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25年

　　

作者：：王安

　　第壹卷 江山巨变 谁主沉浮

　　１９７９年 万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一般提起来，便是安徽凤阳小岗村１８户农民冒死分田到户而立的契约文书。不论是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反正大人物是不可少的。万里便是个大人物。万身高１．８０米。

　　万里出道甚早，不到４０岁便由建设部长转任北京市副市长，此后便与邓小平共沉浮。

　　１９７５年邓复出，万里任铁道部长。１９７７年邓再次崛起，８月万里便由北京南下，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６１岁。

　　当时的中国，最需要朴素，需要实话。也正是由于那特殊的时代，讲实话便是大智大勇，便是惊世骇俗。

　　万里问一个农家青年，你有什么要求？小伙子说，吃饱肚子。万里问，还有呢？答，把地瓜干换成粮食。

　　万里弄了个文件，很朴素的：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

　　万里这是给电影《青松岭》里老是琢磨着倒腾点小买卖的钱广撑腰，而不是另一个一心为公、总惦记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姓万的“万山大叔”。

　　《人民日报》的编辑注意到了安徽的事。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７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大怒：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万里长征才刚开始。１９７９年１月５日，万里对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

　　单干是个吓死人的词。“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谁担得起？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４日，中南海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对于包产到户，众书记各持己见，只有安徽和四川公开声明在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其余要么模棱两可，要么坚决反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会后，中央发了一个很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用不着太费脑筋。去看看那个农家小伙儿饱否？

　　其后万里进入中央主抓农业。后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年度背景

　　１．【自卫反击战】２月１７日，中国军队越过中越边界进行自卫反击战，击毙越军３７３００多名，俘敌２２００多名。２５天后中国军队撤回。在此之前，１月１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１月２９日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访美，２月６日访日。这两者之间也许有某种默契？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谨慎了６年之后，中美关系开始了新时期。

　　２．【停炮台湾】在另一个方向，炮火的硝烟却散了。１月１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福建部队从即日起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徐特别声明，此举与中美建交有关。

　　３．【军转民】显然，在这个时刻与越南人干一仗，中国是被迫的。中国自己有太多的事要做。就在战争前后，中国大量的军工企业正在转产民用产品（当时为什么不叫“商品”？）。１０余年之后，前军工企业长虹集团成了上海股市的领头羊。

　　４．【农业学大寨】供给的短缺也不利于作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５月传来消息，近３年国家已经挖掉粮食库存１００多亿斤，净缺口２８０亿斤。为增产粮食，国家提高粮油棉等１８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价格是一种经济手段，虽然计划经济也有价格，但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更有用武之地。在农村，适应市场经济的包产到户愈弄愈多，而更适应计划经济的农业学大寨模式，１１月３日第一次受到《人民日报》的批评，称其“犯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１９８０年４月，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乡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

　　５．【逃港】除去粮食，百姓偷渡外逃也是个头疼事。６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文号召全省人民与之作斗争，对有功人员将给予奖励。但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一味的严防死守愈发困难。一年后的８月２６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除去事先设想的４个窗口作用，深圳特区的超高速发展，也最大可能地缩小了与香港的经济势差，形成一个缓冲带。

　　６．【待业】一边是有人往外跑，另一边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回到城里找不到活儿。１９７９年，城镇待业率为５．４％。国家一下子安排不了，当时的口号是“广开门路，三扇门（国家、集体、个体）就业”至此，主动的或被迫的，非国有经济开始大发展。这意味着，官的作用开始缩小。

　　７．【渤２号翻沉】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瞎指挥造成渤海２号钻井船１１月２５日在渤海海面上翻沉，７２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３７３５万元。国务院解除了石油部部长宋振明的职务，并给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

　　８．【王守信】和官僚主义一样，贪污犯罪并非改革开放专有。自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８年，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王守信贪污和侵吞物资折价共计５５０７７０．０２元，王被处死刑。５５万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另有杭州两个高干子弟熊紫平和熊北平，自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８年结伙强奸猥亵妇女百余人，二熊一死刑一死缓。这两个案件都因公开传播而震动全国。２０年后还能记得的事，那就真是个事了。

　　９．【西单民主墙】另一个让人记得的事是魏京生反革命案的公开审理。北京市公园服务管理处工人魏京生因诽谤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反革命煽动，并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１０月１６日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１２月６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闭了“西单民主墙”。

　　１０．【人体画风波】民主墙要关闭，广告之门却要打开。１月２８日，上海电视台为参桂补酒播放了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可见中国人善饮。中国人怕的是另一个东西——新建成的首都机场候机大厅里有一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其中出现正面女人裸体。有关人士好心地把她们遮了起来，怕吓着女人和观者。

　　１９８０年 荣毅仁

　　１９７８年１月１７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见荣毅仁等。邓小平令荣创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排除行政干扰，全权负责。

　　其时，虽百废待兴，邓小平已在考虑用国际通行的方式进行筹资运作。这比农村大包干更需要知识和技术。那么，为什么会找到荣毅仁呢？

　　旧时上海滩有一面粉、纱布大王荣德生，荣毅仁乃其子。

　　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５日，荣毅仁在上海市工商界会议上说：全市工商界要在本月２０日以前联合起来，一次申请公私合营，并且要求政府一次批准，来个满堂红。另一次，荣指着坐在一起的孩子们笑道：他们有的要做音乐家，有的要做工程师，就是没有一个想做资本家。

　　２０多年后，荣毅仁重新当了资本家，当然是“红色资本家”。到１９９３年，中信公司已在香港、东京、伦敦、法兰克福、新加坡、纽约等地发行了总额达２０亿美元的债券，票面币种多达１８种，而中信公司亦发展成为跨国大企业。

　　１９９３年３月３０日，荣毅仁辞别中信公司，担任国家副主席。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荣毅仁身上结合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荣毅仁身上如何区分？

　　年度背景

　　１．【审判江青】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开庭审判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堪称世纪大审。次年１月２５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等１０人进行了宣判：因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判处江青和张春桥死缓，王洪文无期徒刑，姚文元有期徒刑２０年，等。值得记述的是，审判是在公安部礼堂，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尚没有自己的审判大庭。

　　２．【党委不能审批案件】在审判前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多次谈到，要废除党委审批案件的做法，人民法院只服从法律，除法律之外，任何个人意志都不是判决的依据。实际上，江青等人的作为远远超过此。在十年动乱中，公检法已瘫痪，某些人自己就是法律，连法院的门都不知朝哪儿拐。仅据江青从１９６６年底到１９７０年７月的一小部分录音讲话，其中就点名诬陷了１７２人，这些人都遭受迫害，有的致死，有的家破人亡。

　　３．【平反刘少奇】家破人亡者首推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刘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含冤死于河南开封，死时蓬乱的白发有１尺多长，火化单上的名字是刘卫黄。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７日，这起“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得以平反，全国下半旗致哀，为刘少奇举行国葬。中共中央撤销了刘“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撤销了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几个月后，１０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康生和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并撤销当年对他们的悼词。盖棺尚难定论。

　　４．【取消大鸣大放】４月８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中共中央建议，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的规定。据解释，“四大”在“文革”时期风行中国，贻害无穷，严重扰乱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取消“四大”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宪法》亦无盖棺定论时。

　　５．【华国锋辞职】在２５天连续召开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１２月５日，华国锋辞去了他最后的两个重要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分别由胡耀邦和邓小平接任。此前，华的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已由赵紫阳取代。华国锋是中共历史上担任重要职务最多的一把手。华国锋时代结束了，“两个凡是”结束了。直到１９９８年，华国锋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在１８０多位中委中，年龄最长，近８０岁。

　　６．【财政分灶】与政治大转弯同时，经济上的改革也在进行。２月１日，国务院开始策划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灶吃饭方案。２月１９日，国家经委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企业也实在被管得可以，比如民航，干脆就是军管。３月４日，民航总局结束了３０多年由空军代管的历史。大家都当家不作主，哪来的积极性？

　　７．【恢复保险】年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复出，全面恢复国内业务。这不仅是一家公司的沉浮，而且是一种理念的回归：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的吃喝拉撒睡国家都包，保险公司就没的可保了；如今，国家不想代管了。

　　８．【外汇券】当年商品还是有短缺的时候，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来了吃不好用不上怎么办？于是从４月１日起开始发行外汇券，海外来客可以用外币兑换外汇券到指定地方，比如友谊商店，去买人民币买不到的紧俏货。外汇券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纸”。后来东西多了，人民币啥都能买到了，进友谊商店也不用看护照了，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外汇券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一些人开始收藏它，凭啥？因为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好客习惯。

　　９．【只生一个】东西多了好，但人口还是别太多了。“只生一个”的基本国策从这一年开始。１９９８年上大学的，多是独生子女。至今，我们还不能全面意识到这一政策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所引发的深远影响。实施这一国策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且不要说这第一难，单说推广邮政编码制度就够难的，１９８０年７月１日开始实行，中间一度停顿，据说是邮电部的领导不忍心了：方便了邮局一家，难为了千万人家。

　　１０．【副部级骗子】邮政编码制度还是有科学性的，要不怎能就推开了？但国才式锅炉就没有推开，９月２０日《人民日报》说这是个骗局。１１月１１日，国务院解除了骗子李国才的化工部副部长职务。这骗子副部级，够劲！

　　１９８１年 袁伟民

　　这么高的荣誉，袁伟民可能没有料到。

　　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０日，中国男排在世界杯亚洲区预赛中与南朝鲜争夺第一，中国人先输两局，愣扳三局，看得国人心花怒放。当晚有大学生聚会庆祝，有人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此口号后来发扬光大起来，很是鼓舞了国人。

　　男排是很努力的，但女排更是了得，在以后的几年里，连着五六次世界称雌。女排主教练袁伟民，虽然不是第一个引出这句时代口号的，但以其五连冠的辉煌，以其冷面的大将风度，自然而然地拥抱了荣誉。

　　时值乌云刚刚拨开，许多人尚在制作“伤痕文学”，尚在抱怨“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呢”；而在此之前，除去乒乓球，中国体育很少能在世界叫阵，甚至很少参赛——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体育，中国女排，中国袁伟民，不自觉地承担了太大的责任，也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喝彩。

　　后来袁担任了国家体委副主任，以及不提气的中国足球协会的主席。不论小赢大输，袁都不会受到太认真的褒贬，更不会和中国兴亡扯在一起——哪怕将来某一天万一中国男足不留神拿了个世界头份儿。

　　时势造英雄，时势造了个空前绝后的袁伟民。

　　年度背景

　　１．【个体户】７月７日，国务院文件里有句大实话：个体户也是劳动者。１９５２年，中国的个体户有７５０万人。经过２０多年兴无灭资的改造，到１９７８年，个体户只剩下１５万人。１９８１年底，个体户增长到１０１万人。当时私营和民营企业还不被承认，个体户也被限制在拾遗补缺的范围：“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应允许雇少量帮工和学徒。”少量是多少？据说是７人，超过７人，就从量变到质变了，成了资本家了。想扩大规模多雇些人怎么办？于是戴起了红帽子——找个单位当爹，明明是个体却装成个集体模样。后来可以往家搂了，想摘红帽子了，于是惹起数不清的官司——此乃后话。

　　２．【城乡差别】个体户是专授予城里人的名称，旁人莫沾。１２月３０日，国务院通知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但这个控制却日益软了。其后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来浪也没了，竟把城市淹了，农村包围了城市。中国高层总在讲要缩小城乡差别，但真正做起来又满是难处。真正把城乡差别缩小了的是农民自己。民工里出人才，比如东方集团的张宏伟，当年就是扛着铁锹进的城，如今你多大的来头不一定弄得到钱，但张宏伟行，１９９８年３月３０日一贷就是３０００万，１０年期低息，还是美元。

　　３．【两地分居】农民进城免不了两地分居，国家管不了。但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１年，国家共调整了３２万对夫妻分居的干部，多是技术骨干。那时不像现在，抬腿两人就住一块儿堆了。工作谁给安排？人来了住哪儿？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就吃不上麻酱用不上肥皂。以吃穿用住为例，除吃和用比以前好外，１９８０年棉布消费量人均没有达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而１９８０年底人均居住面积只有３．９平方米，不及１９５２年的４．５平方米。经济上真得下劲了。

　　４．【国库券】发国债是发展经济的一个常规手段，但中国长期沉浸在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喜悦中。从１９８１年起中国开始发行国库券（国债的一种），国家向人民借钱，这在官员和老百姓都不那么习惯。当时对单位要分配发行，对个人说是自愿认购，但许多人在工资袋里发现了国库券，不要也没辙，又不能上市买卖。当年共发行４８．７亿元，最小的面额是１０元，最大的是１００元。

　　５．【烟酒提价】假如今天你买个五万十万的国库券，给你１０元面额的券，你不得扛它一袋？——莫笑，当时就是那么精细。１１月１８日，国务院调整烟酒价格，甲级烟零售价平均每盒提价０．２７元，乙级烟提０．０８元，丙级烟提０．０２元，丁级戊级不提价；酒更复杂，名牌白酒、散装粮食白酒、薯干白酒、散装啤酒、散装黄酒，光看这么多“酒”字，也得醉晕了。当时国务院说：“这次调价是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今天没人再把这当一件大事，国务院的官员也犯不着去扒拉烟呀酒呀，大事多着呢。

　　６．【中共历史问题】当年的一件大事是，６月２７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３万余言，力图稳妥地承前启后。在此前后，中央指出：在干部中，“左”的东西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没有有无之分。此言之严厉，可见形势之紧迫，工作之艰巨。

　　７．【批《苦恋》】“左”要防，右也要管。４月２０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部队作家白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打着反封建主义、反对现代迷信的旗帜，诋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文章认为：《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当时文艺界最走红的是报告文学，第一届得奖的有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黄宗英的《大雁情》，等。

　　８．【学位制】文学太浪漫了，而学位制则相对严谨，浪漫与严谨的结合就是文学学位。中国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试图建立学位制，其间反反复复一直到“文革”都没能实行。１９７６年，中国高层再次决定建立学位制。到１９８１年，新中国建国３０多年后，中国学子总算戴上了学士帽。努把劲，后面还有硕士帽、博士帽。

　　９．【外资】实行学位制是与国际接轨的一个方面。经济上接轨的一个较早的大动作是，３月２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中国在今后１２个月内换取４．５亿个特别提款单位，以支持中国政府１９８１年经济调整计划。显然，此举与中美迅速亲近不无关系。这种亲近关系的另一背景是，中越边境炮火不断，５月２２日，中国军队在云南麻栗坡将入侵越军８５人全部击毙。

　　１０．【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这２０年中经常说的话。１０月２９日，国务院批转《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在这份官方文件中较早使用了这句民间语句：“……实行经济责任制，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要摸着石头过河。”整个２０年，要摸的石头，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外交的。

　　１９８２年 廖承志

　　这年７月２４日，廖承志写了封信。不到一年后，廖去世。

　　这封信是写给台湾国民党主席蒋经国的。廖承志说：３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

　　廖说：倘能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留名青史。

　　廖说：人到年高，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

　　能与蒋经国称兄道弟的人不多了。廖承志之父廖仲恺乃蒋经国之父蒋介石之“同志”，国民党左派元老，与共产党极为亲密，壮年遇害。１９４９年建国，第一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乃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廖任副主任委员。至１９７８年恢复更名为侨务办公室，廖任主任。

　　国家统一，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大要，是中国百姓的恒愿。现今，中国大陆进入规整时期，台湾问题便摆上桌面了。

　　廖承志去世４年多后，１９８８年１月，蒋经国去世。

　　虽然能称兄道弟的人都走了，虽然两岸关系尚无突破性进展，但两岸百姓来往明显增多了，两岸的经济势差明显缩小了——这是祖国统一的必备条件，甚至比称兄道弟还重要。

　　廖承志去世后，其子廖晖入掌侨办。

　　年度背景

　　１．【离退休】新陈代谢这一自然规律得到正视。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规定，担任副省部级以上的正职干部退休年龄一般不超过６５岁，副职不超过６０岁。老干部离退休以后，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作为过渡办法，９月１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决定设立顾问委员会，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出任了中顾委第一任主任。１０年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顾委。

　　２．【任期两届】《宪法》跟进。１１月２６日，《宪法》修改草案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１０年。

　　３．【中国特色】１９８２年的中央１号文件是关于农村的。此后一直到１９８６年，连续５年中央每年的１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的。先有饭吃，再说别的。其理论背景在９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体现出来，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很长的一个初级阶段，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

　　４．【体改委】１９８２年是国务院精简机构的一年，其部委从５２个减为４１个。但３月８日却增加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其后的岁月，体改委集聚精英，高朋满座，声名远扬，权势倚重，比如曾握有股票上市审批权。在１９９８年３月的机构改革中，体改委消失了。与体改委相比，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可谓秀气，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７日成立，１９８９年后就消失了。

　　５．【翻两番】这一年在物质和精神上各做出两个决定。９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到本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３月，中央高层规定，每年３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提倡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治理脏乱差。到１９９５年，ＧＤＰ提前５年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

　　６．【星期日工程师】上述５个故事，都是中国上层在努力推进。每当上层认真了，就说明这事难办。比如科技人员兼职，３月２３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专门发文：对兼职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８日，国务院又专门转发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上层的文不是瞎发的。１９８５年前后就出过这样的事：原上海太平洋被单厂助理工程师郑鸿坚业余兼职被判刑，后平反。时至今日，上层再不会发此类文件了，甚至管科技人员的专门机构都没有了。今天，不仅是科技人员，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满中国满世界发财，自己就给自己许多许多物质奖励。

　　７．【摆洋货】要把科技人员推出去，但对个体户还是要捆着绑着。广州市决定，从１０月１日起，个体户不准经营进口商品。那时还真把洋玩艺当个事儿，只好偷着卖，提心吊胆。今天倒是大家都可以摆洋货了，但提心吊胆的人更多了，这回是买者——甭说没留心，就是长一百个心眼儿也可能抱个假洋货回来。

　　８．【金戒指】中国百姓过了多少年没有洋货的日子，倒也惯了。但中国人还有许多年不知黄金为何物，穿金戴银，那只是爷奶辈的故事。９月下旬开始，经国务院批准，国内市场开始恢复销售黄金饰品。

　　９．【１０亿人口】请金子从市场上消失，是因为不喜欢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当然，更是因为人多金少。有多少人？到７月１日零时，中国人口有１０３１８８２５１１人。如果从卖金子来说，今天我们可不嫌人多，人多才能多卖金子。人多人少都是相对的。

　　１０．【亚运会压倒日本】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理当也是体育强国。在１１月举行的第九届亚运会上，中国人拿到６１块金牌，终于第一次压倒日本。第一次戴上金戒指甚至比第十次抱上金砖还高兴。

　　１９８３年 王仲

　　改革开放之后，王仲是较早因腐败被处决的党政干部。

　　王曾任广东省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王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索贿受贿，共计６９７４９元。１月１７日被枪决。

　　其后被处决的还有：原共青团湖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齐同恩，原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党委

　　书记管志诚，原中国信托投资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原工商银行海口市东风办事处审计组长薛根和，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原贵州省计委副主任兼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等。原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被判处死刑的有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

　　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有：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原湖南省副省长杨汇泉，原海南省省长梁湘，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和张辛泰，原青海省人大副主任韩福才，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韦泽芳，原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１９９８年７月３１日被判有期徒刑１６年），等。

　　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说：反腐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

　　不论贫富，都会有腐败。只不过，当物质充裕了，贪污的欲望和可能便增大了。

　　年度背景

　　１．【卓长仁】５月５日，卓长仁等６人持枪劫持中国民航客机到南朝鲜。后去台湾，被封为“反共义士”。再后，在台湾又涉嫌杀人。渣滓到哪儿都是渣滓。

　　２．【严打】据说卓案是个导火索，从而导致预定为期３年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央认为，在社会治安不正常的情况下，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十分见效。１年后，到１９８４年９月，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罪犯（现在应称犯罪嫌疑人）１０２．７万人，被判处死刑２．４万人。最著名的是“二王”，持枪潜逃犯王宗方、王宗玮兄弟俩杀人后从沈阳逃出，一路作恶，在江西广昌拒捕被击毙。

　　３．【武警成立】两手都要硬，社会治安也得硬起来。４月５日，以维护境内社会治安为主要职责的武装警察部队建立。建国之初，中国建立了公安部队，１９５５年７月改名为公安军，１９５７年９月撤销，并入解放军。２０多年后，公安军以武警名称复出，由解放军原内勤部队和公安部门原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及边防消防民警组成。武警执行解放军条令和条例，享受解放军待遇。

　　４．【反精神污染】在严打的同时，１０月，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１１月２８日，中宣部部长邓力群说，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不成功甚至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１２月２７日，邓力群宣布：党中央已经确定，在农村不提精神污染的口号。有小伙子把女朋友的照片误当精神污染上交。在一些地方，邓丽君的歌被当做靡靡之音查收。

　　５．【时装表演】对精神污染的理解有很大出入。比如模特儿，很被一些人当做资产阶级的专用玩艺儿，却在反精神污染的大气候下出现了。５月１日，上海服装表演队中国第一个专职时装表演团体，在北京农展馆影剧院首次公演。台下肯定有人撇嘴，扭来扭去成何体统？

　　６．【先富起来】现在模特儿可是大红大紫不大愁没钱花的。而早在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２日，邓小平就着急了，说：现在放得还不够，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７．【一国两制】除去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着急的还有允许中国一部分国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６月２６日，邓在会见美国新西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制度，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邓小平用自己最后的时间，把这一构想大体搭建完成。按照传统观点，邓小平的构想实为离经叛道、天方夜谭。

　　８．【嫁老外】与外国人结婚也不再是天方夜谭了。８月，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规定出台了。这样，中外人士若有情，就不必再去麻烦周恩来等领导日理万机中特批了。

　　９．【胡娜】后来，确实有中国人把与老外结婚当做出国的桥梁。也有人用另一种办法。４月，中国网球女运动员胡娜在美国比赛期间出走，轰动一时。４月４日，美国政府宣布给予胡政治庇护。这一事件大大破坏了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停止了一些中美双边体育文化交流项目。现在这种事不大可能发生了，中国人进出国门容易多了，许多人出去了又回来找生活。万一再发生个政治庇护事件，想必中国人也不大可能义愤填膺了，不当回事了，忙着呢。而老外肯定也会三思而后行了，与中国闹僵，代价太大。

　　１０．【“文革”头头坐牢】在十年动乱中，很有一些人轰动一时，但总有归于平寂的一天。３月１６日，前红卫兵头头聂元梓被判１７年，蒯大富被判１７年，韩爱晶被判１５年。１１月２日，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被判１８年，前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被判１８年，前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被判１７年。

　　１９８４年 袁庚

　　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２日，深圳蛇口工业区３０４名干部对区领导层９名成员举行信任投票，达不到半数者下台。结果，４人离职。

　　在蛇口，干部没有铁饭碗，其级别只放在档案中，岗位职务全凭民主选举决定，薪水跟着职务走。包括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在内，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直接民选的考验。传媒可以不经审批就发表批评与争鸣的文章，比如批评袁庚。

　　蛇口工业区是国家交通部所属的招商局建立的。本来大家都是国有企业，百分之百的公有制，但却率先尝试了让三家企业脱离了公有制，而成为中国最早的真正的股份制企业，这就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公司和南山港务开发公司。

　　即使以１４年后今日的眼光来看，蛇口的改革都具有前卫水准。

　　１９９２年袁庚退休之后，蛇口的民主选举考评及舆论监督一下子荡然无存。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结果？袁检讨道：１９８１年霍英东、李嘉诚等来蛇口参观，提出入股，被婉拒，这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果当初股份制，也不会其后一再受到莫名其妙的干预，落到如此结果。

　　袁庚当政十几年，屡被斥为资本主义横行，但没有出过一例贪官。倒是１９９７年，蛇口有７个官员以腐败获罪入狱。

　　蛇口是中国一个现代寓言。袁庚单兵突进，难免高处不胜寒。

　　年度背景

　　１．【阅兵】１８０００名解放军武警和民兵，２４个机械化方队，９４架战机——１０月１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５周年之时，通过天安门广场。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检阅了这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式。在游行队伍中，有大学生自发打出了横幅“小平，您好！”。此前，中国在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９年的国庆举行过阅兵式。

　　２．【香港谈判】晚些时候，１２月，中英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谈判过程中，邓小平的直率、硬朗态度世人瞩目。他的对手是以“铁娘子”著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作为此事的背景，中国总理赵紫阳１月１０日访问了英国最重要的盟友美国。４月２６日，美国总统里根和夫人回访了中国。由于当时中国未设国家主席一职，里根夫妇是应中国总理的邀请来华的。

　　３．【３０００日本青年】金秋９月，与英国谈判者同在中国的还有３０００名日本青年。他们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邀请，与中国青年友好联欢了１５天，走时多依依不舍一衣带泪。这３０００人的规模堪称宏大，作为东道主，是下了大决心做了大准备，尤其当时中国尚不宽裕。与此对应，日本每年邀请１００名中国青年访日，至今仍在进行。中日两国都理解相互关系的重要性，都想友好起来，但历史上的交恶，致两国之间埋有深深的阴影。

　　４．【十亿人民九亿商】对外热乎，里面更热，最热当是公司热。昨天还是局长，今天就变总经理了。行政衙门作靠山，名流官员挂招牌，供产销运贸无所不搞，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条子遍天下——这等阵势，谁可与敌？当时有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商。”

　　５．【干部禁商】显然，这种官商不分、政企不分必将贻害无穷。７月１７日，中国上层规定，禁止党政机关干部与群众合办企业。１２月３日又发出类似通知。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３日发出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禁令。１９８５年７月９日，上层再次重申，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中央三令五申，可见事态严重。在此期间，１２月８日，国务院又规定了国营企业厂长每届任期最多为４年，连任不得超过３届。虽然此前，４月１６日，国营企业又多了５项自主权，企业奖金亦可以上不封顶，但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管理思路，依然套用行政干部的模式。至今，临６０岁退休前捞一把而犯罪的“５９岁现象”仍然没有解决，国企持续健康发展，依旧是个难题。

　　６．【鼓励消费】纺织工业部（今已取消）５２岁的女部长吴文英，９月到淄博出差时身穿金黄色的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一时成为新闻。吴说，要顶住闲言碎语，要解放思想。大胆穿起美的时装，不要用５０年代的服装观点来看待８０年代的穿衣问题。今天，断不会把着装与解放思想绑在一块儿的。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生活还很紧巴，百姓买布还要布票时，《辽宁日报》已提出要鼓励消费，消费能刺激生产。

　　７．【扶贫】当一些人开始富裕起来之时，国家帮助贫苦地区改变面貌的工作９月３０日开始了。到１９９５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５亿人减少到６５００万人，城市贫困人口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４０８万人减为１２４２万人。

　　８．【身份证】扶贫是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里的事。１月，中共理论权威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之后，《人民日报》编辑王若水写了《关于革命人道主义》等文章，与胡争论。这一敏感问题的公开争论，其本身就值得回味，因为其后理论争论越来越少了。当然，扶贫工作与人道主义的理论争论无关。有关系的是，４月６日，国务院决定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这使中国公民移动更为容易，外出打工更为方便，更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

　　９．【商品经济】当时不叫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中央提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用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到１９９２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登上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在此之前，市场经济的许多做法已在实行，经济特区更是领先一步。１９８４年１月，邓小平曾“小南巡”，在深圳珠海为改革开放打气。

　　１０．【奥运会】比较提气的是７月中国第一次参加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一下子拎回１５块金牌，射击选手许海峰拔了头份。不大提气的是体育强国苏联及其东欧盟国没来，因为美国、中国等国抵制了１９８０年莫斯科奥运会，那一年苏联出兵侵入阿富汗。因非体育因素，而连累运动员，总不是好事。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是对付国际刑事犯罪的，较少受政治等因素连累，９月５日，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

　　１９８５年 雷宇

　　据说，雷宇没往自己兜里装钱，但仍丢了官。

　　那时海南还没建省，属于广东的一个区，穷得很，财政吃补贴。穷地方才闹革命。到１９４９年解放时，中国只有两个地区红色政权没倒过，一个是陕北，一个就是海南，琼崖纵队，红色娘子军。

　　１９８３年，国家给政策，让海南快些富起来，可以进口洋货自用。但用着用着，或者还没来得及用，洋车就跑出岛了。

　　自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到１９８５年３月５日，海南共批准进口汽车８９０００多辆，已到货７．９万多辆，其中１万多辆已倒出岛外。海南区直属的９４个单位，就有８８个倒汽车，连学校幼儿园也奋勇当先。此外，海南还进口了大量的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显然没打算着自家人用。

　　钱从哪儿来？——海南非法从岛外购进外汇５．７亿美元，这是国家允许海南提留外汇的１０倍。同时，进口洋玩艺儿的贷款累计达４２．１亿元，比海南１９８４年工农业总产值还多１０亿元，至案发时尚有２１．１亿元未还。

　　捅了这大的窟窿，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和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只好换人，雷宇只好走人。

　　海南出事后，虽然深圳等特区的关口查得更严，虽然反走私力度更为加大，但中国开放的大门依然敞着，其后，洋埔开发海南建省，沿边贸易开放上海，中国整个成了一个大特区。

　　雷宇离开海南后，降级到广东的花县、增城等地任职，数年后官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１９９６年初，６１岁的雷宇递交了辞职报告，他说：我太累了，退下来后不需要给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将好好读书，研究问题，并照顾我９６岁的老母的起居，尽一点为子之责。

　　年度背景

　　１．【大裁军】１１月１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邓小平表达了一个惊人的决心：大裁军。邓说：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１９８５年６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裁军１００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四分之一，１１个大军区减为７个。过去裁军主要是减员，内部结构变化不大。此次不仅是减员，更是对军队体制进行一次重组，尤其是陆军，军一级部队走向了合成集团军，特种兵兵员数量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步兵。据认为，裁军后中国军力得到加强。

　　２．【第三梯队】谈到阅兵，邓小平还说过一句话：阅兵有个缺陷，就是８０多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一个缺陷。干部的年轻化已成为中共的当务之急。当时的一个词是“第三梯队”，许多年轻干部被压了担子，放到基层领导岗位锻炼。对第三梯队的考察是严格的，但是，中央组织部决定，干部的家庭出身，今后不应列为政治审查内容，主要是看干部本人的德才表现。家庭出身确实耽误了许多人，过去住旅店填登记表，都要填家庭出身。

　　３．【黄帅】１０年前，黄帅本人的表现很闹出了大动静。１９７５年她还是个小学生，写了一本“小学生日记”，对师道尊严大加批判，后来，全国许多学生都反起了潮流，不好好学习了，老师又一次遭殃。事后据说，当时这本日记被修改被利用了。１９８１年，黄帅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１９８５年毕业，后留学日本。还是顺应了潮流。

　　４．【讲师团】重视教育是世界潮流。９月１０日，北京庆祝了第一个教师节。为支援教育，此前后分配的中央国家机关的大学生，多要下到基层学校任教一年，被称作“讲师团”。

　　５．【专利】国外没听说过有讲师团。但越来越多的东西正在与国际接轨。１１月，中国宣布在高校和科研单位设立１０２个博士后工作站。１２月，第一批１４３项发明创造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证书。

　　６．【投机倒把】国外也没听说禁止就地转手倒卖的规定，但３月１３日中国国务院对此发了禁令：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批发业务，只能由国营单位经营，不准套购就地转手加价倒卖，不准倒卖计划供应票证，不准任意提价，不准以任何形式索取额外收入，对投机倒把者，要坚决制止严厉打击。国务院并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自己跟人家过不去，实在是物资缺乏，不得已才做此冷酷规定。到了今天，只要你不怕赔钱，只要你交得上税，你一年到头就地倒卖也没人管。今天几乎听不到“投机倒把”这个词。

　　７．【不正之风】投机倒把只是当时不正之风中的一种，２月，中纪委还列出了几种：党政机关和干部以权经商办企业，乱涨价，滥发钱物，用公款请客送礼，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滥发彩券搞有奖销售，突击提职提干，不健康的小报泛滥成灾。多少年后，不正之风这个词没有了，代之的是腐败。

　　８．【脑体倒挂】有一个虽不是不正之风却是不正常的现象，如今却大大改变了——脑体倒挂。１９８５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说，有些经济发展的地方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赚钱了，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有副教授对陶说，他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留校每月挣９０元钱，二儿子高中毕业进工厂每月有１００多元钱，小女儿初中程度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拿２００多元。过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如今是知识越多越不值钱？１９８５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１８２７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１４２６元，商业１３７５元，金融业１３６８元，工业１３３３元，科研１３３０元，交通１３１６元，机关文教１２４０元。１０年后，１９９５年，中国大陆最富裕者是以下阶层中的成功者：股市人士、个体户、私营企业家、歌星影星舞星、公司经理、洋买办、科技成果开发人士、出租车司机、金融业职员。

　　９．【保护自然】知识多了也有问题，艺高人胆大，总琢磨着征服自然了。１３年前就有隋启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与我们今天的意识相附：征服自然单方面地强调了人类意识和需要，忽视了保护自然的一面，大自然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警告。可惜，知识是力量，需要和利益也是力量，且往往是更强大的力量。

　　１０．【５·１９】“５·１９”成为中国球迷的耻辱之日，至今没能洗刷。５月１９日，中国国家足球队以１∶２败给香港，失去第１３届世界杯出线权，球场周围发生骚乱。

　　１９８６年 陈永贵

　　１９８６年前后，北方的君子兰竟有卖到１０万元一棵的。这年３月，陈永贵去世了，身后留下一大堆药片，均为半片——他每日将医生开的药吃一半留一半，积少成多，嘱儿子奉还国家。

　　此人曾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工农出身官至高位的并不少，诸如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前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前纺织部部长郝建秀、前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等。但陈永贵的上升和离去确有其特色。

　　陈永贵是山西昔阳大寨人，家境极为贫困，因此对共产党感情炽热。１９４７年土改时，村里准备把地主的财产也分给中农贾计元一份，惟陈永贵喝道：“土改是让贫雇农翻身的，他是中农，为啥分东西给他？”当时陈尚不是党员。

　　其后，陈永贵的个性更为张扬。１９５３年，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陈将５０个劳力全部带进一条７００米长的山沟，历时５年，将山沟全部凿一遍，凿出７０余亩土地，原来的４７００多块小地也并为２９００多块。期间，筑坝两次被山洪冲毁，又两次建起更坚固的坝。其艰苦程度，今人难以想像。再后来，大寨更把山头推平，造出平原。当然，这后来的事已掺进了太多的政治因素。

　　１９５３年，人民公社尚未出现，而陈永贵率众战天斗地，必得有像人民公社这样具有行政命令效力的组织的保证。因此，当后来人们唱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时，陈永贵便自然融入其中，并成为佼佼者。

　　毛泽东发现了陈。毛也勇于战天斗地，也推崇集体力量。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

　　陈永贵进入中央高层后，依然扎着白羊肚手巾。当时走红的是江青等“四人帮”。依陈的性格，对不喜欢的人和事，他自然不会闭嘴。但据一般说法，陈不是“四人帮”的人。因此，“四人帮”１９７６年倒了台，陈在１９８０年才去职。那时人们已不再唱“人民公社是桥梁”了。

　　陈永贵去世后，官方承认他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而老百姓仍叫他“永贵大叔”。

　　在陈永贵去世几天后，王蒙官升中国文化部部长。１９５７年，王被打成右派，然后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１９８９年，王被免去部长职务，但他仍然愉快地写小说，并时常弄出些争论。

　　中国这个社会，愈来愈宽容了。

　　年度背景

　　１．【党政分开】邓小平的目光又投向政治体制改革。从９月到１１月，邓几次提起，他说：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一定时候，就必须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要放在第一位，不能照搬西方，不能搞自由化，过分强调相互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其后，赵紫阳在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共总书记后，也开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２．【高校游行】１２月，上海、北京、南京、合肥、武汉、杭州等城市的部分高校学生上街游行，一些院校出现了大小字报。他们有的是对学校生活不满，有的是建议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人公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等四项基本原则。据说校外有人乘机煽动，致使交通堵塞。１２月２６日，北京市人大通过对游行的暂行规定，游行者要提前５天向公安机关书面申请。１２月３０日，邓小平谈到学生游行时说：这也不是一两个地方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３．【皮包公司】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相对宽松。以家庭工业为主的温州模式和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相继兴起，在理论思想界多有争论，多贬温褒苏，其焦点还是姓社姓资。争论虽敏感，但不了了之。另一个争论在“皮包公司”。皮包公司无资金、无场地、无设备，似乎生来就好投机诈骗倒买倒卖，被许多地方追杀。到３月底，吉林省已取缔皮包公司近千家。但重庆市市长肖秧却不这么看，他说：现在不是信息社会吗？皮包公司虽然没有资金，但它掌握了信息，因此它在社会上就有很大的作用，皮包公司也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对改革事物的争论一直贯穿２０年，但对清除“文革”遗迹争论甚少。到１０月，盘踞在高达１６层的上海冶金局大楼上达１９年之久的两条“文革”标语终于被清掉了，花费８５００元，耗时２００天。

　　４．【铁饭碗】实行达３０年的铁饭碗的劳资关系也要改变了。９月９日，国务院公布了改革劳动制度的４项规定，涉及国营企业招工、待业保险、劳动合同制以及辞退等，从这一天起，中国新工人再也没有铁饭碗了，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由于中国生产资料统归国家所有，因此，城镇职工变相的终身雇佣制，对于这些国家主人翁的生活保障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起来也格外艰难。比如，１９８５年夏，杭州饭店奥地利籍总经理弗莱克想开掉２１个合同制工人，惹起大麻烦，工人家长质问：“我们的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弗莱克叹道：“在中国解雇一个人比枪毙一个人还难。”中国有句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要是企业连命都没有了，还去雇谁呢？８月３日，中国第一家国企破产，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收缴营业执照。之后，破产厂长石永阶自己闹起个厂子，生意红火。如今，石雇了自己，还雇了几十个下岗工人和农民工。

　　５．【补贴带鱼】多年来政府对百姓的呵护不仅在工作岗位上。北京每年过国庆都要供应一点带鱼，但１９８６年带鱼的调入价涨到每斤３．８０元，比前一年高出整整１元。为此市府开了５次会，要么不吃，要么财政补贴。全市吃一次带鱼少说要１０００万公斤，这要补贴２０００万元，正好是一座立交桥的造价。

　　６．【申请复关】物价补贴之类的行政手段总不是长远之计，一旦进入国际市场，这个精心筑成的温柔乡就保不住了。何况，中国正努力进入国际社会。７月１１日，中国政府正式向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提交了申请，谈判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从此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复关谈判之路。

　　７．【第一个反对票】中国的法制建设注定也要走一条漫长的道路。８月８日，中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就像诉讼当事人有权利请律师一样，人民代表也有权投反对票。但人们似乎很不习惯用这个权利。《民族画报》记者高秀峰拍了一张照片《民主的权力》，记录了４月１２日在第六届人代会上，一位代表在众目睽睽之下，独举其手。相信这是中国第一个投反对票的人。但今天已查不到此人是谁，只知那是个台湾代表团成员。甚至他反对什么也无从查找。这种镜头今天是拍不到了，因为代表表决时只需按电钮了，而不必众目睽睽了。

　　８．【重婚纳妾】青少年的性犯罪现象也众目睽睽了。在某市一所工读学校，１０７名学生中，一半有两性方面的罪错，而１９８０年这个比例仅为９．６％。在沿海富裕地区，重婚纳妾卷土重来。离婚人数也呈上升趋势，离婚率第一次突破１％。要搁过去，这种现象绝对是重罪，如今却生出些学者探讨其对社会的利弊影响。得到共识的是，这些现象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

　　９．【义务教育】有病吃药。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提出要抓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４月１２日，中国开始逐步推行９年制义务教育。可以预计，这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路途，因为中国有那么多失学儿童。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５月７日，国家开始征收教育附加税。

　　１０．【夏时制】从５月４日起中国开始实行夏时制——在夏天，把时针向前拨快１小时，冬天向后拨慢１小时。据说这样能够使百姓早睡早起从而节电。１９９２年４月５日，实行了６年的夏时制暂停，因为给社会带来了不便。

　　１９８７年 杨钟

　　１９３人葬身火海，５万百姓流离失所，林业部长杨钟丢了官。

　　直接肇事者叫汪玉锋，河北一农民，到林场干活刚刚１３天。他启动割灌机引燃了地上的汽油，割灌机也着了，如果他脱下大衣一捂，火就可能被扑灭，可汪却拖着机器跑了七八米，等他叫人来时，火势已变成很难控制的树冠火了。汪玉锋被拘留时，竟还问：“我这个月的工资还开不开呢？”

　　本来这场森林特大火灾已经灭了，５月７日上午，经过众人一整夜的扑打，位于中国东北大兴安岭的这场不太大的火，明火已经熄灭，却没有打净残火余火，结果大火就在这时腾起，脱缰远去，２５天里烧过１００万公顷土地，焚毁８５万立方米存材。这是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的森林火灾。

　　本来林区防火为大，但大兴安岭林区是林业部的直属企业，地方行政归属黑龙江省，而版图又属内蒙古自治区。这样，一仆三主，大家都拥有，大家又都不肯投钱尽心尽力。结果用了大钱，天上是飞机，地上是装甲车，实施人工降雨，开辟生土隔离带，有人估算，这次大规模大兵团立体化的行动，光是军需保障后勤供给，每天就要花掉近百万。有人说：“防火时扎紧钱袋，扑火时却钱袋朝下。”

　　本来救火万分火急，但有人不急，５月８日２１点３０分，森警空运一大队赶到被火三面包围的盘古林业公司，一下车教导员张国华就被叫去开会，到２３点４５分，几位县领导仍在为“从哪里打，怎么打，打不灭怎么办”争论不休，张教导员怒离会场，率兵冲向火场，结果大火离弹药库只有几十米远了。

　　大火被扑灭三四天后，６月６日，国务院撤销了杨钟的林业部部长职务，撤销了董志勇的林业部副部长职务。

　　国务院说：森林火灾发生时，杨钟同志正在住院，他在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动部署抢险灭火工作，但在此之前却能几次出院参加外事活动，直到国务院领导同志批评之后，他才不得不在５月２５日到达灭火前线，但表现消极。期间，杨钟同志没有作任何自我批评和检讨，只是在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批评之后，才作了表态性检查。

　　对于为官的领导责任，中国还是比较严格的。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７日，河南新豫煤矿发生沼气爆炸，死伤２００人，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和副主席牛佩琮受到警告处分。只是后来煤矿出事越来越多了，处分不过来了。

　　日换星移，但水火永远无情。这年冬天，华裔美国人费翔回国演出，边舞边唱，很惹少女追星：“冬天里的一把火……”

　　年度背景

　　１．【胡耀邦辞职】１月１６日，新华社发表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检讨了他在任职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请求辞职。总理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１１月２４日，副总理李鹏替代赵紫阳成为代总理。

　　２．【反自由化】１月１２日，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被免职，副校长方励之被免职和开除党籍。１月１３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王若望被开除党籍。１月２３日，《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被开除党籍。期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就是否定社会主义”。３月２９日，中国开始整顿报刊，要“端正新闻舆论阵地的思想政治方向”。２月２１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表示，反自由化与香港问题无关。３月２日，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强调，反自由化不影响艺术创新。４月７日，中宣部文件说，反自由化不要联系经济改革和农村政策。

　　３．【关广梅】姓社姓资不可避免地摆上台面，经济总也躲不开政治。辽宁本溪女工关广梅租赁了８家国营副食店，成绩大大，但有人问：这是姓社姓资？《经济日报》为此展开讨论，再也不能掖着藏着装看不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争论肯定不会发生在广东。

　　４．【拍卖土地】广东人胆忒大。比如深圳，１２月１日将一块８０００多平方米的国有土地５０年的使用权以５２５万元卖给了一家公司。其后法律竟还追认了这大胆之举。１９８８年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删去了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中的“出租”二字，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先斩后奏，却毫毛无损，如此好运，真乃可遇不可求。

　　５．【民航分家】民航就没有独家垄断的好运了。从空军不再代管起，民航就日益平民化日益经济核算了。先是民航分家，６兄弟单立炉灶为国际、东方、南方、西南、西北和北方航空公司，后又有地方、部门和军队的航空公司群鹰争飞，据说至今已有２７家之多。恶性竞争是免不了的。但以国家的权威自上而下打破垄断，这种手术是一直在做着。除去民航，银行、保险、邮电、外贸、铁路、商业、旅游、教育、出版、医药、广告、体育，等等，几乎各行各业都引入了竞争，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还净拉出洋骡洋马。中国经济利益日益多元。

　　６．【个人缴税】利益多元，贫富拉大。为此，从１月１日起，中国开始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像后来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一样，因为收税手段尚在初级阶段，收一漏十，老鼠逗猫。过去缴税都是公民所在单位代缴的，总隔着一层。如今直接挑明了，纳税人就要问了：“我有什么权利？”

　　７．【村民选举】农民的权利挺了出来。１１月２４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农人可以自主挑选自己的当家人。农村的事太多，婚丧嫁娶盖房摊派计划生育邻里治安，可得有个可心人儿主持。在城市，１１月，中国决定建立公务员制度。

　　８．【新闻走穴】选举大要是公开。７月１４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公开的新闻内幕》，公开了《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从北京拉记者到陕西一些厂家走穴的故事。后记者站被关闭。但后来的年月，新闻走穴之风，以及较之更甚的有偿新闻却更加发扬光大起来，更加公开起来，从国内走到国外，从明码标价到出租版面，臭闻久了反不觉臭，清廉自律反倒不好意思、不合情理了。

　　９．【台湾记者首访大陆】采取了一种不合台湾法理的方式，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和徐璐９月１５日辗转来到大陆采访，受到大陆方面欢迎，创了个海峡两岸之第一。回台后李、徐被台湾当局查处。两年后，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１日，徐璐被大陆限令离境。同日，《自立晚报》另一记者黄德北被押解出境。在“６·４”事件中，两人均有违大陆法规行为。

　　１０．【拉萨骚乱】１０月１日，一些喇嘛喊着“西藏独立”的口号在拉萨街头游行，进而发展成打砸抢烧的骚乱，６人死亡。据指这是为配合流亡国外的达赖分裂中国活动的。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１日，５９名参加骚乱者被宽大处理。３月５日又发生骚乱，死５人，其中武警战士袁石生被刺伤后推下楼遇难。１９８９年３月５日之后，骚乱复起，１１人死亡。８日，拉萨实行建国以来第一次戒严。中国人绝不容忍分裂。

　　１９８８年 马胜利

　　农村包产到户灵光四射，于是便也踱进了城里。

　　承包企业，马胜利可能不是头一份，但却是名气最大的，有“中国承包第一人”之称。

　　话说１９８４年，河北石家庄造纸厂酝酿着找个能人来承包，一年只要交厂里１７万就行了。销售科长马胜利跳了出来，说：不是没有人敢接这１７万吗？我接，我要把这１７万

　　倒个个儿，保证今年完成７０万。他在厂门口竖起个１．５米高的大牌子，上书“厂长马胜利”。结果，承包第一年就为厂里盈利１４０万元，承包４年，利润增长２１．９４倍。

　　那时候有一句话：“一个能人救活一个厂。”如果一个人救活１００个厂呢？

　　国有企业问题一直令人头疼。在国企里，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过去说党的一元化领导，后来往后退了，叫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再后来，党政分开了，厂长负责制上面没有帽子了，党委这个战斗堡垒变成监督保障机构了。

　　马胜利再次名声大震是在１９８８年。这年１月１９日，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隆重成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马与全国２８家企业签订了承包合同，另有７０多家也在请马。后来果然搞到１００个厂，而且效益不错。兵不血刃，马先生就造了个中国造纸大托拉斯。

　　早年间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今是不是该说“一包就灵”了？

　　坏了，这话说早了。后来市场经济几下子就把马胜利打翻了。这如何怨得马胜利？那承包合同，既动不得产权，又动不得资金，充其量是个厂长经理速成培训班。纸做的玩艺儿，手也能撕水也能泡火也能烧。

　　而从全国看，那承包制渐渐臭了。包盈不包亏，短期效益，贪污犯罪，让人起急。后来流行的是现代企业制度，再后来是股份制资本重组。国企这事，且得摸着石头过河呢。

　　造纸崴了，马胜利仍在苦苦支撑，毕竟是一厂之长。１９９３年，有本事的主儿在倒腾股票期货土地美金，马却在造纸厂大门一角开了家“胜利餐厅”，谁都得吃饭吧。到了１９９６年，造纸厂日子愈发难了，工资发不出，产品滞销，万般无奈，只好申请破产，数千职工回家自谋生路，加入下岗大军。

　　这一年，马胜利５８岁，离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还差两岁，但他提前撤了，每月领着２００元的生活补贴。不知哪天老马精神好了，会不会朗声一喝：“咱曾英雄着呢！”

　　年度背景

　　１．【天安门开放】开年第１天，中国最为庄严、北京最为神秘的天安门城楼向公众开放。境内人士票价１０元，境外旅客３０元。到１９９８年，１０年间登楼人数多达２０００万。中国社会日益平民化，大家都可以上去挥挥手。８月，中国决定今后国宴将不再上昂贵的茅台酒。

　　２．【一无所有】文化消费也平民起来，文化生存也不那么艰辛了。７月，摇滚歌星崔建的一曲《一无所有》风行南北，而王朔、徐星、刘索拉、顾城等都辞去原职当了个体户，以文谋业。这一年，作家王朔有６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很可以给一无所有的自己许多物质鼓励了。

　　３．【红高粱】有两个人很是得意。一是１月２３日，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夺得第３８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张从此愈发窜红，几有点石成金之妙。另一人是聂卫平，连续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均以主帅之职托底，每届均以一敌三，九战九胜御敌城下。

　　４．【何智丽】也有人觉得委屈。７月，王宗明在东北农学院兽医外科专业通过博士答辩后，却找不到工作。王家境窘迫父亲重病，不得已在东北农学院道旁摆起了小烟摊。在此前后，７月２０日，何智丽从北京给在上海的父亲打电话：“奥运会我去不成了。”何是中国乒坛一女杰，据说在比赛中曾违抗教练的让球令。何被拒奥运后愤而外嫁日本，改名小山智丽，并挥拍连克昔日中国战友，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拽走亚运女乒金牌，在中国国内引起“小山智丽是汉奸吗”的议论。更感委屈的是一些人体模特儿，１２月２５日，北京《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轰动全国，人山人海，长龙蜿蜒。模特儿不干了，以罢课抗争：凭什么我们１小时拿２４元，而你们又展览又出书，让我们有脸往哪儿搁？后来闹上法庭。１０年后官司判下来了，３位模特儿每人获赔１万元。

　　５．【出租柜台】在经济上，个人的自由度也越来越大。１月５日，长春百货大楼开始向个人和厂家出租柜台。国营商店变成业主收租金成何体统？许多人对此侧目，当时的商业部曾明令禁止。但在武汉，德国人康拉德·皮希勒却已租下东风皮鞋厂的一个车间，时乃１９８７年６月。上海走得更远，７月８日，日本孙臣氏企业有限公司，在竞标中获得一块土地５０年的使用权，这在中国是第一次。改革就在这样不平衡不平稳中摸着石头过河。

　　６．【闯物价关】６月３日，邓小平表示，我们有条件冒全面改革物价工资的风险。８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变长痛为短痛闯物价改革关。一时物价大涨，抢购风遍及南北，火柴、肥皂、毛巾、金饰、皮夹克、羊毛毯、洗衣机、录音机，见啥抢啥。９月１０日，中国央行开办长期保值储蓄存款，保值贴补率跟随物价浮动。１９８８年，物价比上年上涨１８．５％，两年的１２月份相比，上涨２６．７％。

　　７．【双轨制】中国上层急于闯物价关是被迫的。为减少社会震动，自１９８４年起，中国实行了独一无二的物价双轨制：生产同一种产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议价，也就是市场价。两种价格之间相差悬殊，比如钢材，国家定价不到７００元一吨，而市场上能闹到小２０００元，只要搞一笔，立马就成百万富翁。于是社会风气大坏，权力腐败日甚，条子满天飞，用文人的话：把体制内资源搬到体制外。为此，中国高层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８．【销毁白菜】政府也试图以经济手段调控经济。当年长沙白菜特大丰收，市场爆满，菜价大跌，菜店拒收，菜农请愿：我们按政府计划种了菜，为何不收？４月２３日，长沙市府拿出１１万元收购白菜销毁，约２００万公斤白菜被倒入池塘。有人怒问：资本主义有把牛奶倒入大海的事，难道社会主义也要出这种事？姓社姓资就喜欢到处帮忙。

　　９．【封上将】军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９月１４日，刘华清、张震等１７人成为中国恢复军衔制以来第一批上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了上将。此后又陆续授上将衔三批２９人，目前中国共有上将４６人。

　　１０．【海南建省】４月１３日，海南岛成为中国第３１个省。中国上层希图以海南岛与大陆隔海的地理特点，将海南岛建成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对外商给予比其他经济特区更优惠的政策，从而开发海南，并为改革开放提供经验。此前的３月１０日，中国首例试管婴儿降生。海南与试管婴儿有某种相似？

　　１９９０年 徐永光

　　共青团是出干部的地方，中国领导人很少没有经过共青团的。那么，共青团中央的组织部长是干什么的？

　　１９８９年３月，徐永光离开了团中央组织部长的职位，筹备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１０万元启动，救助数以万计的失学儿童的工程，徐命名为“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实施８年来，筹款１２５７３２９０８０元人民币，已改变了１８４７０２５名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命运，建设了５２５６所希望小学。

　　救助一名失学儿童需要完成２０多道工序，１８０多万人的救助，就是３０００万道以上的工序，哪怕千分之一的差错率，也会有３万多笔捐款出事，而声誉是希望工程的生命。１９９４年，希望工程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投入运行，全国联网，效率大增，当年开展的“希望工程１（家）＋１助学行动”的救助规模，在５４万的基础上，突破了百万大关。

　　希望工程救助了孩子，实际上也给了许多富的或穷的成年人一个机会——“有责任感地真实地生活”。希望工程是２０年里最成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维系社会心态最有效的载体。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在满世的浮躁情绪里，在对机构组织普遍的不信任中，在假冒伪劣横行时，希望工程能够成功，实为奇迹。

　　９０年代，中国少了一个做官的徐永光，却多了一分希望，多了一例社会净化剂。

　　年度背景

　　１．【储蓄笼中虎】如果把普通牛奶换成维生素ＡＤ强化奶，但每袋（２５０克）强化奶要涨价一分钱，你愿意吗？这一分钱难坏了北京市官员和牛奶公司，如果不涨价，北京市每年要补贴２１９万元。但如果涨一分钱，有一封署名“言放”的群众来信在那等着呢：“大家对物价特别敏感，现在差不多又到了草木皆兵的境地了。不要再干有损共产党声誉的事情，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比思想上的更直接，更危害百姓。”政治又一次横在眼前。此乃１１月的事。当年７０３４亿元的居民银行存款，很亲切地被称为“笼中虎”。

　　２．【稿酬】尽管有大帽子扣着，书籍稿酬还是从７月１日起提高。先前的稿酬标准是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颁发的，每千字６元到２０元，现提高到１０元到３０元。在拼命打压物价的大氛围里，能把稿酬提高，当属不易。实际上，后来稿酬完全市场化了，作者与书商讨价还价，那稿酬高得让人合不拢嘴。比如刘晓庆写自己从影星到亿万富姐的成长故事。这书好像没有被列入政治思想教育读物。

　　３．【沪市开业】在查公司中，金融性公司被盯得尤紧。但并不妨碍另一种摆弄钱的场子开张。１２月１９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近一年后，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后来又传武汉、成都要建交易所，但均未能成为第三者。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在治理整顿打压经济的大势中，许多改革悄没声地干了起来，而先前在经济高涨时，改革反而雷声大雨点小，闯来闯去闯不过关。以后还有许多这种趣事。

　　４．【亚运会】在中国人首次操办的洲级综合性运动会上，中国人大展雄风，夺得近六成金牌。金牌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中国从上到下都憋着借９月２２日开始的亚运会打破１９８９年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制裁。体育又一次上升到政治高度。

　　５．【欧共体解禁】肯定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北京亚运会，欧共体１２国１０月２２日决定，取消自１９８９年６月以后对中国采取的限制措施，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欧洲人也信老乡马克思的话。老马说，钱是经济基础，脑袋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钱决定脑袋。

　　６．【珍宝岛】曾让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动手的珍宝岛还给了中国，中苏两国东部国界问题搞掂。珍宝岛让４０岁左右的人印象太深了，１９７０年北京没什么电影，只《地雷战》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来回看。那岛上有何珍宝？

　　７．【黑社会】失地回来，但还会有新的麻烦。１月２日，中国公安部刑侦局长刘文警告，绝不允许黑社会组织在大陆立足。刘是针对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黑社会组织说这番话的。当时虽只是黑社会苗头，但其后的发展令人吃惊。据说，这是中国官方较早提及中国存在黑社会组织。

　　８．【挂毛主席像】台湾老板来到大陆，好像不是黑社会。８月１４日，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出现了第一家合资企业，由韶山市经济开发公司与台湾捷仕企业集团合资组建韶山捷仕公关咨询工艺品开发公司。这家公司除生产一般工艺品外，还特别利用韶山地利生产毛泽东纪念品。毛泽东与蒋介石，大陆与台湾，这对前世冤家在韶山汇合了。这个汇合并非没有根据，比如在湖南农村就出现了挂毛泽东像热，据说，当年春节嘉禾县毛泽东像脱销，共卖出２５万张。有乡干部说，大家怀念毛主席，收公粮、抓计划生育就容易了。怀旧情绪也来到北京，１２月９日，北京举办了《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那些发达了的或依然窘迫着的人，到底怀念那个年月的什么？

　　９．【性早熟】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日趋复杂，５月结束的中国首次大规模性文明调查为此提供了生理依据。在２３０００例样本中，青少年男女首次遗精和初潮均比５０年前提前１．３岁至１．５岁，性早熟引得春心萌动不已。长大成人后，向哪个方面发展就说不准了。据调查，违法婚姻，主要是不登记就同居，呈上升趋势。独身人口也在增加，１９８７年，中国２８岁至４９岁的独身人数达１１３６３１００人，其中男性为１０６４２０００人，占同年龄男性总人口的７．０４％，女性为７２１１００人，占０．５１％。男独身是女独身的１５倍，不是一句娶不起媳妇所能解释的。就是娶了媳妇也不要孩子，据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北京地区调查，干部和知识分子自愿不育者比例较高。另类愈发多了。

　　１０．【方励之】“６·４”的人物结果各不同。１月１９日，北京释放５７３名动乱暴乱违法人员。１月７日，北京市公安局宣布吊销严家其、万润南和陈一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他们于１９８９年９月在法国成立了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６月２７日，潜入美国驻华使馆的方励之夫妇获宽大处理，去美国治病。

　　１９９１年 钱其琛

　　１９９１年钟声敲响时，全世界都盯住了海湾。

　　中国人也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自从中国１９７２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至今，中国人手里的这张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否决票似乎从来没有这般威风过。而中国百姓，用不着组织学习展开讨论，见面吱吱喳喳比比划划全是海湾。有人为伊拉克萨达姆欢呼，有人往美国使馆寄钱。

　　海湾怎么了？１９９０年８月２日，伊拉克一举攻占科威特，法赫德亲王战死——他是中国的老朋友，任亚奥理事会主席，力主北京承办亚运会。

　　中国怎么办？按照传统理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侵入另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而一个超级大国慨然主持正义战争，中国该支持谁？

　　中国至少要顾及几方因素。苏联行将解体，中国将单独面对美国；中国要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中国要谨慎处理民族主义情绪。所有这些，都要求中国尽力中立。

　　１９９０年８月３日到１１月２８日，联合国关于伊拉克有１１个决议，中国都投了赞成票。

　　１１月２９日，联合国将表决第６７８号决议，允许多国部队动武。此时，中国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才值得倚权自重一下。

　　中国外长钱其琛带着高深莫测的神态离京，１１月２９日在联合国投下弃权票。第二天，美国总统布什与钱会谈了４５分钟。事后，钱其琛说：“自１９８９年夏季以来，这种高层次的官员访问还是第一次。美国方面有种种说法，比如接触不等于交流。我认为接触也好，交流也好，都是增进相互了解，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在此前后，世界银行和一些西方国家宣布恢复对华贷款，是不是与中国的弃权票有关？

　　１９９１年１月１７日，海湾战争爆发。

　　这特殊的时期，创造了特殊的机会，钱其琛兢兢业业，马不停蹄。

　　这一年，江泽民访问苏联，李鹏访问朝鲜和印度，杨尚昆访问蒙古、印尼和泰国。这一年，是１９４９年以来外国领导人来访最多的一年，有１９位国家元首和１４位政府首脑来华。这一年，中国开始与韩国、南非和以色列接触。

　　在公众中，钱其琛被认为是继周恩来之后，中国一位出色的外长，与乔冠华相比，互出左右。

　　年度背景

　　１．【华东水灾】六七月间，苏皖两省发生特大水灾，８６００万人受灾，损失高达４５９亿元人民币。７月１１日，中国政府紧急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秘书长陈虹说，救灾需２亿多美元和各种物资器材。到年底共收到２５亿捐赠，其中近４成来自港澳台和海外的中国人。香港艺员的赈灾忘我大义演，让大陆同胞深感“血浓于水”。此前，在１９７６年的唐山大地震和１９８７年的大兴安岭火灾中，中国政府拒绝了外援。水灾也使三峡工程的话题热了起来。

　　２．【民工潮】每年农历年初三初四之后，民工潮便涌动起来。１月２１日，当天抵达广州火车站的旅客达７１万多人，这中间有外省民工２万人。民工潮的兴起与经济低迷不无关系，出外整点活钱总比在家呆着强。过去总说农村是个大海绵，如今这水浪打浪地涌出来。涌到哪里？１９８８年，上海有流动人口１４０．８万人，广州１１７万人，北京１１１．９万人，天津１１０万人。咱揣着身份证，哪不能去？

　　３．【三角债】人走到哪儿是公民的权利，钱走来走去迷了路就成三角债了。９月２０日，１７０亿资金注入到５０００多个有拖欠的固定资产项目上，清理连环拖欠三角债的工作启动。原计划半个月完成，但实际比预料的要艰难，这使副总理朱镕基眉头不展。三角债的根子还是在企业制度乏善，为什么产品积压了还会放款让它生产？让它闹三角债？１０月１９日，北京证券设计交易研究中心（联办）第二次恳谈会上，学者们认定，只有像当年共产党的耕者有其田一样实行了工者有其股，才能产权明确灭了三角债。比１９９７年中国十五大倡导股份制，学者们早了６年。

　　４．【卫益行】３月１０日，卫益行总经理松波在北京被害，两天后尸体在秦皇岛被发现，从而揭开建国以来中国最大的经济犯罪案。从１９９０年６月到１９９１年４月，卫益行先后用２０万元贿赂了北京１２家金融单位的行长、经理和信贷员，换来４７笔贷款和拆借款共７９００万元人民币，玩命造，曾以月租金２５万美金租用北京国贸中心大厦一层作办公用。卫益行事件是个标志，经济犯罪大案已从传统的工贸领域转到金融系统。此案后，中国开始金融整顿。１９９３年６月，涉此案的前建行北京朝阳区支行行长王启升被判死缓。

　　５．【百万富翁】经济犯罪相当普遍，据查，全国偷漏税的单位企业占总户数的５０％以上。到５月，国家工商局经过一年的调查，确认中国有百万富翁４９０人。但这个数字值得怀疑，如果官方有办法查清人们的收入，就有办法查堵偷漏税。到１９９３年中，据说百万富翁已达百万。此前不叫百万富翁，叫万元户。

　　６．【夜总会】７月１日，广州吉祥路５８—６４号二楼亮开了广州第一家夜总会的牌子：广州市金嗓子卡拉ＯＫ夜总会。这是一家国有企业。在英语里，俱乐部与夜总会是同一个词ＣＬＵＢ，但夜总会总让老百姓有种不干净的感觉，官方能批下这个名字也真够勇敢的。如今同类场所名字就多了去了，歌舞厅、娱乐城、演歌台、练歌屋。名字是第二位的，只要内容地道，就是叫“黄昏后政治培训班”也会人欢马叫。有钱总得有地儿花，据调查，沈阳男大学生吸烟者高达７５％，女大学生戴首饰的超过６０％。

　　７．【高干丧事从简】年初引人注目的是高级干部丧事从简，中共中央决定，高干不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不修墓建碑，骨灰安放当地公墓，不另建骨灰堂，提倡骨灰就地就近处理，不要到外地散撒。

　　８．【中东灭火】中国没有派兵到海湾参战，但灭火队却在科威特大显身手，灭了许多油井大火。据说由于海湾战争，中东诸国拖欠中国贷款１０余亿美元。

　　９．【大陆记者访台】台湾当局的反共之火似消了点，实施了４０多年的动员戡乱时期了结了，而为采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赴台看望１８位大陆渔民，新华社记者范丽青和中新社记者郭伟锋成为大陆首次登上台岛的记者。一个自然而然的台阶。

　　１９９２年 黄鸿年

　　黄鸿年并不是一夜之间成为争议人物的。

　　黄鸿年年近５０，新加坡籍企业家。但他更像个中国人。不仅因为他是印尼著名华人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之次子，也不仅因为他的中策公司总部设在香港，更是因为，１９６０年，１２岁的黄被送回国就读于北京２６中，１９６６年毕业后，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并到山西插队。整个一知青。

　　黄鸿年的故事，恰恰说明国籍的不重要。

　　黄鸿年出国后，协助其父经营家族产业，７０年代末期大举进军新加坡股市，金光集团遂有“过江龙”之誉。黄自称，自１９８４年即有志于以兼并收购的方式重组改造中国老国有企业。８０年代末，黄脱离家族自立门户，在港以中策公司为基地，伺机进入中国大陆。１９９２年，中国经济加速，机会来了。

　　中策公司开始大量收购国有企业，步骤大致如下：投入资金与国企合资，通过增资上项目等方式取得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将股权纳入海外控股公司名下，海外上市套现，实现滚动收购。

　　比如橡胶轮胎行业。两年间，中策分别收购了太原双喜轮胎公司（注入４９９．８万美元）和杭州橡胶厂（注入１５２４．９万美元），将股权纳于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轮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以ＡＤＲ方式增发新股，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资１０３７亿美元。之后，又用所募资金收购了重庆、大连和银川等地的三个橡胶厂，资产规模大增，这５家企业有３家是中国轮胎行业的９大定点厂。

　　用同样方式，黄鸿年还杀入了中国啤酒行业。这些都是进口关税较高的行业。

　　黄鸿年最有名的是一揽子收购泉州全部３７家国企，组建中侨公司。到１９９６年，这些企业全部走出亏损，而收购前的１９９１年，这些国企每年亏损９１１万，６０００名职工在家待业。

　　黄鸿年的戏法儿引来纷纷议论。赞成者称：这种做法是国外金融资本的正常操作，至于转卖股权，实际上是二次招商引资，有利于企业和当地经济的发展。反对者说：此事虽合法却不合理，黄购买两家轮胎企业的控股权不过用了３０００多万美元，可收回的钱却大大多于此数，都成了中策一家的盈利，这是典型的投机挣快钱，占了我们的便宜。

　　对此，中央上层没有明确表态。

　　甭说把国企卖给老外，就是自家人买了，也够刺激的。过去这叫化公为私，拆社会主义基石，大逆不道。必为此，陈光４０岁，就花白了头。

　　陈光是山东诸城市市委书记。国企的半死不活，叫陈伤透脑筋。从１９９３年１月到１９９４年７月，诸城市把原国有或集体企业都卖给了企业内部职工，在中央还没有法令时，就搞了股份合作制。因此，陈光就被叫作了陈卖光。

　　陈卖光如今的日子想必好过了。如今比陈更大的官，比如省委书记，都在吆喝卖企业，今天的口令是“靓女先嫁”，今天的春联是“差的送，好的卖，实行非公有化一步到位”，今天着急的是怎么不多来几十个黄鸿年！

　　黄鸿年把资本运营带进了中国大陆。如今资本运营是个时髦词，人欲为之——这可比马胜利那会儿强多了。

　　年度背景

　　１．【办公司热】全民办公司热又一次席卷全中国。在北京，许多申请办企业执照的单位或个人都被告知，库存执照已发完了，正在调运。在上海，连续半年，上海市工商局每个月都发掉２０００多个个体营业执照和１５０多个私营企业执照。“办公司去！”这是当时黄浦江两岸最时髦最激动人心的话题。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过去每年需要国家财政拨款几百万元，而今由于经营第三产业已自给自足，１９９１年经营总收入达１９９０多万元，１９９２年可望突破３０００万元。金钱热力四射，５月１６日，青岛一个手提电话号码以１１万元高价被买走。

　　２．【深股暴市】股市亦大涨大跌，热情四射。８月９日，深圳发行１９９２年度新股５亿股，在百万股民疯狂地抢购新股认购表的同时，一些金融证券从业人员及公安、武警、保安人员竟也利令智昏，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营私舞弊。８月１０日，深圳市几家新闻单位众口一辞：“此次发售工作体现了公正、安全、高效的原则。”傍晚，一些人要求见市长并上街游行请愿，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其间多辆警车及民用车辆被砸坏烧毁，警方动用了高压水枪及催泪弹。后查实，在３００个发售点中，有９５个点受到群众举报，到１２月１０日，自查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１０５３９９张。与深股暴市同创中国第一的是康柏华，他住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因忍受不了炒股亏损６４４９．５５元，于５月１２日自缢身亡。

　　３．【过物价关】中国物价改革闯关成功，９月１日，国家物价局宣布，从当日起国家将５７１种生产资料产品定价权交给企业，同时将２２种产品价格下放给省级物价部门，至此，由国家管理的物价品种剩下８９种。想那１９８８年夏天攒足了劲要闯物价关，硬碰硬折返而回，经过３年疲软的潜伏，一睁眼物价关却悄然已过。谁主沉浮？从理论上说，当时老百姓手里的钱已可以把整个国家买下来——社会个人资产已近１．３万亿元，而国有资产总额只有１万亿元左右。老百姓既已如此之牛，许多事国家就撒手不管了。比如上大学，１２月８日，国家教委说，今后学生上大学要缴费。

　　４．【砸三铁】国家想撒手不管的另一大事是工作岗位，砸三铁是当年一句响亮的口号。２月，河北省省长提出，争取在年内有６０％的企业打破铁交椅、铁工资和铁饭碗。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表示，１．３亿中国职工是企业改革的主体、改革的动力、改革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改革的局外人，更不是改革的对象。正是由于城里活儿不好找，一些城里人跑到乡下（当然是沿海地区富裕的乡下）打工，或花钱把自己的城市户口迁入农村，农民好歹有块土地，也算有产阶级。但福兮祸兮说不准。深圳市政府７月宣布，特区线内４．５万农民将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１７３个自然村村委会将在年内转为居委会。这些新市民是否也存在被砸三铁问题？是否借此使传统的农民让出土地？

　　５．【一肩挑】与砸三铁同样响亮的口号是一肩挑。年初，赵福庆一肩挑了江苏淮阴市靖江棉纺织厂厂长和党委书记两副担子。同时，淮阴市另有１１家大中型企业也照此办理。６月，湖北省做出决定，所有的小型企业和有条件的中型企业可以实行厂长（经理）、书记一肩挑，以保证厂长（经理）负责制的真正落实。一肩挑实际上是在党政分不开的情形下的一种实际做法，而且反映着经济的宽裕，因为只有在宽裕的形势下才可能由着厂长带着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跳荡。而形势严峻时，党委的纵向保障作用便显得重要起来，便有“党委领导下的”云云，以便企业服从国家的利益大局。再过１０年，一肩挑变成了省委书记和省人大主任一肩挑。

　　６．【施大爷】一夜之间，上海市民惊奇地发现，保险竟被推销上门。到了后来，上海人竟习惯了，保险单就是要上门卖的。改变了上海百姓习惯的是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友邦公司早年间在华营业，解放初退出大陆，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日回到上海。这一年不仅友邦回来了，一位叫施拉普纳的德国人也在６月入掌中国国家足球队，被中国百姓尊称“施大爷”，尽管施政绩不佳。与老外进来的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４月１６日，中国蓝盔部队军事工程大队奔赴柬埔寨。这一年，中国的个体户也开始到国外做生意。让人心惊肉跳的是土地大贱卖，比着便宜奉献给老外，说是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

　　７．【重奖科学家】科学家当然不是狼，但珠海舍得“孩子”。３月９日，珠海重奖科学家，有轿车、住宅和奖金，很尊重科学的样子。堪与对照的是，６月举行的首届中华广告模特大奖赛，“中国第一美女”仅冠军杯便价值１００万。后来科学家自己奖励自己了，１９９７年，留英博士沈浩以专有技术作价５１０万元，占深圳市汉德胜化工涂料有限公司１７％的股份。１９９２年７月３０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这当然是尊重知识的一大举动，虽然真正落实还路途遥远。安乐死在知识和法律上得到容纳是在６月２５日，中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被告人蒲连升和王明成经过６年审理被判无罪。

　　８．【有奖销售】有奖销售到底是否算合法竞争，一直没有定论，但确实闹出惨剧。１１月５日，一架促销飞机在河南原阳城作超低空飞行，突然撞在黄河大厦上边的铁柱子上，飞机坠毁，３３人死亡，４６人重伤。虽然销售大战愈演愈烈，但有些商家还是不懂得尊重消费者。５月１５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受理了中国首例名誉侵害案。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３日，北京国贸惠康超市以两名小姐偷东西为由搜身。后惠康超市败诉，但其后搜身事件仍屡屡发生。

　　９．【开发浦东】４月３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世界罕见的三峡工程，１７６７票赞成，１７７票反对，６６４票弃权，２５人未按表决器。此前的３月１０日，上海市市长黄菊宣布，中央又给上海５项审批权筹资权，上海浦东开发由此开始。据说，邓小平曾后悔，当年办特区时没有包括上海。

　　１０．【歌星出场费】据报，当年走红歌星的出场费是：韦唯６０００元，毛阿敏５５００元，杭天琪５５００元，刘欢５０００元，李玲玉５０００元，张行４５００元，范琳琳３５００元，解晓东３０００元，蔡国庆３０００元。

　　１９９３年 禹作敏

　　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冒死分地之前，禹作敏就意识到，靠土地赚不了大钱。

　　１９７７年，禹作敏５０岁，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的党支部书记。后来他回忆说：有一次整整三天，我没合眼，烟也不知抽了多少，一个人围着团泊洼的盐碱地转呀转，当时我想，如果大邱庄像小岗村（这肯定是“回忆”，因为那会儿禹作敏不可能知道小岗村）那样搞联产承包，每人大约可以分到一亩盐碱地，那还是富不起来。旧社会，大邱庄的两家地主

　　老财都还吃糠咽菜呢，富人都是在天津城里有工厂有商号的。

　　大邱庄的第一桶金是办轧钢厂。禹作敏动员全村集资１０万元（１３年后，禹作敏一人一下子就捐款１０万元，为罪犯捐），贷５万元。禹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拜年。”

　　后大邱庄火起来了，１９９１年，工农业总产值１８亿元，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１０００倍。大邱庄号称“中国第一村”。

　　禹作敏虽只粗通文化，但话语颇得哲理：“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更为文味儿则是：“完善的经济效益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政治之果。”

　　禹作敏办公室的墙上，挂了许多高层领导人与他的合影。大邱庄有一个礼宾车队，一色的奔驰。大邱庄时常要开些个战略研讨会，有许多新闻界的朋友，禹作敏还要聘３０００人——１０００个教授和高工，１０００个高级管理人才，１０００个华侨和老外。

　　抬轿与自我抬轿相结合，禹作敏升空了。禹作敏是庄主，是企业家，是全国政协委员。当年有一个很蓝色幽默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其主题歌有一句歌词：“投入地笑一次，忘了自己。”禹作敏忘了自己，忘了许多事，终于出事了。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大邱庄一个公司的一名职员危福和因涉嫌贪污，被严刑逼供，殴打致死。１２月１５日晚，天津市公安局派员去调查，被村民拘禁１３个小时。天津市市长聂璧初大怒，亲令放人。

　　其后的调查将更为危险，凶手已逃走，大邱庄里有１５支枪，２０００发子弹，还有一个猎枪厂。于是调来武警，远远逼视，一时全国瞩目。事情闹到这份上就不好办了。

　　１９９３年４月中旬，禹作敏去天津，然后被拘捕。和他一起去天津的是８个精壮小伙儿，分乘４辆车。此前的３月，禹作敏还去北京开了全国政协大会。

　　３８次传讯，８６册案卷，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７日，禹作敏被判犯有窝藏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拘禁罪、行贿罪，执行有期徒刑２０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其实，事情不应闹到这种地步。３年前，大邱庄里就出了一起命案。几个凶手被捕后，禹作敏宣布，大邱庄每２００户养１户罪犯家属，吃住全管。他带头为凶手们捐款１０万元。

　　禹作敏太相信经济决定政治了，以为财大便可以气粗，若有人敢说个“不”，一个大棒便腾空飞起：你要破坏改革开放？

　　禹作敏栽了，改革开放还在继续。

　　也许，许多大邱庄人还认为禹作敏是条好汉。但谁难受谁自己知道。那句歌词要颠倒一下了：“投入地忘一次，笑了自己。”

　　年度背景

　　１．【长城公司】东风吹，战鼓擂，经济热，物价涨。到了１９９３年，中国百姓已不会再像１９８８年那样往家背肥皂扛咸盐了，而是拽住金融，以钱保值。一个叫沈太福的人看准了这一眼，他创办的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以年息２４％且随时兑取（当时银行活期储蓄年利率只有１．８％）为诱饵，加上传媒帮忙，仅半年就非法集资人民币１０多亿元，波及全国１７个城市的１０多万人。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１日，沈太福因贪污３００万元和行贿２５万元（当时没有非法集资罪）被处决。同案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受贿５．２万余元和贪污２万元被判有期徒刑２０年。此后，非法集资却愈发张狂。从大权在握的金融官员到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从堂堂公司到民间标会，都奋勇杀入。其前后金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案件有，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的韩玉姬吉林宇全公司案，涉及金额３．６亿元；１９９４年７月的邓斌无锡新兴公司案，３２亿元，后扯出王宝森陈希同案；１９９７年８月的周明容案，２．８亿元；１９９８年的李国法河南三星集团案，５．８亿元。至今，非法集资的土壤依然存在。

　　２．【开发区】１９９３年是中国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份，美元涨，黄金销，房地产热，股市上下翻腾，集资债券遍地开花，开发区雨后春笋，惟有国库券喊冷，白条子（欠农民粮款）绿条子（欠邮政汇款）满天飞——所有这一切，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所以，当中国高层年中刹车时，是下了大决心的，对刹车的结果不能说是胸有成竹的。但还是刹了。到１１月初，沿海７省１区已关闭７００个开而不发的开发区。据悉，在全国已批建的１．５万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中，实际已开发的土地面积仅３０７平方公里。在开发区建设热中，全国减少耕地面积达１０００万亩。

　　３．【百亿美元诈骗案】以金额计，这是个惊天大案。６月１６日和１８日，新华社两次报道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衡水中心支行备用信用证被不法分子内外勾结诈骗事件，意在提醒外国客户不要接受这批信用证。这批２００份备用信用证为二年期、不可撤销、可转让总金额为１００亿美元。如果有外国公司一年后凭信用证要求农行结算，将给中国带来极大麻烦。一个支行一口气开出１００亿美元之巨的信用证，实乃贼胆，当时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只有２００多亿美元，１９９２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额仅８５０亿美元，除去成本净赚可能都到不了１００亿美元。幸好，其后经多方努力，此２００份信用证被追回。

　　４．【深圳爆炸】另一惊天事件是８月５日深圳市清水河仓库爆炸起火，１６小时后方被扑灭，香港亦派直升飞机救援。此次特大爆炸伤亡人数逾百，直接经济损失２．４亿元。传媒在报道此事时，已不同于往常只报水火英雄，而是追究根源：难道不知道化学品混放十分危险？深圳有关部门的官僚主义这么严重？为什么明知故犯？只为一条：经营危险品生意获利丰厚。事故结论８月８日就出来了：严重的责任事故。趋利不仅是清水河仓库，全国都金气日盛。７月１日，广州酒家正式推出黄金宴，２０天里日均５桌，分每桌２９８０元和３９８０元两种，黄金由日本进口，将每克２４ｋ黄金打成０．５５平方米，再把这些金箔做入菜肴食用。此宴一出，颇多非议，恰巧当年是扶贫年。

　　５．【半壁江山】３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商味也挺浓。工商人士荣毅仁当了国家副主席，另有２０多位私营企业老板首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这些大亨的背景，非国有的乡镇企业一举占据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据悉，１９９３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突破２万亿元，占中国工业的二分之一，乡企职工数已达１．０２亿人，超过国企。从发展速度上看，乡企这些野孩子跑得更快：１９９２年国企增加值增长１４．４％，而乡企则达５２％。社会主义的中国，国企变成少数派，这给高层管理出了新课题。

　　６．【取消粮票】两会上还有新鲜事：代表、委员开会不用交粮票了。这对用了近４０年粮票的中国人还挺不习惯。中国粮票发行始于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５日，再往前就便是１９３１年江西瑞金苏维埃政府借谷证。面额最小的是南京市１９６０年发行的壹钱粮票。民以食为天，食以票为本。粮票的发行是国务院一声号令，而取消则是各省市区自主陆续为之，这不仅映示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成就，也显现了中国解决粮食乃至经济问题的方式在改变。

　　７．【卫星“大锅”】生活方式也在改变，但千变万变还要有一定之规。７月，全国妇联表示对选美活动不赞成、不提倡、不组织、不参与。妇联书记关涛认为，选美会误导女孩子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却忽视内在修养和真才实学。广播电影电视部也反对百姓自行安装“大锅”，副部长王枫指出，未经审查批准，一律禁止安装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播放的电视节目，这是国家主权。虽然此话题极端严肃，但今天中国百姓看境外玩艺容易多了，电视、报刊、录相带、ＶＣＤ，对了，还可以上网，这玩艺儿比大锅更为神奇。

　　８．【最低工资】政府“衙门”拍卖已成时髦，到７月，全国已有４２家党政机关大院被推上拍卖台并成交。在深圳企业中，“干部”这一名称自６月消失了，８万名原干部与１８５万企业工人统称员工。干部变为员工的一个好处是，有了成绩比较容易得到重奖。辽宁鞍山中型轧钢厂厂长张洪武使企业扭亏为盈，８月１５日，一次被区政府奖励１２９万元。他还曾被奖励一辆公爵王轿车和一处５００平方米的高级别墅，此前的６月，上海市规定职工最低工资为每月２１０元。其实，百万张洪武与拿２１０元的工人相比，只有量的差别。

　　９．【马家军】马俊仁给中国闹出太多的故事。８月，在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马俊仁的女弟子曲云霞、王军霞、刘冬等在中长跑项目上拿了３金２银１铜，马家军一举成名。此后拿世界冠军破世界记录几如探囊取物，只要马俊仁乐意，只要马俊仁招呼。王军霞更获１９９３年欧文斯奖。再后，中华鳖精广告，奖金轿车分配风波，运动员兵变出走，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很给传媒添料。１９９８年，作家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实际上在讨论体育的竞技与健身、残酷训练与人性尊严等老话题，但闹得几乎整个辽宁体育界悉数要和赵瑜干一仗。末了，马俊仁被任命为辽宁体委副主任，副厅级，仍主抓中长跑训练。此官职与上级已不大好衔接了，因国务院已无体委，只有体育总局。这一年北京首次申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功败垂成，第四轮以４３∶４５败给悉尼，很伤了中国人的感情。

　　１０．【劫机】４月２７日，海峡两岸首次对话在新加坡举行，由两岸官方授权的民间组织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签署了４项协议。凑巧在这一年，大陆飞机频频被劫往台湾，全年共达１０次之多，肯定是台湾欢迎“反共义士”政策所致。汪辜也肯定要谈及这一点。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６日，台湾将劫机疑犯黄树刚、韩凤英遣返回大陆，另有１４名疑犯仍在台坐监。好像以后再没有往台湾劫机的了。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辜振甫终于踏上大陆。

　　１９９４年 王洪彬

　　大凡村里的头儿，必是政权财权一把抓。禹作敏是天津静海大邱庄党支部书记兼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王洪彬是河南临颖南街村党支部书记兼中原工贸公司董事长。但１９９４年，王洪彬的工资只是每月２５０元，没有奖金，没有提成，旁的啥也没有。

　　不仅是王洪彬，村领导一律如此，中层干部拿２００元，普通职工也不搞计件工资，不搞承包责任制，依然像以前一样，按进厂早晚定级，区别不大。

　　王洪彬当年４２岁，他说：除了合作化，中国农村经历过的一切，我都是亲身推行者。我认为，外地的一些做法至少在南街村是行不通的。６０年代搞三自一包，挖一分地多少钱，出一炕烟多少钱，先讲价钱再干活，我看那不是社会主义。后来搞联产承包，村里刚刚积累的集体经济砸锅分铁，砖场散伙，农田基建没法搞，群众生活在我们这儿是下降的。

　　王说：这几年我们把土地又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农业队，还是敲钟出工，其他人搞村办企业，这才有了全国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基地，有了全市的第一个亿元村。

　　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最大的收获是心理得到了平衡。我们这里基本上没有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干群差别，真正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人有难，千人支援，真像一个共产主义小特区。

　　在南街村，每天清晨叫醒村民的，是高音喇叭里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村中心，有一座１０米高的毛泽东汉白玉雕像，占地近百平方米的基座正面有一民兵站岗，着军装，标准姿势，一天２４小时轮换。

　　雕像基座碑文写着：“禾苗生长靠雨露阳光，南街兴旺靠毛泽东思想，这是南街人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共识。正是毛泽东思想照耀南街人从黑暗步入光明，由贫穷走向富裕。村党支部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逐步扩大公共积累，跨越小康，向共产主义迈进。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物质文明的共产主义的新南街正在中原大地崛起。”

　　南街村党小组每周都有例会和义务劳动日，村民时常写学习《毛泽东选集》的心得体会，年轻人谈对象要首先向团支部汇报申请，结婚亦安排在一年一次的婚礼上，不得自定日子。如有人损害集体利益或干了坏事，只要有群众提出，便可召开双文明学习班，当事人站在前台接受批评质问，有的还要穿上一种标志参加学习班的黄马甲，白天用人力车往工地运砖，晚上住在村里保存下来的破房子里，吃窝头菜汤，忆苦思甜。“让他们丢丢人，想想好日子是咋来的！”

　　这使人恍若隔世，似乎回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但南街村民的日子可要比六七十年代强多了。

　　一个叫张秋云的女人说：“我们这钱没啥用，面粉、水、电、煤都免费，逢年过节还有各种副食品，连葱姜胡椒面、戏票电影票都是发的，孩子往学校一送，啥都包了，校服厂服都是发的，俺娘家人都说我掉福窝里了。南头新起的大楼，一家一套，里面彩电、冰箱、家具啥都弄好了，村里说了，搬家时啥也不让带，拿着衣服住进去都齐了！”

　　南街村人有滋有味地过着他们的共产主义生活，但外人要走进他们的特区，他们自己也要走出去，总要彼此宽容。

　　南街村的中原工贸公司属国家大型二级企业，用着８０００多人，其中７０００多人是从外边招的。外边来的技术人员，也可能挣着上千元的高薪，虽然村头儿们只拿２５０元。往外跑项目，吃饭送礼，迎来送往，也是不能少的。村里有一座豪华别墅，全是进口设备，专供村里合资企业的日方老板居住。

　　百多年前，老外仗着枪坚炮利撞开中国大门，当时的中国精英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王洪彬的做派也透着这么股劲儿：计划经济为体，市场经济为用，而老外的资本主义，那不过算个拾遗补缺罢了。

　　王洪彬的共产主义特区，正在中国市场经济里茁壮成长。搁过去可不成，在社会主义海洋中，岂止资本主义特区，连卖鸡蛋摇货郎的散兵游勇都不能让他活着，必要批倒批臭，私心连闪都不能让他闪。

　　中国日益多元。

　　年度背景

　　１．【物价局】自１９９３年物价狂起，紧勒缰绳却依旧挺起。尤其７月份又是一跳，中国３５个大中城市的食品类价格竟比上年同期上涨３４．１％。３月１３日，国家决定对２０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进行监审。谁去监？于是大家又想起了物价局。１９９３年４月，国家物价局成为精简的对象，人员编制减少三分之二，并入国家计委。在中国，对一项工作重视不重视，主要是看是否设机构给编制。于是，恢复物价局的议论复起。１９９４年是物价涨幅最高的一年，达２１．７％。

　　２．【买断工龄】如果将高昂的物价降服，矛盾的另一方面又会突出：失业。专家指出，到２０００年，中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力约６８００万人，国有企业富余职工１０００万人，农村有近２亿多剩余劳力需要转移。“下岗”这个词就是在此前后出现的，指国企职工已离开劳动岗位但仍未和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与失业有区别。但广东出现了一次性买断工龄，国有广州无线电厂被裁掉的１０００多名职工中，有３３０人选择与工厂分手，每年工龄定价为１３００元。出国也是一条路，１９９４年，劳务出口合约总额近８０亿美元，而１９９３年为６８亿美元；１９９４年有２０万工人在涉外企业工作，１９９３年为１７．３万人。

　　３．【新工时】缩短工时也许考虑了就业因素。３月１日起中国实行平均每周工作４４小时的工时制度。一周有两个休息日，下一周就只有一个，依此循环。大家总在问：“今儿是大周末小周末？”很快，１９９５年５月１日，中国开始实行五天工作日。

　　４．【公务员】公务员像个香饽饽。８月１９日，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员，３天里１３５００人亲临打探，４４００人正式报名。但公务员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督。６月２４日的《金华日报》被抢购一空，因其用４个整版将市区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上自书记市长下自一般干部共１２００人在房改中的购房情况向社会全面公布。当天就收到群众举报４０多件次。

　　５．【国家赔偿】公务员或官员犯了事造成了损失横不能拍屁股走人。５月１２日，八届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此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说，中国民告官案件骤升，１９９３年审结２７９４８件。什么事最怕顶风上。江苏徐州市矿务局机关公司业务员杨文平状告涟水县公安局滥用职权，５月２５日，被告涟水县４名干警竟在法庭上将原告杨文平戴上手铐，拖上车疾驶而去。这干警八成还得当被告，且赔偿损失。

　　６．【汇率并轨】１月１日起，中国实现汇率并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此举意味着中国政府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管理外汇和国际收支迈出一大步。老外也向中国大陆迈出一大步，考中国注册会计师，９月２５日，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７个国家和台港澳地区的４８２名考生参加了首次统一考试。

　　７．【期货】管理期货市场是对中国高层的一场考试。７月２１日下午２时，燕兴宏福公司与它的期货客户谈判，公司是否合法？能否做现汇生意？公司是否该１００％退回客户投资？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中国发生了许多客户与公司的谈判，甚至客户砸了人去楼空的公司。血汗钱谁丢了都心疼，但钱生钱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比如沈阳市证监委主任关维国通过向沈阳Ｗ公司买原始股７万元，转手就获利１００万元，怎不叫人心动。当然，关是犯法的，被查处。

　　８．【百姓资产４６０００亿】才三两年功夫，中国百姓就大大有钱了。年初，中国居民财产总数已达４６０００亿元，包括：储蓄１５０００亿元，股票市价不少于３０００亿元，各种债券５０００亿元，手持现金１５００亿至２０００亿元，改革开放后农民住房投资不少于１００００亿元，城镇居民拥有住房市价５０００亿元以上，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财产１６００亿元，外汇储蓄１００亿美元。与之对应，到１９９３年底，中国国有资产总量为３４９５０亿元。

　　９．【千岛湖】３月３１日发生在浙江千岛湖上的惨案令人惊怒：３名歹徒抢劫游客后，又纵火烧船灭口，可怜２４名台湾游客及船上人员共３２人尽数被烧死在船舱。接下来还有一连串悲剧——６月６日，一架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西安起飞后５分钟在空中爆炸，机上１６０人全部遇难。１１月２７日，辽宁阜新一夜总会失火，２３３个生灵顷刻遭戮。１２月８日，新疆克拉玛依市组织中小学生为验收团举行汇报演出，其间舞台灯引燃大火，７９６人中有３２５人被烧死，受伤住院者１３０人。这一年是怎么了？

　　１０．【不辞而别】中国申请复关已有８个年头。１１月２８日，中国政府提出在１９９４年底前结束中国复关实质性谈判的时限，超过这一时限，中国不再做新的实质性出价，不再主动提出同各缔约方举行双边磋商。１２月２０日，中国复关受阻。中国宣布既不能享受权利也就不会履行义务，中国要按自己的节奏走自己的路。１２月２２日，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不欢而散，美方谈判代表李森智不辞而别。１２月３１日，美国公布了对一份总价值约２８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制裁清单。数小时后，中国亦公布了一份反制裁清单。这年月，说不上谁怕谁。

　　１９９５年 王海

　　王海乃山东一农民。就为此，许多人看不起他。王海的对头还想杀他呢。但你找不着他。此人来无影去无踪，经常化装，戴个墨镜。

　　王海的出现，是因为１９９５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９条规定，消费者被欺诈可获双倍赔偿。王海绝非天才，许多人一定也想到了买假索赔的招儿，连《消法》的制定者也顾虑于此。但只有王海抢了先，成了名，实乃勇气使然。

　　果然，王海每走一步，都有惊有险有败有胜。王海买假算不算生活消费需要？他算不算消费者？商家卖货无需证真，而王海一个人到哪儿去取那假证明？老百姓都特希望王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改邪归正不干这买假索赔不地道之事，千夫所指怎么办？打假打不起小商小贩只好找国有商店，国有资产流失到你王海兜里该如何说得清？

　　最要命的是，本来工商局和消费者协会是制约和管理商家的机构，但实际上，这些机构与单个商家的关系比与单个消费者的关系更为亲密，越是基层越热乎，因为商家所能提供的热量远远大于单个消费者。而王海打假的成果越大，越反衬出这些机构的管制不利。抢了人家的功，有你王海的好吗？所以后来有传说，一位官员称，打假是组织的事，王海无权。

　　王海艰难着。虽然全国消协奖励了他５０００元。

　　到了１９９７年的３月１５日，王海却素面朝天地出现在报纸上——已不像过去地下工作者那般真人不露相。

　　这家报纸很热情地述说了王海浮出水面的转折点：王海到了郑州，遍查大商场假货，但不像过去那样举刀便砍大呼索赔，而是“将发现的假货向各商场举报，还主动找到商场诚恳提出应将这些商品撤下柜台，并要求商家追查货物来源及流通环节，他还发出１４张请柬，请商场的老总们参加由他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在广州依然如此办理，老总们纷纷表示欢迎王海来商场，认为这是打假方式的一种超越和升华。

　　此时，王海很像雷锋，但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可怎么生活呢？王海也很像官员（要不怎么能组织召开座谈会呢？），但以前那么长时间，官方怎么就没有想到与商家互帮互学这个高招儿呢？

　　王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作为消费者，与厂家、商家是矛盾统一体的直接对立面，直接制衡者。如今他的身份丰富超越升华了，有点官不官民不民了，于是便不那么可贵了，万能机床总不比专用机车跟劲儿。

　　后来王海成立了公司，愈发正规化了，但名气反而小了。后来还有许多人学王海，他们能讲许多苦难的故事。

　　王海来了，没有人叫他劳模，官方也从没有给他一个说法。他很大度地自称是刁民。

　　这年月，道德判断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新事物层出不穷也不大好判断了，只要你不犯法，没人闲着爱管你的事。

　　临了临了，王海又闹出一个悲喜剧。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７日，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判王海打假败诉，理由是：王海不是消费者。但此前，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７日，同是天津市第一中院同一拨审判人员，同一诉讼标的物无入网证的进口无绳电话，同样一个诉讼人王海——那时，法律却认定王海的消费者身份。

　　法律像个小姑娘，任人打扮。

　　年度背景

　　１．【管金生】３月２７日，沪市国债期货突掀大风暴，一瞬间盈亏翻覆令人目瞪口呆，损失数以亿计，这就是著名的“３·２７”国债期货违规事件，被称为“建国以来金融界最大丑闻”。此时，恰逢一个叫尼克·利森的交易员玩期货期权交易，损失近１０亿美元，闹倒了英国一个有着２２３年历史的巴林银行——太可怕了，打住！５月１７日，中国暂停期货交易试点。４月２５日，“３·２７”之祸首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裁管金生辞职，后被以受贿２９．４万元和挪用公款２４０万元被判１７年徒刑。９月１５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被免职。此前，周道炯已替代刘鸿儒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此前，另有１０家金融机构被处罚，１１名负责人被撤职——他们不是因为“３·２７”，而是违反了１９９３年６月朱镕基副总理对金融界的“约法三章”（停止并回收违章拆借资金，不得擅自和变相提高存款利率，停止银行向自己兴办的经济实体注入资金并彻底脱钩）。据悉，因此而被撤职的行长经理远不止此数。

　　２．【靓女先嫁】到９月底，外商实际投入中国资金１１００亿美元，使中国利用外资规模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在大陆，引进外资的热情日高，脱口喊出“靓女先嫁”。１０月，广州市长黎子流指出，广州在利用外资上要让市场、让股票、让利益，大家一起赚钱。但国有资产管理局有不同看法：有些国企为争取优惠政策，热衷于搞合资。据对一些省市３万家合资企业评估，８０％的中方企业丧失了９０％的应得权益，国有资产流失近百亿。给外商优惠当然不是援助第三世界穷兄弟，何况中国外援政策也在改变，５月２２日，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说，今后中国一般不再对外提供无息贷款。

　　３．【垃圾】从８月初起，铁路部门调拨给宁夏大武口洗煤厂的空车皮就开始有垃圾，退回去又推回来，最多的一次是９月１９日，３４节车皮。于是有人问：为什么垃圾要从东部富裕地区向西部贫困地区转移？再扩大眼界，为什么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垃圾要往咱中国跑？仅１９９６年一年就有２００多艘企图转移洋垃圾的船只被拒于中国国门之外。这又引起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话题。据调查，农民贫富差别已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９倍扩大到１９９３年的５．５倍。另外，全国年收入在５万元以上的高收入户已有５００多万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２％，而当时贫困线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不足３００元。

　　４．【陈云财产】中共元老陈云４月１０日逝世，只留下不到２万元的稿费。他临终前的月工资是１３３６元，各项补贴约２５０元，每月上缴所得税３１．５０元。按国家规定，他从５月份起就不发工资和补贴了，但可领到１０个月工资的抚恤金，共１３３６０元。这就是陈云一生的全部积余。２月，山西省省委书记胡富国在引黄河进太原工程上立下军令奖，他的办公室有一座右铭：当官避事生平耻。据说，１９９４年６月，太旧高速公路工程缺钱，胡说：就是卖了省委大楼也得先修高速公路，胡还当即表示捐款５０００元。

　　５．【一家两制】山东一位大嫂成了明星，她叫韩素云。韩得了股骨头缺血坏死症，却整整３年没有告诉当兵的丈夫，被人称作“军嫂”。在中国，当兵收入甚少，实在是做贡献。韩素云实际上是在市场经济的底层，支持丈夫在计划体制（军事体制属计划体制之极端）里做贡献。这种一家两制与社会上通行的概念不同——家里一口子在国家机关，收入少但有权有地位有房子，另一位下海捞钱，夫妻双飞。

