贯彻全国团的“一大”精神，1922年6月17日，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召开改组大会，毛泽东被选为执委会书记，李隆郅(即李立三)任组织部长。

　　1923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彭平之被选为团湘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春，他被推举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执委会组织部长，代理执行委员长。在任职期间，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深入全省各地调查团的工作，提出整顿团的基层组织的方法，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除此，他还积极从事工人、农民运动，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1926年，任湖南省农协执行委员、中共衡阳县委书记。1927年5月，“马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悬赏缉拿他。在白色恐怖下，他坚持同敌人作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

　　以后，他参加了秋收起义。接着，又跟随毛泽东到江西中央苏区开展革命工作，在同敌人作战时壮烈牺牲。

 

　　毛泽东何时离长沙到上海出席党的一大

 

　　1921年，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离长沙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是在何时?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说：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2页。又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71页。

　　毛泽东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的?李达回忆说：

　　6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国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洽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据《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记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科尔斯基都是在1921年6月3日乘“阿奎拉号”船抵达上海的。〔苏〕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们到达上海后，听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的汇报，才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6月初旬才“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并且明确通知“大会定于7月1日开幕”。而毛泽东说5月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怎么可能呢?

　　1952年，谢觉哉在《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一文中，记述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长沙动身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情况。他对此写道：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谢觉哉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330～331页。

　　当时，谢觉哉任《湖南通俗日报》主编。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日报》经理。上述谢觉哉的记述，是他亲自经历的事，但没有说具体日期。

　　198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觉哉日记》(上册)，记载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长沙赴上海的时间。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49页。

　　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对谢觉哉的这篇日记，作了简要的解释。她在《万古之霄春意旋》一文中写道：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王定国：《万古之霄春意旋》，载1978年12月23日《工人日报》。

　　上述谢觉哉的日记，无疑可证实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在1921年6月29日离长沙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就是说，谢觉哉日记的记载是准确的，否则，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明确通知“大会定于7月1日开幕”，毛泽东不可能提前两个月，于5月就离长沙到上海。

　　谢觉哉日记记载的6月29日，是1921年阴历5月24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若说是1921年阴历5月离长沙到上海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就是准确的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任何职(1)

 

　　辛亥革命以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中国国民党继续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进行斗争，但是屡遭失败。我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17年，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影响下，我国于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面对上述情况，孙中山在绝望中看到了光明。他决心“以俄为师”，走扶助工农群众，联合共产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了伟大的转变，积极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国民党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抛弃了某些过时的观念，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根据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革命目标，同中国共产党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样，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就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还通过决议，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31日，举行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确定中央各部部长人选等。

　　关于这次会议确定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人选问题，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自述说：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5页。

　　根据毛泽东这个自述，我国许多著作记述毛泽东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而斯图尔特R施拉姆撰写的《毛泽东》一书，则有不同的记述：

　　这场复杂的戏的第一幕是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毛在回广州时，除了关心农民运动外，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领导职务。最初是秘书，后来是副部长。〔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2～63页。

　　上述两种说法，一是说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是说任副部长。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据考证，这两种说法都是有误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记载：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闭幕后，于1月31日至2月6日接着召开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戴季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芦隐任秘书。《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8号，广州1924年印本，第61～63页。

　　《毛泽东年谱》记载，1924年1月3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构，组成国民党中央党部；还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指导和监督当地党务。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会议通过胡汉民、叶楚伦、汪精卫为执行部常务委员；邵元冲任文书科主任，邵未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汪精卫任宣传部部长，恽代英任秘书。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汪的这一提议，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便决定要求毛泽东尽快到宣传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1926年1月1日至19日，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下午，代表国民党中央在会上作《宣传报告》。18日，向大会宣读参加起草的《宣传报告决议案》。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仍推举汪精卫任宣传部长，秘书为沈雁冰。2月5日，汪精卫提议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经第二次常委会讨论通过。2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报：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部长由沈雁冰代理。然而据沈雁冰回忆：“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后，首先建立健全宣传工作体系，从调查研究入手，重新制定宣传计划。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理论宣传。在任职的7个月内，他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亲自动笔写文章近30篇，作为中央宣传部的主要的负责人，在这么短时间内写这么多文章是很少见的。除此，他还特别重视对重大事件的宣传，利用宣传机关的有利条件捍卫国共合作事业，为宣传、贯彻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同反动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就这样，他不负众望，很快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20日的会议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规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于是，毛泽东便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2～165页。

　　从上述情况来看，毛泽东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既没有担任部长或副部长，也没有任秘书，而是任代理部长。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蒋介石向全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由新右派独揽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此党务案被通过后，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5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毛泽东等辞职问题案。6月2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改组，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人被免去委员职务。②

 

　　毛泽东是何时被任命为《政治周报》主

 

　　《政治周报》，是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期间主编的一份重要刊物。

　　这个刊物，从创刊到停刊，共出14期。从第5期起，因毛泽东兼任广州第六届农讲所所长，故不再兼主编。此刊虽然只存在了半年，但其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广州、上海、北京、开封、重庆、昆明等全国大中城市及香港等地，都设立了分售处。每期发行约4万份，成为当时深受读者欢迎的一份权威性刊物。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政治周报》从理论上、事实上揭批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教育了国民党左派，争取了中间派，捍卫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力地驳斥了反革命派对国民革命的无耻诬蔑，热情歌颂了工农运动，为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参加北伐战争起了宣传发动作用。因此，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毛泽东任《政治周报》主编的时间问题，有不正确的误传。

　　1987年12月，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一书记载：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不久，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的一份新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这份刊物在3月初开始发行”。〔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4页。此记载显然有误。

　　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按照党的决议，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2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被任命为宣传部部长。

　　时至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汪精卫在会上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提出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被会议通过。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

　　《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代理部长后，为反击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军阀、豪绅之流的反革命舆论的进攻，巩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认为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革命宣传阵地，因此极力主张创办《政治周报》，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同意。就这样，经过积极筹备，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名义，于12月5日，创刊了《政治周报》，毛泽东兼任主编，并为该刊第1期撰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还以“润”为笔名发表了7篇杂文，揭露和抨击广东军阀、政客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宣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46页。

　　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2期出版；12月20日，出版第3期；1926年1月10日，出版第4期；3月7日，出版第5期。从这一期起，《政治周报》的主编由沈雁冰接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46～157页。

　　由此可见，上述那种认为《政治周报》于1926年3月创刊发行，毛泽东任主编之说，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何职(1)

 

　　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坚定的农民运动骨干，中共中央农委拟定了《目前农运计划》，其中第6条规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为落实此计划，毛泽东亲赴江西、湖北、湖南，与三省国民党党部商议此事，得到三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11月底，毛泽东到武汉后，便着手筹办农讲所。

　　1927年1月16日，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合推选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陈荫林、张眉宣、李汉俊、王礼锡、袭式农等人为代表组成筹备处，着手工作，并将农讲所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筹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过程中，毛泽东深深感到，根据全国农民运动发展形势的需要，仅仅为三省培养和造就农运骨干是远远不够的。要迎接全国农运潮的到来，就必须培养更多的农运人才。于是提议扩大招生范围。毛泽东的提议得到筹备处其他人的一致赞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便联合国民党著名左派人物邓演达，通过他进一步取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批准，遂决定将三省农讲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该讲习所组建后，毛泽东曾在此所任何职?

　　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记载：

　　3月7日，毛泽东在武昌创办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任副所长(主持工作)。邢崇智等主编：《毛泽东研究事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66页。

　　而《光明日报》于1977年3月18日发表的刘征的题为《在武昌中央农讲所》一文记载：

　　筹建农讲所时，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三人组成学校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委员，邓演达是政治部主任……刘征：《在武昌中央农讲所》，载1977年3月18日《光明日报》。

　　重庆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的《国民革命史》的记载，则是另一种说法，写道：

　　在筹备工作大致就绪时，国民党中央考虑到要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人才，决定把这个农讲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制，地址在武昌。该所实行委员制，常务委员是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任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夏明翰为秘书，周以栗为教务主任，下设教务、训练和事务处。黄修荣著：《国民革命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413页。

　　上述三部著作，对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任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个讲习所实行所长制，毛泽东任副所长；第二个说法是实行学校执行委员会制，毛泽东是主任委员；第三种说法是实行委员制，毛泽东是常务委员、副所长。那么，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

　　1977年3月1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在武昌中央农讲所》一文的刘征，于1927年2月，经毛泽东亲自主持考试合格，被录取到中央农民讲习所学习。1927年6月18日，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学习、战斗之后毕业。刘征：《在武昌中央农讲所》，载1977年3月18日《光明日报》。他当时是中央农讲所的学员，其记述应该说是准确的。

　　时隔几十年，刘征的回忆会不会有误呢?有的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让我们以曾在中央农讲所工作的张国基的回忆来印证吧!

　　1926年12月下旬，张国基从印尼回国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时过一个多月，毛泽东从武昌拍电报要他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职。他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毛泽东让他帮助教务主任办事，具体负责接洽教师和编排课程表等工作。因为安排教员讲课和确定讲课日期、科目等，都必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所以，他每天都要多次与毛泽东打交道。他在回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有关情况时写道：

　　当时，毛泽东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农村工作。筹备农讲所时，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三人组成学校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委员，邓演达是政治部主任，下设教务、总务、训导三个处，由周以栗任教务主任，季刚任总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见李捷、于俊道主编：《东方巨人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216页。

　　刘征，当年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学员，而张国基是其工作人员。他们的回忆，都证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实行委员制，毛泽东是主任委员，不是主持工作的副所长。

 

　　在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毛泽东任何职

 

　　1928年5月，毛泽东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为了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坚定边界割据斗争的决心，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特委，毛泽东任书记。

　　随后，根据大会决议，于5月下旬，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不久迁往茨坪)。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毛泽东任何职呢?对此，有以下三种说法：1992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记载：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茅坪成立，毛泽东任主席。王进等主编：《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36页。

　　1993年6月，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足迹》一书记载：1928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就是在这里(指宁冈茅坪苍边村——引者注)正式成立。袁文才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曾维东、严帆著：《毛泽东的足迹》，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34页。

　　1993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一书记载：特委成立后，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随后，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袁文才任副主席。胡长水、李缓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8页。

　　上述这三种说法，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1967年10月，笔者从广州到长沙，曾采访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在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他曾任中共湖南酃县县委书记兼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后在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工作，不仅多次见到毛泽东，而且与袁文才、王佐建立工作联系，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比较了解。

　　当谈到湘赣边界的领导机构和成员组成时，他告诉笔者，1928年5月，毛泽东曾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兼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袁文才任副主席。

　　但查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此书明确记载：中共湘赣边界特委(1928年5月22日成立)：书记毛泽东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1928年5月成立)：主席袁文才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09页。

 

　　恢复毛泽东党籍是朱德上井冈山之后吗

 

　　1997年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领袖的成功之路》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我们今天看来是毛泽东自觉或不自觉地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当时，就在文家市转兵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却认为这是临阵脱逃。

　　谁都知道战场上临阵脱逃将担负什么样的责任，被指控为临阵脱逃的指挥官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果然，在两个月后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赫然写着“开除毛泽东同志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此前，毛泽东是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当选这一职务的。

　　更糟糕的是，中央的这一决议，传到井冈山时却变成了毛泽东同志被开除党籍。毛泽东当了几个月的党外人士，连党的支部会议也不能参加，就是靠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职务来指挥部队，直到朱德上井冈山后，才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委员。卢瑞莲、张云英、刘高志主编：《共和国领袖的成功之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5页。

　　在这段论述中谈到的毛泽东被“开除党籍”这件事，显然是指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派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于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4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和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指示信的精神，把中央决定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的事。

　　误传把毛泽东开除党籍后，恢复毛泽东的党籍，重新让他任中央委员，是朱德上井冈山后的事吗?不是的。

　　中共湖南郴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写的《湘南起义史稿》一书记载，1928年1月，朱德率领部队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湘南暴动。3月29日，在湘、粤敌人重点夹击下，被迫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4月5日，率部由湖南安仁县出发，经茶陵湖口圩，到达酃县沔渡。中共湖南郴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83页。

　　到达湖南酃县沔渡，就可以说是跨入井冈山地区。因为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横跨湘赣边界，在江西宁冈、永新、泰和、遂川和湖南酃县之间。位于东经113°49′至114°23′，北纬26°27′至26°49′。辖境总面积66087公里。

　　而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写的《毛泽东军事年谱》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毛泽东传》记载，毛泽东于1928年3月18日率领部队到达湖南酃县中村。到此地后，“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8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72页。也就是说，毛泽东于1928年3月18日在湖南酃县中村就看到了中共中央文件，从而纠正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恢复了中央委员。

　　如若是朱德于4月5日到井冈山辖境的酃县或以后才恢复毛泽东的中央委员，就难以解释这样一件事：1928年3月18日，毛泽东到酃县中村后，曾听取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书记刘寅生的工作汇报，并指示将特别区委改组为县委，以刘寅生为书记；把酃县暴动队改为赤卫团。否则，毛泽东仍是党外人士，怎能听取刘寅生的工作汇报和指示将中共酃县特别区委改组为县委呢?

　　由此可见，恢复毛泽东的党籍和中央委员是在1928年3月中旬，而不是朱德上井冈山之后的事。

 

　　中共八次代表大会任毛泽东为书记吗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攻克福建上杭县城后，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对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是这样记载的：

　　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召开，会议选出新的前敌委员会，并通过决议重任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委员和书记。邢崇智等主编：《毛泽东研究事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67页。

　　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与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密切的联系。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城内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然而，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会议开始后，陈毅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便根据会议主持人的号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激烈争论。会议最后所做的决议，虽然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由于会议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所以改选红四军前委时，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未能当选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攻占上杭后，在县城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一书记载：红四军召开党的八大时，陈毅已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前委负责人只剩下朱德一人主持会议，忙得不亦乐乎。加上当时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出击闽中某些战斗的失利，红四军的领导力量，特别是政治工作大大削弱，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因此，在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上出现了非常混乱的情况。开会讨论问题，无休止地争论。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党代表的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都没有统一认识，只好决定请示中央。就这样，这次会议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3天，结果选出来的红四军第八届前委，又同第七届前委一样，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未能当选前委书记。见胡长水、李瑗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19页。

　　时至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即史称“九月来信”)。在此信中特别强调：

　　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489页。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2月28日、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这次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还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上述情况说明，在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红四军第八届前委，其结果同第七届前委一样，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未能当选前委书记。由此可见，说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决议重任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是有误的。重任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是在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决定的。

 

　　宁都会议气氛紧张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对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而且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因此，会议气氛紧张，争论非常激烈，对立面明显。

　　那么，对立的双方，主要是谁与谁相互对立呢?对此，有的著作记载，宁都会议气氛紧张，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这样讲，无疑是错误的。

　　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第18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上)记载，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因此，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

　　对前线的作战方针，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是有严重分歧的。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

　　对这次会议，应首先说明，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所以，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

　　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气势很盛，咄咄逼人，一时占为上风，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会议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开展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的反倾向的斗争。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于是进一步对毛泽东横加指责。毛泽东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并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说：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对毛泽东横加指责，认为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因此，引起后方同志不满，并上书中央，说周恩来替毛泽东“解释掩护”，搞“调和”。

　　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极力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而周恩来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他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

　　毛泽东这样提出请“病假”的要求，显然是违心而无奈的。岂知，会议最后表决结果，却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从上述情况来看，宁都会议的斗争，是毛泽东与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战略的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的尖锐对立，而主要不是与周恩来的对立。若把宁都会议的斗争，描写成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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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否参加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主要讨论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张闻天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同时补选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增设了中央白区工作部等。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然而，对毛泽东是否参加这次会议，在出版的著作中，有不同的记载。

　　群众出版社于1993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的足迹》一书是这样记载的：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在革命遭到挫折，并面临危急形势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代表除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参加，共100多人。毛泽东以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参加了这次会议。曾维东、严帆著：《毛泽东的足迹》，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50页。

　　而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军事年谱》，则记载毛泽东未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但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3页。

　　上述两种不同的说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弄清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及有关情况，便可得到正确的答案。

　　1934年1月中旬，正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忙于准备在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以博古为总书记的中共临时中央突然决定召开六届五中全会。

　　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行”。见博古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上的报告《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这里所说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是指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正确主张，并且内部商定在会上对毛泽东等进行批判，所以，会议的筹备搞得很神秘。据说，连周恩来也没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当然，更不会通知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了。但毛泽东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共选出多少政治局委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其中一项重要会议内容就是改选中央政治局。

　　那么，这次会议重新选出多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在其中名列第几位?

