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

 

 编写:总参政治部 2007

 

   江泽民主席指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历史，多姿多采的当代中国生活画卷，蕴含着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丰富精神资源。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27 年南昌起义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建军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与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人民军队成长、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构成了我军前进历程的基本脉络，蕴含了我军建设、作战的宝贵经验。这本《军史集要》，旨在通过阐述这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勾画出人民军队70年艰难曲折复杂斗争的光辉历程，使人们永远铭记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深入了解创业奋斗的艰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我军70年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曾经激励我们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今天，我们学习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就要牢记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严守铁的纪律，加强军队内外团结，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主席关于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编者1997年6月  

 

人民军队的诞生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先后叛变革命，疯狂地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放弃了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因而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在惨痛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了一条真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走上了独立领导、组织革命军队和革命战争的道路。主要有： 

南昌起义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准备集合我党掌握的武装，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南下广东，支援农民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尔后，举行新的北伐。我党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相互勾结，在第二方面军中“清党”，随即向党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单独打到广东去。中共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组织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这次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之第11军第24师、第10师一部，第4军第25师之第73、75团，第20军；第五方面军之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等部共2万余人。当时，在南昌附近，敌人的兵力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第3、9军各一部和第6军的第53团，共3000余人。我党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占绝对优势。

    中共前委原定于7月30日夜举行起义，此时，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以没有绝对把握和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为由，竭力阻止起义。前委排除了他的阻挠，确定于8月1日举行起义。

    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起义部队于8月1日2时对南昌守敌发起进攻，至天亮全部肃清敌人。此时，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率部向南昌反扑。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率部南进，先攻占广东的东江地区以发展力量，待接受外援，再攻取广州。8月3日至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沿抚河南进。这时，国民党驻守广东的敌军企图堵击我军。我军乘胜占领瑞金，并集中主力猛攻会昌，虽歼敌大部，但我军也伤亡1700余人。

    起义军一个月的转战，减员近万人。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汤坑（今丰顺）东南的白石同敌东路军遭遇，经与敌激战后，退出战斗，余部1200余人转移到海陆丰地区。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在给敌以重大杀伤后，同由潮、汕撤出之部队会合，转移到闽南、赣南等地区。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转战到粤北，保存了南昌起义军近800人的骨干，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其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做出决议，规定“八一”这一光荣的日子为我军建军节。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党的“八七会议”后，为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等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指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任省委书记。1927年8月中旬，毛泽东和省委委员一致主张举行秋收暴动，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决定集中力量组织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醴陵、安源、浏阳、平江、岳阳、宁乡的起义，毛泽东被派到湘赣边界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这次起义。

    9月初，毛泽东先后到达安源和铜鼓，向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以及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研究制订了起义的行动计划，前委将边界革命武装共5000余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副团长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前委计划：在当地农民暴动的配合下，第1团夺取平江，第2团夺取萍乡、醴陵，第3团夺取浏阳，完成任务后，三路一齐向长沙推进，夺取长沙。

    9月9日，湖南省委组织的群众开始破坏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第1团由修水出发，进攻平江之敌，当主力进到金坪时，突遭敌背后的袭击，2个营被打散，收容后向第3团靠拢；第3团由铜鼓出发，接连攻占浏阳东北的白沙镇、东门市。14日，敌反扑，东门市得而复失，被迫撤至上坪；第2团由安源出击，克萍乡之老关，占醴陵县城。后敌一部向醴陵反扑，我2团转攻进占浏阳，因遭敌突袭，损失大部。

    鉴于三路部队受挫，毛泽东于9月17日下午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东南文家市集结。19日晚，毛泽东召开前委会，决定放弃会攻长沙，迅速脱离平、浏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之地。9月20日，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24日在萍乡以东的芦溪遭敌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时的部队人数不足一千，组织很不健全，思想非常混乱。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前委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即“三湾改编”）：第一，资遣了一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将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即支部建在连上），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三湾改编，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月3日，起义部队进到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同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取得了联系，并将部分伤员安置在茅坪。接着，经湖南酃县的水口转至江西遂川县境，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首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依据客观情况，毅然改变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进攻中心城市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实行打土豪、分粮分资财，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军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寻求适合中国特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广州起义 

    1927年10月中旬，国民党桂系军阀李宗仁部对唐生智集团的战争爆发。

    11月中旬，粤系军阀张发奎与桂系争夺广东的矛盾激化。

    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军阀混乱，实行总暴动政策，要求各地再次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11月17日，中央决议案认为“目前广东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好机会”，要求中共广东省委迅速组织全省工农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1月26日，广东省委立即组织由我党领导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广州起义，夺取并固守广州，促使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的胜利。接着，省委着手组织工人赤卫队，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为委员长；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负责作战指挥，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起义原定于12月12日晚举行。由于起义计划被敌察觉，在此紧急情况下，广东省委决定起义时间改为11日。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黄平等领导下，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分别向广州之敌发起攻击。经激战，除敌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12师后方办事处等外，市内之敌大部被歼，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兆征为主席。由于省委未能接受叶挺提出的起义部队迅速撤出广州市区的建议，12日，由外地回援的敌人3个师，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舰炮和陆战队支援下，向广州发起了疯狂的反扑。

    起义军与敌浴血奋战，遭受严重损失，张太雷不幸牺牲。13日，起义军余部约1000人撤出广州。后由叶镛、袁国平收集，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少数人于北江地区加入了南昌起义军保留下来的部队。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大胆尝试。这次起义，广大军民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这一实践再一次证明了照搬外国经验，首先夺取与巩固中心城市的道路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其他地区武装起义 

    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其他地区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遍布全国10多个省，他们中主要有：

    由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洪湖地区的农民起义；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领导的黄麻起义；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杨善集、冯平领导的海南岛起义；马尚德（即杨靖宇）领导的确山农民起义；鄂北农民起义；赣西、赣南农民起义；湘东农民起义；方志敏、黄道领导的弋横农民起义；中共湘南特委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农民起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桑植起义；郭滴人、邓于恢领导的闽西农民起义；唐澎、谢子长、刘继曾领导的清涧和渭华起义；通海如泰地区农民起义；彭德怀、膝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等。所有这些起义，都英勇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同时为发展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积累了经验。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处湘赣两省边界。这里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又有两省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供利用，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湖南、江西乃至湖北。这里受北伐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较大，有党的组织基础，群众有一定的革命觉悟，尚有袁文才、王佐各有60余支枪的农民自卫军。倚地势险要，进可以发展革命战争，退可以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以后，随即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时，正值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和唐生智的战争发生之际，湖南、江西两省敌军大多卷入了这场军阀混战，井冈山地区仅有保安队、靖卫团和挨户团，战斗力很弱。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工农革命军，于当年11月和次年1月，先后占领茶陵、遂川，建立了两县党的组织、工农政府和赤卫队。同时，帮助永新、宁冈、莲花、酃县恢复并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以适应日益残酷的斗争需要，提出了军队不仅要打仗，还要担负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工农革命军的人民军队本质，密切了人民群众与军队的联系。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使这两支部队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团，成为人民的军队。

    1928年1月中旬，江西敌第27师第81团和第79团的1个营，由吉安进至泰和，准备进攻万安，接着又以第79团的1个营进占宁冈新城，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在此紧急情况下，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了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以对付敌人的进攻。

    敌人占据宁冈新城，对我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则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前委决定集中力量首先消灭该敌。2月4日，毛泽东亲率工农革命军主力由遂川返回井冈山。18日拂晓，工农革命军第1、第2两团在赤卫队的配合下，由南、北、东三面对新城之敌发起突然进攻，经数小时激烈战斗，全歼守敌，攻占新城。此次战斗，我军首次全歼敌正规军1个营，俘敌近300人，打破了敌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战后，工农革命军根据毛泽东的规定，对俘虏采取了不打不杀，医治伤兵，愿留者留，愿走者发给路费当即释放的政策，这对瓦解敌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工农革命军作战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到1928年2月底，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各一部分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便初步建立起来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创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光辉榜样。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对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毅然放弃了攻取大城市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农村退却，到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革命军队。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并逐步形成的。

    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提出了这一思想，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早在1927年7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曾指出，农民自卫军应该“上山”，“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科学论断。8月上旬，毛泽东在给中央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中，提出要在湘南组织1个师的军队，占据5、6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是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领导农民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但是，这一农民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在当时不被人们所认识。由于人们缺乏根据地观念，加之国民党军和新军阀的不断对革命根据地的“进剿”和“会剿”，弱小的红军和根据地能不能够存在？产生了疑虑。不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井冈山斗争乃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毛泽东为此在1928年10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同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详细地分析和论述了红色政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指出由于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并可继续发展。

    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为割据地区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对根据地周围的敌人，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即对力量比较强的敌人采取守势，对力量较弱的敌人采取攻势。在统治阶级政权破裂的时期可以比较地冒进，在其政权稳定时期则要逐渐地推进。不论在任何时期，都要注意在根据地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政策，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样，就进一步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30年初，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提出：必须要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和用“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批评了希望用轻便流动游击扩大政治影响，和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就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即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粟裕曾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设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三者结合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这一光辉思想的形成，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这些纪律，曾经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提高我军战斗力，均具有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适应日益残酷的斗争需要，毛泽东吸取了工农革命军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工农革命军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为此，毛泽东早在红军初创时期，就要求部队对待群众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不打人，不骂人。1927年10月，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到1928年1月，又提出了六项注意。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六项注意增加了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也就是现在全军所施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毛泽东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他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做出新的概括。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掉头南下，在1928年1月4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早在1927年10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走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进城后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将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如对于“损坏东西要赔”这一条，毛泽东解释时讲了一个补缸的故事，说新缸虽然没有旧缸光滑，但是，有总比没有要好，赔一只新缸给群众，总是用得着的。1929年，红4军进军赣南、闽西，毛泽东在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这两条。他解释“不搜俘虏腰包”这一条时向大家说，中国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国民党军队里为官的，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大家都说中国是穷人多，当官的是富人多。毛泽东接着说，对啊！因此，我们要宣传自己人不要打自己人，要他们回家乡去打土豪分田地。六项注意加上这两条，就形成了八项注意。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洗澡避女人”改为“不调戏妇女”；“不搜俘虏腰包”改为“不虐待俘虏”。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在他们刚接触工农革命军时，并不知道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同对待旧军队和土匪那样对待工农革命军。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己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

    由于工农革命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老百姓彻底改变了对工农革命军的看法，并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工农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当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更是我军在现代条件下发展壮大的源泉，是我军光荣传统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革命根据她的创建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我党领导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它位于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亦称中央苏区。

    1929年1月中旬，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于2月9日到达瑞金以北大柏地、隘前地区，红4军将尾追我军之赣敌两个团歼灭于大柏地，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此后，红4军挥师北上，在吉安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会合。这时，红5军主力已从井冈山向外线转移，赣敌2个旅分路逼近东固。我军转向赣闽边界地区游击，3月14日，我军攻克长汀，歼敌7000余人。红4军前委根据蒋桂战争已揭开序幕，向党中央提出：红4、5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应“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的战略计划。

    4月1日，红4军在瑞金与红5军会合。红4军前委在雩都扩大会议上，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地区，发展湘赣边苏区，红4军主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在瑞金、雩都、赣州、兴国、宁都、吉安、永丰、乐安等县，消灭地主武装，发动和组织群众。红4军先后攻占兴国、宁都，建立了兴国、雩都、宁都等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使赣南苏区初步建立起来。

    5月，蒋桂战争基本结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调集兵力，企图围歼红4军于赣南地区。红4军为避开敌进攻锋芒，第二次挺进闽西，发展游击战争，创建苏区。23日，攻占龙岩，俘敌200余人，歼敌2个营。26日进占永定。在6月中旬，红4军第三次攻克龙岩，歼敌第1混成旅2000余人。

    在红4军连续胜利的鼓舞下，闽西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各县、区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下旬，红4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就红4军党内长期存在的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的不同认识进行讨论，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4军主要领导岗位。红4军在闽西的胜利，使敌人受到很大威胁，蒋介石命令赣闽粤三省正规军对红4军和闽西苏区进行“会剿”。这时，红4军前委由于对敌情估计过分严重，遂决定以第1、4纵队就地坚持斗争，军部率第2、3纵队出击闽中，后到赣浙皖边界游击。8月下旬，红4军返回闽西苏区。这样，红4军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第一次“会剿”。为巩固扩大苏区，红4军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攻克上杭，歼敌2000余人。之后，又相继攻占武平、永定。在上杭，红4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建军原则问题，仍无结果。

    10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4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据此，红4军除留第4纵队于闽西外，主力到东江作战。11月下旬，转至闽西长汀。

    1929年10月22日，红4军前委收到党中央9月28日的指示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指出在红4军中应“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12月底，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的古田召开，会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4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11人为委员。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29年5月中旬，红4军离开赣南转战闽西后，敌军对赣西南的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等苏区，实施“进剿”和“清乡”。赣西、南特委领导红军采取“打圈子”的游击战术，利用我良好的群众条件，打击分散之敌。9月至10月，红军和游击队有了很大发展，第2、4团的实力已发展到2000人、1100余支枪；第3纵队与敌起义的1个骑兵连合编为独立第3团；白沙、东固、吉泰、兴万、兴泰、永丰等游击队，合编为赣西游击第1大队；安福、吉安、峡江边界游击队，合编为新的赣西游击第2大队；此外，赣西又组织了农民赤卫军第1至9纵队；赣南也组织游击第21至29纵队。11月15日，吉安八乡靖卫团100余人枪，在总指挥罗炳辉（共产党员）率领下起义，编入独立第4团。

    1930年1月，赣西特委遵照中央指示，将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赣西游击第2大队和湘赣苏区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军第6军（不久改为红3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赣西赤卫军各纵队开始把武装骨干编成特务队，后一部编为红军第20军，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赣南游击队第21至29纵队，也得到很大发展，后来编为红军第22军，陈毅任军长，邱达三任政治委员。1930年1月，赣闽粤三省敌军集中14个团，对闽西苏区进行第二次“会剿”。前委和毛泽东率第2纵队在小池阻击敌人；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第1、3、4纵队从古田向连城开进，筹措给养。由于我军的游击作战，不断给敌以打击，加之福建敌人发生内讧，敌人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又告破产。

    3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邓子恢为主席。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闽西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将5个团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12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此时，赣西南地区革命武装力量大为增强，吉安、泰和地区的红5军，吉安、泰和段的赣江两岸的红6军积极活动。蒋介石急调约4个旅于乐安、宜黄地区，1个师集中于宁都地区，伺机对红军发起进攻。红4军前委果断地放弃攻吉安的计划，立即向富田退却，准备“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尔后消灭之。敌即分兵三路，向我军进逼。我军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于水南、值夏、富滩歼敌第15旅大部，俘敌1600余人。3月15日，赣西南特委组成，刘士奇为书记，曾山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此后，红4军采取“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傍着发展”的方针，开展游击战争，至6月上旬，歼敌正规军和靖卫团1000多人，并帮助地方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分配土地，加强根据地建设。

    1930年夏，国民党新军阀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使其统治基础更加脆弱。与此相反，红军经过两年多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和军队有了很大的发展；6月，红4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福建长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活动在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第4军、第6军（尔后改称第3军）和第12军合编为红军第1军团（史称第1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共2万余人。此后，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20军、22军也划归红1军团建制。与此同时，湘鄂赣地区的红军第5军、第8军，在湖北大冶组成红军第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膝代远任政治委员。之后，湘鄂赣独立师和部分游击队组成红军第16军也划归红3军团，全军团共1万余人。之后，赣东北地区组建了红军第10军；赣南地区组建了红军第35军；闽西地区由地方武装组成的红军第20、21军合编为红军新12军。1930年2月，赣南、赣西、湘赣边特委合编为赣西南特委，3月组成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辖30余县。1930年夏，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合并为赣东北特委，拥有弋阳、横峰、上饶、德兴、乐平、万年、贵溪、余江等8个县苏维埃政权。湘鄂赣苏区已发展到湘东北的平江、浏阳，赣西北的修水、铜鼓、万载，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广大地区。这时，江西苏区的面积包括赣西南、赣东北、赣西北，已占全省的80％左右。闽西地区也成立了苏区，辖有上杭、龙岩、永定、连城、长汀、平和6个县苏维埃政权，并拥有龙岩、永定两座县城。后来这个地区同赣西南的赣南部分合并为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其他革命根据她的创建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边地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地区领导了许多次农民起义，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建立起红军第1军和鄂豫皖苏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区之一。

    1928年1月至4月，由黄麻起义武装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7军，在黄冈、罗田、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和民团。5月，部队展开在黄安、麻城、光山三县交界地区，积极创造以柴山保为中心的根据地。第7军即进入该地区，组建具有政权性质的农委会。7月，拥有20万人口的柴山保苏区初步建成，部队改编为红军第11军第31师，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10月，中共鄂东特委组成，王秀松任书记。并巩固与扩大现有割据区域，在大别山地区造成武装割据的局面。鉴于此，红31师两个大队在黄麻起义老区恢复工作，到年底，黄、麻两县的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大部为我控制，苏区面积有所扩大。1929年4月至6月，鄂东特委改组成鄂东北特委，徐朋人任书记，通过了关于扩大游击战争、加强政权建设的决议。

    1928年夏，鄂东特委在河南商城南部、罗田北部、麻城东北部地区成立特别区委。次年5月，特委派红11军军长兼第31师师长吴光浩等一批干部到商南参加起义，吴光浩在途中牺牲。5月6日，商南起义群众解除了丁家埠、李家集、吴家店、白沙河等部分民团的武装，控制了商南和、乐两区。9日，组成红军第32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辖第97、98团共100余人枪。周、徐率领该师向东进军，占领了安徽六安金家寨。此后，红32师发展到300余人，以南溪和吴家店为中心的纵横各约六七十里的豫东南苏区初步建成。

    1927年10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着手在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组织农民起义。

    11月8日，六安独山、两河口地区农民起义，并控制了独山镇。接着，六安的金家寨、徐家集地区和霍山的漫水河地区，也相继举行起义，分别组成了游击队，建立了革委会。1月下旬，中共六安中心县委成立了红军第33师，徐百川任师长，共200余人。1930年2月，潜山清水寨的群众举行起义，组成了潜山工农革命军独立师，王小亭任师长兼政委，共100余人枪。4月，英山金家铺、霍山东北地区和六安徐家集地区农民相继起义，组成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到5月间，红33师发展到300余人，拥有30万人口的皖西苏区初步建成。

    遵照中共1930年2、3月的指示，鄂豫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于4月在黄安箭厂河（今河南省新县）举行会议，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领导鄂豫边苏区和皖西苏区的工作，郭述申任书记；同时组成红军第1军军部和党的前敌委员会，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徐向前任副军长；原第31、32、33师依次改编为第1、2、3师，全军共2100人。

    鄂豫皖苏区的建立和红1军的组成，为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创造了条件。鉴于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军部乘机率第2、3师在皖西发动进攻，先后攻克霍山和英山两城，歼敌近3000余人。与此同时，第1师向平汉铁路南段发动进攻，以袭占、伏击等手段，大量歼灭敌人，红1师扩编为2个步兵团，1个机炮混成团，共约3000人。随后，3个师在军部指挥下，转战在黄陂、孝感北部。红1军在6至8月的转战中，共歼敌7000余人，自己发展到5000余人，苏区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建成了拥有100多万人口的鄂豫皖苏区。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位于湘鄂两省边界地区。1927年秋至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区领导了多次农民起义，开展了游击战争。经过近3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红军第4、6军和第26、49师，建立了包括湘鄂边、洪湖、襄枣宜和巴兴归四个地区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这些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苏区是红军重要战略区之一。

    1928年4月，桑植起义失败后，贺龙收集失散的部队在桑植、鹤峰两县边界进行游击活动，队伍逐步扩大到1500余人。7月初，湘西北特委改组为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后改称为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部队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也称红4军），贺龙任军长。红4军因遭敌袭击，退守鹤峰东南的堰垭地区，并认真总结了教训，整顿了部队。于1929年1月，攻占了鹤峰县城和太平镇等地，成立了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红4军也发展到1000余人。此时，前委研究了红军战略战术以及加强农民运动和群众武装的建设，以巩固根据地的政权，依据山区向平原发展。6月，红4军再占桑植县城，至此，桑植、鹤峰两县的苏维埃区域连成一片，湘鄂边苏区初步形成。7月中旬，红4军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击溃桑植、慈利团防的进攻，尔后进占桑植城。此次作战，使苏区进一步得到了巩固，部队扩编为5个团另1个特务营，近4000余人。9月下旬，红4军向鄂西发展，随后消灭了长阳、巴东、建始、恩施等边界团防，扩大了湘鄂边区。1930年2月，红4军挥师东进，寻机同洪湖的红6军会合，并于7月上旬胜利会师。

    1928年年关斗争结束后，洪湖地区的游击队分赴监利、沔阳、石首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周逸群集中石首、公安、华容、鄂中游击队全部，趁敌不备，于5月歼敌团防于沔阳东南的峰口，后在强敌的围攻下，游击队分散活动。6月下旬，周逸群在宜昌重组鄂西特委，发展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镇压土豪劣绅，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对付敌人的“清乡”。经过半年多的斗争，苏区已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各县相继建立。1929年2月后的4个多月作战，使洪湖西岸、白露湖畔、石首的江北部分和华容东山苏区初步建立起来，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总参谋长。总队建立政治部，中队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中队建立党、团支部和士兵委员会。8、9月，敌调集兵力对洪湖地区和监利、沔阳地区进行“清剿”，段德昌率第1、3大队于洪湖沿岸地区，周逸群率第2大队于江陵、石首、华容地区活动，均采取“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进行游击作战。11月24日，我第2大队全歼石首的小河口之敌300余人，我第1、3大队击溃敌1个团，歼灭1个连。尔后，游击总队向江陵发展，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使江陵、石首、监利、污阳大部分地区和华容的部分地区成为苏区，原来被分割小块的苏区基本上连成了一片。12月下旬，中共鄂西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红军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继而又改编为第6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旷继勋接任），周逸群兼政治委员。1930年初，鄂西红军夺取了苏区内敌占城镇，建立了江陵、潜江、沔阳、监利、华容、石首6县苏维埃政府，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游击区域发展到17个县境，并建立洪湖苏区统一政权。

    中共鄂北特委将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部分农民武装编成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游击于襄枣宜边界地区，并在该地建立革命根据地。1930年4月，中共鄂北特委重组了鄂北红军游击队第13大队。5月，第13大队相继攻占了襄枣宜边界和钟祥北部大片地区，7月，扩编为红军第9军第26师，张香山任师长，余益庵任党代表，襄枣宜苏区建立。1929年冬，中共巴（东）兴（山）（秭）归县委组织扩编了鄂西游击大队。尔后，游击大队整编为红军独立第49师，刘子泉任师长。同时，巴兴归苏维埃成立，苏区基本建成。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位于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地区，亦称闽浙赣苏区。

    1928年冬季，由弋横起义组成的工农革命第2军第2师第14团第1连（以后扩大为2个连），建成了以戈阳、横峰北部山区为中心的赣东北苏区。

    1929年4月，红军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8月，贵溪、余江、万年的党组织发动几万农民起义，取得胜利，成立了红军第7连。10月，弋阳、横峰、德兴的大部分地区和上饶西北的部分地区成为巩固的苏区，并同新辟的贵溪、余江、万年苏区连成一片。10月1日，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任主席，此时苏区纵横各约200里。1930年2月，红军独立第1团利用江西敌军集中赣南对付红4军之机，积极向外发展，使乐平、万年东部地区成为苏区；1928年10月，闽北崇安县党组织在东北乡的上、下梅等地领导农民起义，起义地区纵横达百余里，随后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将游击区扩展到浦城、建阳等县，同信江苏区和红军的斗争相呼应。1930年1月，闽北游击武装编为闽北红军独立团。赣东北、闽北两苏区统一由信江特委领导。7月，信江革命根据地和闽北革命根据地合并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将红军改编为第10军。1931年9月，中共赣东北省委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唐在刚任书记，方志敏任主席。1932年12月，赣东北根据地扩展到福建崇安，浙江开化，江西戈阳、横峰，安徽的婺源等20多个县境。接着，赣东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改称闽浙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 

川陕革命根据地

    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乘四川各派军阀在四川西部混战之机，由陕西省南部进入川北，并攻占通江城。1933年1月，又相继占领南江、巴中城。2月，在通江成立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袁克服任省委书记，熊国炳任政府主席，川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创立。从2月到10月间，红4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与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一起，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取得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3次战役的胜利，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川陕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根据地范围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达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宁强、镇巴，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达500余万，红军也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创建了闽浙赣、湘鄂赣、湘赣、陕甘、湘鄂川黔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使工农武装割据的星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中央及各地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严重地威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策应了全国革命斗争的开展，并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做出了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古田会议决议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12月28日和30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9个决议（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和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4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使整个红军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肃清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红4军党内在建军原则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一直未得到解决。1929年10月22日，红4军前委收到党中央9月28日的指示信。在信中，党中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指出在红4军中应“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要求红4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接着，前委根据党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决定召开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集中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并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

    “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作“第一个重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

    “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党的各级会议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何种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

    “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该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27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决议”从红4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了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

    “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召开   

    1930年夏，国民党新军阀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革命和革命战争出现了胜利发展的新形势。这时，我党和红军在人民中的影响和声望不断提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很大发展，主力部队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余人，地方部队近3万人。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0多块，遍及11个省。为了统一红军的编制和作战行动，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红军的任务、战略战术、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士兵委员会和红军中党的工作等进行了讨论，并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决定各地红军要相对集中，主要战略区域的红军要合编成军团。这次会议，对红军的发展和建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各地红军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普遍进行了整编，分别建立了军团，军团以下按三三制建立军、师、团、营、连、排等单位。

    红军整编后，部队中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日益加强，武器装备有了改善，战术水平有所提高。红军的发展和整编，为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创造了重要条件。

    但是，这次会议也有“左”的错误主张，例如，提出要红军“无条件扩大，在八月以前扩大到50万”，要红军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提出“红军战略战术的第一个要点便是集中进攻，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等等，这些都是不适合敌强我弱这个最基本的实际和红军战争发展规律的。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党中央颁发《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   

    1930年11月或12月初，党中央制订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共分为：总则、条例、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三大部分。其中：总则分为八条。指出，在政治上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加强其战斗力，使其成为巩固而忠于工农革命的红军，是在红军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务；中国红军要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红军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巩固红军的战斗力，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是靠它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为实施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使指战员明了红军之阶级的政治责任；红军为工农联合的一种形式，政治工作须巩固红军中的工农联合；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肩负着反军阀战争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双重任务；为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在红军中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指出它是红军中政治指导者。

    条例共有10个条例草案，即：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处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军师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军区及集团军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中党的连支部及团委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党务委员会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青年团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及党部与地方党部关系暂行条例草案。各条例的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共有21条。指出，“连的政治指导员是红色战斗员，政治教育指导员，须担任政治教育完全的责任”，他必须非常了解党、苏维埃政权及工农红军的组织原则、任务和目的，在军事方面应有与连长同等的军事知识；他“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他“必须了解全连人员的姓名、籍贯、社会出身、个性、工作能力及政治认识程度等等”。

    （二）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分为总则，政治委员的责任和权限，政治委员对党的责任，政治委员隶属系统，调动、任免、检举政治委员的手续共五部分20条。规定，“在团、师、军、独立营，……任命最有阶级觉悟，最坚强最勇敢，并有政治教育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最好是工人党员）为政治委员。”他是“执行党在红军政治路线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苏维埃政权在红军中的政治代表”，“党在红军中的全权代表”，“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

    （三）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处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共有5条。指出“政治处是在团、营部所有军人中直接进行党和政治及政治教育工作之机关，其目的是使他们成为红军有觉悟的战斗员及有觉悟的苏维埃公民”，“须依照上级政治机关命令，与军事指挥员协商进行工作”。并还明确指出了政治处机关的工作任务，在技术和事务工作方面，团政治处可与团参谋处公用以及团政治处的组成等。

    （四）中国工农红军、师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共有6条。指出，“军、师政治部是依照红军总政治部、军区政治部关于党和政治工作命令，直接指挥所属部队各机关各学校的党和政治工作的机关。”明确规定了军、师政治部的工作任务，在军、师政治部内组织党务委员会，与地方党部协商工作、其技术与经费的供给以及军、师政治部所属各科的组成。

    （五）中国工农红军军区及集团军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共有6条。指出：“军区及集团军政治部是本军区及本集团军所属各部队各机关各学校党和政治工作的指导机关，军区及集团军政治部须依照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政治部的命令进行工作。”明确规定了军区及集团军政治部的工作任务，组织党务委员会及其工作条例的权限、设立红色战斗员通信处、其经济由各自军需处供给以及下设各科的组成。

    （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共有5条。指出，“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是指导全国红军中党与政治工作的机关”，规定了总政治部的工作、在总政治部中组织审理委员会和其工作条例由中央另定、设立中央红色战斗员书信处和设立下属各处的名称。

    （七）中国工农红军中党的连支部及团委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共分为支部的组织、团总支部及连支部的指导机关、连支部的基本任务与工作、团总支部及团委的工作和任务、相互关系和联系、红军中支部与地方党部的关系、接收和开除党员等63条。它规定了连队党支部的性质、任务、组织生活以及对党员的要求等。

    （八）中国工农红军党务委员会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分为组织、职权、工作机关、与地方党部关系等共19条。它规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各级党务委员会组织的组成、职权范围、党务委员会负责书记的产生及其职务、与地方党部建立密切联系等。

    （九）中国工农红军青年团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分为总则、青年团员的任务和工作、列宁青年组、列宁青年组组长、接收与开除、与地方团部的相互关系等22条。总则中指出，“在红军中青年团员及候补团员中的一切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一部分，并在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直接指导之下进行”，“红军中的青年团员是党与非党群众接近的链锁，同时又是红军中党之基本后备军”。条例明确规定了青年团员的任务和工作、列宁青年组的产生及其基本任务、列宁青年组长的任职及其工作任务、接收与开除青年团员的职权范围以及与地方团部的相互关系等。

    （十）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及党部与地方党部关系暂行条例草案分为总则、红军政治机关派往地方党部代表的规定、红军政治机关及党部与地方党部协商工作的手续、接收与处罚党员、党员的统计和工作分配、群众斗争与战区工作、工作报告和通报等25条。总则中指出，“红军中一切党和政治工作的总领导，属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总政治部经过其所属的各级政治部而施行其指导”。并规定与地方党部建立最密切的关系与协商手续，接收与处罚党员的组织程序、由政治机关进行党员统计以及地方党部经常报告地方工农群众组织和斗争情形于红军政治机关、做好后方工作，红军中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代表，应经常在地方党部会议上报告红军及红军政治工作情形等。

    中央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总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使政治工作条理化、规范化。它对于在红军中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使红军真正成为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巩固红军的战斗力，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从正反两方面加深了全党对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理解。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   

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蒋介石先后调集第18、13、77、5、50、24、8、60、61、56、49师和第12师之第34旅、独立第32旅、新编第14旅，3个航空队，共11个师。另3个旅，约10万人的兵力，由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

    这时，红一方面军辖第1、3军团，约4万余人，部署于清江至袁水两岸地区。面对敌人的“围剿”，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1月上旬，红军主力从袁水两岸地区转移到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等地。

    11月5日，敌人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尔后向赣江东岸进逼。我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诱敌就我范围外，主力实行“求心退却”，于26日全部退到东固、南垄、龙冈地区。12月1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安福圩地区，隐蔽待机，进行作战准备。16日，敌军向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至28日，敌进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800里。此时，在我集结地域周围的敌军有5个师：左路第18、28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50师进至源头；右路第24师进至洛口，第8师先头进至头陂。由于敌军深入我根据地，战线拉长，兵力分散，且又不断遭我红军和赤卫队、少先队的袭扰，士气沮丧，饥饿疲惫等弱点完全暴露，造成了红军反攻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态势。

    据此，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敌第50师或第18师，打开敌阵线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之“围剿”。由于敌第50师不脱离阵地，我军曾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又两度忍耐撤回。29日，敌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我主力决战，孤军冒进。此时，我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山中。30日，当敌前线总指挥、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其师部另两个旅，进至小别附近时，突遭我军猛烈攻击，连张辉瓒在内的9000余人全部被俘。

    敌第18师被歼后，在源头的敌第50师仓惶东撤，我军迅即挥戈东向，趁敌立足未稳，歼其半数于东韶，俘敌官3000余人。其它之敌见状慌忙撤退。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第二次反“围剿” 

    敌人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派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兼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于1931年2月，调集18个师另3个旅，约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对我军实施第二次“围剿”。

    3月下旬，敌第19路军辖第60、61师及第12师第34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宁都进攻；第5路军辖第47、28、43、54、77师由吉安、泰和、吉水、永丰向东固、藤田方向进攻；第26路军辖第25、27师和骑1师，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第6路军辖第5、8、24师、新编第13师，由南丰、八都向广昌、黄陂进攻。另敌第52师担任维护交通与“清剿”，3个航空队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第56师出安远、新编第14旅出宁化、独立第32旅出连城和长汀、第49师出上杭和武平、第62师出蕉岭，防堵红军向东西转移。

    红一方面军第1、3军团，约3万余人。3月2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边缘向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和向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转移，并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做群众工作；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以游击战术，积极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侦敌、捉敌、饿敌、盲敌，配合主力红军歼敌。

    3月中旬至4月中旬，就如何打破敌第二次“围剿”，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鉴于敌第19、26、6路军均为最强或较强之敌，而第5路军的第43、47、54师从北方新到，第28、77师在第一次“围剿”中被我军打败，对红军有畏惧心理，战斗力也较弱，先打该敌容易取胜。另外，我军如果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若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围剿”。因此，红军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4月1日，敌兵分4路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4月23日，敌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广昌等地。与此同时，我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上固、东固地区。为待机歼敌，我军在东固山区迫敌而居达25天。5月13日，敌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开始由富田向东固前进。16日至17日，我军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包围歼灭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我军向东横扫，于5月19日，在白沙歼敌第43师大部和第47师一个旅残部；5月22日，我军在中村歼灭西援之敌第27师近一个旅；5月27日，我军攻克广昌，歼敌第5师一部，师长伤后毙命；5月31日，我军突袭建宁，歼敌第56师3个多团。从5月16日至31日，红军由西向东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对第二次“围剿”的惨败痛心疾首，发了疯似地宣称对中央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亲携德、英、日、美等国军事顾问到达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23个师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组成两个集团军，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妄图击破红军主力，捣毁革命根据地。其部署：左集团军指挥第6、11、14、5、8、24、9师等从南城方面进攻，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右集团军指挥第60、61、52、25、27、47、54师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我根据地“进剿”。另以第10师和攻城旅为总预备队，策应两路军作战；第23、79师和骑1师在樟树、宜黄、抚州、南城、黎川一带进行“清剿”，担任守备及维护后方任务；第28、77师和第12师第34旅，担任拦阻我军西渡赣江任务；第49、56师和新编第14旅，在闽粤赣边防堵我军东进；第1、3、4、5、7航空队执行侦察、轰炸和运输任务；另抽第53师进入江西吉安待命。

    1931年7月1日，敌向我大举进犯。红一方面军第1、3军团只有3万人左右。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等的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主力从7月10日前后，由闽西绕道千里，回师兴国地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破敌之“围剿”。

    7月底，敌发现我主力已转移至兴国地区后，即令其主力分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进攻，妄图压迫我军于赣江东岸消灭之。我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突破富田一点，由西向东，向敌后方联络线上横扫，置敌于赣南无用武之地。此时，敌两个师先我进至富田。在我军西临赣江，北、东、南三面受敌的紧急情况下，总部决定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荫蔽我军企图，以一部兵力佯装我军主力指向赣江，主力巧妙地穿越敌军40里的空隙地带，进抵莲塘，歼敌一个多旅，接着在良村歼敌第54师大部，尔后又在黄陂歼敌约4个团。此时，敌才发觉我军主力东去，遂令其向西向南的部队转旗向东，以密集包围的姿势，接近我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此时，我军以部分兵力引敌东北方向，主力从敌20里间隙秘密越过，返回兴国。待敌西进时，我已休整半月。敌被我拖得精疲力竭，无奈于9月初退却。我乘机进击，在高兴圩一仗与敌打成对峙，在老营盘歼敌一个旅，在方石岭歼敌1个师及另1个师一部。至此，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2.5万人，缴枪1.3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第三次“围剿”。

    中央苏区的三次反“围剿”战争，是红军由游击战为主转变为运动战为主的战略阶段的开始，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中总结的十六字诀，在反“围剿”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红军作战原则基本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红军作战理论的形成   

    红军诞生时，人数很少，装备很差，物资补给困难，战斗力一般较弱，并且一开始就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和“会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红军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就成为革命战争能否坚持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规定了红军在战争开始阶段，既不能同敌人打正规战，也不能沿袭历史上任何战争的成规。各地红军在战争实践中，创造出了一套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由于红军的弱小，基本的作战方针是避开敌军主力，打击小股敌军。基本的取胜手段是袭击。井冈山地区的“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湘鄂边地区的“避开大的敌人，夺取团防武装”，洪湖地区的“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湘鄂赣边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的战术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毛泽东是探索新的战略战术的先导者。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以后，立即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经验。1928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遂川县城主持召开了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研究了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不久，敌人进攻万安时，中共万安县委员会采用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原则，同敌人进行斗争。同年4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之后，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又指挥部队，在游击活动和反对敌人“进剿”、“会剿”的作战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游击战争作战指导原则内容。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红军的战术思想逐步臻于完善。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红4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基本精神是，从敌强我弱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趋利避害，灵活机动，真正做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至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游击战争的胜利。十六字诀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适用于游击战争的全过程。十六字诀科学地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

    从1930年夏至1931年底前后，是红军实行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的战略阶段，也是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敌对苏区和红军，由一省或数省的“进剿”和“会剿”，发展为由国民党政府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围剿”。红军为适应战争的发展，相继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一级的正规兵团，逐步实行了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接连打破敌人的三次大规模“围剿”，使自己和苏区都获得了相当的巩固与发展。经过约一年半的紧张战斗，使红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就基本形成了。即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

    1930年10月底，中央苏区面临10万敌军大规模“围剿”。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并在总前委罗坊会议上通过。随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强敌进攻面前，先行战略退却，利用苏区的民众条件，保存军力，待机破敌，造成敌兵力分散，削减敌人优势。而后，红军转入反攻，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红军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了诱敌深入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方针。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经验的积累，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慎重初战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初战“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三个原则，要求红军每次作战都要认真地准备，要慎重初战，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进行的几十次成功的战役、战斗，基本上都是打的运动战。运动战没有固定的作战方向和作战路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很好地处理了“打”和“走”的关系，使运动战成为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

    1928年2月18日，工农革命军在新城作战中，全歼敌一个营，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歼灭战。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于1930年底在龙冈取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歼敌近万人的歼灭战。毛泽东在总结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歼灭战思想，指出：“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人，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并深刻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这个阶段，红军歼灭了敌人几十个建制旅，鼓舞了我民心士气，并以缴获的武器和俘虏的敌人士兵，壮大了自己。

    红军一贯重视集中兵力。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曾指出，“红军以集中为原则”，“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集中兵力的思想就形成了，并成为红军作战的一条根本原则。

    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还形成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思想。这是因为：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敌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有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作战；第三，敌人多是比较密集，打它一个必须迅速解决战斗，否则其余敌人便会都来。红军进行速决战，迅速歼敌一部，不仅鼓舞我军士气，还给敌人阵营中造成恐慌。

    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采取速决战，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

    红军在多次反“围剿”作战中，形成了以上一系列比较完整的作战原则，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些作战原则的形成对后来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的中央苏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选举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在27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煮为副主席。

    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定了这个新型国家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它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在全中国的胜利。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重要文件。

    根据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布成立。它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掌管红军的组织、给养、教育训练，并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中革军委”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组成，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叶剑英任部长：总政治部（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王稼祥兼主任；总经理部，范树德任部长。这时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撤销，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称中央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   

    正当反“围剿”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为了加强对红军的宣传教育，交流工作经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办了《红星报》，作为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邓小平（后为陆定一）负责编辑。开始为5日刊，实际是不定期刊，每期4开4版（有时2版或8版）。该报实行全军办报的方针。在创刊号的见面话中说明其任务为：加强红军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文化水平，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主要内容有：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命令、指示、通令和宣言，国内外工农群众斗争形势和红军建设、作战等重大活动的报道，指导党的生活和各项工作的文章。设有“扩大红军”、“红星号召”、“红军家信”、“群众工作”、“列宁室工作”、“红军纪律”、“铁锤”等专栏。社论和理论文章，大部分由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及各方面负责人撰写。长征途中，由铅印改为油印，报社工作人员挑着4个铁皮箱子，随军行动，坚持编辑出版。从创刊到1935年8月3日止，报纸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共出版一百多期。这一报纸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明了，战斗性强，对激励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战起了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被根据地军民誉为“革命的喇叭”。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失败后，被迫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守势。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调集30多个师4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蒋介石嫡系12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陈诚为总指挥，以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分率第19路军、驻闽部队和广东军队负责就地“清剿”，配合中路军行动；另有4个多师担任守备并以第3、第4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作战。1933年1月，敌中路军组成3个纵队，由罗卓英指挥的3个师为第1纵队，吴奇伟指挥的4个师为第2纵队，赵观涛指挥的3个师为第3纵队，准备在宜黄、抚州、金溪等地集中后向红军进攻，另有1个师为预备队。蒋介石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到南昌坐镇指挥，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这时，毛泽东已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挤而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同敌人进行了英勇作战。

    反“围剿”前夕，红一方面军辖第1、3、5军团和第11、12、21、22军，总兵力约7万人。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金溪以南地区两次准备以运动战寻歼敌第14师和第90师等部，均因敌人行动谨慎，未能达到目的。2月4日，中央苏区中央局做出决议，要求红军在敌部署未定之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12日晚，我第3、第5军团各一部向南丰城西北之敌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敌人主阵地。此时，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立即驰援南丰，一面令中路军各部队迅速向南挺进，寻求我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朱德司令员和周恩来政委，根据敌情的变化，立即向中央建议撤围南丰，实行战略退却，将红军主力秘密撤至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并派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以南东渡抚河，吸引敌主力向黎川方向前进。

    敌中路军第1纵队受命向南丰地区推进，其第52、第59师由乐安东进，第11师由宜黄南下，预计在黄陂、河口地区会合后向红军进攻，并堵截红军归路。红一方面军获悉敌部署后，即将红军主力分为两部，以第1、3军团和红21军为左翼队，埋伏于敌第52师必经的大龙坪、蛟湖地区，围歼该师；以第5军团、红22军为右翼队，迅速进至霍源、西源两地区歼击第59师。2月27日，敌第52、59师分南北两路向东行进，当其到达红军预设战场时，红军突然向敌发动进攻，经两天激战，将敌大部歼灭，俘敌第52师师长李明（重伤毙命）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骏。战后红军迅速撤离战场，秘密转移至小布、洛口、东韶地区休整待机。

    陈诚吸取黄陂战斗失败的教训，将作战方针由“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并调整部署，将3个纵队改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交替掩护，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寻歼红军主力于广昌地区。

    红一方面军首长鉴于敌情，审时度势，定下诱敌之计。为分散敌人，创造战机，一面令红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摆出与敌决战的态势，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一面令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侧击力量较弱的敌后纵队。陈诚被红军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要保卫广昌，即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1个师配属前纵队指挥，准备在广昌地区与红军决战。3月20日，敌前纵队已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带，与在东陂、徐庄地区的后纵队相距已达50公里。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心首先歼灭后纵队第11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而后相机各个歼灭其他进攻之敌。遂将红军分成两部，以草台岗、徐庄为目标，红5军团、红12军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9师；红1军团、红3军团、红21军主力由西向东进攻，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11师与第9师的联系；红22军为预备队。21日，红军发起进攻。经一天激战，敌第11师大部被歼，师长萧乾被击伤。

    黄陂、草台岗两仗，红军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万余支（挺），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是红一方面军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实行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的结果，也是周恩来、朱德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和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的结果。这次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战术歼敌的光辉范例，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8万余人。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其他苏区反“围剿”作战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 

    1930年11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重点“围剿”的同时，任命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为总指挥，调集7个师又4个旅近10万人的兵力，以李鸣钟为鄂豫皖边区“绥靖”督办，计划对鄂豫皖苏区包围后分区“清剿”。该苏区红1军主力，当时正由罗山潘新店南下作战，于新州一仗，歼敌1个旅部2个团，震动武汉。12月上旬，敌分兵4路，南北对进，东堵西压，开始向鄂豫皖苏区进攻。此时，鄂豫皖苏区组成了以曾中生为书记兼军委主席的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领导反“围剿”斗争。以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对敌展开广泛的阻击和袭扰，以红军主力击敌弱点，转变战。12月16日，红15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攻入河口镇，歼敌第44师一部，阻止了南进之敌。12月底，红1军在东西香火岭地区歼敌3个团，击溃3个团。次年1月3日，又在商城四姑墩歼敌1个团，从而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3月中旬，敌人又调集8个师另2个旅共12万兵力，以“追堵兼施”的作战方针，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红4军决定集中主力求歼深入皖西苏区之敌。4月25日，一举攻占独山镇仍全歼守敌1个多团，皖西之敌仓皇退出苏区。5月上旬，敌复入皖西寻找我红军主力作战。红4军迅速西进，于5月9日在浒湾重创敌第53师1个旅，歼敌近千人。后又于5月28日在桃花镇歼敌近1个营大部，并在十里铺歼南援敌1个多团。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遂告破产。

    1931年9月，蒋介石积极向鄂豫皖苏区周围增兵，企图发动第三次“围剿”。到11月，集结于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增加到15个师。在此种情况下，红军进行了积极的反“围剿”准备。11月7日，红4、红25军在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形成的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高涨，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敌第三次“围剿”迟迟不能实施，仍处于分散守备状态。针对这一有利时机，红四方面军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中旬，连续发起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进攻战役，歼敌约6万人，大破国民党军，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围剿”计划胎死腹中。

    1932年6月，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的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部，以其所属的中、右两路军共26个师又6个，计30万人，及3个航空队，采用“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法，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此时，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积极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盲目轻敌，不作反“围剿”准备，而命令红军向平汉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围攻麻城，以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8月7日，敌军大举向我七里坪为中心的腹地进攻，红军被迫撤围麻城。虽在黄安、七里坪两战歼敌五千，但未能扭转被动局面。8月底，红军连战不利。9月底，主力即向黄安、麻城地区转移。10月8日，抵达黄安城西河口地区。9日，敌第2、第3纵队等部由东、南、北三面逼近。在此形势下，张国焘失去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的信心，于10日在黄柴贩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主力转到外线作战。12日，红四方面军共2万余人开始了脱离苏区的战略转移。此次反“围剿”，红四方面军和苏区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但终因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败。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6个师又7个旅的兵力，由第10军军长徐源泉指挥，采取分区围攻、步步为营的战法，对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并把重点放在洪湖地区。苏区主力红2军因当时正在南征，由于意见不一致，在长江南岸湘北一带徘徊时，被敌人突袭，被迫撤至湘鄂边苏区。

    洪湖苏区在中共湘鄂西特委的领导下，整编了地方部队，为反“围剿”在军事上作了重要准备。1931年1月中旬，敌占领长江以北的监利、沔阳、潜江地区。我江左军一部在赤色教导军配合下，采取伏击、夜袭等战术不断打击敌人，使敌人十分恐慌。同时，红军一部转到外线开辟新区，实行内外线结合打击敌人。在洪湖苏区，根据地军民顽强抗敌，使敌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只得步步后撤。红军失去的根据地得到了部分收复。

    1931年3月初，国民党军以洪湖苏区江南地区为重点，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将洪湖地区红军分为江南、江北两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转移至外线打击敌人。4月下旬，红3军第9师及地方武装对江北老新口之敌发起进攻，歼敌2个营，击溃2个团。6月初，又向江陵地区之敌进攻，歼敌2000余人，江北苏区大部收复。此时，江右军在江南地区也向敌展开攻势作战，恢复了东山地区并开辟了洞庭特区。

    1931年9月初，敌以2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利用洪湖苏区遭受严重水灾之机，对洪湖苏区的江南地区发动第三次“围剿”，重点是华容以东山区。

    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和红9师第25团，在群众支援下，给敌人以打击后，突围转至江北。不久，第25团会同原江南游击队渡江进入东山。经过艰苦的斗争，至年底，江南苏区逐步得到恢复。

    1932年6月，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蒋介石，令其左路军总指挥徐源泉率10余万人，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进”的作战方针，组织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围剿”。对此，红3军决定进到襄河以北实施进攻作战。7月初，围攻京山，7 月中旬，敌军进攻，红军撤围京山，下旬西渡襄河。8月13日，攻沙市不克。敌军遂占领襄北。8月中旬，夏唆决定红3军主力进入襄北打击敌人，红7 师和地方武装固守洪湖地区。红7 师等部在府场、杨林等地依托阵地防御作战中，伤亡很大。9月上旬，撤离洪湖中心区，转至襄北。红3 军主力在敌后与敌8个团周旋10余天，未能找到歼敌机会，于9月中旬进至京山地区。至此，湘鄂西苏区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10月，红军退出洪湖苏区转到鄂北大洪山地区，洪湖苏区完全丧失。 

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 

    1934年冬，红军第2、第6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震撼了湘鄂两省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军以11个师又4个旅约11万人的兵力，组织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次年2 月初开始进攻，连陷大庸、桑植、永顺。4月12、16日，红2、红6军团向北转移中，于陈家河、桃子溪两战歼敌第172旅和第58师师部及第174旅大部，并收复桑植县城。4月下旬攻占江址，一部前出慈利城北。6月，向鄂西地区发起攻势。14日，在忠堡以东全歼第41师师部和第121旅。8月3日，在板栗园全歼第85师师部另2个团又1个营。至此，粉碎了敌军的“围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钳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国民党军， 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49军的长征。 

陕甘苏区反“围剿” 

    1934年2月，敌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陕甘红26军第42师，转至外线打击敌人，经三道川、西华池等30余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3月，敌对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陕北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后又会同陕甘红42师，经与敌多次战斗，至8月底打破了“围剿”。从1934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4 万余兵力，准备对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1935年4月，敌全面发起进攻。红军在刘志丹、高岗的领导下，经两个多月作战，歼敌3000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

    敌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调集10万余兵力，于1935年7月，组织第三次“围剿”。8月，红26、红27军和陕北游击队，在吴堡县歼敌1 个多团。9月中旬，红26、红27 军同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25 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10月，在劳山、榆林桥地区歼敌1个师大部及1个团。11月初，红15军团编入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接着，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下，于直罗镇、张家湾地区大胜敌军，歼敌1 个师另1 个团，俘5300余人。至此，彻底粉碎了敌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从1930年11月至1934年8月，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同时，也对邻近苏区发起了多次“清剿”和“围剿”。这些苏区的红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给“围剿”之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1933 年9月，敌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对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也发动了“围剿”。这些地区的红军，形势艰险，又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因此，大部受到严重损失。

    湘赣苏区红6军团战斗失利后，于1934年8月撤出湘赣苏区向湘中转移，开始西征。

    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红16军于1934年6、7月间在宜丰、奉新边境地区被围，大部壮烈牺牲，小部红军分散坚持游击战争。湘鄂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

    闽浙赣苏区主力红10军，在反“围剿”前期，采取灵活机动战术，取得了数次战斗的胜利。以后执行错误的军事战略，付出了很大代价，根据地越来越小。1934年11月，红10军与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7军团）合编为红10军团。奉命转到外线作战，创建浙皖边新苏区。红10军团走后，闽浙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苏区变为游击区。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   

    1928年5月到1933年5月，红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反对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总兵力已达30万人。同时，在各地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开辟和建立了中央苏区和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川陕、琼崖等苏区。为了适应红军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1933年5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在前方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后张国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后贺昌代、顾作霖代、博古、陈昌浩），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后叶剑英、张云逸、叶剑英），袁国平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贺昌、李富春、周纯全、杨尚昆）。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红军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1934年2月7日至12日，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召开。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开幕词。参加会议的有团以上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及部分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共258人。会议选出王稼祥、贺昌、李弼廷、李卓然、袁国平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上，博古、周恩来、陈云、朱德、凯丰、罗荣桓、王稼祥、李卓然、贺昌、张爱萍等领导同志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教育、政治工作的作风、战时政治工作等10个问题，修改了政治工作条例。会议对我军政治工作提出了5条重要原则：（一）“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明确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反对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二）“政治工作要保证作战的胜利”，要求政治工作要围绕整个作战计划开展活动，保证作战命令的绝对执行；（三）“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政治干部要学习军事，要会指挥打仗”；（四）“加强与改善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要遵循“从战士的切身问题说到长远问题”，“从现在的问题说到历史问题”，“从具体问题说到抽象问题”的原则；（五）“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刻板’的工作方式”。要求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要深入实际，工作要分清主次，实行具体的面对面领导。

    这次会议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些理论原则、方针、方法的形成和发展颇有建树。但是，由于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十分猖撅，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已被排挤，政治工作不可避免地在一些方面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1933年5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向国外大量借款充作军费；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编印“剿匪”手册；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围剿”对策；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由顾祝同任总司令组成北路军，指挥第1、2、3路军，计34个师，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陈诚指挥的第3路军为“围剿”主力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广东军队11个师又1个旅为南路军，配合北路军作战。

    此外，由蔡廷错指挥的第19路军和福建驻军共10余个师扼守苏区东部边沿，防堵红军东进和南撤；另以15个师分布在赣江流域和赣东北地区，担任就地“围剿”和策应主战场作战；以5个空军中队配置于南昌、抚川、南城，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群众武装也有很大发展。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实际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他们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命令红军组成东方军和中央军，继续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1933年9月25日，敌以北路军3个师向黎川发动进攻，28日占领黎川。

    10月6日，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奉命北上收复黎川，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歼敌3个团，中革军委不顾敌已有准备，仍按原计划进攻硝石，连攻数日不克，伤亡严重。10月22日，又冒险进攻敌重兵防守的资溪桥，连攻4天仍不胜。11月中旬，在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红军连续进行了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战斗，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内转移。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战场上连连碰壁以后，由开始时的盲目轻敌变成畏敌如虎，在战略上由冒险进攻变为消极防御。

    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19路军领导人蔡廷锴在陈铭枢、蒋光鼎、李济深等人支持下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抗日反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抽调9个师去镇压第19路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良机。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从“左”的错误观点出发，拒绝了毛泽东避实击虚的正确主张，不按变化了的情况调整战略，不去援助第19路军反蒋，反而命令红军转到西线永丰地区，以短促突击的战术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蔡廷错在内部瓦解、外无援助的困境中迅速败北。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副主席由周恩来、王稼祥担任。但实际指挥权仍操纵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蒋介石在镇压19路军以后，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于1月下旬协同北路军和南路军，对中央苏区重新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敌人进攻面前，“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中央红军处处设防，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想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在黎川以南、建宁以北、南丰西南、泰宁等地同敌人连续进行阵地防御战和反击战，损失重大，被迫向西退守建宁、宁化一线。

    4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和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抽调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决战，并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拼命主义的口号。红军在抚河西岸修筑阵地和堡垒，步步抗击，并进行多次反击和“短促突击”，终未能成功。28日，广昌失陷。

    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我军虽然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5500余人，为以后的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难以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在此形势下，为宣传和推动抗日民族运动，调动和钳制国民党军，减轻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中革军委决定以寻淮洲为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的红军第7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边前进。7月7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由江西瑞金出发，此后，转战于闽东、闽北、浙西和皖赣边，宣传了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11月初，抗日先遣队转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第10军会合，11月4日两部合编为红军第10军团。全军团共1万余人。

    7月以后，中央苏区形势更加严重，中革军委仍未采取措施，保存有生力量，却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并采取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拼消耗。

    8月5日，敌北路军集中9个师，由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进攻，红军主力一部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地区，构筑了5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两军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红军因伤亡过重被迫放弃驿前以北阵地。与此同时，各路敌军也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革军委以为全线抵御可以制敌，结果反被敌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只剩瑞金、兴国、于都等县之间的狭小地区，在苏区粉碎敌人“围剿”已不可能。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部向湘西实行战略大转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了一年又一个月，中央红军在苏区人民全力支持下，英勇奋战，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了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战略指导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长征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进而实行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令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同红3军（后恢复红2军团番号）取得联系。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但未能达到目的。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以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红1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军第1道封锁线，25日通过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雨道式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向西前进，行动非常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敌人第2道、第3道封锁线，到达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兵力进行“追剿”，并令粤军、桂军9个师的兵力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这时，宜章至湘江间广大地区国民党军兵力薄弱，而且担任“追剿”、堵截的敌军，派系矛盾突出，动作不一。这种情况，若红军机动作战，可以有较大回旋余地。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却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继续使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西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27日，红军先头部队第2、第4师各一部突破敌第4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向红军猛烈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付出几万人的代价，才于12月1日渡过湘江。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调整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力主放弃原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20日，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镇远、施秉等城。1935年1月7日占领尊义城，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遵义会议，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转折点。3月，组成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大军分向遵义地区进逼。在这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月18日向赤水方向前进。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敌军分路对红军追堵，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水以西、横江以东地区。根据这一情况，中革军委决定，暂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之后，敌人改取堡垒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

    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红军突然向东北进击，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以红9军团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争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向云南急进，27日抵昆明附近，29日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5月9日，从皎平渡过金沙江。在此期间，红9军团从云南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后与主力会合。至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3月28日至4月12日，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为巩固川陕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5月初，四方面军及地方武装和机关人员共10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以茂县、理番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北创建苏区的战略方针，于5月15日由会理地区继续北进。蒋介石令薛岳，刘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央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24日晚先头部队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控制了渡口。25日，红1团第2连17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乘船抢渡大渡河成功。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红1师及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主力沿河右岸北上，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

    在红4团的掩护下，该团第2连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占领泸定城，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敌。至6月1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中央红军渡河后继续北上，占领天全，突破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翻夹金山，向懋功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先头攻占懋功，一部进至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会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懋功地区，两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上旬，进入陕西省锥南地区。1935年7月16日，继续西进。8月3日进入甘肃，11日北渡渭河，17日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

    30日，经华亭县安口镇北进，9月16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同西北红26、红27军会师，结束长征。18日，红25、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前情况，提出了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南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朱德、张国焘率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由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的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打开了红军进军甘南的门户。

    前进途中，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右路军到班佑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建议张国焘迅速向右路军靠拢，而张国焘制造借口，拒不执行中央指示，命令已近墨洼、班佑的部队返回阿坝，并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党中央北上计划，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9月10日率红一方面军1、3军先行北上。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就张国焘的错误做出了决定。17日，夺取腊子口。18日，抢占哈达铺。后突破渭河封锁线，翻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至此，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转战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10月5日，张国焘另立党的“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0月8日至20日，红军南下部队发动绥崇丹懋战役。接着又发起天芦名雅邛大邑战役。24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11月19日，在百丈地区同川军激战7昼。1936年2月向西转移，3月进入甘孜地区，红军减为4万余人。

    经过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央北上方针。

    1935年9月，国民党军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由总指挥贺龙和政治委员任弼时率领的红2、6军团共1.7万人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经4个多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到达贵州西南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部要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2、红6军团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途经青海北上。广大指战员克服了高寒草原人稀粮缺重重困难，于9月初进入甘南。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转战14个省，冲破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通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   

    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又遭受了重大损失，由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和毛泽东坚持的路线的正确性，因而迫切要求改变路线，改变领导。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地攻遵义，把敌人数十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就为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确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

    博古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为其错误辩护。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批评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们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总结决议》。决议根据全国形势，提出了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围追堵截的敌人，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要发挥动动战的特长，灵活运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胜敌人；在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赣苏区等老根据地，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以新的工作方式适应新的环境。

    这次会议，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党委。会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不久，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错误领导对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为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展中国革命新的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南方八省红军坚持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长征时，党中央在中央苏区设立了党的中央分局及苏维埃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项英任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各苏区的军民坚持斗争。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8个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共5万多人，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克服各种困难，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琼崖等15个主要地区，坚持了极其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南方各省红军和游击队，先后调集了数十万正规军和大量地方武装，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烧杀抢劫等残酷手段，向各游击根据地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清剿”。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红军游击队遭到了极大的损失，中央苏区损失更加严重，斗争更加艰苦，何叔衡、瞿秋白等领导人先后牺牲。

    南方各地的游击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4年10月—1935年春）：由正规战转入游击战。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坚持斗争的红军，由于初期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在主观指导上，没有随着变化的情况和任务而自觉地及时地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在敌人“围剿”和“清剿”时，仍采取集中兵力打“正规战争”，使自己受到严重损失和削弱，不得不转入游击战争。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2月5日和13日先后两次指示中央苏区中央分局：要坚持游击战争，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部队分散活动，实行战略转变。在接到中央指示后，中央苏区和其他地区都逐步地转入了游击战争。

    第二阶段（1935年夏—1936年12月）：各地红军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依靠人民群众，同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反击敌人的“清剿”，使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得到保存、巩固和发展。

    这阶段，敌人集中力量摧毁我苏区的革命政权、公开或半公开的党和群众组织，建立白色恐怖统治，然后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手段“围剿”红军游击队。在军事上，以绝对优势兵力对多个游击区进行持续深入的“清剿”；在政治上实行白色恐怖，组织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离间游击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从内部对我游击队分化；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实行计口购粮和配给其他日用品，企图困死游击队。红军游击队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恢复、建立、健全当地党团组织，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在党的领导和群众支持下，灵活运用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打击敌人，对保甲长和壮丁队分化瓦解，保存了自己，发展了力量。

    第三阶段（1936年12月—1937年7月）：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面同我党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面加紧对南方各游击区进行“清剿”，企图在3个月内将各游击队最后消灭。各游击队对敌人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同时经过两党复杂的谈判斗争迫使敌人在卢沟桥事变后，陆续停止了进攻。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南方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后来改编为琼崖纵队），成为抗日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牵制和消耗了敌人大量兵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扩大了党在南方八省的政治影响，保存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党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订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和热河之后，又步步进逼，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制订新形势下的正确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打开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深入讨论并制订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政策和战略方针。

    会议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着重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25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或支持抗日斗争。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23日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军事决议根据全国形势和党的总政策，提出了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即：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同时，规定红一方面军应把自己的行动部署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上，把主要发展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根据情况的发，再转向北面的绥远等省。这个决议，在红军行动问题上，体现了毛泽东“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经过后来的作战实践和进一步统一认识，行1936年3月晋西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战略方针正式确定了下来。决议重申和强调了作战指挥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战略防御时，要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又要反对冒险主义和冒进政策；不论防御或进攻，基本地是打运动战，反对只打不走，寸土不让的阵地战；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实行战略上的一个拳头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实行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反对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击溃战；指挥上要有通盘计划，反对走一步看一步，并容许统一决心下的分割指挥等。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代表中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给全党全军和全国革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瓦窑堡会议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战略方针，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进行了一系列的作战和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红军发起东征战役   

    193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大侵略，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和扩大红军，为此，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打通抗日路线。

    这时，阎锡山以晋绥军5个旅布防于陕甘苏区东北面的吴堡、义合镇及其南北地区，以3个旅又1个团在黄河东岸黑峪口至禹门口地段筑堡守备，阻止红军东渡入晋，其余21个旅又1个团驻守太原、临汾、长治、大同等地及绥远境内。

    根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精神，1936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1.3万人集结在永坪、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地行东渡作战准备。1月1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东征宣言》。

    18日，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令第军团第1、第2、第4师和第15军团第81师从沟口地段渡河，占领留誉镇，向南发展，打通同第15军团联系；第15军团第75、第78师从河口渡河，占领义牒镇，相机夺取石楼，方面军直属队随第15军团之后渡河。

    2月2O日晚，东征战役开始，红军各军团在预定渡河点迅速渡过黄河，突破了晋绥军防线，接着向东进攻，经石楼、隰县城郊及关上村等战斗，至2月下旬，共歼灭晋绥军2个团又2个营，击溃其2个团，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地区。此时，阎锡山一面急电蒋介石求援，一面集中14个旅编成4个纵队，从南、东、北3面向红军反击。红军以一部兵力分别在石口、关上钳制第1、第4纵队，集中主力歼击兑九峪地区之国民党军。3月10日，红军击溃敌第2、第3纵队的反击。在此期间，红军第28军进占吴堡等地，收复部分被占苏区。

    3月中旬，晋绥军4个纵队再次向石楼方向反击。红一方面军鉴于晋南和晋西北守军兵力薄弱，决定向南向北发展进攻，扩大战果。遂以第15军团一部和第30军等部组成中路军，在石楼、中阳、孝义、永和、隰县之间钳制反击之国民党军，以第1军团和第81师主力组成右路军，19日南下并占领霍县至侯马间广大地区，破除同蒲铁路100余公里，以15军团主力组成的左路军北上，22日进到岔口镇，于31日在兴县歼敌2个营又1个连。

    红军主力南下北上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零3个旅集结在同蒲路南段和晋东南地区，阻止红军向晋东南发展；另5个师编成3个纵队同晋绥军4个纵队向红军进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同时蒋介石令西北军和东北军向陕甘苏区进攻。

    3月底，晋绥军占领黄河各渡口。在这种情况下，红一方面军决定左、右路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相机歼敌。4月4日，右路军开始行动，15日克吉县城，俘敌300人，接着占领平渡关至清水关各渡口，主力进至大宁以北。4月中旬，红军各部靠拢后，阎锡山以7个纵队从三交镇、孝义、灵石、临汾、新绛、河津之线，逐步筑垒推进，企图聚歼红军于黄河以东狭窄地区。红军为避免不利决战，以利尔后的对日作战，遂于5月2日至5日从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返回苏区。

    东征作战历时75天，红军共歼敌约7个团，俘4000人，缴获枪4000余支，炮20余门。而且红军扩军8000余人，并在山西20余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和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苏区，为抗日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东征战役中红军28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红军发起西征战役   

    1936年5月初，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但是，蒋介石坚持内战政策，调集兵力，准备“进剿”陕甘苏区，并以宁夏军阀马鸿逵新编第7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韦州等地，以马鸿宾第35师守庆阳、曲子、环县、镇原地区，防堵红军西进。中央军委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并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8日决定：以红军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第81师组成西方野战，共1.5万人由彭德怀率领西征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打击坚决反共的宁夏军阀部队，创建新的苏区，以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由周恩来指挥，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保卫陕甘苏区，策应西征作战。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以红1军团为左路军，红15军团为右路军，从延长、延川西进，到吴起镇、新城堡地区集结。以右路军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伪装进攻宁夏，调动环县、庆阳之敌35师回援宁夏；左路军向西南方向行动，在运动中求歼回援之敌。5月28日，右路军一部袭占宁条梁，另一部进攻安边未克，随后，右路军主力即向西进击，先头部队于6月12日占领同心城，主力进到王家团庄附近，截断了第35师北退去路。与此同时，左路军向曲子、环县方向急进。6月1日，红2师在曲子歼灭敌第35师骑兵团一部及第105旅2个骑兵连。6月3日，左路军主力在阜城地区全歼驰援曲子的第35师6个步兵营，击溃2个骑兵营，并乘胜占领环县、洪德、三岔及其间大片地区。红29军一部也进至元城、曲子、合水之间地区，配合左路军行动，红28军加入了西方野战军序列与第81师组成中路军，接替右路军围攻安边，夺取堆子梁城川等的任务。6月15日至27日，右路军在中路军配合下，相继攻战定边、盐池、王家团庄和豫旺，歼灭新7师2个骑兵营及当地民团，左路军攻占七营、豫旺堡。7月，红军在红城水、安边、七营等地击退敌军数次反扑，巩固和扩大了占领地区，新老苏区连成一片。红军在新开辟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征集资财，并对国民党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东线红军和地方武装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疲惫和消耗了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西方野战军的作战。7月底，西方野战军主力集结在豫旺地区休整，战役胜利结束。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共歼国民党军7个营，击溃了3个团5个营，俘2000余人，缴获枪2000余支、战马500余匹，占领城镇10余座，开辟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36年4月底，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由石鼓、巨甸两地顺利渡过金沙江。

    接着全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这时，红二军团、红六军团按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和红三二军。在红二、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前，党中央一再电示张国焘，两军会师后应迅速出甘南，与红一方面军共同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促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中央北上指示，但仍不愿与中央会合。在红二、红四两个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他又妄图欺骗拉拢红二方面军领导反对党中央，遭到坚决抵制。在党中央再三督促下，并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决斗争，张国焘才被迫同意两个方面军北上同中央会合。7月上旬，两个方面军先后开始北上，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由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向班佑、包座前进；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跟进。8月10日，红四方面军攻占甘南要地哈达铺。

    红二、红四两个方面军到达甘南地区以后，党中央和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全部集中和部署尚未就绪之际，迅速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为此，一面指示红二、红四两个方面军迅速北上，一面指示红一方面军向南进攻予以策应。红一方面军主力于8月31日豫旺堡附近出动，分左、右两个纵队向南推进，于9月中旬至10月初，先后占领静宁县以北的将台堡及会宁城等要点，控制了西（安）兰（州）公路一段，进一步为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推延了会师时间，预定三个方面军协同进行的以打击胡宗南部为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在党中央的再三说服与指令下，张国焘才干9月30日率红四方面军由岷州、漳县等地向会宁地区前进；红二方面军则于10月4日从徽县、两当等地向北转移。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先后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围追堵截聚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给全国人民展示了新的希望，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抗战的实现，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正如中央、军委在贺电中指出的：我们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的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人民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有了坚强的支柱，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有了团结御敌的核心，我们即刻进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西路军转战甘西北   

    1936年10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30军渡过黄河。随后，第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也渡过黄河，准备进行宁夏战役。

    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要求目前任务主要是消灭马步芳部并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并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随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率第5、9、30军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共2.1万余人，由镇虏堡、打拉牌、锁罕堡一带分两路西进，同军阀马步芳部队优势兵力进行了为时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共歼灭敌人约2万人，但西路军也损失严重，到1937年3月中旬终于失败。后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余下部队编为3个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等8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指挥，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后来，李先念率领的左路支队400余人，历尽千辛万苦，于4月底进入新疆，后来分期分批回到了陕甘宁边区。另2个支队也经浴血奋战，大部牺牲，只有少数陆续返回陕北。留在黄河以东的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共1.1万人，在山城堡战役后，于1937年2月，参加支援西路军的援西军。当3月中旬进至镇原、平凉地区时，闻西路军已失败，乃停止西进。