　　６．【对日索赔】江泽民主席５月１０日宣布，在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３５００多万人。１９４７年，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供的数字是１２００多万人。１９８５年，中国公布的数字是２１００万人以上。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９日，中国打破了长期以来在个人要求日本做出赔偿问题上保持的沉默，而１９７２年中日建交时，中国放弃了要求日本给予战争赔偿的权利。一份民间意见书认为，日本理论上应赔偿３０００亿美元，中国政府放弃的战争赔款约值１２００亿美元，其余１８００亿美元中国从未放弃。现实问题更为严重，３月１１日，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山说，由于日元升值，中国对日借贷以美元计约增加６８％。迄今３次的对华日元贷款为１６８０９亿日元，按双方达成协议时的兑美元汇率换算，总额约为１００亿美元，如果按１９９５年１月的汇率换算，将扩大为１６８．９亿美元。面对这种局面，日本人还不高兴呢。８月２９日，日本政府以抗议中国核试验为由，冻结对华无偿援助。估计１９９５年无偿援助规模将为４．３亿日元，而１９９４年曾达７８亿日元。

　　７．【军事演习】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７月３１日称：中国坚决反对国外势力和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中国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从７月至１１月，中国军队在东海和闽南沿海进行了三次军事演习。

　　８．【香港终审权】经过５年的谈判，６月９日，中央香港经审议院谈判达成协议，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终审权将从伦敦回到香港，而不是回到北京。１２月４日，香港高等法院首次以中文审讯一宗民事诉讼案。香港向大陆大步走来。

　　９．【不作为】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４月判出了中国第一个“不作为”罪：宋某与妻口角，妻欲自杀，宋不救，致使妻在特定环境中自缢身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不作为），判４年。而辽宁省瓦房店市两位教师冯永高和马庆州又太想有作为了，放任小学生进行与其年龄能力不相适宜的扑救山火行动，造成８死１伤，冯马４月被判刑。卖淫本已丑恶，大连无业人员宋某竟贴出广告宣布“出租男人服务公司隆重开业并同时招聘”，一天内有１００多人打电话，要求应聘或服务——这等作为，出来一个打一个。魏京生的事也迟早要发生。１２月１３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魏被判有期徒刑１４年。此前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６日，魏被判有期徒刑１５年，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４日假释出狱。

　　１０．【世妇会】果然巾帼不让须眉，妇人热衷政治。９月４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得以见识，１．７６万人出席，还有３万余人参加了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亦赴会大谈美国之人权道义，当然，中国人也可以谈自己的。虽然世妇会对世界事务不会得出实质性结果，但北京人还是得以见识世界性会议容貌之一斑。

　　１９９６年 董建华

　　百年国耻，一朝扬眉。彭定康走了，董建华来了。

　　１２月１１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投票选举，５９岁的董建华以３２０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竞选中胜出。另两位竞选者是：前香港首席大法官杨铁梁，前香港汇德丰集团主席吴光正。

　　董建华是第一位非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产生的地方大员。当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兼香港筹委会主任钱其琛说：大家不要轻信所谓行政长官是“钦定”之说，组建推委会是港人第一次真正的民主参政，筹备成立特区的过程是香港真正民主的开始，是非民主的终结。而董建华的行事亦十分规范。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８日，董宣布他不会竞选全国人大香港地区代表，他希望在特区成立初期，集中精力关注特区事务。据认为，董此举亦可避免人大代表身份与其行政长官身份的角色冲突。

　　董建华是第一个非共产党员的“封疆大吏”。他的就职誓词是：“本人董建华，谨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董建华是第一位由资本家入政的权力最大的省级一把手。董原籍浙江舟山，其父董浩云是世界七大著名船王之一。董建华于１９７９年入掌家族企业东方海外实业有限公司，业务从以前单一经营海运向多元化发展，涉及航运、码头、保险、金融、房地产等多种领域。董出任政职，辞去家职，其薪水大少于当资本家的收入。董月薪为２７．０８万港元，加上每月近６．９万港元的非实报实销应酬费，每年薪酬逾４００万港元。但特首无免税特权，每年要交６１万港元税。相对应，末代港督彭定康是１９９２年来港履职的，当时月薪是１７．８万港元，后逐年增加，到１９９７年增至２７万多港元，且全部免税。

　　董先生薪酬绝不算高。在政府中年薪最高的要数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其年薪达８００万～８５０万港元。董年薪亦比不上弃官从商的地铁主席兼行政总监苏泽光，其年薪在６００万～６５０万港元之间。董更比不上给私企打工的打工皇帝：如和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１９９７年年薪达５０００万港元；香港电讯行政总裁张永霖，年薪１０００万港元，另有大东购股权４６万多份；第一太平董事总经理彭泽伦，年薪１５００万港元。

　　但香港第一任特首，姓董。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一年后，特区过渡平稳。董家亦发达。１９９８年９月２日，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又买新船，所买４艘船价值７０亿港元。

　　年度背景

　　１．【软着陆】这个词为公众熟悉实际是在１９９７年上半年，但数字是１９９６年的。当物价指数从１９９３年的１３．２％和１９９４年的２１．７％惊人地回落到１９９６年的６．５％，与此同时并没有出现经济骤冷，而是保持了１０％的较高速度。另外，农业好收成，金融平稳，外汇储备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人民日报》称软着陆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国际评价亦佳。

　　２．【不托市】熊了３年的股市，终于在４月份牛了起来。在股市里，利率是大消息。中国央行在５月１日和８月２３日两次降息，尽管严格保密，但股市却异常——降息前燥热，降息当日及其后却大冷——股民漂亮地玩了两回胜利大逃亡。其后股市盘旋上升，央行及证监会连下令箭，连撤地方行长，却降温无效。终于，中国股市值得记录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１２月１６日出来了，《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称：“他们众口一辞，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一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当日，股价大跌，几乎全部跌到１０％跌停底线。一时，“不托市”成为流行。

　　３．【降价大战】彩电闹出大动静。３月２６日，长虹公司宣布其彩电大幅降价。６月６日，康佳集团亦加入，从而引发了降价大战。官方很婉转地表示不赞成彩电降价大战，但也没认真下刀。对于官员来说，这是个新课题：过去总是想法子压住涨价，而降价大战，这种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完成行政命令难以完成的企业兼并和资本集聚重组的举措，该如何论处？官员要着手对付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生产过剩，而不是过去的供应短缺。

　　４．【中银信】金融界第一大案４月２７日开审。中国银行中山市支行行长郑道词等挪用人民币７亿元，侵吞４亿元，此是当时中国金融业最大犯罪案件。钱哪儿去了？很大一部分到澳门赌掉了。金融业历来被看作金山，只有上了年纪的人在存款时才挑挑银行，大家哪里会料到金融机构还会出事！但年底中银信托投资公司负债４０亿元人民币而破产，这么大的金山说完就完了，令百姓吃了一惊。这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

　　５．【见死不救】中银信塌了是个耻辱，还有另一种耻辱。７月１１日，有渔民在海上遇险，岸上的渔民家属来回奔走，请求广东省雷州市渔政９０５号船出海救人。雷州市水产局渔政海监大队队长钟进命令“要收费才开船”，结果五六个小时９０５号船愣是没动窝，１２名渔民生生死在亲人和官员眼前的海面上。１０月１６日，钟进以玩忽职守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４年，原９０５号船代理船长冼亿康被判２年缓刑３年。９０５号船，真该立个耻辱牌，为良心尽丧的官员，也为法律的疲软。

　　６．【个税案】一件早就该发生，却在不大合适的时候，发生在不大合适的人身上了。３月１４日，中国首例偷逃个人所得税案件一审判决，高级工程师魏宝林５年内个人得款２６．７万元，未向税务机关申请纳税，被判有期徒刑２年，罚金５万元，补交税款６．１２７８万元。此判一出，众多议论：听了那么多大款明星偷税逃税的故事，怎就没从他们中间挑俩撞个首例？

　　７．【保钓】３月８日至３月１８日，中国军队在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进行了导弹和陆海空演习。３月２３日，台湾改变领导人产生方式的活动结束，李登辉和连战得票率５４％竞选成功。８月１８日，日本人在中日间有争议的钓鱼岛上竖立起一块画有太阳旗的牌子，这引起中国人的愤怒。９月２６日，香港“保钓号”抗议船驶抵钓鱼岛海域时遭日本巡逻艇拦截，香港区事顾问陈毓祥跳海抗议遇难。这场景通过电视摆在世人面前，令人唏嘘。

　　８．【说“不”】中美贸易战真真假假断断续续打了一年。恼得书摊上《中国可以说不》卖得很火，跟着又出来一堆书，都想招呼美国人“不”。尽管有学者认为，这是一股义和团情绪，不宜鼓励，但确实反映了中国很多民众的情绪。作为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如此感情用事，而是很理性地走自己的路。６月２０日，中国宣布将在年底前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很开了一大扇门，这比中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承诺时间提前３年。另一方面，自９月３日起，一周两次的中国外交部记者招待会由先前使用中英文两种文字改为只用中文，不再提供英文翻译。中国记者在国外，人家也不会提供中文翻译。

　　９．【骆家辉】据统计，１９７９年以来中国大陆移居国外和出国留学合法定居国外的新移民超过５０万人。一个老移民的成功令华裔高兴——骆家辉祖籍广东台山，祖父一代移民美国，１９９６年大选中当选华盛顿州州长，成为美国第一个华裔州长。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的人员已达２０多万人，其中各类公派留学人员约１２万多人，自费出国留学约１０万人。目前已回国近８万人，尚在国外的约１５万人，其中美国约７万人，日本２万人，加拿大和德国各１万人。

　　１０．【丽江地震】２月２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佩瑶不幸遇害，凶手是李住所的武警执勤哨兵张金龙。４月１５日，广东中山市案犯廖永雄枪杀３名银行女职员，抢走１４万元人民币和８万元港币，５４小时破案。２月３日，云南丽江地震，到２月１２日已死亡３０４人。６月３日，云南省元阳县一座约１０万平方米的山头整体向６公里远的山底滑落，１４９名采矿民工失踪。８月，河北邢台山洪暴发，８５人死亡，４７人下落不明。

　　１９９７年 江泽民

　　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３日，江泽民自上海市市委书记任上进京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当日及其后在一些公共场合露面时，江时常着中山装，显得不甚“新潮”。

　　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江泽民作风严谨，但“外场”甚强，讲话深刻生动，文采飞扬，感染力号召力不俗。这一点在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江泽民主席访美，以及１９９８年６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回访时得到充分体现，谈古论今，吹拉弹唱，随兴所至，自然自在。尤其在１９９

　　８年６月２７日，江泽民与克林顿就双边关系中最微妙和最有争议的问题面对面辩论——中国电视竟破天荒地实况直播。仅直播本身，亦需大勇气。

　　江泽民入掌中共中央之时，正逢中国４０年历史上最严峻最敏感的时期，风云诡谲，浪潮起伏，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物，江泽民每一言每一行都需周全八面，运筹四海。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邓小平把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重担交给了江泽民。这样，自１９８０年底以来，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与中央军委主席，第一次由一人担任，全部压在了江泽民肩上。１９９３年３月，江还担任了国家主席。

　　经过３年低缓地调整经济，迎来１９９２年中国列车加速，承受１９９３年年中的刹车与规范，得到１９９６年的软着陆，喊出１９９８年的人民币不贬值——１０年间，中国国力大增，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七位，中国百姓生活益好，已基本走出短缺经济。

　　１９９７年，中国人度过了第一个没有邓小平的春天。５月２９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又一次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思想。

　　这一思想在９月１２日开幕的中共十五大上得到正式阐述。江泽民说：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江泽民还指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成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农村的承包到城市减税让利放权，总也绕不过去的就是企业产权关系，总要碰到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江泽民所阐述的新思想，就使这一关键问题有了很大的操作余地。因此，中共十五大被称为继１９７８年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次、１９９２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二次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而在此之前两三年里，思想界和高层官员中流传着数份“万言书”，提出另外的观点——可见第三次思想解放不会一帆风顺的。

　　与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中共领导核心不同，江泽民（包括朱镕基，１９５１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是学生出身，１９４７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电机系，１９５５年曾赴前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学习一年。江能说英语和俄语，能阅读罗马尼亚语、法语和日语。

　　９月１９日中共产生的跨世纪的中央领导层，亦与江泽民有相似背景。２４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平均年龄６３岁，２１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２３人所学专业是工科，６人曾在前苏联和东欧留学和工作。

　　担任中国领导人不仅需要思想与才能，还是对身体的考验。以下是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时江泽民的时间表：

　　６月３０日下午，经过３小时的旅行，江泽民的专机在香港着陆，５时２８分江泽民走出机舱；

　　６月３０日晚，江泽民会见英国王子查尔斯；

　　６月３０日午夜，江泽民参加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７月１日凌晨，江泽民会见出席仪式的４０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代表；

　　７月１日晚，在北京参加庆祝香港回归大会。

　　年度背景

　　１．【悲喜之年】总而言之，１９９７年中国有４件大事，１件来得突然令人悲哀，２月１９日，邓小平逝世，联合国为这位当代伟人降半旗致哀。另３件则水到渠成影响深远。７月１日，香港流离百年后回归；９月１９日，中共十五大的召开为跨世纪的中国奠定了领导层；经过中国几代人７０余年的构想勘测科研论证，１１月８日，三峡工程按计划截流。

　　２．【下岗】软着陆确实令人振奋，但紧接着就业问题突出了。据统计，在中国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中，减发工资的职工人数为１０９６万人，停减发离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为２２７万人，下岗职工１１００多万人。下岗是中国多年矛盾积累而成，早晚要面对，而软着陆所形成的宽松经济环境为闯下岗关提供了有利条件。

　　３．【裁军５０万】在下岗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依然提出裁军５０万，此举需要很大勇气。

　　４．【辞官种田】导师也要下岗。５月，上海医科大学决定，３８位硕士生导师暂停招研究生，１３位博士生导师和３６位硕士生导师更干脆不再收徒。对导师亮黄牌红牌，在大陆尚属首次。也有官员自愿下岗。蓝胜利是１９９４年当选湖北省利川市市长的，在任上，他曾鼓励人们承包荒山荒地，但受冷遇，于是他辞去官职，１９９７年元旦注册了自己的农庄，上山开荒。对此有人赞扬，也有人不悦，说蓝先生辜负了党的培养。

　　５．【罢官】当官不好好做事，就不仅辜负了党的培养，还要丢乌纱帽。１１月１日，汕头市人大罢免了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成书的职务，人大认为，陈在处理谢楚亮特大贩毒案时重罪轻判，并收受钱财以权谋私。此前的１９９４年，汕头市人大还罢免了市技术监督局局长。

　　６．【中农信清盘】由于严重违法违规经营造成巨额亏损，１月４日，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由中国建设银行接管。这样，１９８８年前后组建的５家国务院直属信托投资公司只剩下中信和光大两家。

　　７．【张金柱】郑州市公安局下岗警官张金柱８月２４日晚驾车将在路上骑车的１１岁的苏磊撞翻（后死亡），又将苏父苏东海及两人的两辆自行车夹着飞奔１５００米。举国大哗。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６日，张金柱被处死刑。罪犯令人愤怒，但执行却讲究文明，昆明首次采用注射执行死刑，罪犯没有痛苦表情。这年１０月１日，执行了１８年的《刑法》被新《刑法》取代。此前的１９９６年，中国修改了《刑事诉讼法》。

　　８．【首富】与中国其他省份比，香港无疑是最富之区。７月１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后，中央政府把１７００亿元港币的土地基金交给特区政府，这样，加上香港外汇基金资产，特区政府的资产总值超过９０００亿港元。

　　９．【反倾销】４月，除去位于河北保定的乐凯股份公司，美国伊士曼柯达公司将中国其余６家感光企业全部收入帐下，长期犹豫不决的是否让外国感光企业侵入中国市场有了结果——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而此事在中国一直争论不休的背景是，中国人认为柯达、富士等胶卷在中国倾销。３月２５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中国企业也有了利器。第一例反倾销案例是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０日中国企业诉原产于加、美、韩的进口新闻纸。但此利器是为了公平竞争，而不是关门。１０月１日，中国再次大幅度降低进口商品关税，使关税算术平均税率由此前的２３％降至１７％。此前的４月，８家外资银行正式开始在上海浦东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金融领域曾被中国人死死攥着。

　　１０．【波音】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１０月访美，双方史无前例地用了一个亲密的字眼：“战略伙伴关系”。这次访问一个很出彩的节目是中国的４２．６亿美元的大订单。波音公司应该是最高兴的，新订的５０架飞机价值３０亿美元，据说创造了３３０００个就业机会。虽然美国人不理睬三峡那个大商机，但在３月份拿下的上海的汽车项目也是很提气的——总投资１５．７亿美元，这是中国汽车工业最大的合资项目，也是美国在华的最大合作项目。此项目的背景是，中国新批汽车合资项目几乎停止。

　　１９９８年 朱镕基

　　恐怕没有人能料到，８月８日上午朱镕基总理走下飞机，在与湖北省领导握手后，见到了站在第三位的龚谷成，竟伸出双臂紧紧拥抱。龚谷成中将官至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时任湖北抗洪前指总指挥，率１０万雄兵镇守长江大堤。

　　朱镕基面相严峻，但感情炽烈。８月７日九江大堤溃塌后，８月９日下午４时，朱乘快艇驶向决口处，在快艇里得知倒塌的堤墙里没有钢筋时，朱骂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

　　—肯定许多人料到了，朱镕基会骂人。朱“震怒”的故事，在民间颇多流传。

　　１９８８年４月在上海市当市长，１９９１年４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治理三角债，１９９３年６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约法三章整顿金融秩序——朱镕基的大刀阔斧闻名远近。特别是１９９３年年中的经济刹车，除去承受各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更担着抗上阻碍改革的罪名的危险。乃至１９９７年夏东南亚闹金融风暴，人们叹道：多亏四年前我们中国人兀自先整治了一下泡沫经济。

　　大刀阔斧不是壮汉一声吼就万事大吉的，而是要大量心血汗水付出铺垫的。１９９４年８月，朱镕基表示：中国经济改革不从难处着手，就不能再前进，过去财税中央只占２８％，经济改革后，富了一些省份，穷了中央，财税改革目标就是中央占６０％，以帮助穷省份，“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去谈，结果自己掉了５斤肉”。１９９７年朱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他一年要开４００多个会，批３０００多份文件。不要说朱当年６９岁，就是对一个壮汉来说，这也是份力气活儿。昼夜以继，未敢懈怠。

　　到１９９７年初，软着陆已成定论，刚可以稍喘口气，亚洲金融风暴突起，国内经济趋冷失业日增——就在这个关口，１９９８年３月朱镕基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的一段话广为传播：“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此言非虚夸，从朱镕基提出的施政纲领，可见其路崎岖——一个确保：经济发展速度８％，通胀小于３％，人民币不贬值。三个到位：用３年左右时间改革银行系统，央行加强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中央政府机构由４０个减为２９个，机关人数３年分流一半，地方政府也要３年内完成机构改革。五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投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财税制度。仅国务院４０个部长，每人就谈了两三次。

　　多长时间的积累，多少年的矛盾，一并横在眼前。这还不算，迎头更砸来一场大水。有首歌《心太软》，说“所有的事都自己扛”。心软心硬是另一回事，不扛是不行的，更不是几句豪言壮语可能成事的。

　　朱镕基以精通经济著称，在他担任的诸多职务中，最小的恐怕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他一干便是１４年。朱也是个电视迷，尤喜看以针砭时弊著称的《焦点访谈》。１０月７日下午，朱来到中央电视台，在《焦点访谈》节目演播厅里，朱送给编辑记者四句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朱说：“我也是监督对象。”这些话虽不能说石破天惊，但确实新锐。

　　从某种意义上说，朱镕基是以勒缰绳的形象著称的，以唱黑脸闻名的。中国快车奔驰了２０年，确实需要使它保持平稳，以利持续前进。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其动力多源于中国人深受文革之苦而希望摆脱它。如今，一些利益集团已经产生，发展空间受到分割，改革开放的动力已到了一个限度，强化这一动力，寻找新的动力，已历史性地摆在中国人面前。

　　年度背景

　　１．【不贬值】１月１３日下午，朱镕基副总理在中国银行保险证券系统行长（经理）会议上讲了３个多小时，大部分在谈金融风暴可能对中国的影响。在会上，朱第三次申明人民币不贬值。此后，不管是日元疲软再疲软，还是国际金融炒家对港币冲击再冲击，中国高层仍未松口。一个发展中国家，作出如此硬朗姿态，确有资格自豪。至１０月２２日，人民币政策被证明是成功的，８％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有希望的。

　　２．【严防死守】自然界的风暴意料之中地来了，长江大水、松花江大水，搅和了中国人整个夏天，严防死守成了流行语。据说，今次来水量并不是最大的，但其危险程度却是历史上最高的。这又一次提醒人们：尽管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确实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受到自然环境的强烈限制，其２０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远谈不上厚实——所以有言说，一旦长江干堤溃口，中国２０年的物质积累将毁于一旦。与往年抗洪相比，今次有两大特点，一是军人忠勇，百万雄师守大江；二是传媒投入，直升飞机巡四方。枪杆子笔杆子，关键时刻就靠这两杆子。

　　３．【官员精简４００万】在经济低缓、下岗职工大增时，精简机构要有相当的勇气。中国共有３３００万靠国家财政供养的行政人员，其中２５００万是各类事业单位及教育医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其余８００万是各级党政机关干部。此次机构改革，要将这８００万人减去４００万人。国务院机构要从４０个减为２９个。官员能上能下在国务院新机构中得到体现：有１７名正部级干部担任副部长职务，有２８名副部级干部担任国局副局长的职务。

　　４．【稽查特派员】设立国企稽查特派员是管理国企的一个尝试。国家部委精简，有近４００位部长和副部长退位，从中选派１００人为特派员，代表政府监察全国５００家大型企业，据称此举意味着国家对国企监管形式发生了重要转变。新约法三章是：只管查账，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实行行业回避制，不能连任。特派员以原国家内贸部部长张皓若为首。此举也许还有监察地方的越权行为之效。国家税收执法大检查情况表明，地方党政部门对税收执法的干预依然严重，１９９７年的一次检查查出与国家税收不符的地方涉税文件４６０多份，造成税收流失３．６６亿元。

　　５．【军警法禁商】军转民曾是改革的一条经验。７月２３日，中央召开军队打击走私会议，在会上除重申军队武警不得经商外，又把禁商的范围扩大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门。这样，经商与走私与军警法之间的关系，便被中央毫不留情地摆上台面，可见决心之大。此举看似经济行为，实则政治决断。解决原来由军警法系统办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及其庞大资产并非易事，更难的是国家要拿出更多的皇粮来弥补原先由军警法公司提供的经费。严格说，军警法经商是走了一条弯路，现在要捋直它是要付出代价的。

　　６．【停止福利分房】国务院决定，党政机关停止实行４０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原定截止期为６月底，一时机关单位抢购住房风起。后各地多将截止期推后。有机关福利分房这一大坨顶着，住房市场就难火起来。据悉，到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底，全国累计商品房空置面积４９０４万平方米，比１９９０年同期增长３０．５％。传销也停了，七八年前传销传入中国，闹出许多麻烦，大庭广众，激昂文字，邀朋宰熟，人情纸薄。经犹豫，经反复，经整顿，政府部门陆续批了几百家传销企业。后来麻烦愈大，４月２１日，国家明令禁止传销。

　　７．【广国投】一年里对金融机构连下３道红牌。６月２１日，海南发展银行被关闭，６月２２日，中创信托投资公司被接管，１０月７日，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又没了。而这广国投，乃中国第二大投资公司。在国际金融风暴尚未兵临城下之前，自主清理，实明智之举。

　　８．【褚时健】烟草是中国财税的支柱，云南省红塔集团是烟草业的大哥大，而褚时健是红塔集团的首领。褚出事的消息一年前已传出，而偏偏在１月２５日，中国春节前３天，当局公布了褚时健事件。褚与另外两人共同贪污公款３５５万多美元，他个人分得１７０多万美元。褚的亲友也捞了许多。据说，褚的年奖金达２０万元，但褚认为这与他给公家创造的财富相比差得太远。褚是临到退休年龄犯的事，属“５９岁现象”——退休前赶紧捞一把。于志安也闹了一回，１９９４年，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在菲律宾注册了长江集团菲律宾公司，于时任董事长。１９９５年，于志安跑到菲律宾欲坐享终身老板。后经多方努力，长动集团流失的６５万美元全部追回。中国的企业管理依旧是个大问题。

　　９．【情人】快到２１世纪了，中国竟还会发生这种事，值得一记——陕西省礼泉县副县长寇随谦的女儿寇亚军爱上了刘春峰，副县长大人不悦，县公安局却“见义勇为”帮助领导，３月５日，刘春峰的父亲兼寇亚军的公公刘克明竟被拘身亡。另有一事也教人不忿：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下岗工人杨富开了间门市，起店名“杨富肉店”，仅５天就被令摘下牌子，因为不幸与县委书记同名同姓。不幸的安徽打工妹洪招娣宁死不肯卖淫，６月１５日，在广东吴川市覃巴镇卫生院从３层楼跳下，重伤但幸免于难。逼洪卖淫的刘峰被判死刑。但在湖南省湘潭易俗河镇，上百表演脱衣舞的舞女，肯定不会是个个被威逼的，但却如此“易俗”。《新周刊》年初对北京、上海等７城市共３２人进行调查，在已婚的２７人中，无外遇者为１２人，有外遇者１５人；在未婚者中，赞成有外遇或情人的有５人，不赞成者为零。这也算一俗：情人。

　　第贰卷 1999大盘点

　　１９９９年 股市井喷 网络热络

　　股市吉祥！

　　股指突破最高记录，沪指挑破１６００点。其时５月１９日，满心欢喜的股民兄弟！

　　闻香识女人，隔着肚皮问股民：您老肯定也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大盘上红线高跳之时，也就是拔腿开溜之日？

　　两年来几次大熊市，几番全线套牢，令多少人铭心刻骨，看多少人吐血割肉跳楼，以至今天吉星高照之时，一边笑着，一边心仍缩着。“５·１９”大行市刚刚勃起，有老者解套走出交易所，说：“不玩了！”总是叫人割肉的活计，谁也不乐意。

　　在车子房子启而不动之后，在利率财政事倍功半之后，高层终于调整思路：“一定要启动消费市场，一定要搞活股市，一定要重视证券市场的功能。”这是一个大突破，是股市的一个大机会。

　　帅旗一指，响应八方，股指分分钟见涨。按经济学家戴园晨的说法，深沪股市还有一倍的升幅，以６月１６日沪市收盘１４６０点算，沪市在不远的将来可望达到２９００点。

　　且不用追求那美好前景，哪怕只到２０００点，就谢天谢地了。而更重要的是，股市到了这个高台阶，会不会稳住？会不会从这个高台阶起中国股市出落成一个健康的投资场所——而不是见利就止闻风而逃的游牧部落？

　　要达到这一美妙的境界需要很多因素，上层的态度不用说了，经济发展的状态极为重要，美国人扔在科索沃的炸弹也不可忽视，甚或天气预报日月时辰对股市都有说不清的影响。而对股民最大的影响是政治，是政策。

　　中国股市四次井喷行情，无不与政治相关：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江总书记亲临上交所；１９９４年７月，管理层公布暂停发行新股等四大救市政策；１９９５年５月，国务院暂停国债期货交易；１９９６年４月，国务院领导批示股市“稳步发展，适当加快”。

　　尽管政治启动的作用如此直接，尽管股市箴言“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尽人皆知，但其反例也比比皆是。

　　最著名的是利率麻利股市漂亮的胜利大逃亡。近年央行已连续７次降利率，几乎每次都是在消息公布前股市连涨，公布当日却应声大跌，股民撒丫子便撤，其戒备玩闹心理甚强。

　　经济学里有个边际效益之说——饿汉吃馒头，第一个馒头当是最香的，边际效益最高，以后依次递减。但在股市调控效益里，也许最后一个是效益最高的，比如《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话说５月１９日行情火起，这回不炒萝卜不炒豆，不睬绩优股不闹科技股不玩资产重组，而是网络股横空出世。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时候，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今说法变了，越模糊的东西越有想像空间。

　　网络就模糊就有想像空间，网络就变成了香饽饽。精神变成了物质，概念变成了行市。

　　美国有雅虎威震三山，有亚马逊逐鹿天下，中国人也有自家的网络英雄。

　　虽然中国真正的网络英雄新浪、搜狐、瀛海威没有加入股市游戏，但大家依然兴高采烈，依然追捧那些沾了点网络边的准英雄，诸如网络的基础建设和技术设备、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

　　１９９９年 保险资金获准入市

　　从理论上说，保险资金入市会给股市注入活力。自１０月２６日中国证监会和保监会宣布国务院已批准保险公司可以购买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第二天深沪股市大幅反弹，但很快就证明，这不过是庄家散户借机出货的一曲合唱，到１１月１日反弹尽蚀。

　　在西方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实力大过银行，在股市中是实在的大哥大。而中国的保险业则是青杏一颗，含在嘴里还怕化了，哪里敢放了让它四处红杏出墙，更别提到股市折腾。保

　　险资金的运用被严格限制在购买国债或存银行，偏偏国债和银行的利息一降再降，令保险这颗青杏益发酸了。

　　保险资金到底能不能入市？这个问题久拖久议之后，上层终于决定放保险一马，同时给保险公司增加了风险。这到底是为了救保险公司还是为了救股市呢？只有看庄家散户各界对理论的理解了。

　　从中央上层来讲，真想看着股市天天向上——不像美联储格林斯潘那老头，恨不得天天用手压在股市上面，时时吆喝股市太热。

　　但从催升股市的经济形势来看，总是差着一口气。先有宣布中国前９个月出口首次增长，累计实现贸易顺差１９４亿元，中国已摆脱亚洲金融危机阴影；后有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然而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专家任若恩却没这么乐观，他认为通货紧缩压力没有任何减轻，国内总需求没有明显回升。

　　对于通货紧缩之类的名词股民们没兴趣研究，他们只看到上市公司要么原地踏步，要么大踏步后撤，于是心情不好，看啥都烦，一有空儿就溜。

　　每股收益像个泥团，想怎样捏就怎样捏。《中华工商时报》刊登文章斥曰：我一向以为每股收益是反映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现在看来压根儿就不该这么一概而论。每股收益还另有妙用，比如它反映的可能主要是上市公司老总的心情或别人的什么不好明言的想法。有一家上市公司，１９９７年的业绩是５毛多，１９９８年一下子成了５分，而１９９９年中期又很不错。这其间股价的涨跌幅度颇为动人，先知先觉的大户们当然高兴，只苦了中小股民， 被捏来捏去。

　　上市公司配完股圈了钱就退，股民奈何？只好走也。

　　１９９９年 ２０元钞票出世

　　财政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是个“面引子”，以它的导向性带动社会资本的投入，带动百姓不要拼命存钱。

　　但百姓拼命存钱是有道理的，过去习惯了应该由国家包下来的福利和保障，渐渐变得无法确定了，政府一件件地甩包袱，百姓一件件接包袱，如此有新“三座大山”之称：住房、医疗和孩子上学。

　　现在还可以喊出第三个口号：花钱就是爱国。但存在决定意识，扛着三座大山，谁敢逞着性子花呢。

　　一股脑儿的政策还是冲着启动市场。

　　《个人所得税法》很轻松地在人大得到了修正，储蓄利息要征２０％所得税。把钱挤出银行，为刺激经济服务。１１月开征利息税干什么用？据说要戴帽救助贫困阶层，国家加强对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作用。果然国家调整了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直接受益者达８４００万人。

　　经济问题很难讲清楚。老是听说下岗职工贫困家庭，但看看国庆期间北京出城郊游的车队吧，看看广州城里购物的人潮吧，大家咋都这么有钱呢。１０月１日这一天，广州南方大厦的金饰品就卖了７０万元。

　　第五套人民币在火热的７月隆重宣布出炉。其中没留神闪了大家个机灵的是２０元的钞票，让许多人嘀嘀咕咕。

　　这２０元不大不小的钞票何以惹人嘀嘀咕咕？

　　据说，在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３年物价大涨的时候，高层就准备发行大面额钞票，以方便携带。但这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可能刺激百姓的恐慌，招来更猛烈的抢购，终于忍了。

　　如今情况正好相反，这经济怎么搅都热不起来，猛投资频降息但市场仍是冷美人一个，于是推出个不大不小的２０元来探探阵，很智慧地挑起人们对通胀的憧憬：您瞧那钱，是不是忽悠悠怕是要软？该花就花吧！

　　据说是为了督促大家花钱以扩大内需，而不是为了高薪养廉——国家决定给公务员涨工资。

　　涨薪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基本工资增加３０％，另一说是工资普调一级。这两种说法中涨得最多的，不过百元出头，确实不像为了养廉。钱虽不多，但各级财政还是要掏钱的，增加３０％每月要多支付４５亿元，普调一级要多支付１０．５亿元。

　　全国还没动，湖南抢先行动了。不过湖南不是只给公务员涨。而是全体职工。这样似乎会出现如此势头：以公务员为榜样，各行各业攀比着给职工送温暖。只不过公务员的钱是财政出，而其他企业就要自己搞钱了，贫富就显出来了。这里最得意的当是国有垄断行业：国家既允许涨，自家又涨得起。

　　一老太太离休数年，国庆前补发了新涨的工资，１９２元。老太太出去洗了个胶卷，买了本书，算是响应号召扩大了内需。

　　１９９９年 提高生活保障线

　　扩大内需已喊了年余，却总是扩而不大。９月，中央高层集中发力，宣布从７月１日起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这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待遇。

　　那位离休老太太的１９２元就是这么来的。按规定，正省部级离休干部的离休金每月增加２７３元。这钱说多不多，如果这位老干部住在北京一个乙级小区里，住一个２００平方

　　米的单元房，光物业费就是８５０块钱，加上水、电、气、暖、存车，把离休费全数掏出来都不够。

　　这钱说少也不少。这些好事做下来，仅今年下半年全国就需增加经费支出５４０亿元左右，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

　　哪儿来的钱？在涨工资的同时，人大批准了国务院向银行增发６００亿元长期国债，其中很大部分要用于此。

　　还有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征收利息税。据经济学家谢百三计算，国家一年可征得６００００亿×２．２５％×２０％＝２７３．６亿元。虽然宣布这些钱要用于补助贫困阶层，但显然远远不够。

　　与其说国家每年征２７３亿利息税是个重大举措，莫如说国家改变了举措方向更为引人注目，过去发国债，主要用于生产和公共事业建设，以建设带消费；过去银行降息，存贷利息一起降，银行该赚多少还赚多少。如今实行了利息税，将来还会有遗产税、赠与税、契税等等，显然国家已从间接转为直接，以强制手段调控百姓的腰包，以刺激消费或压制膨胀。

　　以刺激消费计，国家将２０％的富有阶层及８０％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利息收入平均砍掉一块，然后集中起来帮助５％的贫困阶层。

　　对此，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不以为然，他举例说，一个三口之家年工资收入３万元，家里有２０万元存款，当一年期存款利率为１０．９８％时，利息收入为２．１９６万元，总收入为５．１９６万元。而今２０万元年利息收入只有０．４５万元，总收入也只有３．４５万元，减少了３３．６％，这一家子还敢像过去那般花钱吗？内需还能扩大吗？

　　实际上，内需扩而不大的原因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道理，盖因为大家惦记着失业、医疗、房子等等。越猜不透将来，就越害怕，就越捂紧钱袋子。

　　有一个故事讲美国人聪明。一个美国人大学毕业就贷款买了一套房子，到死了那一天说：我总算还清了银行贷款；相对应，一个中国人月月把工资存进银行，到死的那一天也说：我终于可以买一套房子了。

　　美国人确实聪明，因为他生在美国，环境决定了意识。

　　国庆前，南京发现了一些１９４９年开国时的档案，除少部分请柬是铅印的外，大部分文件都是手写的。有人评价道，从中可见当时共产党的艰苦朴素。而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国庆的文件都用手写，人们又会问了：这得多大成本？

　　到底是先人聪明还是今人明白？

　　１９９９年 办教育摩拳擦掌

　　１９９９年新学年，国家突然决定扩大招生。这样一可延缓就业压力，二可给民间资金以出路。一时群情振奋，摩拳擦掌。

　　与乡镇企业一样，民办学校首先碰到的是产权问题。据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办教育上已积累了上千亿的资产和几千万平方米的校舍，而这些巨额资产的产权却是一件说不得、不能说的敏感话题，这些无主的资产被巧取豪夺或蚕食鲸吞的案例屡屡见诸传媒。

　　天晓得那许多个人和机构为什么肯花大钱往教育里投，因为按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盈利为目的开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１９９７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３７条规定：教育机构的积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用于分配，不得用于校外投资。

　　民办教育最大的软肋是国家不承认学历。据统计，到１９９８年初，中国有各级各类民办（私立）学校（院、园）６万余所。其中普通中小学３０００多所，职业中专和中等专业学校１４００多所，高等学校１２７０多所，其中国家承认学历的高校只有２２所。

　　不论是办教育还是造电冰箱，过去都是政府投资的，都是计划体制里的一个螺丝钉。但事情变了，冰箱百家争鸣，政府更在电信、民航、保险、外贸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里主动引进竞争，甚至连造枪造炮的军工企业都比过去灵活多了——在这种情形下，教育显得不那么积极，显得有点像落后分子。

　　教育确实也关系国计民生，但很难说其关系程度要超过电信、民航、保险、外贸、军工。而事实上，这许多社会资金杀入教育，至今没让人感到国计民生受到重大毁坏。但教育依然落后着，比如“国家承认”文凭！

　　这话说起来挺没味儿。比如造电冰箱，你有资金有场地有技术，开练不就行了嘛，产品出来了是好是孬自有市场检验，要什么文凭？

　　确实有人喜欢闹文凭，国家不出面就自己闹，各种行业评比、各种排行榜满天飞，末了还是国家出面喝止。

　　１９９９年 街道干部坐奔驰

　　教育下海是早晚的事，国家工作人员都正在脱离商海，不论是军警司法人员，还是城市街道办事处干部。

　　中央有规定，部长级干部只能坐奥迪２．２，有胆大的坐奥迪２．６，也就到头了。但有小干部，小到几乎没有级别，都能坐奔驰，风光大了去了。比如街道办事处主任。

　　这主任大人是什么级别？按照１９５６年人大通过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街道只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严格说，街道办事处还不是一级组织。

　　别看街道的名份说不太清楚，但这个派出机构说大就大了去了。比如北京是省级，西城区是地级，二龙路街道就是县级。这个县级管着好几十万人，还净是大官大款大腕，比个县长牛多了。

　　人家街道牛得有道理。比如前年北京市朝阳区２１个街道办事处的经济来源中，财政拨款和税收返还共２５５６万元，而这些街道光用于城市管理的费用则是４５００万元，加上那许多的工资奖金各项开支，街道不就是自己养道嘛。拿人家的嘴短，拿自己的贼胆，要不怎么敢坐奔驰呢。

　　钱是哪儿来的？最早街道是不搞企业、不图赚钱的。大概是１９５８年开始，随军家属多了起来，总得拥军拥民安置一下吧，于是开始搞加工厂之类，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天津市马场街道，号称中国街道之星，１９９５年利润４５０６万元。这里不仅有自己的企业集团，还在５个省市成立了自己的企业集团，还把企业开到境外国外。北京也有明星，比如雅宝路市场，不长的一条街一年就能收入近７００万元，比个偏远县的收入还高。

　　街道油水多多。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９日，有２２名群众签名举报安徽省肥东县龙岗镇新站居委会书记夏某在商品房开发、土地使用和财务管理等方面暗箱操作一手遮天的问题。

　　这居委会，乃街道办事处这个派出机构下面的机构，想必更不宜算作政府了，但看看夏书记的大手笔，可比许多县政府潇洒多了：

　　从１９９３年初至１９９８年７月，吃喝招待费用共４２２１０３．２４元，每月近７０００元，其中相当部分开支没有发票或收据，千元以上的大额白条夏书记一人说了就算。

　　从１９９７年７月开始，新站居委会开始大规模开发商品房，夏书记打着“经镇领导同意个人负责”的招牌，实际上拆迁、施工、出售均由其一人操办，尽管每一项往来的单据上都盖着公章，但账却入了夏书记一人控制的新站居委会工贸公司的户头上，一些本应属于国家资产的款项，多数以白条方式发出了。

　　这新站居委会应该说是一个特例。但分析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这样的组织结构，出个把夏书记一类的人物实在是必然的。要说中国政企不分，最典型的应是在街道，一些干部既是国家公务员，从国家财政里拿工资，又明里暗里干着企业法人；街道办事处既是代表政府进行管理的机构，自己又经营着许多工厂、酒楼、市场。

　　正因为级别小到无，所以可以出现新站居委会工贸公司，而国务院不敢出国务院工贸公司，北京市也不敢办北京市政策全能公司。

　　但一方面小到不能再小，另一方面就可以大到无边。街道没有人大政府，但街道把这些一肩挑了，立法司法执法全包办了。比如罚款，街道办事处对其辖内违章的机关、团体、摊位真是一言九鼎，办事处说的就是法。而且，这些罚款的大部分不是上交国家，而是同街道财政收入及个人收入挂钩，很有点小国之君的风采。

　　正因为权力太大，所以有的办事处一手抓综合治理，一手又放任制造脏乱差；一方面管理外来人口，一方面又给外来人口制造违法机会；一会儿搞绿化种草坪，一会儿又毁树踏草，许多违章建筑和扰民的马路市场正是街道办事处办的。

　　有那明眼人早看到街道名不正言不顺的软肋。还是北京雅宝路市场，一摊贩违反了街道规定，管理人员把摊贩的执照拿走，并想带人到办事处解决问题。摊贩不干了，说办事处又不是一级政府，哪儿来的工商权力？把街道告了，结果街道败了官司，只好赔偿人家。

　　１９９９年 电信降价遭质疑

　　有些话大家是把它当好话来说的。比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又比如置之死地而后生。但细想，这话不一定是好话——逼到山穷水尽才想到后生，你早干啥去啦！

　　所以，王安一直认为邮电部门的首长是英明的，是前瞻的，在还没有置之死地时就痛下决心让出利益，于是有了３月１日的大降价。

　　有人说这是竞争的结果。谁能与之争锋？确实出个联通，但苦斗４年不仅没有打破中国电信的垄断，在移动电话的份额反而从四分之一变成十六分之一。是传媒呼吁的结果？传媒的如此神力从来都是令人起疑的，偶有神力一定是因为其后有大首长说了话。邮电降价实在是因为邮电首长的理性和良知。

　　不幸的是，许多人不像王安这般轻信。广州的同志喊道：电信又骗了我们一次！

　　虽然邮政电信的费用五花八门，但还是有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综其所言，邮政资费涨了，市话费高了，上网花钱多了，仅占电话费不到１０％的国际话费的下调，显然是在蒙事。群众还说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如果你打了１分钟的电话，就要按３分钟交钱；如果打了３分零１秒，就要掏６分钟的钱——不是原先说的以１分钟计价。如此算来，中国电信每年多收的费用高达２６６亿元，而不是原先说的６０亿元。

　　一下子，咱对邮电首长的崇敬之心毁了。

　　说到这事谁能不气？３月１５日人大闭幕后，朱镕基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谈到电信降价时，朱总理在现场说：降得还不够，还要几倍地降。可见人同此心。

　　电信只是小小的一块，让朱总理着急的是如何刺激整个国内需求，让经济热起来。因此，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赤字政策也被用了起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这要冒很大的风险。

　　增加了５４３亿元赤字财政要往哪儿花钱？据说要增加２５０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另外还要增加农林水利投入，出口退税率提高也要用钱，军警法禁商财政也要增加补贴，海关边防扶贫教育科技都得关照，粮棉出口亏损下岗职工生活保障这些也不能不管，用钱的地方多了。

　　过去讲基础设施，往往指交通、通讯等，不知这２５０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包括邮电？咱提个不成熟的建议：不要再给电信投钱，因为人家和咱不一条心，拒绝步调一致让利扩大内需——瞧人家银行，不歇气地降息。

　　说完这话又觉得没劲：中国电信根本不需要财政支持——在经济低迷之时，垄断使中国电信一枝独秀，一年进账２２９５亿元，年增长２５％。我是老大我怕谁！

　　１９９９年 机票打折叫停

　　有北京“的哥”名李雪燕者，此人在北京景山出租汽车公司供职，２月２８日起，他的座驾前挡风玻璃上立起“八折”两个大字。

　　李先生有一个号召：“为降低‘面的’空驶，减少能源浪费，照顾市民出行，倡议八折运营。”这回不高兴的可能是李先生的同事，有面的司机不愿意像李先生那般辛苦，有夏利司机怨李先生恶性竞争抢活儿。

　　对于这些不高兴和抱怨，李先生振振有辞：“现在商场在打折，饭店在打折，汽车市场在打折，我们出租车怎么不能打折？我一不违反交通法规，二不少缴份儿钱，自己能有活儿干，又便宜了老百姓，我觉得没错。”

　　民航从业人员应该算素质高的了，可民航机票也向李先生学习，打折也闹得可以，逼得官方出面宣布从２月１日起一律不许打折竞销。

　　民航机票打折的背景是运力过剩，大小３４家航空公司有４００多架飞机，还有一些订单压在波音和空中客车老板手里。如果民航人士套用李先生的话说：“我们一不违法，二不少交利税（营业多少交多少），自己有活儿干，又便宜了老百姓，有什么错？”

　　但民航飞机与李先生的面的是不可比的。这不仅在于个头的大小，还在于李先生的面的是自己的，而民航飞机大半个是国家的，参股的也是公家人。只要政企不分，事情就复杂了。据说，航空公司盈利了，要上缴民航总局，亏损了由总局补亏。而去年，民航在票价上的让利不下５０亿元。如此让人心痛，怎不逼得官方下死劲跟市场斗？

　　但行政命令可以管住民航票价，却没法命令老百姓只许坐飞机而不许坐火车。

　　令人振奋的是，民航总局８月１６日宣布，计划两年扭亏，结果６个月便大功告成，前７个月全行业累计盈利２．６２亿元，同比减亏４．７亿元。

　　这是一个井喷式的扭亏战果。民航７月还宣称全行业累计亏损４．４亿元，而１个月之后就盈利２．６２亿元，那么这一个月必盈利７．０２亿元。是不是这一个月大家相约着扩大内需为民航做贡献都急火火地奔机场？但公布的国内航线的旅客运输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仅增长０．１％。好像也不大可能是加强管理苦练内功的结果。肯定是有仙人指路。

　　让人一下子想到的是卖飞机。卖飞机的盈亏有两种算法。一是卖的钱就是盈利，另一是要从头算账。比如一架飞机要飞１０年才能赚回成本，结果飞了５年，如果把另５年的使用期卖了，这才不赔本。但这是不可能的，能卖出３年就不错了，不知民航是怎么算的？不好瞎猜。

　　当民航兴高采烈的时候，旅行社都叫苦连天。先前民航承诺给旅行社团体机票８折优惠，旅行社也据此与国外客户签订了１９９９年来华旅游协议。今年１月２５日，民航突然取消优惠承诺，使全国旅行社一年预计减少收入１０亿元。中国旅协已上书国务院请求协调。

　　１９９９年 长虹再挑降价战

　　对于长虹一再挑起彩电价格大战，同行多有不忿。

　　比如康佳当时的总经理陈伟荣说：如果我也跟着长虹降价，长虹一定还会再降，长虹的目的是通过最低价跳楼，这就如同菜市场到了晚上，两个卖菜婆争卖一把黄瓜，一个卖５毛，一个就卖３毛，那一个干脆白送。这样做没意思，到了这一步就是彩电业的一场悲剧。

　　不仅彩电生产者这么看，据报道，北京一位姓王的消费者也这么看：“彩电业这么个玩法，我真不敢要彩电了，那么低的成本能是好玩艺儿吗？”

　　谁来告诉你彩电的真实价值？长虹老板倪润峰认为，到了今天，彩电就是日常生活的消费品，一家有个仨俩的是平常事，就像１０年前的半导体收音机一样随手取来。

　　正是这种低价竞争战略，遭到官员、同行以及新闻界的不忿，称其为低水平的价格混战。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其价格水平到底是什么。要在过去这事好办，上面定什么价就是什么水平。如今不一样了，各庄都有各庄的高招儿，进件都有各自的路径，而每个厂家对价格都有不同的承受力。竞争之下自然有许多不同的价格，并且在竞争之下形成一个市场普遍接受价格。谁要能在这个价格之下出售，那是实力，是本事。只要不违法，想咋就咋。

　　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叫低水平。不忿者的意思是，为什么不靠管理，靠售后服务，靠高科技取胜，而要用这低级的、小儿科的手段？

　　其实，手段没有高低之分，只要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细看这彩电，几十年的发展早已是成熟产品，早已是夕阳产业，怎么翻花也就是个信号接收器。要想像奔腾那般三两个月就升次级实在为难，最新的亿万富翁肯定不会从彩电业升起。

　　价格之战应是很普通的商战手段。航空业要比彩电业高级，但照用不误。美国航空业比中国发达，也照用不误，降价折扣比比皆是，且在《人民日报》上大做广告，买一送一。

　　１０年来几次三番的彩电价格大战，除去为人民服务或市场调节社会资源之类的深奥问题之外，最大的结果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彩电应该是多少钱，就是发现了价格。

　　１９９９年 彩管厂联手控市

　　当长虹又挑起一场彩电降价大战，肯定有人希望官员出面阻止。当这一希望没奏效时，便有八大彩管厂自己行动起来，５月２３日，他们决定自６月２８日起停产一个月，以保护自己的利润。据说，有的官员参加了会议，虽没有指手划脚，但“表示理解和支持”。彩管厂还请求官员不要再批新厂——还是想借行政力量。

　　自己挤上了公共汽车就不想让别人再上来，至少在车里大家是团结友爱的。只是这种团

　　结友爱早年间就被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斥为“垄断阴谋”。今天我们不怕那老头儿，就垄断了怎么着？咱告他损害名誉权！

　　只是这种垄断阴谋只进行了一半就自行解体了。据说到年底，八大厂家又在酝酿把会议搬到香港。人类追求垄断的动力是无穷的。

　　除去这种官督民办的垄断努力之外，同行间的自律排异也是了不得的。

　　济南光明机器有限公司曾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定为“中国最大的门窗加工设备制造商”。然而在４月４日闭幕的’９９中国建筑门窗管板材产品及设备（北京）展览会上，光明公司竟被拒绝参展，原因是今年１月１日光明公司产品降价超过２０％，引起同行公愤，联手抵制其参展。

　　１９９９年 银行甩出小尾巴

　　可以断定，所有经济中人都料到了银行要降息。以致当６月１０日降息真的来了，股市并没有像想像中的哄然大热——此前已先热了一步。

　　同样可以断定，所有经济中人（不包括工商银行人士）都没有料到，工行在央行的降息行动中加了一条尾巴，在北京工行的储蓄所门前都能看到这条尾巴——

　　定期、零存整取存取款办法作如下调整：（一）实行按月等额存取办法，即以开户金额为约定，每月等额存款如发生漏存，可于次月补存，但如果出现连续漏存月份，则此后存入金额均按活期利率计算；（二）６月１０日以前开户的零存整取账户，以６月１０日至７月９日期间存入金额为此后按月等存款金额，每月只能存一次。

　　向银行业人士打探了一下，这条小尾巴主要是为了减少银行的利息支出。比如１９９７年开户的３年期零存整取账户，其年利达７．４９％，比现在的２．２５％多多了，自是心痛得牙痒痒。于是弄出个小尾巴出来拦拦，比如你想存入１０万元，但你下个月肯定没有１０万元的进项，只好要么不存，要么把１０万元分开按月存入，反正结果都是您老牺牲利息无偿奉献（后来这一条取消了，看来工行自己也觉不妥）。

　　工行正在向商业银行大步跨近，这种商业行动甚可理解。但工行领导肯定也想到会有个别储户觉悟不高，于是嘱咐储蓄所（行内话叫“柜面”）“做好解释工作”。

　　至今不知这小尾巴是工行哪一级领导做出的，也许还得到了央行的批准，甚至更上级的首肯。怕就怕较真：储户开户，就是与银行签订了商业合同。如今工行伸出个小尾巴，实际上就是单方面撕毁合同，铁定要承担责任。不要说一个商业机构不能随意毁约，就是上级行政机关制定颁布的行政法规和命令，也不能与法律相抵触，比如《合同法》。

　　小尾巴真给广大商家出了个招儿。有旅客买了较便宜的香港飞北京的往返机票，一年内有效。但签回程票时被告知没有经济舱座位，只好买公务舱。一算钱并没有便宜，于是怀疑航空公司有诈。其实航空公司大可也加条小尾巴：本公司诚信守诺，今经上级批准，所有返程顾客均须在半年前预订座位，提前一分钟或延迟一分钟订座者均被视为放弃返程票权利。

　　其实，在历次降息中，损失最重的当属保险公司。目前保险公司资金运作收入主要靠银行利息。降息后保险公司收入少了，但对保户的承诺（有些是十几年或几十年的保单）不能撤销。逼急了最多停办亏损险种，但对老保户还得照旧——如今是不是也该脑筋灵活伸出个小尾巴？

　　保险公司在计算费率设计保单时要靠精算师，他们把几十年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找出盈亏点，这些资料中包括利率的变化。因此保单售出时，保险公司和保户就共同承担了利率风险。银行存单也如此。如今工行想单方面撤退。

　　不可抗力是合同双方都认可的大尾巴，比如战争。近年有二战中受难的犹太人向保险公司索赔。德国最大的保险企业安联集团宣布，他们愿意承担这种道义责任，虽然这不是法律义务。

　　尽可以斥责安联此举的商业作秀色彩，但人家确实挺爱护自己名誉的。

　　１９９９年 于志安出走菲律宾

　　有两个人，都遭遇了“５９岁现象”，都想把国家的钱往自己兜里揣，都万幸没得逞，但一个得到普遍同情，另一个几乎一棍子打死——前者叫褚时健，后者叫于志安。

　　褚时健曾扛着半个云南财政，这个大柱子１月２０日折了，褚被判无期徒刑。且说褚罪状之一，３人共同贪污３５５．１０６１万美元，褚分得１７４万美元，按当时外汇牌价合人民币约１３００多万——据说此一罪就可判五六回死刑了。

　　法庭的解释为：“鉴于他有自首和重大检举立功表现，以及赃款已全部追回”云云。如果硬着心较起真来，难道赃款被追回来就可以免死罪了吗？而现在法理何曾有过“将功抵罪”之说的？

　　但大家是硬不起心来的，盖因褚功绩大大。这一回大家已全不理会毛泽东的名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同声为褚的心理失衡声讨外因。一般人感情用事说说也就罢了，连褚的辩护律师马军也为褚喊冤：褚１７年的总收入只占玉溪烟厂上缴利税的十万分之一。

　　大家没有为前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喊冤。从个人素质上看，于更胜褚一筹。这不仅因为于读过两个大学，学过两个专业，也不仅仅因为他数度妙手回春救起亏损企业，于更是以系统经营理念和超前观念而闻名。

　　据说，早在１９８０年，中国还在为商品经济姓资姓社而争论的时候，于志安就提出：“我把商品经济比作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条高速公路，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认识和顺应商品经济客观规律，社会生产力发展就迅速，社会物质财富增长就快。”此言甚合邓小平的“猫论”。

　　于志安还提出企业产权这一敏感问题，认为企业可以不属于国家。可惜，于把他的产权理论付之于行动，１９９４年底，长动集团在菲律宾登记注册了长动菲律宾公司，于任董事长。１９９５年，于出走菲律宾，想在菲继续他的产权理论实践。后经多方努力，流失出去的６５万美元的国有资产被追回了。

　　可惜了两条好汉。如果硬要说是体制原因毁了这两条好汉，同样的体制还会制造出中原制药厂的孬种。

　　中原制药厂是建国以来中国医药行业一次性投资最大的建设项目，总投资１８亿元人民币，但其试车之日就是其关门之时。４套引进装置中有３套不能通过验收，试车期间仅电机就烧了上百台。从企业筹建到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组成现任领导班子，１１年间先后更换了５任领导，分别来自党政机关、机械、纺织、陶瓷等行业，真正懂医药懂管理的一个没有。至今不知道谁该对这１８亿负责。

　　总说社会主义制度使主人翁意识大发扬，但资本主义制度竟也有这样的例子——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洛佩兹挖了过来，但这高级打工仔却把自己当老板看，在西方以尊重个人生活方式著称的社会里，他竟如此粗鲁：他规定员工的工作午餐顿顿都是水果加米饭，他说这是“战士食物”，如果看到有谁偷吃零食或三明治，他会劈手夺过来扔掉，并训斥该员工。

　　是什么毁了褚时健、于志安，又是什么出落了洛佩兹？

　　１９９９年 王选去留

　　王选本想着轻轻松松地软着陆养老退休，谁知斜刺里横过条棍子。特别是出了倪光南事件，王倪两个事件加在一起，动静就大了。

　　倪光南曾任联想集团总工程师，４年前与联想老板柳传志掰了，冷冻至今，终于在９月２日柳下了逐客令。通过此事，有人发问：企业到底是企业家说了算还是科学家说了算？

　　王选与倪有相似的地方，都是以一个技术产品立足企业，影响全国。但王选似乎比倪聪明，比倪潇洒。

　　王选眼下担任香港方正董事会主席。王选说：“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２６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３８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家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

　　“但是可悲的是，”王选说，“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６１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５５岁以后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１９９２年开始连续３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

　　王选说：“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权威。”

　　王选谦称自己在卖狗皮膏药，那么是谁让王选担任如此重任的呢？是王选的搭档，或更严格地说，是王选的老板张玉峰，方正集团董事长。

　　据说，张玉峰是方正的第一创始人。张玉峰１９８５年从北大物理系下海，向别人借款１２０万元成立公司。１９９５年，张玉峰成为方正总裁后，把王选主持下的研究所并入方正。

　　据说，在美国没有企业家这个说法，只有投资者和职业经理人。不确切地说，张玉峰应该是投资人，后来渐渐兼任职业经理人。王选只能算作一个技术元老，持些技术股份。

　　但张玉峰好像没把自己当做老板，他说：公司只可能有一个太阳，不可能有那么多太阳在发光。要宣传王选，宣传王选的目的是要宣传方正的企业文化。

　　果然，王选的名气比张玉峰大得多，王选就是方正。

　　肯定不是巧合，当年柳传志也大力宣传倪光南。或许大家都认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王选、倪光南都是企业的技术教父，自然是第一的。

　　但第一的王选渐渐走到他力所难及的地方——不仅仅是他自称的“过时的科学家”，更是他可能从不擅长的职业经理人——王选误坐上了香港方正董事局主席的交椅。坐这把交椅不能仅仅“卖狗皮膏药”。

　　９月１６日，香港方正第二大股东代表渠万春要求王选辞职。

　　４天之后，９月２０日，据说方正电子、方正研究院、方正集团的一些中高层领导联名给北大校方写信，一是抗议渠万春损害了方正的形象，二是要求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下台，三是要求留下王选。

　　两军对垒，势难两立，那个老问题又回来了：企业到底谁说了算？

　　依据手头资料，方正是张玉峰借钱办起来的，张玉峰就应该是大老板大股东。如果方正是一个有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机构，就应按照资本决议的程序来处理分歧，大股东说了算。不知道方正的婆婆北京大学是不是大股东，如果是，对垒双方所期待的校方态度就理所当然地一锤定音。如果北京大学只是个行政婆婆，只是个挂靠单位，那它就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要挺长时间才能证明其选择是否正确），也让人觉得不地道，觉得它是凭着“谁够意思谁不够意思”来评判的。

　　平日里挺潇洒的王选这次也急了，奋起抗争：“渠万春的行为并非只是针对我个人，实际上是对方正严重的伤害。”

　　末了，王选留任，张玉峰去了上海方正。看来北大校方起了作用，而不是最初借债起家的张玉峰。

　　１９９９年 轰炸使馆国人怒

　　４月，有人在克林顿耳边说了些什么，于是中国朱镕基总理的美国之行未能实现最佳预期，中国冲刺ＷＴＯ尚差一步——说起来这似乎是个偶然因素，实则其阴影颇深。

　　在朱镕基访美期间的４月１０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对华裔科学家李文和的住所进行了６个小时的搜查。同样在此期间，美国人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赤膊上阵，又一次提出中国人权状况议案，不幸又遭败绩。美国人真不给中国总理面子！

　　中国人向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ＷＴＯ）的挺进历程，一直伴随着复杂的心情。有传媒披露，中国经济保守主义正在浮出海面，认为加入ＷＴＯ得不偿失。一般人提起美国要求开放市场，首先想起的是中国民族工业，但实际上，他们更喜欢的是中国的零售、金融、保险、电信和服务业。这是一个实力的世界，站在哪一个阶梯，就琢磨着哪个层面的事。

　　但中国的主流对ＷＴＯ是积极认真的。朱镕基访美之前，一系列的商务活动令人瞩目——上海通用汽车公司购买４亿美元的美国通用汽车散件，中国民航签约购买１０架波音７３７飞机总金额约４亿美元，中美电信签署１．６亿美元购买合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取消外资银行营业性分支机构地域限制，批准４家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１６家在华开业的外国保险公司中，美国独占６家。朱在美还签署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虽然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克林顿向美国国会应付的一块饽饽，而另有人断言这不会影响中国农业。

　　自３月２４日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中国老百姓就觉得北约不地道。朱镕基访美时曾怒道：“还想对西藏出兵吗？”——这说出了中国百姓的肺腑之怒。及至５月８日北约导弹轰炸中国驻南使馆，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记者遇难，中国百姓更加一怒冲天，游行示威者众。

　　中国政府发表了强硬声明。理智很快代替了悲愤，早已不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时代。江泽民总书记发表讲话，强调四个坚定不移。众省市领导也指出，提倡爱国主义，但决不搞排外。据悉，上海市市长徐匡迪还走访了美国通用公司中国总部。也许是巧合，５月１０日，中国保监会对英国塞奇维克保险与管理咨询公司做出清理整顿３个月的处理决定。

　　尽管如此，中美关系无可避免地降至１０年来的最低点。美国会正酝酿扩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想让中国“至少落后两代”。美国会还趁火打劫，公布所谓中国窃取美国核情报的考克斯报告，发表反华声明。

　　美国人轰炸中国使馆后，中国宣布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中止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但其中没有ＷＴＯ。

　　轰炸事件后９天，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便重申，中国入世立场未变。但石强调，中国绝不会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去参加ＷＴＯ。此前，江泽民总书记在谈到ＷＴＯ时引用了一句古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朱镕基总理则说：“等我们银行的监管水平达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水平的时候，我们会满足你们关于开放金融市场的要求，但现在不行。”对于美国人４月８日公布的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开放市场的清单，朱的回答是“我们并没有同意”。

　　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国加入ＷＴＯ，克林顿错过了机会，“中国的立场看来强硬起来，这使得美国的谈判代表要为克林顿总统早些时候做出的推迟达成最终协议的决定付出代价”。

　　１９９９年 中美终签ＷＴＯ

　　中国的周边环境愈发恶化，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开始转动，菲律宾军舰撞沉中国渔船，台湾的李登辉却又提出要把中国分成７个区，很狂妄的。

　　一个词挂在百姓嘴边：国家安全。

　　ＷＴＯ，怎么往远里说往大里说都不过分。当中美双方谈判时，在北京外经贸部大门口

　　守候的记者多么苦多么累都值得。

　　一旦中美达成了协议，接下来就是专家和记者们的用武之时了，透露谈判的细节，分析对中国产业的影响，描绘可能的发展机遇，还热情地把老百姓揽在怀里：先别买车，车价马上要降！

　　欢欣鼓舞者众，担心的人也挺多。１１月１５日，中美签了字，１６日，股市不涨反跌。其间的猜测、疑虑、担心和投机形成了共振，怕都怕得莫名其妙。

　　活着都不怕，还怕ＷＴＯ吗？至少３年内不用怕。

　　比如汽车，６年后关税下降，洋车奋勇进来，但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中国汽车还是有饭吃的。那时候，咱可以收上牌税，收空气钱，收各种名目的赞助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想办法治老外聪明劲还是够使的。

　　而且，ＷＴＯ是个大谈判厅，一国谈成的事别国都适用。让他们有钱有精神头儿的家伙去谈吧，我们喝咖啡在边上等着，他们一签字大家都利益均沾，咱借光。

　　如果今天，如果３年之内还感受不到ＷＴＯ之深远之宏大，那么过１０年过２０年，ＷＴＯ的伟力将充分显现出来。后人会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进行了２１年，到１９９９年，这个进程有了一个飞跃，经过一阵踌躇和阵痛后，中国社会跨过一个坎儿。当时的领导人虽然没有亲自经受挑战，没有亲自抓住机遇，但他们确实具有超前的眼光。

　　中国曾经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呀，他们像是一个在家里被惯坏的孩子，不知道怎么跟外界打交道。

　　早先眼睛是冲天上看的，外人莫不是送礼进贡来的，皇恩浩荡通四海。后来被外族铁木真们统治了一百多年，就变得自卑起来，明朝的朱元璋一当政就下令海禁，不许一块船板漂出海外。

　　再后来，不仅又被另一个外族康熙们剃了三百年的头，还被远方的强盗打破国门。本世纪初，美国还不够强大，不足以独占中国的某一部分，于是冲大家喊：门户开放，利益均沾——除去那些强盗逻辑外，这话听起来，表面上有点ＷＴＯ的味儿。

　　新中国经过３０年的被迫自力更生后，经过２１年的改革开放，能摸的石头已经摸过了，能绕的险滩也绕过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往下干必然要打破坛坛罐罐。咱如何下得去手？

　　在这个时候，ＷＴＯ来了，开放要拽着改革跑了。

　　还说汽车。全国１００多个汽车整车厂，个个都是各位父母官的心头肉。大家都知道那小汽车厂没前途，但税收怎么办？工人怎么安置？让那人生地不熟的洋人来调理吧。

　　借着ＷＴＯ，自此中国人自觉或被迫地用另一种思维走另一条道路，开弓没有回头箭，ＷＴＯ将深刻地影响每一个中国人——怎么往大里说也不过分。

　　第叁卷 2000大盘点

　　２０００年 别相信她爹是胡宗南

　　一个人是有可能跌进同一个陷阱的。一群人也免不了。所谓历史惊人地相似。说什么通过挫折我们变得聪明了，不会再犯同一个错误了，那是理想。理想一般都是想想罢了。

　　比如王安当街大喊：我老祖宗是老大老大的官，我有扔也扔不完的钱，快来勾搭共同发财！——说不定１０个人就有９个见义勇为要送咱进医院看医生。但肯定就有那剩下的一个不大聪明的人，瞧四下无人就跟了王安去。

　　实际上这一个人是跟了胡明英去了。胡乃四川省广汉市连山镇三川村一农妇，自称其爹乃蒋介石爱将胡宗南，留有５６亿元给她玩。

　　中国地大人多，每旮旯有一个不大聪明的，凑到一起也好大一群，一群人跟着胡农妇去发财，声势也够壮观的。这群人中有成都市辖下某县级市前市长；看着胡农妇口气大架子大指点江山，不由得不信，于是下令政府部门为胡农妇投资大开绿灯，并免费奉送一块地皮。

　　这胡农妇眼下不见了踪影，据说她以投资建厂为名四处勾搭，行迹遍及四川、天津、北京、哈尔滨、珠海、广州、深圳等地，每宗闹上几十万元连眼都不眨。

　　胡农妇之类近几年已出了多起，和国民党搭上的就有献金案——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留下巨财，大家合力寻将出来共同发达！这事早已揭了出来，并被传媒炒作，但仍有人跟着胡农妇起哄；往同一个陷阱跳。

　　比胡农妇举个胡爹爹就揽钱更高明一点的是闹点新玩艺儿。这玩艺儿是啥不重要，反正钱能滚出更大的钱，于是大家心里又热呼呼的了。

　　１９９９年７月坦利亚公司在沈阳开业了，这家公司以加盟经营的名义广招同盟军：投入３００元为一股，其中１２４元用于购买公司的一种产品，１个月后本钱返回，产品白送。这里每１０天开一次工资，一次金额为１００元，连续开８个月，一股３００元就变成了２４００元。

　　坦利亚公司用了许多高深名词，诸如股份加盟和信息轨道工程、市场经济学时间差、２倍倍增数制，等等。这些玩艺儿比胡宗南爹爹确实有新意，闹得只５个月就有３万多人送上５０００多万元。

　　此前１９９９年４月，呼和浩特市天源鑫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也举起一个类似的玩艺儿：凡到这家公司买东西，每花１００元，２个月后就可以返奖１６０元。比如２００块钱的自行车，公司定价１０００元。价高没关系，２个月后就返给你１６００，白赚６００元还白得一辆自行车。

　　开始大家确实得了点甜头，但不幸的结果还是不幸出现了：１１月８日，天源鑫老板一去不复返，据说至少卷走３５０万元。

　　说起来，坦利亚公司和天源鑫公司的玩艺儿比胡农妇的玩艺儿高明点有限，弄点大家都不懂的东西才更容易扎钱。

　　孔祥林１９７９年复员到河北省邮电科研所，１９９２年下海。他想干点大事，先后开过１１家公司。据报道，１９９５年他弄了套鲜为人知的进口电子产品，加以改造就变成了自己的高新技术。孔祥林把这玩艺儿挤进了省和国家的火炬攻关计划，然后就开始扎钱，仅内部股权证的集资就闹了２３６万元，扎机构的钱就更针针见血。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７日，法院以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孔祥林无期徒刑，罚金３４０万元。

　　在所有这些蒙人的故事里，孔祥林总还做得有点“根”，总还有个“高新技术”的玩艺儿，就像１９９３年的沈太福还举着个高效节能电机。而那许多胡农妇、坦利亚和天源鑫之类全不着调的骗术何以屡战屡胜？利润总应是有来路的，就是追捧网络股泡沫，也本着些美好的预期。而这全没来路的胡爹爹、加盟经营、购物返奖一类的低级骗术，怎就哄得大家忘了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个朴素见地？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不论官员还是百姓都得教育，而这个教育重担是够沉的。无限的机会，无限的诱惑，看着旁人日新月异，怎不迷了本性，怎不急着去咬天上的馅饼？一口咬完了还憋着咬第二口。

　　年月背景

　　【观点】张五常给中国经济十个建议

　　现在这里提出十个建议，全部都是我以前提及过的。知之甚易，行之不难。这些建议可不是我发明的，他们都有历史经验支持，从不出错，实在可行。

　　（一）人民银行只专于中央银行的职责，不借贷，不收存款。中央银行只管银根什么也不要管。要记，每年百分之三以下的通胀，比通缩对经济有利。

　　（二）除中央银行外，把所有国家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这些银行目前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坏账，把坏账一起卖出算了。

　　（三）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这会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而历史上没见过因为有外币流通而使本土币贬值的。

　　（四）取消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

　　（五）容许外资在中国开办任何金融事业。股票经纪行、会计行、招股、集资、放款、投资顾问之类，可放尽放。

　　（六）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今天，香港打长途电话到上海的费用，大约比打到美国高几倍；而打电话到深圳，竟然比打到美国高两倍多！这是说不通的。

　　（七）取消所出入口关税。

　　（八）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

　　（九）税制要简单。

　　（十）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

　　（张五常，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悲哀】为１００万炸了象鼻山

　　良知抵敌不过利益。四川彭州葛仙山所在的龙门山脉是世界地质遗产的罕见瑰宝，系早更新世青藏大冰盖冰流的搬运作用形成，是世界罕见的巨型冰川漂砾，它可以证明在数万年前，那里和青藏高原就如同现在的南极一样，曾是一整块巨大的冰盖，在地质研究上具有重大价值。

　　但是，万年乡政府以１００万的价格向新都一家水泥厂出卖了象鼻山３年的采矿权。１月５日这笔世界地质遗产在一片反对声中被炸掉了。

　　【感动】个人意愿广告“我抗议”

　　不到３０岁的海南青年汤逢雨以市场的方式表达了个人的政治意愿。１月２３日，日本右翼势力在大阪集会，企图抹杀日本人６０年前在南京的罪行。同日，汤逢雨出资２．５万元在《中华工商时报》头版刊出半版广告：“我们，以德诉怨，有人，变本加厉——我抗议！”

　　首例中国人借助新闻媒体表达意愿的做法确实令人吃惊。不仅是由此扩大了传媒广告的来源，更让人感慨的是，《广告法》等法规并没有限制这种表达方式，为什么这许多年没有人想起这种方式？比如美国人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比如早年美国人给予中国网球手胡娜政治避难，不能用这种市场化方式表达民间意愿？

　　【欣赏】万科掌管建设部大楼

　　１月３日早晨，万科物业公司员工把忘带工作证的俞正声部长挡在了建设部大楼门口。

　　从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建设部把三栋办公大楼以及院内居民区共３８万平方米交给了社会物业公司——深圳万科物业公司进行管理。这个举措在首都中央国家机关中尚属首例。

　　万科物业公司，对建设部收费每月每建筑平方米０．６５８元人民币，一年共３０３万元。

　　建设部把安排自己老职工和职工子女的路给断了。

　　【怪事】法院封了人大财务室的门

　　１月２１日下午３时３０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又会同武昌区人民法院联合搜查、查封了河南省汝州市人大常委会财务室。

　　作为一级执法监督机关，人大常委会财务室被人民法院依法封门，尚属罕见。

　　引发封门事件的案件并不复杂。１９９６年３月６日，原告武汉市金源商贸有限公司和被告河南省汝州市矿山煤炭物资运销处为合同款纠纷，在法院的调解下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由被告偿付原告所欠款项。由于汝州市矿山煤炭物资运销处和其上级主管部门汝州市仁达实业开发总公司均已名存实亡，法院依法裁定被告所欠款项应由其组建和挂靠单位汝州市人大常委会承担。裁定书生效后，汝州市人大常委会至查封令生效前仍表示无履行能力。

　　鉴于此，两级法院执行组随即依法查封了汝州市人大常委会财务室。

　　【选择】个人老板新鲜出炉

　　刚刚当了父亲的吴坤岭１月３１日又成为国内第一位正式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主。

　　吴坤岭是《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后，国内第一个个人独资企业执照的持有者。

　　吴坤岭的这家个人独资企业名为北京知本家投资顾问事务所，出资方式为投资人以其家庭财产作为其个人出资，申报的出资资本为人民币２０万元。吴坤岭坦然表示：商业社会是信誉社会，我敢以身家性命作担保，就做好了承担无限责任的思想准备，这样的信誉还有什么不可信的呢！

　　刘志强成为广东发展银行董事长，一位私企老板成为国有控股银行的董事，这在当年还是很轰动的。

　　做家具生意起家的香江集团董事长刘志强，１９９８年２月在广发行增资扩股时，斥资６０００万元拥有了该行５０００万股份，成为这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大股东。

　　但刘志强的故事很快就不新鲜了。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９日上市的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刘永好和第三大股东张宏伟都是私企老板。

　　自从民生银行刊登了招股说明书后，这家银行的股权变动就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按照规定，单个法人持有商业银行股份不得超过银行总股本的１０％。

　　刘氏家族持有超过１７％的民生银行股份是投资者谈论最多的话题。从民生银行成立之初的５０００万股，到２０００年５月刘永好从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得的１５０２万股，在民生银行不足５年的发展历程中，刘氏家族坚持不懈地收购着民生银行的股份。

　　２０００年５月的１５０２万股使刘永好持有的股份达到１．３８亿，占比例为９．９９％。其女刘畅的南方新希望持股比例为４．７％，名列民生十大股东之末。希望集团的股份为３２００万股，刘永好的兄长刘永行本人也是股东单位代表。

　　许多人至今还记得１９９９年年底在北京王府饭店举办的一次民生银行股权拍卖会，在会上，一个神秘人物毫不犹豫地买走了民生银行８０００万股股份。现在，人们已经知道，此人是张宏伟东方集团（６００８１１）的代表。三个月后，东方集团又收购民生银行股份５０００万股，每股１．８元。东方集团在短时间内成为持股比例达９．９４％的民生银行第三大股东。

　　【焦点】税务总局否认征过头税

　　国家统计局很权威很欣慰地宣布，１９９９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７．１％，完成预定目标。方方面面都舒了口气。

　　功臣当首推财税部门。１９９９年城里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９．３％，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４％，而全国税收首次突破亿万亿大关，达到１０３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４％，超过百姓收入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尽管税种不同，缴税主体各异，但万亿税收归根结底都是中国１２亿百姓造出来的，１９９９年人均造税８６０元。

　　年初的高级财税研讨班佐证了中央高层对财税的重视和赞许。１月１１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否认增税政策是“一脚踩刹车，一脚踩油门”的说法，他说：征税并未过头，我国的税收收入跟经济发展是同步增长的，尽管在某一时期内增收速度与经济增速不是完全等比例关系。

　　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也明确表示，仍将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家将很热切地替老百姓花钱。

　　【人物】杨剑昌孤胆护法

　　１月２８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用了不到１０分钟就宣告了杨剑昌的胜利。但杨剑昌的对手，彭海怀兄弟也胜利了，他们在半年前卷款逃走，据说骗货及拖欠银行利息共２０亿。

　　杨剑昌是深圳市罗湖区消费者协会的干部，他早几年就发现彭家兄弟图谋诈骗，于是四处反映，反被彭家兄弟告上法庭，一审杨赢了，二审翻了过来。直到彭氏兄弟跑了才又翻了回去，但又能怎样？

　　杨剑昌在电视上说：“我不怕１００个、１０００个彭海怀，我们最恐怖的是司法腐败。”此前，当众多受骗者一次又一次上访市政府、公安局，公安局不立案；深圳市工商局经过数月立案，查明泰明国贸公司虚假注资触犯刑法，将有关调查结果移送公安局，公安局还不立案；深圳市地税局经过半年立案，查明彭海怀下属有两家公司偷税漏税严重，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局，公安局也不立案；中办、国办、公安部、省公安厅纷纷批转深圳市公安局要求查处，公安局仍不立案……这一千个不立案，一万个不立案，用一句话就都交待了，即公安局认为没有必要立案。

　　结果，彭海怀兄弟跑了，是在深圳市委市纪委领导听取有关汇报后，明确要求市公安局对泰明国贸公司虚假注资、偷税、严重金融诈骗行为进行严厉查处，明确要求市公安局对彭海怀兄弟实施有效监控、防止潜逃，这一指令发出两个多月后跑的，而且是兄弟俩携妻带子卷巨款跑的。

　　有消息说，好不容易摆脱了官司纠缠，刚刚当选为深圳市人大代表的杨剑昌，联合深圳市１４位人大代表，就深圳泰明国贸公司彭海怀兄弟骗取国家和老百姓２０亿元卷款潜逃一事质询深圳市公安局渎职案。腐败不腐败，公安局检察院才有权力调查，人大代表就只能质询质询。

　　２０００年 轿车联手不降价

　　新年的欢乐还没结束，汽车老板们就给大家送来一个不高兴的理由：轿车联手不降价。

　　这不是新年新造的不高兴，而是自打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就一直不断上演的戏剧，一场市场经济与反市场经济斗争的戏剧，反市场经济里有政府官员的主谋，也有商家厂家联手的合谋。这场斗争戏剧的趋势是：市场势力节节取胜，反市场阵营步步后退。比如轿车，联手没两天就有人反水，阵营不攻自破，终于造就了２０００年又一个汽车降价年。

　　异曲同工的还有南京报摊价格。

　　近年，南京出版的日报多达十五六种，为占领市场，降价成了竞争的主要手段。有一个时期，一份４开１６版（有时多达３２版）的报纸竟然仅售０．１０元，有的报纸甚至采取大报或主报赠送的办法。今年１月，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几家主要市场类报纸达成了“从３月１日起，４开６版或对开８版市场零售价不低于０．３０元”的协议。

　　但３月刚过，新华社江苏分社主办的《现代快报》、江苏省商业厅属下的《江苏商报》市场零售价均为每份０．２０元。这表明多方努力达成的报纸零售价格协议已被撕毁。

　　《现代快报》和《江苏商报》为何撕毁协议悄然降价，目前尚不知晓。但据南京一些报摊业主反馈的信息，３月１日，各报提价后，销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彩电老板大概不爱看报纸，不接受南京报业的教训，包括康佳、ＴＣＬ在内的国内９家大彩电厂商又勾手在一起，宣布建立彩电价格联盟，实行最低限价销售。

　　远远地看着彩电九大老板手拉手坐成一排就令人发笑。

　　不是咱先知先觉，先就算定老板们的手拉手彩电跌停限价长不了，而是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话：“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这些年玩联盟的一出又一出，从平板玻璃到农用车，从ＶＣＤ到彩管，从空调到民航机票，还有这彩电，战战和和已有１０余年。所有这些老板兄弟，和是暂时的相对的，战是永久的绝对的。今天的彩电老板联手确实戏过了，何况老大长虹还婉拒握手直奔自己的阳光大道。

　　彩电老板联手，却也不完全是自拉自唱的做派，据说他们的父母官信息产业部就支持，说是彩电不能恶性竞争，联手限价是健康举动。

　　这时跑出了另一个官方，国家计委价格处负责人明确指出，彩电老板的作为违反《价格法》。大家都在官场里走动，在过去的厂家联盟价格事件中，虽传国家计委不高兴，但总不是真怒，这次是国家计委第一次站出来说话。

　　这算一个进步？也许是。但不是完胜。中国的立法，部门色彩很重，但法律一经建立，部门就应退出。在这次彩电联盟中，其对立面是消费者和没有参加联盟的厂家，他们应提起诉讼，裁决者应是法院——而不是当初为建立《价格法》出了大力的国家计委。立法完成了，怎么能就着惯性接茬儿司自己立的法？

　　消费者和联盟外的厂家干什么去了？这种明目张胆的违法怎么没人愤怒？过街老鼠既不喊更不打，闹得国家计委倒有点像狗拿耗子。

　　消费者和个别厂家太弱了，但有办法解决。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是法律专家，他谈到集团诉讼。比如券商或上市公司欺骗公众，随便一个股民就可以告上法庭，其他股民也可以发个传真来挂个名，这时候律师就跑过来当大家的代理人。官司打完了，赔偿下来了，律师拿他的律师费，挂了名的股民也往腰包里揣钱。

　　在咱这儿，肯定有消费者很厚道，想着别动不动就打官司，没那么要命。但这年月什么重要？又不搞阶级斗争了，主要较劲的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

　　这边厚道了，那边就会冒出更多的不合适。据说，中国服装协会正打算制订最低保护价，西安１４家乳品厂也憋着联手把乳品出厂价上调，海南省政府又出面实行旅游成本价管理，８月起，每人每天收费不得低于１８０元。

　　价格垄断多有政府背景，但现政府用文革的文件也算一大奇观。

　　近年来，在辽宁的丹东、营口、开原、瓦房店、庄河等中小城市农村地区，封锁啤酒市场的地方保护和不正当竞争愈演愈烈，以至于达到卖外埠啤酒就遭处罚或威胁、殴打、暗算的程度。而受处罚的经销户上法院告状又败诉，交不起巨额罚款就被抓。

　　３月３日，辽宁省东港市安民镇啤酒经销户刘云吉被传到法院，后被司法拘留。３月２３日，该市孤山镇啤酒经销户吕波在家里写申诉材料。突然，当地法院的几名工作人员翻墙而入，将其抓走。最后，刘交了２．３万元罚款才被释放，而吕则被关押满１５天拘留期。

　　这些怪事追到底，与当年辽宁省革委会的一份文件有关。辽宁酒类市场管理至今仍沿用１９７８年４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辽革发２４６号）文件发布的《辽宁省酒类专卖管理暂行办法》。当时是计划经济体制。该文件规定，各单位生产的酒类专卖品，统一由当地糖业烟酒公司或专卖管理部门指定的经销单位统一收购；经销单位按专卖管理部门指定的批发单位进货，不得自行采购；经销酒类产品必须经专卖管理部门批准，发给专卖许可证；缴纳专卖利润。

　　时代在进步，文件不进步。要进步就会有牺牲。

　　８月９日，在重庆巴南区率先宣布药品降价的新特药店老板陈华跳江自杀身亡。据称，陈华自杀是因为不断接到同行的匿名恐吓电话。

　　年月背景

　　【记录】个人纳税４００万

　　新年刚过，北京市海淀区地税分局就收到了一位公民在此一次性缴纳的个人所得税４００万元，创下了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以来个人所得税一次缴纳的最高记录。

　　这位创记录的公民是海淀试验区所管辖的最大的私营企业——北京用友软件（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位股东。

　　【罪恶】为２．５元残杀三少年

　　洛阳轴承集团公司第一小学学生薛亚山１１岁，段可可１２岁，杜洛飞也是１２岁。

　　２月２７日下午，三名少年在金祥武的电子游戏厅内玩了一个多小时，欠下了２．５元钱未付逃走。金祥武引诱三人回到游戏厅后对他们进行毒打，用锁门的铁链将其中一人的头部打破，致其昏迷，后恐事情败露，便采用刀捅、手掐等手段将三名学生杀死，随后将尸体分别装入两个纸箱中。２月２８日，金祥武和其兄金祥玉一起乘车将纸箱运到宜阳县寻乡村一荒山沟中将尸体焚烧。

　　【人物】点子大王何阳被捕

　　何阳因涉嫌诈骗，２月１５日被银川市检察院正式批捕。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９日，银川市公安局接到宁夏酸妞野生饮品公司总经理夏虹钢的报案，称何阳以帮其公司产品制作广告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为名诈取人民币１００万元，此事立即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并立案侦察。

　　何阳号称“点子大王”，其实就是一策划人。有记者与何阳打了多年交道，说起何阳酒逢老友千句少——

　　我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何阳。但我以为，我认识他，并且还认识他的影子，以及影子下面的土地。

　　第一次与何阳打交道是鞭炮事件。

　　１９９４年初我在《中国青年报》。某日有一老编辑呼哧带喘地跑来告诉我：何阳又出大新闻了，农民过年不买鞭炮要买何阳的点子！

　　稍后一打听，从最初的策划到最后的结果，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实，空晃得中央大报老记们给何阳打工，说《不买鞭炮买智慧，农民向何阳预订致富点子》，云云。

　　２月１５日我写了《没留神涮了道新闻》，讲这事的过程。

　　几年后何阳出书《点遍中国》，谈到这事说“我开句玩笑：不买鞭炮来买点子”。但何阳又抱怨说这事是农民自己干的，怎么把账算他头上了？

　　且不说何阳承认是他自己“开句玩笑”。你想，农民辗转托人找到何阳，当晚什么神都还没见到就先把钱拜上，过两天感觉不好又死活把钱要了回去——凭这等心计怎能造出“不放鞭炮买点子”的噱头？有这心计早就去策划何阳了。

　　何阳是开玩笑了，却诳着传媒跟着他玩，把真实性这个新闻立世根基也玩进去了。

　　现在何阳正遭难，把几年前的事拎出来有落井下石之嫌，实在是因为自那以后，看着何阳飘呀玩呀怪悬的，便断定何阳早晚得出事。

　　有人说，何阳事一出，标志着靠点子做策划的时代结束了。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以后必定还会有后继者，还会有许多人去求点子。

　　中国咨询调查业确实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也没有必要一个调查机构闹几千人的调查队伍玩几百个数学模型——中国尚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关联规矩到如此紧密。何阳尽可以天南海北地去做报告，信不信由你，花几十上百块钱买俩小时乐子也算个收获。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生存的权利。

　　何阳在台上怎么找乐子都问题不大，但一到白纸黑字的合同，就该认真对待了。还不上钱怕什么，稍微出个点子，比如债转股——好歹也要认真应付，就是不能横赖，否则就可以告你诈骗。

　　说了不算，借钱不还，说时就没打算算数，拿钱就没打算办事，不知何阳是不是这么打算的，但结果同此。而这种视信用如狗屁的习性弥漫着整个中国社会，这种最细小最普通的毒瘤正凶狠地打击着中国人的投资欲望，消耗着中国国力。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夏虹钢在北京被何阳赶出来后找到我。我又能说什么呢？国营企业告不动他，中央传媒被他告了，你一个宁夏个体户又能怎么着？夏脚有残疾，我送他出来，看着他歪斜着身体在寒风中走进地下道，我真是悲从中来，好几天都闷闷的——男人至此！

　　但走南闯北的何阳，这回竟栽到这位偏远地方来的个体户手里。

　　夏虹钢怕在北京立不了案，想来想去还是在家乡立了案，并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７日把何阳诱到西安拿下。

　　何阳后来告状说，外地公安地方保护主义，一年内两次把他“绑架”到外地。

　　政法系统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存在的。但细一想，为什么有两个不同地方的公安都喜欢对何阳玩地方保护主义？还有几个北京和外地的厂家也不喜欢何阳？何阳自己怎么不撺掇北京公安去绑架别人？也去出点子玩地方保护主义？——何阳自己就没短处？

　　何阳去过美国。但不一定是因为去过美国就可以发出这等感慨：“因为现在何阳有了点名气，所以就有人和名人过不去。难道我们民族真没有容纳和造就人才的环境和胸怀？”

　　如果凑巧何阳一赌气出走美国，他就会发现美国人更容不下名人。克林顿在空军一号上理发占用飞机跑道半小时被美国人臭骂，比尔·盖茨以技术优势暗藏杀机想垄断市场面临被肢解，泰森自以为像何阳一样到处受欢迎就想对小姐动粗结果只好蹲监狱。公众苛求名人，媒体盯着名人，这是任何社会的通例，这是当名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何阳肯定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够聪明，他写到：“成人后经北京权威医院的机构测定，智商仅差了两分就获得满分，为超超常。”

　　这我相信。一定是“点子大王”这顶帽子把何阳压昏了，进入了臆想状态，“投入地笑一次，忘了自己”。经过这一劫，经过认真思考，何阳一定会明白，自己还有许多不足，就是玩飘也是轻量级的，既比不过牟其中，也比不过股市里的大鳄。

　　何阳想必已策划好了，出来写本书，一定畅销。

　　【权利】我有义务用身体堵枪眼吗？

　　从今以后，如果再有人说公家人不拿公家的钱当钱，我跟他急。

　　比如建行黑龙江省大庆市分行就把公家的钱死死地当成钱，你就是把这钱揣回家放一夜也不行。

　　１９９９年７月９日，两条大汉闯进大庆市建行景园储蓄所，挥锤猛砸防弹玻璃，大喊：“快开门，报警就整死你们！”

　　此时屋里只有姚丽等三个女营业员。好个姚丽，虽受惊不小，还是伺机按下报警器，但报警器罢工了。防弹玻璃已被砸出一个直径４０厘米的伞状碎痕。姚丽又装着找钥匙拖延时间，并蹲在柜台下再次打电话报警，但电话也罢工了。玻璃就要掉下来了，另一个营业员孙海波把柜台门打开了。

　　两大汉进门后四处找钱，姚丽丢卒保车，把自己钱匣里的１．３万余元给了歹徒，但票据、公章及保险柜里的２５万元现金保住了。

　　第二天，姚丽从自己家里拿来１．３万余元交给单位——这笔公款离开公家一夜。姚丽的家人说了句人话：命保住了，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不能说，姚丽的领导说的就不是人话。

　　８月５日，领导宣布：姚丽没有制止孙海波打开柜台门的错误行为，也没有与歹徒搏斗，并在歹徒威胁下将尾箱内的１．３万余元交出，属于严重失职行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危急时刻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决定给予行政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处分。

　　姚丽的领导一定是太把公家的钱当钱了，所以才有这番公说。姚丽气得把建行告了。

　　１月２６日一审判建行输，３月１日终审依然判建行无权开除姚丽的公职。

　　但姚丽也没好日子过。她仍被开除党籍，行政记大过，补交劫款。有人说姚丽是狗熊。

　　但很多人不这样看：姚丽即使不是英雄，也有权利紧急避险。在一个法治社会，人的职务责任，应该有着清晰的法律界定。银行职员只是一种普通职业，只应该有一些职业规范而已，比如遭遇歹徒抢劫，应及时拨打报警电话。银行职员不是公安，也不是战士，一个普通职业不能规定公民有付出生命的义务。

　　【故事】养父母虐待，５岁女孩双脚截肢

　　２月２８日，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栖贤乡尖山村５组村民田贵水夫妇将一瘦小的女孩抱进了乡政府。看到小女孩的样子，大家被惊呆了：她全身伤痕累累，一双小脚更是溃烂得不成样子，皮肉骨全成了木炭般的深黑色。

　　小女孩名叫田引兰，是尖山村５组村民田贵恩、邓祥枝夫妇抱养的养女。５年前，尖山村４组村民邓祥枝因丈夫死亡改嫁到５组村民田贵恩家。邓已同前夫有个１０余岁的儿子，但因儿子不愿跟改嫁的母亲，邓只得将儿子寄养在前夫家中。由于邓已做绝育手术，夫妻俩就想抱养一个孩子。１９９４年５月１日，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被人遗弃在栖贤乡政府门口，田贵恩夫妇抱养了这个孩子，取名田引兰。

　　最初几年里，夫妻俩对待小引兰倒还说得过去。可１９９８年初，邓已年满１８岁的儿子突然表示愿意认邓祥枝这个母亲。从此，小引兰的厄运开始了。饿肚子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剩汤剩饭，煮红薯是小引兰惟一的主食，而就连煮红薯也常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有一次，小引兰一连两天没吃东西，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偷偷来到一村民家讨吃的。那户人家看她可怜，就给她下了一大碗面条。邓祥枝发现后，径直闯入这户人家，黑着脸拎着小引兰的头发，一把将她拖到门外，打骂完小引兰还觉不解气，又跳着脚与那户人家大吵了一架。从此，只要谁家给小引兰饭吃，邓祥枝就找上门去，闹得人家鸡犬不宁。

　　年前金堂县下了场大雪，位于金堂县最偏僻、海拔最高的栖贤乡更是滴水成冰。雪还未化，村民们看到小引兰跪在地上，一步步艰难地爬行到池塘边，在冰冷的雪水里洗衣服。而她的一双小脚套着双烂胶鞋，连袜子也没穿，脚与小腿肿得像水桶，有的地方连坏死的骨头都露了出来，散发着强烈的臭气。小引兰告诉大家，邓祥枝给她的裤子上绑了绳子。她解不了手，每天就只有把尿撒在裤子里。尿水积在胶鞋中流不出去，生了冻疮的脚就被尿水泡烂了……

　　在村干部的调解下，自知理亏的邓祥枝最终同意将小引兰暂时交给同组村民田贵水家抚养。田贵水将小引兰抱回家时，５岁半的小引兰体重竟还不到１０公斤。田贵水给她改了个名字叫“春梅”。一家人每天煮鸡蛋给小春梅养身子，１０天后小春梅的体重就整整增加了５公斤，但对小春梅坏死的双脚他们却束手无策。

　　田贵恩、邓祥枝知道小春梅病情严重的消息后，当即将家中的２头牛、９只羊、１头猪及值钱的家当变卖，随后一把铁锁锁上大门不知去向。田贵水夫妇无奈，只得将孩子抱到了乡政府求援……

　　孩子被送到金堂县人民医院救治。３月６日上午，金堂县人民医院为孩子做了截肢手术。金堂县委县政府准备拿出一个长远、妥善的方案来，让小春梅以后的人生能过得幸福快乐。栖贤乡政府已为小春梅成立了一个互助会，负责照顾小春梅长大成人。

　　３月１１日凌晨２时，专案组人员在河北省饶阳县张铺村将田贵恩、邓祥枝夫妇抓获。

　　【争论】谁有权给大学排座次

　　我们的政府曾经很宏大。

　　说这话不是想讽刺什么，而是想说，我们的各级政府，包括最基层的城市街道办事处，曾经是权力无边，上到人类的精神家园，下到甩卖西红柿１毛钱１簸箕还是２簸箕，政府都要管。改革开放这２０多年来，中国人主要想搞清楚的只是５个字：管还是不管。

　　慢慢地大家有了共识，许多事情政府不应该管，也管不好。于是政府变得不那么宏大了，小政府大社会变成了美言。

　　但美言不能众口一词，比如关于中国大学排行榜。

　　早年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美国推出了全美大学排行榜，许多中国人就是以此来判断美国大学的水平来选择学校的。有中国科大少年班毕业的蒋继宁诸少年儿郎仿效美国人的评估方法和标准，去年一举推出中国高校排行榜。

　　蒋继宁算老几？说好听的是民间机构，说不好听的是个体户。果然有自觉委屈的高校强烈反弹。很有名气的中山大学被排在第２５位，华南理工大学排在第４１位。反弹的理由很明确：高校的名次不是谁都可以排的，总得有政府出面才更有权威性。

　　可以想像，此时自觉委屈的高校当备感政府的温暖。除去想请政府主持评比，其他方面也想请政府照顾，比如教师宿舍、科研项目，更理想的连学生分配也请政府包了。但另外一些问题政府最好就别管了，比如教师兼职，比如收高价学生的事。

　　其实，想占计划经济的好处，也想捞市场经济的外快，随便哪个行业哪个部门都如此，所以不能苛求学校。

　　如果学校的天上地下都由政府包起来了，不当吃不当喝的，排行榜还有个啥用？所以排行榜对市场经济更有用。在市场经济中，排行榜由政府出面更具有权威？

　　早先中国的评比和排行榜满天飞，５００强企业、５００大名优声威震天，但同时也叫苦连天——榜杵到你眼前了，不参加不掏钱吧，人家政府部门有权有势早晚给你颜色。等闹得满鼻子都是铜臭气了，中央一声令下谁也不许评比了——主要是针对有权便有威的政府部门。

　　正此时，蒋继宁站出来了。他认为，由民间机构进行高校评估，其身份超然独立，有利于评估结果的公正。换句话说，某个高校校长有可能去教育部高就，从而难免对自己母校的偏爱，但校长不大可能去当蒋继宁的副手。

　　民间机构并不是天然就公正的，它也很容易被诱惑。比如王海，自打人们怀疑他黑吃黑后，王海的路就走不长了，事业就做不大了。

　　操作排行榜的蒋继宁的网大（中国）有限公司将更多地受到来自市场的约束：只有公正的立场和科学的评估，方能赢得公众和网民的注意——有了注意力，才可以干大事。

　　好像中国人对国外的民间机构的权威还是很认的。评估投资机构资信的权威穆迪公司是民间的，组织世界５００强上海年会的《财富》杂志也是民间的，但江主席却也亲赴。

　　【正色】中国政府提出台湾问题底线

　　２月２１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其中提到台湾问题底线：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

　　有北京传媒玩闹，说“解放军的导弹能打到李登辉的办公桌５米之内”。这个传媒受到训斥。

　　２０００年 吴敬琏斥责网络

　　在中国，３月份是政治的。

　　人大、政协两会话题多，西部大开发百年大计，国企债转股走走停停，社会保障、扩大内需、环境保护、农民减负议了又议议而难决。其中有俩话题当是重中之重：新经济和台湾。

　　仅仅一年，新经济如同革命火种般瞬间烧红中国。从１９９９年“５·１９”网络神话挑起股市井喷开始，便有１６３的拍卖，有亿安科技莫名其妙地破百元，有联想奋不顾身地跳网海。