　　中国书店于1993年1月出版的、刘思齐主编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是这样记载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会议(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引者注)，却还是选进了中央政治局。不过，位置摆在12人中的倒数第二位了。刘思齐主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中国书店1993年1月版，第467页。

　　而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7月出版的、叶永烈撰写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则有不同的记载：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毛泽东居末位。当时的排名次序为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康生、毛泽东。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308页。

　　红旗出版社于1983年4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对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和排名次序是这样记载的：

　　正式委员：(其中经常在瑞金者9人)

　　候补委员：

　　刘少奇朱德关向应

　　邓发何克全(即凯丰)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190页。

　　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所列的这个名单来看，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为12人，毛泽东排名倒数第二位。朱德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是正式委员。

　　而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12月出版的《朱德年谱》证实：朱德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26页。

　　既然如此，那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便是13人。而刘思齐主编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记载是12人。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笔者又查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一书。此书记载：

　　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到会的除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各省的代表……全会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即凯丰)为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12页。

　　此书同样记载朱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记载王稼祥是候补委员。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候补委员?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写道：

　　稼祥从1931年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外交部长，1934年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仲丽著：《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35页。

　　朱仲丽的记述，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一书的记载是一致的，即王稼祥于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根据朱仲丽的记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的记载，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即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其中毛泽东排名倒数第三位。

　　中央政治局委员会的组成，其人数应是单数，不应是双数，这是一般的常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什么是12人，即双数呢?

　　笔者认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在1934年革命遭到挫折，面临危急形势，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加上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时间不长，紧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记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经常在瑞金者只有9人，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12人，也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具有戏剧性的是，没有让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在会上把毛泽东作为批判的对象。然而，时过几天，中央又要大会。

　　这次大会，总结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两年来各种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和经验教训，做出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经济建设问题、苏维埃建设问题等项决议，通过了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通过了国徽、国旗和军旗的决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通过的文献看，这次大会虽然接受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许多“左”的方针、政策，会后未能起到扭转中央革命根据地严峻形势的作用，但对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都起了一定作用。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那么，这次会议是何时召开的?对此，有以下不同的说法：

　　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12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年谱》记载：朱德于1934年“1月21日至31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26页。朱德从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此记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则为1934年1月21日至31日。

　　而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记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1934年1月22日举行开幕式，2月1日闭幕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20～423页。

　　湖南出版社于1990年11月出版的《常用资料手册》的记载则是1934年1月24日至2月1日。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用资料手册》，湖南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67页。

　　上述记载，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有三种说法：一是1月21日，二是22日，三是24日；闭幕日期有两种说法：一是1月31日，二是2月1日。

　　到底哪一种记载是对的呢?根据1934年1月24日《红色中华》(特刊)及以后该刊的报道，档案出版社于1988年3月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辞典》和刘思齐主编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等著作记载，这次会议的日程安排是这样的：

　　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是于1月18日闭幕的。接着“过了3天，中央又要毛泽东出面主持召开全苏‘二大’”。刘思齐主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中国书店1993年1月版，第467页。显然是1月22日。

　　22日拂晓，首先在瑞金沙洲坝中央运动场举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阅兵典礼。毛泽东讲了话，代表全苏区工农群众向红色战士致敬。

　　同日上午，大会开幕。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全体代表致开幕词。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全总代表刘少奇、中共中央代表凯丰、全国红军代表朱德，分别致词。大会选举了75人组成的主席团。

　　24日、25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长篇报告。全文报告4万多字，其中《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一节，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

　　代表们于26日分组讨论毛泽东的报告。

　　27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又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后来，将其中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28日、30日，先后分别由朱德作关于红军建设的报告，林伯渠作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报告，项英作关于宪法的报告，吴亮平作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随后，大会通过了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修正的苏维埃宪法以及红军建设、经济建设、苏维埃建设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

　　29日，得知前方消息，蒋介石兵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大会主席团决定缩短会期，并推荐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

　　31日，大会举行授奖典礼，向在扩大红军中做出特殊贡献的江西兴国具、瑞金县和红三军团授奖旗。

　　2月1日，大会主席团宣布苏维埃中央政府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选名单。经过代表讨论，选举毛泽东、博古等175人为正式中央执行委员，选出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致闭幕词。最后发布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

　　上述情况说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召开的，其他之说是不准确的。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

 

　　1987年12月，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35年1月第一个星期，政治局在那里举行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终于使毛控制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实权是在新设的政治局主席毛的手中。〔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52页。

　　此记述明显有误。根据陈云于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后，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遵义会议做出了四项重要决定，其中第一项决定就是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见《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43页。

　　特别应当说明的是，召开遵义会议时，正处于战争环境，尤其是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分散在各部队之中，不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重大的事务则由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政治局委员进入常委，意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4年9月撰写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记载，遵义会议共选出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原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加上新当选的毛泽东。

　　在一般情况下，选出了政治局常委，便立即进行工作分工。但遵义会议快结束时，出现紧急情况，就是蒋介石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的计划。1月17日晚，遵义会议刚刚结束，国民党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便率兵逼近遵义城了。遵义会议会址，即遵义老城红旗路(原子尹路)80号，老地名琵琶桥，就是柏辉章家的私邸。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于1月19日凌晨撤出了遵义。因此，政治局常委没有时间进行分工。

　　时过半个多月，即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就是现在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乡的一个村子，召开了常委分工会，“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但没有设“政治局主席”一职，根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表明授予毛泽东以军权，着手过问军事。由此可见，所谓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被选为“政治局主席”之说，是有误的。

　　毛泽东曾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事。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了调整。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述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时，有一个习惯的提法，即导地位。国内人们这样讲，外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美国研究毛泽东的著名专家R特里尔，在其撰写的《毛泽东传》中写道：

　　在遵义，毛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毛重新获得权力主要在军事方面。至少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52～153页。

　　笔者认为，这样表述是不确切的。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内居领袖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是在遵义会议之后。

　　据《毛泽东年谱》(上卷)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等著作记载，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其中第一项就是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常委，意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但不能说是居领袖地位。

　　遵义会议于1月17日结束时，博古仍为中共中央总负责，只是他这“总负责”已很难开展工作了。2月5日，即遵义会议结束半个多月，中央红军到达川、滇、黔边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乡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自1931年9月下旬起的3年零4个月的中共领袖地位，成了中共中央总负责。

　　从军事指挥权方面来说，遵义会议决定取消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表明毛泽东着手过问军事，但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即以周恩来的助手身份出现的。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于1月19日按照北渡长江的计划，分三路从遵义、桐梓、松坎出发，向川南开进。

　　3月4日，根据红军长征作战需要，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红军，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第二天，朱德、毛泽东联合发布作战命令。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被取消军事指挥权以来第一次署名发布作战命令，表明毛泽东从此重掌军权。

　　3月12日，中共中央在贵州苟坝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即新的“三人团”。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以毛泽东为首。从此，毛泽东不再是“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毛泽东正式开始执掌最高军事指挥权后，由于在军事上出现一些困难甚至失利，部队的一些指挥员对他的军事指挥持怀疑态度，因而影响了毛泽东领导权的稳固建立。

　　5月上旬，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见《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8页。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5月12日在川西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这些情况说明，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直到遵义会议后近4个月的会理会议，也还不是那么稳固的。

　　以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懋功地区实现了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并且领导党和红军战胜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其威望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仍遭受过波折。正如毛泽东所说：“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毛泽东：《关于王稼祥的评价》，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第32页。

　　所谓“十二月会议”，是指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王明、康生等人，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反对和否认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们的错误主张曾迷惑了一些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

　　193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主要发言，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规战上，忽视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战中的作用。因此，毛泽东思想仍没有成为党的主导思想。

　　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中日战争已成为一场持久战；国民党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日，并且极力限制我党我军发展；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越来越显示出其巨大威力，毛泽东在这期间的光辉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共产国际也明确认识到只有坚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基于这样的情况，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全面肯定了毛泽东的政治、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同时首次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袖地位。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有一个逐步巩固、确立的过程，直到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才真正正式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而遵义会议，可以说是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毛泽东在首届政协商当选为共和国主席

 

　　1999年8月20日，《湖南日报》在其“世纪回眸”专栏中，刊登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文。其中写道：

　　1949年9月21日，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汤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99年8月20日《湖南日报》，第三版。

　　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吗?这样讲是不确切的。据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8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卷1)、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9月出版的《建国秘事》等著作记载，1949年9月21日，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开幕式，毛泽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而在这天的会议上，其议程没有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会期共10天，9月21日开幕，30日闭会。在9月30日的闭幕会上，180名代表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而不是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54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从此不再称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了。

　　21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说了句什么话

　　1997年6月18日，北京电视台举行智力竞赛，节目主持人向参赛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说了句什么话?

　　面对这个问题，有的参赛者回答说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有的参赛者则说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而节目主持人最后宣布标准答案时说：“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说了两句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翻阅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消息，可看到开国大典是这样报道的：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不大一会儿，林伯渠秘书长就宣布典礼开始。接着，毛主席走到麦克风跟前，庄严而兴奋地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根据此报道，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只讲了这样一句话。而是否还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呢?当有人问当时负责采访和报道这次开国大典的新华社记者李普时，他是这样回答的：

　　新华社负责发布公报式的新闻，我和李千峰一起承担这项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成立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9月21日至30日举行，这次会议的召开就被称为“开国盛典”，这点可以从当年全国各大报上看到，可见那时人们对这个会议多么重视。我们俩人作为这个会议的工作人员，属于新闻处，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

　　前年有人突然问我，“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是不是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说的，我一时做不出肯定的答复。静下来想一想，这件事其实很明白，这是他在政协开幕词中说的。开幕词大气磅礴，情文并茂，标题就是这句话。这篇雄文曾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0月1日在天安门上他宣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一件标准的公文，不用任何抒情的词句，这件公文当天就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照会了世界各国政府。李普：《回忆采访开国盛典引发的感慨》，载1998年《炎黄春秋》第10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而没有“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由此可见，上述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所说的标准答案是有误的。

　　针对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所说标准答案的错误，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现场担任播音任务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丁一岚，于1997年10月10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进行纠正。她严肃批评说：

　　当我看到6月18日的节目时，我简直想马上就打电话给电视台，但当时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输液，不可能打电话。第二天我立即给电视台台长写了封信，反映了这个问题，希望在下周播这个节目时做个更正，以挽回错误影响，但这封信从发出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

　　也许我这个人太认真，太较真。我认为毛主席在那样重要的时刻，那样重要的地方宣讲那样重要的这两句话，应该准确无误地传下去，不能以讹传讹。我的记忆力近年来已经差了很多，但是对当年毛主席说的这两句话，我不会记错。因为：第一，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讲话时，我和齐越在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实况转播，我们站的地方距离主席台只有十几米，当时的情景终生难忘(在开国大典上毛主席还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我手头保存了毛主席在开国大典时的讲话录音。这些年写开国大典转播情况回忆时，我听了不少次录音。第三，我保存了1949年9月中国人民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专刊”，毛主席在当年9月21日致开幕词的全文。“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没有“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而有“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但《毛泽东选集》第5卷收录此“开幕词”，是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题。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页。这句话白纸黑字印在其中。这些史料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肯定说我不会记错。

　　丁一岚的回忆，同样证实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只说了一句话，即“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军事生涯篇

 

　　返回长沙再报考湖南新军

 

　　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湖南革命党人和新军谋划起义，以做响应。10月中旬的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湖南湘乡驻省中学校长的许可，来学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同学们听了演讲以后，心情非常激动。毛泽东则在此后决定同其他几位同学参加革命军。对此事，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5年11月出版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是这样记载的：毛到长沙不久，武汉就爆发了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共和的大起义。起义代表来到毛的学校演讲。这次演讲激励着毛去参加革命军。他和几个朋友决定到武汉去。出发前他们借了一些雨鞋，因为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和他的朋友未被录取，他们只好再返回长沙。〔英〕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29页。

　　1911年，毛泽东到武汉投考革命军未被录取，只好返回长沙再报考湖南新军吗?不是的。据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2月出版的《毛泽东自述》、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等著作的记载，其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11年10月，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听了革命党人演讲，深受鼓舞，决心到武昌参加革命军，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贡献一腔热血，为此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听说汉口街道潮湿，连雨鞋都在朋友那里借来了。但是，在去汉口的半路上，他被驻军的卫兵拦住了，交通被断绝。后来，长沙已经爆发了革命，战斗打响，起义军正沿着粤汉铁路逼进市区。就这样，半路而归，根本没有到达汉口就回到长沙。因此，“毛和他的朋友未被录取”之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秋收起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吗(1)

 

　　海伦·斯诺，笔名尼姆·韦尔斯，是美国著名女记者、女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

　　1972年11月至1973年1月，海伦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以《续西行漫记》作者的身份，第一次访问新中国。

　　她一踏上新中国的土地，第一个要求就是访问毛泽东的故乡。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海伦在这次历时三个月的访华期间，在湖南就呆了两个月，采访到极为丰富的资料。回国后根据采访记录，写了两本书，一本名为《重返中国》，一本就是《毛泽东的故乡》。

　　《毛泽东的故乡》，于1974年上半年写成。1993年10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因为此书热情讴歌新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对毛泽东思想等重大理论问题，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所以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好评。

　　然而，此书有明显的不当之处。例如，在此书的第11页有这样的记述：

　　1927年，毛泽东主义在湖南浏阳县问世。当时，“主席”在文家市动员农民，进行秋收起义。由于这一行动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毛泽东因“枪杆子运动”被免除政治局原文如此。此句显然意为被免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党的前委职务。〔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毛泽东的故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页。

　　这段记述，显然有以下明显的不当之处：

　　第一，“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是邓拓于1942年7月1日首先提出来的，而不是1927年。对此提法，毛泽东是不同意的。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另外论及。