    西路军在甘肃西部奋战4个多月，毙伤俘敌约2万人，给了“二马”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以有我无敌、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敌人浴血奋战，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他们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奋进，为人民所敬仰。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红军南下准备对“讨逆军”作战   

    1936年11月下旬，毛泽东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指出“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目前，“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陈立夫、陈果夫）与我谈判。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10余人，并发表通电，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即：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展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何应钦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调动大批军队，向西安进逼，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致抗日救国。国际和平阵线和在华有着切身利益的美、英等国政府，也都支持中国停止内战，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避免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和推动全国迅速实现抗日救国的局面，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给张、杨以实际援助，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切实做好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军事准备，并在“讨逆军”进攻时给以坚决打击，挫败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在上述方针下，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面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提出了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建议，并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西安同张、杨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商国是，并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一面在全国发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张、杨的八项抗日主张，停止内战行动，将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军委又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讨逆军”的进攻部署。

    “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饮，率领由刘峙指挥的近10个师的东路集团军，从东直逼西安；由顾祝同指挥的10个师的西路集团军由西向东，直指西安；此时的东路集团军已有5个师进到潼关、华县。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与张、杨磋商后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军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敌西路军。为此，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2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2个军组成红军主要突击集团，担任对敌东集团军左翼的主要突击，协同张、杨军主力，给敌以打击；以第32、28军和骑兵1团组成追击军，协同陕甘宁独立师监视和牵制敌人，并配合张、杨所部，积极钳制敌西集团军。此外，以红29军保卫定边、盐池；红30军对安边、宁条梁、靖边警戒；第81师调延安。

    25日、26日，红军主力进到庆阳及其南北地区。此时，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主张。从而，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毛泽东撰写《中国革命故争的战略问题》   

    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跌利肩负起即将到来的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特别重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克服党内“左”倾和右倾错误，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以便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于1936年12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在陕北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作讲演。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彻底批判了党内历次“左”倾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实行的消极防御方针及其错误的作战原则。这篇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文献。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分五章。第一章写的是如何研究战争，在内容中着重指出了“战争规律是发展的”，“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第二章写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他指出，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并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第三章写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等；第四章写的是：“围剿”和反“围剿”，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内战的主要形式就是反革命的“围剿”和革命的反“围剿”；第五章写的是战略防御，详细地论述了“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问题。按原计划，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等章节，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未能写完。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既是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军事纲领。它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提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军事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抗日战争（1937.7—1945.9）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确定

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告捷全国军民士气大振

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东江、珠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海南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建设

山西抗日决死队协同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

八路军冀中回民支队奋勇抗日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

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

新四军皖南突围

黄桥决战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新四军苏南反顽战斗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辛奋战

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

全军开展整风运动

实行精兵简政，准备抗日反攻

全军学习贯彻《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全军开展尊干爱兵运动

全军开展大练兵运动

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发起全面反攻

中共七大召开解放区军民向日军发起全面大反攻

中国人民抗日故争取得完全胜利                        　    

抗日战争（1937.7—1945.9）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以此为标志，中华民族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2天，中共中央即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国民政府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抗日救国团体、海外侨胞也纷纷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就国民政府对日方针和立场在庐山向各界人士发表谈话，正式确立了抗战的方针。

    中共中央为促成全国抗战，自1937年2月起，即就红军改编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中强调“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中共中央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等。

    由于国民党当局企图通过改编取消、削弱和控制红军，国共合作一直未能正式达成。直到全国抗战爆发后一个多月，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时，国民党当局才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自卫”声明。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

    第八路军辖3个师，每师1.5万人。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为第18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

    第115师，由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和第15军团及陕南第74师等部所组成。林彪担任师长，聂荣臻担任副师长，周昆担任参谋长，罗荣恒担任政训处主任，萧华担任副主任，全师共1.55万人。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和陕北红军第27军、第28军及独立第1师、第2师、赤水警卫营和总部特务团一部所组成，圆龙担任师长，萧克担任副师长，周士第担任参谋长，关向应担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担任副主任，全师共1.4万人。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1军及陕北红军第29军、第30军、独立第1至第4团和第15军团的骑兵团等部组成。刘伯承担任师长，徐向前担任副师长，倪志亮担任参谋长，张浩担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担任副主任，全师共1.3万人。此外，总部直属队3000余人。全军共4.6万人。

    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任弼时任命为主任。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师、旅政治委员。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担任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政治委员；萧华、黄克诚、李井泉、王震、王维舟、王新亭分别担任第343旅、第344旅、第358旅、第359旅、第385旅、第386旅的政治委员，并撤销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

    在日军不断增强兵力并大举进攻和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就于8月22日，以第115师主力由陕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红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9月3日，第120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第115师之后北上。4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30日，第129师主力由庄里镇出发东进。

    八路军主力全部开赴抗日战线，活动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之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袭扰、牵制和打击日军。在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为加强对后方留守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成立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以萧劲光为主任，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在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战线的同时，中共中央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经过中共中央的努力，加之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0月12日宣布南方8省（湘、赣、粤、浙、闽、鄂、豫、皖）14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担任书记，陈毅担任副书记。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

    2月上旬，军部通知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之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之竹沟集结改编，并决定以湘鄂赣边的红16师，粤赣边、湘赣边及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1支队，陈毅担任司令员，傅秋涛担任副司令员，下辖第1、第2团；以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2支队，张鼎丞担任司令员，粟裕担任副司令员，下辖第3、第4团；以闽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3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担任副司令员，下辖第5、第6团；以原鄂豫皖红28军、豫南红军游击队等编为第4支队，高敬亭担任司令员，下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以湘南及闽中的红军游击队编为军部特务营。全军共1.03万余人。各种枪6200余支（挺）。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自1938年2月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三四月间，第1、第2、第3支队则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4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会合后进至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又由南昌进到岩寺，继之，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新四军军部于5月间向所属各部队发出指示，明确指出该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据此，新四军各支队于5月中旬陆续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第1、第2支队开赴苏南地区，第3支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第4支队展开于皖中敌后。

    新四军自成立至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较为顺利地完成了集中、改编和向华中敌后挺进的任务。     

抗日战争（1937.7—1945.9）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确定   

    为使全党和红军适应全国性抗战开始后国内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新形势，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8月22日至24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确立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红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中指出：7月7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会上，毛泽东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关于两党关系，他指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应保持无产阶级政治警惕性，切不可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日战争来取消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必须保持我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为了加强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11人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同时明确我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洛川会议为全国抗战制定了正确路线，确定了统一战线中的政策，规定了我军深入敌后的战略任务，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保证了全国性抗战开始后国内出现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告捷全国军民士气大振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出师后，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侵华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这次战斗从9月25日上午7时打响，到13时许战斗胜利结束，仅用6个小时即歼敌1000余人。这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疯狂气焰。

    1937年9月上旬，当八路军第115师向晋东北抗日前线挺进时，日军第5师团已侵占阳原、蔚县、广灵，并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茹越口要隘，协同沿同蒲铁路南进之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击败国民党第二战区主力，实现右翼迂回，配合华北方面军主力歼灭平汉铁路沿线之国民党第一战区主力之目的。9月16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以其第21联队主力由广灵西进占领浑源县城。同日，第5师团之第9旅团主力由蔚县南下，占领涞源。20日，第21旅团以两个大队兵力南下，占领灵丘县城，向平型关逼近。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以两个旅团的兵力，由大同、怀仁进攻南下，协同第5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进攻。

    在日军向平型关、茹越口内长城防线进攻时，国民党军第二战区调整部署：以第6集团军（辖第15、17、33军）和第7集团军（辖第34、35、19、61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一线，企图凭借长城一线山地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日军进攻，保卫山西腹地。为了积极配合第二战区友军防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和雁门关的内长城一线，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之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之敌。9月14日，第115师先头部队进抵大营镇，并派出侦察分队查明平型关地区情况。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谷道。其间，关沟至东河南镇长约13公里的地段，沟深道窄极为险要，两侧高地便于我军隐蔽部署兵力、发扬火力与展开突击，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根据当时敌情与地形，第115师首长决心抓住敌军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利用平型关东北有利地形，出其不意，以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协同友军作战。为此，命令第343旅由大营镇前出至平型关东南之上寨地区隐蔽集结，并进行战前准备；命令第344旅向上寨地区机动。

    22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并占领东跑他地区。2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侧击该敌。当日，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在上寨召开了军事会议，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并令独立团、骑兵营向灵丘、涞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之后方，牵制和打击增援之敌。师部率主力于当日夜进至平型关以东之冉庄、东长城村地域。24日，第115师组织有关指挥员进行现地勘察，并确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道路两侧高地，利用居高临下便于隐蔽和突击的有利地形，采取一翼伏击的战术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其具体部署是：以第343旅第686团占领小寨村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然后向东跑池方向发展进攻；以第685团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日军先头部队，协同第686团围歼进入伏击地域之敌，并阻击东跑池之日军回援，尔后与防守平型关的国民党军夹击东跑池之日军；以第344旅第687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镇以南高地，断日军退路，并阻击由灵丘、浑源方向来援之日军；以第688团为师预备队。

    为隐蔽行动企图，发挥战役的突然性，各部队当晚利用夜暗、冒雨进入预定阵地，并于25日拂晓前完成了各项战斗准备。

    25日拂晓，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7时许，全部进入我伏击地域。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其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八路军第115师抓住有利战机，全线突然开火，给日军以大量杀伤，并乘日军混乱之际发起冲击。第685团迎头截击，歼日军一部，封闭了日军南逃道路。第687团将日军后尾部队分割包围于蔡家峪和西沟村地区，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从而切断了日军之退路。

    第686团勇猛冲向公路，与日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斗。此时日军虽伤亡惨重，但仍利用车辆辎重作掩护，凭借优势火力负隅顽抗。其中一部企图夺占公路西侧高地，掩护突围。我第686团第2营迅速抢占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与公路东侧部队构成对日军夹击之势，继之将日军压缩于狭谷之中，日军虽疯狂向老爷庙进行多次反扑，企图突围，但均被我击退。为解救被围之日军，先期进占东跑池之日军一部回援，又被我第685团所阻。日军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急令其在蔚县、涞源之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又被我第115师独立团、骑兵营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灵丘以东腰站毙伤其300余人。被围于小寨村至老爷庙之日军，在6架飞机掩护下，再次猛攻老爷庙及附近高地，亦未得逞。第686团遂集中全力，在两翼友邻的配合下，将被围之日军歼灭。至13时许，战斗胜利结束。当日黄昏，第343旅向东跑池日军展开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未按计划出击，致使该敌由团城口突围逃跑。是役，第115师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平型关战役的胜利，首先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败退，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表现出中国人民确有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倍受鼓舞，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增强了全国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与好评。其次，在军事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打乱了其右翼迂回计划，并有效地钳制了日军之精锐第5师团，迫使其将进至浑源和保定的一部分兵力转移到平型关方向，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线上友军的作战，同时也为开辟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抗日战争（1937.7—1945.9）    

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内有一些人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一些人存在轻视游击战争的思想，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与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争上。为了阐明中共抗日战争正确的军事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加深全党全军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意义及其方针原则的理解，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定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演。具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重要军事论著，紧接着又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的重要讲演。他科学地分析了抗战以来的战争过程，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0个月来的抗战经验，驳斥了各种错误思想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的发生和发展。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一个强国，但又是一个小国，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是一个弱国，但又是一个大国，加之有共产党及其军队做为团结抗战的核心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得道多助。这些特点，确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还根据敌我双方存在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对这些因素在战争进程中的发展变化，经深入研究和分析，他科学地预见到持久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毛泽东在论证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持久战三阶段的发展规律，以及为什么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之后，又进一步阐明了如何进行持久战和如何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以争取战争最后胜利等问题。首先，他正确地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普遍深入的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其次，毛泽东还进一步探讨了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指出：

    在战略上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必须实行外线的速决进攻战，变战略上的劣势、被动的不利态势为战役战斗的优势、主动的有利态势；而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作战方针，又必须发挥组织指挥上的能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在作战形势上，要善于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不同形式。就全国抗战的三个阶段来说，战略防御和反攻两个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与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应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与阵地战为辅。同时，毛泽东还进一步明确我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最后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正确地解决了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

    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毛泽东就一些人轻视游击战争，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等问题，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军事论著。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而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但日本是小国，兵力不足，必然在其占领区中有许多空虚地方，因此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有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加，因而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进攻一整套的东西发生了。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于是根据地问题和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些情况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科学论述，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它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统一和提高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认识，对全国坚持持久抗战，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有着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   

    日军侵占太原和上海之后，继续向中国腹地发展进攻。至1937年11月中旬，华北部分地区的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已被日军占领和控制。日军为安定已占地区，开始对存留于华北地区的中国军队进行围攻，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开始转入主要地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鉴于华北形势，及时指示八路军在华北实行战略展开，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粉碎日军的围攻，继续创建抗日根据地。

    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第115师一部（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以及总部特务团等各一部共约3000人），在副师长聂荣臻的率领下挺进五台，并以此为中心向四面发展，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115师主力则转向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根据地。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在太原失陷前，毛泽东即指示：对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八路军应作适当部署，第115师师部和343旅，应立即向这些地区转移。据此，八路军总部于1937年11月9日令第115师由正太铁路南进，由于国民党阎锡山部的无理阻挠，第115师于12月进抵赵城、洪洞地区后，即停止向吕梁山开进。1938年2月中旬，日军第20师团由祁县向晋西南发展进攻，先后侵占介休、孝义等地。国民党军纷纷退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部分地区已成为敌后。此时，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立即进至灵石、孝义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同时工作队赴石楼、永和等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开创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第120师挺进晋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早在1937年9月中旬，日军侵入晋西北地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即指示第120师开赴以管洋山脉为中心的晋西北，展开于大同、太原之翼侧，并向绥远方向发展。

    第120师遵照这一指示于9月下旬进入宁武、神池地区后，便一面以主力侧击沿同蒲铁路南进之敌，配合友军作战；一面以教导团和师政治机关等共700余人组成工作队，在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11月2日后任师政治委员）率领下，分赴朔县、偏关、临县、岚县等14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群众工作，组织各种救国团体，建立各级战地动员会，执行合理负担政策，从而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经一个多月的发动与组织工作，各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脱离生产的自卫军，总人数达1.1万余人。至1938年初，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第120师由出征时的8200余人扩大到2.5万余人。

    八路军第129师挺进晋冀豫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7年9月下旬，在日军侵占保定、继续南犯威胁正大铁路的情况下，中央军委电令第129师主力迅速向正太铁路以南地区开进。10月中旬，该师挺进晋东南平定地区后，随即以主力侧击沿正大铁路西进之敌。与此同时，以教导团第五连及部分干部在太谷、榆次、阳泉、昔阳、和顺等县进行群众工作。11月初，又派骑兵营深入冀西的临城、赞皇地区开展群众工作。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全区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许多青年踊跃参军，抗日武装则不断袭击日军据点和交通线，曾一度中断敌之平汉铁路的交通运输。与此同时，第129师还以教导团的部分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越过平汉铁路进入冀南地区，与中共当地组织取得联系，随后于1938年1月初又以6个连的兵力组成东进纵队，由第386旅副旅长陈再道率领挺进冀南，加强冀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为第129师政治委员，他与刘伯承一起领导创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工作。2月下旬，在日军向晋南进犯时，第129师又派出部分干部，协同中共晋豫边特委建立了晋豫边游击支队，开展该地区的游击战争。至此，晋冀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全面展开，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1938年4月至10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和毛泽东《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军事论著思想的指引下，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迅速由山区发展到平原，由山西扩展到整个华北。八路军不仅粉碎了日军对山区根据地的围攻，而且以主力一部挺进平原，协同当地人民抗日武装，广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打击和钳制了敌人，作战千余次，歼敌2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     

抗日战争（1937.7—1945.9）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晋察冀边区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是威胁日军占之平绥、同蒲、正大、平汉4条铁路及平、津等大城市和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在这一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1937年9月20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的指示中就指出：“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据此，八路军总部在平型关战役后，即令第115师以一部兵力深入敌后，开展群众工作，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该师以师政治部机关和教导大队分别组成工作队，在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率领下，于五台等地协同当地组织开展群众工作。10月11日，毛泽东电示聂荣臻：“你们应着重一个月内建立武装与群众工作之基础，以便一个月后有充分力量反对日寇的进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115师随即以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以及总部特务团等各一部共约3000人，在副师长聂荣臻（11月2日改任师政治委员）率领下，以五台地区为中心，向四面发展。以师独立团向晋察冀边区之浑源、广灵、灵丘、阳原、蔚县以及涞源、易县展开，并收复了上述7座县城和广大乡村；以骑兵营向冀西地区展开，先后收复曲阳、完县、满城等县城及广大乡村；以一部兵力掩护工作队向西发展，开辟五台以西和定襄地区。各部队一面作战，一面配合工作队与当地中共组织首先摧毁日伪组织，尔后放手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随后建立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或抗日救国会，通过这种带有政权性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同时号召广大青年参军或参加民兵自卫队，保卫家乡；陆续建立起县、区、乡的民兵自卫委员会和不脱离生产的抗日救国自卫队，以及脱离生产的抗日义勇军。并实行抗日的经济政策，没收汉好的财产，进行减祖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发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号召，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由于深入动员和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初步解放，因而抗日热情高涨，抗日武装也随之迅速扩大。经一个月的工作，北部地区除组建了一批游击队外，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后改为第一支队）；东部地区组建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共4000余人；南部地区建立了平山团、井（陉）获（鹿）等游击队；西部游击武装也有很大发展；而主力部队也由近3000人扩大到7600余人，从而为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11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该区下辖4个军分区。12月，各军分区主力部队均整编为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大队（相当于团），每个大队下辖3—4个中队（相当于营）。第一军分区兼第1支队，下辖第1、第2、第3大队；第二军分区兼第2支队，下辖第4、第5、第6大队；第三军分区兼第4支队，下辖第10、第11、第12大队；第四军分区兼第3支队，下辖第7、第8、第9大队。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会议决定统一边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民运工作等各项方针政策，并以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边区的政权机关——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以聂荣臻等9人为委员。军区和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胜利建成。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促使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和迅速扩大，对敌占据的交通线和中心城市构成严重威胁。     

抗日战争（1937.7—1945.9）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日本侵略军自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来，不断在上海方向增强兵力，以保持其沿长江而上向中国腹地进攻的势头。11月12日占领上海后，日军则沿京沪线向南京进攻，12月13日攻占南京，25日占领杭州，至1938年春，苏浙皖大部分地区已成敌后。然而，日军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无力控制。同时，国民党军队和政权机构大部已撤走。这对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有利的时机。

    而且在苏浙皖地区，共产党的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有较高的抗日热情，这就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创造了条件。

    根据华中战略地位、形势及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毛泽东于1938年2月15日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指出新四军“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新四军军部依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和方针部署，于5月间向所属各部发出指示，明确提出该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和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迅速向华中敌后挺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

    第1、第2支队挺进以茅山为中心的敌后地区，创造苏南抗日根据地。

    苏南地处京、沪、杭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5月中旬，第1支队在陈毅率领下由岩寺出发，向苏南开进，6月中旬，第1支队到达苏南傈阳竹桥，随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随后第2支队在张鼎丞率领下也挺进苏南敌后，并展开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第1、第2支队在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着手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开展枫日游击战争，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7月1日夜，第1支队以第2团第1营突袭了京沪铁路镇江与丹阳之间的新丰车站，全歼守敌40余人，摧毁车站，拆除路轨，使京沪铁路交通一度中断。8月12日第1支队又以第2团主力袭击句容县城，歼敌40余人。虽然没有最后攻占，但能袭击敌占中心城市南京附近的县城，对敌人的震动和对群众的影响颇大，使敌感到恐慌，群众受到鼓舞。8月23日，第1支队又进行了反“围剿”作战，以抗击和伏击相结合的战术手段，歼敌49人，粉碎了敌人200余人的围攻。在此期间，第2支队也进行多次战斗，均取得胜利。第1、第2支队在对日军作战的同时，还大力摧毁伪政权，发动群众扩大自己的武装，建立各级政权。从而使以茅山为中心包括溧阳、溧水、金坛、丹阳、句容、镇江、江宁、当涂、武进、宜兴、无锡、吴县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苏南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后方。敌遂调集4500余人，并配有飞机、坦克、大炮，于8月22日和23日由秣陵关、溧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兵分八路，水路并进，企图攻占小丹阳地区，消灭我第2支队，摧毁初建的抗日根据地。我第2支队从23日黄昏开始，在内线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手段，以阻击、牵制、外线袭扰等相结合方式与敌作战，我第1支队在外线积极配合第2支队的内线作战，以积极的行动，袭击敌补给线，攻击敌据点，使敌彼此难顾，最终粉碎了敌8月份对小丹阳的围攻。9月以后，敌又连续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至12月，苏南地区军民先后粉碎敌之“扫荡”近30次，初步巩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第3支队挺进皖南地区，开辟皖南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7月1日，新四军第3支队亦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60公里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区面对敌之长江交通线，系日军第15、第116师团的结合部，两部敌军经常出动“扫荡”，敌我战斗比较频繁。9月底，国民党军第三战区令我第3支队担任坚守青戈江阵地的任务。10月29日，第3支队侦悉敌在湾址、凤凰闸、大洋桥地区增兵800余人，企图向我青戈江阵地进犯，以配合其主力对铜陵、大通镇沿江地区的“扫荡”。我第3支队首长决心坚守青戈江阵地，以掩护南陵，配合友军作战，在作战行动上采取正面防御与翼侧出击的方式，打击敌人。30日，湾沚之敌500余人向我红锡镇阵地发起攻击，我军在歼敌百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敌占清水潭后，于11月3日，又增加400余人兵力，并分四路围攻马家园我军，我给敌以大量杀伤后，主动撤离。敌占马家园后，我第3支队随即调整部署，集中主力对敌实施反击，收复马家园。当日夜，第3支队另组派精干小分队袭击湾沚及九里山敌军据点。敌人于4日上午退回湾沚。经4天战斗，我军共歼日伪军300余人。12月，第3支队奉命转至铜陵、繁昌沿江地区担任防御任务。

    第4支队挺进皖中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1938年4月底，新四军第4支队即展开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5月上旬，该支队先遣队东进至巢县以南地区，侦悉蒋家河口渡口为敌西进必经之地，遂在此设伏，12日歼路经此地日伪军20余人。6月中旬，日军攻占安庆后，第4支队便在安（庆）合（肥）公路两侧，积极开展游击战。7月间，第4支队第9团以4个连的兵力，袭击无为以东运潜地区伪军，击毙50余人，俘伪副司令以下100余人，缴获步枪150余支、轻机枪6挺。9月3日，该支队一部袭击敌汽车运输队（80辆），经30分钟激战，毙敌70余人，俘敌4人，击毁汽车50余辆。10月，该支队一个连又在安（庆）桐（城）公路袭击敌车队，毙敌29人。第4支队连战皆捷，牵制了日军的西犯行动，重创了伪军，鼓舞了皖中人民，配合了友军作战。此外，新四军游击队，在1938年下半年，还开辟了豫东抗日战场，初步打开了豫东抗战的局面。

    新四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完成改编、集中之后，迅速向华中敌后挺进，开辟敌后战场，在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广大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日伪军，支援了正面战场上的友军作战。     

抗日战争（1937.7—1945.9）    

东江、珠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斗争非常重视，派廖承志等到广东，先后建立了八路军驻广州、香港办事处。1938年4月，又成立了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这些领导机构成立后，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广州失陷后，国民党军退守清远、新丰一线与日军对峙，广州外围和广九铁路两侧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华南的形势和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指示精神，确定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是：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长期的抗战中发展力量，使党逐步成为在华南地区最后战胜日寇的决定因素。同时决定，把东江作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点地区之一。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地处珠江门户，广九铁路纵贯其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上半年，华南沿海的形势日益紧张，种种迹象表明，日军企图扩大对华南的侵略。据此形势，中共广东省委指示成立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并立即在东江地区筹组抗日武装。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中共东江地区的党组织加快了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10月24日，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从香港派中共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等到惠阳县坪山圩，成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进行组建抗日武装工作。12月2日，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曾生任总队长，100余人。1939年1月，又对东江地区的其他抗日武装进行整编，成立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由王作尧任大队长。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是东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1939年春，日军为确保广州和珠江、西江的交通线，收缩了兵力，撤出惠州等一些城镇。国民党军进占惠州，并设立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分别编为其所属的新编大队与第二大队。

    部队虽然接受国民党军的番号，但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一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9月初，日军500余人占领大亚湾沿岸的葵涌、沙渔涌，威胁惠州。9月12日，新编大队乘夜暗袭击日军，战至天明，克复葵涌、沙渔涌，日军被迫从海上撤退。12月，新编大队又在横岗的鸡心石伏击日军一个大队，毙伤日军30余人。在此期间，第2大队也发动和依靠群众对宝安县城南头镇实行封锁包围，迫使日军于11月30日撤出南头镇。我党领导的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壮大，至1939年底，新编大队发展到500余人，第2大队发展到200余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和对敌斗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40年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波及到华南。广东国民党企图借整训之机解除我党领导的这一部分抗日武装。国民党这一阴谋被我识破后，我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未去整训，国民党当局以拒绝执行其集中整训的“命令”为借口，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围攻。4月，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突破围困转移至国民党控制的陆海丰地区，分散隐蔽在丛林山洞中，部队损失很大，两个大队仅剩下100余人，处境十分险恶。在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处于严重困难的关键时刻，廖承志从香港转来了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要曾（生）王（作尧）两部仍应回到群众基础较好的东（莞）宝（安）惠（阳）地区，大胆坚持抗战与反摩擦，决不可在国民党的后方停留。于是，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于8月上旬秘密返回宝安县的上下坪村。

    9月中旬，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上下坪村召开了干部会议，学习中央的电报指示精神，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确定放弃国民党军的番号，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原新编大队改称第3大队，第2大队改称第5大队，分别由曾生、王作尧任大队长，林平任两大队的政治委员。会后，第3大队70余人于10月初挺进东莞县大岭山客家洞地区，开辟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第5大队30余人在宝安县的阳台山创建根据地。

    大岭山位于东莞县西南部，面积约130多平方公里，人口10余万。其周围的莞城、石龙、厚街、太平、霄边等地，均有日伪军据点，驻守着日军长濑大队和伪军一部，有3000余人。针对上述情况，第3大队进抵大岭山后，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自卫武装，消除汉奸。11月初，日军200余人进山“扫荡”，我第3大队以突然出击的战术手段打击日军，经4小时激战，杀伤日军大部，日军遭突然打击之后，不敢继续深入，撤回原防。1941年6月，驻东莞县城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奔袭大岭山，企图歼灭第3大队。当日伪军深入大岭山后，第3大队及各乡自卫军选择有利地形，突然将敌一部包围，对敌进行猛烈攻击，从6月11日拂晓战至下午3时，日军数次突围均未得逞。12日，日军以飞机支援，空投粮弹，但仍未突出包围。后因日军大批援军赶来，第3大队为避免与日军硬拚而撤出战斗。此战，歼日伪50余人，长濑大队长被击毙，缴枪10余支，战马多匹。第3大队在坚持以游击战打击日伪军的同时，还注意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他们派出工作组，帮助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并按“三三制”的原则建立起了村、乡抗日民主政权，还成立了中共大岭山区委。

    第5大队进入阳台山地区后，立即着手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他们首先清除汉奸、特务，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建立抗日自卫队，动员青年参军，在第5大队的帮助和动员下，先后建起8个抗日自卫队，200余名青年参了军，还建立了乡级抗日民主政权。6月17日，驻南头日军约40余人，向望天湖、游松等地进犯，18日，第5大队以一个中队的兵力伏击日军，给敌以杀伤，迫使日军撤回南头。7月7日，日军400余人分两路“扫荡”阳台山地区，第5大队集中兵力打敌一路，激战一天，击退了日军的进攻。8月18日，日军400余人分三路再次“扫荡”阳台山地区，第5大队将兵力分散游击，到处袭击敌人，使敌不能立足，不得不撤回深圳、南头。我军几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使阳台山根据地逐步巩固。

    从上下坪会议到1941年底，东江抗日武装正确地坚持了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部队由从海陆丰东返时的100多人发展到1500余人，民兵发展到1000余人。此外，在增城、从化、番禺地区建立了增从番独立大队，约100人。从此，东江抗日武装成为这一地区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总方针，1942年1月下旬，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在广东省委的领导下整编了部队，以第5大队为基础编成一个主力大队，其余分别编为第3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港九大队，以便积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1942年春，国民党顽固派调集第187师、独立第9旅等部5000余人，对我东江抗日根据地围攻，持续达一年之久，使该地区的斗争进入极为艰苦阶段，在此情况下，我及时采取了“精兵简政”的正确措施，较顺利地度过了难关。

    从1943年1月至11月，我军对日伪军展开广泛袭击，东江我军共作战70余次，歼日伪军1000多人，缴获武器500余件，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民兵近千人。11月，日军又调集近10000人的兵力，对我实行“万人扫荡”。12月中旬被我粉碎，日军被迫撤回原防地。

    为了进一步发展东江的敌后游击战争，1943年12月2日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7个大队。此后，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向粤东、粤北猛烈发展。主力部队在向粤东、粤北发展开辟新区之后，留在东江地区的部队继续与日军作战，直到日军投降。东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从广州失陷到1945年8月，开展近7年时间，牵制了大量日伪军，有力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     

抗日战争（1937.7—1945.9）    

海南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抗日战争爆发前，海南岛地区保存了一支30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坚持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琼崖特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当局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并于1938年12月5日在琼山县云龙圩将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以下简称独立队），由冯白驹任队长。独立队改编时约300条人枪，编为3个中队。1939年2月10日，日军以台湾混成旅团一部，在海军的支援下，由海南岛北部的天尾港登陆，占领了海口、琼山、定安、文昌等地。14日，日军又以第5舰队一部在海南岛的三亚港登陆，并占领了三亚、榆林等地。遂后日军南北对进，海南全岛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守军保安第15团等部退入五指山地区。日军登陆时，刚改编的独立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毅然开赴南渡江的潭口，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构筑工事，阻击日军渡江。此后，独立队以第1中队在琼山县的云龙、道崇、三江、丰演，以第2、第3中队在琼山县的咸来、树德和文昌县的大昌等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不久，与国民党当局联合成立了琼崖战时党政处，颁布了《动员委员会组织条例》，在部分县、乡成立了保卫琼崖动员委员会。由于这一时期琼崖地区的国共合作较好，琼崖抗战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各地的农民抗日协会纷纷成立；许多失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要求独立收编，共同抗日；不少国民党军队和行政机关要求独立队派员协助加强政治工作，整顿组织；独立队本身也迅速发展到1000余人，为了适应部队迅速发展的形势，3月，中共琼崖特委将独立队改称为独立总队，由冯白驹任总队长，下编3个大队。

    独立总队成立后，中共琼崖特委和总队即以第1、第2大队于琼山、文昌地区，以第3大队于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3月中旬，第1大队在琼文公路线上的罗牛桥伏击日军的运输车辆，击毁敌汽车1辆，歼灭日军大佐指挥官以下20余人。5月，第2大队在海口市郊长村桥附近伏击修路的日军，缴获枪7支。6月，第1大队潜入文昌县城，袭击日军北门哨所，歼灭日军数人。日军遭连续打击后，出动1000余人对琼文地区进行“扫荡”。为牵制敌人，独立总队以第2大队一部西渡南渡江，进至琼山县龙塘、十字路、龙桥、府城和海口郊区活动，威胁敌心脏地区，并将游击战争发展到海南岛西部地区。

    1939年2月至年底，第1、第2大队在琼文地区作战70余次，歼日军800余人，开辟了琼文抗日根据地。

    为发展海南岛西部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独立总队第3大队于1939年冬组织了围困那大日军据点的战斗。那大驻有日军100余人及伪军1个中队。第3大队决定联合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动员群众，采取围困战术将日军挤走。

    战前，第3大队主持召开陶江、南丰等8个乡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成立围困那大行动委员会指挥部。在国民党情县县长和各乡行政人员的支持下，组织工作队深入群众，建立各种围困组织，其中，有武装人员400余人，群众2000余人。10月下旬，发起围困战斗，第3大队以2个中队及部分地方游击武装对那大之敌连续袭扰，以部分武装人员带领群众在那大外围严密警戒，切断那大之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至11月初，敌因给养断绝，孤立无援，被迫乘夜暗突围向信县县城逃窜。第3大队进入那大后，未及逃跑的伪军1个中队全部就俘，缴获枪60余支。那大战斗的胜利，促进了海南岛西部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1940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琼崖特委：海南岛西部应作长期的打算，应以全岛为目标，大力发展党和武装，开展民运工作，不顾国民党的任何阻碍，坚决组织全岛人民的抗日斗争。要自力更生，把琼崖创造为争取900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为了落实中央的指示，中共琼崖特委于1939年12月决定将特委和总队部转移到临高、儋县、白沙交界的纱帽岭地区，建立以那大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下旬，特委及总队领导机关率特务大队向纱帽岭地区转移。2月中旬抵达美合地区时，那大镇已被日军重新占领，特委及总队机关不能继续西进，遂决定留在美合地区创建根据地。独立总队进至美合后，迅速控制了美合周围的仁兴、南坤等乡，并建立了100余人的民兵。与此同时，在儋县、昌江、临高等县成立了第4大队和第5大队。同年夏，在美合建立了干部学校。9月，中共中央派庄田、李振亚抵琼崖，加强了独立总队的领导和指挥。接着，整编了部队，统一编成2个支队、1个特务大队和1个独立大队共3000余人。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总队长，李振亚任参谋长，王业喜任政治部主任。

    独立总队的迅速壮大，引起了海南国民党当局的恐惧。从1939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就不断制造借口，限制独立总队的发展。1940年11月7日，以国民党保安第7团及部分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向美合根据地发起进攻。独立总队被迫撤出美合，向琼山、文昌地区转移，1941年进至琼山县树德乡。3月，国民党保安第7团再次向独立总队发动进攻。独立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坚决实行自卫反击，歼灭顽军一部于罗蓬坡。6月，独立总队又粉碎顽军3000余人对琼山文昌根据地的进攻。在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的同时，独立总队于7月以2个支队的兵力袭击日军美德村据点，击毁日军军车2辆，歼灭日军60余人，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20余支。此后，第1、第2支队向琼山县甲子乡挺进，继续巩固和扩大琼文根据地。

    从1939年2月日军登陆海南岛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在海南岛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琼文、乐万、澄临地区建立了根据地。1941年5月至11月，陆续成立了乐万、文昌、澄临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抗日民主政府，独立总队也由原来的300多人猛增到3500余人。此外，还在许多县、区、乡建立了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其成员达5万余人，从而使海南岛的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抗日战争（1937.7—1945.9）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建设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或“抗日军政大学”。她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创办于陕北，1936年6月1日改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将校址迁至延安，从此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亲自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他还多次到抗大讲课和作报告，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在抗大的讲演。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也到抗大讲过课。林彪、罗瑞卿、张际春、刘亚楼、傅钟、许光达、膝代远、莫文骅、何长工等先后担任过学校领导工作。抗大校部下辖8个大队。学员以从部队中抽调干部为主，并招收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爱国知识青年。学习内容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问题、世界现实、群众工作、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和军事常识等。抗大的教学方法是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抗大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边学习、边生产，强调“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的原则。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需要，抗大于1939年7月开始到敌后办学，校址先后迁至陕西武乡县蟠龙镇、河北邢台县浆水镇。1938年底至1945年春，抗大陆续在晋东南、晋察冀、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0个分校和太行分校、太岳分校（在晋东南的第1分校后来迁入山东省）。抗大还开办了6所附属中学。1943年3月，抗大总校址迁回陕北绥德，徐向前任代理校长，李井泉任政治委员。1945年10月，抗大总校迁往东北，后来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政大学，并以各分校为基础，组建了华北、华东、西南等军政大学。抗大在抗日战争八年间办学8期，培养了20余万名军政干部。抗大的办校方针和校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和部队建设的优良传统之一。她培养的学员，为组织和领导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山西抗日决死队协同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   

    抗日决死队，也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36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等组成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以合法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该委员会到达太原后，就同国民党山西地方阎锡山集团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也称牺盟会），参与主持了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工作，并经过军政训练班等机构，先后训练军政干部近两万名。抗日战争前夕，阎锡山曾再三考虑过要整军扩军。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薄一波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阎锡山正式提出组建山西新军的建议，阎锡山同意先试建1个团。8月1日，即以原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民兵军官教导团的一部为基础，组成抗日决死队（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由1个总队（相当于团）迅速发展为4个总队。日军侵入山西后，山西旧军节节败退。这时，薄一波又向阎锡山提出再组建5—10个旅的建议，阎锡山迫于形势需要，同意继续组建5个旅。于是很快就组织建起抗日决死队第1、第2、第3、第4纵队和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决死队各纵队的正式番号依次为国民革命军第1、第2、第3、第4旅。工人武装自卫总，于1938年春扩编为工人武装自卫纵队，1939年春又改称为第207旅（但通称工卫旅）。山西新军在中园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1939年初，新军又以政治保卫队的名义由各牺盟会所属游击队组建了第209旅、第212旅、第213旅。另由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建了暂编第1师。到1939年底，列入正式建制的抗日决死队共有46个团另4个游击支队（相当于团），总兵力达5万余人。此时，山西新军的实际员额已经超过了当时的山西旧军。

    新军各部队均建立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绝大多数的旅政治委员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他们是部队的最高首长，拥有最后决定权。团、营、连的主要政治工作干部也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这就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军的领导，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新军成立后，一直在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广大地区活动，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新军与八路军并肩协同作战，阻击日军进攻，粉碎日军的围攻和“扫荡”，胜利地进行了许多次重要战役战斗。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首先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命令旧军进攻新军，摧残牺盟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和抗日民主政权。新军被迫奋起还击，终于挫败了旧军的进攻。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企图压制新军、排挤八路军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相反其自身力量却被大大削弱。1940年春，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7个团，仍保留晋绥军番号，实际上已经加入八路军的序列，分别集中于晋东南和晋西北两个地区，继续坚持抗日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积极配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最终破坏了山西统一战线的局面。这时，山西新军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参加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八路军冀中回民支队奋勇抗日   

    在中华民族的敌后抗日战场上，活跃着许多少数民族抗日游击队伍，他们中有回族、满族、朝鲜族、蒙古族、黎族、苗族、壮族、瑶族等同胞组成。

    这些队伍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洒热血于抗日搏斗的战场。马本斋所领导的八路军冀中回民支队，是全国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抗日队伍之一。

    1928年，马本斋在东北奉军刘珍年独立第21师第4团任团长，该团驻防山东牟平地区，“九一八”事变后，马本斋因坚决要求北上抗日，被撤销了团长职务，改任烟台至威海汽车路局局长。1932年秋，马本斋弃官返乡。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并开始向华北地区进犯。9月，日军开始侵犯马本斋家乡河北献县东辛庄，肆意烧杀抢掠。在这危难时刻，马本斋组织了一支六七十人的回民抗日义勇队。10月，回民抗日义勇队在东辛庄子牙河大堤伏击日伪军，一举缴获日军1门迫击炮和10余支枪。

    1938年5月，八路军来到了冀中平原。马本斋率队参加了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回民教导队，马本斋任队长。7月，回民教导队与另一支回族抗日武装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8月，回民教导总队在河间、献县、青县、沧县等地袭扰打击敌人，作战30余次，毙伤日伪军500余人。10月，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马本斋率部开始在定县、无极、藁城、新乐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8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回民教导总队改称为冀中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郭陆顺任政治委员，兵力约200人。随后，回民支队开始在深南开展游击战争，曾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取得了衡水康庄战斗的重大胜利，受到了冀中军区的嘉奖。之后，又组织精干小分队巧取深县榆科伪军据点。

    从1940年冬开始，回民支队转战至深泽、徐水、无极、藁城、河间、献县等地，英勇顽强地打击日军。在献县交河地区活动时，曾两次攻打景河据点，消灭日军1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4辆，并缴获物资一批。毛泽东为此专门题写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的题词。1942年，回民支队在阜城、景县等地经过“五一”反“扫荡”的激烈战斗后，6月，转入冀鲁豫军区。9月，到达范县、观城、濮阳一带活动。回民支队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严格部队纪律，维护民族团结，广泛研究游击战术，不断总结战斗经验。1943年转战鲁西北朝城、冠县、莘县、尚和等地。11月，回民支队参加濮阳八公桥战斗，采用了“牛刀子钻心”的战术，夺取了战斗的胜利。数年中，回民支队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歼日伪军3.76万余人。

    冀中回民支队在抗日战争中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冀中回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通过抗日战争的斗争锻炼，更加强了同汉族人民的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凝聚力。这种全民族的团结，是抗日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加紧诱迫国民党政府投降，同时以主要力量继续进攻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华北加紧推行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所谓“囚笼政策”，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妄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使中国成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

    为了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于影响全国的整个抗日局势，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1940年8月20日至12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先后使用105个团约40万人的兵力，向华北敌占据点和交通线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作战，故名“百团大战”。整个战役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正大铁路为重点，开展交通总破击战（8月20日至9月10日）

    这次进攻战役于8月20日首先从正大铁路发起。正太铁路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要线之一。敌人在正太铁路沿线驻有独立混成第4旅团（司令部驻阳泉），独立混成第8、9旅团（司令部分别驻石家庄和太原）各一部。

    20日夜，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8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又2个骑兵营、5个游击支队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向正太铁路东段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一部发起攻击。经历了3小时激战，右纵队攻人晋冀交界的要隘娘子关，歼灭日军一部。随后又破坏了娘子关以东的桥梁及通信线路。中央纵队连克蔡庄、地都、北峪、南峪等日军据点，并破坏桥梁两座。23日后，因阴雨连绵，河水暴涨，致使左纵队攻击岩峰、上安等据点未成。晋察冀军区部队遂转移兵力，对铁路、桥梁、隧道实施全面破击。

    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8个团又8个独立营的兵力，于8月20日夜开始对正太铁路西段之敌展开攻击。另以2个团会同乎定、辽县、榆社等地方武装，分别对平辽、榆辽公路进行了破击，以牵制各点守敌，保障主力侧后的安全。左翼队一部向芦家庄发起攻击，连克碉堡4座，歼灭日军80余人；右翼队一部向桑掌和铁炉沟等据点发起进攻，歼灭日军130余人。21日，为阻止日军从侧背攻击破路部队，该师预备队一部抢占了阳泉西南4公里处的狮垴山高地。之后，阳泉日军在飞机支援下，并使用化学武器，连续向狮垴山猛攻。我军据险英勇抗击，顽强坚守6昼夜，歼灭日军400余人，有力地保障了破击部队的翼侧安全。经数日激战，该师先后攻占了正太铁路线上的10多处据点和车站，除寿阳、阳泉等少数几个城镇外，正大铁路西段基本为我控制。从而使日军正太铁路西段陷于瘫痪。

    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指挥20个团的兵力，担负同蒲铁路北段的破击任务。从8月20日夜开始至31日止，先后攻克了北龙泉、康家庄、丰润村、阳坊口等多处据点，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和忻静、汾离、太汾等公路。

    为配合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段的破击战，八路军还出动了50多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对平汉、平绥、北宁、同蒲（南段）、白晋、津浦、石德等铁路线和一些主要公路，以及日军占领的许多据点，进行了广泛的破击和袭击。

    25日后，敌人从白晋铁路、同蒲铁路南段抽调第36、37、41师团各一部，配合独立混成第4、第9旅团向八路军第129师反击；从冀中、冀南抽调5000人的兵力，配合独立混成第8旅团向晋察冀军区部队发起攻击。9月2日，敌人合击正大铁路南侧的安丰、马坊地区的第129师。该师以4个团的兵力顽强抗击，毙伤日军200余人。9月6日，第129师第386旅和决死第1纵队各2个团，于榆庄西北双峰地区包围日军1个营，击毙400余人，打破了敌人的合击。晋察冀军区为策应第129师作战，以4个团向正太路北侧盂县地区的日军出击，迫使正太铁路南侧的日军北援。第120师对同蒲铁路忻县至太原段的破击，也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对正太铁路的增援行动。

    9月10日，八路军总部为休整部队，准备再战，遂命令部队结束第一阶段作战。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由于我军准备充分，部署周密，充分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二阶段：继续破击交通线，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9月22日至10月上旬）

    在这一阶段中，我军主要进行了涞灵、榆辽战役。9月16日，八路军总部发布了第2阶段的作战命令，要求各部队继续破坏敌人交通线，摧毁深入我抗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任务区分是：晋察冀军区主力破击涞灵公路，并夺取涞源、灵丘两县城，第129师重点破击榆辽公路，收复榆社、辽县两县城；第120师主力对同蒲路北段至轩岗段进行彻底破坏，再次切断同蒲铁路北段的交通。

    9月22日，晋察冀军区首长指挥8个团、3个游击支队、2个独立营组成左、右翼队和预备队发起涞灵战役，右翼队主攻涞源县城，由于攻坚器材缺乏和敌人顽强抵抗，经一夜激战未果，23日即转为攻击沫源县外围日军据点。26日，相继攻占三甲村、东团堡等十几处据点。28日，日军增援部队3000余人开抵涞源县城，右翼队遂转移兵力于灵丘、浑源方向，协同左翼队攻占了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等日军据点。10月9日，大同日军1000余人前来增援，晋察冀军区遂决定结束战役。此役共歼敌1100余人。

    9月23日，第129师首长指挥第386旅和决死第1纵队2个团、第385旅（附第32团）组成左、右翼队，发起榆辽战役，向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发起攻击。到30日，左翼队攻占榆社县城，歼敌400余人。右翼队攻占榆辽公路上的小岭底、石匣等敌人据点。此时，武乡、和顺的敌人同时出援，第129师遂决定停止攻打辽县县城，向红崖头、官地恼地区转移兵力，伏击由武乡出援的敌人。第385旅在开进途中，与日军援兵600余人遭遇，经一天激战，歼敌大部，残敌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顽抗，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辽县西援日军已突破我狼牙山阻击部队的阵地。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决定第129师撤出战斗，结束了战役。榆辽战役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

    第120师为配合沫灵、榆辽战役的作战，对同蒲铁路北段实施了新的破击，同蒲铁路北段再次被切断。第129师所属的冀南军区以12个团的兵力，对石德铁路和邯济铁路进行了破击，歼敌1700余人。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冀南军区以12个团的兵力，对石德铁路和邯济铁路进行了破击，歼敌1700余人。

    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冀中军区从10月1日起至12日止，进行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攻占日军据点20余处，歼敌1500余人，破坏公路150公里。

    第三阶段：反击日军大规模报复“扫荡”作战（10月6日至12月下旬）

    百团大战的发动，使日军的部署陷入混乱局面，敌痛感中共军队威胁极大，为稳定战局，巩固其在占领区的统治，日伪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坦克开路，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八路军在各根据地军民的有力配合支持下，展开多种形式的游击战，破袭敌据点，断其交通，先后在大行地区、晋察冀地区、太岳地区和晋西北地区抗击了日伪军六七万人次的“扫荡”。晋西北地区的反“扫荡”作战一直延续到1941年1月下旬。与其同时，在太南、冀南、冀中、大青山等地，均有局部的反“扫荡”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山区军民反“扫荡”作战。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参战兵团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进行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845人，拔除据点2990余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破坏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火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枝（挺）。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这次战役，使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遭到严重破坏，给了侵华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写下了难忘的篇章。     

抗日战争（1937.7—1945.9）    

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中日双方经过前段激烈的较量，使日军妄图以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了。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根据地，严重威胁敌人后方，使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步将其主力转向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并开始实行新的侵华方针，即轻视国民党重视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反复“扫荡”、“蚕食”、“清乡”，加强沦陷地区的法西斯统治，“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下，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于1938年12月叛逃投日，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汪记国民政府，成为臭名昭著的汉奸卖国贼。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也开始投降从事反共活动。面对中国抗战出现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指引下，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这对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和团结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日军按其既定政策，首先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于是，华北各地八路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扫荡”斗争。据此间不完全统计，日军对华北根据地的“扫荡”达109次，使用兵力达50万人左右，其中1万人到2万人以上规模的“扫荡”有7次，3万以上的有2次，6万人以上的有1次。八路军在反“扫荡”作战中，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其中，晋察冀边区军民在雁宿崖、黄土岭两次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余人，并击毙了日军自称从未打过败仗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第120师和地方武装在1940年夏季反“扫荡”中，与敌进行大小战斗251次，毙伤日军4990人。晋冀豫边区军民在1939年1月至3月与敌进行较大的战斗100余次，毙、伤日军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幻想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

    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日军先后在华北进行了“扫荡”、“蚕食”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治安区着重于“清乡”，实行“三光政策”。

    其目的是断绝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摧毁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力量。1941年至1942年中，日军对华北根据地的“扫荡”，千人以上规模的有174次，总兵力达83万余人。各解放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其中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歼灭日伪军10600余人。曾创造了以2个连歼灭日军1200人的最著名的宋庄模范战斗的战例。

    皖南事变后，日军把在华北用的“扫荡”、“蚕食”办法，也同样用于华中根据地来对付新四军。日军对华中根据地的“扫荡”，重点是苏中和苏北解放区；对苏南解放区重点搞了“清乡”运动；同时，对华中其它解放区也加强了“扫荡”、“蚕食”和“清乡”等活动。

    1941年至1942年，华中根据地军民在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7月7日至1942年7月7日，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4000余次，平均每天作战40次，毙、伤、俘日伪军13万余人。在抗战的第六年，共作战27000余次，平均每天作战75次，毙、伤、俘日伪军约20万人。在这两年中，我各抗日根据地，虽然有的相对缩小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人数相对减少了，但终于顶住了敌人的“扫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1943年至1945年7月，是八路军、新四军渡过了最严重的困难阶段以后，再次扩大、发展和发动局部反攻的时期，1941年到1944年上半年，八路军、新四军抵抗了日本侵略军在华兵力的60％以上，伪军95％以上。1943年，日军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有150余次；1944年有160余次。尽管抗日军民处境困难，但是由于1941年至1942年的艰苦斗争，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致使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仅在1944年就对敌作战2万多次，毙伤日伪军26万余人，俘日伪军6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余人，攻克县城47座，攻克据点5000余处，收复国土8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380余万人。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攻势作战的胜利，大量消耗与牵制了敌人，经过艰苦的斗争，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蚕食”和“清乡”，扩大了解放区。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就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解放区遍布19个省，总面积为9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550万。解放区的发展与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和海岸线的强大战略包围，为实施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抗日战争（1937.7—1945.9）    

新四军皖南突围   

    新四军皖南部队，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地区活动。这是一个横宽百余公里、纵深五六十公里的狭长地带，而且面对强敌，背后有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监视和封锁，处境十分险恶和艰难。为使皖南部队早日摆脱险境，中共中央从1940年的10月起，曾多次令其尽快由无为以东北渡长江进入皖东，或者经苏南渡江北上。然而，作为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却以“军部北移困难”为由，主张留在皖南。在国民党顽固派部署围歼新四军军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紧急电令皖南新四军部队务必“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新四军军部这才开始组织部分机关人员向苏南转移，但仍没有及时组织部队行动，以致贻误了战机。

    蒋介石在其准备就绪之后，12月10日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按照前定计划”，“立即将其解决”；并故意泄露皖南部队向北转移路线，暗示日军加强沿江封锁兵力；同时令皖中李品仙部于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妄图与日军相互配合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12月下旬，顾祝同调集了7个师8万余人兵力，以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确立“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29日，上宫云相召开作战会议，部署其第52师、第108师为右翼军，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展开，向戴家会、三里店、汀潭发起进攻，尔后向繁昌方面追击；以第40、144师、新编第7师为左翼军，于湾滩、茂林、苏口、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展开，向云岭、何湾、沙土角发起进攻，尔后与右翼军协同向长江南岸的旧县、荻港、坝埂头方面追击。同时，以第79师于太平、石壕之间，以第62师于榔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和第二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郎溪地区，切断苏南与皖南的联系。并限定以上各部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

    此时，新四军皖南部队渡过长江或转移至苏南的困难虽然较多，但转移的条件还是具备的。第一，敌顽之间和顽军内部均存在不少矛盾，不敢深入；第二，沿江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并有江北和苏南的新四军部队接应；第三，皖南部队指战员同仇敌忾，具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做出决定：皖南部队以临战姿态，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并进行了战斗编组：以第1团和新编第1团为第一纵队，以第3团和新编第3团为第二纵队，以第5团和军部特务团为第三纵队，军直属机关随第二纵队行动。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由云岭分三路出发。因连降大雨，道路泥泞，部队行军速度很慢，至5日15时各纵队才先后到达大康王、凤村、茂林、潘村、铜山等地。由于部队疲劳，遂停止前进就地休息。顽军乘机紧缩包围圈。6日下午，警戒部队在大麻岭、丕岭与顽军小部队遭遇并将其击溃。黄昏，各纵队按原定计划分三路继续向施德方向前进，拟于星潭会合。7日，先头部队在星潭附近遭到顽军拦击，随即组织两个营对星潭展开攻击。

    这时，项英于百户坑召集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会议对攻下星潭后能否向苏南转移认识不一致，争论不休，到晚上12时才决定部队改向西南行动，经廉岭和高岭转向太平，待机再向苏南转移。这一决定打乱了原定的行动计划，增加了突围的困难。8日，当新四军军部率队向西南方向行动时，又遭顽军第79师阻击，遂又决定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围。这时，顽军第40、第144师已从新四军左右两翼进攻，云岭、茂林等地也被顽军新编第7师、第144师占领，退路已被切断，处境险恶。8日晚，当进到茂林地东南的高坦村时，又遭顽军第144师猛攻。此时，叶挺指挥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激战一日，终将顽军击退。尔后，转移至茂林以东5公里的石井坑。当部队正在整顿队伍、准备继续突围时，又遭顽军第40、第52、第108、第144师等部的围攻。我被围部队将士浴血苦战，固守石井坑，在打退国民党顽军的多次围攻后，决定部队分散突围。

    1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叶挺、饶漱石（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全权指挥，坚决率部突围；同时，电告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厉抗议，坚决要求其在皖南停止进攻，撤围让路。然而，蒋介石一面口头答应下令查处，一面却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必“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皖南部队在叶挺的指挥下，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继续与顽军作殊死搏斗，充分表现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阵地全部失守。至14日，除2000余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6000余人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遭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注意与当面顽军谈判撤围让路的指示精神和组织上决定，亲赴顽方谈判时被扣。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声称要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

    这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是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阴谋造成的。但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对这次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曾经做出过贡献，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

    当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项英未能抓住北移的有利时机。最后在向北转移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尤其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足，致使新四军部队在皖南突围中遭受了严重损失。     

抗日战争（1937.7—1945.9）    

黄桥决战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1940年春，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密令第3、第5战区和鲁苏战区的部队大举进攻华中新四军。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5月4日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进攻的指示，为着执行独立自主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于6月率所属主力渡过长江，7月初挺进苏北。7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组建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下辖第1、第2、第3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随后，为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随即东进黄桥地区，建立了以管文蔚为主任的通（南通）如（皋）靖（江）泰（兴）行政委员会。8月，为策应新四军发展苏北，八路军第5纵队东进淮（阴）海（州）地区，形成了南北配合、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有利态势。

    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拥兵10万，他视新四军苏北部队为心腹之患，企图集中兵力进攻黄桥，消灭或驱逐立足未稳的新四军苏北部队，然后移兵北上，歼击南下的八路军第5纵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立场，在八路军第5纵队的配合下，积极做好还击韩德勤部进攻的准备，并灵活运用斗争策略，争取了驻泰州的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和曲塘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保持中立。

    9月初，韩德勤部分两路向南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反击，在营溪，歼其先头保安第1旅2个团，进而攻取姜堰，歼守军千余人。同时，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继续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韩德勤则以新四军必须退出姜堰为借口相要挟。苏北指挥部为顾全抗战大局，慨然允诺，退出姜堰。

    而韩德勤自恃兵多粮足、装备精良，以为新四军退出姜堰是胆怯，遂令其主力第89军和独立第6旅共1.5万人为中路，从海安、曲塘一线进攻黄桥；李明扬、陈泰运部为右路军，5个保安团为左路军，向黄桥两翼夹击，其进攻总兵力达26个团3万余人。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鉴于决战不可避免，决定采取集中兵力，诱其深入、各个歼灭的战法，在运动中歼击韩部。据此，部署第3纵队坚守黄桥；第1、第3纵队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地区，作为突击力量准备歼敌。

    10月4日，韩部第33师由分界直扑黄桥东北前沿阵地，实施猛烈攻击，一部曾突入东门。第3纵队顽强反击，予以杀伤，将其逐出。韩部第89军军部率第117师经古溪进至野屋基、何家塘一线；独立第6旅经高桥南进，企图袭击黄桥侧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适时猛烈出击，一举将开进中的独立第6旅分割包围，歼灭于高桥一带，经3小时激战，全歼该敌。

    4日午夜，第2纵队经八字桥插到分界，协同第1、第3纵队，将第89军主力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5日中午，第1纵队第4团首先攻击其军部，各纵队旋即紧缩包围，奋勇冲杀。第89军军长李守维在逃跑中落水毙命。

    经火线喊话，第89军官兵纷纷缴械，其主力于当晚被歼。6日，第2纵队又追歼该军余部于营溪，乘胜攻占海安、东台等地区。韩德勤率残部千余人向兴化溃败，顽军左路军各保安旅团亦随之撤退。

    黄桥战役，共歼灭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1.1万余人，其中俘敌3800余人。

    黄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1937.7—1945.9）    

新四军苏南反顽战斗   

    苏南地处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京失陷后，该地区的汉奸、土匪活动猖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开展苏南敌后抗战，牵制日军向华中进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1938年夏，新四军第1、第2支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陈毅、张鼎丞、粟裕、傅秋涛率领下挺进苏南。6月中旬，第1支队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6月下旬，第2支队展开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新四军挺进苏南后，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摧毁日军车站，破坏铁路交通，袭击日军机场，伏击日军的运输队，攻打日军据点，歼灭了大量日军，使京沪铁路交通一度中断。苏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开创，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后方。敌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围攻和“扫荡”，至12月底，苏南地区军民先后打破和粉碎敌之围攻和“扫荡”近30次，初步巩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1941年3月，苏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扩编为新四军第6师。从1941年初至1943年9月，新四军第6师等部又连续粉碎了日伪军大规模的“清乡”，坚持了苏南的抗日斗争，保持了大江南北的战略联系。1943年4月上旬，驻江苏南部的国民党顽军乘日伪军向茅山地区“清乡”之际，调集第52、第192师及地方保安团共13个团1.5万余人，由东西两线逼近溧阳、溧水地区，企图围歼新四军第16旅于芝山、观山地区。4月11日，第16旅决心以抗大第9分校防守铜山、观山等西线阵地，牵制西线顽军进攻；集中主力位于东线上沛埠西北和上兴埠以西地区，还击东线顽军。12日凌晨，顽军从东西两线同时发起进攻。激战两日，第16旅东线部队重创了顽军挺进第2纵队，阻止了顽军进攻；但西线部队遭顽军主力猛攻，阵地相继失守。13日晚，第48、第46团分别向回峰山、小经港发起反击，突破顽军北面的封锁线，掩护苏南党政军机关向北转移。14日，抗大第9分校和第47团一部，在芝山、和尚山阵地顽强坚守一昼夜，阻滞了顽军的攻势。15日凌晨，第16旅撤出战斗，转移到溧（水）武（进）公路以北敌后地区，这次战斗，共毙伤顽军800余人，俘379人，缴轻重机枪15挺、长短枪400余支。

    1944年秋，日军为确保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防止美军可能在浙江、福建方向登陆，先后占领控制了浙闽两省沿海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西撤。

    华中区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东南沿海抗日斗争，发展苏浙皖边，准备实施战略反攻的指示，令第1师主力南进。12月下旬，第1师3个团南渡长江，于1945年1月与在浙江长兴地区的第16旅会合。1月13日，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将部队整编为第1、第2、第3纵队，并确定了向东南敌后进军的部署。此时，国民党顽固派调集重兵，企图聚歼苏浙军区部队。苏浙军区部队被迫在天目山地区进行了为时5个月的自卫反击作战。

    2月12日，苏浙军区第1纵队进至武康、递铺（今安吉）一线，第3纵队7支队进到广德以南地区。国民党顽军以5个团向第7支队发起进攻。14日，第7支队顽强坚守广德东南上堡里阵地，第3纵队全部投入战斗与顽军激战。同时，第1纵队主力西返支援战斗。18日上午，歼顽军1000余人，解放孝丰城，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区。3月1日，国民党顽军重新调集12个团的兵力向孝丰城进攻。6日晚，苏浙军区第1、第3纵队发起反击，战至27日共歼顽军1700余人，并占领东、西天目山，解放临安城。5月下旬，国民党顽军又调集42个团6万余人兵力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苏浙军区部队经3昼夜激战，打退敌13个团的进攻。此后，为顾全国共合作大局，主动撤至孝丰地区。顽军误认为我是“溃逃”，组织三路进攻。苏浙军区部队在孝丰草明山、港口一带经两昼夜激战，歼其6900余人。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新四军苏南部队战日伪，斗敌顽，挫败了敌顽的企图，歼灭了大量敌人，巩固和扩大了苏南抗日根据地，对完成战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1937.7—1945.9）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辛奋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了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约50余万人，在东北各地抵抗日军进攻。后来，在日军的进攻下，于1933年春大部溃散，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坚持斗争。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也创建了十几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就是在这两部分武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反日游击队阶段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开辟游击区的指示，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创建了巴彦、磐石、海龙、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汤原、饶河、珠河、密山、宁安反日游击队。主要领导人有杨靖宇、杨林、赵尚志、童长荣、冯仲云等。中共满洲省委还派周保中、李延禄等共产党员到东北抗日义勇军中进行改造工作，建成绥宁反日同盟军、抗日救国游击军。这些抗日武装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创建抗日游击区。1933年，磐石游击队战斗70余次，粉碎日伪军10多次“讨伐”；和龙游击队在渔浪村打退数百名敌人的进攻，打死日军60余人；珲春和汪清游击队联合救国游击军，攻克东宁县城，毙伤日伪军200余人，绥宁反日同盟军和宁安游击队，攻克安图县城；饶河游击队攻占虎林县城，打死日军20余人，歼灭伪军一部。1934年，珠河游击队在方正县学田地等反“讨伐”战斗中，歼灭日伪军300余人；汤原游击队战斗数十次，毙俘日伪军6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的“付伐”。

    第二阶段：东北人民革命军阶段

    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扩大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决定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从1933年下半年至1936年春，相继成立了6个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第4军（东北抗日同盟军），军长李延禄，政治部主任何忠国；第5军（东北反日联合军），军长周保中，政治部主任胡仁；第6军，军长夏云杰，代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各军成立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向日伪军不断出击。第1军曾攻克三源浦、凉水河子、八道江等地，并在柳河县黑石沟伏击战中，歼灭日伪军200余人。第2军于1935年作战665次，在敦化县哈尔巴岭袭击日军装甲列车，毙俘敌军官50余人，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第3军联合其他抗日武装攻克方正县城，尔后冲破日伪军封锁，与汤原游击队总队会合，进一步扩大了游击区。留守部队第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于1935年11月在珠河县（今尚志）左撇子沟战斗中，因负重伤被俘，英勇就义。第4军攻克密山县城，歼伪军1个连，并协同第3军攻打刁翎，从而开辟了新的游击区。第5军和第2军第5师在宁安、额穆、敦化地区反“讨伐”战斗中，歼日伪军1500余人，缴获敌各种枪械1000余支。第6军攻占鹤岗煤矿，吸收许多工人参加革命军，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人民革命军经两年多的艰苦斗争，发展到1万余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第三阶段：东北抗日联军阶段

    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原人民革命军6个军依次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至第6军，后又陆续组建了第7至第11军。第7军，军长陈荣久，政治部主任郑鲁岩，活动于饶河、虎林、抚远地区；第8军，军长谢文东，政治部主任刘曙华，活动于依兰、方正、勃利地区；第9军，军长刘华堂，政治部主任李熙山，活动于勃利、依兰地区；第10军，军长汪亚臣，政治部主任王维宇，活动于五常、舒兰地区；第11军，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活动于桦川、富锦地区。这时的抗日联军已发展到3万余人。

    中共南满、吉东、北满省委成立后，抗日联军又先后改编成第1、第2、第3路军，分别归上述三省省委领导。第1路军于1936年7月组成，辖第1、第2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副总司令王德泰；第2路军于1938年春组成，辖第4、第5、第7、第8、第10军，以及王荫武领导的救世军、姚振山领导的义勇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第3路军于1939年5月组成，辖第3、第6、第9、第11军，总指挥李兆麟，后政治委员冯仲云。

    1936年4月，日军推行“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对抗日联军进行大规模“讨伐”，抗日联军各军在反“讨伐”作战中，紧密配合，更加广泛地开展游击战。1936年下半年，第1军组织两次西征，曾于本溪县赛马集和摩天岭，歼灭伪军1个营和日军今田中队。第2军于抚松、长白地区多次伏击日伪军，在穆棱县代马沟伏击日军列车，打死打伤日伪军300余人。是年冬，王德泰在抚松县小汤河战斗中英勇牺牲。第3军为打破日军对松花江两岸的“讨伐”和开辟新的游击区，主力西征至海伦地区，另一部北进至嘉荫地区，历时半年多，转战数千里，战斗百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100余人。1937年春，第4、第5、第8军和第3、第9军一部协同作战，打进依兰县城，毙伤日伪军200余人。第6军攻克汤原县城。抗日联军各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讨伐”，扩大了政治影响。

    “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依靠群众，主动出击，积极打击日伪军，进一步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活动在辽宁省东部和吉林省南部的第1路军，攻克抚松县庙岭和辉南县城，袭击宽甸县四平街，奇袭辑安（今集安）

    县老岭隧道工程，在蚊子沟伏击索景清旅，歼敌300余人。活动在吉林省东北部和黑龙江东部的第2路军，向日伪军展开积极进攻，突袭宝清县七星河镇，全歼守军。在五道岗伏击战中，歼灭日伪军300余人。第5军第3师第8团第1连的16人，在宝清县小孤山被日伪军骑兵400余人包围，经一天激战，消灭日伪军120余人，连长李海峰等12人壮烈牺牲。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和黑嫩平原的第3、第6、第9、第11军，四处打击日伪军，作战420余次，歼敌7600余人。

    1938年下半年，日军为巩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将其兵力增加至8个师团，对抗日联军加紧进行军事“讨伐”、政治诱降和经济封锁，并采取增建所谓“集团部落”，推行“保甲连坐法”等手段，企图隔离抗日联军与群众的联系，破坏抗日联军的生存条件。抗日联军在斗争极端残酷、处境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第1路军于6月将部队改编为3个方面军和1个警卫旅，实行分区作战，曾取得辑安县长岗、敦化县寒葱岭等战斗的胜利，并在临江县岔沟、八道江一带，突破了日伪军13个团的包围。7月，第2路军为摆脱日伪军的围攻，以第4、第5军主力从宝清、牡丹江地区向五常、舒兰西征，攻克苇河县楼山镇后，受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仅一部进入五常县境内；第4军遭日伪军围攻，军长李延禄、副军长王光宇牺牲；10月，第5军一部在东返途中遭日伪军袭击，冷云等8名女战士被围，宁死不降，毅然投入乌斯浑河，英勇牺牲；第2路军坚持原地斗争的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37次，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击毙日军少将日野武雄。同年夏天，第3、第6、第9、第11军从汤原、萝北、绥滨地区陆续远征，先后到达海伦、德都地区，攻克讷河县城和克山县北兴镇，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并在德都县朝阳山一带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1939年10月，日伪军对抗日联军进行“大讨伐”，抗日联军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第1路军各部队分散游击，杨靖宇率领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今靖宇）一带，1940年1月，遭日伪军重兵包围，历时50多天，作战40余次，未能全部杀出重围，最后杨靖宇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于2月23日在濛江县城南保安村附近的三道崴子壮烈牺牲。由于斗争形势渐趋恶化，各路军减员较多，1940年初，吉东、北满省委领导决定将各军缩编为支队。第3路军随即改编为第3、第6、第9、第12支队，继续活动于黑嫩平原20余个县。第2路军到1941年2月，先后编成第2、第5、第8支队，活动于同江、富锦、虎林、宝清地区。

    3月，第1路军亦按两省委决定编成第1支队，活动于绥芬河、东宁地区。1940年，日军对抗日联军进行更为残酷的“讨伐”，形势愈为严峻。同年底，中共吉东、北满、南满省委讨论统一领导以及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问题，确定了保存实力，培养干部，坚持斗争的方针。此时，第1、第2路军大部和第3路军一部转移至苏联境内进行整训，一部分在辽宁、吉林东部边境地区和完达山区坚持斗争，第3路军继续在黑嫩平原和大、小兴安岭地区开展游击活动。1942年2月，第2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在攻打鹤岗梧桐河伪警察分所时牺牲。随后第3路军大部转移至苏中边境，继续进行军政整训。另组成十几个小分队，在东北境内侦察敌情，袭击日伪军，开展群众工作，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8月，抗日联军教导旅协同苏联红军向中国东北进军，参加对日军的反攻作战，进占57个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组建了东北人民自卫军。尔后，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

    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长期独立奋战，历尽艰辛，钳制与消灭了大量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的国军。从1931年到1945年苏联出兵前，日军在东北共死伤17万余人，伪军死伤5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对全国抗战起到了战略上的配合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   

    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其侵华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放弃过去“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日本侵略军停止对正面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兵力转向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为了克服困难，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大会，毛泽东提出“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1940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产运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42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3年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大生产运动又有广泛深入的发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政军负责人，积极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他们亲手开荒、种菜、纺线，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在党中央领导人的带动下，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农业为主，还有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情况下，种粮种菜、养猪养羊、打柴烧炭、纺纱织布，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全军的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边区政府成立了生产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产，要求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纺织原料。1941年春，八路军第359旅奉中共中央之命开赴荒无人烟、荆棘丛生但土地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这支部队在缺乏资金和工具，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一面动手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造生产工具。从旅长王震到公勤人员、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用了不到3年时间，就把一片荒野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实现了全部经费、物资自给，粮食不仅有节余，而且开始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成为全军大生产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各抗日根据地，都根据不同情况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军队积极参加生产，改善了物质生活，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或部分自给，由于军队努力生产，收入增加，使人民的负担也大大减轻。