　　其时，两会期间，有中国经济理论大佬吴敬琏给网络泡沫泼冷水：在我国要不要发展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呢？我的回答是：当然要。从比较优势的观点看，我国的一些地区存在高技术人才密集的特点。这是一种可以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潜在优势。我们应当努力使这种优势能够发挥出来。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现状，如果以为他们正在向美国等国家看齐，开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不经过巨大努力，或者很快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那恐怕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

　　吴先生接着说：我们必须懂得，高技术产业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在诸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使高技术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必须全力以赴，为人力资本创造性的发挥建立起必要的组织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条件。从这种观点出发，对于不强调真抓实干，而是爆炒高科技、网络股等概念以吸引大众跟风入市，促成股价飚升，就不能不怀疑醉翁另有他意了。

　　早有ＩＴ新锐姜奇平和方兴东拍案争辩：新经济的“基础”由谁来支持？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国家和政府出钱，这与吴市场一贯的主张相矛盾；再就是依靠市场机制（包括资本市场机制）来推动。吴先生的观点，有将新经济与网络股割裂之嫌。其实新经济与其说是高技术催生的神话，不如说更是硅谷技术与华尔街资本市场联手导演的结果，两者不可或缺。如果说，新经济在中国真的八字还没一撇，那正需要网络股背后的资本力量去推动。

　　两新锐接着拍案：我们认为，新经济“八”字的第一撇，就是通过网络股，率先完成资本调整，使萌芽中的新经济获得初期发展所需的资源。网络股的客观历史作用，就是用无形的手，代替政府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成资本从夕阳领域转移。

　　最新的新锐是李泽楷，华人首富李嘉诚之次子。

　　李泽楷３３岁，１９９９年５月将其数码港借壳上市，其财富一天之内由１５亿港元升至百亿以上，今年２月２９日，小超人又斜刺里杀出，从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之子李显杨手边夺过香港电讯。

　　据传，李泽楷的致富速度超过盖茨。但不管如何新锐，小李总躲不开老李的光环，人们总有理由怀疑乃父护子。杨澜不存在这个麻烦。

　　前电视主持人杨澜忽辞别凤凰卫视，今年１月杨澜斥资３５００万元，与发利电讯主席高振顺联手收购了良记的控股权，３月１７日良记正式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其发展方向是以历史人物传记片为主要产品和资源的宽频网站。此举立受追捧，两个月内良记股份暴涨２０多倍，杨澜身家几达８．４亿。

　　就这么个身体单薄、说得兴奋时双手乱拍的女子有何奇功？实乃时势造英雄，生生把个善良的女孩强造成个大款。当人们要表达赞赏、嫉妒、愤怒时，有一句国骂：“我操！”如今这句国骂被另一个相似发音的词替代了：“喔赛！”

　　全世界网络投资界正在举起双手双脚欢呼巴菲特的觉悟。

　　沃伦·巴菲特以辉煌的投资业绩被世人称为大师，他的举动常被投资者视为风标。但他对网络公司的投资价值一直心存疑虑，甚至百般嘲弄这些“新经济”。然而近日爆出新闻：巴菲特早已暗送秋波，其旗下控股公司已购买了微软公司１６９０万美元的股份，购买了ＣＯＸ有线通信公司７７８０万美元的股份。

　　巴菲特觉悟了大家都高兴，但仍然有人不觉悟，比如哈佛大学商学院财经教授威廉·萨尔曼，他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学生了。过去有钱的美国人总是把孩子送进哈佛，为日后进入工业、银行、商业公司有个好前途。但突然世道大变，今年该校有３５％的毕业生决定不走父辈们的路了，而去创办企业或风险投资，去追赶“新经济”了。

　　哈佛学生不是胡来的，这觉悟是有原因的。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２日全球发达国家股市指数市值报收３０１８００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的全球生产总值为３０１０００亿美元。也就是说，全球虚拟资本已超过实体资本。

　　股市市值上升确实给美国带来巨大的财富效应，消费、投资、就业一轮轮上升，美国经济已经连续九年增长。只有一个人总是铁青着脸忧心忡忡，这就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日前他又一次表示将继续紧缩银根直至股市回落。

　　隔着太平洋，中国人与格氏正相反，着急的是经济冷淡，谁能搅热经济搅热股市谁就是好猫。

　　于是网络走来了。中国人学得惟妙惟肖。先划拉俩钱立起个网络，再上市扎更多的钱。而股民也是惟网是尊惟网是捧，热热闹闹玩了一轮又一轮——比巴菲特觉悟快多了。

　　这里或许有官方的意图，希望以股市刺激经济。但有分析认为，中国股市制度不规范且规模小，财富效应受到限制，不能抱大希望。可能更为关键的是，中国能否跨越欠发达的实体经济阶段而直接进入“新经济”？这轰轰烈烈的网络里有没有泡沫？

　　泡沫最早起于１７世纪３０年代的荷兰“郁金香恐慌”事件，这种开着美丽花朵的百合科植物的球根成为人们牟利的对象，一个球根的价格竟被炒到一辆马车的价格。１６７３年泡沫破了，无数人一夜败落了，荷兰经济也元气大伤。有意思的是，３００多年后，在遥远的中国，又上演了一场炒君子兰的大战。

　　泡沫经济似乎是这个概念：人们为追求暴利而把一些价值弹性很大的物件，如不动产或股票，炒起来，使其价格严重背离价值，最终导致价格暴跌，资产值骤然收缩。泡沫经济有两大特点：一是被炒作的物品价值很难估算，甚至其价值就是被人为地虚构出来的；二是大把的钞票从这个兜搬到另一个兜，社会财富的总量并未增加。

　　中国人记忆犹新的是１９９０年前后日本泡沫的破灭，当时楼价大跌，仅土地资产一项就减少约２００兆日元，相当于日本ＧＤＰ的４５％。在１９９５年１０月，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第一次提到泡沫经济：“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要防止产生泡沫经济。”

　　及至２０００年年中之后，Ｎａｓｔａｑ股价大损，已奋勇挤入其中的搜狐、新浪、网易等中国概念新锐一跌再跌几近垃圾股，国内ＩＴ阵营凉风习习，撤资恐惧十面埋伏，裁员鼓点一阵紧过一阵——这时候，ＩＴ精英们不大在传媒上露面了，露面的是吴敬琏。

　　年底中央电视台评选１０大财经人物，在老板们中间，吴先生是惟一的学者。当选的两大理由是，一是３月给网络神话泼了凉水，二是１０月在《财经》杂志文章《基金黑幕》掀起大波时站出来说了话，虽然话说得很收敛有分寸，但别人没说话。

　　年月背景

　　【罪恶】精神病福利院四年扔了数十名患者

　　乌鲁木齐精神病福利院是国家全额拨款的慈善机构，民政部门每月为该院收容的有残疾的精神病人每人拨出３００元人民币的生活费。

　　从１９９６年到１９９９年的４年间，为截留安置费，乌鲁木齐精神病福利院负责人多次指令该院职工，乘火车或汽车将被收容的精神病人带出乌鲁木齐，遗弃在沿途的火车站、汽车站甚至野外。在被遗弃的数十人中，既有８０岁的老人，也有１０多岁的孩子。

　　２０００年３月，因一名职工拒绝再带人出去而受到打击后，此事暴露。记者在调查时，该负责人态度十分强硬地说：“我这样是为了减轻福利院的负担，无可非议。”

　　【愤怒】林业局长灭火现场泄淫火

　　女儿当三陪，作为父亲却在卡拉ＯＫ厅包房里嫖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此事发生在云南省镇雄县大湾镇县一家歌舞厅。

　　女儿名叫宋红（化名），出生在镇雄县大湾镇，今年１８岁，其母是村办小学教师，其父宋启明（化名）是一名乡村干部。１９９４年，宋启明离职进县城在一家公司当职员，因工作能力强，很快被提升为部门经理。宋启明有了地位和金钱后，像换了个人似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１９９６年，妻子和他离了婚。受此打击后，宋红学也不上了，开始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１９９９年，宋红到县城一家歌舞厅当三陪女。

　　３月２６日晚上，宋红到县城一家歌舞厅陪了几个客人，因为酒喝多了，便在包房里睡着了。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走进这间包房，见有个女的睡在里面，便凑了过去。当宋红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见一个男人赤身裸体地趴在自己身上，拉亮灯一看，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她伤心地哭了起来，可宋启明竟掏出钞票，说用于补偿，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４天后的另一件事，更是透着邪乎。３月３０日，浙江瑞安市某镇同时发生两起森林大火，市林业局即派副局长洪汝道率员赶赴现场指挥灭火。

　　可是这位局长大人的心思并不在指挥救灾上，他见镇政府有个女干部黄英年轻漂亮便动了邪心。到了晚上竟死皮赖脸地要到她家去吃饭。被婉言拒绝后，镇政府把他们安排到饭店用餐，他又硬拉着黄英去陪酒。

　　喝到９点，火势进一步扩大，林业局其他干部闻讯立即退席赶往现场。惟独这位身为指挥头目的局长大人竟然赖着不走，说是还要“再喝几杯啤酒”。这还不算完，他把黄英留下来狠灌到１１点，终于把她强奸后坐车扬长而去。

　　【正色】大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３月１５日，朱镕基总理会见了采访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谈到台湾问题，朱颇动感情：说台湾问题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早在８０年代邓小平几乎是用同样的语言阐明这个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能永远地拖下去。拖下去，那不动武行吗？既然早就讲过了，那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甚至于一贯对中国友好的美国人士也对此提出意见。但是我问他们看过白皮书没有？问了１０个人，１０个人都说没有看过，是听别人说的。

　　朱镕基说：台湾的选举是地方选举，是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想干预。但是我们必须讲清楚，不管谁上台，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都不能允许。这是我们的底线，也是代表１２．５亿中国人民的心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朱镕基说：谁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就支持谁，我们就跟他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要说让步，让步给中国嘛。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因为你不得人心，你违背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人心，你也违背了全世界华裔、华侨的人心。我们中国人都记得，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一部近代史就是受外来侵略势力欺侮凌辱的历史。台湾也是多年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统治和占领下。回想当年，中国是何等的贫穷积弱，但是我们还是喊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并且为此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我当时只有９岁，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

　　朱镕基说：现在，有些人在计算中国有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几个导弹。结论是中国人不敢打，也不会打。按照你这种计算，希特勒早已统治全世界啦。你不懂中国的历史，你不知道中国人民一定会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尊严。

　　朱镕基说：现在，台湾人民面临着紧急的历史时刻，何去何从，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但是，我们相信台湾人民的政治智慧，我们相信台湾同胞会做出明智的历史抉择。但是世事难测，台湾同胞，你们要警惕啊！

　　３月２０日，台湾选举结束，国民党落败，民进党陈水扁当选。当日，台北股市下跌２２７．２２点。

　　当日，江泽民主席说：台湾地区的选举已经结束了。我们过去说过，现在仍然认为，台湾不管谁当权，我们都欢迎他来大陆谈，同时，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但是，对话谈判要有个基础，就是首先必须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

　　【记录】委员长首次作报告

　　３月９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作常委会工作报告。这在全国人大历史上是第一次，此前均由副委员长作报告。

　　【欣赏】李瑞环朗读华美闭幕词

　　另外，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政协九届三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用专门的一章，而且是第一章讲了时间问题。他在这一章劈头就指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公元２０００年，在这千年更迭、世纪交替之际，抚今追昔，备感时光之易逝，时间之宝贵。正确认识时间，有效利用时间，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同志，具有特殊的意义。

　　李瑞环在回顾了中国的历史变迁和当今世界的变化后指出，地球越来越小，发展越来越快，慢走一步，差之千里；耽误一时，落后多年。从当前世界发展的大局大势来审视我们自己，中国同过去比确有很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要赶上发达国家，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我们发展别人也在发展，而且是在更高的起点上发展，我们再不能丢失时间，时间对我们实在太宝贵了。

　　李瑞环还批评有些人把大量的宝贵时间或消耗在人浮于事、互相扯皮中，或浪费在文山会海、空话套话中，或耽误在无事生非、无谓争论中，或损失在盲目决策、胡乱指挥中，或荒废在无所用心、无所事事中，甚至消磨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凡此种种，实在令人痛心和忧虑。时间的最大特点是一维性，时不我与、时不我待、时不再来，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改变这种误人误己、误事误国的不良风气。

　　【尴尬】台湾为难小三通

　　３月２１日，台湾“立法院”通过《离岛建设条例》，决定在台湾本岛与大陆全面三通之前，先在金门、马祖和澎湖试办小三通条例。“立法院”当天通过该条例全案２０条条文。条文规定，上述三个地区与大陆地区试通航，并且“不受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等法令限制”，实施办法由“行政院”定立。

　　３月２３日，台湾“行政院”对开放离岛小三通表示反对，“院长”萧万长表示，小三通在“立法院”协商过程过于仓促，等于“将台湾一分为二，将对本岛造成冲击”。

　　【对比】北京宠物年花费２０００万元

　　朱镕基总理３月５日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说：１９９９年我国有８４００多万人因为国家采取大幅度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多项政策而受益。落实这些措施，国家财政共增加支出５４００多亿元。去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考虑价格下降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９．３％。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３．８％，贫困人口减少８００万人。

　　据了解，在北京市防疫部门登记注册的宠物猫和狗有６万多只，而没注册的远比注册的多，北京市民拥有的各类宠物至少在４０万只左右。如果每只宠物的月消费额为５０元，那么北京人一年就要为此花掉２０００万元。宠物商品的市场极为丰富，各式口粮、时装、窝床、玩具无所不包。仅狗用护理液就有护毛液、浴液、消毒液之分。

　　【争论】宁抢私家不偷国家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邓宝驹等人监守自盗，在不到两年的任期内，通过转账手段，提取现金，再通过虚假挂账将账目填平等手段非法侵占了该信用社高达２．３亿元的巨额资金。案发后，邓等畏罪潜逃至蒙古国，后被蒙古警方抓获并由中方将其引渡回国。

　　此案开庭审判时，邓宝驹等被控“职务侵占罪”。而依刑法规定，该罪名的最高刑期不超过１５年；而如依“贪污罪”论，则罪当可诛。但由于刑法规定“贪污罪”只适用于国家机关或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国有单位，邓所在的农村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他不算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无法以此罪提起诉讼。

　　经办此案的有关部门对此案都持低调。据称，除此案涉案数额大、影响大外，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此案的定罪和量刑可能会引起争议。邓犯罪数额远大于胡长清，却无法判其死刑。《南方周末》刊登了两篇观点不同的专家评论。一篇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写的，他认为对公私财产应一视同仁，否则就可能给社会公平造成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公产的最终目的还在于保护私产，否则就成了本末倒置。

　　另一篇评论是刑法学博士杨书文写的，他认为邓宝驹虽然民愤很大，但民众的情绪不能代替法律的理智，对该案的处理必须坚持依法而行。假如违背了这一原则，在判案时惟民愤等非法律因素，必将导致法律被架空。

　　【疑问】几万家医院一夜之间改私立

　　卫生部新闻宣传处处长张斌在第１２期《瞭望》周刊撰文说，国务院最近转发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建立分类管理制度”，将目前的医疗机构分成非营利性（即公益性）和营利性（即私立性）两大类。

　　按照这个思路，中国县及县以上的１５２７７所医院，５０６００所卫生院和街道医院，２２．９３万个医务室和门诊部，５０３个疗养院的改革，从此进入了以产权改革为着眼点的层次。这一改革，意味着现有的６万多所公有制医院机构中有半数将成为营利性的私立医院。

　　文章说，对３万多所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国家补偿是应该到位的。剩下的改制成营利医疗机构将推向市场，这样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使医疗服务态度和质量在多种所有制的竞争中得到改善和提高，最终受益的是人民群众。

　　有人认为，卫生部这一改革的力度之大，不仅在本行业前所未有，就是与全国各行业比较，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种变化差不多可以说将在“一夜之间”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改革发生之后，原先的公费医疗这一大块是规定优先供给公立医院呢，还是通过公平竞争由老百姓自由选择？如果是前者，那么，３万多家的私立医院岂不处于天然的劣势？因为他们只能去啃可怜巴巴的私费医疗。

　　２０００年 沙堆离天安门７０公里

　　４月５日，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又一次集体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自１９８２年起，每年的４月中国最高层领导人都要垂范种树。

　　新华社记者高兴地告诉大家，风沙已渐离北京城。但天公不作美，在２０００年春天，北京的沙尘暴天气竟达两位数。据说，北京北面的沙堆，距天安门广场只有７０公里，且在几米几米地挺进。《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大呼：让沙尘暴来得更猛烈吧！

　　说种树种草防沙固沙，这话说了有些年头了，眼瞧着各种活动各种宣传也一个接着一个，但这沙怎么越治越大越闹越凶了？这中间一定出了什么差错。

　　种树种草要花钱。１９９９年８月无锡市把超过６０年的一棵雪松、两棵广玉兰搬了次家就花了５０万元。当然防沙林不能３棵树这么多钱。

　　专家们说，种树治沙经费每年需要２０亿元，而现在国家每年只给３０００万元。不知这２０亿元是怎么算出来的。退一步讲，有了这２０亿元１０年后就能治住沙了吗？反正现在每年花３０００万元，沙是越治越大。

　　于是又回到那个老问题上了：改革开放２０多年，大家大力干活大把挣钱，末了弄个风沙糊面，到底是福是祸？

　　几年前，一个在美国呆了几年的朋友回到北京，忽然水土不服起来，生活起居常常举足无措，真觉得在外面呆傻了。比如喝完了矿泉水，拎着个塑料瓶串了好几条街还攥在手里——不是舍不得，而是不知该往哪扔，哪个垃圾筒是盛无机物的？

　　看看周围，大家随手乱扔，畅快。

　　由此便又羡慕起日本人。

　　话说在日本普通市民家中，人们都自觉地把垃圾分类装好，在指定时间放到指定地点，然后由清扫车拉走；人们把牛奶纸盒展平剪开，把食品塑料盒洗净叠好，在下次去超市时放入专门的回收箱；在富士山，许多人一边走路，一边捡路边的垃圾……

　　这些在日本人已习以为常的事，在咱这儿还得当好人好事来提倡来掌声鼓励。掌声有什么用？却闹得污染越烈，闹得沙尘暴成了这个春天的主题词。沙尘暴也不是一点用没有，比如可以扩大内需，扩大眼药水的销量。

　　闹沙尘暴的原因很简单。西北部的植被日益减少，沙化日益伟大。在这伟大里，很重要的是人类的伟大劳动，改天换地，牛羊遍野——人类派遣牛羊啃食植被，是为了穿牛羊皮吃牛羊肉。

　　据估计，目前我国沙化以平均每年２４６０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于一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目前现有沙漠及沙化土地面积１６８．９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陆地面积的１７．６％。我国每年因风沙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５４０亿元，这相当于西北５省区１９９６年财政收入的３倍。

　　广东省潮阳市贵屿镇的人们也在劳动着。

　　沿着陈店通往贵屿镇的公路一路往北，沿途是一家紧挨一家的分解电脑板的私人作坊，道路两旁堆满废旧塑料、电脑、电视机、电路板、生活垃圾，有的还在冒着白烟。

　　一位在贵屿镇工作的外地人说，这里每天晚上都烧铜线，因此塑料味很浓。这里家家户户都收购废旧电器，很多可能还有严重的放射性，前几年都是国外进来的，这几年都是从深圳、珠海、广州等地进来的。他们分类加工以后上市，现在市场上有些电子原器件质量不高，也跟废品有关。

　　贵屿以经营电脑垃圾为生的人数以万计，过去都说峡山富，现在已经不同了，这里每家每户都有程控电话，有的人甚至有两三部手机。

　　不过，用“垃圾世界”来形容贵屿镇是毫不过分的。这些电路板给贵屿人带来的仅仅是财富吗？

　　贵屿镇的地下水水质很差，当地地下水变绿变黄，食用水只好依靠从几公里以外的水库运来。仙彭村一个从事塑料分类处理的年轻人说，再干一年就够买房子了。有了钱，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搬离贵屿。

　　搬到哪去呢？到重庆市酉阳县青华林场去吧，这个林场曾经因护林工做出色而荣获已故周恩来总理颁发的奖状。可是今天这里的１万多公顷森林只剩下漫山遍野的大树桩，疯狂的乱砍盗伐毁了一切。一位妇女回忆说，盗伐最厉害的时候，山上到处都是人，少则几十，多则几百。每天进山拉树的大卡车有几十辆，盗伐下来的树堆在盘山公路上，连绵几里长。

　　砍树的不仅是农民，还有官员。

　　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陕西省靖边县最近出现一桩怪事：被农民状告数年的新农村乡“毁林书记”米立新，竟然当上了县林业局局长。

　　当地农民状告米立新在任新农村乡党委书记时，从１９９６年到１９９９年４年间，这个乡共毁掉林地５００多亩，其中米立新直接参与毁掉的就有１６０多亩。他是为了什么呢？

　　原来，随着近几年开发石油、天然气，靖边外来投资增加，地价不断上涨。把土地出让给开发商，对于县、乡两级政府来说，都是获利极大的买卖。但是，国家严格控制开发耕地和林地。在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米立新的选择是毁掉林地，变林地为沙地。这样虽然国家要受损失，但把沙地出让给开放商就方便多了，再也不会耽误他引进投资的政绩了。

　　对开发商来说，从政府手中买到的是沙地，不仅绕过了国家严禁开发林地的红灯，反而会得到国家鼓励开发沙地的绿灯，同时沙地地价要比林地便宜得多。更有意思的是，靖边处在治沙地区，土地上没有植被可以向上级要治沙款，于是米立新拿林地变成的沙地又卖了一次钱，这一次卖的对象是国家——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他一次就挪用过治沙专项贷款１８０万元。

　　年月背景

　　【罪恶】德商惨遭灭门

　　４月１日，江苏沐阳县无业人员仲伟杨、刘广元、丁山羊、张二杨４人携匕首来到南京金陵御花园的德国商人普方住所盗窃抢劫，杀死普方及妻子、女儿和儿子４人。仲伟杨等４罪犯后被处死。

　　【观点】党员数量庞大，管理成本太高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在１９８９年６月就提出，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素质。党员队伍过于庞大，必然会增加管理上的难度。１９４９年，党员数量是４４９万人，占总人口的０．８３％，１９９８年底已增加到６１００多万，超过总人口的５％。切实管理好６０００多万党员，这是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很突出的重大问题。

　　【尴尬】村民自费请审计，对抗上级结论

　　近年来沈阳东陵区桃仙镇荒山子村村民不断上访，反映该村党支部书记王振远在经济、出卖土地等方面的问题。区纪委把上访信传给了镇纪委，答复结论是王振远本人没有违纪问题。上访的村民一看镇纪委的答复，来了犟劲，他们请来了沈阳市的一家专业审计事务所的专家，两个月后，审计结果出来了，不过和镇纪委的调查结果相差甚远。

　　该村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８日第１２号会计凭证支付青苗补偿费６．０９４６万元，实际却是只有２０００元是真的，其余的５．８万余元公积金是以青苗补偿的名义私分了。更可笑的是，审计追查此款去向时，支部书记和会计拿出一大叠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各饭店的点菜单来证明他们用作招待费了。其中，１９９５年２月份一共２８天，村里却报了２７笔饭费，共计２．４７万余元。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一个月支出饭费３．２５万元。

　　村民上访告状最重要的是村领导擅出自卖土地问题。据审计，荒山子村土地没有丈量就出租。１９９８年荒山子村与沈阳市延龄度假山庄达成土地出让协议，出让土地面积１５０亩，每亩出让补偿费１．９万元。而据审计部门的丈量，实际面积却是４１５亩。致使该村耕地不够用，只好到外村去租用土地。

　　【观察】飞利浦里外占便宜

　　从１９８５年飞利浦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建立，至今１５年，飞利浦已在中国建立独资、合资企业３２个，投资超过１０亿美元，在中国的电子市场上占据了可观的份额。

　　几乎与此同时，从１９８８年始，欧盟对来自中国彩电立案反倾销，征收的税率从１５．３％，到２８．８％，又到２５．６％，最后达到４４．６％，致使中国出口欧洲的彩电逐年减少，最后完全被赶出欧洲市场。在这样一场长达１２年的驱逐中国彩电的诉讼中，飞利浦成为最主要的起诉方。

　　一方面是对中国产品的竭力封杀，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市场的大力开拓，这样两种行为由飞利浦同一家公司做出来。

　　【悲叹】刑警断言炸弹假，人质大意被炸死

　　４月１４日傍晚，开封县袁坊乡袁坊村１２岁少年李昆鹏忽然失踪，次日其家人收到索要赎金２０万元的恐吓信，便向县公安局报案。１５日晚１０时，小昆鹏被放回家中，家人惊喜不已，同时，绑匪让其带回一枚手榴弹和一封恐吓信又让他们心有余悸。

　　民警吴刚检查过手榴弹后向局领导汇报是枚“假手榴弹”。李父再三询问手榴弹真假，吴刚断言是假。于是，“假手榴弹”被随便放在小昆鹏床头柜内。

　　次日６时许，小昆鹏拿着“假手榴弹”向来探望的亲属讲述其遭遇，一声巨响，小昆鹏当场被炸身亡，其父等三人身受重伤。

　　开封县法院认为，吴刚在履行侦查职责时，应当对绑架案的重要证据之一手榴弹及时提取，而未提取，造成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质疑】振铃也要收费吗？

　　“电话铃声一响，电信局就开始计时收费”，浙江大学的１００多位教育者日前对杭州电信屡屡出现的超短时话费提出质疑，认为在电话收费中，杭州市电信局存在多收费、乱收费现象，严重侵犯了消费者利益。

　　提出质疑的浙大１０７名教授，包括计算机专家、自动控制专家和通讯系统专家，他们中有的是退休校长、研究所所长，有的是博士、博士后导师，有的本身就是计算机通信权威。

　　在一页明细单上，２３个电话中超短时长话出现了１０次。一个通往西安的电话，在去年１２月１４日１５时８分到１５时４２分的时段中，连续出现２秒的通话记录。学校高分子研究所的郑强教授说，他们中很多人打通但没人接听的电话，却都被电信局收了费，每个月少的十几元，多的几十元。

　　杭州电信并不认为自己有错。他们认为造成超短时话费的原因很多，并坚持强调杭州电信计费系统由“电脑完成，绝不可能出现差错”。杭州电信账务中心的人士说，他们分析是受话方终端的问题，如对方是传真机、录音电话或是办理了转移呼叫，“这样，就会产生这种２秒、４秒的计算”。

　　【无奈】新浪上市起大早赶晚集

　　在４月中一周内，纽约投资者损失逾２．１万亿美元。仅４月１４日这一天，三大指数的股票市值就贬损１万亿美元，人称“有货币以来一天内最大的市场损失”。有的科技股跌幅高达７０％～８０％。

　　个人的损失更令人瞩目，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个人拥有的微软股票市值减少了１１亿美元，雅虎总裁杨致远的个人股票市值减少了１．６亿美元，美国在线主席斯蒂芬·凯斯也损失１．２亿美元。在香港，被大家奉为新英雄的盈动老板李泽楷亦难免身价一泄千里，从其高峰时的１４５３亿港元跌至５６０多亿港元，而正是这个李泽楷，经过仅１年的操作，就让盈科股票大涨了１４００％。

　　中国网络小霸王新浪网也受股灾影响，千辛万苦通过了中国官方批准，千难万险在美国上了市，却阴跌不止，４月２５日更跌破其１７美元的招股价。人算不如天算。

　　【经历】一次黑色的实习体验

　　陈杰人是清华大学法学院９９级双学士，他把自己的一段经历发表在该校刊物《法苑》上，以下是文章的部分摘登。

　　寒假回乡，我受一位朋友之托，为他的一位亲戚作辩护。犯罪嫌疑人赵某是一名高三学生，因为涉嫌盗窃，被某县公安局监视居住，后被羁押。起初，赵某坚决不承认自己偷了电脑，几番拷打之后，赵某承认了。

　　受托的第二天，也就是赵某被监视居住的第７个月零１２天，我与赵某的父亲来到当地公安局。几经周折，在三楼一间办公室里找到经办此事的警官周某和阳某，他们与两名年轻警员正坐在办公室里，麻将搓得噼里啪啦响，每个人面前或多或少都堆着一堆钞票。

　　我正想表明来意，那个姓阳的发话了：“赵老倌，１万元钱带来了没有？要不，你儿子恐怕会被判５年刑呐！”

　　我忙说：“阳警官、周警官，我受赵某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案情，顺便想会见赵某。”

　　话音未落，阳、周二人不约而同拍案而起，指着我破口大骂：“你是何方野种，竟敢怀疑起我们公安局？一个毛头小子，有你说话的余地吗？要辩护，还轮不到你，县里有的是律师！出去！”

　　不由分说，两人拽起我就往外推。我的火也上来了，就据理力争。正在拉扯之中，一位看上去面目慈善一点的老警官把我拉到一旁，问明了事情的缘由，并查看了我的学生证，然后半是无奈地说：“小伙子，你也别去搞什么辩护了，如今这年头，公安局的经费也紧张，你要赵老倌交１万块钱把他独生子领回去算了，两方都清静。至于你讲的违法羁押、监视居住超过法定期限、刑讯逼供等事情，这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了，你讲也没有用，算了！”

　　我和一位检察官见到赵某时，他目光呆滞，只是反复指着手腕上清晰可见的铐痕伤疤说：“我没偷，是他们打我，逼我承认的。”我问那位检察官：“您认为，监视居住超过６个月合法吗？监视居住要羁押吗？仅有犯罪嫌疑人供述可以定罪吗？刑讯逼供要追究责任吗？”他苦笑着回答我：“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有赵某家交钱，才是最简便的途径。要理解公安局，理解政法部门啊！”

　　【事态】炮轰台独吕秀莲

　　４月８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评吕秀莲的台独言论》：“台独”的死硬分子吕秀莲终于按捺不住了。她还没有等到正式掌握到台湾岛内的什么权力，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以她特有的狂悖与嚣张，向台湾同胞、向全中国人民、向国际社会进行了一次极为危险的挑衅。

　　４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吕秀莲数典忘祖》：这样一个死硬“台独”分子，在其做官的桃园县只捞到三成选票，不反省自己，不检讨自己的失道寡助，不管台湾人民的愿望要求，反而得意忘形、变本加厉地鼓吹“台独”。说什么“台湾的主权是独立的，没有人可以否认”，台湾跟祖国大陆“历史上是远亲”，“地理上是近郊”，“加入联合国是绝对要努力的方向”等等，言必称台湾如何，中国怎样。这些言行，完全是赤裸裸地分裂祖国，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给两岸关系雪上加霜。

　　【人物】ＶＣＤ英雄胡志标被拘

　　４月１８日凌晨１时左右，前广东爱多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标被汕头警方拘留审查。

　　据传，胡志标被拘是因为他涉嫌一桩３０００多万元的经济诈骗案，而被汕头国安公司（前广东爱多电器有限公司的供应商）报案。

　　胡志标是个名人，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６岁的胡志标筹资８０万元成立爱多电器公司，生产ＶＣＤ机。１１月爱多ＶＣＤ面世的第二个月，中央电视台开始出现爱多广告，一年后胡以８２０９万元夺得中央台黄金标段的标板。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９９７年６月，爱多两次让利销售，外国品牌基本退出中国市场，１９９７年８月胡又以２．１亿元夺下ＣＣＴＶ’９８标王，当年胡志标仅２８岁。

　　【目击】洪水没到新堤先倒

　　６９岁的江西省湖口县农业局离休干部张善扬老人第一个看到防洪堤塌裂。

　　他说，４月９日早上７时多，我在堤上散步，去时坝根儿好好的，回来时，却突然看到坝根儿裂了，土直往裂缝里掉。“堤要倒了，快跑！”我喊起来，拼命跑。

　　６０岁的黄启明老师接着说，听到老张喊，我一看，裂缝眼见着在变大，我拉起老伴就跑。同行的刘老师跑在最后，他的右脚刚迈到安全地方，左脚还没跟过来，堤就倒了。

　　倒的堤是湖口县双钟圩，是该县城防大堤，去年１２月开工兴建，全长１２２０米。该堤在２８０米长度范围里全面滑塌，堤面陷落５至６米，堤体向湖中滑移约５０米。

　　湖口县水利局局长周森林说：“双钟圩属于鄱阳湖二期治理防洪工程，是经国家计委批准，省里和水利部挂了号的重点项目。”周局长说，该项目总投资１５５０万元，国家财政拨款占投资的８０％，已基本到位。剩下２０％由地方筹资，省、市没钱给，压到县一级。

　　知情者说，湖口县每个在册的职工干部，去年６月份基本工资的一半被扣捐，平均每人两三百元。目击倒堤的老张说，湖口县工资很低，他捐了２９０多元。

　　施工方和监理方都认为责任在设计方。设计方是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邹工程师是该段的设计人。他说，初步设计方案３年完工，由于种种原因，压到了半年。

　　２０００年 闵德伟的数字政绩

　　当总理真的很累。１９９８年朱镕基总理在一次谈话里讲到，他１年开了４００多个会，批阅了３０００多个文件，于是拜托大家把公文写得短一些。

　　确实，１年３６５天，天天不休息也要开１个多会，且净是棘手的活儿。这对一个年近７０的老人，确是很累。

　　还不止这些。总理还得提着个心眼，防着下面说假话哄人，要绞尽脑筋拧水。比如统计数字。

　　统计数字掺水，在中国是有传统的，最凶时是大跃进，说麦子长得密实，跳上去个孩子都压不塌，生生把从农村出来的毛泽东唬住了，很替人民公社社员发愁，１９５８年８月４日他对河北省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说：“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呢？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５顿也行，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

　　４０年后，不知下面是否有意虚饰粮食产量以图补贴之类，总之当粮耗子一只只肥大起来，当朱总理一再强调粮食专营有多少收多少，这期间粮食渐渐宽裕起来了，然后开始退耕还林了——在粮食供求平衡点达到之后，粮食生产继续投入所造成的财政资金浪费和环境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人们关注的焦点是１９９９年的全国ＧＤＰ数字，全国３１个省区市ＧＤＰ总值相加之和约为８７９４２亿元，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ＧＤＰ８２０５４亿元多出５８００亿元，且从增长速度看，只有２个省低于全国７．１％的平均水平。有人坦言：这是对统计法的一次集体违法。

　　虽然国家统计局出来打圆场，说全国的ＧＤＰ并不一定是各省区市ＧＤＰ的相加，但统计上的做假是显而易见的——国家统计局自己也有起疑的时候，于是有城调队、农调队、企调队抽样调查一杆子插到底。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插到底也有眼见为虚的时候。于是，有传媒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速度指标淡出。客气了！一定是总理被下面的对策搞烦了，拍案把指标给废了，看你再往哪做假？就像有的单位一怒把评先进取消了。

　　这样，问题就来了——没了数字，靠什么评价干部？

　　闵德伟是湖北省十堰市均县镇闵家沟村党支部书记，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６日去世。生前身后，闵德伟都是当地的一位楷模，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贫困山区的好支书——闵德伟》。

　　但是，闵家沟村的许多村民都却不这么看：“我们３年前就告他，结果现在他死了还是典型！”在宣传材料中，说闵德伟带领群众建设了几百亩高标准桔园，建猪圈打机井，生生把大家带进了小康。而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这里虚活儿大了去了。闵德伟去世时，有许多人去哭，一个老妇正在菜园子里干活，也被叫去哭，哭完给了５０元钱，“哭一回不冤”。

　　可以设想，如果上面不要上报小康数字，没了政绩的闵德伟还会红吗？还怎么当干部？分数是学生的命根，数字是干部的命根。

　　数字是给上面看的，奈何人家不看。河北省就把实现小康的期限由２０００年延长到２００８年。

　　２月２７日，太原市所辖的古交市开始三讲教育，４月１０日开始民主测评。

　　１０日上午，古交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正副职以及纪检、组织、宣传、公安、检察、法院的６３名干部，接受全市２００多名正科级以上干部的民主测评投票。

　　投票点设在市政府招待所金牛大厦的小会议室。在市委组织部长、三讲办公室主任董建平的安排下，２００多名干部被划分为四片，每片各设一个投票箱。每张不足１．５米长的桌子上拥挤着４个人，平日有隔阂、闹矛盾的干部被安排在一起，按照事先摆放好的桌签对号入座。

　　参加投票的部分干部事后对记者说，当时心理压力很大，划票时右邻右舍都能看到。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摸清“不满意票”出自何片何人，给投票者施加压力。

　　按照省市三讲办规定，民主测评的监票、计票工作应在三讲巡视组的监督下，由纪检、监察部门工作人员负责。但董建平却私下准备了一套自己的人马。

　　为了确保自己和市委书记、市长３人顺利过关，董建平不公布到会人数和投票事项说明，不公布印制的测评票份数，不公布发出的测评票份数及收回份数。在统计测评票时，他授意计票的干部用提前划好的“满意”票，分别换下了市委书记、市长和他的“不满意”票。

　　在计票前后，董建平反复交待知情人保密，并以组织部长、三讲办主任的身份要求大家对组织忠诚，严守机密，对民主测评中出现的任何情况都要烂在肚子里。

　　纸终究包不住火，古交市得知内情的党员、干部，将一封封举报信寄向中央“三讲办”、中纪委、中共山西省委及中央驻晋新闻单位。不包括山西自己的传媒。

　　年月背景

　　【现象】五月长假暴游山河

　　一时的快感来自“五·一”的长假，且几乎还没准备好就崩溃了，快感就过去了，一切又回到老样子。

　　“五·一”全国人民出游４６００万人次，比今年春节多６００万人，花费１８１亿元，比春节多１８亿元。面对这突来的商业快感，全凭商家的各自为战兵来将挡，而不是运筹帏幄宏观调控，比如春节还有个铁道部的春运计划，还有个名正言顺的火车票价上涨３０％。想必到“十·一”商家就会从容地享受快感了。

　　一定是受假日经济的影响，北京市又提出“夏日经济”，夏季商场迟至晚１１点再关门，让那有钱有闲的百姓跟冷淡的市场做斗争。只是许多商场到９点半钟就没啥人了。咱历来有以行政命令移风易俗的经验，不知这回能否改变北方人早睡的习性。

　　当商家大把挣钱的时候，也有人不高兴了：人的欲望是无边的，幸福感觉是发展的，当人们喝着可乐满世界疯跑的时候，这个地球是否能承受这无尽的物质需求？经济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已经逼到眼前，沙尘暴已经逼到眼前，沙堆已埋到家门口。

　　保护环境种树封山也要用经济手段。李士琮原是贵州省农业干部管理学院讲师，从１９８９年起前后租下１１００亩荒坡地，到１９９５年他种的桉树轮伐后收入可达五六十万元，但他３年也没办下准伐证，因为他必须要先交３０多万元的１９种税费。没钱交税费就不能让树变成钱，结果李士琮被债主告上法庭。

　　【经历】新华社记者云南国道遭敲诈

　　４月２６日，新华社记者一行三人沿３２６国道驱车前往滇东北作专题调查。中午１２时３０分到滇东宣威市板桥乡鸡街村时，突然从路边一群大人丛中窜出一个小孩横穿马路。驾驶员一个紧急刹车，就在要撞上小孩子之际，车停住了。

　　我们定睛一看小孩尚好，这时一群男子围了上来，嘴里说着：“没得好说的，赔钱。”一个男人二话不说，径直把小孩抱起来，塞进我们的车子，说：“跟他们走吧。”

　　我们被弄懵了，提出找交警处理此事。一位小伙子一愣，恶狠狠地说：“想找就找去吧，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

　　几经周折，我们到了宣威市交警支队鸡街中队，几位警官很客气。但听清我们是在鸡街村遇上麻烦时，一位看似负责人的警官立刻大摇其头：“这就不好办了，这个村厉害哩！”

　　在村民的吵闹声中，一个自称是孩子父亲的老年人直截了当地说：“老实说吧，孩子们也没有什么事，你们给我些钱算了。”我们问他要多少钱时，他显得大度地说：“我也是常走江湖的人，算了，给我１０００块钱吧”。

　　我们表示不理解，提出让医院检查伤情后再赔钱，如果没有什么伤就不给钱。这时，老年人忽然又蛮横起来，说：“要检查就得去昆明、北京，我什么时候说不检查才不检查。我看在你们讲道理的份上，只要９００块算了。”

　　双方争执起来，周围又围上了很多人。一些村民撸撸袖子，大有动手之意。几位过路的村民悄悄对我们说：“赶快把钱给他们吧，再拖你们会走不了的。”一位警官也把我们拉过一边说：“算了，他要的这个数已经是我所知道的类似的事中最少的了，赶快给他们算了。不然，他们一反悔想给也给不成，连你们车都会扣下。我们也解决不了。”

　　【感叹】女大学生２７００元卖为人妻

　　５月１０日上午，广东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将陆丰等地的人贩子林来宝等人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林妻鲁桂香也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２年。

　　林来宝等人以招工为名，曾先后拐卖女大学生陈某等１４名外省女青年。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０日，家住陕西省官底乡的女青年陈某从陕西某学院毕业后，打算到广州找同学联系工作。她刚到广州火车站，即被两个女人以招工为名，骗到陆丰市林来宝的荔枝园，交给人贩子林某夫妇。当晚，林某强奸了陈某。第二天，林某夫妇将陈以人民币２７００元的价钱卖给当地农民房某为妻。陈在１９９８年９月４日被公安机关解救，已怀有４个月身孕。

　　【调查】餐桌上洋货越来越多

　　３月２８日从美国远道而来的柑橘在北京、上海市场露面，这是自３月２０日中美农产品协议正式执行以来的第一个农产品品种。

　　目前我国农产品进口范围很广，既有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也有水果、禽肉等副食品，种类超过７０种。各种深加工农产品也开始大量涌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法、美、德等１０个国家、１００多个品牌的葡萄酒进入国门。进口点心、奶粉等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地商场里。

　　据海关统计，我国食用植物油年净进口５０多亿公斤，是国内年需求总量的５０％；水果今年头几个月已经进口６１万多吨，同比增长６７％；畜产品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近１１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之所以形成目前大兵压境之势原因有四：

　　一是我国农产品品种低劣，整体合格率不高，整体合格率不到６０％。在港澳市场，有的国产水果已被挤出柜台，只能在地摊上销售。

　　二是农业科技含量低，目前我国靠科技进步实现农业生产增长的比例只有３０％～４０％，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６０％～８０％之间。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紧缺造成我国农业成本以年均１０％的速度增长，从而丧失了价格优势，并因此屡屡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等怪现象。

　　三是农业生产规模小，机械和劳动力资源利用率不高。国内水果在营养和质量上与国外水果并无太大差别，市场份额的丢失主要源于后续的加工包装。我国水果８０％靠鲜售，而国外水果在出售时经过机械选果、清洗、烘干、涂蜡，在外观上占有竞争力。

　　四是收入增幅有限，农产品消费能力明显不足。目前国内人均消费牛奶仅６．６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低９３．４公斤，与美、英、加等发达国家比，相差更高达２００公斤。

　　农业部一位官员分析说，美国、加拿大等世界农产品出口国在与我国进行ＷＴＯ双边谈判中极力要求我国开放农产品市场，并指示其国内的农贸公司调整战略，抢滩中国市场，这加剧了我国国内本来就积压过剩、供大于求的农产品产销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刚刚起步的农产品加工业以沉重打击。

　　【人物】“大陆首富”牟其中被判无期徒刑

　　５月３０日，南德经济集团及其总裁牟其中涉嫌信用证诈骗一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一审宣判。牟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经法院审理查明，牟其中为偿还债务和继续扩大业务，于１９９５年６月，经人介绍与原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离职人员、时任澳大利亚澳华公司经理的何君（在逃）相识，共同策划以虚构进口贸易的方式开立１８０天远期信用证，达到非法获取银行资金的目的。

　　顾健曾任南德顾问，他说了关于牟其中的几件事——

　　我观察牟其中近两年，查明他假的东西太多，他的真名不是牟其中，他的身份证姓名是牟奇忠。

　　我曾与牟其中的“文革难友”刘忠智相处相知，刘忠智是《中国向何处去》的真正作者，他说牟其中从来没有被判过死刑。我曾当面问过牟其中：《中国向何处去》是你写的吗？他承认他只是签名在前。我还问过他：你被判过死刑吗？牟其中对我承认：“当时有人想判我死刑，但没判成。”可叹直到最近媒体还在重复他的假话：“文革中被判死刑。”

　　牟其中与外国记者谈话，我大多在场。我亲耳听到他在几十天里把自己的资产越吹越大，三亿、六亿、十亿、十三亿、二十亿，甚至五十亿。我问他：你的钱在哪里？你怎么赚来的？你交多少税？他得意地说：“谁来查我？！怎么查我？！”

　　１９９２年末，有一次我和牟其中同乘一辆汽车，他突然感慨地对我说：“我最痛苦的时候是在牢里等判决，到夜晚连警卫也不理我的时候。我为了让警卫半夜跟我说话，就把一只蟑螂放到装牙膏的空纸盒里。警卫听到哗哗声响，以为我在挖地道，端枪跑来，喝令我站起来。我当时特别高兴，因为我用小小的蟑螂就把警卫骗成功了。”

　　１９９２年６月起，我当面向一些中国高级领导人和外国高级记者反映了牟其中的虚假之处。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４日上午，原南德经济集团副总裁唐健宾首先打来电话，说“牟其中要跑”。当晚８时，原《南德视界》总编陈际宁也来电话说牟要跑。当夜２３时，我向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其他部门领导连续发出传真。３月１８日牟其中在首都机场准备赴美时被阻，护照被扣。对牟其中的深入调查，从此开始。

　　国内有不少人把自己封成牟其中的“第一掘墓人”，实际上，最早公开著文揭露牟其中的是《南华早报》的一位加拿大籍白人记者，中文名字叫柯汉彬。１９９４年，在一些中国记者著书撰文吹捧南德集团和牟其中时，柯汉彬经过大量调查采访，在香港英文《亚洲的公司》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揭露南德集团和牟其中的文章。当时他因此失去了记者的职位。牟其中被捕后，他没有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而是默默地去了欧洲。

　　２０００年 怎样不让警察乱开枪

　　河北霸州一位副所长当街一枪，引起公众对约束警察的关注。

　　６月４日上午８时３０分左右，河北省霸州市供电局施工车行至１１２国道霸州市区东侧太平桥附近时，一辆红色面包车从左侧斜岔路口驶出，在黄线道上强行并道，施工车没有马上让面包车超车，面包车追了３００米后截停施工车。

　　据同车的供电局职工穆涛回忆，面包车上下来一名４０多岁的中年妇女，揪住穆涛的衣领，大声喊着：“你们车是怎么开的？你们会开车吗？”随后又抓住另一名职工李焕厅抽了两个嘴巴，并边打边喊：“他们打我了，他们打我了。”面包车上下来一身着便衣的中年男人，边说“我就不信还有这么牛的！”边掏枪。话音没落，枪响了，站在车子前方一句话没说的司机牛亚军应声倒地。中年男人开车跑了。

　　牛亚军被送往医院后发现已经死亡。供电局职工事后得知，开枪的是霸州市康仙庄派出所副所长杜书贵。据廊坊市专案组调查，杜书贵当时是私自携枪和妻子、儿子去串亲戚。

　　对于杜书贵案件的审理极快。２５天后，６月３０日，在１１个小时的连续开庭公审后，杜书贵以故意杀人罪被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子杜辉、其妻童建华以包庇罪被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７年和５年。被告方赔偿死者丧葬费、父母赡养费、儿子扶养费共计人民币６０８００元。

　　杜书贵被一审判死刑５天后，警察又开枪伤人。

　　７月４日，因１２．５元水费纠纷，禹州民警刘德周当街枪杀无辜市民三人，伤两人。

　　据死者张保同妻子程桂兰称，３月，禹州市公路巡逻民警大队三中队指导员刘德周以其妻名义租赁她家门面房两间，作家具销售店。因为１２．５元水费，刘同其丈夫张保同争执过几句。７月４日晚７时４０分左右，张独自在家，刘带着妻子突然踹门而入，挥拳就打。争执中，刘掏出手枪就打，子弹被张躲过。张仓皇夺路逃跑，在外拨打了１１０，并给女儿家打了个电话。

　　张妻及女儿女婿忙赶回家中，正在这时，刘德周及妻子也进了屋。张女儿、女婿斥责刘“执法人员怎能持枪行凶”。张女气愤不过，拨打１１０报警，刘伸手按住电话。争执中，刘掏出手枪就朝张女头上打了两枪，张女应声栽倒在地。张与妻子、女婿往屋外逃。刘连开两枪将张打死在屋里，再连开三枪将其女婿打死在屋门口，一名闻声赶来劝架的邻居也被子弹击中胳膊……枪杀三人后，刘掂着枪跑出屋，在粮食局门口，劫获一红面包车后疯狂逃窜。

　　据警方介绍，刘在禹州三中门口，又劫获一面的，沿禹州至郏县公路逃窜。途中，又先后劫获两辆面的逃窜，并将一拉煤大卡车逼翻进路边沟内。逃至鸿畅镇附近，刘又持枪将一蓝色桑塔纳劫获，并开枪将该车司机打伤。刘沿郏县、汝州、登封一路狂奔又回到禹州，并于次日凌晨１时左右投案禹州市公路巡逻民警二中队。

　　据警方调查，刘共开了九枪，行凶前喝过三四两酒。

　　警察开枪事件激起公愤。在中国政法界，公、检、法、司４部门，公安人数最多，与公民打交道最多。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刘武俊撰文，希图从限制、减少警察的职权方面来控制警察做恶。

　　刘俊武说，在我看来，诱发警察特权意识的病灶大致有以下几处。其一，公安机关职能过多、权限过大，这本身就容易造成公安机关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也容易在无形中助长警察阶层的特权意识。其二，公务内外角色的错位。警察这一角色是与执行公务密切相连的，在与执行公务无涉的其他场合就应当推定为普通公民。其三，正当程序理念的匮乏。其四，司法审查制度举步维艰。行政诉讼制度堪称是遏制和制裁公安机关违法行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现状却令人堪忧，远未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刘俊武说，大刀阔斧地进行公安机关内部职能改革，对其过于庞大的行政管理职能进行结构性调整，将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能严格界定为与治安管理和惩治刑事违法犯罪有关的行政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现代法治社会，警察的权力愈小，表明社会的法治化程度愈高。

　　刘俊武说，建议将户籍管理职能移交民政部门，将车管及交通管制职能移交交通部门，将经济犯罪案件侦查职能移交检察机关，将政保职能移交国家安全部门等。通过釜底抽薪式的削减不合理的权力，从源头上防止因权力膨胀而诱发特权意识，符合有限权力这一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

　　确实有警察把枪当成自家的玩艺儿耍着玩，但也有警察出警不带枪，不幸牺牲——这本应可以避免的。

　　７月２４日早晨８时，北京海淀分局东宫门派出所的警察小袁接到有人在附近行窃的报案，立即出动。在盘查过程中，其中一名小偷突然拔出一把３０公分长的匕首，向小袁猛刺，袁的小腹当即被刺中，另外两名协助盘查的群众也被刺伤。两名嫌犯趁势仓惶逃窜，三人忍着剧痛，在后追赶。追出６０多米后，血人一样的民警小袁终于支撑不住，倒了下去。在被送往医院途中，他停止了呼吸。

　　不让警察乱开枪，除去外部措施外，更重要的约束来自警察内心。

　　有中国人在德国旅游亲眼所见：德国司机停车上楼吃饭，一会儿有警察上来说停车违章，司机不信，到现场转了两圈发现没有禁停标志。这也让警察大吃一惊，核实后解释道：有居民投诉说你违章停车堵了人家门口，我也没查看有无禁停标志，请原谅，请把车挪一下。然后，警察用对讲机通知送来两块禁停标志。

　　中国警察也会犯类似错误，但后面的故事大家肯定能猜到。

　　别以为只有洋人才这么文明守规矩，咱中国人也行。一位内地来港妇女打官司获得子女抚养权后，为表谢意，在法官办公室放下１万元港币和一些烟酒。这算多大的贿？香港小饭馆招聘服务员还月薪７０００元呢。但这可把法官吓坏了，马上报案香港廉政公署。７月１０日案子判下来了，由于女士要照顾３个子女，判监３个月，缓刑１年。

　　香港人当然是中国人。

　　年月背景

　　【人物】当哭金德琴

　　６月３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发了一个８６字的关于金德琴的消息。

　　金德琴是谁？他是大陆国企派港机构人员中的大哥大。这大哥大的名声不是由于他７９岁的高龄，也不是由于他曾任中国银行总行行长，更不是他担任的中信公司副董事长兼嘉华银行董事长。笔者的一位前辈也是大陆派港机构董事长，他极推崇金德琴：金先生很会赚钱。

　　１９８６年中信收购香港嘉华银行，力邀时年６５岁的金德琴赴港接管并重组嘉华银行。１９９０年９月，国务院从国家外汇储备中拿出３０００万美元，作为嘉华银行增资的备用贷款资金，年息４％，１０年归还。

　　好个金德琴，左右腾挪仅５年就将本息３５０２万美元归还国家外汇储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其实任务完成得比这还要圆满：不仅提前归还本息，不仅盘下嘉华银行，在这５年中还让钱生出更多的钱，只是新生出的钱揣进自家腰包了，共计３９３２万港币和１５９万美元。

　　金德琴的赚钱手法主要是出在国家大而化之的出资与金灵活机动的经营之间。比如，国家出个整数３０００万美元，１９９１年金只用２５６６万美元就认购了２亿港元的嘉华银行债券，但揣起了剩下的４３４万美元；国家的３０００万美元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就到了账，但认购债券是在一个月后，金把利息１８４万港币也留下了；３０００万美元的年利率是４％，而债券的年利率是１０％，其中６％的利息差额也被笑纳了。

　　金德琴被判无期徒刑。

　　说起来，金德琴挪用公款的数额与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的数额差不多，但成是凭权力捞钱，而金是借用国家的钱生钱。并不是只要国家给钱就能生钱，中国金融机构里血本无归破产关门的并非罕见。

　　除去还本付息，新生出的钱应该如何分成？国家与金德琴没有约定。金认为：“这是我个人面子大，国家借给我个人，当然是我自己担当风险，收益当然也是我个人的。”

　　如果金赔了钱而不涉及违法犯罪，他最多告老还乡。但金赚了钱且挪到自家钱包里，法律认定他犯罪。

　　金德琴１７岁入党，金德琴是外派干部，金德琴不能与国家讨价还价，金德琴不能按香港规矩办事：借债还钱，赚的钱不论是名义上还是法律上都是董事长私人的。

　　金德琴挣多少工资？经多方打探，每年实际到他手里的不过三五十万港币。笔者认识的香港一家报纸的中层骨干，挣得比金多。当然，金德琴可以大把地花国家的钱，不犯罪。

　　和讯网上登了这么个故事：一民工在北京给人家装修房子，和主人上了几回网，回到家乡的县里就办了个网吧，他把网吧命名为“中国某某某数字发展集团”，准备在ＮＡＳＤＡＱ上市，他现在是县政府科技顾问，是集团ＣＥＯ，年薪５０万，比金德琴多。

　　在这样飞钱横财的年代，所抗住诱惑者当为天人。前有褚时健，后有金德琴——以８０岁之躯要把牢底坐穿！

　　【疑问】上师范应该收费吗？

　　今年高校学费大跳，一般专业上涨１５００元，个别专业过万。在这种情形下，师范院校收钱也越发坦坦荡荡明明白白。现在说的是部分师范专业只收非师范专业一半的费用，一些热门师范专业如英语计算机系列按非师范专业收费——谁知道迈出这一步，以后能否收得住手。

　　说不清把师范推向市场是进步还是退步，只记得《红旗谱》里讲１９２０年代，有农家子弟运涛江涛两兄弟，一个进了军校，一个上了师范，都是免费。苦孩子也给出路——咱这会儿的国力总比七八十年前强吧，不会缺这俩钱吧。

　　【调查】我国哪座城市最宜居住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日前公布了１９９９年度４６个重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深圳、烟台、海口、大连、厦门、汕头、苏州、珠海８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成绩优于其他城市，按序排在最前面。

　　其他３８个城市按综合得分排序如下：桂林、青岛、宁波、福州、天津、成都、南京、合肥、温州、西安、石家庄、沈阳、南昌、长春、杭州、连云港、北京、郑州、秦皇岛、济南、上海、北海、长沙、银川、昆明、哈尔滨、武汉、广州、贵阳、南宁、南通、兰州、呼和浩特、湛江、重庆、西宁、太原、乌鲁木齐。

　　１９９９年度考核结果显示，重点城市空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二氧化硫和总悬浮颗粒物下降的态势比较显著，氮氧化物呈稳中有降的态势，但总悬浮颗粒物仍然是重点城市的主要污染物，北京、广州、上海等少数大城市的氮氧化物已成为主要污染物。

　　【事件】英伦偷渡５８人惨死

　　伦敦当地时间６月１７日午夜前（北京时间６月１８日上午），英国海关官员在东南部港口城市多佛尔的一辆卡车上发现了５８具非法移民的尸体。警方已确认这５８名死者全部是亚裔。

　　这辆荷兰牌照的卡车是从比利时泽布吕赫港口出发，车上还装有半车的西红柿。

　　海关官员是因为没有听说过这辆卡车所属公司的名字，所以才决定打开车门进行检查。一位在场的海关官员回忆说：“我这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刚打开（卡车）门时的情景，只见里面堆砌着死尸，使我呕吐，味道也极其难闻。”

　　５８名死者中有５４名男性，４名女性，均为２０岁上下的年轻人。两位幸存者被送进当地医院治疗。

　　２１日，英国警方与有关方面对５８名死者的验尸工作结束，死者全是来自中国南方，他们于今年２月从中国的福建福清集体出来，然后经俄罗斯进入捷克，最后再进入欧盟国家。

　　英国警方呼吁英国境内２０余万中国人协助出面指认死者。在英国的一名华人向警方打电话称，他的一个表弟就在死者中。

　　据欧盟公布的最新统计，每年蛇头将大约１０万名来自亚洲的非法移民偷运到欧洲，特别是欧盟国家，这使蛇头们每年能够赢利大约３０亿美元，这一巨额利润无疑会刺激他们不断地铤而走险。

　　６月２１日，英国诸多媒体披露了两名幸存的偷渡客通过中文翻译向医生讲述的可怕经历：

　　１９日当天，鹿特丹当地的气温高达３２摄氏度。当车开出后不久，车厢里的空调制冷系统突然坏了，先是有人中暑，感觉虚弱，出汗不已，接着就有人昏迷了过去。过了没多久，汗开始流不出来，皮肤开始发红，有些人身上的体温超过４３摄氏度，呼吸越来越困难，脉搏越跳越快，越来越微弱，多数的人都已经瘫倒在地，昏迷不醒。身体稍强壮一点的人开始疯狂地拍打着车厢暗门，高声呼救，希望能引起司机的注意，停车把他们放出来。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由于整节车厢密封性能极好，所以驾驶室里的司机根本不可能听到他们的拍打声和呼救声，许多人就在呼救拍打声中失去了知觉，慢慢地倒地死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车厢里，两个命大的偷渡者挣扎着踏着同伴们的尸体向门边挤去，那里有唯一的一丝空气！当车门最后被打开的一刹那，他们终于逃脱了死亡之旅。

　　然而，麦克林没能逃脱死亡。

　　《南华早报》驻英国特派记者麦克林７月初在伦敦坠楼身亡，英国主要报纸《卫报》和《泰晤士报》报道他猝死时，认为他的死亡与他日前撰写的“偷渡客被闷死在车厢”惨剧系列专题有关，猜测他可能遭到蛇头杀害。

　　现年３９岁的麦克林曾经在香港工作多年，现任《南华早报》的驻英记者，住在伦敦。７月１日凌晨，他被发现倒毙在人行道上，其所住的四楼寓所窗户敞开，没有人看见他如何由寓所跌下来。

　　【焦点】中韩打了５５天贸易战

　　５月３１日，韩国财政经济部宣布自６月１日起对进口大蒜征收３１５％的高额关税。

　　中国是韩国大蒜的主要出口国，韩国此举实质上是针对中国大蒜出口而采取的保护措施。中国立即做出反应，宣布暂停进口原产于韩国的手持（包括车载）无线电话机和聚乙烯。

　　７月３１日，中韩两国政府就大蒜贸易问题达成协议，韩国政府对高关税保护措施做出了实质性的修改，２０００年韩国以低关税进口中国大蒜３．２万吨，年均递增５．２５％。该协议有效期为３年。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解除暂停进口原产于韩国的手持（包括车载）无线电话机和聚乙烯的措施。

　　【罪恶】埋下地雷炸死警察

　　６月２日上午，吉林蛟河市黄松甸子派出所值班民警许斌接到伤人报案电话后，与治安员刘洪斌乘摩托车前往报案地点南顶子村。但他们找遍村子，皆称无报案人。就在他们返回的途中，埋在路上的地雷“轰”地一声炸响，摩托车被抛向空中。许斌被炸飞一条腿、一只胳膊，后经抢救无效牺牲，刘洪斌下肢被严重炸裂。

　　据参与此案侦破警员透露，抢枪是犯罪嫌疑人申照武这次袭警的主要目的。

　　【权利】希望工程赢了官司

　　６月２０日，香港高等法院钟安德大法官做出判决：原诉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胜诉，被诉人赔偿原诉人损失港币３５０万元整。

　　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１日第２０２期香港《壹周刊》发表记者屈颖妍一篇题为《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的文章。文章暗示或隐含诽谤希望工程的实施管理机构中国青基会，由于疏忽、或不胜任、或不诚实管理希望工程善款，导致巨额善款失踪、或未达到指定受益人、或被滥用。

　　希望工程实施１０年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的捐款占总捐款额１８．４２亿元的三分之一，来自香港的捐款就逾５亿元人民币。但《壹周刊》的这篇报道使中国青基会社会公信度受到严重毁坏，当年来自香港和海外的捐款急剧下降。为此，中国青基会于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７日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壹周刊》。

　　尽管判决赔偿的数额远远低于中国青基会上诉时要求赔偿２３００万元的数目，但这已是香港名誉赔偿案历史上赔偿的最高数额。

　　为什么６年之后才判决？

　　【争论】交通违章，撞了白撞？

　　一位７０岁的上海老人违反交通规则，车祸遇难，警方日前宣布，责任完全由遇难者自负，且要赔偿车主损失。

　　这就是争论不断越吵越热的“撞了白撞”。

　　这条新的交通法规已在一些大城市实行，但不知会不会夭折。如果这位老人是个大人物，如果不是老人而是个小孩，全国人民感情的眼泪和唾沫会不会淹了法规和警方？已经有人在骂：撞了白撞是一条野蛮的法规。

　　很有些人有视红灯为无的野蛮毛病，出些野蛮的法令，矫枉过正，实在是必要的。台湾人早先也喜欢乱穿马路，大约在１９６７年台湾也出了条类似撞了白撞的法令，后来台湾的寿险公司发现，车祸的赔付率大为降低。一条野蛮的法令，将强者和弱者都保护了起来，特别是修理了弱者乱穿马路的欲望，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效率提高。

　　在现实中，永远存在着这样一个让人哭和骂的口实：个案结果的不合感情且不公平，但保证了总体的公平。如果个案都合了全国人民的心思（绝对不成立，比如车主就不会高兴），也就没了法律的严肃和公平，也就可以废了法律，有事全国人民上网辩论，好了，什么也解决不了。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案例，但那是限制警方的，而不是限制行人的。

　　６年前警方接到匿名举报，说有３个黑人小伙子在一个汽车站晃悠，身上有枪。警察扑将过去，果然非法携带枪支，到局子里走一趟吧。

　　这事搁咱这叫去掉一个治安隐患。但黑人小伙子不干，把警察告了，说只有匿名举报而没有其他证据就当街搜查老百姓是不对的。官司从地方法院打到联邦法院，最后最高法院一锤（美国法官特喜欢在法庭上拿个小锤子敲敲打打）定音：警察败诉。

　　这里的道理与咱的撞了白撞是一样的，个案结果不能损害法律原则——不能因为消除了一个治安隐患而允许警方违法操作，否则警方可以用无数的匿名举报的理由随时骚扰咱老百姓。

　　这几天有传媒又把魏宝林案拎了出来，很为他不平。作为个人，这老先生也确实受了苦。

　　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自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第一个撞上枪口的是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工程爆破公司高级工程师魏宝林。经举报人举报和法院审理，认定魏偷逃个人收入调节税６１２７８．８元。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４日魏被判有期徒刑２年，罚款及补交税款共１１万多元。

　　至今魏宝林仍在申诉。他认为自己当年的收入是技术转让收入，按规定应由扣缴义务人扣缴，即便有偷漏行为，也应是扣缴义务人的责任。

　　此言尚可一辩。但当时和现在，全国人民的眼泪和唾沫是这样的：为什么那么多大款明星偷税漏税不抓，偏拎出个知识分子开刀？

　　魏案与前述两个故事是一样的道理：个案的结果总不应该动摇法律的严肃。如果可以的话，官员是不是可以豁免？记者是不是可以从轻？病人是不是可以照顾？

　　从感情上讲（不是从概率上讲，因为知识分子官员记者病人的人数比大款明星多得多，偷漏税的可能性也大得多），魏宝林也许不应该成为中国纳税案第一人。但魏宝林偷逃税行为是被举报的，这样便有了一个完整的法律程序。而民不举官不究，碰巧让那些从感情上讲该撞首例的大款明星溜了。总不能压下魏案放着，非等那大款明星撞上门来再发落魏先生——人家魏先生还不干呢。

　　【情景】领导视察留下五座纪念碑

　　在我的家乡湖北，在海拔近千米的宋家山村，最醒目最气派的是那座立在山头上的抗洪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原县委书记梁某，一个是原县长柯某。

　　１９９５年，宋家山村遭遇特大山洪，有关方面马上向这个受灾严重的村送来了救灾款。可是当地干部却用救灾款修建了这座耗资一万多元、刻着曾经来灾区视察的两位领导名字的抗洪纪念碑，而每户灾民得到的救灾款却不足１００元，３位在洪水中丧生的村民，每人才给了２００元安葬费。

　　如今几年过去了，那座抗洪纪念碑仍立在宋家山村的山头上，而纪念碑上的两位领导，却一个因犯贪污罪被送进了牢房，另一个在县长选举中丢了位子。

　　宋家山村所在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在这个县走走就会发现，县里最多的“文物”是抗洪纪念碑。全县境内，１９９４年以来修建的抗洪纪念碑就有５座。当地群众称之为“领导视察纪念碑”。

　　在全池村也有一座像宋家山村那样的纪念碑，这座碑是１９９６年修建的。当地一位知情人披露了当时建这座纪念碑的内情。

　　１９９６年，全池村一带遭受洪水袭击，被列为重灾区。这年９月，县领导得知１０天后有省级领导要来全池村视察灾后重建工作。县里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可是有一件事却让县领导犯愁。全池村１９９４年遭受洪灾时，当时的省级领导也曾经来此地视察，县里在全池村修建了一座抗洪纪念碑，上面镌刻着那位省级领导的名字。可是现在那位领导退下来了，来视察的是他的继任者。

　　经过再三考虑，县领导决定连夜拆除原来建的纪念碑，在原址上重建一座新的抗洪纪念碑，上面刻上新官的名字。县里要求施工单位在９天之内完成这项工程。工程按期完成，省级领导如期来这个县视察，可是却临时改变了视察路线，没有来全池村。

　　【无奈】北京盲流

　　跟许多大城市一样，北京有数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口。按说，流动人口在国境内流动就是流动的国家公民，公民权并不因流动而丧失。可从我——一个外地来京人员的眼光看来，在北京的一些事真叫人想痛哭一场。

　　先说就业难。北京的劳动部门历年都颁发《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行业、工种》。１９９９年度北京市３６个行业限用外地工的细目表中，限用工种包括商店营业员、汽车驾驶员、售票员、话务员、库房管理员、旅店服务员等工作。有关部门一波接一波地加大对外地劳力腾岗、清退工作的力度。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９日，《北京晚报》二版报道朝阳区安贞街道克服“重重阻力”，把在此营生的外地人撵走，把他们经营了数年的几处便民饮食店收回，转租给几位服完重刑刚从牢狱中释放出来的北京人经营。

　　很多人知道，青年毛泽东曾在北京务过工。如果依照这类限制的规定，可以肯定，当年“盲目流入北京”（报刊常用语）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湖南籍农民毛泽东，将无法拥有这个就业资格。

　　还有消费购物歧视。在当前这个通货紧缩、鼓励消费的年代，北京依然存在着对外来人口消费的限制政策。如今不限粮油布匹了，但限制外地人在东城、西城、崇文几个城区购买商品房。

　　如果说购房这一消费歧视仅影响了占外来人口比例中极少的“成功人士”的话，那么用电消费的歧视则打击了大多数谋生的外地人。在北京石景山八角地区，北京供电局目前对生活用电是这样收费的：北京住房每度电０．４２元，外来人租房则每户０．８２元。

　　【存在】可怕的土皇帝

　　又一个土皇帝被揪了出来。

　　这回是深圳市龙岗区平湖村，土皇帝是村支书刘照洪。把刘照洪揪出来，最惹人义愤的是他的“皇宫”，四面环水，很有北京故宫风味的办公楼。有村民估计，这座办公楼造价不低于５０００万元。后来上级来调查，没那么多，也就是３０００万元上下。

　　但３０００万元怎么就归刘照洪个人享用了？

　　这座“皇宫”，在村里没有几个人进去过。去年８月后才有村民陆续进去看过“皇宫”。据说，看到村民目瞪口呆的样子，刘照洪冷冷一笑：慢慢看吧，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的，想卖也可以。

　　刘照洪真还说了一句实话。不像国有企业，甚至也不象城市的街道社区，他们的资产财富，或是国家投资，或是沾了国家项目的光，总之不完全是土生土长出来的，浪费了贪污了不那么心疼——而平湖村的钱，当然是土生土长的（确实也沾了国家开发深圳大政策的光），刘照洪本人也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但刘怎就能狠心糟蹋自己和乡亲们的钱，而乡亲们怎就容忍了呢？

　　村里有热血青年上告上访，上级来人调查，却查不出刘照洪有什么特别大的经济问题，反而查出刘拒收３５万巨款的事迹。

　　许多事在别的地方可能算大案了，在平湖村只是小菜一碟。比如，村干部外出旅游，可以没有机票，没有住房单据，用一张白纸写上几个字就报了销，上书：“刘照洪等４人到云南旅游，开支２０万元。”

　　想那许多比刘照洪级别高得多的人，想腐败一下，还得找发票，找下面的单位劳驾给报一下，比洪哥差远了。人不可貌相，官不可职称。

　　潇洒的事还多着呢。１９９１年村里开办娱乐公司，刘照洪的前任和继任都入了股，但他们不用自己掏钱，从村财务借上４０万元了事。１９９１年炒地皮热，刘照洪的继任者刘运兴当时只是村委副主任，转让土地让儿子冒称是中间人，父批子领，８次用白条领走介绍费３２３万元。

　　平湖村的地皮几乎都被转让出租光了。后村民查账，按土地合同计算，总收入有２亿多，但入了村账的只有８０００多万元，而今平湖村欠债竟达近亿元。

　　土皇帝的劣迹招人恨，但１９９１年，笔者看到了更令人惊骇的事实。

　　也是一个深圳的小村。村里有９００人，外来打工者３０００多人。村主人展览他的武器库，其微型冲锋枪在当时连武警部队都配备不多。村主人说：村里分红时，各家都大包小包往家提钱，基干民兵（全部是土生土长的子弟兵）就负责保卫。这时候有一个上级的武装部的干部来说要拍个电视片，村干部随手就给了５万元……

　　这样一个村，以地主的身份雇了几倍于己的外地人，上下关系密切，还有枪——如果再加上一个土皇帝，会怎么样？

　　２０００年 高考舞弊黑幕

　　不管你乐意不乐意听，高考就是学生的命根，是人一辈子生身立命的第一条命脉。

　　但这条命脉可以做假。迎面来个小伙子，眉清目秀风度翩翩，但他可能是假的，至少学历是假的。

　　７月５日，湖南经济电视台的两名记者潘瑞林、蒋小勇来到湖南郴州市嘉禾县暗访。７

　　月６日，他们在高考点嘉禾县一中后面的一栋民房上架起了摄像机。

　　７月７日开考不久，他们就发现临窗一个穿白色短袖衣的考生按笔不动，不一会儿就开始东张西望。他们怀疑这名考生可能会舞弊，于是用镜头锁定他。果然，十几分钟后，该考生回头抄后面考生的试卷了。他一边看一边抄，神情甚是笃定。几乎与此同时，镜头中一穿横条短袖上衣的考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小纸条，躲在桌子底下看着，但他仍不满足，还伸长脖子，跟前面的考生嘀嘀咕咕起来。

　　当广播播出离终考还有１５分钟时，考生们的活动愈发猖狂，递纸条、交头接耳……

　　终考的铃声响了，许多考生仍伏在桌上答题，监考老师从他们身旁走过，甚至站在一答题考生旁边，亦视而不见。

　　为避免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他们摘掉了汽车前面的湖南经济电视台的标识牌，并且尽可能少地在街上晃悠。

　　下午，化学考试开始。３０６室上午舞弊的情节又在重演，且愈演愈烈。

　　一穿白色长袖衣服的考生四处张望，然后选中旁边着花Ｔ恤的考生为主攻目标。孰料，花Ｔ恤自身难保，还要看后面考生的。于是穿白色长袖衣的考生省却中间环节，和花Ｔ恤一起直接瞄准后面这位考生。而后面考生亦很友爱，任由他看。一位监考老师悠闲地坐在讲台上，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

　　为了不影响高考的正常进行，湖南经济电视台将拍摄的内容全部推迟到９日才播出。

　　和嘉禾县一样，广西电白县高考舞弊也是当地人把记者勾了来，然后曝了光的。

　　高考前夕，广州《新快报》收到了发自粤西电白县的一封署名“一群心痛又心慌的学生”的举报信：

　　高考作弊在我们这里早已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了，只要你拿得出钱，就可以找专人帮助你装ＣＡＬＬ机作弊。传递答案的科目都标出了价钱，最高的３０００元一科，保证上分数线；少的一千几百元，无效退款……

　　７月４日晚７时许，记者来到水东镇人民路上的一间电信营业店，该店门口竖着“有大量ＢＰ机出租”的广告牌，落款是“广安电信”。记者问：“这些都是能收到今年高考答案的ＢＰ吗？”女店员的回答非常肯定。她还说，ＢＰ机每日租金１０元，另需交押金１５０元。

　　与女店员交谈时，记者发现旁边有三个学生模样的人也在挑ＢＰ机，于是上前搭讪：“这些ＢＰ能收到高考答案吗？”其中一名戴眼镜的人答：“当然可以。”记者问：“答案靠得住吗？”“这个你放心，我们请高三老师来做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老师，是电白×中的老师。虽然只有选择题的答案，但准确率达到８５％以上。”

　　“那到哪去弄高考试卷呢？”记者问。“我们早就物色了一些只管报名、不为考大学的人混进考场，由他们负责把试题偷抄出来；或者买通一些监考老师，把试卷传出来，让守候在外面的老师赶快答卷。”

　　记者又问：“你们是怎么把答案传送出来的呢？”麦说：“这个你放心，我们都事先准备好了，绝对不成问题。”谈到价钱，麦说，收你６００元吧，包给你传５科答案。

　　７月５日上午９时，记者来到同在人民路的汇丰电信维修中心，问是否有ＢＰ机出租。一女店员说有，并称保证能收到高考答案。那女店员指一指旁边一位妇女说：“喏，这人就是老师，你可以跟她说嘛。”

　　那被称为老师的妇女约３０岁。记者问她能否帮传答案，她说这事她一个人做不了主，要经过其他老师的同意。此时，旁边过来两个自称老师的男青年，其中稍瘦的一个说他姓杨，表示可以为记者传送答案。

　　记者再问价钱，杨称５００元一科。他说：“这已经算低了，不少学生交的要比这多得多。这些钱不是我们全得，还要付给做题老师辛苦费。”

　　７日上午１０时５８分，距高考语文科交卷时间还有半小时，记者购买的两台ＢＰ机响了起来。屏幕上出现了一组共１０个数字的信息：语文试卷（Ａ卷）的答案已出来。后经核对考卷答案，语文数学两科３２道选择题，仅错三题，正确率在９０％以上。

　　７月９日高考结束，１０日电白案就被警方侦破，初步查清涉嫌作弊学生共３９名，１５名涉案人员被公安机关传讯留置，另有３名涉案教师在逃。

　　高考舞弊扯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中国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诚信国家？

　　总是听国外回来的人叙道，人家那旮旯大家如何如何讲信用——不讲不行，警察要抓的，就是不坐监，你的名声臭了，在江湖上也没法混了，一辈子完了，永不翻身。

　　咱这儿其实也有信用这个说法，就是有点爱搭不理的：信用值多少钱？就好比说良心值多少钱？面子值多少钱？公平值多少钱？

　　如今咱可以告诉你了：信用值９．８０元。

　　７月上海市成立了一个上海资信有限公司，他们从各商业银行获得百姓的资信资料，每个人的每份资料付费０．２元；而商业银行向老百姓发放个人贷款时，要向资信公司买资信资料，每份１０元，里外净赚９．８０元。

　　马上就有经济学家茅于轼大泼凉水：中国按目前这种模式匆匆上马建立的个人信用制度，１０年之内没戏，“用１０元钱的成本就能跟踪一个活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信用？这种广种薄收的方式必将出现两个结果，一个是资料简单不全，另一个是资料无法保持时时更新。”

　　茅先生建议可借鉴美国的经验，成立信用经纪公司，第一步先对关键人物建立个人信用档案，比如厂长、经理、会计师、工程承包商、律师、经纪人分销商等。这些人信用好坏影响面广，对信用的需求也最强烈。商业银行要查他们的资料，须付５００美元以上，否则资信机构无法正常运营。

　　查一份个人资信到底要多少钱？是谁能说了算？

　　且把这个话题放放，还有更重要的：这份资信资料是否可信？如果不可信，多少钱都没用。

　　正是在可信度这一点上，有人认为这个活计应该由国家机构来办，而且要垄断着办，绝不能让民间掺和乱了。

　　这话不能令人信服。用不着去找什么理论根据，生活中有许多垄断着的事让人起疑。比如婚前检查，医生用嘴问问就能断定来者是否有性病。医生对这个不感兴趣，更乐意做的是推销《婚事须知》、《房事手册》、《婚礼总汇》以及《育儿大全》等等。我们如何断定个人资信证明不像婚检一样被钱熏晕了？

　　当然，多来几家资信公司也难避免假货。美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还是不怕重复建设浪费资源，也不用政府掏钱，呼拉拉闹起许多资信机构，比如世界著名资信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等公司，全出自美国，也不怕自相残杀——咱中国人还挺信他们的，也不查查他们是国有的还是民间的。但咱中国人不信咱自家的民间机构，比如民间公司评出大学排行榜就广受非议。

　　穆迪是怎么收费的？肯定市场说了算，克林顿是不会操心的。

　　查个人资信咱收１０块人民币还是５００美元，听谁的？要不咱也不查了，你也别闹资信公司了，大家接着玩三角债，互相骗吧。

　　年月背景

　　【经历】我想跑，赶快跑

　　《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这样一封来信——

　　本人是江西一国有酒厂厂长。８月，我在广东湛江为企业采购原材料期间，先遇巨骗，后逢恶警。

　　７月底，一个自称是海南某酒精公司业务员的张勇强向我们推销糖蜜酒精。我和同事小胡带了２６万元的汇票去湛江与他见面。８月８日我们到达湛江，没想到张用了一个掉包计，把我们的汇票骗走了。我们立刻向当地公安局报了案，并和内保股一位吴警官一起很快抓住了张。

　　但没想到，此后我和小胡就陷入了一场无妄之灾。

　　见审讯辛苦，我吩付小胡买条烟给警官，聊表心意。警官提出要吃晚饭，当然属情理之中，我们赶快照办。吃完饭，说要去堵截张的同伙，需要我们为汽车加油。张的同伙未追到，李警官提出要小胡留下来协助看守张勇强，再三嘱咐要安排夜宵，并不断开导我：“这个案子在我手上，我要是认真去抓肯定可以减少你们的损失，我要是不认真，你们也没办法。你是搞企业的，应该知道该怎么奖励我们。”我完全明白李的意思，只好给了他３００元，李笑着收下了。

　　１０日上午，我们决定返回江西。因为头天一晚就用去了１０００多元，我们预感到留在这里还要花更多。此时，李打电话，叫我们去警局写立案报告。我当即在宾馆写好了立案报告，然后交给总台小姐转交。李警官又打电话要我马上来警局，我委婉地告诉他，我们决定马上回去，李在电话里大声说：“我叫你们来你们就要来。”我未加理会，直接上了去广州的长途大巴。

　　汽车行驶约一个多小时，一辆警车呼啸而至，李等四个警官怒气冲天地将我们带下了车。李嘴里骂着：“两个鸟人，你们要是不报案，我什么事也没有，报了案就想跑。”众目睽睽之下，我们被塞进了三菱车的尾部，我和小胡就像罪犯一样蜷缩在里面。

　　在李的骂声中我们才明白，抓我们的理由是需要我们办一个询问笔录。我们再三解释不懂办案程序，请求原谅并且表示愿意配合。李一路上骂骂咧咧，多次说，他完全可以告我妨碍公务，依据刑法判我们３年有期徒刑。

　　李说：“我跟你们两个鸟人讲，你们准备钱吧！要去福建提两个犯罪分子，至少去４个干警，吃喝拉撒睡都得花钱。”我明知这钱不该我出，但害怕李的震怒，只好违心地说：“我出１万元，行吗？”李把嘴一撇：“至少要三五万元。要么你派一个人跟着我们负责报销费用也行。”我说：“我现在也没有这么多钱。”李说：“打电话回去叫人送钱来。”

　　下午回到警局，人人怒目圆睁，一定要我们把问题讲清楚。我们反复解释，再三道歉。此时一位自称是支部书记的尤警官问我是否有民警向我敲诈，我说：“我现在不想说任何警察的问题，我只关心我能不能走。”尤说：“谁说不让你走？”我直截了当地问：“不出钱可不可以走？”尤说：“我们经费确实紧张，钱多少是要拿一点的。”

　　大约２３时半，王股长突然问我：“如果你对我们个别民警有意见可以投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内部矛盾重重。我忙说要投诉。

　　快到零点时，督察大队一位李姓警官来了。我说：“在这个地方我不想投诉任何人，因为安全没有保障。希望您能放我们走。”这位李督察和蔼地说：“办案经费紧张，需要你们合作也是正常的。”我反问：“这是法律规定还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李督察说：“当然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我说：“那咱们明天合作行吗？现在已过零点了，难道要把我留在公安局合作？”李督察果断地说：“你可以走了。”

　　出了内保股大院，我们赶紧拦了辆的士直奔车站，一路上如惊弓之鸟，车上每一次上下客，我们都以为是他们追来了。因为我已经答应王股长第二天再同他合作，连夜逃跑岂不又是失信于警，妨碍公务！再次被抓恐怕真要关个１０天半个月，或许还不止。

　　【尴尬】性广告含羞拿大顶

　　上海南京东路原先施百货大楼出现一文字倒立、画面反转的广告。透着阳光或夜间的霓虹灯，依稀可辨上面的蓝底白字：中国古代生殖文化展览。据悉，广告反转是主管部门的意见，原因是“生殖”太触目。

　　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的展址，由于在南京路边的一条小马路，据说展馆接到的“你们究竟在哪里”的询问电话不计其数。５月，展览公司再次申请张挂招牌广告，有关部门的答复是：广告上不允许出现“性”字。为此，展览公司将“性”变换成“生殖”，希望能出广告，但仍遭拒绝。后经再三游说，主管部门同意把广告翻过去，倒过来，于是这块有争议的广告成了步行街一大奇观。

　　【慨叹】十龄童为钱杀同窗

　　１１日，西宁的一些媒体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一篇“琨琨，你在哪里”的文章，文中叙述了西宁一小学三年级学生琨琨（男，１０岁），在７月６日放学后如何被一出租车司机骗走的经过。该文是根据与琨琨在一起玩耍的同班同学王某讲述的情况成稿的。

　　当日下午１６时，琨琨的尸体在该市海晏路苗圃找到。当晚２２时，案情真相大白。原来疑犯竟是琨琨的同窗王某及其１７岁的哥哥王党辉。

　　据王党辉供述，７月２日，１０岁的弟弟王某告诉他，其同班同学朱绍琨家条件很好，平时显得很有钱。王党辉听后，心生歹念。７月６日下午放学后，王某依照与其兄王党辉商量好的计策，以捉鸟、摸鱼为诱饵将朱绍琨骗到海晏路苗圃深处。在此早已等候多时的王党辉乘朱绍琨不备，一脚将其中踹倒，然后踩住其颈部，用一截钢筋猛击朱绍琨的头部，致其死亡。两人见朱绍琨不再动弹，开始搜身、翻书包，最后除搜出两张电话磁卡、３支钢笔和两支自动铅笔外，没找到一分钱，随后他们将书包扔进一条河沟里。

　　【存在】药价翻着跟头往上窜

　　新华社记者前往北京方庄一家医院就诊。医生诊断的结果是结膜炎，在处方上开出的是江西萍乡制药厂生产的５毫升装盐酸环丙沙星滴眼液。这家社区医院划价每支１５．７元。

　　记者随后在相距百米的方庄购物中心，看到药品专柜上一模一样的滴眼液售价仅为６元。两者价格相差２．３倍。

　　记者又来到堪称国内最高规格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想在这里得到一个放心的药价。结果有些出人意料：这种滴眼液又派出一个新售价——每支１２元。

　　按照环丙沙星滴眼液的使用说明书，记者按图索骥拨通了江西萍乡制药厂的电话。这个厂销售科彭科长报出了出厂价：“一次进货一箱以上，每支价格３．８元。”

　　据北京市物价局副处长安群介绍，江西萍乡制药厂生产的５毫升装盐酸环丙沙星滴眼液，属于企业按规定的作价办法自定价格的药品，它必须先到北京市物价局进行登记后才能销售。在加上国家规定的正常差率后，这种药品在北京市场登记公布的价格是：每支批发价为５．７５元，零售价为６．６元。

　　记者随后拨通了这种药品在北京的两家批发商——燕京医药公司和燕京第一批发部的电话。接电话的两位女同志不愿意透露从厂家的进价，但比较爽快地报出批发价：规定批发价每支５．７５元的八六折，就是４．９５元。

　　据安群介绍，在北京市药品销售中，医院渠道占总销售额的９０％。

　　正因为这样，药厂都把目光盯住医院，请吃请喝请旅游，送车送钱送设备。据介绍，北京的大医院普遍要求批发商提前支付两到三年的药品折扣。有的医院的办公大楼、宾馆，就是由药品的折扣堆积而成。

　　据业内人士透露，相比药店零售而言，医院开药的中间环节要复杂得多。一般情况下，厂家聘请医药代表或业务，由他们负责向各医院进行公关。一所医院需要攻下的关口至少有：医院负责人、负责进药的主管和经办人、相关科室负责人和医生。每个关口都要暗地里奉送一定的回扣，从２个百分点到１５个百分点不等。

　　知情者称，医生开出一支环丙沙星滴眼液，可提取占零售价１０％的好处费。

　　【愤怒】孩子烫死了

　　因乌鲁木齐市３家医院拒绝收治，不慎被开水烫伤的３岁幼儿刘光祥，在父母抱着他奔波４个多小时后休克死亡。

　　刘光祥的父亲刘华东告诉记者，他带着妻儿到新疆打工不到一年。７月１６日零时左右，他烧了一锅开水准备给孩子洗澡，没想到在舀水的过程中，孩子一屁股坐进了开水锅。连上衣都没来得及穿，刘和爱人抱起孩子就往医院跑。

　　不到１５分钟，刘夫妇赶到了乌市第一人民医院，挂了急诊，在住院楼８楼找到儿外科值班大夫。值班大夫边穿衣服边问带钱了没有，刘解释走得急没来得及带钱，并且和爱人跪下，请求先给孩子上些药，钱一会儿送来。大夫拒绝了，说没有两万元押金不行。

　　僵持了１０多分钟后，刘华东夫妇无奈地抱着孩子离开了医院。刘说这时孩子的意识还十分清醒，抓着从屁股上烫掉的皮，哭闹着要回家。

　　随后，从朋友处借得５０００元，夫妇俩赶到新疆建工医院。建工医院值班大夫说医院没有烧伤科，推荐他们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刘得到的答复是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如果对孩子做简单包扎，到别的医院还得拆开，总之让他们再找医院。刘说从这家医院出来，孩子一直叫渴，全身的汗浸湿了包他的被单。

　　距自治区人民医院１０多公里的的新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是刘华东夫妇当晚赶到的第４家医院。结果依然没有床位。值班医生开了个条子，让到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说如果那儿不接诊，再回到他们医院加床位。

　　一路奔波几十公里，跑过４家坐落在乌鲁木齐不同方位的医院后，孩子烫伤已经４个多小时了。到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时，孩子奄奄一息，最终于凌晨４时５０分在这家医院的病床上严重脱水，休克死亡。

　　据卫生行政部门有关负责人解释，国家卫生部早已出台“首诊负责制”，对需紧急救治的患者，首家医院不得拒收。

　　【拍案】４３亿元扶贫资金被盖了房子买了车

　　审计署发现一些地方在扶贫资金管理上存在极为严重的问题。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５９２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４８８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４３．４３亿元，占被审计扶贫资金总额的２０．４３％。也就是说，用于扶持那些生活最艰难、最需要帮助之人群的扶贫资金，竟有五分之一多被挤占挪用！

　　据查实，其中挪用于建房、买车、弥补经费以及出借、投资企业经营等１３．１８亿元。河北省扶贫办以建扶贫开发基地的名义从１９个县和两个企业借调资金７１５万元，其中直接用于扶贫的资金只有１８３万元，其余全部用于建职工宿舍。

　　据查实，其中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白条抵账等４．７８亿元。山西省共查出扶贫专款以个人名义存储７０３万元，四川省扶贫办将收取的项目准备费等９２万元存入单位小金库用于购车、发补贴等，宁夏回族自治区查出县和乡镇公职人员３６人涉嫌贪污、挪用、私分扶贫资金９７万多元。

　　【悲哀】痴情女用７２００万元拴住男友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日，贵阳市财政局综合计划处出纳许杰第一次见到贵州省医药公司职工杜建生。

　　“那时，我和男朋友吹了，感情空虚。”后来许在笔录中交代。而且“我长得不漂亮，他也长得不行。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姻缘”。

　　从此杜建生用各种方式向许杰借钱，许利用职权３年间共挪过去７２００万元。许没有向杜要过一张收条。

　　落网后，许杰说：“发生第一次关系后，我就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公，我没有考虑更多，只有帮他。说实话，我长得不好看，凭什么套住他？只有不断提钱，帮他度过难关……

　　杜建生乐坏了。一次，他提着１００万元现金来到一家储蓄所，将钱拍在柜台上扔下一句：“给我存上，我先出去吃点东西，一会再来拿存单。”惊得储蓄员目瞪口呆。

　　每每有相中的女人，杜总是会送上一台最新款的手机及数量不等的钱财。一次在一家夜总会，杜竟掏出现金支票，一下开出１００万元，向一女子求爱。

　　杜建生在一次笔录中说，其实，他最希望许杰顶不住压力跳楼自杀，这样，他就可以把所有责任推到这个傻女人身上。

　　７月７日，这个贵州省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犯罪案件开庭。

　　２０００年 请交厕所建设费

　　出租车司机几乎没有一个是快乐的：不是拉不着客挣不着钱，就是警察扮酷照死里罚。今天不高兴的是油价涨了，每天要多花３０块油钱，一个月下来就小１０００块了。

　　汽油涨价据说是因为国际油价涨了，咱要进ＷＴＯ，要和国际接轨，人家涨了，咱不能落后。而且话搁下了：油价每月一调，国际接轨步步紧跟。

　　话是这么说，但事儿总让人起疑：咱今天用的油，可是今天国际上涨了价的油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明天国际油价降了，咱的油价会不会应声而降？

　　其实，油这事是可以分成两步走的：涨价时是以市场经济的名义，拒绝降价可以想出许多行政理由，比如把涨起的钱用于拓展道路，取之于车用之于路——不好意思，没留神出了个损招儿。

　　与国际接轨大家都赞成，但有的事明明白白地反其道而行之，比如公立图书馆收费，而国际通行的是不收费。

　　据说有省级图书馆早已开收费先例，而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也在５月１日起收费，读者进门须花５元钱买一张临时读者卡，有效期一个月，满打满算一年６０元。

　　为什么收费？理由不用想就挡不住地往外冒：国家经费不足，培养读者爱惜图书的习惯，取之读者服务读者……

　　但细一想这事也让人起疑：每人每月５元钱就能弥补无米之炊？而这５块钱对于远远近近跑来的读书人确实也算不上负担（真有负担的人就不会来看书了），但这不咸不淡的事一下子就把国图的清高给打掉了：收多少钱是水平问题，收不收钱是态度问题。

　　再细一想，国图其实也没看上那５元钱，而是用５元钱挤压读者去置信用卡：如果你交１０元钱办一张牡丹国图卡能用１年，这比６０元的临时读者卡要便宜。这样，国图就不显山不露水地帮工商银行推销了牡丹卡。咱不能胡乱猜疑这后面国图拿了好处，这没根据。

　　不显山不露水地寻找商机还有很多招儿，比如在临时读者卡后面印上广告，免费或象征性地收一点钱请读者尝尝按摩器或玩玩跳舞毯，让国图、商家、读者三方满意。

　　咱是初级阶段，不能啥事都跟发达国家比照，合咱意的就涨价，比如汽油，不合咱意的咱也收费，比如国图。

　　有时候倒是没说要钱，但这比要钱还难受。

　　北京市民买车要交泊位证明，证明你有地方停车。于是一连串的怪事出来了：为什么许多有车位的内部停车场却没资格开证明，而许多没有富余车位的停车场反而能开证明？为什么自己家院里有停车的地方，却要花冤枉钱去买个合法身份？为什么交管部门明知全北京市只有７万个公共停车泊位，却又默认停车场开出的几十万张泊位证明？

　　这个故事吵来吵去，车主们都义愤填膺，甚或新华社记者也出来嚷嚷，但嚷完了也就完了，转身去买证明吧。

　　为什么大家都不高兴的事就废不了呢？新华社和《经济参考报》对交管部门与停车场之间的关系起了疑：一些专门办理证明的单位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交通队，或我们就是交通队办的。

　　新华社记者很小心地讨论道：如果真是这样，说是部门不正之风恐怕都是轻描淡写吧！言外之意是什么？笔者大胆猜测：这叫以权取利。继而又一愣——这权是正当的吗？谁有权批准建立泊位证明这个规矩？

　　泊位证明是又一个理性怕着利益。有传媒称，据“最保守的估计”，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两年，北京市从车主手里收取的泊位证明费“几亿元是不成问题”的。

　　也别净说那泄气的话，想想这些年老百姓还是嚷出点成果的：煤气公司不能再指定煤气灶了，电话初装费降低了，在火车站上厕所不大敢收３毛钱了……

　　眼下嚷嚷的是机场建设费。大家心里不高兴：机场没建好你卖什么飞机票？以后看电影要交电影院建设费、逛公园要交公园建设费、上厕所要交厕所建设费，多闹几个收费项目谁不会呀。

　　不知取消机场建设费能嚷嚷成吗？

　　年月背景

　　【目瞩】下乡一天要花多少钱？

　　上级单位到下属机构检查指导工作是常事。就拿一个市级单位来说，平均百余人，几乎每天都有人员下乡。

　　下面就是一位科员下乡检查一天的花费明细：

　　上午１１点４０分到达Ａ县某局（Ａ县是国定贫困县）。一杯浓茶刚喝了一口，局长便招呼去吃午饭。陪客者有：正局长１人，副局长３人，主任１人，算检查者在内共６人。从上午１２点开始在Ｂ酒家一个劲折腾到下午２点３０分。一桌并不算上档次的饭花费了７２０元，平均每人吃掉１２０元。

　　晚餐地点在Ｃ饭店。菜没上午的好，酒的档次也比上午的差一点，人员如上午一样共６个，一桌饭吃了４８０元，平均每人吃掉８０元。

　　晚饭后，局里安排客人夜里到内部客房休息，局主任送洗刷用品一套备客人晚用。其实客房内什么都有，但这是礼节，送不送是态度问题，每一位客人来都要备，客人一般不用，最后拿走。具体是：毛巾一条，按当地价合４元；香皂一块，合４．５元；牙膏一支，合２元；洗发露一瓶，合１２元；手纸两卷，合３元。另外附带两盒红塔山香烟，全部总价值为４３元。

　　由此，这位市级下乡检查者一人一天就要花费２４３元。这还不含自身补助工资，出行车辆开支及早餐。如果按这个标准去推算，平均一人下乡检查一月就要花费７２９０元，一年就要花费８８６９５元。

　　如果再按当地老百姓种的玉米来计算，一人下乡一天就要花费掉２７０公斤玉米（当地玉米每公斤０．９元）。一月就要花费８吨多玉米，一年就要花费９９吨多玉米。

　　上述仅仅是一位市级科员下乡一天的花费，地点还是在国家级贫困县，如果检查者身份提高，地点不同，花费数额还会不同。比如酒家再高一个档次，夜里不住内部客房，而是住宾馆，洗个桑拿什么的，那就更没准了。

　　【焦点】手机用户告省长

　　８月２４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宣布，经济鉴证中介要与政府部门脱钩，改制成为由具有专业执业资格人员发起设立的合伙制或有限责任的社会中介机构，期限是１０月３１日前。

　　这些中介行业包括：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房地产评估师、土地估价师、造价工程师、价格鉴证师、乡镇企业资产评估师、农村集体资产评估机构、律师、公证机构、专利代理、商标代理等。

　　先前大家认为，越是官办的越有权威性，中国百姓还是信官。但也慢慢变了。

　　西北政法学院教师张伟和《消费者导报》记者王哲，状告陕西省政府和省长程安东，而法院竟在８月１０日受理了。

　　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起，陕西省手机用户每月必须缴纳１０元钱“帮困基金”，受到手机用户质疑。两原告本没想把事情闹得这么高层，告告省电信局算了，后来发现这是省政府发文规定的，只好往高层走。

　　这将是个经典的案例。能立案本身就够经典的。

　　【无奈】十年老股翻千倍

　　股市出了一桩尚难说是喜是悲的故事。

　　１９８８年一位叫李向荣的武汉人花６０００元买了３００张深发展股票，多少年后才从家里的一本书里找到，按今年８月４日深发展的收盘价计算，市值为８４９．６５万元。李要求兑现。

　　但深圳发展银行人士拒绝了：深发展的股票都经过股权登记，没登记的就是废纸一张。

　　与此有相似之处的故事是，宁波人黄先生的父亲５６年前在美国花旗银行新加坡二分行存入美金５０００万元，至今本利超过１亿美元。黄家索要，美国人很不痛快，半年后“中美储备局”只同意付本但不还息。

　　当富翁常常是一不留神就当了。

　　【难点】一万人能证明你嫖娼

　　两件脚挨脚的事把一句俗话说得颠三倒四——过去人们抱怨：“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今天这句反过来说：“马儿跑得快了，就没草吃了。”