　　第二，毛泽东动员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不是在湖南的文家市。如若把毛泽东于1927年8月18日出席新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有关秋收起义问题，初步制订秋收起义计划，作为进行秋收起义动员的话，是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

　　若把毛泽东于1927年9月初召集部分起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作为动员的话，是在安源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

　　若把毛泽东于1927年9月10日到部队传达中央“八七”会议和中共湖南省委会议精神，作为动员的话，是在江西省铜鼓县城萧家祠。

　　秋收起义于1927年9月9日至19日，共计10天时间。原计划是攻取长沙，但因起义部队连续受挫，攻打长沙无望，遂退至湖南浏阳县文家市集合。

　　19日晚上，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后栋教室主持了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议，围绕起义部队去向展开讨论。会议否定了余洒度提出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做出部队沿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南下，经萍乡退往湘南的决定。

　　9月20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举行会师大会，毛泽东向部队作重要讲话。9月21日部队从文家市向萍乡方向前进。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文家市不是动员进行秋收起义，而是结束秋收起义的行动，动员上井冈山开展新的斗争。

　　第三，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之说，是值得研究的。

　　《毛泽东年谱》(上卷)记载，早在1927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25次会议，根据“马日事变”后湖南出现的严重局面，就决定由毛泽东根据中央的指示起草湖南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03页。

　　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1次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17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根据这个决定，毛泽东由武汉到长沙后便表示：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再徘徊观望。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4次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主张“上山”，并且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05页。

　　7月中旬，中共中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订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06页。

　　8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此大纲对湖南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现在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湘南特委以夏曦、郭亮、毛泽东、卓宣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8月5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明确提出：“就你处的力量，定出一个秋暴的军事计划，同时中央亦正在为湘鄂计划秋暴的军事。”1927年8月5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

　　8月7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受中央委托，与彭公达等负责领导湖南的秋收暴动。

　　8月8日，中共中央致信前委，明确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要求前委“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并“供给相当的饷弹”。1927年8月8日，《中共中央致前委的信》。

　　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对湖南工作作出决议，决定派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工作。

　　8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了秋收暴动的问题。

　　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湖南秋收暴动办法向中共中央写了专题报告。

　　8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致信中共中央，请示湖南秋收暴动的有关问题，包括打什么“旗子”的问题。

　　8月22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平、浏、岳一带设立特委于平江，直接与鄂南联络一致动作”，并“尽可能利用反唐军事势力以打击唐”。192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

　　8月23日，中共中央又致函湖南省委，明确答复：“你们决定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你们在此计划中却有两个错误……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并且是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为发动点。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的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192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见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53～54页。

　　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认真开会研究，最后确定湖南秋收起义计划，并派彭公达到中央汇报。

　　9月5日，中共中央根据湖南省委来信报告的情况，召开了专门讨论湖南秋暴问题的特别会议，提出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9月6日，毛泽东得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日期决定后，立即以中共前敌委员会名义向工农革命军下达秋收起义计划与部署。

　　9月9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爆发。首先由铁路工人按照行动委员会的预定计划，破坏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在驻地修水县起义。其他部队接连打响武装暴动的枪声。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进行的。因此，就暴动的时间、范围、办法以及行动计划，都多次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在执行暴动计划的过程中，虽然在起义的时间、暴动的起点和区域以及主力等问题，与中央有分歧或误会，但不能以此为据，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

　　第四，关于所谓由于秋收起义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毛泽东因“枪杆子运动”被免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党的前委职务的记述，也是有误的。

　　据《毛泽东年谱》(上卷)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记载，1928年3月上旬，正当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执行“左”倾路线的湘南特委，派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到江西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于是，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等于撤了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之职。更令人震惊的是，周鲁居然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当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且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鲁当时任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作为湘南特委代表到井冈山，哪有权力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呢?

　　据周鲁说，他是看了中共中央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明确写有中共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的决定，他只不过是前来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而已。

　　中共中央何时做出开除毛泽东党籍决定的?原来是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政治报告。这次会议，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的会议。会议狠狠地批评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于是做出《政治纪律决议案》，其中关于对毛泽东的处分是这样写的：

　　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毛泽东这个处分决定，是中共中央于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做出的，为什么到1928年3月上旬才由周鲁传达呢?处分决定是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周鲁为什么居然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呢?

　　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那时的中共中央文件，是通过秘密地下交通员传递的，从上海传到湖南，颇费时日。周鲁到宁冈要通过白区，不能随身携带中共中央文件，只能凭记忆进行传达，因而把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误传为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1927年4月上旬，毛泽东率部来到湘南，在湘南特委看到了这个中共中央文件，方知周鲁误传了中央文件的决定。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当谈及上述这件事时说：

　　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句，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跑出一个政权来。见1991年第3期《党的文献》。

　　从上述情况来看，撤销毛泽东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职务，不是因为所谓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的问题，而是瞿秋白“左”倾错误造成危害的结果。

 

　　哪一天为秋收起义纪念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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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秋收起义的暴动日期的确定，以及到底应以哪一天为秋收起义的纪念日才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的著作中，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般认为，1927年9月9日是秋收起义的暴动日期，因此应把9月9日作为秋收起义纪念日。有的则认为，是9月10日。而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11月出版的《黄洋界保卫战》一书提出了另一种观点：

　　湘鄂赣粤四省各地农民秋收起义并无一个统一的暴动日期，应以哪一天为秋收起义纪念日呢?毫无疑问应以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9月11日率领部队从铜鼓向浏阳进发为这一伟大的历史纪念日。而这一天与湖南省委命令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10个农民团暴动出发的日子是一致的。如用别的什么日子为纪念日，就没有什么历史根据了。刘型著：《黄洋界保卫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18页。

　　那么，秋收起义到底有无一个统一的暴动日期呢?据查证，关于秋收起义的时间问题，中共中央曾有两次要求：一次是1927年8月22日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要求：“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另一次是1927年8月底《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强调：“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9月10号，因为两湖的环境不同，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927年9月12日发表于《中央通讯》。

　　根据中央的指示，两湖省委都制订了特别的暴动计划，决定：“鄂南决于9日发动，安源决于11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9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11日齐起发动。”1927年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

　　1927年10月8日，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彭公达向中央呈送的《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公达在常委的提议是9日破坏铁路，10日各县暴动，13日长沙暴动。理由是一个暴动的发展不能等待，而各处暴动时间太长，则敌人可以有机会准备，来消灭暴动的力量。这个提议经过约一小时的讨论，各部不赞同，遂作如下之决定：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此议决定之后，随即通告各地执行。”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此暴动计划执行情况怎样呢?彭公达在《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写道：“湖南的暴动9号开始……安源10日发动，发动之后，工农军即开始向萍乡县城攻击……驻在铜鼓、修水一带之浏阳及平江农民军，于11日分三路进攻平江的长寿街……长沙乡村的农民暴动于11日暴动分河西、河东两方进行。”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陈永清，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任中共湘潭县委委员兼东一区区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是中共中央信访局顾问。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株洲曾当面向株萍转运局局长朱少连和陈永清部署秋收起义计划。根据陈永清的回忆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书的记载，秋收起义正是这样暴动的。即：秋收起义是从破坏铁路开始。9月9日，在行动委员会的统一布置下，长沙60多名铁路工人，分成十几个行动小组，分别破坏了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间的铁路；10日，继续破坏长岳段铁路；11日，又破坏了株萍铁路。起义群众拆除铁轨、切断电线、炸毁桥梁，使长岳、株萍铁路陷入瘫痪，直至15日，两路仍不能通车。起义群众的破路行动，有力地钳制了敌人的军事行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46～147页。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9日开始的破坏铁路及通讯设施的行动，只能是作为正式起义的前奏与准备，不能作为正式起义的开始。正式起义应以战斗打响为标志。这种论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值得商榷。因为9日开始的破路行动，是秋收暴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不可忽视。

　　从秋收暴动的全局来看，参加秋收起义驻江西修水的卢德铭兼任团长的第一团，于9月9日正式宣布起义，打响了秋收起义的枪声，从修水出发，进取平江，做右翼；驻安源的第二团，9月10日暴动，从安源出发，向浏阳集中，做左翼；毛泽东亲自率领的第三团，于9月11日在江西铜鼓暴动，然后和二团会师攻取浏阳。

　　根据上述情况，无论是以9日破路行动作为秋收暴动的开始，还是以第一团9日正式宣布起义打响枪声作为秋收起义的标志，都应以9日作为秋收起义的纪念日。如果以11日作为秋收暴动的开始，那么，第一团于9日打响起义的枪声，当天进军平江长寿街；10日到达渣津。第二团于10日暴动，当晚进军萍乡发起强攻，不算是秋收起义的行动，显然是不行的。

　　第三团于11日暴动，经过激战，胜利占领白沙镇，从战斗规模来说，没有第一团攻打平江、第二团强攻萍乡规模大。

　　这些都说明，应将9日作为秋收起义开始的标志，把11日作为历史纪念日是不恰当的。

 

　　毛泽东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以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为中心的武装暴动。根据“八七”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到湖南改组湖南省委，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为了搞好这次起义，9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安源工人补习学校主持召开了地方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正式成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指挥机关——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并决定将党所掌握的武装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那么，其师长是谁?

　　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10月出版的《湖南党史大事年表》记载：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地方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正式成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指挥机关——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并决定将党所掌握的武装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编：《湖南党史大事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57页。

　　其他许多著作，包括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均记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余洒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15页。

　　然而，查阅湖南省档案馆藏件的记载，1927年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开会，最后确定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决定彭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毛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见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大事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52页。

　　1927年9月8日，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湖南暴动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写给中央的编号为第21号的报告，其中写道：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令到即各遵照执行……并告右令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

　　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1927年9月8日晚见1927年9月8日彭公达、易礼容呈报中共中央的第21号报告。此件现收藏于湖南档案馆。

　　彭公达、易礼容写给中央的报告说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一职，当时湖南省委决定由毛泽东担任。而实际上，在秋收起义时，毛泽东只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没有当师长。师长一职的确是由余洒度担任。

　　为什么由余洒度担任第一师师长呢?对此，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参谋处长(实际上是师部新兵训练处长)的陈树华是这样解释的：到修水后，我们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把余贲民部从武宁招来，编为特务营(卫队营)据余洒度报告及其他老同志回忆，平江义勇队在山口会议后，已分别补充到第一团和第三团去了，师部没有特务营，只有一个特务连……我们知道苏先俊部在铜鼓，因为都是同学，决定让他做第三团团长。他要求补充干部，我们就把伍中豪(原二十四师新兵营连长)和黄坚初派去。他们都是黄埔四期的，大家都谈得拢。这样一来，余洒度就成了师长……陈树华：《秋收起义的片断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6页。

　　陈树华这段记述，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改变湖南省委的决定让余洒度任第一师师长。

　　1927年10月19日，余洒度在《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中，谈到自己是怎样被任命为师长的。对此，他写道：到修水即召集两部负责同志会议，商统一事。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乃决议将警卫团改为第一团，浏阳苏先俊(原驻铜鼓)部改为第三团，余贲民(部)即分补两团。为灰色态度起见，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度即被指为师长，贲民为副师长，内部负责为师委会。余洒度：《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12～113页。

　　据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军事年谱》记载，将湘赣边界地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共5000多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地方党组织军事负责人会议上决定的。

　　从上述余洒度的记述来看，在决定成立第一师时，可能是毛泽东考虑到余洒度原任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师长。秋收起义编师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主要是由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和安源武装合编而成，其师部人员基本是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编制。江西省防军第一师驻扎在湘鄂赣三省边界地区，既可属江西管，也可属湖北管，后因湖南首先发动秋暴，才属湖南省委领导。此前，湖南省委对其编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一事并不了解，所以，只委任毛泽东到浏阳、平江农军中去当师长。而浏、平农军，显然不包括余洒度任师长的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基于这样的情况，毛泽东从利于开展革命斗争，为了照顾余洒度的情绪，所以在安源编师时，没有宣布湖南省委让他担任师长的任命，而仍让余洒度担任师长，他本人是前委书记，以此职领导第一师。

 

　　是谁最初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1)

 

　　井冈山，属于南岭的北支，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中段，东起永新的拿山，西到湖南酃县的水口，北起江西宁冈的茅坪，南到江西遂川的黄坳，方圆275公里。论海拔高度，一般为1000～1500米。距茨坪125公里的八面山，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的最高哨口，其海拔高度也不过只有1800米。显然，在我国众多的大山之中，井冈山不算出众。

　　然而，毛泽东却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挺进井冈山，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那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为什么挺进井冈山去开辟革命根据地?最初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的人是谁呢?

　　1996年2月7日，《华商时报》载文说：“最初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的是秋收起义部队第二团的团长王兴亚。”其具体情况，该文是这样记述的：

　　王兴亚，江西安福人，早年参加共产党，当过北伐军营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家乡组织农民武装。他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是拜把兄弟，互相支援。有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信，指示他速到安源开会。会是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主持。在部署完秋收起义工作后，毛泽东郑重地对众人说：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敌强我弱，倘若暴动失利，退路在哪里?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王兴亚把腿一拍，说：“要是咱们打输了的话，就退到我的两个老庚(袁、王)那里去。那里高山大岭，险要得很，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连绵好几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呢!”大家忙问是哪儿，他说：“井冈山嘛!”毛泽东听后，忙要他把井冈山和袁、王的情况再讲清楚些。从此，“井冈山”便在毛泽东的心里扎下了根。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在江西安源张家湾村召开军事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秋收起义工作，其时间是1927年9月初。

　　其实，在这之前，湖南衡山县一位名叫张琼的妇女会干部，曾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对此，著名作家叶永烈有以下的记述：

　　毛泽东此前并未上过井冈山，他怎么会做出如此“天才的选择”呢?笔者在井冈山采访时，求教于原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朱本良。据他了解，那是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在1927年2月20日至23日来到湖南衡山县城，访问过当地的妇女会干部张琼。张琼说起她有个表兄，受国民党追捕，无处可逃，逃进了井冈山。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冈山上躲了几个月，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盘踞。毛泽东很注意张琼提供的信息，从此井冈山存储在他的脑海的“信息库”里……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27年7月4日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以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说得更明确，说要“担任土匪工作”……叶永烈：《毛泽东之初》，作家出版社于1993年12月版，第81页。

　　从上述情况来看，最初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的人，应当说是衡山县妇女会干部张琼。据中共衡东县委党史办、中共衡山县委党史办、中共南岳区委宣传部编撰的《云气纵横话衡岳》一书记载，毛泽东是于1927年1月15日至24日上午在湖南衡山县考察。在此期间，他曾先后两次召开妇女座谈会，了解有关妇女方面的情况。第一次妇女座谈会是于1月15日到衡山县白果镇后，在芳山公祠召开的。第二次座谈会是1月20日到衡山县城后，于23日在县妇训班召开的。中共衡东县委党史办、中共衡山县委党史办、中共南岳区委宣传部编：《云气纵横话衡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83页。

　　叶永烈在《毛泽东之初》一书中说，毛泽东于1927年2月20日至23日到衡山县考察，是有误的。而其准确时间应为1927年1月23日，而不是2月20日至23日的事。因为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从长沙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先到湘潭湘乡县考察，1月15日至24日上午在衡山考察。24日下午离衡山回长沙，在长沙郊区考察。27日至2月3日到醴陵考察。2月4日回到长沙，在长沙县郊区了解农运情况。2月5日，毛泽东便结束历时32天的湖南5县的考察。2月12日，毛泽东已从长沙到武昌，不可能在衡山。