    大生产运动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为支持敌后长期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部队的大生产运动，不仅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带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密切了军民关系。同时也为我党我军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工作干部。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全军开展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加强党的建设，决定从1941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在全军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整风运动，194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军队中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7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关于军队中的整顿三风》的社论。指示和社论特别强调了军队开展整风运动的特殊重要性。并根据部队的特点及延安整风的经验，对军队整风运动实施的步骤和方法、必须注意的原则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严肃地指出：

    部队是战斗的组织，我们整顿三风是为了团结我们的力量，不是为了涣散自己的力量；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妨碍战斗；一切有害于团结的言论与行动，必须立即纠正；学习文件与检查工作均应适应战斗环境，务求不松懈战斗的警惕性，不妨碍战斗的准备与进行。

    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把组织和领导部队整风运动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是认真学好文件，提高整风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八路军、新四军是党完成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是由工农红军发展起来的，是共同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成长的。由于过去主观主义曾经给部队造成一些影响，部队中三风不正的现象同样是存在的。抗日战争开始后，部队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批新的成分渗入部队，同时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也侵袭到部队之中。

    为此，进行整风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整风，使每一个军队干部都无限忠实于党的事业，对军队对个人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其次，依据各区的实际情况，全面安排，保证整风、战斗两不误。部队遵照整风不妨害战斗的原则，在保证不松懈战斗警惕，不妨害战斗的准备与进行，不损害指挥关系，不影响与战斗直接有关的工作的前提下，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全面安排战斗、整风和工作。除将一些高级干部陆续抽调到延安集中学习，陕甘宁边区部队整风学习同延安党政机关同时进行外，敌后各根据地有的采取了坚持在职学习方式，将整顿三风文件的小册子发给干部，利用战斗的间隙个人阅读，定期组织讨论。如遇战斗情况，整风服从战斗，战斗后继续整风。有的采取轮训方式，集中干部到各级党校、抗大分校或开办整风班，轮流进行整风学习。有的采取分级学习的方式，先把上一级领导和机关的整风搞好，然后再抽调力量，指导搞好下一级的整风学习。整风的重点，都注意放在了主要领导干部身上。

    全军的整风运动，于1942年夏季先后展开，1943年、1944年不断深入发展，到1945年春基本结束。部队经过整风运动，无论是前方后方，到处都出现了生气勃勃，团结一致的新局面。

    在军队整风运动中，对政治工作也进行了整顿。总政治部于1942年12月，发出了《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在整风运动中，必须具体地仔细地研究政治工作中的三风问题。根据总政指示，各部队在政治工作整风中普遍注意了联系实际，学好整风文件，并把整风的精神、整风的成果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如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对政治工作整风的第一号指示，要求主要解决政治工作的领导与作风；提高干部素质，正确使用干部；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等三个问题。对各级各类干部，按工作范围和性质，定出不同的中心，提出不同的要求，使整风学习完全适合对象的要求，也和各项业务融合一致。

    通过整风运动，部队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特别表现在政治工作新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转变上。新的领导作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重视思想领导，重视思想改造工作。第二个特点，就是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第三个特点就是领导上的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加强了。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实行精兵简政，准备抗日反攻   

    当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阶段，为了克服困难，度过难关，战胜敌人，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号召。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开明士绅李鼎铭提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倡议。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各根据地的工作指示中要求：“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行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在此之前，中央军委已就根据地军事建设中应当贯彻精兵主义向各根据地发出过指示，要求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着重提高其政治军事的质量，进行缩编和充实编制。主力军与地方军在山区根据地一般以2：1为原则；平原根据地1：1为原则；在特别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化。

    12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兵简政是1942年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之一，并把精兵简政所要达到的目的归为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对官僚主义五项。同时指出，其中尤以达到统一为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这样，从1941年12月以后，精兵简政便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起来了。

    为了使精兵简政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发出一系列指示，对精兵简政的内容等作了一些具体规定。1942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政策”；8月5日，毛泽东给晋察冀分局发出指示，指出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9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进一步阐明了精兵简政的战略意义。

    精兵简政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它的重要意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的，特别是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部队形成的“头大脚小”等诸现象不是一下能够迅速得以克服的。这就表明，精兵简政既是一项复杂的组织工作，又是艰巨的思想工作。为此，八路军总部特意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各部队也认真教育干部战士深刻认识精兵简政决不是消极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坚持持久战的积极的战略政策；不是单纯的“裁兵减员”和简单的紧缩编制，而是使我军的体制更加适应于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争，提高部队战斗力和更加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如晋察冀军区从1942年初开始，本着精简主力军，加强地方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性的原则，使主力军精简了5000人，总兵力精简了8.3％。晋察冀边区部队在1943年12月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将大团一律改为小团，并撤销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到1944年3月，该军区边防部队总兵力减少了近40％。第129师在“精兵简政”中，从领导机关抽调人员充实加强连队。师部抽出250人到第385、第386旅。经过精简整编，第129师师直单位29个减少为12个单位，人员由2627人减为1163人。从1942年到1943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山东分局人数由180人减为50人；第115师师直机关减为1200人。

    由过去1支枪掩护5个人变成了2支枪掩护1个人。晋西北军区精简后的团以上领导机关人员由9151人减至3580人，军区部队主力由3万人减至2.5万人。

    通过“精兵简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成功地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更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同时，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和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当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军队的编制体制，从而使我军的体制更加合理，组织更加严密，领导指挥更加便利，为1944年的对日局部反攻和1945年的大反攻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全军学习贯彻《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为了总结我党我军的政治工作，继承古田会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肃清王明“左”倾路线在政治工作中的影响，提高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以便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彭真、吴玉章、徐特立、贺龙、叶剑英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谭政在会上作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受到党中央高度的重视。为了进一步总结好经验，在毛泽东主持下，由谭政在整风运动、军政干部会议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初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并给谭政写了回信，指示要把修改稿送周恩来审查修改，同时送给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征求意见。周恩来集中大家的意见，充实和丰富了报告的内容。

    1944年春天，西北局召开高干会议时，又组织出席会议的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并由毛泽东几次作了修改，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断，最后经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1944年4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代表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作了题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形成的背景和过程充分说明，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主持下，党政军许多领导干部集体智慧的结晶。

    报告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7个方面：

    1.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为目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服务的。

    2.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报告提出，“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

    3.执行“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正确处理军内外各种关系。“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是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目的，政治工作应当执行这一总方针，保证这一方针的落实，达到各方面的团结一致。对此，报告规定了一系列方针原则。“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各种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并建立在巩固基础之上”。“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

    4.提出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报告对革命精神、革命思想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作用作了充分肯定。提出了“在一定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著名论断。

    5.发扬联系群众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用。报告分析了当时政治工作中形式主义、平均主义、重号召不重组织、孤立主义等四个毛病，以唤起同志注意，加以彻底克服。

    6.根据情况和任务的变化，强调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要相适应。报告指出：“一切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大体都有基本的与临时的两种。带基本性质的，应当使之固定起来；带临时性质的，则不应当固定，而应当依据具体工作的性质去选择，依据环境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

    7.对待政治工作传统，报告强调应持正确的态度。报告要求对我军几十年政治工作的传统作风，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错误的东西，应该予以摈弃；正确的要继续坚持，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发展。任何笼统肯定，笼统否定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这一报告，产生于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成熟的时期，它标志着我军政治工作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报告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的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这个报告当时全军上下开展了普遍与深入地学习讨论与认真执行，使军队政治工作建设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这个报告，不仅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提高和发展，对保证部队建设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起过重大的作用，而且它所阐述的基本原则、方针政策与领导作风，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全军开展尊干爱兵运动   

    干部爱护战士，战士尊重干部，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是红军时期就提出的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密切官兵关系，巩固部队，又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尊干爱兵运动。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军部队人员不断扩编，干部和战士的成分新，干部在管理教育的方式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惩罚主义，引起战士不满，影响了官兵团结。1942年11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针对部队官兵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发出了《关于巩固部队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干部要关心战士、爱护战士，照顾战士在政治、工作、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切身利益，及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提倡干部要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1944年，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在整风运动中学习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强调克服军阀主义作风的影响，改善官兵关系和领导方法。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第16团各连召开民主大会，检讨官兵关系，提出“干部要爱护战士，战士要尊重干部”的口号，在全团开展了尊干爱兵运动。联防军政治部及时总结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在所属部队普遍兴起了群众性的尊干爱兵活动。八路军警备第5团，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在检讨官兵关系的基础上，发动干部战士订公约、写保证，再经过民主讨论，制定了《尊干爱兵公约》，对干部战士分别提出十条要求。大家自觉履行公约，使官兵关系得到改善，部队空前团结。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所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中指出，官兵团结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号召全军应在每一部队内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1945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向全军推广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经验，要求把尊干爱兵贯穿于战斗、训练、生产和日常生活各方面。八路军、新四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各根据地内普遍开展了尊干爱兵运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在全军区部队开展尊干爱兵运动的指示》。新四军第四师政委邓子恢在干部会上作了《改善官兵关系》的报告。“改善官兵关系问题，主要的在干部方面”，因此，在开展尊干爱兵运动中，各级干部和领导机关，带头从思想作风和领导管理方法上进行反省，在下级和战士面前主动进行批评，公开讲明缺点，并决心纠正。干部自觉反省，公开检讨自己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这一行动使“战士们多年存在心里不满的问题或不敢说的问题都说出来了。”同时，下级和战士们也都检讨了自己存在的问题。尊干爱兵成为战士干部的自觉性。

    通过开展尊干爱兵运动，使干部确立了爱兵思想，改善了领导方法和管理教育方式，融洽了官兵关系，战士尊重干部，自觉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巩固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同时丰富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全军开展大练兵运动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到第7个年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47万人，民兵达168万人。这些队伍由于长期分散游击，集中训练极少，远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于1944年7月发出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出：“全军目前××万，欲以此在反攻前坚持与发展根据地是够用的，但是以此在反攻时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从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突然事变，则是不够用的”。“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同时分析：“敌人现在正大举向正面战线进攻，若干根据地当面敌情有某些暂时的变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的捷讯，又可长抗战之志气灭敌伪之威风。这些有利条件，均使我们可能与应该在敌后扩大根据地与扩大军事力量。但是，一则目前人力物力财力仍然严格地限制我们；二则敌人从正面回师‘扫荡’及满洲抽兵入关，都有可能；三则我军多年分散游击，极少训练，尚不巩固。因此，目前尚不可能与不宜于有很大发展。”“目前的中心任务是提高，是巩固，是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指示要求各解放区的部队：“在一年内，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的条件下，由各局各委作出全盘计划，由军区、军分区负责执行，利用一切可能间隙，轮番整训部队。”“一年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都得到一次有效的大整训。”规定军区办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军分区办教导队，县团办轮训队，大量培养骨干，提高干部的练兵、带兵、用兵、养兵能力。

    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作战间隙，从1944年10月开始，陆续展开了以改进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和提高军事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全军大练兵运动。中共中央华中局、晋绥分局等单位，还结合本区的实际情况，专门做出了加强练兵与军队大整训的决定。在政治整训中，主要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广泛开展尊干爱兵和拥政爱民运动，及时总结模范连队的建设经验和奖励英雄模范人物，改进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激发战斗热情。在军事训练中，以提高技术为主，学习游击战和攻坚战术为辅，主要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技术训练和近战、夜战、攻坚战等战术训练。练兵过程中，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官兵互教，教学相长以及联系实际、学用一致的群众性的新式练兵方法。练兵中注重了对干部的培训，总结交流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团以上干部主要练组织指挥的能力。全军经过大练兵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和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在主力军和地方军实施大练兵的同时，各地区的民兵也开展了政治整训和练武运动。通过整训民兵，不但提高了广大民兵的政治觉悟和投弹、射击、埋设地雷等作战技能，而且使民兵得以较大的发展，仅太行军区的6个县就新发展民兵3.7万余人。民兵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发展，为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大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的大练兵运动，不仅为尔后军队的大发展和实行全面反攻作了切实有效的准备，而且为我军的建设和训练提供了经验。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发起全面反攻    

    在党的七大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着胜利的方向发展。1945年上半年，盟军在欧洲彻底战胜了德、意法西斯。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然而，日本大本营仍积极准备进行“本土决”。1945年2月至5月，日本又拼凑了40多个师团，约240万兵力，并建立了从菲律宾的吕宋岛经中国台湾、琉球群岛至小笠原群岛的防线。在中国的东北及朝鲜北部，日本配备75万兵力，企图以此与日本本土及外围诸岛联成一体，坚持长期作战，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6月下旬，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继续进攻并占领冲绳。在中国战场上，从1945年5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导方针，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收复了大片失地，使抗日根据地遍布19个省区，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多，控制县城100多座，把日伪军压缩到了主要城市、交通线及沿海地区。同时，解放区武装力量也获得大发展，军队达93万多人，民兵达220余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在攻势作战的实践中提高了战术水平和进行较大规模运动战与攻坚战的组织指挥能力，这一切都为我军转入对日军实施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0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

    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同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日伪军及其指挥机关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遇敌拒绝投降缴械，立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1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区党委：

    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军向我投降，并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要求迅速集中大部兵力，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形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以便在解决日伪军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同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六道命令：令晋绥、晋察冀和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向东北进军，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保护人民。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出通牒，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大反攻作战。

    晋察冀军区在聂荣臻指挥下，8月10日以冀晋军区第4、第5军分区的部队配合苏蒙军作战，夺取大同、丰镇、集宁等城；以第2、第3军分区的部队配合晋绥军区夺取太原。冀察军区以一部兵力，包围或相机夺取北平，以主力部队夺取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等城。以冀中军区一部夺取天津、塘沽等城，一部进攻石家庄、保定。冀热辽军区的主力向辽宁、吉林挺进，另一部夺取唐山、秦皇岛、葫芦岛等要点。至8月20日，冀热辽军区并指挥冀察等军区部队攻占了通县、长辛店、丰台，歼灭日伪军500余人，进至南苑等地，对北平构成包围态势；冀中军区以一部兵力攻进天津西火车站，切断了平、津之间敌交通线，主力挺进南郊，迫使日伪军400余人投降，随即进攻天津外围据点，向市区逼进，使天津陷入我军的包围之中；冀察军区于20日向张家口发起攻击，战至23日，全部占领张家口及万全城，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缴获步枪1万余支，轻重机枪20多挺，炮50门，骡马上万匹，以及大量的作战物资。这一胜利，使晋察冀与晋绥解放区连成一片，并为我军挺进东北创造了条件；冀晋军区一部占领了行唐、盂县、平山等县城，并一度攻人石门和曲阳县城，切断了正大和同蒲铁路北段，逼近太原。一部攻克兴和县城，收复集宁、丰镇等城，积极向大同挺进；冀热辽军区以8个多团的兵力及地方干部1.3万余人，分3路向东北进军。为配合向东北进军，留在冀东的部队，立即向日伪军发动进攻，攻占了唐山外围的古冶、赵各庄等据点，切断了北宁铁路的交通。

    晋绥军区在贺龙的指挥下，8月11日，在北线以骑兵旅、第9、第27团沿平绥路北侧向归绥进攻，一部沿黄河北上攻击归绥，18日攻克该城，歼敌1300多人；在南线以主力反攻太原，8月15日至19日，先后攻克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并一度攻入太原以南的晋源县城，对太原构成包围态势。

    另一部向离石及其以北之大武镇地区进攻，攻克敌据点多个，歼灭自离石撤退的日军一部。

    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于8月13日开始对日伪军全面反攻。太行军区8月14日以一部兵力新乡、博爱段进攻，并于16日晚突入博爱城内，切断了道清铁路，一部兵力向太原进逼；太岳军区于8月20日进抵平遥，随即向平遥、介休地区之间的日伪军进攻，收复据点50余个，同时切断了介休至临汾段的同蒲铁路交通；冀鲁豫军区一部相机进攻开封、新乡、安阳、邯郸，一部配合山东部队进攻济南。

    山东军区在罗荣桓指挥下，于8月11日部署了全面反攻的任务。随即将山东军区主力与基干部队编成山东野战兵团，动员10万民兵组成数十个临时脱离生产的“子弟兵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分五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第一路向济南至克州线进攻；第二路进攻青岛、连云港；第三路向青岛外围及胶东半岛沿海各城市进攻；第四路向济南、沧州沿线进攻；第五路向津浦路徐州至充州段进攻。解放了山东大部地区。

    在华中，从8 月中旬开始，新四军的苏浙军区、淮北军区、苏北军区、苏中军区、鄂豫皖湘赣军区、河南军区等所属部队，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沪宁铁路等各地的日伪军举行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解放了华中地区大片国土。

    在华南，从8月14日起，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集中主要兵力，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展开猛烈进攻，扩大了解放区，直逼广州、汕头、海口等地。

    正当解放区军民举行全面大反攻，不断攻占日伪军据点，收复国土，逼近大城市及主要交通线时，蒋介石为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于1945年8月11日，竟然命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并电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蒋军受降，不准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缴械。在中国战场出现了美、蒋、日、伪加紧勾结的严重局面，反攻的形势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改变方针，于8月22日指示各党委、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协军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各大战略区根据中央指示，立即调整反攻部署，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主力迅速转向夺取中小城镇，并控制广大乡村。由于日伪军拒不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缴械投降，致使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作战一直持续到1945年底。

    1945年8月9日至9月2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向日伪军发起了全面的大反攻，尔后又继续攻歼拒不投降的日伪军。至年底，共歼灭日军1.37万多人、伪军38.5万余人，缴获步、马枪24.3万多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炮1300多门，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并一度攻入归绥、天津、保定、石门、芜湖等城市，切断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德石、胶济、陇海、广九等铁路线，取得了全面大反攻作战的胜利。     

抗日战争（1937.7—1945.9）    

中共七大召开解放区军民向日军发起全面大反攻   

    在德、意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形势下，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已经不是是否继续抗战的问题，而是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此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做准备。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121万党员。

    毛泽东在会上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等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发表了意见。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全面地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对比地论述了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所实行的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和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结果，具体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彻底胜利的形势，指出中国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与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的两种前途。提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以及党在解放区、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进而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走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全面地总结了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区战场的抗战经验，阐明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指出由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所构成的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进而提出了今后的军事任务，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指出“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他要求“解放区的军队要站在中国大陆的大反攻前线上，要担负起极其重大的战略任务，来协同国内一切友军和同盟国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并提出了准备反攻的各项具体任务和措施：

    首先，向一切被敌人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其次，要扩大人民武装，消灭与瓦解敌军；第三，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军的训练；第四，提高军事技术，特别是炮兵的技术和现代战争的技术；第五，加强指挥机关，提高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水平，使之能适应现阶段作战和未来反攻的需要；第六，厉行生产节约，储备粮食物资，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第七，加强优待抗属，抚恤伤亡，安置残废与退伍军人的工作；第八，加强军内外团结。会议一致同意朱德的军事报告，并提出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要求军队“从各方面来准备大反攻，及准备战略上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总结了24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明确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会为党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七大之后，各解放区军民认真贯彻七大精神，积极进行大反攻的各项准备工作，扩编整训部队，随即对日军展开了战略大反攻的作战。     

抗日战争（1937.7—1945.9）    

中国人民抗日故争取得完全胜利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但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对《公告》“不予理会”。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掷了一枚原子弹，两地共死伤数十万居民。美国的原子弹攻击，震动了日本朝野，对日本显示了一定的威慑作用。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8月9日，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的战略预备队关东军实施大举进攻，使盘踞在中国东北企图顽抗的日本关东军遭到沉重打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8月9日，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的抗日武装，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命令，在各地区向日伪军发起了猛烈的大反攻作战，将敌分割包围在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在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和苏联军队及美英等盟国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日本的军事力量迅速土崩瓦解。8月14日，日本帝国政府照会美、苏、英、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7日天皇向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发布敕谕，命令他们和平地投降，22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命令各地的日本军队从25日零时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随后，散布在远东、南亚、南洋、太平洋诸岛和中国的日本军队，陆续向同盟国投降。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受降的美国、中国、苏联以及英、澳、加、法、荷、新西兰等同盟国代表依次签了字。至此，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支援下，在苏、美等同盟国军队的配合下，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由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战争开始后不久，逐渐形成了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军队进行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进行的敌后战场。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八路军、新四军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执行持久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以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作战原则，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鏖战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对侵华日军构成致命威胁。

    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同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支（挺）、各种炮1800余门、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解放区遍布19个省区；在对敌作战的同时，还和全国人民一道，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阻止了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逆流，挽救了抗战危局，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5万余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这一强大力量，不仅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中国自身的独立解放，而且为世界进步和人类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打响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枪，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字投降，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牺牲最大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3500万人（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的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约5000亿美元。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整个八年抗战，敌后战场歼灭日军约52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正面战场杀伤日军约53万余人，连同投降的日伪军232万余人，中国战场共歼灭（包括受降）日本军事力量455万余人。中国的持久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牵制和消耗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和海军及航空兵的部分兵力，打乱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计划，迫使其不得不放弃“北进”侵略苏联的企图，使苏联在卫国战争中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局面。即是在德国法西斯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处境十分危急时，日本法西斯也未能实行“北进”，履行其同德国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正是由于中国抗战遏制了日本“北进”，苏联才得以从远东地区先后抽调40多个师50余万人的兵力用于西线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从而转危为安直至打败德国法西斯。同样，中国的持久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拖延了日本的“南进”时间，限制了它的“南进”范围，打破了它变中国占领区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的计划，陷其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使其南取澳洲、西取印度洋和在中东与德国法西斯会师的企图未能实现。这一切都使美国赢得了宝贵时间，实现了“先欧后亚”的战略，对支援太平洋战场的反攻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一个决定因素，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国共两党进行重庆谈判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上党战役

各战略区编组野战军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中原突围全国解放战争开始

华中野战军苏中七战七捷

中央军委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指示

全军开展学习王克勤运动

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

西北野战兵团陕北三战三捷

华东野战军进行孟良崮战役粉碎敌人重点进攻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转入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

晋察冀军区部队解放石家庄

全军进行新式整军运动

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

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城

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部队发起辽沈战役

华东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

东北野战军发起平津战役

全军部队进行整编

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

国共两党北平和平谈判

百万雄师渡长江

军事委员会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国共两党进行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成了中国社会矛盾围绕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希望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建立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力图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建立新中国。国民党反动派为实现其反动目的，虽然想发动全面内战，但由于四分之三的军队在大后方，一时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打起了和平谈判的招牌，想借此欺骗人民，欺骗国内外舆论，转嫁挑起内战的责任，以便争取时间，调动部队，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3次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商国是”。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的问题。会议认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和平，民主，团结，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利益所在。应当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即使是短暂的和平也应该争取。会议还确立了一个谈判方针，即依靠人民的力量向蒋介石的反动方针作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意愿，实现一定的政治改革，以维持国内和平，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会议决定，周恩来先去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

    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并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同时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六项紧急措施：一、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权利；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减轻赋税；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会议，商讨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并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由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文件分析了日本投降后的国内形势，阐明了中共关于和谈的方针，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必要的让步，以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和国内外的同情，争取到和平局面。并同时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必须积极作好打击来犯者的准备。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著名人士沈钧儒和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代表，以及中外记者数十人。毛泽东的到达，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堵塞了国民党反动派把发动内战的责任加到共产党身上的借口，受到各界著名人士的热烈欢迎；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对于蒋介石来说，和谈本来是欺骗人民和世界舆论，以掩盖其内战阴谋的招牌。因此，毛泽东的到来，他毫无准备，不能不举止失措，被动应付。

    在第二天举行谈判时，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12名代表提不出任何具体方案。他们妄图以“中国没有内战”之说，否定和谈的必要性，受到中共代表的批驳。中共方面则提出了具体的谈判方案。并拟出了谈判要点11项，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其主要内容是：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实行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民党方面拒不接受中共提出的这11项“要点”。争执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党企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取消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解放区。中共代表严正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区政权是人民的政权，都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国民党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的性质不能改变。

    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其立场，致使谈判一度陷入停顿。毛泽东等借此时机广泛会见了国统区各界知名人士，多次举行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公开阐明党的政治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各界中的影响。

    为了力争和平，打破谈判僵局，中共对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又提出一系列新建议，作了重大让步。经过43天的谈判、斗争，10月10日，双方终于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会谈纪要》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国民党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有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调会议；保证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承认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积极执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

    关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以及国民大会等问题，虽然中共一再让步，均未达成协议，确定留待以后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双方组成的3人小组进一步磋商。

    重庆谈判和《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继续进行谈判。

    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提出了今后斗争的任务。他说：“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

    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同时他又提醒全党：“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由于中共在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争取实现和平民主的同时，发动解放区军民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因而在国民党和平欺骗和军事进攻面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上党战役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方面声称“共商国是”，致电中共，玩弄和谈阴谋；一方面打着“受降”的旗号，从大后方西南和西北调集重兵，抢占大城市和交通线，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战过程中已经从日寇手中夺取的华北、华中、华南解放区发动进攻。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蒋介石的密令下，于1945年8月中下旬抢占太原和同蒲路沿线城镇的同时，实施了攻占上党地区的计划。派遣其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4个师、1个挺进纵队又2个团共1.7万人，由浮山县东张一带出发，至8月23日，占领了我襄垣、潞城、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这样，阎锡山部队就分割了我太行、太岳根据地，呼应了国民党主力的北上，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构成了心腹之患。

    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配合重庆的国共和谈，中共中央军委对上党战役的必要性和作战原则、部署作了指示。8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邓：“阎部一万六千兵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惟诸城堡坚垒密，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个城，各个击破，不宜六城同时攻击。如攻而不克，可围城打援。”9月4日又指示：“在进行上党战役中，阎如从太原、临汾、平遥等地来援于我有利，待其进至适当地域给以歼灭，你们应有此独立的机动的灵活作战准备。”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9月初，在刘伯承、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了军事会议，对上党战役作了具体部署。组织部队认真进行了战前准备：

    （1）为适应作战，加速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兵团的转变，参战部队组成太行纵队、太岳纵队、冀南纵队。

    （2）在军队和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政治动员。号召解放区军民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还亲自到虒亭、下良一带看望准备参战的太行部队，并对两个团连以上干部作了战斗动员，发出打好上党战役支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号召。部队知道毛主席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邓小平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3）开展了战前练兵。

    （4）组织地方政府以专、县级领导为首的后方指挥部和动员5万多民兵、自卫队参战和支前。9月10日晋冀鲁豫军区采取以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吸引长治守军出援，再攻打长治，诱阎锡山部出击，相机歼敌于运动中的方针。决定集中太行、太岳、冀南军区主力及地方部队3.1万人，在5万民兵配合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于上党地区展开自卫反击。

    首先夺取屯留。驻守屯留城之敌有6000余人，凭借火力强，工事坚固，负隅顽抗。9月10日，太行纵队对敌发起攻击，经过3天2夜激战，攻破了屯留，守城之敌全部被歼。

    接着攻克长子。阎锡山部加修改造了原日军构筑的长子工事，凭借2丈5尺高的城墙和护城河，以及众多的明堡暗堡顽强固守。担任攻城任务的太岳纵队在陈赓司令员的指挥下，采取多路突击，主攻佯攻配合，白天黑夜交替攻击的战术，终于攻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俘敌1500多人。阎锡山的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白映瞻被活捉。

    屯留、长子克复后，冀南、太岳纵队和太行军区部队又先后攻占壶关、潞城、襄垣。晋冀鲁豫军区主力从东、西、南3面合围长治城，守敌是阎锡山第19军军长史泽波的3个师1万多人。史急电阎要求增援。阎派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指挥8个师和2个炮兵团，共2万多人，于9月18日从太原、榆次南下。

    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定用围城打援的战术，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攻长治城，进行佯攻，主力则分两路，北上迎歼敌援军。10月2日，将援敌合围于襄垣、屯留两县交界的老爷山一带。而后从左右两翼发起猛烈攻击，北面则虚留退路，诱其突围。

    5日夜，敌果然向北突围。晋冀鲁豫军区迂回部队于10月6日攻克老爷山，抢占制高点，截断敌人退路。主力沿虒亭、屯留间公路两侧追击。太岳、太行、冀南3路大军，分别从左、中、右3面将敌包围，除少数敌军逃回沁县外，其余2万多人被歼，彭毓斌也被击毙。

    长治守敌待援无望，8日向西突围，企图逃回浮山、翼城。刘伯承司令员命令太岳部队，用最快的速度前进，要在3天内追上并歼灭逃敌。守敌史泽波部从长治逃出后，一路被我民兵游击队袭扰，行动迟缓，走了4天才过横水、东西峪。10月12日，太岳部队在沁河以东将军岭、桃川地区歼敌5000余人，生俘史泽波。

    晋东南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代是上党郡，故这场包括收复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长治等县的战役，叫做上党战役。整个战役歼敌13个师，3.5万人，占当时阎锡山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俘敌军长、师长等高级军官27名。

    上党战役是重庆谈判期间晋冀鲁豫军区反击国民党军进攻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这次战役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对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上党战役的胜利，大量补充了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装备与兵员，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上党战役是日本投降后人民军队进行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这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阎锡山企图迅速占领全华北的计划，也打乱了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进程。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各战略区编组野战军   

    1945年10月，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为了应付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实施军事战略转变，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调整。中央军委所辖各大单位改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华中军区、晋察冀军区、东北人民自治军、中原军区和华南各游击纵队。在此基础上，各战略区的部队陆续进行了调整，在保留军区、军分区继续指挥地方武装与民兵的同时，组建了能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机动作战的正规兵团（即野战部队），并相应的建立了野战指挥机构。

    两种部队和两种指挥机构并行分设，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逐步健全了以正规兵团，地方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

    对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晋绥军区进行整编，组建晋绥野战军。194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以李井泉代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并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续范亭、周士第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陈漫远任参谋长，张平化任政治部主任。

    原晋绥军区所属主力部队编成晋绥野战军，由贺龙兼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因病未到职），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后孙志远接任）。下辖第358旅、独1旅、独2旅、独3旅共4个旅。

    晋绥军区整编后，所属军区序列是：

    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下辖6个军分区和1个独立旅。

    雁门军区：政治委员高克林（后朱明接任），副司令员许光达、孙超群。下辖3个军分区。

    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政治委员张达志（后高克林接任）。下辖1个骑兵旅和2个军分区，晋绥军区直属第1军分区。

    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总兵力约6万余人。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王世泰（代），副司令员徐向前，副政治委员谭政，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副主任张仲良。下辖6个旅和1个警备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总兵力3万余人。  

    晋冀鲁豫军区的成立和野战纵队的组建。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撤销北方局，成立了晋冀鲁豫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任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

    晋冀鲁豫军区整编后所辖部队的序列是：

    第1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下辖3个旅。

    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下辖3个旅。

    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下辖3个旅。

    第6纵队，司令员王宏坤（兼），政治委员段君毅。下辖3个旅。

    第7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霖芝。下辖3个旅。  

    晋冀鲁豫军区整编后所属军区序列是：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玺，下辖6个军分区，1个旅。

    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治委员李青玉。下辖5个军分区，1个旅。

    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李雪峰。下辖6个军分区。

    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兼），政治委员王鹤峰。下辖4个军分区，2个旅。

    另外，隶属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还有：

    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下辖：

    第1军，军长范龙章。辖2个师。

    第2军，军长乔明礼。辖2个师。

    军区直属第17师。

    晋冀鲁豫军区总兵力31万余人。  

    整编山东军区及部队，组建山东野战军。

    1945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与山东军区着手对部队进行整编，并完成整编。随后，由于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奉命率军区机关及主力部队各一部6万余人挺进东北，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2个师、2个纵队奉命移驻山东，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在华中另设华中分局，归华东局领导。1946年1月重新整编，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机关合并，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东武装力量，组建山东野战军。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黎玉任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山东野战军政治委员，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谢有法。

    山东野战军所属部队序列是：

    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赖传珠。下辖3个旅。

    第2纵队，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赵启民。下辖3个旅。

    第7师（亦称第3纵队），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下辖3个旅。

    第8师，师长何以祥，政治委员丁秋生。

    山东野战军总兵力7万余人。山东军区整编后所属军区序列是：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向明。下辖2个师，2个旅，3个军分区。

    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傅秋涛。下辖3个军分区，2个旅。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下辖4个军分区，2个旅。

    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政治委员景晓村。下辖4个军分区，2个旅。

    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唐亮。下辖3个军分区，2个旅。

    山东军区独立旅。

    山东军区所属各军区总兵力20余万人。  

    华中军区的建立和华中野战军的组建。

    1945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成立，邓子恢为书记，谭震林为副书记。10月25日建立华中军区，11月组建华中野战军。

    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其所属部队的序列是：

    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下辖2个军分区，1个旅。

    淮南军区：司令员周骏鸣，政治委员萧望东。下辖2个军分区，2个旅。

    第5军分区。

    第6军分区。

    第7军分区。

    第8军分区。

    海防总队，政治委员王治平。

    解放第1军：军长钟剑魂。辖1个师。

    解放第2军：军长杜新民。辖4个旅。

    解放第4军：军长戴宽心。辖2个师。

    华中民主联军：总司令郝鹏举。辖4个师。（该部队系起义伪军改编成，后叛变）

    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其所属部队序列是：

    第6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辖5个团。

    第7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辖5个团。

    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勇。辖5个团。

    第9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震。辖5个团。

    华中军区总兵力16万余人。

    按照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华中分局的指示，“战略区主要负责人随着野战军在前方时，则后方军区机关即可受前方军区指挥。”中央军委指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于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晋察冀军区的整编和所属野战军的组建。1945年10月至11月，晋察冀军区通过整编，组建成野战军和地方军。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任副司令员，刘澜涛、罗瑞卿任副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朱良才任政治部主任，耿飚、曾涌泉任副参谋长，潘自力、蔡树藩任政治部副主任。其所属部队的序列是：

    第1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下辖：

    冀晋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王平。辖2个旅。

    冀察纵队：司令员郭天民。辖4个旅。

    冀察纵队：政治委员刘道生。辖2个旅。

    冀中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林铁。辖3个旅，2个团。

    第2野战军：司令员萧克，政治委员罗瑞卿。下辖：

    第1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辖3个旅。

    热辽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朱涤新。辖4个旅。

    冀东纵队：司令员詹才芳。辖3个旅。冀晋纵队，司令员赵尔陆。辖3个旅。

    冀中纵队：副司令员黄寿发，副政治委员帅荣。辖2个旅。

    晋察冀军区所属军区序列是：

    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代），政治委员林铁。辖5个军分区。

    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政治委员王平。辖4个军分区。

    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治委员刘道生。辖5个军分区。   

    冀热辽军区，1945年12月冀热辽军区与晋察冀军区第2野战军指挥机关合并，司令员萧克，第一政治委员程子华。第二政治委员罗瑞卿。下辖：

    冀东军区：司令员陈伯钧，政治委员李楚离。辖6个军分区。

    热河军区：司令员段苏权，政治委员黄火青。辖4个军分区，1个师。

    晋察冀军区总兵力30余万人。  

    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后的整编及所属野战部队的组建。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由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萧劲光兼第一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周桓任政治部副主任，叶季壮任总后勤部部长，杨至诚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其所属部队的序列是：

    第1师，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

    民主联军直属炮兵旅。

    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政治委员陈云。下辖：

    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政治委员洛甫。

    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政治委员李大章。辖2个支队。

    松江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治委员张秀山。辖2个军分区。

    嫩江军区：司令员王明贵，政治委员刘锡五。辖4个军分区。

    龙江军区：司令员叶长庚，政治委员王鹤寿。辖3个旅，1个军分区。

    第7师：师长杨国夫，政治委员刘其人。辖3个旅。

    独立第2旅。  

    哈北军分区。

    南满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下辖：

    第3纵队：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罗舜初。辖3个旅。

    第4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彭嘉庆。辖3个旅。

    安东军区：司令员吴瑞林，政治委员林一山。辖2个军分区，1个保安司令部，1个保安纵队。  

    辽南军分区。

    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李富春、黄克诚。下辖：

    第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辖4个旅。

    辽西军区：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陶铸。辖3个军分区，1个旅。

    嫩南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郭述申。辖3个支队。

    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治委员林枫。下辖：第22旅、第23旅、第24旅。

    第7纵队：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周赤萍。辖2个旅。

    吉黑纵队：司令员曹里怀，政治委员郭峰。

    吉东军区：司令员姜信泰，政治委员唐天际。辖2个旅。

    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政治委员吴溉之。辖2个支队。

    辽北军区：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周赤萍，辖2个军分区。

    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32万人。  

    中原军区的成立和所属野战纵队的组建。

    1945年10月25日，新四军第5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及河南军区部队，在鄂豫边境桐柏山地区胜利会师。

    10月30日，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郑位三代理书记，李先念任副书记。同时建立了中原军区，其后又整编组建起野战纵队。中原军区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其所属部队的序列是：

    第1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兼），政治委员戴季英。辖3个旅。

    第2纵队：司令员文建武，政治委员任质斌。辖4个旅。

    江汉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郑绍文。辖1个旅。

    鄂东军区：司令员张体学，政治委员聂鸿钧。辖1个旅。

    河南军区：司令员韩东山，政治委员刘子久。辖1个旅。

    中原军区总兵力6万余人。  

    华南游击队的整编。华南游击队整编后的序列是：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林平。下辖：江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粤北指挥部，东进指挥部。

    四个指挥部共辖8个支队，8个大队，3个团。

    韩江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美南。辖3个支队。

    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梁嘉。辖2个支队，5个大队。

    中区纵队：司令员梁鸿钧，政治委员罗范群。辖6个团。

    南路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楠。辖5个团。

    琼崖独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副司令庄田。辖5个支队。

    华南游击队总兵力27000余人。  

    各战略区编组野战军这一任务的完成，从编制体制和组织指挥上保证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使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更加健全。这一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当时形势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为反对蒋介石破坏和平、发动内战作了积极的准备。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抗日联军进一步发展壮大。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从8月起，中共中央即着手部署冀热辽东路部队和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挺进东北。8月22日，中共从晋察冀解放区抽调干部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占领区建立党组织，并发动群众建立了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9月15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

    9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重申了抗战胜利后中央的战略方针：“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依据这一战略方针，大批军队和干部分为两路，一路从热河和北宁走陆路，一路从胶东走海路，先后到达东北。沿途收复了山海关、锦州，并进驻了沈阳。到11月底，东北的人民军队已达20余万；干部已达2万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20人。为了加强统一指挥，1946年1月，东北各部队奉命整编组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李运昌、萧劲光任副总司令。

    国民党为抢占东北，1945年8月31日在重庆成立了东北行营，调集50万大军进犯我华北、华中解放区，妄图消灭我人民军队，然后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天津、北平、张家口3地集中，打通抢占东北的道路。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彻底破坏铁路、公路，迟滞蒋军北进，并打击、消灭。从10月18日起，聂荣臻、贺龙所部粉碎了傅作义集团对张家口的进犯；刘伯承、邓小平部在邯郸地区歼灭蒋军3万余人，粉碎了孙连仲集团的北犯；陈毅所部也切断了津浦线，阻滞了蒋军。

    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作战的胜利和对沿线铁路、公路的切断，基本粉碎了蒋军主力11月初4路集中于平津，然后进入东北的计划，有力地配合了人民军队向东北的开进和展开，并且迫使蒋军不得不借助美军和美国的空运、海运去东北。早在1945年9月10日，美军在所谓“解除日军武装”、“协助中国受降”的幌子下，就在塘沽、天津登陆，10月1日又在秦皇岛登陆，10月20日向冀、热、辽解放区推进，强行修复由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在此期间，美舰海运来的蒋军两个军，加上收编的伪军，于11月中下旬，从秦皇岛向北占领了山海关和锦州。由于美国海运、空运支持，蒋军在东北迅速增加到5个军30万人。

    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1945年12月28日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及时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1946年夏，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会议，决定抽调1万2千名干部深入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当时东北各地有相当数量的汉奸、恶霸、警察、宪兵、土匪，他们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充当国民党先遣军，残害人民，破坏新生政权，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东北民主联军一方面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一方面派出部队深入追剿土匪。为了使根据地政权真正扎根于群众，在根据地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把在日伪时期的伪官吏、汉奸、特务、恶霸等，交给人民群众进行控诉并予以法办，没收其财产。在斗争中，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发展了党的组织和工会、农会以及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使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在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开展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的斗争。到1946年10月，有370多万贫苦农民获得土地2千6百万亩。土地还家，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保卫胜利果实、保卫东北解放区的热情，掀起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东满、北满、西满的广大地区都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在根据地业已相对巩固的条件下，针对东北蒋军抢占大城市的情况，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要“坚守要点，控制强大的机动部队，于有利时机以运动战打击敌人”。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进行了四平保卫战，歼敌1万余人。5月19日、23日、28日，蒋军先后侵占了四平街、长春、吉林等地。6月16日，中共中央调整和充实了东北局和民主联军的领导机构，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民主联军副政委。8月，成立了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林枫任主席。

    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牵制了大批蒋军精锐部队，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其他解放区战场的作战，为人民解放战争最后的胜利提供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对全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中原突围全国解放战争开始   

    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是以首先围攻中原解放军开始的。为此，中原军区部队在湖北、河南、安徽3省边界地区突破国民党30万大军的包围，胜利进行战略转移的作战行动，标志着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开始。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20多个师的部队，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企图消灭中原解放区部队，打通向华东、华北、东北的进军道路。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双方代表签署停战协定后，国民党军仍继续增加兵力包围和进攻这一地区。5月10日，国共双方虽然专门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定》，但国民党军拒不执行。至6月，进攻解放区达1000余次，占我县城、村镇1100余处，将中原军区部队5万余人分割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罗山、光山、商城、经扶（今新县）、礼山（今大悟）之间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内，解放区面积已不及原先的十分之一。

    为避免内战，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政府交涉，表示愿意让出中原解放区，将部队和平转移到其他解放区去。但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至6月下旬，用于包围中原军区部队的兵力增至30万人。此时，蒋介石认为消灭中原军区部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令其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在驻马店设指挥所，指令各围攻部队于6月22日前完成攻击准备，待命攻击。其部署是：以整编第41师、第47师和整编第72师主力、整编第48师1个旅由信阳、罗山、光山、商城、经扶、黄安（今红安）之线，整编第11师附第72师一部及整编第66师、第15师由黄陂、花园、应山、广水之线，分路向宣化店、泼陂河地区合击；以整编第75师及整编第26师1个旅控制广水和麻城以北地区；以整编第3师集结于襄阳、南阳地区机动。此外，还调集西安、武汉的空军配合作战。26日拂晓，国民党军开始向黄安以西、经扶以东、孝感以北的中原军区部队阵地大举进攻，占领沙窝、邓店、浒湾等地。这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起点。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中原解放区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中，势孤力单，多次指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准备以主力向西突围，转移至豫西、鄂西、陕南、川东地区，并在这些地区长期坚持，以牵制敌人，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在国民党军进攻迫在眉睫之时，中共中央于6月23日明确指示：“立即突围，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据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以第1纵队第1旅伪装主力，向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以东转移；鄂东军区部队就地坚持斗争，以迷惑牵制敌人；主力分左右两路于26日开始向西突围。

    右路突围部队为第2纵队第13旅、第15旅第45团、第359旅、干部旅及中原军区机关共约1.5万人，由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于26日晚由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秘密移动。29日晚，从信阳以南李家寨至柳林车站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越过平汉（今北京至汉口）铁路，向西北方向疾进。国民党军急调整编第3、第15、第41师和整编第47师主力及位于陕南地区的整编第90、第1、第76、第36师各一部实施尾追和堵截。右路我突围部队一面以小部队阻击敌人，一面昼夜兼程，先后在天河口、苍苔地区，南阳以西、丹江以东地区，荆紫关及滔河以南的南化塘地区，山阳的口头坪、长沟口及商南的赵川镇、梁家坟地区，经反复冲杀，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阻击阵地和追堵、截击、合围，历经艰险困苦，胜利地进入陕南，与在当地坚持游击斗争的陕南游击队会合，8月3日，成立了鄂豫陕军区，创建了游击根据地。第359旅和干部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自柞水地区继续北进，沿途冲破国民党军的多次追堵，于8月底进入了陕甘宁解放区。河南军区部队在掩护主力突围后，随右路突围部队跟进，于8月初进至豫陕边界地区，在卢氏、灵宝、雒南（今洛南）等地开展游击战争。

    左路突围部队为第1纵队（欠第1旅）、第2纵队、第15旅（欠1个团）共万余人，由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领，于6月26日晚由光山县泼陂河向西移动，在广水以南王家店与国民党军堵截部队激战一昼夜，于7月1日越过平汉路西进。11日，大部于宜城东南流水沟强渡襄河（汉水），先后冲破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第75师等部在宜城东南茅草洲、南漳以南报信坡和谷城石花街以西苍峪沟等地的堵截，于25日进入武当山区，在竹溪、竹山、房县、保康、南浊等地分散活动。8月下旬，与由安陆突围的江汉军区部队在房县西南地区会合。8月27日，成立了鄂西北军区，创建了游击根据地。突围部队另一部，因强渡襄河受阻改道北上，进入了伏牛山地区，与河南军区部队会合。

    掩护主力突围的第1纵队第1旅于6月26日开始行动。他们先向西，再折而向东。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后，于29日在麻城以北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向东挺进。尔后，越过鄂皖边界咽喉大牛山，穿过大别山，挫败国民党军多次追击和拦截，跋涉千余公里，于7月20日越津浦铁路，进入苏皖解放区。后改为华中野战军第13旅。鄂东军区部队掩护主力突围后，继续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至此，中原军区部队胜利完成了突围战略转移任务，粉碎了蒋介石“一举分区包围歼灭”的美梦。

    中原突围，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共中央在1946年10月的《三个月总结》中指出，过去3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1947年5月28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中原军区的慰问电中指出，我们中原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7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牵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中原军区部队，在突围中所以能取得胜利，一是正确地选定了突围的方向，使突围部队突过平汉线即可进入广阔的地区，进行大的机动和开展游击战争。二是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准备，有主有次，有突围有就地钳制，明确区分了各部队的任务。三是保持了突围行动的突然性。四是广大指战员发扬了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五是华中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部队的积极作战，调动了围追中原部队的国民党军回援，起到了战略的策应作用。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华中野战军苏中七战七捷   

    1946年7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集中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华东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其中第1“绥靖”区司令长官李默庵指挥5个整编师共15个旅12万人集结于长江北岸南通、泰兴、靖江、泰州一线，企图首先攻占如皋、海安，巩固沿江一线阵地，尔后继续沿（南）通（赣）榆公路和运河一线北犯，与向淮南、淮北进攻的国民党军相配合，夹击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

    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决定：集中第1、第6师和第7、第10纵队共19个团3万人的兵力，在苏中军区部队和民兵的配合下，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实施内线机动作战，迎击进犯苏中解放区之敌。从7月13日至8月27日，先后取得宣泰攻坚战、如南急袭战、海安运动防御战、李堡攻坚战、丁堰林梓攻坚战、如黄公路遭遇战、邵伯防御战等7次作战的胜利。

    一、宣泰战斗。华中野战军在得悉国民党军将于7月15日进攻黄桥、如皋、姜堰、海安等地后，为争取先机，遂以5倍于敌的兵力于7月13日突然向守备较薄弱的宣家堡、泰兴国民党军整编第83师第19旅第56、第57团及旅属山炮营发起攻击。激战至15日拂晓，歼其3000余人，获得初战胜利。

    二、如南战斗。国民党军发现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宣泰地区作战，立即以整编第49师乘虚进攻如皋，企图断我归路。7月17日，第49师进至如皋东南地区，同时，由扬中增援泰兴的整编第65师主力及第99旅、第148旅分别向黄桥、姜堰进攻。华中野战军遂以一部兵力加强如皋、黄桥、姜堰地区的阻击，主力迅速转兵东指，不顾疲劳，一夜强行军50公里，直插如皋以南，以4倍于敌的兵力出其不意地合击了立足未稳的整编第49师。经19日至20日两夜攻击，歼灭整编第49师师部、第26旅全部及第79旅大部共万余人。

    三、海安战斗。宣泰、如南战斗后，华中野战军将主力转移至海安东北地区休整待机。李默庵认为华中野战军北撤，是因为伤亡过大，不能再战。遂以整编第49师残部，第160、第187、第148旅在几十架飞机支援下，两路夹击海安，企图与华中野战军决战。华中野战军令第7纵队在海安以西、以南实行运动防御战，迟滞、消耗敌人，连续阻击5天，杀伤敌人3000余人后，于8月3日主动撤离海安。

    四、李堡战斗。国民党军占领海安后，认为第一步作战目的已达到，遂决定分兵“清剿”，企图巩固泰州、海安以南地区，尔后继续北犯。华中野战军鉴于国民党军战线延长，兵力分散，遂决定攻击位于李堡的第105旅，打开主力南下作战的通道。8月10日，获悉驻海安的新编第7旅和驻李堡的第105旅正在调防，秩序混乱。当夜对其发起攻击，至11日晨予以全歼。下午又在洋蛮河地区歼灭2个团。李堡战斗，共歼国民党军1个半旅8000余人。

    五、丁堰、林梓战斗。国民党军于李堡战斗惨败后，被迫重新调整部署，重点扼守海安至南通间铁路干线，以加强海安、泰州之线以南的“清剿”，企图确保其占领区。驻守丁堰、林梓地区的是敌交通警察第7、第11纵队。华中野战军在经过短期休整后，以部分兵力袭击海安，佯攻黄桥，进逼南通。以主力共3万余人，从海安、如皋东侧隐蔽南下。8月21日晚，突然向丁堰、林梓敌交通警察第7纵、第11纵队发起攻击。激战至22日，歼灭5个交通警察大队5000余人，切断了南通至如皋的公路，打开了主力西进泰州、扬州的通道。

    六、如黄路战斗。丁堰、林梓战斗后，国民党军发现华中野战军主力位于如皋附近，以为将要进攻如皋，即以黄桥的第99旅于8月23日东调如皋，增强防御；同时，以扬州的整编第25师沿河北上，向邵伯、高邮方向进攻，企图配合进攻淮北的国民党军夹击淮阴、淮安。华中野战军为解邵伯之危，采取攻其必救的战法，以主力由丁堰、林梓西进围攻泰州，以求调动整编第25师回援，并准备与黄桥东进增援如皋的第99旅在如黄公路上打遭遇战。25日晨，黄桥的第99旅在如皋的第187、第79旅接应下东进。中午，华中野战军主力到达如黄公路，与东西对进之敌遭遇后立即先敌展开。华中野战军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战法。26日，集中兵力先歼灭了分界的第99旅。27日，将加力的第187旅和第79旅1个团大部歼灭，并于31日乘胜攻占黄桥。此战，共歼敌2个半旅1.7万余人。

    七、邵伯战斗。由扬州北犯的整编第25师8月23日在飞机、大炮和炮艇的支援下，分3路向邵伯、丁沟等地猛攻。第10纵队在第2军分区部队配合下，顽强阻击，并连续进行白刃战和反冲击，毙伤其2000余人。当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如黄公路获胜后，整编第25师看到侧后受到严重威胁，遂于26日黄昏向扬州、仙女庙之线撤退。至此，苏中战役胜利结束。

    苏中战役是全面内战爆发后，人民解放军在主要战场上进行的较大规模的初战，带有战略侦察性质。华中野战军以3.3万人的兵力对国民党12万兵力作战，1个半月连续作战7次，七战七捷，共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000余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而苏中人民解放军只伤亡1.2万人。苏中战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很多有利条件；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歼敌方法上，此战役是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战法的成功战例。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中央军委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指示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国共两党在重庆和谈中签订的停战协定和一切协议，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人民军队为起点，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此时，国民党反动派有正规军和非正规军430万且利用和谈的机会进行调集、部署，完成了进攻的准备；他们控制着大城市，拥有四分之三的国土和3亿以上的人口；他们接收了侵华日军100万人的全部装备；他们得到了美国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如美国为他们装备了45个机械化师。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127万人，且装备较差；解放区的人口只有1亿多，土地面积不到全国的四分之一。在这种态势下，国民党反动派狂妄地宣称，只需3个月到6个月就可以打败共军。初期，他们使用了80％的正规军，约160万，共193个旅（含相当于旅的师），称得上其势汹汹。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的进攻，中共中央于1946年7月20日向党内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分析了敌人进攻的态势，阐明了打击、战胜敌人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方针、方法。明确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有信心。”还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指出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政策、方针、原则和方法，特别指出在军事上战胜蒋介石的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

    在华东战场上国民党部队集中了58个旅46万余人，分几路向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压来。一路进攻苏皖解放区，采取“由南而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以淮北为重点，以两淮（淮阴、淮安）为目标，分别自徐州、蚌埠、滁县、六合、扬州、南通等地向前推进；一路在山东向胶济路和鲁南进攻，企图迫使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山东与其决战。华中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指示，集中主力19个团（后增至23个团）3万余兵力，于7月13日发起苏中战役，突然包围泰兴、宣家堡，至15日晨，攻克宣家堡，歼敌2个团。此时，援敌分向泰兴、黄桥、如皋进逼，华中野战军遂停攻泰兴，以一部阻敌，主力则迅速东进，于如皋以南围歼北犯之敌万余。如南战斗后，华中野战军主力转至海安地区休整。7月30日，如皋、姜堰之敌合击海安。华中野战军阻击5天后，主动放弃海安。

    8月10日至25日，华中野战军趁敌调整部署之机，先后进行了李堡、丁堰、林梓战斗，歼敌1个旅1个团和5个交警大队。华中野战军针对敌人由扬州北攻邵伯，直扑高邮、宝应，进占淮安的企图，以主力西进敌后，进袭泰兴，调动扬州之敌东援，并在运动中歼灭了他们。25日，野战军西进部队与敌东调部队在如皋、黄桥间公路上遭遇，歼敌2个半旅，并于31日乘胜进占黄桥，逼退了敌军。这就是有名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此间共歼敌6个旅、5个交警大队计5万余人。

    在晋冀鲁豫战场上，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确定集中野战纵队，机动歼敌。8月上旬，围追堵截中原野战军之敌已大部被牵至豫西、陕南地区。陇海路开封、徐州间及鲁西南、豫东、皖北地区的敌人仅有2个师。为支援中原军区，配合华东战场的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于8月10日发起陇海战役。11日，克砀山，12日，克兰封。蒋介石急调围追中原野战军之3个师7个旅兵力至开封，并令徐州守军向西出援。

    鉴于敌迅速增兵，晋冀鲁豫野战军于柳河集战斗后及时结束战役。陇海战役共歼敌1万6千余人，攻克县城5座，打乱了敌人南线进攻的战略计划。8月28日，蒋介石调集徐州和郑州15个旅10万兵力，进攻定陶、曹县地区，主要目标指向菏泽。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路以北集结休整，诱敌深入，寻机歼敌。并指出“对进攻之敌，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必须以4倍至少3倍的优势兵力，先歼敌一部，再歼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9月3日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主力5万余人，将骄横急进之敌整编第3师诱至定陶以西地区，将其全歼，并乘胜出击，又歼敌整编第47军2个旅。定陶战役历，时5天，共歼敌4个旅17000余人。

    此间，晋绥军区7月4日至8月15日发起了晋北战役，连克朔县、崞县、繁峙、代县等10座县城，歼敌6个团8000余人，并控制了忻县以北至大同以南的同蒲路。中共中央军委依据各战场的胜利经验，为了进一步统一作战思想，加速战争的进程，毛泽东对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概括，并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于9月16日向党内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以求“全歼”，“速决”。为此必须“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并向全军推广了苏中战役的中三次作战和定陶战役、陇海战役、晋南战役等的作战经验。

    这篇著作统一了全军的作战思想，对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0月1日，中共中央在《三个月总结》的指示中，要求各野战军再歼敌25个旅左右，并指出这是改变军事形势的关键。

    在晋察冀解放区，蒋介石指使傅作义部队不断发起进攻，先后侵占了承德及冀东解放区所有县城。并于9月下旬起调集3个军6个师约7万余兵力，分东西两路夹攻张家口。晋察冀野战军部队在晋绥军区部队一部参加下，从9月29日起，进行了保卫张家口的战斗。10月11日，晋察冀野战军撤出张家口，主力转向察南。在保卫张家口战斗中，共歼敌22000余人。

    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确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从10月19日起调集9个师约10万兵力，分3路向南满大举进攻，相继占领安东（今丹东）、通化等大部分城市。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坚持采取诱敌深入和迫敌分散各个歼灭之战术，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在宽甸西北之新开岭地区实行伏击战，歼敌第25师8900余人。

    这样从1946年7月至10月底，即战争的头4个月里，敌投入作战的兵力逐次增加，从原来的193个旅增加到213个旅，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从72个旅增加到117个旅，达到了最高峰。在此期间，敌人占领了解放区153座城市，其中包括热河省会承德、安东省会安东、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冀鲁豫解放区首府菏泽、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等大中城市。人民解放军则解放和收复了48座城市。中国人民解放军虽损失城市105座但却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32个旅，29.8万人，严重地挫败了敌军的进攻。

    在傅作义部队占领张家口后，蒋介石于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国民代表大会”（伪国大），并继续拼凑兵力，向华中、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进攻。11月中旬，蒋介石提出了所谓结束苏北战事的作战计划，调集了25个半旅的兵力，分4路同时进犯苏北和鲁南。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集中24个团的兵力，于12月13日至19日，一举歼灭了由宿迁进犯新安镇、沐阳之敌整编第69师3个半旅2万余人。宿北战役后，野战军即兼程北上，于1947年1月2日至20日，在沭阳、兰陵、峄县、枣庄等地又连续歼敌整编第26师、第51师及1个快速纵队共5万余人。1月底，蒋介石又集中23个整编师53个旅约31万兵力，分南北两路向鲁南解放区进犯，组织鲁南会战，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在临沂地区决战。

    2月4日，北线敌李仙洲集团先头抵达莱芜。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必能胜利。”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这一指示，主动放弃临沂挥师秘密北上，19日逼近莱芜地区，20日即发起攻击，至22日李仙洲一个绥靖区指挥所、2个军部、7个整编师共5.6万余人，活捉李仙洲，并乘胜收复13座城市，使山东解放区的渤海、鲁中、胶东3区连成一片。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6年11月2日发起滑县战役，歼敌2个旅12000余人。接着又回师徐州西北地区，于12月30日在矩野、金乡、鱼台等地区歼敌5个旅16000余人。1947年1月25日至2月9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击豫皖边地区，歼敌1个旅及地方武装一部共9000余人，再度切断了陇海线。

    晋绥军区和晋冀鲁豫第4纵队于1946年11月20日至1947年1月28日先后进行了吕梁战役和汾孝战役，歼敌近3万，解放了吕梁山区，使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不得不向后延迟。

    晋察冀军区摆脱了在察南与敌人对峙状态，转至平汉路，集中主力部队于1946年12月2日至22日，及1947年1月20日至28日，先后发起了易满战役和保南战役，共歼敌17000余人，连克望都、定县等县城，使冀晋和晋中两区连成一片。

    东北民主联军在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约4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共歼敌64000余人，收复11座城市，巩固了南满根据地，迫使东北敌人停止了战略进攻。

    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这4个月的作战，解放军共歼敌34个旅414000余人，敌虽侵占城市87座，解放军亦收复和解放城市87座。这样，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在这8个月的作战中，由于各野战军成功地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歼敌正规军66个旅，加上非正规军，共计71万人。敌军由于大量有生力量被歼灭，其兵力不足和战线太广的矛盾更加突出。此时，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虽从193个旅增至213个旅，但在第一线攻击的兵力，却从1946年10月的117个旅，下降为85个旅。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方针，从1947年3月起，改为向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尔后，我军又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经过4个月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使人民解放军转入了战略进攻。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全军开展学习王克勤运动   

    人民解放军的团结互助运动，是以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创的“王克勤运动”为先导，逐步在全军开展起来的。王克勤，1921年出生，安徽阜阳人。他家境贫苦，祖辈为佃，受尽了人世间煎熬。1941年，王克勤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于1945年10月的平汉战役中被俘。随后，被分配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第18旅第52团第1营第1连当了一名机枪射手。解放军的官兵一致，平等相待的新型内部关系，特别是平汉战役后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王克勤进步很大。定陶战役大杨湖战斗中他英勇杀敌，被提升为副班长。不久又提升为班长。王克勤当班长后，就组织全班战士忆苦，帮大家提高阶级觉悟，从而使全班士气旺盛，新老团结一致，面貌一新。王克勤还注意继承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耐心细致地开展班内政治思想互助活动，调动了全班学习、训练和作战的积极性，增强了班的凝聚力。

    王克勤的军事技术素质好，会打多种枪，尤其精通机枪技术，被称为“机关（枪）圣手”。他认真实践人民解放军关于“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教学方法，帮助新战士学会使用机枪。他教战士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挖机枪阵地、在敌火下运动的方法。在生活上，王克勤热情关怀全班每一个战士，给他们端饭，烧水洗脸洗脚。行军中，他总是扛机枪，宿营时，他首先把老乡家打扫干净，然后让战士进驻。王克勤不仅本人以身作则，而且还组织全班战士开展团结互助活动。王克勤班共有11人，仅2名老战士、3名党员。

    他针对全班每个战士的特点，分成了3个互助组，根据任务不同，适时选组长。行军选身体棒的，学习选技术高的，打仗选作战勇敢、有战斗经验的当组长。正是由于王克勤的模范作用和团结互助活动开展得好，全班战士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样样工作都很出色。1946年10月上旬，王克勤班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巨野战役中的龙凤集战斗。国民党军的大炮、飞机狂轰滥炸。王克勤带领全班开展战斗互助，一天打退敌军几十次进攻，不仅歼灭了大量敌军，牢牢守住了阵地，而且全班无一伤亡。战后，王克勤被评为纵队“一等杀敌英雄”、“带兵模范”，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带领的班，被评为模范班，荣立集体一等功。全班一次战斗出现4个战斗英雄，王克勤和王克勤班赢得部队赞誉。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党委，对王克勤及所在的班团结友爱、互助互学的模范事迹和经验及时进行了总结，并号召全纵队学习王克勤及该班的经验，从此，把“王克勤运动”推广到了全纵队。随后，以王克勤为榜样的团结互助运动由第6纵队推广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和各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一运动的开展，指出：王克勤班开展的团结互助活动，是适应战斗需要和部队情况而产生的一个重要典型，对巩固部队和提高战斗力有极大意义。

    不久，王克勤被提升为副排长、排长。他牢记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带领全排战士，继续发扬团结互助精神。1947年3月，他对全排提出了新的立功要求：1.作战要有勇有谋，做到消灭敌人，保全自己。2.不违犯战场纪律和群众纪律。这样，他把互助互学与立功运动结合起来，从而把团结互助活动又提高了一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团结互助运动，由过去个人与个人、组与组的互助，迅速发展到连营之间的大互助，使王克勤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使革命友爱的战斗大互助走向高潮，有力地保证了各种战斗的胜利。

    1947年7月的鲁西南战役中，王克勤抱病坚持参加战斗。10日，王克勤所在的第6纵队对定陶国民党守军发起了总攻。王克勤率领全排率先登城，为后续部队全歼第153旅开辟了通路。但英雄王克勤在这次战役中光荣牺牲。

    王克勤是爱兵模范、战斗英雄，他曾9次立功，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模范共产党员”，他以“革命靠互助”的格言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模范行动，启发战士的阶级觉悟，创立了思想、技术、生活三互助的带兵方法。

    王克勤牺牲后，刘邓首长发出唁电，称赞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刘伯承司令员还亲自撰文，代表全野战军和军区指战员，以极其悲痛的心情悼唁王克勤。1947年7月18日，刘邓首长签署命令：授予王克勤所在的部队1连1班为“王克勤班”、1排为“王克勤排”荣誉称号。并决定：“王克勤所在的排永远保持王克勤排的光荣称号”。

    晋冀鲁豫部队蓬勃开展的王克勤运动，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解放日报》1946年12月10日在社论中指出：“晋冀鲁豫部队现在广泛开展王克勤运动，借以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与瓦解敌人，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社论高度赞扬了王克勤及王克勤班的英雄模范事迹，号召全解放区军民按照当前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普遍有力地推动这个运动。

    当时，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和东北民主联军等，结合本部队的实际情况，并借鉴王克勤所在部队的经验，都先后开展了团结互助运动。解放军各部队这方面的主要经验是：第一、以互助组为开展团结互助运动的基本组织形式。一般是在连队基层单位的各班建立，每班3个组，每组3至4人组成。第二、要把开展团结互助运动建立在干部、战士高度政治觉悟和革命友爱的基础之上。首先，认真进行团结互助的思想教育。其次，是坚持灵活多样，以表扬为主的工作方法。第三、加强领导是开展团结互助的关键。互助组虽然是一种群众性的组织形式，但要以党员为骨干来组成。

    这样，党支部就可以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积极主动地去团结教育群众。

    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广泛开展的王克勤运动，把人民解放军的团结互助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成为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和新型官兵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巩固部队，促进部队之间和官兵之间、新老同志之间的团结，加强部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后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开展“王克勤运动”，一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尤其是王克勤所在部队贯彻群众路线的中心，成为推动各项工作，加强政治思想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争先创优的一个巨大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王克勤生前所在的部队，继承和发扬王克勤精神，在全面加强部队建设上又做出了新的更大的成绩。1982年8月24日，南京军区授予王克勤生前所在连为“尊干爱兵模范连”称号。1990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王克勤生前所在连为“尊干爱兵模范连”荣誉称号。

    1991年11月21日，江泽民还特意视察检阅了王克勤生前所在的步兵第34师，并为王克勤连题了词。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    

    1946年11月，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实现“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调集新编第1、第6军和第52、第60、第71军各一部，准备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或驱逐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尔后转兵北满，同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决战。同时，以新编第1军主力扼守长春、永吉（今吉林市）以北、松花江以南各要点，阻止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过江南援。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南满根据地仅剩临江、濛江、长白、抚松等4县。

    为此，坚持南满根据地对稳定东北战局意义重大。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林彪决心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作战方针，迫使国民党军两面作战，击破其企图。基本部署是：以南满部队在临江地区迎击进攻之敌，保卫南满根据地；以北满部队主力伺机南渡松花江，在长春、永吉以北地区寻歼分散之敌和由长春、永吉出援之敌，策应南满部队作战。

    一、一保临江、一下江南

    12月17日，国民党军集中6个师分路向临江地区发起进攻。辽东军区以第4纵队向外出击，深入敌后，打乱敌部署；以第3纵队在内线实施机动防御，寻机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从18日起，第4纵队向本溪、抚顺之间和宽甸以东地区出击，转战10余日，攻克据点20余处，毙伤俘敌3000余人。国民党军急忙从临江方向调新编第22师和第91师回援后方。而辽东军区第3纵队即乘机于1947年1月4日开始向通化、辑安一线反击。至20日，该纵队在果松川、大小荒地歼敌第2师、第195师各一部。5日，为配合南满部队作战，北满的12个师另3个炮兵团，越过冰封的松花江南下，向长春、永吉以北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第1纵队在其塔木、张麻子沟、浴石河等地歼灭守军新编第38师第113团及保安团一部；第1纵队主力和第6纵队分别在焦家岭、城子街歼由九台、德惠出援的第50师第150团（欠1个营）及保安团一部；第2纵队出击长春以北之敌，攻克据点多处。至13日，北满部队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迫使敌军缓攻临江，由南满抽调第30师、第91师，由西满抽调第88师驰援北满。敌向临江的第一次进攻于1月20日被挫败。

    二、二保临江

    1947年1月30日，国民党军集中4个师，分兵3路再次向临江地区发起进攻。2月5日，当国民党军中路第195师进至通化以北高力城子时，第3纵队和第4纵队第10师迅速出击，歼其5个营。8日，第3纵队主力歼207师第3团2个营，并攻克三源浦，控制了通化、柳河之间地区。无奈，国民党军中路回撤，其余两路也不敢冒进。敌第2次进攻临江又被挫败。在此期间，第4纵队第11师为配合正面部队作战，再次插入国民党军后方，攻克据点20多处，有力地牵制与迷惑了国民党军，迫使其再调第91师由北满回援南满。

    三、三保临江、二下江南

    2月13日，国民党军集中5个师，兵分3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第3次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辽东军区部队择险抗击、机动歼敌，配合北满部队二下江南作战；令北满各部队先派小分队化装为游击队过松花江南下，侦察、迷惑国民党军，掩护主力部队隐蔽集结。18日，辽东军区以第3纵队第7、第9师于金川以南通沟地区将国民党军左路暂编第21师第63团（欠1个营）及师属山炮营歼灭，并击溃柳河来援之敌。22日，第3纵队主力和第4纵队第10师于大北岔地区歼第91师、第2师各一部，并乘胜收复金川、辉南、柳河、辑安等县城。第4纵队第11师于16日第3次突入国民党军后方，攻占碱厂、下马塘等地，歼敌1个加强营及保安团一部，并破坏了沈阳至安东铁路数段，有力地策应了正面作战。与此同时，北满部队12个师，21日第2次越过松花江南下。23日，第6纵队全歼新编第30师第89团及师属炮营。27日，第6纵队与独立第2师围攻德惠，第1、第2纵队打援。国民党军为解德惠之围，从南满、西满及长春地区调集12个团北援，致使南满地区进攻兵力减少，其第3次进攻临江乃告失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于3月2日撤回江北休整。

    四、三下江南

    北满部队北撤休整后，给国民党军以很大错觉。蒋介石认为共军已“不堪一击”。遂下令进攻哈尔滨。为此，国民党军集中新编第1军、第71军等部，在空军1个大队配合下大举北进，扬言要与东北民主联军决战于松花江两岸。其先头第264团突进至松花江北岸。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北满部队于3月8日第3次越过松花江进行反击。国民党军新编第1军、第71军主力急忙后撤。9日，第2纵队第5师将第71军第88师后卫第264团包围于靠山屯地区。10日下午，敌第88师、第87师主力分由德惠、农安出援。当第88师先头部队进至苇子沟地区时被第2纵队击溃，是日晚第264团1300余人被全歼。随后，第1、第2、第6纵队和独立第1、第2、第3师协同作战，至12日晚，相继在德惠、农安将第88师全部及第87师一部歼灭，并将第87师主力包围于农安。国民党军急从热河及南满抽调第54师、新编第22师主力和在长春的新编第1军一部北援。此时，鉴于松花江已开始解冻，不便大部队运动，北满部队遂于3月16日撤出战斗，回师江北。