　　周美清１９９７年到湖北鄂州杨叶镇派出所当所长。当时这个镇治安很差，连出租车都不敢来。后来警察齐努力，治安好了，去年被公安部评为“人民满意派出所”。

　　治安好了，大家满意了，但派出所的主要财源——罚没收入却越来越少了。“今年已经三个月没给民警发工资了。”周美清说。当地财政只能保证民警一个月６００多元的基本工资，其他的奖金、补助、办公等费用都得从罚没收入中解决。按照规定，罚没收入上交财政后返还７０％。所以治安越好，派出所越没钱。

　　警察跑得快，后面没饭吃。

　　周美清粗算了一下，当地财政一个月给派出所３０００多元（６位民警的工资）；派出所的警车维护费、电话费、水费和伙食费等一个月精打细算，也得支出１万多元；而罚没收入今年以来还不到１万元。

　　“上面为了保我们这面红旗，还时不时拨点钱，不然更糟。”他说。

　　在经费的压力之下，周美清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今年春天派出所向杨叶镇承包了１９０亩荒芜多年的土地，借款近１０万元开发了荒地，成立了水产养殖基地，准备再转包给农民。

　　要吃饭，还要吃好饭，怎么办？重庆市开县长沙镇陈家派出所是这样干的：抓嫖。西安科技大学学生赵川回家过暑假，被指嫖娼，要交５０００元。后来证实没那么回事。

　　在这件事较劲时，有村民证实赵川没有嫖娼时间，但警察说：“我能找一万人证明你是嫖客。”是什么使警察出此恶言？——草料也，都是钱闹的。

　　【数字】中国留学生滞留发达国家

　　近年来中国留学归国人员以１３％的速度递增。有关资料显示，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２０年中，中国大陆年均出国留学２万人，累计达４０余万人，学成归国者１０万人，在校学习者１０万人，回归率为３３％。而国际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有三分之二的留学生归国效力，使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２：１的“最佳回归比数”，中国的情况却呈现１：２的倒挂。

　　据联合国开发署统计，发展中国家专业人才以每年１０万人的速度流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其中相当多的留学生后来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因此每年节约１８亿美元的基础教育经费。而每年中国约有２．５万人自费出国留学，仅仅是留学投资每年就有４０亿人民币流向国外。

　　【疑问】１８岁的弟弟要开未婚证

　　前不久回乡下老家一趟，刚满１８岁的弟弟叫我帮他办一个未婚证，说是准备外出南方Ｇ省打工用。

　　为此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奔跑于村、镇、县３级计划生育和户政管理部门，花费车旅费４０余元，办证费２０元，才将此证办好。回来时我不解地问弟弟，你的身份证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出生日期，１８岁的人，按照法律规定，怎么也不可能结婚，为什么要未婚证呢？

　　弟弟说，这是Ｇ省的规定，凡是前往打工的未婚者，都要求有未婚证，否则用工单位不予接收。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如此说来，我就有一个疑问：有关部门在制定这项规定时，是否还记得婚姻法关于结婚年龄的规定？按照婚姻法的规定，我国公民男性年满２２周岁，女性年满２０周岁，并同时符合其他条件者，可以申请登记结婚。

　　也就是说，没有年满２２周岁的男性和未满２０周岁的女性，毫无疑问是未婚者。在明知道一个人是未婚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其出具未婚证明，这种规定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如果按照这项规定的逻辑，那么我们每个人出外，都应当被要求办理无罪证，否则就认为你有犯罪的嫌疑。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每年前往Ｇ省打工的民工多达１０００万人次，保守一点估计，有３００万未婚者，如果每个人办未婚证花费５０元，这些打工者每年就无端损失１．５亿元，对于辛勤劳累的农民来说，那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难道真是必要的吗？

　　【事件】追缴农民减负手册

　　一本宣传党的政策和中央精神的《减轻农民负担手册》，在江西却成了查封收缴的禁书。

　　８月的一个深夜，江西省上饶县农民甘让春的家突然遭到派出所的搜查。原来，甘向村民卖了６４本《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当地的乡村干部要他将卖出的全部收回上缴。

　　离甘家三百公里之外的高安市民梁建平，卖的是同样一本书，他卖了１４０本书，其中的１００本竟然是当地的镇政府买下的——镇政府买书是为了让农民买不到书。

　　江西省上饶县汪材乡农民曹政节把书买回来后，知道乡里收取的费用有很多不合理。１９９９年，当地政府向他收取了１１项费用，共计９９８．３８元，而他一年的收入才１０００多元。特别荒唐的是，他家去年只养了两头猪，可生猪屠宰税是按照７头猪来收取，因为他家有７口人，生猪屠宰税是按照人头来摊派的。一气之下，曹向附近的乡亲推销了３６本。结果，曹竟被抓到派出所关了１５天。

　　这本书是江西省农工委机关杂志《农村发展论丛》的一本增刊，定价十元，刊登和解释国家政策。这本书创下了半个月内售出１２０００册的记录，也创下了半个月内再收回的记录。编这本书的桂晓琦是中共江西省农工委《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不过，他现在已经被免职了。

　　【观点】政府上网：新豆腐渣工程

　　程刚是北京一家化工公司的销售经理，他所在的公司独家代理美国帕罗集团生产的特种防腐涂料，程刚需要及时从全国各省市的市政建设部门获取工程信息。

　　程刚对政府部门上网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然而，当程刚打开计算机，接入互联网后，各地政府网站冷却了他的热情：在国内贸易局中国物资信息中心主页上，输入“涂料”一词，点击“需求信息搜索引擎”，系统显示查询信息为“０”！仔细一看，网页底部有一行小字：上次更新时间：１９９７年５月８日。

　　刚刚过去的１９９９年被称为“政府上网年”。而由中国电信和国家经贸委倡议，联合６０余家国家部委发起的“政府上网工程”也在１９９９年初隆重登场。

　　据信息产业部的最新统计，６０％的政府部门上网。然而，政府部门拥有了一个网页，就算是“电子政府”了吗？

　　国内贸易局动用６００万元人民币日元贷款与２００万元人民币局内配套资金投入到政府网站的建设中，但网站的维护与应用却并不尽如人意。负责网站建设的国内贸易局中国物资信息中心主任戴定一表示，尽管政府上网的投入近千万元，硬件和软件系统仍不能得到保证，目前只能保证司局领导上网。

　　对政府上网进行巨额投入的政府部门并非国内贸易局一家，日前，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订了《检验检疫综合业务计算机管理系统平台建设软硬件采购及服务合同》，合同总值达１０００万美元；而厦门市政府更是大手笔：决定在未来几年间投资２０亿元人民币进行城市信息化重点工程的建设。

　　然而，有关专家警告说，如果不对各级政府部门在上网行为上进行规范，政府上网工程将演变为另一个豆腐渣工程。

　　【观察】发力整顿信托业改换门庭典当行

　　８月初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先后有太原的华康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国教育科技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被关闭，一轮新的信托业整顿开始了。

　　据说中央级信托公司只保留３家，包括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煤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经济开发信托公司，其余近３００家公司只保留４０～５０家公司。

　　可以想见的是，又一轮“跑步（部）前（钱）进”要开始了。

　　信托公司曾经很红火了一阵，曾经很著名却又倒闭的有康华、中农信、广国投等。

　　在整顿信托业的前后脚，对大金融的另一个分支典当业却有放松之兆——先前中国的１３００多家典当行统归中国人民银行统管，不久将改换门庭到工商局报到了。

　　中国历来极重视金融监管，而把典当业归入金融交由央行辖制，实在是怕它给富人洗钱，逼穷人跳楼。如今为什么要放水？说不清。

　　２０００年 极品贪官成克杰伏法

　　一直到９月１４日成克杰被执行死刑，许多人才相信成克杰真的伏法了，１９４９年建国以来因经济犯罪职位最高的官员真的丧命了——虽然一年前人们就知道成克杰出事了，不参加人大会议了，被开除党籍了，一审判了，二审也判了，直到死。

　　此前，成克杰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

　　新华社公布的材料称：１９９３年底，成克杰与情妇李平商量各自离婚后结婚。两人商定，由李平出面联系有关请托事宜，成克杰利用当时任广西区党委副书记和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二人收受钱财，存放境外，以备婚后使用。

　　案发后，李平交代说：我实际上没有什么能力，赚钱实际上靠的是成克杰，因为他是自治区主席，有很大的权力，他有能力解决各种工程项目中的问题……如果没有成克杰，我是一分钱也拿不到的。但像成克杰这么大的官他是不可能出面去找项目收取好处费的，所以成克杰让我出面去找项目，去找赚钱的机会，然后我把赚钱的信息告诉成克杰，再由他解决实际问题，由我出面收钱，这样就能得到好处费，事后也将收钱的情况告诉成克杰……所以我和成克杰是在一起赚钱，共同为今后结婚、生活做准备，打下物质基础……我们聊天时说过，以后我们结了婚可以用这些钱出国，去世界各地旅游。

　　法院最后认定：成克杰利用其职务便利，单独或与李平共同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４１０９万余元。全部受贿所得除由李平支付给帮助其转款、提款的香港商人张静海人民币１１５０万元外，其余都按成、李的事先约定，由李平存入境外银行。案发后，上述款物已全部追缴。

　　李平也受到制裁：李平因伙同成克杰受贿和另外参与走私犯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港币２５８８万余元，罚金人民币４０万元，其他赃款予以追缴。

　　２０００年中国三大腐败案之二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他８７次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５４４．２５万元，３月８日被处死刑。

　　胡长清书法不错，伏法前在南昌广留墨迹，老百姓编道：“东也胡，西也胡，洪城（南昌市）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不过原本满街满巷的墨宝，现已在南昌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大腐败案之三是厦门特大走私案，１１月８日首批２５起案件一审公开宣判：１９９６年以来，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及其他走私犯罪分子在厦门关区大肆走私进口成品油、植物油、汽车、香烟等货物，价值人民币３５０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３００亿元。在目前移送起诉的走私犯罪案件的案值中，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直接操纵下的走私物品价值达人民币２５２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１１５亿元。

　　首批案件有１４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

　　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庄如顺，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市分行原行长叶季谌。

　　值得注意的是：赖昌星之兄赖水强，系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主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因有坦白交代情节和重大立功表现，一审被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７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２０００万元。赖昌星之弟赖昌图，也是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的骨干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因有投案自首情节和重大立功表现，一审被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厦门走私案还将公布第二批案件，其中当有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

　　关于厦门走私案主谋赖昌星传闻甚多，２０００年初便有报纸白纸黑字地宣布赖昌星及两名心腹在缅甸落网。实际上，至今赖昌星仍在加拿大，是否能引渡回国尚难确定。

　　２０００年受到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还有：

　　许运鸿，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刑１０年。

　　周文吉，原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２０００年８月因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以权谋私，被撤消宁夏政协副主席职务。

　　吴文英，原中国纺织总会会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因严重违纪，中纪委给其留党察看２年处分。

　　陈忠，原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２０００年２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并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朱川，原辽宁省副省长，２０００年４月，因严重失职、渎职，中纪委给其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王式惠，原重庆市政协副主席，２０００年５月，因严重失职、渎职，中纪委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李大强，原湖北省副省长，２０００年９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徐鹏航，原中央候补委员、国防科工委副主任，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被撤销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职务。

　　在贪污腐败官员中有几个特点。

　　一是广西贪官人多势众，手拉手进班房。近两年先后有：１９９９年７月，广西玉林某支行行长梁用浩因受贿被判死刑；８月，广西原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因受贿被判无期徒刑；１０月，广西钦州市原市委书记俞芳林受贿受审；１２月，广西钟山县支行行长蔡军因受贿擅开近２亿元的银行汇票被判有期徒刑１２年。２０００年５月，广西原交通厅党委书纪褚之田因受贿被开除党籍；５月１８日，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因受贿被枪决。之后犯事的还有原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助理、区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余国信，原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甘维仁，原广西斯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杜宝成，原柳州地区民政局局长郭志华等。

　　二是领导班子集体犯事的苗头出现。厦门走私案算一个。原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和副厅长郑道访也算一个。水利部也是：审计机关共查出水利部弄虚作假，乱拉资金建楼堂馆所，私设小金库，以及大量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严重违规违纪问题，涉及金额高达４亿元，原部长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一名副部长受到行政记过处分，两名副部长免予行政处分。而许运鸿案竟涉及违法违纪人员７６名，除许是副省级干部，另有厅局级干部１２名，县处级干部２６名，

　　三是有的贪官形象还不错，只因一点小事而暴露，人算不如天算。一副白面书生模样的肖作新在安徽阜阳的口碑尚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玩女人，还是一个大孝子。然而，这位阜阳１３００多万人口的父母官，竟在５年里聚敛了２０００多万元的资产。他出访美国时带回来报销的一张艳情舞票，终于暴露了这个巨贪。肖被判无期徒刑。

　　原马鞍山市市长周玉德１３岁当童工，１６岁参加革命，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９３年任马鞍山市市长。十年间，马鞍山市成了全国闻名的钢城、教育先进城、卫生先进城、环保先进城，年人均收入达到８００美元，提前进入小康。周玉德的住房是居民住宅楼顶层的一套三居室，左邻右舍全是普通市民，他当市长没有为妻儿亲友谋过私利，不接受别人送的礼物，连出国访问外国人送的东西，他都交公登记，这在马鞍山市政府都有记录。但２０００年１月查出事了，周玉德涉嫌挪用公款５５０万港元、受贿５０万港元。

　　年月背景

　　【数字】博士生比高中生价高１０倍

　　珠海市劳动局日前制定了该市８５个职位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该指导价分为年薪制和月薪制两种，以及高、中、低三个档次。

　　管理人员中，总经理年薪为１１０８００元，月薪为９２３３元，最低的统计人员低位年薪为７８００元，月薪为６５０元；技术人员中，高级工程师年薪为１００５００元，月薪为８３７５元，最低的助理经济师年薪为１２５６０元，月薪为１０４７元；在生产人员中，中餐烹饪人员年薪为３９４５０元，月薪为３２８８元，最低的裁剪缝纫皮革制作工年薪５６７０元，月薪为４７３元；新毕业人员中，博士年薪为８００００元，月薪为６６６７元，最低的高中及以下人员年薪为５４００元，月薪为４５０元。

　　【丑闻】一串四个官，连爆包二奶大丑闻

　　纪检部门在调查河南辉县市北云门镇党委书记包养二奶一案时，发现做亲子鉴定的孩子是另一个乡党委书记王建民的私生子；北云门镇镇长李根为了顶缺当上书记，竟然逼死了他包养的二奶；镇长二奶之死又爆出了辉县市民政局局长赵大力包二奶丑闻。

　　１９９９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新乡市花园派出所副所长张新义，接到一个陌生男子打来的举报电话，称在本辖区解放路一座楼里有人嫖娼。

　　当天深夜１１时，张新义等４名干警敲响了举报者所说的那户人家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个裹着睡袍的少妇。

　　干警们进屋后，一名光着上身的中年男子从卧室里走出来，不耐烦地问：“半夜三更的，你们有什么事？”

　　张新义没有理会他，走进卧室，见床上躺着一个不满周岁的男孩，看来是一个三口之家。难道举报有误？张新义要中年男子出示证件，那人拿出了一个辉县市的人大代表证，上面的名字是张荣禄。因其身份特殊，干警们遂停止调查。

　　原来，张荣禄是辉县市北云门镇的党委书记。掌了大权后，张荣禄重金在新乡市解放路购置了一套房子，物色了一名年轻女子包养在那里。他不仅和二奶照了婚纱照，还特意选择良辰吉日，举行了隆重的结婚仪式，宴请了各方宾客。谁知一个举报电话惊破了他的黄粱美梦。

　　不久，又一封举报张荣禄包二奶的信投到辉县市纪检部门。审查中，张荣禄称与那个女人是亲戚关系，并否认孩子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纪检人员决定借助亲子鉴定来揭穿张荣禄的谎言。

　　张荣禄得知要做亲子鉴定的消息后，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张荣禄终于想出了一个化险为夷的万全之策：借子送检。

　　张荣禄想到了铁哥们——辉县市褚丘乡党委书记王建民。王建民看到张荣禄在外面包了二奶，不甘落后，也养了一个二奶，生了一个私生子，年龄与张荣禄的私生子只差几个月，王建民爽快地答应了。

　　送子鉴定那天，纪检人员让孩子现场认父，但无论张荣禄怎样逗孩子，孩子就是不认这个“爸爸”。纪检人员得知张、王两人是好朋友，立即把王建民叫来，孩子一见王建民，嘴里高喊着“爸爸”，向他扑过去。

　　张荣禄因包“二奶”停职检查，北云门镇党委书记的职位出现了空缺。一直觊觎书记权位的该镇镇长李根认为升迁机会来了。

　　李根原来在黄水乡工作时，就与该乡的有夫之妇刘玉敏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张荣禄出事后，李根决定疏远刘玉敏。刘玉敏有个好友叫彭秀，彭秀暗地里也有一个相好的男人，因此，姐妹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刘玉敏将李根疏远自己的事告诉彭秀，彭秀说：“不能便宜了他，关键时刻要以死相逼。”

　　于是，刘玉敏不顾影响，李根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成天缠着李根。李根只好千方百计躲着她，两人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今年初春的一天，刘玉敏来到李根的办公室。她带来一瓶农药，未见李根的人影，竟喝下去一命呜呼了。

　　一时间舆论大哗，李根包二奶的丑闻曝光。人们纷纷谴责李根和为刘玉敏出谋划策的彭秀。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随着人们对彭秀的关注，拨出萝卜带出泥，包她的相好——辉县市民政局局长赵大力也被揭发出来，他包养彭秀竟达８年之久。

　　【存在】足球富翁 足球寒妹

　　至今还没有谁能调查清楚一个球员一年到底能拿多少钱。

　　这是因为，男足球员收入来源太多，就是那些诸如月薪、训练补贴、比赛奖金和出场费，以及伙食补贴等所谓公开部分，实在难以弄清。

　　按照中国足协的限薪令规定，球员最高月工资不能超过１．２万元，但这只是写在应付中国足协的工作合同之中，而在俱乐部保存的另一份合同中，主力球员的月工资一般都能达到２万元以上。

　　限薪令规定，比赛奖金分２个档次，赢一场最高不能超过４０万元，平一场最高不能超过２５万元。一般来说，队中绝对主力赢一场能拿到３．５万至４万元。对这个限制，经济实力较强的俱乐部有办法突破，赢一场球绝对主力球员奖金可高达６万元以上。

　　除了这些公开收入，约有五分之一的球员还能从俱乐部得到一笔可观的隐性收入。据悉，有一定名气、在队中地位较重要的球员，每年在与俱乐部续约时能得到一笔可观的签字费，一位上届国奥队的年轻队员去年在与某俱乐部续约时就得到８０万元的润笔费。

　　在所有甲级队中，经济实力雄厚的大连实德俱乐部属下的球员整体身价是最高的。该队队长张恩华今年收入超过１５０万——实德队今年联赛共赢了１７场比赛，平了５场。作为队长，张恩华除了受伤耽误了两轮比赛之外，参加了其余２４场比赛，还参加了足协杯赛、亚优杯赛和一系列的友谊赛。

　　据说，范志毅在上海申花踢球，光房子就奖励了两套，在寸土寸金的大上海，这恐怕也得值个１００多万。

　　当前１２支成年女足，各队的收入情况千差万别，即使同为国脚主力，姑娘们的收入相差也很大。孙雯每月可拿到５０００元左右较固定的收入。老国脚高红每月的固定收入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基本工资，有１７００元左右；二是服役超过８年以上才能领取的老年金，即超一年５０元；三是俱乐部的训练补贴，每月可拿６００元。由此推算，她的保底收入在２９００元左右。

　　足球教练的收入可能不如运动员那么多，但他们账面上的纯收入远远大于球员收入。上赛季上海申花队的彼德洛维奇的年薪，据上海本地报纸披露的数字是４６万美元，此数字兑换成人民币，大概近４００万，一天收入一万多元。桑特拉奇带山东队夺冠后被传说收入在７０万美元以上，今年的年薪据说是６０万美元。上海申花又请来了南斯拉夫国家队的教练皮特诺维奇，此人带来了一个教练班子，三人的年薪在一起，据说上海方面拿出的数字是１００万美元。而山东队准备聘请的法国名帅，开口便谈到年薪不能低于６５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５５０万。今年中途在深圳下课的塔瓦雷斯，据说也拿到了平安俱乐部付出的２８万美元赔偿金，他的费用其实不算高，因为李章洙在重庆的收入在５０万美元以上。

　　没有多少人敢去过问中国教练的收入。仅举一个例子，大戚执教云南红塔队，一年收入在２００万以上。名帅徐根宝今年底在上海一支甲Ｂ球队重新出山，公开提出年薪不能少于３００万。他们还有各式各样的隐性收入。譬如徐根宝帮一家上海矿泉水做广告，一个广告就是２００万。

　　【事件】中国刑事第一案犯张君落网

　　９月１９日落网的渝湘鄂系列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首犯张君，从１９９３年至今，他单独或伙同同伙，先后在重庆、湖南、湖北、云南、广西等地作案１７起，总共杀死２６人，杀伤２０人，抢劫现金和财物共计６００多万元。

　　“走，今天我带你去沾点血。”张君的口气轻松平常，好像就要外出兜风一样。全红燕却不禁浑身一震，她明白“沾血”意味着什么。

　　全就是９月１９日晚上拎着１包枪支弹药前来与张君会面，结果被警方抓获的那个重庆女人。她在向警方的供诉中称，２０００年５月她在张君的教唆、胁迫下，第一次开枪杀了人。

　　５月中旬，张君带着全红燕从重庆来到长沙，住进宾馆后，张便掏出１把五四式手枪，教全红燕装枪、拆枪、上弹夹，还教了她几个拔枪射击的动作。第４天上午，上穿绿色短袖衫、下穿黑色休闲裤的张君来到宾馆，对全红燕说了那句她刻骨铭心的话。全脱下身上的吊带裙，换上黑背心、白裙裤，与张走出了宾馆。

　　他们打了一辆的士，半道上来了一个２０多岁、身材矮小的小伙子，车开到一个僻静处时，３人又下车换了一辆的士。４０多分钟后，的士开到郊外，３人下车后往回走了两三百米，走进了树林。

　　张君剥光小伙子的衣服，一边用树枝抽他，一边斥责他不听自己的话。然后，张君把手枪递给全红燕，示意她开枪干掉小伙子。全红燕面对小伙子回头哀求的神色，心里非常害怕，不敢开枪，但在张君的催促下，她终于闭着眼睛连开两枪。

　　随后，张君又补射两枪。确认小伙子已死无疑后，张君拾起地上的４个弹壳，带走小伙子的衣服、鞋袜，与全红燕走上大路，拦了一辆中巴回到城里。他俩当晚乘火车返回重庆。

　　全红燕的供诉再次证实了落网的张君同伙们所交待的事实，即张君总是要把团伙中每一个人都变成杀人犯，只有每一个人都有命案在身，才会得到他的信任。

　　【主张】中国人的精神值多少钱？

　　霸州枪击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曾经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死者牛亚军不及而立之年，是家中的生活支柱，他的撒手西去对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妻子造成的心灵伤害之深不言而喻。但是，判决除去令被告给付死者丧葬费、父母赡养费、儿子抚养费６．０８万元外，竟然没有一分钱的精神赔偿。

　　而就在今年４月开庭，去年在纽约街头警察枪杀２２岁黑人青年阿莫多·迪亚洛一案，受害人父母起诉市政府和涉案的４名警察，要求赔偿６１００万美元，其中包括２０００万美元的精神赔偿。

　　一分钱没有和２０００万美元，对比如此强烈，我为此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的“精神”，就真的一钱不值？所以，看到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加紧制定《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具体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我又高兴不起来了。

　　《解释》明确规定了侵犯他人贞操权、财产权、生命健康权等物质人格权和精神人格权的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这是进步。但是，对于赔偿标准封顶不保底的规定，让人对如此规定的实际执行效果产生怀疑。

　　比如，《解释》对侵害他人精神性人格权的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分为严重精神损害和一般性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最高赔偿数额才５万元。我们来看一个案例：７年前，黑龙江省肇东市一家录像厅内一更夫被杀，一个名叫史延生的铁路工人因在那家录像厅借了一盘录像带，一家６口遭受牵连，史本人也差点儿掉了脑袋。直到１９９９年７月被无罪释放，史延生被关押６年之久。我的问题是：被无端关押６年，获得的赔偿中是不是应该有精神赔偿？如果应该有，那么，５万元的“封顶”能否补偿失去６年自由对精神造成的伤害？

　　【发现】中国科学家提炼出人胚胎干细胞分泌素

　　早在７年前，世界上第一个人胚胎研究领域的成果——人胚胎干细胞分泌素已经被中国军事医学院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意外中发现。

　　经过大陆、台湾２万病例的临床应用后，这项成果日前在中、美两国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上正式向世界发布。

　　这种被称为人体生命的“保鲜剂”将全面应用于肿瘤、艾滋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的治疗，它在美容保健领域的应用已经成熟，其成品将在近日面市。

　　乐观的估计是，有了保鲜剂，延长寿命不是梦。

　　【人物】法籍华人高行健拿诺贝尔奖

　　１０月１２日，瑞典文学院将２０００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高行健的名字伴随着“谁是高行健？”的疑问，在一夜间传遍全球。

　　瑞典文学院在将这一奖项授予高行健时称：将２０００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文作家高行健，因为他是一名“举世公认、具有深刻洞察力和语言天才的作家，为中文小说与戏剧开辟了新道路”。

　　高行健获奖是因为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评委会认为他这两部代表作是“无与伦比的罕见的文学杰作”。前一部作品记述作者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偏远地区漫游留下的印象；后者的背景是中国６０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这两部小说都是在国外完成的。

　　８０年代初，高行健以《论现代小说技巧》名噪一时，当时文坛曾把他和冯骥才、李驰、刘心武并称为“中国寂寞空旷天空中飞起的四个漂亮风筝”。高行健还创作了《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因而又被称为文坛的先锋人物。

　　高行健１９４０年出生在江西赣州，原籍江苏泰县。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是演员。高行键在大学里专攻法国文学，还擅长绘画。“文革”期间下放农村，后任职于北京外文局法语翻译。他１９８７年离开中国赴法，后入籍法国。

　　百年来，中国著名作者很多，前有梁实秋、林语堂、鲁迅、巴金、茅盾和老舍，中间有贾平凹、莫言和王朔，在海峡另一边还有李敖等等，这些人都没能获奖，现在却由高行健出面来代表整个中国文学，甚至整个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老舍之子舒乙说：“不少大陆记者得知这个消息后，却都在悄悄地问，谁是高行健？”“这是很悲哀的事，也是令人滑稽可笑的。”

　　看来，高行健被瑞典文学院称为“举世公认”的天才作家，但至少在他的祖国——中国似乎并未获得一致公认。

　　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的百年梦想。但由高行健首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得主，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引起一种欢呼雀跃的兴奋，有的只是一阵阵疑惑，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失去神圣的光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也作了同样的表态。

　　【争论】基金有黑幕吗？

　　证券业真就闹出个事！这事说不上是大是小——说它大，当事人急哧白脸义愤填膺，说它小，急哧白脸的当事人并没有直接义愤填膺，虽然底下流言飞短乌云压顶。

　　这个事就是：《财经》杂志耸人听闻地重磅刊出《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与之对抗，七家基金公司在三大证券报上发表《严正声明》。

　　《基金黑幕》这个窟窿捅大了。《严正声明》第一条就宏观地劈杀过来：证券投资基金业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由于起点较高，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我们的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

　　中国证券市场已经１０年了，与股市中百里挑一揭出的丑闻相比，与原野、苏三山、３２７国债、琼民源、红光、大庆联谊这些股民心中永远的痛（酸，但挺贴切）相比，基金是一方净土。大家总是被教育要分清主流支流，要看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经》冒进了，要是在１９５７年，就右了。

　　但还有另一句话：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我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虽然有这个伟大的修饰前缀，但还是有缺点的，是不是这个缺点就不能说了？等改正以后再说？

　　让基金老板最愤怒也最没辙的是，这帮记者从哪弄的材料？于是非常郑重地断定：这是一份非正常渠道流传的所谓研究报告。

　　《财经》也不厌其烦地公开了材料作者的情况，一是告诉读者确实有这么份材料，二是保护作者。上交所研究人员赵瑜纲拒绝记者采访，说那份报告只是个人做的，不代表交易所或监察部的意见，不是有意外传，是有人不小心流失的……赵瑜纲因此６月２７日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这渠道的确不是盖着红印章的正常渠道。在检察院收到的举报材料中，非正常的是大量的，大部分是代表个人的，甚至连个人也不代表——匿名的。

　　在《严正声明》中，基金老板还讨论了些常识性问题，但没有讨论《基金黑幕》提到的对倒、倒仓、净值游戏等硬货，也许还没空儿顾上——这就使义愤填膺软了许多。

　　【数字】每年２００万对夫妻分手

　　有社会学专家预测，进入２０００年之后，中国的离婚数量将以每年２００万对的速度递增。

　　专家指出，以往被人难以启齿的夫妻“性生活”质量，如今已被婚姻当事人大大方方地拿出来，作为衡量婚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时，有迹象表明，如今主动休夫的女性越来越多。在一些大中城市，主动提出离婚的女性占离婚总人数的七成以上。

　　５０年来中国曾出现过三次离婚高潮，其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离婚高峰中，全国出现了１１０多万对离婚者；“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离婚高潮，离婚人数高达１８０多万对；第三次离婚高峰是在９０年代初，从这以后离婚率一直处于快速攀升的势头。

　　【玩笑】令人啼笑皆非的标语口号

　　我在全国各地发现了不少值得一提的标语口号。

　　在河北，我看到一条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它的意思仿佛是说，和平抗税是合法的了。高速公路旁闪过一条标语：“不得袭击警车”，我不禁一阵紧张，因我坐的是“民车”。

　　许多口号本是人们普遍应该做的，比如十字路口写着：“红灯时请您停车”，但我想，假如一个人连红灯都不在意的话，他对这个红灯的画外音恐怕也不屑一顾。

　　在浙江我看到几条十分有趣的标语。一座尼姑庵的墙外，写着：“偷税漏税，来世罚作尼姑”。于是我看到尼姑就觉得她们身上都藏着前世带来的钱财。

　　车子驶过一座县城，这个县的支柱产业是散装水泥，马路上空赫然高悬着巨幅标语：“大力发展散装水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身居北京城，在党中央旁边，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项“基本国策”。暗想这个县的干部可真大胆，要在封建时代，这叫做“矫诏”，是杀头之罪呀。

　　【世相】老板临终自曝罪恶

　　１０月初，哈尔滨世纪经贸公司总经理霍剑，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临终前，他痛苦地向前妻和儿子道出隐私和罪恶：半年前，他被一家民办肿瘤研究所误诊为肝癌，当知道最多只能活三个月时，他不甘死后让妻子独吞家业，遂用毒蘑菇把小自己２２岁的妻子方晓毒死了。

　　１９８６年，霍剑夫妻买卖红火，有了钱，霍花心渐起。霍给了前妻一张百万元存折，离婚了。１９９８年６月，霍和大学生方晓举行了婚礼。方比霍小２２岁，婚后不久，霍就有些感到不适应。方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都跟他不一样。更不放心的是，方在一些问题处理上，常压制自己，好像她就是公司老板。夫妻一有戒心，就会互相猜疑，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生活着。

　　１９９９年初，霍突感肝部胀闷，两次到医院检查，都没发现什么毛病。方认识一个民办肿瘤研究所的所长，她领霍去检查。一天晚上，霍在方的提包里翻出他患肝癌的诊断书，只能活三个月了。他感到痛苦和绝望：自己死了，家产都留给她，太不合算了。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心中酝酿。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５日，霍弄到几只毒蘑菇，说有抗癌作用，让方晚上给他煮。他则开车去了朋友家，霍告诉她，在朋友家吃了，让她先吃。一小时后，方呼霍说肚子疼，让他快回家。霍暗自高兴：毒蘑菇起作用了。

　　他让朋友陪他回家，有意挑了一条堵车的路，等回到家，方已奄奄一息。霍和朋友忙把方送到附近一家小医院，经检查是食物中毒，建议马上转大医院抢救。方被拉到省医院后，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方死了，霍的肝癌似乎也有好转，他觉得不像以前那样难受，到医院复查，结果肝功能正常。他怀疑当初误诊，想找那个所长算账，又怕把方的死因真相闹出来。这口气确实难咽。霍良心受到谴责，常去墓地看方，跪在墓前痛哭。

　　１０月５日，霍买了一块菜地，把方的骨灰安放在那里，在墓前一直待到傍晚。天色已黑，他开着轿车上了高速公路。由于车速太快，同一辆大货车相撞，霍受重伤，被送进医院抢救。

　　两天后，他醒过来，见前妻和儿子坐在身边。霍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便把隐情讲出来。１０月８日上午，霍死亡，４８岁。

　　【事态】粮食减少幅度近２０年少有

　　２０００年夏粮比上年减产１１００万吨，减幅达９．３５％，而秋粮减产也不可避免。预计全年粮食减产幅度将会是近２０年少有的，约为６％～８％。

　　按照一般规律，粮食减产，粮食价格肯定会上扬。但目前传出的粮价信息比较混乱，有消息说南方的粮价不增反跌，北方的粮价倒是有所上涨，但社会反应平静如常。粮食减产，人没有慌，物价没有慌，宏观经济没有慌，绝大多数城里人甚至根本没觉着有这回事。

　　若单纯从政府角度看，如果粮价能因减产而有所回升，还可以盘活一部分国库里积压的存粮，盘活农业发展银行的一部分沉淀资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扬认为，近些年来，我国粮食连年丰收，连续４年总产量超过了５亿吨，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致使粮价下滑，因此，这次粮食减产对粮食供求关系不会有影响。

　　但谢扬也指出，如果粮食连续减产，那也是相当危险的。目前世界上对粮食安全的认识，已经从“温饱线”扩展到人类健康、保护生物物种多样性、维护区域特性及民族文化等诸多方面。

　　【现象】公社又来了

　　沉寂了近２０年的“公社”一词，近日被武汉和平科技集团推出——１０月２８日，和平农业公社在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村宣告成立。该农业公社是以企业为主、农民土地使用权入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它由农民、科研人员、企业和单位自愿入股的股份组成，将分散承租的土地统一规划使用，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使分散的封闭式经营结构走向企业化、产业化、市场化。

　　有评论指出，此公社非彼公社（过去的人民公社）。以家庭承包为特征的农村改革走到今天，面临一个挑战，就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与农业要实现产业化、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矛盾。怎样应对挑战？和平科技集团的做法是一种尝试。

　　２０００年 外来和尚念５０富经

　　胡润把中国的传媒和调查业狠狠地笑了一回。

　　胡润假《福布斯》威名，弄出个中国首富５０人。他所根据的那些材料，中文杂志和报纸，香港、上海、深圳及美国证交所，国家投资人员名单，中国人物年鉴，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各投资银行等——这些材料中国大陆都弄得到，而且有可能比他们弄到更祥细更生动的材料，比如我小姨子在中信，我同学给刘永好当秘书……

　　但自身家的事被胡润抢了去。

　　胡润说，中国曾是个将个人资本视为禁地的国家。这话说不好。现在个人资本在中国已不是禁地了？比如这次评出的中国首富荣氏家族，谁敢说这是个人资本？荣毅仁自己不会承认，政府也不这样认为，甚至老百姓也不觉得中信是荣氏家族的。

　　关键之处就在这——为什么中国大陆人有材料，有头脑，有手段，特别是有欲望，每日在中国大小传媒上鲜活活的人物大都是富人，但中国大陆自己就没有，或没敢评自家的５０首富呢？网大公司蒋继宁弄中国大学排行榜，尽管他也玩美国模式，照美国的葫芦画瓢，但大家就是不高兴，都说小蒋不公正。

　　外来的和尚胡润和小蒋不一样，虽然名字是中国的，但人家出生在卢森堡，毕业于英国Ｄｕｒｂａｉ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中文专业，毕业后在安达信会计事务所做事——咱应该把他当老外看，外来的和尚念歪了经是可以原谅的。

　　胡润开了个好头，相信明年会有中国人冲上去和胡润叫板竞争的。

　　尽管可以挑胡润１０个２０个错，但胡润确实提供了个样本，以偏概全可总以看出一些个中国个人资本的情形。

　　荣氏家族算不算个人的，且存疑。刘永好的希望集团竟以１０亿美元排到第二，让人不敢相信。不就是摆弄饲料的嘛，却玩到亚军地位，让人感到中国到底还是个农业国家。第三位的华为公司老板任正非让人感到还有些高科技，华为科技在中国ＧＳＭ设备、交换机产品及接入系统占有先导地位。

　　在中国５０个富人中，传统行业占到３１位，诸如制药（中国专利药品极少）、房地产、贸易、制造等。与农业有关的占了４席，这农业不是种植业，而是饲料或养殖。

　　与电脑、电信、网络、生物有关的所谓新经济企业有１４个，这就算发展很快的了。

　　最缺的是文化方面的，杨澜的阳光影视公司算一个，王文京和宋如华的软件只能算半个。如果哪天中国大陆自家评选首富５０人时传媒或调查机构闯入５０强，中国的文化产业就有点名堂了。

　　年月背景

　　【发现】４０个民族留下基因“血脉”

　　有５％的白种人不可能感染艾滋病，因为他们体内有一种特殊的免疫基因。那么中国５６个民族中又有什么特殊的基因呢？中华民族基因库将对此作长期的研究。国内４０个民族的代表已自愿将血样交给中科院科学家作基因研究，中华民族基因样本库已基本建成。

　　据中科院遗传所研究员徐玖瑾介绍，之所以选择４０个民族，有两个重要依据：人口在１００万以上的；人口特别少并有特色的。每个民族（人群）一般选１００个代表，为了保证采样的纯度，被采集人必须是祖宗三代都属同一个民族，绝对没有异族通婚；三代人必须居住在民族的核心聚居区；年龄在１６～４５岁之间；同一民族的１００个代表之间没有亲缘关系。

　　之所以要进行这项研究，是专家们一致注意到了保存民族遗传资源对生命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前，许多外国科研单位都已来到中国采集人体遗传材料，北美一家科研单位甚至与国内一所大学合作开展采集百岁老人血样的工作，以研究所谓长寿基因。

　　现在全面保存各民族基因样本，将为以后漫长的研究打下基础。经过技术处理的数千株细胞株就像“树”一样被保存在零下１９６摄氏度的液氮中，成为已经开始的中国人基因组多样性研究的基本材料。

　　【世相】官人断事越来越难了

　　当官也不是什么都不怕。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３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通知，查处劣药伟哥开泰胶囊。这一棒子把沈阳飞龙集团老板姜伟打晕了，等转过神来，他开始打官司。

　　一审姜伟输了，接着打二审。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７日上午９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沈阳飞龙集团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案做出终审判决。此次开庭，调子处理得很低，几乎没有一家新闻单位知道此事。

　　北京高院的终审判决是：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中所做的“维持被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３日做出的国药管市（１９９９）９３号《关于查处劣药‘伟哥开泰胶囊’的通知》”做以变更，“认定伟哥开泰胶囊为‘劣药’不当”。

　　伟哥开泰胶囊戴了一年零七个月的“劣药”帽子终于被摘了。

　　摘帽没两天，又一个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又出来说话了。

　　中国消费者协会１２月８日公布，该会最近委派专家对北京、天津等地商场出售的３８个品牌的保暖内衣进行了全方位的质量性能检测，发现保暖内衣之间质量、性能差别很大，而在国内非常著名的俞兆林保暖内衣和另一种叫黑胡子的保暖内衣中竟发现有一至两层塑料薄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在俞兆林的外包装上赫然印着绿色环保标志！

　　马上市场上就有反应了，俞兆林内衣销量大降。上海兆林实业有限公司找上门去了：有行业标准吗？凭什么说我们坏话？

　　于是中消协见势头不好，回头就跑。

　　１２月１５日，兆林公司公布了一份由中消协出具的证明，以表明其生产的俞兆林牌保险内衣并非“不合格产品”。

　　这份加盖了中国消费者协会公章的证明说：近来，个别媒体在报道中国消费者协会３８种牌号保暖内衣比较试验中，只报道俞兆林的透气量小，未报道俞兆林保暖内衣的保暖性能及其他性能，使消费者未能对俞兆林保暖内衣的全面性能有客观的了解，中国消费者协会没有定性俞兆林“是不合格产品”，没有说俞兆林“只靠二层薄膜保暖”。

　　中消协消费指导部有关人士说：我们是从事公益事业的，对消费者是负责任的，操作上也很谨慎。至今我们仍然能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的结果是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情况的。但是，我们有时也感到痛心，消费者对我们的测试结果有时不能全面地认识，甚至产生误解。

　　消费者的父母官在埋怨消费者了。

　　没过几天，又一官人输了官司。

　　１２月１８日，被称为中国企业状告证监会第一案的凯立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结果首开司法机关纠正证券监督机构审批上市程序的先河。

　　这份长达１１页的判决确认了一个事实，即中国证监会４月２８日退回海南凯立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南凯立）Ａ股发行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同时，判决做出了一个司法决定：责令中国证监会恢复对海南凯立股票发行的核准程序，并在判决生效起两个月内做出核准或不核准的行政行为。

　　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说，海南凯立告证监会是件好事。梁先生是香港人，他当顾问年薪只有１元人民币，他用不着看谁的眼色行事。所以，他说的话也许是可信的，是对的。

　　【权利】丑女获赔４０００元

　　１１月１４日，被酒吧以丑为由拒绝入内的高彬诉北京敦煌餐饮有限公司侵害人格权和消费者选择自主服务权一案，在朝阳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高彬获赔精神损失费４０００元。

　　高彬诉称，４月２２日、４月２８日及５月１日，她在进入北京敦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开办的ＴｈｅＤｅｎ酒吧时，酒吧工作人员因其“面容不太好，怕影响店中生意”而拒绝其入内。高彬认为，酒吧工作人员的行为侵害了其人格尊严权，给其造成极大精神伤害，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５万元及经济损失２８４７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法院判决被告向高彬书面赔礼道歉，赔偿高彬交通费、复印费、咨询费４０３．５元，赔偿高彬精神损失费人民币４０００元。

　　【数字】利息税开征一年收入１２０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管理司副司长孙瑞标１１月１７日透露，到今年１０月底，我国恢复征收利息税的１年时间里，利息税总收入达到１２０．５亿元。

　　以中国１２亿人计算，人均上缴利息税１０元。

　　【情景】农民横刀巨鲸尸肉

　　１１月１７日早上，一条巨鲸在海南临高角海滩搁浅死亡。这时，一些在此地干活的的外村农民纷纷偷砍鲸鱼肉。临高县有关部门及时派人保护了鲸鱼尸体。晚上７时许，巨鲸尸体已被运回海南师院生物系，准备用做标本。据专家测定，鲸鱼长１０．３米，重约４．５吨。

　　【状态】征兵体检过关仅四成

　　尽管征兵体检的视力门槛降低了，可北京市仍有五分之一的应征青年因视力不达标而与军装无缘。据了解，今年应征青年体检过关的仅占四成。除了视力不足的人多，还有就是胖子多了。据统计，征兵体检中超重者占１．８％。另外，有慢性鼻病、痔疮，转氨酶高的人也属于被淘汰的对象。

　　２０００年 圣诞舞会３０９条人丧生

　　首长的警告时时响在耳边，但挡不住塌楼、翻船、爆炸一拨接一拨地来。眼瞧着多难的２０００年就要过去了，圣诞夜洛阳一场大火，在大家流血的心口上又扎一刀。

　　年关难过，这句不吉利的话应在了洛阳人身上。

　　１２月２５日夜９时，洛阳东都商厦４层正在开舞会。在一层大厅的中央，有一个与地

　　下一层连接的楼梯，两层之间连接处的分隔铁板上有一个方形小洞。４名无证上岗的电焊工在地下一层焊接作业，想把小洞焊接上，将铁板封死。然而电焊熔渣从这个茶杯大小的洞中溅到地下二层楼梯扶手上的一块红绒布上，绒布被一烧两段，并随后燃着了海绵床垫等可燃物，继而迅速引燃地下二层的其他家具。

　　几名电焊工发现起火，与正在地下一层搬运货物的工人拉来消防用的水带，对准钢板上的小洞往下灌水灭火。但火势越来越大，他们没有报警就慌忙逃离。本来可以避免的一场悲剧就在这样的违章作业和不负责任的逃离中发生了。

　　大火在封闭的地下二层熊熊燃烧，浓烟借着火势迅猛向上扩散，在东南和西南两个楼梯道形成了烟道效应，浓烟迅速向楼顶冲击，向四层舞厅冲去……

　　汪冬瑞是穿着自己的结婚礼服走的

　　她是河南新乡市人，今年２４岁。５年前，为了男友小王，她毕业后选择留在了洛阳。她在东都商厦歌舞厅工作，既唱歌，又弹琴，还当主持人。几个月前，她嫌歌舞厅太乱，转而受聘于一家私立学校，专职教音乐。

　　她和男友商定：２００１年元月８日结婚。这一段，她东奔西走筹备婚礼，连结婚礼服——一套红呢子长裙都置办好了。

　　圣诞节前，东都商厦歌舞厅的节目主持人要她临时顶一顶，主持圣诞舞会。碍于朋友的面子，她如期而至，还特地穿上了那套结婚礼服。

　　当晚１２时，男友得知东都失火，一口气传呼了她１００遍，却未得到一次回音……

　　２５日晚，东都商厦的保安郑某在东都商厦值班。妻子喜欢跳舞，乘他不备直奔四楼歌舞厅蹦的去了。

　　２１时２５分左右，郑某闻到一股刺鼻的烟味，立即跑了出来。惊魂未定，又有人告诉他：刚才歌舞厅有一个穿绿衣服的，好像是你老婆。郑不太相信，他记得老婆穿的是红衣服。

　　未几，他预感不妙，便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家。推门一看，他傻眼了：红衣服扔在床上——老婆换上了绿衣服。

　　他急忙折返东都商厦。看着滚滚浓烟，他绝望了。

　　妻子果然被抬了出来，穿着那件绿衣服……

　　王卫红和５个朋友要了一个包间。晚上９时２０分左右，听见外面有人尖叫，大吵，开了一下门，有浓烟进来，立即关门拨打求救电话，但一直打不通。这时她的男友用右手肘将玻璃打碎，把头伸出窗外呼吸空气。其余３个朋友都在房间里窒息死了。凌晨１时多，王被消防人员救出，戴上氧气面罩往楼下走，一出门口，觉得踩着的都是软绵绵的尸体，整个上午吐出的痰都是黑的……

　　陈国杰是洛阳铜加工厂治安处民警，梁静是省建筑公司职工。当晚，陈国杰、梁静等五人在歌舞厅包了一个雅间唱歌。唱着唱着，梁静听到外边有异样的响动。刚一开门，浓烟已滚滚而来。

　　五人赶紧手拉着手，往大厅跑。但是烟太浓，根本看不清大厅的出口在哪里，他们只得又跑回雅间。陈国杰死死地关上了门，并用毛巾被等封严了透烟的门缝。这时，陈国杰回神一看，才发现五人只剩下了四人。他赶紧拨打这位同伴的手机，但已无回应。

　　陈国杰盯住了墙上的空调。赶紧用椅子砸空调。五分钟后，空调砸下来了，墙上出现一个约一米长的洞。四人遂将头伸出洞外，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一边大呼救命。

　　从晚上９时４０分开始，他们一直喊到了２６日凌晨３时。消防队员用云梯将他们救下后，他们的嗓子全哑了……

　　洛阳市东都商厦是一个综合型商场，１９９７年以前都上了保险。１９９７年８月因暴雨造成商品受损，人保洛阳分公司给其赔偿了２８１１８８．１４元。１９９８年底，企业经营不善，面临倒闭，便没有再上保险。２０００年下半年被郑州丹尼斯连锁店的老总看中，达成了合作经营意向，并在１１月以前进行装修。丹尼斯东都店与保险公司约定，在１２月２６日开业前签订投保合同。但没有想到，保单还没有来得及签，来大火了。

　　２０００年的大灾难还有——

　　３月１１日，江西萍乡发生一起鞭炮特大爆炸事故，３３人死亡；８月４日萍乡一个体户搬运烟花爆竹药料时发生爆炸，２７死２６伤；８月２１日，萍乡一钢铁厂再次发生爆炸，１９人死２４人伤。

　　３月２９日凌晨３时，河南焦作市一家个体私营影视厅突然起火，７４名在这家名为天堂录像厅观看淫秽录像的观众就这样从天堂走向了地狱。

　　４月１５日下午２时３０分，山西古县永采乡永采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４４名矿工被困在井下。截至４月１７日下午，在井下救出１名矿工，找到４０名矿工遗体，３名矿工下落不明。

　　４月２２日上午，山东省青州三旭实业有限公司青州分公司肉食鸡加工车间失火，造成３８人死亡，２０人受伤。

　　６月２２日早晨７时，位于长江上游金沙江一带的四川泸州市合江县境内，发生一起特大翻船事故，约２００人落水，１３０人死亡。这是一起人为的违章事故。

　　６月２２日１５时，武汉航空公司一架从恩施飞往武汉的运七客机，在下降过程中，坠毁于武汉市汉阳区永丰乡，机上４４人连同船上作业的７名渔民全部遇难。

　　６月３０日上午８时５分，由外商租赁的广东江门土产出口公司烟花厂发生爆炸，该厂３２００平方米建筑瞬间被夷为平地，爆炸造成３７人死亡，１２人重伤，１００多人轻伤。

　　７月７日晚１０时３０分左右，柳州一辆公共汽车在壶东大桥中段失控，冲破大桥北侧护栏，坠入距桥面近３０米江水中，沉没在柳江主航道４米深水中，打捞上来的遇难乘客已达７９人。

　　９月３日１８时４５分，在三峡大坝泄洪坝段浇筑混凝土的第３号塔带机的皮带机突然断裂垮塌，造成３人死亡，２０人重伤。发生事故的塔带机为美国罗泰克产品，每台价值约１亿元人民币。

　　９月８日１９时３８分，一辆运载准备销毁的爆炸物品的车辆行至乌鲁木齐市西郊的西山路段时突然发生爆炸，造成６０人死亡，１７３人受伤，包括一批小学生。

　　９月２７日晚，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矿务局木冲沟煤矿发生３０年来国内最严重的瓦斯爆炸事故，被困井下的２４４名矿工中，８５人获救，１５９人遇难。

　　１２月１日下午，东莞市厚街镇赤岭村街道发生楼房大坍塌事故，官方公布的数字是８死３２伤，但据现场目击者估计至少有２００多人被活埋。

　　不能说中国上层不重视公众的安全，１１月２２日和２５日，新华社连续公布了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计有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山东烟台发生的大舜号客滚船倾覆２８２人遇难，有江门和萍乡的烟花爆炸案。其中大舜号海难，山东省省长李春亭和交通部长黄镇东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但这些并不能阻止几个无证（有证又怎样？）的电焊工的违章操作。

　　年月背景

　　【观察】打虎先打纸老虎

　　为什么南昌起义以后要上井岗山？为什么革命大本营要放在延安？为什么第一张土地承包合同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签字？为什么第一起土地使用权拍卖会发生在深圳？——这些事闹明白了，就会明白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跟上市公司郑百文过不去，非要郑百文破产而后快，非要郑百文开个破产先例。

　　郑百文怎么了？不就做了点假嘛！

　　按照郑百文公布的数字，１９９７年其主营规模和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在深沪上市公司中均排名第一，进入国内上市企业１００强。

　　河南人历来重视形象，郑百文立马就成了一块香饽饽，郑州市委市政府把郑百文树为全市国企改革的一面红旗，接着就声势浩大地向全国人民介绍。

　　但话音刚落郑百文就亏损了，１９９９年一年亏掉９．８亿元，如今有效资产不足６亿元，而亏损超过１５亿元，但这有什么错吗？红旗不是竖起来了吗？圈钱的任务不是完成了吗？为什么还要揭出郑百文做假账骗取上市资格的旧事？这更算不得什么，不做假怎么上市？费挺大劲做完了假却没能上市——这才是新闻！

　　诸位前辈早已立下了规矩。

　　１９９３年琼民源在深交所上市，到１９９５年就成了垃圾股。但１９９６年来了一轮牛市，琼民源便趁势而起，从７月１日的４．４５元起步，９月１９日股价涨到１２．９８元，１０月２２日竟翻到２１元，在不到５个月中翻了近５倍。

　　能哄得大家追捧当然得有点说辞了，一会儿说琼民源要进军信息科技，一会儿又要和新加坡科技有限公司玩战略伙伴，当然年报也是重要的。但事后查明，１９９６年年报中虚构伪造盈利５．６６亿元。

　　造假了又怎么样？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２日琼民源变成中关村了，这一天股价从停牌时的２３．４９元窜升，以３７元开盘。好日子节节高。

　　红光是另一前辈。成都资产评估事务所收了１０万元评估费把红光的总资产增加了，成都市国资局倒签评估报告，成都市蜀都会计师事务所编造虚构利润，四川经济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市国方律师事务所出具误导内容的法律意见书，还有中兴托管、中兴信托、国泰成都分公司、成都证券公司——一个好汉三个帮，所有这些业内人士成就了红光大业。

　　大庆联谊的故事也是惊心动魂。给这家前乡镇企业倒签文件的有大庆市体改委、黑龙江省体改委、大庆市工商局、黑龙江省证券登记公司、哈尔滨会计师事务所、万邦律师事务所、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诸多义士。常有人犯了事进了公安局，于是有打捞队来捞人了。警察说，都审了好几次了，次次都有记录，你能一个个都给推翻，把每次记录都给改了？——大庆联谊就都给改了！

　　过去说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如今说丑闻教育了股民，股民习惯了丑闻。在郑百文上大家突然不愿意习惯了，一定是看破郑百文的后盾是纸老虎，先捏软的。

　　但郑百文虽软，还是没被捏住，山东三联集团瞅个空子，冲进来把郑百文重组了，眼瞧着又生出一个逃脱破产的英雄。

　　中国股市何曾有过真正的纸老虎？

　　【存在】二成上市公司从未分红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透露，中国证监会准备把现金分红派息作为上市公司再筹集资金的必要条件。据来自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的统计，自１９９２年以来，上市后从未进行过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达到２２０家，而其中竟有６７家甚至从未进行过利润分配。这两个数字分别占目前Ａ股上市公司总数的２１．３５％和６．５６％。就是说，两成以上的上市公司上市后只从证券市场上圈钱而从未向投资者回报。而６％以上的公司甚至连利润都没有分配过，即既未分配过现金，也未送过红股，实在是令人震惊。

　　【记录】八成多国企会计报表失实

　　财政部新闻发言人王军披露了１００家国有企业１９９８年度会计报表抽审结果：大多数企业主要会计要素的核算存在偏差。其中，８１户企业存在资产不实问题，共虚列资产３７．６１亿元；８３户企业存在所有权益不实问题，共虚列所有者权益２６．１２亿元；８９户企业存在损益不实问题，共虚列利润２７．４７亿元。

　　【状态】我国结核菌感染者达４亿人

　　１２月２１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据透露，目前我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感染了结核病，受感染人数超过４亿，这些感染者中将有１０％的人发生结核病。而耐药性结核病有可能成为一种不治之症，甚至比癌症更可怕。

　　【数字】经济形势不错

　　据初步预计，２０００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８．９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８．０％，增速比上年加快０．９个百分点。

　　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前１１个月，累计工业企业利润３７１４亿元，同比增长９２％。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２０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０％，创９０年代盈利水平新高。

　　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受种植面积调减和严重旱灾影响，预计全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９％左右。

　　市场物价止降转稳，前１１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０．２％，扭转了前两年价格总水平持续走低的局面。

　　进出口规模突破４０００亿美元。头１１个月，进出口总额４３０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３．４％，贸易顺差２３６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２８亿美元。

　　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初步预计，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２％。

　　【事件】山东阳信发生警民冲突６死３２伤

　　１２月８日，山东省阳信县河流镇发生一起违反民族政策伤害回族群众感情的事件。１２月１２日，在少数人的串联、组织下，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数百名回族群众乘车前往阳信县，在阳信县境内与劝阻民警发生冲突。冲突中，有６名群众死亡，１９人受伤，１３名民警受伤。

　　山东省按有关程序，撤消阳信县委书记刘成文、县长王力、县公安局局长王天河的职务。河北省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孟村回族自治县主要领导通报批评。

　　【人物】龙永图为ＷＴＯ落泪

　　年初全国上下以为ＷＴＯ必入不可，到了年底却悄没声地没人提了。

　　龙永图长久地遭受闪光灯的照耀。别人头发白了，转移阵地了，龙永图还得坚持着。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５日美国谈判代表李森智不辞而别，新华社宣布中国８年的复关谈判受阻，接着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中国宣布对美反报复清单。

　　此前，当年１１月２８日，中国政府提出在１９９４年底结束中国复关实质性谈判的时限，否则中国不再作实质性出价，不再主动要求双边磋商。

　　龙永图既不能改变上层速胜的决心，也不能像李森智一样拍屁股走人，龙永图坚挺着。挺过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迎来了巴尔舍夫斯基漂亮的花围巾，终于与欧盟的拉米握了手，然后突然寂静了，好心的中国传媒不再高唱年内复关的凯旋曲，不愿再给龙永图增加负担。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日，在对外经贸大学，龙永图哭了：“前几天欧盟为给哪几家保险公司发执照与我们争了起来，临走时威胁我，如果不同意，就不要指望欧盟再支持中国。给哪家保险公司发执照是我国的内政，他们有什么权力干涉？我的血压一下子就升高了，现在还像是在腾云驾雾。”

　　前面还有路要走，还有闪光灯要照耀，龙先生请注意血压。

　　【疑案】沈阳市市长涉黑辞职

　　沈阳市市长慕绥新日前以身体不佳为由，提出辞职。他是在卷入马向东案的市级官员愈来愈多的情况下提出辞职的。继任职位由辽宁省副省长陈政高接替。

　　１９９９年７月初，原中共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因涉嫌动用４０００万元公款，多次到澳门豪赌而被捕。检察院院长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以及慕绥新的前妻，均被捕，他们均涉及马案，向马妻通风报信。马向东案发后，现年５７岁的慕绥新曾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做出检查，承认自己严重失职。但一年来。卷入马向东案的市级官员愈来愈多，且该市黑社会势力猖獗，国有企业长期萎靡不振，使慕面临相当压力。同时，慕还涉嫌牵连国内外黑帮赌博案。

　　１２月２０日上午，被全国通缉的重大杀人犯王群潮伙同李宝林携带手枪和尖刀，突然闯入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上的莉蓝大厦１７楼，疯狂地将宅主沈阳市某领导之子王江之妻赵某用刀剌伤，枪伤小保姆，宅主王江被劫持在室内后被杀害。２１日清晨７时整，警方凿墙进入人质、劫匪所在房间，发现王江头部中枪，已死亡多时，而劫匪王群潮自杀，另一劫匪杨宝林自杀未遂。警方在室内未发现歹徒所宣称的“烈性炸药”。

　　另悉，１１月２６日国家司法部长高昌礼辞职。北京市委副书记张福森接任。

　　【惊奇】检察官能当董事吗？

　　沈阳市铁西区反贪局副局长李长森最近受聘于沈阳市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兼职担任该公司的独立董事。这是沈阳市铁西区检察院为预防国有企业中的职务犯罪、监督国企运营而推出的一项制度。据了解，采取检察官担任独立董事的方式监督国企在中国尚属首次。

　　该检察院院长说，检察官通过出任独立董事，可以了解企业内部经营状况，及时发现企业自身的各种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苗头，为企业管理制度堵塞漏洞，有效地将犯罪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从而大大节约司法成本和反腐成本。

　　而这家鼓风机公司的负责人也认为，检察官担任独立董事有很多好处，既可以使董事会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合法性，又可以增强董事会成员在保持职务行为廉洁方面的自觉性。据悉，最近，铁西区内已经有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与检察院联系，纷纷要求聘请检察官担任独立董事。

　　但也有人反对：企业这是拿检察官大旗做虎皮，来抵抗外来的检察。既有今日检察官入驻，何如全国军管？

　　【主张】以美色行贿该当何罪？

　　１２月１５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就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回答有关性贿赂的提问时，新闻发言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说，性贿赂也属于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虽然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将来应该被纳入立法范畴。

　　赵登举说，目前行贿犯罪正逐渐向社会多领域多行业渗透，而且手段越来越恶劣。腐蚀性越来越大，由送钱发展到送股票、汽车、房子、出国游和美色等，危害性相当严重。目前最高检察院查办的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

　　【争论】《婚姻法》怎么改？

　　婚姻问题困扰着中国公众。

　　如何界定重婚和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怎么处置包二奶？

　　不登记就“结婚”是否为无效婚姻？事实婚姻如何？

　　知识产权收益能否视为共同财产？

　　红杏出墙过错赔偿如何界定？１０％的中国人有婚外性行为？

　　是否应加大对家庭暴力的惩治力度？３３％的家庭有暴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婚姻法》修正案时，李鹏委员长提出，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年老的居多，修改《婚姻法》不能光听老年人的意见，还应当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

　　【感动】为救邻居自家三口丧生

　　２月２２日凌晨２时，上海城隍庙地区福佑路口一幢老式三层楼房发生火灾，造成４死８伤的悲剧。经警方侦查，当晚抓获纵火犯罪嫌疑人何新生。

　　何新生是为了报复曾与他姘居、后提出分手的吴某而纵火的。

　　在火灾中丧生的张晋元是为了通知其他住户，才延误了逃生，以致一家三口葬身火海。起火时，张晋元是同楼层第一个发现险情的。他将妻子和女儿叫醒后，本可以从容地脱离火海。但张晋元冲出家门，拼命地敲击邻近三家邻居的门。

　　大火越烧越烈，当张晋元还想叫醒第四户邻居时，过道的地板已被烧穿，断绝了他的逃生之路，他一家三口失去了逃生机会。

　　【事态】中国是美国的威胁？

　　美国情报部门及许多大智囊团在长达一年的研究之后发表《２０１５年的全球趋势》报告，关于中国，报告称——

　　到２０１５年，中国将拥有数十枚对准美国的核导弹，以及数百枚在本地区使用的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一些导弹装有核弹头。它还将从美国、俄罗斯、以色列、欧洲和日本购买技术，把海空能力结合在一起，对付台湾和本地区的其他对手。

　　然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不是严重的威胁。中国将寻求避免在该地区发生冲突，以促进稳定的经济增长，确保国内的稳定。

　　实际上，一个被削弱的中国可能更加危险，这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武器扩散、不稳定、犯罪和毒品走私。

　　中国领导人会更坚定地致力于发展经济，以此作为发展国力的基础。投入资源发展军事能力将占次要地位。

　　第肆卷 2001大盘点

　　２００１年 中国人民很行

　　早年间，有一老外走在北京街头，看到许多银行的招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等。这位精通中文的洋鬼子对他的中国朋友说：你们中国人很骄傲嘛。

　　中国人问：何以见得？

　　老外说：君不见满街的中国人民很行、中国人民建设很行、中国农业很行……

　　这是一则笑话。

　　及至２００１年，在这一年将要过去的时候，许多中国人真就信了“中国人民很行”，中国人民很顺。

　　随便问一个中国人，都会给你伸出三个指头——

　　７月１３日北京终于申奥成功。之所以用“终于”这两个字，是因为在投票之前，虽然许多人以为非北京莫属，但谁也不敢赌命胜算，连官方都刻意保持低调。不像１９９３年那次申奥，９月２４日白天还组织人马在长城上摇旗呐喊造声势，晚上在长城饭店，不大懂英语的现场观众先是被萨马兰奇的一声“Ｂｅｉｊｉｎｇ”举到天上，接着又被２票之差的结局砸至木呆，体育界元老荣高棠、电视台主持人田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他们的表情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深深地印在中国人脑海里。

　　奥运会几乎像诺贝尔奖，成了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

　　中国人要伸出的第二个指头是世界杯。在神奇或幸运的米卢的带领下，中国人顺利地第一次杀入世界杯。顺利得让人几乎记不得哪一场球、哪一天算作“入杯“纪念日，因为十强赛没有结束，便已遥遥领先挣够分数。

　　不就是一个参赛的权力嘛，一个一大堆男人抢一个足球的机会嘛。抢到了只不过精神上愉快一下，多喝几杯啤酒就是了。而中国加入ＷＴＯ，平等地与世界各民族竞争、合作、使用地球资源，这无疑更为重要。

　　这就是第三个指头。槌子连敲了十几下，中国的文件爽爽地通过了，中国终于算是加入ＷＴＯ了。这是北京时间９月１２日２２时，

　　２００１年不只竖三个大姆指，２００１年也有许多不高兴的事。

　　中国百姓体会了恐怖，靳如超就是恐怖的代名词。美国军机逼近中国海疆，王伟抗争壮烈殉职。全国新劳动力年均增速１．３２％，每年新增１０３０万人令下岗人员的日子更不好过。股市忽阴忽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２６．６２％。甚至，２００１第一月第一天，沙尘暴就横扫中国北方，令北京空港航班延误。再看看那些发泡塑料餐具吧，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日是最后期限，这些白色污染可有服软的念头？

　　阴晴圆缺，悲欢离合，２００１年自不能免。之所以感觉“中国人民很行”，窃以为，是因为有对比。

　　“９·１１”是美国人６０年来未遇之打击。之后，美国经济并未遵循“破窗理论”而得到良性刺激，相反，１１月２５日，美国布什总统正式宣布美国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也认定美国经济减速，２００１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１．１％，２００２年为０．７％，这是自１９９１年以来最低的。

　　在国际上，ＩＭＦ预测，日本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将出现负增长，分别为－０．９％和－１．３％，欧盟２００１年为１．７％，２００２年为１．４％。

　　与之相比，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据预测，２００１年中国ＧＤＰ将达到９６５０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３％。虽然这比前一年的８％略有下降，但已是“一枝独秀”，是很行的了。

　　但在当今世界，“一枝独秀”的想法有点浪漫。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１１月２日的一项研究课题认为，受美国衰退的影响，中国经济的运行环境将会恶化，２００２年中国进口增速还会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但出口增速将在５％以下，外贸顺差继续回落。

　　什么叫外部环境？口蹄疫离中国国境只有６０公里，这是一个象征。中国在菲律宾工程人员张忠强被劫为人质，王胜利带钱去赎人，钱付了人却未救出，这也是一个象征。中国加入ＷＴＯ了，猎头公司异常忙了，大把地抢夺中国人才，这还是一个象征。而严格且理性地分析“９·１１”事件后，中美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更是一个共识。

　　美国《发现》杂志评出２１世纪威胁人类生存的２０大危险：１、行星撞地球。２、伽马射线。３、真空现象。４、黑洞。５、太阳风暴。６、地球的磁场活动。７、洪水和火山爆发。８、全球性的传染病。９、地球变暖。１０、生态系统的破坏。１１、生物技术灾难。１２、粒子加速器灾难。１３、纳米技术。１４、环境问题。１５、战争自我毁灭。１６、机器人。１７、精神疾病。１８、外星人的攻击。１９、邪教组织。２０、虚无。

　　正说着，１１月２５日，美国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ｅｌ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公司宣布，他们已使用两种不同的技术成功克隆出人体胚胎，但他们将应用这种茎细胞治疗人类的疾病，而不会克隆人体婴儿。

　　天呐，这意味着实际上人类已经克隆出了人！而谁又敢相信ＡＣＴ公司会遵守自己的诺言？谁又能约束那许多不知道的ＡＣＴ公司们不私下克隆人呢？

　　２００２年，全世界，包括中国要面对的最紧迫的危险有两个，一是恐怖主义，二是克隆人——这两者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２００２年中国人民仍会很行，但不会事事如意。

　　２００１年 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７月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极引人关注的是“入党”。

　　江泽民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

　　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江泽民说：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与阶层相关的是财产，江泽民认为：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

　　在江泽民“七·一”讲话前后，党内外各种声音颇多，各种议论颇广。为此，８月２７日新华社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以加强主流声音。

　　２００１年 辽宁省省长薄熙来

　　用了１７年时间，薄熙来从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职务上走到辽宁省委副书记兼省长岗位。

　　１月１２日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告别大连市干部，在会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大连干部这几年虽然辛苦，但是做成了事业，而且这支队伍比较整齐地过来了，没有出现湛江、厦门那样的问题，我的要求可能低了一点，但我当领导的觉得挺欣慰。

　　然而，薄熙来将要任职的辽宁省省会沈阳市的情况则不能让薄欣慰。

　　２月１４日闭幕的沈阳市第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由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所作的２０００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未获得代表通过，这在中国各级人大会议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代表４７４人中，只有２１８人投了赞成票，反对的１６２人，弃权８２人，未按表决器的９人。而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也仅仅以２７０人的微弱多数过关。

　　去年以来在这个城市发生的一系列腐败案使包括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检察院检察长刘实（２月初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依法逮捕）、政协副主席、法院副院长纷纷落马，这也是代表们对法院报告不满意的主要原因。

　　１０月１０日辽宁、江苏的审判机关对慕绥新、马向东贪污受贿等案分别做出一审判决。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法权利终身；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余１４名涉案人员也依法受到惩处。

　　法庭经公开审理查明，慕绥新于１９９３年４月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受贿人民币６６１．４万余元的财物。马向东于１９８６年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６月，单独受贿人民币３４１万余元、美元２３万余元、港币１１万元和价值人民币１０万元的内部职工股。

　　或许正是由于沈阳的窘况，中央急调５１岁的薄熙来从大连来到沈阳。

　　２００１年 厦门远华走私案

　　经查明，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上半年，赖昌星旗下厦门远华走私犯罪集团及其他走私犯罪分子，在厦门关区走私进口成品油４５０多万吨、植物油４５万吨、香烟３００多万箱、汽车３５８８辆，以及大量西药原料、化工原料、纺织原料、电子机械等货物，价值高达人民币５３０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３００亿元。

　　一年多来，共审查涉案人员６００余人，成功抓获潜逃的犯罪嫌疑人２００余人。经司

　　法机关审理，近３００名犯罪分子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赖昌星滞留加拿大未归案。

　　涉案并受到审判的官员有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原副关长接培勇、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和赵克明、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市分行原行长叶季湛、福建省石油总公司原总经理陈燕新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长兼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纪周。

　　据法院查明，李纪周收受赖昌星的贿赂人民币１００万元、美元５０万元、港币３万元，并受赖昌星请托，干预海南公安边防部门对某外籍油轮违法进口柴油的查处，帮助厦门远华公司办理香港、内地两用汽车牌证。

　　１１月，李纪周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厦门红楼是赖昌星腐蚀官员的去处。８月２７日，红楼作为反腐败基地正式向社会开放了。不到２０天里有１０万人参观。９月１６日红楼被关闭了，说来的人太多，挤得慌。来的多是些什么人？多的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打着学习之名行公款游山玩水之实。

　　远华案给厦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厦门外商投资工作管理委员会的网页上，２０００年厦门全年合同投资额为１０亿美元，比１９９９年减少２２％，实际利用外资为１０．３亿美元，比２０００年减少２３．１％。外资委官员也证实，这是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厦门引进外资第一次出现负增长。而远华从东窗事发到最后进入公众视野，正是１９９９年４月以后的事。虽然外资委一位姓黄的官员将出现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但他也并不否认“远华案对厦门声誉的影响也是原因之一”。

　　２００１年 买官卖官落个丢官坐牢

　　中央组织部８月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甘维仁买官案、河北省平山县原县委书记刘秀田卖官案、山西省吉县原副县长姜建仲贿选案发出通报。

　　甘维仁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间，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主席成克杰的情妇李平先后向成克杰行贿２７万元。经成克杰极力推荐，甘先后担任了北海市铁山港区区长、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２０００年４月，甘维仁被开除党籍；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３日，南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行贿罪判处甘有期徒刑４年６个月。

　　刘秀田在任县委书记期间，大量收受贿赂、礼金和非法占有国家财物价值人民币４１．６４万元，其中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受贿２６．４３万元，涉及２６人次。２０００年９月，刘秀田被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姜建仲为了当县长，２０００年底，在吉县召开县人大第十二届五次会议前夕，安排政府办两名工作人员，先后向３９名人大代表每人送现金５００元，共计行贿１９５００元。２００１年１月４日，姜在派人继续向其他代表行贿时被发现。１月６日，检察机关以涉嫌破坏选举罪对姜予以刑事拘留。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０日，姜建仲被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除去官场上的买官卖官，人大代表也成了“香饽饽”，贿选新闻颇多。送床毛毯，送个小红包，过家家一般。

　　２月下旬，河南省南阳市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将选举新市长、通过批准当地的“十五计划”。但是在这些热门话题之外，还有一个热点：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低价出售河南电信公司南阳分公司“赠予”的手机。

　　２月２５日，南阳电信分公司的营业大厅迎门处，一个落款为“２月２４日”的公司告示牌说，为了感谢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多年来对电信事业的支持，特在两会期间给予优惠。优惠券写道：免收初装费、工料费，安装固定电话一部；免收初装费、裸机费、办理流动市话“小灵通”一部……印刷精美的优惠券上注明：此券由大会秘书处转发各位代表、委员。上面是南阳市电信公司总经理刘宗林的手写体签名。

　　该公司的宣传单上有“小灵通”的价目表。现行价格的两种机型“小灵通”手机，一般号每个价格分别为１９８０元和１８８０元。

　　在参政议政的同时，有些代表、委员开始抽空将手机变现处理掉。２月２４日，有代表委员在驻地南阳宾馆、梅溪宾馆、银河宾馆等低价销售优惠券。２４日，出手价格为４００元；２５日，价格开始６００元、８００元地上涨。

　　有市民打探关系，企图从代表、委员手中弄一个便宜的手机。

　　在其他地方，代表委员也是香饽饽。在山西，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原运城地区撤地改市，随后筹备召开运城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一些基层干部、个体老板便纷纷向所在选区的县（市、区）人大代表送钱送物。

　　一名叫李全堂的代表在选举前先后收到７名候选人送来的钱物，包括毛毯一条，内衣一套，现金４８８８元。

　　２００１年 都是党员 境况不同

　　殷国安在《瞭望》第１８期上撰文说，最近收到一家编委会寄来的《关于举办农村“三个代表”与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研讨班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农村工作部门和各乡镇党委组织本地区、本单位有关人员参加这个专题研讨。

　　研讨班报名地点在深圳市人才大厦，调研考察路线及费用为：１、深圳——香港——澳门（四天三晚）每人４５００元；２、深圳、珠海每人９８０元；３、海口——三亚——越

　　南（不含深圳——海口交通费）每人３０００元。

　　显然，要想参加这个研讨班，党组织所在的单位得有钱。但对于拾荒部落党支部的党员们，这就让他们为难了。

　　３月２１日，一个特殊的临时党支部在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诞生，１３名以捡破烂为生的党员就是这个临时党支部的成员。

　　黄石火车站东头铁路沿线，居住着一批来自黄石周边市县的拾荒者８２人，其中有党员１３名。党员中有农民，也有当过村支书、民兵连长的，还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他们自己戏称为“拾荒部落”。

　　这些散落于社会角落的党员，渴望找到“娘家”，回到党组织的怀抱。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６日，他们向黄石港区胜阳港街道党工委递交了“成立拾荒者临时党支部”的申请。街道党工委经近半年的调查和研究，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日批准了拾荒党员们的申请，决定成立颐阳路流动党员临时党支部，挂靠颐阳路社区党支部管理。

　　中国社会日益多元，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入党动机呈复杂发散趋势，既有敢和美国军机顶牛的王伟，也有刘平这样的人物。刘平原任江苏省射阳县原粮食局局长，县人大常委会没有通过对他的任命，县委却任命他为粮食局党委书记。刘平骄傲地说：“人民不要我，党要！”

　　２００１年 “法轮功”自焚女孩猝死

　　１月２３日，除夕的北京，处处张灯结彩，午后的天安门广场祥和平静。就在这个时候，“法轮功”痴迷者自焚事件发生了。

　　１４时４１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北侧，一名５０多岁男子面向西北方向，盘腿打坐，并将一个绿色塑料瓶中的液体不断往身上浇。随后，一团烈焰从这名男子身上喷出，窜起一道浓烟。烈焰中，这名男子声嘶力竭地叫喊：“宇宙大法是世人必经之法。”

　　几分钟后，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４名相距不远的女子点燃了身上的汽油，火苗几乎同时窜起，借着冬日的寒风愈烧愈猛，瞬间就变成了滚动的火球。她们在广场上痛苦地窜动，不停发出凄厉的惨叫。其中一个瘦小的女孩，对飞奔而来的民警哭喊：“叔叔，救救我！”

　　事发突然，广场值勤民警迅速全力扑救，但仍有一名妇女当场被烧死，另外４人严重灼伤。

　　那个小女孩是河南省开封市苹果园小学５年级学生刘思影，她在痴迷“法轮功”的妈妈带领下来到天安门广场，点燃了身上的汽油。

　　１月２７日中午，新华社记者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病房见到了刘思影。工作人员说，思影和其他烧伤病人到烧伤科后，整个楼道弥漫着刺鼻的汽油和焦糊味。当时思影已处于休克状态，经过１６个小时抢救，烧伤休克才得到初步控制。因刚刚做了植皮手术，思影的头部被纱布遮盖着，烧焦的左手无力地耷拉在胸前。看到这悲惨的情形，记者实在不忍心向她问话，就请护士问了几个问题。

　　思影想说话，因气管切开装了插管，显得费力，但发声仍然清晰。

　　“你为什么要自焚呀？”

　　“去天国。”

　　“天国在哪儿？”

　　“不知道。”

　　“那是什么样的世界？”

　　“美好的世界。”

　　停了一会儿，思影说：“那里到处都是金子，通向天国的路也是金子铺的。”

　　“为什么都是金子呢？”

　　“练功的叔叔、阿姨告诉我的。”

　　“你觉得自己能到那个世界吗？”

　　“没想过。心性到什么层次，就去什么层次。”

　　“怎样才能去天国呢？”

　　“肉身留下，元神离开。”

　　“什么是元神？”

　　“不知道，每个人都有。”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转法轮》上。还跟妈妈学。”

　　“你为什么没有到那个世界呢？”

　　沉默了一会儿，思影喃喃地说：“妈妈骗了我。”

　　“还相信《转法轮》吗？”

　　思影艰难地摇摇头：“不。”接着，她对护士说：“阿姨，你能帮我找妈妈吗？”

　　“妈妈就在医院。”面对如此脆弱的生命，谁也没有勇气对她说出实情：在天安门广场的那次自焚事件中，思影的妈妈因伤势严重，已经死亡。

　　３月１７日下午，刘思影病情突然加重，这个１２岁的女孩就这样走了。

　　２００１年 政府自我削权推进市场化

　　２月１９日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宣布，正式撤销９个委管国家局，有关行政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

　　这９个国家局是：国家国内贸易局、国家煤炭工业局、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治金工业局、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国家轻工业局、国家纺织工业局、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与此同时，组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个机

　　构两块牌子；保留国家烟草专卖局。

　　与国务院机构精减相呼应，７月１１日中央定价目录又大幅减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定价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由１９９２年定价目录颁布时管理的１４１种（类）减少为１３种（类）。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全部商品价格都由政府制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市场供求的变化，逐步放开了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

　　这次又明令放开现行由中央政府定价的厂丝、边销茶、食糖、国产农膜原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足金饰品、天然橡胶、发电用煤、中央国家机关招待所客房等１０种商品和服务价格，由经营者自主定价；同时下放蚕茧、糖料收购价格和中央直属热电厂供热出厂价格，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管理。

　　政府自我削权是为了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但市场化程度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在对中国的反倾销起诉中，“非市场经济”定位是造成中方倾销能够成立的要害，是“非市场经济”直接把中国放到了被动地位。ＷＴＯ对倾销的认定是要考察一种产品的出口价格是否低于其正常价值。根据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法规，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是否有倾销行为时，由于他们的产品国内价格具有扭曲，不反映真实供求，所以应使用第三国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的标准来衡量。由此，反倾销国几乎可以任意操作对中国产品倾销的认定，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国家作为“第三国”。

　　比如，在欧盟反中国漆刷倾销的调查过程中，斯里兰卡被作为第三国，以它的生产成本来衡量中国漆刷的价格是否正常，但是斯里兰卡全国只有两家漆刷生产厂家，而中国向欧洲出口漆刷的厂家有１５０家之多，斯里兰卡的漆刷总产量也只是中国对欧共体出口量的１．２５％。由此可见斯里兰卡和中国的产业规模、出口能力等是完全不具有可比性的，欧盟连简单的规模经济节约成本的事实也不承认了。

　　更为滑稽的是，斯里兰卡生产漆刷的主要原料是经伦敦从中国进口的，这一事实本身造成了斯里兰卡漆刷成本必然高于中国，因而以斯里兰卡的漆刷成本作参考就很容易确定中国的出口含有倾销行为。

　　尽管中国经济改革在不断深入，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但中国“非市场经济”身份的认定并未因此而改变。

　　２００１年 馒头办公室

　　尽管中央上层在自我削权，但一些地方政府却舍不得印把子，时常还要挥挥手，威风八面。

　　郑州人民与全体北方人民一样喜欢馒头。只要人民喜欢什么，官员就要想办法为人民服务。如果不是出了事，还真不晓得郑州市政府还专门闹起个馒头办公室来为馒头服务。建立这小小的新机构可能也用不着人大或机构编制部门批准。

　　馒头办公室各级政府都有，官员们抢着为馒头服务，不幸抢急了眼。３月２日，郑州市场畅销多年的郑荣牌馒头被二七区馒头办罚款，３月６日又被管城区罚款，而这郑荣馒头偏又是在市馒头办挂号的。报复很快来了，３月１４日市馒头办在金水区正要查处一家馒头厂，区馒头办便赶来争抢，当街对骂……

　　抢着罚款，对自己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这场冲突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势力范围被侵害了。蒸馒头是要办许可证的，在市里办，一般要交１１００元，区里要交１６００元。人家交了钱就好比交了保护费，咱不保护不服务多不负责呀。

　　其实，不管是馒头还是稀粥，在没有馒头办时都有人管着的，执照有工商，防疫有卫生，还有税务、市容、消协、公安、劳动、街道诸多部门管着，偏又生出个馒头办来站岗放哨。

　　但馒头确实有钱赚。不仅是收收许可证费、罚罚款之类，在蒸馒头的上游产品面粉上也有钱赚。金水区馒头办规定，每个馒头厂每月必须用够其指定的８家面粉厂的６００袋面粉，每袋面粉馒头厂上交０．５元，面粉厂上交０．５元，这样在一家馒头厂，每月馒头办就能赚６００元。

　　如今老外在中国得到愈来愈多的国民待遇，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都修改了，过去要求合资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件应尽先在中国买，现在说随便。

　　但郑州的馒头厂不能随便，不能随便买面粉，不能像老外一样享受国民待遇。

　　和郑州馒头办有同样爱好的是湖北省武穴市政府。７月４日，武穴市政府发出《关于号召全市人民支持武穴啤酒产业发展的通知》，号召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武穴人爱武穴，武穴人喝武啤”爱心大购买活动：

　　一、全市各级、各部门在今后的工作招待中，一律用金龙泉啤酒作为招待用酒。

　　二、全市所有财政供给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今年内每人购买６件金龙泉啤酒。

　　金龙泉武穴分公司将负责提供优质优价（出厂价）“金龙泉”系列啤酒……

　　市政府还制作了《啤酒购买任务明细表》，按每人６箱的任务量分配给每个单位。譬如，交通局３５６人，分配２１３６箱；劳动局１０８人，６４８箱；财政局３３９人，２０３４箱；中医院２５９人，１５５４箱；武穴师艺２４８人，１４８８箱；武穴中学２６９人，１６１４箱；各乡镇教育站３５８１人，２１４８６箱……

　　像馒头办、啤酒办这样的事还很多，这种做派已惹得人们越来越不高兴了。有些事真是应该由政府出面来保障的。

　　月初，５３岁的宁波奇人林银才向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提出，他欲自筹１００万元作为奖金，由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承办一场啃吃玻璃杯国际擂台赛。据说，林银才至今已吃下玻璃杯８００个。

　　说起林银才吃玻璃杯，颇令人感慨。

　　１９９１年８月２日，宁波市公安局组队参加篮球比赛，赛后，局领导请篮球队员及一些企业界人士吃饭。当时林银才任宁波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队长。席间，林银才提到特警支队缺乏资金，一位老板当即拿起一只瓷质调羹开玩笑地说：“林队长，你如果能把这只调羹吃下去，我就捐赠给特警支队一笔钱。”林银才较了真，真就把调羹吃了下去。自此林银才慢慢吃起了玻璃杯。

　　作为政府，宁肯少一个吃玻璃奇才，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机器为难着，否则就不仅仅要吃玻璃了，比如吃馒头喝啤酒。

　　２００１年 中石化要当卖国贼？

　　加油站不是馒头，搞个办公室打架还不够，国家经贸委和计委还为此伤了和气。

　　６月浙江嘉兴市计委的一纸批文，竟然让国家经贸等三部委联合发出的一项通知在嘉兴碰了钉子。

　　６月５日，国家经贸委等三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严格控制新建加油站问题的通知》，规定今后各地新建加油站将统一由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两大集团负责。也就是说，此后各地将无权在中石油、中石化以外自行批建新的加油站。

　　但仅仅过了２０天，浙江嘉兴市计委便下发了一份《关于同意建设善江公路钱桥加油站等项目的通知》的１８０号文，批准在当地新建２４座加油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１８座加油将由中石油、中石化以外的其他投资商建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知情人士称，６月５日三部委下发的《通知》是在由国家经贸委牵头、８部门参加的对国内成品油市场流通秩序为期两年的整顿之后确定的。起初，应该是包括计委在内的四部委发文。可能是双方在审批程序上产生一些分歧，后来发文的单位就少了国家计委。

　　不过这是表象，背后则是由于部委通知引发的中央和地方利益上的矛盾。石油、石化两大集团是中央企业，税收主要归中央，而新建加油站统归两大集团无疑会使地方损失很大一块财源。经贸委利用加入ＷＴＯ之前的短暂时间鼎力扶持两大集团的做法很难做到中央地方利益两全，地方政府有不同想法也是正常的。在这一点上，地方计委和国家计委倒是形成了“默契”。

　　某地计委有关人士表示，抛开利益不谈，指定投资主体的做法本身就是向计划经济的倒退，和中国即将加入ＷＴＯ的形势格格不入。

　　对于加油站限入，有方鸣先生拍案而起。

　　方先生说：早在去年底，人们就已知道，中石化海外上市成功的背景，就是一件引狼入室、用市场换美元的恶例。中石化披露，拟在三年内分别与壳牌、埃克森—美孚、ＢＰ阿莫科三大跨国石油公司在中国合资经营１５００个加油站，通过靓女先嫁，中国东南沿海经济最发达地区石油终端消费市场的大门率先向这些公司完全敞开。中石化所得的回报是：上述三家连同ＡＢＢ四大公司出资１８亿美元认购中石化的股票。

　　方先生的疑问有：

　　首先，１８亿美元的价格出售苏、浙、闽、粤四省的石油市场是否合算？难道中石化或者中国就穷到这步田地？

　　其次，是否有违初衷？１９９８年最高决策层确定组建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的初衷，似乎是为了做大中国的石化产业，以抵御加入ＷＴＯ后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中国加入ＷＴＯ的条款中也载明，国内成品油零售市场３年后放开，批发５年后放开。现在为什么急急忙忙地为区区１８亿美元而向世界三大石油巨头开放中国最大、最好的零售市场呢？

　　最后，是否有“攘外必先安内”之嫌？众所周知，自两大石油集团划江而治，基本上全国实行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以来，就开始了收编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和民营石油经营业务的争夺战，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国内加油站的争抢。遍布全国各地交通要道的８万多个加油站，除了划归两大石油集团的以外，还有７０％属于地方民营。这些五花八门、风格各异且设施简陋的加油站，过去像遍布城乡的杂货店那样不起眼，随着两家石油集团不计成本、斥巨资掀起收编浪潮，一时间价格暴涨。在强大的行政和经济压力面前，近两年已有２万个加油站被收归两大石油集团旗下，其中中石化占了大头。据悉，中石化海外上市成功后披露，拟再拆资３００亿元收购加油站，中石油则打算到２００４年再收购１万个加油站。为让两家垄断国内零售、批发业务，除政策规定铁路、军队等部门自用外，其他石油销售企业从资源、价格到销售都必须纳入两大石油集团的管辖范围之下，否则，将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上述中石化向三大外国石油巨头开放中国东南沿海市场的举措，与两大石油集团对国内石油企业企图赶尽杀绝的气势形成鲜明对比。人们不禁感到疑惑，这种做法是否真的为了抵御外商？

　　有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方忠于对上述说法异议，他认为：

　　首先，中石化这种做法不仅仅是为了１８亿美元，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显然不妥。确实，１８亿美元是保证中石油和中石化海外上市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正因为确保了上市成功，１８亿美元就已经不是一个数量上的概念，它使两大公司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了一大步，在体制和机制上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其次，这种做法也是抵御跨国大石油公司的积极探索。如何抵御？一种办法是依靠自身积累的不多的资金慢慢发展，另一种办法是设法在资本市场上募集更多的资金，迅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销售网络。两大公司选择了后者，虽然要与跨国大石油公司在某地区开展合资，但可以将这些跨国大石油公司暂时局限在这个指定地区，使两大公司赢得时间在别的地区加快发展，不致在将来与跨国大石油公司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做法正是增强自身实力的良苦用心。

　　最后，“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法有些想当然。本来，这个术语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政治术语，用来指称经济行为并不太妥。据笔者了解，即使两大公司大规模收编之后，仍有６０％左右的加油站为社会各界拥有，多数处于分散经营状态，组织化程度低，难以获得规模效益。在我国成品油市场注定要全面开放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这些分散的社会加油站来抵御已有上百年经验的跨国大石油公司，只能依靠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大公司才有可能打赢即将到来的遭遇战。至于过去不起眼的加油站因抢购而价格暴涨，这里面当然有两大公司竞争策略的问题，但由两大公司去发现这些加油站的价值，总比将来由跨国大石油公司去发现要好得多，因为到那时已经为时过晚，即使对价格暴涨再眼红，也只能眼看着老外们抢占市场。因此，两大公司的收购行为是应对与跨国大石油公司竞争的需要，是符合市场规律的积极行为，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更不是方鸣先生所说的“帮洋人占领中国市场”。

　　类似的争论，显然不限于加油站。

　　２００１年 电信取消初装费

　　７月１日中国电信掷地一声，取消固定电话初装费，取消移动电话入网费。一时间，申请装电话申请入网的排成队。

　　与这两项费用形成对照的是，中国５３万电信员工的工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３８％！凭什么？

　　以秒计费不行，单向收费不行，市话与长话利益分割不行，打许可费明细单不行。所有合理的要求都不行，但电信自顾自地涨价就可以，而且这是在朱镕基总理说了“电信还要成倍降价”两年之后。

　　对于去年底的涨价，电信部门解释，开了资费调整听证会，因而这次明降暗升的的资费调整是“全国人民来定的”。的确，中央电视台把录了十几个小时的听证会，精心选编出几十分钟的节目放给大家看。但就这也让大家骂起来，邮电官员却一点也不顾公关形象，高高在上地对媒体说：“实在没有精力向大家解释调整详情！”

　　也许这些官员有精力向总理解释。显然官员也是不怕总理的，要不总理的话怎么不能立竿见影？但电信突然改邪归正，原来狼来了！电力、铁路、电视各种“狼”都喜欢电信市场这块肥肉。

　　经过几次调整，电信已把电话初装费从５５００元降到１２５０元。铁路通讯公司来了，６００元就行。电信慌了，干脆取消初装费，先抢占地盘，堤外损失以后再想法子从堤内补回来。

　　铁通被光荣地凉在了一边。但铁通确实曾经发挥了积极的刺激作用，这比总理的话作用大。

　　取消电话初装费是电信高层的宏伟战略，但这并非电信人的良心发现。７月６日，电信部门拿着一纸合同，到北京北郊一个新建小区里，挨门挨户让业主们签字，每户交１２５０元初装费：“交了钱马上就装，这次不交以后就不管了。”电信的口气如此强硬，是因为铁通们还不能神通广大纵横天下，在狼们还没有逼到门口时，电信还要咬最后的肥肉，不咬白不咬。

　　２００１年 彩电业亏损不是坏事

　　年初哄出个新闻，说中国彩电行业２０００年首次出现全行业亏损，满盘皆绿。接着，便把这绿帽子扣在价格战上，各种聪明的说教铺天而来。

　　中国彩电就剩下打价格战这一招儿了？有经济学家谆谆教导说：我国市场发育不够完善，企业和商家的经营行为不够理性，市场竞争不规范，动不动就进行商品降价的恶性竞争，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不够成熟，总有一种降价心理预期，市场买涨不买落。而厂家

　　为打价格战，必然要降低成本而采用价低质次的原料，导致产品质量下降，最终受损的还是消费者。

　　又有传媒人士以洋人的政绩来教育中国彩电老板：就在国内彩电业的价格战打得如火如荼之时，早已在国内安营扎寨的洋彩电趁虚而入，收获颇丰，２０００年市场份额回升到３０％以上，销售额占到国内市场的５０％左右，几年的修身养性使洋品牌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的技术研发与转移，本土化的人才战略与市场网络建设也已完成，这些更强壮的狼开始卷土重来了。

　　所有这些说道都让彩电老板出一身汗，特别是倪润峰，虽然他已退出长虹集团第一线领导层，但他是彩电价格大战的创造者及坚定的推动者，过多少年只要一说这事，大家都会把他揪出来说道说道。

　　但倪润峰一定有许多事不服气：我们是干彩电的，身家性命都系在彩电身上，难道我们愿意降低利润乃至自相残杀吗？难道我们就一定比不干彩电的学者记者们更傻吗？

　　也许确实如报道所说，在中国彩电业价格大战时，洋人完成了中国本土化过程。但中国不搞价格大战，洋人就不完成本土化过程了吗？中国彩电业确实有价格大战，但也有改善服务，也有技术创新（但纵观中国各行业，有几个技术是原创的？），但最有成效的是价格大战，惟有低价格才使中国打破了洋人的垄断，并占有大半市场。这是中国人惟一的武器。

　　倪润峰一定也想搞价格同盟，舒舒服服地拿垄断利润。惜乎彩电业已无可挽回地进入到市场经济，百八十家的彩电企业是无法长久同盟的。与其今后让人讥笑，不如现在就扩大规模争夺市场，倪润峰大干起来。

　　中国彩电市场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尤其是初期，投资多是国家的。也许正因为此，父母官们才千方百计维护百家企业生产彩电的局面，手心手背都是肉，割哪一块都让人心痛。于是倪润峰们来了；你不是下不了手吗？让市场来淘汰吧。

　　于是彩电利润一步步下降，终于据说全行业亏损了，终于要让父母官们手痛心痛了，再过一两年，终于要有那撑不住的企业要下岗了，终于要看到市场经济的伟绩丰功了，全行业亏损之时，就是彩电业新生之时——偏此时，又开始对价格大战的勇士说三道四了。

　　又偏此时，官方有人出来说话了：从来没说过彩电企业全行业亏损。

　　彩电业亏损不全是坏事，但这一天还没到来。

　　彩电业的老板们如今已不会奢望团结起来搞价格同盟了，但别的行业不这么想。

　　２月２０下午，由浙江奥克斯空调发起的２０家免检空调企业价格研讨会在京举行，除主办者奥克斯外的１９家受邀企业中只有ＴＣＬ、海信、新科和广东志高４家出席。本次研讨会最终未就空调市场价格问题达成一致，以流产告终。

　　另一个失败的努力是彩管。５月下旬以来，咸阳彩虹、北京松下、上海永新、广东福地、赛格日立、南京华飞等国内８家彩管厂在上海建立盟约，一致采取无限期限产停产措施。但很快就显示出８彩管厂停产“盟约”不攻自破。

　　据持有上海永新４５％股份的真空电子（６００６０２）公司有关人士称，该消息的最初来源是上海一家知名证券媒体，由于这一报道被各网站频频转发并招致了各方面的批评，使得众彩管厂陷入被动局面。特别是各方面还纷纷表示要“拭目以待”，就更增加了这种被动。

　　２００１年 春运涨价不为挣钱

　　张福纯与陈红本来不搭界，莫名其妙地就碰到一块了。

　　陈红就是那个唱《常回家看看》的女歌手。其实陈红并没有号召大家一定要在春节的时候回家，但大家就这么理解。本来不打算回家，一听陈红的歌扛上包扯张火车票就奔家来了。

　　老朋友张福纯好久没见了，最近官升铁道部春运办公室发言人，为春运辩护：“春运涨价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消峰平谷。”话外之意，都是陈红的歌煽动的。

　　其实，涨价就是为了多挣钱，为铁道部挣钱，为国家挣钱，有什么不好说的？又没往老张兜里装，怕啥？但没往自己兜里装就可以涨价吗？谁决定的？开了价格听证会了吗？

　　有经济学家陈淮冲过来为老张帮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那些能够被证明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才需要非市场化的力量介入，听证会就是一种非市场手段。什么时候市场机制会失效呢？消费刚性是主要原因之一，如煤气、自来水供应。铁路运输应该是市场机制调节。

　　其实，陈淮这话正巧前提错了。首先铁路运输不是市场经济，要不怎么理直气壮地说为国家赚钱呢？其次，春节回家正是刚性消费，什么比“中华民族大团圆”重要呢？市场经济闹得人情越来越淡，好不容易把老祖宗计划了的春节保持了下来，怎就狠心废了不成？明儿个洋人说自己有圣诞节，骂咱中国人啥节也没有。

　　但为中国百姓大团圆服务，老张还觉得委屈，说春节增开临时客车，大多数是运送单方向的客流，仅一项就损失几亿元。增开一列客车，就必须停开两至三列货车，也让铁路吃了大亏。

　　这个账实在算不清了。比如市场经济的出租车，空驶率也是有的，但总的算下来肯定是赚的，要不大家都不干了。而铁路是不是春运空驶就要赔，是不是春节期间还有许多货物要运，也只有铁路说什么就是什么了。甚至说铁路１９９４年以来连年亏损，到１９９７年累计亏损达１５６亿元，１９９９年全国铁路提前一年实现扭亏目标——这一切都是说不清的。因为没有竞争参照系，成本利润全是铁路一家说了算。

　　早有河北三河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乔占祥拍案而起，一纸诉状告了铁道部，说火车票是政府定价，铁道部无权上浮，在春节这个节骨眼上浮票价，铁道部向数以亿计的旅客狠宰一刀，无疑是中饱私囊。

　　结果法官判铁路赢了。但很可能铁老大赢了官司丢了生意，老百姓惹不起但躲得起，不坐火车也回得了家。

　　１１月，国家计委公布了价格听证目录：居民生活用电价格，铁路旅客运输基准票价率，民航旅客运输公布票水平，电信基本业务资费中的固定电话通话费、月租费，移动电话费。

　　这以后，张福纯就不能自说自的了，别人也要掺和掺和。

　　２００１年 广告２％大限告废

　　有一个事儿让税官们烦恼，就是一些企业黑天黑地做广告，保健品灌个脑满肠肥，药品乐得包打天下，家电没留神无孔不入——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惟独苦了财政，钱都打广告去了，都税前摊进成本了，这叫税官业绩如何更上一层楼？