　　王兴亚在安源军事会议上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是在张琼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之后的又一次。王兴亚的推荐，可以说对毛泽东决心去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进一步起了促进作用。

 

　　毛泽东何时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使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井冈山的斗争，其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只有2年3个月，但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那么，毛泽东何时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对这个问题，在出版的著作中有以下几种说法：

　　1993年6月，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足迹》一书记载：

　　1927年9月的一个夜晚，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在湖南浏阳县文家市里仁学校大教室里召开军事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围绕“全军进军方向问题”展开了讨论……接着，前委便开始讨论到哪里扎根的问题。

　　毛泽东听完大家的发言，用手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道：“这块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山高水险，地势险要，森林茂密，是个理想的落脚点。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好，有自给自足的自然资源，特别是井冈山地区，是个积草囤粮、聚集革命力量的好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经过激烈争论，终于通过了毛泽东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主张。

　　次日，全军在里仁学校举行会师大会。毛泽东便在会上宣布了向罗霄山脉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命令。曾维东、严帆著：《毛泽东的足迹》，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101页。

　　上述记载说明：毛泽东于1927年9月19日在文家市召开秋收起义前委军事会议时，就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第一种说法。

　　何长工撰写的《跟毛主席上井冈山》、《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这两篇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回忆文章，也持此说。

　　“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著作，其记载绝大多数都说毛泽东在文家市就决定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书记载，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期间，还提出了要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0～21页。这是第二种说法。

　　许多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在发表的回忆文章中，也持这第二种说法。例如，陈士榘、陈胜谷的回忆都说直接听到毛泽东在三湾时讲过：“我们要建立根据地”，陈士榘：《回忆三湾改编》，1961年1月。“要与井冈山袁文才、王佐联系，建立根据地”。陈胜谷：《回忆向井冈山进军》，1968年7月。

　　毛泽东在三湾期间，曾派人与袁文才联系。当年的送信人李立有同样的回忆，他说：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我们三湾，住在谢生和杂货铺。当时，我是三湾村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叫我送到宁冈茅坪袁文才那里去。毛泽东同志已了解到这支队伍。我接到由李德胜转交给我的毛泽东的亲笔信后，回到家里与父亲李长寿商量，叫我叔叔和我一道送到宁冈去。袁文才接到信很高兴，给了我一块银洋。随后，袁派了军事参谋陈慕平与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一道，跟我们来三湾与毛泽东同志接头。他们将宁冈的详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时毛泽东就对井冈山一带的情况了如指掌，就做出了上井冈山的决定。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42～243页。

　　1993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一书，提出了第三种说法：

　　为了确定革命的落脚点，10月3日，部队离开了三湾，当日到达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着重研究并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问题……胡长水、李瑗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2～373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9月出版的《湖南党史论丛》一书，提出了第四种说法：

　　毛泽东率领起义军到达酃县水口之后，没有再向南运动，却于10月27日上井冈山，开展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湖南党史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78页。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三营十连连长，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回忆，也说在湖南酃县水口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说：

　　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是在酃县水口决定的。在文家市，部队集结不是上井冈山，而是往南挺进，力求接近南昌起义部队。部队在古城，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我参加了，宁冈、永新县委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的中心任务，是毛泽东同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没有提到上井冈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部队南进到达酃县水口、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汕头失败后，毛泽东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而提出来的。直到这时，毛泽东同志才率领部队正式开始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活动。张宗逊：《回忆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31～132页。

　　除此，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10月22日从湖南酃县水口出发，经下村进入江西遂川县境内。23日在大汾镇突遭遂川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队伍被打散。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率领部分人员撤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然后由黄坳到井冈山西南面的荆竹山，与王佐部队取得联系后，明显改变行军方向，即由原来南下挥师向东，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于10月27日到达茨坪西面6公里处的大井村。据一些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回忆，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于10月24日在荆竹山宣布的。

　　对上述几种说法，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古城会议上决定的。这种观点，似乎已成了定论。

　　其实，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是哪一次会议的成果，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通过一系列会议，逐渐做出的决定。

　　《毛泽东年谱》(上卷)记载，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4次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他在发言中，就主张“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8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在讨论湖南秋收暴动时，毛泽东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上山思想，显然不等于就是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从上山思想发展到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必然要经过一个实践和探索过程。

　　9月初，毛泽东从株洲到安源，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当议论倘若暴动失利退路在哪里时，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主张上井冈山。在此之前，即1927年1月23日，毛泽东在衡山县妇训班召开座谈会时，衡山县妇女会干部张琼，曾向毛泽东讲过井冈山的情况。虽然如此，张家湾军事会议并未决定把井冈山作为暴动失利退路的立足点。

　　9月19日，秋收起义各路部队到达湖南浏阳文家市，在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起义受挫后的进军方向时，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仍未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9月2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后，主持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主要是整顿组织，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特别强调：“部队不能乱跑了”，要“就地打主意”。“袁文才在茅坪打圈圈，敌人几年来都没有把他们消灭，王佐在井冈山也是这样。敌人没有办法搞垮他们。”“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具有“根据地”的意思。正如秋收起义时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参谋部的勤务员、在三湾时曾以士兵代表身份参加前委扩大会议、全国解放后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熊寿祺的回忆所说：

　　在三湾时……虽然那时毛主席还没有提到“根据地”三个字，但是讲话的内容却是“根据地”的内容，概念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经过斗争实践发展起来的，这中间有个过程。毛主席在三湾讲话的意思可以肯定是“根据地”的意思，三湾改编的意义是伟大的，但其中还有一个伟大的意义，即在于毛主席提出了“根据地”的思想。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3页。

　　10月3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由三湾到达北距三湾225公里、南距砻市75公里的江西宁冈县的古城镇。

　　10月4日，毛泽东在古城镇西的一座古老的书院文昌宫，主持召开有前敌委员会委员、部队营以上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共60多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会议历时两天。许多著作记载，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的。

　　笔者认为，在古城会议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很小。其理由：第一，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毛泽东于9月初在安源军事会议上才听王兴亚讲井冈山有袁文才、王佐的工农武装。到了永新的三湾，毛泽东才写信与袁文才联系。袁文才收到毛泽东的信后，派龙超清、陈梦平等到三湾与毛泽东见面。听取了龙超清等的介绍后，毛泽东才对袁文才部的情况有所了解。此时，因为尚未见到袁文才，对其态度如何，毛泽东不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做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呢?

　　第二，毛泽东于10月3日率部到古城；7日便离古城到茅坪；8日，便带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一营一连和四连(后改称特务连)，从茅坪附近的大垅到湖南酃县的十都、水口、下村，再到江西遂川的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做群众工作。在古城停留的时间这样短暂，而其会议内容，主要是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在井冈山周围地区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因此，在古城会议上做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其可能性很小。

　　第三，如若在古城会议上已经做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会议结束在茅坪设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之后，为什么不直接?span class=yqlink>仙剑绦舷拢蠖什咳屏艘桓龊艽蟮娜ψ樱用┢焊浇拇筵獾胶羡瓜氐氖肌⑺凇⑾麓澹俚浇魉齑ǖ挠疼住⒋骷移摇⒋蠓诤途陨剑髂厦娴木Ｖ裆健⒋缶币桓龆嘣拢谐糖Ю铮?0月27日到茨坪，11月初又回到茅坪呢?

　　第四，1927年10月19日，余洒度在给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军至湘南岳(酃)县与桂东县交界之处，度即被派赴湘、鄂来作报告，并请示机宜。”还写道，“紧急时必退桂东汝城(桂阳)等县。”见1927年10月19日《余洒度报告》。这报告说明，工农革命军到酃县的水口以前并没有决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否则余洒度何必来湘、鄂“请示机宜”。正因为如此，所以情况紧急时“必退桂东汝城(桂阳)等县”。

　　第五，1936年，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谈到有关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他说：

　　1928年4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会了师。我们一同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6个县的苏区，逐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大的地区发展。这个战略同党组织这里所说的“党组织”，即湖南省委。的建议相反，它幻想得到迅速的发展。《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55页。

　　毛泽东这段自述说明，直到1928年4月，他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后，才制订了一个建立包括6个县的苏区，并以此为根据地的计划，但湖南省委不同意。

　　为了得到中央和湖南省委的认可或批准，毛泽东于1928年5月2日在永新再次给中央写信。信中说：

　　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现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此理毛同志等业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委转中央，多次未见奉准驳明文。见1928年5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转毛泽东同志的信》。

　　毛泽东的这封信说明，到1928年5月2日，中央和湖南省委仍未批准在湘赣边界建立革命根据地。

　　第六，陈毅于1929年9月1日所写的《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也可证实古城会议尚未做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此报告说：

　　秋收暴动失败后，毛部被迫向南移至宁冈，复得当时绿林(洪会)首领袁文才、王佐之帮助，乃留在井冈山附近各县游击……从1928年4月至7月，这一时期四军初成立……当时决定在宁冈建立军事根据地。

　　第七，对于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会师后才正式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问题，1929年12月25日《杨克敏关于湘赣边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说得更清楚。他说：

　　边界自毛部去春(1928年)自湖南与朱德会合后，确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政权的决心，因为鉴于过去军队没有一个根据地，流寇似的东闯西窜，得不到一个休养的机会，军队感觉十分疲劳，而甚难解决的，就是伤兵的安置问题，要找一个军事根据地，必须用力量去建立一个割据区域，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于是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为朱毛当时唯一的工作和企图，于是伟大的奋斗和激烈的斗争，一幕一幕地开展起来了。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才正式决定的。在这之前，毛泽东曾多次向中央和湖南省委写报告，提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未得到认可和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好做有关的准备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说：

　　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不得不同两种倾向作斗争：第一种是要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认为是冒险主义；第二种是要向南撤退到广东境内，这我们认为是“退却逃跑主义”。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一进程。《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第55页。

 

　　毛泽东与袁文才第一次会见时王佐在场

 

　　王佐(1898～1930)，原名云辉，号南斗。江西遂川人。1924年组织绿林武装占据井冈山。他与袁文才义结“金兰”，关系极为密切。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镇后的第三天，即10月6日，与袁文才第一次会见。毛泽东与袁文才这次会见时，王佐在场吗?

　　江苏文艺出版社于1996年10月出版的《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一书，对这次会见是这样记述的：

　　毛泽东率部队来到了井冈山……袁文才、王佐决定请毛泽东上山……

　　毛泽东穿着一件破旧的灰布中山服，脖子上也系着红领带。他很瘦，颧骨突出很高，皮肤黝黑，眼睛里布满血丝，却很有精神。头发很长，向两边分开。脚因走路磨破了，很不得劲。他气宇轩昂，走在最前边，首先同迎候他的袁文才、王佐等握手，又转过身来把上山的战友逐一介绍给袁文才、王佐他们。袁文才、王佐也把山上的同志一一向毛泽东作了介绍。云汀、张素兰著：《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83～84页。

　　而中国人事出版社于1993年1月出版的《喋血井冈山——毛泽东的崛起》一书的记载则不同。此书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第一次会见的情况是这样记述的：

　　袁文才先到林家。他今日着意打扮了一番，穿着长衫，外套黑缎马褂，俨然一副绅士模样。李筱甫、周桂春、陈慕平、邱凌岳等众头领也换了干净衣衫，显得精神抖擞，齐集在林家祠门口石桥上迎候毛泽东。

　　……

　　毛泽东来了。

　　毛泽东一行在林家路口下了马，把马交给了勤务员龙开富看管。随即，由龙超清领头，朝林家走来，袁文才等急忙上前迎接。陈慕平向袁文才介绍了毛泽东，龙超清向毛泽东介绍了袁文才。余伯流、陈钢著：《喋血井冈山——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33～34页。

　　从上述两部著作的记载来看，《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一书，其记载毛泽东与袁文才第一次会见时，王佐同时被会见。而《喋血井冈山——毛泽东的崛起》一书的记载，则说毛泽东与袁文才第一次会见时，王佐不在场。这两种说法，哪一种说法是准确的呢?

　　1982年9月22日至30日，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在成都召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史学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80人，是建国以来全国党史界研究、讨论红军革命根据地历史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盛会。这次会议，就革命根据地历史中一些问题专门进行了研讨，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了有重要价值的论文。裘之倬撰写的《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客籍矛盾问题》一文，受到高度评价。其中写道：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土客籍的矛盾，更好地建立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果断地做出了对袁、王部队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正确决定，乃在10月6日亲自赴宁冈东源大仓村林凤和家里，单独会晤袁文才，表明来意，赠送枪支。裘之倬：《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客籍矛盾问题》。载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5～96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上)，对毛泽东会见袁文才的情况，有同样的记载：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那是10月6日。袁文才原来还有些害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20多人，20多条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100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600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这是一个有60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61～162页。

　　那么，袁文才何时说服王佐与毛泽东会见的呢?对此，解放军出版社于1987年7月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第5集)写道：10月下旬，袁文才写信给王佐，说服王佐与工农革命军合作，告知工农革命军要上井冈山的消息。王佐得信甚是欢喜。他喜的是能见到毛委员这位大能人和共产党这个大帮手。为迎接工农革命军上山，王佐四下奔走，准备粮秣。但不免也有些担心，怕工农革命军吞掉自己苦心经营的这支武装。10月24日，工农革命军抵达大井村，王佐杀猪宰鸡予以款待。王佐同毛泽东见面交谈后，打消了自己的担心，他相信毛泽东，相信工农革命军。毛泽东为团结王佐部队，当即面赠70支枪给王佐。王佐为感激毛泽东赠枪之情，当面表示送500担谷子给工农革命军作为回礼。《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解放军将领传》(第5集)，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8～9页。

　　上述著作的记载说明，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10月6日，毛泽东在宁冈仓村第一次会见袁文才。这次会见，王佐不在场。10月下旬。袁文才写信说服王佐与工农革命军合作。10月24日，毛泽东到大井与王佐见面交谈，使王佐打消思想顾虑转变对工农革命军的态度。

 

　　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会面在何时何地(1)

 

　　毛泽东与朱德率领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是中国革命的新起点。35岁的毛泽东与41岁的朱德的第一次见面，是历史性的会面。

　　那么，他们第一次见面握手是在何时何地呢?对此，至今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见面握手是1928年4月在湖南酃县十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年谱》，就是这样记载的。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63页。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1928年4月18日在江西宁冈县砻市的龙江书院。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一书，就持此说。具体是这样记载的：

　　4月18日，毛泽东率队抵达宁冈县砻市。在此之前，朱德、陈毅部队已先期进驻砻市的龙江书院。毛泽东一到砻市，得知朱德、陈毅住在龙江书院，便不顾一路征尘，立即带领干部向龙江书院走去。朱德听说毛泽东来了，也赶忙与陈毅、王尔琢出门迎接。快走进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迎了上去，两双巨人的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秦焰著：《毛泽东的戎马生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6～37页。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1928年4月20日前后在湖南酃县。此说可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的记载。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38页。