    五、四保临江。3月下旬，松花江开始解冻。国民党军趁北满部队不易再过江南下之机，又调集20个团的兵力，于27日分路齐头并进，向临江地区发起第4次进攻。辽东军区决定集中主力诱歼其较弱的中路第89师。4月1日，第4纵队第10师派出的小部队在第89师正面故意示弱，诱敌深入。3日拂晓，当第89师和第54师第162团突出两翼，被诱至三源浦西南红石砬子地区时，隐蔽的第3纵队主力和第4纵队第10师对其突然发起攻击，激战至下午将其全歼，俘7500余人。其余各路国民党军即纷纷撤退。至此，国民党军先后4次进攻临江地区均被击退。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是东北战局发展过程中一个战略性的转折点。这一作战，历时3个半月，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个师又6个团，连同保安部队共计5万余人，缴获各种炮657门、坦克装甲车11辆、战马3500余匹、汽车172辆，以及大批枪支、弹药，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迫使东北国民党军放弃战略进攻，转入守势。这就为东北民主联军举行战略性反攻创造了条件。

    通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南满解放区基本区域得以保存；北满解放区获得了巩固和发展；西满、东满解放区也分别得到恢复和创建。至此，我控制了东北四分之三的土地和约占半数的人口，使东北解放区日益成为巩固的战略根据地。

    这一阶段作战，对东北民主联军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和提高，特别是逐步掌握了在东北特定条件下，大兵团如何进行运动战以及中小规模攻坚战的经验。

    东北民主联军通过作战，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截至1947年4月，主力兵团已达22万人；各军区还先后建立起50余个独立团；全区总兵力达42万余人。各类火炮已达639门，每个野战师均建立了山炮营，使部队的火力有很大提高。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西北野战兵团陕北三战三捷   

    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8个月之后，战线延长、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于1947年3月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企图在战略上首先实施两翼突破，尔后钳击华北。

    在西北战场，敌集中34个旅25万余人。以胡宗南部20个旅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以马步芳、马鸿逵部12个旅由银川、同心、镇原一线向东；以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属2个旅由榆林向南，企图围攻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消灭陕甘宁解放区部队于黄河以西，或逼过黄河，尔后会同华北国民党军将其歼灭于黄河以东地区。

    此时，人民解放军在陕北战场仅有4个野战旅及3个地方旅2万余人，且装备很差。中共中央决定充分利用陕北良好的地形条件和有利的群众基础，诱敌深入，歼其有生力量。必要时放弃延安，采用“蘑菇战术”，牵制胡宗南主力于陕北战场。据此，以教导旅及警备第3旅第7团共5000余人的兵力，于延安以南临真镇、金盆湾及牛武、茶坊地区，在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下，实施运动防御，阻击敌军的进攻；以新编第4旅及晋绥军区第1纵队（辖两个旅）为预备队。从3月13日至18日，西北野战兵团经6昼夜激战，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完成了预定任务。此时，延安机关、学校已安全转移，群众已疏散完毕。当晚，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等撤离延安。此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精悍的指挥机构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一战青化砭。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集团占领延安后，即寻找陕甘宁解放区部队决战。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决心利用胡宗南急于决战的骄横心理，采取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的方针，利用有利的地形和民众条件，在延安东北地区连打几个胜仗，以改变陕北战局。为此，以一部兵力诱敌北上安塞，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待机行动。

    22日，胡宗南以整编第1军5个旅由延安向安塞方向急行进，另以第31旅率第92团由延安东南的临真镇前出青化砭，以保障其主力翼侧安全。24日，胡宗南部5个旅进至安塞。25日拂晓，第31旅由拐峁公路北进，10时许进入西北野战兵团的伏击地域。西北野战兵团即采取拦头、断尾、两翼夹击的战法，突然发起猛攻，经近两小时激战，全歼第31旅共2900余人。此役，是西北野战兵团撤出延安后首战胜利，打击了胡宗南部的进攻气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胜利斗志。

    二战羊马河。青化砭战役后，西北野战兵团转移到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休整，以部分兵力与敌周旋。胡宗南急于决战，遂集中整编第1、第29军共11个旅的兵力，由安塞、延安、临真等地分3路进至延川、清涧地区。4月3日又折向子长，连连扑空，兵疲粮罄。遂改以整编第76师守备延川、清涧，第135旅守备瓦窑堡，主力于5日南返蟠龙、青化砭休整。后发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位于蟠龙西北地区，即以8个旅的兵力，于12日由蟠龙、青化砭地区向西北方向进攻，并以第135旅由子长南下配合。西北野战兵团以第1纵队（2个旅）伪装主力，诱其向蟠龙西北地区进攻；集中4个旅的兵力在羊马河地区设伏，求歼孤军南下的第135旅。14日晨第135旅南下，10时许进至羊马河西北。西北野战兵团突然对其发起攻击。激战至16时，将第135旅4700余人全部歼灭。

    三战蟠龙镇。羊马河战役后，西北野战兵团秘密转移至瓦窑堡附近休整。

    国民党统帅部判断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绥德地区并正在东渡黄河。遂令胡宗南部急速北上，并令驻守榆林的第22军等部南下，企图南北夹击。4月26日，胡宗南以9个旅的兵力由蟠龙、永坪地区分两路向绥德地区急进，仅留第167旅（欠一个团）及陕西民军第3总队等部守备其补给基地蟠龙。彭德怀决心进攻孤立据点蟠龙。遂以第359旅伪装主力，引诱胡宗南集团继续北上，集中4个旅的兵力攻取蟠龙。30日，各攻击部队隐蔽进入蟠龙镇附近。5月2日，胡宗南集团主力进占绥德。当日23时，西北野战兵团对蟠龙守军突然发起攻击。战至4日24时，攻克蟠龙镇，全歼守军6700余人，缴获面粉1.2万袋、服装4万余套及大批武器、弹药。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3次作战均获胜利，被解放区军民称誉为陕北“三战三捷”，它共歼灭国民党军1.4万余人，给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企图消灭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及西北野战兵团的狂妄计划，稳定了陕北战局，为彻底粉碎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进一步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

    陕北“三战三捷”后，西北野战兵团从1947年5月21日至1948年3月3日，先后进行了陇东三边战役、榆林战役、沙家店战役、关庄、盆口战役、黄龙、清涧战役和宜川战役，共歼敌6万人。1948年4月21日，被国民党军占领1年零1个月又3天的延安，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华东野战军进行孟良崮战役粉碎敌人重点进攻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实施重点进攻，企图首先占领这两个地区。在山东战场，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徐州统一指挥，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编成3个机动兵团，采取“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由南向鲁中山区推进。其中第1兵团8个整编师共20个旅20万人，由汤恩伯指挥，是敌向我重点进攻的主要集团。该兵团企图首先占领沂水、坦埠一线，尔后与第2、第3兵团通力向北、向东进攻，迫使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或北渡黄河。3月下旬至4月中旬，国民党军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占领了鲁南，接着向鲁中山区进攻。

    面对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积极寻找战机。但国民党军队由于在华东战场屡遭歼灭，改变了战法，兵力集中，行动谨慎。华东野战军除4月下旬在泰安歼敌整编第72师主力外，几次决心均未实现。中央军委指示：

    “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据此，陈毅、粟裕于5月上旬调整部署，将其主力东移，后撤一步。

    蒋介石以为华东野战军后撤是无力决战，遂于5月10日下令跟踪进剿。

    顾祝同转令3个兵团放胆向博山、沂水一线疾进。右翼第1兵团不待统一行动，即以整编第74师为骨干，在整编第25师、第83师的配合下，于5月11日进攻坦埠，企图乘隙占领沂水至蒙阴公路。

    5月11日，陈毅、粟裕决定：歼灭整编第74师。因为整编第74师全部美械装备，号称“五大主力”之首，歼灭该师将震撼敌军，沮丧其士气；该师处于较为突出的地位，与左右邻之间空隙较大，便于分割围歼；师长张灵甫自恃作战有功，骄横跋扈，与其他部队矛盾较深。12日晨，华东野战军令正在东移的各部队立即西返，并作出了在敌重兵集团密集靠拢的态势下，从其战线中央割歼整编第74师的部署；以第1、第4、第6、第8、第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担任主攻。

    5月11日至13日，整编第74师自垛庄北进，先后占领杨家寨、佛山角、马牧池等地，准备14日攻占坦埠。13日晚，担任迂回穿插任务的华野第1、第8纵队以一部兵力在整编74师正面实施阻击，主力从其两翼寻隙向纵深楔进，并切断整编第74师与第25师、第83师的联系。同时，第4、第9纵队从正面发起攻击。第6纵队于14日晨抵达垛庄西南地区。此时，张灵甫预感到有被围歼的危险，即仓促向孟良崮、垛庄方向撤退，并组织一部兵力进行反击。华东野战军立即乘胜猛攻。15日拂晓，完成对74师的四面包围。整编第74师被包围后，蒋介石、顾祝同认为该师战斗力强，所处地形有利，已控制制高点，必能坚守；如左右邻加速增援，可造成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的机会。因此，除令整编第74师固守牵制华东野战军主力外，严令其他部队向第74师靠拢，企图用10个整编师与华东主力决战。华东野战军鉴于敌重兵来援，且多数已距孟良崮仅一至两天路程，情况十分紧急，遂于15日令阻援部队坚决阻击各路援敌，令主攻部队不惜代价加速猛攻，一定要在援敌赶到之前迅速歼灭第74师。15日13时，华东野战军主攻部队发起总攻。各部队从四面八方多路突击。第74师竭力顽抗。每一阵地均反复争夺，有的阵地得而复失，几次易手。激战至16日上午，终将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1个团全部歼灭，击毙师长张灵甫。

    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在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密集前进的态势下，从战线中央割歼其精锐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1个团共3.2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77门、轻重机枪987挺、长短枪9828支、各种炮弹7202发、各种枪弹208万发、战马1397匹、电台28部。

    通过此次战役，华东野战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统帅部“鲁中会战”计划，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震动了其内部，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被撤职，整编第25师师长黄百韬、整编第83师师长李天霞等也受到处分。当时，新华社在《祝蒙阴大捷》的评论中指出：它有力地策应了陕北和其他战场解放军的作战行动，它在“华东解放军的历史上更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这是打击了蒋介石今天最强大的和几乎唯一的进攻方向；第二，这是打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四、五个最精锐师之一）；第三，这个打击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和这个胜利的同时，东北、豫北、晋南、正太等地，强大的反攻正在展开。”

    1947年6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指示，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作战，30日，华东野战军以第1、第4纵队和第3、第8、第10纵队分别向鲁南和鲁西出击。7月上旬，相继收复费县、峄县、枣庄、泰安、大汶口等地，威胁国民党战略要地徐州。国民党军从7月12日起陆续从山东抽调7个整编师回援，鲁中山区只留4个整编师固守要点。这样，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基本被挫败。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转入战略进攻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6月，形势已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显著变化。国民党军由430万人下降为370余万；在东北和华北战场已转为守势；在南部战线，除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继续实行重点进攻外，鲁西南、豫皖苏边界直至大别山地区兵力薄弱，形成两头重、中间轻的“哑铃形”态势；士气日益低落，官兵厌战情绪增长，战斗力下降；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也陷入困境。人民解放军则由120余万人上升到195万人，正规军已达100万人。虽然兵力上仍居劣势，但握有战略机动力量；在战略全局上除陕北、山东战场尚处防御地位，其他各战场已逐步转入战略反攻；部队士气高涨，战斗力不断提高；广大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后方日趋巩固。但大部分解放区遭受战争破坏，人力物力损耗巨大。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军不能持久作战的战略企图，中共中央制定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将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大别山地区。为此，中央军委决定：以刘邓大军率第1、第2、第3、第6纵队12万余人，实行中央突破，南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军，尔后以跃进方式挺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以陈谢集团第4、第9纵队和第38军等直出豫陕鄂边界地区，在豫西、陕南建立根据地；以陈粟野战军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纵队及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从鲁西南挺进豫皖苏区，扩大原有根据地。这样，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互为犄角，紧密配合，在长江、黄河、淮河、汉水间开辟新的中原解放区。另以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军北上；以华东内线兵团在胶东作战，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军东引，以策应3路大军挺进中原的行动。

    这就形成了三路突进、两翼钳制的部署。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中原的领导，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8人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邓小平为书记。为在新区开展地方工作，抽调和集训了千余名地方干部随军南下。

    6月30日夜，刘邓主力从张秋镇至临濮集间150余公里的正面上，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接着，采取攻其一点（郓城）、吸其来援（金乡）、啃其一边（定陶）、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发起鲁西南战役。从7月8日至28日，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约6万人，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当时，中央军委指示刘邓休整10天左右再跃进大别山。刘邓根据敌情变化和黄河水上涨情况，当即立断，于8月6日决定不待休整，立即南进。

    8月7日，刘邓野战军南下，11日越过陇海铁路向南疾驰。8月17日，经过顽强奋进，越过了黄泛区。接着渡过了沙河。刘邓为战胜敌军的追堵，提出“到达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并埋藏和炸毁了一些不便携行的重装备，以便加速南进。23日，当第1、2、3纵队已抵近淮河，中原局与野战军指挥部及第6纵队刚到达汝河北岸时，整编第85师等部已控制汝河南岸汝南埠渡口及大雷岗、小雷岗。其尾追的3个整编师距汝河已不到30公里。紧急时刻，刘伯承要求部队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坚决打过河去。23日下午，第6纵队第18旅冒着敌机轰炸扫射，在汝河上架起了浮桥。24日拂晓前，突破敌军河防阵地，控制了大小雷岗，掩护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渡过汝河。27日，全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千里挺进任务。

    为策应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陈谢集团8万人于8月22日晚在平陆、孟县间强渡黄河，截断陇海铁路。至31日，攻克新安、渑池、宜阳、洛宁等县城，歼敌4800余人，吸引尾追刘邓的国民党军1个整编师又3个旅西援。

    8月中上旬，进入鲁西南地区的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积极与敌周旋，掩护了刘邓野战军南下。

    刘邓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后，遵照中央军委迅速实施战略展开的指示，不顾各种困难，立即采取北面牵制、东西展开的方针，迅速抢占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开创根据地，实施了战略展开。至9月底，攻克县城23座，歼敌7000余人，并在17个县建立了民主政权。

    此时，陈谢集团往返于潼关与洛阳间连续作战，歼敌3万余人，使敌抽调在大别山的1个整编师和在陕北、晋南的两个旅回援。

    9月上旬，陈毅、粟裕率领黄河北岸的华东野战军第6、第10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主力南渡，会同原在鲁西南地区的5个纵队组成18万人的西线兵团，并在菏泽以东发起沙土集战役，全歼整编第57师，迫敌从山东和大别山抽调4个整编师增援。接着，于9月下旬进入豫皖苏边区。

    至此，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布成逐鹿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并迫使国民党军大批兵力南调，给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以有力策应。

    10月初，刘邓率野战军在大别山南部又打破了敌7个整编师的合围，歼敌2个旅。10月12日，刘邓率野战军主力分向长江北岸的蕲春、广济、黄梅、宿松、潜山、桐城、庐山、望江等地区挺进展开。蒋介石误认为是即将渡江，遂令沿江部队堵击，整编第40师和第82旅由烯水沿公路向广济进击。

    刘邓决心集中10个旅，在高山铺狭谷地带，伏击歼灭该敌。10月27日，将敌第40师和第82旅1.2万人歼灭。

    陈谢集团于10月下旬至11月间，向陕南、豫西展开，歼敌1.2万余人，攻克县城19座。

    陈粟野战军亦在豫皖苏边区展开，到10月下旬，攻克县城24座，歼敌1万余人；11月又集中主力对陇海铁路商丘至郝砦段进行破击作战，歼敌1.1万余人，威逼徐州，迫敌匆忙调15个旅回援。其中有用于大别山的8个旅。

    至此，刘邓野战军在大别山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

    陈粟野战军和陈谢集团在豫皖苏和豫西也相继完成战略展开。从而把战线从黄河北岸推进到长江北岸，圆满实现了中央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计划。后来，中原三支大军协同作战，从11月27日至12月31日，粉碎了国民党军33个旅对大别山的“围剿”，歼敌6万余，解放县城85座，把大别山与豫陕鄂和豫皖苏三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三支大军挺进中原，密切配合，机动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9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在4500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解放区，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160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介石处于被动地位，对从根本上扭转战局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历史转折关头，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动员全国人民、各界同胞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194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转战过程中，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0月1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表。同一天，新华社还播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两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一是“颁布解放军口号”，一是“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言》第一次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宣言》是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后，依据形势发展，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政治纲领，虽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共七大提出的“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一个“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这一前途的具体化。然而这一政治纲领的公开发布，则经历了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的逐渐深化过程。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枣园谈话时，毛泽东说，“现在是否提打倒蒋介石？”他回答说：“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接着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现在尚不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今天对待蒋介石同抗战时期不同。”现在不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周恩来分析当时形势之后说：“现在看，蒋介石是可以打倒的，但在宣传上要有保留，要使人民知道只有从自卫战争中才能得到生存和独立。”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开始后，9月11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时，加上了“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已经是中国人民的常识了。”这样，以新华社的名义向国内外公开宣布了打倒蒋介石。9月28日，周恩来在神泉堡对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作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报告，报告中对于“打倒蒋介石”这一口号提出的策略考虑作了说明：自卫战争是从去年大打起来的，为什么那时不提出大反攻，不提出打倒蒋介石，现在才提？原因是在去年七月就提出打倒蒋介石还不行。“当时提的口号是武装自卫，还不能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现在情况不同了。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周恩来还指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提出来后，就要去实现它。怎么去实现？光在解放区内作战消灭不了蒋介石，“因为在全国他还占有四分之三的土地，三分之二的人口。只有战略进攻才能彻底消灭他。口号一提出，战争行动就要配合，就是全国性反攻，就是打出去，突破解放区的界线，我们的行动完全是为实现这个口号的。”《宣言》在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政治纲领后，又指出了实现这一政治纲领的八项基本的方针、政策：“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了顺利实现上述政治纲领和战略目标，《宣言》向解放区人民发出了号召，指出：“为了早日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号召解放区人民贯彻土地改革，巩固民主基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人民武装，肃清敌人残留据点，支援前线作战。”《宣言》还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落实《宣言》提出的政治、经济、军事纲领，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总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重申了《宣言》提出的基本政治纲领，并提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申明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四大家族财产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分析了敌我消长态势，分析了敌人的动向。会议决定指出：毛泽东的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并要求全党全军应将这个文件联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进行深入学习教育，并在实践中严格地遵照实施。这样，十二月会议就为《宣言》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政治纲领的落实，制定了行动纲领，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宣言》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对于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晋察冀军区部队解放石家庄   

    国民党军第3军主力在清风店战役被全歼后，守备石家庄的国民党军更加孤立，当时仅2.4万人，且军心不稳。而晋察冀野战军战斗力则空前提高，士气旺盛。因此，乘胜夺取石家庄，对晋察冀野战军来讲已是势所必然。1947年10月22日，聂荣臻等立即向军委提出：“现石门仅有三个正规团及一部杂牌军，我拟夺取石门。”第二天，中央军委即批准了攻打石门的建议。

    石家庄即石门，位于石德、平汉、正太3条铁路交会处，是华北战略要地。国民党军在此构筑了完备的环形防御体系，从市郊到市中心，以宽8米、深6米的外市沟和宽、深各5米的内市沟及市区主要建筑物为骨干设置了3道防御阵地，共有大小碉堡6000多个。内外市沟间的环形铁路有6辆铁甲车巡逻，并配有1个坦克连机动作战。市北有制高点云盘山作依托，西北有军用机场便于空中支援。当时，市内为国民党第3军第32师及2个保安团和附近19个县的保安大队，总兵力为2.4万人。

    10月25日，朱德总司令出席晋察冀野战军作战会议，提出“勇敢加技术”的口号，并与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等研究制定了作战计划。其部署是：第3、第4纵队分别由西南和东北方向担任主攻；冀晋、冀中军区部队各一部分别由西北和东南方向助攻；第2纵队及部分地方部队在定县、新乐间阻击保定援敌；另一个独立旅出击北平至保定铁路，配合主力作战。同时，将清风店战役中俘虏的近千名国民党军官兵经教育后释放回石家庄，以瓦解守军士气。晋察冀军区政府调集民兵、民工10万人，担架1万多副，大车4000余辆支援作战。

    从11月5日夜至8日晨，各部队已扫清市外围据点并攻克大郭村飞机场和云盘山。尔后，构筑交通壕，直插外市沟前沿。

    8日下午，炮兵部队实施火力急袭，突击部队以坑道爆破和强行突破的方法，向守军外市沟防御阵地发起攻击。第3纵队第7旅首先从西兵营突破；第4纵队第10旅由云盘山以西突破；第4纵队第12旅在北宋村突破；独立第7、第8旅和独立第1、第2旅已分别从各自地段突破。战至9日晨，敌内、外市沟之间主要阵地全部被攻克。

    10日16时，攻城部队在强大炮火配合下，向内市沟防御阵地发起攻击。

    10日、11日，第2梯队2个旅相继加入战斗。各部队勇猛穿插，分割围歼，经过激烈巷战，歼灭守军大部，并将守军残部压缩于火车站、大石桥和正太饭店一带核心阵地内。12日晨，向敌核心阵地发起攻击，激战至中午，全歼守敌，俘敌第32师师长兼石家庄警备司令刘英。

    石家庄战役，共歼国民党军2.4万人，缴获坦克9辆，火炮100余门，枪1万余枝及大批弹药、物资，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石家庄的攻占，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重要城市的先例，为尔后进行城市攻坚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全军进行新式整军运动   

    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做准备，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冬至1948年春，采取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方法，开展了一次有领导、有秩序的民主整军运动。这个运动，是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整党运动和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的伟大转折的形势下展开的。

    1947年7月至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与整党运动也全面展开。军事上的胜利，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由解放战争初期的120多万人发展到195万人。由于部队新成分增加，特别是从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士兵成分增多，部队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产生了许多不纯现象。为使部队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更好地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加强纪律性和提高战斗力，一些部队结合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相继展开了多种形式的诉苦教育。1947年9月28日，毛泽东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辽东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报告。随后，这个运动便在部队中普遍开展起来。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在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听了部队进行诉苦三查的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西北野战军诉苦三查运动所焕发出来的力量，在1个月后的宜瓦战役中就显示出来了。宜川、瓦子街战役，西北野战军打得非常英勇顽强，3万敌人无一漏网。战斗中涌现出大批的英雄模范，许多正是苦大仇深的同志。翻身农民参军的刺杀英雄刘四虎，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特别勇敢，一个人刺死7个敌人，自己身上也被刺了11刀，后来他成了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1948年3月7日，毛泽东撰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他指出：由于诉苦和三查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为完成土地改革，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而战的觉悟性，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性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此后，在全军就普遍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部队各方面的建设。

    新式整军运动的中心内容是阶级教育。广大官兵运用亲身经历的大量生动事实，揭露旧社会和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对比新旧社会和人民军队与反动军队的不同本质，弄清苦从何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把个人的苦同阶级的苦联系起来，把个人的报仇提高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任务上来。同时，还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城市政策的教育。

    新式整军运动的基本方法，是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通过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官兵同诉和军民同诉，启发觉悟，自觉进行三查，用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思想上、作风上的错误倾向和不良现象。这种生动活泼、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政策水平和组织纪律性，激发了革命斗志。同时也纯洁了内部，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推动了部队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的发展和群众练兵运动的开展。它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有领导的民主运动，在解放战争头两年内，改造了大约80万左右从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士兵，使他们转变为自觉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新式整军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发展，它不仅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准备，起到了对国民党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的战略动员作用，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在以后的军队建设中，对教育干部战士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完成党和国家赋予军队的各项任务，也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   

    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著名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正式开会的第一天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书面报告，并就敌我形势、统一战线、英美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报告》中总结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中共中央会议的决定指出，毛泽东的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领纲领性的文件。”并要求全党全军将这个文件联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进行深入学习教育，并在实践中严格地遵照实施。

    十大军事原则，是打倒蒋介石的军事纲领，是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了红军的一系列的正确战略战术。1936年12月，毛泽东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阐述了红军作战原则的产生和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作战原则，并且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军事著作，系统论述了这些作战原则。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在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持下，奋起自卫。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运用以往的作战原则，并从解放战争的实际出发，又提出了许多新的作战原则。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对第一年的作战进行了初步总结，提出6条军事原则。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对第一年作战做了全面总结，提出了指导尔后作战的9条作战方针，即九大作战原则。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后，毛泽东根据战略进攻以来的新形势和人民解放军创造的新的作战方法，对原有的作战原则进行了充实、提炼和概括，使其更系统，更科学。并于1947年12月25日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

    十大军事原则的内容：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2倍、3倍、4倍、有时甚至是5倍或6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上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高度概括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每一条都有它的独立意义，但各条之间互相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精神实质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武装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战略战术思想水平和作战能力。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取得了战略进攻的伟大的胜利，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十大军事原则，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精神，对于人民解放军以后的作战，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城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形势变得更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解放区空前扩大，部队士气高昂，装备改善，攻坚作战能力提高。国民党军力量不断被削弱，被迫由“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加强大城市的设防。

    在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接连取得周张、潍县及充州等战役胜利后已形成了对济南的包围之势。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山东兵团、苏北兵团已经靠近。蒋介石为屏障徐州，隔断华北、华东两解放区的联系，并迟滞华东野战军进南，做出确保济南的决定，令第2“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率部固守济南，并在徐州附近地区集中了3个兵团应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根据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提出的作战方案，确定了“攻济打援”的方针，令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

    济南人口70万，为战略要地，系津浦、胶济铁路的交会点，北靠黄河，南倚泰山，地势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济南守敌布置了3道阵地，内城为核心阵地，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周围城镇和制高点为外围阵地。总兵力为9个正规旅、5个保安旅及特种兵部队等约11万人。

    8月，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集中全力，采取攻城与打援分工协作，以20大至两个月时间夺取济南，并求歼援军一部。为保证攻济所需时间，要求在战役部署上，以多于主攻方向的兵力置于打援、阻援方向。整个攻济打援作战，由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指挥，攻城部队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指挥。

    华东野战军根据军委指示，组成了攻城、打援两个兵团。攻城兵团共14万人，分东、西两个集团，以西线为主攻方向，从东西两线向济南城实施钳形突击。打援兵团共18万人，其中以2个纵队组成阻援集团，阻击可能由徐州北援之敌；以6个纵队组成打援集团，待机歼击北援之敌。

    9月9日至13日，攻城部队分别隐蔽地向济南开进，于15日晚逼近城郊。16日晚，攻城部队全线展开攻击，以突然猛烈的动作迅速突破了守军外围防线。至17日，西集团各部进逼西郊飞机场、腊山、党家庄；东集团各部也分别攻占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岭等地，直扑外城。18日，西集团乘机向前推进，攻占古城、党家庄等地，并以炮火控制了飞机场，使敌空运中断。

    19日晚，面临覆灭的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2万余人起义，使守军西部防线出现了缺口。攻城西集团乘势疾进，于20日拂晓占领商埠以西、以南阵地。东集团也强占了黄河铁桥，直逼城垣。

    西集团20日黄昏开始向商埠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分别攻占“绥靖”区司令部、火车站，至22日中午攻占商埠，歼守军2万余人。东集团也进行了攻城近迫作业。22日黄昏，东西集团开始合击外城。各部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实施连续爆破，勇猛突击，仅1小时激战，即攻入外城，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至23日中午，全歼守敌，占领外城，逼近内城。

    23日晚，对内城守敌发起总攻，敌军依托坚固工事和明碉暗堡，运用各种火力进行顽抗。攻城部队在炮火支援下，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对内城实施突击，首先在城东南角、西南角打开两个突破口。守军拼死抵抗，战斗异常激烈。24日2时许，第9纵队第25师和第13纵队第37师各一部，先后在城东南角和西南角突破成功。其余各纵队也于拂晓突入城内，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突入部队东西对进，直插纵深，守军节节败退。激战至24日黄昏，全歼城内守军。王耀武等少数高级官员化装潜逃，在寿光县境被民兵俘获。

    当华东野战军攻城兵团突破济南外围防线之际，蒋介石即令3个兵团由商丘、徐州北援、北攻。由于我打援兵团迅速进入阵地，做好还击援军的准备，阻援兵团也严阵以待，因此，国民党援军虽经蒋介石再三督促，但惧怕被歼，行动迟缓。当闻济南守军已被全歼，即仓皇回撤。

    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经8昼夜激战，以伤亡2.6万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10.4万余人（内起义2万余人），俘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火炮800余门、坦克和装甲车20余辆、汽车238辆。战后，中央军委授予第9纵队第25师第73团为“济南第1团”、第13纵队第37 师第109团为“济南第2团”称号。济南城的攻占，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动摇了其据守大城市的信心，锻炼和提高了人民解放军攻取大城市的能力，并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华东野战军会同中原野战军南下陇海铁路以南举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部队发起辽沈战役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已经把国民党170余万第一线兵力牵制在东北、华北、中原、西北、华东五个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虽在总数量上占优势，但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内部矛盾尖锐，充满失败情绪。而人民解放军已拥有149万正规部队，士气高昂、军心振奋，不但能打运动战、攻坚战，而且提高了大兵团作战和攻克敌坚固设防城市能力。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举行会议，提出用五年的时间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确定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第三年仍然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场的形势，正确部署了战略决战的方向，决定首战东北。因当时敌人在东北的总兵力为55万人，而东北人民解放军加上地方武装共达100万人，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已占优势；首战东北，可及时粉碎蒋介石将东北敌军全部撤至关内，实行战略收缩的企图。此外，东北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先解放东北，可使人民解放军有一强大的战略后方。

    当时，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卫立煌集团4个兵团共55万人已被东北野战军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其中，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30万人固守沈阳作为中枢，伺机增援长春、锦州；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10万人孤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率15万人防守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一线，以确保与关内的海陆联系。蒋介石妄图以重点守备三大城市，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于关外。同时，争取打通北宁线，如形势不利，则退守关内，保存实力。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就根据东北敌军有可能全部撤至关内的情况，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东北野战军首长于4月18日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南下北宁路及入关作战很困难，主张先打长春，吸引沈阳之敌而歼灭之。

    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先打长春。5月24日东北野战军以一部奔袭长春西郊，发现部队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攻坚作战，在战术、技术上存在不少问题。7月22日，中央军委根据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向南作战提议复电。指出：“向南作战具备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也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30日，军委又指出：“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在同意东北野战军执行南下作战方案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军区以第1、第2（欠第4旅）、第6纵队组成第3兵团，由杨成武、李井泉分别任司令、政治委员，向绥远出击，威胁傅作义使其不能抽兵增援东北。

    东北野战军首长又致电军委，因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因而无法定下南下作战日期。中央军委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强调指出：“应从战争的全局利益出发，迅速下决心以主力南下北宁线。”军委进一步指出要：“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根据上述指示，9月10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南下北宁路的部署：以1个纵队和9个独立师围困长春；以6个纵队和3个独立师的主力南下北宁线；以3个纵队部署于沈阳以西的黑山、大虎山地区，以2个纵队置于沈阳以北地区，阻隔沈、长之敌。

    为确保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中央军委命令华北野战军第2、第3兵团于9月14日发起察绥战役，该役歼敌2.1万余人。

    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战军突袭北宁线，连克昌黎、滦县、北河、绥中、义县等地。至10月1日，完全切断了华北敌军从陆上增援东北的通道，并孤立包围了锦州、葫芦岛和山海关。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抽调11个师由侯镜如指挥，组成东进兵团；同时抽调11个师又3个骑兵旅由廖耀湘指挥，组成西进兵团，企图解救锦州之危。

    10月2日，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在得知华北“剿总”所属独立第95师和新5军将增兵葫芦岛后，判断葫芦岛之敌将大举援锦。由于锦西、锦州相距仅约50公里，且无险可守，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抗住援敌，因而对攻锦作战犹豫不决。后又电告中央下决心攻打锦州。10月4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

    “这是完全正确的。”10月10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强调指出“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攻克锦州。”“即使一切其它目的都没有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大胜利。”10月4日晚，东北野战军首长确定了如下攻城部署：以第2、第3纵队及第17师、炮纵主力附坦克15辆，由城北向南担任主要突击；以第7、第9纵队附炮纵一部由南向北，第8纵队由东向西担任辅助突击。10月9日战斗发起，至13日，已攻占了城北配水池、城南炮台山、老爷庙东山等锦州外围要点。14日10时，向锦州城发起了总攻，各部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等手段，首先将敌插乱、割裂，然后在炮火、坦克掩护下，以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攻坚动作对固守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至15日18时，全歼锦州之敌，此战，东北野战军俘虏范汉杰及第6兵团司令官卢浚泉以下近9万人，锦州之战胜利结束。在夺取锦州的同时，阻援部队也胜利完成了任务。

    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后，长春国民党军队见突围无望，在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胜利的影响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撤出长春。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也率部投降，长春宣告解放。

    锦州、长春的解放，给了东北国民党军以致命打击。蒋介石判断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攻打锦州作战伤亡很大，想借此机会夺回锦州，妄图让东北残敌经由海上或陆路撤逃关内。他严令徘徊于彰武、新立屯地区的廖耀湘第9兵团与锦西、葫芦岛地区之敌继续东西对进，并令第52军抢占营口。10月10日，东北野战军首长获悉廖耀湘兵团一部已占新立屯，并继续南进，即向中央军委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辽西的新立屯、黑山、沟帮子地区打一个大歼灭战，歼灭敌人。21日，东北野战军除留第4、第11纵队等部继续在塔山地区阻击锦西方面之敌，保障主力的安全，其它6个纵队及炮兵纵队挥师北上，与第5纵、第6纵及第1纵第3师一起歼灭廖兵团。25日，敌军在黑山、大虎山攻击受阻，廖耀湘见东北野战军主力已逼近其两翼，于当晚即掉头向营口撤退，遭独立第2师阻击，旋又掉头向东，企图逃回沈阳。

    26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在大虎山以东地区对廖耀湘的第9兵团实施大规模围歼战。28日，全歼敌10万余人，俘廖耀湘。

    在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同时，东北野战军为防止沈阳敌军由营口经海路逃跑，即令第1、第2、第12纵队东进沈阳，与5个独立师一起形成对沈阳的四面包围，同时又令第7、第8纵2个纵队挥师沈南；第9纵队急进营口，断其海上退路。廖兵团被歼后，卫立煌见大势已去，将据守外围的2个师调进沈阳。10月30日把防守任务交给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后，飞离沈阳。

    11月1日，东北野战军进攻沈阳，很快突入市区，敌军迅速瓦解。2日，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全歼守军13万人。除营口守军第52军万余人自海上南逃葫芦岛外，其余均遭全歼。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辽沈战役历时52天，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个“剿总”司令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3个整师，连同其他部队共47.2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个战役的胜利，加上当时其他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军总兵力已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长到300万人，人民解放军终于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及地方部队60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邱、北自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发动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刘峙集团的主力或全部于长江以北地区。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方针》就决定整个战役划分为三个阶段，并着重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为加强领导，便于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决定成立由中原和华东两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并授以“临机处置一切”的权力。中共中央还责成华东、华中、华北三大区全力组织支援。

    战役第一阶段是歼灭第7兵团，攻占宿县，孤立徐州。

    1948年11月6日，国民党军开始向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收缩兵力。

    当晚，华东、中原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由滕县、临沂、夏庄、赣榆分三路南下，预定于8日完成对新安镇地区之黄伯韬第7兵团的合围。此时，黄伯韬正按徐州会议所确定的部署，开始向徐蚌收缩西撤。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现后，立即兼程追击和堵截。8日，防守徐州东北面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二人为共产党地下党员）率部3个半师起义。刘峙判断华东野战军将东西夹击徐州，遂于9日改变原定将各机动兵团撤至徐蚌两侧的计划，决定把主力收缩在徐州，令邱清泉、孙元良、李弥兵团星夜向徐州集中。同时，令黄伯韬兵团火速向邱清泉、李弥兵团靠拢。

    黄伯韬兵团主力在人民解放军猛追之下，9日狼狈退至运河西岸，这时李弥兵团已经西撤，两兵团间形成一个间隙。黄伯韬于10日退至碾庄圩地区整顿部队。此时，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迅速占领了大许家、曹八集，歼灭黄伯韬兵团1个师，并封闭了该兵团的退路，随后又扩大突破地段，占领徐州东郊大庙附近的敌阻援阵地。华东野战军第4、6、8、9、11纵共5个纵队，于11日将黄伯韬兵团主力4个军共7个师，合围于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在完成了对黄伯韬第7兵团的包围后，14日晚总前委即迅速调整部署：

    由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指挥第4、6、8、9、13纵共5个纵队及特纵主力围歼第7兵团；以第7、10、11纵队正面阻击徐州东援之敌；以苏北兵团指挥第2、第12纵队、鲁中南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进逼徐州，威胁援敌的后路；以第1纵队位于单集东南地区为战役预备队。16日晚，攻击开始，至20日拂晓歼灭国民党军第44、第100军全部及第64、第25军各一部，战至22日黄昏，全歼守敌10个师近10万人，黄伯韬被击毙。

    在黄伯韬兵团被包围后，蒋介石曾急调邱清泉和李弥兵团主力4个半军，从徐州沿陇海路南北两侧向东增援；同时，令黄维兵团东进，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北犯，增援徐州，均遭到华东和中原野战军的阻击。11月15日，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占徐州以南重镇宿县，切断了徐蚌线，将敌人分割成了不相连的几块，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

    战役第二阶段是歼灭黄维兵团，合围杜聿明集团。

    黄伯韬兵团被歼灭后，蒋介石于11月24日召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开会，决定3路会攻宿县，打通徐蚌联系，企图把被困徐州的3个兵团接出，退守淮南。其部署是：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由固镇地区沿津浦路北进；杜聿明回徐州指挥主力南进；黄维兵团继续向宿县前进。为粉碎敌3路会攻宿县的计划，中央军委批准了总前委的第二阶段作战方针：中间围歼，两头堵击。

    华东野战军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分别堵击沿津浦路南北对进之敌；中原野战军全力歼灭黄维兵团。

    11月23日，黄维兵团辖4个军11个师和1个快速纵队，约12万人按原定计划，猛攻南坪集。为诱其主力第18军渡过浍河，便于割裂、围歼该兵团，中原野战军以第4纵队经1天抵抗后，于当夜主动后撤。敌第18军于24日渡过浍河后，发现进入中原野战军布置的袋形阵地，当日下午即急忙向浍河以南收缩。中原野战军乘机全线猛烈出击，至25日晨，将该敌合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地区内，并在固镇以西大营集歼灭第18军的第49师。

    黄维兵团被围后，蒋介石一方面命令其向东攻击，突围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另一方面决定由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部放弃徐州，绕道永城南下，袭击中原野战军侧背，以解黄维兵团之急，然后共同南撤。11月30日晚，杜聿明从徐州撤退。12月1日，华东野战军解放徐州。12月2日，杜聿明在肖县、永城间的孟村、大回村等地宿营整顿，并按蒋介石的指令，改向滩溪口方向前进，以取捷径解黄维兵团之围。此时，华东野战军已四面云集，向敌压缩，将杜聿明集团包围于陈官庄、李石林、青龙集等的狭小地区内。6日，孙元良兵团妄图突围，大部被歼，孙元良化装潜逃。

    敌杜聿明集团和黄维兵团分别被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围困后，中央军委决定先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围住杜聿明集团，堵敌李延年、刘汝明部北上，采取“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的方针。为此，总前委做出歼灭黄维兵团的部署：以中原野战军第4、第9、第11纵队和豫皖苏独立旅为东集团，从东北面向双堆集方向突击；以第1、第3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为西集团，从西北面向双堆集进攻；以第6纵队、华野第7纵队和陕南第12旅为南集团，从南面进击。12月6日傍晚，东集团首先发起攻击，将敌压缩于狭小区域内。

    12日，刘伯承、陈毅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但黄维拒不放下武器。14日，解放军向敌指挥部双堆集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战，全歼敌军，生俘黄维。

    战役的第三阶段是全歼杜聿明集团。

    杜聿明集团在黄维兵团被歼后，已成为孤军，陷于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的孤立境地。此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战场诸敌南下，并给被围之敌造成更大困难以利歼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对杜聿明集团暂时围而不打，令淮海前线部队进行战场休整。从12月16日起的20天休整中，人民解放军进行整顿和补充，开展政治教育和敌前练兵，做好总攻准备。同时，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

    1949年1月初，华北、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给傅作义集团以沉重打击，其退路已被切断。华东野战军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采取先歼灭东面李弥兵团再歼灭西面邱清泉兵团的方针，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1月6日16时，华东野战军三个突击集团同时对敌发起猛烈攻击。在2个小时内，即歼敌李弥兵团万余人。敌李弥兵团逃入邱清泉兵团防区。人民解放军乘势连续猛攻，9日，敌军在20余架飞机掩护下，施放毒气，向西突围，被击退。黄昏，人民解放军全线出击，多路插入敌阵，至10日下午4时全歼杜聿明集团，击毙国民党军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俘虏杜聿明，李弥等少数人化装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在战役过程中，华东局、中原局和冀鲁豫分局全力以赴地组织了庞大的支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支前一、二线民工达150余万人，运送粮食达4.3亿斤，有力地保障了战役的胜利。淮海战役是对解放战争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三个大战役中的第二个战役。此役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人民解放军以伤亡13.4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总”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55.5万余人。至此，南线敌军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均获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游中心城市武汉等地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瞰制之下。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发起平津战役   

    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集团除1个军3个师约4万人位于归绥外，其余主力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旅），连同其他部队共50余万人，位于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的500余公里狭长地带上。当时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和傅作义各有打算，因而对平津是守是撤，是南逃还是西窜，陷于举棋不定的矛盾之中。美国企图以直接援助诱使傅作义固守平津，牵制人民解放军南下，以掩护蒋介石在江南重整旗鼓。蒋介石企图以东南行政长官的职务诱傅南撤，以增强江南防御，保持半壁江山。傅作义则从自身利益计，拟西撤绥远老家，以保存实力，求得东山再起。傅作义错误地估计东北野战军至少需休整3个月才能入关作战，所以尚不急于西窜，决定暂时采取固守华北，保持塘沽和张家口水陆通路，诱取美援扩充实力，静观时局变化之方针。据此，傅作义把50余万兵力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山海关、唐山，西至张家口之间长达500余公里的铁路线上，并将其嫡系部署在北平至张家口的西线，以使在必要时可迅速西逃。后因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相继撤出承德、古北口、保定和山海关，以求集中兵力，缩短战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当时全国战局出发，认为无论傅作义集团是南逃还是西窜，都对全国的战局不利。唯有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对我最有利：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形成。同时，可使华东、中原两野战军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

    1948年11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提前于22日取捷径以最快速度隐蔽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隔断敌人海上南撤的通路。同时要求东北野战军首长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作战。

    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计有东北野战军12个步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2个地面炮兵指挥所（各辖3个团）、1个高射炮兵指挥所（辖3个团）、1个装甲兵指挥所（辖2个坦克团、1个装甲团）、1个工兵指挥所（辖2个团）、1个重迫击炮团等共55个师约80万人，连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等部7个步兵纵队及地方部队总兵力约100万人。1949年1月10日，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党的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指挥作战。

    中共中央对平津战役制定的战略方针是：首先对敌采取抓住西线，稳住东线；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由西而东逐个将敌合围，待部署完毕之后，再予以各个歼灭。

    战役的第一阶段从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平、津、张敌人的分割包围，切断其退路。

    平绥路是傅作义西窜的唯一通路，张家口则是平绥路上的重镇。包围张家口，也就切断了傅部西逃之路。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开始对张家口地区的守敌实施包围，傅作义为保住向西的退路，急令第35军率3个师增援张家口，并以怀来地区的第310师增援宣化，把昌平地区的第269师西调怀来。为了抓住西线之敌，中央军委于12月2日命令华北第2兵团向涿鹿、下花园急进，令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向南口、怀来前进，以切断平绥路，分别包围沿线之敌。5日，攻克了密云。

    傅作义得知密云失守，又发现东北野战军一部出现在喜峰口长城地区，判断东北野战军一部将与华北的人民解放军合力切断平张线，直取北平。于是令其第11兵团部率第105军等部坚守张家口；令第35军星夜撤回北平；令第104军和第16军由怀来、康庄向西接应；令第13军弃怀柔、顺义撤至通县，第101军主力弃涿县、良乡，撤至宛平、丰台、门头沟一带，第92、第94、第62军由天津、塘沽地区调到北平，加强北平周围的防御。

    12月6日，张家口之敌第35军东撤。宣化敌第101军第271师企图逃回张家口，第二天即被人民解放军华北第1纵队歼灭在河岭子地区，随后，人民解放军解放宣化。7日，敌第35军东撤到新保安地区时，终于被人民解放军华北第2兵团主力及第12旅等部包围。10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向怀来、南口之间进攻，13日占领康庄、青龙桥等地，歼灭西援之敌第16军。

    怀来敌第104军西援受阻，其后路又被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切断，在横岭、白羊城地区被歼。至此，傅作义部队主力分别被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两地，西逃之路被切断。

    为防止敌人从海上南逃，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令，东北野战军第3、5、6、10、11纵队在华北野战军第7纵队的配合下，迅速包围北平，切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第1、2、7、8、9、12纵队于20日至25日间向平、津、塘之间挺进，包围丰台、天津、塘沽、芦台诸敌，堵死了平、津之敌从海上南逃之路。至此，人民解放军东北和华北野战军依据中央军委“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指示，仅用20余天，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于新保安、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5个不相连的地区，为进一步各个歼敌创造了条件。

    战役的第二阶段是从1948年12月21日至1949年1月15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围歼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

    完成分割包围以后，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决定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法，即先打新保安、张家口和塘沽之敌，再歼灭天津之敌，最后解决北平之敌。

    12月21日，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经11小时激战，全歼新保安之敌第35军2个师共1.6万余人。预见到消灭新保安之敌后，张家口之敌可能突围逃跑，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派1个纵队增援张家口。不出所料，张家口守敌第11兵团5个师、2个骑兵旅共计5万余人于24日向西南和东北突围，被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全部歼灭，解放了张家口。

    按中央军委的原定计划，东线应歼灭塘沽之敌。但由于地形不利，不便切断敌军退路，前委建议并经中央军委批准，先不打塘沽，改攻天津。

    天津有蒋介石嫡系部队10个师约13万守军。守备司令陈长捷为固守天津，构筑了长达42公里的环城工事。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集中5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并配属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16辆，由参谋长刘亚楼组成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强攻天津。根据天津的地形和敌人的工事情况，决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1949年1月3日至12日，人民解放军攻津部队扫除了外围据点。1月14日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29小时的激战，击退敌人数十次的反扑，至15日下午，终于全歼守敌，活捉陈长捷，天津宣告解放。塘沾守敌5万余人见大势已去，于16日乘舰由海上南逃。至此，北平之敌完全孤立，陷入绝境。

    1949年1月16日至31日，是平津战役的第三阶段，在此阶段争取了北平和平解放。

    天津战役开始后，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对傅作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傅作义在人民解放军的威慑下也曾与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接触并谈判。天津解放后，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的百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将傅作义20万守军围困城中。1月16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函傅作义，提出两个条件由其选择：一、放下武器投降。二、离城接受改编。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傅作义决心率部起义。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宣布接受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意见，并向北平守军发出了《关于北平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22日至31日，北平守军陆续出城接受改编。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52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其他战场上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全军部队进行整编   

    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形势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的休整期间，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于2月至4月先后进行了整编。

    早在1948年11月，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精神，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为军，军以上设兵团、野战军两级，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原来的旅一律改为师；野战军可编特种兵纵队，统率所属的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地方部队以旅为最高单位，隶属各军区建制。军区分为一级军区（即大军区）、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野战军共4个，即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兵团及军、师、团均按统一的序号排列。一级军区共5个，即中原、华东、东北、华北军区及由陕甘宁绥联防军区改称的西北军区。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也都以所在地区的地点命名。游击部队仍保留纵队、支队等名称。

    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呼，虽然早在1945、1946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文件和新华社的报道中出现过，但各部队的番号仍不完全统一。11月1日的《通令》对此作了规定，即团和分区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等等。

    1949年春，各部队先后按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的决定，进行整编。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张宗逊，第二副司令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辖第1兵团（第1、第2、第7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第2兵团（第3、4、6军）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辖第3兵团（第10、11、12军），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第4兵团（第13、14、15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第5兵团（第16、17、18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辖第7兵团（第21、22、23、35军），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第8兵团（第24、25、26、34军），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第9兵团（第20、27、30、33军），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第10兵团（第28、29、31军），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

    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政治部主任谭政（后任副政委），参谋长萧克，赵尔陆。辖第12兵团（第40、45、46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第13兵团（第38、47、49军），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萧华；第14兵团（第39、41、42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驿；第15兵团（第43、44、48军），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

    华北军区原辖之第1、2、3兵团，依次改称为18兵团（第60、61、62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5月改由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9兵团（第63、64、65军），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第20兵团（第66、67、68军），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指挥。另第69、第70军，仍属华北军区建制。

    原属东北野战军建制的铁道兵纵队扩建为铁道兵团，司令员膝代远，副司令员吕正操，直属总部。

    另组成第19军（兼陕南军区）、第58军，属中原军区；第50军，先属东北军区，后调归第四野战军；第32军，先属山东军区，后改归第10兵团。

    华东野战军的两广纵队番号不变，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

    各野战军的特种兵纵队一律改为特种兵司令部。

    原有的5个一级军区，除中原军区于1949年5月同第四野战军合组成华中军区（12月又改为中南军区，领导人均由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兼任）外，其余4个军区无变动。各军区的领导人是：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参谋长张经武；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副政治委员李富春，参谋长伍修权，政治部主任周桓；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司令员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舒同。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   

    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自1948年3月离开陕甘宁边区后，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夺取全国胜利及胜利后党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工作。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同时到达北平。在北平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及其他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共1000多人，前往西苑机场迎接。下午，在西苑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和检阅式。5时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军乐声和欢呼声中入场，同各界人士和代表一一握手。当50门60毫米迫击炮同时发出照明弹时，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乘指挥车检阅部队。受阅的野战步兵、警卫部队、坦克、榴弹炮、高射炮、摩托化步兵等部队列满整个机场跑道周围，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

    此后，北平成为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1949年北平改称北京，定为首都。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国共两党北平和平谈判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其他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已濒临绝境。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分已被消灭，剩下的兵力仅220万人，其中正规军130万人，分布在西起新疆东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且主要盘踞在几个中心城市，已无力组织有效的战略防御，军事上失败的命运已成定局。同时，国民党在政治上、经济上也面临崩溃。国统区通货膨胀，市场混乱，经济失控，“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民族资产阶级公开转向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地奔赴解放区，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更加尖锐激化。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第一批头等战犯43人的名单，并声明予以惩办，更引起了国民党内部中上层的极大恐慌。同时，军界高级将领对蒋介石的指挥无能和用人不当也公开表示不满。蒋介石已人心丧尽，众叛亲离。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完全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在此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保存残余的反动势力，赢得时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伺机反扑。

    蒋介石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形下，被迫于1949年1月1日发出求和声明，提出要在保存国民党宪法、宪政、国体、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接着于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出面同我党进行“和谈”。但蒋介石在“引退”前对继续进行战争作了布置，“引退”后又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总揽军政大权，实行幕后操纵，企图卷土重来。

    中共中央一方面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阴谋，于1月5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痛斥了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另一方面，“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求和建议是虚伪的”，蒋介石的“求和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并提出了中共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中共愿意在这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愿，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坚决拥护，给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以沉重打击。

    1月19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做出决议，“愿与中共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双方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这一无理决议当即遭到中共的断然拒绝。1月22日，李宗仁上台后，即发表文告，声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南京行政院于同一天宣布，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5人为和谈代表。1月23日，李宗仁又令行政院施行所谓七项“和平”措施：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例外）；裁撤勘建大队，交国防部另行安置；释放政治犯；启封一切在俄乱期间抵触勘乱法令而被封的报刊杂志；取消特种刑庭，废除特种刑事条例；通令停止特务活动，人民非依法不得擅自逮捕。

    与此同时，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大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加紧备战。

    蒋介石早在“引退”前就已拟定计划，准备利用和谈争取3到6个月的时间，在长江以南重新编练国民党军400个师200万人，并重新部署兵力，加强台湾、上海、东南沿海、华中、西南等地防务及长江防线，以确保江南半壁山河。

    中国共产党为了以真和平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没有拒绝李宗仁的和谈要求。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表明了我党的严正立场：

    “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派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的军事力量。”2月14日，中共在北平接待了受李宗仁派遣、以私人资格出面的“上海和平使者团”16人。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平山县西柏坡村接见了“和平使者团”，双方就和平谈判及其他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主要内容为“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项为基础”的八项非正式协定。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平谈判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和平谈判决定于4月1日开始在北平进行。

    3月29日，国民党政府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为和平谈判代表，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

    3月30日，国民党决定了和平谈判的五项基本原则：一、停战需在和平谈判以前实现；二、国体不容变更；三、修改宪法须依法定手续；四、人民之自由及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五、土地改革等首先实行，但反对以暴力实行土地革命。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北平谈判开始，双方首先交换了关于战犯问题和渡江问题的意见，国民党代表要求对战犯从宽处理，要求人民解放军不要过江。此间，国民党继续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伎俩。4月1日，南京发生了镇压学生要求接受中共八项条件实现和平的“南京惨案”。4月10日，李宗仁召集会议，主张：就地停战；国共划江而治，对中共和平渡江占领京沪的要求断然拒绝。

    面对国民党的假和平伎俩，中共中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南京惨案”发生后，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指出这是国民党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的结果。

    4月12日，和谈双方经过频繁接触和交换意见，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4月13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议。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把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正式提交国民党代表团，4月15日，双方举行第2次正式会议，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付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4月16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派代表黄绍耽、顾问屈武返回南京复命。中共代表团约定4月20日为国民党政府签字的最后期限。

    4月17日，周恩来在作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时指出：“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一定要实现，不论用战斗或用和平的方法。”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北平谈判宣告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阴谋彻底破产。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百万雄师渡长江   

    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向中外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4月20日，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

    国民党军为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到1949年4月初为止，在宜昌到上海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75个师约45万人，担任湖口至上海800余公里段的沿江防御；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40个师25万人担任宜昌至九江近千公里的沿江防御，并配置以海军130余艘舰艇，空军300余架飞机，构成所谓陆海空立体防线。其企图和部署是：以一部兵力控制江北沿岸若干据点，作为警戒阵地，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沿长江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机动兵力，大量杀伤我军于半渡之时，或消灭我军于滩头阵地；如江防被我突破，则分别撤至上海及浙赣铁路组织新的防御。

    中央军委于2月3日至3月20日先后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7个兵团24个军及地方部队100万人，准备于4月间发起渡江战役，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京沪杭地区，为尔后向各地区进军创造条件。同时，以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率第40、第43军等部约10万人，组成先遣兵团迅速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位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1949年3月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于4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然后向南发展，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预定了三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施战役展开；第二阶段割裂和包围敌人，确实控制浙赣路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包围之敌。

    第一阶段的计划和部署是：由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第8兵团4个军、第10兵团4个军及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其中以第8兵团的两个军作为佯攻，吸引钳制浦口、仪征地区之敌；其余部队由三江营至张黄港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分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巩固滩头阵地，主力迅速向宁沪铁路挺进，控制该路一段，阻击南京、镇江之敌东逃和上海之敌西援，派部队向西发展，切断宁杭公路及其他敌之南逃通路，尔后会同中突击集团歼灭被围之敌。以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7兵团及第9兵团的7个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中突击集团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分兵力歼灭沿江守敌，主力迅速东进，与东集团会合，完成对宁、沪、杭地区之敌的割裂包围，尔后会同东集团歼灭宁、镇地区之敌。为达行动上的协调，利于迅速歼敌，中集团渡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张际春指挥第3兵团、第4兵团、第5兵团9个军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渡江。成功后，以1个兵团挺进浙赣线衢州地区，切断汤恩伯集团的退路及其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主力东进，尔后夺取南京。刘伯承指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共20万人，占领武汉以北及其以东地区，钳制白崇禧集团，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担任渡江作战任务的各部队于3月初至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全面紧张地展开了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按预定计划发起了渡江作战。

    4月20日20时，中集团第一梯队4个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起渡，突破鲁港至铜陵段敌防线，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21日晚，我东、西两突击集团开始渡江。东集团主力迅速突破长山、天生港、扬中敌阵地，击退了敌3个军的反击，22日进至香山、百丈一线，建立了东西50公里，南北10余公里的滩头阵地，争取了江阴炮台守军7000余人起义，控制了江阴炮台，封锁了江面。西集团主力也顺利突破敌江防阵地，于22日占领彭泽、东流等地。中集团主力则继续发展攻势，占领南陵，歼敌第88军一部。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英帝国主义军舰共四艘炮击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遭猛烈还击，将其中的紫石英号击伤于镇江附近江面，其余3艘逃往上海。

    国民党军江防被人民解放军全线突破后，于22日下午仓促部署总退却。

    人民解放军当即迅猛向敌防御纵深发展攻势。切断了沪宁路。敌海军第2舰队司令林遵率25艘舰艇在南京以东江面起义，敌江防舰队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向我投降。人民解放军东集团第8兵团一部于当晚渡过长江，进占南京、镇江。中集团一部占领芜湖，在湾址地区歼敌第20军大部和第99军一部。

    西集团乘胜攻占贵池、青阳等地歼敌第8兵团一部。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束。

    在第二、三野战军横渡长江的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解放黄梅、浠水、汉川等地，有力地钳制了自崇禧集团，保障了第二野战军翼侧安全。

    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乘胜前进，追歼逃敌。4月27日，第三野战军东、中两集团会师吴兴。4月29日，在郎溪、广德地区全歼南逃之敌5个军。

    5月3日解放杭州。第二野战军向浙赣铁路线挺进，5月4日至7日，占领贵溪至金华等地，切断了浙赣铁路线，并在追击中歼敌第68、88、106、73军各一部。至此，人民解放军胜利地完成了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

    郎广围歼战后，汤恩伯主力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退守上海，在蒋介石的部署下继续顽抗。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第三野战军第9、第10兵团攻取上海。为求完整地接收中国最大城市上海，避免市区遭战火破坏，第三野战军决定由浦东、浦西实施钳形攻击，直插吴淞，断敌海上退路，迫敌投降。5月12日至22日，将敌主力压缩到苏州河以北地区。23日夜向上海守军发起总攻，27日完全攻占上海。除5万人登舰逃跑外，15万敌军被歼灭。

    此间，第7兵团解放了宁波、奉化等城市和广大地区。第二野战军一部于22日占领南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5月14日也渡过长江，17日解放武汉。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木船为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陆海空长江防线，歼敌43万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为尔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胜利进军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   

军  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初创时以红旗为标志。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样式统一为长方形，红地，上缀金黄色镰刀、锤子和五角星。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样式定为长方形，横直为5∶4，红地，靠旗杆上方缀金黄色五角星和“八一”两字，故亦称“八一军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的奋斗，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八一军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勇敢与光荣的象征，是鼓舞全军指战员团结战斗的旗帜。凡团级以上部队、院校，均授予军旗一面，各级旗幅规格不一。全体指战员自觉地尊重和保卫军旗。 

军  徽 

    象征军队或军种的标志。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徽样式定为镶有金黄色边的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故亦称“八一军徽”，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1951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的军徽定为以“八一军徽”为主体，海军军徽藏蓝色底，衬以银灰色铁锚，蓝色象征海洋，铁锚代表舰艇；空军军徽衬以金黄色飞鹰两翼，象征人民空军英勇果敢，飞行无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和海军、空军军徽还用作帽徽图形和飞机、舰艇、坦克等装备上的标志。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   

    人民解放军经过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消灭了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整个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了。人民解放军随后发起了渡江战役，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的开始。继之，人民解放军的各野战军相继进行了上海战役、衡宝战役、广东战役、广西战役、太原战役、陕中战役、扶郿战役、兰州战役、宁厦战役、成都战役、滇南战役和西昌战役等，为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发起了最后进军。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完成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的任务后，随即进行了上海战役。经过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打击下，汤恩伯集团8个军25个师共20万人，被迫退守上海市及其周围地区。蒋介石亲自部署，企图凭借上海丰富的资财和大量永备工事继续顽抗。

    为了达到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以后建设之目的，中央军委向总前委、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首长先后发出了一系列指示。第三野战军首长根据上海敌防御部署，决定以第9、第10两兵团首先采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进逼吴淞口，先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围攻市区，分割歼敌。具体部署是：以第10兵团指挥4个军，向昆山、太仓、嘉定地区攻击前进，歼灭敌人，直插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切断敌人的海上运输及退路，然后由西北向市区进攻；第9兵团指挥4个军，以其一部迂回浦东，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进逼高桥，协同第10兵团封锁吴淞口；另一部向松江、青浦攻击；尔后会同第10兵团会攻上海市区之敌。

    1949年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外围之敌发起攻击。14日，第9兵团进逼川沙，威胁上海守敌侧背。19日，第10兵团相继攻占月浦、国际无线电台；第9兵团攻占川沙，遂与第10兵团形成夹击吴淞口之势。23日夜，第三野战军首长遵照军委和总前委的命令，与增援的另外2个军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24日，第9兵团攻占浦东市区，第10兵团直插吴淞、宝山。

    敌一面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逃跑。解放军各部队快速勇猛多路穿插，追歼逃敌。26日，第9兵团攻占上海市区。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一部向我投诚。第10兵团相继攻占大场、吴淞、宝山等地。27日，上海战役结束，除敌汤恩伯率第54军等部5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

    为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国民党反动派，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做出《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确定了各野战军的战略目标。

    上海解放后，第三野战军一部向福建挺进。7月下旬，由苏州地区抵达建瓯、南平、古田地区。8月6日，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分三路向福州守敌发动钳形攻击。8月17日，解放了福州。9月29日，发起漳厦战役，先后攻克同安、漳州、厦门，10月7日解放鼓浪屿。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在进军福建的2个半月中，歼敌10万余人，解放了福建大陆及沿海大部分岛屿。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先遣部队协同第二、第三野战军完成渡江作战后，主力南下，挺进中南。6月上旬到达长江以北襄阳、樊城、孝感、浠水一线。7月，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解放了宜昌、沙市、常德等地，近逼长沙。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湘潭等地和平解放。1949年9月12日，中央军委、毛泽东指出：“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回打的方针。”依此方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兵分三路：

    东路军由陈康指挥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歼灭余汉谋集团主力，占领广州，然后分兵一部挺进桂南，迂回敌之右侧后，合围白崇禧集团。西路军由程子华指挥取道沅陵、芷江，沿湘黔桂边直下柳州，迂回敌左侧后，切断敌西退云贵道路。中路军由萧劲光指挥，从湖南中部尾追敌人直趋桂北。9月13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衡宝战役，此役歼灭了白崇禧主力4.7万余人。10月2日，发起广东战役，10月14日解放广州，并追歼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集团4万余人。11月6日，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发起了广西战役，一举歼灭了白崇禧集团，12月4日解放南宁，12月12日解放雷州半岛。1950年4月底解放了海南岛。至此，歼敌40余万人，中南地区获得解放。

    1949年4月24日，历时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共歼敌13.5万余人。4月29日，大同和平解放。在我党多方工作和努力下，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在人民解放军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和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排除国民党设置的种种障碍，于9月19日率绥远党政军各界领导人联署通电起义。至此，华北全境解放。

    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在西北的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准备撤至汉中。解放军第一野战军5月13日发起陕中战役。5月17日，胡宗南主力全线西逃，第一野战军抢渡泾河追击，5月20日解放西安。随后，第一野战军迅速向大西北进军，7月10日至12日，进行了扶鄙战役，歼灭胡宗南部4.3万余人，胡宗南余部逃往汉中，马步芳、马鸿逵也向西逃窜。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7月14日解放宝鸡。7月下旬，第一野战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南面的胡宗南集团，主力指向陇东追歼马步芳、马鸿逵两部，攻克平凉、天水等地。

    8月中旬，发起了兰州战役，8月26日解放兰州。同时，第一野战军一部向青海进军，9月5日解放西宁，歼灭了马步芳集团。9月上旬，第一野战军沿兰新公路西进，一部越过祁连山经张掖、酒泉抵达新疆边境；另一部发起了宁厦战役，歼灭马鸿逵集团，9月23日进驻银川。9月25、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尔汉先后通电宣布起。10月20日，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12月，解放陕南、陇南。至此，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歼敌30余万，历时半年多，解放了西北五省。

    沿海城市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开始向大西南进军。9月中旬，第二野战军一部挺进贵州并于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一部进击川东，接着会同第四野战军一部并肩西进，渡乌江，向川中和重庆挺进。胡宗南集团向川西南撤逃，第二野战军一部抢占宜宾、泸州，断敌退路。11月23日，歼灭宋希濂集团，解放了涪陵、江津等地，兵临重庆。敌仓皇撤逃成都。11月30日重庆解放。胡宗南集团欲弃成都逃往西昌。1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会同第一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先后攻占简阳、乐山、邛崃、大邑等地，切断了敌逃向西昌的退路。12月27日，成都解放，胡宗南集团被歼。

    1950年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一部在第四野战军一部的协同下，进军云南，在歼灭残敌后，于2月20日进驻昆明。3月12日，第二野战军一部发起了西昌战役，至4月7日全歼西昌残敌。至此，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在大决战之后的战略追击阶段，历时一年多，共歼敌90多万人，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及少数沿海岛屿外的大陆全境。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人民解放军接受检阅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

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

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剿匪作战

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舟山群岛

第一野战军向新疆进军

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军西藏

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发起海南岛战役

西南军区部队参加修筑成渝铁路

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兵种、公安部队成立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抗美援朝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布三大条令（草案）

全军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

各级人民武装部建立，《民兵组织暂行条例》颁布

全军进行精简整编

全军开展大规模文化教育运动

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上甘岭战役重大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军民联防粉碎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的进犯

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打败法国侵略者

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一江山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全军干部实行薪金制

全军实行军衔制度

《解放军报》出版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人民解放军接受检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首都北京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参加欢庆盛典的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和首都各工厂职工、各学校师生、各机关人员、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等。广场上红旗招展，歌声四起，形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毛泽东等党政军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掌声。

    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就位，乐队奏《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毛主席亲自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新中国首都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这时，在军乐声中，54门礼炮齐鸣28响。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说：“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在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随后，举行盛大阅兵式。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担任检阅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朱总司令驱车检阅各兵种回到主席台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受阅部队随即分列经主席台前由东向西行进，历时3个小时。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后是1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1个战车师、1个骑兵师，相继跟进。空军以14架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在广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

    阅兵式接近结束时，天色已晚，天安门广场顷刻间又变成红灯的海洋。无数的彩色火炮从会场四周发射。齐集广场的群众开始游行。当群众队伍经主席台附近时，“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毛泽东主席在扩音机前大声地回答：“同志们万岁！”并且一再向群众挥手致意。举着红灯的群众像火龙似地穿过全城。首都人民沉浸在无限欢快之中，一直狂欢到深夜。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建国初期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机构，是由建国前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逐步过渡而来的。

    中共中央军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1948年底，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任副主席，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22人为委员。军委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1952年7月起，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

    同时任命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军委下辖：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邓子恢；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兼），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兼），政治委员邓子恢（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薄一波；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总部直属部队：第十二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天焕；铁道兵团，司令员膝代远（兼）。

    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副主席，徐海东为委员。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除下设总参谋部外，还先后设立了总政治部（1950年4月）、总后勤部（1950年6月）。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萧华任副主任；杨立三任总后方勤务部部长。1950年9月4日，又成立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任部长。到1950年上半年，军委各总部领导机关全部建立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总参谋长徐向前当时患病，由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辖作战部（部长李涛）、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副部长刘志坚、邹大鹏、戴镜元）、通讯部（部长陈士榘）、人民武装部（部长张经武）、军事学校管理部（部长萧克）；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傅钟、萧华），辖组织部（部长萧华（兼）、副部长王宗槐）、宣传部、保卫部（部长杨奇清）；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贺诚、张令彬），辖军需部、财务部（部长周玉成）、军械部（副部长封永顺）、卫生部（部长贺诚（兼），副部长傅连障、姜齐贤），运输部（副部长刘显宜）和营房管理部。此外，1949年1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又成立民航局、气象局，并任命钟赤兵为民航局局长，涂长生为气象局局长，张乃台、卢鋈为气象局副局长；1950年11月5日，又成立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部，吕正操任司令员，栗培元、董永清任副参谋长。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于开国初期、百废待兴之时，到1954年9月以后，国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设立国防委员会，中共中央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重新设立军事委员会。其间，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除了领导继续追歼国民党残余军队和大规模剿匪反霸的斗争外，还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巩固和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维护东方与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这种组织形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组成人员不仅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而且吸收了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参与军队建设的领导工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初28人中，非共产党人士有7人。因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及西藏地区，与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接壤，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封建势力很强。退守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有8个兵团37个军87个师，约45万余人，此外尚有地方保安部队和大批土杂武装，总计约90余万人。早在解放军渡江之前，蒋介石就派张群担任西南军政长官，经营该部队。1949年8月底，蒋介石又从台湾飞抵重庆，密谋固守西南，组织“西南防线”。蒋介石判断，人民解放军最大可能从陕西入川，于是，将防守重点置于川陕边。

    1949年1月和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做出了由第二野战军进军并经营西南的决定。同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明确规定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组成西南局，负责经营川、滇、黔、康四省。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针对国民党的战略企图和作战计划，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多次指示，“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中央军委决定，进军西南在战略上取大迂回、大包围方针，具体部署是：二野第4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由赣南经广东出广西，迂回白崇禧集团右侧背，协同四野主力将其歼于广西境内，尔后，出击云南；二野主力第3、5兵团待广州解放后，在第四野战军进行广西战役的同时，以大迂回动作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第18兵团、第7军及陕南军区部队，积极吸引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主力前出至重庆、沪州、宜宾之线，将胡宗南部向康、滇的退路切断后，即迅速进占川北，挺进成都，尔后协同第二野战军主力聚歼胡宗南集团，解放四川。中共中央军委还指出：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作为战斗方式的辅助。以求彻底而迅速地解决国民党军。