　　于是２０００年年中，官方出了个招儿，将广告投入占企业销售收入税前比例限定为２％。

　　这２％可不是拍脑袋来的，是有科学根据的，是和国际接轨的——据说，发达国家整个广告支出占ＧＤＰ就是２％。

　　且不说销售收入与ＧＤＰ不是同一口径，且不说中国及发展中国家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市场发育初期全靠广告烧钱，就说这不同商品对广告有不同的爱好，比如酱油就打不起广告，但药品没广告就活不了，比那病危婴儿的保温箱还重要，有的药品初上市打市场时，其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促销成本）与售价的比是３００％到４００％。

　　官员不管这一套，直愣愣与国际接轨了。商家们可就急了眼，虾走虾道蟹爬蟹路，上窜下跳反正２％不够，反正广告要超过２０％还不能被你抓住。

　　肯定有许多商家成功了，但成功得委委屈屈、气喘嘘嘘，地头蛇顶不过强龙。

　　这事反映到媒体上，今年上半年整个报业的广告经营额下滑３０％，电视广告停滞，其中商品和保健品广告下跌二成到三成。

　　官方眼瞧大事不好，知错就改，重新告示：制药、食品、日化、家电等行业提高广告税前比例，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收入８％的比例内扣除。

　　业内一片欢呼。据说，倚重内地广告的凤凰卫视，股价竟连续两天上升６％。当然也有人不满足：为什么是８％而不是１０％或其他？所有税收制度中设定限制企业广告支出的条款，都是在干涉企业正当经营。

　　知足吧，税官们就算是谦谦君子了，你瞧瞧民航的官吧，管企业管到肝痛，直接管到价格。

　　１９９７年在各航空公司的压力下，民航曾实行过“一种票价，多种折扣”，向机票市场化迈出了一小步。第二年民航全行业亏损，为此，１９９９年１月国家计委与民航总局出台禁折令，当年民航系统果然有了微利，官员大喜，扭转大局，天下舍我其谁？

　　但事情越来越糟。病根未除，脸上再涂彩也解决不了问题。民航公司在底下各争其勇各显其智，明折暗折打出了花，民航总局在上面三天一令五天一罚，都无可奈何花落去，终于闹得今年上半年民航又亏了２０亿。

　　除去民航的事，教育这事也闹不清。

　　教育到底是什么？是产业还是公共事业？民间资本能不能进来？

　　官员说：可以。但要像办公共事业来操办——不能把赚的钱移出教育之外，另外，学校的学历国家也许承认也许不承认。

　　官员的意思是：民间资本要像雷锋做好事一样，要不图名不图利无私奉献。

　　但在官员向民间资本提出高要求的时候，公办学校的学费却在上涨，甚至早年间不收费的师范教育也收起了钱。

　　卡住了国内的民间资本，海外资本却大踏步地进入，麻省理工、斯坦福、康奈尔、林克，一个个不甘落后，ＭＢＡ，银子大大地来。

　　不知这些洋校赚了钱，能否移出境外？

　　２００１年 资本进进出出传媒业

　　传媒业杀得天昏地暗。

　　这次讲的是资本，他们憋足了劲要在ＷＴＯ之前在这“最后的暴利行业”抢一块肥肉。

　　国康实业公司６年前就咬上了肥肉，但今年３月１２日他们的名字从《三联生活周刊》的内页上消失了。

　　１９９５年８月，《三联生活周刊》在正式出刊仅４期之后，由于资金压力而宣布停刊。

　　也就在此时，《三联生活周刊》成为国康公司关注的目标。就三联书店而言，新投资无异于雪中送炭。

　　当时，国康公司与三联书店在合作形式上颇费了一番周折与心思。首先，三联书店以其下属的两家事务所（电脑事务所与设计事务所）的名义与国康公司成立了一个股份公司——北京三联阜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其中国康占８０％的股份，三联书店占２０％的股份，但受益权是国康占６０％，三联书店占４０％），此后，三联书店再与阜康文化公司就《三联生活周刊》签署了“委托经营协议书”。

　　这份协议书，明确规定了双方的责任与义务，阜康公司支付周刊编辑费用，承担周刊所有经营业务，而由此产生的一切收益归阜康公司。

　　这一协议的签署日期为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４日，有效期为６年，即到今年１１月２４日止。

　　有了这份协议之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三联生活周刊》复刊并一直运作至今。

　　造成今度三联书店与国康公司翻脸的直接导火索，是缘于３月２日三联公司给国康公司的一份文函。在这份文函中，三联称，由于阜康公司一直没有取得期刊发行经营许可证，决定“暂时中止贵公司对周刊的委托经营”，“自即日起，有关周刊的一切编印、经营活动全部由三联书店负责”。

　　毫无疑问，在委托经营协议尚未期满之际，三联书店的这份文函意味着要单方面中止协议。对此阜康文化公司不接受，于是，３月５日，阜康文化公司迅速召开了董事会，罢免了三联周刊编辑部负责人担任的该公司执行部经理职务。

　　此前，圈内曾有消息说ＴＯＭ．ＣＯＭ要投资５０００万人民币收购包括《三联生活周刊》在内的整个三联书店，所以，三联与阜康的突然“婚变”，叫人自然联想到是否与第三者介入有关。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婚变”，阜康公司愤愤不平。但愤愤不平有什么用？三联书店拥有《三联生活周刊》的主办权，在现行规则下，资本处于劣势。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者不仅是一个阜康公司，还有托普集团。

　　年中，成都将有两家报纸《商务早报》和《蜀报》停止出版，而一张新报纸《成都日报》将在７月１１日诞生。据说这是四川省省委调整报纸结构的一个动作。据报道，《商务早报》和《蜀报》在成都原先的７家报纸中分别排在发行（零售）量和广告量的第三位。有消息说，作为企业的托普集团在２００１年春节以后开始对这两家报纸各投入了１０００万元左右的资金，加上它所觊觎和进入的《四川青年报》、《天府早报》以及某文化报，借以建立其在成都的“媒体王国”。这种豪放做法，被认为是引发本次两报停刊的导火索，也使得托普集团成为此次报业整合中最大的牺牲品。此外，《商务早报》作为几方投资的民营媒体，原总编辑个人在报社的投资以及合资方的资金在这次整合中宣告“消失”。《证券时报》的报道说，一直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托普集团此次遭遇了市场之外的力量——行政之手的狙击。

　　尽管受到阻击，资本们还是前赴后继，其中还有洋资本。

　　尽管ＡＯＬ、迪斯尼、新闻集团这些媒体巨头近来在国内的势头咄咄逼人，但有业内人士预测，一旦入世，在中国文化媒体界抢占先机的，却很有可能是德国的贝塔斯曼。这个位列全球第三的传媒巨头正在低调却踏实地在中国跑马圈地。

　　１９９９年７月，贝塔斯曼的中国会员只有５０万，２０００年９月贝塔斯曼会员已经超过了１２０万，至今已达１５０万。

　　当１９９５年贝塔斯曼刚刚进入中国时，相当多的人都仅仅把它当作一家卖书的邮购公司，至多是规模大一些而已。

　　据说，１９９０年左右，贝塔斯曼就开始谋求进入中国，未果。直到１９９５年，贝塔斯曼巧妙地与上海新闻出版局下属的一家科技图书公司一起，以合资的形式成立了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实际上，当时该公司只有三名员工。贝塔斯曼利用该公司这个小据点，通过两年的市场调研，把书友（俱乐部）的经营理念带到中国，成立了上海贝塔斯曼书友会。如今，贝塔斯曼是惟一批准可以在中国内地进行图书零售的跨国公司。

　　该书友会积累的１５０万会员已经成为贝塔斯曼在中国发展的巨大资源，而熟悉这种会员制销售方式的人士都明白一个常识，有了会员基础，许多互动性的新业务都可以建立在这上面，而且会员基数越多，赢取新会员的成本就越低，速度就越快。尽管到目前为止该书友会还没有开始盈利，但可以说，这１５０万会员是贝塔斯曼资本中国务实运作的巨大成果，也为其在中国进一步拓展市场铺开了路。

　　２００１年 宝钢被韩国人上了一课

　　京沪高速路是中国最长最繁忙的高速路，这块肥肉留给谁？７月交通部宣布由新国线运输有限公司经营。话音刚落，就有嘀咕声传出：组建新国线公司的三家企业皆系交通部系统。

　　交通部很自觉，不等别人出来质疑，自己先出来澄清说：这不是垄断，而是在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路子，并且对引导民族产业向主要经济增长点和优势领域集中具有很好的导

　　向作用。

　　有人评价说，扯得是不是远了点，一个本系统的营运公司包揽了国内最大的一条高速路上的生意，如果不是执意要掩人耳目，犯不着罗列一大堆冠冕堂皇但却离题甚远的口号吧。

　　与屡遭舆论攻击的电信、铁路、民航相比，交通部真幸运，因为它基本上还没有垄断的恶史呢。但如果谁要是以为它就没了电信那样的“凡心”，那就让谁京沪路上见。不是不黑，是机会没到。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在西气东输管道竞标中，表现得具有ＷＴＯ精神。

　　７月底，在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道公司举行的首批１０万吨Ｘ７０管线钢全球招标中，志在必得的上海宝钢在门前失手，世界数一数二的钢铁企业韩国浦项综合制铁株式会社以低于中国宝钢每吨１７８美元的巨大价差拔得头筹。

　　浦项的报价（每吨２１７美元）显然使宝钢（每吨３９５美元）措手不及。宝钢认定，浦项是低于成本价的倾销，并为此起草了一份“紧急呼吁书”，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宣布此次投标无效。

　　浦项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韩亨一认为，浦项的Ｘ７０产品之所以成本远低于宝钢，是因为浦项已有２０多年成熟的生产经验，而宝钢Ｘ７０产品去年才投产。

　　浦项到底有没有倾销呢？隶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道公司总经办秘书邵君说：“招标当然希望价格越低越好。我们对国际市场行情是了解的，招标时也有标底，浦项的报价与我们的标底差不多。”

　　邵君认为，宝钢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政策上理所应当对它有所倾斜，但“宝钢报价比浦项高出８０％，高得出乎意料，而且大部分质量指标低于浦项，若按市场经济原则运作，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宝钢的材料”。尽管如此，为了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促进Ｘ７０管线钢的国产化，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西气东输管道公司还是给宝钢安排了４万吨的生产计划，宝钢则降低了竞标价。

　　２００１年 新东方版权有短

　　２月１５日开始，许多媒体纷纷报道，美国主办托福和ＧＲＥ考试的机构——普林斯顿教育测试服务中心（英文简称ＥＴＳ）对中国学生在ＧＲＥ考试中的高分数提出质疑，并要求美国各大学在录取中国学生时考虑这一因素。中国出国考试学生的赴美申请由此罩上一层浓浓的阴影。

　　ＥＴＳ此举在中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位于北京的新东方学校立即成为事件的焦点。

　　新东方在帮助中国学生提高留学考试（主要是托福和ＧＲＥ）成绩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教学技巧。据报道，在美国、加拿大的任何一所高校里，中国留学生中，来自新东方的学生至少占了一半以上。这样一个现象，使得新东方声名远播，凡想出国留学者都视新东方的培训为一条最佳出国捷径。

　　中国的出国考试培训，至少到目前为止，在版权保护方面是不完备的，这是一个事实。许多培训机构在进行出国考试培训时使用的是未经授权的教材。

　　新东方学校在日益扩大的时候，最早意识到了这一问题，１９９７年７月，新东方与ＥＴＳ达成曼谷协议，获得２０套托福考题的使用权。到现在为止，新东方已经付出了１００万人民币的版权使用费。

　　在获得托福考题的使用权后，新东方也在争取ＧＲＥ考题的使用权，并且进行了多方努力，但是没有成功。不仅如此，ＥＴＳ到目前为止尚未授权任何一家中国出版机构出版此类考题。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中国市场上不应该有任何一套ＧＲＥ考题的出版物，如果有，就是非法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中国的学生为了考试需要ＧＲＥ的试题作为教材，但是ＥＴＳ没有授权，另一方面，ＥＴＳ的ＧＲＥ考题在其他国家都有合法的出版物。新东方认为，这是ＥＴＳ对中国学生的歧视。ＥＴＳ则认为，不向中国授权是因为担心中国的版权保护力度。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来自新东方，或者围绕着新东方，出现了另一种声音：美国人歧视中国学生！一杆民族主义的大旗似乎要在新东方升起。但很快，要求新东方尊重知识产权的声音就占了上风。教育是个产业，赚钱要遵守国际规则，已为中国知识界共识。但新东方的短处，并不能抵消美国人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味道。

　　仅２０００年一年，中国去美国的留学生就多达５万人，相当于中国２０多所著名大学一年毕业的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去了美国。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是素质比较高的。中国移居美国的本科以上的各类专业人才已达４５万多人。外来者给美国社会以极大的提升。去年，获诺贝尔奖的８名美国人就有一半来自奥地利、德国、新西兰等国家。

　　２００１年 小土豆让美国人赚了钱

　　也许这是一件让中国人高兴的事。

　　据《华尔街日报》消息，美国原来估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输入国，这样将大大增加美国的粮食输出。然而，美国最近对中国粮食储备进行调查后意外发现，中国粮食储备远远大于美国的估计，美国农业部和粮食专家们对此结果都感到十分失望。

　　５月，美国农业部对中国今年收获季节前所储备的小麦进行调查，结果是他们原来估算的４倍。联合国粮农组织也重新修正了对中国小麦产量的估算，目前他们估计中国今年收获季节之前所剩余的粮食总量，是２０００年９月估算结果的１３倍。

　　对于在美国国会频频游说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美国农业团体而言，这个结果无疑是令其沮丧的。未来中国可能是美国农业竞争者，而不仅是消费者。

　　但土豆不让中国快乐。

　　一包１２０克的薯（土豆）条售价为７．５元（以北京市场的麦当劳为例），生产这包薯条只需２５０克土豆，土豆的价值仅为０．１５元，这意味着深加工使土豆升值了５０倍。目前市场上的土豆每公斤不到１元钱，如果加工成土豆泥，能够升值４０倍；制成膨化食品，可以升值３０倍。

　　中国每年有７０００万亩的土豆种植面积，是世界上头号的土豆种植国。但遗憾的是：一方面，中国９０％的土豆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人们对土豆的经济价值熟视无睹；另一方面，中国９０％的土豆食品自美国进口，洋土豆一年挣走３０００万美元。最近三年，中国从美国直接进的冷冻马铃薯条增长了１０倍，其中仅１９９９年就进口５万吨，价值１３２０万美元。２０００年，这种趋势仍然保持增长态势，高达２７２９万美元。

　　买美国土豆是小钱，买飞机才是大钱。

　　据可靠消息，中国民航将在未来五年内再购进４００架飞机。

　　如果这一计划完全付诸实施，那么加上目前有的５２７架，即便考虑飞机淘汰因素，民航飞机总数也将达到８００架。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是，民航整体上仍处于运力过剩状态，许多航空公司甚至采取卖飞机和延长飞机折旧期的方式来降低成本。在这种背景下，再购进４００架飞机，会不会因为成本增加而将民航全行业推进再亏损的泥潭？

　　在２０００年的珠海航展上，民航总局副局长鲍培德说：尽管发展速度迅猛，但中国航运业整体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有香港媒体引述鲍的例证说，美国有２亿多人口，１９９９年民航旅客运输量在５亿人次，平均每人每年乘２．５次飞机，而中国有近１３亿人口，但１９９９年旅客运输量仅仅６０００多万人次，每年平均２０人中才有１个人乘坐一次飞机，目前的较低水平决定了中国民航的发展拥有不可估量的空间。

　　鲍培德因此提到，预计未来２０年，中国的民航运输量将以平均８．６％左右的速度增长，需要１５００多架飞机，总价值将达到１０００亿美元。

　　２００１年 邮政是一块肥肉？

　　看来郭东升这回是死定了。

　　郭是河北省张家口市一家叫作阳光公司的总经理，这家民办小企业没想干什么坏事，只不过想发行报纸捎带着卖卖书，既发展了经济又丰富了大家精神生活还鼓了自家腰包。但张家口市邮政局不乐意，认为这块肥肉是国家专门给自己留着的，岂容郭某人插刀？于是告了官，１１月，郭输了。

　　且不说张家口市邮政局赢官司依仗的河北省邮政管理法规是否与国务院法规，乃至是否与宪法精神相抵触，只是一家政府机构（实在不敢称之为政府企业）惊天动地地和一家小民企打官司，要争抢的这块肉想必一定够肥够爽，否则犯不着熬这么大精气儿神。

　　但中国邮政很委屈地宣布，邮政这块肉一点都不肥，实在是为了社会效益才硬撑着，俺们邮政到处都是活雷锋。

　　有数字为证：１９９５年邮政亏损４７亿元，到１９９９年上升到１５４亿元。不知道这个亏损数字是否经过邮政以外的机构审计，是否得到国家的认可，反正邮政一口咬定：邮政就是亏损，出路只有提高邮资。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邮资便一个劲地上涨。早先寄一封平信８分钱，后来涨到２毛。这还不够，又涨到８毛。几年间，邮费一口气涨了１０００％。

　　邮费越涨亏损越大，早有人急了。有名叫魏雅华者算了笔账：城市里送奶工送一袋牛奶只收３分钱，而如果这袋牛奶让邮局寄，重量等于１３封信，得贴１０．４０元的邮票，就这样邮局还说亏损７．２８元，也就是说，送一袋牛奶得收费１７．６８元，邮局还一分钱都没赚。可一袋牛奶才多少钱呢？８毛钱！

　　这边激怒了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邮政职工：我们的邮递员为了几封信要跑上百里跑，有时出去投递一次就需要１０多天的时间，这样每封信的成本能不高？另外，邮政每年还要负担１．５亿封义务兵免费信件的收寄，这些送奶工能干吗？说邮政垄断也好，专营也好，其实都是在承担着一部分政府职能……

　　这位邮政职工说得有情有理，但细想满不是那么回事。信函的分拣、运输、投递似乎是个复杂的程序和技术，实际上社会生活中许多事务要比邮政复杂得多，从生产到流通，从商品到金融，大部分事务都是民间操办的，也没见得缺了“政府职能”就砸了锅的。

　　１９９０年沿海大城市刚刚有一种西班牙大大泡泡糖进入。当时笔者到僻远的陇南文县，竟发现这种泡泡糖也陈列在街边简陋的小铺里。文县僻远到什么程度？笔者拜见副县长，他看过递过来的名片后，又笑着还回。

　　这泡泡糖翻山越岭的，当然不是“政府职能”组织的，而是商品经济使然。只要有利润，就有不怕累的人。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邮政能否商业运作？早年间，邮政“关系国脉”，但这许多年已没听人再这么讲了，再这么讲就要闹笑话了。信件已不是主要通讯手段，电报快要被淘汰了，传真遍地都是，大家习惯的是打手机，发电子邮件，可视电话也将普及……

　　美国五角大楼，世界上最猛的军事机器的心脏，这里有２８４间休息室，１个拥有２３０名职员的餐厅，２个自助餐厅，６个快餐厅——这些服务设施不用“政府职能”，全部民办，被外边的个体户承包了。

　　中国邮政也可以民办。比如划分投递区域拍卖邮政经营权，政府通过税收差异调节不同地区的邮政成本，并强制中标企业承担义务兵免费信件之类的义务。什么是成本？什么是亏损？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机构或部门说了算的，只有市场才能“审计”出来。

　　当然也可以继续“政府职能”。这样一方面邮费还要涨，另一方面大家还要不时地承受一个又一个的欺压——安徽省六安一家邮政局用不予取款或拖延汇款等手段，强制在这里取汇款的农民购买搭售的稻种。小心，逼急了，邮局还敢搭售香烟，啤酒，或者避孕套。

　　行政垄断没留神就是腐败，不想腐败也得腐败。郭东升就是行政垄断的烈士。

　　２００１年 任志强的下场挺好

　　给谁打工为谁挣钱，这是个问题。任志强想起这事想得脑瓜子都痛。

　　万科的王石不像任志强，不急哧白脸地要当老板，只想当职业经理人，更进一步也不过是房地产业职业经理人学校校长而已。知足常乐。

　　２０００年８月，中国华润总公司替代深特发成了万科的大股东。王石挺乐。

　　话说中国房地产业，一南一北有两个名牌，南是深圳的万科，以管理见长，北是北京的华远，全国销售额第一。万科王石与华远任志强双雄并立。早在１９９４年，华润便将华远收入帐下，如今又把万科揽入怀中，中国房地产业头把交椅真个要华润制造！

　　正所谓既生亮何生瑜，华润房地产整合后，华远与万科到底谁吃谁？这是个新的问题，想得记者们脑瓜子都痛。恰巧《万科》周刊新来了个实习记者叫任志刚，猛一瞧还以为任志强给王石打工了。

　　任志强是打工的，但不会从实习记者这样的低位干起，任年薪号称７００万。

　　任志强越来越不爽了。万科想向华润增发Ｂ股，华润向万科允诺：一是华远不得在北京之外发展房地产业务，二是华远和万科在北京新增住宅项目中，双方都有优先权。

　　这一个限制一个开放惹恼了任志强。华远乃北京地头蛇，原来是北京市西城区政府下属的一家开发公司，子弟兵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头熟，所以能轻松地拿到项目和土地储备。自家肥肉怎容外人王石来分？

　　水没端平，任志强退出。９月４日，华远正式与华润签字，华远将已建成和在建的项目转给华润，同时还转让了债务，华远总资产从１３９亿元降为２０多亿元。

　　任志强剩下了什么？一是２０多亿的资产（８年前归顺华润时是１．０１亿资产），一是华远的品牌。

　　眼下尚不知道任志强与华润谈判的细节，有人唱高调，说这是“双赢”。怨气是免不了的，但平心而论，这个结局确有双赢的味道。

　　说到底，任志强不仅仅是个打工仔，与华润相比，任是个小资本家。资本家小则小矣，但总是个资本家，而且是有地方政府支持的资本家。如果不是这样，任志强哪怕是个才高八斗的知本家，也绝不会双赢。

　　比如新浪的王志东，闹个差不多净身出家。

　　２００１年 王惟尊案惊出一身冷汗

　　在押８个月后，７月２９日王惟尊终于走出看守所。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６日，王惟尊在家中被捕。王被捕时的身份是广西喷施宝公司的总经理。在此之前，他曾历任英资英红公司中方总经理、太太口服液公司副总裁、喜之郎公司执行副总裁。在中欧管理学院——中国最早最好的ＭＢＡ学院里，他被校方热切地称为中国职业经理人代表。

　　举报并起诉他的人同样了得——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广西工商联副主席王祥林，王惟尊的老板，喷施宝公司董事长。

　　这位民营企业家状告王惟尊职务侵占与商业受贿，金额达４５万，并称判他个１０～１５年没问题。

　　喷施宝公司是广西知名企业，曾是中国叶面肥的龙头企业。

　　进入９０年代后期，王祥林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大，企业却一直没有走出家庭管理的怪圈，第二代第三代产品出台后市场表现不尽人意。

　　面对企业资金与管理困境，王祥林想到以农业高科技公司的身份在香港二板上市。在中介机构香港京华山一公司介绍下，喷施宝公司以１９９８年盈利６３５４万、销售１．７１亿的良好业绩，吸引了日本投资集团野村集富果公司６００万美金的投资。作为条件之一，日方股东同时提出，公司必须由ＭＢＡ任总经理并由日方派驻财务总监。

　　猎头公司推荐了王惟尊。

　　在王惟尊声望的感召和上市后期权的许诺下，１２位深圳职业经理人（其中５人为公司执行总经理与部门总经理，两位ＭＢＡ）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份陆续加盟喷施宝。财务总监水麒麟也由野村派出。１２月８日王惟尊到任。

　　王祥林表现了诚意，让原来的总经理（王的儿子）、财务总监与人事经理（王的儿媳）退出管理层。

　　在工作中，１２位职业经理人发现喷施宝的假账并发现公司有两套账。“他们造假是全过程，从采购、生产、销售、回款，从头假到尾”。

　　在发现假账后，王惟尊认为：“作为职业经理人必须对各股东平等负责，野村有权知道此事。”在王惟尊的支持同意下，水麒麟将大量假的原始凭证交给野村。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４日野村将王祥林诉至广西高院。

　　假账暴露后，２０００年２月，王祥林驱散了１２位经理人。不仅如此，王祥林以职务侵占和商业受贿罪将王惟尊送进看守所。在起诉书中他称王惟尊挪用１３万，并因帮野村转移账本，受到野村贿赂４２万元。

　　王祥林说，为了促使北海喷施宝公司与野村合作成功，喷施宝香港上市的行销商京华山一项目经理乐毅、野村代表吕少兰提出：喷施宝需要编写一套能引起对今后几年的利润预期增长的报表。

　　王祥林认为：现在野村起诉喷施宝提供不实数据的财务报表，实际上这套报表完全是野村自己采用欺骗、假造和限制我的知情权的方式替喷施宝编制的。

　　没有结局。

　　得知王惟尊已经取保候审后，王祥林十分不平，说：王惟尊职务侵占和商业受贿罪的事实都很明确，他也有供词，承认自己的行为，检察院怎么还说证据不充分？

　　北海市公安局负责侦察此案的刑侦支队三大队队长付福文说：这个案件的影响很大，已经惊动了公安部。现在公安机关只有王惟尊一个人的供词，水麒麟段黎明批捕在逃，３个人抓到１个，在法律上讲就是孤证。水、段已被批捕，一辈子都是在逃疑犯，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

　　付福文说，王惟尊什么时候被取保候审的，他们起初并不知道，王惟尊离开北海市后他们才知道消息。

　　王惟尊的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邬明安说：“从掌握的事实证据来看，王惟尊不应该被认定有罪。王惟尊直到现在才取保候审，本身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有违常规。”

　　王惟尊案，当是２００１年中国最莫测的。

　　２００１年 中国第一庄失踪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晚，吕梁在北京北辰花园自己家中，接受了《财经时报》记者采访，讲述了他坐庄操纵康达尔（在１９９９年底改名为中科创业，００４８）重组，之后自己的搭档朱焕良忽然出货潜逃，最终吃亏上当一泄千里的故事。此前，阳历新年之前，中科创业连续拉了５个跌停。

　　吕梁是记者出身，玩媒体于股掌之间。两年前吕梁以Ｋ先生的名义，在媒体上发表世纪

　　末资本市场的对话，从中小心翼翼地为自己抬轿子。及至中科创业崩溃，吕仍称自己为善庄。

　　从１月１日见了记者之后，吕一直坐在自己家里接待友人，接受采访，整理文件，写作。据说，春节前他已写了６万字。

　　但是，当公安人员决定要找他时，他失踪了。在他的办公桌上，有几张纸，写满了经常往来的记者的名字电话。

　　在中国股市中，庄家有之，赚了钱跑到国外买房子买车过好日子的也有，但像吕梁这样，笑嘻嘻地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庄家，然后就失踪了，吕梁是第一人。

　　及至后来，法庭开审中科创业案，主犯在逃，何论从犯？

　　２００１年 股市大辩论：谁是天使谁是魔鬼

　　吕梁毒化了股市空气。此前后，吴敬琏出面了。

　　２０００年底，在《南方周末》，吴敬琏为《基金黑幕》说了话，说股市不能黑。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３日，吴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中，把中国股市好一通说，后被传媒概括为：中国股市像赌场，全民炒股不正常，中国股市市盈率太高。

　　１月１４日，吴又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专访。

　　吴敬琏成了唱空的代表。吴先生惹恼了多方。

　　先有那生猛小将杀将过来。

　　１月２０日，《证券市场周刊》发文《股市的花样年华还有多远》，针对吴的观点分别提出疑问，认为，“对经济活动本身和证券市场而言，我们应该更多地做价值判断，尽量少做道德判断”。

　　吴埋下头来不说话，坚决不说话。

　　过了春节一开市，股市连拉阴线，一些股民在网上指斥吴敬琏把股市打下水，断人财路。其实，大多数股民是同意吴的说法的，也痛恨黑庄鱼肉散户，但也反对吴讲话造成的后果。脑袋想长远，屁股坐眼下，屁股永远指挥脑袋。

　　许多人焦急着。２月８日，新华网发表《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文章，以规范的新华文体滴水不漏地给股市打气。２月９日，三大证券报均在头版刊登。当日股市转绿为红。

　　大家都在猜测此文的来头。

　　有人在挑此文的发稿程序毛病：新华社国内部发稿中心证实，２月８日新华社并没有发此文；新华网与作为国家通迅社的新华社所承担的功能以及权威性，不可相提并论，新华网与新华社不可混淆。

　　小将们掩杀一阵，老将们要出马了。

　　２月１１日，被号称股市多派的梦之队出场了。厉以宁、董辅、肖灼基、吴晓求、韩志国五将出马，引得记者把个会场围得水泄不通。

　　厉以宁号称“厉股份”，曾主持起草《公司法》和《证券法》，厉以宁与吴敬琏在学术上一直有分歧，各走各的道。

　　严格说，在２月１１日的研讨会上，厉以宁的发言并无硬伤，他的说法言之有理。但在特定的会场气氛中，在大家的共振中，一些言辞就走了味。比如抓住吴敬琏的个别词句上纲上线，比如指责吴敬琏情绪化、不专业、不炒股就没有资格谈股市、用道德而不是经济学判断，等等。

　　厉以宁不自觉地被推为唱多代表。

　　五对一的形式一出现，厉以宁就输了。而吴敬琏远远地笑着，不费吹灰之力就赢了。形式突然就决定了内容。也许从一走进会场，厉以宁就发觉这事做错了，因此在会场上他长时间耷拉着眼睛，以手托腮。

　　果然传媒风头骤转，同情吴敬琏之声一片。有传媒编辑夜晚做２月１１日会议消息时曾拟题《五大“托”星鹊起》，后觉太损了，改为《股市“托”声鹊起》。

　　股市不因为吴敬琏的得意而狂跌，股市的冬天没有在春天来临，反而迎着全球股市的惨淡走得挺好。

　　这样一来，这些老大不小甚至上了岁数的经济学家岂不像小孩子一样，白白动了回感情费了些口舌吗？

　　他们在争什么？规范还是发展？就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两派学者在争一个硬币的两面，各人说得都有理，相辅相成。但在硬币的两面做文章，总也做不到对方的领地，一要交火便就泄了。

　　如此，让人有理由猜测，就像泡吧不是为了买醉，洗桑拿不是为了搓澡，辩论也不是为了求个真理。在摆出一副辩论的样子之后，众人都在猜测对手的背景，都想提高嗓音引起背景的注意，都在准备着一旦形势变化抽身就走，都为战略转移留下了后门。

　　关于追求真理，留给后人吧。

　　２００１年 港人史美伦内地从政

　　２月１３日，史美伦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以往中国证监会也曾聘任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及前副主席吴伟聪，但只是顾问名衔，而这次是首次委任非内地人士出任有正式官衔的职位。

　　史美伦于２月底从香港证监会副主席的位置上卸任。她的年薪在几年前即达５００万港元，被香港人戏称为“打工女皇”。

　　史美伦是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的儿媳。查济民祖籍浙江海宁，是香港中国染厂主席、兴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和名力集团主席。

　　为履新职，史已放弃美国护照。在中国证监会，史负责市场监管。

　　据说，上市公司三九药业的巨额资金被大股东三九集团及关联方挪用，８月在对三九集团采取动作之前，证监会内部曾有一种意见：是否与三九集团的党务行政主管方中央大企业工委打个招呼？毕竟三九集团曾是国企的一面旗帜。

　　而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一锤定音：证监会是按《证券法》查三九集团，不涉及归谁管的问题。证监会对三九集团的言辞使市场为之震慑，三九集团的反省也让外界有所感动。据悉，三九集团董事长赵新先被证监会招到北京“谈话”了七天之后，史美伦给出意见是：“通报过的企业中没有哪一家的一把手敢站出来认错，赵新先是第一人。”

　　２００１年 ＰＴ水仙祭退市大刀

　　对于上海股民金富国来说，他不相信ＰＴ水仙是第一只皮鞋，更不相信会摔到他头上来。

　　４月１３日，金先生买入１０万股ＰＴ水仙Ｂ股，这使他的ＰＴ水仙Ｂ股的持有量超过１１０万股。

　　ＰＴ就是垃圾股。金先生买垃圾股并不是因为听到了什么好消息，正相反，３月１９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一般理解，这对于ＰＴ一族垃圾股应该是个坏消息，中国证监会要开刀了。史美伦的加盟使中国证监会开刀祭旗的勇气大增。

　　但金先生不这么看，广大股民也不这么看，大家奋不顾身，像文革末期提倡反潮流的革命小将一样，把个ＰＴ垃圾股闹得一路疯涨。

　　没有人组织股民认真学习逆向思维并落实到行动上，也没有人试图用邪教来操纵股民视死如归，是１０年股市把股民的心思引歪了，如今要想正过来，非得付出血的代价。

　　至于ＰＴ，自家的上市公司变垃圾了，各地父母官们先就急了，手下有好资产的，力促进入重组。手下困难的，至少先把债务剥掉，用净壳来吸引外面的汉子们倒插门。几番沉浮的郑百文就是明摆的例子。

　　金先生正是看到了郑百文，于是奋勇拿下ＰＴ水仙。

　　说时迟那时快。上证所一定不给金先生面子，４月２１日拒绝ＰＴ水仙的宽限申请。并明确说明，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国证监会，证监会应在其后的两个工作日里做出决定。甭２天，４月２３第一个工作日证监会的刀就砍了下来，１０年３６００天终于推出个ＰＴ水仙祭了刀，终于有了第一个退市榜样。

　　在举出退市红牌前后，有关处级干部炒股的禁令却有了缓和——处级干部可以炒股，但不许在工作时间炒股。

　　处长下班了，股市也下班了，炒谁去？

　　其实，处长炒股是个公开的秘密，禁令只禁住了那些根本不想炒股的处长，因此放开禁令对股市并无实际意义，只有示范作用。

　　２００１年 玩笑：证监会托市

　　６月，捅出《基金黑幕》的主角洪磊在被基金公司开掉、下岗半年多之后，终于走马上任证监会基金部副主任，老鼠变成了猫，微妙的角色转换令基金业台面上一派静音。另一主角赵瑜钢则离开上证所下海操练。一个入朝一个在野，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变数无限。

　　凯立案二审证监会又输了，创下新中国部级单位输官司先例。虽与证监会现任领导无关，但心里不痛快是难免的。

　　证监会新成立了稽查二局。这个专管打击证券犯罪的稽查二局，将拥有公安部门的某些权力，也许有权查封冻结客户银行账户，但不知是否有权拘捕疑犯，是否上班带枪。

　　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经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审核，获得《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执行金融类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临时许可证》。

　　与此对应的是：根据金融企业上市的特别规定，金融企业不仅要请一家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按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中国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和制度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还必须聘请一家获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这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全部入列。

　　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说，之所以还要聘请国际著名的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其中一家来做审计，是因为尽管国内的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在技术上可以确保金融企业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但是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无法完全胜任这项工作。

　　有人直斥证监会为“卖国贼”。

　　６月１４日沪市出现２２４４点的历史最高点，之后不久就掉头下跌。４个月后人们已可以看出，到１０月２２日，股市已跌到１５２０点，跌幅近三分之一，市场共损失１．７万亿元。

　　是谁导致了４个月的股市雪崩？当然没有人把这个功劳往自己怀里揽，但巧的是，在６月１４日的前两天，久经酝酿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暂行办法》公布了。这是由财政部牵头，联合５家部委报请国务院批准的。

　　股民大惶。

　　社保基金既要与股市争血，还要搀和进股市借鸡下蛋。７月３日有公告宣布，社保基金获得中石化３亿股的申购和配售，这是社保基金首次进入证券市场。

　　股民手无寸铁，只好用脚投票。

　　１０月，市场上有传言说，有１８家证券公司的老总联名写信给证监会申请救市。

　　然而，１０月１８日，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在ＡＰＥＣ会议中国筹委会秘书处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国有股减持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有股减持１０％，数量并不大。

　　金副部长此言一出，在接下来的星期五和星期一两个工作日中，股市急剧大跌，瞬间便击穿了沪指１６００点，直奔１５００点。

　　风声鹤唳。据说，财政部长的办公室和家里电话被人公布在网上。

　　１０月２２日，股市的神经越绷越紧。下午３点，周小川去国务院开会，晚７点多回到证监会。晚９时，中央电视台告知，证监会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

　　于是，这项由５大部委联合调研、由财政部主持的国有股减持办法，只实行３个月就暂停了。

　　股民依然用脚投票。１０月２３日一开盘，股市发泄般地井喷，当日沪市涨幅达９．８６％，深市更涨幅到顶天的１０％。

　　２００１年 户籍大坝摇摇欲坠

　　８月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户籍改革全面实施，通俗地解释说：“如果你没有钱——哪怕没有干个体所需要的资金，你的学历也成问题——你可能只受了几年义务教育，你也没有任何直系亲属在石家庄，最不济你打工满两年，也可以落户石家庄。哪怕你干的只是一份清洁工的工作。”

　　安徽是目前惟一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户籍改革的省份，已把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做法引入城

　　市，包括省会合肥。

　　广东省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

　　８月２０日，北京市规定，用人单位在刊登招聘广告时，不必再加“应聘人员须具有北京市户口”这句话。

　　在广西，身份证制度将代替户籍管理制度，将逐步取消农村人口到城镇落户“农转非”计划指标限制。

　　国家粮食局规定，从５月１日起，在全国范围内迁移或农转非的居民，将不用再办理《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这意味着长期以来“跟着户口走”的粮油关系将被取消。

　　在各地一浪紧过一浪兀自作为时，有学者翻出了老账：１９５４年中国第一部《宪法》第９０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权利。但是，１９５８年１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户口管理登记条例，其第１０条规定，公民从农村迁往城市，须持有城市劳动机关的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证明中的一种。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居住和迁徙的权利就不复存在了。

　　形势慢慢变了。公安部治安局户政处处长黄双全说，公安部从１９８５年开始起草《户籍法》，然而十几年来，迟迟无法出台，主要原因是来自各部门的阻力太大，首先一条，废除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就几乎遭到各部门一致反对。

　　黄双全担心的是，户籍管理由限制过死走向完全放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于城乡、地区差距较大，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他强调两条基本的落户条件：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并解释说，合法固定住所是指有产权的房子。

　　当中国公民的“绿卡”如何拿还没个眉目时，广东省的１６万名在粤打工的外国人将率先拿到中国绿卡。

　　２００１年 记者拼死闯南丹

　　如果不是媒体记者介入，南丹黑幕本不会闹出这么大动静。至少与８月开庭审理的，发生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５日，死亡３０９人的洛阳大火相比，南丹事件不过是个小玩闹。

　　７月１７日广西南丹县拉甲坡矿发生透水事件，死亡８０人，失踪１人。

　　事件发生后，矿井老板与当地一些官员密切合作，成功地将灾难隐瞒了１０多天，这样

　　就有时间来销毁证据、串供、威胁受害人闭嘴。

　　７月２８日，在得到举报后，河池地委书记、行署专员赶往南丹展开调查。汇报情况时，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副书记莫壮龙，县长唐毓盛等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绝对没有发生外界传言的透水事故。南丹县公安局一名副局长还拿出由矿工按了手印的“证词”证明：所谓透水事故的传言，是不负责和不怀好意的。

　　官员们为何如此昧了良心？原来他们是矿井的大老板：挖井探矿的富源公司隶属南丹县人民政府，正科级事业单位，首任董事长是南丹县常务副县长唐毓盛（后任县长），事故发生时的董事长是县矿产局局长曾光超。

　　是记者们拼死把黑幕捅破了。

　　７月２４日，广西《南国早报》接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的电话，告知南丹矿井出了事故。报社第二天就派记者赶赴南丹，当天晚上记者查实当地矿井确实出了大事，当即向自治区党委作了汇报。接下来的两三天里，记者连续发回三篇报道，刊登在《广西内参》上。

　　７月２８日，《南国早报》记者在矿区与民工交谈时，突然看到十几个人拿着枪远远走过来，有人举枪向他瞄准，记者拔腿就跑，侥幸逃脱。次日下午，他混进矿区一高处观察时，两名打手追上悬崖，用两把尖刀顶住他的咽喉和腹部。一打手喝问：“你是不是记者？来干什么？”另一人说：“是记者就杀！”记者拼命否认，并趁打手不备，把身上的记者证、身份证丢下了悬崖，后被扭出矿区。

　　此后，《人民日报》、《羊城晚报》、《广西日报》、广西电视台以及境外媒体的记者纷纷赶到，在南丹的土地上像地下工作者一般的做派。

　　广西电视台记者进不了现场，只能在远处拍摄外围境头。后来记者们只好到周边地区去抓拍死难者家属，拍到一些焚烧纸钱、铺盖的哭祭镜头。回到南宁，这些素材被送到自治区领导那里。区党委书记曹伯纯看后说：“现在不是是否发生了事故、死没死人的问题，而是到底死了多少人的问题！”而矿区当地官员当着曹伯纯和调查组的面看到拍摄的片子后，竟怀疑画面的真实性，当场和电视台人员吵了起来。

　　８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在人民论坛专栏发表文章，认为“曝光事故怎会影响社会稳定，媒体沉默才可怕”。《羊城晚报》大喜，当日便以头版头条摘登《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

　　实际上，此文出自《人民日报》国内部一位编辑手里，裴智勇不到３０岁，有感而发，把稿子扔到人民网上，后被《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专栏编辑拿来编了编就发了。打破惯性的文字，意外顺利地编发了。但就这么篇没有背景、没有指令、没有来头的稿子，给只有一枝秃笔的记者们以巨大支撑。

　　２００１年中央电视台记者跟踪了一年，揭出了南京冠生园陈馅做新饼的黑幕，连带着影响了这一年全国的月饼市场。对不住月饼厂商了，但对全国消费者负了责。就好比南丹事件，得罪了当地官府老板，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责任，对得起中国公众。

　　２００１年 孩子，孩子在火里！

　　不知是事故发生得多了，还是报道出来的事故多了，结果感觉是三天两头出事，感觉都麻木了。

　　——１月２９日蛇年大年初六上午，重庆合川市小河乡一艘私营客船行至嘉陵江支流涪江太和镇触礁，船上载客共８４人全部落水。截至２月４日，落水人员生还３８人，已打捞尸体４４具，２人下落不明。

　　——３月６日上午１１时，江西省万载县潭埠镇芳林村小学三年级学生正在上课。这个村老屋岸村民小组３３岁具有精神病征候的村民李垂才，突然闯进教室，将两袋自制烟花爆竹的药料放到教室中间，并引燃引信造成爆炸。这所教学楼是一幢两层的砖混房，爆炸造成中间４间教室垮塌，伤２７人，死亡４２人。

　　——４月，陕西省连续发生了三起特大安全事故。４月６日，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３８人死亡，７人受伤；４月８日，在渭南地区华阴市通往华山西山门的人行涵洞内，发生游人拥挤踩踏伤亡事故，造成１７死亡，５人受伤；４月２１日，韩城矿务局下峪口煤矿多种经营公司一处个体承包矿井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４８人死亡。

　　——江西广播电视艺术幼儿园是江西省收费最高、规模最大的“贵族”幼儿园。该幼儿园由广电厅下属某公司承包经营，一名小孩一年的学杂费要花上万元。６月４日晚２１时１０分左右，小（六）班的班主任杨慧珍在宿舍内的过道上点了三盘蚊香。消防部门事后认定，正是由于床上的可燃物（被絮）掉落在床边过道上点燃的蚊香引起火灾。着火时没有值班老师和保育员在场，１４名幼儿死亡。

　　——７月１日１６时，吉林省白山市社会保险公司道清小煤矿副井发生冒顶事故，埋住６人，抢救过程中又发生两次冒顶及溃水，先后埋住１２人和３人，共造成２１人死亡。

　　——７月１３日２２时３７分，四川省南充市境内，２９００８次货运火车行至达成线八庙站时，第１１节车装载的钻井参数仪表操作平台摇臂发生位移，超出安全线剐倒铁路边群众，死亡２２人，伤１０人。

　　——７月１６日３时２０分，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党岔镇马房村一件非法藏匿的炸药爆炸，死亡７０人，受伤８５人。

　　——７月１７日８时，在上海市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船坞工地上，大型龙门吊整体倒塌，死亡３６人，伤３人，其中同济大学有９人，包括一位副教授和两位博士后。

　　——８月１０日上午，由乌鲁木齐驶往喀什的一辆客车行至新和县境内，因驾驶员疲劳过度操作失误，客车从９米高的桥上栽入渭干河中。这辆客车核定座位为２９人，而车上却乘坐了４２人。３２名乘客死亡，另有３名下落不明。

　　——１０月７日，有２５名中国公民在乘船偷渡韩国过程中，窒息死于渔船冷冻舱内，并被抛尸大海，其余３５人生还。

　　——１０月，中国在菲律宾的项目工程师张忠强和去营救他的薛兴被菲律宾歹徒撕票。

　　２００１年 复印报纸也违法

　　——１月２７日下午，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杨福家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他转道前往英国诺丁汉大学，成为第一位担任该校校长的中国人，这打破了只有英国王室和有爵位人士才能担任该职的传统。

　　６５岁的杨福家系核物理学家，历任复旦大学原子核科学系主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校长等职务。

　　杨福家担任诺丁汉大学校长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主持学校董事会议，二是代表学校参加重大活动，如接受英国女王颁奖，三是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在这３项任务中，校长如果万一有事，前两件都可以委托副校长代表，惟独这后一项，校长“无论如何必须参加”，并亲自为每个学生颁证，说上祝贺的话。

　　杨福家说：我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是怎么给学生发学位证书的？一大捆，由学生代表领回去，我对不起同学啊！

　　——２月１９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五大科技奖同时揭晓并颁奖。

　　在２６１２位获奖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得主——中国科学院系统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每人获得５００万元的奖金。

　　１９９８年，“袁隆平”名字品牌价值据称就已经达到了１００８．９亿元，而“隆平高科”股票上市时，袁个人可获姓名使用费５８０万元。

　　有资料显示，１９５０年中国水稻的平均亩产只有１４１公斤，１９９８年达到４５０公斤，增长了３．２倍。在当今中国，有一半的水稻种植面积和６０％的水稻产量是袁隆平及其助手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按人均口粮每年４５０公斤计算，每年解决了５００多万人的吃饭问题。２月２０日上午１０时３０分，“隆平高科”股价比前日收盘３９元上涨５．１３％，达４０．９元。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３月２８日发布：全国总人口为１２９５３３万人。其中，祖国大陆３１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１２６５８３万人。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４月２０日出版发行，在新版诊断标准中对同性恋的定义非常详细，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由此，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山西昔阳大寨村在山坡上大面积修建梯田，修造的梯田像海绵一样松软，大寨村的玉米亩产也由１００公斤提高到６００公斤，从而成为中国农业的榜样。但大寨种玉米投入高效益低，加上近年干旱少雨，全村人畜吃水发生了困难。

　　近年来，大寨将自然坡度在３０度以上的坡地全部退耕还林，以林养土，以林蓄水，改善生态。目前大寨退耕还林面积占到了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教育部４月对报名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考试的条件进一步放宽，取消“未婚，年龄一般不超过２５周岁”的限制，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不再限报高等职业学校，而且可在毕业当年参加普通高考、报考普通高校本专科。另外，夏季入学考试也从往年的７月提前到６月。

　　——香港《２０００年知识产权（杂项修订）条例》，４月１日开始正式生效。该条例就电脑软件的规定相当严格，任何人如在交易或业务过程中，藏有侵犯版权的复制品，即属违法。另外，商业机构未经授权，复印报章杂志亦属违法。违例者的最高刑罚为每份侵犯版权，可处罚港币５万元及监禁４年。连特区政府也为了不侵权，停止复印报章。

　　——７月，《新闻周刊》发表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

　　有一次，我跟别人计算最低生活费，究竟能怎样打发一个月的基本开支。有人嘲笑我：“你以为上海人都去超市买净菜呀？下岗工人是趁收摊时去捡点菜边儿的。”我发现真是这么回事。我开始于心不安了。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有两个女工在说话。一个说：“我们厂算是好的，每个月还发六块钱车贴。”另一个说：“是啊，现在还能发车贴真不容易，我们厂早停发了。”我听了真的很难过。平时我坐空调车，已经觉得自己很艰苦奋斗了。可是在有的人心中六块钱的车贴却是如此重要。

　　我惊诧于我的生活和这个国家大部分人的生活如此脱节。

　　我无话可说。这就是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很大一部分人的真实生活。那么这个国家中大部分人是怎样生活？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他们难道不值得被了解吗？不了解一个国家的真实面目，光靠喊着民主就可以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吗？

　　——《中华工商时报》载文反映了北京一家夫妻俩开美容店所交税费的变化。

　　１９９２年的税费如下：税款每月７０元，工商管理费每月１００元，房租每月２００元，行业管理费每月１０元，卫生许可证年检每２年２００元。而现在的税费是：税款每月４００元，工商管理费每月１５０元，房租每月１５００元，行业管理费每月２０元，卫生许可证年检每２年２０００元。其他待摊的还有自行车税、保安费等。有时凑巧各种费用并在一起，一个月要上交近万元。

　　最令店主上火的一次是，当地派出所要求每户装４５００元的防盗系统，另外还要每年交１５００元，据说是治安费。当时，所长放言：“交了是给我面子，不交是不给我面子。”还有前不久办卫生许可证，非得从办证部门购买７６０元的消毒柜，而同样的消毒柜，在市场上只卖３６０元。

　　——参与报道张健８月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新华社记者王子江撰文说，他在张健横渡成功之后的第二天，在住宿的宾馆结账时碰到一位年轻的英国小伙子和他的女友，开始还以为他是来旅游的，当被告知他是来游英吉利海峡时，不禁大吃一惊，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位身高不足１米７５的英国人能横渡英吉利海峡。

　　要知道，这次张健横渡活动的组织者一再宣称英吉利海峡是世界上最难征服的海峡。这个英国人已经在昨天与张健同时完成了横渡，并且所用的时间比张健还要少２小时。而他横渡的时候，除了导航人员，陪伴着他的只有自己的女友。

　　王子江写道：他过于轻松的回答让我难以面对昨天张健横渡时的声势，国内媒体为这次横渡动用了直升机，３０００吨大船，创造了英吉利海峡横渡史上最“壮观”的一幕。仅租借英国广播公司的卫星线路就花了１５万英镑，租游船也花了１．５万英镑。

　　当王子江告诉那位英国小伙子昨天张健的横渡是由中国电视台全程向全国直播的时候，他旁边的女友听后“吃惊得几乎尖叫起来”，表示不可思议。据悉，这位英国小伙子并非专业运动员，而只是个医生。其实，迄今为止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已有８００多人，其中最年长的横渡者为６５岁，最年轻为１１岁。

　　——读书为了什么？湖南省株洲市某重点中学一语文教师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你读书干什么？考大学干什么？总之你为了什么？也许你会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我要明确地告诉你——读书考大学，是为了自己，不是别人。读书增强了自己的本领，提高了自己的资本，将来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挣下大把的钱，从而有一个美好的个人生活，比如生活愉快，人生充实，前途美好，事业辉煌，甚至找一个漂亮的老婆，生一个聪明的儿子。所以，我强调读书应该是为了自己！”

　　这篇教研论文《入学教育课》还获得了２０００年株洲市中学语文教研论文评选二等奖，并引起争论。但接下来的情形就不妙了，暑假过去，这个老师被学校除名，并在全省范围内被教育系统禁用。

　　２００１年 ７４元等于一个女孩的名誉？

　　——家住浙江省永嘉县鹤盛乡的王某与谢某是一对夫妻。他们家境贫寒，婚后感情不合，但双方对唯一的女儿都疼爱有加，视若掌上名珠。后谢某提出离婚，王某表示同意，但要求抚养７岁的女儿。谢某不让，并以女儿由她抚养，勿需王某支付抚养费为条件争养女儿。

　　双方在法庭互不相让，一时令法官左右为难。法官想了一个绝招，由双方当庭竞标购买女儿的抚养权。于是，双方以５００元为底价当面竞标。结果，女方谢某以３０００元的代

　　价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

　　——２月１１日，广州一名七旬老妇在包了一名２０多岁的打工仔为二爷一年多后，因一直拖欠二爷两万元的租包费，引起这位二爷的不满，遂撕破了脸皮打电话报警，结果双双被民警带回问话。

　　据这位二十五六岁的吴姓男子交待，两年前，他南下打工，去年１月，他认识了年过七旬的林老太。林老太经常请他到外边宵夜、吃饭，偶尔还把他带回家喝茶，并称要收他做干儿子。后来林老太对他的热情有些异常，时不时跟他讲些不着边儿的荤话，有时还对他动手动脚。林老太随即又提出包他一年，给他两万元作为报酬。这位苦于生计的打工仔终于答应了林老太的要求。

　　——２月２４日晚８时许，家住北京的已经５３岁的石某以自己的夏利车有毛病为由，找到大女婿贺某请他帮忙看一看。半路上石某忽然说自己想去“玩”会儿，想找个小姐聊聊天儿。贺某听后心领神会，到东城区船板胡同西口时，他下车转了一圈，领回了一名３０多岁的卖淫女。

　　石某随后将车开到凯莱大酒店东南角的一处公厕旁，就在车后座与卖淫女发生了性关系，而贺某则自始至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抽烟，对身后发生的事情充耳不闻。此时，巡逻至此的民警发现车内的异常动静，将三人依法查获。也不知家里人能不能体谅女婿的这一片“孝心”？

　　——在四川崇州市流传着这样一段生死恋情：夫妻俩双双携手走过７０个恩爱春秋后，妻子突然辞世，悲痛至极的丈夫握着妻子的手，９个小时过后，也溘然西去。在火化时，两人的手还紧紧握在一起，不忍分开。

　　张东楼老人是崇州市江源镇五村五社人，１９３１年与同村七社的代氏结为伉俪。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２日下午１点半左右，在老伴去世不到一小时前，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张东楼老人突然老泪纵横，一脸悲戚地对儿媳们说：“你妈快要去了，快抓住她的手不让她走！”２点１４分，老伴合上了眼，张老一直紧紧抓住她的手不肯松开，像个小孩似地失声痛哭……晚１１时２４分，老人家悲痛之中也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临终时说：“儿们，把我和你妈一块儿埋葬！我们死也在一起！”

　　——３月《人民法院报》报道，四川安县花镇西岩村有一个叫任冬的孤儿，父母早逝，一直跟着伯父母生活。任冬的父母在世时欠村里的提留、农税共计６０元，欠信用社贷款２３０元未还。西岩村的一帮村官们按照“父债子还”的逻辑，趁任冬的伯父母不在家之机，盖上村委会的大红章，以１５００元的价格将任冬卖掉。

　　——麻旦旦小姐只有１９岁，家住陕西省泾阳县蒋路乡，１月８日被警察拽走，在派出所关了２３个小时，被铐吊在屋外篮球架上，被扇耳光，被逼迫承认卖淫。

　　５月９日，法院判了泾阳县公安局的不是，赔麻旦旦７４元（另赔医疗及误工损失费１３５４．３４元）。麻旦旦不服上诉，一个女孩的名誉损失就值７４元？麻小姐知足吧，这钱已赔得不少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标准，只赔你３７．３３元。

　　最高法院说：“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００年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９３７１元，把这个数除以全年的法定工资数２５１天，每天赔３７．３３元。

　　在咱这儿，从来农民不享受城里人的待遇，连失业率都只统计城镇的。而在麻旦旦身上，体现了城乡差别的消失，还得到城里人的待遇，知足吧。

　　——３月２５日上午１１时，四川省资中县银山镇驾驶员刘光庆驾车从内江返回银山，货车右前胎突然爆裂，汽车翻到了近５米高的四美桥下的小河沟里，刘光庆两根肋骨被撞断，人昏倒后头淹在水里。刘被送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经诊断，刘光庆受轻伤。然而，两天后的３月２７日，刘却因污水窒息吸入性肺炎、急性肺水肿、重度感染、中毒性休克死亡。刘的家人想不通，如果河里的水不被污染，刘就不会死，于是决定找排污企业讨说法。

　　——曹显庆是４年前与同样来自中国内地的化学博士弋真结婚的。两年前，全家搬到距离美国大底特律区约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卡马卒城。为了让在药厂担任研究员的妻子安心工作，曹显庆全职在家照顾４名子女。４名子女中，１２及８岁的女儿是弋真和她的前夫所生，而２岁半的女儿和１０个月大的儿子是曹显庆与弋真所生。他们８岁的二女儿患有尿道炎，需要按时在患部上药。曹显庆在女儿患病后一个月时间里一直悉心护理着女儿。

　　５月２日，８岁的二女儿上学时，老师用玩具熊作教具，询问是否有人触摸过女孩隐私器官时，少不更事的二女儿向教师报告了她爸爸的动作，校方立即通知社区工作人员及警方。当天下午４时３０分左右，社区工作人员和警方前往曹家，以严重性侵犯为由要强行上楼带走４名小孩，护子心切的曹显庆咆哮起来，３名社区工人员只好离开曹家。

　　弋真以为事情暂告一段了，她留在二楼安抚受惊的孩子们，曹显庆在楼下厨房忙活。过了几分钟，弋真听到五六辆警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到自己家前，警察打破厨房落地窗强行进入，之后她听到枪声，不久即有一名警察上楼拿枪对着她，把她带出宅外，留置在门前的警车内。隔了２０分钟左右，一名女警察告诉她，曹显庆开枪拒捕，并被警方击中，已送往医院。后曹不治身亡。

　　——６月１６日上午１１时许，成都百货大楼底楼保健用品柜台前，一位脸色阴沉的妇女掏出四盒壮阳药，摔在玻璃柜台上，要求退货：“你们卖东西也要讲道理，这种东西能随便卖给女娃娃吗？太气人了。”

　　这位张姓妇女介绍，她家住水碾河附近某小区内，夫妇俩只有一个女儿，今年才满１６岁，还在读中专。前晚，女儿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个礼品盒，说父亲节到了，要给爸爸一个惊喜。夫妇十分欣慰，不料打开礼盒后却面面相觑：四盒壮阳药！从小乖巧的女儿究竟想的啥？整个晚上，夫妇俩轮番训斥女儿。

　　其女儿则闷闷不乐，称父母“太落后，太保守”。她学的是护理专业，经常在书刊中看到中老年夫妻因性生活质量下降而导致家庭破裂的事例。每次周末回家，她都发现父母各有一帮麻友，关系也不像以前亲密。她总为此担心……

　　——８月４日零点刚过，海南省公安厅警务督察处接到报告，称在位于海口市海府一横路的公安厅招待所内，有个赌场正在聚众赌博。警务督察处干警立即出动，在招待所四楼查获３９台赌博用的牌机，现场抓获２４名涉赌人员，在六楼按摩房查获两名按摩小姐，搜出２０多个避孕套。据介绍，在赌场服务的保安和服务员都着公安制服，臂章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字样。在招待所介绍赌博业务的公告上还盖有“海南省公安厅招待所”的公章。这个招待所承包给一名刚退休的民警经营。

　　——９月２日，香港中信嘉华银行副总裁张铭千跳楼自尽，据说他涉嫌一笔１６００万元的诈骗案。

　　——家住长春市的女儿与父亲都是铁杆网虫，一段时间，网名为“茶茶”的女儿与网名为“薄荷人生”的父亲交谈得极为投机，两人有一种相见恨晚、不见终身遗憾的感觉。当两人终于在约会地点见面时，双方非常尴尬。“薄荷人生”发现“茶茶”竟是自己的女儿，盛怒之下一耳光扇跑了女儿。女儿被打跑后，两日未敢回家，终日泡在网吧里。８月２７日，长春市公安局巡警支队４０４警区的干警在得到线索后，在网吧找到女儿并将其送回家，父亲惭愧地向女儿道了歉。

　　——据新华社消息，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疫情惊人，全村３１７０人有２４１个染病。据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介绍，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主要是由于非法出卖血浆所致。

　　另据卫生部介绍，中国自１９８５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截止到２０００年底，累计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经达到２２５１７例，其中８８０例发病，死亡４６６例。疫情涉及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三种途径都已被发现。由于漏报情况的存在，专家分析目前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已经超过６０万人，１０年内将可能超过千万。

　　２００１年 靳如超一条命值几何？

　　２００１年最大的刑事审判是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暴力集团犯罪案件。自１９９１年６月至２０００年９月，张君单独、伙同或组织、指挥李泽军等人，在重庆、湖南、湖北、云南、广西等地持枪械抢劫、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弹药２２次，致２８人死亡、５人受伤、１５人轻伤、２人轻微伤，劫得财物价值人民币５３６．９万元，抢劫出租车轿车５辆、微型冲锋枪２支及子弹２０发，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重大、特大刑事案件。４月２１日，张君、李泽军等１４名罪犯被依

　　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２００１年最残酷的当数靳如超。

　　３月１６日凌晨４时１６分，石家庄市长安区育才街国棉三厂宿舍１５号楼、１６号楼相继发出声声巨响，１５号楼西侧厚厚的外墙被炸开了一个大洞。与其相邻的１６号楼伴随着巨响，顷刻间夷为平地。

　　４时３０分，长安区和平路市建一公司宿舍１号楼发生爆炸，第３单元被炸塌。

　　４时４５分，新华区电大街１３号市五金公司宿舍发生爆炸，其中第１单元倒塌。

　　５时０１分，桥东区裕华路民进街１２号一居民二层小楼再次发生爆炸，该楼一侧地面被炸出一个坑……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１０８人死亡，３８人受伤。

　　８小时内，靳如超就被锁定。又经过１７１小时３０００里的追捕，靳在广西落网。

　　然而一个不狡诈、没文化、有残疾（哑巴）、近乎赤贫的人，靳如超如何顺利地一步步点燃了炸药包，造成石家庄１０８人死亡惨案？

　　１９８８年靳因强奸入狱。在狱中９年，狱方尽知靳“性格孤僻，报复心强烈”（新华社语），但没有料定靳出狱后会重新犯罪。而靳的妻子料到了，因此在靳坐监期间就离了婚，早逃苦海。

　　出狱后靳扬言要报复妻子及亲属，但警方没听见，而靳的姐姐听见了，因此连自己的地址都不敢告诉靳。

　　２００１年３月９日，靳在云南省马关县杀死女青年韦志花，但警方没有料到靳可能会潜回老家石家庄，使靳得以自由地、有条不紊地、单枪匹马地买炸药、雇人分运炸药、一个个点燃炸药然后远走广西北海……

　　在点燃炸药之前的每一个环节上，如果警方稍注意一下，就有可能扑灭算不得狡诈的靳。但没有。

　　从人性角度来说，确实不应该把服刑期满人员再另眼相看，这样不利于前罪犯罪重回社会。但这只是政府的美好想法，而老百姓不这样看，认识靳的人家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与靳交往。

　　至今没有权威认定靳有精神病。在精神病人与正常人之间的模糊区间，虽然有知识有手段，但警方不认为靳有危害社会的可能，因此不加防范，而老百姓知道，连３岁小儿也知道，别跟聋子哑巴打架，他们真玩命。

　　监控靳如超们需要钱财，比如监控１００个靳要花多少钱？比起靳爆炸犯罪后的成本——１０８个生命，成百上千个家庭的痛苦，财产的损失，社会的救助，全国警力的动员——两个成本哪个更大？靳如超的一条命又值多少钱？

　　中国社会处在大变革时期，多元利益在重新分配，各种矛盾时有激烈，靳如超只是一例，将来的靳如超们还可能会出现，眼下关键的问题是防范，不能有钱救火没钱防火。

　　２００１年 中美对抗摆上台面

　　细节往往不是最主要的。

　　比如４月１日愚人节这一天，在中国大陆南部沿海，美军侦察机与跟踪警示它的中国战斗机相撞，中国战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失踪，美军侦察机随后迫降海南陵水机场。究竟是谁违反了飞行规则（如果全世界有这么个大家都认可的规则的话），谁应该负主要责任？——这不是最重要的，这只在公平和道理上有用，只是在“讨个说法”的层面上重要。

　　最重要的是事实。事实是：美国人一直把中国当做假想敌，美国人一直在监视中国的行为因撞机事件一下子在公众面前摊开了。此前，有意无意两国官员都不大去谈论它。

　　这就好比两年前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是看错了地图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人炸了中国人，美国人偏偏炸了中国使馆，而不是别家的。

　　撞机事件后，中美网络黑客相互攻击，每天要有４０～５０起。１９９９年５月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中国黑客袭击了美国多处网址，其中美国白宫万维网网址失灵了３天。

　　４月１１日下午５时半，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向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递交了致歉信，布什和鲍威尔说Ｖｅｒｙ Ｓｏｒｒｙ。在英语国家，如果上街踩了别人的脚，要说Ｓｏｒｒｙ。

　　在美国国内，一些美国议员要求重新审查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ＰＮＴＲ）待遇。尽管一年前，正是美国众议院以２３７∶１９７、美国参议院以８３∶１５通过给予中国ＰＮＴＲ案。

　　美国侦察机上的２４名美国人被放回家过复活节了。接着，４月１６日《华盛顿邮报》说，美国海军军官称不久可能在南中国海部署一艘航空母舰，为在中国沿海附近执行任务的美国侦察机提供保护。

　　美国人近来火气甚大，稍不高兴就推翻自己的诺言，比如翻脸不认《京都议定书》。

　　这世界总有点什么东西，让美国人理直气壮地干他们想干的事，出了事一声“Ｓｏｒｒｙ”了结。

　　在撞机前后，有两件事可资对照。

　　３月，中国批准美国沃尔玛在中国一口气开１４家连锁店，而此前５年里，沃尔玛只开了８家。２月，法国的家乐福由于违规开店而被叫停。

　　４月３日，世界第一大快递及货运公司——美国ＵＰＳ公司首航北京。他们宣称，美国与北京间的文件快递只需一天时间。美国人说：“我们将把包裹送到每一个地址。”

　　２００１年 ３４５６７美元赔偿中国拒绝了

　　经过１４天的寻找之后，王伟被确认已无生还可能。４月２６日上午，在海南岛外海域举行了海祭仪式，一个个花环一捧捧花瓣轻轻地抛进大海，王伟的妻子阮国琴带来了丈夫种植的三角梅。王伟被授予海空卫士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在这１４天里，中国海军共出动舰艇１１３艘次，飞机１１５架次，其他船１０００多艘次，搜寻人员１０余万人次。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８日，中国空军击落侵入中国领空的美国海军Ｐ４Ｍ－ＪＱ麦卡托式巡逻机一架，飞机坠落于舟山群岛以东海域。美第七舰队出动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４９艘军舰，搜索十余天无果。美国３位飞行员的遗体是中国渔民网上来的，通过英国转交美国。

　　此次撞机事件，８月９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奎格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方面愿意为中国在撞机事件发生后提供的服务支付“合理的费用”。他强调，赔偿数字是美国方面计算出来的，是“不可谈判”的最后决定。赔偿金的支票已寄往美国驻华大使馆，将由使馆官员交给中国外交部。他还说，中方１００万美元的赔偿要求是“不现实”的。

　　据路透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这笔赔款数额为３４５６７美元。

　　另据美联社报道，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这笔费用只包括美国ＥＰ－３机组人员在海南停留“几天”的费用，而并非１１天。

　　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个赔偿。

　　此前后美国还发生了另一些赔偿。６月７日，由４男８女组成的一个加利福尼亚州陪审团判决，美国烟草制造商菲利普·莫里斯向一位烟民赔偿并罚款３０亿美元。加州烟民理查德·博肯１９９９年被查出肺癌，现在癌细胞已经扩散至整个肺部、背部及大脑，无药可治。

　　博肯原先提出诉讼，要求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赔偿１２００万美元的医疗费和误工费，另加１１００亿美元的惩罚性赔款。陪审团在９天的辩论之后，判定菲利普·莫里斯被控欺诈、失职以及制造危险产品等６项罪名成立，必须向博肯支付高达３０亿美元的罚款和５５０万美元的一般性赔款。

　　这项判决打破了先前另一项对菲利普·莫里斯控告案所创的记录。１９９９年俄勒冈州陪审团曾判决菲利普·莫里斯给付一位已故烟民的家人８０３０万美元罚金和赔偿金。其金额后来减为３２００万美元，目前该案仍在上诉中。

　　２００１年 美国人拒付拖欠联合国会费

　　美国人火气越来越大。４月１８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５７届会议通过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决定对美国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议案不予审议和表决。这是美国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第１０次遭到失败。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５月１日下令回收并销毁数十万顶中国制造的贝雷帽。他发表的声明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决定，美国军队不应该戴中国制造的贝雷帽，或是以中国原料制作的帽子。”美军国防后勤署曾分别向中国等国家订购黑色贝雷帽。在总共３００万顶帽子中，中国获得了６１万顶的订单，目前已经交货１５４０００顶，另有７７０００顶已经交运。

　　５月２日，一脸尴尬的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在两个小时前刚刚宣布“暂停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关系”后，又忙着收回成命，另一位级别更高的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中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关于审查与中国军事交流的命令被错误地“理解”为暂停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

　　拉姆斯菲尔德原意是要“对如军舰互访和军事人员交流之类的与北京的有节制的双边关系进行逐项审查”。

　　５月７日美国《纽约时报》惊呼：“奴隶们的胜利”。

　　该文章称：在共产党中国和古巴的带动下，在求宠于非洲和阿拉伯独裁者的法国外交官的默许下，联合国将美国踢出了人权委员会，取代美国的是苏丹。美国落选的原因究竟何在？既不是因为美国对关于地雷、海底或全球变暖等毫无意义的条约发表了肺腑之言，也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现在发现美国政府“缺乏诚实感”。给美国这一记耳光的真正原因是明显而直接的：首先，对美国胆敢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５３个成员国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予以惩罚；其次，前不久，美国认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巴以冲突的一项提案对以色列不利而行使否决权，这次将其逐出局外，让它颜面丢尽。美国遭到这次出其不意的袭击时，鲍威尔和他的国务院还蒙在鼓里。被落选消息惊得目瞪口呆的鲍威尔声言，５３个成员国中有“４３个已书面保证”将投美国赞成票。然而，结果美国只获得了２９票。

　　美国人急了。美国国会众议院１０日以２５２票对１６５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决定继续拖欠应交纳联合国的部分会费，以对美国落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进行报复。根据众议院通过的一个拨款修正案，２００２年美国应该支付联合国拖欠会费的５．８２亿美元中的２．４４亿美元被暂时扣押，直到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的席位得到恢复。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我们不支持这项修正案，我们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方式。”

　　２００１年 “９·１１”中美又握手

　　美国，纽约，华盛顿，“９·１１事件”发生了。

　　世界上民族众多，人种各异，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天然存在，彼此当尽可能地理解和尊重。但有些做法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不同意的。

　　比如情人节印度暴力骚乱。在坎普尔，极端分子围住礼品店，掀翻柜台：“怎么着，想

　　学西方人给你小甜心买东西？”在孟买，壮汉冲进餐馆、电影院和娱乐场馆，威胁经理们不得做任何与情人节有关的买卖。甚至有餐馆被砸烂，情侣被截住，男的涂一脸黑，女的被训斥后押解回家。

　　比如阿富汗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其中一尊凿于１世纪，高３６．５米，另一尊造于５世纪，高５２．５米。巴基斯坦观察家认为，塔利班是因为不满美国主导的对阿富汗的制裁行动，从而把自家的大佛作为发泄对象。

　　比如９·１１——何止是大多数人不同意，竟是厌恶，竟是匪夷所思。

　　９·１１事件后数小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致电美国总统布什，１２日又如约与布什通话，均表示愿与美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美国人亦雷厉风行。９月１４日美众议院同意了布什推荐的新一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内格罗庞特，这个职位８个月来一直空缺。接着，２４日美众议院又一致同意向联合国补交５．８２亿美元的会费，占美国所欠会费总额２３．３亿美元的四分之一。果然，美国的军事打击行动得到联合国的支持。

　　几天后，１０月２日美国又得到来自中国的一个大红包，中国４家航空公司与美国商务部签订合同，购买价值１６亿美元的３０架波音飞机。

　　１０月２１日，上海ＡＰＥＣ会议，布什穿上唐装，与江泽民的手又握在了一起。

　　２００１年 小泉来到卢沟桥

　　２００１年一开年日本人就和中国公民闹上了。１月２７日晚日航客机滞留大阪机场，日本人、西方人甚至台湾人都得到了安排，只剩下９０多位中国大陆旅客被困在候机大厅。

　　此前后还有三菱汽车公司召回帕杰罗事件，此款吉普车在刹车装置设计上有缺陷。

　　３月发生了日本教科书事件。日本通过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其中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等都被删除。令中国人震惊的是，百余家日本企业先后斥资赞助编撰会，其中有三菱、东芝、马自达、日野、富士通等。

　　接着又打起贸易战。先是日本对中国的大葱、香菇等农产品实施临时性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后有中国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气调节器三种进口商品加征特别关税。

　　敏感的８月来了。日本小泉纯一郎首相不顾国内外反对，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虽然没在８月１５日日本战败投降这一天。

　　风向又变了。１０月８日在美国轰炸阿富汗的爆炸声中，小泉匆忙到中国访问了一天，参观了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并表示了道歉。

　　２００１年 “反共义士”被处决

　　２月，台北市长马英九访港掀起一阵旋风，香港左、中、右派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都肯定他，这次可说两岸三地携手打破了许多政治禁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统治地区，台湾官员首次被官方正式尊称为市长，并待之以市长之礼。先前，大陆表述两岸关系，一向字斟句酌，涉及台湾的官署名称、官衔，必加引号，此次“台北市长”在香港的头衔被去掉了引号。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并不说明两岸间亮起了绿灯。比如说，台湾百姓想闯红灯买大陆Ｂ股，台湾当局就很不高兴：谁买就罚５００万新台币。

　　卓长仁在台湾两岸都很有名。

　　卓长仁原是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汽车计划员，１９８２年３月，辽宁省政法机关根据举报，将卓列为全省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之一。姜洪军等人也是前科累累，分别犯有流氓、盗窃、诈骗等罪行。

　　１９８３年５月５日，卓长仁、姜洪军等６人铤而走险，劫持中国民航２９６号三叉戟客机降落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南朝鲜，造成“中国劫机第一案”。后飞机和乘客返回北京，卓等６人到台。

　　台湾当局马上就把卓长仁等６人包装成“反共义士”。当时蒋经国亲自召见，并指示“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还给每人３００万美元的巨额赏金。

　　人渣到哪儿都是人渣。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６日，卓长仁绑架勒赎并杀害台湾国泰医院院长王欲明的独生子王俊杰。１０年后，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０日，卓长仁、姜洪军被处决。

　　第伍卷 2002大盘点

　　２００２年 上中下。

　　上者：一日劳作，一夜安息。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日，中国上海市获得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览会主办权。上海是经过４轮搏杀，方才以５４票对韩国丽水３４票的胜出。如果上海在第一轮就以三分之二以上票数获胜，中国人的快乐感就会打折扣。

　　就好比一个拿着５万块钱的富翁，与一个拿着５００块钱的穷汉一起逛超市，后者要比前者快乐。

　　上海的胜利，是世人对中国５０００年文化积淀的敬仰，是对中国这２０多年发展的认可，是对中国向上趋势的看好。主要原因还是中国人付出了正方向的辛苦，所谓白日的劳作，换来了夜晚的安睡，因果相随，合情合理，上海踏踏实实地接受吧。

　　中者：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４日，北京国安足球队在２：０战胜深圳平安队之后，获得了与平安队抽签的资格。国安手气不好，平安获得甲Ａ联赛亚军，国安只好坐老三。

　　国安、平安都努力了，也就没什么可后悔的了，谁当老三都不冤。天上掉馅饼当然好，但馅饼没有掉到自己嘴里，也犯不着哭天抢地，有那功夫，紧忙着另找包子馒头吧。

　　天道酬勤，但天不能随所有人的愿。美国人天天唱“上帝保佑美国”，仍然挡不住飞机往大楼上撞。

　　下者：兵来将当，水来土掩。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７日，５·７空难的原因终于公布了：大连人张丕林为骗保而纵火。张买了７份航空意外险，在非人为灾难中，张能获得１４０万元赔偿。据说，张得了绝症。

　　２０年前，在中国大陆，加拿大小说家阿瑟·黑利的作品很流行，其《航空港》就是讲在飞机上闹事骗赔的故事。如今，境外所有的负面事务，在中国大陆几乎也都有了，吸毒、艾滋、污染、恐怖，还有这个骗保。

　　外面的苍蝇要往里飞，但中国的大门不会关闭。重要的是中国人自我强身健体，增强免疫力。过去不愿意承认的一些事务，现已正视：失业，腐败，黑社会，卖淫嫖娼。敢正视者，敢挥刀去之也。

　　此乃２００２上中下。

　　２００２年 吕日周绝地一搏

　　大梦谁先觉？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迟迟。

　　据历史文学家罗贯中先生说，这首小诗是１８００年前刘备先生第三次诚聘诸葛孔明先生，孔明在他在乡下草庐中一觉醒来，随口诌的。

　　１８００年后，吕日周先生不一定相信有三顾茅庐这么回事。更进一步，如果有人猜测也会有人第三次来诚聘吕日周，吕先生一定会笑他“天真”。尤其到了２００２年，说这话就不只是天真了，而是有什么想法了。

　　吕日周本是政坛老人。１９８３年，在山西省委农工部工作的吕日周，被破格安排到山西省惟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担任县委书记。他创造发展了一种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三年之后，穷困的原平县大翻身，其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１２个县的总和。作家柯云路成名作《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的改革经验即取材与此。１９８９年，吕升任朔州（地级）市长。

　　可惜只干了８个月，吕就被调至山西省体改委任主任。

　　整整１０年之后，５５岁的吕日周获得了可能是他官员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出任长治市委书记。

　　吕日周疯了一般工作。他带头治懒，骑自行车下乡。据说，有一天吕日周骑着自行车来到壶关县，看大门的根本不相信是市委书记来了，就是不让进。更让县领导尴尬的是，吕日周骑车来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坐自己的高级轿车，于是到处找自行车骑。但有些人当领导时间长了，自行车已经把持不住。

　　吕日周治懒的另一绝，就是讲党课。他上课的时间都是选择在早晨五六点钟，据说听者最多可达数千，一片睡眼惺忪。听书记讲完课，大家正好接着打扫卫生，然后正点上班。他每个月要讲七八次党课，走到农村就在农村讲，走到矿山就在矿山讲，不用讲稿，即兴发挥。

　　执政各有各的方式，但吕日周的方式是最不周全的，是官场中最忌讳的，就是放开舆论，或者叫操纵舆论。

　　２００１年３月，《上党晚报》记者李慧良发出一篇报道，反映长治市壶关县店上镇后山河村“２７名学生流失了２０名”。吕日周看了，当即在《上党晚报》和《长治日报》上刊出写给分管教育的秦来英副市长的批示，措辞严厉：“秦来英副市长……教育系统是如何贯彻西沟（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所在的村）会议精神的？后山河村的严重问题，我看不到任何一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报告，可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差距有多大！我们不是经常开教育工作会吗？可在后山河村，这一切等于零，春风不度玉门关变成了落实不到后山河村了！”

　　吕日周的批示见报时，这位副市长正在一个穷县做调研，当天下午，她就紧急收拾行李，赶到后山河村，在当地蹲点一周，解决了儿童失学问题。此事震荡相当大，直至记者在长治采访期间，还有一些官员坦承，当时有一些人认为吕日周这种做法“得了民心，失了官心”。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３日的《长治日报》，这一天的头版，全是赞扬政府的正面报道和会议报道。恰在这天，吕日周对《长治日报》做出了空前严厉的责难。他在一版上批示：

　　“从这张报纸看，长治没有问题，大家都是好东西。可爱的总编：你们骗得我多高兴，长治形势好得没有问题，不需要监督。卢书记：先宣传部，后报社，传达我的意见。这张报纸走下坡路；办报人的旧思想旧病发了，又走上官僚式道路。把官放在前，民放在后；会放在前，事放在后；吹放在前，揭放在后。不深入，不研究，不分析，照搬照登，何其省脑、省心、省力。如再不纠正，谁看这张报？不在办报上下工夫，只在卖报上喊嗓子，是笨人！活人办死报，整顿一星期，清退无能者，大范围吸收人才！”

　　在二版头条《市林业系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大打城市绿化硬仗》的标题下，吕日周醒目大字批评道：“都是好的，没有差的，这是麻醉剂、麻醉报！”

　　对三版理论版，吕日周批示：“死人办创新，官话连篇，没有新意，只有死味！总结不出教训，此栏停办。”

　　很难想像，一位省委书记在报纸上批评副省长。甚至，比如在某个仪式上，这位副省长的排名顺序有了变化，都会引议论。吕日周的激进能维持多久，几乎是可以预测的。

　　吕日周坦言：“我只能保证在我这一任，坚决为舆论监督开道。这是我国现行的干部体制使然，这也使得我的领导个人色彩十分突出，而与此相匹配的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

　　“大梦谁先觉？独我吕日周。”吕先生坚决反对这种说法。所有吕先生的朋友也反对——这不是憋着害人吗？

　　在中国，“做事低调”是褒义。在官场，更是金科玉律。所以，官员们的笑脸、身影、讲话倒是常见常闻，但更深的内容就谈不上了。因此，一个官员的升迁退隐，在一些人来说是会心一笑，在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事后知之了。

　　２００２年 十六大新老交替

　　１０月下旬，一系列省部级人事变动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事件。北京、上海、浙江、重庆等重要省市的主要领导发生变动：北京市市长刘淇接替贾庆林任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陈良宇接替黄菊任市委书记；交通部原部长黄镇东接替贺国强任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福建省原省长习近平则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中央纪委秘书长吴定富已出任中国保监会主席，非外贸系统出身的教育部原副部长吕福

　　源，继年初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之后，已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党组书记；浙江省原省长柴松岳也已进京出任电监会筹备组负责人。

　　一些专家认为，这一系列部委人事调整似乎透露着一个信息：专业部委的一把手并非一定是业界行家里手，也非技术官员，而是由政务官出任，其副职将是技术官员，这是一种接近文官制度的安排。

　　和外经贸部类似，电信、电力、保险界的人事调整有一个共同特点，其原任首长多为系统或行业内部资深人士。国电公司前任总经理史大桢有４０年电力生涯。吴基传１９５９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除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在河南出任地方官员外，已有４０年系统内生涯。保监会原主席马永伟１９６６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财政金融专业，毕业后就没有离开过金融系统。

　　十几天后，在１１月８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７位常委——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除胡锦涛外，全部退出中共中央委员会。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由９人组成，他们是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他们的教育背景都是理工科，且都是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

　　这与十五大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教育背景相同，２４人中只有１人学文科（中华人文函授大学），其他都是理工科背景。

　　江泽民连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１１月１６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版照片是这样安排的：最上一张照片是江泽民与胡锦涛的合影，中间并排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各自的标准像，之后是其余８位常委的标准像。

　　自１９８９年６月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进京，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已经有１３个年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鲍姆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文章，回顾这位领导人执政多年的成就：他成功地指挥中国从一个社会主义巨人变成一个建设发动机。

　　文章说：我们必须承认，过去十年，中国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基本应该归功于江泽民的稳健领导。他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键时刻接替了邓小平并坚决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最终将这一原则写入宪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他在过热的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和中央政策税收下滑的时候，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使中国成功避免了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文章说：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上半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江泽民也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虽然失业率在这一期间迅速上升，但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受到失控的经济私有化的影响。在江泽民的领导下，中国十年来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７％～９％。

　　文章说：在对外政策上，江泽民同样发挥了稳定局面的作用，２００１年４月，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相撞的事件中，避免使这次事件发展成全面冲突。最后，我们还不应忘记江泽民让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特色的承诺。在香港回归５年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严重影响。

　　中共中央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而干部体制的完善和效率是执行中央政策的保证。

　　２００２年 海选村官路难走

　　７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印发《党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规定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要职，同一岗位十年换人；任职前公示最少七天，厅局级至少本科学历；回避亲属关系，严重失职当引咎辞职；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评价说：“这个新条例的重大突破，不仅在于强调如何用人，主要在如何选人上有很大变化，更加公开、透明、规范，且适用范围和级别提

　　高了，基本上到了副部级。”

　　毛寿龙认为，新条例设计了新的选拔任用机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任人唯亲、跑官买官等人事腐败现象，但新条例仍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问题：让百姓真正参与进去，尽管任前公示制、群众评议制等给了老百姓发言的一定权利，但是根本的、核心的决策，仍局囿于官僚体系内部。这是很危险的，其结果是强化了部门的利益和作用，官员的眼睛仍无法由上看变为向下看。

　　谁当官，一把手说了算，这是中国官场的规矩，所谓党管干部。在广东，这一情况正在改变。４月３日，广东省委投票表决了３名拟任和推荐人选的地市级正职干部。

　　有评论说，广东的改革，对于那些想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不正当目的的人来说，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决定他命运的人多了，要达到不正当目的，至少要摆平所有“婆婆”中的一半，需要耗费的精力、财力显然不是摆平几个甚至某一个人所比。

　　评论说：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两条腿中的一个瘸腿，国家的民主法治必始于执政党党内的民主建设。与政府领导人的产生过程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党内的民主建设已经落后于政府和人大。比如，同样在广东省委全委会获得表决通过的湛江市市长人选，省委就没有直接任命，而是以执政党省委的名义提出推荐人选，再递交湛江市人大常委会讨论，根据人大常委会的权限，只能在通过选举获得多数票的情况下任命其为副市长、代市长，等到下一次人代会召开时才能通过选举正式任命其为市长。尽管有时这只是一种走过场的程序，但不按这一程序走，你的任命就是违法违宪的。

　　评论说：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到处可以见到走程序后产生的代市长、代省长，然后再转为正式的市长、省长，什么时候见过有“代市委书记”、“代省委书记”，经走程序后再转为正式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呢？由此可见，程序问题是长期以来在党的建设中被严重忽略的一个问题。

　　基层选干部，亦有很长的路要走。

　　２００２年初又是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下黄崖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时候。这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子并不富裕，全村惟一的村办企业淄博锦川水泥厂是１９９４年建起的，厂长就是当时的村支书王家奎。选举定于１月２８日举行，此前，全村２３０户家庭中有１７０户收到了王家奎派人送来的价值１５０元的礼品。王家奎还在淄博锦川水泥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谁要是敢不投我的票，统统开除出水泥厂”。

　　选举那天，在作为会场的村委大院外，多了３０多个身份不明的人，这些都是王家奎用车拉来的。王家奎逐个与选民谈话，轮到常京成了，性格耿直的常京成当面质问王家奎：“你给村民发油、发烟算不算贿选？你带着这么多人来威胁村民选举算不算违法？”王家奎指着常京成的脸说：“钱是我的，我愿意买什么东西送人你管不着。想死，就看看外边这些人是干什么的，等选举完了再收拾你。”从此，王家奎对常京成怀恨在心。

　　王家奎如愿当上了村委会主任。王家奎没有食言，选举过后没几天，水泥厂里没有投他票的２０名职工全被开除。“要了俺的东西不选俺，这算什么？”王的家人逢人便讲。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傍晚，常京成正埋头在自己的地里挖土，忽然听见有人喊：“王家奎来了！王家奎来了！”他还没有抬起头来，就听见两声枪响，等到第三声枪响时，常京成已倒在地上，血从全身上下涌了出来，顷刻间就成了血人。王家奎走了上来，说了句让常京成难以忘怀的话：“你敢不选我，我就打死你，谁跟我作对，全得死。”经诊断，常京成全身中弹４０余处，两条肋骨骨折，头部缝了２０余针，险些丧生。

　　枪击事件后，王家奎外逃了９天，７月４日，王家奎到淄川公安分局罗村派出所自首。然而当天他就被放了出来。据淄川公安分局称：公安机关本来已将其刑事拘留，但在送看守所时，发现王有严重心脏病，根据有关规定，将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受害人现在还没有将霰弹全部取出，没法做伤情鉴定，所以还没法提起公诉。”后王家奎被批捕。

　　比枪击这一单一事件更复杂的是，基层村官大面积的起伏纷争。

　　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湖北省潜江市，市人大代表姚立法在２００２年新一轮村委会选举之前进行了一次普查，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该市第四届村委会自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８日换届选举以来，截至２００２年５月１日，全市３２９位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被乡镇组织及个人违规宣布撤换（含免职、停职、降职、精减、改任他职等）的达１８７人，占总数的５７％。

　　值得一提的是，潜江市在１９９９年４月曾被国家民政部表彰为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市；１９９９年９月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后，又被湖北省表彰为全省村民自治模范市。

　　“三番五次地撤我的职，我在群众中都抬不起头来。”４９岁的何先贵神色黯然地说。何是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新村村委会主任，自１９９９年经“海选”担任村主任不到一届，被４次免职，５次复职。“上面说复职就复职，说免职就免职，跟捏面筋一样。”他说。

　　能不能收得上税费，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这是村官起伏的主要原因。而对于高级官员来说，腐败则是他们倒下的主要原因。

　　２００２年 梁耀华扫倒２００名官员

　　在３月份召开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一共修改了２８处，其中一处是将“一些腐败现象还比较突出”一句中的“一些”二字删除。

　　提起腐败，尤其在官方语言中，往往要加上限制词，如个别地区、个别领导、极少数、时有发生，等。此次删除“一些”，当可视为中共高层对腐败现象的正视。

　　广东梁耀华集团从１９９３年起进行走私活动，每年在香港购买全新汽车的数量都在２０００台以上，而在海关却极少有报关登记，绝大部分走私进口。仅查实认定的其中６起共２５台走私汽车案，总价值就达人民币８４１３．７７万元，偷逃国家关税人民币４９３９万元。

　　梁耀华年仅３７岁，这样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流氓烂仔头，七八年间拉拢腐蚀了一批公安、海关等执法部门的党员干部，全案涉及２００人之多，仅广州交警支队一案，就涉及违法违纪人员５８人，其中局级干部２人，处级干部２７人，科级干部２６人，其涉及违法违纪金额１亿多元，其中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２人，１００万元以上的６人。此案还牵出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等人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１２月９日，梁耀华被一审判处死刑。

　　８月３０日，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李真在担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副主任、省国税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索取和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６７６万余元、美元１６万余元。李真还伙同他人共同侵吞东方租赁有限公司河北省办事处人民币１８７２万元及秦皇岛中兴电子有限公司股份和尼瓦利斯有限公司股份共计人民币２９６７万余元。

　　９月７日，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受贿、贪污一案进行了一审判决，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１８年，并处没收财产１０万元。张二江索取或收受他人钱物共计人民币６９万余元，美元４３００元，同时采取虚报冒领的手段，侵吞公款１０万余元。据报道，案发前张二江在嫖娼后，看到小姐把卫生纸丢在地上，不耐烦地教育她：“去去去，把这些脏东西捡起来，把它丢到痰盂里，你们这些人要讲究卫生，知道吗！”

　　１０月１０日，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朱小华受贿案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期间，朱小华收受他人股票及现金折合人民币共计４０５．９万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鉴于朱小华有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受贿罪行的自首情节，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朱小华４９岁时，１９９３年７月便已做到副部级高官：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１９９６年，朱赴香港担任光大的第三任董事长，他的前任分别是王光英和邱晴，光大是１９８３年在香港成立的直属国务院的窗口公司，与中信公司齐名。

　　１０月２２日，新华社公布了麦崇楷的查处情况：麦崇楷于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９９８年２月在担任广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期间，个人受贿１７４万元，伙同其子受贿１０１３万元；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子经商获取巨额贷款；道德败坏，生活糜烂。中央纪委决定并报经党中央批准，给予麦崇楷开除党籍处分；建议全国政协依法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建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罢免其广东省第九届人大代表职务；并将此案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１１月５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七中全会决定，开除王雪冰党籍。王曾任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当官的大多有当官的派头，令下属仰视。及至从官位上下来了，下属往往还在仰视。９月２８日，河南渑池县人民法院审理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受贿、报复陷害案。被法院传到法庭作证的卢氏县公安局副局长邹某坐在法庭的后排旁听，当听到被告人杜保乾不顾法庭制止、大声发表与案件无关的言论时，邹某竟“啪啪”鼓掌并叫好。被当庭拘留的邹某向执行法警解释说，他听领导讲话鼓掌鼓惯了，一听杜保乾讲话，就情不自禁地鼓掌了。

　　贪官捞了黑钱，逮个机会就往境外跑，竟还成一潮流。

　　２００２年 福建撤销廉政账户

　　８月，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惊人消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４０００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５０多亿元在逃，有的已潜逃出境。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办案人员说：“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境外、国外，目前抓回来的确实太少了，抓回来的和逃出去的几乎不成比例。”

　　案情显示，国内一些金融部门堪称贪官外逃事件的头号重灾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４．８３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

　　国有企业是贪官外逃的又一重灾区。２００１年被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１２０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７０％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会人员。

　　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贪污１６００多万元后逃匿海外。河南两位厅局级高官在短短的一年间相继出逃，一个是携情妇跑到新西兰的程三昌，出逃前官衔是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程曾任漯河市委书记；另一个是前不久出走美国的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东窗事发后，办案人员发现他私藏５本外国护照，伺机外逃。

　　反腐败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艰巨任务，而制度建设尤为重要。福建省曾建立廉政账户制度，要求党员干部将收到的礼金汇到该账户。然而，福建省纪委５月发出通知，要求撤销已设立的廉政账户，并在５月底前将该账户的款项全额移交同级财政。

　　人们对廉政账户提出异议，主要认为廉政账户容易被少数公职人员当做挡箭牌，助长他们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同时也降低了党员干部的自律标准。

　　《中国青年报》刊登刘武俊的文章认为：企图纯粹通过道德说教、良心自责和舆论压力，将追求利益的人改造成泯灭私欲的道德楷模，往往是徒劳的。惟有刚性的法治建设，才能通过制度化的理性力量，最大限度地遏制私欲的恶性膨胀。而廉政账户的败因恰恰在于它的善良的人性预设是非常天真而苍白的，甚至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腐败分子所利用，成为他们逃避法律追究的一条途径。

　　７月，海南省临高县操办婚丧喜事新规定出台：严禁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操办婚丧、乔迁新居、子女升学等红白喜事中乱发请柬或直接或变相以配偶、子女名义发请柬；在操办喜事中实行申请制度，宴请人员仅限于亲属朋友，设宴席不准超过１０桌；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准参加婚宴；不准用公车迎接新娘，也不准借公车给他人迎接新娘；用公车处理白事善后工作的不准超过１５天等。

　　腐败不仅体现在金钱上，也体现在学术上。《经济参考报》发表曾卫峰的文章，分析党政官员中普遍的“攻博”（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现象：总的来说，官员攻博要比其他人容易得多，因为官员现时或将来总是会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而这个权力对于政府官员的博士生导师来说，不是现时有用处就是谋划着将来有用处。如果学术上不存在腐败，所有的博士生都自觉地遵守教育部的规定严谨治学，政府官员还会群起而攻博吗？

　　反腐败也有后遗症，就是不收钱也不干事。４月，出任沈阳市长已经一年的陈政高在沈阳市纠风工作会上抛开事先为他准备好的讲话稿，向到会的各级头头脑脑严厉地指出一个现象：政府部门患上“反腐败后遗症”——原来给钱办事，现在不要钱也不办事。

　　一位私营企业代表讲，由于慕马案涉及相当一批私营企业，很多官员把私企看成拖人下水的糖衣炮弹，处处躲避私营企业，“保持远距离微笑”。

　　据辽宁省工商联搞的一次调查显示，慕马案暴露后，沈阳市的民营企业普遍面临两难：一是找政府办事难，就连企业开业剪彩这样的活动，过去一请五大班子都到，剪子得准备几十把，现在三请一个也不来；二是找银行贷款难，现在是对私企贷款一律停办。一些业主开始做两手准备，一是想离开沈阳到外地发展，二是等待观望，不再扩大生产。

　　香港吏治可给内地借鉴，比如高官财产申报制度。８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行政长官董建华及特区新领导班子的利益申报资料。

　　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以７３项物业及８个车位成为３司１１局高官中的“楼王”。新任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党魁田北俊则以持有４３家公司的股份而成为“股王”。特首董建华持有的８０００多万股东方海外（国际）股份，以８月６日的收市价每股３．８元计，８０００万股票约值３．０４亿港元。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由于在香港、北京、夏威夷等地拥有共９项物业，在众高官中高居第二位。拥有最少资产的高官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他没有公司股份或其他受薪工作，惟一拥有的物业，也是与妻子联名的。

　　２００２年 李经纬倒在病床上

　　内地与香港是不能比的，国企老板总是一次又一次掉进同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国有资产。这回掉进去的是仰融和李经纬。

　　在业界，仰融以资本运作高而著名。“仰”这个中国人少有的姓氏，更给仰融以神秘感，似有什么外族血统。

　　１９８８年仰融以华晨集团的名义，以每股１元的价格买下金杯汽车的４６００万股股票。１９９２年，为规避私企的上市障碍，使以金杯汽车为核心业务的华晨集团在美国顺利上市，仰融将华晨的股权无偿捐赠给国有资产管理局。

　　这样，虽然其后国资局念仰融的好，又将这些资产委托给由仰融掌握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管理，但从法律上讲，华晨已经成了一家国有企业。

　　仰融说，１０年来政府没给过一分钱，靠自己的投资和指挥将净资产１２００万美元的

　　华晨在美国上市，目前华晨的净资产已达３０亿元人民币，加上华晨旗下的其他企业，总资产接近３００亿元人民币。仰融认为，虽然华晨发展过程中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但华晨资产中肯定有属于他个人的资产。

　　资产的划分屡谈不拢。年中，当有关部门宣布华晨资产为国有时，仰融通过其控制的华博财务公司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华晨的大股东，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在１０月１４日正式受理。

　　正此时，１０月１８日金杯汽车所在地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发出对仰融的逮捕令。在中国，争夺产权的民事案让位于经济犯罪的刑事案先行，因此，仰融的起诉将被搁置。

　　仰融现为香港居民，持有美国绿卡，并已于６月出走美国，而中美两国间并无引渡条约。所以，辽宁的逮捕令更多的是名义上的，似乎只是为了抢个司法程序的先手。有报道说，如果仰融撤诉，辽宁警方有意撤销逮捕令。

　　这里有两点令人感叹：一个早先满天飘并罩住无数人的红帽子（私企注册为国有或集体企业），到了２００２年竟还会套在仰融这样的精英头上。另一个是，如果传闻属实，严肃的逮捕令竟能成为某种交易的砝码。

　　１１月，仰融的全权代理律师吴克祥公布了仰融在美国立下的捐赠资产委托书，主要内容是：委托受托人将法律确认我应得的华晨系资产，在扣除律师费、应付税款和其他一切相关的费用开支后，全部捐赠给委托人书面指定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

　　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这就很像一些“索赔一分钱”的争气官司了，而不像职业经理人，或资本家的做派了。像愤青。

　　李经纬也是为产权而跌倒，他的故事比仰融简单。

　　在纷纷落马的中国企业界，李经纬是一株长青树，他用１８年的时间把广东三水市的一间小厂培育成一棵摇钱树，让健力宝出落成中国著名品牌，并走向世界。１８年健力宝上缴三水市政府２８亿元利税，在鼎盛时占当地财政收入的４５％。