　　第四种说法，认为是1928年4月23日在湖南酃县沔渡。请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5月出版的《霹雳星火——湘赣边秋收暴动及进军井冈山纪实》一书的记述：

　　4月23日上午，朱德和他的部队开进了沔渡。

　　……

　　当晚，毛泽东也赶到了沔渡。人们要他在砻市迎接朱德、陈毅所部。毛泽东说：“我与朱德本来相见恨晚，这会儿岂能耽搁。”

　　毛泽东的出现，使朱德喜出望外。

　　朱德——毛泽东，两位改变中国命运的巨人在这里握手。邱恒聪、吴振录著：《霹雳星火——湘赣边秋收暴动及进军井冈山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25～326页。

　　1991年10月8日，江西省永新县举办湘赣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纪念活动，萧克将军应邀参加。其间，萧克提出欲到湖南酃县(1994年4月更名为炎陵县)拜谒炎帝陵。酃县县委得知这个消息，便立即做了安排前去迎接。10月11日，萧克到酃县沔渡镇后，说：

　　毛泽东在酃县击溃尾追朱德部队的湘敌张敬兮团，回到宁冈砻市。他一听到朱德部队到达沔渡的消息，马上率工农革命军赶到酃县沔渡，与朱德部队胜利会师，并迎接我们大部队上了井冈山。王锡堂：《萧克将军重访炎陵县》，《炎黄春秋》1999年第9期，第63页。

　　1999年《炎黄春秋》第9期刊登的《萧克将军重访炎陵县》一文，其中写道：

　　萧克将军这一路对于往事的回忆，有一点特别引起中共酃县县委领导同志的重视，县委党史办公室经过广征博采，证实毛泽东、朱德第一次会面是在酃县，于是在1993年8月，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同意在酃县兴建“毛泽东、朱德第一次会面纪念碑”。翌年，萧克将军应酃县县委请求，欣然挥笔为纪念碑题写了碑名。王锡堂：《萧克将军重访炎陵县》，《炎黄春秋》1999年第9期，第64页。

　　然而，查阅萧克将军以前撰写的《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一文，则是另外一种说法：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萧克：《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怀念毛主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版，第135页。

　　第五种说法，认为是1928年4月24日在江西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此说可见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5月出版的《毛泽东生平实录》一书的记述：

　　1928年4月24日，天气特别晴朗，巍峨的井冈山也显得特别清新。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领的两支革命武装，在砻市会师了。

　　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会见的地点是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同志先到了龙江书院，当毛泽东同志到来时，朱德和陈毅同志赶忙出门来迎接。朱德同志抢前几步，毛泽东同志早早把手伸了出来，两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使劲地摇着，那么亲切。竞鸿等编著：《毛泽东生平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425～426页。

　　第六种说法，认为是1928年4月下旬在酃县十都。湖南出版社于1991年7月出版的《湖南人民革命史》一书就是这样记载的：

　　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第一团从资兴龙溪洞出发，到达酃县十都。朱德闻讯，立即从沔渡赶到十都与毛泽东会见，这是两位革命领导人第一次会面。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湖南人民革命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274页。

　　第七种说法，认为是1928年4月28日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这种说法，可见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的记载：

　　1928年4月28日，朱、毛两部在井冈山会师，毛和朱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第一次见面，两人高兴地紧紧握手，祝贺胜利会师。路海江等编著：《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2页。

　　第八种说法，认为是1928年4月底在酃县十都圩。此说可见1988年《党史月刊》第1期刊登的曲鸣文的文章。其中写道：

　　朱、毛部队的会师有一个过程，先是朱、毛两部的部分队伍在湖南资兴县城郊和龙溪洞会合，全部会合则在湖南酃县的沔渡圩。朱、毛第一次会面的地点则在酃县十都圩。而宁冈砻市只是后来(5月4日)召开会师大会，宣布建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地点。朱、毛第一次会面的时间也不是1928年5月1日，而是4月底。最能证实此说的是朱德在延安整风时写的《自传》。《自传》中写道：“……然后队伍又是退到酃县同毛泽东同志两面会合了。他们是正由南面桂东、汝城退下来，这时是我们两人第一次会面。”

　　第九种说法，认为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见面握手是1928年5月1日在宁冈砻市。这种说法，可见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的足迹》一书的记载。曾维东等著：《毛泽东的足迹》，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第128页。

　　上述9种说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弄清毛泽东、朱德会面之前的行踪，查阅毛泽东的自述和知情者的述说，便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据《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写的《毛泽东军事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11月出版的《湘南起义史稿》等著作的记载，1928年3月上旬，正当湘南起义处于高潮时，湘南特委即派军事部长周鲁上井冈山，命令毛泽东率部进湘南攻打汝城，然后与湖南其他5县(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连成一片，建立湘南政权。

　　周鲁预料毛泽东不会轻易放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率部去湘南，所以他一上井冈山，便指责毛泽东，并撤销其前委书记职务，将前委改为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为师长。随后令毛泽东率部进湘南。特委的这一错误决定，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毛泽东等的反对，但在周鲁的强令执行下，毛泽东只好留下一部分武装坚守井冈山，自己带领第一团、第二团向湘南进发。

　　3月12日，毛泽东率领部队由江西宁冈出发，途经湖南酃县的下关、沔渡，打垮了当地挨户团。14日到达酃县城郊，当日消灭了驻酃县敌军一个营，攻克酃县县城。18日，到达酃县中村，即停止前进。

　　时过一个星期左右，毛泽东得知湘南起义部队向东转移的消息，立即兵分两路前往湘南接应。一路以第二团为右翼，由何长工、袁文才率领，经龙溪、滁口、旧市，向湖南资兴、郴州方向前进，相机阻止尾追湘南起义部队之敌；一路以第一团为左翼，由毛泽东亲自率领，向湖南桂东、汝城方向进军，阻击由粤北前来追击之敌，掩护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同时派毛泽覃带领特务连赴耒阳与朱德联系。

　　3月28日，毛泽东率第一团抵达湖南桂东县四都。29日，击垮桂东县挨户团。30日率部到达桂东沙田圩，在此停留7天后经寒岭界南下汝城。

　　4月7日，毛泽东率部由汝城田庄圩出发，然后经水口、径口，进入土桥，驻黄家村。8日，攻占汝城县城。9日，继续与敌激战，随即撤出战斗返回田庄圩。10日，由田庄圩入南洞，然后进入湖南资兴县龙溪洞。11日，在龙溪洞与萧克率领的宜章独立营会合。17日，率部在湖南酃县吕公坳、水口击溃当地挨户团。18日，在酃县城西接龙桥一带击溃尾追朱、陈部队之敌张敬兮团。19日，率部进入酃县县城。20日，率一团在酃县县城附近的接龙桥与敌人吴尚第八军的一个团和茶陵的挨户团进行激烈战斗，把敌人打得狼狈逃往茶陵。毛泽东率一团乘胜追击由酃县到茶陵。4月24日，毛泽东派人指示何长工，让他率二团先去宁冈砻市做两军会师准备工作。毛泽东于28日回到砻市。

　　对与朱德会师的情况，毛泽东于1971年8月27日南巡到湖南长沙在同华国锋和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谈话时曾说：

　　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见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06页。

　　再说朱德，在南昌起义后，于1928年1月又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湘南暴动。3月29日，在湘、粤敌人重点夹击下，被迫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30日，由湖南耒阳县鳌山庙向安仁县华王庙进发。31日，离开华王庙，兵分两路攻打安仁县城。4月1日，进驻安仁县城。4月5日，率部队由安仁县城出发，经罗山苏古骑、狐狸冲、神州河、樟桥，进入茶陵湖口圩，到达酃县沔渡。4月8日，陈毅率领郴县县委机关干部和湘南特委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宜章农军和农七师第三团，共4000人左右，经鲤鱼江、木银桥，到达资兴县城，然后向东进发。由于队伍非常庞大，其中既有白发的老翁，又有小脚的老妪和许多拖儿带女的妇女，所以行军速度很慢，有时一天只能前进二三十里。加上还要同追击的敌人战斗。因此，直到4月22日才到达酃县沔渡，与朱德会合。

　　而毛泽东在4月5日至11日，率领部队先后在桂东、汝城、资兴、宜章等地，20日便离开酃县到茶陵。在此期间，朱德虽然也曾到茶陵，但未到茶陵县城，是从茶陵湖口圩到酃县沔渡的。

　　时至4月24日，何长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二团先回宁冈砻市做两军会师工作。26日，朱德和陈毅带领直属部队到达砻市，住在位于砻市镇西北1公里处的五虎岭南麓龙江河畔的龙江书院。

　　龙江书院，建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国名胜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569页。；另一说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维东等著：《毛泽东的足迹》，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8页……砖木结构，倚山而建。全院共9个厅，18座天井，并建有文星阁、明道堂等，占地2000平方米，为宁冈县(今龙冈县)古建筑之一，是湘赣边界江西宁冈和湖南酃县、茶陵三县的最高学府。其中的文星阁，是三层楼房，在龙江书院内是中心楼。

　　4月28日，毛泽东率一团从湖南茶陵回到砻市，住在刘德胜药店。他得知朱德、陈毅住在龙江书院，放下行李便在何长工等的陪同下去会见。

　　对上述情况，何长工是知情者和见证人。1928年4月，何长工是毛泽东与朱德会见的联络人之一。他回忆说：

　　回到砻市两天，朱德和陈毅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分住在砻市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第一团回来了，朱德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1928年4月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野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我们跟在毛泽东的身后，注视着他那高大稳健的身影……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

　　毛泽东和朱德会见地点是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先到了龙江书院，当毛泽东到来时，朱德赶忙偕同陈毅等到门外来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左边是陈毅。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何长工：《伟大的会师》，《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67～71页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区队长，他也是毛泽东与朱德会师的见证人。1989年，他在《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一文中，从见证人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部队经过“三湾改编”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但他一直关心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当时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均告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难思良将”，上山不久，毛泽东就委派何长工去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寻找朱德，相机也同附近地区的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何长工和我当初同是卢德铭警卫团的战士，我们俩又是同班战友，他当我的班长。参加秋收起义后又一起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何长工接受任务后，曾先后两次下山联系，三次见到朱德和陈毅等……

　　何长工虽有两次下山，三次会见朱德、陈毅的情况，但都不能称作会师。第一，何长工是作为毛泽东派遣的联络员，任务很明确，去寻找朱德、陈毅及其部队的。我从未听何长工说过他是会师的代表，而且还有这么几次会师。既然历史如此，后人就无需再委加其任了。第二，如果把同朱德、陈毅等的会见和其部队的偶然相遇都说成是会师，那么，这种会师就不下五六次了。因何长工第二次下山，还带部队于资兴一带见到了朱德所部第七师。毛泽东率一团在资兴的龙溪涧与萧克独立营相会，随即分手。倘若把时间往前推，即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南去八面山时，经遂川大汾突遭敌民团袭击，其中三营由营长伍中豪率领继续南下，不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后收容下来的部队会合，并得到部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充。不久，一团团部和一营占领茶陵县城后，于10月中旬又返回茶陵的途中再次同他们相遇。像这样见面即会师，会师即见面，是否把会师这一严肃而重大的军事行动理解得太简单，太轻率了。以此类推，那这会师也就太多了。第三，第二次下山是由毛泽东、何长工分别率部去迎接并掩护朱德、陈毅及其部队上山的，故当何长工与陈毅在彭公庙偶然相遇后，毛泽东就派人指示他速返井冈山，以提前做会师的准备工作。如果毛泽东说：何长工，你那儿会师完了，赶快回来再准备会师，这岂不成了笑话。因为会师的目标地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井冈山，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所谓沔渡会师，也是查无实据。当时的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虽也见过朱德、毛泽东，但他从未得到过朱、毛在酃县沔渡会师的打算和消息。如果朱德和毛泽东拟在沔渡会师，当朱德率部先抵沔渡并从何长工那里知道毛泽东率部正在其身后掩护他们的时候，我相信，朱德绝不会不等毛泽东而匆忙离开沔渡，因为那样做，对与毛泽东会面渴望已久的朱德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

　　何长工4月24日返回井冈山，大约两天后，朱德率直属部队上了山；大约又晚两三天，毛泽东率一团、朱德所部主力部队也都分别赶到井冈山来了。因此，朱德、毛泽东及其所率部队正式会师的时间应该是4月28日左右，或者说就是1928年4月底的一天。

　　我清楚地记得，这天天气很好，砻市披上了春日的盛装。翠绿的井冈山碧清如洗，充满生机，显得格外巍峨壮观；稻田葱绿滴翠，在春风吹拂中散发出诱人的清香；暖暖的太阳高悬苍穹，照得溪水粼粼闪光，照得林中的鸟儿亮声歌唱。干部战士们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欢声笑语，喜泪涌流，宁静的山中平原显得十分地热闹。就在这宁冈砻市，朱德和毛泽东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支革命队伍历经艰难波折，终于会师了!陈士榘：《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何长工和陈士榘都是知情的见证人，他们的回忆，都说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会面握手的时间是1928年4月28日，其地点是江西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

　　然而，长期来，许多著作记载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会面握手是在湖南酃县沔渡。对这种说法，张平化和周里均表示不同意此说。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是湖南酃县石洲乡人，在1927年11月至1929年冬，曾先后任中共酃县第二区(东区)区委书记、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中共酃县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兼酃县赤卫大队党代表，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见过毛泽东和朱德。笔者采访他时，当提出毛泽东于1928年4月是否在沔渡与朱德会见时，他肯定地说：“没有!”他还说，“1928年4月，毛泽东如若在酃县沔渡会见朱德，我不可能不知道。因为那时我正在中共酃县县委任职。”

　　原湖南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周里，是酃县策源乡人，在1928年2月至1929年初，先后任中共酃县特别区委委员、中共酃县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曾组织领导3000多农民举行酃县“三月暴动”。笔者采访他时，他对毛泽东与朱德在沔渡会见之说，同样持否定态度。他说：“毛泽东和朱德到酃县的时间以及重要活动，我们县委的领导都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在沔渡会见，我们肯定知道。所谓毛泽东与朱德在沔渡会见之说，纯属误传，显然是把某些部队的相遇误传为毛泽东与朱德的会见了。”

 

　　游击战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吗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初期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这个“十六字诀”，是谁最先提出来的?档案出版社于1988年3月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辞典》对此是这样记载的：

　　中国工农红军创立初期，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为适应当时的形势，1928年5月毛泽东总结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初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开始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马洪武等主编：《中国革命史辞典》，档案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78页。

　　1992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记载：“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为中共红四军前委起草的给中央的信中提出来的。王进等主编：《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752页。

　　另一种说法认为，“十六字诀”是朱德首先总结概括的。冯建辉撰写的《我国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产生的历史资料与分析》一文，就是这样记述的。

　　其实，“十六字诀”最早不是毛泽东、也不是朱德首先总结概括的，而是由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的张世熙首先提出来的。

　　张世熙(1894～1929)，江西万安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6月任中共江西万安县委书记，11月参与领导万安农民暴动成功，建立了县工农政权，影响甚大。1928年6月，他作为江西党代表之一，出席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同年7月12日，应邀到列宁格勒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据1986年《军史资料》第4期记载，张世熙在共产国际列宁格勒大会上作了题为《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长篇报告，其中提到万安暴动后，“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见《关于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提出》，1986年《军史资料》第4期。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红四军前委起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其中写道：