    1949年11月1日，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我第6兵团第16、第17、第18军及第3兵团第10军，在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率领下，分由湘西的邵阳和常德地区出动，以突然动作经芒江进入湘黔边境，至11月19日，先后占领波州、晃县、玉屏、都匀、独山、麻江、修文等地，逼进贵阳。13日，贵阳守敌第19兵团第89军逃向黔西、安顺方向，我军于15日解放贵阳。23日，在安顺西马官屯歼灭由黔东向西逃跑的第49军第249师1500余人。第10军于11月15日进思南，21日解放遵义，23日占桐梓，后向川南挺进。

    至此，解放军入黔部队，拦腰斩断了国民党军的“大西南防线”。

    1949年10月24日，我第3兵团（第11、第12军）和第47、第42、第50军、湖北两个独立师，由鄂西和湘西分路出发，胜利突破敌川鄂边防线，占领秀山、西阳、彭水等地，乘胜围歼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经数日激战，将宋、罗集团大部歼灭于南川以北山地，解放重庆外围之綦江、涪陵、江津等地，11月30日解放重庆。至此，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川湘鄂边防线”，基本歼灭了宋希濂集团第14兵团，解放了湘鄂西及乌江以东大片地区，打开了进军四川的门户。

    川东、川南地区解放后，从重庆逃到成都的蒋介石，一面令由重庆及其以北地区西撤的部队扼守岷江、沦江，正面迟滞解放军向成都前进；一面令胡宗南的3个兵团加速撤向成都地区。为了对胡宗南集团南北夹击，将其歼灭于成都地区。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18兵团向成都地区急速进军，正当解放军向成都地区迅猛挺进之际，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宣布起义，其余残敌更加混乱。解放军各路大军乘胜急进。至12月20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已前出至简阳、乐山、邙峡等地，从东、南、西三面逼近成都；第18兵团等迫击胡宗南集团的部队也进至成都附近。这样，数十万敌人已被解放军包围在成都附近地区。在我强大军事打击和政治声威震撼下，敌第16、第15、第20、第7和第18兵团被迫举行起义，余敌在解放军猛烈地围攻下迅速就歼。30日，解放军进入成都。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也宣告覆灭。此后，第二野战军又指挥其第4兵团和暂归其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38军自广西入滇，歼灭了进攻昆明、控制滇越铁路的国民党军第8兵团。2月22日，以第二野战军机关为基础，同率第18兵团入川的西北军区机关一部合并组成的西南军区在重庆正式成立。随后，西南军区以其第14、第15、第62军各一部及滇桂黔边纵队，共13个团，发起西昌战役，围歼了国民党军西昌警备区贺国光所部1个多师，以及成都逃来的残余，共3万余人。到1950年4月，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除昌都地区外，全部解放。

    西南战役，第二野战军成功地运用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高度发扬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新区政策，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进军西南的战略任务。这次战役，历时160天，作战数百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8个兵团部、46个军部、130个师，连同地方团队、游杂武装，共93万余人（起义53万余人），解放了云、贵、川、康4省50余座县城，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盘踞西南，卷土重来的迷梦。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剿匪作战   

    当全国大陆即将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潜留下来了共约200万政治土匪、60万特务分子和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妄图以所谓“大陆游击”同人民解放军进行长期斗争。这些以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为头目，以惯匪、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散兵游勇为骨干，以地主恶霸、封建势力、帮会组织为靠山，并以一部分被胁迫、受蒙蔽的落后群众作掩护的武装匪特，给新生的共和国政权造成了严重危害。土匪的疯狂破坏活动，也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安宁，给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灾难。1950年1月，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100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四川仪陇县发生的一次匪特投毒事件，使3800多人中毒。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新解放区可能出现的严重匪情，早有预见，及时做出了剿匪的决策。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南方解放后，地方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要在乡村中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为了保证剿匪作战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规定了“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方针政策，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5月至1953年底，先后抽调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4个师、2个旅另21个团共150万人的兵力，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大体上经历了进剿、驻剿和清剿三个阶段。各剿匪部队，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和当地人民群众协助下，贯彻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国民党残余、土匪、特务及其反动武装，展开了清剿斗争。

    中南军区自1949年5月起，首先在解放了的河南、湖北、江西等省展开了剿匪作战。1949年底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后，除海南岛及沿海岛屿外，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但在国民党有计划的“展开大陆游击战争”的策划下，全境普遍发生了严重匪患。1950年1月，中南地区6个省相继进入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经过强大的军事进剿和政治攻势的打击，到1950年11月底止，全区除广西及川黔湘、粤桂、闽粤等边缘地区尚残留小股土匪流窜外，其他广大地区匪患基本平息。随后，转入深入清匪肃特阶段。1952年6月，中南地区剿匪工作结束，在3年零1个月的剿匪斗争中，全区先后抽调了50个师及各省地方武装力量，共歼灭国民党土匪和反动武装115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278门，各种枪支103万支。

    1950年2月2日，西南军区发出第一号剿匪指示。蒋介石在逃窜台湾前曾专门部署力量进行潜伏和破坏活动，因此，匪患也最为猖獗。西南军区部队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的战术，先腹心富庶地区和交通线两侧，后其他地区；先歼危害最大、最凶残的股匪，后打较小的股匪，实行重点进剿和分散围剿相结合。全区剿匪斗争，自1950年2月至1953年11月止，在近4年的艰苦作战中，共歼灭土匪116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700余门，各种枪支60余万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西南军区剿匪的巨大胜利，特电贺嘉奖：你们路线正确，方针适当，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1950年春季，西北各省除新疆外，先后歼灭了当地主要股匪，局面暂时呈现平稳。5月份各地土匪特务阴谋组织武装暴乱，在平凉、关中、临夏、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匪特发展很快，多者达数千人。原投降之惯匪及国民党起义部队也曾多次发生叛变事件。为此，西北军区立即召开了剿匪会议，统一部署剿匪工作。在1949年11月到1953年7月的剿匪斗争中，西北军区先后投入2个兵团部、11个军部、38个师、1个旅13个团的兵力，共歼灭土匪12.9万余人，根除了西北地区的匪患。

    华东地区，当时包括山东、浙江、福建、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和上海。这里活动着数以万计的土匪，加上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留下的许多残兵败将和反动骨干分子也转化为匪，因而不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沿海岛屿，都一度匪患成灾。1949年7月，全区陆上有土匪11.3万多人。1950年5月，浙江、福建海域和长江口外，有海匪一万多人。1949年7月至1955年2月，海匪在浙江沿海袭击507次，内潜4700多人。华东地区的剿匪斗争，从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向南进军时开始，至1953年底基本结束，历时4年多，共歼灭土匪24.6万多人，不但肃清了陆上残匪，而且解放沿海大小岛屿50多个，基本上根除了匪患。

    绥远地区剿匪于1949年下半年对河北、察哈尔、山西、平原诸省之股匪展开了进剿，股匪基本肃清。绥远省因解放较晚，故匪情较严重，土匪主要散布在伊克昭盟乌审旗、乌兰察布盟西部、包头、萨拉齐、后套、绥中之武川、绥东等地区。为消除匪患，从1950年3月至12月，军区使用了骑兵第1师、第3师、第4师、第5师，步兵第22师、第202师，另3个骑兵支队，以及军分区武装，对上述地区之股匪，先后进行了4次较大的进剿，共歼2500余人，俘匪首奇正山、张疤子。1951年1月又展开了全面驻剿和清剿，至1951年底将潜匪、散匪基本肃清。华北军区在3年中，共歼灭匪特武装近5.3万余人，并迫使一部分残匪、特务及反动会道门等反革命分子悔过登记，缴获火炮十余门，各种枪支8800余支。保证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各方面社会改革运动的实施。

    人民解放军历时4年的剿匪作战，以歼灭匪特273.8万余人的辉煌战果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剿匪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胜利，是人民解放军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胜利，也是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共同奋斗的胜利。这一胜利，结束了中国人民匪患久远、危害甚深的历史，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策应反攻大陆的企图，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民主改革的完成，为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舟山群岛   

    位于杭州湾以南海域，共有大小岛屿400多个，其中以舟山本岛最大，面积523平方公里。舟山群岛既是中国海上的交通要冲，又是沪（上海）、宁（南京）、杭（杭州）地区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9年夏，上海市和浙江省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将舟山群岛作为控制长江口和封锁、袭扰、反攻大陆的重要军事基地来经营。到1949年7月中旬，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已有4个军13个师的番号，实际兵力约6万人，另外还有海军舰艇五六十艘和部分作战飞机。7月下旬，守岛国民党军组建以石觉为司令，周■为副司令的“舟山防卫司令部”，并进行了整编，调整了防务。敌人企图通过对舟山群岛的控制，实行海上封锁和袭扰，窒息大陆经济，屏障台湾安全。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企图，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华东战场形势的发展情况，命令第7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对解放舟山群岛十分关心，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在不断增加舟山群岛方向作战兵力的同时，并从组建不久的海、空军中抽调部分部队配合作战。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副政治委员吉洛（即姬鹏飞）确定了“先攻外围，后取本岛”，逐岛攻击的作战方针。8月18日，开始向外围岛屿发起进攻。我第22军一部在攻占大榭岛、梅山岛后，于10月5日全歼金塘岛国民党守军，使舟山群岛侧翼直接处于解放军炮火威胁之下。第21军61师在进占六横岛后，乘胜于10月中旬攻占桃花岛。至11月3日，第7兵团共攻占外围岛屿30余个，歼敌近万人，为夺取定海本岛创造了条件。但在11月3日的登步岛作战中，由于我军对国民党87军221师据岛顽抗及援军迅速登岛估计不足，遭国民党守军、援军和海、空军联合反击，造成千余人伤亡，被迫撤出战斗。

    进攻登步岛受挫以后，中央军委指示参战部队，要力戒骄傲轻敌思想，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充分作好再战准备。11月14日毛泽东指示三野，舟山作战必须集中足够兵力，充分准备，如果准备不周，宁可推迟发动攻击的时间。从11月份开始，参战部队进一步展开了解放舟山本岛及其外围一些岛屿的战役准备工作。三野先后把第21军的1个师和第23、第24军调往浙东沿海，准备参加舟山战役。经过调整后，解放军参战部队的总兵力比舟山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略占优势。同时，从12月开始，华东地区实行了解放舟山群岛的党政军民的总体战役准备。

    国民党当局对解放军未能攻克登步岛进行大肆宣传。从11月起，又先后从台湾、金门等地抽调第19军等部队加强舟山防务，使舟山守军增至5个军16个师，连同海、空军及特种兵部队在内，总兵力增加到12万人。1950年5月1日，当台湾国民党当局获悉第四野战军解放了海南岛，不久又得知三野将对舟山群岛实施大规模的三军联合登陆作战。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覆灭命运国民党军乃于1950年5月13至16日秘密撤逃台湾。我第7兵团立即组织渡海，19日全部解放舟山群岛。此役，共歼国民党军近万人。

    舟山群岛的解放，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长江口的封锁。对建设上海和巩固浙东海防具有重要意义。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第一野战军向新疆进军   

    1949年8月26日，兰州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沿兰（州）新（疆）公路西进。一野第1兵团率第2军于9月5日解放西宁后，继续北进。接着，第1、第2兵团不顾长途转战的疲劳，挺进河西走廊，于酒泉、玉门、安西、敦煌一线集结，威逼新疆。

    新疆国民党当局在我军努力争取和全国形势的影响下，军界和政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参谋长陶晋初、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秘书长刘孟纯、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市长屈武等人，积极主张弃暗投明，举行和平起义。一切准备就绪后，陶峙岳于9月25日发出起义通电。包尔汉于9月26日发出起义通电，从而宣告新疆和平解放。

    为了接管新疆，巩固国防，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率第2军、第6军大部火速挺进新疆。1兵团决定：以战车第1师装甲团（战车5团）附1个加强步兵连组成的先遣支队挺进迪化市，接管市区防务；第2军率4、5、6师分成两个梯队，分头接管喀什、莎东、和田、阿克苏、库车、库尔勒、且末、婼羌（今若羌）等地的防务；第6军乘飞机和汽车迅速开进哈密、吐鲁番、奇台、绥东（今玛纳斯）、景化（今呼图壁）等北疆、东疆重镇和迪化市，主要负责接管北疆、东疆防务。

    按照计划，战车5团作为陆地进军先遣支队，由天津出发，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于10月20日下午到达迪化市，并在3天内接管了城防，控制了机场，保证了后续部队的顺利到来。11月5日，第6军16、17师部分先遣人员乘飞机抵达哈密、迪化，11月6日，司令员王震率第1兵团指挥部和第6军第一批主力到达迪化，至1950年1月20日，近2万名指战员先后到达哈密和迪化。徒步行军的部队于10月上旬先后从酒泉、张掖等地出发，陆续抵达东疆各要地和天山山脉东部边沿城镇，南疆边疆重镇喀什市、达阿支苏、和阗等地。到达新疆后，解放军先后平息了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等地极少数特务分子发动的叛乱，保卫了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成果。至1950年3月底，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行动胜利结束。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军西藏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西南的云、贵、川、康四省解放以后，全国大陆按省份来讲，只有西藏尚未解放。为解放祖国大陆的全部土地，1950年初，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党中央并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及贺龙诸同志，指示：进军西藏由西南局担负、西北局配合，立即进行进藏的各种准备工作。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由第18军执行解放西藏的任务，以张国华统一领导。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参谋长陈明义、李觉。下辖第52、53、54师。此外，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也派出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配合18军行动。不久，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组成。

    进军西藏是一项极其艰苦的任务。西藏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为世界最大高原，平均海拔约4000米，素有“世界屋脊”之称。高山缺氧，气候寒冷（藏北年平均气温-5℃左右，藏南平均10℃左右），交通不便。西藏社会长期以来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占藏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生活极其悲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时，以达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勾结英、美帝国主义，积极策划“西藏独立”。

    1949年7月，他们以“遣走一些可疑的共产党秘密人员”为借口，在拉萨制造“驱汉事件”。同时，他们将藏军14个代本（相当于团的建制，每个代本约500人）扩充为17个代本，并从国外购进大批军火，企图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

    为了慎重解决进军西藏所涉及的政治、宗教、民族等复杂问题，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950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委托西南局起草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作为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基本条件。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原则，从多方面着手进藏准备。为了保证物资供应，西南军区组织了支援司令部，调集7个工兵团、11个辎重团、1个空运师、汽车800多辆、飞机30架、担任进藏的筑路、运输任务。

    进军西藏的战略决策，得到西藏百万农奴和上层爱国人士的欢迎，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中的顽固势力，为了维护农奴制度，进而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不仅拒绝和平解放西藏，杀害人民解放军派出的联络代表，而且还在昌都地区增兵设防，将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计7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各一部共4500余人和土兵（部族武装）3500余人，部署于昌都周围及金沙江沿岸，企图凭金沙江之险，阻止解放军进军。

    为了打击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并警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要插手西藏，经中央军委批准，1950年10月6日，西南军区发起昌都战役。人民解放军以第18军一部、青海骑兵支队及云南军区126团共6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运用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将参战部队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向昌都地区挺进。12日，解放军进占芒康，藏军第九代本起义，19日解放军逼进昌都，并截断了藏军退路。藏军原认为“雪山恶水胜过10万大军，没有两个月的时间解放军是到不了昌都的”。不料，神兵天降，解放军10天之内就飞来了。20日，防守昌都地区藏军总司令带领的4个代本和总署机关共2700余人停止抵抗。到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历时18天，大小战斗20余次，共歼藏军6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一部，争取了1个代本起义，计5700余人，占领了藏东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打开了进藏门户，促进了西藏爱国力量的发展，为和平解放西藏和继续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和谈代表到达北京，同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经过20多天的友好协商，于5月23日，双方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于5月25日发布《进军西藏训令》。

    《训令》指出，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出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训令》对进军、补给、修筑公路、机场等都作了部署。西南军区、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坚决执行训令，经过必要准备后，于8月至9月先后出发。第18军统率机关及所属一部，由昌都经丁青、边坝、沙丁、太昭等地，于10月26日进抵拉萨，相继进驻日喀则、江孜等地；第14军一部及西北军区部队先后由新疆之于阗、青海之香日得出发，先后进抵察隅、阿里、改则等地区。在进军途中，各部队战胜了重重困难，翻越雀儿山、昆仑山等10余座大山，渡过金沙江、澜沧江等多条急流，穿过了漫长的原始森林和高原沼泽。部队所到之处，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及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与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从此，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实现了中国大陆领土和主权的统一。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西藏上层反动势力企图使“西藏独立”的迷梦，保证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大胜利。从此，西藏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发起海南岛战役   

    海南岛又名琼崖，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海峡宽11—27海里，全岛面积3.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是中国第二大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海南岛沿岸多天然良港，可停泊中型以下舰船；岸滩大部为沙质，木帆船可随处靠岸，对登陆作战较为有利。岛上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过23年斗争的琼崖纵队，拥有3个总队共10个团约2万余人。到1950年初，琼崖纵队解放了占全岛面积三分之二的地区，成为接应解放军登陆作战的重要力量。

    1949年12月中旬，广西战役结束后，中南大陆业已全部解放。盘踞在海南岛的国民党军为薛岳部5个军；海军1个舰队，舰船约50艘；空军4个大队，飞机45架；加上从陆上逃来的残部，总兵力约10万人，薛岳任总司令。薛岳依仗海空军优势，组织了环岛立体防御体系，用他本人的别名命名为“伯陵防线”，并吹嘘这条防线“固若金汤”，企图凭借海峡天险，阻止解放军渡海登陆。

    中央军委为早日解放海南岛，在广西战役结束时即指示第四野战军“以第43军及第40军准备攻琼崖”。以后又提出“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1949年1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第40、第43军等部共10万余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和岛上琼崖纵队，统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指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慎重从事，充分准备的指示，渡海部队采取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力求全歼国民党守军。

    为争取时间，积累作战经验，1950年3月5日至10日，登陆兵团组织2个加强营，利用夜暗及有利的风向、潮汐，分别在岛上国民党军守备薄弱的琼西北白马井、琼东北赤水港偷渡登陆。3月26日至3月31日，又组织2个加强团，在琼北玉包港、北湾港偷渡登陆成功。一个月内，人民解放军2批4支先遣偷渡部队相继登陆成功，突破了所谓“固若金汤”的环岛立体防线，从而鼓舞了渡海作战兵团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4月10日，渡海作战兵团指挥所决定，兵团主力分成第一、第二梯队向琼北实施强行登陆。以40军6个团和43军2个团为第一梯队，13日前集结完毕，待风向、潮汐有利时起渡；以43军主力为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登陆成功后迅速起渡登陆，协同第一梯队歼灭岛上的国民党守军。

    4月16日傍晚，我渡海作战部队登陆主力第一梯队第40军6个团、第43军2个团，乘350只木帆船分左右两路从正面强渡海峡。航渡中，我船多次遭敌舰艇拦击。我火力船火炮和步兵武器猛烈开火，掩护登陆船队前进，在琼崖纵队和偷渡的先遣部队全力接应下，于17日凌晨在临高角至花场港地段登陆，至19日，先后夺占了临高、美台、加来、福山等要点。20日，薛岳速调6个师分别由海口、嘉积增援澄迈，向威胁其正面的第43军登陆部队反击。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将计就计，趁薛岳主力部队围攻43军登陆部队之机，即令第43军登陆部队在澄迈地区顽强抗击，吸引国民党援军；令第40军7个团由美台、加来折向澄迈急进。21日，国民党军在飞机、火炮支援下，向第43军阵地连续猛烈攻击，均被击退。当日，第40军冒着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扫射，赶到澄迈地区。22日，第40军协同第43军，内外夹击，重创国民党军第62、第32军等部，使薛岳部署的环岛防御体系的核心阵地——琼北守备区土崩瓦解。此时，薛岳见大势已去，为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于22日下令全线向南撤退。22日傍晚，薛岳、陈济棠等广东和海南岛国民党军政要员乘飞机逃往台湾。23日，第40、第43军各一部解放海口市。

    24日凌晨，渡海作战兵团的第二梯队于海口市以西的天尾港（今新海港）沿岸顺利登陆。此后，渡海作战转为解放海南岛全岛的追击战。

    24日下午，渡海作战兵团指挥所获悉薛岳残部已分路南撤，即令部队分为东、西、中三路迅猛追击。东路追击部队于30日攻占琼南榆林、三亚；中、西两路部队于5月1日占领琼西的八所、北黎，至此，海南岛宣告解放。在解放全岛的追击战中，根据地政府在部队经过的县城和圩镇，设立了供应站、救护站，为追击部队补充给养，抢救伤病员，还及时提供情报，派人充当向导。五指山区的黎族、苗族同胞，成群结队，翻山越岭，赶着水牛，挑着装有米、菜、禽、畜等慰问品，慰问亲人解放军。

    海南岛战役历时57天，粉碎了国民党陆海空军的立体防御，解放了全岛。这次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5个师9个团，计3.3万余人，其中俘虏2.4万余人；缴获火炮418门、飞机4架、坦克和装甲车7辆、汽车140辆等；击落飞机2架，击沉军舰1艘、击伤舰艇5艘。海南岛之战，人民解放军以木船为主要航渡工具，采取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手段，渡海登陆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并适时进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取得重大胜利。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和世界现代战争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西南军区部队参加修筑成渝铁路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执行战斗队、工作队任务的同时，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就是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援地方经济建设的一个典范。

    四川，人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有着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但交通因山高水急却极为不便，严重影响了西南工业的发展，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许多困难。

    早在清末，四川人民就曾集资2000多万两白银，计划修筑一条从成都到汉口的川汉铁路，以沟通四川与中原的联系。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统治者利用四川人民渴望发展交通兴修铁路心切，多次搜刮人民财富。1936年，以宋子文为首的川黔铁路公司，以5600万银元的贷款，把成渝铁路的筑路权出卖给法国。1945年蒋介石向四川人民发出“保票”，信誓旦旦地说：“两年内保证成渝铁路通车”。然而，直到四川解放，地图上的成渝铁路还是一条虚线。

    西南解放以后，人民政府立即开始制订修筑成渝铁路的计划。1950年6月15日（四川解放仅半年）正式开工。当时全国的财政经济情况还没有好转，各方面困难很多，不但缺乏筑路经验，缺乏技术人员，缺乏工程材料，甚至劳力也有问题。面对种种困难，西南军区领导机关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

    在劳力的来源和组织上，从人民解放军抽调28000名指战员，作为筑路的开路先锋和主力。此外，在成渝沿线动员了8.4万名农民和失业人员，由各地方政府和党委负责人亲自带领参加筑路。为了解决筑路所需的枕木问题，四川人民掀起了献木运动。而修筑成渝铁路所需的钢轨和配件，绝大部分是在重庆的数百家国营和私营钢铁厂生产。在中国铁路建筑史上，完全用本国的器材修路，这还是第一次。成渝铁路不仅在劳力组织上创造了新经验，而且在技术标准和工程规格上，也完全达到了铁路所规定的标准和要求。

    1952年6月中旬，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部完工。它是我国铁道史上修建最快、工程最好、用费最少的铁路。毛泽东亲笔题词表示祝贺：“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成渝铁路的通车，对发展西南交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发展西南地区经济，都起了重要作用。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兵种、公安部队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国伊始，人民解放军在强大的步兵部队的基础上，不仅使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等兵种部队得到较大的发展，而且成立了空军、海军和公安部队。

    一、人民空军的诞生

    早在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已经着手筹建人民空军。1946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在吉林通化就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校。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提出，1949年及1950年，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第14兵团和原军委航空局为基础，组建空军领导机关。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司令员，萧华为政治委员。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告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成立。当时的空军领率机关，下设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干部部等6个部门。嗣后，各军区空军领导机关相继成立，11月11日成为空军成立日。

    1950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的要求，空军拟定了《建设人民空军的四年（1950—1953）计划大纲》。主要目标是“扩大己建立的7所航校的培训规模，组建航空兵部队97个团，装备飞机4507架，组成1个空军陆战旅，修建11个飞机修理厂和107个机场”。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

    各军区空军由军委空军和大军区实施双重领导。1952年3月29日，中央军委做出决定：各战略区的空军与各大军区为作战指挥关系，与军委空军为建制领导关系。空军的领导机关体制，随着空军多次的精简整编不断有所调整。

    二、人民海军的建立

    解放战争后期，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创建海军的问题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争取尽快组建“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4月23日，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的指示，在江苏泰州成立了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构，组建了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2月，为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调第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构。1950年4月14日，以第12兵团机关和四野后勤二分部各一部为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正式成立，萧劲光任司令员。同年9月9日，海军青岛基地成立。12月3日，在广州成立了中南军区海军领导机构。在此前后，全国其他沿海地区也陆续成立组建了一些海军部队，使海军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一个新军种。

    海军领导机构初建时，海军机关只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卫生部4个部。组建海军各机构的人员主要是从人民解放军陆军中选调的，这是人民海军组织基础的一个重要特点。到1955年止，先后拨归海军的有四野1个兵团，二野、三野的5个军部和直属队（第10军、11军、30军、15军、44军）以及各野战军的11个师级单位和28个团级单位。为了加强海军各级领导力量，中央军委还从各野战军选调了一批文化程度较高，年轻精干的中高级军政干部。

    1949年4月，第一支海军部队建立后，即着手组建各兵种。以后，随着海军装备的更新和发展，各兵种部队的规模和编制不断扩大、调整，其结构日趋合理。到90年代，海军已发展成为一支兵种齐全、常规和尖端武器兼备、具有立体攻防能力的海上作战部队。

    三、铁道兵的建立与转制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即在东北组建了武装护路部队，不久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这是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前身。解放战争开始后，迫切要求建立一支铁道保障部队。1948年7月5日，在护路军的基础上，组建了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下辖4个支队，总兵力1.8万人。1949年5月16日，中央军委命令，将东北铁道纵队改编为铁道兵团，隶属中央军委建制，并将（北）平保（定）筑路工程总队、华北军区铁甲列车总队、军委铁道部机械筑路工程总队等单位调归铁道兵团，1950年2月，新组建的第6支队，使这次部队总人数增至3.8万人。机械车辆增至600多台。军委铁道部长膝代远兼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兼兵团副司令员。1950年6月10日，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铁道兵团缩编，编制定员缩至2.5万人。1953年9月，中央军委命令：“志愿军在朝鲜的6个铁道工程师正式划归军委系统，与铁道兵团现有之4个师、1个独立团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从此，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

    1954年3月5日，铁道兵领导机构在北京正式成立，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有所扩编。

    1980年精简整编后，总兵力为20万人。1982年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1983年10月1日，正式移交铁道部领导。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完成任务后，1986年撤销。

    四、炮、装、工、化、通信等兵种部队的成立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调苏进任炮兵副司令员，负责筹建炮兵领导机关。1950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正式成立，陈锡联任司令员。建国初期，为适应抗美援朝作战和海防边防斗争的需要，重点发展了预备炮兵和步兵师以下队属炮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9月，为统一领导全军装甲兵部队的建设，以第二兵团机关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司令部。许光达任司令员，向仲华任政委。1951年7月16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司令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领导机构，以中南军区工程兵司令部部分人员为基础，于1950年12月组建。1951年3月，工兵司令部在北京成立，李迎希任副司令。1952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陈士柒为司令员。1955年8月11日改称工程兵司令部。所属分为工兵，舟桥，建筑三种专业部队。

    1955年4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防化学兵部队，并把防化学兵部队作为一个兵种来建设。1956年1月正式成立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张迺更任部长。此前，1952年4月开始，在部分军区和志愿军中组建了防化营。

    新中国成立时，全军通信业务由军委作战部第三局具体领导。1950年5月，第三局改称军委通信部。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决定把通信部队作为一个兵种来建设，将总参通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王诤任通信兵部主任，朱明任政委。此前，1950年10月起，军区和军委通信兵部组建通信团。1956年4月，又组建了通信工程团。

    五、公安部队的成立

    1950年9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第20兵团机关为基础，组建公安部队领导机关。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部成立，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委，程世才任副司令员，李天焕任副政委，吴烈任参谋长。根据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公安部队统辖公安师和省（市）公安总队。1955年7月18日，国防部决定公安部队改称公安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1957年1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公安军。9月1日，军委又决定将公安军司令部改为总参谋部警备部，所属部队一部分由公安部领导，一部分划为省军区建制领导。

    建国初期各军、兵种和公安部队的成立，使我军完成了从以陆军为主体的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占中国领土台湾。6月30日，杜鲁门下令将美国驻日本的地面部队投入侵朝战争。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拼凑侵朝的“联合国军”的决议。美国扩大朝鲜战争，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8月起，美国侵朝空军不断侵犯中国东北地区领空，轰炸中朝边境的中国村落。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一切国际争端，对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表示了极大愤慨和高度警惕。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坚决反对美国的强盗行为。7月13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做出了“保卫东北边防，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决定，抽调第十三兵团所辖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及炮兵第1、第2、第8师等部队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下旬，又决定抽调两个兵团的兵力部署于山海关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1950年9月15日，美国当局经过精心策划以美第10军7万余人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正致力于医治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恢复经济，巩固政权，亟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经过反复权衡，慎重抉择，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辖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炮兵。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迅速向朝鲜前线进发，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侵略。至1951年6月，中朝人民军队经过5次运动战战役，连战皆捷，将侵略军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达成了战略反攻的任务。尔后，在与美方进行停战谈判中，边打边谈，以打促谈，通过阵地、攻防作战，大量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至1953年7月实现了朝鲜停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保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分两个作战阶段。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上旬，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阶段，中朝人民军队实施战略性的反攻作战，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以南，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第一次战役（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将敌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1950年10月中、下旬，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6个军18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1个高炮团、2个工兵团共约28万余人秘密入朝。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初战获胜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5日，敌军进至博川、云山、温井等地，其先头部队已进到鸭绿江边之楚山。根据这一情况，志愿军决心利用战略上的突然性，在运动中歼敌一部。25日10时，志愿军一部在开进中，于温井西北两水洞同南朝鲜军第6师一部遭遇，将该敌歼灭，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当天，志愿军主力分别向温并、云山、宁边、熙川地区及楚山、古场洞地区展开猛攻。11月3日，西线之敌被迫开始全线撤退。次日，敌主力全部撤到清川江以南地区。第一次战役于11月5日胜利结束，共歼敌1.5万余人，挫败了敌人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为下一步作战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将美军击退到“三八线”附近。“联合国军”在第一次战役中遭到打击后，虽已发现志愿军入朝参战，但错误地认为中国不敢进行大规模较量，因而在11月6日开始的试探性进攻之后，于11月24日发动了企图在圣诞节结束战争的“总攻势”。对此，志愿军首长采取了示弱诱敌深入的方针。同时，中央军委调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入朝，担任江界、长津方面的作战任务，使志愿军前线作战兵力达到9个军30个师38万余人，兵力占很大优势。11月25日晚，东西两线志愿军主力6个军开始向敌发起进攻，分割包围，歼灭当面之敌。29日，敌人开始全线撤退，志愿军立即展开追堵围歼战。12月1日，敌军向“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撤退。12月5日，志愿军收复平壤，并继续向“三八线”追击。到12月24日，志愿军共歼敌3.6万余人，收复“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土地，并占领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延安半岛，迫使敌人在“三八线”转入防御，粉碎了“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部的企图。

    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将美军击退到汉城以南。第二次战役后，美军集中5个军共11个师和3个旅的兵力，在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层层设防，企图阻止志愿军、人民军继续南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准备重新发动进攻。为了打破这一阴谋，毛泽东12月13日电示志愿军：“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据此，12月31日17时，志愿军主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第2、第5军团分左右两路，在“三八线”上向“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防御阵地发起全线进攻。第二天拂晓前各路部队突破敌军的前线阵地，1951年1月2日，敌军开始全线撤退。1月4日，解放汉城。这次战役，中朝军队9个军30多万人，冒着狂风大雪和零下30℃的严寒，忍饥挨饿，连续8昼夜迅猛追击，向南推进80至110公里，把敌军赶到“三七线”附近。但因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1.9万余人。鉴于“联合国军”似有计划撤退，为避免前进过速，陷入不利地位，彭德怀即于1月8日断然下令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第三次战役结束。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在第三次战役后，主力转入休整，准备春季攻势。“联合国军”在连遭失败后，发现志愿军粮弹补给困难，缺乏持续进攻能力，只能打“礼拜攻势”。于是，利用其优越的运输条件，迅速补充兵员和物资，从1月25日起，恢复了攻势。志愿军采取“西顶东放”的方针，以求打破敌之攻势。从1月27日开始，志愿军首先以汉江南北地区依托野战工事进行防御作战，有力地钳制敌人主要进攻集团。3月14日，我军主动撤出汉城。至4月21日，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敌人由进攻转为防御，第四次战役结束。整个战役共歼敌7.8万余人，掩护了后续兵团的集结，为举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敌人每天付出900余人的伤亡代价，才前进1.3公里。

    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迫使美军转入战略防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联合国军”4月初进到“三八线”后，企图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继续向北推进，在朝鲜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线建立新防线，以便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有利地位。为了粉碎敌人的登陆企图，夺取战场主动权。4月22日，西线第9兵团等5个军、第3兵团3个军、第19兵团3个军及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分左中有三路突破敌军防御阵地，至29日晚推进到汉城附近。接着，在东线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敌进行猛烈攻击。5月23日，志愿军为集结部队进行整补，开始向北转移。在转移中，由于交替掩护计划不周，志愿军也受到一定损失。至6月10日，敌军被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敌我双方转入战略对峙。这次战役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敌人企图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并使志愿军新参战兵团受到了锻炼。

    中朝人民军队经过上述五次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附近，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1951年6月11日起，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相持阶段。我军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7月10日，双方举行停战谈判，从此，也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1951年7月至10月，中朝人民军队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和秋季攻势，共歼敌16.8万人。后来又取得了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的胜利。根据敌空中优势和强大的炮兵优势，从1952年春季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又进行了巩固阵地的作战，阵地形成了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并积极组织小部队战斗活动和冷枪冷炮的狙击活动打击敌人，把作战重点推向了敌人的阵地。1952年秋季，我军又组织了全线的战术性反击作战，并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1953年夏，为促进停战的实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胜利地进行了反击战役，特别是金城反击战役的胜利，迫使敌人签订了停战协定，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同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中朝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共歼灭敌军109万余人（含朝鲜人民军1950年6月25日至10月24日单独作战歼敌13万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粉碎了美国侵略者妄图征服整个朝鲜，进而扩大侵略的计划，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卫了我国的安全；打出了国威军威，我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取得了进行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促进了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为适应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正规院校建。1950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军事院校建设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制定并经毛泽东批准的方案，确定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改建、新建一批更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综合性的陆军大学。刘伯承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11月13日，刘伯承、陈士榘同志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建议将陆军大学改名为军事学院，校址暂设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30日中央军委即电令：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院长，陈士榘为训练部部长、刘忠为军事学院院务部部长、钟期光为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兼干部部长。并调华东军政大学第1总队及华北军政大学一部分机构和人员组成学院管理机构。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军事学院最初的训练方针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

    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军事学院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学说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我军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学习外国的有益经验，在我军现有军事、政治素质的基础上，训练合成军队的指挥员在现代条件下组织指挥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提高我军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的军事、政治理论水平，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完全忠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事业且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团、师及诸兵种合成部队在战场上进行诸兵种协同动作的高、中级指挥员及参谋人员。”训练内容除学习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及军兵种知识外，还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研究人民解放军战史，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史。”训练时间分配：军事训练占70％，政治教育占12％，文化教育占18％。

    1951年2月4日，中央军委电令，刘伯承同志兼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

    11月10日，刘伯承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军事学院机构设置方面的情况。1952年6月11日，学院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学院设教育长，机关设训练部、军事科学研究部、政治部、物质保证部、队列部、财务处、保密处、军法处。学院直接领导16个教授会（政治工作、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外语、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炮兵、装甲兵、工兵、通信联络、情报工作、化学兵、后方勤务、战史、军事地理、地形学、队列体育）。所设专业机构有：高级速成系、基本系、政治系、情报系、炮兵系、装甲兵系、海军系、空军系、函授系。其中炮兵、装甲兵、海军、空军等4个系各设1个训练科和1个专科教授会（海军系后又成立水面舰艇、司令部工作、技术教授会），函授系下设训练科。学院总员额5138名。1954年9月1日，学院成立战役系（学员杨得志兼该系主任），海军系成立海军地理、海军战史教授会。

    学院创办初期，教员短缺。只有190名军事教员，其中17名是中共党员，分任各教授会的主任并亲自任教，其余均为具有教学条件的原国民党军军官。旧军官出身的教员，普遍存在自卑感和担心不被信任。对此，院党委和刘伯承院长主要从两个方面做工作：一是教育学员“尊师重道”，正确认识和对待他们，要转变对旧军官不正确的观念。二是教育旧军官出身的教员，为实现“教学相长”，必须克服旧思想，改变旧观念。经中央军委批准，军事学院起用的原国民党军军官，最多时将近600人。他们绝大多数接受党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认真改造思想，为发展新中国的军事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后来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立功受奖，还有的转业到地方成为各级政府骨干。到1958年春分建六大学院时，留用的原旧军官教员尚有166名，其中146名被授予上尉至大校的军衔。

    学院十分重视军事科学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到建院五周年时，编写出了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军事教材，计有军事理论提纲323种1035册，作业630册，参考资料50种，同时还译校苏军条令10本。大部分教材思想性较强，内容丰富全面，重点突出，便于学员接受。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军语划一》第1集、《陆军军队标号》、《海军军队标号》，共划一军语3050条，这在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初期，不仅有利于学院的教学工作，而且为提高全军的训练质量做出了贡献。

    军事学院从最初的高级速成科、中级速成科、基本科、情报科（后变成系）逐渐发展，至1951年底建成政治系，次年成立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及函授系，1954年成立战役系，1956年先后成立战史系，化学兵系，使学院成为一所既有陆军专业，又有海空军专业，既有军事系，又有政治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综合性全军最高军事学府。为了适应军事科学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急需训练大批高级、中级干部的新形势，从1956年起，在中央军委的统一规划部署和总部各军兵种的参与下，以学院为基础，负责筹备分建各军兵种学院。经过全面、深入和周密的准备工作，分建学院的工作先后完成。以海军系为基础，在南京成立海军学院；以战役系、战史系为基础，在北京成立高等军事学院；以炮兵系为基础，在河北宣化成立炮兵学院；以装甲兵系为基础，在山西大同成立装甲兵学院；以空军系为基础，在北京成立空军学院；学院其余部分与南京总高级步校合并。在南京继续开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担负着培养合成军队中、高级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的任务。至此，刘伯承元帅主持的南京军事学院，发展成为全军6所军兵种学院。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布三大条令（草案）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在繁重的军事工作中，不失时机地立即着手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0年秋，中央军委指示军委训练部成立编修委员会，编写共同条令，随后批准了该委员会提出的编写指导方针和具体原则。共同条令主要是参考苏军条令，结合人民解放军当时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编写的。1951年2月1日，总参谋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和《队列条令（草案）》颁布全军试行，作为全军进行管理教育，建立良好的内外关系、内务制度，养成优良作风，进行队列训练，维护和巩固纪律，以及实施奖励、处分的依据。1953年至1957年，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根据部队落实三大条令草案的实践，借鉴苏联军队建设的有益经验，结合和平时期军队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先后两次对三大条令进行修改，并及时颁发部队实行。

    从1951年开始，全军普遍以条令、条例为准则，加强部队正规化的管理教育，着重强调“令行禁止，整齐划一”，把服从命令、落实制度、严格军纪、遵守时间、注重礼节和仪表等，作为正规化管理教育的主要内容。1951年4月，中央军委确定全军部队进行一个月的制式教练，并明确“不熟练的应补教”。全军进行以共同条令为主体的正规化管理教育后，部队的学习、工作、生活秩序走上了正轨，各种行政责任事故和不良倾向明显减少。据统计，1954年事故亡人比1953年下降55％，各种纪律事件下降41％。1955年事故亡人比1954年减少12.9％，各种违纪事件减少52.3％。

    但是，50年代初期在条令条例的执行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现象。这些偏向一经发现，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都认真进行纠正。1956年3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了管理教育工作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会上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各种制度和形式，既要能反映出我军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军队生活上的严肃、紧张、整洁、俭朴、有礼貌、守秩序等内容，又要能增进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而不要损害这种团结。我们不应该撇开我军实际情况的形式，我们不需要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此后，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各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正规化教育，讲明条令规定的性质和必要性，使广大干部战士分清什么是必要的形式，什么是形式主义，明确形式主义的危害和纠正方法，使这一偏向很快得到纠正。

    50年代，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时期总参谋部颁布的三大条令（草案）经过多次修改后，成为现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全军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中央军委立即着手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1年1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1952年7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也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要掌握现代技术装备，就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要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遵照这些指示开始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而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各项规章制度。

    一、行政管理制度

    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处在分散的作战环境中，部队的规章制度都由各战区自己制定，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制度作为军队的行动准则，因此，部队中的游击习气、自由散漫等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新的形势的要求，人民解放军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建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1951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了“为建设正规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1951年2月1日，总参谋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和《队列条令（草案）》颁布全军试行。1953年5月1日，中央军委又正式颁布了经过修改后的上述条令草案，从此，使人民解放军的行政管理制度步入正规化的轨道。

    二、制订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为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总政治部于1952年组织了专门机构，开始制订全军统一的政治工作条例。1954年4月15日，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颁布施行。这个条例贯彻和体现了毛泽东建军思想，继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毛泽东主席审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条例的颁布和贯彻执行，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形势下政治工作的建设和实施有章可循。

    三、干部制度

    早在战争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创造自己的军官”的同时，就建立了关于干部选拔、培养、使用、考核、优待、抚恤、退伍等方面的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50年代初、中期，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总干部管理部在总结战争年代建立和完善干部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先后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任免暂行办法》和《暂行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和评定干部级别、授予军官军衔、实行薪金、颁发勋章奖章制度以及关于干部培训、干部档案统计、干部保健抚恤等一系列规定，统一了全军干部管理的各项制度，为军队干部队伍建设走上制度化的轨道奠定了基础。

    四、义务兵制度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沿袭战争年代的做法，实行的是志愿兵制。即公民自愿参军并按规定较长期地当兵服役的制度。这种兵役制度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扩建和补充人民军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走向现代化、正规化，这种兵役制度显露出了不合理性。因为志愿兵制缺乏定期的征集和退伍制度，不便于积蓄强大的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不可能使军队在战时保持足够的兵力。因此，1955年2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颁布的兵役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兵员补充由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兵役法。它的产生结束了长期实行的志愿兵役制度。义务兵的征集工作，一般每年进行一次。义务兵的服役年限是根据国家和军队的需要及兵员的实际情况确定的。1955年颁布的兵役法规定陆军为3年，空军4年，海军5年。自兵役法颁布后，人民解放军每年实行定期征集义务兵，同时相应地分期分批复员志愿兵，到1958年顺利完成了由志愿兵役制到义务兵役制的过渡。

    五、预备役制度

    195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兵役分为现役和预备役。预备役又分为军士和兵的预备役和军官预备役。服满现役退伍的军士和兵以及在征集年度内未被征集服现役的应征男性公民，平时免服现役的应征男性公民和学过医务、兽医等专业技术训练的18岁至40岁的女性公民，分别编入第一、第二类预备役；服满现役的退伍军官，取得预备役军官军衔的第一类预备役军士和高等院校毕业生，在非军事部门服务的适合担任军官职务并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的人员，都编入军官预备役。又规定，预备役军官和兵在服预备役期间，应当按照国防部的命令参加集训。在校高中学生和高等院校学生，要在学校内接受军事训练。为了贯彻兵役法，各地根据国防部的部署，组织了预备役士兵和一些院校学生的军事训练试点。在这个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总之，50年代军队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各级人民武装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颁布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人民群众武装力量的建设。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在革命战争时期，在县、区都设立了人民群众武装的领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51年，县一级的人民武装的领导机构有的称武委会，有的称县委人民武装科，都不属于军队建制。

    1950年10月6日至2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人民武装工作会议。各大军区人民武装部门负责人和部分区县的人民武装干部参加了会议。当时，全国民兵已发展到550万以上，区以上干部除转业外尚有17000余名。会议讨论了过去的人武工作和今后人民武装的建设问题。会议认为，广大人民武装干部和民兵在毛泽东的人民武装思想指引下，在革命战争年代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更好地发挥作用。会议确定了全国人民武装工作的基本方针与任务，决定建立自上而下的人民武装领导机构，并制定了“民兵组织条例”，确定了各级人民武装工作人员的供给办法和民兵经费开支规定。

    1951年3月24日，根据建国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民兵工作状况，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各级人民武装部的组织编制问题的决定》，要求从军委起至区一级止，均建立人民武装部。人民武装部主要任务是，把广大的青壮年在不脱离生产的条件下组织起来，给他们以必要的军事、政治训练。在民兵中可以组织基干民兵，作为执行任务的骨干力量。根据这一决定，各级人民武装部陆续建立起来，各级党组织、军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有了进一步加强。从1951年后，县（市）人民武装部编入军队序列。1954年改称兵役局。1958年，兵役局又改称人民武装部。

    1952年12月11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联合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从而使民兵制度法定为国家的一项军事制度。

    《条例》指出：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群众的武装组织。凡年满18岁至40岁的男性公民，身无残疾或精神病者，均有参加民兵的权利和义务。实行了普遍民兵制度的地区，要建立民兵的入队、出队制度。《条例》还规定了民兵的任务、组织编制和纪律等。实行普遍民兵制度，尤其是基干民兵制度，是实行义务兵役制，建设强大的国防后备军，以及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放军完全走上正规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此之前（195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建立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建立各人民武装委员会（包括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地委、县委、区以及地方支部），而各级人民武装部是各级武装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样，作为国家武装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民兵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全军进行精简整编   

    新中国建立后，到50年代末，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和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于1950年、1952年、1958年实行了三次精简整编。

    第一次精简整编。1950年3月，全国领土除西藏、台湾以及长江口南部分沿海岛屿和南海诸岛外，均已解放。这时全国物价在投机商兴风作浪下经历了一年4次大的波动上涨，中共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发布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10条决定。决定实施后，全国物价逐步下跌并日趋稳定，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是国家机构费用按年初财政概算，军费占38.8％，行政费占21.4％，赤字占支出的18.7％。为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党中央毛泽东在采取其他一系列措施的同时，决定人民解放军实行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当时的550万人在本年内精简到400万人，将陆军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撤销野战军和步兵兵团番号，全国设立6个大军区。4月14日，总参谋部遵照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向全军各大单位分配了裁减数额。

    1950年5月全军参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军队精简整编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和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会议决定：缩减陆军，尤其是步兵员额，加强技术军兵种部队统一编制体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军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工作十分重视，成立了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主任，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主任的中央复员委员会，具体领导实施这项工作。军队和地方各级政府均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中国历史上多次裁兵的经验教训。提出复员到地方的150万士兵必须要各得其所。6月24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亲自主持召开了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有关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军队复员工作的决定。从复员对象的提名、审定、集中教育、归途运送、回乡后安置和按军龄发给生产补助金等项事宜，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1950年6月，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简整编工作顺利实施过程中，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复员计划作了大幅度调整，当年只复员了25万人，但却为全军大规模的复员工作开创了范例。

    这次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不仅25万复员士兵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同时使留在部队服役的数百万官兵更好地安心部队建设。特别是通过这次精简整编既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使1950年的军费，由上年度的占财政支出的46.4％降至41.1％。有力地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

    第二、第三次精简整编。1950年，由于抗美援朝的需要，部队在复员25万士兵后，中央军委又于1950年12月和1951年上半年相继动员了40万新兵入伍和80万地方武装补充部队。这样到1951年下半年，全军总员额增加至627万人，为我军建军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军费由上年度的占财政支出的41.4％增加到43％。为此，必须继续精简军队人数。这时，朝鲜战争作战经过五次战役的大规模军事较量，美国不得不坐下来举行停战谈判，战场形势一度趋于缓和。据此，党中央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要抓紧时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再用一年时间准备，于1953年开始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其“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军队系统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51年11月召开会议，确定了军队整编的方针原则。聂荣臻主持拟定了《军事整编计划》，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于1952年1月5日开始实施。计划在两年内把国防军整编为步兵部队从258万人减为135万人，技术军兵种部队由61万人扩大到84万人，总部和各级机关由112万人减为38万人，院校由10.8万人扩大到12.8万人，到1954年预计为300万人。另外公安部队由64万人精简为53万人。同时在“计划”中，还决定安排41个师另11个团46.5万人集体转业改为农业、林业、工程和水利建设部队。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国家经济建设受急于求成思想影响，上半年出现25亿元赤字，占当时预计收195亿元的12.8％。中共中央于8月28日向全党、全国、全军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增产增收，厉行节约，大力缩减军费和行政费用。中央还明确规定今后军政费用不得超过财政支出的30％。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为贯彻中央指示，经军委会议讨论后，于9月8日向毛泽东提出报告，建议调整原定的五年军事建设计划，即技术军兵种规模只在已有基础上巩固提高，五年内不再扩大。另提议全军（包括公安军）保持总定额350万人。当时全军已缩编到480万人，继续在两年缩减130万人。以上计划经全军高干会议通过和党中央批准实施，到1955年完成了整编计划。

    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知在全国贯彻后，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年终国家财政收支略有结余。

    第四次精简整编。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在反保守思想指导下出现冒进，导致新的财政赤字。军队也因对国际形势估计不足和工作上的原因，总定额达到383万人。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建设的情况提出，把军政费用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占财政支出33％，降到20％左右，其中军费降到15％左右。据此，在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主持下，于11月25日拟定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经1957年1月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后报中央批准实施。计划确定两年内裁减全军员额三分之一，保留250万人。裁减重点是合并总部及各级机关，防空军与空军合并，撤销公安军，减撤军队的预备学校和文化学校，精简兵役机关。这次精简整编1958年完成，全军员额降至240万人，是新中国建立后的最低数。这一年军费降至财政支出的12.2％，行政费降至5.5％。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全军开展大规模文化教育运动   

    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部队的文化素质作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提高全体官兵的文化知识水平作为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新中国成立前20多年，虽然战斗频繁，环境艰苦，各部队仍采取各项措施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文化教育，使部队官兵的文化素质有了普遍的提高。但由于广大指战员在旧社会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虽然学习了一些文化，但多数人的文化水平依然很低。据新中国建立之初时统计，“战士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占80％，其中识500字以下的尚有30％左右。干部中不及高小程度者约占68％”。这种状况成为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大障碍。1950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军队今后整训，首先以文化教育为主，在连、营、团、师、军区各级，普遍举办干部战士的在职文化学校，并由师以上领导机关抽调干部，举办速成文化学校。”同年8月1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颁布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

    1950年10月由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这一计划未能在全军得到全部实施。1951年6月，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战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于是，中央军委于1951年12月决定，从1952年6月到1953年5月，全军的教育训练“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之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开展一个以扫盲为重点的文化学习运动，用50％的训练时间进行文化教育，要求在一年内扫除干部战士中的文盲，并将初小毕业或高小毕业的干部战士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或初中一年级的程度。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央军委于1952年专门制定了《部队文化教育大纲》颁发全军。

    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队文化教育大纲》下达后，各部队根据《大纲》的要求，积极制定教育计划，挑选配备文化教员，编写教学参考资料，建立各类文化学校，全军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文化学习的热潮，大军区、海军、空军、二级军区、军委直属队，普遍开办了文化速成中学；三级军区（省军区）和师开办了文化速成小学。全军共创办了262所文化速成学校，调配一批中高级干部任校长，抽调了大批干部离职学习。各部队的文化教育由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密切配合。团以上单位设文化教育委员会，由领导干部和司、政、后机关负责人共同组成，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负责安排文化教育的课程、时间，解决经费、设备、教材、教员学员调配等问题。

    整个部队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广大官兵的文化水平，培养大批工农知识分子，帮助于部战士掌握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与技术，增强部队战斗力为根本目的。各部队根据这一目的，在文化教育过程中，以干部为重点，以消除文盲为目标，以文化速成学校为干部文化教育的主要组织形式，兼顾了对具有高小以上文化人员的继续提高和在职干部的教育。

    各个部队在文化教育过程中，十分注意从实际出发，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使文化教育符合“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原则。基本做法是：

    （1）打好基础，逐步提高，力戒高指标。

    （2）力求实效，正确掌握教学进度。处理好“突击”性学习与“巩固”已学成果的关系，反对和克服“速”而不“成”的形式主义与指标主义。

    （3）统一训练，灵活实施。统一教学方针、计划、课程、教材、学时、编制、编班升级制、考核验收制、基本的教学程序等，同时允许各单位有一定的灵活性，做到“既不乱，也不死”。

    （4）适时推广先进经验。

    1952年开始的全军大规模文化教育运动，据统计大约有150万干部战士参加了文化学习，占应学人数的80％。全军选配了14万名知识分子担任各级文化教员和文教工作人员。这样大规模地进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还是第一次。各级领导干部走上文化教育第一线领导文化教育。广大指战员在“建军备战学文化”的口号鼓舞下，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课本随身带，有空学起来。在军营里，在训练场上，在工作岗位上，甚至在火车、轮船、汽车上，都可以看到干部、战士埋头刻苦学习的情景。

    经过一年文化学习，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发生了明显变化。一大批文盲、半文盲干部、战士的语文达到了高小或高小毕业程度。全军包括因特殊原因未进行学习的部队在内，初小语文、算术两门课程未达到毕业的人数，已由67.4％下降至36.2％。达到初小语文、算术两门课程毕业以上的，由32.6％上升至63.5％。学习成绩突出的“塔山英雄团”，有90％的人员达到高小语文毕业以上程度。1953年5月，全军实行大会考，各科总平均成绩达到80分以上，不及格率仅5％左右。

    随着部队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广大干部战士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提高了，视野开阔了，思想活跃了，政治素质增强了，同时为学习现代军事和军事技术，建设现代化的军队打下了初步的基础。特别是通过开展大规模文化教育学习运动，还锻炼与提高了大批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许多文化教员克服了轻视工农兵的思想。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也消除了同知识分子的隔阂，纠正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进一步加强了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上甘岭战役重大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先后对敌60个目标攻击77次，毙伤俘敌2.7万余人，使敌人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敌人认为，他们已在作战上丧失先攻之利，在精神上处于萎靡状态，作战主动权已经转到志愿军手中。于是为了迫使志愿军转入守势，扭转其所处的被动局面和谋求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决定马上组织进攻作战。为此，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集中兵力发动了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企图改善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破坏志愿军正在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并查明志愿军坑道阵地情况，为其尔后进攻创造条件。

    上甘岭位于金化以北3公里，其西北的五圣山，是朝鲜中部的门户和战略要地，在志愿军的正面防线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前沿的两个战术要点为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是志愿军防御阵地的突出部，楔入敌人阵地，可钳制金化，控制南北交通。“联合国军”用于进攻的部队，开始为美军第7师和南朝鲜军第2师，以后又陆续投入南朝鲜军第9师和美军空降第187团、哥伦比亚营、阿比西尼亚营，另有18个炮兵营（105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300余门）和170余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支援，总兵力共6万余人。志愿军先后参战的部队是第15军45师、29师86团和87、85团各一，第12军31师（欠2个营）和34师106团（后改为102团），炮兵12个营另9个连，共4.3万余人。

    这次作战的特点是由战斗发展成为战役规模，作战地幅之小，投入兵力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战斗激烈程度是战争史上所罕见。作战双方在3.7平方公里的一个半连的阵地上，反复争夺43天。“联合国军”每天集中优势兵力和猛烈的火力进行轮番攻击，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最多时一天达3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将两个山顶的土石炸松1—2米。志愿军防守部队为粉碎敌人的进攻，采取了“坚守阵地，寸土必争”的指导原则，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艰苦顽强的防御作战。全战役分为争夺表面阵地、坚守坑道、进行反击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0月14日至20日，“联合国军”先后投入17个步兵营，每天都在大量飞机、火炮支援下，进行多路多批、持续不断的攻击。志愿军防守部队在纵深少量火炮和部队的支援下，依托坑道工事，白天阻击，入夜反击，表面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经过多次反复争夺，两个高地的表面阵地被敌占领，志愿军防守分队在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后转入坚守坑道作战。在14日反击597.9高地战斗中，135团7连排长孙占元率领突击排进至该高地山腰时受阻。他两腿炸成重伤后，仍顽强地指挥战斗，并用缴获的两挺机枪轮流射击，毙伤美军80余人。当子弹打完，美军涌上来时，他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19日，在再次反击597.9高地的战斗中，当六连冲到半山腰时，突然遭到美军一个机枪火力点的猛烈射击，伤亡很大。

    在此危急关头，135团2营通信员黄继光英勇地冲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奋力堵住地堡的机枪射孔，为反击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黄继光和孙占元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反击战的胜利，志愿军领导机关为黄继光追记特等功，授予“特级英雄”称号；为孙占元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

    第二阶段，从10月21日到29日，志愿军坚守坑道，同“联合国军”展开围攻与反围攻、破坏与反破坏斗争，准备决定性的反击。“联合国军”为巩固已占的表面阵地并向纵深发展，采用了一切残酷手段，对志愿军坚守坑道部队进行围攻。他们用炮火封锁和摧毁坑道口，用石头、麻袋等阻塞坑道口，用炸药连续爆破坑道，向坑道内投掷汽油弹、毒气弹、硫磺弹，以及使用火焰喷射器等。

    志愿军坚守坑道部队，由于有的坑道被炸塌或被堵塞，加上坑道缺粮、缺弹、缺水，硝烟、硫磺、血腥、粪便和汗臭，使空气污浊不堪，氧气不足，温度上升到穿单衣还难以忍受。特别是缺水，有时甚至只能饮溺止渴，处境极端困难。但是守坑道的勇士们始终顽强不屈，发扬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联合国军”展开异常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或在坑道口用麻袋修筑工事阻击敌人，或冲出坑道与敌斗争，或抢挖被炸塌的坑道口，并广泛开展冷枪冷炮阻击活动，积极主动打击表面阵地敌人。坑道内外的部队互相鼓舞，密切配合，大量杀伤和疲惫敌人，使敌人不能巩固地占领两高地，不能向志愿军防御纵深发展。

    第三阶段从10月30日开始，到11月25日结束。志愿军坑道内外部队，在大量炮火支援下，进行决定性反击，彻底粉碎敌人的“金化攻势”，全部收复阵地。10月30日，志愿军7个连同坑道内3个连配合，对597.9高地的敌人进行反击，全歼守敌4个连。第二天，“联合国军”集中数十架飞机，70余辆坦克和大量火炮，先后用6个营的兵力向高地冲击14次，均被击退。

    2日和3日以后，每日均以1个营至1个团兵力攻击597.9高地。在5日的作战中，战士胡修道在其他同伴负重伤情况下，一个人坚持战斗，打退敌人41次冲击，歼敌280余人，巩固了阵地。当时美联社记者写道：“联军牺牲的人和消耗的军火，已使联军的司令官们震惊了。”“联军在‘三角形山’（指597.9高地）是被打败了。”志愿军领导人在11月5日致电祝贺收复597.9高地的胜利，表彰参战部队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

    11月11日，志愿军向537.7高地北山发起冲击，全歼守敌，夺回阵地。

    此后交战双方反复进行争夺战。激战至25日，击退敌人50余次冲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537.7高地北山阵地。至此，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志愿军在这次战役中，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击毁大口径火炮60门、坦克14辆。当时美国新闻界写道：“美军的伤亡达到一年来的最高点”。“金化攻势已经成了一个无底洞，它所吞食的联合国军军事资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国军队的总攻势所吞食的都更多”。“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其《从多瑙河到鸭绿江》的回忆录中沮丧地说：“‘金化攻势’，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联合国军”为了占领志愿军两个连扼守的上甘岭阵地，运用了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它所倾泻的炮弹，平均每天2.4万多发，最多时一昼夜30多万发。

    每天出动飞机平均80多架次，多时达250多架次。山上的石头被轰击成1米多厚的粉末。可是守卫上甘岭的志愿军经受了严峻考验，创造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使“联合国军”遭受惨重失败而不能前进一步。美国新闻界称这次战役“实际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志愿军指战员的机智、勇敢、坚毅、顽强、无畏，被人们誉为“上甘岭精神”。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195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经过3年浴血奋战，终于迫使美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停止了侵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朝两国军队共毙、伤、俘敌军109.3万余人，其中美军39.7万余人，击落击伤和缴获飞机12224架，击沉击伤舰艇257艘，击毁击伤和缴获坦克3064辆，缴获火炮6321门，缴获枪支近12万支（挺）。这是中朝两国人民及志愿军和人民军殊死战斗取得的伟大胜利。为取得这个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及失踪被俘共36.6万余人，其中战亡11.5万余人。损失飞机399架，其中被击落231架，损失汽车12916辆。同时，中国人民还付出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消耗。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国际性战争。战争虽然只在朝鲜半岛进行，但参战国很多。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另一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交战双方投入了大量兵力兵器，作战规模越来越大。双方兵力最多时共达300万人。这场战争又是一场交战双方军事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现代化战争。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武器，作战飞机最多时达2400余架，舰艇300余艘，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有大量火炮和坦克，火力强，机动快。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有空军参战，也只能掩护主要运输线，不能直接支援步兵作战，陆军也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装甲兵作战，火力、机动力远不如敌军。

    然而，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士气低落，内部矛盾重重，兵力不足，难以坚持持久作战，因此，最后终告失败，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士气高昂，内部团结，兵力雄厚，利于持久作战，所以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重大事件，它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占领全朝鲜并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战略企图，戳穿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援助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为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维护东方与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持久和平的伟大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在战争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确立了正确的战争指导路线，因而能够成功地驾驭战争中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将战争引向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志愿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人民志愿军继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发挥人民军队固有的政治优势。广大指战员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士气，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勇于克服劣势装备，物资供应和恶劣环境带来的种种困难，创造了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荣立集体功的有5900多个单位，荣获英雄模范称号和荣立战功的人员有30.2万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先后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授予彭德怀、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弟、邱少云、伍先华、许家明、胡修道、杨春增、杨育才、李家发等人。志愿军被祖国人民誉为最可爱的人。为了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以一切必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前线。广大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和青年学生踊跃参加志愿军、数以万计的民兵、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组成庞大的担架队、运输队和医疗队到前线执行战勤保障任务。为了购买武器改善志愿军的装备，全国人民捐献了5.56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前方将士和后方人民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威力巨大的人民战争。事实充分证明，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仍然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中朝两国军队和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的战斗友谊和团结，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政治基础。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给予志愿军无微不至的关怀。英雄的朝鲜人民，忍受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种种苦难，以坚持生产、筹措粮食、修桥筑路、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操作向导、防奸反特等积极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志愿军遵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最高准则，不但以鲜血和生命援助了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且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尊重朝鲜民族的风俗习惯，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并在作战之余尽量给朝鲜人民以各种帮助。有许多战士为了从敌人炮火下、从敌机轰炸中、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中抢救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52年1月2日，志愿军第49军第141师侦察队文书罗盛教在成川郡栎沼河边练习投弹时，看到朝鲜少年崔莹不慎掉进冰窟，他毫不犹豫地跳入冰水，救起了崔莹，自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事后他被追记为特等功，荣获一级爱民模范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荣誉称号。志愿军正是用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朝鲜人民的爱戴和支持。此外，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并肩作战中，做到了密切协同和相互配合，形成了无比坚强的整体的战斗力量。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朝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共同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正确领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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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联防粉碎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的进犯   

    国民党当局从撤逃台湾的时候起，就在美国政府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断派遣军队，从海上和空中对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各种袭扰破坏活动，企图伺机反攻大陆。1950年7月至1953年7月，国民党台湾当局利用大陆军民致力于清剿匪特、进行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项中心工作，海防力量相对薄弱的时机，不断指使国民党军对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中、小规模的登陆窜犯活动。初期，他们主要以海匪武装登陆窜犯大陆沿海地区，进攻浙东沿海岛屿，继而驱使海匪入窜内地，企图支援陆上土匪，尔后又以海匪和正规军在局部地区形成的相对优势兵力，实施登陆窜犯，妄想“以大吃小”，歼灭解放军的一些守备部队，扩大政治影响。然而，所有这些窜犯活动，在大陆军民的沉重打击下，都以失败而告终。

    一、打击袭扰沿海地区的窜犯活动

    1950年上半年，国民党军为了牵制人民解放军向岛屿进军，曾对浙江、上海、福建进行了多次袭击。1月25日，驻金门的国民党军派出“两龙（龙谈、龙岩）游击队”窜扰大陆，在平和、南靖地区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俘少将司令贺少良以下100余人。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登陆窜犯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于1950年5月24日发出指示，要求“加强沿海各区警备，严防匪特登陆”。据此，沿海各军区按照重点守备与全线控制相结合、反击与进剿相结合的原则，统一区分地段，实行军民联防，分段担负守备任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并于7月6日开始执行“侦察巡逻”任务。为了伺机反攻大陆，国民党当局从6月份起，全面整编台湾、澎湖、金门的国民党军，将原有的20个军的番号缩编为12个军又6个独立师。经过整顿之后，国民党军在福建、浙江沿海未解放的20多个岛屿上部署了10万余人的兵力，其中金门、马祖两岛即有正规军6万余人，其余为台湾当局操纵的海匪武装。国民党军队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对大陆及沿海已解放的岛屿频繁进行各种骚扰破坏活动。

    根据国民党军以沿海岛屿为窜犯重点、企图扩展海上阵地的情况，解放军以攻守结合的办法，一边进剿逃往岛屿的残余国民党军，一边打击国民党军对已经解放岛屿的窜犯活动。在6月2日至环岛坎门镇反偷袭战斗、7月12日对披山岛海匪吕谓祥部的攻击中，以及在11月20日的玉环岛保卫战斗中，共歼灭海匪780多人，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中小规模登陆窜犯活动。

    二、围歼内窜武装

    1951年1月，为配合美军在朝鲜战场向中朝人民军队准备发动的全线进攻，美国政府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密谋对厦门、汕头等地进行大规模进犯。1月13日，毛泽东电示华东、中南军区陈毅、邓子恢等领导人，要迅速研究对策。华东和中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按照“确保要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原则，立即调整了野战军的部署。两个军区的海防部队在重点岛屿和地段，修建了必要的防御工事。台湾当局见解放军加强战备，防范严密，只好放弃窜犯大陆的企图。

    台湾国民党军大规模迸犯大陆的计划破产以后，故伎重演，继续加紧登陆窜扰活动，把主要目标从沿海地区转向内陆山区。解放军对于内窜的国民党军，采取迅速追击、就地歼灭的方针，使用精干部队堵击、围剿、追歼成股武装，组织民兵联合清剿，搜捕流窜分子，力求将其全歼。福建晋江地区围歼两支内窜“纵队”，就是成功地贯彻这一方针的结果。1951年9月4日，国民党“福建人民反共救国军”360多人，分两路从福建惠安县登陆。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迅即进行围追堵截，两路入窜之敌除极少数从海上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化装成和尚企图逃走的“泉州纵队”司令陈令德被活捉。

    三、挫败“以大吃小”的突然袭击

    国民党军的武装登陆内窜活动屡遭失败后，台湾当局从1952年起，变换手法，采取所谓“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战术，以几倍、十几倍的优势兵力，在海军、空军的配合下，突然袭击大陆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岸突出部或沿海岛屿，企图歼灭解放军的守备小分队，得手后或发现解放军的大部队增援时，即迅速撤离。这种“以大吃小”的突然袭击，直至1953年7月进犯东山岛惨败后才被迫收场。东山岛是福建的第二大岛，面积为165平方公里，人口约8.3万，是闽南的海上屏障。驻守东山岛的是解放军公安80团2个营（欠1个连）。7月15日21时，国民党军金门防卫司令部上将司令长官胡琏，率领45师（欠133团2个营），18师53团和海匪第1、2突击大队等部1万余人，分乘舰艇13艘，由金门启航驶向外海。

    福建军区于16日1时电令闽中、闽南各海防部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负有作战指挥任务的31军，即令步兵91师272团，立即奔赴漳浦旧镇集结待命。驻东山岛的公安80团1、2营（欠4连）和迫击炮连，于拂晓前进入阵地，做好战斗准备，位于东山岛北侧八尺门渡口的水兵1团1连，担负输送作战部队进出岛和转移东山县地方人员出岛的任务。16日拂晓，金门国民党军1万多人，在海军、空军配合下，进犯东山岛。守岛解放军在增援部队有力配合下，激战36小时，歼灭国民党军3379人，击落飞机2架，炸毁坦克2辆，击沉登陆艇3艘。作战中，人民解放军伤亡和失踪1250人。东山岛战斗的胜利，是对国民党军“以大吃小”袭扰活动的沉重打击。

    从1949年秋至1953年7月，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对大陆进行的上百人至上万人的中、小规模登陆窜犯活动有71次，出动的总兵力为4.77万人，被大陆军民歼灭7900余人。

    东山岛战斗后，国民党军被迫改变策略，主要以小股武装对大陆进行袭扰。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打败法国侵略者   

    50年代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完成国内作战任务的同时，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出援越军事顾问团，大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独立战争。从1950年3月至1954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向越南军队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后勤军需物资援助，帮助训练越军主力部队的同时，派出军事顾问团，全面帮助越南军队建设，协助组织指挥作战，为越南人民取得抗法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应邀派遣军事顾问团

    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应越南人民政府和胡志明主席的请求，决定从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抽调1个师（包括师、团、营）的全套顾问，另从第四野战军抽调1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从第三野战军选调人员组成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部。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组成，韦国清任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任副团长。军事顾问团下设军事、政治、后勤3个顾问组。8月9日，军事顾问团启程入越，12日到达越军总部所在地广渊地区。

    韦国清任越南总军委和越军总司令顾问，梅嘉生任军事顾问组组长，邓逸凡任政治顾问组组长，马西夫任后勤顾问组组长，梅、邓、马3人分别担任越军总参谋部、总政治局和总供给局顾问。同时，也向越军主力部队第304师、第308师、第312师派驻了顾问组。