　　后来健力宝开始走下坡路，三水市政府想赶紧出手。李经纬也有了想法，辛苦了一辈子总得落下点什么。在三水市政府作价３．８亿元出售健力宝４５％的股权失败后，李经纬提出用４．５亿元３年分期付款的方案买下健力宝，此案被三水市政府拒绝，认为风险很大，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末了，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３．８亿元收购了健力宝８０％的股权。

　　李经纬的老板梦破灭了，被有礼貌地劝退出健力宝。李６３岁了，身体不好，住院了，安享晚年吧。正此时，１０月１３日，广东省人大罢免了李经纬全国人大代表资格。长青树下了。

　　有传言，李经纬涉嫌转移资产，数目上亿。而到１１月，广东省检察院公布情况，李经纬只是“伙同他人以购买人寿保险的形式，侵吞国有资产３３１．８８万元”。据说，这３００来万只相当于一些上市公司老总的年薪。

　　李经纬案一出，有议论为“褚时健第二”。

　　褚时健原任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在他当政１７年中，企业上缴利税总额达８００亿元，“扛着半个云南财政”。临退休了，有想法了，褚等３人共同贪污３３５．１０１６万美元，褚分得１７４万美元，按当时牌价折合人民币１３００多万元。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日，褚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经纬与褚时健都是临到退出时有了想法，但褚时健只是想捞点小钱，而李经纬则是要谋产权。

　　同样想谋产权的是于志安。于曾任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１９９４年底在菲律宾注册了中长集团菲律宾公司，１９９５年出走菲律宾，想在菲坐拥国有资产。后经中方努力，６５万美元的国有资产被追回。

　　金德琴没想谋产权，不过是与虎谋毛。金曾任中国银行总行行长。１９８６年金德琴受邀代中信公司收购香港嘉华银行，国家出资３０００万美元，年息４％，１０年还清。金只用５年就将本息３５０２万美元归还国家，但把同时生出的３９３２万港币和１５９万美元揣进自家腰包，金认为这钱是自己挣的。金被判无期徒刑，时年７９岁。

　　为什么国企老板总是跌倒？设想一下，如果国企老总有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ＣＥＯ韦尔奇十分之一的待遇，国企老板还会心理不平衡，还会有别的想法吗？衡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有一个指标叫微观环境，这可不仅仅是网络接入等技术指标，国有资产的陷阱也应是微观环境的一个指数，这算不算是一个负数？

　　以后每见一个国企老板，心里必会犯嘀咕：您还能走多远？

　　２００２年 大连种草薄熙来

　　对于微观经济，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对中国经济的宏观形势，许多人说的“一枝独秀”，倒也不算夸张。

　　１１月６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和《中国宏观经济半年报》两大报告。世界银行已把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等高收入国家２００３年的增长预测从２００２年早些时候的３．３％调低到２．１％。世界银行称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亮

　　点，估计中国２００２年的经济增长率为７．７％左右，２００３年将保持在７．５％左右。

　　经济增速也不是越快越好，比如钢产量。中国钢产量在２００１年突破１．５亿吨后，２００２年钢产量可能超过１．７亿吨。中国钢产量自１９９６年突破１亿吨后，产量逐年增长，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但实现利润却大幅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钢材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库存积压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中国的高档次、高品质钢材在数量和质量上无法满足需求，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据海关统计，２００１年中国出口钢材４７４万吨，创汇１８亿美元，而进口钢材１７２２万吨，支出外汇８９亿美元，贸易逆差高达７０多亿美元。

　　在钢产量压不住的同时，是价格下降的时间过长，商品零售价格已连续下降５８个月。长时期的价格下降会影响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居民消费也会由于买涨不买落的心理和家庭资产缩水、收入预期下降等而趋于萎缩，这又会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最终影响经济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百年以来，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经济亦有大发展，但按经济学家胡祖六的说法，中国的ＧＤＰ在世界上的水平还不如上个世纪初：根据上个世纪３０年代费正清的研究结果，１９００年中国的ＧＤＰ应该占了世界ＧＤＰ总量的６％～７％。但是在１７９９年的时候中国占了全球ＧＤＰ的４４％，比今天的美国还强大。这些数字说明从１８００年的顶峰以后中国一直在下滑，民族的积弱和落伍已经有２００年。

　　胡祖六说：这主要是中国完全错过了西方的工业革命，在鸦片战争之后也没有及时地维新和富强。当全球ＧＤＰ的饼越做越大的时候，中国还在不断地萎缩，比重越来越小。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快于全球水平，比重达到３．５％。但是中国的人均ＧＤＰ水平跟一些５０年前还在刀耕火种的非洲国家为伍。再过１５到２０年，中国应该达到６％～８％，达到清末、民国初年的水平。中国不可能恢复到１９世纪的水平，但起码要和美国平分秋色，美国是２２％。

　　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经济环境差，“用１美元在世界平均状况下可办到的事，在中国就需花费１．２５美元。”这是中科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公布的最新发展成本。研究人员所说的“发展成本”是指国家为支持经济起飞必须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所花费的成本，它被视作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狭义的发展成本主要包括建路、邮电、排水管线、网络、教育等建设的成本。中国的自然条件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严酷性，中国的内地平均高度是世界平均高度的１．８３倍，自然灾害也较多；由于经济欠发达，单位面积上所积累的公共财富也少，这都导致发展成本高。

　　在３５个指标中，中国在世界上国土面积超过７０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中（中、美、巴西、俄罗斯等国）排名靠后，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指标排在最后。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评论：如果中国都实现了可持续性发展，那么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说“不能”。近１０年来中国的发展成本已有所下降，虽然从楼价看来，北京和上海远高于其他省市，但专家却认为，发展成本最低的还是北京和上海。

　　经济发展与政府的决策和官员的素质关系甚大，在中国这一点尤为明显。“找市场不要找市长”，那是理想主义。

　　《经济学消息报》日前发表李刚的文章《薄熙来为何种草不种树》：外地人初到大连，无不为大面积的芳草绿地所倾倒，但大连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想到。相对而言种草比种树成本高得多，为什么薄熙来这样一个好领导，也犯了“种草不种树”这样一个错误呢？关键的原因在于目前我们低效的干部考评与选拔制度，对一名领导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让上级看到自己的政绩。

　　文章说：薄熙来上任伊始，提出要把大连建设成为北方香港，其建设目标中包括２０１０年城市绿化覆盖率增加至４３．８％，人均公共绿地增至１２．５平方米。但大连所处纬度高，如果选择种树，恐怕上述目标要到２０５０年才能实现。中国的干部任期一般为五年，可连任一次，这就决定了不可能是“前市长栽树，后市长乘凉”。薄熙来的前任市长，８０年代兴建了碧流河水库，现在看来，如果没有这个水库，整个大连可能因缺水而无法生存。但在当时却被人认为是劳民伤财，这位市长因此而丢官。作为他的后任，薄熙来不能不从中吸取教训。

　　２００２年 朱镕基不当赤字总理

　　朱镕基一贯言辞利索，在３月的人代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依然故我。

　　朱镕基说：本届政府已发行的５１００亿元国债，带动了银行资金和其他资金，一共完成了２万亿元的工程，因此，留给下届政府的不只是债务，而是２．５万多亿元的优质资产，这些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将长期发挥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朱镕基说：如果我们不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也许垮了，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也是恰到好处的。你看１９９８年以来这４年，物价不涨，掉得也不是很多，在１％上下浮动，恰到好处，足见中国的功夫是不错的。所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奉送回去。我为我们国家能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但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影响，而且利用这段时间大大发展了中国的国民经济感到自豪。

　　朱镕基说：这４年以来，我始终丝毫不知疲倦地在进行我所担负的政府工作。这４年本届政府做成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刚才讲的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而且在这几年里不断发展了我们自己。当然，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令我最感头痛的是什么？我一天到晚头都痛，如果你说最头痛，我想在目前来讲，主要是增加农民的收入。

　　《南风窗》以《朱镕基总理十年做了多少事》为题，对１９９１年朱镕基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赴京就任国务院副总理以来做了回顾——

　　朱镕基到京后的第一板斧便是治理三角债。他雷厉风行，速战见效，得到举国上下一片叫好。“懂经济”从此成了朱镕基的金字招牌。接下来是对付通货膨胀，朱镕基采取了逐年刹车的所谓“软着陆”办法。结果，中国的物价一路回落。

　　１９９８年，朱镕基正式走马上任共和国总理，满怀忧患的朱镕基提出了本届政府将完成“一个确保、三个到尾、五项改革”的任期目标，并表明为此不惜闯地雷阵、赴万丈深渊的决心，举世震动。面对信贷紧缩，朱镕基的货币政策手段是银行连下降息令牌，财政政策则是国家向银行发行国债，把资金拿过来直接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在此期间，朱镕基领导的政府还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稳定农业；二是国有企业脱困。朱镕基做的大事还有许多，其中有加入ＷＴＯ，防范金融风险（如处理广信事件、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率、加强监管等），军队、武警和公安撤出商海，整顿市场秩序，一举撤销９个工业部门，大幅裁减分流政府冗员，实现了机构裁撤二成以上、人员裁减近半的目标，任期内机构改革没有出现过回潮。此外，朱镕基承诺的各项改革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以及财税体制改革，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朱镕基总理做的事桩桩都让人头痛，但其中最让他头痛的应该是裁减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臃肿，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确阻碍经济发展，破坏市场公平。有时是观念意识所致，有时为部门利益所困。

　　经济学家周其仁批评东莞药监部门关于“５００米范围内不准开设第二家零售药店”的规定：设置此类限制，究竟道理何在？恐怕不可能是因为担心弄得消费者太方便。而是担心药店靠得太近，大家生意不好做。

　　周其仁说：问题是，政府怎么保证得了５００米以上就是合理布局？政府把管国企的“以管制代产权”这一套用到民营经济头上，岂不是画蛇添足？它就是５０米内开５家店，是赚是赔自有他们的东家承受后果，不需要政府劳神了吧？

　　据悉，３月广东省宣布全面取消零售药店的各种附加限制之后，东莞的“５００米大限”虽然已经取消，但该市药监部门又设置了一些异常繁琐复杂的技术性程序，比如规定分店负责人必须提交个人户口本原件，必须到原户籍所在地居委会开具“法律上无不良品行记录”的证明，开具婚育证明，必须承诺２４小时营业等。

　　周其仁说：管制和审批还是以少为佳。对于现行法规条文里边的那些可有可无、甚至断不可有的规定，考虑到容易给下面的“官家与民争利”行为提供口实，为刺激内需计，还是清理清理把他们拿掉吧。

　　２００２年 药店降价遭恐吓

　　药价虚高一直受到公众舆论抨击，２００２年药价开始回落。但事情没那么顺溜，商家官家齐反对。

　　７月，由于南昌市开心人大药房日前推出药品价格平均降价４５％的措施，致使２００多家供货商来到该大药房要求退货，许多供货商竟自己掏腰包将从自己那儿进的药品全部买走。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供货商说，撤货完全是被逼无奈，一些药店和部分医院提出，若是不从开心人撤货，就断绝与他的合作关系。短短几天内，开心人药房还接到数百个恐吓电话，有人扬言要烧店砸店，威胁要药店马上关门。而在药店内，数百名百姓群情激昂，因担心开心人办不下去，故前来助威。

　　另外，湖北省药监局转发通知，对药品零售市场一浪高过一浪的降价促销全线叫停，下令从９月１日起，所有药品零售企业都不得在店牌或店堂内宣传使用平价、让利等等字样，否则将施以处罚。

　　此前的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刚开业的武汉隆泰大药房将所售２０００余种药品平均降价４０％，其后，几家连锁药店纷纷跟进降价，销售额也随之大幅攀升。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５日，当地１０家规模较大的药品零售商举行结盟会议，警告部分畅销药品的生产商及代理商不得向隆泰大药店供药，否则将联合予以制裁。４月，几家大幅降价的平价药品超市相继遭到不明身份者纵火、打砸。

　　６月２０日，有位糖尿病患者去规模很大的国有医院——西安市唐都医院看病，医生给开了３瓶盐酸二甲双胍片。他到缴费处一划价，每瓶４６．８０元，共计１４０．４０元。在离医院不远的一家零售药店的柜台上，他看到了这种药。一看吓了一跳：一模一样的药，药店的标价为９元，与医院相差５倍以上。他以为自己看错了，但是，药名、产地、每片药的剂量、每瓶药的药片量等，跟医院药房的药一模一样。

　　盐酸二甲双胍片是糖尿病人天天要吃的药，吃一辈子好几十年，若如此用药，得多花多少冤枉钱？于是，该患者便怒冲冲地向报社投诉，报社便派了记者调查。

　　据调查，多数药店的贵州圣济堂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均为９元左右，药厂批发价为５元左右。零售店将此药加价到９元已经属于暴利，涨幅已高达８０％，是国家规定的批零差价１５％的四五倍。可医院以５元买进的药，却以４６．８０元卖给了患者，暴利超过了９００％！

　　更让人吃惊的事还在后面：

　　这位记者询问该医院此药的药价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医院说，他们执行的是红头文件，这不是擅自制定的。医院还真拿出了依据——《陕西省物价局关于公布１０１种药品补充剂型规格价格的通知》。该《通知》开始实施的日期居然是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５日，可称作“墨迹未干”。而盐酸二甲双胍片的最高限价竟真是４６．８０元。

　　暴利合法。

　　同行相争是一回事，而官家的昏招就是另一回事了。最普遍的昏招就是乱发禁令，就是越位。民航官员有没有越位？

　　在北京，买打折机票没有外地那般麻利，总要遮着掩着，至少在台面上要正儿八经的。因为民航总局对机票打折深恶痛绝，官官喊打，他们坐镇首都，号令全国，怎容得眼皮子底下没正经？

　　但眼皮底下就是没正经。在北京一家报纸的机票超级市场专版上，有２０多家公司的销售特价机票的广告，飞上海４８０元，飞呼和浩特３２０元。有的票务公司甚至建起了专卖打折机票的网站，键入“打折机票”几个字，各个门户网站都会搜索出一页页的打折机票信息。比如从北京飞深圳，上级规定是１５５０元，票面价是１４００元，而实际优惠价只要９００元。

　　这不是和民航总局叫板吗？

　　春节前中国民航业改革方案已有定论，组建三大航空集团，民航总局与航空公司彻底分手。一般认为，这两大举措是为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如此以来，对于机票打折这个市场手段，是不是就不要那么深恶痛绝了？

　　错了。２月５日在民航工作会上，民航总局局长刘剑峰严厉斥责机票打折：“这种做法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必须要制止。”

　　国有资产如何保值增值？行政禁令与市场规则谁是老大？这些理论问题忒深，也说得忒烂。关键是，刘局长的剑锋有所不及，管不了那许多。甭说那满山遍野的票务公司和代售点，就是麾下的航空公司，也明着叫板。

　　１月初，兰州一家代理人为国际航空公司联系了一个外宾团，票已出。西北航空公司知道了，１月４日召开兰州地区代理人会议，强令这个代理人将国航团队退掉，转至西北航航班，否则取消其客货运代理资格，并断开其销售电脑终端。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不要说国民待遇，不要说公私平等，不要说全国一盘棋，就是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民航系统内部尚且如此，这怎不叫刘局长烦恼万分，无奈万分？

　　２００２年 自带酒水 谢绝入内

　　说话出圈了，办事越位了，就难免让旁人起疑这人喝高了。

　　中国旅游饭店行业协会的领导不知是不是喝高了，在《行业规范》里竟写上了这么一条：“饭店可以谢绝客人自带酒水和食品进入餐厅、酒吧、舞厅等享用，但应当将谢绝的告示置于有关场所的显著位置。”

　　在现实中，店家谢绝客人自带酒水的事并不鲜见。如此图谋垄断的行为还有许多，比如，地方政府命令辖区限用当地啤酒，煤气公司兀自强荐灶具，建筑商顺水推舟扶起自家的物业公司——这些反市场的行为就都是见怪不怪的。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大连殡仪馆，他们阻挠外购花圈进馆。在馆外，最高档次的花圈卖七八十元，馆内则卖到二三百元。大连殡仪馆的领导没喝高，他们不是死抗外购花圈，而是软软地规定早晨７：３０之前不许外购花圈进馆，如此一来就大大耽误了客人的丧事。

　　其实，店家拒绝外带酒水无须组织出面，亦可如此软处理：店家自会计算拒绝外带酒水的利弊，自会计算得失盈亏点，让市场竞争去左右店家的选择。而行业协会一出面，大包大揽，白纸黑字，遭人攻击，没有回旋余地。

　　果然有人拍案而起，称《行业规范》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任务。”

　　喝高了的都是想往兜里搂钱，但往外散钱也可能是喝高了。

　　４月１５日国航客机在韩国釜山失事，众多保险公司立即借机宣传，在公众中树立自己散财童子的形象。其中有一家公司总裁通过媒体表示：不管遇难者是否为本公司客户，公司将提供给遇难者家属保险赔付以外的慰问金。

　　肯定这慰问金不是总裁自掏腰包，或许这钱是董事会和管理层集体同意发出的广告费，但客观上却毒化了保险业的经营环境。

　　在中国，商业保险业一直被误解，不论在官员、法官还是公众中，一旦出了事，都认定保险公司要出钱，多出钱——而不管是否缴了钱保了险，是否履行了商业契约。而眼下这位总裁的高姿态，恰恰强化了公众的误解，以后，出了事，保险公司不给慰问金了，大家反要怪罪下来。

　　做好人难，正是此谓。

　　其实，很多情形里，官员不必说话，老板们也不必说话，说多了也没人听。要相信群众是聪明的。

　　２００１年底中国ＷＴＯ了，汽车老板急哧白脸地站出来喊，汽车近期不会降价。这时候官们很聪明，不说话。老百姓也聪明，不掏钱。才几天，２００２年初轿车价格一个个像是被狼追急的兔子，撒丫子往下跳。谁的话这么管用？

　　还没跳够。这话不用官员说，也不用经济学家说。数字就是真理。说什么上海帕萨特１．８Ｔ要３０．４万人民币，而国际上同类车型Ｐａｓａｔ１．８Ｔ只卖２．２８万美元？凭什么广州本田雅阁２．０Ｅｘｉ要２７．８万人民币，而２００２ Ａｃｃｏｒｄ Ｅｘ Ｃｏｕｐｅ只卖１．９３５１万美元？

　　企业怎么做自有它的道理，用不着官员费心。

　　倒掉个老字号也没什么。因陈馅月饼而名噪一时的南京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２月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南京冠生园是一家有７０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以经营月饼为主。１９９３年，与外商进行了合资重组，一度经营红火，年月饼销量达到了１０００万公斤。２００１年９月，南京冠生园用陈陷制作月饼的丑闻被曝光后，生产经营顿时陷入困境。原冠生园的一些老职工呼吁主管部门拿出措施来，救救这个民族品牌。

　　孩子摔倒了，还是想到了爹妈，虽然孩子已经成人了，已经嫁了。

　　山东孔府宴酒厂是自己打倒了自己。１９９４年底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广告招标大会上，孔府宴酒厂斥资３．２亿元夺得央视广告“标王”，次年实现销售收入９．１８亿元，利税３．８亿元，孔府宴品牌大震。随后，孔府宴酒厂的各项经济指标开始大幅下滑，资产负债超过２亿元。山东联大集团没花一分钱就成为这家风光一时的企业的新主人，耗费巨资打造的品牌竟不名一文。

　　２００２年 ４０天造出２００万假利润

　　金融业造泡沫要比酒厂容易得多。

　　某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个县级支行在近４０天时间内就造假利润２００万元：距２００２年元旦还有一个多月，某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在京召开会议，布置扭亏任务。上级对下级层层分解扭亏任务，下级对上级一级保一级。这家县级支行原已做出全年亏损１５０万元的预测，但这回不行了，必须增加利润２００万元，最终实现账面赢利５０万元的目标。支行上下

　　掀起了一场“不择手段求创收”的运动。最后，他们与坐镇北京的总行一起迎来了按期实现赢利的捷报。

　　他们的手段是这样的：第一种手法是把计提准备金当成利润。第二种手法是多提应收利息，少提应付利息，把根本无法收回的利息，通过计提准备金并列入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办法，达到虚增利息收入的目的。第三是以贷收息，把暂时甚至永远无法收回的利息转变成新的贷款，从而达到增加利息收入的目的。

　　据披露，该支行平时还存有不少的造假现象，例如，为了建造漂亮的办公楼，该支行先以私人名义注册成立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实际上是支行自己的公司，然后向其注入贷款。有时甚至随便开立一张借据，采取自己给自己贷款的方式购置固定资产。据了解，这部分开销的总金额已累计达１０００多万元。这种事情大都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央行无从得知也就谈不上监管了。

　　货币走私也是监管的一个难点。

　　２００２年上半年，仅广州海关查获的违规超量携带货币案２１２宗，案值折合人民币高达３１００万元。深圳查获案件１９起，折合人民币６４０多万元。央行广州分行“东南亚及港澳金融问题”研究小组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两年来港币每年流入广东的数量不低于１２０亿港元，在广东民间，流通、沉淀的港元约有５０亿元，澳门元约３亿元。地下赌博及六合彩、走私贩毒和部分官员的非法收入等占据着走私货币的主要部分。

　　另据金融界人士分析，除了非法资金的外逃和洗钱外，一些合法资金在境内外交互流动无疑也是走私货币的一大来源。２００１年放开Ｂ股市场不久后的“五一”期间，广东曾出现大规模赴港炒Ｈ股的炒股团，甚至东莞虎门曾有人提着一大麻袋现钞到香港要求开户。而近期又有消息说，在当前国内股市不景气的情况下，又有不少人将其在国内的资金投向了香港的期货市场。

　　另一方面，部分港澳商人也往往直接携带港币或人民币入境，人民币用于直接支付在内地企业的日常开支和原料采购等，港币则不仅可以直接支付外币工资，还可以通过地下汇市以高于银行的价格出售；而企业获得利润后，为逃避内地的外汇管制，又将大笔资金转出境外。这些资金都通过走私渠道流动。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对待市场的心理也是矛盾的。文钊在《中国工商时报》撰文，提到三件事——其一，对小额储蓄账户收费一度跃跃欲试，后因央行表态“不符合《商业银行法》”而作罢。商业银行的理由是通过对小额储户收费提高门槛，好让自己把更多的资源配置给那些高端客户。起因是外资银行已经这样做了，目标就是中资银行手中的优质客户，中资银行不能坐视不理。这当然是一种市场化的营销手段。

　　其二，银行卡跨行收费炒得沸沸扬扬，央行又表态说这样做符合市场化的要求，但这一回中资银行放着市场化的阳关大道不走，反而缩了回去。银行卡跨行收费倒没有跟外资银行竞争的问题，但你收费别人不收费，客户都跑了怎么办，反正你能提供的服务别人也能提供。闹了半天，会不会是给竞争对手搭桥？显然这一回大伙儿想的是先别急着说什么市场化，最好谁也别闹出太大的动静。

　　其三，也是最值得一说的是，央行曾经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放宽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报告，目标直指利率市场化，但没想到这份报告却卡在了一直呼吁市场化的商业银行那里。因为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中，利息收入平均占总收入的七成左右。而正是中国的利率管制，给商业银行带来了高额利润。

　　有时候，市场化对于中资商业银行来说，只不过是手中的招牌而已。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拿出来说事，会强调自己是一个市场化的企业，但是如果市场化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会揣着明白装糊涂，要么就强调自己其实还承担了太多社会公益性的东西，至于市场化，不提也罢。

　　２月２１日起，央行又一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存款年利率平均下调０．２５％，贷款年利率平均下调０．５％，这对刺激经济是有好处的，但对商业银行吃存贷利息差又是一个打击。

　　２００２年 教育产业化之争

　　银行家姓官还是姓商，这是个问题。而教育家，尤其是不拿官饷的民办教育家，他到底姓官还是姓商？这也是个问题。

　　从政府讲，希望民办教育大公无私，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六条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这一条始终被质疑。更有那许多民办教育家硬扛着，相信总有一天这一条要开禁。

　　反对教育产业化的人士认为：如果产业化，中国遇到的问题会很多。政府在教育中附加的东西太多了。中国教育体制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文化背景培养出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培养服务于自己文化政权的人，要维持特定的社会存在。教育应该培养的是具有普遍人文主义关怀的人。而不该是眼界狭隘的人。产业化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培养人，会培养出很多“另类”分子。教育的目的必然会和现在的目的产生冲突，国家必然要约束其产业化。

　　赞成者说：对于国家来说，教育确实附加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目的上的差异成为教育产业化反对者考虑的重要问题。其实，目的并不决定手段，目的的实现和效率的提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以前说，市场机制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其实，也不存在姓产业或姓教育的问题。市场机制不是企业的专利，教育机构也要提高效率，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市场化，就是产业化。

　　另有人认为，民办教育能否营利根本就是个伪问题——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公众能从哪一种方式中受益最大，而不是担心谁从中赚了钱，赚的钱合理还是不合理。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消费者选择一项产品，关心的主要是它的价格。而价格由成本和利润两大块构成，如果企业有本事将成本控制得很低，利润就会高一点。当然，企业还可以通过提高价格获得利润，但市场不一定接受。

　　有评论说：按规定民办学校不得营利，但现实是，民办学校的主办者可以通过关联交易、增加工资成本等方式，将学校的利润转移到资本中、账面上，学校总是不营利的。公立学校也是不营利的，公立学校的教育产品价格主要由两块构成，一是政府拨款，二是学生学杂费。这两块加起来，中国每个大学生每年的教育成本已达２万元，凭借着供不应求和相对垄断的状况，公立学校还可以变着法子向学生收钱，这样的“不营利”有真实意义吗？

　　公立学校赚钱是公开的秘密。北京一所著名的公立小学，本来应属义务教育阶段，但这所小学“义务”的范围仅２条胡同，２００２年新生入学只有１８个学生，其他４００多名学生都是跨区来的择校生，每人都要交３万至十几万的赞助费。《北京现代商报》报道，北京７９１所中学中有２００多所靠招收择校生增加收入，收费超过１０亿。

　　《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中有一段对《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修正：“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和国家有关规定必须提取的费用后，举办者可以取得合理回报。”１０月２８日，在大家的期盼中，《促进法》未付诸人大表决。

　　中国的教育事业像个窃笑的大南瓜一样飘在空中。人人都看得明白，人人又不肯说清楚。也许这是２００２年中最令人遗憾的事件。

　　浙江省长兴县推行了教育券制度，它类似美国学券制。学券制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首先提出，即将公共财政的教育经费平摊于每个学生，手持学券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校，政府再依照学券的数字给学校拨款。所以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哪个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质量好，招收的学生多，得到的学券多，从政府获得的资金也就多，这就将竞争引入了美国的公立学校体系。

　　有学者评论说，教育券制度的确是个“绝妙的好主意”：它巧妙地用政府财政激发了民间办学的热情，使基础教育这个属于公共产品的领域也能充分实现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效率；它把受教育的选择权完全交给了学生和家长，如同把购买商品的选择权完全交给了消费者；最后，它还有助于减少教育领域的腐败，几乎完全消灭了在这方面的寻租机会。继而可以推理，如果实行教育券制度，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界限都会变得模糊化，极端地说，政府从此甚至可以不必再办学校，将办教育的事情完全交给民间去做。

　　经济学家周其仁从更高层次评论教育券制的公平。他说，教育券制在公办学校的一统天下引入竞争，可以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长兴县推行教育券，强调的是公平。一个基本问题是：进政府公办学校可以享受由财政支付的教育经费，进民办学校要学生家庭自己掏钱，这样究竟公平还是不公平？长兴的回答是不公平。

　　周其仁认为：比较公平的做法是，无论公立还是民营，凡提供义务教育的都可以得到政府的教育经费。这可不像现在流行的公平观——富人既然有钱送孩子上私校，当然不可以再来与穷人的孩子争夺政府教育资助。

　　此种公平观也颇有来历。据说弗里德曼提出学券制后，就有一位社会学专家隆重提出只发给穷人“排富性教育券”。更有好事之徒认为不同收入的家庭领取不同的数额学券才更公平。

　　周其仁说，可以推测的是，形形色色的排富安排强化的是行政权力，与学券制的初衷背道而驰。靠能力、眼光、汗水和运气在市场上致富，为什么要受排斥和歧视？

　　２００２年 难筹学费 父亲自杀

　　８月，对于考上大学的考生是欢喜，但对宝鸡市学生丁炜来说，那是丧父之痛。

　　８月１９日，丁炜收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２４日，在外打工的丁炜的父亲丁平良赶回家。像往常一样，他走进儿子的房间，与儿子聊天。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虽然每个月回家就一两次，但无论多晚，他都要到儿子的房间里坐坐，即使孩子已经入睡。

　　从第二天起，丁平良就有了异常，不愿说话，茶饭不思，烦躁，或蒙头大睡。丁炜念大学要交７０００元学费，而丁平良曾向老板索取工资，向别人借款，均未果。

　　２５日晚，一家人吃饭，丁平良站起，走上窗台，从７楼跳了下去……

　　在社会的资助下，丁炜来到了复旦校园，但他心中的痛，将会很久。

　　另一位在广州打工的雷先生也会心痛很久。１５岁的儿子小雷在老家湖南衡阳考高中，因差了两分被录取为高价生，因此需要交５０００元才能上学。雷先生在广州蹬三轮车帮人运货，一个月只能挣三四百元，根本支付不起高昂的学费。两个月前儿子来到广州，天天呆在家里看电视，对什么事情都不管不问。

　　８月２９日晚上，父子俩因学费问题发生争吵，雷先生告诉儿子自己正四处借钱，儿子却对他破口大骂：“借钱，借钱，借你个头！人家早就开学了。”最后儿子竟然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追着砍杀父亲。胆战心惊的雷先生一夜没敢回家，躲在一个熟人的店铺里。

　　小雷肯定心理有问题。如今心理不健康，或者说，是非标准离前辈相差巨远的孩子甚多。

　　２００２年最著名的是刘海洋。

　　清华大学电机系四年级学生刘海洋，为了验证“笨狗熊”的说法能够成立，１月２９日和２月２３日，先后两次把掺有火碱、硫酸的饮料，倒在了北京动物园饲养的狗熊身上和嘴里，造成３只黑熊、１只马来熊和１只棕熊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目前，这名年仅２１岁、已通过研究生考试的大学生已被警方拘留。上述三种动物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为国际一级保护动物。

　　刘海洋说：“我母亲告诉我，我在出生第１００天，父母就离婚了，母亲为了我至今没有结婚。我只知道父亲姓刘，其他一概不知。母亲每月挣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挣钱不多，我们家从来不外出吃饭。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家里穷，看别人吃冰棍，自己却买不起。我从小就喜欢小鸡、小鸟等小动物，自己家也曾养过鹦鹉。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动物玩具，但家里没有钱，买不起，只能买一些卡片。”

　　末了，刘海洋被处以留校察看处分。

　　８月，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建起一个街边花园，其中有一面以熊为全部内容的浮雕墙和一座“熊”式小屋。据负责人介绍，浮雕是为纪念被刘海洋用硫酸泼伤的５只熊而造的，以此唤起人们对熊类的爱心。

　　马上有人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对刘海洋人格的污辱。

　　“另类”的孩子还有一些。

　　１月１４日，在黑龙江省鸡西市近郊义安村，７岁的男孩李享拿着一个游戏机在村子里游荡，这是大人送给他的礼物，价格也就是十几元。玩的时候，李享认识了比他高一个年纪的孙雨。孙雨提出５元钱买下这个游戏机，但两人没谈拢。１月１５日下午３时许，孙雨带着李享来到学校旁边的两口废弃矿井边，井口还覆盖着厚厚的雪，“你看看井有多深。”孙雨说。李享踏着积雪小心翼翼走到井口，头探过去。孙雨把李享推下井去。

　　６天后，大难不死的李享被家人从井里救出来。他的第一句话是：“孙雨把我推下去的，他抢走了我的游戏机。”１月１６日，孙雨曾来查看过李享的动静。他趴在井口喊李享的名字，看井下没有回音，恶狠狠地甩下一句“饿死你”就离开了。

　　４月６日晚，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蓬街镇居民陈吉华驾驶刚买的三轮摩托车在回家的途中突然熄火了，从后面走来１０多个酒足饭饱的男女中学生，骂陈的驾驶技术真臭，几个男生还踢车胎、敲油箱。陈还手，双方打将起来。１０多分钟后，见陈吉华奄奄一息，学生们才逃离现场。陈吉华于４月１６日早晨死亡。陈吉华是个退伍军人，４０岁。打人的１３名学生年龄在１５～１７岁之间。他们刚在酒店参加完同学的生日宴。

　　１９８５年出生的赵玲（化名）是广州市海珠区某中学一名普通的高中女生，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８日她在自己家中产下一名男婴后，因害怕父母责怪她，居然用剪刀插男婴的喉咙及心脏，后见男婴未死，便将男婴扔下５楼。

　　家住重庆合川市三庙镇三岔村一名姓王的１１岁女孩，在半个月时间里，向自己的亲生爷爷奶奶连续投毒三次，致使两位老人生命垂危。女孩的动机简单得让人不可思议：毒死爷爷奶奶后，就可以永远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了。

　　“头两次，我把杀虫用的消毒粉放到爷爷奶奶的饭里，没毒倒他们。９月１９日这次用的鼠药是我花了两毛钱从同学那里买来的，那天晚上，我乘爷爷奶奶不注意，先把自己和弟弟的饭舀了出来，然后想也没想就把两包鼠药倒进他们吃的稀饭里了。但我看到爷爷倒在地上，又非常害怕。我现在也很后悔。”

　　９月２６日下午，湖北大冶市１２岁的小学生黄某和同班４名同学私自到距校２００米的一鱼塘内游泳。黄因体力不支，在水中挣扎。已上岸的４名同学看到后，其中一名哭着喊救人，另一名同学则制止说：“如果现在喊人，老师会知道我们私自游泳。”结果黄沉入水底，溺水身亡。事后，４名同学还将黄的衣服藏在距鱼塘３００米远的一块南瓜地里，若无其事地一同返校。直到黄的家人报案，警方才从水中打捞出黄的尸体。

　　１０月，天津市河北区发生一起持刀抢劫出租车司机案，涉案人员很快就被司机和路人擒获，光天化日之下实施抢劫的竟是一名９岁的儿童。小永（化名）称，他从山东济南扒火车来到天津，两天没有吃饭，口袋里也没钱，便起了抢劫的念头。他说，他的父亲得病好几年前就去世了，母亲改嫁了，他和爷爷生活在一起，后来爷爷也去世了，他就在外面流浪。

　　小小年纪，恐怖。除去一般意义上的违法犯罪外，个人报复社会的势头也在上升。

　　２００２年 蓝极速网吧大火

　　在一般意义的天灾人祸之外，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个人报复公众的势头。如果把此定义为个人恐怖活动，也许有夸大之嫌，但引发犯罪的罪犯个人原因，与其犯罪后果相比较，确实令人恐怖。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６日靳如超制造的１０８人死亡的石家庄爆炸案，当是这种恐怖的标志。２００１年审结的张君犯罪集团，杀死２８人，其出手之狠之无忌，堪与１０月破获的美国连环枪杀案相比，两嫌犯在街头射杀１５人。

　　２００２年，这种报复社会的势头，有上升之兆。

　　没有任何征兆，６月１６日凌晨２时３０分左右，一场惊天大火突降蓝极速——位于北京海淀区学院路２０号的一家网吧。

　　“只觉得浓烟从楼梯口滚滚而来，有人大喊，着火了！”一位幸存者说，“我和我的一个正在上网的同伴迅速后退，但烟比我们更快。当它冲到我鼻子里的时候，电断了，一片漆黑。”

　　慌乱的救命声惊醒了石油大院２８号楼２０１住户周女士。“我听到里面一个女孩的声音：我难受，快上医院！”周女士说，“另一个男孩子答：有我在，别怕！先喝口水，我带你跑出去！”然而，在弥漫的烟雾里，男孩女孩的声音很快变成了绝望的救命声。

　　“求求叔叔阿姨，快救救我呀！”“我只有２０岁，我不想死！”网吧北侧的那个一米见方的窗户内，六个脑袋挤在一起。他们声嘶力竭的喊叫，撕破了黑夜的长空。

　　事发时，蓝极速开业不过半个多月。因其电脑及内部陈设很新，所以吸引了周围诸多网民。这里的包夜价格为１２元。每天凌晨１时左右，当老板或其他管理者离开时，都会把通宵上网者锁在网吧内。一是怕工商查处，因为这个网吧没有执照，二是担心有人盗走电脑，这也是窗户安装铁护栏的原因。

　　６月１９日，北京市公安局宣布，经侦查，认定这起火灾系人为纵火所致。６月１８日１５时许，两名涉嫌纵火的嫌疑人被警方抓获，纵火嫌疑人张某，男，１３岁，宋某，男，１４岁，二人系北京市某初中学生。近半年来，二人一直居住在海淀区展春园宋某家。二人交代，他们经常去网吧玩，两周前在蓝极速网吧与服务员发生纠纷，于是起意报复，遂购买汽油纵火。

　　火灾共造成２４人死亡。其中有９名北京科技大学预科班的学生，该学校的网站上已经打出了“愿遇难者安息”的标语。

　　在火灾现场附近，两个学生望着机房的后窗，眼眶发红，他们是北京科技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一个是计算机专业，一个是网络工程专业。１５日他们一共十几人一起去上网，晚上１１点钟他们回到宿舍里。１６日早上，班主任通知他们清点人数，发现９人失踪。因为都是学电脑的，而这家网吧里机器配置很棒，网速很快，所以系里的男生一般爱来这里上网，女生则在学校的机房里上网。

　　遇难者中还有两位是北京新丝路模特公司的男女模特，他们是一对情侣，名叫王曦和李罗雅各，来自武汉和昆明。日前，双方父母将两人的骨灰运回李罗雅各的家乡昆明，准备在那里为两人办一次隆重的婚礼，以慰在天之灵。王曦曾取得过汽车男模云南赛区的冠军，而李罗雅各则是新丝路西南赛区的亚军。

　　罪犯之一的宋某就是宋雨（化名），他的父亲是小巴司机，母亲是一名技术工人。１９８８年他不满１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当时，法院以“尊重孩子选择”为由，将宋雨判归父亲抚养，母亲每月提供生活费５０元。宋雨刚刚大一点，便由于父亲阻拦，再也没见到过母亲。

　　１９９７年，宋父开始吸毒，并于２００１年９月，被公安机关强制戒毒３个月，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８日，又因复吸被劳教戒毒１年零６个月。

　　２００２年春节前，宋雨跑到爷爷宋有竹家，宋有竹告诉他：“你爸爸被劳教了，要１年半才能回来。”当时，宋雨流泪了，反复念叨着：“我爸爸可真是的。”宋有竹安排宋雨住在自己家里，晚饭到爷爷家吃，学费“先欠着”。春节的时候，亲属们给宋雨５００元压岁钱作生活费，但几个星期这笔钱就被宋雨拿走花掉了。

　　２００２年 关闭网吧议论纷纷

　　新学期开学了，宋雨每天都上好闹钟，准时离开家，晚上很晚回来。但爷爷还是产生了怀疑，因为他从来不拿书包，书也没翻过。一天，爷爷委托邻居找到学校，才知道这学期开学，老师根本没有见过他。老师说：“家长干什么吃的，孩子上没上学不知道？”

　　３月２８日，宋有竹伤心地问宋雨：“爷爷这么大年纪，你为什么还骗爷爷？”

　　宋雨回答：“派出所到学校找过我，老师对我很冷淡，同学都挤兑我，我不愿意上学了。”

　　宋的同学证实了这一说法。据介绍，宋雨在学校有些“称王称霸”，经常抢同学的钱，为了上网吧，也常向同学借钱，但从没还过。还有人亲眼看到过他打同学。

　　据宋有竹回忆，宋雨的父亲离异后，曾有三个女友，其中两个女友都经常打宋雨。一次，一个女友用高跟鞋猛打宋雨的头。

　　２００１年９月新学期开学时，宋有竹告诉宋雨：“你妈妈来了个电话。”宋雨不以为然：“我妈是谁啊，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爷爷说：“这可是你的生母啊，现在每年还给你寄１０００元生活费呢。你妈让我告诉你，好好上学，将来送你到美国，你有个姨在美国。”

　　当时，宋雨眼睛一亮：妈妈还在惦记他。开学后，宋雨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老师感动得差点掉泪：“没想到，宋雨还能转变。”但很快，这种转变随着父亲劳教而告吹。

　　后来，宋雨真正开始了独立生活，多病的爷爷很少能见到他的影子。宋雨家和爷爷家相距不过２０米。

　　出事后，这个大院许多居民都用“震惊”、“不可思议”来形容自己的感受。许多人对宋雨平时的印象就是“不是好孩子”，对宋雨的家庭也颇有微辞。而在学校，宋雨同学回忆， 老师曾经公开批评宋雨“早晚得出事”。

　　据称，与宋雨同案的张某，家长也是吸毒者，家庭遭遇也相似。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８月２７日对蓝极速网吧放火案做出一审判决，以放火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刘某某、宋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张某（女）有期徒刑１２年。因３人在犯罪时均未成年，因此依法对他们从轻处罚。另有参与实施放火的张某（男，１３岁）因不满１４周岁，未追究刑事责任，已于６月２８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教养。

　　蓝极速网吧事件后，北京市立即关闭全市所有网吧，引来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未成年人缺乏自制力，禁止“未成年人进网吧”，是一种断然措施，也是无奈之举。但是，必须明白一个原则，就是国家规定的是未成年人禁止进入网吧，而并不是禁止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世界潮流不能与他们擦肩而过，不能因为网吧出了问题就因噎废食。

　　有文章认为，封杀型执法有悖于程序正义的行政法治理念。从行政法治的原理讲，政府部门做出对影响公民和法人利益的重大行政决定之前，原则上应当事先以召开论证会的形式听取和吸纳社会各界，尤其是相关利益关系方的意见、建议以及申辩。然而，凡政府主管部门对网吧、迪厅、录像厅等行业发出的封杀令，几乎都是主管部门未经公开听证的一意孤行。

　　文章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不是管制经济，网吧业以及娱乐场所都是市场化运作经营的产业，属于典型的“市场之子”。封杀型执法可能戕害公民和法人的正当权利。在程序正义理念缺席和司法救济机制虚设的背景下，脆弱的私利往往可能沦为公权力以法律的名义“阳谋”的对象。从法律的角度讲，到网吧上网乃是公民享受宪法保障的表达自由和休息权等正当权利的具体体现和具体路径，对网吧的一律封杀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或窒息公民正当的权利。

　　《经济观察报》记者分析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现有网吧２４００余家，而其中同时具有文化、公安、工商三部门审批核发三证的合法经营者不足２００家。当某个行业的游戏规则遭到绝大多数企业的摒弃时，稍有理性的人都会说这个游戏规则有问题——这就不奇怪有业内人士将黑网吧高比例泛滥归罪于网吧行业游戏规则的不合理与不完善——层层的审批程序，无数的限制条件，这一切都极大地提高了合法经营网吧的行业准入门槛。

　　《经济观察报》记者接着分析道：在成熟的市场社会，有利可图的事情就会有理性的经济人去做，这是常识。当经营网吧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而行业准入又成为绝大多数业主无法接受甚至无法逾越的壁垒时，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当然会急不可待地受市场时机的驱使和巨大利润的诱惑，绕过巍峨的政策大门，非法进入这片水草肥美的公地。也正是因为非法经营，时时在担着被查处被罚款的风险，这些黑网吧的业主经营方式与风格几乎无一例外地体现着捞一票就跑的心态，成本的最小投入与利润最大榨取使他们的嘴脸变得穷凶极恶。

　　２００２年 八块钱毒倒满街人

　　９月１４日是个星期六，住在离南京城２８公里的汤山镇的张为民一大早要去买菜，６点半他在自己房东家吃了些早点。出门一看，一个人躺在他门口，不停抽筋，口吐白沫。有人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他这才知道镇上有人中毒了，但是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吃过早饭后，他返身又看到一个人托着一个中年男人拼命地替他抚摩胸口。到了８点来钟，中毒的人越来越多。他说：“差不多这边躺一个，那边躺一个，非常惨。”

　　南京城炸了，北京震惊了，这就是汤山投毒事件。

　　投毒者陈正平生于１９７１年，南京江北的浦口人。因生意上的竞争，而与同做早点生意的正武面食店的老板产生矛盾，遂从街头的地摊上花８元钱买了几包毒老鼠的毒鼠强，掺到正武面食店做早点的原料中，制造了这幕死亡４２人的惨剧。

　　９月１４日投毒那天直到上午１０点，仍有人看到陈正平在街上观望。在公安清查了周围店铺后，陈正平走到门面房房东那儿，平静地说：“听说陈宗武烧饼有毒，公安收了大饼摊。这几天也做不成生意，我回家去了，你给我个电话，水电费过几天给你。”房东事后回忆：“我当时心里很慌，没想到他倒比我还镇静。”

　　９月１５日凌晨２时４０分，由洛阳客运分公司担当的上海开往洛阳的１６５９次列车在徐州车站即将开车，列车乘警长崔万鸿接到紧急通知：投毒犯罪嫌疑人陈正平可能乘坐１６５９次列车逃逸。列车乘务人员组织拉网式排查。４时５０分，１２号硬卧车厢１号有一名男旅客侧着身子朝里酣然入睡，崔万鸿发现这人正是要查找的涉案人。不等他反应过来，崔万鸿一个虎扑将陈扑在铺位上。

　　陈正平已被处死。

　　类似原因的投毒案还有几起：４月２日江西九江发生连环投毒案，案犯认为社会上的人瞧不起自己，要别人知道他的厉害；广东韶关仁化的投毒案是案犯与丈夫吵架后要把事情搞大，就在校内的食堂投毒……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指出，社会的急剧变化，所造成的人类最大的危机，乃是在人的心灵上丧失了三种东西，那就是共识、秩序和意义。因为缺乏共识，产生许多误会和冲突，引发彼此的疏离和仇恨；由于缺乏秩序，显得无规范，无纪律，似乎伦理和组织都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加上缺乏意义，使得生活没有目标，人生迷失了方向。人间失去了彼此的信任，人际关系变得紧张，由紧张引起人心灵的封闭，而封闭的心灵受到了刺激，就会引发某些人对整个群体的仇恨，这也是系列投毒案更深层的原因。经济也许得到了巨大发展，可是人们之间的信任、理解和包容却相对滞后。

　　９月３０日傍晚，在贵州省台江县南庄村，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在户外玩耍，等待着父母回家。这时，村民张这满出现在村口的小卖部前，小卖部的主人当时外出。张这满看着闹哄哄的小孩们，开始轻轻地点起人数来，：１、２、３、４……

　　６时４０分，张吐了点口水在手心上，用力搓了搓，扭头走回距小店有３０步的家。６时５０分，张这满提着一把磨得锃亮的斧子走出家门，径直走向玩耍的儿童。“扑、扑”两声闷响，张这满手提斧头，砍向两个蹲在地上的小孩的后颈。另两个吓得呆若木鸡，张这满前跨一步，又是几斧，两个小孩又倒在血泊之中……

　　在接下来的１５分钟里，张这满共砍死７个４～１０岁的儿童，砍伤６位成年人。

　　张这满的动机是什么？人们几乎找不到。

　　在当地村民的眼中，张这满神志正常，只是个话语不多、不合群的青年；警方在庆功请功之余，表达出同样的困惑，他们也提出过无数的假设，但没人知道张杀人的理由。

　　张这满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从小就不爱说话，成绩也不行，念到四年级便没法再读下去了。１９９６年春节刚过，张这满曾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到广东打工。一年后，揣着七八百元钱的张这满回到了村中。村民说，从广东回来后，张这满的嘴更像是上了把锁。平时惟一干的农活，只是帮家里把牛赶上山而已。

　　张的哥哥与弟弟也很少说话，总是听到弟弟在抱怨，“他老说自己没得本事，搞不到钱，没人瞧得起……”

　　民警曾经试图在张这满长期居住的阁楼里发现线索，但除了一床棉被和一杆钓鱼竿外，一无所获。在大家的眼里，张这满与村里人从来没有过任何争执，他就像村头的一块石头，大家好像忘了这个人的存在。

　　事发后，当地政府给了受伤者为数不多的补偿金，死亡赔偿每人１２００元，让张这满家属赔偿，但张的父母无钱赔偿。张家１头价值１３００元的水牯牛、３头价值１０００元的猪、４０００斤价值２０００元的稻谷及价值３０００余元的建房木材均被死者家属掳去。对此，张家父母没有怨言。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认为：张这满的犯罪看似没有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中报复社会的动机。他有心理障碍，没有道德观念，没有罪恶感，情感冷漠，这是一种反社会的人格特征，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容易自杀，也可能在外界的剌激下变得狂躁。张这满同村里人到广东打工，说明起初他选择了一种超越自卑感的方式，不幸的是他失败了。受挫后，他的自卑感越来越强，对社会、对周边人的仇视越来越深，以致最后选择了杀人犯罪的方式来超越自卑。

　　有分析说，美国的贫富差别是很大的，而美国人之所以比较能忍受，是因为美国人相信，美国给个人提供了机会，而不是现成的果实，这是“美国精神”的核心，没有人在这个社会里有坐享其成的资格；之所以有这种信念，一大原因是他们有权力参加“游戏规则”的制定，这个权力是在选举中体现的，因此当自己在竞争中失败时，就不应该抱怨规则的不公；美国富人在这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中获胜后，将一部分财富捐回给社会，从而赢得尊重。

　　２００２年 尹健庭教育怪论

　　犯罪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其中也有教育的。教育不仅是教学生技能，更重要的是教怎样做人，怎样适应社会。这一点公立学校已形成传统，已有定议，但仍有一些教师有自己的想法，于是他们的路就很不平坦。

　　４９岁的尹健庭原是湖南省重点中学株洲市二中的语文老师，其撰写的教学论文《入学教育课》中，表达了以下观点：“读书干什么？考大学干什么？……读书增强了自己的本领

　　，提高了自己的资本，将来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挣下大把的钱，从而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事业辉煌，甚至找一个漂亮的老婆，所以，我强调读书是为了自己。”

　　２００１年，尹健庭的“怪论”在全国引起大哗后，当年８月３１日，株洲市教育局下发文件不得聘其当教师。２００２年１月，尹向株洲市中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株洲市教育局，要求其撤销限聘的处理意见。６月７日，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经审理认为：根据《教师法》有关规定，在尹健庭的教师资格证未被撤销之前，他应当享有受聘权。８月８日，法院下达了判决书，官司赢了。

　　尹健庭这样解释“读书是为挣大钱娶美女”：“我们当年２５０多名知青下放农村，我是惟一考上大学的，是凭实力考上的，不是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要推荐的话，我就没资格了。我爱人当时是女知青里面最漂亮的一个，１００多男知青追她呀，可她最后就被我追到了。”

　　尹健庭被解职后在全国跑了很多地方，到青岛去过两次，北京两次，深圳两次，广州两次，杭州四次，金华三次，还去过义乌、天台、温州、桂林、湛江……北京一家网络公司，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份打了几次电话，邀请他去北京工作。老总问你要多少钱，尹说４０００元，少一分就不干了。公司同意了，但在北京干了一个月，公司没有给具体的事情做，闲养着，尹心情就不舒畅，感觉好像在受怜悯恩赐。２００２年春节前几天，尹回到株洲的家。

　　２００２年８月，尹健庭受聘于广州某高考补习学校语文助讲，月薪初定４０００元起。据说，尹的讲课像演讲。

　　尹健庭终于走进了市场经济，从公立学校走进民办学校。另一位语文老师，原青岛市二中的王泽钊也走了这么一条路。

　　十几年来，王泽钊基本上不用国家的统编教材，带过１７届高三毕业生，所带班级的高考成绩一直在全市名列前茅。多年来编写的１５０万字自编教材，很快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王泽钊上课，不循常理之处甚多。人家上课都用人教版教材，他往往只在开学三周内就将教材有选择地讲完，余下的时间都讲自己为学生精选的文章。王泽钊的考试答案往往是开放性的，例如诗歌鉴赏，学生所答能自圆其说就成。他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语文课就是语文课，可在他这里，居然还细分出了阅读课、对话课、辩论课、表演课等好几种。

　　高三阶段，一轮轮的题海战让学生疲倦不堪，有学生用念诗来自嘲这种压抑的生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王泽钊说：“他们能想起文学的力量，用文学来抵御单调和乏味，我真是很感动，我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

　　王认为传统的语文课本，“有价值的文章不多，更谈不上人文素养”，“有的干脆在说谎”。比如《荔枝蜜》的结尾说：“多可爱的小生灵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美的生活。”他对此大有疑问：“小蜜蜂是在为人类酿蜜吗？你去取它的蜜试试！”

　　此外，“现行的教学方式并不鼓励创造性思维”。他举一个例子，小学语文课中，有“雪化了是什么？”一题，有学生答“雪化了是春天”，被判零分，因为“雪化了是水”才是标准答案。“就这样，一个诗人被扼杀了，世界上也许多了一个庸人。”

　　王泽钊天马行空般的授课方式，当然引起了部分人的非议。王泽钊过去的一位校领导认为：他不依靠教材，很多学生在课后无法复习。

　　有趣的是，对王泽钊有非议的，往往不是校领导，而是语文教学组的同事。２０００年学校搞竞争上岗，让各学科组自己投票，结果王泽钊差点下岗，最后被“降岗使用”。

　　王泽钊“觉得窝囊”，以“不适应学校环境”为理由，递交了辞职报告。目前，王泽钊正应聘于两家民办学校。

　　一个教师走了，天塌不下来，但对一群学生的影响，则是无可估量的。一日为师，终生父母，爹要出走，娘要嫁人。孩子怎么办？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２００２年 公务员长薪 农业税不免

　　“五一”长假疯玩之后，北京、上海的文化节又兀自开锣拉幕了，中国的外国的艺术家各争其艳，美仑美奂。接下来还有世界杯，又有一个理由去喊去灌酒去韩日撒欢了。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于是有人考证，中国已进入工业社会的轨道。说来就深了，但莫朝信不一定这样看。他的乡亲们也不认账。

　　莫朝信是贵州省荔波县的一个学生，布依族。１９９７年认识他时才上小学二年级，从那以后我每学期帮着他交学费。某一学期给他寄学费晚了，过后他来信说，家里正盖房子，没给他备着交学费的钱，他就日夜担心着，直到老师告诉他北京寄来了学费，方才踏实下来。千恩万谢。

　　咱修养差，不检讨自己，光骂他爹：盖房子晚上俩门仨窗的怕什么？孩子上学不比这重要？干嘛不先挪出点钱，让孩子着这么大急！

　　忽又想，不是９年义务教育应该免费吗？然后一叹，应该的事情多了。义务教育之后，莫朝信初中毕业以后怎么办，还能接着上学吗？过去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就上师范，《红旗谱》里严江涛就上的师范，免学费，有饭吃。现在不成了，在山西一个地区师范读大专，一个学期的学费就上了４０００元，比北大本科还贵。越到下面越敢捞钱。

　　说这话有点过了，没有钱能干什么？比如义务教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全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中央政府只占２％，乡镇投入则高达６８％，另外的３０％由省市县三级分担。所以才有人在乡村的墙上刷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那是因为只要手头紧了，干部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请教师勒紧裤带。莫朝信们怎能不自己掏钱义务求学呢？

　　中央政府也不容易，哪哪都要花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培勇说，１９９６年编制九五计划时立下了两个财政目标，一是到２０００年基本消除财政赤字，至少要控制在１００亿以内，结果现在是在３０００多亿；二是国债规模控制在３０００个亿，不料现今到了１８０００亿，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借债。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大头，这两年税务干部们辛苦了，一路高歌狂进。２００１年税收达１５０００亿元，增收２４００亿，比ＧＤＰ的增长速度快１倍。

　　于是经济学家厉以宁很为国家高兴，信心大增：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政府加大投入，二是减税，如今投资是加快了，税却没有减，你把农业税免了就行了嘛，一年才３００多亿元，政府哪少这点钱？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不像厉以宁那般乐观：目前国家一年的税收总额只占到ＧＤＰ的１５．６％。这个比例是很低的，所以没必要取消农业税。

　　有学者指出税务局长无权决定某个税种或税率的调整。

　　反正是缺钱，各家肯定得争，各说各的理，局外人很难插上话。

　　正此时，公务员再次加薪的事公布了。经济学家戴园晨说：“第一次给公务员加薪，我举双手拥护，第二次加薪，我一只手拥护，一只手反对，这一次我举双手反对。”

　　咱亲友中多为公务员，多是公家人，但咱也反对。

　　公务员该不该加薪？当然该。反腐败啦，提高素质啦，ＷＴＯ了人才都被挖走啦，加薪有１００个理由。但咱也知道，公务员加个一两百块钱，对反腐败用处不大，最多是锦上添花而已。而加一次薪，国家要掏１０００多个亿。而且，所有沾上边的公家人都会跟着加薪。

　　另外，公家人决不是穷困潦倒，他们的收入不是工资单上的那点，他们有权力，他们是强势群体。民工到深圳办证，政府随便每年就收了１０个亿。

　　与公家人对应的，就是莫朝信的这些弱势群体，几年后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城市，和公务员共同生活。

　　什么是经济？就是比较效益，钱就那么多，给公务员加薪，谁也不会嫌钱多。但也就是高兴一下而已。拿这钱解决义务教育，可能会有那富农不屑一顾，也会有钱被贪污被挪用被浪费（咱给莫朝信交学费，都是寄到学校的，怕他爹挪走去盖房子或喝酒），但从广大贫穷的农村来说，这钱是雪中送炭，甚至，在农村被消费了，都比在公务员中撒芝麻粒，效益要高。

　　一个是锦上添花，一个是雪中送炭，哪个更经济？哪个更政治？

　　前苏联解体后，那里人民生活水平大跌。但他们依然受人敬畏。一是地大物博，二是人民的素质，虽然困顿，但人民依旧文明，依旧秩序，三代培养一个贵族。

　　反观自己。湖南永州铺了一条光缆，沿线每隔一段就立一个小水泥柱，上书：光缆无铜，盗窃无用。

　　农民真苦，这不只是物质上的贫乏，其苦更在于甚至要被告诉光缆无铜！已有专家警告，要重视城乡差别。

　　２００２年 户均财产２３万元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６月说，农民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简单的农民数量多，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缺吃少穿，更集中的反映是农民货币收入低下、增长缓慢，换言之，是农民买不起的问题。

　　邱晓华认为：当一个国家人们收入发展到１０００美元左右时，合理的城乡收入消费差距应该是１：２。而２００１年，中国农民的纯收入是２３６６元，城市居民收入中可支配

　　的货币收入是６８６０元，表面差距为１：３。实际不然：在农民的２３６６元中还有４０％是实物收入，未卖出产品也折算为收入。因此，农民真正的货币收入只有１７００多元，而１７００多元中还有２０％用于第二年的生产性投入，最后只剩１４００多元可以购买工业消费品，这与６８６０元相比，差距超过１：５。问题不仅于此，城市居民还有隐性的福利收入，加在一起超过７０００元。

　　邱晓华警告说：如此悬殊的城乡差距，使得占全国人口６３％的农村人口处于一个低市场购买力状态。正是农民收入低买不起消费品，才造成了目前工业品的积压，大量企业的停产、半停产，出现了所谓的买方市场。因此，农民问题与失业下岗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说，“农民买不起，城里人就得下岗”。

　　城里下岗工人怎么样？新华社记者３月发出一篇报道——

　　家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的一对夫妇双双下岗后，开了一间酱肉店。尽管苦心经营，但名目繁多的各种税费，使他们的利润所剩无几。男主人找出一大摞交费单据和开店必办的各种证件。记者数了数，其中仅正式的证照就有１０多种。他说：“别看这些证照不过是一张纸、一个本，本身也全要钱。健康合格证，一年一办，每人６５元；卫生许可证，去年把小证换成大证，其实就是一张大纸，又收了２００多块。组织机构代码证每年一审，贴个花，也要再交１００多块。”

　　女主人说：“这里头戴大檐帽的、胳膊上套红袖箍的总来，来了就是收钱。我们每天煮一锅肉，周围住户购买力也不行，挣钱都是１毛１块的，人家来了就得一沓沓往出给。”各种收费算下来，得有几十种。粗略地计算，２００１年这一年，在免去工商行政管理费的情况下，共交纳各种税费合计约８０００元左右，其中各种行政性收费约５６００元，是税收的２．５倍还多。

　　记者在这家小店采访了一个下午，发现只有两个顾客光顾，一共也只卖了十几元钱，去掉成本，只能挣２至３元钱。

　　城市老百姓到底有多少钱？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５月至７月在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辽宁等８个省（直辖市）采取多项抽样的方式抽取了大、中、小城市３９９７户居民家庭作为有效样本户口，由专职调查员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０２年６月底，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２２．８３万元。１９８４～２００２年户均金融资产增长速度为２５．５％。

　　报告显示，在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构成中，房产的比重最高，为１０．９４万元，占家庭财产的４７．９％；家庭金融资产为７．９８万元，占３４．９％；家庭经营资产为２．７７万元，占１２．２％；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现值为１．１５万元，占５％。在家庭人民币金融资产中，户均储蓄存款为５．１２万元，占６９．４％，其次是股票（Ａ股），户均拥有金额为０．７４万元，占１０．０％。报告认为，中国目前财富分配的格局和机制总体上看是合理和富有效率的。

　　人们花不花钱，眼下已成了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筹码。据报道，全国库存积压商品已达３万多亿元人民币，国内８６％的商品供过于求。另外中国出口总额约占ＧＤＰ的２０％左右，已经成为出口经济依赖性较强的国家，由于世界经济增速减缓，内需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瓶颈。

　　据估计，中国民间藏着１０万亿元的百姓金融资产，而扩大内需所需资金不及其中的十分之三。为何拉动内需如此困难？

　　有专家指出，１０万亿元的账是这样算出来的：到２００１年底，银行居民储蓄是７．２万亿元，美元储蓄是８１１亿元，再加上老百姓手中的１万多亿元现金。但是这些钱并不全都是“广大老百姓”的，按前几年的说法，银行存款约８０％在２０％的人手中，这样一算，８０％的老百姓人均拥有的不过是１２００多块钱。

　　再来看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据２００１年上半年的统计，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４７０７元，人均月收入７８５元，２００１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１１０３０万人，而城镇人口接近４亿人，要靠这８６６亿元养活，按每人每天伙食费５元，１个月就只剩下６０元用作它途，这样的收入状况，即使敢花钱，又能花出什么花样来呢？

　　２００２年 一颗荔枝拍出５５．５万元

　　６月３０日上午，广东省增城市政府拿出“西园挂绿”母树当年挂果中的１０颗，进行公开拍卖，拍卖价最高的为５５．５万元，而１０颗荔枝共拍出１３１．５万元，为２００１年首次拍卖所得价总和的近１０倍。

　　马上有评论说此事不可理喻，穷奢极欲！其实，如果不把５５．５万元买一颗荔枝看作消费，而是看作投资，这事就不那么罪该万死了。花钱打了广告，花钱做了品牌，花钱与政

　　府搞了公关，商人自有商人的算盘，投资自有投资的价值。

　　私营企业的声誉正在提高。在温州，这个私营企业旗帜般的地方，这个曾以假冒著称的地方，２００２年却声威隆起。

　　据新华社报道，在温州，有一批仅凭自己的签名就可以从银行贷款上千万元的“诚信老板”。搞服装生意的美特斯·邦威老板周成健，手中就握有一支含金量颇高的金笔，他的第一笔签名贷款由工行温州分行发给，额度为２７００万元。工行方面认为，除了因为这家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外，主要是看重周成健的个人信用魅力。周在浙江青田县创业期间，曾经变卖祖屋还清贷款，此事至今还在商界传为美谈。

　　据称，工行温州分行在给民营企业的贷款中，这种“签名贷款”已经占到８％。在温州所有的金笔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含金量最高，仅农行温州分行给他的授信额度就达两亿元。南存辉首次动用金笔是在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他在农行温州分行大笔一挥就敲定了３０００万元。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是温州民营企业中的少数几个高学历老板之一，他动用金笔创下了当地工行给民营企业信用贷款额度的最高记录，其第一笔签名贷款发生在２０００年７月，额度为３０００万元。

　　１０月２１日晚，安徽桐城布轮厂的老板桂小欢在温州卖完了货回家，途中却把３０多张共１３．１万元的欠条丢了。安徽同乡劝他：认命吧，钱肯定要不回来了，那么多著名企业都被三角债拖得苦不堪言，人家还有正式合同呢，何况你连对方的欠条也丢了。桂小欢决定试试运气。

　　桂小欢先去了温州泰马鞋业有限公司。在桂的印象里，这家给他开的欠条有２０００多元。桂说：“这个公司很大，我是小生意，只认识仓库员。我一说情况，仓库员就带我去找一个姓陈的上司。这个人是温州本地人，他对我说，你放心，我们欠的钱肯定给。”出乎桂的预料，这家公司当时就给他补了欠条，这位经理补签了字，约定一个月后来结账。

　　后来的几天，本来为丢欠条要哭的桂，更要哭了。他说：“这回要哭，是被温州人感动的。”意万达皮鞋厂、龙湾明流鞋底厂、瓯北康艺鞋底厂等２０余家温州企业，无论大小，都认账。能找到存根的老板，将欠条复印了给他；找不到依据的老板，核实后重新为他补办了手续。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在离家１０００公里外的温州，桂小欢这个异乡的小生意人，将这１３万元的欠条几乎全部补回。

　　出乎意料的是，大学生的信用却不如这些小商人。２０００年，国家出台了《助学贷款管理办法》，对学生贷款给予政策支持：无需担保；政府承担５０％的贷款利息，对提前还贷的利息全包；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８年，有需要还可以延期。然而到期不还贷的比例，大学生却远远超过了普通人。

　　建设银行北京分行个人金融部主任石先生介绍说，２００１年９月，是建设银行第一批国家助学贷款的还款期，然而却有整整４５％的学生根本不还钱！此外，商业助学贷款的不还贷率也高达１５％。另据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个人金融部主任樊先生透露，工行与北京４３所高校签订了４．３亿元助学贷款合同，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０日起，有１２５０名学生进入还贷期，但到２００２年３月仍有１１０多人未还钱，占了近１０％。与大学生相比，普通消费者不还贷的比例还不到千分之一。

　　中国民间投资正在加速启动，其投资增幅高于国有经济投资，且份额已接近国有经济投资，民营资本进入航空、银行保险、公共设施等行业已不是新闻。在北京，在“天子脚下”，非公有制从业人员比例２００１年首次超过国企。在上海，８月２１日，上海市长陈良宇会见美国ＡＢＢ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除政府经贸部门负责人以及上海国有企业领导外，还有一名特别的人士，即上海最大私营企业紫江集团董事长沈雯。在会谈中，陈良宇还向美国客人推荐上海私营企业作为合作对象。

　　私企老板经营地位提高了，政治地位如何跟上？

　　中国历史上的卖官鬻爵及捐纳之风对吏治腐败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有论者认为，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卖官鬻爵及捐纳犹如调节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对平衡社会各方面的物质和心理需求具有一定意义。

　　名与利是可以互换的，“国家卖官鬻爵以求利，百姓纳利以求名”，个中道理多数人都知道。如今社会很多富人捐资于公益事业，政府授予他们相应的荣誉称号和头衔，其实质也是一种对税收之外的财富调节。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政府是否可以出台一些相应的使名利可以互换的机制和政策？当然不是卖官，但是否可以出售一些虚的“爵位”呢？比如，在英国对有突出贡献的人可以授予相应的贵族称号，即为一例。与其让很多人花钱买职称、花钱买文凭或以种种不正当手段沽名钓誉，不如政府出台相应的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来规范提供“爵位”这种商品。

　　此话有点超前，对大多数人来说，眼下更着急的是投资机会，是实实在在的赚钱机会。

　　２００２年 上海投资人热情高涨

　　９月初的一个清晨，数以千计的上海个人投资者把上投大厦围个水泄不通，争相认购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推出的信托产品——上海磁浮交通项目股权信托收益权投资计划。不到１小时，近２亿元人民币的总盘子全部售罄。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兼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杨建文认为：这是一个民间资本被调动起来的信号！

　　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衡量一个地区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之一。２００２年前８个月，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１３００多亿元，同比增幅近三成，全年投资总额肯定要破２０００亿元，这是一个破历史记录的天量。如此巨额的资金从何而来？

　　据透露，政府预算内资金仅占１．２％，而９８％的投资来源于外资和民资。其中民间资本已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投入的半壁江山。包括新上海国际金融大厦资金信托计划、上海外环隧道项目资金信托计划等信托产品均受到上海个人投资者的热烈追捧。

　　杨建文认为，上海激发民间投资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舍得让利。上海此次把高速公路等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拿出来招商引资，就是对民间资本的一种让利。如果总是把好的项目和行业留给国有资本和外资，只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一些很难盈利的行业和项目，总是希望民间资本扮演一种改造者的角色，这样来激活民间投资，就是喊破嗓子，恐怕也不行。

　　今后数年及更长的时间里，中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杨建龙评点了六大行业机会。

　　首先是电子及通讯产品制造业。该行业近３年的产值和销售收入增速一直保持在３０％以上。细分行业看，通讯及相关设备制造业产值和销售收入占全行业的４０％以上，２０００年该行业销售收入增长速度达到４３％，到２００１年上半年更提高到５０％以上，遥居各行业之首。电子计算机行业２０００年收入增速达到５０％。电子元器件行业的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也达到２５％以上。预计今后３年中，电子及通讯产品制造业增长速度仍将保持在２５％以上，其中，投资类产品（通信设备、计算机等）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４０％以上，电子元器件年均增长速度达到２２％，消费类产品年均增长速度达到１８％。

　　第二是汽车工业。汽车工业近３年来销售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１６％以上。进入２００１年后，汽车工业收入增速进一步提高到２５％。据统计，２０００年汽车零部件出口１１亿美元，增长４４％。２００１年上半年，仍保持了４０％以上的增长速度。预计今后几年，汽车工业的增长速度将保持在１３％以上的较高水平。其中，轿车需求增长率将保持１５％以上的增长速度。

　　第三是建筑与房地产业。近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收入等主要指标均保持了２０％以上的增长速度。进入２００１年后，主要指标增速超过３０％，成为第三产业增速最快的行业。目前，商品房销售额中对个人销售额占到８５％。今后３年，建筑和房地产业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一方面，以三峡工程为代表的一大批能源、交通、原材料、水利等国家重点骨干工程和跨世纪工程的兴建，将继续拉动建筑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消费热点将转到改善居住条件上，２００５年要实现城镇人均１０平方米居住面积（或人均１５平方米使用面积）的小康目标，我国将兴建约２０亿平方米的城镇住宅，与此同时还将兴建８０亿平方米的农村住宅，改造２４亿平方米城镇住宅和２５％的农村住宅。预计今后几年建筑房地产业增长速度至少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５个百分点以上。

　　第四是电信服务业。近年来电信服务业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２４％以上的较高水平。今后几年，电信服务业仍会以高于２５％的速度增长。预计２００５年，电信业业务总量将达到１．２万亿元，电信业务总收入达１．０８万亿元，市场规模预计会比目前翻一番。

　　第五是机械工业。预计今后３年机械工业增长速度将在目前的水平上以每年约２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

　　第六是旅游业。旅游业近年来收入增长速度平均达到１５％以上。从经济总量上，旅游全行业的收入总量是电信行业的１．５倍，是住宅与房地产业的１．３倍。预计今后３年中，旅游业增长速度将保持在１５％以上。另外，主要的消费品，如食品、服装、医药、家用电器等行业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中国民间资本的迅疾增长，使中国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９月，中国外经贸部官员督促欧盟早日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与欧盟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上的争论由来已久，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欧盟１９９８年宣布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取消，但仍将中国视为市场转型经济国家，实际上并不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欧盟在反倾销调查中，一直用第三国的生产成本来评估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从而造成较大的随意性和不公平性。

　　实际上，１９９２年底，商品零售环节、农产品收购环节、生产资料出厂环节的市场调节价比重就已经分别达到了９３．０％、８１．８％、７３．８％。而１９９８年５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正式实施更标志着中国已形成了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价格形成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美国并不是不知道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变化，这些国家这样做无非是要为中国的进口产品设置一道看来很合理的横杠，从而保护其本国的弱势行业。

　　美国华盛顿地区的经济评估机构——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都会根据经济自由度指数评选出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和地区。２００１年的摘冠者为香港，从而使其继２０００年后蝉联榜首。２００１年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为２３０００美元，中等自由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为１１５００美元，最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为３５００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到９００美元，是最贫穷、全球经济最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

　　尽管改革开放２０年来，中国经济自由度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才使得中国没有出现在全球经济最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的前１０名名单中。可１２１名的位置也还是让人感到沉重和不安。看来中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国际贸易与经济中心主任奥得里斯科耳评价中国大陆１２１位的排名时说：“他们在保护产权上，在司法制度方面，仍然没有建立起健全的法治，他们的规章制度对经济仍然进行过多的干预，他们的银行和金融体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他们的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也存在着很多限制。”

　　２００２年 ＩＴ人摸到春天

　　中国ＩＴ业的春天似乎不远了。

　　８月５日，网易公司公布了第二季度财务报告：网易二季度实现净利润３．８万元人民币（约０．５万美元），每股收益１．０１美元，这是网易上市以来的首次盈利。另一门户网站搜狐宣布季度财务指标ＥＢＩＴＤＡ实现正值。与之不同的是，网易此次的财报被认为是在中国三家纳斯达克上市的门户网站中率先实现了季度盈利。

　　１１月５日，新浪公布的２００３财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中，其营收额、毛利率及盈利能力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净营收额较上年同期增长７１％，达１０３０万美元，为历史最高值；非广告营收较上年同期增长３２０％，达３９０万美元，占营收总额的３７％；广告营收较上年同期增长２６％，达６５０万美元；毛利率得到进一步改善，创下６１％的历史新高；季度运营现金流为正３１０万美元，总体现金流达到正２５０万美元。

　　ＩＴ人士依然走来走去。４月２３日，吴征辞去新浪董事及联席主席职务。

　　６月１８日，被称为中国电子商务领军人物的王峻涛，宣布正式辞去西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ＣＥＯ的职位，变成了“高级顾问”。９月４日，由王峻涛创办的名为ＷＷＷ．６６８８．ＣＯＭ的电子商务网站正式启动。回顾他的职业生涯，王峻涛的办公环境一次比一次简陋了。

　　更早辞职的是搜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周云帆、首席技术官杨宁，至此，自２０００年９月搜狐合并ＣＨＩＮＡＲＥＮ之后，ＣＨＩＮＡＲＥＮ的三人创业团队均已离开了搜狐公司的管理层。

　　最令人吃惊的是卓越网“美女ＣＥＯ”王树彤的下课。在电子商务网站卓越网２００１年宣布盈利后，８月中旬，却传出了王树彤辞职的消息。令人尊敬的是，王树彤表现了经理人的职业素质，尽管有很多流言，她却从未出来对老东家说三道四。

　　方正的奠基人王选７月２６日辞去方正控股公司董事及董事局主席职务，保留首席科技顾问一职。张旋龙同日被委任为方正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对此，方正方面表示，退出方正控股管理层是王选自己提出的。而很早以前，王选就曾经引用比尔·盖茨的话——“让一个６０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是不可设想的”。

　　９月１３日，香港上市的方正控股公布，李汉生于９月６日起不再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及副总裁的职务。这位前惠普中国的金牌经理人，中国ＩＴ业最著名的空降兵，仅在方正服务了３年便铩羽而归。

　　“打工女皇”吴士宏向ＴＣＬ集团递交了辞呈，并将于１２月１日聘用期满后离开ＴＣＬ。吴士宏１９９９年加盟ＴＣＬ集团时正处于网络经济热潮顶峰，其微软背景为正处于向ＩＴ产业拓展期的ＴＣＬ注入了信息化色彩。因此，吴士宏当初加盟ＴＣＬ集团其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当时ＴＣＬ需要这样一个形象代言人。但后期人们发现，其董事长李东生更有公众威望，韩国明星金喜善更有明星效应，而吴士宏的符号作用已不明显。

　　洋ＩＴ的中国血统职业经理人亦是走来走去。

　　３月６日，康柏中国区总裁李金水因“个人原因”正式离职，康柏大中华区总裁俞新昌博士兼任中国区总裁。然而，俞新昌很快也闪电辞职了。５月９日，惠普中国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总裁由原中国惠普总裁孙振耀担任。

　　３月１５日，微软（中国）公司总裁高群耀自微软辞职，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唐骏接替了高群耀的工作。而无论是杜家滨、吴士宏还是后来的高群耀，所取得的成果都没有让微软在海外的大老板们感到特别满意。

　　在纷杂精彩的世间，中化网一天半征服香港券商的故事，让人像燥热间吃了一粒薄荷糖，从上到下都舒服。

　　９月１３日，一则消息在网上广泛转载：中国化工网宣布将在２００３年上市香港创业板。

　　外界很清楚这一消息的重量级。自２０００年网络泡沫破灭以来，已有两年听不到网站上市的声音。外界普遍在疑问：谁能上市？谁敢上市？

　　“中化网能！”“中化网敢！”金小麟在一天半时间里回答了上句，孙德良则用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０万的纯利润回答了这下句。金是香港新鸿基证券有限公司中国区的副总裁，孙则是中国化工网的总经理。

　　孙德良说：“从第一天创办开始，中化网就是赢利的。除了创办网站时借过的几万元外，中化网从１９９７年成立至今从未接受过任何投资。”

　　中化网２００１年业务额超过了５０００万人民币，利润近２０００万。中化网的会员都来自化工行业，这个行业的企业规模一般都在千万元级以上。中化网有６０００家左右收费会员，收费模式是，每个会员入会时交１．２万元入会费，以后每年再续交６０００元服务费。这样光服务费一项，中化网每年就能获得３６００万的营业额；此外，中化网的网络广告业务已占总收入的３０％左右。孙德良称：“首页的一个ＬＯＧＯ，价格最高能卖到５０万一年。”

　　其实，在浙江的数十家类似中化网模式的行业网站，如全球纺织网、中国包装网、中国建材网、中国五金网等，这些网站依托浙江的民营经济基础，几乎都在赚钱。

　　从见面到达成意向，“谈判周期非常短。一直到签约，只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孙德良连称“没想到”。

　　爽！中化网，爽！

　　２００２年 停止国有股减持

　　６月２３日晚，国有股减持正式叫停。股民立即兴奋昂扬。次日，沪市上涨１４４．４２７点，深市上涨２９７．４５１点，两市合计创造了８９８亿元的成交量。爽！

　　财政部和证监会发言人的解释中规中矩：国有股减持是一项探索性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制定出系统性的、市场广泛接受的国有股减持的实施方案。同时，国家设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通过国家财政拨款和海外上市时的上缴等形式目前

　　已达到相当规模，近期社会保障资金基本平衡，每年需补充的现金量不大，没有必要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减持套现来筹集资金。

　　一年前，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４日沪市出现２２４４点的历史最高点，之后不久就掉头下跌。到１０月２２日，股市已跌到１５２０点。跌幅近三分之一，市场共损失１．７万亿元。是谁导致了股市雪崩？当时没有人把这个功劳往自己怀里揽。

　　但巧的是，在６月１４日的前２天，久经酝酿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证资金暂行办法》公布了。这是由财政部牵头联合５部委报请国务院批准的。当时财政部长项怀诚、证监会主席周小川都称其为利好，说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但股民认为只有你一家赢。于是纷纷逃去。

　　１０月２２日，股市的神经越绷越紧。下午３点，周小川去国务院开会，晚７点多回到证监会。晚９时，中央电视台告知，证监会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于是，这项由５大部委联合调研，由财政部主持的国有股减持办法，只实行了３个月就被证监会一家宣布暂停了。

　　当时有人说，暂停是证监会向股民投降。及至今日的停止，岂不更是财政部和证监会向股民缴械？这对激活股市虽无实际意义，却聊表爱心，聊打气鼓励。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发表社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政府减持国有股的合法性：现在流通股股东在国家决定进行国有股减持之前购买股票的理性决策，是根据当时的制度背景做出的；但是国有股减持改革的出台改变了原来的决策环境，从而使投资者原来的决策变成了错误的决策，并因此蒙受损失。从这一意义上讲，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改革，国有股减持对流通股股东的私人财产权造成了侵害。因此，如果对国有股减持的合法性进行评价，那么问题的实质就是国家是否有权对私人财产权进行剥夺。

　　社论说，国有股是人民财产，要通过减持筹集的社保基金也是人民财产，人民虽然把财产的日常管理职权委托给了政府，但是遇到国有股减持这种重大的问题，需要拿到全国人大讨论。从法律层面上看，全国人大是在代表人民行使财产的处分权。无论最后表决的结果如何，全国人大审议或专门立法将从程序上保证国有股减持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从这个角度看，对国有股减持的思考不能仅仅纠缠于经济意义上的谁盈谁亏，除了实体上的公平，我们更应该强调法律程序的公平和透明度。

　　相反，也有人反对停止国有股减持。美国ＣＡＴＯ研究所负责学术的副主席Ｊａｍｅｓ Ｄｏｍ批评中国政府宣布终止国有股减持，而为焦虑地等待着救市的投资者发送利好消息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到头来会损害他们乃至整个经济的利益。

　　Ｊａｍｅｓ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中国现行的金融体制结构是与保护产权和自由资本市场原则相违背的，从而缺少发展出一个真正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基础。国有企业的数量在上市公司占绝对比重；同时国家持有上市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而且这些股份是不可交易的。这意味着，广大投资者不可能是上市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

　　Ｊａｍｅｓ认为，保护产权的排他性是基础，这一点在中国已经大体具备，但更重要的是保护产权的可交易性，这方面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经济改革所需要的是政府更少的干预而不是更多，通过对产权交易实行限制来达到对股价的人为支持，是一个导致灾难的处方。政府干预导致股市泡沫，投资者在长期将受到损害。

　　但股民不想那么多，不想那么远，只要眼下就爽，哪怕是虚拟的。

　　１０月７日下午３时许，有人打开新浪财经，大吃一惊：怎么股市提前一天开市了？一看沪市指数图形，已从１５８１点飙升到了１７０６点，平均涨幅达７％多！在广大投资者和股评家们依然沉浸在国庆黄金周的醉意朦胧之际，不知不觉中股市已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转折，令人不敢置信！因为心存疑惑，于是四处打电话征询业内人士，结果被告知：纯属虚拟。让人白白浪费了一番感情！

　　实际情况是，到１１月２７日，沪市已跌破１３４０点，后来更跌破１３００点大关。当然这不是国有股减持这一柄悬头之剑所致，因而叫停也解决不了根本。

　　李志林博士说，中国股市可以说是对江泽民总书记“与时俱进、执政为民、三个代表”贯彻得最差的一个领域，并且是与时逆行。先看指数：１９９２年５月，上证综指便是１４２０点，１９９３年２月，便是１５５８点。然而，１０年后的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８日，指数却倒退到１３３９点；６月５日，指数是１４５５点。可这１０年中国经济偏偏是以年均６．９％的速度高增长，ＧＤＰ累计翻了一番，是全世界最快的增长率。所以，中国股市的与时逆行，不仅令中国人，甚至令全世界都感到不可思议！

　　李志林说，再看平均股价：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５００多点时，上海股市的平均股价是２８．４０元，而２００２年１５００多点时，平均股价则降到８．３０元，甚至比１９９４年７月底股灾时的９．７２元平均股价还要低。这一大组大倒退的数字，反映了支持改革开放的中国股市几十万投资者包括机构的财富，均出现了巨额亏损，令人痛心。对照一下江总书记的执政为民的要求，中国股市的管理层，尤其是海归人士，应该是十分内疚的。

　　李志林说：中国股市的与时逆行，主要是由于股市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扩容大跃进，导致新兴市场阶段过短；过分强调了股市的融资功能，忽视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大股东与民争利，导致股市暴跌不已；某些经济学家和海归人士照搬国外股市模式，不时以左和极右的理论，对股市进行误导，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

　　２００２年 为盗要学吕建新

　　６月１１日，吕梁案开审。吕梁不一定冷，因为他并不在庭上，没什么好怕的。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主犯在逃，从犯负罪？这案该怎么结？这罪该怎么判？

　　吕梁又名吕建新，他的故事路人皆知。

　　吕梁是证券市场里一条大鳄，他通过各种手段，上市公司互保，银行质押贷款，券商融

　　资，个人锁仓——总之，吕梁纠集了一大笔钱，据说最多时达５４亿元之巨，横跨北京、上海、浙江等２０多个省市，呼风唤雨，操纵中科创业股票。

　　谁知正操纵着，吕梁的搭档朱焕良耐不住寂寞，兀自抛股套现离去。这使中科创业在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５日突然大跳水，在此后１０个交易日中玩了１０个跌停，中科创业市值去之三分之二。

　　在股市里，这不算故事。弄虚作假，操纵股价还算事吗？炒菜谁不颠两下锅呀？至于个别同志私心重，不打招呼先跑了，就好比炒菜不小心盐放多了，去哪再拐两块肉往锅里一混（在股市里这叫资本重组）就得了。民不举，官不揪，这么认真忙得过来吗？揪出来是偶然，揪不出来是必然。

　　吕梁的问题是，他既操纵了股价，又碰上朱焕良自私，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吕梁还把记者约到家里忆苦思甜，痛斥朱焕良不讲道德，而自己是受害的善庄。吕梁当过记者，知道如何让舆论为自己的事业锦上添花。及至后来吕梁在公安人员眼皮子底下不辞而别，吕梁还最后利用了记者——在他宽大的办公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叠记者名单，害得一拨拨公安人员东跑西颠，想从记者这里找到吕梁的行踪。这如何找得到？末了吕梁的手下被顶了案。

　　吕梁之所以如此坦然地跳出来，是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所为是违法犯罪。中科创业以及它的前身公司的上市重组腾挪发展不都是经过批准的嘛，自己组织资金的行为遍及大江南北，不都是在当局的明察之下的嘛。现代科技现代金融工具如此发达，想搞地下工作哪那么容易？

　　当然，在股市里造假是有的，还挺吓人，比如大庆联谊的上市。１９９６年下半年，大庆市体改委向黑龙江省体改委请示成立联谊公司，将请示时间倒签为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０日，提前３年。黑龙江省体改委配合到位，把批复时间也提前了３年。接下来还有一连串的配合，大庆市工商局发营业执照，黑龙江省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上报材料，哈尔滨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财务报告，万邦律师事务所制造法律文件，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操作，等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哪有办不成的事？

　　股市里造假确实不少，但比起其他行业的造假，并不就更招人恨。小煤窑一出事就几十上百地死人，一抓一准，肯定手续不全，肯定有假。可以肯定，这些小煤窑背后都有官方的支持和保护，但在股市里，哪一个上市公司没有官方支持和保护？大庆联谊，动用了一市甚至一省之力鼎力相助，比起小煤窑，股市中人背景当深厚得多，当踏实得多，吕梁当自豪得多。

　　９月９日，红高粱非法集资案审结。乔赢看麦当劳肯德基在中国大赚其钱而不忿，于是搞起红高粱快餐连锁店与之争锋。心是好的，但邀资入股，以２５％的利率集资２０００万，这就非法了，于是被判刑４年。

　　说起非法集资，一是沈太福长城案，涉资１０亿元，二是无锡邓斌案，涉资３２亿元，这两位都被判死刑，并扯出前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等高官。

　　虽然吕梁涉资５４亿元，但他一定不认为自己在犯罪，所以敢在股市里趟，敢在媒体上嚷嚷。如果吕没有跑掉，被判有罪，吕也不会死，５年出来后又是一条好汉。新《刑法》第１８２条规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

　　吕梁是不会以非法集资罪被问罪的，他可以在股市上合法地集资并操纵，但与非法集资有一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有招资的诱饵：红高粱是品牌和连锁店，沈太福是高效节能电机，邓斌是医疗物品（包括避孕套），吕梁的明乐燕园公司是苜蓿——尽管事后查明吕梁并没有生产过一根这种植物。

　　三国时东吴的孙权（字仲谋），人长得漂亮，浓眉大眼，于是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之说。如今该有另一句话了，“为盗要学吕建新”。

　　吕梁是乐了一回，可股民呢？财经评论家黄湘源说，中科创业操纵股价案的审判，在我国证券司法实践上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其进步意义由于在法律定位上对维护投资者个人利益的失落而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黄湘源说，由于民事赔偿的立法和执法未能及时跟进，导致投资者不能依赖法律有效阻退庄家操纵市场行为的威慑力来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同时在法律对庄家操纵股价行为进行事后追究的情况下，由于法律仅仅着眼于追究庄家行为对危及证券市场秩序需要承担的责任，依然不能泽及受到庄家损害的无辜投资者。

　　黄湘源说，按照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目前只受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民事侵权案，对股价操纵和内幕交易类证券民事案的受理，投资者们还要耐心等待。由于法院在受理中科创业股价操纵案件的同时，未受理这个案子中受害者的民事诉讼，使受害者不能在该案股价操纵者受到刑事惩罚的同时获得部分或者全部的赔偿，这不仅不利于提高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同时，也难以体现法律对投资者个人利益的保护作用。

　　损失是免不了的，牺牲是免不了的，震荡是免不了的。

　　２００２年 中经开赌命倒地

　　在金融圈里挂了许多尸体，几乎每家都有。

　　在信托业，震动最大的是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６月７日宣布关闭。中经开乃财政部融资的惟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资产庞大，背景深厚，作风强悍，被业内公认为皇子皇叔，有如三国里的关羽张飞，虽屡犯错误，私放曹操，嗜酒误事，但就是大旗不倒，连闯３２７国债事件、长虹配股流通事件、东方电子事件三关，１０年后最终倒在银广夏造假事件

　　上。

　　在券商圈里，８月９日，鞍山证券公司被撤销，其在全国范围内的１４家网点全部由民族证券托管，这是中国证券市场产生以来被明令退市的第一家券商。

　　业内人士认为，鞍山证券出局，其违规发债肯定是一个问题，但严重的资不抵债恐怕是最大的问题。２００１年７月开始的中国股市暴跌，让很多券商损失惨重，像鞍山证券这样的地方券商，本身实力就比较弱，没逃过此劫是很正常的。退市这件事，象征意义重大，多年来积累的问题，已经在暴跌中一下子涌了出来，强行维持解决不了问题，不如快刀斩乱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认为，３～５年内，中国目前１２０家左右的券商中，至少有一半要退出。

　　在会计业，亦是地震不断。２００１年底中天勤会计事务所因银广夏作假事发，国家审计署公布“全国１４家会计事务所出具严重失实审计报告，涉及４１名注册会计师，造成财务会计信息虚假７１．４３亿元人民币”的调查结果之后，２００２年又有沈阳华伦、深圳华鹏、湖北立华、山东乾聚等一批国内注册会计业的中坚相继落马。８月中旬，四川注册会计业再爆丑闻，７家会计事务所、１１名注册会计师被查。

　　有报道说，４０名注册会计师被抓，“中天勤负责审计银广夏的一名注册会计师现在还关在贺兰山下的看守所里”。

　　１１月１９日，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演讲时，很少题字的朱镕基透露，最近他对中国新成立的三个国家会计学院网开一面，亲笔题写了校训——“不做假账”。三次都是同样的４个字。

　　在上市公司堆里，同样丑闻不断。其中最有名的是蓝田案，而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中央财经大学女研究员刘姝威。

　　蓝田股份自１９９６年上市以来，以５年间股本扩张了３６０％的骄人业绩，创造了中国股市的神话。然而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刘姝威却以一篇６００字的短文对蓝田神话直接提出了质疑，从而使自己卷入了一场始料不及的风波。这篇６００字的短文是刘姝威写给《金融内参》的，它的标题是《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金融内参》是《金融时报》的内部刊物，报送范围只限于中央金融工委、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和有关司局级领导。这一期只印了１８０份。

　　文章发表后２４天，刘姝威的工作单位忽然来了两个陌生人，一个是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总裁瞿兆玉，另一个是副总裁陈行亮。他把《金融内参》第１６期的复印件拿出来了，然后瞿兆玉就开始发脾气，他说，由于你的这篇文章，现在全国所有银行都已经对蓝田停发贷款了，我们都快死了。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３日，刘姝威接到了蓝田集团所在地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的传票，案由是蓝田公司诉刘姝威名誉侵权。在起诉状中，蓝田股份有限公司称刘姝威在文章里捏造事实，请求法院判令刘姝威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５０万元。

　　办理完了交接手续，刘问民事庭庭长，说你知道这篇文章发表在什么地方吗？他说发表在《金融内参》上。刘说你知道《金融内参》是什么密级的吗？报送范围是什么？庭长愣了，他说我不知道呀。刘说你们怎么能够拿着蓝田窃取的国家机密作为证据来立案呢？你们怎么能够受理这个案子呢？最后庭长说，这不是我应该回答的问题。

　　１２月１７日刘给瞿兆玉发去传真，说如果不撤销诉讼，我将向全世界公开分析过程。当天下午瞿兆玉来电话，他说你知道吗，《金融内参》第１９期发表声明了。后来才知道，１２月１２日《金融内参》发表声明，说“本刊第１６期刊载的《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一文，纯系作者个人观点”。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０日晚上８点多钟，刘打开电子信箱，收到了４封恐吓信：“１月２３日是你的死期。”１月２３日就是开庭的那一天。刘立即拨了１１０，几分钟后，１１０队长来到刘家。临走的时候，队长说了一句话：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你不要怕。我支持你。

　　１月２２日，刘收到洪湖市法院的一个特快专递送来的通知书，说刘提出的管辖异议他们还没有裁定，所以１月２３日的庭审中止。也正是在１月２３日这一天，传出蓝田高层，包括瞿兆玉被拘的消息。

　　当一个公司或机构内部出了问题，而又被记者或什么人在媒体上捅了出来，以攻为守的一招儿就是告媒体侵害名誉权。媒体没有司法手段，往往拿不出过硬的证据，于是公司便可以强凌弱，以钱通道把水搅浑，再作打算。此危机公关之一例。

　　证券市场里危机的时刻甚多，死人的事情也是有的。

　　２００２年 钟健民爆仓绝命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５月２７日夜晚，在浙江省嵊州市仙岩镇一个山坳里，钟健民用剧毒农药给自己３８岁的人生划上了句号。

　　钟健民是浙江省嵊州市一所中学化学实验室教师。其另一个身份，用杭州一证券业人士的话说，是“一个小型私募基金管理者”。最高峰时，股市中供钟操纵的资金超过一亿元，在家乡绍兴股民中有“财神”之称。

　　１０多年前，钟健民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在嵊州一中学任教。他不是一个安分的老师，真正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很少，经常琢磨着怎能赚大钱。进校任教２年后，开始前往广东等地做生意，办实体。１９９０年，钟健民迷上炒股，当年他跟着朋友去深圳买了２０００股原始股，净赚５万元。

　　钟健民被绍兴许多股民尊为“财神”，始于１９９９年底。那年，他在绍兴一证券公司营业部开了一个大户室。财神钟健民当时日进斗金。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到绍兴炒股时，他自带资金６００万元，加上朋友们帮他筹借的９００万元，手头资金总共也就１５００万元。而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５００万元变成了４０００万元，净赚２５００万元。

　　２０００年６月，钟离开绍兴前往杭州，普遍的说法是因为“跟着他做的人太多了，他买什么，股民跟着买什么，他在绍兴已经做不下去了”。钟去杭州后，绍兴的股民朋友出于对他的迷信，也拼凑巨额资金，随他在杭州同一证券公司开户炒股。

　　不料，此番迁移再无归途。

　　导致钟健民倒下的直接原因，是一笔来自柯桥镇一私营业主２０００万元的融资款。２０００年６月，当钟决定赴杭州发展时，为进一步扩大资金规模，在中间人介绍下，接受了这笔２０００万元的借款。

　　２００２年５月下旬，股市重新回落到两年前“５．１９”行情时的点数附近，但转战杭州已整整两年的钟健民却再也回不去了，５月２１日，钟终于“爆仓”，这不仅意味着他自己不名分文，而且欠下了众多不知情的股民的巨额债务。

　　当夜，绍兴股民代表驱车赶赴杭州，而此时，钟健民已两度自杀未遂。钟健民与绍兴的几个委托者彻夜畅谈，直到凌晨，才被不离左右的妻子带走。有许多股民打来电话，责骂并威胁，这样的电话断断续续持续了一整夜。有位知情人认为：“正是这样的电话，坚定了钟自杀的念头。”

　　５月２５日，钟随妻子返嵊州。２７日晨，钟给有事外出的妻子留言：“我要到杭州一趟，手机没电了，不要给我打电话。”此后钟再未归家。５月３０日，钟被发现已死亡，尸体旁满是烟蒂。

　　中国股民第一个殉难者叫康柏华，上海人。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２日，康赔了６５００元，想不开悬梁自尽。

　　当然，在股市中赚了大钱的也大有人在。最甚者抽身出国，在太平洋东岸买房置地，换籍换种。也有在股市呼风唤雨末了失手的，如吕梁，但结果是人间蒸发，生死不明。明确的自杀如康柏华、钟健民者，实在令人感叹。人命各有不同。

　　用友软件的王文京是好命。４月，关于王可分得红利３３２１万元的议论一浪高过一浪。

　　华电投资公司首席分析师张卫星日前指出，以用友软件为典型代表的一批公司高派现的做法，体现了随着民营企业所有者的到位，使股票市场畸形的贫富分配方式现象骤然放大突出，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在于我国股票市场一直存在着股权分裂的制度缺陷。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股权分裂的现实，造成流通股投资者在股票发行时只能高价认购。

　　张卫星说，对于大批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因为所有者的缺位，这些公司的老总偏爱送转轻分红。不过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存在的所有者缺位完全不同的是，用友软件等一批由自然人实际控股的上市公司因其所有者到位，所以利润分配的目的非常明确，投资就要回报，而大比例送现金对大股东来说是最实际和最实惠的。

　　张卫星算了一笔账：用友软件出资８０００多万元资产的大股东，一年就分的红利４５００万元，不到两年就能收回投资，其市赢率为２；而出资２０个亿的流通股股东分得红利１５００万元，需要１３３年才能收回投资，市赢率为１３３。这种贫富分配方式实在太悬殊。而由于这些公司充分利用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缺陷，因此这种做法很难说是违规的。

　　有论者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分不分红，分多少红，而在于同为股东，他们手中的股票却是不同价、不同流通因而不同利！或问：当初既然明白不同价、不同流通的前提，为什么股民还要去买那些高溢价的股票呢？原因很简单，股民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投机，说白了就是为了赌博！而这个赌场当初的不成文规矩就是三分之二的股权不流通。难怪当政府企图改变规则把那些不流通的国有股抛向市场变现时，股民的反抗是如此激烈。

　　评论说：假如当初用友软件上市时就实行全流通，股民还会高价买那些股票吗？肯定不会！在同股同权同利的前提下，凭什么你买一股只需一元钱，而我买一股却要拿出几十元？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友软件的高派现，实际上跟政府以市场价抛售国有股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用友做得更狠：它不用征得市场的同意，就直接把钱给圈走了！用友的做法给了政府一个启示：在畸形的股权结构下，国有股套现其实根本不必经过市场，只要所有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全部实行高分红，作为大股东的政府也照样可以直接把钱圈走而落袋为安。

　　电影《列宁在１９１８》里，列宁对前来向自己挑战的富农说：你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这事复杂了。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股权分裂给一些人暴富的机会，而且是合理合法的。法是什么？在证券市场，特别在维护股民利益方面，法是软弱的。这种情况终于有所改变。