　　我们3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56页。

　　从毛泽东论述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与张世熙总结概括的“十六字诀”来看，在文字的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含义是基本相同的。然而从其提出的时间来说，张世熙提出“十六字诀”比毛泽东早10个月，因此，应被视为是最先提出“十六字诀”的人。

　　“十六字诀”，虽然是张世熙首先提出来的，但毛泽东、朱德等对总结概括和完善“十六字诀”，无疑都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显然，“十六字诀”的提出和形成，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和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红军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

 

　　“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是谁伪造的(1)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并进长追”的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一次“围剿”。

　　大敌当前，正当中央红军积极备战，忙于迎敌反击的时候，在彭德怀的三军团指挥部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

　　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的《彭德怀与毛泽东》一书记载：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急忙给彭德怀送来一封密信。彭德怀一看那特殊的毛笔字，便知是毛泽东写的。但此信不是写给彭德怀的，而是写给古柏的。全文如下：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即段良弼、李白芳、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即曾山、李韶九、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

　　毛 泽 东

　　10/12

　　陂下支部抄见戴向青、罗惠兰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22～123页。

　　信中所说的“CP”，即共产党的英文开头字母。“朱、彭、黄、滕”，即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

　　“AB团”，乃是“Anti-Bolshevik”的缩写，直译就是“反对布尔什维克”！“AB团”是一个反共的秘密组织，1927年1月在南昌成立，是国民党右派组织的。最初，因“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故取名“AB团”。

　　从上述情况来看，周高潮给彭德怀送来的这封“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显然其内容非同一般。

　　除此，因为古柏当时不是一般的人物，所以这封信具有特殊意义，令人大为震惊。那么，古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解放军出版社于1987年7月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第5集)记载：古柏，1906年出生在江西寻乌县塘背村。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任中共寻乌支部委员。1928年3月25日领导寻邬农民起义，任县直属总队总指挥。1929年，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纵队，任政治委员，10月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军事委员会主任。1930年5月，毛泽东到寻邬作调查时，发现古柏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于是便调他担任中共第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古柏年仅24岁。

　　除了那封毛泽东密信外，还附送一份上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此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党内大难到了!!!彭德怀叛变投敌!!!”

　　彭德怀看了上述这封信和传单，感到问题非常严重，于是，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

　　“在外面。”周高潮回答。

　　“是一个什么人呢?”彭德怀又问。

　　“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

　　“请他进来。”

　　周高潮立即出门去叫那个人。时过半小时，周高潮向彭德怀报告：“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

　　彭德怀心想：这封信是绝密的，不派重要人来进行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农民送来，即不要回信，也不要收条，这才怪咧!肯定有问题。

　　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毛泽东致古柏这封信，的确是伪造的。那么，是谁伪造的?伪造的这封信，为什么是毛泽东的“亲笔”呢?

　　对这个问题，有的报刊发表文章进行了解释。1990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郭军丽撰写的《党史文献学刍议》一文。该文认为，“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是一封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挑拨革命阵营内部团结，借毛泽东迫害彭德怀等人的伪造信。

　　其实，事实的真相不是这样的。对此，《彭德怀自述》写道：

　　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6页。

　　丛永中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写这封假信呢?说来话长。

　　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6月出版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一书记载，北代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派他的亲信段锡朋、郑异为“中央特派员”，负责国民党江西党务。后来又加派洪轨到南昌。于是，他们3人在南昌秘密成立了以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目的的“AB团”。

　　“AB团”在江西为害3个多月，中共江西区委便于1927年4月2日采取行动，派兵包围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AB团”骨干分子30多人。段锡朋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从此，“AB团”便销声匿迹。

　　然而，在1930年3至5月间，在江西莲花、安福、兴国等地区，发现了所谓“改组派AB团”和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10月，红军攻下吉安时，发现几年前的“AB团”旗帜、印章，便引起中共赣西南特委的高度重视。不仅发出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的紧急通告，而且捉拿被怀疑的对象大搞逼供信。就这样，一大批人乱供，造成“AB团”满天飞的混乱局面。

　　中共赣西特委将此情况进行综合写成报告送毛泽东。毛泽东信以为真，便把情况上报中共中央。

　　1930年12月7日，总前委派李韶九做特派员，到吉安去肃查。他于12月7日到达，至12月10日晚，短短4天时间，便在中共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赣西特委3个机关中，逮捕了120名“AB团”嫌疑犯，而且把其中50多人处决。

　　接着，又把手伸向驻扎在吉安富田的红二十军，逮捕了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面对这种情况，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于12月12日召集一营的干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抓起来了，以后还要抓我们!”于是，激起一营干部的愤怒。会议结束后，一营紧急出动，去抓李韶九。李韶九逃跑了。刘敌释放了谢汉昌等一大批被抓的所谓“AB团分子”。这一事变震惊了苏区，史称“富田事变”。

　　谢汉昌和江西省行委的段良弼等被释放后，认为李韶九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来的，于是，一方面带领红二十军过赣江，到永新、永阳一带，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另一方面想办法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中制造矛盾。为了造成分裂，便采取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

　　伪造毛泽东的信件，必须寻找一个善于摹仿毛泽东字体的人。而在参与“富田事变”的人员中，有一个名叫丛允中的人。他原名丛永琮，江苏省如皋县潮桥人，学生出身。1925年，23岁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党派他到上海、开封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为了躲避敌人追捕到赣南，因为没有逃脱被捕入狱，关押几个月后被释放。出狱后，分配在江西信丰区委工作。1929年任赣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30年任赣西南特委委员和赣南西河行委书记。1930年12月，在发生“富田事变”前，他也成为“AB团”的嫌疑分子被李韶九关押，后被红二十军哗变的士兵救出，参与领导了“富田事变”，当时年仅28岁。此人有个业余爱好，就是平日喜欢摹仿“毛体”。他通过长时间刻苦练习，摹仿“毛体”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谢汉昌等决定采用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丛允中便被派上了特殊的用场。上述那封“毛泽东致古柏的信”，就是他根据谢汉昌等的授意写的。

　　丛允中写的“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朱德和黄公略也收到一份。所幸，彭德怀、朱德和黄公略都识破了这一阴谋，没有上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时，特别提到这件事。毛泽东说：

　　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毛主席与彭德怀同志的谈话》(1965年9月23日)。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9页。

 

　　“长征”的称谓是何时提出的(1)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前后历时两年。那么，“长征”的称谓是何时提出的?

　　对此，许多著作记述说，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从起始之日，便被称为“红军长征”。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曾谈到红军长征的起始问题。他说：

　　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对红军长征的准备工作，李维汉回忆说：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局长，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李维汉：《回忆长征》，载《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另外，据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9月出版的《红军长征简史》记载，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有两次战略性的先遣行动，这就是红七军团的北上抗日和红六军团的西征，然后才是长征的开始。

　　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该军团是1933年7月由原赣东北红十军、闽北独立师和闽赣军区部队合编的，萧劲光任军团长兼政委(后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下辖的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分别由周建屏、粟裕、黄理贵任师长。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苏区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将红七军团改编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围剿”，以便实行战略转移。

　　然而，由于红军战略大转移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正如秦邦宪于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所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03页。张闻天也曾说：“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78页。并且片面强调“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106页。因此，决定红军战略大转移，“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8页。所以，红七军团对于北上的真正战略意图并不清楚。对此粟裕回忆说：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在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1卷，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而红军六军团，是中共浙赣省委于1933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湘鄂赣红十六军、湘赣红八军、湘鄂赣红十八军合编组成的。三个军依次编为第十六、十七、十八师，分别由高永生、萧克、严图阁任师长，温锦惠、蔡会文、徐洪任政委。最初未成立军团领导机关，由红十七师师长萧克统一指挥。1934年8月，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关“军政委员会”，由任弼时任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

　　1934年7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后，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江西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地区的牛田和碧江洲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艰险。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7月23日给红六军团和湘赣苏区下达训令：“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这是习惯称呼。因为1931年3月，原红二军团已改为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第326～327页。

　　但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训令时，并没有明确红六军团是作为前导，为中央红军探索转移路线的，只是命令红六军团突破敌人的围困西征，去湘西与红三军团(即原红二军团)会合，并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军委总部。对此，李达是这样回忆的：

　　我作为参谋长，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每晚均向总部报告。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我们并不知道，只是估计可能在湘西凤凰和川、贵交界处活动，就大致朝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我们每经过一地，此地过些日子必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非常准确。我很奇怪，为什么不炸我们，偏偏要炸我们路过的地方呢?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份湖南报纸，才解开了这个谜。那张报纸的头版上用特大号字印着一个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再看内容，这才知道，总部的机关正是按照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敌人又破译了我们的电报，侦察到了总部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定期地沿着我们的宿营地点进行轰炸。这说明敌人是多么的狡猾，稍一不慎，就可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同时，我们也才知道，六军团在受命于寻找红二军团并与之会师的同时，实际上还担任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的先遣队”。李达：《寻找贺龙同志——忆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前后》，《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1卷，第73～74页。

　　上述情况说明，红七军团的北上抗日和红六军团的西征，虽然都是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大转移，并且实际上承担了先遣队的任务，但因为不知道中央的真正战略意图，所以，均被称为“突围转移”或“突围西征”。

　　1934年9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决定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9月13日发布了《改组各级军事部的命令》。

　　9月29日，《红色中华》第239期发表了由张闻天署名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这篇文章所论述的内容，实际是当时红一方面军要突围西征，准备离开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军事与政治命令》。

　　10月9日，中央发布《野战军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等工作的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

　　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称之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

　　12月12日，中央领导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问题时，做出了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的决策。

　　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到黎平后的进军方向，到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问题。19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左右纵队继续西进。

　　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做了改变，决定继续北上。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挥红军胜利地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渡过了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渡江北上的战略决定。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22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41页。据考查，这是最早使用“长征”这个提法。此后，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才有“长征”的提法。

　　1935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西北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其中写道：“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

　　9月12日，中共中央为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中这样写道：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

　　在此决定中，使用了红军“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的提法。

　　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其中这样说：

　　经过两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是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9月27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达甘肃定西地区通渭县榜罗镇。第二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又提及“长征”这个词。他说：

　　我们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在固原、平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

　　毛泽东这样先后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和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到“长征”这个词，因而“长征”的称谓，便在红军中广泛使用起来。

　　10月，过了岷山，红军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镇)。在中央红军即将与陕北红军会合之际，10月29日，陕甘支队发表了《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其中写道：

　　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11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226页。

　　10月30日，中央红军所有非战斗单位前往陕北苏区中心瓦窑堡，战斗部队则向延安地区甘泉县前进。11月5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召开了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时，对红军长征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说：

　　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符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

　　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8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据杨成武：《忆长征》，第254～256页；《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86～287页。

　　12月13日，毛泽东率军到达瓦窑堡。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再次论述长征。他说：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2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9～150页。

　　12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其三大主力何时胜利会师

　　红军在长征中，先后有五次会师。第一次是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第二次是9月15日红军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第三次是10月底红一、三军团在陕西甘泉地区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第四次是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甘孜胜利会师；第五次是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

　　红军三大主力是何时在会宁胜利大会师结束长征的?对此，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于“10月上旬，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胡依马编：《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409页。第二种说法是10月19日，战士出版社于1983年8月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就是这样记述的。《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13页。第三种说法是10月20日〔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四种说法为10月22日力平等著：《红军长征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68页……这几种说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

　　1935年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五个纵队，先后由甘肃的岷县、漳县等地出发，向通渭、庄浪、会宁前进。

　　10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征军，即第一师，攻占了会宁城，迎接四方面军。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会宁的青江锋、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

　　10月9日，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城。

　　10月10日，朱德、张国焘等抵会宁，受到红一师师长陈赓及部队的欢迎。

　　10日这一天，红二方面军渡过渭水。毛泽东、周恩来电告他们，要迅速通过通渭以便在通渭与会宁界石铺之间休息，做好经界石铺再往北进的准备。这说明，红二方面军在这天尚未到达会宁城。

　　而徐向前、陈昌浩在这天致电毛泽东，却说：“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已胜利地实现了。”蒋建农、郑广谨著：《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51页。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记载，中革军委收到徐向前等的报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0月10日联名向全体指战员发出贺电，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的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表示了对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的敬意和欢跃的贺忱”。《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然而，严格地讲，三个方面军在10月10日是没有“大会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红二方面军渡过渭水到达通渭，途经界石铺，就到会宁城了。从通渭到会宁，其距离是很近的。除此，红四方面军已于9日攻战界石铺。红二方面军如若从通渭抵达会宁，已无敌人堵截，可很快顺利到达，所以便说已“大会合”。

　　其实，红二方面军于11日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快到会宁城的时候，中央和军委让他们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威胁胡宗南部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的防御任务。直到10月19日，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其总指挥部(由红军第二军团兼任)，才进抵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和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实现了大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对此贺龙撰写的《回忆红二方面军》一文，作了详细记述。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上述《红军长征简史》一书记载，红军长征三大主力部队是在10月22日大会师的，此说是不准确的。据红旗出版社于1997年1月出版的《长征途中的毛泽东》一书记载，10月21日，军委和总政治部向三个方面军领导发出的电报称：“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为着政治上动员全军执行新的伟大任务，为着使全军完成团结于共产国际、党中央与军委的路线之下，为着使全军从政治上、军事上提高一步，中央与军委决定从11月1日起至7日止以十月革命节为中心进行7天教育，计划全军同时于11月7日举行庆祝会合誓师抗日与庆祝苏联胜利大会，依照情况举行大的或小的集会，宣读中央致各军贺电，全苏区也同时举行大会。”红军长征三大主力，如若是22日大会师的，军委和总政治部于21日发出的电报，不可能提前一天称“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途经十一个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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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回忆录》记载，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对部队讲话时说：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367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见《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6～287页。

　　红军长征途经11个省，过去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以及许多专家、学者都是这样说的。国内外出版的许多著作，也都是这样记载的。

　　然而，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写的《毛泽东军事年谱》记

载，1936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曾经致电红四方面和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告诉他们：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正在迅速发展，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已取得初步成就，“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30页。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奉党中央命令，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辖第二、第六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改编而成的红三十二军，计13000余人。

　　据红六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的《长征日记》以及关向应、王恩茂等同志的日记及红二方面军文件整理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日记》记载：1936年7月6日，红二方面军从四川甘孜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北上向阿坝挺进。

　　从甘孜出发时，原预计10天到阿坝，但没有想到，从甘孜到阿坝，要经过漫长的、没有道路、渺无人烟、空气稀薄、气候无常的水草地。除此，途中得不到给养补充。部队到达四川与青海交界处的西倾寺时，完全断了粮，干部战士只能以野菜、草根充饥。于是，便决定改变行军计划，北入青海，边筹粮，边前进。

　　就这样，从7月9日起，红二方面军分两个梯队，先后从四川色达县自强沟进入青海省班玛县任玉地区，北进百余里至尕昂沟和塔加里折东向阿坝前进，部分部队渡过多柯河直抵青海省久治县白玉寺附近。

　　红二方面军在青海省班玛、久治两县境内活动一个月左右，在这期间曾与马步芳部敌军喇平福团发生数次小规模战斗。直到8月上旬，红二方面军两个梯队才先后离开青海省境，会合于四川的阿坝。

　　青海省的班玛、久治两县，现都属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管辖。1984年，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向青海省党史工作者下达关于红军长征经过青海果洛的专题研究任务。原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现称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党史工作者，根据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要求，不仅走访曾在红二方面军工作、战斗过的一些老同志，请他们回忆当年途经青海的情景，而且多次到班玛、久治县采访。他们在班琶县亚尔塘乡，看到子木达沟南侧的石崖上当年红军书写的“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的巨幅标语，至今仍字迹清晰。在班前、亚尔塘乡的吉艾山和扎洛山上，看到至今仍有红军当年修筑的临时哨所和简易工事的遗迹。在久治县，红军当年走过的山沟、小桥，被当地藏民称为“红军沟”、“红军桥”，至今仍然沿用。

　　由此可见，红军长征曾途经青海。举世闻名的三大主力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跨越的区域，加上青海省，便是12个省区，而不是11个。

 

　　军委总政治部组建时毛泽东任何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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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了加强我军的政治工作，组建了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曾在该部兼任何职?