    二、协助组织指挥作战

    协助越军组织指挥作战，消灭法军有生力量，夺取抗法战争的胜利，是军事顾问团的一项主要任务。军事顾问团入越后，先后协助越军组织了边界战役、红河中游战役、18号公路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寮战役、1953年至1954年冬春作战和奠边府战役。其中，边界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是抗法战争决定性胜利的三个重要战役。1950年7月初，中共中央代表陈赓动身赴越，沿途进行了有关军事、政治情况的调查，8月14日到达广渊越军前线指挥所，与早两日到达的由韦国清率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会合，于9月16日协助指挥越南人民军发起边界战役。边界战役解放了高平、东溪、七溪等战略要地，打破法军经营多年的边界防线。边界战役结束后，陈赓奉调回国。从1950年底到1952年12月，军事顾问团又协助越军组织了红河中游、东北（18号公路）、宁平、西北上寮等战役。这些战役的胜利，使越南北方的根据地得以巩固和扩大，并打通了中越边界的交通线，从而为争取抗法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奠边府在莱州以南约75公里紧靠越、老边界的地方。该地是越西北高原上较大的盆地，南北长约18公里，东西宽6—8公里，四面环山，人烟稀少，交通闭塞，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侵越远东法军总部认为，奠边府不仅是联结越西北和上寮的“战略十字口”和上寮的屏障，而且是建成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陆、空军重要基地的理想处所。因此，法军把整个西北的防御力量集中到奠边府，并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个陆、空基地”。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提出了歼灭奠边府法军的设想，并向中共中央军委作了报告。越军前指接受了军事顾问团的建议，拟制了奠边府战役作战方案。在战役准备阶段，莱州之敌于12月7日撤退，越南人民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构成了对奠边府的包围。同时，法军迅速增兵至16个营，建成49个大小据点和2个野战机场。法军声称，奠边府是东南亚不能攻克的“凡尔登”。

    军事顾问团与越军前指共同分析了这种情况，确定改“速战速决”为“稳扎稳打”，严密包围，逐点攻占，波浪式推进，最后总攻的作战方针。1954年3月13日，越军对包围了三个月的奠边府发起攻击，至4月下旬，扫除了奠边府周围的据点，法军被压缩在不足2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5月1日，总攻开始，中国装备越军的6管火箭炮发挥了巨大威力。7日下午，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莱将军投降，奠边府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歼敌1.62万人。

    奠边府战役的胜利是越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沉重地打击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加速了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通过外交斗争的胜利，迫使法国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取得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同年7月，越南全境停火，法军撤出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北纬17度线以北的越南北方全部解放。

    三、帮助越南加强军队建设

    中国军事顾问团在协助越军组织指挥作战的同时，还从各个方面帮助越军进行建设。在军事工作方面，军事顾问团根据作战任务和形势发展的要求，有计划地帮助越军在作战和建军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三次转变，使其逐步走上了正规化、现代化建军的轨道。在政治思想建设方面，军事顾问团不仅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经验，有针对性地传授给越南人民军，而且帮助越军建立起一整套的政治工作制度和业务机构，这对保证越军作战的胜利和完成各项建设任务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后勤建设方面，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军整顿并健全了后勤组织，完善了规章制度，组织了后方建设，提高了保障能力，并使后勤工作逐步走上正规。

    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给予越南无偿援助的国家。1950年到195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15.5万支，各种火炮近3700门，各种枪弹5785万发，各种炮弹108万发，以及大量的通信、工兵、后勤器材和其他军用物资。这些装备，有些是从缴获的美式装备中抽调的，有些是从苏联进口后无偿转让给越南的。这些援助有力地保证了越军作战和建设的需要。中国军事顾问团从1950年8月入越，到1956年3月全部撤回国内，在5年多的时间里与越南军队同甘苦，共患难，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使命。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一江山岛   

    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陆、海、空军三军指战员，对盘踞一江山岛的国民党军发起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经过10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全歼守军，占领全岛。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三军联合作战。这一胜利，显示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强大威力，取得了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宝贵经验。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外东海中，由南江、北江两个小岛组成，面积为1.7平方公里。由于在台州列岛，上、下大陈岛居中心地位，而一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哨阵地，其地理位置相当显要。台湾当局的“国防部长”俞大维认为“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一江不保，大陈难保；大陈不保，台湾垂危。”他还同美国军事顾问一起，专门对一江山岛防御做了部署。

    1953年8月，原国民党67军中将军长刘廉一到大陈岛接任总指挥时，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已有美械装备的一个主力师、6个突击大队，并有海军舰艇10余艘，总兵力达2万余人，形成了以上、下大陈岛为核心，以一江山岛等为外围的坚固海上防御体系。以此为基地，不断袭扰我东南沿海地区。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袭扰破坏活动，1954年1月，华东军区提出陆、海、空三军联合攻打大陈岛的战役计划，经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批准后，立即着手进行作战准备，并组织参战部队加紧渡海登陆作战训练。后逐步确定首先攻占一江山岛，以此作为大陈岛战役的第一个步骤。至7月下旬，华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指示，对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作了精心的部署，并且确定了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步兵26军60师1个团又1个营，地面炮兵1个多团，高射炮兵1个多团，火箭炮兵2个营及喷火兵、工兵各一部；海军航空兵7个大队；海军第6舰队（指当时华东军区海军所属的小型舰队）、鱼雷艇、登陆运输舰艇各一部和部分海岸炮兵；空军航空兵15个大队又1个夜航中队。

    进攻一江山岛的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阶段。

    1954年11月1日，解放军鱼雷艇31大队的6艘鱼雷艇由定海启航进至高岛，寻找战机，攻击国民党军“太平”号舰。11月4日零时5分，4艘鱼雷艇实施攻击，击沉国民党海军主力舰“太平”号。与此同时，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舰空兵也频频出动，寻机轰炸停泊在大陈港内的国民党海军舰艇。

    1955年1月10日，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共出动飞机130架次，投弹709枚，先后击沉国民党坦克登陆舰“中权”号，击伤护航驱逐舰“太和”号，重创后勤修理舰“衡山”号。另有102艇击沉国民党海军炮舰“洞庭”号。人民解放军海、空军参战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英勇作战，完全掌握了预定的战区制空、制海权，为顺利进行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二阶段为渡海登陆作战，攻占一江山岛。根据一江山岛海区的气象情况，1955年1月12日，中共浙东前指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13日至19日完成最后的作战准备工作。14日正式下达作战命令：步兵178团（又三营）和180团2营为登陆突击第一梯队，178团3营为第二梯队，在海、空军和炮兵的协同下，攻占一江山岛；由4个登陆运输大队组成的登陆输送队，先在石浦港隐蔽集结，再开进到头门山、高岛、雀儿岙的出发海域，尔后输送攻岛部队登陆；海军战舰大队4艘护卫舰，24艘炮艇，第六舰队2艘炮舰和鱼雷艇第1、31大队，白岩山、头门山的海岸炮兵连，分别以火力掩护和支援攻岛部队的航渡、突击上陆和陆上战斗；36架轰炸机实施2次航空火力准备，24架强击机除参加航空火力准备外，还以连续轰炸扫射的方式支援步兵登陆和纵深战斗，124架歼击机实施空中掩护；炮兵4个营57门火炮在火力准备时，以猛烈的火力压制、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破坏岛上防御设施，支援步兵战斗；确定发起攻击当天的14时20分为步兵在一江山岛登陆冲击的基准时间；限陆、海、空三军参战部队于17日24时前，分别隐蔽进入集结和待机地域，完成进攻准备。

    18日晨，总攻开始。8时，空军轰炸机和强击机对一江山岛纵深工事和主要支撑点进行航空火力突击后，炮兵对敌前沿阵地予以压制。12时许，登陆船队在空军和作战舰艇掩护下起渡，14时20分发起登陆突击，在20多个登陆点同时登上一江山岛。战至18时，登岛部队占领全岛后转入防御。至此，一江山岛作战胜利结束。此役共毙敌519名，俘敌567名。人民解放军393人阵亡。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建国几十年来，人民解放军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简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就是人民解放军大批部队戍边屯垦的代表。

    新疆，自西汉以后就曾是进行屯垦的地方，历代藉此以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以保卫疆土。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屯垦的意义和规模都远不能与当代人民解放军的屯垦相比拟。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6万余人，在第1兵团司令王震率领下进驻新疆。当进疆部队与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武装民族军和新整编为人民解放军的第23兵团胜利会师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赋予他们双重任务：既保边疆又实施屯垦。1950年初春，屯垦部队开始了新疆地区亘古未有的大规模垦荒生产。不长时间，沿着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的边缘出现了绵延数千里的一个个垦荒点。在渺无人烟的万古荒原上，10多万指战员穴地为居，化雪为炊，艰苦创业。当时，许多连队几个月没有经费，生活上只能以盐水、辣椒面拌饮，生产上则完全靠搜集报废的汽车零件和破铜烂铁自制农具。多数单位马匹不足，战士们就用芨芨草搓绳，用人拉犁，硬是在大片的荒原上开出了一块块农田。1950年11月，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给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写信，指示新疆屯垦的部队要大搞水利，并利用自然条件，种好棉花，为支援国家建设多作贡献。

    这一要求迅速得到落实。从1950年至1952年，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开垦了10.6万多公顷荒地，办起了43个农牧场，共为国家创造了2.27亿元的财富，为争取新疆地区财政经济的好转，推动新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屯垦部队在采用先进耕作技术、使用新式农机具、培养优良品种等方面，对新疆地区发展农牧业起了示范作用。同时也给国家组织大规模农业企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新疆的屯垦开发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先后调入了10个农业建制师和4个相当于师的工程部队。1954年8月6日，总参谋部同意将新疆军区第22兵团部与生产管理部合并改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领导机构。1954年12月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陶峙岳任司令员，王恩茂兼任政治委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文革”期间遭到极大破坏，1975年被撤销。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机构。

    几十年来，兵团已成为一支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工农商学兵全面发展的农垦大军，在繁荣新疆地区的经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防，团结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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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干部实行薪金制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具备了集中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和各项军事建设的有利条件，加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被提到议事日程。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四年来军事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军队建设的目标和要求。会议确定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是：解放军要在现有基础上，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积极地有步骤地将自己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为解放台湾，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这次会议讨论了实行三大制度（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全国军区的划分、公安部队的整顿、军事训练和培养干部等问题。关于实行三大制度问题，彭德怀指出实行三大制度对解放军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是我国国防建设的根本起点，同时也涉及到每个干部军士和士兵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长期实行志愿军兵役制和供给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军队是靠动员群众自愿参军补充扩大兵员的，参军之后，长期在军队服役。当时，全军上下都过着艰苦的生活，要靠自己筹粮筹款，甚至动手生产，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按照一定的计划征集兵员和实行军官薪金制提供了条件。1954年11月，国防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于1955年1月开始实行。军官薪金暂由级薪、军龄补助两部分组成。级薪分为19级：正排、副连、正连、副营、正营、准团、副团、正团、准师、副师、正师、准军、副军、正军、准兵团、副兵团、正兵团、大军区、军委主席副主席。

    同时，军龄在5年以上至10周年补助级薪的10％，军龄以5 年为段，每进入新龄段增补5％，最高者补30％。

    1955年开始逐次实行的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颁发勋章奖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步骤，涉及到全军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它的实施给军队政治工作带来了极为繁重的任务。1954年12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工作指示》，要求全军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和周密细致的组织准备工作。通过反复的思想动员、政治教育和党团会议的讨论，广大干部战士认识到实行由志愿兵役制到义务兵役制的改变，是缩减常备军，训练和储备强大的预备兵员，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措施，实行薪金制、军衔制和对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是国家对军人政治上的关心和生活上的照顾，有利于激发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推进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在实施中，毛泽东、中央军委和各总部一些领导人带头压低自己的薪金级别，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切实执行政策，掌握原则，力求做到对干部的评级定衔公道合理，大力宣传了一些战功卓著或有其他重大贡献的老干部主动要求降低授予自己的衔级的高尚风格，注意克服部队因长期实行供给制带来的平均主义思想，批评争名争利的个人主义倾向。四项制度的改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圆满完成，使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全军实行军衔制度   

    实行军衔制度，是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战争年代，我军曾于1939年和1946年两次拟议军衔制度，但因“超过现有物质基础”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而中止。

    新中国诞生后，随着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把全军实行军衔制度，提到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从1952年冬开始，总干部部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对实行军衔制度开始进行了研究，并拟定了初步计划，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了对军衔等级设置、评定军衔的组织领导、标准条件等意见。同时，总干部部于1952年11月26日，向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副主席报告，建议中央军委成立军衔工作委员会，领导实施军衔的准备工作，和对高级干部军衔等级的评定与审查工作。1953年2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萧华为副主任，委员有张宗逊、萧劲光、刘亚楼、杨立三、赖传珠、徐立清、苏静、孔石泉。3月7日，在实施委员会之下，成立军衔审查研究组，负责实施军衔制度的具体工作，中央军委原拟于1953年7月份全军实施军衔制度，后中央军委决定，将评衔工作延迟到军队组织编制确定，兵役法颁布实施后再实施。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在《指示》中，就实行军衔制度的意义与目的作了详细阐述：“实行军衔制度，是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授予军人军衔，是为了确定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也是给军人的一种荣誉。军衔制度的正确实施，将提高各级干部的组织性、纪律性；并鼓励各级干部努力上进，从而促进部队的军事、政治水平的普遍提高，增强军队的战斗力。”2 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条例第二章专门写了“军衔和肩章符号”。8月11日，国防部发出《关于军士和士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全军按照《指示》和《条例》开始评定军衔。1955年9月17日，国务院第18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5年10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佩戴军衔肩章，军兵种和勤务符号，按照国家规定的新的服装制式着装。这是我军实行军衔制度的正式标志。

    评定、授予军衔工作分为两期进行。第一期主要是评定、授予现役军人（包括军官、军士和兵，下同）的军衔。第二期是评定和授予预备役军官的军衔。军衔等级、专业区分及军衔的评定具体规定：

    军衔等级的区分：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空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在军衔立法文件里没有准尉军衔，但实际上授有此衔）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列兵军兵种及专业勤务军官按业务性质区分八类：指挥军官、政治军官、技术军官、军需军官、军医军官、兽医军官、军法军官、行政军官。

    指挥军官和政治军官衔，设少尉至大将3等12级。指挥和政治军官区分为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铁道兵、通信兵、技术勤务兵、公安军、空军、海军海上、海军海岸及防空军等12种。1963年《军官服役条例》合并为陆军军官、空军军官、海军军官3种，空海军衔称前冠本军种名称，如空军少尉、海军大将等。

    技术、军需、军医、兽医、军法军官衔，设少尉至上将3等11级。衔称前一律冠本专业勤务名称。

    行政军官设少尉至大校2等8级，衔称前冠行政二字。

    军衔的评定。《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授予军官军衔的条件有：①现任职务；②政治品质；③业务能力；④在军队的服务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

    具体规定：

    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

    副兵团、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

    正、副、准军级，多数可评为少将；

    正师级，多数可评为大校；

    副师、准师级，多数可评为上校；

    正团级，多数可评为中校；

    副团、准团级，多数可评为少校；

    正、副营级，多数可评为大尉；

    正连级，多数可评为上尉；

    副连级，多数可评为中尉；

    正排级，任军官职务者可评少尉，任军士职务者一般评为准尉。

    军士和兵的军衔，根据所任职务的编制军衔的规定评定。

    1955年9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命令。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典礼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

    接着，毛泽东主席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分别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同日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隆重举行了授予将官军衔典礼。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的命令，接着，周恩来总理分别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有：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10人。9月28日，国防部举行受衔典礼，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级军官军衔。1955年11月至1956年初，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分别在北京、南京、成都、兰州、沈阳、广州、武汉等地，代表周恩来总理授予各地驻军将官以上军衔，代表彭德怀国防部长授予将官以下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海军、空军、公安军、防空军、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军兵种的领导机关也都在机关所在地举行了校官、尉官的授衔典礼。

    1955年首次授衔时，共授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其中1955年9月27日授予55名，1956年1月授予1名，1958年1月授予1名），中将177名（其中1955年9月授予175名，1956年1月授予1名，1958年授予1名）；少将806名（其中1955年9月授予802名，1956年授1名，1957年授2名，1958年授1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历时10年。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提议，通过《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至此，第一次军衔制结束。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解放军报》出版   

    《解放军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由解放军报社编辑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出版全军性的统一报纸，以便中央军委通过报纸加强对全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指导。1955年8月经国防部长彭德怀请示毛泽东主席批准，决定创办《解放军报》，当年9月试刊。

    1956年1月1日正式创刊，始为周三刊，内部发行，1958年起改为日报，对开四版。该报的阅读对象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人民武装警察、国防科研、军工战线广大工作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转业、退伍军人和军烈属以及其他关心国防事业和为国防建设服务的广大干部群众等。1987年1月1日起开始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以便更好地传播国防建设最新消息，报道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展示当代军人生活风貌，传播世界各国军事动态，探讨现代军事科学理论。

    《解放军报》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令和中央军委以及各总部的命令、指示；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及英雄模范人物、先进集体；宣传军队完成宪法所赋予的任务的业绩和经验；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就，反映部队生活的新面貌；交流工作经验，指导部队教育训练，探讨现代化军事科学理论；传播国内外军事科学技术信息和知识，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读者的意见和要求等。

    《解放军报》创刊后，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服务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这一宗旨，艰苦创业，勇于探索，逐渐成为一张在全国和全军有一定影响的综合性报纸。

    《解放军报》从1956年创刊到现在，大至经历了三个时期。

    从1956年正式创刊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是《解放军报》的工作由全面打基础到蓬勃发展并取得广泛影响的时期。这期间，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深入基层，创造先进连队和全军大练兵的总部署，《解放军报》把工作重点放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帮助连队解决问题，发现和推广先进经验上，报道了全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活动，传播了加强基层建设，加强正规化训练的经验。

    宣传先进典型，是《解放军报》的传统。此间，该报宣传报道了一大批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的事迹和经验，这对于当时形成艰苦奋斗、助人为乐、奋发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起了促进作用。50年代比较著名的先进典型有：节约标兵郭云风；在东南沿海作战中英勇殉国的战斗英雄安业民；红军团长当农民的方和明；回乡参加农业建设的将军甘祖昌等。60年代比较著名的先进典型和先进集体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雷锋；舍身救战友和人民群众的王杰、欧阳海、刘英俊、张春玉；保卫边境英勇牺牲的罗光曼、司马义·买买提；爱民模范谢臣、普布扎西；在海战中身负重伤坚持战斗的麦贤得；在军事训练中创造群众路线练兵方法的优秀连长郭兴福；深入苗家侗家山区的人民武装干部吴兴春等。另外还以大量篇幅宣传报道了身居闹市，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传统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刻苦训练、作风紧张、纪律严明的“硬骨头六连”，英勇善战的海军“海上猛虎艇”和空军“霹雳大队”等。50年代到60年代《解放军报》宣传报道的这一批英雄人物和模范集体，特别是雷锋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不仅当时风靡全国，而且一直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一时期，《解放军报》办得有声有色，受到从普通列兵到元帅以及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称赞，也受到了全国新闻界的高度重视。1964年7月，毛泽东主席亲自为《解放军报》题写了报名，并提议在同年“八一”建军节正式启用。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是《解放军报》曲折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使《解放军报》成为他们篡党篡军阴谋的工具，在他们的指令下，《解放军报》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起，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在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但是，在此期间《解放军报》的多数编辑、记者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还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斗争的，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正确原则和部队完成各项任务的业绩。特别是邓小平重新复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大力宣传和报道了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思想和贯彻《内务条令》、《纪律条令》的情况。这对于拨乱反正，稳定部队，起了积极的作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解放军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期间，随着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及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解放军报》的宣传指导思想和宣传重点相应地作了转变。宣传中积极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贯彻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促进军队和平时期的建设。这一时期，《解放军报》还以大量篇幅宣传了一批在新的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其中有模范军医吕士才，舍身救人的军校大学生张华，义务兵的好母亲赵珍妮，军人的模范妻子段兰英，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史光柱、英雄指导员钱富生，率领部队在大兴安岭奋勇灭火的师长吴长富等。

    《解放军报》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贯彻中央军委以及各总部的命令、指示，特别是在宣传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及英雄模范人物、先进集体等方面，在全军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解放军报》由创刊初期年发行量的13万份，发展到现年发行量达100万份左右，使报纸深深植根于广大群众之中，成为上级领导机关联系部队干部战士的纽带和桥梁，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了解解放军的一个窗口。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建立健全军队院校在干部中普及中等和高等教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

人民解放军组织体制改变

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回国

福建前线部队炮击金门

驻藏部队同西藏人民共同平息地方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

全军开展五好战士和四好连队运动

《毛泽东军事文选》出版

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取得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胜利

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伟大号召

人民解放军参加天津地区抗洪救灾

国防部授予某部“硬骨头六连”光荣称号

全军开展“比武”活动

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

击落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国军用飞机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全军改换帽徽、领章和着装

人民解放军援助越南人民进行杭美救国战争

南海舰队“八六海战”取得重大胜利

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建立健全军队院校在干部中普及中等和高等教育   

    军队院校教育，是培训各级各类军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途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历来重视军队院校教育。人民军队在创建初期，就建立了军校。随着军队的发展壮大，军队院校也不断发展完善。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院校逐步形成了适应军队建设需要的完整的培训体系，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把院校建设摆在了重要地位，军队院校发展也进入了一个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时期。1950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军队院校建设问题。会议确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的基础上，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各军兵种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学校，全军要创办1所综合性陆军大学。会后，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了增建军队院校的方案。同年11月，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军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会议确定了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的基本方针。中央军委批发了军训部《关于军事学校与部队训练问题的报告》。1953年1月，中央军委在第三次全军院校会议上对建设正规化学校的方针作了具体规定。在这个时期，总参谋部也先后颁发了《陆军军事学校工作暂行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校教学工作条例》。这两个条例，进一步统一了全军的办校思想，加强了军队院校的正规化建设。与此同时，军队院校管理机构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加强。1950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隶属于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的军事学校管理局。各军区、军兵种也设置了相应的院校管理部门。随着军队院校的发展，1952年12月29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参谋部军事学校管理部（1955年4月训练总监部成立后，该部并入训练总监部，改称军事学院和学校部。1958年12月，训练总监部撤销后，该部划归总参谋部建制领导，称学校管理部），这对于加强军队院校的统一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

    50年代，是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繁荣时期。1950年7月以后，根据中央军委拟定的增建军队院校方案，人民解放军首先将各战略区的军政大学、军政干校和各部队的随营学校改建为5所高级步兵学校、24所初级步兵学校和一批专业技术学校，并创办了一批新的各级各类院校。1950年11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院长（1951年2月4日又任命他兼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隆重的授旗阅兵式和开学典礼，宣布正式成。到1956年，该院发展为12个系，成为培养造就合成军队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综合性军事学府。1952年至1953年，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也相继成立。李聚奎为后勤学院院长，宋时轮为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955年3月，刘伯承根据合成化军队建设的需要，向中央军委建议，以军事学院的战役系、高级速成系和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为基础，分别建立高等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伯承的报告。各新组建的院校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全面展开。经过两至三年的准备，一批培养人民解放军高、中级干部的学院先后成立。1956年3月，又成立了以军事学院政治系为基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军委任命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该院院长。这是一所培养军队高、中级政治工作军官和理论研究骨干的政治工作学府。在创办各级各类指挥院校的同时，1953年9月1日，在哈尔滨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中央军委任命陈质为该院院长。这是一所培养精通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各军兵种军事工程技术人员的学府。学院成立之初，设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兵（后改称工程兵）等5个工程系。在开学前夕，毛泽东授予训词：“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这一时期，一大批专业技术学校也相继成立。到1959年，全军院校总数已达到129所，总人数约为25.3万人。同时，根据军队建设的需要，确定了各级各类院校的学制。指挥院校为3年；政治院校为2年；专业技术和医学院校的本科为4—5年，中专为2年左右；飞行学校为2年，预校为1年以内。至此，军队院校教育初步形成了一个初、中、高相衔接、专业门类齐全的比较完整的培训体系。

    1960年4月以后，根据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做出的决定，军事工程学院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学兵4个系分出，分别成立炮兵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学院和防化学兵工程学院；从军种系中分出一部分成立了海、空军高级专科学校，并新建了海军工程学院和空军工程学院。

    另外，中央军委还批准成立了后勤工程学院、雷达工程学院。经过初步调整，全军工程技术院校达到31所。1962年底，根据中央军委的通知精神，对部分军队院校进行调整，全军院校总数调整为119所，其中工程技术院校74所，占院校总数的62％。在这次调整中，本着减少重叠机构和行政人员，重点保留教员队伍的原则，制定了全军统一的工教人员与学员、教员与学员的基准比例，使院校的编制有了相应的依据。与此同时，对院校体制和学制也作了相应调整，明确规定指挥院校按三级培训，完成训练与速成训练相结合。

    这一新体制的确立，对于促进院校的稳定发展，提高教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军委在重视院校教育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在职干部的学习。1959年1月14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要求从1959年起，以10年为期，在全军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具体实施分两步：第一步，普及中等教育，使所有尚未达到初中毕业程度的干部，在3年到4年内，达到中学毕业，然后实行分科学习，根据每人不同业务的需要决定课程内容，以7年左右的时间，在所学科目上，专业知识达到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的教育水平。《指示》指出，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加强军队建设，从根本上提高干部质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各级干部以在职学习为主，应持之以恒。普及高等教育的重点对象是中青年干部。

    《指示》发出后，全军掀起了向文化进军的热潮，使干部的文化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但1960年后，由于林彪的干扰，这个文化教育十年规划未能得到实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   

    为了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和作战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武装力量建设和人民战争的规律，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服务，叶剑英于1956年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建议。年底，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北京成立了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彭绍辉任副主任。1958年1月8日，中共军事科学院临时委员会成立，叶剑英任书记。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彭绍辉、杨至成任副院长，王新亭任副政治委员兼党委办公室主任（政治部成立后王新亭兼政治部主任），下辖战役部（李夫克任部长）；战术部（彭绍辉兼部长）；战史部（韩练成任部长）；外军部（宋时轮兼部长）。叶剑英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他指出：军事科学院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广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从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今后战争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以推动我军迅速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他勉励全院同志，要虚心学习，刻苦钻研，密切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多生产为建军所需要的产品。同年5月25日，叶剑英就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方针、任务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工作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厚今薄古，学习、研究、生产三结合的方法，广泛采取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从中国和人民解放军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敌人，研究未来战争所需要的战术、战役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写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条令和战史。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各项意见。

    1960年8月，增设军事技术研究馆。军事科学院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全军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发展。1960年后，各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和野战军都相继成立了军事学术研究机构，组织起一支研究队伍。这些机构和队伍当时的工作重点是编写条令，同时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军事科学院的带动下，全军出现了编写条令和教材的热潮。

    到了60年代中期，由于林彪的干扰破坏，各军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学术研究机构陆续被撤销。1969年9月，军事科学院的组织机构也作了调整，编设办公室、政治部、学术保障处、管理处和战争理论、战术、战史以及外军研究等部门，撤销了军事技术研究馆，研究人员也大为削减，全军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1972年以后，为适应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军事科学院相继新建和恢复了计划指导部、院务部、军制研究部、政治工作研究室、军事学术杂志社、军事辩证法研究室、作战运筹分析研究室、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室和军事科学出版社等机构。1979年后，各军区、各军兵种和有关军事院校亦相继恢复或设立军事学术研究部门。1980年以后，为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需要，军事科学院的机构作了进一步调整和加强。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发挥军事科学理论在军队建设中的先导作用。1982年10月22日，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军事科学院要进一步加强军事学术研究，使之真正成为全军军事科学的研究中心，成为军委和总部从军事理论高度指导军队建设的助手。并希望“军事科学院进一步解放思想，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1986年3月28日，中央军委再次明确指示，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的军事学术研究机关，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是计划协调全军军事学术研究的机构。要求军事科学院要成为军委、总部从军事理论高度指导军队建设的助手，为军委、总部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目前，军事科学院下设战略、战役战术、军制、军事历史、外国军事、军事运筹分析、毛泽东军事思想、军队政治工作和军事百科等研究部门，已成为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需要，军事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防发展战略和建军、作战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0多年来，编著和出版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军事科学理论著作和研究咨询报告，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军事文选（集）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论述及有关的研究论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役、战术、军制、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论著；国防和建军、作战若干问题的建议、报告和论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务、纪律、队列条令和其他条令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和战例；中国历代军事和军事名著的研究与译注；军事运筹著述；外国军事的研究论著和译著；军语、军事辞书等。还编辑出版多种军事学术刊物。这些研究成果对发展和完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推动全军战略战术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借鉴历史经验，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军当前和今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历任院长：叶剑英、宋时轮、郑文翰、蒋顺学、赵南起，现任院长徐惠滋；历任政治委员：叶剑英（兼）、粟裕、王树声、王新亭、廖汉生、萧华、刘志坚、袁升平、梁必业、王诚汉、杨永斌，现任政治委员张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人民解放军组织体制改变   

    随着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解放军领导机关的编制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毛泽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国防部长，9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的军事工作，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由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并决定将彭德怀调离国防工作领导岗位。9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军委人员组成的决定，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0月20日，中央军委又发出通知，决定在中央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196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全军领导机关逐步形成了“八总部”的领导体制，即：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方勤务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50年代后期，又恢复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体制。

    总参谋部于1954年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为加强对全军军事训练的领导，原总参谋部军训部于1955年5月划归新组建的训练总监部建制。

    1956年，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称通信兵部，直属军委领导。1957年1月，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大量裁减军队的决定，嗣后，撤销总军械部，将军械工作划归总参谋部管理。1958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决议认为，我军的组织体制仍然存在着机关庞大、部门过多、组织重叠、分工机械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我军的组织体制进行某些改革。

    会后不久，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划归总参谋部建制。1959年又撤并了军校部、出版局，增加了管理局、外事局。通信兵部、防化兵部划归总参谋部。到1965年，总参谋部下设部门有：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兼）、作战部、情报部、第三部、通信兵部、军训部、军务部、装备计划部、动员部、军事交通部、防化学兵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气象局、管理局等。

    总政治部于1954年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57年和1958年，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先后撤销了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等部门，将干部工作、政治监察工作划归总政治部管理，将总干部部、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划归总政治部建制。与此同时，总政治部的青年部和组织部合并，文化部和宣传部合并。经过此次调整，总政治部的机构变为7个部门：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群众工作部和秘书长系统。1962年，总政治部整编，将青年部从组织部分出，将文化部从宣传部分出，并增设国防科学工作部和直工部、管理局。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前。

    总后方勤务部于1954年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方勤务部。1960年4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50年代，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总后勤部的机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充实，辖有司令部、政治部、财务部、军需部、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营房部、军需生产部、管理局等12个部门。此建制一直沿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其间，因学习苏联军队的经验，一度曾将财务部、军械部划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但因不适合中国军队的情况，后又改归总后勤部建制。

    为了既利于战备建设，又利于执行作战任务，1955年2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这12个大军区是：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军区，大军区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领导、指挥和管理本军区内的野战军、省军区及地方武装部队，并与海军、空军领导机关共同领导本军区内的海、空军部队。1956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原属南京军区建制的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划出，另行组建福州军区。至此，全国一共13个大军区。1967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内蒙古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领导。1969年12月，中央军委又决定，将西藏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领导。从这时起到1985年，全国一直保留了11个大军区。1985年7月，为了适应现代建设需要和百万裁军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11大军区调整为7个大军区。即：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

    60年代初期，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为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2年提出了“整军备战”的军事工作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中央军委于二三月间先后在广州、北京召开全军编制装备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整编原则和整编方案。会后，国防部颁发了陆军军、师编制表，全军按南、北方步兵师和大中小师的编制，进行了全面整编。为加强地方部队建设，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部队和守备部队的编制也进行了调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回国   

    朝鲜战争停战后，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促进远东和平，志愿军主动撤军回国。

    1954年9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辞职，邓华将军任司令员。同时宣布志愿军将于9、10两个月从朝鲜撤出7个师回国。

    1955年3月31日到4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又有6个师全部撤离朝鲜回国。为了进一步谋求打破在朝鲜问题上所造成的僵持局面，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缓和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和平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1958年2月19日中朝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本着积极促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立场，经过同朝鲜政府协商后，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完全同意中国政府关于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并决定在1958年底以前，分三批撤离朝鲜。3月15日到4月25日，志愿军6个师8万人撤出朝鲜回国。7月11日到8月20日，志愿军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10万人撤出朝鲜回国。9月25日至10月26日，志愿军总部和3个师以及后勤保障部队计7万人回国。至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

    中国人民志愿军满载着胜利、荣誉和友谊登车回国，受到了祖国人民极为热烈的欢迎。志愿军撤出后，将自己的营房、营具、营房设备、物资器材，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10月28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于保卫朝中两国人民的安全以及远东、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在怀仁堂举行扩大联席会议，听取了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所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卓越地完成了祖国人民所赋予的光荣使命，他们同英勇的朝鲜人民军一道，经过近3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打退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朝鲜停战以后，他们又对巩固朝鲜停战和支援朝鲜人民的和平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与日月同辉。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联席会议还指出，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的卫国战争中，捍卫了自己国家的独立，同时也保障了我国的安全，支援了我国人民的和平建设。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福建前线部队炮击金门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援下，不断派遣陆、海、空军，以金门、马祖等岛屿为前哨据点，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袭扰和破坏活动，妄图进而“反攻大陆”。位于福建省厦门市以东的金门岛，总面积为147平方公里，经国民党军多年建设，到50年代中期，已构成坚固堡垒地域。1957年底，金门设有防卫部，胡班为司令，辖6个步兵师和特种兵部队共8.5万人，其中有炮兵31个营又2个连，火炮380门。

    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炮兵有计划地炮击金门的行动，始于1953年1月，较大规模的炮击行动则在1954年8月以后。

    1954年8月22日，为了揭露美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策划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阴谋，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表明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炮兵部队于9月3日，集中优势炮火，对金门岛国民党军舰艇锚地及岛上目标实施炮击，击沉、击伤国民党军舰7艘，摧毁国民党军炮阵地9处。22日，又实施了一次炮击，使国民党军遭到了沉重打击。此后，在大陆与金门、马祖之间的炮战时紧时松，没有停止过。

    1958年7月中东事件爆发，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趁火打劫，不断叫嚣“反攻大陆”，命令其在大金门、小金门岛的部队不断炮击福建省厦门、莲河附近村镇。中央军委针对中东事件爆发后，台湾海峡出现的紧张局势，及时做出了加强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决定。7月18日，毛泽东召集军委及海空军有关单位领导，紧急部署了东南沿海的军事斗争任务。当晚，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部署了炮击金门的作战事宜。19日，总参谋长粟裕召集有关单位领导，研究了炮击金门及海空军事人员的具体事宜。会后，各军兵种分别向所属参战部队下达了入闽作战命令，炮击金门的部署基本就绪。

    福建前线陆、海、空三军参战部队，为完成炮击金门的作战任务，克服各种困难，迅速向集结地域开进，隐蔽展开，截至8月23日，基本完成了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海空军也作好了战前准备。8月23日17时30分，随着一串红色信号弹的升空，人民解放军万炮齐鸣，炮弹泻向盘踞在金门岛的国民党军和驶往金门的运输舰。炮战持续了2个多小时，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459门火炮共发射炮弹3万余发，一举毙伤金门防卫部3个中将副司令（毙）及少将参谋长（伤）以下官兵600余人，并击伤运输舰1艘，破坏了金门的有线通信系统，解放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迅速扩大战果，解放军参战部队于24日对金门国民党军进行了第二次联合打击。炮兵与海军快艇密切协同，击沉国民党军“台生”号舰，重创“中海”号舰。金门被封锁，补给中断，守军告急。26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调整了部署，对大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等岛屿实施严密的封锁；炮兵主要封锁金门机场，海军则加强了对国民党中、小舰艇的打击。在解放军猛烈炮火的连续打击下，金门岛基本上被解放军封锁，金门守军处境艰难。

    9月初，美国政府竟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和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悍然派出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护航。对于这种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中国外交部于当天发出严正抗议。中央军委依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以打击国民党军的方式，来反对美国军舰的护航活动。在此情况下，福建前线炮兵部队于9月8日、11日和13日，对金门和驶往金门的国民党运输舰又进行了3次猛烈炮击。在金门被全面封锁，空投、护航活动又难以奏效，岛上的国民党军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又玩弄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基于对台湾海峡的复杂情况特别是中美之间、美蒋之间、国共之间关系的考虑，毛泽东认为，如对金门采取行动，军事上已不费太大力气，但如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国共之间的距离将拉大，接触更困难。同时国民党当局失去了在大陆沿海最后的象征性据点，制造“台独”或“两个中国”将更为便利。因此，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出：“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领似乎较为有利。”10月6日，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公布，声明以7天为限，停止炮击，并建议举行和平淡判。

    自10月6日以后，福建前线部队遵照国防部的命令，采取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停半打的方针，并在10月25日宣布：每逢双日不打炮，逢单日为炮击日。至1959年1月7日止，共进行7次较大规模的炮击和不定时的零星射击，13次空战，3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34架，击沉、击伤其军舰船27艘，毙伤其7000余人。

    1960年6月1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始了远东之行，并预计在18、19日到中国台湾“访问”。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和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爱国同胞反对艾森豪威尔远东之行的正义斗争，表示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17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遵照这一命令，福建前线炮兵部队于17日20时和19日6时，向国民党军驻守的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炮击。

    1961年12月，中央军委又通知福建前线，停止实弹射击，只打宣传弹。

    随后，国民党军基本上也照此办理，国共之间这种象征性的炮击一直持续了17年之久。

    1978年12月，中美签署了《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承诺对台“废约、撤军、断交”，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并承诺将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至此，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的炮击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共对台方针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基础。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国防部长徐向前于当天发布了《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声明说：“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解放军完全停止了对金门打宣传弹的活动。

    炮击金门这一重大而特殊的军事行动，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以地面炮兵为主、海空军参加的三军联合作战。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巧妙地运用军事手段与政治、外交斗争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赢得了炮击金门这一作战行动的胜利。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驻藏部队同西藏人民共同平息地方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实施，拒绝进行民主改革和改编藏军，坚持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改”的反动立场，大肆进行分裂祖国统一的活动，阴谋实现“西藏独立”和成立“西藏王国”。

    1958年4月，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签订了分裂祖国、进行叛乱的同盟书，他们企图以山南为根据地，与解放军进行武装对抗。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还大力扩充藏军，作为全面叛乱的骨干力量，叛乱武装发展到2万多人。他们到处围攻、伏击执勤的解放军分队，破坏道路桥梁，袭击运输车队，杀害解放军指战员。仅1958年9月至12月，叛乱分子就杀死杀伤解放军副团长殷春和以下官兵100余人。此外，叛乱分子还疯狂残害藏族群众，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58年5、6月间，他们仅在墨竹工卡就抢劫了84户群众；在泽汉附近的仓珠村，奸污村里的妇女，连老太太和幼女也未能幸免。这一切都说明，西藏叛乱分子的罪恶活动已达到十分猖獗的程度，并为发动全面叛乱作了充分的准备。

    1959年3月10日，经过长期策划准备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以为时机成熟，公然发动了拉萨的武装叛乱。直接引发叛乱的原因，是达赖喇嘛3月10日要到西藏军区机关驻地观看军区文工团的演出。发动叛乱的上层反动集团以此为借口，制造谣言，说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演出会有生命危险，从而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僧侣群众，围住达赖住地，阻止其前往，造成了拉萨的严重混乱。叛乱分子趁混乱之机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爱国人士堪穷·索朗降措，并驱使部分群众上街游行示威，高喊反动口号。同日，策动叛乱的首领们聚会，撕毁“十七条协议”，决定发动武装叛乱。他们指使叛乱武装7000多人，团团包围了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和中央人民政府驻拉萨代表驻地。17日夜，达赖喇嘛潜离拉萨前往印度；20日凌晨，武装叛乱分子首先向驻拉萨的解放军发起攻击，开始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大规模武装叛乱。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解放西藏人民，毅然做出平息叛乱的决定。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责成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指挥驻藏部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平息武装叛乱。

    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遵照毛泽东“关于西藏问题总要来一次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边平边改，先叛后改，未叛的暂时缓改”的指示，于3月20日开始了平息武装叛乱的作战。在当地爱国僧俗群众的协助下，人民解放军迅速摧毁了叛乱集团在拉萨的指挥中心，至22日，拉萨的武装叛匪被全部歼灭。从4月上旬开始，我人民解放军分多路向山南地区开进。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叛匪惊慌失措，四处逃窜。平叛部队迅速控制了整个山南地区，切断了叛乱集团与国外的联系，为彻底平息全区的武装叛乱打下了基础。接着，又组织了纳木湖、麦地卡等战役，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匪，保证了公路运输的安全。此外，还在昌都地区组织了两次战役，控制了金沙、澜沧两江之间的广大地区。经过9个月的平叛作战，控制了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到1959年11月，除少数叛乱分子逃往国外，叛乱集团的主要力量被歼灭，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到1960年7月，解放军在全区范围内歼灭了大股叛乱武装，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随后，我军即转入对流窜在各地的小股叛乱武装进行搜剿。平叛部队组织小分队，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并相机进行军事打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到1961年底，西藏地区基本上肃清了公开活动的叛乱武装，平叛作战胜利结束。在近三年的平叛作战中，参战部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认真贯彻军事打击、政治争取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严格遵守民族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关心热爱藏族群众，英勇顽强，不怕困难，赢得了广大藏族僧众的爱戴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藏族同胞支援解放军平叛作战达1.58万人次，计43.9万工日；支援牲畜10.4万余头（匹），计286.62万工日。我军在平叛作战的同时，还充分发挥了工作队的作用，积极参加了民主改革的工作，培养了大批藏族干部，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平定西藏叛乱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长期以来勾结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的阴谋，彻底推翻了长期压迫统治西藏人民的最反动、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加强了民族团结，进一步巩固了祖国西南边防，为建设繁荣的新西藏创造了条件。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全军开展五好战士和四好连队运动   

    50年代中期，随着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深入，部队中的比学赶帮活动逐步开展起来。1958年4月16日，出席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人民解放军全体代表，向全军发出了开展“五好”评比竞赛活动的倡议。五好的内容是：努力学习，爱护武器装备和一切公物，消灭事故，生产节约，锻炼身体。5月12日，总政治部发出《在连队中开展“五好”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军以这个倡议所提“五好”为目标，在基层开展一个争当五好战士，创造五好班、排、连的广泛持久的群众运动。《解放军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号召在连队中普遍开展以“五好”为目标的群众运动。这是全军范围统一开展创造先进连队、模范战士活动的起点。依据总政治部的指示，全军迅速掀起了争当五好个人和五好集体的热潮，当年底，共评出五好连队2527个，五好排5919个，五好战士29.6万人。同年12月，彭德怀在接见出席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军队代表时，发出进一步开展“五好”运动的号召。参加会议的代表在原来“五好”内容的基础上又向全军发出了“学习好，工作好，爱护武器装备、消灭事故好，生产节约好，身体好”的新“五好”倡议，从而把“五好”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

    1960年10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总结部队开展创造“五好”运动的基础上，又把“五好”的内容改为“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并把它写进了决议，号召在全军青年中开展创造五好战士的运动。12月，林彪在《对一九六一年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连队工作主要是抓四个方面：一是抓政治工作，抓活的思想；二是抓作风，就是三八作风；三是抓军事训练；四是抓生活。”1961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创造四好连队运动的指示。指示规定：四好连队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其中“军事训练好”一条，可以根据连队担负的主要任务有所变通，担负生产任务的连队可为“生产好”，施工连队可为“施工好”。

    四好连队的评比和奖励办法是：以团为单位进行评比，半年初评，年终总评。

    团评出四好连队后报师审核，由军批准，然后由大军区、军种、兵种统一上报总政治部备案。凡是被评为四好连队的，由国防部发给奖状。从此，创造四好连队运动在全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评比四好连队的同时，还要评比五好战士，评比五好食堂等。被评为五好战士者，填表入档，给其家属发喜报。从1961年到1964年，军委和总部强调以四好为纲，统筹安排各项工作，按照四好条件，全面加强连队建设，动员全军为创造更多的四好连队而努力奋斗。

    1963年2月，全军第二次四好连队总评刚刚结束，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以四好为纲全面加强连队建设的经验作了总结。萧华主任在向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总结了创造四好连队运动的12条基本经验：

    （1）连队工作的强弱，首先决定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弱，决定于是否坚持四个第一。

    （2）连队建设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最根本的是把四好的四个方面的工作做好。四好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只顾一好而不顾其他，要扎扎实实地把连队各方面的基础打好。

    （3）平时工作要为战时做准备，要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

    （4）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命令、指示的贯彻执行，团结和带领群众完成连队所担负的一切任务。

    （5）连队要做到政治思想好，就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从连队的现实情况出发。

    （6）把三八作风培养好，特别是把紧张的作风、快的作风培养好，才能使连队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才能在任何情况下过得硬。

    （7）依靠军事训练学会打仗的本领，是我军经常性的重要任务，也是最实际的战斗准备。连队政治工作要大力保证军事训练任务的完成。

    （8）增强官兵团结，做到尊干爱兵，工作干劲就大，战斗意志就高，部队就能够巩固。

    （9）条例、条令是连队工作的准则，认真执行条例、条令，就能使连队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

    （10）搞好物质文化生活，保证干部、战士有坚强的体质，是提高连队战斗力不可缺少的因素。

    （11）创造四好连队的过程，就是培养和提高连队干部的过程。

    （12）领导机关的一切工作都必须落脚于连队，扎根于基层。领导机关的工作要通过连队这面镜子来检验。

    这12条经验，虽然仍把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置于首条，但它在整体上包含了人民解放军连队建设的历史经验，所阐述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系统而具体的。从1963年至1965年，这12条经验对全军开展四好连队运动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但从1965年开始，全军创建五好个人和四好连队运动受到了“左”的干扰。1964年底，林彪强调一切工作都要突出政治，片面突出政治思想好，军事训练从此不再是连队的中心工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演变为是否政治思想好的核心内容，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充满浓厚的个人崇拜和实用主义色彩。政治工作的方式也采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大批判、大辩论等“左”的一套。军事训练除“天天练”1小时外其余时间完全没有保证。而且，形式主义、锦标主义和庸俗化等不正之风，逐渐在评比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据统计，从1965年到1970年，全军评出的四好连队占参评连队总数的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969年竟达到71％。这个运动发展到第十个年头，即走向了它的终点，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这一运动遂告结束。

    五好战士、四好连队运动是群众性比学赶帮竞赛活动的产物，这其中也包含有中央军委和各级党委及首长、机关的领导，广大基层指战员的辛勤工作。要求战士做到五个方面好，连队做到四个方面好，是有利于促进军队建设特别是基层建设的。广大干部战士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争创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的积极性应予肯定。而且在开展五好战士、四好连队运动的初期，也确实激发了广大干部战士的荣誉感和上进心，使许多连队出现了生龙活虎的局面。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及林彪一伙的干扰、利用，使“政治思想好”包含了“左”的东西，有以一好去代替其他三好的倾向，从而歪曲了政治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同时，由于繁琐的评比活动，不仅占去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也助长了部队的形式主义、锦标主义，弄虚作假的现象也滋长起来，败坏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声誉，给部队的建设带来了危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毛泽东军事文选》出版   

    1960年3月，总政治部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革命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武装斗争、军队建设为中心，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在全军加强理论教育。7月19日，总政治部又批转了济南军区《关于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告》，要求各级领导积极组织士兵学习毛泽东著作。从此，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军逐步开展起来。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发行，总政治部立即发出《关于宣传和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通知》，要求全军官兵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推向高潮。

    为了帮助干部战士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总参谋部出版部于1961年出版了《毛泽东军事文选》。从1963年起，外文出版社相继出版了英、俄、德、法、日、朝等13种外文译本。文选从《毛泽东选集》第1、2、3、4卷中选出1928—1949年间毛泽东撰写的军事著作29篇，按时间顺序编排，文末附有注释，共编为一卷，约21万字。

    文选收入的军事著述，特别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篇，比较集中地阐明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思想，也反映了他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提出，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是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首要问题。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他系统地提出了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执行无产阶级政治任务、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具有严格纪律和优良军政素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精辟地阐发了在战争问题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他指出，在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要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中国革命战争要依托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系统地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以武装斗争为中心，进行最广泛的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原则。毛泽东强调采用客观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研究和指导战争。对战争的正确指挥，有赖于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从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到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制定了一整套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军事文选》的出版发行，对推动全军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起了积极作用。

    此后又有两个版本问世，一是1982年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1卷内部本），由军事科学院编辑，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二是1993年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本），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军事科学院共同编辑，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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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取得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胜利   

    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为促使中印边界问题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进行的反侵略正义战争。

    这次自卫反击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0月20日开始，到28日结束。中国边防部队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以排除万难、一往无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首先在东段歼灭了入侵到非法的“麦克马洪”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七旅和其他印军一部，收复了克节朗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的被占中国领土。驻昌都、林芝、山南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在击退了印军进攻后，拔除了呷灵公、林卡、拉木多等地的入侵印军据点，夺回了易古通、哥里西娘等地。在西段，中国边防部队清除了印军在中国边境地区设置的37个据点。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但印度政府当天就予以拒绝，同时继续向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加兵力。至11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境地区共部署了22个师部、9个旅以及大量炮兵、装甲兵等部队总兵力由2.2万人增至3万人。在进攻准备就绪之后，再次发起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反击，开始了第二阶段作战。

    第二阶段自11月16日开始，到20日结束。其间，中国边防部队对中印边界东段的西山口、邦迪拉和瓦弄等地区的印军实施反击，先后拔除敌据点多处，一直将印军追击到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附近。在西藏边防部队对东段入侵印军进行反击的同时，新疆边防部队也在西段班公洛地区进行反击，至20日上午，将侵入班公洛地区未及撤逃的印军全部清除。

    经过两个阶段的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共歼灭印军2个整旅和3个旅的大部，毙、伤、俘印军旅长以下官兵8700余人，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11月21日，中国政府从维护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保障世界和平的一贯立场出发，郑重发表声明，宣布从22日0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我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交还印方，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

    在这次自卫反击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其中被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有“阳廷安班”；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的有吴元明、罗光燮、王忠殿、陈代富、张映鑫、庞国兴、周天喜、萧明生、司马义·买买提等。这些英雄模范的事迹曾在全国军民中广为传颂。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维护了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沉重打击了尼赫鲁的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再一次表明了社会主义中国坚持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和自卫的原则立场，提高了国威、军威。同时，参战部队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取得了在高原严寒和高山丛林地区作战的经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伟大号召   

    雷锋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雷锋生前努力实践自己的誓言，坚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充分体现了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和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是全党全国全军的一代楷模。雷锋去世后，全国迅即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学习雷锋运动，并持续下去。“雷锋精神”已成为新中国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精神的代名词。

    雷锋，1940年生于湖南长沙县，不到7岁就失去了亲人，不得不给地主放猪，受尽了折磨。在他濒临死亡的时候，家乡解放了。人民政府给他医治伤病并负责他的生活，还免费供他上学。这使雷锋感到是共产党、新中国救了自己的命。从此，无论是做工还是参军，他都无私献身，以报答新社会给他的养育之恩。

    1958年，雷锋应招到了鞍山钢铁公司。1960年，雷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入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在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雷锋通过政治学习，参加部队生活，共产主义思想又得到升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要使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我要以黄继光、董存瑞、方志敏……等同志为榜样，做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永远忠于党、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人”。在连队中，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担任了班长，还兼任连队俱乐部的学习委员，热心帮大家买书、读书，为大家读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还担任部队驻地附近小学的少年先锋队辅导员。对他来说，事情越多越好，为人民做工作，他有无限的热情和精力。出差时，他帮列车员打扫卫生，自己掏钱为丢失车票的人购票，还向遭受水灾的地方和家庭困难的战友家里寄钱，而他平时十分节俭。他在日记中写道：“有些人看我平时舍不得花一个钱，说我是傻子。其实他们是不知道我要把这些钱攒起来，做一点有益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如果说这就是傻子，我甘愿做傻子，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祖国也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是长了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雷锋在训练中严格要求自己，投弹不及格时，他勤学苦练，后来达到“优秀”水平。

    由于雷锋以共产主义精神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十分出色，他先后当过治水模范、先进生产者、红旗手、五好战士、模范团员，还当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196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1961年1月，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曾发出学习雷锋的通报。

    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1963年1月7日，国防部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称号。1月21日，沈阳部队领导机关举行了隆重的命名大会。同一天，“雷锋烈士生平事迹展览馆”揭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为展览馆题词：“伟大的战士——雷锋同志永垂不朽”，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题词是“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并刊载了雷锋日记摘抄。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伟大的战士》的通讯，详细地介绍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典型雷锋的模范事迹。9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宣传和学习雷锋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雷锋的生平事迹是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的活教材，是加强部队思想建设，推动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的强大思想动力；全军干部战士要学习雷锋爱憎分明、永不忘本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工作态度，艰苦朴素、克勤克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以“钉子精神”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思想行动的“方向盘”的学习精神。各部队普遍展开了学习和宣传雷锋先进思想和光辉事迹的活动。

    雷锋事迹和学雷锋活动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亲笔题词，高度赞扬了雷锋同志的共产主义精神和高贵品质。刘少奇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题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全军广大指战员热烈响应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迅即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广大指战员以雷锋为榜样，积极学习，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甘当革命的“螺丝钉”，乐为他人作奉献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一代共产主义战士迅速成长。雷锋式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

    从1963年到1966年，由国防部命名的雷锋式战士就有11名；由各军区、军、兵种授予称号和团以上单位评选出的学习雷锋先进分子，数以万计。他们的事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推动了全军全社会学雷锋活动的开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人民解放军参加天津地区抗洪救灾   

    1963年8月2日至10日，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地区连降特大暴雨，7天内降雨达500—1000毫米，有的地区高达1800毫米，总降雨量为596.8亿立方米，相当于平时一年半到两年降雨量的总和。河北大地形成了一条从南到北50公里宽、1至4米深的水带，沿途河堤决口，水库崩塌，桥梁被毁，道路中断，101个县中有2200余万人受灾。

    洪水汹涌东泄，直扑天津外围，使这个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和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受到严重威胁。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等迅速赶赴天津，登堤察看水情，部署抢险。陆军某军军长杜文达、副军长郑三生指挥10个团冒雨上堤，加固堤坝，抢修险段，控制险情。8月11日，大清河洪水到达天津外围东淀，水位急速上涨了3.86米，形成了第一次洪峰。14日，8级台风卷起2米高的水浪，冲垮了防水的苇龙，千里河堤有随时被冲垮的危险。陆军某师778人毅然跳人水中，结成400米“人墙”，英勇护堤。木桩被洪水冲走了，他们就以身护堤，宁叫浪冲人，不叫浪冲堤。岸上干部战士迅速打桩、填石、垒沙袋。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战，保住了堤坝。同日中午，南运河东堤北五里庄处决口20米。陆军某师工兵连连长马培惠带领70名战士在没颈深的激流中，肩扛木板，搭成人架，再站在人架上打桩。上边的人每砸一夯，下边的人就呛一口水，许多人皮肉划破出血，全身冻得发紫打颤，三个半小时打桩20多根，终于把决口堵住。同日晚，南运河一座8孔排洪闸被漂来的青麻堵塞了5孔，洪水下泄受阻。在夜黑雨猛，水深流急，到处都有漩涡的情况下，炮兵某团7连班长赵锡波等14人，腰拴保险绳，冒险下水捞麻。经过3个昼夜苦战，捞出青麻100多吨，疏通了闸门。独流减河左堤陈家台扬水站管道突然下沉，站基出现裂缝，随时可能决口。步兵某团一营机枪连连长沦旺真等17位同志，潜入4至5米深的水底砌砖堵缝，在11个小时内有的战士连续潜水150次，头发胀，耳鼓疼，鼻孔出血，仍顽强坚持，终于排除了险情。

    在保卫天津市的同时，津浦铁路沿线的抗洪保路战斗也在紧张进行。在良王庄段路基下沉，道轨塌陷的危急关头，陆军某军的3个步兵团火速赶到险区，涉水运土，投石下料，连续奋战50个小时，巩固了路基。当四女寺段附近蓄洪大坝陈公堤决口，即将冲垮津浦路时，陆军某师炮兵团出动2540余人，保住了铁路。

    8月16日，第二次更大的洪峰又以相当于8条海河的正常流量，将约93亿立方米的洪水推到贾口洼，至20日水位已比第一次洪峰高出55厘米，形势十分险恶。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天津市委做出一面固堤、一面分洪的决定。

    步兵某团担负了最危险、最艰巨的锅底闸炸堤分洪任务。部队在军政委杨银声指挥下，以人工挖掘与爆破相结合，打开了宽约850米的泄洪口，终于使河道水势下降。当时执行炸堤分洪任务的工程兵部队，有60％的人家在泄洪区，明知破堤分洪要淹没自己的家乡，但都能识大体，顾大局，还主动向正围在岸上护堤的亲友和老乡耐心解释，鼓励大家以国家利益为重。

    破堤后的洪水，使东淀、贾口洼、文安洼、团泊洼连成一片，总蓄水量相当于5个饱和的官厅水库，达100多亿立方米。为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天津的威胁，必须导洪入海。8月下旬，北京军区抗洪抢险指挥部调动4个步兵团、1个工兵团、1个舟桥团和海军的抢险队，分别在马厂减河的小王庄和钱家圈、古林、北大港一线实施导洪。在北大港11个泄洪道口上，卡着大量木桩、石头，洪水被挡住去路。

    海军抢险队担负排除泄洪口杂物的艰险任务。水兵们一接近泄洪口，就被巨大的涡流卷向他处。在这危急情况下，身强力壮的潜水员就在泄洪口上游紧扣胳膊组成一道人墙，以减弱涡流的冲力，掩护尖刀分队的10人潜入水中，把绳子套在木桩上，一根根拉出。经过20多天的水中作业，他们清理了2000多米长的泄洪口的杂物，使泄洪量比原来提高了3倍，导洪终于成功，天津外围各洼淀水位迅速下降，至9月11日降到了安全水位以下，解除了洪水对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威胁。

    在这次河北、天津抗洪救灾中，陆海空三军共出动11.5万余人、69架飞机、766艘舰船、778辆汽车，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广大民兵的配合下，经过一个半月惊心动魄的斗争，抢救出群众9.4万多人、粮食4250多吨，空投食品4440多吨、药品40多吨、救生器材8.1万余件，修筑和守护河堤158公里，分洪开口4200米。终于与人民群众一起保住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北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予参加抗洪救灾部队以高度评价，表彰他们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央防汛指挥部授予步兵某团四连“防汛模范单位”、坦克某师炮兵团2连“抗洪救灾模范连”荣誉称号，授予工程兵某团五连“战胜洪水，保卫人民”锦旗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谢臣烈士“爱民模范”光荣称号。北京军区、天津防汛指挥部以及参加抗洪的各级领导机关，分别为78个连队、3372名个人记功。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河北省、天津市派出慰问团，热情慰问参加抗洪救灾的部队。10月1日，抗洪救灾的英模代表应邀参加国庆大典，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2月，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在天津联合举办抗洪抢险斗争英雄事迹展览会，广泛宣传人民解放军的功绩。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为展览会题了词。周恩来的题词是：“向为战胜历史上少见的洪涝灾害而进行顽强斗争的各级干部、各界人民、部队官兵表示最大敬意！要为支援灾区，重建家园，争取明年丰收，彻底治理海河而继续奋斗！”朱德的题词是：“战胜洪水，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的题词是：“防洪斗争的胜利，是集体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胜利。”人民群众也以各种方式表达对解放军的热爱。被部队救出并安置在军营的灾民中，有40多个婴儿降生，家长都以“军生”、“军花”、“军舟”、“念军”等给孩子取名，永记解放军的恩情。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国防部授予某部“硬骨头六连”光荣称号   

    1964年1月，国防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部6连“硬骨头六连”称号。这项国防部颁发的命令说，某部6连是一个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硬、军政纪律硬的英雄连队。在战争年代，6连敢于刺刀见红，以善于打硬仗而闻名。全国胜利后，6连继续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加强战备观念，从实战要求出发，从难从严苦练硬本领，扎扎实实培养战斗作风，严肃认真地遵守军政纪律，一切工作都立足于打头阵、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的思想基础上。因此，在连队建设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命令还希望六连继续保持与发扬这一荣誉，把连队建设搞得好上加好。号召全军部队认真学习六连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精神，为提高我军战斗力加倍努力。

    该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一个以打硬仗、打恶仗、打胜仗而著称的英雄集体，曾转战于冀中、晋绥和西北战场，参加过保卫延安战役，出色地完成了146次作战任务，涌现出15名战斗英雄，被誉为“战斗模范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连不断加强党支部的建设，有一支坚强的党员骨干队伍，保持和发扬了战争年代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硬骨头精神，在剿匪反霸、战备训练、施工生产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受到了领导机关的表。1952年底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打得英勇顽强。特别是在坚守马良山20号阵地中，开展冷枪冷炮运动和小分队出击破袭，迫使敌军寸步难行。停战后，又积极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直至1958年回国。1962年开赴东南沿海地区执行紧急战备任务，在开进过程中，全连人员无论是乘车还是徒步行军，未损失一件装备器材，没有一人掉队，迅速、准确、及时地到达战备地域作好战斗准备，以“战备思想过硬、战斗作风过硬、军事技术过硬、军政纪律过硬”而闻名全军。1964年人民解放军举行全军比武时，该连夺得了总分第一名。

    该连成为全军学习的先进典型后，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道路上，迈开了新的步伐，用老一辈的硬骨头精神，培养硬骨头战士，1985年6月该连又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硬六连”称号，使血染的战旗增添了新的光彩。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全军开展“比武”活动   

    60年代初开始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以郭兴福教学法的出现为标志进入成熟期，以“大比武”为契机形成高潮。

    1961年，南京军区某军军长李德生组织工作组到所属某团2连蹲点，发现该连副连长郭兴福带教的训练小组集其他单位班战术和单兵战术教学优点于一身，表演的进攻战术很有特色。李德生亲自同郭兴福谈话，指定其从单兵训练抓起，继续进行教学试验。在领导和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下，加上郭兴福本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其教学水平又有长足的进步。他教练单兵进攻战术，要求严格，方法多样，既细且活，又注意做现场思想鼓动工作，令观者耳目一新。

    同年，总参谋部出版的内部刊物《军训通讯》介绍了郭兴福的教学经验，向全军推荐了郭兴福的教学方法。1961年秋季开始，郭兴福教学法在本军范围推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看到《军训通讯》的介绍后，当即调郭兴福和表演分队到南京进行汇报作业。1962年3月，南京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广泛宣传郭兴福教学法。南京军区将郭兴福教学法总结为四个问题、五条经验，四个问题是：把思想工作摆在首位；体现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从实际需要出发；从基层干部、战士的实际水平出发。

    五条经验是：贯彻“四带”，即带着敌情、带着仇恨、带着任务、带着问题去练兵；贯彻“四练”，即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动作紧密结合；从难从严，多练几手；民主教学，因人施教；做好训练场上的思想工作，激发练兵热情。

    1963年5月，南京军区进一步把郭兴福教学经验归纳为八条：一是摸清底细，因人施教；二是分清层次，由简到繁；三是归纳要领，做出样子；四是情况诱导，正误对比；五是重点提问，反复练习；六是民主教学，运用骨干；七是评比竞赛，广树标兵；八是宣传鼓动，做思想工作。

    1963年4月到10月，郭兴福及其教学班在广州、武汉、沈阳军区表演数十场，受到普遍好评。其他军区也要求郭兴福去表演和传授经验。适应这种形势，总参谋部1963年底在镇江召开有关军区、各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参加的现场会，介绍郭兴福教学法。

    12月24日，叶剑英赶赴现场会观看表演。随后向中央军委报告了镇江现场会情况，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他把郭兴福教学法归纳为五个突出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活的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传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谆谆善诱，耐心说服。叶剑英认为，上述这些方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学校；不仅适合步兵，而且适合各军种、兵种。毛泽东见到叶剑英的报告后很感兴趣，指出郭兴福教学法对人民解放军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使我军的军事训练，练出更能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扎实的成绩来”，“把我军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随后，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南京主持召开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议。会议强调相互学习从本单位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典型试验，分期分批地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方法。罗瑞卿将郭兴福教学法的特点概括为“红、活、硬、细、实”五个字。这次会议成为1964年全军大练兵、大比武的动员会。

    1964年5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结部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经验，联名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草案）》，进一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指导连队基础训练。

    南京会议后，在全军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的练兵热潮。各军区、各军兵种相继举行本区、本兵种范围的汇报表演，借以促进比、学、赶、帮活动的深入；继而从5月份开始，举行各自的比武大会，检验训练效果，表彰训练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同时选拔尖子选手参加全军比武。

    1964年春，为检阅几年来的训练效果，中央军委决定举行一次全军范围的“比武”活动。6月至8月，全军分18个比武区进行比武（不包括海军舰艇、岸炮、航空兵部队）。参加比武表演的人数达1.37万余人，参观学习的约9万人。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观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军事汇报表演。毛泽东等人还观看了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精度射击、轻机枪速射、3000米武装越野、侦察兵捕俘和攀登、坦克表演等科目，对部队的训练成果和比武方式作了充分肯定和赞扬。比武中，获集体一等奖的单位1212个，获个人一等奖的有2257人，其中各军、兵种一等集体尖子289个，个人一等尖子545人。与1963 年相比，比武成绩明显提高。

    群众性练兵运动和“大比武”是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史上的重大事件。

    它有力地推动了军事训练的广泛开展，造成了刻苦钻研、勤学苦练军事技术的良好风气，探索了典型示范的工作方法，树立了众多各类尖子、标兵，普及了先进经验，使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训练水平，特别是基础技术训练水平显著提高。同时，群众性练兵运动和“大比武”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偏重于技术训练。在“比武”刚刚兴起不久，林彪就以所谓“突出政治”为由，把这场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压了下去，使部队的军事训练遭到严重破坏，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   

    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指示，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一书。

    《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发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一上台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片面强调政治和政治工作的绝对地位，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要大学毛泽东思想并提出十分庸俗、简单化的学习方法。

    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用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手法，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提出：马克思、列宁著作很多，是低级的，学习马列“不一定都要读他们的原著”；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随后，在广州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提出学习马列主义“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还提出了“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林彪的这种主张和作法，邓小平当时就指出，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1960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就加上了林彪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观点，使林彪的一套作法得以全面实行。

    根据林彪的指示，从1961年5月起，《解放军报》开始结合政治形势刊登毛泽东语录。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指示，将《解放军报》发表过的语录加以补充，经康生审定，出版《毛主席语录》。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毛主席语录》的前言中说：林彪元帅曾经指示，为了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并且指示在《解放军报》上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干部战士学习。几年来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也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帮助基层干部和战士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加以补充，选编了这本《毛主席语录》。我们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力求使所选内容适合基层干部和战士的需要和水平。各部队在组织学习的时候，应当结合形势、任务、部队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有的放矢地选学有关的内容。

    林彪制造个人崇拜并不以此为满足，1964年底，林彪对部队工作又发出了指示，他说，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部队政治教育，主要是用毛主席的文章，中央指示，军委的文件，不要另外去编写教材。临时编一点是可以的，但现成的东西最好，又最省力；自己编，编不好，又费力。后来他又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了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极端，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大，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更加卖力地推行突出政治和个人崇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1966年9月18日，在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林彪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洋人、古人哪有毛主席高？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

    1966年12月，《毛主席语录》再版发行，其前言部分改为由张春桥等人代笔的署名林彪的《再版前言》，再版前言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

    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

    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再版后的《毛主席语录》在内容上又有修改和补充，新增加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党委领导”和“妇女”三部分。还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部分改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勤俭建国，勤俭建军”部分改为“勤俭建国”，把“思想意识修养”部分改为“纠正错误思想”，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除了鼓吹其一套学毛泽东著作的观点外，还为自己树碑立传，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其实是为了他自己。从内容上看，再版的《毛主席语录》是为了军队之外的各行各业学习毛主席语录，将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作法推向全国。此后，《毛主席语录》被称为“红宝书”（因其用袖珍版、外套红色塑料皮），在全国人手一册，在许多场合，如集会前、工作前、甚至火车发车时都要拿出来读几条语录，高呼口号时也必须举起《毛主席语录》。有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在商店买东西，也要先向售货员念条毛主席语录，售货员答一条语录后才能卖东西。把学习毛主席语录搞得十分庸俗化和神圣化。

    《毛主席语录》的编辑出版，是在林彪制造个人崇拜，大搞突出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在内容上，它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肢解为若干条的语录，有的是断章取义，有的是不顾当时的背景，对于人们掌握和学习毛泽东思想造成严重恶果，使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盛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击落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国军用飞机   

    从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初，美国军用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空，进行侦察和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航空兵和高炮部队英勇地进行防空作战，有力地打击了入侵的美国军用飞机，保卫了祖国的领空安全。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美国除了支持国民党军进行空中袭扰外，还不断派遣飞机到中国沿海进行侦察，甚至侵入大陆浅近纵深地区进行袭扰挑衅。仅1951年至1953年，美国军用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就达7729批，总计32126架次。为了保卫中国领空不受侵犯，打击敌机的空中袭扰活动，中央军委采取有力措施加速空军的建设。

    1950年8月至1951年9月，先后成立了各大军区空军司令部，建立了作战指挥机构，并加速组建航空兵部队，要求各地有效地做好防空战备工作。全军担负防空作战任务的部队认真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加紧了防空战备工作。1952年9月20日，美军B—29型轰炸机1架侵入上海地区；华东防空司令部命令空军航空兵第2师，起飞2架米格—15型歼击机拦截入侵之敌，并一举将其击落坠海。这是中国空军航空兵部队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第一次击落入侵的美国军用飞机。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和年轻的人民空军，使他们增强了战胜美机的信心。1952年11月22日，1架美军PB4Y—2型飞机侵入上海上空，空军航空兵第2师出动米格—15型双机起飞拦截，将其击伤。1953年3月6日，空军航空兵第14师两架米格—15比斯型飞机在山东半岛上空击落1架入侵的美军F—4U型飞机。