　　１月１５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份通知之所以不同寻常，在于它表明：最高法对证券市场上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等民事赔偿纠纷案件“暂不受理”的解冻。

　　该《通知》只有６条，目前人民法院暂只受理和审理“虚假陈述”案。“虚假陈述”案指，上市公司或券商等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或公布的信息中，做出违背事实真相的陈述或记载，侵犯了投资者合法权益。值得注意的是，《通知》还为此类案件的审理规定了前置程序，即目前该类案件必须经过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查处，法院方可受理。

　　作为律师界参与《证券法》立法调研的惟一代表，李淳对《通知》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说，在证券市场的初创阶段，完全依赖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不过，从《通知》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法院对当前证券案的受理与审理表现出审慎的开放姿态。

　　李淳认为，“因此，这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胜利，这是目前投资者只能无奈接受的胜利”。对于此类证券审理前置屏障的设置，事实上抬高了这类证券案的受理门槛，增加了诉讼成本，同时也加大了证监会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但这只能是一种过渡，因为司法权必须高于行政权，法律才有公信力。

　　２００２年 两地法官各判各的案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湖北农妇岳某在江西《农村百事通》上看到介绍冰岛罂粟花，于是寄钱购买种子，次年将种子小撒在自家对面的山坡上。５月，罂粟花开了，共１３８３０棵，被邻居举报到当地派出所，岳某被拘。

　　２００１年９月，湖北宜昌市伍家岗区法院审理后认定，岳某犯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６年，处罚金２０００元。

　　岳某服刑１年多了，又出枝节。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日，在岳某被拘留后，《湖北日报》社所属《楚天都市报》以《〈农业（应为农村）百事通〉竟推荐种罂粟“致富”》为题报道了此案，并配发了评论。报道刊发后，《农村百事通》杂志将《楚天都市报》编辑部告上了南昌市中级法院，理由是侵犯了名誉权。

　　《农村百事通》杂志社认为：该刊广告中介绍的花卉种子名称“冰岛罂粟花”，冰岛罂粟与罂粟是有本质区别的植物，《楚天都市报》在报道时故意把刊物广告上介绍的冰岛罂粟花中的冰岛和花字隐去，把《农村百事通》刊物与毒品和犯罪联系在一起，误导读者，使杂志的名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向《楚天都市报》要求经济赔偿２００万元。

　　南昌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冰岛罂粟花与罂粟同科，但形态特征及所含化学成分有所不同，前者为园林观赏植物，不属于用来提炼毒品的罂粟，可作花卉种植。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南昌市中级法院裁决，《湖北日报》社名誉侵权成立，判赔１５万元。２００２年５月江西省高级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的判决。《湖北日报》社不服，已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

　　不管最高法院如何裁决，岳某与《湖北日报》必有一冤，冰岛罂粟花是不是毒品必有一决。

　　甲法官说是，到了乙法官那里就变成了非，类似的事件在中国还有许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借鉴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规定审理同一类型的案件，法官应当参照先例做出裁决。在整个中国司法体系是大陆法系的背景下，因为直接挑战了现行法律体系的惯例，尤其是因为具有浓厚的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并且有强化审委会权力的倾向，这一来自基层法院的大胆变革引起极大争议。

　　“先例判决”的具体案例之一是：４年前，被人称为郑州打假三剑客之一的葛锐，在３家不同的公司购买了同一种治疗性病的假药，然后分别在郑州市３个区法院起诉索赔，结果３个法院使用了不同的法律，出现了３种不同的判决。

　　同为三剑客之一的刘政军，则比葛锐幸运得多。刘政军曾在河南泰隆商场购买了假莎提萱琳女式长、短裤各一条进行索赔，结果，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２日，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判定刘政军为消费者，要求河南泰隆商场双倍赔偿。此案例被中原区法院列为“先例判决”。正是有此先例，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２日，刘政军的第２起类似官司——刘政军起诉郑州商业大厦一案，该院仅用了２０多分钟便宣告结案。

　　变革往往不是中央统一部署的。重庆市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索通律师事务所受市人大委托，起草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虽然主持法规起草的律师韩德云在兴奋中也有遗憾，“我不是太满意，最后要实行的法规虽然采纳了我们的一些表述方法，但是从结构到语言，都对我们起草的最初的文本作了许多伤筋动骨的改动”，虽然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物业处处长朱希全直白地说，后来“基本上是推到重来了”，但中国律师在参与政治事务上，总算有了个起点。

　　“１０万元左右。”韩德云向媒体透露了这次起草法规的成本。按照他的语气，这个数字对于他，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不算多。据称，这８个月，如果１２个执业律师不做这个法规的起草工作，至少可以多赚上百万。起草完成后，索通所获得了重庆市人大的８０００元立法经费。８０００元是重庆市人大能够支付的最高立法经费。

　　这８０００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参与立法的１２个律师每人每个月可以从一个省级的国家权力机关获得８３元钱的补贴，平均每天不到３元钱，而重庆出租车的起价是５元钱。“其实，我曾经拒绝从人大获得这８０００元，我提出只要象征性地收１元钱。你给我１元钱就说明我是独立的，受委托的，劳动成果是受尊重的。但人大说一定要给，而且要按照最高标准来给。这让我很感动。”

　　司法体制健康运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然而，在２００２年首次举行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也遇到尴尬，“西藏全境的考生，通过２４０分分数线的只有６个，分数线降低５分后上了１个，总共就７个。青海呢，考上了２０名，降低分数线后进来了２位，后来通过查分又进来了一位，青海全省一共才２３位。”

　　青海在录取分数线降低后，也只有１．４８％的通过率，远远低于全国７％的平均通过率。贵州只有１２８人达到２４０分的合格分数线。甘肃、云南也分别只有１７５人和３７６人，广西的通过率仅４％左右。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海市通过１１２７人，通过率为１１％，上海一个区县的通过人数约是青海全省的３倍，是西藏全区的１０倍。

　　如何解决西部法律职业后继无人的状况，有降分派和调人派之争。

　　贵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李世宇显然是降分派，他说：我们让北京的教授到省城贵州当教授都不愿意，怎么可能有人到贵州一个乡法院当法官？即使行政命令必须来，他也难以安心工作，文化生活、工资待遇等等差别太大。我的一个学生是贵州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县财政发不出工资，就把农民卖不出去的萝卜当工资发了，你上海来的法官能受得了吗？再者说，法官不仅仅要懂法，还要懂情理，你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不了解，怎么判得好案子？还别说有的地方讲苗语，你连当事人的语言都没法听懂。

　　司法部司法考试司司长杜国兴则属于调人派，他指出，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目的是测试应试者是否具备法律职业应具备的资格能力、知识水平和相应素质。如果通不过考试，就说明你本身就不够格，单靠降低分数线终究不是办法。法律职业是特殊职业，其他有差别就算了，法律不应该有差别。不能说不发达地区的法官、检察官随便对付一下就算了。法律的本质精神是平等，这个平等权包括不发达地区的人也能平等地获取法律的保护。法律职业人的素质差了，就不能保证这个平等。而且，司法活动是开放性的，发达地区的人也可能要到西部地区应诉。

　　其实，并不一定在最贫困的西部，就是在东部，在中部，法官的地位也是不高的。

　　１９９３年河北省曲阳县董家马乡政府在修乡间公路时，欠下该县庄伙乡马家岸村村民马三立的白灰款，官司反复打了几年，法院判定原董家马乡政府的债务由下河乡政府承受，并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８日下河法庭强制划走２５０００元。２００２年１月５日，下河乡法庭就被砸了，说这钱是给教师发工资的。此后法庭大门紧锁，法官不敢上班。

　　２００２年 大法官开庭审案

　　３月，中国开始执行法官、检察官职称制度。

　　根据中国１９９５年颁布的《法官法》规定，中国法官分为首席大法官、大法官、高级法官和法官四等，其中首席大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担任。首批大法官、大检察官分别有４２人。这次还评定了高级法官３万多人，法官１８万多人。

　　有论者认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包括规范法官和检察官队伍的建设，的确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必需的。但是，从这一次公布的大法官和大检察官的名单中我们发现，这４０多人全部都是各级法院、检察院的院长和庭长。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名单来看，似乎职称的高低与职务的高低是成正比的。

　　评论说，据我们了解，这些名单中，有些被授予大法官、大检察官职称的行政领导并非是专业地、长期地从事法律工作的，是因“工作需要”被调到法院、检察院担任领导职务的。这就对法官、检察官的职称评定的依据提出了问题。打一个比方：将来如果有一天，他们中的某些人又因“工作需要＂被调离到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那么，他们原先所拥有的大法官、大检察官的职称是否还仍然有效？如果仍然有效，那么他们是否还拥有审判权和公诉权？如果失效，那么，这种随着职务走的职称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评论说，进一步讲，把法官、检察官定位四级的实际意义又是什么？一个大法官在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上是否比那些低级别的法官拥有更大、更多的权力？如果是的话，这种以级别确定法官权力大小的法理依据何在？它又会对法院的审判工作产生何种影响？比如，人们可不可以要求高级别的法官而拒绝低级别的法官审理他们的案子，因为既然前者的级别高，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水平高，因而更能保证审判的公正？

　　评论最后说，依据我们的观察，在现代法治国家里，法官似乎并无级别之分，而只有管辖权限之分。有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有大法官这样的职称，也只是表明这些法官专审某一类案子而不审理另外的案子。依据法治原则，任何一个法官，他的审判都是独立的，他所做出的裁决也是有效的。难道一个高级别的法官，就有权干预一个低级别的法官的审判并推翻后者做出的裁决吗？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此论也许过激，实行法官、检察官职称制也许有人们所不知的深意。继职称制前后，法官还披起了黑色法袍和西服，法庭审理还采用了槌。这些都有助于增加法官的声威。但我们不可想象一位法官身着法袍，当街下跪。但有警察楞就下跪了。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４日中午，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大街加油站转盘处发生拥堵，往来车辆和人群排出了五六百米的长龙。此时，东河区交警大队交警温永胜中午下班途径此地，职业习惯趋使他向人群最密集的地方靠近。他一边示意被堵车辆绕行，一边劝阻群众离开路口，同时还紧急联系中队，请求增派警员疏导。温永胜一人周旋在人潮之中，无法疏导拥塞的交通。面对越来越长的被堵车辆和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突然“扑通”一声，温永胜跪在了人群当中！

　　他说：“大家不要再堵塞了，你们站在这里半小时，这里的交通至少要堵上两个半小时。”人群里不时传来谩骂声，还有人扔进饮料瓶，温永胜没有躲闪，跪在那儿有１０分钟。这时一位长者对着人群喊：“男人膝下有黄金呐。他是一个警察，我们不要再让这位同志为难了！”随后人群开始骚动，道路渐渐被腾开。一直站在温永胜身边的妻子把他搀了起来，两人上了一辆车离开了。

　　事件发生后，温永胜没有对任何人提这件事情。一周后，当时目睹此事的东河区某领导在全区政法大会上重新过问此事，并说出温永胜的警号，这个为工作而下跪的包头交警才浮出水面。

　　包头民警曹克林对同事温永胜的做法非常钦佩：“作为一名交警，首先职责是疏导交通。从其行为结果看，温永胜的举动并没有给我们交警丢人。在危急时刻，温永胜给我们的衣食父母下跪，他的情操是高尚的。”

　　而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认为：包头交警下跪事件是一种个案，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它没有普遍的代表性。从理性上看，交警代表着法律的尊严，当法律权威无效的情况下，采取了下跪这种非常规的做法，这是计无可施，我本人对该交警尽职尽责的行为表示敬佩，但也不能普遍褒扬。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刘翔平认为：这个警察的情商很高，他恰当地利用了人们的情绪，让事情向积极的一面发展。也许有人认为一名执法者当街下跪丢了面子，但我认为这恰恰体现了这名执法者的平等意识和法律的尊严。什么是人的尊严、法律的尊严、国家的尊严？真正的尊严应该是通过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体现的。还有什么比人民大众的情感更高的尊严？

　　警察向人民下跪可耻，那么向钱，向不合理的规定下跪就不可耻吗？

　　４月１２日上午９时许，家住在甘肃省保育院家属院７６岁的李老太太，在横穿铁路时，被飞速驶来的火车撞断左腿，血流不止。只见这老太太躺在石台阶上，而兰铁公安处的几名民警则站在老太太身旁。９时４０分，１２０急救中心医务人员赶到，但被警察挡住。医生提醒警察：“失血过多，耽搁这么长的时间，老太太性命难保。”但现场警察依然不允。

　　１０时１５分，铁路医院的医生赶到，将伤者拉往铁路医院救治。１２时４０分，老太太因“创伤失血性休克，循环呼吸衰竭”而死亡。省急救中心的张寿科医生说，老人如果内脏没有出血，单是骨折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事后，兰州铁路局提供了一份处理路外伤亡事故的文件——《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其中要求对路外伤亡人员的处理，要组织人员护送到就近医院急救，随后的括号里注明：就近医院以铁路医院为主。

　　到底是生命重要责任重要，还是病源重要钱重要？对照起来，温永胜的心是金子。

　　遵守法律，敬畏公理，这是每个官民都应有的平等意识。

　　４６岁的朱恒宽现任河南省葛市市委书记，８月１４日刚刚上任。在此之前，他在焦裕禄曾工作过的河南省兰考县任县长、县委书记达５年。就在离开兰考前不久，７月１７日，朱恒宽以“诽谤罪”为由起诉（刑事自诉）一位上访农民。

　　被起诉的农民叫何保安，兰考县架子乡何庄村人。何保安的上访起源于４年前。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兰考县阎楼乡大李西村与架子乡何庄村近千村民因土地纠纷发生冲突，尽管时任兰考县县长的朱恒宽率１００多名干警及时赶到现场，冲突仍造成何庄村村民２人死亡，１０多人受伤。死者之一即是何保安的父亲。

　　何保安认为，“５·１１”惨案的发生，完全是县长不履行职责造成的，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在事发两周后的５月２５日，受害群众１００多人再次赴省城告状，途中，县长朱恒宽下令抓捕死者女儿何巧真等３０名群众，构成“滥用职权罪”。

　　朱恒宽则认为，“５·１１”事件前后，他作为领导及时、称职地履行了职责，伤亡后果完全是不可抗拒原因造成的。死者家属长期纠缠上访的真实目的，是想获得政府的巨额赔偿，但这笔钱却不应由政府拿，尽管政府已从人道及民政角度给了何家数万元。朱恒宽说，“钱是兰考人民的钱，不能谁闹得凶就给谁钱。”

　　４年来，双方就长期处于这种不肯妥协的境地。何家多次到省城及北京上访。据兰考县方面反映，仅在最近数月，何庄村就有７批９次到河南省委门口静坐，散发材料或打横幅。

　　朱恒宽说，在省里早就有结论的情况下，何家仍然纠缠上访，除给他造成直接的身心伤害不说，他的提拔使用也被搁置，党的十六大代表候选人资格也因此被取消。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５日，何保安再次带领数十村民到河南省委门口上访。７月１７日，朱恒宽感到“这事没个了了”，因此痛下决心诉诸法律，最后采取了刑事自诉方式。

　　县长也是公民，也有诉讼的权力。朱恒宽使用公民的权力，而不是动用官的权力，朴素。

　　２００２年 夫妻家中看黄碟被逮

　　８月１８日晚上１１时许，陕西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万花派出所接到举报，称有人在播放黄碟。接警后，派出所民警来到举报所称的播放黄碟的房屋，发现是两夫妻在观看黄碟。当民警欲扣押收缴黄碟和ＶＣＤ机、电视机时，与这家男主人张双树发生冲突，张用木棍将民警“打了一下”，当晚被派出所带走并留置到第二天。

　　两个月后，１０月２１日，张被公安分局刑事拘留。１０月２８日，警方以张双树涉嫌

　　妨碍公务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１１月４日，检察机关以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批准逮捕，并退回警方补充侦查。

　　案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人通过媒体或者其他途径对警方的行为表示反对，认为“公权不应该随意干涉私权空间”，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发表谈话，对警方的行为进行批评。

　　对“公权干涉私权空间”的批评，万花派出所所长贺宏亮大倒苦水。他说：“看黄碟的地点根本就不是家，而是一个诊所，从严格意义上讲，那是公共场所。”

　　按当地人的指点，《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案发地。看黄碟的具体地点在宝塔区万花山乡毗屹堵村的一处诊所后屋。诊所由两个通透的商业门面用房构成，里面摆有５张用于输液的床铺。在诊所内，有一个没有完全隔离的小空间，里面摆放着一张床和电视机等物品，这就是看黄碟的地方。

　　１１月３日下午，张双树在宝塔区看守所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当天晚上，他们夫妇俩确实在诊所内看了一会黄碟。他说，自己家住在宝塔区元龙寺乡槐树屹台村，妻子娘家则在诊所后面的山上。３月份，他在所租的商业门面内开了诊所。为了方便，他和妻子常常住在诊所内，但“主要家具和生活用品放在山上租的一个窑洞内，因为上面大些”。

　　公安局认为，诊所位于繁华地段，人员来往众多，不能算是家，因为夫妻两人有另外固定的住处。但诊所周围的群众则说，虽然诊所的房屋是张双树租用的商业用房，但他们夫妻俩“基本上在诊所内生活”，应该看作是他们的“家”。

　　关于诊所是不是家，各方尽可以辩个天翻地覆，玩残文字游戏。但有一个基本的道理：咱小老百姓私下看黄盘到底算个啥事？

　　沈默之认为：法律对夫妻看黄片不进行任何规定，这种现状我认为是最适合的，因为这既不会鼓励人们制黄贩黄，也不会鼓励别人无端干涉他人私生活。而且既然法律无明文规定，自然也就谈不上非法，只要不因此伤害到他人，警察先生是无权过问的。“无伤害”作为一个原则，事实上已经越来越被接受为一个立法和执法的基础，在近来年的执法领域中也不断得到实行。无伤害原则在不违背既存的法律和道德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顾及了公民在隐私范围内的行为自由，它的确立，实在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进步。

　　李凤章说得就更白：再退一步，即使他是卑贱的，卑贱也是个人的权力，人是世俗的存在，又是多样性的存在，吃着五谷杂粮，有着七情六欲，只要卑贱不在违法犯罪之列，我愿意卑贱又碍着谁了？选择卑贱的私生活方式乃是自由的当然之意，捍卫卑贱的权力就是在捍卫自由，对卑贱的干涉就是对自由的伤害。一个个人拥有卑贱权力的社会就是一个宽容的社会，一个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的社会，一个从泛道德主义走向法治的社会，一个个人自由得到充分捍卫和尊重的社会。道德论者打着各种各样的道德旗号，来对别人的私生活横加指责，岂不知自由恰恰是最高的道德准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也许我不卑贱，但请给我卑贱的权利。

　　１２月３１日下午，延安市宝塔区公安局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并赔偿医药费、误工费共计２９１３７元人民币。

　　警察有警察的权力，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权力，但显然前者是强者，干着干着就越了权。

　　兰州市公安局７月２６日致函当地６家媒体，称１６位记者不宜再到该局采访，记者再来该局将不予接待。事情一经披露，新闻界惊悸之余又颇感束手无策。谁有权把１６名记者列入 “黑名单”？

　　“愚蠢”，警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人士脱口而出道。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直言，警方此举是无效的、越权的，警方没有权力限制记者采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则把警方此举看成是对媒体采访权的侵害，实质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侵害，一个公众机构不仅无权拒绝媒体采访，甚至对记者的采访也没有选择权，因为记者采访是代表受众的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

　　兰州警方何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曾任职于最高法院的张泗汉教授认为，我国法律对新闻的权利和警方的职权界定得都不清晰。喻国明教授介绍，国外明文规定公众机构不可拒绝采访，如无特殊授权则必须回答记者提问，我国法律没有相应规定是一个缺陷。

　　搜狐网站进行了题为《兰州１６名记者被公安局封杀，您对此事怎么看？》的调查。调查分四个选项。其一“活该，记者不是什么好东西”选票为１６１６１，占３０．０９％。其二“公安局滥用权力，欲盖弥彰”选票３０４７２，占５６．７４％。其三“双方都缺少法律规范”选票为６５７２，占１２．２４％。最后“其他”选票为４９５，占０．９２％。

　　尽管中国社会议论多多，矛盾多多，但公民的权力确实在一步步归位。

　　１０月２５日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３０次会议上，首次提请审议的《公民身份证法（草案）》引起了广泛关注。

　　与１９８５年颁布的现行《居民身份证条例》相比，有关身份证规定的变化将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将“居民身份证”改称为“公民身份证”；二是扩大发证范围，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取得中国国籍的外来人口以及现役军人在内的年满１６周岁中国公民，都有权并应当申领身份证；三是严格规定了查验和扣留身份证的情形，只有对有作案嫌疑的人和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现场查明身份的人，以及在其他法定情形下，警察经出示执法证件才能查验公民身份证。除人民警察对依照《刑事诉讼法》对被执行强制措施者的公民身份证予以扣留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扣留公民身份证。

　　３月，外交部通告，中国将放弃使用因公护照。目前，中国护照分外交护照、公务护照、普通（因公、因私）护照和港澳特区护照。在国内，因公护照被赋予了很多与护照毫无关系的内容，甚至成为市场经济的管理手段。同时，因公护照也引起很多国家驻华使领馆和移民局的质疑。全球仍然持因公护照出国的国家只有中国、朝鲜和越南３国，其他国家一般只有３种护照：外交护照、公务护照和普通护照。

　　从９月１日开始，上海市绝大多数市民，凭身份证、户口簿就可以办理护照，１０天内即可办妥。

　　１１月１日起，《吉林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开始正式施行。《条例》第３０条第２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生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立法不是为了限制公民，而是要在不违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吉林省政府法制办行政法规处处长张满良说：“在这个多元化时代，有人选择终生独身，按以前的规定，他们的生育权就被剥夺了，这是不公平的。”

　　该法正式出台后，人们仍然对其看法不一。东北师范大学法学教授孟繁超表示：“比如，决定生育的这个独身女性在孩子尚未长大成人时，意外死亡，孩子该由谁抚养？其生理上的父亲是否该承担一定的抚养责任？又比如，生理父亲年老体衰之际，这个孩子是否该履行赡养义务？而且，这个孩子有享受父爱、接受父亲教育的权利，他有权知道父亲是谁，这些矛盾如何解决？”

　　更有人提出：一位年轻的女性，她会在比如２５岁或者３２岁，倾向于终生独身，于是按照规定就有了“非婚生育权”。但是在有了孩子后她又倾向于不再独身了，问题也就来了。那位女性同样还具有结婚的权利，而作为她的丈夫，同样有婚后的生育权。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婚嫁权和生育权，那么非婚生育的规定事实上可能成为一种计生漏洞。如果因为已经有了非婚生育的事实，因而拒绝给予这种结婚权或生育权，那么，一种始于良好的愿望而制订的法规，实则成了并不人性的作俑者。

　　个性化车牌亦闹了个尴尬。８月１２日，由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在北京、天津、杭州、深圳四个试点城市统一进行的“２００２式”新机动车牌开始抢注。由于此次个性车牌在３个英文字母和３个数字组合上没有限制，所以ＢＴＶ（北京电视台台标），ＦＢＩ（美国联邦调查局英文缩写），ＵＳＡ（美国），９１１，２６３．ＮＥＴ（著名网站名称），ＳＥＸ（性），等等个性车牌，被抢注成功开上了这四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没几天试点就被停了。

　　有人称此为“酷时代之无厘头”，戏文道：我们兴奋地上了车，脱下高跟鞋光着脚丫子开始飙车。有一辆黄色吉利更疯狂，看了它的车号９１１·ＵＳＡ，我们立刻气馁决定不再较劲。那天正巧是沸沸扬扬的个性车牌停发的第一天，我觉得英明果断正确。要是美国佬看见了会怎么想，换成他们开着ＣＨＮ·９１８，你试试，他们不瘪车也得瘪。那天报上还登了一辆车号为ＳＯＳ·１６８吉利被撞得不成样子的照片，稍微唯心主义一点就会觉得这车真有灵性。

　　戏文接着侃：不管怎样这个性车牌停得真是时候，于公于私都是好事情。倘若有人打着ＢＴＶ·００１、ＮＥＣ·００１、ＴＣＬ·００３的牌号去搞诈骗活动，够让这些企业头痛吧。王保东，盼望自己发发发，他肯定会选ＷＢＤ·８８８，或者陶敏娣期望自己儿子能发财，她应该会选ＴＭＤ·１２８。再假设有个酷似韩国人名字的宋恩喜，偏巧他不懂英文又不肯请教别人，还渴望自己顺顺顺，于是他就会来个ＳＥＸ·６６６。至于ＢＭＷ·７４５这样顶级车牌正好挂在国产微型车的后屁股上，恳请宝马的首代不要难过，总有一天这个车主会成为你忠实的客户。

　　生活越来越丰富，个性越来越张扬，但眼下还是有许多不顺心的事。一位署名“公民”的人在《中国青年报》上讲了这么个故事——

　　我弟弟来深圳没有几天，还没有来得及办暂住证，就在一天晚上去罗湖的时候被警察拦住查暂住证，被当作“三无”人员送上了警车——尽管他有身份证和边境证。他花１０元钱用另一个被抓者的手机给我打了电话，等我赶到派出所时，弟弟已被送到了收容所。

　　我惴惴不安熬到第二天早上，急忙赶到收容所。门口已是人山人海，有五六个人贩子在挨个问要不要领人，价钱是５００～１０００元。起初我不敢相信他们，只想等上班后有什么合法的途径领人。虽然外面贴着８：３０至１１：３０上班，但领导９点多才来，１０点半就不见了。而从９点开始，被抓的人已开始陆续遣送，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被押在囚车里送走了，连见面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我无可奈何地找到了人贩子，价钱谈到９００元。他还说我要是早点找他，可当场就把人领出来，现在只能等去汕头领。我又熬到了晚上才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说已经到了汕头，要我赶快带钱去领人。到了凌晨，人贩子告诉我已到布吉，我带了１０００元钱赶到布吉，人贩子还算义气，一手收钱，一手放人，也没多要。于是我弟弟又凭着没有被检查也没有被没收的边境证合法地入了关。

　　再看我弟弟，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手表没有了，皮带没有了，皮鞋变成了拖鞋，白衬衫上齐齐地两个脚印。问他话时几乎没有答话的力气，只是说头天晚上被拉到派出所后点了一下名就被送走了。刚到收容所就有人进来搜钱，他因为藏了１００块钱在皮带下被搜出，所以被踹了一脚。不过还算客气，搜走３００多块钱后还给他留了５元说是给他打电话。后来被踹的第二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蹲在水泥地上的姿势不太好看。但这也仅是推测，因为打人者从来不说原因……

　　这样的故事再也不要听到了。不知道将来人们扛着《公民身份证》，是否能不再被踹？

　　２００２年 江泽民布什两次握手

　　仅仅一年多以前，中美关系还处在紧张甚至冷战状态。美国总统布什刚一上台，就几乎全面推翻克林顿政府与中国确立的美中关系发展框架，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称要“尽其所能协防台湾”，称在亚洲“盟国的重要性高于中国”，致使中美关系乌云密布。２００１年４月１日撞机事件则一度使两国剑拔弩张，中美关系跌入谷底。

　　无可否认，９·１１事件使中美关系微妙改善。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发生后４个多

　　小时，江泽民即致电布什：“我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慰问，并向死难家属表示哀悼。”中方在行动上不愿过分亲热，言辞之间点到为止。

　　到了９月１３日，布什亲自打电话给江泽民，证实他在１０月下旬将如期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合会ＡＰＥＣ首脑会议，并如期访问北京，同时要求中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给予协助。至此，江泽民才顺水推舟地表示：“这次袭击事件不仅给美国人民带来灾难，也是对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真诚愿望的挑战。”两天之内，中国对美国由冷转热。

　　肯定不是巧合，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１日，江泽民与布什在北京会谈。而３０年前的同一天，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结束新中国与美国３０多年的不正常关系。

　　美国《华盛顿邮报》２月１７日发表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关系学院对华政策专业教授兼主任戴维·香博的文章：周四，布什总统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与尼克松总统在北京的停机坪上走下空军一号专机恰好相隔３０年。斗转星移，总统出访的理由却是一样的：华盛顿同中国接触、让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并能促进国际事务的稳定。

　　文章说，现在，布什的对华政策依然走上了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这几位前任的老路。所有这些前任无论起点如何，最终都倾向于拉拢中国而不是遏制它或与之对抗。欣然接受这套道理足以说明布什政府所绕的弯子。总统在这种时候访华不是没有经过内心的斗争和政府各派的争论。他入主白宫时所任命的国家安全班子对中国及其意图怀有浓厚的疑心。

　　一边是合作，一边是防备。这一点有目共睹。

　　西班牙《起义报》１１月２５日载文称：虽然许多美国人希望从中国这个拥有１３亿人口的市场中获利，但是布什政府并不希望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实力和影响超过美国。一方面，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在经济上进行合作；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正努力寻找遏制这一正在成长的巨人的方法，例如在亚洲部署反弹道系统。中国希望在国际上保持一个无害经济大国的形象，但是美国并不理会中国的这一努力。

　　总体而言，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超出它在美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影响到它的正常发展。

　　在经济方面，两国经济贸易额一直是呈直线上升。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１０年里，双边贸易额增长了６倍。２００１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３７２０多亿美元，其中中美贸易额为７４４亿美元，占２０％，如果加上经香港转口的份额则占３０％。美国现已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按照美方统计，中国大陆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对外出口总额的２１％，中国在对美贸易中得到的巨大顺差（按美方计算），达到７００多亿美元，成为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来自于民间和市场的推动，另一方面在于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政治动荡的影响，具有独自的发展规律；两国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又反过来成为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润滑剂，如果没有它，中美两国的政治矛盾和摩擦还会加剧。

　　进入４月，中国高层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密集出访。４月８～２２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依次出访了德国、利比亚、尼日利亚、突尼斯与伊朗等５个国家；在其行程近半之际，政府总理朱镕基即启程前往土尔其、埃及、肯尼亚３国访问；随即是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于４月２３日前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访问，并在访问完这两个东南亚近邻之后，于２７日开始其令人瞩目的美国之行；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也前往欧洲，重点是访问英国。加上４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的日本之行，在短短一个月内，中国高层的５位重要领导人相继出访，对象国遍及亚、非、欧、美四大洲。

　　如此密集的出访，加上其特定的背景和时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兴趣与关注。分析人士猜测中国这一外交攻势包含有某些中国国内政治生活的因素，以及寻求同频频挑衅中国的美国进行抗衡的考虑。

　　“那种认为中国外交有浓重针对美国色彩的看法，其实是太过于以美国为中心来看待国际关系与外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金灿荣研究员说，“此次高层出访，其实还是中国一贯的全方位外交的表现。”９·１１事件之后，国际社会的多边协调和交往比较频繁，而单个国家的传统外交活动则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中国目前只是恢复了这种正常的外交活动。

　　日本《每日新闻》１０月２８日载文称：１３年中树立起来的自信使江主席在外交上游刃有余。江主席访美和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洛斯卡沃斯会议，被定位成十六大召开前中国最重大的外交活动。１９９３年江泽民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西雅图会议，接着他在１９９７年访问了白宫。最终克林顿总统在１９９８年正式访问了中国。本次是江主席与布什总统之间的第三次会谈，而且被邀请到了总统私人农场。２５日江主席做客美国总统布什的私人农场时，身着便装坐上布什驾驶的汽车进行了参观。比起会谈内容来，此举更能凸显美中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２００２年 陈水扁台独言论遭贬

　　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一直有想法，到了８月，陈嗓门升高。

　　８月３日，陈水扁在向极端台独组织“世台会”发表讲话时，公然声称“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鼓吹“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在台湾社会引起强烈震动，受到舆论和各界的质疑。

　　《中国时报》评论说，陈水扁已经变脸了，他的“一边一国”论，其实就是李登辉的“两国论”的另一说法。陈水扁从承诺不介入党务，到兼任民进党主席；从保证在任期内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到宣示“一边一国”，并要“认真思考”公投法的迫切性，这不仅是陈水扁政治承诺渐进崩盘的讯号，更是两岸互动陷入不确定状态的起点。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徐博东教授指出，台湾经济的发展与两岸关系的改善紧密相连，陈水扁为了一己之私，企图通过挑衅一个中国原则来转移岛内民众的视线，来缓和目前的经济困境，完全是南辕北辙、饮鸩止渴的行为，无异于自杀、自残。他的台独言论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只能使台湾经济陷入更加恶化的境地。

　　美国是世界上惟一卷入中国台湾问题的大国。８月７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麦科马克说：“我们对中国、台湾以及双方之间分歧的政策是长期的、众所周知的和不变的。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麦科马克强调，台湾当局已经公开强调，陈水扁３日的谈话并不表示要寻求台湾独立，美国愿相信这项声明是真的。

　　同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说，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会影响２００８年北京举办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对此它很有信心。

　　美国人对陈水扁台独的抑制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中美关系发展主流不会改变。但小的摩擦是不会断的。

　　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承认，当中国空军的侦察机９月１９日首次飞越美国鲍迪奇号间谍船上空时，鲍迪奇号在黄海海域的活动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事情发生时，鲍迪奇号正在距离中国海岸约１００公里的黄海海域进行海底地形绘图，同时进行用拖带式声纳监听水下情况的作业。

　　一开始，中国空军的侦察机飞临鲍迪奇号上空，似乎是核实美国舰船的身份，并且对其活动进行监视，此时，中国侦察机与美国舰船保持数百米远的距离，飞行高度比较高；不久，一艘中国侦察船开始对鲍迪奇号进行尾随侦察。鲍迪奇号没有理会中国舰机的出现，继续进行测绘和监听。

　　很快，中国空军又出动了Ｙ８和Ｙ１２侦察机，这次，侦察机从３０～１５０米的高度超低空掠过鲍迪奇号，作绕圈飞行，并且用国际通用通讯频道警告说，鲍迪奇号正在从事“犯罪活动”。但鲍迪奇号置之不理。这样反复６次之后，一艘正在附近海面上作业的中国渔船撞上了鲍迪奇号上的拖带式声纳，把声纳上的水下听音器撞飞了。监听不成的鲍迪奇号只好离开了黄海海域，驶回设在日本的美国海军军港进行维修。

　　另一则被国际媒体报道的中美军事叫板是电子战。７月，美小鹰号航母战斗群的雷达搜索到了解放军海军的军舰，并且发现航母战斗群遭到解放军军舰的电子干扰。本来就处于演习状态的小鹰号航母战斗群立即进入战斗状态。航母战斗群司令一方面下令小鹰号上的舰载电子战飞机——ＥＡ－６Ｂ徘徊者电子战飞机、Ｅ－２Ｃ海上鹰眼预警机和Ｓ－３海盗反潜电子战飞机紧急升空，在航母战斗群上空的空域盘旋，另一方面赶紧向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紧急请示处置机宜。

　　太平洋舰队令其以电子战来反制，并且下令驻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的ＥＰ－３电子战机紧急飞往事发地点进行增援。得令后的小鹰号航母战斗群，立即对中国海军舰只和东南沿海的解放军军用通讯线路发动电子攻击。

　　与７年前的那次交手相比，这次电子攻击的效果让美军有点吃惊：解放军除了防守严密外，还频频施以还手。尽管这次电子战，最终还是让美国人占了点上风，但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官员透露说，解放军电子战能力的进步“令人吃惊”，美军在这次电子战中出动战机的规模不逊于１９９５年所出动的兵力，而造成的效果却比当年差了许多。

　　军事叫板越少越好，但经济摩擦倒未必全是坏事。

　　３月２０日，美国限制钢铁进口的“２０１条款”正式启动。按其规定，美国将对钢材、长板等进口的主要钢铁品种，实施为期３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加征高达８％～３０％不等的关税。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进口钢铁施加的最严重的一次贸易限制。当日，中国外经贸部和钢铁工业协会组成的中方代表团抵美进行磋商。

　　实际上，受到倾销祸害的是中国，洋钢材正低价大举登陆。据海关统计，２００１年中国共进口钢材１７２２万吨，增长７．９％，花去外汇８９．６亿美元；出口仅４７４万吨，减少２３．６％，创汇１８．７亿美元。

　　２００２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钢材进口平均税率比上年普遍下调了２～５个百分点，进口成本进一步降低。美国“２０１条款”生效，势必更影响中国钢铁产品对美出口。由此引发的国际钢材生产大国对美出口不畅，很可能转化成向中国的大量出口，致使中国钢材业遭受双重挤压。据海关统计，２００１年中国钢材对美出口７４．３万吨，比２０００年减少５５万吨，已下降了４３．５％。

　　５月１３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新农业法案经布什总统签署而成为法律。根据该法，今后１０年内，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农业的补贴将达１９００亿美元，比旧法规定的补贴增加了８０％。

　　世贸组织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多哈会议上，各成员同意开启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美国曾承诺逐步减少农业补贴，如今，不到半年就变脸，为国际社会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布什声称，这一法案将给美国农民“提供一个安全网”，有利于美国农业，也有利于美国经济。

　　有论者认为：对进口钢铁征收高额关税，对国内农产品实行高额补贴，这是最近美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下的两手臭棋。其实布什政府未必不知道这两招违背了ＷＴＯ精神，而且从长远看也不利于美国钢铁业和农业的良性发展。但是政府都是短期行为者，而短期目标中最为政府看重的目标，又当属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

　　论者认为，不难看出，上述两手臭棋明显有着美国政治选举的烙印。说穿了布什就是为本党、本人拉选票才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这里的“天下”显然指的是全世界而不是美国），以至于连平时信誓旦旦要恪守的自由贸易原则此时也弃之不顾，暴露出一幅厚颜无耻的政客嘴脸。

　　布什的翻手为云，并不妨碍中国人继续热情接待他的前任克林顿。５月２３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突现深圳，应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邀请，发表了半个小时的题为《ＷＴＯ与中国经济》的演讲。据悉，克林顿的出场费达２５万美元。由于克林顿的大驾光临，深圳威尼斯酒店也是如临大敌，百米开外即有保安护场，克氏接下来的演讲地是新加坡。

　　２００２年 大锤砸向奔驰轿车

　　什么叫店大欺客，奔驰让咱见识了。

　　刚听说武汉乡亲的大奔出毛病了，屡修不爽，急眼了，招记者来现场砸大奔，咱笑，做秀嘛，做就做吧，每种动物都有生存的权利。后又有中国学者认为，即使中国消费者用错了油而使大奔出毛病，责任也是奔驰公司的，因为消费者用错油是生产者可预见的失误，咱又笑，一家之言嘛，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

　　及至后来又听到许多事，咱不笑了。德国咱去过，在慕尼黑的公园里挨过雨淋，还觉得树美草美雨更美。罢了，今后就是德国人不给咱签证，不让咱去淋雨，咱也要说道说道。

　　１月３０日上午，珠海市香州区人民法院准备开庭，审黄先生告奔驰质量问题。差几分钟了，宣布推迟开庭，因为被告戴姆勒·克莱斯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说这奔驰跟他们没关系，把个挺严肃的中国法院凉了个趔趄。

　　吃了一闷棍的不只是黄先生一案，所有告奔驰的中国人都挨了一棍：德国奔驰的全称是什么？地址在哪里？——这算问题吗？都ＷＴＯ了，都全球一体化了，都信息爆炸了，一个全球著名的大公司，一个在中国销售成千上万产品的大公司，中国人竟找不到它的地址？这是个问题吗？

　　这就是个问题。据报道，不论是经销商还是特约维修厂，都拒绝告知奔驰的地址。最终还是律师从奔驰公司的主页翻译得出“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又找到奔驰北京办事处，但人家不承认，说这是两个机构，都是独立的中国法人，因此无权接受针对另一独立法人的诉讼文件，两个都不是东西。

　　中国人说三个和尚没水喝，德国人说两个肩膀都是软骨头。早先德国人不这样。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西德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首都华沙，众目睽睽之下扑通一声下跪，令世人感叹，勃兰特获１９７１年诺贝尔和平奖。相比之下，日本人对战争罪行的歪曲和遮掩，就令邻邦蔑视。

　　但是，恰在珠海市香州区人民法院，此前受理了一起日本丰田公司的诉讼案，丰田总部立即派员按时出庭解决问题。这个例子不能说明日本人变得明白事理了，而德国人变得阴损狡诈了，但奔驰人的推三阻四，实在透着自卑下贱，哪怕你扯着嗓子吼一声“俺就是不赔！”，咱也认你是条汉子。

　　奔驰人不重要，找得到找不到奔驰的地址也不重要，咱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３５条说得明白：“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力收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经销商不是装孙子吗？您老先关门吧。

　　其实，就是上了法庭，奔驰也不一定就败诉，谁家的车不出点毛病？但怎就这么猥琐？换句话说，奔驰就是赢了官司，也可能会丢了人心，丢了市场。

　　美国友邦保险集团就折过一回。

　　１９９５年，一位老上海拿出解放前投得的上海友邦寿险保单，要求友邦给予赔付。上海会留下多少这种旧保单？能赔多少钱？但美国人太较真，太讲究法律责任，他们认定现在的友邦与解放前的友邦没有法律上的继承关系，拒赔。

　　但上海老百姓不认这个理，用脚投票。结果友邦上海业务大受损，１９９５年友邦保费收入近３．９亿元，市场占有率２３％，但到了１９９６年其保费收入就跌到了３．８亿元，市场份额只剩１３％了。这里面肯定有旧保单事件的影响。

　　很明白的，不管是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还是奔驰北京办事处，与奔驰总部都是有关联的。缩着藏着阴着损着，不能蒙蔽中国老百姓雪亮的眼睛。见过迂的，但没见过这么迂的，奔驰做了个极蠢的危机公关。

　　大不了，奔驰咱不坐了，成不？中国已出现了由奔驰车主组成的“２３人奔驰汽车质量问题受害者联谊会”。

　　２００２年 爱立信倒戈

　　外资正以空前速度涌入中国。

　　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称：２００２年上半年，全国外商投资协议额猛增４０％，实际投资数额增幅１５％，平均增长２７．５％。来自外经贸部的统计显示，１～４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８９２０家，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长２０．０１％；实际使用外资金额１４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９％，增幅是２００１年全年增速的近一倍。有调查结果显示，

　　８９％的在华外商计划未来３年增加对华投资，年增资额将达４５亿美元。

　　据世界著名的管理顾问科尔尼公司９月２３日公布的最新的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调查结果，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调查显示，到２００５年，世界上将新增４亿左右年收入超过１万美元的人，其中有一半将是中国人。强大的购买力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纷纷涌入的原因。此次调查是针对全球１０００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财务总监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所做。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公布的《２００２年世界投资报告》称，全球２００１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比上一年猛跌５１％，降到７３５０亿美元，这是１０年来的第一次下降，３０年来的最大的一次降幅。发达国家下跌了５９％，只有５３５０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下降了１４％，只有２０５０亿美元。流入４９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全球总额的０．５％。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全球性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跨国公司的信心下降。美国发生９·１１事件又加重了这两方面的原因。

　　该报告透露，２００１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４７０亿美元，比２０００年增长１５％，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在全球居第６位。不过，在该报告评出的全球１５个吸引外资业绩最好的国家和１５个吸引外资潜力最大的国家中并没有包括中国。有分析说，这表明中国吸收外资只有量的优势而没有质的优势。

　　抢滩中国，最惹眼的是金融。１１月６日，新加坡大华银行在北京开设分行；年底前，汇丰银行将在北京开设卓越理财服务；２００２年第一季度，渣打银行在北京的首家个人业务银行也将开业。一直被视为是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也开始成为外资银行登陆中国的滩头。

　　根据中国政府的入世承诺，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共有２０个城市的人民币经营业务在４年内分五批向外资银行开放。央行规定，外资银行只有连续３年实现赢利，才能对内地居民开展业务。因此，为了备战北京地区金融保护期满后出现的竞争局面，各外资银行代表处正在纷纷筹建分行。

　　外资保险公司亦不甘落后。然而，《中华工商时报》载文，批评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北京公司揭牌仪式上的讲话。龙永图在仪式上说：“有关保险业的开放，是我们世贸谈判的重要内容，按照有关条款，北京是第二批开放的城市，在两年之后才能开放。而现在，友邦在北京的公司已经开业了。这说明，中国人民不仅能履行加入世贸的承诺，而且提前一年半履行了承诺！”

　　文章说，我不认为保监会真的提前一年半履行了承诺，因为提前意味着愚蠢和不负责任，提前意味着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承诺，有可能引起中资公司的行政诉讼。我倒认为，友邦进京可能还是中国入世谈判最后关头的妥协产物。因为中国对寿险业的入世承诺是只允许组建合资公司，而且外资股份不能超过５０％。而此次友邦进京，得到的是独资的许可。

　　文章说，除了履行承诺，政府还要学会保护中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政府应用足“审慎例外”的条款，严格按照时间表开放市场。学会利用条款保护国家利益，更是政府应该学习和改进的。我希望龙部长的上述讲话仅仅是信口开河、逢场作戏而已。善待他人是中国人的美德，但亲儿子更要爱护。

　　外资银行一进入，便施以颜色。３月，南京爱立信公司凑足巨资提前还清中资银行１９．９亿元贷款，转而向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贷款。由于南京爱立信主要业务之一是程控交换机，在应交款回收方面较为缓慢，风险较大，而花旗与其签订买断保底协议，将南京爱立信的销售应收款买断，转为自身的应收款，从而降低了后者的风险。

　　目前保底业务在国际上属于一种比较新兴的服务品种，国内银行迄今为止只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几年前加入国际保底协会，能够开展该项业务，但操作经验甚少。花旗银行正是看准了中资银行的这一软肋而飞刀夺爱。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的负责人说，关于外资银行在江苏的业务情况让金融业“惊出一身冷汗”。近段时间，来自上海的外资银行在江苏省内的外汇贷款余额已经达到１２．０６亿美元，相当于江苏省中资银行外汇贷款额的３６．４５％。

　　外资银行的另一个颜色是存款要收服务费。美国花旗银行已在上海开业，在其宣传册上有这样的规定：“如一个月内每日平均综合账户存款不足１０万美元，则须缴付月服务费人民币１００元或美金１２元。”这也证明了国内银行业普遍持有的观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不会和中资银行拼网点，拉储户，只需要把市场中带来８０％效益的２０％的高质量客户抢走。

　　３月，有上海律师吴卫明状告花旗银行上海分行“乱收费”，理由是该行向存款低于５０００美元的客户每月收取６美元或者５０元人民币的理财服务费。吴律师据此认为这是对小储户的歧视。

　　然而，有人对照《商业银行法》和国际上银行服务惯例，“歧视”一说很难成立。因为花旗银行（上海）对中国公民提供外汇储蓄业务并没有最低账户的门槛设定，只要你乐意，任何中国公民都可在花旗（上海）开设外汇账户。

　　其实让吴律师感到愤懑的不是对方歧视，而是对方嫌贫爱富的经营模式。而后者属于企业正当的经营策略途径，是银行实行差别服务的具体方式之一，好比商家进货达到一定数量时的批发价优惠。判断银行是否“乱收费”，依据只在于（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收费方是否有明码标定的收费标准，以及对同一收费服务项目的实际收费额是否因人而异。

　　花旗银行选择差异服务，是要有所得益，当然也要付出代价。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选择了人民币不贬值，也是得益与代价共存。

　　摩根斯坦利在研究日元贬值问题时表示，中国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将使中国为此付出代价。据其测算，日元每贬值１０％，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盈余所受的损失如下：如果其他亚洲国家及地区不作任何反应，则中国内地的贸易盈余将损失７２亿美元，香港也将丧失３８亿美元。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其他亚洲国家及地区极可能将他们的货币贬值５％。这样就会使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总体损失达到１５８亿美元——大约是他们在２０００年取得的贸易盈余的一半。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已挺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但也恰在这个时候，国际上，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学者中，又生出一股“中国即将崩溃”的说法。好在这许多年中国人经过的事多了，对各种各样说法不大在意了，耳根子也硬了，甚至很少有人再隆重地站起来驳斥论战了，忙自己的活吧。

　　２００２年 微软签大单引发争论

　　在中国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公布的新的《外商投资实业指导目录》中，中国基本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九成以上产业可由外方控股。《目录》显示，依据国民经济的统计分类方法分类的所有产业中，需要中方控股的仅有２１项，不到整个产业共３７１个条目的５．７％。

　　有分析表明，新《目录》做出了重大修订。首先，鼓励类目录由１８６条增加到２６２

　　条，减少限制类由１１２条下降到７５条，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比限制，并将原禁止外商投资的电信、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首次列为对外开放领域。二是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商业、外贸、旅游、电信、运输、会计、审计、法律等服务贸易领域，按照承诺的地域、数量、经营范围、股比要求和时间表，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三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一般工业产品划入允许类，通过竞争促进产业、产品结构升级。四是鼓励外商投资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放宽外商投资西部地区的股比和行业限制。

　　５月２２日，法国威望迪集团在公开招标中战胜了其他对手，以天价拿下了上海自来水浦东公司一半的股权，并由旗下子公司法国通用水务公司签订这一项目，与中方共同组建中国第一家集制水、输配、销售于一体的区域性中外合资自来水有限公司。

　　威望迪集团收购浦东公司股权的价格几近２１亿元，而不是此前一直流传的７．６亿元。上海市水务局宣传处处长吴树福表示，７．６亿元只是这部分股权的评估价，威望迪在竞标时的报价就是２１亿元，高出评估价近两倍。

　　微软帝国开始了针对中国市场的强势初级出击，国家计委与微软６月２７日在京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金额６２亿元人民币。国际计委支持微软与中国境内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等开展包括出口、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在内的一揽子合作计划。

　　据《２１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微软突然与中国国家计委签署备忘录，在信息产业部和科技部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引发业界哗然。报道说，这纸协议为中国这些年来关于软件发展模式的探讨里程划出了一道分水岭。以国家计委为代表的主张，此次压倒了以信息产业部、科技部以及北京市科委为代表的主张。

　　报道说，尽管国家计委有关负责人称，在６２亿元的意向书中，“计委没有任何承诺（包括在政府采购方面），主要都是微软向我们承诺”。但有软件业务专家和政府人士仍然惊呼：“这会要了中国自主的软件产业的命！”７月１日，北京市软件产业的主管领导、市科委愈主任紧急约见国家８６３专家，针对微软在中国取得的重大进展展开讨论。７月２日，愈主任就此向信息产业部苟仲文副部长汇报工作。７月３日，向科技部徐冠华部长汇报工作。信息产业部的一位官员表示，我们在政府采购和软件的发展方向上，一致支持愈主任。

　　报道说，中国的软件产业是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还是主要依靠外力？是要发展完整的产业链，还是在别人的平台上超越式发展？曾经参与两个部委的软件发展报告起草过程的一些人士认为，政府尚没有真正想明白。

　　美国波音公司亦心情甚好，看好中国航空市场，目前中国航空总量已居全球第六位。在波音公司１１月４日发布的《当前市场展望——２００２年中国市场预测》报告中预测：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间，中国将需要１９１２架新飞机，价值１６５０亿美元。中国航空运输市场将以每年７．６％的速度增长，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民用航空市场。此前，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发布的报告也曾预测，中国未来２０年内需要的飞机总数将达到１６００多架。

　　可口可乐加大对中国的投资。１０月１７日，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新任总裁包逸秋（Ｐａｕｌ Ｅｔｃｈｅｌｌｓ）宣布，可口可乐将在未来２～３年内，在中国追加投资１．５亿美元，新增６家装瓶厂。包逸秋说，可口可乐在中国东部的布点已经基本成型，下一步的投资中心将集中在西部。

　　可口可乐最早来到中国是在１９７９年，截至目前，已经在中国累计投资达到１１亿美元。可口可乐在中国共有３０个生产厂，其中包括分布在２４个城市的２８家装瓶厂、一个在上海生产浓缩液的工厂以及一个在天津作为中国品牌生产基地的企业。调查显示，可口可乐公司每年通过乘数效应使中国经济增加３００亿元人民币的产值。

　　中国还是个劳动力市场。在中国媒体纷纷报道高级技工严重短缺的消息时，日本有关民间组织正积极与中国联系，希望将一些技术高度熟练，但困于企业经营恶化而被迫提前退休的高级技术人员，派遣到有需求的中国企业。国家人事部下属的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证实了这一消息。日本方面早在年初就开始接洽此事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０１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对高级技术人才的实际需求，要比现有的高级技术人才数量高出大约１２个百分点。

　　洋的就是好的，许多中国百姓坚信这一点。曾经，因中国质检部门将肯德基的不合格土豆拒之国门外而引起的断货事件，被演绎成了免费广告。一时间，肯德基为了保证品质而对供货商宁缺毋滥的美德深入人心。面对肯德基的公然误导，有关政府部门为什么不予查处呢？

　　其实，中国的土豆并不比洋土豆差，让土豆长成肯德基要求的长方形，不是什么技术难题。至于肯德基要求土豆的表面光滑芽眼少这一关，同样不是难以逾越的天堑。麦当劳使用的土豆，不就百分之百是中国农民们生产出来的吗？显然，谁来发现土豆泥商机，和谁来了解土豆的需求标准，才是系铃的解铃人。

　　农民显然不是系铃的解铃人，农民不知道肯德基在中国开了多少家店，农民不知道土豆泥浇上酱汁可以变成美味。中国土豆年产量达４８００万吨，每年农民和地方政府为了消化这些土豆伤透了脑筋，却偏偏忽视了身边对土豆的巨大需求。山东省胶州市界河镇是中国马铃薯二季作地区种植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乡镇，但这位土豆镇长却并不知道肯德基土豆缺货的事情。他说，即使知道这个事情也不会主动去联系，因为肯德基对土豆质量的要求很高，这里的土豆他们肯定看不上。

　　谦虚是美德，但老实就是无能了。

　　美国的土豆且按下不表，看起来经济技术水平不比咱强多少的中国近邻，他们的水果也奋勇冲将过来。２００２年以来，泰国、缅甸、越南向中国出口水果增势猛烈，以较低价位对一直忙于应对国外优质高价品牌水果竞争的国产水果产生强烈冲击，国产水果传统的价格优势正在丧失。

　　水果专家称，品种退化，水果品质下降，缺乏自己的品牌，分散粗放的经营管理体制，农药残留，忽视采后处理技术，缺乏大的水果加工企业，是国产水果与品牌洋水果在竞争中失去价格优势的重要原因。

　　近来来，中国水果生产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果树种植面积达８４７万公顷，自１９９８年至今，水果总产量每年约７５００万吨。其中苹果和梨的产量居世界之冠，但出口量仅为１６万吨，只占国产水果总产量的２．１４％。

　　大豆更是令中国官员和农民寝食难安。

　　加入ＷＴＯ，中国政府承诺对进口大豆执行３％的税率。“入世后农产品遇到的冲击已经提前上演，”农业部种植司一位官员说，“目前进口大豆造成的困境，有可能是几年后水稻、小麦、玉米的困境。”

　　２００１年中国进口大豆为１５００万吨，同时国内大豆总产量也接近１５００万吨。而在５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从净出口国到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中国用了短短的５年。

　　然而，使人担忧的不仅如此，中国大豆的单产每亩１１５公斤左右，美国、巴西单产可达１８０公斤，尽管国产大豆生产成本和美国差不多，但是各种非生产性的成本，如税收、附加费等的偏高，使之已经没有价格优势。

　　从大豆品质而言，进口大豆主要以转基因大豆为主，含油量一般在１９％左右。国产大豆基本是非转基因为主，含油量一般在１７％左右。过去中国对大豆进口实行配额管理，普通关税税率为１８０％，优惠税率为４０％，入世后为３％，其冲击显而易见。

　　官员也在想办法。２００２年元月７日，农业部正式发布了转基因食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定于３月２０日生效。对转基因食品贴标，严格检疫程序，都将增加进口大豆的成本，从而遏制大豆进口，并对境外公司申请安全证书和国内进口商获得进口批文上，将增加时间成本和风险成本。

　　这一决策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美国、阿根廷、巴西等主要大豆进口国。美国总统布什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参加ＡＰＥＣ会议期间，专门就这个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讨论。４个月后的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１日布什在北京又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说中国计划实施的转基因食品规则每年将对美国价值１０亿美元的大豆销售造成威胁。３月７日，中美正式签署临时协议，避免中国中断从美国进口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可能性。

　　在大豆问题上，美国人说服了中国官员。但在邮政快递问题上，与邮政官员对抗的，却是中外国际速递企业的联手，对抗的双方并非以国界论。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９日，几乎所有的国际快件巨头都聚集到北京的五矿大厦：ＵＰＳ、ＤＨＬ、ＴＮＴ、Ｆｅｄ、Ｅｘ、ＯＣＳ、中外运、中铁、民航……连尚未正式开办国际速递业务的中远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会聚的目标只指向一个：共同反对国家邮政对其国际速递业务的又一轮“封杀”。

　　国家邮政局２月４日发布了６４号文件，大致精神是，按照《邮政法》规定，进出境信件和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业务属于国家邮政企业专营，国际货代企业必须在取得国家邮政主管部门的委托证书后方可经营该方面业务。

　　如果按照文件的要求办理委托手续，国际货代企业无疑会失去大部分市场，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合法经营权。就在速递企业尚未拿出对策的时候，很多地方的邮政部门以整顿速递市场的名义，已经对速递企业开始了新一轮的查封。

　　邮政的垄断意图是明确的，不仅是速递。张家口市一家民营的报刊发行企业阳光公司，在挣巴了两年之后，终于扛不住当地邮政的压力，２００２年歇了。到了年底，这些国际上著名的大公司，也向中国邮政服了软。

　　有论者说，在国际国内反垄断的大潮中，中国邮政是一个无比坚强的堡垒。

　　垄断早晚要打破，但过分谦让也有问题。

　　《中华工商时报》刊登评论，对深圳市获准比中国加入ＷＴＯ承诺的开放时间表提前一到两年的外资开放服务业一事提出质疑。中国加入ＷＴＯ经历１５年的艰辛历程，中国承诺的产业开放时间表，是多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无非是为国内的企业提供更长的调整期和适应期。因此，严格地执行这一时间表，意味着对国内产业负责，而提前开放很有可能打乱国内产业的调整步伐。

　　评论说，如果考虑到地区差异，沿海开放城市有条件提前兑现入世承诺，实际上要面对的是另一问题，即入世之后，特区还要不要继续特下去？对内开放落后于对外开放是普遍存在的，有理由担心，对外资开放承诺的提前兑现，事实上将使对内开放面临着更多的尴尬。最新的消息是，在深圳之后，还有几个中心城市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而广东省则干脆提出，将这一优惠放大到广东全境。

　　地方利益顾不上开放时间表，越权审批，遇到红灯绕着走的不仅是广东。６月１１日，中国政府勒令家乐福全资拥有的３家东北超市至少将３５％的股权出售给两家中国公司。

　　中国从１９９２年开始进行零售业对外开放试点，对试点城市和外资持股都有限制。但只能限制住胆小的。１９９７年８月国务院下令清理整顿合资零售企业，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和２００１年８月更是连下两道令箭。何以大动干戈？盖因越整越多。到１９９９年底，中央政府正式批准进入的合资零售商业企业只有２１家，但成功闯进来的竟近３００家。在国务院列出的２１６家整改名单中，家乐福、沃尔玛、百盛、八佰伴、好又多、伊藤洋华堂等都赫列其中。

　　早在３年前，１９９９年１月，沈阳家乐福就开业了，而且在２００１年被评为辽宁省年度销售十强。其独资经营既然违反了国务院的规定，何以能踏踏实实地爽３年？实为地方政府的默许。外资来了，税收，就业，政绩，出国考察，样样都有好处。但越权之后，免不了要有尴尬。

　　最直观的尴尬是，１０月黄金周期间，北京故宫博物院把入口分为外宾入口、团体入口和普通入口，导致游客入院游览高峰时，国内散客入口处拥堵不堪，而外宾入口处外宾们却往往胜似闲庭信步。１０月４日下午，《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外宾入口和普通入口处游客的通过数量进行了抽样调查。从１４时３０分到１５时的半个小时之间，普通入口处的游客流量约为１５００人，而从外宾入口入院的有六七个团外加一些散客，共１００人左右。据悉， 中外游客票价相同。

　　到了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这种事还在发生，这才真是新闻了。

　　２００２年 安娜·贺梅养育权之争

　　２００２年初传来一则消息：陕西省最大的果品出口企业华圣企业（集团）股份公司２００１年初承接了欧洲代理商３００吨“粉红女士”苹果的预约订单，但到秋冬交货时，跑遍全省果区却只收购到２０吨合格产品，得来不易的国际订单就这样飞了。

　　据介绍，传统种植、粗放管理，是导致“粉红女士”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不少果农图省事省钱不套袋，造成农药残留超标，果面粗糙，土壤缺钙没有及时补充，造成果面出现斑点

　　，使用无机氮肥过量造成酸甜串味，蔬花蔬果不均，树形修剪不平展，果子受光不匀，果型不圆，大小不一。

　　６月举行的第１７届足球世界杯也给中国人上了一课。在这届杯赛上，国际足联有望获得６亿美元的利润，韩国可获得８８．８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日本为２５８亿美元，大大超过了法国世界杯的８０亿美元。但这只蛋糕似乎与中国商人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早在２００１年国足十强赛出线的那刻起，中国的商人们就对世界杯抱有期望。赶早集的旅行社第一个吞下了预算失调的苦果。世界杯韩国游报出了万元左右的价格，是平时的４倍。其中近８０００元的大头属于韩国人。整个上海地区实际成行的旅游者仅为１６００多人。

　　同样吃苦的还有媒体。特派记者们在韩国的日子花钱如流水，住宿贵、行路贵、通讯贵，连新闻中心内一个小盒饭居然卖到了２０美元。北京的《京华时报》共动用编辑记者３００余人，投入１５００万元人民币，让零售额增长了１８％。只是，他们每售出一张报纸，就亏损了２角５分。

　　温州老板给中国商人挣回一点面子。温州烟具企业赴欧洲交涉团，作为中国民间第一团，在世贸舞台上进行了一场平等对话。

　　４月８日，交涉团抵达温州永强机场。交涉团发言人黄发静披露交涉结果：欧盟认同中方意见，ＣＲ法规草案将打火机安全性与价格挂钩，确实不合理。假如投票后ＣＲ法规获得通过，那么欧盟将启动修正立法的程序，修正ＣＲ法规，但这需要时间。

　　在日本，中国劳工也首次获胜。日本福冈地方法院４月２６日下午做出判决：被告日本三井矿山公司向原告张宝恒等１５名中国劳工支付１．６５亿日元（约合１２８万美元）赔偿金。这是战后在日本一系列中国劳工诉日公司赔偿案中首次胜诉的案例。

　　原告律师团团长立米丰地说，诉讼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被告方的日本政府却没有被追究责任。三井矿山公司表示不服判决，准备上诉。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强掳了４万多名中国人到日本各地充当劳工，现在日本各地法院仍在审理多起中国劳工诉讼案。

　　今天中国农民到俄罗斯干活不是被抓去的。几年来的每年春天，中国吉林省的农民都来到伏尔加河畔，帮助当地土地所有者种植几个月的蔬菜。戈罗季谢区叶尔佐夫克村的农场主鲁斯纳琴科说：“在伏尔加河沿岸现在找不到比中国人更能劳动的人了。一个中国农民从早到晚地干活，不紧不慢地完成着１０个俄罗斯农民或者８个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的工作量。”

　　然而，按俄罗斯的标准，中国雇工的薪水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高的。问题在于，从最终结算数额中要扣除吃喝开支，五分之一的工资还要上交与俄方签订合同的中国农业公司。中国公民每月只挣１００美元，但他们已经很满意了。

　　８年前，鲁斯纳琴科曾请叶尔佐夫克村的３０来个老乡来收蔬菜，老乡们干活懒懒散散，刚干完一个星期，就要求提前开支，叫嚷着家里没吃的了。鲁斯纳琴科给了每个人一笔钱后，这帮人一个星期没有到地里来，用拿到的钱喝酒去了。

　　中国农民愿意到伏尔加河畔劳作的人很多，但俄罗斯人不同意，因为有人抱怨，说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农民的出走是低层次的。德国《管理人》月刊４月号报道：继日本人和韩国人之后，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在拥向世界市场，而且中国人与当时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一样被低估。波士顿咨询集团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预言：“不久中国的星星之火将燃遍全球。”华为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电信基础设施的最大供货商，领先于阿尔卡特和西门子。联想是中国最重要的计算机生产公司，它在中国所占的市场份额达到了２６％，比ＩＢＭ、康柏和惠普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总和高出一倍。

　　中国人在国外最怕的事之一是打官司，语言、人情、法律、钱，样样都难，安娜·贺梅的故事就是一例。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８日，中国留学生贺绍强和妻子罗秦在美国田纳西州生下女儿贺梅。之后，一场官司使贺绍强夫妇陷入困境，欠下１２０００美元的债务，贺绍强夫妇无力抚养女儿。贺绍强的教会朋友介绍了一个当地的领养机构——中南天主教会，教会选中了杰瑞·贝克夫妇。

　　贺绍强与贝克夫妇签署了为时三个月的临时协议。三个月后，贺绍强夫妇仍无力照看小贺梅。按当地的法律，临时照看抚养的时间不得超过９０天，因此下一步怎么办就要两对夫妇商量了。这时，已经喜爱上小贺梅的贝克夫妇表示愿意继续临时抚养小贺梅，但他们需要办一个法律监护权，这样好把小贺梅的医疗保险办到他们的医疗保险上。

　　６月３日，两家人来到法院。贝克夫妇拿出一份由其私人律师起草的协议，让不识英文的罗秦随他到法院里签字。这一签字就出事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贺绍强夫妇继续到贝克夫妇家看小贺梅，并准备把女儿接回家，然而贝克夫妇总是推三阻四。贺绍强夫妇隐隐的担心终于得到了证实，当贺绍强夫妇再次上门，贝克夫妇当即翻脸。

　　于是，贺绍强一纸诉状把贝克夫妇告上地方法庭，要求贝克夫妇归还他们的亲生女儿。２００１年６月４日首次审理，法官们做出裁定：小贺梅应该由生身父母带回。然而，贝克夫妇反咬一口，声称贺绍强夫妇看女儿看的不够勤快，无力抚养，有遗弃之意。贝克夫妇想利用田纳西州的法律，如果孩子离开亲生父亲的时间超过４年，那么就自动归抚养者所有。现在小贺梅已经离开父亲３年多了，到２００３年２月就满４年了，所以贝克夫妇希望能把这桩案子拖到那时候。

　　由于贝克夫妇请了孟菲斯城最好的律师，法官开始明显偏向贝克夫妇。比如２００２年１月７日，法官要求在一个星期之内，贺绍强和罗秦向法院交两人的结婚证、ＤＮＡ检验报告、心理检查报告以及１５０００美元的预付费用。此时，贺绍强在一家中餐厅打工，他所持的学生签证已经无效，因此他随时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贺绍强说：“他们也知道我的最大弱点，我们想向他们证实我们能赚钱养活小贺梅，可他却想挤掉我们的工作。”

　　对于贺绍强夫妇，遇到这样的事真是个灾难，有理说不清，骨肉难团圆。其实，各种各样的灾难总是不请自来，躲也躲不掉。

　　２００２年 楼梯倒塌 学生遇难

　　９月２３日晚，在内蒙古丰镇市第二中学，晚上７点补课结束后，１５００多名学生从该校教学楼东西两个楼道口下楼。五六分钟后，西楼道与地面相连的一段楼梯护栏突然坍塌，由于没有灯光，再加上楼道内拥挤，致使下楼至此的学生不断摔下楼梯，最终酿成２１人死亡、４７人受伤的惨剧。

　　事后，段鹏飞老师受到家长们一致肯定。家长认为如果没有段老师，可能会有更多的孩

　　子死去。当段老师发现有学生摔落下去时，面对拥挤的人群，他解下自己的皮带用力抽打向前涌来的学生，当人群不再向前拥挤的时候，段老师精疲力竭地瘫坐在地上。

　　事故分析会议通报说，事故发生地的楼梯共１２盏灯，１盏没有灯泡，１１盏不亮。事故发生当天下午１７时，有老师向校长反映照明问题，校长以“管理灯泡人员不在”为由，没有及时处理。校长樊启应该带班却不在岗，他与教委、本校和其他学校的１８位老师，在丰镇市春江饭店喝酒。事故发生后，学校老师给他打电话要求他立即返校，他却安排与其一同喝酒的副校长回去先看看，自己仍在喝酒。直到副校长返回学校，再次给他打电话，他才赶到学校。

　　与这位内蒙古的樊校长相比，云南的这所小学的教职工们的行为就更令人愤怒。

　　６月９日晚，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羊街镇三元庄小学发生火灾，火灾中住校的８名男生全部被烧死，因为男生宿舍被反锁上了。这使一个仅有３２户人家的小村子几乎损失了一代人。孩子最大１４岁，最小７岁。

　　９日晚上１０时４０分左右，家住学校边的村民马顺强在上厕所时，听到两个女老师说：“打不熄了，打不熄了！”接着，他看到了屋顶上的烟雾，知道发生了火灾。他拎上一桶水冲进学校。

　　跑到学校起火的那幢房子，只见２名女老师每人推着一辆摩托车向外走，操场上已摆放了一辆摩托车。再往里走，又看见４名男教师正合力抬着另一辆摩托车，马顺强帮老师把摩托车抬出来后，一位老师才告诉他：“还有学生没有出呢。”马顺强说：“如果我刚到学校时老师就告诉我一楼还有学生，直接去救，应该能救出来的。即使老师不敢进去，我也敢！有锁也不怕，一脚踢开，就可以把孩子救出来。”

　　从火灾里逃生的１２岁女孩尹双飞和１３岁女孩胡智慧说，从始至终没听见老师们喊她们离开，当她们自己跑下楼来站在操场上时，看见老师们忙着向外推摩托车，搬箱子和各种小家什。

　　事还没完。１０月３０日，在重庆市酉阳县钟多中学，７００多名学生晚自习放学下楼时相互拥挤，造成死５人伤４６人的事故。

　　死的都是孩子啊！这让多少长辈心碎！

　　空难永远让人心碎。

　　４月１５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７６７—２００客机从北京起飞，于北京时间１０时２０分在韩国庆尚南道金海市坠毁。机上有１５５名乘客和１１名机组人员。在１５５名乘客中，１３６人是韩国人，１８人是中国人，１人是乌兹别克斯坦人。空难使１２６人死亡。中韩对撞机原因分歧颇大。

　　祸不单行。２３天后，５月７日，中国北方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坠入大连附近海面，机上１１１人全部遇难。

　　两次空难相距如此之近，震惊中国民航业。也许与此无关，之后不久民航总局局长刘剑峰去职。

　　空难之后，经济赔偿马上顶了上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４·１５空难承保了２１６１万美元的机身保险和其他险种，而对死难者的赔偿则麻烦得多。

　　据了解，华沙公约规定国际航班法定责任保险最高限额为１０万个特别提款权，相当于７．５万美元，而国内航线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最高限额为７万人民币。５月８日，中国政府承诺在５·７空难中遇难的外籍旅客的善后工作将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对于空难中遇难的中国籍旅客是否也按国际惯例进行赔偿，有关部门未表态。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风险处黄处长在接受《财经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在两次空难中，人保判定对乘客运用哪种赔付标准，都由机票决定。在４·１５空难中，如果乘客购买的是北京到釜山的往返机票，则按照《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进行赔付，最高金额是７万元人民币；但是假如乘客购买的是北京到釜山的单程机票，就要按照华沙公约赔付，最高金额７．５万美元。近乎前者的９倍。

　　而对５·７空难遇难者的赔偿，却有所不同。据黄介绍，人保将对仅购买北京到大连单程机票的乘客按照上限７万元人民币标准赔付；而对不但购买北京到大连，而且预定从大连到其他国家航班机票的乘客按照华沙公约赔付。

　　按照上述方式界定赔付标准，不同于以往因为国籍不同而产生的赔付金额的差异。黄处长解释说，按照乘客购买机票情况区分赔付标准，是从国际、国内航线特征角度做出的判断，也是为了尽量减少中国籍乘客和外籍乘客在赔付方面的巨大落差。

　　有关专家指出，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民航空难赔偿是１９８０年代的产物，当时中外旅客购买的机票价格采用双轨制。从８０年代末期，中国民航票价实现了统一票价。在中外消费者交易价格一致的前提下，外籍旅客所获赔偿为国内旅客的１０倍左右，这显然不合理。

　　１９９８年９月，瑞士航空公司客机坠毁，瑞航答应赔偿每位罹难者家属１３．７万美元。同年１２月泰国航空空难，每个死难者亲人可获１０万美元赔偿。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日，新加坡航空公司在台湾中正国际机场发生空难，由于新加坡航空公司承担全部责任，８１位遇难者的家属各得４０万美元的赔偿，这还不包括空难初期发出的每人２．５万美元的辅助金。

　　２００２年 ３７２年守墓史结束

　　年年沙尘暴。

　　２０００年春天，在经过十几次沙尘暴的照顾之后，新华社记者告诉大家，北京城北面的沙堆，距天安门广场只有７０公里了，并且几米几米地推进，毫无倦意。《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大呼：让沙尘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不用喊这厮也会来的。满鼻子的土腥味。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日凌晨，北京市下起了零星的泥雨。上午，黄尘弥漫，遮天蔽日。据气象专家介绍，浮尘来源于中国西北地区，借助最高达８级的大风，这场１０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沙尘暴，已横扫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河北、北京、天津８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１４０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达１．３亿。

　　自然界的沙尘暴可怕，人类心灵的沙漠更可怕。

　　４月１５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毁林案件，曾被誉为宁夏治沙英雄的周学忠在长流水沟荒漠新栽的１．２万多株小树被长流水村村民尽数毁掉。

　　周学忠是宁夏灵武市一位回族农民，从２００１年初开始，他进驻长流水沟从事荒漠治理。为表示自己的决心，他将自己３个儿子分别改名为青春、青宝和青山。一年多时间里，他倾其所有，在荒漠上投资２３０万元，使长流水沟有了一片片绿色。２００２年，周学忠又雇用民工数十人，在长流水沟开始新的植树造林，新栽树１．２万余株。

　　４月１５日上午，灵武市白土岗乡４０多名村民或骑摩托车，或坐拖拉机奔驰而来，对周学忠新栽树砍的砍，拔的拔，折的折，将１．２万多株新栽树毁坏一空，并将周学忠投资４３万元修建的引水管道用沙子、石头、土块堵塞。

　　４月２１日，灵武市白土岗乡乡政府大院。一群村民正在这里等待警方盘问，当得知《北京青年报》记者是从北京来的，他们一下子围了上来。“国家怎么就鼓励他周汉子（指周学忠）种树，就不提倡我们养羊呢？你说这是凭什么？”一位村民异常激动地问记者。

　　对于毁林行为，大多数村民仍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周学忠种树的地方以前是他们祖祖辈辈放羊的牧场。周学忠把树种到那里后，修了拦水坝，将长流水沟上游的水拦住，现在村民们每次放牧只有往沙漠深处走，才能让羊喝上水。一旦遇到了沙尘暴，他们的羊就根本饮不上了。

　　白土岗乡乡长刘雁介绍，长流水村有４００多口人，由于当地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天旱时田里种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所以全村靠养羊为生。村里成年的大羊有７０００多只，但这些羊也仅能维持村民的基本生活。该村的人年均纯收入只有七八百元。当地文盲率在３０％以上，几乎没有人受过高等教育。解放后，政府曾耗资数百万元，动用两千多名劳力对长流水沟进行过３次大规模治理，均以失败告终。

　　十年种树，百年育人。守一座墓，守一个信念，守一段历史，守一种文化，竟守了３７２年。

　　佘幼芝哭着说：“我千想万想，怎么也没想到，这次修袁祠，会让我搬出去，不让我再回去住，我们佘家３７２年守墓史突然中断了……”袁崇焕祠在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５２号，是个大杂院，住了十几房居民，袁崇焕墓与它一墙之隔。

　　１６３０年的一天深夜，佘家先祖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将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的首级从法场盗回，藏在自家院内，从此隐姓埋名，日夜守护。佘幼芝是佘家第１７代守墓人。

　　一个美联社驻京记者采访后感叹道：“我们美国建国才２００多年，还没有你们家为一个将军守墓时间长。这真是世上少有的奇事。我不明白，是一种什么精神，能让你们守了这么多年的墓？”

　　佘家默默守墓，秘不外传，直到１５０年后，清乾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时，袁崇焕的冤屈才大白于天下，佘家守墓也为人知。道光年间，人们在袁墓前立了块石碑，上书“有明袁大将军墓”。

　　到了１９５２年春天，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城内所有墓地迁往城外。叶恭卓、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四位老先生，联名上书毛泽东，他们在信中说：“明末满州久为边患，能捍卫者以袁崇焕为最”，“今日新史学家亦称为民族英雄，但或不知其祠、墓即在咫尺”。他们请求保全祠墓，并加崇饰。两天后毛泽东即批示：“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全。”袁崇焕墓不但未迁，政府还拨款重修。

　　佘幼芝说：“年年清明都有人来，有国民党的，也有共产党的。有蒋光鼐、蔡廷锴、傅作义，有朱德、叶剑英、邓拓、吴晗、张友渔等等，周总理也来过。”

　　２００２年年初，佘幼芝在报上看到修袁祠的事，说北京市政府去年为市民办了６０件大事，其中第５７件就是维修圆明园、帝王庙和袁祠等。５月初的一天，区文化委员会告诉佘幼芝夫妇，袁祠马上要修复，佘家和院内的居民都要搬走。袁祠修复后，要对外开放，里边不能住人，不能生火做饭。时代变了，守墓方式也要变，他们打算聘请佘幼芝当顾问……

　　佘幼芝夫妇必须在５月２４日前，从佘家住了近４００年的袁祠搬走。“我签了字，就必须离开那儿了。从此以后，我就离开佘家馆了。我一站起来，心里头就难受，就哭了……”

　　守墓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文化，再俗点讲，还是一种旅游资源，是一个炒作题材。但一定要守墓人走开，这里面一定是有“大碍”了，一定是有大道理的，外人是搞不清的。

　　后来，袁祠修复后重新对外开放了，佘家人也常来看看。

　　２００２年 艾滋病巨轮撞上冰山

　　早在１９３０年代，在军阀、土匪、日军横行的动荡年月，竟还有人提出要保护古城北京，在京西１０公里的石景山，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划一条平行线，在这条平行线上建立新北京，从而保护北京老城。显然，当年这只能是个想法。

　　就是在１９４８年解放军进了北京城，新中国建立了，这个想法仍然是个想法。有那么多的事要办，扫荡西南，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总不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呆在远

　　远的西山指挥这些大工程吧，那会儿又没有电子邮件。于是，中央政府日益庞大的机构还是在北京老城安营扎寨了，并在那之后掀起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个高潮，牌楼毁了，城墙拆了。

　　如果说，拆北京的第一个高潮是为了政治，眼下满北京的“拆”字则是为经济，为财富。北京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北京的地价全国最高，这里面有巨大的利润，逼得开发商大汗淋漓，手心出油。今天这一轮商人的冲动，商人对利润的狂追，比解放初行政的热情强百倍。甚至市长，如果彭真市长还活着，怕也拦不住商人的脚步。

　　不知到哪个年月，对百年来嚷嚷要保护北京老城的预言者们，人们才会重新起敬，才会把今天的所为看作一场灾难。

　　昨天已有人为这场文化的自杀而哭泣。１９９９年８月，几个法国人，法兰西学院教授保尔·布瑞（Ｐａｕｌ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和让彼尔·维南（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Ｖｅｒｎａｎｔ）、国际建筑师协会名誉主席彼尔·瓦格（Ｐｉｅｒｒｅ Ｖａｇｏ）等人，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

　　“北京老城是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故宫和四周围的胡同、四合院以及那温暖、热情的气氛构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整体，一个有几千年历史但仍然活着的文明。世界上大部分大型的古城，在历经种种战火和自然灾难之后，其中虽有一些历史遗产曾经幸存了下来，后来却又在短视的现代化建设中突然间消失了。而当我们意识到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时，往往已经太晚。几年以来，北京不幸也陷入了这场新型的灾难。鉴于不少西方城市永远毁掉了自己的风貌并失去了自己的记忆，作为热爱中国文化并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传播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我们真不愿意看到北京也这样消失掉，真希望对北京老城的拆除能够停下来。所以今天给您递上这封信。”

　　艾滋病正像一艘巨轮正撞向冰山。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７日，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在北京发布了有关２００１年中国艾滋病形势的最新报告，报告所用的标题赫然是《中国艾滋病：危险的泰坦尼克号》。

　　这份报告称，中国目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可能已超过１００万，高于中国卫生部估计的８５万。这一数字不到人口总数的１‰，仍然属于艾滋病低流行的国家。但给一个国家贴上“低流行”的标签是有问题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它常常掩盖局部地区已经出现的严重疫情。

　　“南非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傅爱民博士说。１０年前的南非也曾被贴上“低流行”的标签，但如今它已是世界上艾滋病肆虐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报告特别提到，中国的云南等７个省份目前已经亮起红灯，出现艾滋病的局部流行。不仅如此，艾滋病正从特殊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在云南瑞丽，普通人群中的艾滋病病毒阳性检出率竟然高达１．４％。

　　联合国的新报告在肯定中国各界积极努力的同时，对上一次报告之后４年来的工作，毫不客气地作了“收效甚微”的评价。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一位专家曾痛心地说：“在艾滋病的中国战场上，我们屡战屡败，惟一感到自豪的是控制住了输血的传播途径，但那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

　　该中心首席科学家曾毅院士则指出，根据预测，如果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每年以３０％的速度增长，２０１０年全国艾滋病病感染人数将达到１０００万人，而２００１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估计比２０００年增长４０％，形势非常严峻。

　　“类似河南发生的大规模输血感染今后不会再有了，吸毒感染的情况虽然还会发展，但今后更重要的是性途径，”曾毅院士说，“这个观点需要特别强调。”

　　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清华大学景军教授说：“农民为什么会卖血？吸毒者为什么共用针具？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性工作者？这些都是社会问题。”

　　但是，联合国的报告批评说，中国一些人士仍然仅仅把艾滋病看作一个医学问题。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泰国推行娱乐场所“１００％使用安全套”运动，１０年间成功预防了２００多万人感染艾滋病。２０００年，中国选择武汉黄陂、江苏靖江作为首批试点，启动“１００％使用安全套”项目。

　　“这个项目太敏感，”武汉市卫生局疾病控制处处长魏善波说，“只一个词就很敏感了，三个词加在一块就像一个炸弹。”这个项目涉及三个关键词：娱乐场所、安全套、艾滋病。

　　有市民说，卫生部门推销安全套，那不等于承认卖淫嫖娼吗？有人接过话茬：我知道，就是要在黄陂开红灯区！围观者一阵怪笑。

　　艾滋病确实不只是医学问题，许多中国百姓这样把它归入了政治。

　　当巨轮离冰山只有百米时，喊叫、刹车、速降伞都是没用的。当灾难来到跟前时，巨大的惯性会带着人们向冰山撞击，要么跳海，要么撞山，都是死，无它。

　　２００２年 胡长清虎皮还在招摇

　　１９９４年３月，浙江省一个有１０００多名员工的大型集体企业正着手招商引资，曾秋和化名蒋洪洲，自称“蒋介石第四代孙”，一副台商气派来到该厂进行商务考察。此后，蒋洪洲便开始疯狂地借钱，从厂长李都明（化名）手中借走现金４８６万多元。

　　然而，投资却毫无动静。为了消除李都明的怀疑，蒋洪洲将李带到成都，拜访了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太太。老太太自称是“蒋介石孙子的小老婆”、“香港李嘉诚的养母”。１９４

　　９年蒋介石逃往台湾前，曾在大陆留下８个仓库，其中一个就由老太看管。２００２年２月，蒋洪洲被依法逮捕。此人乃遂昌县应村乡农民曾秋和，初中文化程度。

　　老实巴交的农民余某才也遇到类似的事，他住广东三水市大塘镇，多年来一直靠承包荔枝园维持生活。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７日晚上，张某锋来到他家里，拿出一个草绿色的小本本眉飞色舞地说：“才哥，我现在是北京中国梅联高科技集团的副厅级部长，如果你想弄个处长、厅长干干，我可以帮忙牵线。”他边说便拍着余某才的肩膀：“中国梅联高科技集团是为了承接孙中山在海外的一笔４９．５亿美元的巨额遗产而成立的，只要你投入一些资金参股，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余将自己积攒多年的２万元交给了张某锋。过了一个多月，张某锋又提议余某再追加１．５万元集资，当个副厅级副总裁，参与高层决策。８月４日上午１０时许，张再次召集３０多名“股东”到三水市大塘镇赤珠岗村叶某强家里开会，一队警察冲了进来……

　　据警方介绍，所谓“孙中山在海外４９．５亿美元利息取兑证券遗产”取兑证券，是用一套孙中山的照片资料、美元有价证券资料等，拿到复印店复印出来的假证。受骗上当成为“中国梅联高科技集团”股东的，仅在广东的清远、三水、花都等地就有１００多人，参股金额达２００多万元。

　　俗话说，撑死胆大的，赔了胆小的。这回上当受骗的姬氏三兄弟中，老大姬成是平顶山市一剧团的丑角演员。１０多年前，他借了几万元钱做服装生意，赔了个精光。２００１年冬的一天，姬成闲逛时无意中看到一老头正滔滔不绝地大谈国事。待天黑人散后，姬成将此人拉到一旁问：“老先生是干啥工作的？”老头很神秘地摇着头说：“身份特殊，不便暴露。”

　　半瓶酒下肚，老先生终于吐露了自己的身世——他名叫朱振宇，父亲朱福是皮定均将军的部下，１９４５年父母双双阵亡，中央便将他接到北京安置。１９７０年９月，他被调到中央１３局工作，代号０８。他这次是受上级领导的指派，以普通人的身份微服私访，主要是了解民情民意，选拔一批领导干部……

　　姬成一听，对朱振宇更是恭敬有加。最后，“朱特派员”被感动了，就咬耳朵对姬成说：“看你也是个有用之才，过几天打个报告向上汇报一下，给你安排个职务。你在剧团干过，就先到省委宣传部当个副部长吧！”接着，“朱特派员”很快给姬成的两个弟弟也分别进行了安排：一个到洛阳任洛阳市委书记，另一个回老家周口任周口市委书记——还都是正职。

　　这期间，兄弟三个天天围着“朱特派员”转悠，把仅有的２万多元积蓄都花光了。三兄弟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家人的怀疑和不满，并报了警。看到公安局的人，朱振宇老两口并不害怕，摆出一幅大领导的架势，满口答应给警察安排一个公安局长干干。

　　经警方查实，今年６０岁的朱振宇，是河南省荥阳市崔庙乡的一农民，夫妻俩冒充“中央特派员”骗吃骗喝骗钱财的勾当已有多年。

　　骗吃骗喝实在是小儿科，刘永的一骗才有点高科技的味儿。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５日晚。黑龙江省某大型集团董事长赵先生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接受了交通部“部长”的接见。此前一周，他刚与交通部下属企业中国道路信息集团签订了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建设工程合作协议，并把１０００万元的项目保证金汇入对方指定的账户。

　　在酒店豪华套房的宽大客厅里，“部长”接见了赵先生，并表示建设中的具体事宜下面办。讲话一结束，就示意赵先生告退。回到宾馆，赵先生越琢磨越觉得这个部长不对劲儿，思量再三，赵先生拿起电话拨通了１１０。

　　犯罪嫌疑人，２９岁的的刘永，北京科技大学管理软件学院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北京某科贸公司副总经理。他承认编造了弥天大谎，通过互联网下载了大量交通方面的资料，精心制作成《项目规划书》，伪造数十份国务院、交通部关于筹建中道集团的“内部绝密文件”，通过中道集团，骗取对方签订合同，再按合同规定要求投资方预付５％的保证金。据悉，已有３８００万元入账。

　　最离奇的骗子是汤志君，汤把于２０００年３月被处死的贪官胡长清作为自己的虎皮，冒充是他的干儿子。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汤志君认识了一个叫何仙友的浙江商人，汤志君向何仙友吹嘘他是胡长清的干儿子，掌握了生产无公害农药的技术配方。听到汤有背景，何仙友动心了，于是，汤出技术，何和另外两个合伙人出资金５０万元，在江西婺源办厂。当５０万注册资金进入婺源建设银行后，汤取走了４７．８万元，然后就失踪了。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７日，汤志君被抓获归案。

　　民间诈骗令人愤懑，而官方呢？有组织的呢？

　　２００２年 体育局坐庄赌球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晚８时许，２００多名警察把设在湖南郴州市飞虹路２号玖合玖超市二楼郴州市体育竞猜俱乐部团团围住，当时世界杯德国队与韩国队的比赛上半场还没有结束，下了注还留在里面看球的几百名球迷一下子都愣住了。他们不敢相信，自己所参与的，由市体育局主办的博彩活动，一夜之间就成了非法的。

　　２７日，郴州市公安局宣布体育竞猜俱乐部是利用澳门赌博方法公开开设的赌场。据称

　　，除了价值达十几万的电脑、电视等赌博道具外，那天晚上警方还当场缴获３０５万的现金赌资。郴州市体育局书记、局长还有副局长第二天都从办公室消失了，据称已被“双规”。

　　目前，国内公开合法进行的博彩活动，只有体彩和福彩两种彩票，也就是只有中央和国家可以通过博彩的方式筹资。郴州的探索只是表明，地方和民间仍被禁止进入这个领域。

　　另一场赌球则是民间的。

　　６月２６日１８时，离世界杯巴土之战开赛还有１个多小时。警方得到消息，１０余人正准备在武汉常青花园２５村１栋的某居民房内赌球。该局巡警防暴大队２０余名便衣警察当即赶赴现场，抓获涉赌者６人，他们同另外一些赌徒共为这场球押赌７４万元，一西安男子押了３８万元。

　　据警方介绍，该地下赌球公司在武汉利用互联网与澳洲博彩公司联系，从事赌球生意。从广东的上线到全国各地的下线，黑手遍布７省１０余个城市。一年来，英超、意甲、冠军杯以及世界杯等大型赛事，他们场场必赌，每天可获利１万～１５万元。据交代，一年多来，有一位赌球者共输掉了４００余万元。

　　足球确实成了一个大赌具，足球业人士参与了赌博。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７日新华社发表文章，称足球裁判龚建平在２００１年７月７日比赛前收受了绿城俱乐部贿赂款人民币８万元。此前，龚建平因“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被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捕。

　　龚建平被刑拘前，１月２３日，中国足协在新闻通气会上提出了处理黑哨事件的政策：凡是能够主动向中国足协讲清问题、退出收受俱乐部钱款、检查深刻的，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

　　来自岳成律师事务所的程军律师表示：“我个人认为裁判收钱肯定构成犯罪，但不一定定义为受贿，足协把调查对象移交司法机关是正确的选择，司法机关也应受理。但中国足协如果按照自己的政策把主动坦白的裁判不予曝光，继续使用的话，足协势必有舞弊的嫌疑。”

　　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徐家力先生的观点就更为明确：裁判收受黑钱的行为就是受贿，因为足协是受国家体育总局管理的社会团体，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而裁判也属于受委托的公务人员。无论司法机关是否受理，中国足协都没有解释司法的权利，更不可能对嫌疑人提出处理办法或政策，即使某位裁判做出了检查，足协所谓的政策承诺也不会有法律效力。

　　由龚建平案扯出了中国足球圈人士孙培彦，公安部发出通缉令，在逃７个月后，孙于９月３０日在重庆落网。

　　孙培彦是山东人，原国家级裁判。孙在河南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读大学期间，因喜欢踢足球，开始在学校的一些比赛中执法。毕业后，业余时间他重操裁判工作，由于他外语好，这在裁判圈中凤毛麟角，所以很自然地成为中国足协的重点培养对象。１９９２年孙已经是国家级裁判员。

　　１９９６年春训，中国足协请来国际足联的讲师，孙培彦以翻译的身份出现，之后不久，孙就进入了足协机关，被分在裁判办公室工作，主要是协助领导安排每轮执法联赛的裁判员。这一得天独厚的位置，使得孙成了全国裁判眼里的红人。孙的关系网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

　　１９９８年孙离开足协。他开公司的北京某饭店，成了他一系列中间活动的场所，一些与他相熟的裁判和足球界人士，把他的公司当成了他们在北京的会所。这些人的身份极其复杂，有俱乐部负责公关活动的专职人员，有其他的居间人，有裁判和退役球员，有时还有中国足协和各地足协的官员。

　　孙后来的能量是非常大的，现在已有人披露，他硬是把一支华北某港口城市的乙级球队做升到甲Ｂ，只不过由于这支民营性质的足球队实在太弱，很快就从甲Ｂ降到乙级。

　　１９９９年赛季是孙的事业高峰期，这一年爆发的很多事件，都有他背后参与的痕迹。一位知情者说，不谈别的，光是裁判的安排上，的确就存在很大猫腻。最后一轮夺冠战，人为操纵的痕迹非常之浓，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一轮比赛后，失败的一方那么愤怒，而保级之战又那么富有戏剧性和玄机！最后这些关键比赛的比分，决定了整个联赛的结局。

　　作为中间人，孙涉嫌三项主要罪名：一是介绍他人贿赂罪。二是受贿罪，如果孙在足协任职期间有此行为，罪行会更加严重。三是诈骗罪，此罪名是否成立，取决于他是否主观利用自己中间人的身份，去收受俱乐部给予的钱财，同时并没有为俱乐部做相关的工作。有著名的甲Ａ足球俱乐部承认，他们每年用于贿赂裁判的资金在１５０万左右。

　　税务部门开始盯上足球圈。

　　此前，《足球》报的一篇文章分析认为，职业化以来在足球圈内的逃税总额至少应该在２亿～３亿之间。在甲Ａ俱乐部中，个别国脚级的球员年收入可以超过２００万元，一些打比赛不多的球员也可以拿到５０万元左右，可以把５０万元作为甲Ａ球队队员年收入的一个平均值。甲Ｂ球队队员的收入比甲Ａ低许多，平均下来也就是２５万元左右。

　　如此，以每队标准报名人数２２人计算下来，２０００年每支甲Ａ球队队员的总收入的平均值应该可以达到１１００万，１４支甲Ａ球队的总年收入应该在１．５４亿元。以此推算，甲Ｂ的总年收入达０．６６亿元，甲Ａ甲Ｂ总计可以达到２．２亿元。

　　月收入超过４万～６万的部分，个人所得税应缴纳个人所得的３０％，而２．２亿元乘上３０％就是６６００万元，每年甲级队队员的逃税总额应该在６６００万元左右。保守估计一下，职业化以来在足球圈内的逃税总额至少应该在２亿～３亿之间。

　　与国内球员相对应的是，留洋的球员对所在国家税务的贡献却是不小。据杨晨自己透露，他在德国３年纳税１００多万马克。德国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税很高，单身的税是最高的，他的税率目前高达５３％。

　　逃税漏税的显然不止在足球圈。

　　２００２年 任志强党费２０万

　　６月，香港《文汇报》报道，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表示，对中国一些富豪逃避交纳个人所得税不满。“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税，国家哪里有钱，怎么办事业呢？”

　　朱镕基总理说，去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名列榜中的有不少是政协委员，请税务部门调查一下，看看他们交没交个人所得税，结果都没有交。原因是他

　　们把个人收入都合到工厂里，工厂是自己的，个人用的工资都在工厂税前列支了。朱镕基表示，我看个人所得税还是应该交，我的工资超过８００元的都交了，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

　　肯定不是因为朱镕基的一句话，而使刘晓庆进去了。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０日，刘晓庆被北京市公安局刑拘。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４日，刘被正式逮捕。刘晓庆被捕的原因，在今天看来，是块天大的石头：涉嫌偷税。１２月结果出来了，刘旗下几家公司偷逃税１４５８．３万元。

　　这块石头，早先看来，就没现今这般巨大。中国首例偷逃个人所得税案件审判发生在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４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处被告魏宝林有期徒刑２年，罚金５万元，补交税款６．１２７８万元。魏宝林是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工程爆破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在职务外向外单位推广技术，５年内个人得款２６．７万元，未向税务机关申请纳税。

　　此案一出，舆论大哗，适逢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众代表委员齐聚一堂，生成共振，得到消息第二天便要去投票，审议法院工作，可以想像法官们的日子不好过。众哗道：魏宝林乃高级工程师，乃科技工作者，乃第一生产力的操作者，为这点小事就砸石头？与之对应，传了那么多大款明星偷税逃税的事，怎么就没从他们中间挑俩撞个首例？

　　公道终于来了，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大明星毛阿敏终于栽在了税案上，偷税２７．１１万元，罚３倍，加上应交税款１０６．０８万元，一下子闹了１８７．４１万元。毛阿敏没有坐牢，但受到的打击巨狠，好几年才缓过来。

　　咱不敢说毛阿敏冤枉，但是咱明白谁把毛阿敏这个挺好的女青年教唆坏的。

　　几年前学车，咱这一车６女２男。临考时，师傅劝道：那６位女士都托人了，你二位也赶紧找人吧。本来咱还想扛着，又一想不对，这是不平等竞争，咱得在大家都托人的平台上平等竞争，不托白不托。结果折了４人，包括那位仗着自己在汽车修理厂开车贼溜而不肯托人的男士，折！

　　毛阿敏一定也是被不平等环境教唆坏了：大家都偷税。我规规矩矩纳税，不公道。

　　甭说几年前，至今这环境仍没大的变化。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９日北京市地税局对７１６６户纳税人进行税务检查，其中有问题的达到５０５７户，比率高达７０．５７％。毛阿敏的个税和企业税虽不同，但都是想多揣自家点，少缴国家点。

　　这些年税官们努力了辛苦了，但不公道依然存在。执法不严，就是对守法者的不公道，就是对违法者的教唆，就是执法者的信誉丧失。

　　现在刘晓庆进来了，姗姗来迟，不公道。说不公道，不是因为她比魏宝林、毛阿敏来得晚。刘晓庆涉税案一出，她的另一桩官司也曝了光。

　　１９９３年初，刘晓庆把手伸向了偏远贫困的苏北徐州市铜山县马坡镇前八段村的村办企业徐州化妆品厂。刘的公司先是借去４０万元，又与工厂签了一份委托加工合同，产品出来了，刘的公司把２４７３８２瓶晓庆牌化妆品拉走了，合同总额５４２４０４元钱却没影了，农民傻了，农民告官了。

　　铜山县法院判得很清楚，刘晓庆公司支付加工费和违约金。但这是一纸白条判决，执行不了，１９９７年农民当着法官的面给刘晓庆跪下也没用，刘晓庆依然活活脱脱。

　　５年后，石头终于砸下来了，刘晓庆终于进来了。起因是涉税。欠国家的钱应当进来，而欠农民的钱，欠那么多年，却奈何她不得？这不公道。刘晓庆早该进来，当她欠农民的钱判决下来的时候。

　　尽管刘晓庆号称“百万富姐”，但她挣的钱可能没有任志强多。这位北京新华远董事长披露了他的个人纳税情况：“我的７００万年薪，在扣除了个人所得税和党费等之后，实际拿到手的是大约４７％，其中党费就交了２０多万元。”５１岁的任志强高达７００万元的年薪得益于华远房地产公司外资部分资产在香港的上市，也归功于他主持华远集团工作时公司总资产扩大２００倍，超过１００亿元的惊人业绩。