　　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记载：“10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建立，任弼时为主任，毛泽东兼任副主任。”邢崇智等主编：《毛泽东研究事典》(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69页。

　　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军事年谱》记载：“10月10日……军委总政治部已建立，任弼时为主任，毛泽东兼代理副主任，即日开始办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08页。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建后，毛泽东在该部兼任副主任还是兼代理副主任?经查证，这两种说法都是有误的。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4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已成立，即日开始办公，任弼时为主任(毛泽东代理)，谭政为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9页。

　　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正确的说法应当是：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建后，毛泽东兼代理主任。

　　151945年12月，毛泽东致东北局工作的指示后，才将其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吗

　　1991年5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导读》一书，在引述毛泽东1945年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时说，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这个重要决策，后来被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这样讲，是值得商榷的。

　　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10月出版的《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记载，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方针的提出，从当时给东北局发出的文电来看，有一个过程。最早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和阐述这一方针的，是刘少奇起草的给东北局的几次电报。

　　9月28日，刘少奇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提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

　　11月20日，刘少奇根据骤变的局势连发两电，指示中共东北局：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

　　《刘少奇年谱》(上卷)记载，11月22日，刘少奇给周恩来的电文说：我们正复电彭真、林彪服从苏联红军的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1页。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是策略上的重大转变，中共东北局的同志难以转过弯来，一般干部战士更想不通。11月26日，刘少奇在锦州失陷后，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提高东北局同志的认识，又致电东北局，进一步阐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意义和原因。《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4页。

　　12月24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彭真，特别强调：“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46页。

　　而毛泽东，对东北发展策略非常关心。他带病把近月来中共中央与东北局的来往电报仔细审阅，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指示，肯定了刘少奇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思想，他写道：“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

　　上述情况说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是刘少奇首先提出来的。刘少奇提出这一策略，比毛泽东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早一个多月。基于这样的情况，说毛泽东提出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后，才将这个重要决策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是不恰当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第一版题解中所写“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句话删去，将第一版的题解改写为“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这个指示中，预见到东北斗争的艰苦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逐步积累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0页。

 

 

　　国际交往篇

 

　　赫尔利以什么身份到延安会谈的

 

　　赫尔利(1883～1963)，全名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美国共和党的反动政客。1944年11月，他曾到延安与毛泽东会谈。这次会谈，赫尔利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

　　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撰写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记载，赫尔利于1944年11月到延安，是以美国驻华大使“全权代表”的身份与毛泽东会谈的。

　　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3年7月编译出版的《历史巨人毛泽东》在其注解中则说：

　　当时，赫尔利是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而非驻华大使身份与毛会晤的。〔英〕迪克·威尔逊著：《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40页。

　　对此注解，有的专家、学者持不同的观点，理由是：赫尔利于1944年10月继高斯之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他11月7日从重庆到延安与毛泽东等会晤，怎能说他是“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而非驻华大使身份”呢?

　　此说似乎有道理，而实际上是有误的。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编写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一书记载，赫尔利于1942年任美国驻新西兰公使。1943年，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先后到过苏联、中东和印度。1944年升为少将。同年8月，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处”国共关系。9月6日抵重庆。11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辞职。有的著作记载，高斯于1944年10月辞职，有误。见《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华盛顿国务院，1949年版，第59页。11月7日，赫尔利从重庆到延安。因为高斯辞职后，赫尔利还没有任命为驻华大使，所以，他于11月8日上午在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举行第一次会谈时，首先说明：“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见1944年11月8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记录。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还记载，赫尔利接替高斯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是1944年11月30日见《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华盛顿国务院，1949年版，第59页……他任驻华大使后，因积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对。1945年11月20日辞职回国。1963年7月病死。

　　上述情况说明，1944年11月，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而不是以驻华大使的身份到延安与毛泽东会谈的。

 

　　毛泽东会见密访西柏坡的米高扬是在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地曾出现一线和平的曙光。然而，蒋介石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使国内的形势出现紧张复杂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去苏联面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斯大林，以便就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与斯大林交换意见，因而向斯大林提出访苏的要求。

　　斯大林对毛泽东提出的访苏要求，开始表示同意，后来提出种种理由一再推迟毛泽东访苏。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称：“我们依然坚持，望您暂时推迟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时刻您身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立即向您派出一名负有责任的政治局委员到贵国，或赴哈尔滨或至另外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谈判。”

　　毛泽东答复说，他决定暂时推迟访苏，同时欢迎苏联共产党派一名政治局委员来中国，地点不在哈尔滨而在西柏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面谈。

　　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当时是党中央的一件大事。那么，米高扬是何时到西柏坡密访的?

　　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9月出版的《建国秘事》一书记载：

　　1948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有误。北平是在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的。

　　同一天，斯大林派往中国的秘密特使米高扬乘坐的飞机，在河北省的石家庄机场徐徐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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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安全着陆后，米高扬和他的随行人员走下飞机，由前往迎接的翻译师哲和当时的中央警卫处副处长汪东兴陪同，乘吉普车一起于当天中午顺利到达西柏坡。梅剑编著：《建国秘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4页。

　　此记载显然有误。毛泽东随党中央机关迁驻到西柏坡，其时间是1948年5月26日。1月31日，毛泽东尚未到西柏坡，怎能让米高扬来这里密访呢?

　　199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汪东兴日记》记载：

　　1948年冬，斯大林派米高扬作特使访问中国，专程到西柏坡来见毛主席。汪东兴著：《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52页。

　　米高扬到中国密访西柏坡时，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处副处长，而且曾到石家庄机场接米高扬到西柏坡。他日记的记载，应该说是准确的。然而据查证，汪东兴日记的记载，说米高扬于1948年冬密访西柏坡也是有误的。其根据是：

　　1949年1月14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开会讨论毛泽东访苏问题时，才做出继续推迟毛泽东访苏并派米高扬来中国的决定。在未做出此决定前，米高扬不可能代表斯大林来中国。就是说，1948年冬，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米高扬是在1949年1月26日从莫斯科动身，先飞到旅顺停留，再飞到石家庄。对此情况，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米高扬1月26日从莫斯科动身，一路飞到旅顺口，再飞到石家庄。1月30日凌晨，他和两位柯瓦廖夫，一位是来华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桥梁的苏联前交通部长此说有误，应为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一位是中文翻译，一同受到朱德和任弼时的欢迎。他们随即乘坐解放军缴获的美式吉普车，赶了将近170公里的路，来到中共中央这时所在的河北阜平县有误。西柏坡在河北平山县。河北省进行地区改市前，平山县属石家庄地区，阜平属保定地区。平山县在汉代时称为“蒲吾”县，唐代改为平山县。1946年该县一分为二，分为平山、建屏两县，1958年夏合并为平山县。西柏坡曾属建屏县，但从未属阜平县。见王晓编：《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水力电力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93页。西柏坡。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7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86年12月编辑出版的《朱德年谱》有同样的记载：1949年1月30日，朱德同任弼时抵达石家庄，迎接苏共代表阿·伊·米高扬。随即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同米高扬的会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22页。

　　上述记载，说米高扬于1月30日到西柏坡密访，也是不准确的。米高扬到西柏坡时，师哲担任翻译工作，他回忆说：

　　米高扬一行于31日午后1时许抵达西柏坡。毛主席在门口迎接了他们——米高扬和随员伊万·瓦西利斯·柯瓦廖夫，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两人及其警卫员。伊万·瓦西利斯·柯瓦廖夫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在我东北帮助铁路恢复工作。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担任米高扬的翻译，我们称他为小柯瓦廖夫。他们到达西柏坡后，毛主席在会客室接见了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几位书记。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7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93年12月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于1998年2月编辑出版的《周恩来传》，有同样的记载，即说米高扬于1月31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48页；《周恩来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912页。此说无疑是正确的。

　　米高扬到西柏坡后，与毛泽东等会谈多少次?对此，《毛泽东年谱》是这样记载的：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飞抵石家庄，随即转乘汽车至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当天，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会见米高扬。其后，毛泽东与米高扬多次会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48页。

　　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来传》对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记载：

　　1月31日，斯大林派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来。他的飞机在石家庄降落，然后乘吉普车来到西柏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他会谈了三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912页。

　　这三次会谈是在何时?郑惠、林蕴辉、赵焱森主编的《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1993年1月出版的《毛泽东与斯大林》，对此都是这样记载的：

　　1月31日，米高扬和随行人员苏驻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N、汉学家柯瓦廖夫E和一名警卫人员，共4人到达西柏坡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于2月1日、2日、3日与米高扬连续会谈3次，师哲任翻译。2月4日至6日，周恩来、任弼时又同米高扬进行个别交谈，主要协商请苏联提供贷款和派专家来华帮助新中国建设问题。2月7日凌晨，米高扬在朱德、任弼时陪同下抵达石家庄，游览市容后登机回国。见郑惠、林蕴辉、赵焱森主编：《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1～32页；刘杰诚著：《毛泽东与斯大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525～531页。

 

　　毛泽东何时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使中美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进入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善两国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通过多种方式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尼克松发出邀请。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应邀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毛泽东会见了他。

　　毛泽东与尼克松是何时进行历史性会见的?广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记载：1972年2月27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王进等主编：《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245页。

　　此记载明显有误。1991年《党的文献》第3期，刊登了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撰写的《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进程》一文。此文记载：

　　尼克松来华访问的第4天，即2月25日。尼克松参观故宫；26日，与周恩来一起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到杭州；27日，到达上海，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该店第15层，基辛格住14层，罗杰斯等住13层。而毛泽东在2月27日这一天仍在北京，怎能在上海与尼克松会见握手呢?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实际上是尼克松到北京的当天安排的。会见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专机飞往北京。在途中，基辛格向乔冠华提出，到北京后尽快安排单独会见周恩来总理谈活动问题。尼克松表示，他要同毛泽东谈哲学问题。

　　这天上午11点30分，尼克松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在客人刚吃完午饭不久，毛泽东突然决定，要立即会见尼克松。

　　下午2时许，周恩来急忙亲自找基辛格说，毛主席想很快见到尼克松总统，并问何人陪同去。基辛格回答，他去，让洛德去做记录。基辛格报告尼克松后，即去中南海。

　　2时40分，毛泽东在他书房里会见尼克松。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翻译唐闻生、记录王海容；美方在场的，有基辛格和记录洛德。毛泽东这次会见尼克松，因是大病初愈，所以时间不长，到下午3时50分即结束。会见谈话时间虽短，但意义重大，因而被载入史册。外交部外交史编辑部编：《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进程》，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晚年篇

 

　　毛泽东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吗(1)

 

　　彭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因此，从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彭真。

　　然而，时到1966年5月1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看不到彭真的身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写道：

　　5月，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充斥着他的支持者。会议完成了清洗彭真和其他一些“右倾分子”的任务；任命了一个新的激进的负责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小组，其成员包括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会议花了12天的时间来说服彭真承认错误。〔英〕迪克·威尔逊著：《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38页。

　　彭真被“清洗”，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毛泽东于1966年5月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吗?不是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记载：

　　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批判的问题……

　　3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了一次话，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12日，陈伯达起草好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草稿，送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14日，毛主席对《通知》草稿做了重大的修改，加上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话……

　　4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他在22日下午的讲话中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24日，会议通过了由毛主席反复审改的《通知》修改稿……

　　4月28日、29日，毛主席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

　　根据毛主席的安排，从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同志的“问题”，并于5月16日通过了陈伯达起草、毛主席做了8次修改的《通知》(习惯上称为《五·一六通知》——作者注)。这个《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32～1234页。

　　另外，据李雪峰撰写的《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一文记载，1966年5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毛泽东仍在杭州，所以没有参加会议，而由刘少奇主持，但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以及日程安排，是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在会前，先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5月11日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二次会议，对《五·一六通知》草稿一字未改，全体举手通过。

　　《五·一六通知》的内容，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

　　2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21～322页。

　　上述情况说明，对彭真做处理进行专案审查，不是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而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

 

　　彭真因是在1966年4月被捕入狱吗(1)

 

　　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口号。会间，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当时，彭真没有认识到毛泽东这句话有很大分量。事后，彭真也未体味出这句话隐藏的含义，当然更没有想到将来会对吴晗进行大批判。

　　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长。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表示不满，因此，指示北京的报刊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下令将姚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出版。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被迫同意征订，但拒绝发行。

　　时到11月29日，《北京日报》虽然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按照彭真的意见编发的按语，特别强调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

　　按照彭真的意见，《北京日报》还有意安排刊登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以笔名“向阳生”的《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论”》，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撰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等文章，尖锐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

　　不仅如此，彭真还不同意毛泽东把吴晗同彭德怀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并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

　　上述彭真的表现，使毛泽东非常恼怒，严厉批评说：“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30年。”见《五·一六通知》附件《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5月1日，北京举办庆祝国际劳动节活动时，彭真没有公开露面，其情况怎样呢?红旗出版社于1987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一书记载：

　　批判吴晗的新浪潮迅速地波及到北京地区的整个党组织；据报道，北京市的市长彭真于1966年4月被捕入狱，但到6月初才正式宣布撤他的职。〔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93页。

　　彭真是在1966年4月被捕入狱的吗?此说是有误的。1966年，李雪峰曾参加中央的会议，并接替彭真的工作。他回忆说：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副主席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

　　……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23～324页。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8月12日下午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其中写道：

　　(一)十一中全会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的决定。

　　(二)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

　　上述情况说明，1966年5月11日，彭真还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且坐在会场的第一排。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才做出决定撤销他的职，被捕入狱怎能是4月呢?