    4月23日，空军航空兵第2师将入侵上海地区的1架美军P—2V型飞机击落坠海。同年11月6日，第2师在山东半岛地区再次将入侵的1架美军PBM—5A型飞机击落。

    1955年5月10日，美军F—86型战斗机8架侵入辽宁安东（今丹东）以南的中国领空，中国空军航空兵16师起飞8架米格—15比斯型飞机进行拦截，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在这次空战中，中国空军击落击伤美机各1架。1956年4月9日晚，1架美军RB—50型侦察机经黄海侵入渤海湾上空。

    驻防辽东半岛的空军航空兵部队起飞拦截，将其击伤。此后，美国军用飞机侵犯中国领空的行径，暂时有所收敛，袭扰活动明显减少。但是，美国并没有停止对中国领空的入侵活动。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击入侵美机的空中斗争，由沿海地区转移到中南和西南地区。

    1964年，美国全面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政府从各方面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侵越美军为了查明中国的军事部署和动态，不断派飞机对中国进行袭扰和侦察。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航空兵和地面防空部队，开始了打击入侵中南、西南地区上空美机的斗争。总参谋部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分析研究了中南半岛的形势，确定空、海军和广州、昆明军区立即进入战备状态。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中南和西南地区的防空作战力量和指挥得到了全面的加强。

    1965年4月8日、9日，美军连续出动舰载机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进行挑衅，并向中国飞机发射导弹，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对此，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对入侵的美机进行坚决的打击。9月20日，1架美军F—104C型战斗机从海南岛西部侵入中国领空，海军航空兵第4师起飞2架歼6型飞机进行拦截。在不到300米的距离内抵近射击，一直打到距离39米，打得美机凌空爆炸。10月5日，1架美国RA—3D型侦察机侵入中国境内；空军驻广西航空兵第9师起飞4架歼6型飞机，在超音速条件下采取鱼贯进入的战术，向目标发起连续突击，4名飞行员从距离美机900米—直打到300米，先后都击中目标，使美机冒烟坠落。

    1967年，美军对越南北方实施全面轰炸，美军战斗机、侦察机入侵中国领空的次数明显增多。中国空军驻广西的歼击航空兵和高炮部队，在8天中三战三捷，击落入侵的美国军用飞机5架。其中在4月24日打了一场击落美国鬼怪式飞机的漂亮的歼灭战。当天17时，2架美国F—4B（鬼怪式）型飞机从广西南部边境侵入中国领空，驻防该地区的空军高炮第10师第30团采取集中火力近射的战术，向美机猛烈射击，当即击落1架；另1架刚飞出高炮火力区，即被空军航空兵第26师4架歼5型飞机截住。美机竭力摆脱未果，在中国4架飞机上下左右的夹击下，拖着浓烟坠落于北部湾海域。这是一次空炮密切协同，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速决战，2架美国F—4B型飞机侵入中国境内仅3分20秒，就被全部击落。这次战斗的胜利，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称赞。1967年7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战的飞行员和领航员，赞扬他们打得好。

    人民解放军在打击入侵美机中，越战越强。8月21日，空军航空兵第18师在广西地区击落入侵的美国A—6型攻击机2架。

    自1964年8月至1968年11月，美国作战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共计155批、383架次，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12架，击伤4架。

    美军在派遣有人驾驶军用飞机入侵中国的同时，还使用无人驾驶侦察机入侵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活动，同样遭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打击。

    1964年8月29日，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首次侵入中国领空侦察。10月13日，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入侵中国广西南宁和雷州半岛上空。为了对敌人实施有力打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率工作组深入部队，同指战员们一起研究对付美国高空无人驾驶飞机的办法。接着，空军领导机关进一步研究制定了打击美国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的兵力部署方案，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施行。广大指战员满怀信心地表示，一定要胜利完成打击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的作战任务。

    11月15日11时，1架美国147G型无人驾驶飞机，从海南岛东北部向雷州半岛飞行。空军航空兵第26师命令驻遂溪机场配属的航空兵第1师机动作战分队起飞1架歼6型飞机将其击落。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击落美国高空无人驾驶飞机，它标志着中国空军的防空作战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一个多月后，航空兵第1师另一个机动作战分队在广西南宁地区上空击落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1架。1965年1月9日，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领导人，在北京接见了击落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指战员代表。称赞空军部队打得好，勉励大家再接再厉，总结经验，继续提高技术战术水平。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进一步分析研究了歼击机打击高空无人驾驶飞机的特点和规律，又连续在雷州半岛、广西、云南和海南岛地区上空，击落美国入侵的无人驾驶飞机。美军在其无人驾驶飞机连遭打击之后，于1967年初改用性能更好的147H型及T型无人驾驶侦察机入侵中国领空。中国空军使用性能优良的歼7型飞机和地空导弹进行打击，连连奏效。6月24日，解放军空军航空兵3师起飞歼7型飞机，击落美国147H型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1架。此后，空军地对空导弹部队也连续击落美国147H型和T型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3架。

    自1964年8月至1971年12月，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侵入中国领空达97架次，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20架。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航空兵、地空导弹部队和高炮部队在国土防空作战中不断击落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国战斗机、侦察机，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保卫了国家领空的安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中国研制和发展原子弹有深刻的国际背景。1945年7月，由美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同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掷2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出现，对现代战争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凭借自己掌握的原子弹，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保卫国家安全，中国必须尽快发展自己的导弹核武器。

    1952年5月，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等军委领导在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规划时，就酝酿发展中国的特种武器。1953年，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1954年秋，彭德怀、李富春提出了争取苏联帮助建造一座原子反应堆的意见。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向李四光和钱三强详细询问了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地质资源等有关情况，了解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所需的条件。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并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究原子弹的决定。

    1955年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3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为了尽快掌握原子弹的研制技术，1957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三机部部长宋任穷、副总参谋长陈赓率领由31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同年10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聂荣臻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别尔乌辛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1958年1月，成立了三机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究设计的组织领导工作。7月，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负责接收、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调集、培训人员。1959年6月，苏联毁约停援后，北京某武器研究所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前期研究工作。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实际上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7月，中共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准备用8年时间研制成功原子弹。

    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带走了许多重要的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停止提供中国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给中国刚刚起步的原子弹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和严重困难。

    1960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贺龙在会上提出，要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下最大的决心突破国防尖端技术。1961年7月，聂荣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工作会议上，召集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五院、二机部等单位的负责人，分析研究了国防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问题。大家认为，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原子弹在探索性研究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只要措施得当，艰苦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突破原子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10月，聂荣臻指派张爱萍与刘西尧等人率领调查组到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第一线进行实地考察，进一步了解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于11月14日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了报告，认为只要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1964年就可能炸响原子弹。1962年3月，周恩来在全军编制装备会议上强调，对尖端技术丝毫不能放松。6月，毛泽东在听取杨成武副总长关于战备情况的汇报时强调，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

    1962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国防工办关于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和核武器研制情况的汇报时，刘少奇指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罗瑞卿于当月30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成立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的建议，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批语。中央专委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进一步加强了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

    为了统一管理原子弹等特殊武器的定型工作，1963年12月28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特种武器定型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罗瑞卿、张爱萍、安东（兼秘书长）任副主任，负责制定特种武器定型的方针、政策和定型审批工作。

    1962年10月10日，聂荣臻、罗瑞卿在听取刘杰汇报二机部的设想时，提出需要确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以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罗瑞卿于10月30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这个建议。11月3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1963年4月，邓小平对核武器研究所的代表说，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1963年底，中央专委全面检查了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全国参与协作的20个部、委，19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个厂、所和院校，都组织了最强的技术力量，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协作任务。二机部系统已有几座铀矿山和原子能工厂投入生产或试生产，聚合爆轰试验等重要技术关已经突破。根据这些情况，中央专委于1964年1月向中共中央报告：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可能在当年10月左右实施。

    1964年初，国防科委对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并报告了中央专委。中央专委于同年4月批准首次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实施，并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传达了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早试验核武器的研究决定，并对首次核试验的有关工作做了周密部署。9月27日，张爱萍、刘西尧回核试验基地，传达了中央专委和周恩来的指示，并根据气象预报，建议试验时间定在10月15日至20日之间。毛泽东、周恩来同意这一建议。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中国用4年多的时间研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全军改换帽徽、领章和着装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个时期，人民解放军军服的沿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军的发展进程。

    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仍着国民革命军服装，为了与旧军队区分开来，每人系一条红领带。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大部分由农民自卫军、工农义勇军组成，服装很不统一。此后，红军的服装主要靠自备、自制以及从敌人手中缴获来解决，没有统一的样式。我军最早的统一服装是在1929年产生的，军装、帽子和绑腿都用灰布制作，上衣为中山装，下衣为西装裤，军衣领缝上两块红布领章，八角帽前缝红布五星。以后，红军各部队的服装逐渐统一，但红军帽的式样，却不相同，有的部队戴八角帽，有的戴六角帽，还有的戴学生帽。服装多为灰色，但也有青色和蓝色。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曾给八路军、新四军发放过国民革命军制式服装。军服为灰色中山服，打绑腿。在直筒加帽围的圆顶帽上，佩有“青天白日”帽徽。从194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停发了军饷供给。我军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制军服，颜色为青灰色或草黄色，不分大小号码，长度一律“二尺五”。军帽上不佩戴帽徽，增发“八路”和“新四军”臂章，以区别于国民党军队。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仍沿用八路军、新四军的服装。1947年3月，我军正式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八路”、“新四军”臂章，各部队分别佩戴标有番号的臂章或胸章。军服颜色也不一致，多数是土黄色，中原部队的军服为灰色，东北部队的冬服保持了抗日联军的特色。到1948年底，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布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和部队番号作了统一整编，军委后勤部规定了全军统一的服装样式。军服为草绿色棉平布中山装，胸前佩戴长方形布胸章，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头戴圆形短檐帽，这种式样的帽子后来被称为“解放帽”，帽徽为“八一”红五角星。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于1950年10月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因准备仓促，除首批入朝部队换发了朝鲜人民军服装外，其余陆续入朝的部队，均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服装，为区别于朝鲜人民军，他们在军服上佩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章。入朝作战的第二年，志愿军战士都穿上了特制的志愿军冬服。

    建国后，我军先后进行了几次换装，服装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改进。

    建国初，人民解放军很快由单一军种发展为陆、海、空三大军种。为适应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发展，总后勤部对军服制式进行了研究，设计出新的军服和帽徽。经中央军委审定，1950年1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使用1950年军服（简称“五○”式军服）装备部队。“五○”式军服系列分为陆军、海军、空军，干部、战士，男军人、女军人，冬服、夏服等。陆军服装为黄绿色；海军常服为藏蓝色，礼服为白色；空军上衣为黄绿色，下衣为藏蓝色。干部战士均戴大檐帽，水兵戴水兵帽，从1952年战士改戴解放帽。

    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全军服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新的军衔服装参照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军服样式，结合我国服装特点进行了设计，经国务院批准，国防部发布命令，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肩章、领章、军兵种与勤务符号和新式帽徽、服装。新式军装的帽徽式样为“五星八一”。军官戴大檐帽，水兵戴水兵帽，其他士兵戴船形帽，佩戴军衔肩章及缀有兵种、勤务符号的领章。校官、尉官（除海军校官、尉官），扎武装带；士兵扎腰带。

    新的军衔服装首次突破了我军长期以来的单一制式军服，分礼服和常服两类。礼服主要配发校级以上军官，用于重要场合和出国访问穿着。1958年1月，国防部发布命令，规定军官在节日、集会、出国或外交场合佩戴肩章、领章，平时一律佩戴新式领章。从1959年4月起，陆、空军士兵改戴解放帽。从1960年起，军官在节日和外交场合戴大檐帽，平时改戴解放帽。

    1965年5月21日，总参谋部发出通知，取消军衔后，从6月1日起，全军改换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1）一律改配新的全红五星帽徽和全红领章；（2）一律戴解放帽；（3）海军服装改为深灰色；（4）废止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5）每人发腰带一条，废止武装带。1974年，海军服装恢复了1965年以前的颜色和样式。陆、空军女军人改戴无檐帽，夏季服装恢复裙服样式。

    1985年，经中央军委批准，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从5月1日起换穿新式服装，即“八五”式军服。新式服装在用料和式样等方面作了改进。全军干部和男战士戴大檐帽，女战士戴无檐帽，帽徽为“五星八一”军徽，领章加缀军种符号，干部领章、肩章的颜色，按军种作了区分。

    1984年1月，中央军委在批准“八五”式服装定型生产的同时，确定我军服装应实行礼服、常服、作训服系列化。根据这项要求，解放军总后勤部成立了专门小组，分析了我军军服的历史及现状，借鉴了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军服样品，研制出我军礼服、常服、作训服系列样品，提出了军服改革设想方案。1987年8月，我军新型系列军服定型投产，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七系列服装”。1988年7月16日，总参谋部、总后勤部规定，从当年10月1日起，开始穿着87式军服，全军官兵（不含文职干部和未授予军衔的现役军人）一律佩戴新式帽徽、军衔肩章和军种符号，专业技术军官佩戴专业技术符号；并规定了具体佩戴方法；原帽徽、领章、肩章和军种、专业符号即行作废。军官着87式夏服时，必须内着白色衬衣，系制式领带；陆、空士兵和海军女士兵着87式夏常服时，必须内着制式衬衫。院校毕业学员实习期间仍着学员服装，佩戴学员肩章。1997年，经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军从5月1日起正式着穿新一代军服。新一代军服着眼于21世纪中国军队的穿着需要，设置礼服、常服、作训服和工作服四大系列，形成了陆军以棕绿色为主色调、海军以白色和藏青色为主色调、空军以蔚蓝色为主色调的三军服装颜色体系。样式、颜色较原军服更为美观、大方和协调，体现了人民解放军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据悉，新一代军服可望在2000年前后逐步装备全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人民解放军援助越南人民进行杭美救国战争   

    1964年8月5日，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连续轰炸越南的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事件发生当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即致电越南主席胡志明、总理范文同和总参谋长文进勇，表示中国的关注和对越南抗美斗争的支持。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1965年3月，美国出动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发动了局部战争。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战争冒险，重申自己的严正立场，表示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保持高度警惕，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中国政府给予越南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包括枪、炮、枪弹、炮弹、舰艇、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汽车、飞机、炸药、有线电机、无线电机、军服以及大量油料、被装、药品、卫生器材和食品等。这些物资约合人民币42.6亿元，可装备200余万人。

    中国人民把援助越南人民的斗争当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要求，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他曾亲自交代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援助越南南方的物资中，增加压缩干粮、肉松、猪肉罐头、咸鱼、蛋粉、雨衣、蚊帐和医疗器械。周恩来提出，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任务。对越南提出的要求都要严肃、认真、积极地对待。他还要求给南方的装备，要便于使用、便于携带、便于隐蔽和便于运送。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供应了越南。一些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装备，就优先向越南提供。非但如此，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尽量满足越南的急需。

    1973年1月，《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在巴黎签订，宣告美军撤出越南南方。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鉴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压缩对越军援规模，至1976年，无偿军事援助方告停止。

    在对越南提供军事物资援助的同时，根据越南要求和中越两政府及军队签订的有关协定，中国从1965年6月起，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达32万余人。中国援越部队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越南北方的领空，保证了越南北方运输线的畅通，并使越南人民军得以解除后顾之忧，抽调大批部队到南方作战。

    1965年4月17日，应越方请求，中国工程部队进入越南东北群岛施工，构筑永备工事、码头、道路，敷设海底电缆和通信线路，完成预定任务后，应越方多次要求，该部队推迟了归国时间，承担了越南东北军区多处陆上设防工程施工任务。

    1966年12月至1968年2月，中国工程部队进入越南红河三角洲地区，构筑设防工程。1969年5月，中国工程部队在越南安沛援建的空军机场竣工。1965年10月至1966年7月，中国援越通信工程大队帮助越南在莱州、山萝和奠边府等地区修建通信设施。

    在抗美斗争中，越南北方的铁路、公路是美机轰炸的重点。

    为了打破美国对越南北方交通线的封锁，改善其运输条件，应越方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以铁道兵、工程兵为主的支援部队10万余人，担负了改善和保障河内以北铁路运输与修建7条重要公路的繁重任务。

    1965年6月，中国从各铁路建设工地紧急抽调铁道兵部队赴越。在5年内，共为越南新建铁路正线117公里，改建铁路正线362公里，新建铁路桥梁30座，新建和扩建各种铁路站、段20个，架设通信线路1023对公里。这些工程的相继竣工，大大提高了河内以北的铁路运输能力，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战争的需要。

    1965年5月30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协定》，确定由中国帮助越南修建12条公路（后调整为7条）。1965年9月底，担负援越筑路任务的工程部队和配属的高炮部队共8万人入越。至1968年6月下旬，修路部队完成7条干线公路及其附属防护设施，共计新建、改建公路1206公里，桥梁305座，涵洞4441座。

    1965年8月，应越方请求，中国高炮部队入越，担任了河内至友谊关铁路线北宁至谅山段、河内至老街铁路线安沛至老街段的防空作战任务，取得了显著战果。

    1968年3月，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和国际压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逐步降级”。

    5月，越、美两国在巴黎开始举行和平谈判。11月起，美国停止轰炸和炮击越南北方。有鉴于此，经中越双方商定，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3月中旬前陆续撤离越南回国。

    中国援越部队以中越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抗美的大局为重，尊重越南政府，尊重越南人民军，尊重越南的风俗民情，模范地执行军事政治纪律，爱护越南的一草一木。为了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1100名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牺牲并长眠在越南土地上。在完成援越任务后，中国援越部队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撤回国内。当时的越南领导人黎笋曾向中国领导人表示：“要是你们不给我们热心支援的话，我们恐怕要多牺牲二三百万人才能取得胜利。”中国的援助，不仅为越南提供了支持长期战争的物质基础，而且为越南提供了可靠的战略后方，有力地支持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南海舰队“八六海战”取得重大胜利   

    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武装反攻大陆计划破产，派遣小股武装特务渡海登陆又连连受挫的情况下，为了鼓舞士气，扩大影响，接连派遣海军战斗舰艇，不时窜入广东、福建一带近海渔场，伺机输送武装特务登陆，同时对大陆渔民进行“反共心战”活动，破坏渔业生产。人民解放军于1965年8月6日在广东南澳岛以东海域，对窜入的国民党军舰给予歼灭性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

    1965年8月5日5时，国民党海军巡防第2舰队旗舰——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载着执行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海啸计划”、准备向福建渗透的一股武装特务，由台湾左营隐蔽出航，驶向广东沿海。“剑门”号原是美制扫雷舰，排水量为1250吨，航速为20节，装有76.2毫米以下口径火炮10门。“章江”号系美制小型猎潜舰，排水量为280吨，航速为18.5节，配有76.2毫米以下口径火炮10门。

    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获悉“剑门”号编队出航后，立即制订了放至近岸、协同突击，一一击破的作战方案，确定以护卫艇41大队高速护卫艇4艘、鱼雷快艇11大队鱼雷艇6艘，组成海上突击编队，以161号炮艇和快艇11大队鱼雷艇为支援兵力，并指定汕头水警区副司令员孔照年乘598号护卫艇，负责海上指挥。

    8月5日17时45分，“剑门”号编队驶至东山岛东南海域。南海舰队为争取时间，一边上报作战方案，一边命令汕头水警区参战兵力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当时，这个水警区的战艇有半数处于修理和保养状态。接到命令后，全体指战员突击抢修保养战艇，各艇迅速调整技术骨干，在2个小时内完成战前准备工作。21时24分和23时43分，4艘护卫艇和6艘鱼雷艇先后由汕头、海门启航，驶往南澳岛云澳待机。23时许，总参谋部批准海军的作战方案，并提出放进来打、越近越好，争取在晚上打、拂晓前撤回原地等五点要求。这时“剑门”号编队由兄弟屿东南海面向西南航行。解放军海军的4艘护卫艇和161号火舰分别由云澳、汕头出航，于6日0时40分进至距目标3.8海里处，由于岸上指挥部引导出现差错，一时没有对“剑门”号编队形成拦击态势。孔照年果断决定，放弃护、快协同作战计划，命令护卫艇高速追击。不久，“剑门”号编队依仗火炮射程远的优势，先行开炮。解放军护卫艇队冒着密集的炮火，高速接近目标。各艇指战员由于求战心切，将“准备射击”的口令错听成“射击”，因而先后向“剑门”号编队的火光方向开炮射击。孔照年及时下令制止了这种无效射击，直至看清目标轮廓和桅杆并在“剑门”号编队的20毫米火炮也开始射击时，才命令各艇一齐开火。解放军海军艇队两次抵近射击，“剑门”号慌忙向东逃跑。4艘护卫艇紧紧咬住“章江”号不放。临近3时，艇队抵近“章江”号，在距离500米处保持同向运动时实施集中火力突击，一直打到相距100米以内，使“章江”号连连中弹。

    10分钟后，“章江”号高速冲向解放军的艇群，企图寻找机会逃跑。598、601号艇立即加速冲上前去英勇堵击。611号艇一面猛打“章江”号，一面穿越其航线，正好处于己方艇队与目标之间。611号艇先被己方误击，旋即又被“章江”号击中，先后中弹17处。该艇在3部主机被打坏，前舱进水，人员伤亡近半数的情况下，仍继续坚持战斗。轮机兵麦贤得头部被弹片击中，顿时失去知觉。他苏醒以后，以惊人的毅力，一直顽强地坚守在主机旁边。

    在解放军艇队的冲击下，“章江”号舰遍体鳞伤，失去抵抗能力。为加速该舰沉没，孔照年又组织艇队实施两次突击。在50—30米的距离上，各艇直接瞄准，以穿甲弹攻击它的水线以下要害部位。“章江”号起火爆炸，最后在东山岛东南24.7海里处葬身海底。

    “章江”号被击沉后，“剑门”号仍在外围海域徘徊。南海舰队为扩大战果，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即令在云澳待机的鱼雷快艇第二梯队119、120、121、122、136号5艘艇投入战斗。同时，南海舰队命令战场上的3艘高速护卫艇和161号炮舰，立即追歼“剑门”号。5时，护卫艇队追至距“剑门”号6海里时，“剑门”号舰上的所有火炮一齐向艇队猛烈急射，曳光炮弹在解放军各艇周围乱窜。我艇队指战员无所畏惧，沉着机智地进行反炮火曲折机动。当距离目标7—5链时，各艇一齐开火。激战4分钟，“剑门”号中弹起火。这时，高速赶来的鱼雷艇队迅速占领有利发射阵位，分两组同时向“剑门”号发射鱼雷10枚，将它击中。5时22分，“剑门”号舰带着浓烟烈火，在东山岛东南38海里处沉没。

    这次海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次海上歼灭战，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2艘军舰，击毙国民党少将胡嘉恒以下170余人，俘“剑门”号中校舰长以下33人。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海战中亡4人，伤28人，损伤护卫艇和鱼雷快艇各2艘。战后，国防部通令嘉奖参战部队，赞扬“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干脆，打得漂亮”；并授予麦贤得以“战斗英雄”称号。海军分别授予611号护卫艇、119号鱼雷艇以“海上英雄艇”、“英雄快艇”称号。

    8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八六”海战的有功单位和有功人员代表，并合影留念。

    周恩来夸奖说，这次海战是打近战、夜战、群战，是小艇打大舰，打得很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   

    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向中央军委呈送《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汇报了全军多年来生产取得的成绩，强调要坚持“长期经营、稳定生产规模、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的发展方针，并提出了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为战备提供物质条件的设想。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

    毛泽东在信中肯定了总后勤部上报的农副业生产计划，并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毛泽东还指出：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是有条件的，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同时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全文转发到全党，要求全党有步骤地遵照实行。因此，“文化大革命”10年间，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种时髦。

    “五七指示”有正确的内容，对军队生产的发展等起了推动作用。但其中要求全国各基层单位、各党政机关都要“批判资产阶级”、要求军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态度等，则是错误的。这些“左”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人民解放军院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第二炮兵领导机构成立

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江青、康生等制造“二月逆流”

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

林彪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全军进行长途野营拉练

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全军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海军南海舰队进行西沙自卫反击作战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人民军队进行全面整顿

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人民解放军参加唐山抗震救灾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人民解放军院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2月，江青、林彪相勾结，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由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制定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和批示发至全国。这个《纪要》提出：全国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大革命”。它还特别强调军队要“积极参加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彻底清除这条黑线对部队的影响。”依据《纪要》精神，总政治部于4月8至6月11日召开全军文艺创作会议，断言：“部队文艺工作者十几年来受黑线的影响很普遍，涉及的面很广”，“在军队内部，也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代表人物”。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号召全军“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5月25日，总政治部召开电话会议，部署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后总政治部多次发出指示或做出口头规定，提出“总的步骤是先搞正面教育”，在此基础上，“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进行充分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彻底批判”。运动主要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部门进行，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6日，林彪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应着重做到：一、检查是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检查是不是突出政治；三、检查是不是有革命干劲。会议提出，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大体上从9月份开始，用2到3个月时间进行，整个运动分为鸣放辩论、重点批判、整改建设3个阶段。8月23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9月、10月、11月大闹3个月”，点名斗争某些军队高级领导人。这次会议否定了在此之前中央军委为稳定军队而采取的许多必要措施，成为军内出现动乱的重要原因。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林彪的干预，人民解放军的院校首先受到猛烈冲击，继而迅速波及各级领导机关，军队越来越难以保持稳定的局面。

    10月5日，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指出，以前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做出的“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等规定，“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文件，并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合”，要“坚决贯彻执行”。从此，全军除野战军以外各级党委受到严重冲击，军队院校党组织陷于瘫痪。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规定军以下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不搞“四大”，这是从部队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考虑所做出的正确决策，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教育中采取了一学习、二讨论、三批判、四表态的方式，迫使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反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确性”。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来统一部队的思想和行动。

    在军队“文化大革命”急转直下的形势下，经军委常委讨论决定，并报毛泽东主席批准，11月13日和2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两次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会上就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对军队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大搞打砸抢等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们指出：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少数人表现不好，败坏我军的光荣传统，如果不改正，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他们强调军队的特殊地位，要求保持军队的稳定、团结和集中统一指挥。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本质的不同认识以及对左倾错误的觉察和抵制。但会后不久，他们的讲话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1967年1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碰头会，讨论处理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1月10日，由当时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关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等起草，经江青报林彪批准的军队报纸宣传要点提出，要“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全军。1月11日，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改组，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萧华、杨成武等任副组长。江青攫取了直接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随后，彪、江青一伙为夺取更大权力，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军队领导干部，进行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虽然广大指战员，特别是一些军队的高级干部对不少“左”的东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为缓解或制止“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错误及减少所造成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党的主要领导者坚持错误和其他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规定，参加“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一套东西流毒全军。它颠倒了是非，搞乱了思想，涣散了纪律，败坏了作风。许多党委和机关受到冲击，许多领导干部遭到错误批判和揪斗，有的被迫害致死。军队各项工作受到严重破坏，派性的产生和发展损害了军队内部和军政军民团结，给部队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造成许多问题，使军队建设受到了严重损害。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第二炮兵领导机构成立   

    为了保卫国防适应现代条件下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并由周恩来主持筹建工作。根据中央军委1967年6月6日的决定，在已建立的导弹部队的基础上，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为基础，与军委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于7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直属中央军委领导。1967年7月4日，中央军委任命向守志为第二炮兵司令员，李天焕为第二炮兵政治委员。

    第二炮兵是人民解放军中装备地地导弹武器系统、担负核反击战略任务的部队。它由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部队，以及工程、情报、侦察、测地、计算、气象、通信、防化、伪装等作战保障、技术保障和后勤保障部队及院校、科研单位组成。它的基本任务是，遏制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在战略上配合其他军种作战，是实现积极防御战略的核打击力量。

    战略导弹部队是随着中国导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创建时，中央军委确定在专业技术与导弹接近的常规炮兵部队中组建地地导弹部队。1957年12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由解放军炮兵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炮兵教导大队，为创建地地导弹部队培训指挥、技术干部。1959年7月，炮兵教导大队完成培训任务，机构撤销。解放军炮兵将原教导大队1营的一个发射连及专业分队，扩编为人民解放军最早的一个地地导弹发射营。1960年3月以后，根据中央军委发展导弹部队的规划，先后在一些军区组建了地地导弹营。为加强领导，适应导弹部队的发展，1964年1月31日，经总参谋部批准，导弹营改编为导弹团，导弹部队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主体装备是地地战略导弹，它是中国战略核武器的主要组成部分。1966年以前，导弹部队使用从前苏联购买和仿制的P—2近程导弹进行教学和训练；从1966年开始，第二炮兵部队装备了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1971年中程导弹核武器开始装备部队；尔后，远程、洲际导弹开始在第二炮兵部队服役。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拥有了一定数量、多种型号的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同时，随着导弹核武器的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先后组建了装备有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的地地导弹部队，并逐步组建了一批战斗保障和技术勤务部（分）队。

    1982年9月后，根据中央军委下达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方案，战略导弹部队的体制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体制，突破了以往沿用的陆军体制，适应了导弹部队装备复杂、技术性强的特点，有利于保留骨干和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也使官兵比例、作战和保障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适合作战的需要。1985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改革导弹部队体制和使编制精干的指示，战略导弹部队在保持原编制体制特点的情况下，又重点加强了以发射分队为主体的合成配套，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作战体系。这一新的编组，既突出了自己的特点，又与全军建制部队的序列协调一致，向精兵、合成、配套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

    第二炮兵部队经过30多年的建设，逐步发展，不断壮大，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实战能力，成为主要的核威慑和核反击力量。它对实现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加强国防，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着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三支两军”是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任务的简称，是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支左”是指“文革”前期，部队支持地方被称为左派的一些组织；“支农”“支工”是到地方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支援农业和工业生产；“军管”是部队对一些要害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则是派军队对大中专院校进行军训。“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严重内乱的形势下开始的。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夺权”阶段，地方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社会上武斗成风，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阻塞。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 月23 日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提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部队支持援助，都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同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任务的决定》，要求各部队为“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各部队“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从此，三支两军工作陆续开始。至1972年部队先后派出280多万指战员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全国省、地、县三级均成立了支工领导机构（如支工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县级以上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学校均派驻了军宣队或军代表，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气象、机要、国防工厂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

    “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消”。此后三支两军人员就陆续撤回部队。

    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人民解放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

    在武斗激烈、“打砸抢”盛行的严重局面下，许多指战员临危不惧，制止武斗，阻止“打砸抢”。有时还需用人墙隔离武斗的双方人员，忍受群众的殴打和辱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城镇居民武装巡逻、送粮、运菜、运垃圾；保护商店、粮店、旅店、影剧院的正常营业；组织恢复公路和铁路交通，担负押运、护车、护路的繁重任务；取缔危害社会生活和秩序的打砸抢反动组织和团体；支工支农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宣传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与广大工人农民群众一起，同外流、旷工、停产、擅自离职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作斗争；为把生产搞上去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起到了积极作用；担任军管的部队保卫了边海防要害地区、重要单位和公检法专政机关，使这些地区、部门和系统的安全和秩序有了基本的保障，避免了外来的干扰和冲击；军训队还动员、教育、组织广大师生返校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组织学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增强了广大青少年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正是由于“三支两军”，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由于“三支两军”在总体上是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它助长了派性，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降低了人民军队的威信，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团结；破坏了军队内部的团结，单位和单位之间由于各支一派造成隔阂；它把林彪的“突出政治”、“三忠于”、“四无限”带到地方，加剧了个人崇拜，又把社会上的派性、无政府主义和一些不正之风带到部队，破坏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消除“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十分重视。为了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共中央于1979年12月14日发出了《关于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通知》，指出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一条，是要历史的看待“三支两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致使地方党政群组织瘫痪，打砸抢成风，全国处于“全面内战”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当时对稳定大局起了积极的作用，成绩是主要的。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造成的，其次也由于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某些问题还同领导上的错误指示有直接关系。当然，在“三支两军”中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应该虚心听取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地方同志则不应该苛求他们，而应当持谅解态度。经过军队和地方的努力，妥善地解决了许多遗留的问题，拥军优属、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江青、康生等制造“二月逆流”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全国一片混乱，迫害领导干部之风愈演愈烈。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掀起夺权运动，使全国党政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生产秩序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国民经济日趋恶化。在“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局势面前，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政治局碰头会和其他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表示了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义正辞严的斗争。斗争主要围绕着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二是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打倒；三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

    1967年1月19日、2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林彪先前提出的在军队中全面搞“大民主”，遭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副主席的反对，坚持保持军队的稳定；针对江青、陈伯达等人企图从总政人手，打开缺口，搞乱军队的阴谋，叶剑英拍案而起，警告那些野心家不会有好结果。徐向前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这就是后来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人同康生、陈伯达、关锋等人再次交锋。叶剑英质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愤怒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啦，难道我们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责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为上海公社，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陈伯达等人被问得瞠目结舌。

    更加激烈的斗争发生在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在此前，周恩来鉴于各地揪斗党政领导干部的情况十分严重，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把20多个地方党政负责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但上海却把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扣住不放。会前，在怀仁堂门口，谭震林碰到张春桥，便问他：“陈丕显来了吗？”张春桥却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呵！”谭震林严肃地说：“党可以做工作嘛！”张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气愤地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于是会议一开始，谭震林首先提出陈丕显的事，他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痛斥张春桥等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谭震林越说越气愤，拿起皮包，穿上衣服一边走一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虽然没有人选我为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句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的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伟大胜利呢？”并指出：“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叶剑英指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李先念也对残酷迫害老干部，整“百丑图”等问题提出尖锐批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这次抗争，被林彪、江青一伙定为“大闹怀仁堂”。

    2月17日，谭震林写信给林彪，斥责江青等人“真比武则天还凶”，“手段毒辣是党内从来没有过的”，并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到底。”2月16日晚，康生指示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整理了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由江青安排，让他们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林彪也将谭震林的信送交毛泽东，并附了自己的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提意见的老同志，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指责他们是搞翻案，搞复辟。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态度，很快掀起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从2月22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对这些老同志进行围攻批斗。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说：“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随后，林彪、江青一伙将反击“二月逆流”的恶浪卷向全国，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实际被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碰头会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林彪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说：“这股逆流，矛头对着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江青、康生等人制造的“二月逆流”，使林彪、江青集团攫取了更大的权利，对“文革”的恶性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议，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事实证明，江青、康生一伙制造的“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文革进行的抵制，是完全正确的行动。正如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   

    中苏边界问题，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而日益尖锐起来，苏方不断破坏边境现状，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中国境内修筑军事设施，干涉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等，在不断升级的中苏边界争端中，珍宝岛地区是冲突的焦点之一。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该岛北端原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的长期冲刷，1915年才形成小岛，因为它两头尖，中间宽，形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得名珍宝岛。该岛历来都是中国的领土，根据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该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属中国内河，即使根据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按国际惯例，凡通航界河无明确规定疆界的均以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该岛仍是中国领土。而且当地居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进行生产和打鱼的活动。本世纪以来，中国渔民张盖和臧盖年等几位老人，相继上岛建房、捕鱼和种菜，故珍宝岛又被当地人称为张盖岛和翁岛。1945年以前，珍宝岛归虎林县公司村管辖，后为虎头区管辖。这个地区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方违背国际惯例，将边界线划到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国岸边，珍宝岛划归苏联，从此形成争议，并出现摩擦。从1967年1月到1969年2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达16次，破坏中国边民生产，打死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对于苏联边防军的不断挑衅，中国边防部队一再克制忍让，未予还手。苏联边防军对中国边防部队的克制忍让态度和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视为软弱可欺，对珍宝岛地区的入侵挑衅活动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苏联边防军的武装入侵进行了坚决还击。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国边防部队公司边防站派出两个巡逻组执行珍宝岛例行巡逻任务，当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的第一组沿中国境内的冰道抵近珍宝岛时，苏联边防军立即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地方，出动70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带篷卡车和一辆指挥车，荷枪实弹，抢先侵入珍宝岛，并阻止中国边防军巡逻分队登岛巡逻。中国边防巡逻第一组当即发出警告，令其从中国领土上撤走，苏军非但不听劝阻，反而持枪进逼，并企图切断这个巡逻组的退路。

    中国边防部队毫不示弱，继续巡逻。苏联边防军在形成对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小组三面包围态势后，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6人，中国边防巡逻第一组被迫自卫还击，第二巡逻小组亦果断行动，给侧后苏联边防军以沉重打击。苏联边防军、装甲车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开炮，其中一辆装甲车驶入珍宝岛北端的江汊，被中国边防部队炮火击退。经一个多小时激战，中国边防巡逻分队驱逐了入侵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并击毙了率先侵入中国领土的斯特民科夫等数名边防军士兵。3月2日战斗后，苏军迅速向边境增兵，企图继续以武力强占珍宝岛。为保卫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也积极进行防御作战准备。3月15日，苏联边防军对珍宝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入侵，4时许，苏联边防步兵60余人，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并于8时向中国守岛分队进攻。守岛分队官兵运用集中火力近战战术，对苏边防步兵予以打击，将步兵与装甲车分割，使其不能配合。经一个多小时激战，中国边防部队打退苏联边防军第一次进攻。之后苏联边防军出动6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在江岸上的炮兵火力支援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进攻。中国守岛分队不畏强敌，抓住战机，敢打敢拼，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打垮了苏联边防军的第二次进攻。13时35分，苏联边防军的纵深火炮、岸边坦克炮和其他火炮在炮校机引导下，大规模进行炮火袭击，炮击正面达10公里，纵深约7公里，持续时间达2小时，接着苏联边防军100余人在10辆坦克和14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珍宝岛发动了第三次猛烈进攻。中国边防分队抓住苏联边防军害怕步兵与坦克和装甲车分割的弱点，发扬敢于近战的光荣传统，采取几个战斗小组同时围打一辆坦克或装甲车的战法，予以各个击破，打乱了苏联边防军的战术协同。经50多分钟激战，中国边防部队胜利地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第三次进攻。3月15日这一天，中国边防部队与苏联边防军的50多辆坦克、装甲车和大量步兵，激战近9个小时，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3次进攻。17日，苏联边防军又出动步兵70余人，在坦克的支援下入侵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将其击退。

    为表彰边防部队保卫珍宝岛的英雄事迹，中央军委于7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政治干事杜永春、火箭筒手华玉杰、班长周登国、营长冷鹏飞、副科长孙征民烈士、班长杨林烈士、副连长陈绍光烈士、副连长王庆春烈士、战士于庆阳烈士等10名官兵以“战斗英雄”称号，给边防部队侦察连、1连、公司边防站等10个单位记集体一等功。

    珍宝岛自卫还击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中国领土完整的一次英勇作战。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部队指战员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毫不畏惧，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连续作战，顽强拼搏，战胜了入侵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也有力地保证了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林彪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气氛紧张、冲突规模日渐扩大。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战备工作逐步掀起高潮。随后召开的中共九大，将“准备打仗”列为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利用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18日21时30分，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林彪通过“紧急指示”，迫使在京的老同志在10月20日以前全部疏散完毕。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老同志被迫迁出北京，前往广东；陈云、王震等人前往江西；聂荣臻、陈毅等人前往河北；徐向前等人前往河南。同时，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等也分别被疏散到河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大部分老干部到达疏散地之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加上年老多病，儿女失散，受尽颠沛流离之苦。更有被“打倒”的老同志遭受非人的虐待和折磨。大部分老同志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才先后回京，但刘少奇、陶铸已在疏散地被迫害致死。

    林彪的“紧急指示”带来严重影响，电子工业被要求在三线建设方面三年内实行“六大块、四小块各自不同特点的地区成龙配套”，严重脱离实际，给电子工业的生产建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很多高校被裁并，一批在大中城市的高等学校被外迁，更多的高等院校则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在农村设立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下放农村；一些原属政府系统的部门被人民解放军接管和合并。

    军队的组织机构被搞乱了，也不利于这些部门充分发挥其职能，军队建设和地方建设都受到了严重损害。

    林彪的“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在军内制造了严重混乱，打击迫害了老干部，实际上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全军进行长途野营拉练   

    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军队的冲击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军事工作的破坏，军事训练工作遭受严重挫折，军事训练被置于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之后的无关紧要的地位，训练时间没有保障，“政治教育要多少给多少，生产劳动占多少是多少，军事训练剩多少算多少”，且训练内容简单，标准低，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训练质量下降，事故增加，战斗力严重削弱。

    珍宝岛事件以后，毛泽东要求全国“准备打仗”。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从1969年下半年开始恢复。

    野营拉练是当时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

    野营拉练是人民解放军采用已久的训练方法之一。1963年4月12日，毛泽东听取了南京军区关于部队进行野营训练的汇报，称赞说：“这种方法好，应该在全军用这种方法，应该推广这种方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野营训练也被弃之不用。1969年军事训练恢复以后，新疆、沈阳、济南、北京等军区的一些部队走出营房，进行野营拉练。为提高部队能走、会打的本领，他们在野营训练中增加行程，加大难度，提高速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70年2月3日，总参谋部转发了沈阳军区某师《“千里野营”总结报告》，《报告》提出野营训练为促进战备思想落实提供了一条好途径，为落实四好、全面建设连队提供了一条好路子，为培养部队优良战斗作风提供了一个好方法，为部队适应战时生活管理提供了一个好措施。他们认为：“部队多动一动有好处，动中才能更多地发现问题，更好地解决问题”。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及新疆、济南军区野营拉练情况的两个报告后，充分肯定了这一作法，批示：“这样训练好”。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训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2批（或不分批），每批2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又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2个月。一方面要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群众工作的演练；一方面也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术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通知要求各部队、院校、大军区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

    按照军委部署各野营部队着重进行了行军训练。在各种复杂的野战环境里，他们练习行军、做饭、宿营、警戒；他们采取走训和驻训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技术和战术训练，演练突破、迂回、包围、追击、防御、反冲击等攻防作战战术，演练打坦克、反空降。反空袭等战术技术；海军组织海上拉练，锻炼海上作战和生活能力；空军组织了转场训练，锻炼部队的机动能力。

    野营训练培养了部队的吃苦耐劳精神，检验了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走、打、吃、住、藏的能力，使部队学到了许多在营房中学不到或难以学到的东西。

    野营训练密切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同时，许多部队到韶山、井冈山、古田、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著名战场及其他先进典型的地区参观访问，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同时野营训练也暴露了部队存在的许多问题，主要是行军、做饭、宿营、警戒方面的问题比较普遍。其他如战士负荷太重，许多装备和战备物资带不走；通信器材少，质量差；机关组织指挥能力差，基层干部不懂本级战术，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军、兵种知识，合成意识差等问题亦较为突出。

    野营训练作为一种基础的训练方法，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环境中被恢复使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一是野营训练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部队，全面锻炼了部队，提高了部队的适应能力；二是培养了部队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增进了官兵团结，密切了军民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军事训练正了名，使过去几乎无人敢提及的军事训练以这一形式得到了承认和恢复。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全军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林彪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条件下出现的、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利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党内“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大搞宗派主义，排斥打击大批老干部，攫取到党政军的很大一部分权利，但仍不满足。他们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权利的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便不断利用各种机会，图谋提前接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他们实现篡夺国家最高权利的大好时机，希望通过四届人大名正言顺的当上国家主席，而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必然使林彪的野心落空。4月11日，林彪有意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

    次日，毛泽东回答“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5月中旬，林彪同吴法宪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叶群更露骨地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7月中旬，毛泽东第4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8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林彪、陈伯达再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遭反对。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讨论修改宪法，二是审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三是讨论战备问题。林彪在开幕式上却别有用心的大谈毛泽东是“天才”；当晚在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全会听林彪的讲话；接着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第2天下午的分组讨论会上，按照预谋而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几段语录》的材料，并照林彪讲话的主旨，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借题发挥，当晚华北组又发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的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华北第二号简报（全会第六号简报），引起一片混乱。

    8月25日，江青向毛泽东反映了分组会议的情况，毛泽东也看到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对林彪等人为争夺权利而进行的宗派活动有所察觉，即召集有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8月26、27日，周恩来等连续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责成他们向党中央作检讨。但林彪却在28日晚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林彪还极力给他的心腹们开脱，说“军队的几个同志也没有同陈伯达共过事”，“他们都是炮筒子，说话走了火”。

    刚刚上山的黄永胜见势不妙，赶紧销毁了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林彪集团发动的这场袭击，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而迅速偃旗息鼓了。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揭穿：“称天才”的骗局，批判了陈伯达的唯心史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和批判，挫败了林彪和平抢班夺权的阴谋。会后，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并派人参加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逐步削弱了他们的权势。

    林彪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庐山他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转而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暴力方式抢班夺权。10月在林彪的策动下，已当上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林彪之子林立果，组成了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他们又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571工程计划”。

    3月31日，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开由政变骨干分子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和政变步骤、手段等，“联合舰队”加紧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活动。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逐步了解到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异常活动，于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离京赴南方巡视。他在沿途先后找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武汉、广州、福州等五大军区的负责人进行谈话。谈话中，毛泽东总结了历次党内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他还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点名批评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对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人提出警告，指明了道路；同时又对沿途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打了招呼，提高他们对庐山这场斗争的认识，以便在政治上与林彪集团划清界线，为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作了必要准备。

    3月5日和6日，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十分恐慌，经过紧张策划，他们决定“破釜沉舟”立即发动反革命政变。9月7日，林彪授意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9月8日，又亲自发出武装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字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妄图乘毛泽东南巡之机，在上海地区谋杀毛泽东，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南巡途中的毛泽东对林彪集团一些骨干分子的异常活动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打乱了林彪的反革命部署。9月11日深夜，林彪、叶群获悉谋杀毛泽东的计划破产后，准备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准备另立中央，实行割据。毛泽东9月12日下午安全返回北京。当晚10时许，周恩来追查256号专机突然飞山海关一事，并下令控制这架飞机。林彪感到阴谋已经暴露，断定南逃广州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13日零时32分带着叶群、林立果等几个死党，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落，机毁人亡。林彪余党或自杀或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军队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运动前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正确指示，做了许多有益于纠正左的思想，发扬优良传统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全军深入批判了林彪反革命的罪行，同时有重点地清查了参与林彪反革命活动的人和。1972年1月1日，总政治部下发了《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有针对性的采取了一些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措施，改善了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全军批判了林彪破坏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扭转了多年不读马列著作的状况，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高潮，学雷锋活动逐渐在全军恢复起来。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恢复了一批遭受打击的领导干部的职务。全军恢复和增建了41所军事院校。全军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加强了对军队的教育和管理，加强了基层建设。

    经过一段批林整风，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有了加强，其他各项工作也有了起色。但是，江青等人却竭力阻挠对林彪“左”倾错误的批判，加之当时毛泽东也认为林彪是“修正主义”，是“极右”，这就把批林彪的极左变成了批“极右”，使清除政治工作中左的影响的工作不能很好进行。1974年，江青等人又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派人到部队煽风点火，将批林与批孔（孔孟之道）联系起来，并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坚持正确主张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这样就不仅未能把林彪的罪行与错误批深批透，反而使一些领导干部重新受到批判，使刚刚稳定的局面又遭到破坏。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海军南海舰队进行西沙自卫反击作战   

    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处，由宣德群岛、永乐群岛及其他岛礁组成，其中永乐群岛由甘泉、珊瑚、金银、琛航、晋卿等岛屿组成。西沙群岛地处印度洋与西太平洋问的海上要冲，地理位置重要，自然资源丰富。

    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沙群岛的一些岛屿被法国占领，以后又被日本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沙群岛同南海诸岛一起，已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接收。

    1956年，印度支那停战以后，法国将其占据的珊瑚岛移交南越伪政府，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规定中国领海的声明，重申西沙群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14日越南总理范文同照会周恩来总理，表示承认和赞同中国政府的声明。

    1973年8月底，南越伪军已占领中国甫沙、西沙群岛的6个岛屿，9月又宣布将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归其福绥省管辖。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政府绝不容许西贡当局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任何侵犯。

    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一再严正警告，于1月15日悍然派出驱逐舰16号（李常杰号）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对在该海区从事正常捕鱼生产的中国渔轮进行袭扰，并炮击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甘泉岛。17日，南越驱逐舰4号（陈庆瑜号）到达甘泉岛海域，南越伪军随之侵占了金银、甘泉二岛。18日，南越驱逐舰5号（陈平重号）、护航舰10号（怒涛号）侵入上述海域，抢占金银、甘泉二岛，企图作为继续侵占其他岛屿的据点。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保护渔业生产，1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立即派出舰艇，驶抵西沙永乐群岛海域进行巡逻，并命令海南军区派出民兵，随海军舰艇进驻永乐群岛的晋卿、琛航、广金3岛。中央军委要求：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我应始终坚持说理斗争的原则。我舰艇、飞机和民兵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先打第一枪，如敌人首先向我攻击，我应坚决自卫反击。

    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271、274号猎潜艇由海南岛榆林港启航，执行西沙巡逻任务。18日，猎潜艇281、282号驶抵永兴岛，扫雷舰396、389号驶抵琛航岛锚地。

    19日5时许，南越军舰分两路接近中国舰艇编队。中国舰艇编队与南越舰艇编队同航向航行，迫使南越军舰不能靠近中国岛屿。7时40分许，南越40多名士兵强行登上琛航、广金两岛，并向广金岛的中国民兵开枪，我民兵被迫还击。与此同时，南越军舰多次向中国海军舰艇挤压，将389舰左舷栏杆撞坏。

    10时20分许，南越军舰向外机动，与中国舰艇编队拉大距离。随后，4艘军舰同时向中国舰艇开火，我389舰、274艇相继中弹受损。中国舰艇海上指挥部被迫命令各舰艇坚决自卫还击。271、274艇各对一艘南越军舰进行还，396、389舰则集中火力打敌16号舰。

    经一小时激战，南越4号、5号、16号舰受伤后撤离战区，10号舰基本丧失机动和抵抗能力，被从永兴岛到达作战海区的我281、282艇击沉于羚羊礁以南2.5海里处。

    20日下午，人民解放军海军配合陆军登岛分队先后收复甘泉、珊瑚、金银3岛。生俘南越西贡伪军官兵49人。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274艇政治委员冯松柏等18人牺牲，67人受伤，389号舰被击伤。

    1月20日，中国外交部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驻守南海海疆的陆、海、空军和民兵，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1月23日，中央军委、国务院颁发嘉奖令，表彰参加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的全体军民。1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将在西沙永乐群岛自卫反击作战中俘获的49名南越官兵全部遣返。这次战斗的胜利，严重打击了南越当局的扩张主义，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毛泽东建议的一次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的人事变动。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即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人民军队进行全面整顿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决定邓小平就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并在8日至10日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8日被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代理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25日，他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指出：“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因此“军队要整顿”，“优良传统要恢复”。“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他还强调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

    6月24日至7月15日，叶剑英与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顿军队、纠正不正之风，压缩部队定额、调整编制、安排超编干部，加强军事训练，恢复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用、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军队建设要解决“肿”、“散”、“骄”、“奢”、“情”5个字，领导班子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必须实行精简整编；要选好干部，整顿和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有效的规章制度和编制体制；要加强政治工作，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和发扬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改善武器装备、搞好战备，“把教育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叶剑英作了总结讲话，就军队整顿作了具体部署。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为军队整顿指明了方向。

    7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以及邓小平和叶剑英的讲话，要求全军：

    “认真传达学习，贯彻执行”。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所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实质上是对林彪所推行的“突出政治”等一套东西的否定。依据这次会议精神，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积极行动，为贯彻落实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做了许多工作。

    9月7日，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根据会议精神拟制定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据此《方案》精简整编后，全军机关、保障部队比例将减少，战斗部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比例将增大；陆军所占比例将减少，海、空军比例将增大，人民解放军的编组状况将有较大改善。从1975年第4季度开始到1976年，各军区、各军（兵）种按新编制进行整编，裁减部队，调整机构，安排超编干部。1976年，全军总人数在上一年基础上减少了13.6％。

    着手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整顿中，撤换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错误的干部，批评了某些领导班子中的：“软、懒、散”现象，平反了一部分干部的冤假错案。在此基础上重新配备和调整了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班子。

    进行了关于安定团结的教育。教育中，批判了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现象，严肃整顿了部队军容风纪。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各部队广泛开展了“学红军、忆传统”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全军讲大局、讲党性、讲纪律的自觉性。

    继续清除“突出政治”的影响，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成立了以副总参谋长李达为召集人，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和副部长李元参加的总部训练小组，加强了对训练工作的领导。

    与此同时，总参谋部重新颁布了训练大纲、条令、教材，逐步恢复了正规化训练的秩序，使战略训练出现了新的局面。但是，邓小平、叶剑英等一系列正确主张和整顿军队的各种措施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强烈反对。他们多次向重病中的毛泽东作歪曲情况的汇报，攻击邓小平搞“右倾翻案”。1975年11月以后，在全党全军错误地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4月，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使军委扩大会议决定的各项工作和军队整顿的重大措施未能得到贯彻落实。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于1971年9月24日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交代问题。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在党中央、毛泽东领导下，由叶剑英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称：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叶剑英停止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7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称：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叶剑英同志恢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79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在军委常委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是：耿飚、韦国清、杨勇、王平、王尚荣、梁必业、洪学智、萧洪达。军委办公会议由耿飚主持。叶剑英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人民解放军参加唐山抗震救灾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北京。这次地震，累计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损失重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灾区人民十分关怀，迅速调动大批人力、物力支援灾区。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陆续出动了10万多人，车辆5000多台，奔赴唐山地区，投入抗震救灾战斗。

    地震发生后，驻地人民解放军部队置自身遇到的损失于不顾，心系灾区和人民，以无私无畏的精神，迅速投入了抗震救灾活动，驻唐山市郊的某部10连，震后不到7分钟即赶到1公里外的生产大队，抢救遇险群众。空军唐山场站从倒塌的报房中抢出发报机，于地震后2小时向北京发出第一份电报，报告灾情，同时引导在该机场执行任务的一架飞机很快飞往北京，汇报灾情。

    中共中央作出救灾部署后，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装甲兵、基建工程兵、总后勤部的共11个师、4个团、8个营，计10余万人，冒着频繁的余震，迅速奔赴灾区，投入抗震救灾。人民解放6000余人组成的近200个医疗队，克服灾区缺水、断电的重重困难，开设救护所、医疗站，收治和抢救伤病员。参加抢险救灾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共救出被埋压的群众6万余人，救治伤病员245万余人次，协助地方转运伤员7万余人。

    空军唐山机场处于抗震救灾第一线，全国50多个单位的5000多名工作人员在这里建立了办事机构，3万余名受灾群众拥进机场。场站党委紧急动员，组织汽车每天送水2500余吨。同时，组织起26个伙食单位，日夜烧水做饭。为解决震后群众居住问题，救灾部队就地取材，昼夜突击，帮助群众搭盖简易房屋40余万间。

    在抢救受灾群众的同时，救灾部队奋力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抢运救灾物资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铁道兵在震后10天内修复了遭受严重破坏的京山铁路。唐山机场航行调度室在5人中1人牺牲、12人受伤的情况下，14天里指挥调度了13个机种2400多架飞机起飞降落。基建工程兵某部同工人一起，奋战17昼夜，修复了唐山钢铁厂的变电站和炼钢厂。以后，该部队又参加了唐山钢铁厂的铸造厂、小型厂、中型厂、炼钢厂等十几项工程的修复和改造任务。林西矿洗煤厂97％的建筑遭到破坏，基建工程兵某部组成突击队，用40天的时间完成了预计3个月才能完成的任务。

    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指战员，发扬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前赴后继，舍己救人。地震后，空军第六军机关和直属分队的营房全部倒塌，数百人遇难，他们在自救的同时，出动人员、车辆，救出群众近2000人，收转伤员4万多人。地震发生时，入伍仅4个多月的陆军第72师215团直属炮兵连战士王彦修，恰在唐山火车站候车。他与其他人一起，救出30多名群众，自己却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救灾部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硬骨头作风，冒着酷暑，废寝忘食，不顾安危，昼夜奋战。铁道兵11师53团12连连续22天，每天施工12小时以上，提前8天完成了抢修铁路桥的任务。救灾部队坚决执行命令，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地震发生后，空军第六军司令部机要处7名干部和密码全部被埋压，2人牺牲，5人受伤。受伤人员被救脱险后，不顾自己的伤痛和亲属遇难，及时将密码、密码机和重要文件转移到安全地方，连夜清点。空军某部电话员高东丽在地震发生时，坚守岗位，迅速接通最后几个电话，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许多部队宁愿自己忍饥受渴，坚持不吃不喝群众送来的食物、饮料。挖出来的物品，如数上交。第114师某部一排负责挖掘新华中路银行办事处金库和营业室，如数清理出全部现金51万余元。救灾部队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精心医治护理伤病员，尽心尽力安排群众生活，使受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唐山的抗震救灾，给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出大批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1977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沈阳军区某团1连、北京军区炮兵某团卫生队、北京军区某团2连、空军某雷达团10连、基建工程兵某部11中队、铁道兵某团7连、铁道兵某团12连、空军驻唐山某场站和王彦修个人荣誉称号，给10个单位和个人记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全军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全军开展揭批“四人帮”

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平反冤假错案

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进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人民解放军参加抗洪救灾

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军事演习和盛大阅兵

一箭多星试验成功

军队参加植树造林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组建

人民解放军援建引滦入津工程

云南、广西边防部队反击入侵越军

全军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百万大裁军

人民解放军陆军军整编为集团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成立

预备役部队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人民解放军某部参加大兴安岭扑火救灾

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正式颁行

人民解放军奉命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军委对新时期军事战略的重大决策

县（市、区）人武部收归军队建制

江泽民提出抓好“一个根本”，搞好“四个教育”

人民解放军向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人民解放军三军东南沿海军事演习

全军印发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加强军队建设的题词和英模画像

《中央军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发表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进驻香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全军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从10月7日起，全军各部队指战员，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在北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委、海军、空军、炮兵、第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基建工程兵、军政大学、军事科学院、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8341部队等在各单位负责同志带领下，参加了庆祝游行活动；沈阳部队、济南部队、南京部队、福建前线部队、武汉部队、兰州部队、新疆部队、成都部队、昆明部队参加了当地的庆祝游行活动。整个活动继续到26日基本结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全军开展揭批“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人民解放军依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以一年多的时间进行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反军乱军罪行的活动。

    1977年3月24日，为了贯彻执行3月10日至2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会上，叶剑英作了《坚决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把揭批“四人帮”运动引向深入》的报告。《报告》在肯定粉碎“四人帮”以来多方面取得的伟大胜利以后，强调指出：全军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把部队建设搞好。当前，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叶剑英号召全军：一定不要辜负党中央的期望，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战备的罪行，加强战备教育，加强敌情研究，加强军政训练，加强国防工程建设，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加强人防建设，加强军工生产，和敌人争时间，抢速度，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这次会议对军事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提出了要求，并作了具体部署。

    1977年12月12日至31日，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经验，讨论确定了继续加强军队建设，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会上强调部队要抓好十项任务：（1）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2）贯彻毛泽东战略思想，作好作战准备；（3）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4）加强党的建设；（5）整顿领导班子；（6）加速装备现代化；（7）搞好精减整编；（8）加强后勤战备建设；（9）加强民兵建设；（10）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在大会上也讲了话，他着重强调了关于揭批“四人帮”和整顿领导班子。这次会议对于我军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恢复起来，对于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1978年12月，鉴于全军范围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除少数单位外，年底可以基本结束。为了结束好运动，并继续努力解决好遗留的问题，做到善始善终，总政治部提出了《关于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意见》，12月28日，这一意见经中央军委批准，下发各部队贯彻执行。《意见》提出了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

    （一）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查清了。从政治上、思想上澄清了林彪、“四人帮”在重大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分清了路线是非。

    （二）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特别是重要单位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按照军委会议关于配备领导班子和落实干部政策的规定，对大多数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并从思想上、作风上进行了初步整顿，基本上改变了软懒散的状况。

    （三）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传统作风初步恢复了。领导干部做工作，办事情，能够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结合本单位的实际，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正之风受到了批判和抵制。林彪、“四人帮”迫害干部和群众所造成的冤案、错案大部分得到了平反昭雪。

    （四）军队和地方、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干部、战士能够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对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造成的军队和地方、军队和人民群众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人民群众又逐渐把军队看成和当年的老八路、老红军一样了。

    （五）部队纪律严格了。干部、战士能够自觉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令行禁止，上下一致。严格遵守、坚决执行国家的法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令行禁止，上下一致。严格遵守、坚决执行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军队的条令、条例、各种规章制度，做到了赏罚严明。加强了管理教育，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各种重大事故。

    总政治部要求全军团以上单位都要根据上述五条标准，对照检查本单位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基本上做到了五条就可以结束运动，重点是前两条，其余三条某些方面做得不够的，可以在经常工作中结合整顿，继续解决。运动中一些遗留的问题，列为党委、政治机关经常工作，分出一部分精力，组织力量，认真加以解决。总政治部指出，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结束，决不意味着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肃清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仍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1979年1月7日，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撤销总政治部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发的错误文件和电报的通知》。《通知》指出，在1976年“四人帮”横行时，总政治部曾发过错误的文件和电报。如《转发公安部（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总政治部（关于全军普及革命样板戏观摩学习会的情况报告） 》、《转发“南京路上好八连”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开展大学习，大批判的经验》，电复兰州军区同意开展对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判，关于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电报通知等。《通知》正式宣布，总政治部在1976年发的有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电报，全部予以撤销。这个《通知》对于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起了积极作用。

    经过两年多的全军揭批“四人帮”运动，基本上肃清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使部队得到了彻底的整顿，统一了思想，加强了训练，使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   

    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内外领导职务。

    197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公布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

    1980年初，邓小平主动辞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全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罢免。

    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其人选。据此，1983年6月18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6月20日，根据邓小平的提名，决定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为中央军委委员。

    1987年11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其中，将第二十一条第五段“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成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决定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88年4月8日，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4月9日，根据邓小平的提名，决定赵紫阳（说明：1989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分别作出决定，撤销赵紫阳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编者）、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11月12日，邓小平在退休后会见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时表示：“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他以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气魄，创造性地总结和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这一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物，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方针。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的观点；关于军队要在大局下积极行动的观点；关于军队要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的观点；关于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的观点；关于军队要坚持自己的性质，保持老红军政治本色的观点；关于军队要听党的话，维护现在这个制度、这条道路和这些政策的观点；关于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的观点；关于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国防的观点；关于改革编制体制，把军队搞精干的观点；关于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观点；关于培养接班人直接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大局的观点；关于军队就是要提高战斗力的观点；关于注重质量建设的观点；关于坚持改革，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观点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中央军委把军队院校的建设重新提到了战略地位，强调要把干部放到学校去培养训练。1973年12月，军委决定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要办各级学校，经过训练，使军队领导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1977年12月，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要求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院校的领导，各级各类军队院校党委要认真按照《决定》的精神和要求，努力把军队院校办好。《决定》对院校的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的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把作风培养作为院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应制订培养干部的全面计划并有计划地抽调优秀干部进院校。决定还提出了10项办好院校的措施：

    一、要紧密联系军队院校的实际，坚持正确的办校方向和路线。

    二、要健全院校体制。

    三、要认真整顿、调整好各个院校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军政一把手。一定要选调优秀干部办院校。

    四、要建设又红又专的教员队伍，选拔优秀干部当教员。要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鼓励教员努力提高学术水平，钻研技术，精通业务。

    五、要严格招生条件。必须选拔优秀干部、战士进院校。

    六、要加速培训干部，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规定学制。院校实行培训和训练相结合，以培训为主的原则。

    七、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保证教学时间和秩序。

    八、要编好教学大纲和教材。

    九、要认真改进教学方法。坚持教学相长。实行启发式、讨论式，精讲多练，注重培养和提高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十、要在勤俭的原则下，切实搞好和不断改善各项教学保障工作。要加强图书馆、资料室、实验室、兵器馆的建设，积极开展教学，逐步实现教学设备的现代化。

    《决定》要求院校党委必须以主要精力抓教学。各级领导要深入实际，亲自参加教学实践，亲自讲课，解决教学中的问题。院校全体人员都要明确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保证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

    1978年11月7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关于调整和增建院校的报告》，报告中说，全军共办112所院校，除现有84所外，再增加28所，同时对现有的院校进行部分调整和改建。到1979年，全军共建33所院校，连同原来的84所，共计116所，大体上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1980年12月，全军院校第1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经过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规定》，确定要通过院校训练，尽快培养一支坚持党的路线、具有现代战争组织指挥才能和专业知识、比较年轻的干部队伍。1983年2月19日全军第12次院校会议讨论修改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院校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了加强军队院校建设的措施和要求。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军队院校的办校方针、原则。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教学为中心，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院校教育与部队建设相结合的原则。会议还确定：为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今后干部的提拔和晋升都要经过院校培训；院校要继续坚持以正规培训为主，切实打好基础；部分初级指挥学校开办四年制大学班，通过全国高考招收学员，培养具有大学本科水平的初级指挥干部和飞行员。会议还提出了“四个舍得”，即舍得拿出最强的干部去办院校，舍得选送优秀干部战士进院校，舍得拿先进的技术装备给院校，该花的钱要舍得花。1986年2月17日，第13次全军院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修改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和《全军院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草案），讨论院校改革整编工作，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要求军队院校必须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的新型人才。

    同年6月9日，中央军委颁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的重点是理顺体制，进一步完善指挥院校初、中、高3级培训体制，完善中等、高等两类专业技术院校和学科结构。同日，中央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全军院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撤销、合并或改建了一批院校，调整了全军院校数量，压缩了总人数。

    此外，海、空军各试办了1所士官学校，并在一部分军官院校内设置了士官大队，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军队院校的培训体制。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根据国内形势，提出了军队建设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思想，即军队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相对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军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这是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所做出的科学决策，也是邓小平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里，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基本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强调军队建设要适应临战状态。

    由于六七十年代国外与国内，客观与主观的复杂原因，对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曾一度估计过分严重。由于认为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全国备战，时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始转移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上来，这就要求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要由随时准备打仗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同时，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要求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这一转变。而要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就必须对国际形势以及战争危险做出正确判断。

    从1984年11月中央军委座谈会以来，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他指出，我们讲战争危险已经讲了很多年，现在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有了新判断，才能真正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才能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从国际战略格局来看，打世界战争，只有两家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但两家又势均力敌，特别是核武器，拥有量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谁对谁都没有绝对优势，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苏、美双方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各自的全球战略布局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战略布局的任务都远没有完成。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已成为遏制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需要和平，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需要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来加强经济建设，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这一科学判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由过去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要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为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好长期准备。为具体贯彻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会议还做出了减少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并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参加会议的军队高级干部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做出的重大决策以及有关的一系列决定。这次会议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所做出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为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对我军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此我军开始了以加强现代化为中心的总体建设，军事工做出现了新面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在全国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与此同时他们为了篡夺军队的领导权，打击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广大干部战士，在军队中也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许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英勇战斗，为解放全中国建立了丰功伟绩的高级干部，包括一些参与缔造人民解放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立案审查，被无辜戴上“军阀”、“土匪”、“军内走资派”、“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政治帽子，受到残酷迫害，有的被长期隔离，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有一些干部虽未立案审查，但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斗争。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和亲友受到株连，惨遭迫害，后果极为严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7月16日到21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职务后，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为全党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也为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央组织部和各级党组织，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撤销了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错误结论。三中全会后，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中央及时批准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等在全国有影响的冤案、假案平了反，发出了为彭真、陆定一等平反的文件。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随后又给因刘少奇冤案而受株连的数万人平了反。此后，中央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正确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陆续发出文件，为这些同志平反。其中关系到军队同志的有：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为所有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决定撤销《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报告，为受审人员平反；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林彪、“四人帮”蓄意制造的矛头直接指向曾在华北地区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杨成武和当时北京军区的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公开平反；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总政《关于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报告》；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等等。党中央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榜样。

    除了上面中央批转的有关文件外，较重要的还有：1979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党委为创造了“郭兴福练兵法”的优秀教练员郭兴福彻底平反的决定；5月28日，总政作出《对1966年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中的错案进行平反的决定》等。对“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受审查和处理的人员，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认真复查。据不完全统计，全军被平反昭雪的有26000余人。“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为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诬陷迫害鸣不平，对当时的“左”的错误不满等原因而被错误判刑的案件，被平反纠正2600余件。许多虽未立案审查，但因受到株连，被错误批判斗争的干部及其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也都得到了平反。

    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精神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工作作了部署。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799人，对被错划为中右分子的11000余人都作了改正。随后，又对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或戴上其他政治帽子的17000余人作了平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造成的，大量的又是林彪、康生、“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蓄意造成的。对各种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对于纠正“左”的错误，医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推进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都起了巨大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进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中国和越南两国山水相连，睦邻友好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国战争曾提供了无私的巨大援助，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解放斗争的胜利作出过牺牲。但是，越南政府在结束抗美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把维护和平、主张正义的中国看成是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主要障碍，恶化同中国的关系，提出领土要求。在中越边境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吞食中国领土。为此，我人民解放军驻广西和云南的边防部队，根据我国政府的命令，对不断侵犯我国边境的越南侵略者进行了自卫还击作战。中越之间的边境战斗，完全是越南当局一手挑起的。我军进行自卫还击作战，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我们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的。

    越南当局出于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把昔日作战的印度支那战友当作鲸吞的对象，先是控制老挝，继而大举出兵侵略柬埔寨。当他们的这种侵略行径遭到我国理所当然的反对后，便把中国看成它实现扩张野心的主要障碍，把往日信誓旦旦地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作敌国。他们疯狂地驱赶掠夺迫害越南南北方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派出武装人员侵入我国境内，埋地雷，设路障，开枪开炮，袭击我边防哨所和火车，使我国军民每天都有人遭到伤亡，大量居民无法进行和平劳动，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他们挑起的边界冲突事件，据不完全统计，1974年121起，1975年439起，1976年989起，1977年752起，1978年1108起，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的半年间，越南军警武装挑衅700余次，入侵160余处，打死和打伤中国军民300余人。特别严重的是，1978年夏天，越共四届四中全会竟把中国列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新的作战对象”，越南领导人一再叫嚣要打败中国。

    越南当局的险恶目的是，使我国广大边境地区长期陷入不得安宁的状态，威胁我国的安全，损害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贯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79年2月17日，中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发布声明，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声明说：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肆意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在给予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还击之后，中国边防部队将严守祖国的边界。

    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从我国广西的凭祥、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等地展开的。我边防部队奉我国政府命令，在有限地区、时间的规模内进行了有限度的还击。参战的步兵、炮兵、坦克兵等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奋勇作战，击退了入侵的越军。迅速摧毁了越南针对中国构筑的各种军事设施，给予越军几个正规师和一些地方部队以沉重打击。至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推进到谅山、高平、老街等省城和20多个边境城镇、要点。

    3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允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于是，从3月5日—16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从2月17日至3月16日，历时29天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参战民兵肩负祖国的重托，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表现了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战斗作风，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了光荣，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增添了荣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经过这次自卫还击战，说明我们的军队仍然不愧是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保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长城。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捍卫了国家和领土主权，保障了边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了亚洲的和平和稳定。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人民解放军参加抗洪救灾   

    中国幅员辽阔，地势复杂，气候变化大，几乎每年都有局部地区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抢险救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每个指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具体体现。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民解放军曾先后出动了上百万名干部战士同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参加了多次抗洪救灾斗争。每次抗洪抢险都是军民团结奋战的壮丽篇章。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抗洪救灾的任务更加紧迫和艰巨。

    1981年夏季，四川、陕西、辽宁、黑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些地区，连降暴雨或冰川消融，造成了严重的洪水灾害。

    驻灾区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立即奔赴抗洪救灾第一线，奋勇抢救人民生命和公私财产。部队共出动50多万人次，各种车辆1.5万台次，舟船650艘，飞机822架次，抢救和转移群众30多万人，救出大牲畜2.8万头，抢出和运送各种物资26万多吨，抢修和加固加高堤坝9.5万米，为群众修建简易房1.24万多间；派出医疗队185个，医护人员2600多人，为灾区群众医伤治病24万多人次；支援和捐献粮食189万公斤，粮票38万公斤，军衣26.4万套，其他衣物13.4万件，油毡6500卷，人民币8.8万多元等，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当地各级党委、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1985年7月，辽宁省60多个市、县遭到了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的袭击。几百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6000多万亩农田及许多工厂企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此危急关头，人民解放军驻辽宁部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先后出动指战员8.7万余人，汽车3892台次，舰船351艘（只）和飞机18架次开赴灾区，在省市抗洪抢险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投入了紧张的抗洪抢险工作。他们和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战，连续战胜了辽河4次洪峰的冲击，救出群众5.2万人，抢修加固堤坝16.4万多延长米，维修铁路、公路18.2万延长米，抢运物资1.3万吨，帮助群众修复危房3000余间，保卫了盘锦地区和辽河油田，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1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签署命令，授予某师工兵营工兵连以“抗洪抢险爱民模范连”的称号；授予某团通信连班长李秀海以“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好战士”的荣誉称号；给某集团军原参谋长王荣赞记三等功。并号召全军广大指战员向参加辽宁抗洪抢险的有功单位和模范人物学习。

    1991年前7个月，安徽、湖北、河南、四川、浙江、贵州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给这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

    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从5月下旬到7月中旬长时间、大范围连降暴雨，降雨量最高的地方达1600多毫米，比常年多2—5倍，使该地区的江、河、湖、水库的水位猛涨，形成洪水和大面积内涝。淮河发生了建国以来仅次于1954年的大洪水；太湖7月中旬水位比1954年最高水位还高0.14米；滁河接连两次发生有资料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湖北省一些河流也发生建国以来仅次于1957年的大洪水。5月下旬到7月中旬，正是这些地区夏粮收获和秋粮播种的关键时期，两季作物都受水灾影响，出现减收现象。而且这次水灾造成的重灾区过分集中，安徽、江苏两省受灾人口占两省总人口的70％，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60％以上，工业方面也有很大损失，特别是乡镇企业损失严重。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广大民兵、预备役部队一起投入抢险救灾，他们先后抢救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80万多人，抢运物资4400多万吨，加固堤坝2000多公里，经过多方努力，灾区人心稳定，社会秩序良好，灾民的生活得到初步安排，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1993年进入汛期后，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省部分地区连降暴雨，灾情严重。驻灾区各部队和民兵、预备役部队积极投入抗洪救灾斗争。

    官兵们不分昼夜地加固水库、江河堤坝，救援群众，抢救国家财产。有近千名家在灾区的部队干部不顾自家遭灾，忘我投入到驻地抗洪抢险之中；200多官兵受伤不下火线。6月下旬，江西36个县、401个乡遭洪灾，江西省军区组织8万余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同洪水展开了英勇搏斗，解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1万多人，抢救物资4000多吨，排除险情1000多处。

    1996年汛期，全军各级党委、领导对抗洪救灾工作高度重视，部队准备充分，行动迅速。三总部就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做好防汛抗洪工作的重要指示，及时下发通知，要求把参加抗洪救灾作为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各大单位也结合实际提出了要求。南京、广州、成都、兰州军区专门召开会议分析汛情，部署抢险救灾工作。沈阳、北京、济南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国防科工委、武警部队等单位对驻灾区部队抗洪救灾提出明确要求。驻沿江、沿河、沿湖等防汛重点地区的部队，都成立了抗洪抢险指挥机构，指定了应急分队。我军驻灾区各部队坚决贯彻军委、总部的指示，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救灾斗争。全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官兵数十万人次，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500万余人次，出动车辆2.5万余台、飞机270余架次、舟艇370余艘，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灾区政府及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在1996年的抗洪抢险中，有200多官兵光荣负伤。总参装甲兵指挥学院军务处副处长张金银、兰州军区后勤某部副参谋长刘殿元、武警鄂州支队参谋长吉宏善等9名官兵英勇献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抗洪壮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军事演习和盛大阅兵   

    1981年9月中旬，北京军区和空军某部队在华北某地举行了一次现代化条件下的军事演习，向党和人民汇报我军加速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成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观看了演习，检阅了参加演习的陆军、空军以及部分海军部队，并讲了话。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全军高级干部，当地的地方干部和群众，共3.2万余人观看了演习。

    这次演习和阅兵，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进行的。参加演习和受阅的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还有空军航空兵和空降兵等。这次演习组织严密，准备充分，诸兵种密切协同，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演习从9月3日开始，18日结束。参加演习的部队紧紧围绕战争初期抗击“蓝军”战略突袭，制止其长驱直入的作战任务重点演练了4个课题：（1）模拟“蓝军”坦克进攻；（2）空降、反空降；（3）坚固阵地防御；（4）集团军首长机关带部分实兵实施战役反突击。

    这次演习是由北京军区组织的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方面军防御战役实兵演习。这次演习展示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它标志着我军在提高合成军队协同作战能力、运用现代化作战手段对付敌人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这次演习也体现了我军指战员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战斗作风，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出色的指挥艺术和熟练的战术技术素养，武器装备也有了改善。新时代的人民解放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有战斗力的、完全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强大人民武装力量。

    演习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受阅部队排列整齐气势磅礴地缓缓驰过阅兵场。一个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方队，显示给人们的是我军严整的军容和铁一般的组织纪律性，是无坚不可摧、无险不能克的坚强的战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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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箭多星试验成功   

    1981年9月20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一组空间物理探测卫星。这是我国首次用一枚火箭发射三颗卫星。卫星准确入轨，各系统工作正常，不断向地面发送各种科学探测和试验数据。这三颗卫星是我国自1974年4月2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发射的第9、10、11颗人造地球卫星。

    一箭多星发射技术是一种新的技术。最早实现“一箭多星”的国家是美国。

    1960年美国用一箭多星的方式发射了两颗卫星，次年又实现了“一箭三星”。前苏联曾用一枚火箭将八颗卫星送入轨道。1981年欧洲航天局的“阿里安”火箭将一颗欧洲气象卫星和一颗印度实验通讯卫星同时送入地球同步轨道。中国成功地发射了一组空间物理探测卫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和西欧航天局之后，第4个掌握星箭多次分离技术的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些科技人员和部队参加了这项科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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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参加植树造林   

    1954年5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部队参加植树造林工作的指示》，阐明了部队在不妨碍整训和备战的条件下参加国家植树造林事业的重大意义，要求部队爱护树木，保护森林，在两三年之内完成驻地和各种国防工程的绿化工作，并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参加国家统一的造林事业。

    1982年1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向全军发出指示：“军队在植树造林中，要积极地多做工作，除搞好营区植树造林外，营区外10公里范围内，要与地方共同协商搞好植树造林。”3月3日，全军绿化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在上述精神的指引下，人民解放军把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作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造福人民的一项战略任务。全军参加绿化祖国的工作，从季节性的义务植树发展到常年爱林护林，从在营区内植树，在小范围植树，发展到大规模参加重点绿化工程建设。在绿化祖国的事业中，人民解放军不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还出动飞机，进行飞播造林，为加快绿化步伐，装扮祖国河山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12月，全军植树造林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向30个单位授予了全军绿化红旗单位的称号，向136个单位和25名个人分别授予全军绿化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称号。会议通过了《全军植树造林规划纲要》。《纲要》提出，全军从1983年起到1990年止，要全部实现“一林、两化、三自给”的目标。即：部队驻地及能够造林的地方要努力建成果木林、经济林和用材林基地；凡能够植树、栽花、种草的空地，基本上实现花果化、园林化；要争取实现苗木自给、植树造林经费自给、营房维修用材基本自给。会议期间，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了全军绿化成绩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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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组建   

    1983年4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成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内部执勤任务的部队同公安部门实行兵役制的武装警察、边防警察和消防警察统一组建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中担负国内安全保卫任务的武装组织。

    其基本使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党和国家的重要目标，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隶属公安系统，在公安部直接领导下，设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设总队，下辖支队、大队、中队和站、所，受上级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领导，并在当地中国共产党委员会、政府和公安部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从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结合本部队的特点进行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和巩固人民革命政权的需要，许多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过名称不一的执行公安、保卫任务的武装部队，如1938年5月至1947年3月在延安建立的警察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陆军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以后经过多次整编，使用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公安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等名称。1983年4月，重新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为加强武警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授衔后，1989年1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武警部队将官警衔仪式在北京举行。仪式上，宣布了由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状，授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李连秀中将警衔，授予政治委员张秀夫、副司令员范志伦、副政委张海天等29人少将警衔。从1989年1月21日起，武警部队统一佩戴警衔、符号。武警部队的组建和正规化建设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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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援建引滦入津工程   

    为了彻底解决天津市工农业用水紧张、居民吃水困难的问题，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水利电力部和天津市决定兴建引滦入津工程。

    引滦入津工程从1982年5月全线开工，到1983年7月保通水工程全部完工，1983年9月正式通水。引滦入津工程是建国后最大的综合性城市输水工程。工程包括从引水、蓄水、净水、配水的完整系统。线路全长234公里，跨越滦河、海河两个流域。全线共有215个项目，工程保通水工程113项，总土石方量2870多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80多万立方米，建筑物面积12万多平方米。竣工期比国家提出的1985年提前了两年，比天津市原定的1983年底提前了4个月。

    引滦入津工程最关键、最艰巨的是由铁道兵和解放军驻津部队担负开凿的一条过水能力为每秒60立方米、12.39公里长的穿山隧洞，是我国目前最长的地下引水隧洞。特别困难的是，这条隧洞是在我国地质最古老的燕山山脉开凿的，需要克服大小200多条断层和破碎带造成塌方的危险。然而，参加引滦入津工程的部队用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表现了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色，实现了为民造福的庄严誓言。指战员们说：天津缺水的困难，我们要以加快施工的实际行动战胜它。许多部队头天到达现场，第二天就开始施工。

    在施工过程中，广大指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不顾酷暑严寒，日夜奋战。许多同志放弃休假、推迟婚期，全身心扑在工程上。还有的同志为引滦入津工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危难面前他们更是奋勇当先，敢打硬仗，不怕牺牲，团结协作，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特别是，他们讲胆略，讲干劲，更讲科学，讲技术，赢得了速度、质量、安全和节约并举。在全强风化区的施工部队，便由于善于学习，勇于创新，依靠科技人员，发扬群众智慧，采用先进技术，连闯潜流、流沙等难关，胜利通过开凿隧洞的“禁区”。

    正像“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所铭刻的那样：“人民子弟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挥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顽强拚搏，科学施工，为天津人民建立了丰功，创造了我国开凿输水隧洞的奇迹。”除此之外，人民解放军还承担了大量的引滦入津的配套工程。驻京某师承担了近11公里的施工任务。从1984年2月开工以来，先后动土石方176万多立方米，浇注混凝土7万多立方米，优质、安全、节约地完成了全年的施工任务，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个人。

    施工部队在这样一场特殊的战斗中，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班子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锻炼得更有战斗力了；广大干部战士学到了平时学不到的东西，造就了一大批军地两用人才。整个施工部队学科学、用科学蔚然成风，工地成了一个大课堂，各单位结合自己的任务采用办夜校、科普班、专业集训，以及登门拜师、互帮互学等多种形式，先后培养了各类技术骨干近7000人，其中经过考核领取技术证书的5158人；整个部队的战斗作风也锤炼得更勇猛，更顽强，更能吃苦耐劳，更讲组织性纪律性了。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称赞参加引滦入津工程施工部队，完成任务又好又快又省，为全国重点工程建设作出了榜样。1983年8月，中央军委通令嘉奖参加引滦入津工程的部队。命令说，引滦入津工程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发展天津市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措施，北京部队某师和铁道兵某师及其配属单位的广大指战员，在参加引滦入津工程建设中，怀着“为民造福，为四化作贡献”的崇高思想，从确保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全局出发，发扬我军敢打硬仗，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克服了重重困难，提前一年多时间，保质保量地完成了隧洞掘进、明挖埋管等施工任务，打了一个漂亮仗，创造了可贵的经验，为整个引滦入津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表彰参加此项工程建设广大指战员的先进思想和模范事迹，中央军委决定，分别给予北京部队某师、铁道兵某师通令嘉奖。

    1983年9月，多少年饱尝咸水、苦水的天津市人民喝到了清甜的滦河水，工业和其他方面的水荒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天津市隆重召开了引滦入津工程通水庆功大会，向施工部队的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奖旗和奖状，并在海河的三岔河口修建了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树立了子弟兵的大型雕塑，以示对挥师引滦，造福人民的人民解放军永志不忘。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云南、广西边防部队反击入侵越军   

    1979年3月5日，我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发布的撤军声明中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中国方面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但是，越南当局，继续在中越边境蓄意制造事端，有组织地对中国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和侵入中国领土，袭击我边防哨所和边境村寨，仅1981年头4个月就达到241起之多。

    1981年5月5日，越军出动近100名兵力，在炮火掩护下，侵入我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夏石公社法卡山地区，烧毁村寨，枪杀居民。我边防部队奋起还击，打退了入侵的越军，收复了法卡山，并随即转入保卫法卡山的战斗。从5月中旬到7月初，越军先后对这长200米、宽100米的法卡山倾泻了数以万计的炮弹，动用了从一个排、一个连到一个团的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进攻。我守卫法卡山的边防部队英勇杀敌，接连打退了越军的多次进攻。在将近两个月的还击中，共击毙击伤越军1000多名，毁敌各种火炮多门。

    广西边防部队二营在保卫法卡山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法卡山英雄营”。

    越南当局在武装入侵我广西法卡山地区的同时，又于5月7日，侵入我云南省麻栗坡县孟洞公社扣林地区。我边防部队奋勇还击，将100多名入侵之敌全部歼灭。5月22日，越军又出动约一个连的兵力，再次侵入扣林地区。

    我边防部队迂回敌后，将敌全部围歼，歼敌85名。在云南边防部队收复扣林山后的两个多月里，越军曾组织192次营以下规模的反扑，发射1.8万多发炮弹。驻守分队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不让越军前进一步，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卫国勇士。云南边防部队某部七班9名战士不怕流血牺牲，在仅100平方米的阵地上，顶住了越军4次轮番攻击和200多发炮弹的袭击，顽强地守住了阵地。战后，云南边防部队授予七班“九勇士英雄班”称号，授予班长韦力仕烈士“战斗英雄”称号。

    当1979年我军回撤之时，他们就趁机大量抢占我边境要地，蚕食中国领土，在中国境内挖战壕、修工事、埋地雷，尔后又不停地向我纵深开枪开炮。

    迫使中国边民流离失所，田园荒芜。其中，老山、者阴山地区对中国威胁最大。仅1979年3月至1984年3月，越军向麻栗坡县境内开炮690多次，发射炮弹2.8万余发，打死打伤中国边民300多人，炸毁民房上百幢。尤其在1984年头3月以来，据不完全统计，越军对中国广西边境的各种武装挑衅和袭扰达80多起，入春后对中国云南边境开枪开炮60多起，连续制造流血事件，使中国边境群众无法进行生产和正常生活。为了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春耕生产，1984年4月2日至7月12日，我云南边防部队被迫对占领我云南老山、者阴山地区的越南侵略军进行了还击，收复了失地。我边防部队转入防御后，先后粉碎了越军的多次进攻，再一次严惩了越南侵略者。9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嘉奖令，表彰参加云南边境老山、者阴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全体指战员和民兵、民工为祖国建立的功勋。中国边防部队对越军的每次入侵活动都给予有力地还击，坚守了阵地，保卫了祖国的边疆。战斗中，前线指战员以“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高尚情操，勇往直前，浴血奋战，舍身报国，充分显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1985年6月，1986年5月，1987年5月，1988年5月、12月，1990年3月中央军委又分别签署命令，嘉奖老山、者阴山地区防御作战的英雄单位和个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全军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百万大裁军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将军队工作从临战状态转入和平建设的轨道。确定裁军百万，讨论并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方案》要求通过改革逐步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并研究了贯彻落实的政策，部署了整编工作。6月1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我国政府决定军队员额减少100万，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转发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而后，全军立即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实施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我国政府关于军队减少员额100万的决策是根据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出发，从我军建设的要求出发，经过长期深思熟虑作出的。

    在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分析了国际形势，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论证了人民解放军实行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根据和意义。他指出，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强调，我们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百万大裁军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依照先机关，后部队院校和保障单位的顺序，自上而下地组织实施。百万大裁军的主要内容有：

    一、精简机构。各总部、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及直属单位，撤并业务相近的部门和重叠机构，降低部分单位的等级，减少层次，人员精减40％左右。1982年，已撤销铁道兵建制，将十几万铁道兵划归铁道部。撤销基建工程，近20万人转业到地方工作。将独立的炮兵、装甲兵等兵种总部撤销，其领导职责改由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和工程兵部行使。军队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技装备委员会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合并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二、裁减部队。将原来的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大军区。保留北京、沈阳、济南、兰州、成都、广州、南京军区，撤并武汉、昆明、福州、新疆4个大军区。同时减少军级单位31个，师团级单位4054个。海军和空军淘汰了陈旧落后的飞机和舰艇，相应减少了人员。一些担任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2529个县和相当于县的市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工作人员改为地方干部，任务不变，实行地方和军队双重领导。这次精简也触及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一批在战争年代战功卓著、声威远震的军、师、团建制部队，在百万大裁军中被撤销了建制。

    三、减少军官数量。在确定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的服役制度后，军队中原先由军官担任的行政管理、技术领导等76种职务，改由军士长担任，其中包括连队的司务长、电影队长及电台台长、各类修理技师等。这次精简，为了减少军官数量，还减少了副职，使指挥系统更加精干。

    四、提高合成程度。为大幅度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较大幅度地调整各兵种的编成比例，加强特种兵部队，凡保留下来的陆军军级单位全部整编为合成集团军。整编后的集团军加大了特种兵的比重，构成了以装甲兵、步兵组成的地面突击力量；以炮兵、防空兵组成的火力支援力量；以侦察兵、通信兵、工程兵、防化学兵、气象兵和电子对抗专业组成的作战保障力量；以运输、修理、管线、卫生、军需、器材等专业组成的后勤保障力量。1985年7月到12月，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完成了陆军军级单位整编为集团军的工作。人民解放军陆军中，特种兵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步兵数量，这一兵种结构的重大变化，加大了陆军的独立作战能力，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五、调整军队院校编制体制。全军院校数量精简12％，人员数量减少20％多。全军指挥院校实行军官初、中、高三级培训体制。初级指挥院校按中专、大专、本科三个层次培养各军兵种初级指挥员。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培养军以上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员，大军区以上机关高级参谋人员，军队高级理论研究人员。六、已经组建的预备役师、团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并授予番号和军旗，形成了常备军与后备力量相结合的新体制，解决了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这一重大问题。

    七、结合精简整编，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调整配备领导班子，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使部队领导班子的年龄、知识结构得到改善。

    八、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安置60万编余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或离休退休，加强国家建设力量。

    1987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完成裁军百万的精简整编工作，兵员减少41万，大批干部退出现役。部队规模作了较大压缩，官兵比例达到1∶3.3，基本上改变了军队一度臃肿庞杂的状况。军队建设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军队规模缩减，可以集中经费用以研制和发展现代化武器、技术装备，加快军队的现代化步伐；精简机构，减少层次，精干领导班子，使指挥更加灵便，也促使机关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后勤供应体制的改进，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使部队平时和战时后勤保障更加有效。百万大裁军标志着我军军队建设真正实现了战略性转变，为把我军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人民解放军陆军军整编为集团军   

    陆军军是陆军部队作战的基本力量。不断提高其合成化程度和合成作战能力，是陆军建设的中心环节。

    1950年，陆军在1948年统一番号和编制序列的基础上，进行整编。整编后的军，实行统一编制，辖有3个步兵师，并编有教导队、工兵营、通信连，以及警卫连、侦察队等勤务保障分队。1953年4月，中央军委颁发了陆军军、师新编制。军增编了炮兵团、高射炮兵团、独立野炮营、炮兵指挥连等单位，充实了通信、工兵营，撤销了侦察队和教导大队，军直属队的人数比1950年编制人数增加了47％。经过这一系列调整，陆军军的合成体制初具规模。

    60年代，随着国产武器不断装备部队，中央军委进一步加强了陆军军的合成化建设，并针对陆军部队中存在的机关庞大，联络不畅，没有体现南北战场的不同要求等问题，确定了陆军编组“四轻四重”的原则，即南方部队装备轻，北方部队装备重；师以下部队装备轻，军以上部队装备重；前方军区轻，后方军区重：机关人员编制轻，连队人员编制重。根据上述原则，1962年颁发了陆军军、师新编制。新编制重点提高了师一级的合成化程度，对军的兵种合成进行了调整。规定军炮兵团增编加农炮营，撤销独立野炮营，高炮团缩编为营，增编军属防化连，1969年以后，中央军委在改装一批摩托化步兵师的基础上，改建若干个摩托化军。摩托化军直属部队编有炮兵团、火箭炮团、高射炮团以及工兵、通信营和侦察、防化连等单位。摩托化军的出现，使陆军部队的火力、机动力、突击力有了很大提高，合成化程度达到了新的水平。1975年，根据中央军委制定的整编方案，陆军军增编了坦克团，并将高射炮兵营扩编为团，炮兵团的装备得到了充实。军编成内的步兵师的装备得到改善，自动火器、反坦克兵器、压制兵器以及运输车辆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改观，合成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从而，使陆军部队的反坦克和防空火力有了加强，机动能力有了提高，武器装备完成了由以轻武器为主到以重火器为主的转变。

    进入80年代，根据精兵、合成、平战结合和提高效率的原则，在进一步减少步兵数量、继续扩大建制内各特种兵的比例，提高合成化程度，增强部队的整体威力和独立作战能力的思想指导下，陆军军的编制又先后进行了3次较大调整和改革。1980年整编，重点是压缩编制员额，加大特种兵部队的比例，提高部队的防空、反坦克火力和机动能力。1982年，随着中央军委、大军区所属兵种领导体制的改革，由各军代管军区下放的部分独立兵种部队，开始进行合成集团军编组试点，并开始在陆军军的编成内组建机械化步兵师。1985年，对陆军军的组织编制再次进行了重大改革。把保留的陆军军全部整编为集团军。为了使其能担负起战役作战任务，将原军区所属装甲兵全部、炮兵和工程兵大部编入集团军，与原军属兵种部队统一整编为集团军属坦克师（旅）、炮兵旅、高炮旅、工兵团、通信团；扩编了防化、运输分队，有的还增配了陆军航空兵部队和电子对抗分队。集团军直属队的人数为1962年编制人数的3.7倍，火炮为3.2倍，还有了直属坦克与直升机部队，战斗力和战斗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基本上能够在上级编成内或独立地遂行战役作战任务。

    集团军的组建使陆军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集团军可根据任务和作战地区特点，使用徒步步兵、摩托化步兵、机械化步兵和其他兵种，灵活地组成有针对性的作战集团；有些还可组成以坦克和步兵战斗车（装甲输送车）为主体的突击力量，进行地面战斗。集团军配属的地面压制火炮，组成了由牵引火炮、自行火炮、火箭炮和地地战术导弹相结合的火力压制力量，使人力强度、精度和纵深作战能力均有大幅度提高。各种反坦克导弹、火炮、火箭筒等不仅数量增加，而且大部分进行了更新换代，威力大大提高，加之武装直升机编入一些集团军序列，构成了既能从地面发射，又能从空中发射，远、中、近距离相配套的反坦克火力体系，具有抗击敌集群坦克的能力，防空方面，由于增加和更新了各型高炮，装备了新研制的多型防空导弹，从而构成了以导弹与高炮相结合，高、中、低空配套的火力体系，对敌机作战能力有很大增强。各种雷达和电子侦察器材装备部队，使侦察手段多样化，具有在各种情况下获得情报的能力。现代化的通信系统，使集团军和师建制内各指挥机关之间，各个作战系统之间联络畅通，信息传递速度加快，抗毁能力加强，能在强烈电子干扰下，保证指挥的稳定性和及时性。工程兵的道桥、布雷、破障、伪装作业和构筑工事的效率成倍增加，具有快速完成各种工程作业的能力，能保证集团军独立行动。防化兵能完成本级在战役地幅内核观测、辐射侦察的任务，清洗和消除沾染的能力有了新的提高。集团军还首次编入了装备有各种先进器材的电子对抗分队，具有多种干扰手段，能有效削弱敌电子设备的效能，保障己方电子工具正常工作。后方物资、技术保障力量完善配套，综合和随伴保障能力都有了新的提高，能独立或稍加补充后，保障集团军完成战役作战任务。总之，集团军的组建，使陆军部队的火力、机动力、突击力、防护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全面加强，整体作战威力和独立作战能力得到提高。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成立   

    1985年12月24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在北京成立。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张震为国防大学校长，李德生为政治委员。国防大学是为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需要，在合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的基础上组建的。它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培训体制的最高层次。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成立大会1986年1月15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国防大学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向国防大学授军旗，并代表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几位老帅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表示热烈祝贺。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国防部长张爱萍在讲话中指出，国防大学的成立是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关于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伟大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成果。国防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要围绕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着眼于今后10年、15年，以至下个世纪的发展趋势，出人才，出成果。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为国防大学题写了校名。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为国防大学题词或写来贺信。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负责同志萧克、刘志坚、曹思明分别在会上致辞祝贺国防大学成立。国防大学校长张震和政治委员李德生要求全校同志奋发进取，做出优异成绩，回答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军同志的期望。

    国防大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陆、海、空军集团军（军）以上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员，大军区以上机关高级参谋人员，军队高级理论研究人员和地方省以上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并从事有关战略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为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的决策起咨询作用。其办学方针是：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学校办成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人民军队特色的指挥大学。

    国防大学直属中央军委领导，设有训练部、政治部、研究部、校务部和校办公室等部门，战略、战役、军队指挥、军兵种、外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与党的建设及军队政治工作、世界经济与政治、后勤、现代科技、外语等教研室，战略、马克思主义、军队建设等研究所和电化教学中心。学员系（班）包括：（1）国防研究系，招收军队军级以上和地方省级以上及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司局级以上干部，研究国防建设的有关问题，学制半年以内；（2）基本系，招收师（旅）职指挥员和师（旅）后勤部长，培养集团军（军）职指挥员和集团军（军）后勤部长以及大军区以上机关高级参谋人员，学制2年以内；（3）进修系，招收正师职以上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员和省军区、院校领导干部，进修提高，补充新的知识，学制1年以内；（4）研究生院，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经军队高级或中级指挥院校培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并在军队任职：年以上的干部，培养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指挥人员、理论研究人员和教员，学制各为2—3年；（5）师资培训班，招收军队指挥院校和技术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生、部队干部及现职教员，为全军中、高级指挥院校培养师资，学制2年。

    国防大学以综合性、研究性、开放性为显著特征。实行军事、政治、后勤军官混合编班，统一施训。坚持课程起点高、内容新、知识面宽，将世界科学技术和军事科学的最新信息、最新成果用于教学使学员不仅掌握军事、政治、后勤，还懂得经济、外交及必需的现代科技知识。重视扩大视野、开发智力，提高学员的独立思考、创造性思维、科学管理、宏观决策、谋略指挥诸能力。实行在教员指导下，以自学研究为主的教学方法。学校对国内国外开放，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在学籍管理上实行淘汰制等。这样，有利于把入学的干部培养造就成为高知多能、具有战略头脑和合同作战指挥能力、能够全面指挥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的通才。1986年暑期国防大学招收了第一批学员。

    国防大学的成立是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院校改革的重要成果。国防大学成立十多年来为我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员和高级科研人员，为把我军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部队做出了突出贡献。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预备役部队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   

    1986年8月10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发出通知，明确规定预备役部队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其师、团级单位授予番号、军旗。

    预备役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一种兵役制度。建立预备役制度在和平时期储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后备兵员，一旦战争爆发，能够快速动员，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这是建设现代化国防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的预备役制度是在民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55年为了适应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国家颁发了第一部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役制。由于缺乏经验，在强调预备役制度时，忽略和放松了民兵建设。后来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又一度放松了预备役工作，致使我们的后备力量建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与现代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提出把民兵制度和预备役制度结合起来。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恢复了预备役登记工作。为落实《兵役法》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预备役制度，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于1990年底联合发出通知，确定从1991年起，逐步开展转业军官预备役登记统计工作，并对1988年9月1日以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的转业干部和武警部队转业警官，进行预备役登记的年龄、时间等作了具体规定。1991年1月上旬，我国军官预备役登记统计工作在北京、辽宁、陕西、山东、江苏、四川、广东等省试行。

    我军在总结后备力量建设经验，吸收国外一些做法的基础上，为适应战时快速动员的需要，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国情的战时快速动员体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央军委决定建立预备役部队。从1983年开始，各军区普遍组建了预备役部队。1983年3月25日，中国第一个预备役师——锦州预备役师，在辽宁省锦州地区正式成立。锦州预备役师的成立，标志着我军后备力量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此后，通过不断试点推广，在全国各重点地区相继组建陆、海、空三军包括步兵、地炮、高炮、装甲、工兵、防化、通信等诸兵种在内的数十个预备役师（团）。1983年5月31日，总参谋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组建预备役部队的指示》精神，对预备役部队的番号做出规定：凡经总参谋部批准组建的预备役师、团，均授予番号。陆军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地名）陆军预备役师”，一地组建两个师的依次称陆军预备役第一师，预备役第二师。炮兵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地名）炮兵预备役师”，高炮师和坦克师的番号按炮兵师格式类推。师属步兵团的番号，以地区为单位统一排列，同一地区两个团以上的排列依此类推。

    师属炮兵团称“××预备役师炮兵团”，师属高炮、坦克团按师属炮兵团格式类推。预备役汽车、通信、坦克、防化等独立团，分别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地名）××（性质）预备役团”。海空军组建的预备役部队其番号参照上述格式执行。组建预备役师、团要按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由军区或军兵种按照上述规定授予，并报总参谋部备案。

    预备役部队的最大特点是平时寓兵于民，战时可以用最快速度动员转为现役部队，成建制地补充野战军或单独执行作战任务。它既区别于现役部队又不同于一般的民兵组织。其具体组织形式和训练方式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它是以现役军人为骨干，以预备役军官、士兵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师、团、营和部分连队的主官以及机关部门、科室的主要干部是现役军人，其余是地方干部、退伍军人、基干民兵和经过登记的预备役人员。

    二、凡按照中央军委计划，经总参谋部批准组建的预备役师、团，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分别是我军的师、团级单位，授有番号、军旗，实行统一的编制。平时隶属省军区，战时归指定的野战部队指挥（海、空军预备役师归海、空军建制，平时受海、空军和省军区双重领导）。

    三、按总参制定的军事训练大纲要求，有计划成建制地分期分批进行军事训练，并定期进行动员演练。

    四、就地就近储备相应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后勤物资，对战时所需要的车船、工程机械等军民通用的装备物资，平时都制订计划，做好征用的准备。

    五、预备役部队同其他一切武装力量一样，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预备役部队都建有党委，受省军区党委和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党委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预备役部队不断提高军政素质，增强现代条件下快速动员的作战能力，切实做好随时转为现役部队执行作战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动员教育预备役人员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发挥骨干作用。

    为了健全预备役军官制度，完善国家武装力量动员体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总结实践的基础上，拟订了预备役军官法草案，经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同意后于1995年2月提请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同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预备役军官法》，确定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使预备役军官队伍建设走上了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为顺利开展预备役军官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1996年4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评定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工作的指示》，决定1996年为全国预备役军官评授军衔。指示规定，评授预备役军官军衔的范围限定在：编入预备役部队和预编到现役部队担任预备役军官职务的人员，以及经兵役机关登记，未编入预备役部队和未预编到现役部队的退出现役转服军官预备役的人员。确定评授预备役军官军衔工作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为编入预备役部队和预编到现役部队的预备役军官评授军衔，1996年7月底以前完成军衔的授予工作，8月1日起佩戴军衔肩章、符号。第二批为其他预备役军官评授军衔，年底前完成军衔的授予工作，1997年1月1日起佩戴军衔肩章、符号。评授预备役军官军衔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制度和预备役军官制度，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重要措施，是预备役部队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后的一个重大举措。

    经过10多年的建设和磨硕，我军预备役部队已经发展为一支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兵种师、团和空军、海军部分专业技术兵种在内的国防新旅，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计划地培养在军队和地方都能发挥作用的两用人才的活动，是新时期军队教育训练和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粉碎“四人帮”后，整个国家重新走上现代化建设的轨道。无论是国家现代化还是军队现代化，最急需的是现代化人才。当时军队有几十万干部要转业，其中有些干部由于缺乏一定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在安置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从长远看，每年都会有大批干部转业、几十万战士退伍，如何使他们得到妥善安置并在国家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这个课题，井精辟地阐述了它的重要性。他指出军队的教育训练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为他们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在教育训练上要增加这方面的内容，既要学现代战争知识，又要学现代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依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央军委1978年6月在《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中，对干部战士学习科学文化和专业知识提出了要求。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活动，首先在南京、成都、济南军区和中央警卫部门开展起来，受到干部战士的普遍欢迎。这些单位的做法和经验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的重视，得到了所在军区领导的肯定和支持。1981年总政治部也推广了一些单位的经验。1982年12月8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中，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初步经验得到了中央军委领导的肯定。与此同时，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通报，推广了南京军区步兵某师的经验，并且指出，把干部战士培养成军地两用人才，是新时期部队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结合贯彻十二大精神，把这件事作为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抓起来。从此，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工作在全军普遍兴起。

    1983年5月，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江苏徐州、浙江金华先后主持召开了全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会议推广了30多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同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总政治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展览。中央军委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这个展览题了词。邓小平的题词是：“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此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活动在全军进一步发展。

    到1983年底，全军已办起了各种专业知识学习班（组）12.1万多个，有172万多人参加学习，其中62万多人学会了一两项民用技能；涌现出先进团级单位115个，师级单位44个，军级单位16个。翌年，学习规模继续扩大，全军参加民用技术培训的干部战士超过200多万人，其中获得结业证书、技术等级证书的43万多人。1985年5月，在浙江金华再次召开了全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全面推广了南京军区步兵某师把军、政、文、民训练统一纳入教育训练计划的经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领导人到会讲了话。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7年《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对开展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工作的意义、方针、原则等都作了精辟的阐述。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指导下，全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工作逐步向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1983年至1987年，全军先后参加民用技术训练的580多万人中，共有230多万人经过考评得到了相应的证书。1992年11月，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全国培养和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门为这次会议和展览题词。这次大会既是对过去15年来培养和使用军地两用人才工作的总结表彰，也是对新形势下继续做好这项工作的深入动员，使培养两用人才的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活动开展20年来，积累了许多经验，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主要有：（1）领导干部积极学习上级批示精神和先进单位的经验，解放思想，认真做好组织工作；（2）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及时解决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在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过程中，各部队坚持了育才与育德相结合的原则，把干部战士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军人；（3）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拓宽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途径；（4）借助社会力量办学，开展军民共同培育两用人才的活动，经验证明，军民共育为部队解决民用技术训练的师资、教材、实习场所和考评发证等问题创造了条件，提高了训练质量，并疏通了两用人才管理使用渠道，同时也为部队学习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社会课堂；（5）科学安排计划，妥善解决工作和学习的矛盾；（6）军、政、文、民训练统一纳入教育训练计划，加强对民用技术训练的领导；（7）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各部队把服役期满的从事军地不通用专业的农村籍战士作为民用训练的重点，对其他战士则区别情况，分类培训；（8）立足实际，讲求实效，使培训内容更加符合部队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促进了干部战士安心服役，调动了他们献身国防建设的热情，提高了执行军事任务的知识和专业技术水平，促进了国防建设，丰富了干部战士的物质文化生活。经过两用培训的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工作后，为国家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农村他们成为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带头落实生产责任制，发展多种经营，振兴乡镇企业等方面的积极分子。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人民解放军某部参加大兴安岭扑火救灾   

    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森林火灾，过火面积101万公顷，其中有林面积70万公顷，受灾群众达5万余人。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奉命从5月7日起，先后逐次投入3.5万余人、汽车880余辆、飞机62架参加扑火救灾。同时，后勤部门从物资供应、交通运输、医疗救护等方面对扑火救灾进行了大力保障。在扑火前线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广大指战员与武装森林警察、公安消防干警及林区职工、群众密切配合，连续奋战28个昼夜，扑灭火点1700余处，开辟防火隔离带900公里，抢救疏散群众1万多人。

    在整个扑火救灾过程中，广大解放军官兵始终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火场就是战场。面临着特大火灾，指战员们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声令下，立即开赴扑火最前线。哪里有危险、最需要，哪里就有子弟兵。

    他们发扬英勇顽强、连续作战、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战斗作风，奋不顾身，出入火海，夜以继日地顽强拼搏，一次又一次地压下了一个个凶猛的火头。

    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五种革命精神”，即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据统计，在扑火救灾的日日夜夜，共有1400余人推迟休假，5300余人带病参战，408名家在灾区的干部战士路过家门而不入，还有408名已经确定转业、复员的干部战士主动奔赴火场。经过28天的艰苦奋斗，1987年6月3日，大兴安岭北部所有的明火、暗火、余火、残火全部熄灭，扑灭大兴安岭山火的战斗告捷。

    在扑灭烈火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先进模范人物。33个集体受到沈阳军区前指通令表彰，81名个人在火线立功；1163名干部战士在火线受奖。1987年6月2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通令，嘉奖参加大兴安岭扑火救灾的全体指战员。通令指出：指战员们扑火救灾中的英勇行为和先进事迹，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的本色，是我军光荣传统的光大发扬，展示了部队经过精简整编、整党和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崭新面貌。6月22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奖励在大兴安岭扑火救灾中功绩卓著的7个单位和3名个人。命令指出：授予荣誉称号、立功的单位和个人，是参加扑火救灾部队的突出代表，这是他们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全军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1988年4月13日，总政治部领导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为适应新时期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需要，按照宪法和兵役法规定，军队将实行新的军衔制度。

    早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后，军委的老帅们即开始考虑我军恢复军衔制的问题。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究竟搞不搞军衔制问题，从此，恢复军衔制被提上总部的工作日程。1982年初，军委常务会正式做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翌年5月又决定成立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负责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和军官军衔的评定授予工作。到1984年底，恢复军衔制的准备工作初步完成，军委曾考虑到1985年恢复军衔制。后来，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做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和裁军百万等重大决策。为此，恢复军衔制的工作推迟进行。

    1987年12月30日，军委常务会议正式做出决定，立足于1988年国庆节实行新的军衔制。1988年1月16日成立全军实行军衔制领导小组。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受理军委报请审议的军官军衔条例。7月1日下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以122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由国家主席杨尚昆命令颁布，自即日起开始施行，共34条。随后，国务院批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条例》，从而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军衔制诞生了。

    新军衔制按军官服役性质可分为现役军官军衔和预备役军官军衔，现役军官转入预备役的，在其军衔前冠以“预备役”字样，现役军官退役的，其军衔予以保留，在其军衔前冠以“退役”字样。现役军官军衔设将、校、尉3等11级，将官分为4级，即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分为4级，即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分为3级，即上尉、中尉、少尉。现役军事、政治、后勤军官最高军衔为上将、专业技术军官最高军衔为中将。海军、空军军官在其军衔前冠以“海军”、“空军”字样。现役军官实行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制，即以所担任的军事职务高低授予相应的军衔。首次授予军官军衔要以军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和在军队中服役的经历为依据，军衔的晋级除战时缩短期限外，平时军官军衔的晋级期限为：少尉晋中尉3年，中尉逐级晋升至大校每升一级时间为4年，大校以上军衔为选升。中央军委领导邓小平、杨尚昆主动提出自己不受军衔，因此，一级上将空缺。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上将授衔仪式。

    1988年10月1日起，全军官兵佩带新军衔标志。

    为了进一步理顺干部工作关系，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保持干部队伍稳定，适应新时期我军建设的需要，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通过广泛听取各级领导和各类干部的意见，经过充分调查论证，并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1994年5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条例》对部分军官任职和服现役的最高年龄作了适当调整；进一步明确了军官的岗位责任，理顺了指挥关系，对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作了重点修改，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由一职编制二衔改为一职编制一衔，大军区职到副师职军官由一职编制三衔改为一职编制二衔，取消了基准军衔；少尉晋升中尉军衔的期限由原来的3年改为：大专以上毕业的为2年，其他为3年。对军官晋升军衔的批准权限也作了修改。调整了部分专业技术军官的编制军衔，进一步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原则。

    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大步骤。是新时期军队改革和建设的需要。实行军衔制度既有利于干部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又有利于维护军队的组织纪律，增强军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激发军人奋发向上，英勇奋斗的精神，使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提高。这一制度着眼于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特点和实际状况，吸取了历史经验，借鉴了外军的有益作法，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   

    为了适应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实行文职干部制度。

    1955年，人民解放军曾实行职员制度。当时将从事行政事务、生活保障和部分专业技术工作的6万余名现役干部改为无军籍职员，留在部队原岗位上继续工作。由于这项制度初次实行，缺乏经验，实施后遇到不少问题。1960年将担任40种职务的3万人改为佩带专业符号的军人。1965年决定将在编职员改为现役军人，职员制度遂告中止。这10年职员制度的施行，实际上是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制度的一次尝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委领导认真研究了文职干部制度，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实行文职干部制度的必要。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军队有些方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改成文职人员、雇佣人员”。1982年3月军委办公会议认为，为使我军干部队伍达到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要求，适应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需要，实行军衔制和文职干部制度，制定军官服役条例、文职干部条例是必要的。

    有关部门根据军委批示组织人员起草条例。鉴于当时国家和军队干部制度正处于改革之中，我军实行文职干部制度还没有经验，加上我军干部制度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些问题，实行文职干部制度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军委决定先制定一个暂行条例，采取一些过渡性的政策和办法，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地实行这一重大改革。1987年底形成条例草案。

    1988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发布命令，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这一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有关规定和全军文职干部均由现役军官改任的实际制定的。条例共8章27条，规定的内容包括文职干部的性质、地位、编制、来源、培训、职务等级、任免、晋升、奖惩、待遇、服务年限、转业和退休等。《条例》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职干部是军队编制定额内不授予军衔的干部，是军队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由现役军官改任的文职干部保留军籍。文职干部承担着与现役军官基本相同的义务，也享有与现役军官同等的工作、学习、参加政治生活、获得政治荣誉和物质鼓励的权利。文职干部的升迁调补、奖励惩戒、转业退休、犯罪量刑等，均按军队的有关条令、条例办理。文职干部的工资水平、粮油定量、住房面积、医疗待遇、休假、家属随军、优抚等生活福利等待遇，一律按照现役军官的有关规定执行。根据工作需要，文职干部也可以改任现役军官。

    文职干部编制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医疗卫生、教学、新闻出版、文化艺术、体育等单位的部分专业技术干部职务；二是为机关、院校、医院等单位内部服务的部分行政事务生活保障干部职务。

    师以下作战部队试验训练部队和保障部队，有的负有作战任务，流动性大，有的驻在边远艰苦地区，因此，原则上不编制文职干部。

    依据文职干部暂行条例和中央军委、总部的有关文件，全军由现役军官改任文职干部的工作于1988年4月开始，经过动员教育、定编定位、审批公布、总结经验等步骤，经过3个月紧张有序的工作，1988年8月3日，我军首批现役军官改任文职工作圆满完成，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支10多万人的文职干部队伍。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规定，文职干部不着统一的制式军服。为了便于统一管理，1989年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发出关于文职干部上班时间佩戴文职干部胸章的规定，从1989年8月1日起陆续给全军干部配发胸章。胸章系铝质，呈长条形，长7厘米，宽2厘米，正面图案由八一军徽、陆海空三军色标（正红、黑、天蓝）及“文职”字样组成，背面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字样。为了加强文职干部队伍正规化建设，1992年5月1日起，全军文职干部统一配发制式服装，配戴文职肩章和领花。

    实行文职干部制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我军稳步迈向现代化的产儿。它对于干部实施分类管理，稳定专业技术干部队伍，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具有一定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正式颁行   

    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原名《八路军进行曲》，为《八路军大合唱》中的一首队列歌曲。公木作词，郑律成谱曲。1939年秋作于延安。同年冬，在作者亲自指挥下，由鲁迅艺术学院合唱队与乐队首次演出于延安中央大礼堂。1940年夏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随即在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深受广大军民的欢迎。解放战争中，各部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对歌词作了修改，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统一修订了歌同，刊于由总政治部文化部编印出版的《部队歌曲选集》第一集。同年2月1日，在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命令颁布的第二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的附录二曾以《人民解放军军歌》之名刊登了该曲。1953年5月1日颁布的第二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附录二刊登的这首歌曲仍改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1965年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这首歌曲坚毅豪迈，热情奔放，音律和谐，朗朗上口，有着一往无前、排山倒海的气势，鲜明地塑造了人民军队的形象，曾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演奏曲目。几十年来，一直在国家和军队的庆典和阅兵式上演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传唱，成为激励广大官兵英勇奋斗的精神力量。因此，一些辞书文章也曾将这首歌作为“军歌”加以论述介绍。而实际上在1988年7月25日以前，这首歌一直未正式确定为“军歌”。1988年7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通知》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体现了我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反映了我军光辉的战斗历程。它的正式颁布，一定会激励全军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努力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肩负起建设四化、保卫四化的历史重任。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将使我们更加振奋革命精神，激发革命军人的光荣感、自豪感和使命感。为此，提出以下要求：

    一、要认真学习邓小平主席的命令，学习军歌歌词，在部队中广泛进行唱军歌、讲传统的教育。

    二、要组织部队认真教唱军歌，使全体官兵都能完整、准确地唱好军歌。

    三、奏唱军歌必须按《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奏唱的暂行规定》执行，做到严肃认真，热情庄重。

    颁布军歌的当天，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奏唱的暂行规定》，提出如下要求：

    一、军歌可于下列场合奏唱：

    1.国家、军队的庆典和重要集会开始时；2.军队领导人主持的正式外事活动和在我国举行重大国际性集会开始时；3.部队升军旗、校阅、队列行进和集会时；4.维护及显示我军威严的场合。

    二、军歌不得在下列场合奏唱：

    1.私人婚、丧、庆、悼活动；2.舞会、一般联谊会等娱乐活动；3.商业活动。

    三、奏唱军歌时，应严肃认真，热情庄重，参加集会的全体官兵均应肃立。

    四、军歌一般不与其他歌曲紧接奏唱。如遇举行接待军队宾客的仪式和在我国举行国际性集会，则可联奏有关国家的军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人民解放军奉命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我党面临着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1989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命令，为了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规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戒严。6月4日，人民解放军首都戒严部队、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在广大市民的配合支持下平息了北京的政治风波。

    6月9日，邓小平接见了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讲了话。他说：“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1989年6月到9月间，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先后发布命令，授予27位官兵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命令中高度赞扬了这些官兵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于祖国，热爱人民，坚决执行命令，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为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赞扬他们是在党和人民的培养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是祖国的好儿子，是人民的忠诚战士，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广大指战员学习的楷模。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认真学习他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为人民利益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学习他们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们严守纪律、令行禁止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压倒一切困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1990年1月10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说：自平息政治风波以来，首都和全国局势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国务院决定自1月11日起解除在北京市部分地区的戒严。担任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陆续撤出北京。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讲话指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始终坚持把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作为指导军队建设的根本依据，作为开创军事工作新局面的科学指南，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要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建设部队；提出新时期的军事斗争准备，要把立足点放在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提出国防现代化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要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防发展道路；提出军队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注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划清是非界限，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创造性；提出军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走在整个社会的前列，注重全面提高官兵素质；提出要把科技强军作为一个根本战略在整个军队建设中确立起来；提出要把培养和造就大批跨世纪的军事人才作为治军、建军的一个战略举措纳入军队建设规划；提出注重质量建设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方针等。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又取得了新的成绩。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央军委对新时期军事战略的重大决策   

    当今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触须正以锐不可挡之势伸向推动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高新技术发展与全球的军事活动密切相关，促使现代战争形态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微电子、红外、激光、隐身和精确制导等高新技术注入军事应用领域，使战斗力构成发生了质的变化，战场局势和战争形态产生了剧变。针对高新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广泛应用，1993年，中央军委就我军的建军指导思想、战略方针、训练方向等方面做出了重大决策，即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

    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早已确立，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立足于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加强我军的质量建设，不断提高应急机动作战能力，实施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努力遏制战争爆发，确保赢得战争胜利，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县（市、区）人武部收归军队建制   

    人民武装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县（旗、县级市、市辖区）、乡（镇）和大中型厂矿、大专院校设立的军事工作部门。各级人民武装部是同级地方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的军事部和政府的兵役工作机构，在同级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军事部门的双重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或本单位的军事工作，主要是民兵、兵役和动员工作。县（旗、县级市、市辖区）人民武装部又是县（旗、县级市、市辖区）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办事机关，负责承办人民武装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人民群众武装力量的建设。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都在县、区建立人民群众武装的领导机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县、区普遍建立军事部或赤卫队委员会，1933年8月起统称自卫队总指挥部、人民武装委员会、武装科或武装部。1942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首先将这类机构统称为人民武装部。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军区曾在县设立人民武装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的县在政府设立人民武装委员会，有的县在中共县委设人民武装科，均属地方建制，编配地方干部。1951年以后，全国多数县和市辖区建立人民武装部，属军队建制，编配现役军人。1954年改称兵役局，1958年，又改称人民武装部。1961年起，在公社、大中型厂矿、大专院校也设立人民武装部，编配专职的地方武装干部。

    1986年3月《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规定，1986年7月起，县（旗）、县级市和市辖区人民武装部，全部改为地方建制，任务不变，仍称人民武装部，实行地方和军队的双重领导。规定内地人民武装部，1986年6月底交接完毕。陆海边防一线县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武装部，于1986年底交接完毕。中越边境一线广西和云南、新疆边防一线和生产建设兵团、西藏的部分县（市）人民武装部，暂缓移交。改归地方建制后的人民武装部，是本地区的军事领导机关，即是中共县（市、区）委的军事部，又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兵役工作机关，机构单设，接受中共县（市、区）委、人民政府和上级军事机关的双重领导。为便于工作，人民武装部保留党的委员会，党委会的书记和人民武装部第一政治委员由中共县（市、区）委书记兼任。人民武装部的部长或政治委员参加中共县（市、区）委常务委员会和军分区（警备区）党的委员会工作。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后，其性质和工作任务不变，主要职责是：负责民兵的组织建设和武器装备的管理；民兵和预备役人员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组织并带领民兵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保卫后方等项任务。人民武装部是军事单位，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进行管理。

    人民武装干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军官，主要从军队转业干部、专职人民武装干部中挑选。人民武装干部由地方和军队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部长级干部在征得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的同意后由中共地（市）委任免；科长级及其以下干部，由中共县（市、区）委组织部商同人民武装部提名，共同考核，按地方党政干部任免权限任免。人民武装干部的轮训任务主要由省军区承担。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后，原由国防费支出经费，从1987年1月1日起，按照国家确定的行政编制，改由地方财政支出，列入地方行政经费。截止1986年底，全国2550个县（市）人民武装部移交工作结束。

    为了加强新形势下军队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199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县（市、区）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的通知》决定，从1996年4月1日起，将地方建制的县（旗）、县级市、市辖区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

    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市、区）人民武装部”。人民武装部的编制等级，直辖市的区人民武装部为副师级，其他人民武装部为正团级，人民武装部的编制员额平均为每个人民武装部编12人。人民武装部编部长、政委、副部长各1人，一般设军事科、政工科、后勤科，编制员额少的，也可不编副部长、少设或不设科。副师级人民武装部的科为副团级，正团级人民武装部的科为正营级。

    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只是建制的改变，同级地方党委、人民政府对人民武装部的领导制度不变。加强人民武装部建设，是各级地方党委、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要一如既往地加强对人民武装部的领导，必须坚持党管武装的原则，坚持党委议军会议制度，坚持县（市、区）党委书记和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定期到人民武装部办公制度，及时研究解决人民武装部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有关干部的调整配备和安置工作，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和新颁发的人民武装部编制为依据，做到合理调配，保留骨干，妥善安置，各得其所。1986年随建制移交的人民武装部现有干部，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条件，工作需要的，原则上收归军队。达到或超过服现役最高年龄，确需留任的，年龄可适当放宽。1986年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后，从部队转业、退伍后安置到人民武装部和1994年底以前从地方调入的干部，德才优秀、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有关规定的，经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考核、大军区批准，可予留任，办理入伍手续。收归部队的人民武装部干部的职务任命、军衔评授、军龄计算、工资套改等问题，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在这次人民武装部建制改变中未收归军队的干部，由地方根据本人条件在地（市）县（市、区）范围内安排适当工作。人武部收归建制后，县（市、区）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平均保留6名职工，编制由国家核定，继续实行单列。

    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后，其行政经费由地方财政供应到1996年3月31日。从1996年4月1日起，人民武装部的现役军人生活费、公务事业费和装备维修费等，由军队按现行规定和标准供应、管理。民兵事业费、征兵经费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训练统筹经费，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有利于坚持上级军事机关和同级地方党委、人民政府对人民武装部实行双重领导的制度，有利于保持人民武装工作的连续性，有利于人民武装部的长远建设，有利于调动人民武装部干部的积极性，有利于军政军民团结。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江泽民提出抓好“一个根本”，搞好“四个教育”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会议上提出：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引导和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是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以武装自己的头脑和指导各项工作。这是我们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同时，要着重抓好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

    中央军委在部署1995年全军工作时，要求全军要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深刻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进行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引导官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加强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及时解决各种现实思想问题，调动指战员献身国防的积极性。

    按照江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军委的要求，1995年，全军狠抓了“一个根本”，普遍开展了“四个教育”。1996年2月2日，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在深入开展“四个教育”座谈会上指出，江主席提出开展“四个教育”一年多来，全军各级党委和领导高度重视，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搞好“四个教育”作为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中心环节来抓，位置摆得正，工作力度大，抓的比较实，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全军政治上的坚定性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战士自觉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坚决服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改革不断深化，经济体制转轨的重大变革时期保持了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二是对腐朽思想文化和酒绿灯红侵蚀影响的警党性有了增强，一度在部队流传的一些错误观点和消极论调受到了批评和抵制，干部战士辨别是非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有些突出的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得到了遏制。三是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积极变化，广大干部战士爱军习武、好学上进，部队的正气上升，官兵关系、军民关系进一步改善。四是激发了广大官兵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促进了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的完成。

    于永波主任在讲话中还指出，江主席明确提出落实军队讲政治的要求，要继续搞好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艰苦奋斗教育，而且要一年比一年搞得更深入、更有成效。落实江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把“四个教育”引向深入，是1996年全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总政治部根据江主席关于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全军深入搞好理论学习和“四个教育”，不断增强部队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

    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部署，1996年、1997年全军进一步抓好“一个根本”，深入开展“四个教育”，成效更加明显，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了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确保了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人民解放军向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发展武器装备是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解放军拥有各种枪支200多万支（挺），各种火炮2.9万多门，坦克410辆，装甲车367辆，各种飞机159架，各种舰船129艘，无线电、有线电通信机5万多部，工程机械800多台，这些武器装备主要来源于战场缴获。

    从1950年开始，国家采取以进口为主的方针，全面加强武器装备建设。

    到1955年底，我国共进口和接收苏式各种枪支80余万支（挺），炮1.1万多门，坦克、装甲车3000多辆，飞机5000架，舰艇约200艘，雷达和探照灯1400多部，无线电和有线通信机1.2万多部，舟桥15套，主要工程机械500多台，防化专用车100多辆，还有各种弹药和配套设备。在此基础上，注意加强仿制和自行研制，逐步实现了武器装备的国产化。

    到1975年底，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中，国产武器装备所占的比例分别为：坦克71％，飞机75％，战斗舰艇89％，工程机械96％，火炮97％。机械、通信、防化装备和舟桥渡河器材，全部实现了国产化。但从总体上看，武器装备水平还比较落后。

    为了进一步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1977年12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并明确了陆、海、空军装备和导弹核武器各自发展的重点和要求。1980年9月，中央军委在《关于军队建设的三年规划》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武器装备建设，在1980年至1982年间，主要是改进现有装备，加强现役部队的齐装配套，增加部队储备，并以防空、反坦克武器为重点，抓紧新型武器装备的研究和生产。从1979年至1987年间，人民解放军在武器装备建设上着重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制定全军武器装备体制和长远发展规划。

    总参谋部于1979年1月制定了《1985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常规装备（陆、海、空军主要战斗装备）体制》，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颁发。这个《装备体制》，对人民解放军各级部队要配备的各种主要战斗装备，作了明确规定。1980年3月，根据国民经济建设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总参谋部对上述《装备体制》作了部分修改，压缩了新研制的大型装备29项，并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重新颁发。在制定武器装备体制的同时，总参谋部还根据国家的部署和要求，制定了全军武器装备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和第七个五年规划设想，并于1980年7月召集各军区、各军兵种和有关部门主管装备工作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部门的负责人，讨论了“六五”计划，统一了思想。《装备体制》和“六五”计划的制定，为国防科研、军工生产和部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

    （二）缩短战线，突出重点，把急需的武器装备搞上去。

    1979年和1980年，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本着从实际出发，确保重点，量力而行的原则，对正在研制的武器装备项目，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清理。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和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先后召集会议，对各类装备逐项进行了审查。为了确保部队急需的新型防空、反坦克武器、作战飞机和战斗舰艇等装备及早定型，装备部队，会议确定：凡不是军队急需或者战术技术指标已明显落后的，停止研制；重复或者相类似的，予以合作；有些确实需要，但指标要求较高，技术储备不足，短时间内难以实现的，则改为预研项目，先攻技术关。这样，科研项目比原来减少了20％。

    在满足需要的前提下，为了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中央军委干1981年7月24日批准停产39种老式武器装备。从1981年至1985年，还先后批准659架飞机、425艘舰艇及一批陆军装备退役、报废，把维修经费节省下来，用于发展新装备。

    （三）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武器装备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武器装备建设也和其他战线一样，加强了国际技术交流。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1987年，人民解放军向55个国家派出了约480个代表团（组）和人员。通过交往，进行有关武器装备的参观考察、技术交流、技术合作和贸易交往。在同一时期内，人民解放军还接待了来华进行武器装备技术交流、技术合作和贸易商谈的许多外国代表团（组）和人员。通过交往，人民解放军和国防科研、生产部门了解了国外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及发展动向，找到了差距，采取措施，引进了一些国外先进技术，从而促进了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

    中国在引进武器装备技术方面，主要采取了如下几种做法：一是引进生产线进行生产；二是引进技术和购买国外某种装备的个别部件，用于研制新型号或改进现有武器装备；三是直接进口少量急需的武器装备，以填补国内武器装备的空白；四是进行技术合作，改进武器装备或设计生产新的武器装备。据统计，从1979年至1987年，海军、空军和陆军各兵种共进口装备、设备及部件307项（已签订合同而未到货的项目未统计在内）；另外还有不少技术引进和技术合作项目。所有这些，对提高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水平，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一批新研制成功的武器装备相继服役，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继续得到提高。

    反坦克导弹和超低空防空导弹先后装备部队，填补了装备上的空白，增强了反坦克和防空作战能力。新装备的大口径自行加榴炮、新型榴弹炮和火箭炮，既提高了机动性，增强了火力，又加大了射程。坦克采用多种先进技术，作较大改进后，增大了威力，缩短了射击反应时间，提高了夜战和生存能力。

    自行研制的新型作战飞机，已开始装备部队，加上对原有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作了改进，空中作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新研制的导弹护卫舰、鱼雷潜艇以及新型鱼雷和舰艇、空舰导弹，特别是导弹核潜艇装备部队，使海上作战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携带大当量氢弹头的洲际导弹装备部队，使核反击力量显著加强。新装备的重型舟桥，技术比较先进，自行研制的防化装备器材，战术技术性能有了新的提高。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指挥、控制、通信的自动化程度。卫星地球站的建成和光缆通信装备的投入使用，使军事通信又增加了新的现代化手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人民解放军三军东南沿海军事演习   

    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检查我军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1996年3月8日至3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东海、南海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并先后在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进行实弹演习和陆海空三军联合军事演习。

    3月8日至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向北纬25度13分、东经122度20分，北纬25度13分、东经122度40分，北纬24度57分、东经122度40分，北纬24度57分、东经122度20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以及北纬22度38分、东经119度25分，北纬22度38分、东经119度45分，北纬22度22分、东经119度45分，北纬22度22分、东经119度25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进行地对地导弹发射训练，并以4发导弹全部命中目标的佳绩圆满完成了任务。充分展示了第二炮兵部队良好的军政素质、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和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这次导弹发射训练的成功，锻炼了部队，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检验了科研和训练改革成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显示了第二炮兵以提高整体作战能力为目的的丰硕训练成果；标志第二炮兵部队及全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3月12日至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先后在北纬23度57分、东经118度06分，北纬23度25分、东经118度50分，北纬22度30分、东经117度30分，北纬23度01分、东经116度46分四点连线内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举行了气势磅礴的诸兵种联合作战实兵实弹演习。先进的战斗机、舰艇、导弹、电子装备在演刁中密切协同，显示出强大的空中、海上打击威力。共有10多个兵种参加了此次演习，参演兵种、机种之多，出动飞机的批次、架次之多，发射实弹之多，演练难度之大，协同之复杂，都是近年来少有的。尤其是一批新装备在这次演习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整个演习，贴近实战、组织周密、协同密切、连续实施，展示了我海、空军部队各级指挥员的良好素质和指挥能力。圆满成功的演习表明，通过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深化改革和严格刻苦训练，这两个重要军种的现代化水平和在现代条件特别是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都有了新的提高。海、空实弹演习后，还举行了气壮海疆的空中、海上阅兵式、分列式。

    3月18日至3月25日，南京战区在北纬25度50分、东经119度50分，北纬25度32分、东经120度24分，北纬24度54分、东经119度56分，北纬25度12分、东经119度26分四点连线内的台湾海峡海域成功地组织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从争夺制海制空权到快速装载航渡，从装甲集群抢滩登岛到空、机降部队垂直登陆，从多层次火力突击到多路强击突破，从立体穿插分割到纵深地点攻击，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进行了三军联合渡海登岛作战和山地进攻作战的演习。在这次三军联合作战演习中，一系列高科技装备发挥了拳头作用，诸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强，新战法运用威力大，克服恶劣天气和复杂海情影响的办法多，进一步增强了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演习获得了圆满成功，显示了我三军部队优良的军政素质、高昂的战斗意志，进一步检验了训练改革和战法研究的成果，使三军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有了新的提高。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观看了演习，转达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对参加演习的陆、海、空军和第二炮兵部队指战员的亲切问候。他要求全军部队按照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主席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入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大力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深化战法研究和训练改革，增强训练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加大训练的强度和难度，努力提高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实战能力，随时准备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全军印发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加强军队建设的题词和英模画像   

    1996年7月19日，总政治部向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武警部队政治部发出通知：印发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加强军队建设的题词和英模画像。

    通知称：经军委领导审定，由总政治部印制的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加强军队建设的题词和我军六位英模画像，即将下发全军部队。这是加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认真搞好宣传教育。

    这次印发的题词，集中体现了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我军建设的殷切期望和要求，为我军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毛主席的题词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邓主席的题词是：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江主席的题词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 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领会题词精神，紧密结合实际贯彻落实，自觉按照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总要求统揽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

    这次制作的六位英模画像，是我军在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的杰出代表，是全军官兵学习的楷模。他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张思德；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捐躯的董存瑞；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的黄继光；视纪律重于生命的邱少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献身国防现代化的苏宁。全军指战员要以这些著名英模为榜样，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像他们那样做人做事，走英雄成长的道路，努力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各单位要注重用英模人物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德、革命精神教育和激励部队，努力培养和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军人。

    总政治部统一制作的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题词和六位英模画像发至全军连以上单位。题词悬挂在党委、支部会议室，英模画像悬挂在连队俱乐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央军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发表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1996年11月7日，《解放军报》发表了《中央军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方针原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江泽民同志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决议》的基本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六中全会《决议》和江总书记的讲话，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军和武警部队必须认真贯彻落实。

    根据六中全会的基本精神，结合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意见》着重论述了8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江主席关于军队精神文明建设要走在全社会前列的要求统一思想；二是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三是培养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四是繁荣发展军队的文化事业；五是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六是建设文明有序的军营环境；七是积极参加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八是切实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

    《意见》最后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工程，是关系国家和民族盛衰兴亡、关系军队发展的伟大事业。全军和武警部队的广大官兵，要响应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满怀信心，扎实工作，努力把军队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进驻香港   

    1996年1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使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香港防务的规定，为保卫祖国的统一和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建完成。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我军发展史上的大事。

    1993年初，驻港部队的组建工作开始。一年后，以陆、海、空三军编成的驻香港部队初具规模。驻港部队司令员刘镇武少将，政治委员熊自仁少将。

    驻港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组成，以体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地区的领土、领海、领空的主权。驻港部队的官兵政治好、军事强、业务精、素质高。如陆军部队的干部，绝大多数学历在大专以上。驻港部队的官兵中曾受军区以上机关表彰的先进人物37名，一等功荣立者6人，三等功荣立者占干部总数的30％。驻香港部队党委“一班人”，都经过军队高等院校培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他们有的来自我军最高学府，有的来自我军领导机关，有的长期担任部队师一级军政主官，经验丰富。为顺利进驻香港执行防务，部队从组建之初就进行严格的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和有关知识的学习，以过硬的本领和文明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199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深圳视察新组建的驻港部队时，亲切接见了部队官兵，并题词：“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维护香港繁荣稳定”。1996年1月。驻香港部队组建完成后，开始公开“亮相”。

    1月29日以隆重的礼仪，欢迎第一批参观访问的尊贵客人——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港事顾问。欢迎仪式后，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仪仗队进行了分列式和军事表演。威武严整的军容和精湛的军事技术，博得来宾的阵阵掌声。表演结束后，钱其琛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香港地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港事顾问，向驻香港部队赠送锦旗，旗上写“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八个大字。驻香港部队优秀的军事素质，严明的组织纪律，良好的军民关系，给每一位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早在1990年4月，由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派驻军队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驻港部队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

    这支部队将于1997年7月1日零时正式进驻香港。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基本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军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驻港部队分别按照独立的行政与军事系统运作，互不隶属，互不干预。在作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告：“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驻军的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为了更好地解决驻港部队的司法管辖问题，1992年，在着手组建驻港部队的同时，中央也成立了驻军法起草班子。几年来，经过起草班子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充分体现“一国两制”方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于1996年12月3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并将于1997年7月1日起实施。驻军法设总则、香港驻军的职责、香港驻军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系、香港驻军人员的义务与纪律、香港驻军人员的司法管辖和附则六章。驻军法鲜明地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该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负责防务的军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表明了这支军队隶属关系和执行防务的国家属性；规定了香港驻军由陆军、海军、空军部队组成，体现了国家从领陆、领海、领空全方位的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根据防务任务的需要，该法明确了香港驻军履行防备职责的范围以及履行职责所必须的权利与豁免，并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支持香港驻军履行防备职责。驻军法在体现国家主权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香港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广大港人的愿望。

    1997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首批先遣人员进入香港，为7月1日正式接管香港防务作好准备。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命令》。当日晚上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先头部队通过落马洲口岸进入香港。7月1日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香港添马舰营区升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从此时起正式接管了香港的防务，履行祖国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后  记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受上海人民出版社委托，总参政治部宣传部组织编定了《军史集要》一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审定，作为军史教育的参考材料出版发行。

    按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书分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等阶段。本书采用大事本末体例，力求通过集中概述重要事件的方法来反映我军7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

    本书编写工作在总参政治部张黎主任，谢作炎、姜迪泰副主任领导下进行，由总参政治部宣传部林建超部长组织实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陈字研究员、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卢春祥、孔凡军、程坚、仇万红同志负责全书的整体设计和修改统稿。蒋玉槐、郭世贞教授分别负责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编写工作。国防大学何理教授、萧至教授，后勤指挥学院邵维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铁健研究员等对本书的撰写工作给予了指导。参加本书撰写的还有：蒋玉槐、郭世贞、史成群、卢来宾、孙忠敏、庞存生、刘双才、刘文书、齐有忠、张久荣、宋国才、李保国、张韬、张伟良、陈亚峰、殷国全、周同喜、林全民、姜向文、锁澍、翟清华。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昕社长、郁椿德副社长、郝盛潮编审、陆宗寅和宋慧曾编辑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帮助。总参陆军参谋学院、军械工程学院给予了大力支持。本书编写中，参考和借鉴了有关资料，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时间紧迫，本书内容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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