 

　　毛泽东写了几张“大字报”(1)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他对中央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指导“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说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在8月4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前一阶段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不点名地提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他在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1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为了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写了几张这样的“大字报”?把所写的“大字报”贴在何处呢?对此，R特里尔在其《毛泽东传》中写道：

　　笔和枪是毛毕生所用的工具，加强防卫的部队则被调到北京，他就回到了首都。到家之后，他又拿起了笔。

　　他以《炮打司令部》为题写了一张大字报。他写道，据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挂在里面的门上。

　　毛的这一举动引起很大反响。大字报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现。

　　……

　　毛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它一半像诗，一半像政治宣言，其中掺杂着浪漫主义和挑战的色彩。〔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90页。

　　上述《毛泽东传》的记载，是有误的。其实际情况，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12月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是这样记载的：

　　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8月5日写的，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下书“1966年8月5日”，无标题。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作了誊清。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并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改为“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在“左”字的前后加上引号。在铅印件上，毛泽东又做了修改和添加：“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在50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加“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加“压制不同意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53页。

　　然而，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证实，1966年8月上旬，在中南海院内的确贴出了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对此，《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一书在“目录”的提示中写道：

　　8月上旬，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边，贴出了毛泽东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纸黑字，令人震惊。警卫战士们窃窃私语：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陈长江、赵桂荣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页。

　　是啊，在中南海贴出这张大字报是怎么回事?对此，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解释说：

　　忽然有一天，大概是8月上旬的某一天(大约是8月8日或是还要晚一些)上午，毛主席那里的几位工作人员在距游泳池不远的大灶食堂外边，贴出一张大字报。由于它靠近食堂、游泳池这些群众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一时间便围了许多人观看。我回中队吃完午饭回游泳池时正好路过这里，也凑上去看了一下。

　　那是在一张普通的红纸上用黑墨写的，那字迹也说不上工整，但每一个字都能使人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我看着，想着，觉得从字面上看虽然没有不认识的，但从内容上说，却很不理解。对所指的那些严重的情况一无所知，是哪些人打击革命，颠倒是非，实行了白色恐怖呢?

　　大字报接下去写道：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再往下看，文尾署名的是“毛泽东”，时间是：“1966年8月5日”。一看到这个署名，真使我吃惊不小，不由得暗暗说，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

　　……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大字报早已印发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全体同志了。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印发给出席大会的同志们的一个抄件而已。陈长江、赵桂荣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9～10页。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的这段记述证实，当年在中南海院内贴出的毛泽东的大字报，不是毛泽东亲笔所写，更不是毛泽东所贴，只不过是别人的抄件而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何时(1)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见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这一“最高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内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何时?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9月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记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在60年代初便开始了，女青年侯隽、邢燕子等人为知识青年做出了榜样。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318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60年代初吗?此说有悖于史实。

　　1998年6月13日，《长沙晚报》转载了《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的《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一文。此文的“导语”中写道：

　　如果说中国只有一个人清楚上山下乡运动始末，这个人就是顾洪章，有人这样告诉记者。1954年，他就进入当时的内务部移民局，涉足处于萌芽状态的上山下乡问题。此后，他一直在国家主管上山下乡的部门工作——不管这个部门叫什么名字，即便在“文革”期间，他的工作也未曾中断过，尽管那时候，红卫兵甚至没有放过他所在机构的档案。

　　直到1994年，他才离开解决上山下乡遗留问题的相关部门，那一年，他68岁。

　　幸运的是，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这位堪称上山下乡的“活档案”的当事人，他说这是他首次向传媒公开内情。见1998年6月13日《长沙晚报》。

　　那么，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何时?顾洪章对记者说，他于1954年就到内务部移民局从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但轰轰烈烈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是1955年。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升学深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将来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

　　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同样强调上山下乡参加劳动。

　　195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进一步倡导毕业生积极到农村参加劳动。

　　1955年4月，毛泽东批转了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推广了四川省郫县犀浦乡刘家秀、杨映、曾淑玉等高小毕业后回乡务农取得显著成绩的经验。

　　1955年8月，共青团中央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在全国开荒3868万亩的号召，发动广大青年组建青年志愿垦荒队。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抓这件事。

　　1955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郊区的杨华、李秉衡、庞淑英(女)、李连成、张生5位青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交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共青团北京市委对他们的要求热情支持，并且积极组织发动，从800余名报名者中挑选60人组成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8月30日，垦荒队由北京出发，前往黑龙江省萝北县。行前，北京市各界青年1500多人举行了盛大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发表了题为《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并把一面写有“北京市志愿垦荒队”的锦旗授给垦荒队。继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进北大荒后，又有16个省市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进边疆、荒岛、荒原。

　　1955年9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和104篇按语。王进等主编：《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99页。在选编此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到许多有关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大显身手的模范事迹材料，于是便从中选择了两篇编入书中。其中一份是《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另一篇是河南省郏县李庄《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篇经验总结，欣然提笔写道：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版，第795页。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40条”)。其中强调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7年4月8日，由刘少奇主持撰写的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积极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到1957年底，据20个省(市)的统计，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已达79万多人。

　　上述情况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始于60年代初。其实，早在1954年5月党中央就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1955年8月，在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1年到1966年间只召开过一次中央委

 

　　对毛泽东晚年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况，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2年2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写道：

　　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在1961年到1966年间只召开过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07页。

　　果真如此吗?不是的。翻阅1961年至1966年8月的《人民日报》，便可看到以下的记载：

　　1961年1月14日～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着重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贯彻《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3月14日～23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共讲了6个问题。其“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其他问题”。

　　9月24日～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

　　1963年2月11日～2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1964年5月15日～6月1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1964年12月15日～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

　　1966年8月1日～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从1961年1月至1966年8月，毛泽东就先后主持召开了这么多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怎能说只召开过一次呢?

 

　　王洪文保卫了毛泽东清除了林彪死党吗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针对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出现的新情况到南方巡视，以便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九届二中全会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克服分裂党的危险。

　　而林彪及其死党，为了抢班夺权，对毛泽东的南巡行动非常恐惧。于是，便极力寻找机会，趁毛泽东外出之际下毒手，以实现阴谋杀害毛泽东的计划。

　　在毛泽东南巡期间，王洪文对保卫毛泽东起了什么作用?1998年《家庭》杂志第12期发表的《王洪文胞弟谈家事》一文其中这样写道：

　　1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林彪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王洪文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后来，毛主席把王洪文调到了中央……吕树龙：《王洪文胞弟谈家事》，1998年《家庭》杂志第12期。

　　在毛泽东南巡期间，王洪文起到了“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的作用吗?追寻毛泽东的行踪，看一看王洪文的表现，便可得出正确的结论。

　　据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97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记载，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16日抵达湖北武昌。在武昌住了10天，于8月27日夜间到长沙。8月31日下午1点钟左右离长沙，当天晚9点到南昌。晚10点多钟，毛泽东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谈话。9月2日上午吃过午饭离南昌，于3日零点到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停放的列车上，找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空五军政委)谈了话。9月10日上午，毛泽东决定离杭州。这天下午15点35分，乘专列由杭州出发，18点10分抵达上海。

　　特别应当说明，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已经觉察和了解到林彪一伙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所以匆忙离杭州去上海。

　　毛泽东在杭州动身前，汪东兴才给王洪文打电话告之毛泽东就要到上海，还叫王洪文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

　　专列到达上海后，王洪文到车厢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怎么没见许世友来呀?王洪文回答说：已经给南京打了电话，说许世友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说罢，王洪文随即下车，回住处继续打电话找许世友。汪东兴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

　　9月11日上午10点钟，许世友到上海后，毛泽东便和许世友、王洪文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到11点多钟，毛泽东让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泽东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许世友、王洪文一起走了。

　　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说毛泽东的专列在12点半钟就开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诉了许世友。许世友急忙吃完饭，便乘飞机赶回南京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南京车站停了15分钟，毛泽东没有见南京的同志，只有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此后，专列便急速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开去。9月12日13点10分，专列到达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结束了南巡之行。

　　从上述毛泽东南巡的行踪来看，毛泽东于8月15日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到9月10日上午前，毛泽东曾在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停留，并且同许多人谈了话，而其中没有王洪文。直到9月10日上午，毛泽东决定离杭州去上海，江东兴才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在此之前，根本谈不上王洪文“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记载，毛泽东于9月10日18点10分到上海后，王洪文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给南京军区打电话，通知许世友速来上海；二是向毛泽东汇报对庐山会议有关问题的认识；三是许世友于11日上午10点到毛泽东处，毛泽东与许世友、王洪文谈了一个多小时后，让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

　　除此，王洪文还有不利于毛泽东安全的表现：一是提出请汪东兴不要住在毛泽东的专列上，而搬到车下住；还提出让汪东兴到锦江饭店去吃饭。汪东兴考虑专列的安全拒绝了。二是把王维国拉上专列，与毛泽东相见。王维国是林彪的死党，在毛泽东到上海的前一天，即9月9日下午，曾与于新野一起察看地形，策划在上海谋害毛泽东。三是王洪文请许世友在锦江饭店吃饭时，当车站的警卫人员向他报告毛泽东的专列走了的情况，王洪文将这个情况小声告诉了许世友，当时王维国在场。由此可见，王洪文对毛泽东的安全考虑甚少，没有很好起到保卫毛泽东安全的作用。

　　实际上，毛泽东南巡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完全由汪东兴负责，并带有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保卫人员。专列到上海后，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安排到外围去了，在毛泽东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警卫人员，以防不测。在离毛泽东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有上海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为了保卫专列的安全，汪东兴特别派了哨兵守卫。这些情况说明，毛泽东南巡能安全离开上海，绝不是王洪文的功劳，怎能说毛泽东南巡时他起了保卫作用呢?

　　关于王洪文在毛泽东南巡期间协助南京军区清除林彪死党的问题，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清除林彪死党，是在9月13日凌晨发生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机叛逃事件后进行的。在毛泽东南巡期间，党中央还没有做出清除林彪的决定。所以，根本谈不上王洪文在毛泽东南巡期间协助南京军区清除林彪死党。9月11日中午，王洪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锦江饭店请许世友吃饭，同时请了王维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如若说王洪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协助南京军区清除林彪的死党，无疑是毛泽东结束南巡回到北京，发生“九·一三”事件之后的事。对王洪文协助南京军区清除林彪死党的情况，当年参与审理林彪死党案件的空军前保卫部部长高德明在《秘密审判林彪“小舰队”内幕》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几乎在9月13日至9月18日之间，在京所有参与计划实施“571工程”的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胡萍，空司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司办公室二处处长朱铁铮，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司军务部装备处处长郑兴和，空司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等分别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

　　随着事态的逐日明朗，周恩来总理把当时主持清查工作的人逐渐扩大范围，并向各地林彪的党羽动手。

　　这是一个深夜，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接到周总理的电话后，急令副司令员肖永银赶赴上海，在上海锦江饭店以开会、看文件的名义，分别设下现场。很快，在王洪文的配合下，于9月20日羁押了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9月25日，继南京方面羁押了南京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之后，9月30日，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被收审……鹿音、赤男：《秘密审判林彪“小舰队”内幕》，《中华儿女》1999年第11期，第71页。

 

　　毛泽东在上海遭到战斗机的扫吗

 

　　1971年，随着批陈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使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的阴谋逐渐暴露出来。但是，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毛泽东不是很清楚。俗话说：欲知天下事，走遍天下路。毛泽东为了了解情况，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克服分裂党的危险，于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到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巡视。

　　对毛泽东在上海期间的情况，《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写道：

　　1971年秋，毛泽东在上海下榻的宅邸遭到了战斗机的“扫射”。〔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75页。

　　此记载有两个明显的错误。据《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的记载，第一，毛泽东这次南巡，是在9月10日15点35分乘坐专列由杭州出发，于当天18点10分到达上海。第二天，即11日13点12分离上海去南京。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没到宾馆下榻，一直在专列上；第二，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上。9月11日上午11点多钟，毛泽东在专列上同许世友、王洪文谈完话，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虽然看到林彪的死党、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与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在毛泽东到达上海前，林彪反革命集团也曾密谋策划在上海采用绑架、高炮平射、飞机轰炸等多种手段谋害毛泽东，但都没有得逞。就是说，1971年秋，毛泽东在上海下榻处，根本就没有发生“遭到战斗机扫射”的严重事件。

 

　　毛泽东的专列上放了炸弹吗

 

　　1971年9月11日13点12分，毛泽东结束南巡离上海返京。对他返京的情况，《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这样写道：

　　毛泽东南巡回京准备与林彪进行最后摊牌的路上，有人在他的火车里放了炸弹(密谋者精神失常了)；毛泽东的随从得知了炸弹一事；毛泽东下了火车，改乘小汽车返京。〔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75页。

　　此记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纯属误传。

　　据汪东兴撰写的《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一文记载，毛泽东这次南巡时，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虽然不完全清楚，但深有感觉，所以警卫工作非同一般。随同南巡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就有100人，前卫、后卫车都安排有部队警卫人员。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泽东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警卫如此森严，林彪反革命集团怎能派人在毛泽东的专列上放炸弹进行谋害呢?

　　毛泽东的专列，于9月11日13点12分发车离上海；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21点45分到安徽蚌埠车站，停车5分钟。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2点45分到山东兖州，没有停车；5点到济南，停车50分钟；7点40分到德州，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12日中午13点10分，到北京丰台车站。

　　在北京丰台车站停车期间，毛泽东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汪东兴谈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

　　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然后坐汽车回中南海。《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9辑。

　　上述情况说明，毛泽东结束南巡从上海回北京，根本就不存在在他归途的专列上放炸弹的问题。毛泽东在途中也不是下了火车改乘小汽车返京的。

 

　　周恩来生命垂危时毛泽东到医院探望吗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没有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做最后告别悼念。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也没有参加。

　　那么，在周恩来生命垂危时，毛泽东是否曾到医院看望呢?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2年2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对此是这样记载的：

　　或许毛泽东只是不让许多人看见。在总理的最后几个小时中，他曾悄悄来到医院，坐在周恩来的病榻旁。可能是由于某种令人痛楚的孤独，甚至是懊悔之感，他才最后前来同这位忠贞不渝的同事谈话。〔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35页。

　　据多方面查证，此记载有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来传》记载，1975年，进入9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9月20日下午，在医院第四次做手术。10月24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他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在做这次手术时，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陆续到医院探望，但其中没有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不到医院去探望病危的周恩来呢?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在《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一书中写道：

　　自从周恩来进行了几次手术，病情一直在恶化。毛主席对他的健康非常挂念，他自己不能亲自前往探视，便派张耀祠前去医院值班，了解那里的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因而，一个时期以来，张耀祠往305医院跑得较多，了解的情况也就多。

　　毛主席从治疗报告中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十分严重后，曾指示治疗组认真会诊，及时救治。尽管毛主席对周的健康十分挂念，可是，当时的他，也是自顾不暇。这时的毛主席已不能起立或是坐下，连一步路也走不了。只能躺着，他说话很困难，吃饭要人喂，严重时要用鼻饲。所谓鼻饲，就是把一根橡皮管子从鼻孔插进去直达食道，用橡皮管子往里进灌流食，当然只能是很稀的液体了。陈长江、赵桂荣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页。

　　毛泽东的病情是这样的严重，不可能到医院去探望病危的周恩来。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后，气息已变得非常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上午9时，便与世长辞。10日、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以及首都各界群众1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1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因为病情严重没有参加。

　　总之，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包括生命垂危之际，毛泽东未曾到医院探望。如果他曾悄悄到医院探望周恩来，新闻媒体不可能不报道，有关的著作不可能不载入史册。而国内的报道和有关的著作，均无此记载，说明没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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