　　８月１６日，美国世界级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结束了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据测算，每场平均票房４４０万元，８场下来约３５００万元，而大卫本人的纳税在３００万元以上。大卫有一个条件：“不见完税证明不演出。”

　　毛阿敏当初如果有这等精明，该少受多少闷！

　　２００２年 姚明去了ＮＢＡ

　　世界杯足球赛中国队三战皆败一球未进。不过这不是米卢离开的原因。事前曾有约，不论成败，这个南斯拉夫教练都要回家。米卢不仅给中国足球，也给中国政府做出了贡献。

　　北京税务部门表示：米卢为金六福广告缴纳个税３０万元人民币；从国家体育总局领取的工薪收入代扣个税１８０万元。加上为其他品牌做形象代言人，估计米卢缴纳个税的总额在３００万元人民币左右。

　　北京朝阳地税局介绍，金六福当时与米卢签订的协议中规定：金六福向米卢支付一年肖像权使用费总计２００万元，其中先行向米卢支付人民币９５万元，余款１０５万元视国足的成绩而定。世界杯中国队的表现影响了米卢的进项，米卢最后只收到金六福支付的６５万元人民币的税后收入。

　　北京崇文地税局介绍，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体育总局每月都为米卢按照工薪最高税率４５％代扣代缴个税８万多元人民币，总计１８０万元人民币。根据米卢纳税情况计算，米卢从体育总局拿到的税后收入在２２０万元左右。

　　７月２７日，中国足协的官员请米卢吃了一顿，然后米卢就自己叫辆出租车去了机场。为什么？这在别国也许正常，但在中国就是不正常。别说一起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别说米卢把中国足球拱进了世界杯，就是几个陌生人碰在一起游玩了几天，之后也会请顿饭，开车送送。足协官员过分了。

　　１０月，郎朗回来了，回北京参加国际音乐节。不知是作为内宾还是外宾。但６年前郎朗离开北京时，他肯定是内宾，是中国人。６年前，郎朗去了美国朱利娅音乐学院。据说有许多著名的音乐学府邀请郎朗。又一个人才走了，让人捶胸顿足。

　　眼下让人顿足的是另一个大男孩王治郅。王是中国第一个进入美国ＮＢＡ的球员，已被中国国家男篮开除。据官方讲，王治郅私心重，当祖国需要时，王毁约，不愿代表中国打亚运会。偏偏在这届亚运会上，中国男篮丢了冠军。

　　接下来还可能出问题的是姚明，姚明已与ＮＢＡ休斯敦火箭队签下３年１８００万美元的合同。从目前ＮＢＡ状况和姚明的发展趋势看，新秀合同结束后，姚明很可能成为ＮＢＡ的顶尖中锋。那时，姚明也将顺理成章跻身于ＮＢＡ高薪球员行列。２００５年以后，姚明将有可能获得年薪接近２０００万美元的大合同。

　　从ＮＢＡ中锋的运动寿命看，姚明正常情况下可以打到３８～３９岁，即新秀期后还可再打１３～１４年，那么新秀期后的收入可达２．６～２．８亿美元。剔除个人所得税及ＮＢＡ球员基金，姚明的实际收入将在１．８亿美元左右。

　　这是什么样的价值概念呢？我们可以形象一点表述，按目前的国际商品价格，姚明的收入大约相当于出口大米１０２万吨，蔬菜５３万吨，水果４２万吨，钢材４６万吨，电视机２３９万台，原油９８万吨，汽车２万辆，自行车６３０万辆，以及２００１年全国生物技术产品出口总值的１．１倍。姚明是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单个出口商品之一。

　　从另外的角度看，姚明的收入大约相当于６万名工人一年创造的工业增加值，２０万名农民一年生产的农业增加值，若用于国内投资消费，则可创造５万个就业机会。

　　姚明是个香饽饽，甚至在姚明出国选秀前，上海东方俱乐部、中国国家篮球队等单位就提出了主张：诸位出去发洋财了，不能忘了咱养育之恩，是不是也该给咱分分红？

　　王治郅、姚明们的产权（把人喻为物不妥，掌嘴！）到底归谁呢？在他们进入体校、俱乐部、国家队之前，王、姚还是未成年人，他们的产权应属于他们的父母。但这之后就不同了，有公家资产的强力投入，衣食住行，训练，比赛，出国都是公家包揽，这时候王、姚的产权就应是股份制的了，父母、王、姚本人（独立核算）、公家，三大块构成了一个混合经济体，其中公家作为一个股东提出要分红，也就算不上无理了。

　　但郎朗不同。郎朗的父亲辞去沈阳市公安局警官的职务，到北京住简易楼蹲学校窗户陪郎朗学琴；郎朗上学拜师要掏钱；去柏林参加比赛，郎朗、郎父和教授每人１６０００元人民币的花销，是郎家凑的；郎朗去朱利娅音乐学院，当然也不会是中国的公家出钱。当然，从大的方面讲，郎朗是中国养育的，郎朗的教师是中国人，郎朗出国参赛的名额是中国的，但这与中国的公家对王、姚的投入是不同的，于是就不敢说郎朗是中国制造、中国拥有产权，向郎朗要分红的主张就显得理亏——也没有人提出这主张。

　　中国制造，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确实让咱振奋。但一些洋人却刻意回避这一点，比如制造通讯产品的阿尔卡特公司。阿尔卡特人士逢人就叨叨：我们是一家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公司，我们在全球各国有许多项目，一进去就本土化了。比如阿尔卡特在上海的公司，主要应该是一家中国公司。

　　咱不能说阿尔卡特像白求恩一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们肯定想把利润移回到自己家里，他们向各国的“本土公司”收着售价８％～１０％的专利费。但阿尔卡特的到来也确实惠及中国，增加就业，提升技术，向政府缴税。阿尔卡特得便宜还卖乖：这是一家中国公司嘛，对人家好一点嘛——而不是强调阿尔卡特制造，或法国制造。

　　郎朗是谁制造的？如果郎朗不出国会怎样？郎朗会取得今天这样的国际声誉吗？不出国的郎朗就是参加了北京音乐节，会有今天这样的号召力吗？

　　郎朗参加商业演出是要赚钱的，走到哪儿赚到哪儿，来到北京也要赚北京的钱（这其中也会有外国人的钱，在北京的外国人也要买票听音乐），但郎朗也会惠及北京：增加就业，提升文化，向政府缴税。而且，国际的郎朗比北京的郎朗或沈阳的郎朗，显然更能给北京带来益处。郎朗也是一个混合经济体，虽然没有中国的公家的产权，但政府也能获得收益。

　　２００２年 万载烟花爆炸

　　灾难一个紧跟着一个明确而又模糊地撞了出来，甚至等不到２００２年新年钟声的敲响。

　　明确的是，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江西省万载县发生烟花爆炸事件；模糊的是，死了多少人，损失几何？

　　事件发生后，各种消息满天飞。湖南有媒体报道，正在上班的２００多名员工除２０来人逃离外，其余生死不明。至该媒体记者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晨１时３０分发稿时，从爆炸现场已拖出尸体２０具。

　　后来又有电视媒体报道，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现场清理人员介绍，目前至少清理出了２４具尸体。有报道还说，事故造成１万多人无家可归。甚至有媒体使用了“隐瞒死亡人数天怒人怨”的惊人标题。

　　各家媒体的报道和官方公布的数字实在大相径庭：“１２·３０事件”发生当天，江西有关部门向媒体公布的事故伤亡人数是死９人，伤６０余人；２００２年１月２日，官方公布新的数字：共死亡１４人，因伤住院６１人。

　　１月３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与万载县黄茅镇相邻的文家市镇采访时，有的居民说死亡人数有４０多人。一位居民表示，坚决不信江西官方公布的数字，说只死１４人是“万万不可能”的。

　　造成消息满天飞，一是因为有些记者采访不深入，听到什么报什么，对事实未进行多方核实。二是有关部门对新闻记者采访设置重重障碍，权威新闻源缺失，无法核实。１月２日，江西省有关部门公布死亡１４人。可记者１月４日上午采访江西省万载县有关部门负责人时，他们却仍称“具体死了多少人不清楚”。

　　官员可以用一句“不清楚”躲了，但挡不住事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奔来。

　　２００２年５月４日，山西运城富源煤矿发生重大透水瓦斯燃烧事故，２１名矿工遇难。

　　５月７日晚上，煤矿承包人张顺和被公安机关看护，１０日被刑事拘留。在数次讯问中，张顺和概不承认井下有人。１７日公安人员第５次对其讯问，张才承认井下有２１人。

　　一个十分清楚事故情况的煤矿承包人，却需要公安人员用１０天时间５次讯问，才吐出矿难实情。这是为什么？

　　据张顺和交待，矿难发生后，因井下有人，感觉压力太大，心中害怕。怕把事情闹大了，对各级领导都不好。怕上面追究别人的责任。别人混个局长、科长也不容易，自己私下赔点钱，能完事就完事，尽量不要给领导找麻烦。

　　张顺和说：“富源煤矿共有６０多名工人，大部分是湖北人，出事那天井下共有２３个工人，后来逃出来２人。当天上午就在井口发现了已经被烧死的技术员张建军的尸体。当时，矿上刚出了七八百吨煤，有４万多块钱。我给剩下的４０多个人结清了工资，赶快打发他们到了陕西那边，然后又让人清理被烧毁的井口。”

　　出了事故，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隐瞒，为此甚至不惜伤天害理。

　　２００２年 繁峙金矿掩盖真相

　　张顺和是把活口和死口都从山西往陕西赶。如果来不及赶，他会不会销尸灭迹呢？

　　６月２２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发生爆炸，矿方以抛尸埋尸、焚尸灭迹等手段隐瞒死亡人数，到７月６日，遇难者人数已由当初所报的２人上升到了３７人。

　　事故发生２小时后，繁峙县委县政府接到事故矿所在镇——砂河镇党委书记原国清的电

　　话报告。一个小时后，繁峙县县长王彦平带领县有关部门人员赶到现场。当时矿方人员一面给在座的各位领导倒水，一面不慌不忙地介绍说这是一起普通事故，死２人，伤４人。县有关领导认为是“虚惊一场”。

　　此时，就在离爆炸井口不远的屋子里，堆放着８具遇难者的尸体；井下，是更多还没有来得及抬出来的尸体。但县领导只是在事故现场的上面听取汇报，没有去爆炸现场。随后，县领导的车队离开义兴寨矿区。

　　６月２３日上午，繁峙县人民政府向忻州市政府提交了《关于“６·２２事故”的情况报告》。报告说：“经初步查明，井下作业人员４０人，死亡２人，伤４人，其余３４人安全撤离现场。”就在这天夜里，３０多具遇难者尸体被二次分散灭迹：或焚尸于田野，或抛尸废弃窑洞，或掩埋于沟壑……

　　６月２５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接到遇难者家属的举报时，局有关领导立即做出批示。同时，山西省政府领导也就此提出要求。于是，一支由省经贸委一副主任带队、几个相关部门组成的队伍前往事故现场。然而，带回的情况并没有更新的内容。

　　６月２７日，国家安监局接到更为详细的遇难者家属举报，说死亡人数有３０多人至４０多人不等，并提供了数名遇难者名单。国家安监局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山西省经贸委在２７日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的《关于义兴寨金矿“６·２２事故”情况的报告》中，死亡人数依旧是死２人，伤４人。

　　６月２８日，山西省省长刘振华在看到网上关于此次事故的有关消息后，指出“网上信息远比报告反映的问题严重得多、也具体得多，应对此高度重视……千万不能隐瞒，对隐瞒者严惩”。

　　６月３０日，事故发生８天后，警方找到１４具遇难者尸体，被隐瞒的特大矿难真相终于逐渐浮出水面，加上此前知道的两位遇难者，遇难人数已达１６人。

　　新华社记者６月３０日下午在距事故矿发生地１０公里左右的繁峙县金山堡乡下浪涧村看到，６具尸体被分作两堆抛在一个废弃砖窑的窑洞里，外面用尼龙袋堵住了洞口。而在另一处同样距事故矿发生地１０公里处——繁峙县柏家庄乡的路边沟里，同样埋着８具尸体。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则是焚烧过后的骨灰。

　　７月１日凌晨，警方又从离事故矿往南方向１０公里左右处的砂河镇金山铺村北山山崖下的４处地方挖出２０具被草草掩埋的遇难者尸体。当天下午，警方又在距事故矿１公里处的义兴寨村西南一废井内，找到一具遇难者尸体。至此，连同在医院的两具尸体，事故死亡人数已确认为３７人。

　　７月２日，忻州市公安局局长苏浩说，７名运尸、焚尸犯罪嫌疑人交待的３７具尸体，已全部起获。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仅有这些尸体”。矿主殷山、洞主王全全、舒仕斌等１０余名犯罪嫌疑人目前仍在外逃，使得事故调查陷入了僵局。

　　７月２日，在视察了繁峙金矿爆炸现场之后，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说，感谢新闻监督，如果没有新闻舆论披露出来，至今大家还会蒙在鼓里。记者都能弄清的情况，为什么有的人就弄不清，甚至视而不见？面对这么多疑点，只相信“死２人，伤４人”，是官僚主义，还是有别的问题？

　　田成平说，这起恶性特大事故，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义兴寨金矿社会秩序不好，矿山管理混乱。为什么要把金矿非法承包给殷山，又让殷山承包给其他人？无人管理，一片混乱，没有一个环节符合国家法规。出现这种情况已不是一天两天了，谁管了？出事了，连有多少人下矿都不知道。殷山个人承包金矿，矿上要５０万，县里要６０万，怎么操作的，怎么批准的？

　　２００２年 井下坚守２１天

　　官员封锁事故消息是本能，中外皆然。事后也许有官员批评不该隐瞒不报，但从其官职操作属性来说，从屁股指挥脑袋来说，隐瞒是必然的，实在隐瞒不住了，才出来批评。相声里说：实在不行了，男女都一样。

　　《中国青年报》４月５日刊登山谷的文章说，一个叫杨显斌的１９岁矿工，因煤矿发生透水事故被困井下，他靠喝煤水在坚持了２１天后于３月２８日被人们救出。因为是个“奇

　　迹”，全国大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人们在为杨显斌感到庆幸的同时，也为这则新闻的出现感到兀突。那家煤矿发生事故后，有７名矿工被困井下，但在过去的２１天中，媒体从未报道只言片语。这次因为报道杨的奇迹，才把２１天前的事故作为背景写出来。如果不是杨显斌的奇迹出现，这起事故或许就永远也不会让人知道。那么，在刚出事时为什么不让记者知道？其中道理很简单，出事时就报道，那是负面报道；现在人获救了，说明抢救工作有成绩，就成了正面报道。

　　官员对地方治安的责任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为一个硬指标。但对于山西省平顺县县委书记的惩处，就有点玩笑了。

　　４月２３日晚，龙溪镇一民工住所后墙被炸塌，死亡２人，平顺县未破案。５月７日，平顺县城青羊市场又发生一起爆炸凶杀案，４人死亡，４人受伤。６月６日，平顺县杏城镇赵城村村民与外地民工打斗，造成１人死亡，５人受伤。平顺县两月发生３起大要案件，造成７人死亡，９人受伤，影响了社会稳定。６月２１日，这个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县委书记杜保和被罚款５００元。

　　另一位县委书记却没有杜保和的好运。

　　８月３０日下午，广西高级法院第四审判庭座无虚席，被告席上原广西南丹县县委书记万瑞忠头发凌乱，形容枯槁，在听宣判书时一直低着头，无力地靠在背后的房柱上。当审判长宣判完毕，万瑞忠脸色顿时变得苍白，颤抖着在死亡判决书送达证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７日凌晨３时许，南丹县拉甲坡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８１名矿工死亡。事故发生后的当晚９时许，万瑞忠与几位下属密谋后，决定对此事故不按有关规定逐级上报及组织抢救、调查，而是将事故真相隐瞒起来。到７月下旬，有关“７·１７”事故的消息引起新闻媒体及上级有关部门注意，万瑞忠仍多次向上级做虚假汇报。直至８月初，事故真相被查清后，万瑞忠才交待对事故真相隐瞒不报的经过。

　　法院审理认定，万瑞忠于１９９９年初至２００１年７月间，利用其担任南丹县县委书记职务的便利，先后１８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３２１万多元，并为他人牟取利益。

　　万瑞忠被判死刑的主要罪状是受贿罪，次罪是瞒报的滥用职权罪。于是，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假设万瑞忠当时没有将南丹事故隐瞒，而是按照国务院《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及时上报并组织抢救、调查，那么，他受贿的犯罪事实，还会不会得到暴露和查处？也许只会受到７年有期徒刑的处罚，从而捡了一个便宜。如果他主动上报有关部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调查事故，认真处理善后工作，没准只需负一个领导责任，只受一个行政处分。

　　灾难多多。

　　６月２０日，黑龙江省鸡西矿业集团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井下遇险总计１３９人，已确定遇难１１１人，４人下落不明，２４人生还。有关专家认为４名下落不明人员生还的可能性很小。事故原因初步查明为瓦斯量超标，并由明火引发爆炸。遇难者中的绝大多数是城子河煤矿的工人，被困井下的还有鸡西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文林，城子河煤矿矿长赵永金，矿党委书记张继纯，鸡西矿业集团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城子河煤矿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６月２４日，河北省蔚县突降暴雨，引起山洪，造成三个乡镇煤矿被淹，数十名矿工及家属在洪灾中丧生。

　　７月１９日，河南省郑州、洛阳等地遭遇五六十年来罕见的灾难性天气，馒头大的冰雹砸死１８人，损失４．９亿元。

　　８月２日，四川省合江县合江７号轮在从榕山驶往对岸老渡口即将靠岸时，在倒船途中与一艘大型驳船的尾部发生撞击，合江７号轮船体倾斜，不到半分钟就被整体倒扣进江水中。

　　事故发生后，当地媒体在同一时间段中报道的人数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的媒体报道“落水４０人，已抢救生还１５人，打捞起３具遇难者遗体，失踪２２人”。但有的媒体却称“约４０人下落不明”。

　　《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当地，渡口的一位人士小心地告诉记者：那一渡总共卖出９１张票。这样再包含一名船长、一名水手和船主夫妇两人，该船上应该是９５人。渡口上立着一块警示牌，此牌是为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２日合江渡船事故１３０人死亡而立。

　　１０月２３日，山西吕梁地区朱家店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井下４４名矿工全部遇难。

　　１０月３０日凌晨７时３０分左右，救援人员找到２７小时前发生在南宁矿务局二塘煤矿事故中失踪的９名矿工，但这些矿工因吸入大量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经抢救无效死亡。这起事故的死亡人数已增至３０人。

　　１２月６日，吉林洮南市的省属万宝煤矿发生火灾，已确认２５人死亡，４人下落不明。

　　近十几年来，在生产、交通、娱乐、旅游等领域内，恶性事故频频发生，各级领导也不是没有认真对待，各种法规也在日益完善，但依然难扼事故势头。其主因是，追求利益的欲望大大超过建立秩序的步伐。而追求利益的欲望大膨胀又是计划体制的禁锢打开之后的必然现象，出现混乱亦难以避免。当此时，古人所言“乱世须用重典”可谓贴切。

　　２００２年 ９万元赔偿模特儿玉手

　　距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还有６年，企业赞助活动已经拉开帷幕。１０月２３日，韩国三星电子与国际奥委会签约，成为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第７家全球赞助伙伴。至此，北京奥运会全球赞助商已由可口可乐、柯达、斯沃奇（钟表）、Ｊｏｈｎ Ｈａｎｃｏｃｋ（人寿保险）、Ｓ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Ｓｅｍａ（通讯）、松下（电器）等国外著名跨国企业包揽。至此，中国没有一家企业加入。

　　奥运会全球赞助计划，简称“ＴＯＰ计划”，由统一招标单位在世界范围内选择著名的大公司作为赞助商。据了解，１９８８～２０００年，ＴＯＰ计划取得的收入从９５００万、１．７５亿、３．５亿美元增长到５．５亿美元，几乎每４年就增长１倍。

　　１０月２５日，海尔集团广告部负责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做北京奥运会的全球赞助伙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也是一个绝好的商机，我们集团正在做全面的规划、论证，但结果现在还没有出来。”

　　同日，联想控股公司对外称：“联想集团去年申奥时就向奥申委捐赠了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联想是否将成为北京奥运会的全球赞助伙伴？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６０００多万美元的赞助门槛太高了。考虑到联想的市场主要在国内，联想肯定会做北京奥运会的国内赞助商。”

　　据了解，１９８４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没有实施ＴＯＰ计划，企业赞助奥运会的门槛仅４００万美元。

　　钱几乎能决定一切，甚至包括生命。８月２６日下午，一架飞机从深圳飞往丽江，将因车祸受伤的张小姐接到广州救治。而同车的其他伤员就没有这个权利了，因为这架飞机是张小姐的亲属花费１７万元包下的。

　　１７万元能通路，５块钱也能断路。８月１日凌晨１时许，成都华广电子工程公司总经理岳先生驾驶一辆帕萨特从都江堰前往成都。途中有人在高速路上设置了钉板，车胎被扎瘪。正在他与朋友准备换车胎时，３名歹徒悄悄围了上来。搏斗之中，岳身体多处被歹徒用刀划伤，随后，歹徒从两人身上搜走了全部现金以及手机。

　　岳先生换上车胎后赶到了离事发地点最近的崇义收费站求助。但收费员称：“我们的电话是内线，没法报案。”叫岳先生自己到崇义派出所报案，但必须先把５元钱过路费缴了。岳先生称自己被抢光了，没有钱，请收费站先放自己过去，但被拒绝。收费员随后请示监控中心，答复是，让岳先生先把证件留下来。岳先生称证件也被抢了，监控中心这才同意放岳先生过去。

　　接到岳先生的报案，崇义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在都江堰收费处，岳先生的帕萨特再次被拦。经再三交涉，监控中心才同意开启栏杆放行。当岳先生带着民警赶到现场时，现场已什么痕迹都没有了。那块重要物证钉板也被人拿走。

　　小学生每学期的作业本为什么用不完？按照教委的有关规定，学校为学生代买作业本只能按定价收费，但厂家给学校的回扣竟高达５０％。《北京青年报》记者以教师订购作业本的名义咨询了多家作业本制造厂家。厂家说，给学校批发的价格为每本０．２０元，厂家给学校一定回扣，最高可达５０％。“这是行价，具体费用见面后还可以再商量”。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属于谁？４月１日法院做了判决：以中国现行法律原则和精神，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归属权问题置于当时历史背景之下重新审视，此油画的所有权和著作权始终是分离的。国家享有油画所有权，刘春华应为油画的惟一作者，享有著作权。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曾在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７日受刘春华委托对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进行了公开拍卖。建行广州市分行（现并入建行广东省分行）以５５０万元价格通过竞买购得此画并向嘉德公司支付佣金５５万元；刘春华收取建行广州市分行支付的画款５５０万元并向嘉德公司支付佣金４８万元，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７６．３２万元。建行广州市分行购得油画，将油画交归中国建设银行收存。

　　北京市二中院的判决中认定，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目前存放在建行，其国有状态没有改变，国家财产并未实际受损。因此，中国革命博物馆请求刘春华和建行返还油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以支持。刘春华不是油画所有人，他不应该将油画作为个人所有财产委托拍卖，也不应得到拍卖价款。但目前已超出通过诉讼追索此油画的时效，因此，刘春华不自愿交返拍卖油画所获得的收入，法院也不能强制他返还。

　　模特儿的手被一只狗咬了个小口，得赔多少钱？７月２６日，北京市一中院有了终审判决：刘女士赔偿谢爱红医药费９００余元，误工损失８万元，精神抚慰金１万元。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４日晚，刘女士饲养的３条狗中的一条突然从谢爱红身后跳起来，将她的手咬伤。后虽精心治疗，但仍留下一个明显的伤疤。狗一咬，不仅断送了谢爱红的模特儿生涯，而且使她已经签约的３个合同无法履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８万元。

　　开车撞人逃逸要赔多少钱？９月４日天价判决下来了：人民币２１５万，港币１５万。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日凌晨，深圳市笋岗路上发生了一起救护车（并非执行抢救任务）肇事逃逸案，１７岁的林某几乎成为植物人，林家为此倾家荡产，于是将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对方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继续治疗费等共计５９０多万元，其中，３００万元的后续治疗费和５０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占了一大半。

　　罗湖区交警大队认定，此事陈某应负全部责任。罗湖法院没有支持林家关于孩子２０年的继续治疗费３００万元，而只认定了未来５年的继续治疗，以每月１．６５万元计算，共计９６万元。法院还将精神抚慰金酌定为２０万元。根据判决结果，林家获赔共计人民币２１５万元，港币１５万元用于购买进口药物。

　　２００２年 科技英雄黄昆

　　神州三号飞船于３月２５日２２时１５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Ｆ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飞船按照预定轨道，环绕地球飞行了１０８圈。４月１日１６时３分，当神州二号飞船环绕地球飞行第１０７圈到达南大西洋上空时，守候在那里的远望三号船向其发出了返回指令。飞船即由飞行姿态调整为返回姿态，返回舱与轨道舱分离，随即制动发动机点火，推动返回舱穿越大气层，在内蒙古中部地区成功着陆。

　　飞船的科技知识是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科学家的工作也往往在公众视线之外，但政府不能不重视。

　　２月１日，王选、黄昆两位院士成为２００１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江泽民主席为他们颁发了证书和奖金。这是继吴文俊、袁隆平后，科学家再次捧得５００万元大奖。王选以研究汉字激光照排和电子出版系统著名，黄昆是著名固体物理学家。

　　自然界事物往往是人力难以把握的。７月１９日下午６时３０分至晚８时，河南省沿黄河及以北地区的郑州、洛阳、巩义、新密、温县、孟州等市县普遍受到狂风、暴雨、冰雹的袭击，冰雹最大直径达５５毫米，瞬时最大风速达到８级，降雨最大量达５４毫米。在这次灾害中，１８人丧生，损失数亿元。

　　当时有记者行车在郑州市花园路中段。宽阔的道路上，一股旋风突兀而起，阵风排山倒海般扑来，一波接一波，越来越强劲。汽车被狂风狠狠颠簸了几次，街上的行人开始四处逃散，能听到树枝噼啪折断、广告牌被撕裂和物体咣当坠地的声音。

　　记者描述道：短短数十秒时间，眼前一片黄灰，忽然车顶好像鞭炮在炸响，冰雹突然倾泻而下，大者如鸡卵，在狂风裹挟下，越来越密，子弹般敲击着地面。多辆汽车打开车灯，慌不择道，向路边有顶棚的地方躲避。一个赶路的女孩躲避不及，被砸个趔趄。几分钟，仅仅几分钟，闪电、惊雷、暴雨、冰雹，把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搅和得天地一片混沌，树在摇，车在抖，人们一声声惊呼“真像是世界末日”。

　　其实，就在冰雹落下一个多小时前，某气象机构已用雷达预测到了这一灾害性天气，但他们当时只是把情况通报给某级政府，他们说他们只对某级政府负责。依照《气象法》的规定，在遇到可能的突发灾害天气时，气象部门有权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媒体，以及传呼、手机等通讯工具传播这个信息。但可惜，气象部门在通知了政府之后，放弃了法律的授权，没有对公众发布这个信息。这也是事后气象部门受到严厉指责的主要原因。

　　有评论说，需要反思的还有政府，因为他们是最早得到预报的，但政府在得到信息后又浪费了信息，信息交流的通道出现梗塞。在国外，如果有突发事件，电视、广播可以临时中断节目，迅速播出事件的最新进展情况。比如“９·１１事件”中，在第一次飞机撞毁大楼后，仅相隔几分钟，当地电视台就进行了报道，许多观众因此目睹了第二次飞机撞楼。在郑州冰雹事件中，如果有这么快的反应，人们完全来得及采取相应的避险措施。

　　在这次灾难之后，还发生了一次经典的扯皮。灾难中，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突然停电，一停就是整整５天，给这个本该架设专线的一级用电单位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大批科研成果前功尽弃，冷柜中价值近百万元的基因、病毒、酶、血清以及瓜、桃等原始标本腐烂变质，一些位于学科前沿的基因克隆等新科研项目也不得不重新开始……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事故呢？停电后，果研所马上自查所内线路，证实没有问题后立即向主管供电部门和郑州电业局抢修热线反映，被告知灾后事故多，需要等待。情急之下，果研所自己沿线查找原因，在距该所３公里远的郑州铁路工厂一公司院墙外，看到了被枯枝压断的１０千伏高压线头。谁知郑州市电业局配电工程处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后答复：要解决问题，必须对树进行剪枝，但这几棵树归铁路部门管，不经铁路林地所允许，谁也不敢动。

　　为了剪枝问题，在几天时间里，果研所向配电工程处、市长热线、铁路林地所甚至报社多方求助求情，急不可耐。但事情绕来绕去，一直拖到２４日下午，也就是停电第５天头上，铁路林业部门和电业部门在现场汇合，３个小时便将电接通。

　　只对领导负责，确实是一些人的习惯。《大河报》６月７日报道，为让上级领导参观路边工程时能够一览无余，河南邓州市彭桥乡政府领导竟断然下令将沿公路边正在生长的高秆作物统统毁掉，５个村的村民因此遭殃，１米高的快要出穗的玉米大片大片地被连根拔起。农民们说，上边强迫我们在沿路５０米内种植低杆作物，我们也没有说不响应，可关键是，我们春天种植玉米时村里为啥不说一声？我们的损失谁来赔？

　　澳门的赌权分配，也是一个经典。２月８日，万众瞩目的澳门三个博彩经营牌照归属终于有主，这三家是：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澳娱），是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大股东是现任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有“澳门赌王”称号的何鸿；永利度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其大股东有澳门商人黄志成和美国西岸赌王、也是世界五大赌王之一的韦恩（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ｌａｎ Ｗｙｎｎ）；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要股东有美国内华达州威尼斯人集团、香港吕志和家族、蔡卓勋和何安全。

　　社会发展疯快，各种新词进入《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网络新词层出不穷：网虫、网址、网吧、宽带、电子邮件、电子邮箱、ＣＥＯ（首席执行官）、ＣＦＯ（首席财务官）、ＣＯＯ（首席运营官）、ＣＴＯ（首席技术官）等。科技新词遍及生活：纳米技术、转基因、基因组、生物芯片、基因芯片、干细胞、暗物质等。

　　经济生活词汇日新月异：建仓、减仓、股民、个股、散户、股评、股权、股灾、股指、长线、除权、大盘、盘跌、盘整、盘升、崩盘、跌幅、跌停板、垃圾股、蓝筹股、牛市、熊市、地价、动迁、房展、房型、期房、写字楼、物业、楼市、楼盘、现房，等。

　　文体新词丰富多彩：扳平、逼抢、冲顶、盯防、反超、拉力赛、赛季、赛况、赛制、胜绩、胜率、体能、外援、极限运动、劲歌、排行榜、商业片、贺岁片、大片、肥皂剧、跳舞毯、卫视、博彩，等。

　　此外还有：待岗、试岗、脱岗、下岗、竞岗、返岗、复岗、转岗、待聘、落聘、全职、兼职、钟点工、小时工、灰色收入、白色收入、黑色收入，等。

　　新的职业也层出不穷，保安、导播、护工、礼仪小姐、婚介、婚庆、失婚（已离婚或丧偶后未再婚）、婚外情、丁克家族、安全套、性骚扰、色狼、色魔、暗恋、畸恋、包养、强暴、花心、性贿赂，等。

　　１０月２７日是中国第三个男性健康日，而中国男性生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男性２５％有性功能障碍或性心理障碍，１０％的夫妇有不育或不孕症，成年男性性病患者达６．５％，４０岁以上的男性５２％有勃起功能障碍。原本应该在６０岁以上才会出现的更年期症状，不少男人雄性激素部分缺乏，更年期却提前到４０岁左右。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４０岁左右的男性更年期症状发病率还只有０．８％，如今已上升到２．４％，短短１０多年里增加了３倍。

　　另外，中国每年有２８．７万人死于自杀，自杀已经成为第五大死亡原因，仅排在脑血管疾病、支气管炎和慢性肺气肿、肝癌、肺炎之后。而在１５～３４岁人群的死亡原因中，自杀更是第一原因。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３．６％，占相应人群死亡总数的１９％。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３倍。此外，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女性自杀率比男性自杀率高的国家，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２５％。

　　２００２年 好村夫舍子救人

　　８月１２日，北大山鹰社在攀登希夏邦马西峰途中，有卢臻、雷宇等５名学生遇难。之后，关于探险精神是否值得用生命换取，谁为年轻的生命承担法律责任的争论纷起。

　　西藏登山协会说，“此次事故发生在海拔６７００～６８００米处，即将到达顶峰时遭遇了雪崩，是大自然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的。”

　　而民法学专家魏胜认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意外事件指不能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客观事由。虽然雪崩是不可避免并不可克服的，但由于其在登山活动中具有可预见性，因此不是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不能成为组织者免责的理由。

　　魏胜说，本次登山活动的组织者北大山鹰社，既没有法人资格也没有在有关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特别是西藏登山协会明确告知天气不好不宜登山、登山应有登山教练或者高山向导、应配备必要的通讯工具后，组织者以假期登山时间别无选择、经费不足为由，固执己见，贸然进山，这是导致学生死亡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北大山鹰社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因其不具备法人资格，责任当由北大承担。

　　当今社会日益多元，各种价值观争先恐后遍地开花，在广州甚至出现了换妻游戏，这为许多人不齿。但人怎么生活，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各有所好，或轰轰烈烈或平平凡凡，或百万富翁或一文不名，那是你生活的选择，没人太在意。

　　但确实有英雄。

　　贺世民出生在河北邯郸市郊的一个农村家庭。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的一天午后，父母上班后，３岁的小世民到村东纸箱厂玩，他两手摸了一下地台式变压器，“”地一声响后，小世民被击倒在地，顿时昏迷过去。一个星期后，小世民的胳膊上的皮肉开始逐渐脱落，不得不做高位截肢手术。

　　父亲贺之亭和妻子商量，自己总不能跟儿子一辈子，要尽可能地训练他生活自理的本领。摔倒了，就鼓励他自己站起来；自己吃不了饭，就鼓励他用脚趾夹着筷子吃。父亲又买来了纸和笔。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他就可以用脚自如地写字了。

　　６岁那年，别的小孩儿背起书包上了学，贺世民也要去，但班主任说什么也不肯收，原因是孩子生活不能自理。后来学校勉强答应接收。父亲用了３天时间，为儿子设计出了一套桌椅，从此这套桌椅一直伴随贺世民走过了１２年寒窗苦读。２００２年７月初，没有双臂的考生贺世民用自己的右脚完成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飞跃，以总分６１３分的好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汪沈阳是另一位英雄。

　　１０月１３日，湖北省崇阳县石城镇双港高小的汪沈阳，与同村的３个小伙伴帮学校校工挖菜园。１１时，一群被当地人称为七里蜂的毒蜂向三年级学生金维发起了进攻，８岁的女同学艾易也被蜇了一口，大哭起来。见此情景，１０岁的汪沈阳脱下上衣，扑打围攻小伙伴的蜂群，并大喊“你们快跑，我先挡一阵！”他迎着扑过来的毒蜂拼命拍打，引开了大股蜂群，３个小伙伴才得以脱身。汪沈阳的亲人和村民闻讯赶来，奋力将汪沈阳救出，但他全身已经肿了起来，１２时在送往县医院的途中离开人世。

　　胡文传的行为令人动容。

　　在安徽省长丰县土山乡大窑村边，有一口水塘２００１年刚刚挖过，深达五六米，村里的孩子们放学后常结伴在塘边钓虾。６月８日傍晚，正在塘边钓虾的少年胡明鑫见同伴大强军滑进了深塘，只有两只小手在水面上摆动。胡明鑫伸手去拉同伴时，自己也掉进了深水坑。当时在塘边钓虾的３名女中学生范惠子、胡正林、胡正文见此情景，飞跑过来“扑咚咚”跳进水塘里。３个女生在摸向深水时，双脚踩不到泥，没入水里时竟抱成一团。

　　青年农民胡文传在家里隐约听见呼救声，飞跑到水塘边跳进水塘。胡文传伸手摸到了两个孩子，交给闻讯赶到的乡邻们。他又摸到一个孩子，让她抱住自己的脖子，再伸手抓住另一个孩子游向塘边。当疲惫不堪的胡文传把这两个孩子交给别人时，他大哭道：“我的儿子大强军肯定还在水底。”众乡亲感动之下，纷纷潜入深水里摸索。到了深夜，胡文传的儿子大强军才被找到，可怜的大强军双手抠满了泥巴。

　　胡文传说，当时在水里救人时，知道这些孩子不是自己的，但是只要有良心，总不能抛开这些活脱脱的生命，去救自己的儿子。

　　要做好事有时候还真是不容易。

　　３月１９日，在西安糖酒会上，成都新天杰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林新生将随身带的密码箱放到了展台里侧，可不到５分钟工夫，装有１万元现金、股票账户卡等重要资料的密码箱就失踪了。林总向西安市公安局报了案，带着遗憾回到了成都。

　　然而，３月２３日下午，一个操着西安口音的男子打电话打到林新生家中：“我是西安的农民蒋德银！你是不是在糖酒会上丢过密码箱？”核对无误后，他叫林新生到西安将密码箱领回去。这让林新生十分诧异，这年月哪有打长途电话送钱的？他觉得一个阴谋正在向他逼近：小偷敲诈。林新生当即对蒋德银说：“我没空，如果是真的，你就给我送过来！”

　　蒋德银真的叫上弟弟和弟媳，从陕西旬阳县到了成都。３月２７日下午，林新生将约会地点安排在闹市附近，并向派出所报了案。两人终于见了面，蒋德银将１万元现金和被损坏的密码箱交给了林新生。蒋说，３月２０日下午，他和妻子来到糖酒会会场后面清理垃圾，从垃圾筒中发现了林新生被小偷偷去的密码箱。由于这个密码箱是双层的，现金和票证放在第二层，因此没有被小偷偷去。

　　林新生被震撼了，一定也有后悔，岂能以老板之心度农人之腹！

　　李伯安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也许会让中国美术界后悔。

　　一幅高１．８８米、长１２１米、绘制了２６６个形象迥异的人物的水墨长卷《走出巴颜喀拉》，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在深圳美术馆展出，气氛颇为悲壮：“逝者如斯——李伯安遗作展”。

　　画家李伯安生前是河南美术出版社的一个普通编审。１９８８年，日本收藏家西部基夫看中李伯安的才华，愿意资助他完成一幅大画，然后陈列在西部基夫计划修建在日本的博物馆中。李伯安计划从黄河之源画起，一直到黄河入海口，通过对两岸各族人民的生活、劳作、娱乐、宗教的描绘，来反映五千年生生不息的黄河文明与顽强向上的民族精神。

　　西部基夫的突然病逝使后续资助泡汤，但李伯安仍然激情肆意，他在斗室里一画就是１０年，百般磨砺千番痛苦，完成了黄河之源藏民的那一部分——１２１米长的《走出巴颜喀拉》。由于劳累过度，１９９８年５月２日，５４岁的李伯安倒在自己的画前。

　　李伯安去世之后，其画展在洛阳、郑州、北京、上海和深圳陆续开展，引起石破天惊般的轰动。李伯安生前默默无闻，没有出版过一本画册，也没有办过一次个展。如果他早些被发现，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也许这一长卷能够如愿完成。

　　在诸葛孔明的“大梦谁先觉”之后，大诗人杜工部又有续诗：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宫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看。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对李伯安来说，又何尝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昨日之作，今日之迹。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第陆卷 回首已经千年

　　状态 遥揖千年，你我谁更开心

　　翻１０年前的日记，往日依稀昨如梦。看百年前的照片，那就得用沧桑用隔世来形容了。至于千年前是什么样子？那就更说不清了。越说不清的事就越有学问，于是造就了许多史学家、国学家，同时也给了许多成不了家的人以饭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工作岗位。如果这工作岗位成百上千地涌来，那就变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了。

　　⊙人生有限，何不及时行乐？

　　汤因比好像不是个混饭的先生，大家都认定这位英国史学家做学问地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洋和尚怎么说呢？——“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汤先生说。

　　宋朝是公元９６０年建立的，至今就算千年吧。汤因比先生何以喜欢宋朝？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很可爱的。开国后，９６１年，老赵大宴武将。酒兴正浓，赵叹道：“如果不靠各位的推戴，我不会有今天，但当皇帝也太艰难，并没有当节度使的快乐，每日忧心忡忡，不能安枕。”大家忙问何故，赵正色道：“这把椅子，谁不想坐？”

　　众骇然，背后凉气直冒。

　　老赵给大家笑指一条出路：“人生有限，何不及时行乐？各位不妨辞去军职，改任高级文官，置地建宅，搜罗天下歌童舞女，昼夜饮酒取乐。我们世代通婚，上下各安，如何？”

　　众大喜，隔日纷纷称病解职。

　　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并不是哪个皇帝都有老赵的胸怀，往往鸟兽尽，走狗烹，国刚立，功臣戮。比如老赵后４００年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出身低贱颇为自卑，１３８０年先杀宰相胡惟庸，屠灭三族，死３万余人，１３９３年又杀大将蓝玉，１．５万人被处死。

　　胡蓝事件还被写进《逆臣录》里，首页是朱元璋的上谕。

　　⊙去宋朝玩相扑逛夜市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做派是统一的。赵匡胤能不杀功臣，别的方面也就很宽容。比如，在宋朝前一个朝代唐朝，它的首都是西安（当时叫长安），那会儿开夜市是有钟点的，到时候一声号令收摊走人。但宋朝的首都开封（当时叫东京）就没有这限制，爱逛多久逛多久——汤因比先生一定是注意到这一点了，一定是喜欢这一点的。

　　按理说宋朝是个挺弱的朝代，虽有岳飞之流鼎鼎大名，但对外老打败仗，皇上还一个个老被外族掳去，让今人想起来就泪流满面。然而，宋人日子过得好像不错，相扑那阵子玩得正火，后来被日本人学了去；球那会儿也踢得好，踢而优则仕的高俅还做了大大的官（或者反过来说：因为高俅官做得大，所以大家就认定他球也踢得好）；据说大诗人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一次出游就可以召集上千妓女——这事确实有碍官员道德形象，但从中可见老赵的宽容和当时经济的兴盛，好像没有市场疲软之类。

　　宋朝还有许多绝活儿。火药是那阵子发明出来的，罗盘是那会儿攒出来的，活字印刷是那些日子憋出来的，纸币（当时叫交子）也是在宋朝第一个使用的。也有一个不好的绝活儿是那会儿开始的：女子缠小脚——这倒也说明宋朝发达，用不着女人干活儿，光当花儿摇摆着就行了。

　　后人，特别是一些日本人和西方人，真把宋朝吹上天了：中国在宋朝展开了一种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中国传统社会在宋朝达到顶峰，再往后只是量的堆积而没有质的突破了。

　　历史学家黄仁宇评价道：“从经济方面讲，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铜钱之流通也创造了新记录，之后再未为任何朝代所打破。”

　　积弱的宋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赵姓皇帝们的宽容？

　　⊙慈禧只看了半部电影

　　宽容之所以可贵，是相对于执政者的偏狭。比如距今１００多年的时候，一些新式机器涌进中国，清朝重臣李鸿章的幕僚王炳燮就说：“如果富人得到了新机器，用不了多少时候，就会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王先生是怕两极分化影响安定团结。多亏李老板没听他的，反而闹了些轮船招商局、北洋水师之类。

　　然而，天下没有纯粹的宽容。宋朝的殿中侍御史黄降就偷偷向上告密：宋用臣那厮以权谋私，强令牛市、马市、果子行、纸行、革行到他开的市场去交易，老宋这家伙让老百姓的资产流进了自己的腰包。

　　太阳里也有黑子。经济里什么时候都有腐败。虽贵为人君，也净是不高兴。

　　１９０３年１１月１６日是慈禧太后７０寿辰。这一天，英国驻京参使进献最先进的电影放映机和数套影片。但影片在宫内只放了３本，电机就炸裂了。慈禧大怒，认为不祥，清宫内从此就不准放电影了。

　　今日谁都有可能看一部完整的电影，人们还可以坐飞机玩电脑，可以逛商厦跳蹦极——慈禧不行。但过去一文不值的新鲜空气很难见了，开汽车到处堵堵堵，孩子们已经不会滚铁环了，成年人忙忙叨叨总是烦烦烦。

　　财富增加了？生活改善了？一晃千年你我谁更开心？

　　历史背景

　　【透视】一块块碎片组成了历史

　　［宦官］一个男人妻妾成群之后，如何防止女人红杏出墙？她们总得跟别的男人接触吧，哪怕是在家里。于是一种残忍的办法出现了：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掉，然后蓄在家里干活，称之为宦官、宦人、寺人。早先宦官非常普遍，只要有钱就能购买。到了宋朝，一纸令下禁止民间蓄养阉奴，宦官只为皇帝专有。这次对有钱人说“不”，客观上也算一种进步。

　　［花石纲］蔡京从１１０２年到１１２５年四度出任宰相。皇帝赵佶就喜欢和蔡京在一起，蔡京很会来事。比如他在皇宫里大兴土木，布置许多奇石异花，皇上看着也喜欢，也不觉浪费。但蔡京就是通过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玩艺儿，把自己的权力膨胀了，把老百姓的财产权不当事。在全国各地不论谁家，一棵草一块石头，只要看上眼就闯进去抄走，拆屋毁墙理所当然，反抗者立斩。纲，结队而行的货物。运花运石的船一队队开来，称为“花石纲”。花石纲成为最简单而有奇效的敲诈手段和膨胀权力的途径。

　　［隐性收入］大约在１５８０年前后，那时正是明朝万历年间。当时的大学士张居正恰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英雄义气。张先生要改建住宅，增修一座阁楼以便悬挂御笔。小皇帝万历听说了便亲自下令内库拨银千两资助，因为小皇帝觉得他的老师官俸并不丰厚。但是当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才听说北京（明朝定都北京）张宅的增修费用是１万两银子。更令人惊讶的是，北京张宅刚刚修完，江陵又冒出了一座同样规模的张宅，拍马屁的是锦衣卫的一个姓庞的军官。可见，官员的隐性收入古已有之。

　　［剃发令］汉人看满人的辫子像猪尾巴，但满人不管这一套，１６４５年攻陷南京后，下剃发令，违者斩。遇反抗，在扬州，屠杀１０天死８０万人；在嘉定，屠杀３次死２０万人。发型衣饰，在这已经不是审美概念了，而是政治。１９６４年５月，在上海南京西路高美服装店，一位顾客要求营业员把裤脚做小一点，营业员拒绝了：“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制作有害社会风尚的商品。”这也是政治。

　　［礼规］以下是清朝官场中一些送礼的不成文规矩。今日是否暗合？

　　节寿礼：过年过节和上司家里私庆时送的礼。

　　程仪：送给过境官员的礼品。

　　卯规：州县官上任点卯，下属送上钱财，表示接受领导。

　　别敬：地方官上京出差，离京时给有关官员送礼。比如清朝张集庆官运亨通，几次高升，每次离京时都要给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六部尚书、都御史、侍郎、大九卿、同乡、同年、世好送礼，他列了个单子——１８４５年就任陕西粮道，别敬１．７万两；１８４７年就任四川按察使，别敬１．５万两；１８４９年就任贵州布政使，别敬１．１万两；１８５０年就任河南布政使，别敬１．２万两。

　　炭敬：冬季地方官给京官的孝敬。

　　冰敬：为消暑送的礼。

　　秋审部费：各省每年必有案件呈报，为此给刑部（现在的人民法院）送辛苦费。

　　晋升部费：州官县官晋升，要由吏部（现在的组织部）发出正式通知，但吏部不见钱是不发文的，该拿捏就拿捏，于是要花钱顺顺路子。

　　［满汉通婚］先前满族人觉得自己是主子，汉人是奴隶，哪个满人胆敢与汉人婚嫁，就要取消他们的满人特权，不能上册，不能领红赏，也不能再领钱粮。１９０２年２月１日，光绪皇帝降旨，准许满汉通婚。如今包括满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考大学有１０分的加分优惠。

　　［纳妾］只要有钱，可以随意纳妾，以炫耀其财富。广东某富豪家有胡椒树１０８株，每年收入极丰，于是纳妾１０８位，每妾各收１株之利，用于饮食服饰。１９１２年１２月，北京政府更颁布《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其中第十二条规定）承认妾之合法：“凡以永续同居，为家族一员之意思，与其家长发生夫妇类同之关系者，均可成立。法律不限何种方式。”新中国建立后，纳妾为非法。但近些年私下纳妾重婚有重现之势，当然法律是不许这个意思的。

　　［烈女殉夫］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３日，上海女子陈宛珍之夫病死，陈女遂沐浴更衣，服药而死，距其夫死不过３小时。时男１８岁，女１７岁。上海县知事闻知此事，立即呈文江苏省长官：“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按例”是指中华民国《褒扬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条例》：“所称之节妇，其守节年限限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者，但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及六年者同。”今人必觉此条例荒唐。今天北京人正在讨论的是《见义勇为者保护条例》。每个时代都有各自激动人心的故事。

　　［毛泽东月薪８元］当时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普遍比体力劳动者为高，职员、教师、编辑、医生的月薪可达１００～２００元，工人和店员只有其十分之一。以１９１９年１月份北京大学为例，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３００元，文学教授胡适２００元，图书馆主任李大钊１２０元，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８元。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抢先下海的多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收入一下子超过留在岸上的知识分子，于是有了“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之说。国家也没办法，最后还是大家自己憋出了办法，如今拿手术刀的肯定比拿剃头刀的挣钱多。

　　［静坐功］１９２０年１月，静坐功法在全国走红，被奉为新武术和国粹。长沙《体育周报》斥曰：“静坐功的最大害处，就是使人趋于消极，我们一天天地习静，就一天天把进取心消磨了。这样子的静坐，即令能祛病，能延年，也不过替我们中国多造一些人类的寄生虫和社会的蟊贼。”强生长寿是永恒的大旗，今日各种功法依然雨后春笋般往外冒，各有各的道，各赚各的钱。

　　［女子进大学］１９２０年２月北京大学开学时，中国第一次有９位女生入校。今日的大学，一些系女生已超过男生，而且据说将来在网络上工作，女性更优于男性。

　　［溥仪婚礼］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日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举行结婚大典。迎娶皇后婉容的仪仗队有大鼓１００对，军警、骑兵、步兵２０００余人。参加完典礼，王公旧臣驻华使节一齐来到景运门外两座大席棚内，摆了１００多桌。但溥仪婚礼没有卡迪拉克，没有大饭店，咱有。

　　［溥仪出宫］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５日下午４时，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民国政府答应每年补助清室家用５０万元，并特支出２００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电车进入北京］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１７日北京电车公司在天安门南举行通车仪式，１２辆电车开始在北京运营。安徽人王钟麒在《神州日报》上撰写社论，痛骂洋人搜刮金钱，断绝人力车夫的生计。今日全国人大已通过把公路养路费改为燃油税的议案。如若实行，将有数万公路收费员被断了生计，需另寻出路。

　　［拍电影赚钱］１９２７年电影公司纷纷成立，原因是拍片成本低，市场大，女主角日工资只有４～７元，或月支２００元，男演员更少，配角和临时演员大多义务参加。拍一部片子仅需４０００元，盈利高达１倍以上。

　　［粮食本］凭证凭票买粮，对３０岁以上的中国人并不新鲜。实际上，早在１９４８年，国民党政府也有过凭证配粮。３月，北平、天津、广州、上海、南京５城市规定市民凭证每月配售粮１５斤。战争时期，各国多有用此招儿。只是新中国一用就是２０多年。

　　［工资制］建国后，１９５０年７月，财政部规定对供给制干部实行小包干，生活费和津贴费一律折米供给，分大中小３种标准，大灶每人每月折米１３０斤，中灶１６５斤，小灶２２５斤。时彭德怀奉命进京，不与夫人同吃，因为彭可享受小灶，夫人只能委屈中灶。１９５２年７月起，各级政府干部津贴分为２９级，并实行工资分制，最高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工资分为１００６分，最低区县勤杂员为８５分。在关内每一工资分合实物的数量为：粮食０．８斤，白布０．２尺，食盐０．０２斤，煤２斤。到１９５５年７月，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过渡才完成。

　　［打黄羊］１９６０年４月，国家体委派射击运动员帮助牧民打黄羊，以解无米之炊。第一天只打了２只，后来改在夜间用摩托车强光照射，趁黄羊发呆之际开枪，当夜便打了二三百头，１个月猎获８０００多头。昔日英雄，今天何处逞勇？

　　［临时特供］三年自然灾害时，１９６０年９月，国务院决定对在京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供应上给予特殊照顾，标准如下：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户每天肉１斤，每月鸡蛋６斤，白糖２斤，甲级烟两条。人大政协常委和副秘书长、国务院部委正副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知识分子一级和七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肉４斤，白糖２斤，甲级烟两条，鸡蛋３斤。其后，到１１月，党内干部按上述标准减半供应。７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其中有取消对中央首长的食品特供，其他还有整顿公司，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中央首长一律使用国产车，等。

　　［浮肿病］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职工、学生和居民的生活安排，严格控制工作学习时间，当时许多人因食品不足得了浮肿病。

　　［知青插队］城里实在养不起这许多人，于是开始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劳动，还给他们派了任务：城乡结合，移风易俗。据统计，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６３年，下乡插队知青近１０万人。

　　［李庆霖］大规模的插队是在文革中后期，年轻人在城里闹得忒凶了，去跟广阔天地单练吧，于是知青们眼含热泪一步一回头看着中南海角楼的灯火下去了。很出了一回名的是一位知青的父亲李庆霖，他在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儿子在农村的生活困难。毛泽东于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５日回信：“寄去３００元钱，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时许多人都能背诵此信。奇怪的是，这信怎么就到了毛泽东手里？毛为什么回了信？

　　［毛泽东稿费］３００块钱肯定是由毛泽东稿费出。据说在５０年代，毛的稿费就有１００多万元人民币。毛泽东的稿费多用来买书印书，另外就是给江青用。５０年代，江青拿过１架３０００多元的进口照相机，还做西服，却不提钱的事，毛泽东拿稿费付了。晚年毛泽东还一次给过江青３万元。

　　［铁饭碗］实行了３０年的“铁饭碗”的劳资关系在１９８６年被正式宣布要改一改了。９月９日，国务院公布了改革劳动制度的４项规定，从这一天起，中国新招工人再也没有铁饭碗了，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国家把大家放下海了，用另一种方式建立经济联系：从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０日起，中国开始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

　　［脑体倒挂］１９８５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说，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赚钱了，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过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如今是知识越多越不值钱。１９８５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１８２７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１４２６元，商业１３７５元，金融业１３６８元，工业１３３３元，科研１３３０元，交通１３１６元，机关文教１２４０元。１０年后，１９９５年，中国大陆最富裕者是以下阶层中的成功者：证券业人士、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歌星舞星影星、公司经理、洋买办、科技成果开发人士、出租车司机、金融业职员。

　　［星期日工程师］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３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司发文，对兼职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当时有工程师利用星期日帮助乡镇企业干活，竟因此被判刑。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国家更对事业单位人员兼职放开口子。时至今日，实在也用不着上层再发这类文件了。今天，不仅是科技人员，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满中国满世界发财，自己奖励自己。机会多多，这是改革开放对中国人最大的解放。

　　【数字】５２年百姓生活对比

　　○１９２８年上海普通居民生活统计

　　据对上海２３０户家庭生活情况的统计，这些家庭每年花费在食品上的开支，平均约２１８．５元，约占全部开支的一半以上。在这２１８．５元食品费中，５３．２％用于购买米面，可折合大米１２４８斤和面粉３１０斤；１０．９％用于购买蔬菜，可折合青菜８５０斤或萝卜６８０斤；７％用于购买食油，可折合豆油７５斤；７％用于购买肉类和禽类，相当于７２斤牛肉或５１斤猪肉；４．４％用于购买海鲜河鱼，相当于５８斤鲜鱼。

　　这２３０户家庭每年的衣物支出平均约３６．７元，约占全部开支的９．４％。在这３６．７元衣物费中，５０％用于购买布料，可折合常用布８．８丈；１１．７％用于购买成衣；２５．４％花费在添置鞋袜、帽子上；只有２．１％用于被褥。

　　此外，各户每年支出房租２５．０８元，约占全部开支的７％，平均每户拥有房间１．４２间，每间平均住３．２９人。要达到上述消费水平，每户仅靠一个人的工资收入是困难的。上海一个工人的年均工资收入接近或达到４００元的，仅有造船业和印刷业，其余行业一般都在２００～３００元之间。

　　年收入能达到４００元水平的主要是占工人总数的１０％～１５％左右的熟练工，如钳工、锻工、装饰工、石雕工、机械工、汽车司机、打字员等。其余８５％的工人则达不到如此水准。倘使每户有两人工作，则温饱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两人中有一人或两人都有４００元收入，就可称得上小康之家了。

　　邮电职工家庭的消费量明显多于其他家庭。除了食品费增加外，杂费开支每年可增加５５．７元，其中相当部分用于子女教育。各业技术熟练工和工头、教师、医生、律师、职员家庭，家境一般都较好。许多教师、医生、律师以及中级职员家庭或双职工家庭，常常可以雇一个女佣操持家务。对女佣除一日供应三餐、安排住宿外，另给月工资４～５元；每年开支约１２０～１５０元。

　　对大多数年收入在３００元以下，或只有一人工作的家庭来说，生活显然是艰难的。一般车夫、手工业者、木匠、农夫家庭，５６％～７１％的食品费用于买粮糊口。

　　○１９８０年百姓吃穿用住状况

　　吃——全国平均每人消费粮食４２８斤，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８．２％；食用植物油４．６斤，增长９．８％；猪肉２２．３斤，增长８８．６％。１９８０年每人每天消费的食物中含有的热量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４．１％，蛋白质增长９．６％。

　　穿——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消费为４２元。城乡人民棉布消费量均未达到１９５７年水平，但穿着的质量大有提高。１９８０年皮鞋零售量达１．６９亿双，比１９５７年增长８倍。

　　用——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日用商品的金额为４２．４元。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等占用的消费比重，由１９５２年的０．５％提高到１９８０年的２４．５％。

　　住——人均居住面积为３．９平方米，比１９５２年的４．５平方米减少０．６平方米。建国以来，国家共新建职工住宅６．７亿平方米。但是城镇缺房情况仍较严重，无房户、拥挤房和不方便户约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据１９８０年统计，农村平均每人有房１１．６平方米。

　　【聚焦】范仲淹的共产主义理想

　　有钱大家花，有事大家做，这种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古已有之，外有《乌托邦记》，内有范氏义庄。

　　范仲淹写过著名的《岳阳楼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令许多人顿感高尚。范幼年随母改嫁，日子过得一定有许多不高兴，后官做大了，想起幼时的不高兴，便于１０５０年在家乡苏州吴县建立义庄，用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范捐１０００多亩地，用地租赡养同宗族的成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

　　范仲淹给这个义庄订立章程，规范大家的生活。范氏义庄子孙相传，到本世纪初，已有田５３００亩。范氏义庄有如下规定：

　　领口粮：凡是族人，每天可以领１升（合１．７５９８品脱）白米，仆人儿女在范家服役１５年且到５０岁的，也可领口粮。

　　领衣料：每年冬天每人领绢１匹，儿童减半。

　　领婚姻费：嫁女领钱３０贯，第二次出嫁再领２７贯。娶媳领２０贯，二次娶媳不能再领了。有点重女轻男？

　　领丧葬费：按辈份领钱，尊长丧支领２５贯，次长丧１５贯，７岁以下及奴婢均不能领取。

　　领科举费：赴试可领取１０贯路费。义庄设有义学，请本族有功名的人教育之。

　　借住房屋：义庄设有义宅，供族人借居，可自行修缮或从义庄领钱修葺，也可在义宅内建房。

　　借贷：族人一时急用，可向义庄告贷。

　　看来看去，义庄只是管族人别冻着饿着就行了，有点雷锋的样子，但并不管生产，只管投入不问产出——族人若没田耕种，不能租义庄田地，怕收租子时发生争执，伤了大家和气，同时义庄也不买族人的田地，别让一家人丢了饭碗。

　　范氏的学雷锋与社会主义正好相反。新中国建立后，政府通过合作化逐渐将土地收归集体，首先在生产体制和生产方式上向共产主义迈进，接着又试图在生活方式上也来一场革命，比如办集体食堂。但试了试不行，浪费太大，大家还觉得不好吃，只好作罢。范氏义庄只管生活，社会主义只管生产。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渐渐离开共产主义理念，因为大家认为现在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执政 当官想为民做主

　　每朝每代都有皇上或政府。要这些家什干什么用？好皇上自然想皇恩浩荡惠泽百姓，好官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坏皇上坏官的话就不说了，免污了纸。

　　⊙县太爷不许出县城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尤其在近现代之前的长久岁月里，中国的政权力量

　　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传统乡村只靠习俗与伦理来协调，国家很少干预。传统农村的主要关系只是地主和佃农，他们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国家不大关心。

　　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秦晖先生不这么看。

　　２２００年前的秦朝，其国家的权力就实足惊人。虽只有２０００万人口，却北筑长城发去４０万人，南守五岭屯兵５０万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各用（也有说共用）７０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哪里是国家权力只达到县所能实现的？秦汉有乡亭里，北朝有邻里党，北宋王安石有保甲法，这些就是政权基层组织。

　　６００多年前的明朝，朱姓皇帝大概很想有所作为，很想为民、当然更想为自己做主，于是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并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到处盯着人们的活动，甚至明令县太爷不许出县城溜达。朱皇上的施政方针不是着眼于促进发展，以增加社会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而低效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朱皇上的做派正应了老百姓的话：没有金刚钻，甭揽瓷器活。这也有点像２０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绑能人的手脚，做这些事时还打着革命的旗号。

　　历史学家黄仁宇有一段评论：“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的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按现在的解释，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机制不健全，偏还要为大家做主，于是只好人治。

　　这话像是在解释为什么朱姓皇上谨慎和保守。也像是在阐述宋朝宰相王安石之所以不能成功，实在是没个金钢钻，少两把刷子。

　　戊戌变法是另一个想为民做主却少两把刷子的例子。从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到９月２１日，１０３天颁发了２００多件诏令与批示，宣称要改革政府组织，编制预算，军队现代化，教育向世界转轨，等等。如此一声令下，中国立马现代化。但今人看来，这想法天真大了。

　　⊙地主率佃农造国家的反

　　但当政者还是想做事，做大事。秦晖先生说：秦末大乱正是朝廷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力物力搞基建所引起的，隋末和元末也有类似原因。１９００多年前的新莽王朝实行了非常严厉的“计划经济”，尽其所能集中全国财力，虽只有１４年的国龄，到其别世时，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库藏黄金就有７０万斤之巨，其数量据说与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

　　７２年前蒋介石进入上海，一边打仗一边压迫着经济为自己服务。这虽然也是当政者干预经济，但那已不是一般的行政干预，而是战争状态下的非理性干预，是行政干预之极端。

　　秦晖先生进一步发现，传统中国乡村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对着当政者的。历代“农民战争”不仅极少提出土地要求，甚至连抗租减租都没有提出，却经常喊出口号“迎闯王，不纳粮”，“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还有地主率领佃农造国家的反的场面。不信去看看《水浒》。

　　这当然是一家之说。细想与传统理论也还是有可沟通之处：历代统治者都代表富人的利益，穷人不干了，打身边的富人不如直接找富人的头儿算账更爽——一笑。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国土广大，虽然科技不发达，但国家的干预能力还是直接间接地深入到每个角落，于是角落里的农人也要跳着脚不远万里去找头儿理论。

　　⊙政府干预多少适度

　　共产党人也积极干预经济。特别是建国后和大跃进，平抑物价，公私合营，搞人民公社。但中国共产党人与历代统治者不同，他们是想为人民做主，太想做主了，连今天中午做什么饭、吃什么菜、几点开饭、在哪儿就餐都想替大家做主。

　　把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观念自然而然地带入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对开国头两年的混乱局面，快刀斩乱麻还真有作用，但往后，这种战时体制和观念顺理成章地形成了经济制度，得出的结果就不那么经济了。

　　美国人是很散漫的，走了１６０年的自由经济后，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遇到了全球性经济危机，有点像２０００年前后的中国：市场萧条，东西卖不出去。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小心翼翼地把国家手段伸向经济，用财政力量修公路，建机场，解决就业，刺激消费。当时许多美国人批评罗斯福，竭力捍卫美国经济的自由和散漫。他们认为，这不仅是公民的权利，更是社会发展的最佳方式。

　　时至今日，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国家的干预力已远远超过罗斯福时代，比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时不时想调理一下股市。但美国政府的干预行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背后有公众和国会盯着，末了还有司法的裁决。

　　相反，美国当政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监督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不仅自己不过界干预经济，还得防止别人坐大犯乱。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先生就遇到麻烦，官方怀疑他想垄断，琢磨着肢解微软。

　　国家干预到底多少适度？３０年的经历促使中国人改变道路，国家行政形象日益隐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２０年的改革开放令人瞩目——从所谓高级的经济形态向低级经济形态回归，此路确是前所未有。

　　⊙朱镕基掉了５斤肉

　　政府后退了，接下来的担忧就是行政汲取能力的下降。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从近３１％跌至不到１１％。

　　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对中国社会有利还是不利？

　　学者王绍光认为，在以谈判为特征的财政体制中，地方政府以信息优势帮助它在与中央政府为收入分成办法讨价还价时占有有利地位。中国税收管理自下而上分成的做法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力量，地方收入增加远远快于中央收入的增长。

　　１９９４年８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引用苏东坡名言“犯其至难，图其至远”来形容经济改革，他说：“中国经济改革不从难处着手，就不能再前进。”他表示，分税制的要点是中央收中央的税，地方收地方的税，过去中央占２８％，经济改革后，富了一些省份，穷了中央。财税改革的目标就是中央占６０％，以帮助穷省份。“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去谈，结果自己掉了５斤肉。”

　　如果财富更多地从中央政府手里转到地方政府而不是公众手里，怎么办？

　　历史背景

　　【人物】王安石的脑袋如何能拖起他的身子？

　　不论是千年前的宋朝，还是千年后的今天，对于王安石，真个褒贬不一。惟一让大家统一的感叹是：在那样一个积弱的时代，怎地就能冒出个王安石，怎地王安石的幽灵散而复聚死而复生，虽死犹生虽生却又难以让他老人家开怀大笑——直至今日，王安石遇到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今人。

　　王安石是１０６９年当的宰相，一朝权在手，便把法来变。王安石新政可简略概括为１０项。

　　天王老子也不能胡吃海塞滥花，于是要建立预算制度，并且建立了相应机构，王安石亲自督阵，据说一下子每年就替国家节省开支４０％。不知道当时具体执行得如何，预算是不是说突破就突破，王安石硬顶着不让突破皇上批来条子怎么办？虽不知古，但尚知今：今天的制度健全了许多，有党委、人大、计委、财政、税务诸多部门联合作战，但这预算还不敢说一是一，二是二。此其一。

　　建立政府储蓄粮食制度，用政府行为调剂丰歉，在各地首府设立专用仓库，丰收时大量收购，歉年就不必让百姓挨饿骂娘。今天也有政府粮仓，存在的问题可能也是一样的：如何逮住粮耗子？如何减少粮食在计划与市场两个不同体系运转过程中的损耗？此其二。

　　农民急得揭不开锅的时候多是在青黄不接之际。王安石下令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低于市场的利息，收获之后再还。因为这项贷款是用田里的青苗作信用保证的，所以被后人称为“青苗法”。如今的各种贷款可就多了，买房买车买电脑都可以贷款。只是贷的都是商业银行的钱。但细一想，银行归根结蒂还是政府做的担保，和王安石那会儿也大同小异。此其三。

　　富人把穷人的田地收入掌中往往不告诉上面，这样就可以少缴税。王安石督阵全国清查土地，结果清出３６０多万亩。王又重新评估土地肥沃贫瘠程度，分等级纳税。千年之后的今天还有人说土地数目不清。此其四。

　　建立了一个叫作“市易务”的机构，专门平抑物价，物价低时由政府购入，物价上涨时抛出。这个“市易务”还兼营银行，百姓用金银绸缎房产作抵押，就可贷到钱。这是一个伟大的设想，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至今都没能做得很好，政府也不愿意全担起来，说是让市场去调节吧。此其五。

　　王安石还规定全国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义务为国家服劳役，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点钱，让政府雇别人来干。这一点现在做得比较好了，除了在部队尽义务，其他都由钱来核算了，比如今早喝了杯水吃了个馒头，就已经给政府交了税了。此其六。

　　当时宋朝国防军有８０万人，仅军饷开支就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但却不堪一击，肉得很。王安石下令老弱退役，且国防军不再轮调，而是永久戍边。想必王安石的职务不仅是总理，还兼着军委主席。此其七。

　　弓都锈烂了，如何杀敌？王安石设立军器监，征求新式武器图样，淘汰落后装备。王安石还兼了总装备部部长。此其八。

　　那时候不叫综合治理或村民委员会，王安石的“保甲法”也是为了更加适应战事——每１０个家庭组织一个保，每５０个家庭组织一个大保，每５００个家庭组织一个都保，守望相助，随时查处违法乱纪之人。一家有两个男孩的，提出一个当保丁（相当于今天的基干民兵？预备役？），农闲时军训。此其九。

　　自唐朝到王安石的４００年间，政府考试课目主要有两个，一是作诗作赋，二是对《五经》填空，叫做贴经。王安石认为这些东西没用，于是下令改考议论文，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同时还教授地理学、经济学、史学、法学、医学等——这些学问与现在肯定有许多差异。今天大家也在骂考试不合理，比如语文的咬文嚼字，让大个儿的文学家都胆寒。此其十。

　　王安石的脑袋高高地拽着他沉重的身子，以及身子下面的土地，如此脖子能不断吗——据说王安石的新法一公布就群起而攻之，没有一项能确切实施。

　　比如青苗法，百姓如何申请贷款？政府如何调查其资信状况？谁来提供担保？到期不能还贷怎么办？政府贷款资金从何处来？所有这一切都要落实才好。用今天的话，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黄仁宇先生评论道：“有了今日的历史眼光，我们才能断言要将这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式必须就位。有关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以船作抵押之借款、冒险借款、股份、打捞权利等等，都要经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动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得通。宋代内陆商业组织之实况与这种要求相去甚远。”

　　王安石必败无疑。王安石当了６年宰相，终于下台。再过几年新法被废，走了回头路。王安石等３０多位变法精英被列为奸党，或批或贬，不得快乐。虽多少年后新法又起，却复而再废，屡战屡败是也。

　　王安石乃一唐·吉诃德，真乃一前无古人的思想伪君子。

　　【钩沉】出多少血能喂饱蒋介石？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６日，蒋介石率领北伐革命军到达上海。

　　在其后的几天，４月１日至４日，上海资本家预付给蒋介石３００万元短期贷款。４月１２日凌晨３时，蒋操纵的上海青帮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团体进行袭击和屠杀，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随后，４月２５日，上海资本家第二次又给了蒋介石７００万元贷款。

　　在上海，除去传统说法的蒋介石勾结资本家背叛革命，接下来的，则是作为实际执政者的蒋介石，与中国最具经济和政治实力的上海资本家集团的斗法，是官僚政治和官僚资本把民间势力收入掌中的故事。

　　○圈子面子顶不了银子

　　宋子文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弟弟，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肄业，１９２５年在广州就任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有很大的商业和工业势力，与上海资本家关系密切。

　　宋子文到达上海后，试图在上海资本家圈子里打开局面，宋设立了三个咨询委员会，一个是有关公债方面的，一个是预算方面的，另一个是关于银行和商业方面的。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大亨们都在圈子里面。但宋子文很快发现，这些圈子是没有用的，圈子面子都顶不了银子。

　　蒋介石要打仗，打另立的武汉政府，打手握兵权的各路好汉，打共产党及他们的工农兄弟。打仗需要钱，需要很多钱，这叫上海的资本家们大吃一惊。

　　１９２７年５月１日，当时蒋介石政府已迁到南京，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了月息０．７％的３０００万元的公债，立马就压向几天前刚出过血的资本家，逐厂逐店地要老板们认购。

　　５月１４日，住在法租界的蓝靛商人席宝顺的儿子以反革命罪名被捕。５月１９日席答应捐赠２０万元的国家事业费后才得以释放。上海的棉纺和面粉大王荣宗敬也被以腐败商人和援助军阀等罪名被捕，蒋介石本人亲令没收荣在无锡的工厂。在荣答应捐赠２５万元后，没收令才被收回。

　　靠着这种手段，蒋介石军队支撑着打到北平，其时１９２８年６月。

　　○财主遇上兵有理讲不清

　　总是靠强制手段不是个长事。１９２８年６月上海召开了经济会议，在会上宋子文对过去的强制做法表示了歉意。宋子文说：“如果不让人民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得到人民信任的。为此，我们召集了可信赖的非政界人士和纳税人的代表一块儿来批评我们、帮助我们和指导我们。这次会议将是中国走向民主制度的一步。”

　　民主制度是什么？宋子文提出：限制军费开支（每年在１．９２亿元之内）；编制预算；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把军队裁掉七分之六，限制到５０万人之内——宋先生与王安石不谋而合。

　　在宋子文的极力主张下，上海资本家组成了以虞洽卿为首的协会去促进裁军，他们找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等好汉。

　　１９２８年７月，宋子文带着资本家的最后通牒去找在北京开会的军人们。最后通牒说：如果裁军计划没有被全部接受，７月３１日以后，上海资本家们连一分钱也不会再贷给国民党政府了。当宋子文出现在会场上时，不知将领们是否对宋子文笑了，但宋子文一定没笑，因为他被逼着再发行３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元的公债。

　　○上海总商会逞匹夫之勇

　　宋子文失败了，但上海的资本家决心走得更远一些。在资本家组织中，１９０２年建立的上海总商会是最有影响的一个。

　　１９２８年７月２１日上海总商会打电报给宋子文，抱怨一种新的估税办法：“只要商界认为是适当合理的，他们是会缴税的。但是如果不首先征询他们的意见，那么他们就拒绝缴纳，而这是他们认为惟一合理的程序，也是与国民党政府所标榜的民有、民治的原则相符合的。”

　　上海总商会愈发成了眼中钉。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陈德微提出在全国撤销商会的动议案。上海老板们立即作了反击。１９２９年３月２９日举旗一召，所有的地方商会都参加了，还选派了以虞洽卿为首的商会代表团去南京申辩。

　　这个直接威胁很快就过去了——蒋桂战争爆发了，国民党大会就散了，没能表决撤销商会的决议。

　　○上海市党部决定改变策略

　　在上海总商会的写字楼里，还有两个其他团体——救国会和商民协会。１９２９年４月２２日，救国会与上海总商会为占用会议室发生了争执，４月２４日一群流氓把上海总商会会馆洗劫一空，打伤雇员。５月２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上海所有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

　　终于，不听话的上海总商会瓦解了。中国最具实力的上海资本家失败了。

　　○蒋经国改打老虎为拍苍蝇

　　在同老板的斗法中，蒋介石并不总是能赢的，哪怕他的儿子骁勇无比。

　　１９４８年的上海，已经被满天飞的钞票淹了。米价８个月上涨近２０倍，买只大饼得花３万元以上的法币。电话价格是抗战前的１０００万倍。如果你给要饭的１０００块钱以下的票子，他会觉得你骂他。

　　这是怎么造成的？１９４６年１～５月，国民党政府实际开支１５０００亿法币，而税收只有２．５亿。这么大的窟窿怎么办？只有发票子。１９４８年，面额２５万元的大票子出世了。

　　蒋经国是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０日来到上海的。他立出章程：金圆券以１：３００万的比例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收兑个人手中的银元、美元、黄金和外汇，物价冻结在８月１９日的水准上。

　　蒋先生豪情万丈，“专打老虎，不拍苍蝇”。他每天早上就到中央银行办公，星期二接见前来检举的市民。蒋经国真打了几只老虎，有串通商人抛售股票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有倒卖黄金的青帮首领杜月笙之子杜维屏，有６４名囤积抗拒的富贾大户入狱。

　　但蒋经国栽在一只小老虎身上。

　　９月３１日，蒋经国查扬子公司，其董事长是他的大姨弟孔令侃。宋美龄飞到上海求情，第一夫人碰了软钉子。１０月８日，蒋介石飞到上海，只对儿子说了一句话：扬子一案不要再管了。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商人可恶，政客更可恶，两种力量，已经联合在一起了。”

　　老百姓还给蒋经国八个字：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蒋先生上海拍苍蝇，历时７６天。

　　【透视】大跃进为什么豪情万丈？

　　真正豪情万丈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这是怎样一个烂摊子呀！共产党人走进北京城的时候，经过连年战火，中国经济已到崩溃边缘，此时，内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对共产党人抱有敌视和怀疑的富人，外有三心二意的苏联老大哥和合围新中国的西方集团，其后更有耗费国力的朝鲜战争——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人自己，都睁大了眼睛，眼睛里满是问号。

　　○快刀斩乱麻

　　在大城市里，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物价上。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９５０年２月期间，物价上涨了１．５倍以上。

　　政府动手了：整顿税收，发行折实公债（每张公债在兑现时与一定数量的米、面、棉布、煤等实物等值）以紧缩货币流量，紧缩军政公教人员编制和开支以减少赤字，政府控制主要物资以平抑市场物价。

　　经过几轮反复，到１９５０年４月，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物价下降趋势。

　　国家的经济活动日益纳入政府的掌握之中。从１９５３年１０月起，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于是，农民生产了粮食但没权利去卖，市民要买粮食只有到国家的粮店。从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起，棉布实行凭票供应，同时发放线票、棉絮票。全国按地区每人每年１．６丈（合５．３３米）至１．９丈（合６．３３米），婚丧嫁娶可补助一定数量的布票。

　　挟胜者之威，在资源动员能力和行政效率方面，共产党无疑比国民党优秀得多。１９２８年，国民党政府无力控制地方政府，便正式把农业税下放给各省政府。而共产党在掌权后的６个月内，便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集中财政征税的措施，从而提供了打破极度通货膨胀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另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预算制定的分配全国产量的份额最多包括５％～７％，而在１９５２年，共产党的份额是２４％，到１９５７年更达到３０％。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８．９％。气氛热烈。

　　○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

　　接下来，温度升高了，再升高，再升。

　　１９５８年２月，薄一波提出钢铁企业的生产指标是６２０万吨，比上一年的５３５万吨提高１９％。三个月后中央政治局把指标提高到８００万～８５０万吨。到了８月，农业收成的卫星一放再放，毛泽东说服大家赞成１０７０万吨的指标。几个星期后，毛又提出１２００万吨的最新指示。

　　１９５８年６月，在国家计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中正式提出：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５年超过英国，１０年赶上美国。

　　粮食最热情地响应了号召。比如水稻，湖北孝感县长风农业社刚刚创造了早稻亩产１５３６１斤的世界高产记录，湖南省醴陵县鳌仙农业社又以１５６６５斤破了记录，安徽枞阳县高丰农业社的记录是１６２２７斤，湖北麻城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拿下１６２６０斤。

　　８月１３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早稻亩产３６９５６斤，但１６天后“第一”就被湖北省长春社中稻亩产４３８６９斤抢走了。再过７天，广东省连县又放出中稻６０４３７斤的卫星。稻谷亩产最高的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１３０４３５斤。

　　毛泽东是又喜又愁。８月４日，毛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对县委书记张国忠说：“你们夏天才拿到９０００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拿１１亿斤，你们全县３１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呢？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５顿也行！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办大学中学。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７月１９日，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到北京农业大学作指示：“一个学校最低要挂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那么七八个牌子，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搞亩产１０００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５０００斤的才能评一级。”

　　《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其中提到江苏有个很好的口号：“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其实这话挺对的，有出口就得有进口，经济总得有一个通畅的循环。１９８５年也有一个口号，“玩命干，拼命玩”，受到了批评，拼命玩还怎么干革命？到９０年代末，政府想着法儿让百姓拼命玩，涨工资，延长假期，因为市场萧条，但１９５８年不是１９９９年，不是粮食多得吃不完。

　　还有许多高兴的事。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３日，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建成，当时传媒称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北京航空学院的１４００名师生也好生了得，只用１００个昼夜就设计并制造出一架轻型旅客机，而上海飞龙机器厂工人更只用了４８天，就造出了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据说，在９月份这一个月，中国就造出了６种飞机。

　　○勒紧腰带造出了原子弹

　　热乎劲儿稍凉，马上就觉出有些事不对劲儿了。１９５９年５月２２日，李富春在讨论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落实情况的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钢铁一马当先，其他跟不上，１～４月全国生铁产量为６０６万吨，据推算，大约有１５０万吨左右不能使用，占２５％。

　　更大的灾难在农业。自建国以来，１９５９年农业生产第一次出现下滑现象，下降幅度之大，也是在其后下降年份里所绝无仅有的。这一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只有３４００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６２％。

　　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饥荒。

　　据说，当毛泽东得知饿死人了，难过得流泪。但这仍然没有影响毛泽东的豪情万丈。１９６０年７月，毛泽东提出冬季再发动群众大炼钢铁，而且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毛说：“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要继续跃进，１０年搞１亿吨上天。”

　　到了其后的“文革”期间，经济更服从于政治。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６日，全国计划座谈会规定了１９６９年的５项任务，其第一项任务是：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要求年内出版４卷本《毛泽东选集》２０００万部，《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３亿册，准备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５卷和第６卷；继续动员４００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教事业经费改归省县两级掌握；力争提前完成超功率对外短波和对内中波台的建设。

　　不管后人对那个计划经济时期如何不以为然，但有一条应该是认账的——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生息 康熙３００年前就发愁人太多了

　　什么叫皇恩浩荡？小国三五千人口浩不起来，十万二十万也荡不开去。皇上一高兴，奖励文武功勋，一封就是万户侯，如此才有浩荡之感觉。

　　早先，人口就是财富，流血流汗除了攻城就是掳人。那时候国家也规定结婚年龄，但不像现在规定允许结婚的年龄下限，而是必须结婚的上限。比如公元前７７０年至公元前４７６年的春秋时代，男２０岁、女１７岁必须结婚。年龄最小时是５５７～５８１年的北周，

　　男１５岁、女１３岁。早婚早生子是谋。

　　哪像现在，兼并个企业，钱拿走机器拿走甚至债务也可以拿走，就是不拿人。

　　⊙世道太平人口增加

　　最先发现今天这个问题的是康熙先生。虽然３００年前社会管理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但这位清朝皇帝没事就爱做调查研究，很快就看出问题了。１７０７年，他说：“看来南方的耕地是有数的，但人口渐渐增多了，遇到灾年，粮食不就成问题了嘛。”

　　１７０９年，康熙又一次发话：“本朝自统一中国已有六十多年了，百姓生活太平，人口生育越来越多，但人生多了，土地却没能增加，原先一个人的土地现在要养好几家，这生活怎么能宽裕？不能不赶紧想办法了。”康熙先生一定是顿着足说这话的。他也许已经明白了，人口剧增正是他的增人不增税的政策引起的。

　　历史学家高王凌不这样看：“增税能增多少？不过十几斤粮食。我们现在罚几千块钱都挡不住生孩子，十几斤粮食又管什么用？”

　　想什么办法呢？康熙先生很朴素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发展经济主要是开垦土地，清朝实行了劝农政策。

　　１７０７年的时候，全国耕地有５．１亿亩。到１７２５年左右，那时已是雍正当皇帝了，全国耕地已达到９亿亩，这是历代所没能达到的。今天全中国土地有２０亿亩，但在日益减少，因为要盖工厂要修马路。

　　与土地相对应的是人口。１７００年前后，中国约有１亿人口，到１８５０年已达４亿。１９４５年人口有４．５亿，今天人口已超过１２亿。１９９８年一场大水，又发觉许多没报户口的“黑人”。

　　人口与耕地的对比是１７００年人均５．１亩地，今天人均不到１．７亩。

　　光靠土地是不够的，康熙的后人雍正先生提出了还要重视树木、畜牧之类。现代中国人也提出过“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

　　高王凌先生认为，清朝人口增加是有必要的，密集农业是需要人手的。

　　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发展经济，人定胜天。与这种积极的思路相对应的是欧洲人，比如马尔萨斯就很消极，说是要限制人口增长。

　　中国也有人认同马尔萨斯，最有名的是马寅初，但好像没有马尔萨斯那般冷酷。

　　⊙３００年一步步走到今天

　　火焰总有冷下来的时候。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孩子，自此成为国策——一个几无选择的国策。

　　人口问题，一是养育，二是就业。过去掰不开了就把人往农村赶，改革开放后变成农民往城里跑，还麻烦警察忙着清理三无人员。乡镇企业吸纳了不少农村剩余劳力，但有限。据统计，１９９４年全国乡镇企业只吸纳了全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２６．６％。

　　人口从高速增长到突然扼制，几十年后便出现老龄问题。１９９９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１０％的人口超过６０岁。据预测，在未来５０年内，将有３０％的人口超过６０岁。

　　中国社会尚未富裕，却已先老。

　　从康熙先生注意到人口问题至今，３００年间中国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但中国人口仍然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杜润琼是广东省高要市金利镇要西村一个４０来岁的村妇，１９９６年１月她连续投毒杀人。当问到其动机时，此妇说：现在社会上许多不正当的东西，都是因为人太多造成的，社会治安不好，偷抢杀，民工没活儿干，用放毒方法一路杀去，人口就平衡了。为办好国家，要用这方法。

　　历史背景

　　【人物】马寅初的狮子吼

　　据说，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的有５５万人，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１９７８年后除５个人外，全部平反，今天看来，错批造成损失最大的一个人是马寅初。

　　○马寅初做狮子吼

　　马寅初１９０７年被清政府派往美国官费留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６年回国，１９１９～１９２７年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

　　马先生脾气大，点名道姓地骂人。１９４０年在重庆马多次讲演攻击国民党政府，其中一次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先生的邀请，在重庆实验剧院讲演：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是我国的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要说英雄，蒋先生也算一个，不过他只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蒋先生若想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义灭亲，惩办孔祥熙、宋子文！前些日子有人写匿名信对我进行威胁，说什么不听招呼，要请我吃卫生丸。在会场的警察官兵们，你们要逮捕马寅初吗？要开枪杀人吗？今天我把儿女都带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留给他们的一份遗嘱……

　　第二天，重庆有报炒出大标题《马寅初做狮子吼》。

　　○我主张两个孩子有奖，三个有税

　　新中国建立后，马寅初出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陈云任主任。１９５３年马出任北大校长。

　　１９５７年４月，马先生忧心忡忡：１９５３年全国人口普查才知道我国人口超过６亿，４年来又至少增加了５０００万。我大概算了一下，如以净增加率２％计算，１５年后将达８亿，５０年后将达１６亿。去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将近９００亿元，其中消费占７９％，积累只占２１％，资金积累如此之慢，人口增殖如此之快，非控制人口别无良图。今年增加的１３００万劳动力，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１００万人，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几百万人放在农村是出于不得已的办法，以后的情形还要严重。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每对夫妇生几个最合适？有人主张生三个，我认为两个就够了。我还主张两个有奖，三个有税。

　　马先生还是喜欢演讲，这回是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题《新人口论》，时１９５７年７月３日。两天后《人民日报》予以发表。

　　人们开始批判马寅初。

　　马先生说：有人说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不同意，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我是马克思的马家。

　　但大家不这么认为。据统计，仅１９５８年下半年，全国重要报刊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就有２００多篇。１９５８年６月６日，《光明日报》发表褚葆一的文章：在人口问题的研究上，从过去到现在，是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６月１２日《文汇报》发表陈京璇、诸葛殷同的文章：我们认为马寅初先生是马尔萨斯主义者。

　　马先生坚挺着，死不认错，还写了《重申我的请求》。

　　○“２０年前人口并不多……”

　　据说，毛泽东看后当即向秘书作了一段口头指示：“在反右斗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马寅初仍然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要手软。”

　　１９６０年１月３日，马寅初向教育部请辞北大校长，获准。不久又被免去人大常委之职。

　　马寅初搬出北大燕南园，住进北京城内东总布胡同３２号，一住就是２０年。“文革”中自然免不了受苦，从精神到肉体。

　　１９８０年获平反，时已９８岁。据说，那时他已下肢瘫痪，耳朵也背了，听到平反通知后，只淡淡地说道：“２０多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不要再误事了。”

　　２０多年前批马寅初的时候，全国人民正在灭绝麻雀。后来虫害多了，便又饶了麻雀，使之重出江湖。

　　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４日，马寅初辞世，１０１岁。

　　硬汉命硬。

　　【数字】走过天安门只用十几年吗？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８日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谈中国人口问题，不知是褒还是贬：

　　中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有１０亿多人，假如所有的中国人按４人一排编成队，每队相距１．８米，以每小时５．６公里的匀速走过天安门的话，将需要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全部通过。中国的节育措施已将人口增长率降低到１．４％，但每隔２秒钟仍有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每天大约４３２００人。假设再把他们的父母在１０年内以每小时５．６公里的速度穿过城门期间所生的婴儿计算在内，那么这支队伍全部通过的时间还要再加２０个月，而在此同时，仍有人口不断出世。

　　务农 普天之下土地是谁的

　　赵匡胤肯定不是个好学生。或者他学问虽高，但宽容大发了。

　　祖训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赵先生不这么看，谁爱买多少地就买多少，爱开多少地就开多少（没有人管你是否破坏生态），爱卖给谁就卖给谁，就差喊“卖地自由，买地光荣”了。不仅如此，赵先生还把国家难以直接经营的官田估价出售给个人，还给优惠。闲着也是闲着。在赵先生建北宋的初期，官田只占全部耕地的１０％左右

　　。

　　中国小农竟如此开通也许不仅是因为赵先生的宽容性格。有一个说法叫“皇权不下县”，反正也管不了下面，爱谁谁吧，于是地主富农贫雇农自己管自己的事，许多专家便发明“自然经济”这个词，再损点就是小农经济。

　　细想中国农民并不小气，尤其和英国人比。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以往都被中国教师解释为恶霸行为：凭什么赶走原来的租户，而把土地租给能出更高租金的外来牧羊人？这事在当时的英国激起民变，３００年争斗不断。而中国农民则开通得多，土地不仅可以租给外村人，卖给外村人也不鲜见。按这种逻辑，中国农村早该从自然经济进化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了。

　　言归正传。其实每个皇帝都想管事，时不时发点“劝农诏书”之类，好比现在的农村工作会议。尤其到了清朝，一会儿推广养蚕，一会提倡纺织，每年督着储粮，想起来就开放矿禁。谁还没点追求呀，谁还不想有点政绩呀。

　　但所有这些追求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土地制度。土地是谁的？随着人口益多，土地的所有权矛盾就愈发尖锐。

　　于是，历朝历代，土地就在自由买卖到兼并集中、打破旧格局再造新世界的循环中荡来荡去。在这个过程中，富人肯定占有强势，于是为争夺土地而发生富人的残暴行为就不足为怪了，逼急了再发生穷人的造反也就成为必然了。

　　⊙农人平静地交出了土地

　　中国人多地少，这种客观条件决定中国最好均分土地，方才能保持社会安定。所有的统治者都明白这一点。但明白归明白，能不能做到就要看屁股怎么指挥脑袋了。共产党的理论早就断言，历代统治者都是代表富人利益的，因此不可能真正做到公平。

　　１９４２年，中国共产党人虽未在全国取得政权，但在其控制的解放区里便急急实践其理想。１９４２年１月，抗日形势所迫，中共的土地政策理想与现实达成妥协：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有抗日要求，为了联合他们一致抗日，在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承认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和生产不可缺少的力量，故而应奖励富农生产并联合富农。

　　但很快，２月６日中共中央就指出：不斗地主是严重右倾，这样群众怎么能够真正发动起来？一些共产党人的家里是地主，也挨了斗，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也承受了痛苦。

　　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迅疾改变政策：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革命成功后，毛泽东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把土地平分给了农民。很快，这个理想达到极致——把土地又从农民手里收回到合作社、人民公社，从理论到实践不喘气地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派热气腾腾。

　　接下来的事情就令人称奇了——被认为自私狭隘的中国小农，虽不是全体兴高采烈，但土地的集体化却进行得相当顺利。

　　美国历史学家Ｒ·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证实了这一点：到１９５６年底，９５％以上的农户已被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效地消灭了土地、耕畜和农具等的私有制。与苏联的集体化相比，农业的产权制度的改革进行得非常顺利。１９３２年，苏联的农业产量与私人耕作的最后一年即１９２８年相比，足足下降了五分之一，而中国在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期间，产值却上升了五分之一。

　　中国历史学家秦晖也证实了这一点，５０年代中国集体化时，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行，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农民虽然并不喜欢集体化，但也并没有表现出捍卫小私有的意志。当年苏联为了把土地公有私耕的村社改造为公有公耕的集体农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的富农，为镇压农民反抗出动过成师的正规军和飞机大炮，而暴动农民在１９３０年就达７０万人，农民在被迫进入集体农户时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而中国农民进入人民公社只花了短得多的时间，也未出现普遍的反抗。

　　⊙土地两极分离古已有之

　　中国农人勤劳勇敢、服从指挥、不怕牺牲，但在１９６０年遭受了巨大打击。这时候，邓小平第一次试图部分恢复农民的土地权利，但他失败了。第二次邓小平成功了，是在１９８２年。当这种大包干风行全国时，粮食生产长期徘徊和农产品供给长期匮乏的局面一下子被打破了。这让农人自己都不明白：过去全体都要敲钟上地却吃不饱肚子，现在小伙子要么外出打工要么进厂干活儿，只剩些老弱妇女伺候田地，东西却多的卖不动，神了。

　　大包干只是有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政府宣布１５年不变，期满后又宣布３０年不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形式与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关系有相通之处——农民都是取得有期限的使用权，而１９４９年之前土地所有权是地主的，之后是国家的。

　　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比例在近现代相当大。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指出，６％～８％的地主富农占地８０％。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农民部土地委员会文件表明，占人口１４．５％的地主富农占地８１％。陶立夫１９３４年指出，占总户数１０％的地富占有土地５３％。一家子有这许多地怎么种？只好两权分离。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中美两国ＷＴＯ谈判达成协议，中国加入ＷＴＯ几乎指日可待。这时候，我们曾引为自豪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却显露出无奈，经济学家温铁军发愁了——中国户均只有０．４１公顷规模的细小农户，如何在ＷＴＯ原则的约束下与平均数百公顷的外国大农场抗争？

　　历史背景

　　【聚焦】台湾也搞土改

　　当前线战事吃紧、蒋介石琢磨着把台湾当退路的时候，他心里很明白：必须土改。

　　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有两大优势，一是从大陆带来大量财富，使赎买有了钱垫底；二是国民党与台湾当地显贵及地主势力没有过多的经济联系及政治渊源，要打要拍可以很灵活。

　　台湾土改走了三步棋。

　　早在１９４９年１月，当时解放军刚进北京，国民党南京政府还在构筑长江防线——国民党已在台湾着手土地减租，称为“三七五减租”。

　　《台湾省私有地租佃管理条例》的内容是：佃农保留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由地主和佃农对分，各得３７．５％。《条例》还对地主收回耕地作了限制，租期不得少于６年，期满必须续订租约，因自然灾害致歉收时，佃农可依法申请减租。对佃农的限制是，欠租达两年总额时，地主可以收回土地。

　　这里也有一个所有权与使用权之分离。

　　减租前台湾水田平均地租率为４８．６３％，减租后减少了１１．１３％。每一公顷水田，一年两熟收稻谷６０００公斤，减租前须交地租２９１７．８公斤，减租后则只交２２５０公斤，少交６６７．８公斤。

　　减租使台湾２９６０４３户农户受益，占全部农户的４４．５％。减租后土地价格下降，为进一步土改创造了条件。这是第一步棋。

　　第二步棋是把公有土地租给农户，之后更把土地卖给农户。地价按照耕地主要作物全年收成价值的２．５倍计算，为免受货币贬值影响，地价以实物计算，全部地价由农户１０年内偿付，不负担利息。

　　公有土地地租远低于私有土地地租的３７．５％，只有２５％。农户只要连续交完１０年地租，即取得耕地所有权。

　　公有土地的转移从１９５１年开始，到１９６１年完毕，１６５４４３户农民获得了９６００４公顷土地，每户获０．６公顷。

　　第三步棋就是对地主动手术了。与共产党没收土地不同，国民党采用赎买。１９５３年１月２０日台湾《耕者有其田法》规定：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３甲（每甲合０．９７公顷），或旱田６甲，超过的土地一律转给现耕地农户，当局补偿地主被征收土地的地价，地价为征收耕地主要作物全年收获量的２．５倍，以实物土地债券７成、公营事业股票３成搭配补偿。公营事业股票主要是原属公营的台湾水泥公司、纸浆和造纸公司、工矿公司、农林发展公司等。农户在１０年内付足地价。

　　这次手术，地主被征收的户数为１６６０４９户，占地主总户数的６０％。得到土地的农户有１９４８２３户，占承租私有耕地农户的６５％。台湾当局为征收而支出的全部企业股票总面值约合新台币６５０００万元。

　　土改之后，大量农民有了土地。１９４９年台湾总农户中，自耕农占３６％，半自耕农占２５％，佃农占３９％。到１９６０年情况大变，自耕农占６４％，半自耕农占２１％，佃农则下降为１５％。

　　耕人家的地和耕自己的地感觉就是不一样。自此，台湾农村政治结构大变。５０年代后期，台湾乡镇代表中只有２３％是地主，而６９％是自耕农（其中更有４０％是新自耕农），７％是工商业者。

　　地主干什么去了？据调查，地主所得的地价款约２２％用于消费，４２％用于投资，其余的持有土地债券。大量富农转变成了商人，大地主获得了大企业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了持有股票的资本家。大陆改革开放后，南方深圳一带农村有被征地的农民，征地款有的没有分掉，而是买了股票。这既支持了当时刚刚起步的证券市场，也使这些农人一夜巨富。

　　【人物】农民杨伟名号召撤离延安

　　每看《当前形势怀感》，哪怕只看到题目，都有一股颤栗感。写此文的人叫杨伟名，陕西户县城关镇农民，任七一大队会计。

　　１９５７年杨伟名第二次成了中共党员，几乎与此同时娶了河南女人刘淑贞。据说刘小事上有时糊涂，大事上却从不糊涂。她反对杨伟名写文章：农民么，种好地就行了，惹事生非干啥？

　　杨伟名写的文章让今人汗颜。１９６１年杨写了《关于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单看题目，这些都是国家正部级以上干部才有发言权的。所以说刘淑贞大事上明白——咱丈夫，一个农民！

　　让杨伟名走向尽头的是《当前形势怀感》。这回题目比较谦虚，毛泽东在１９４７年７月写过《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这篇文章有另一个名字《一叶知秋》，同样令人颤栗。文长近万字，１２小节。

　　在文中，杨伟名议论农村形势：“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社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

　　有哪一位部长会这样问：“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

　　杨伟名进言：“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放开，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如果杨伟名真是一位部长，坐在毛泽东边上，他是否还会有如此判断力？是否还有把判断力说出来的勇气？

　　正是由于没有坐在毛泽东边上，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中发现了鸡蛋问题——

　　据说毛泽东主席把农业社（后改为队）每年制订的三包方案称之为烦琐的哲学，也正因为这部哲学过于烦琐，现在已决定不再采用它了。然而放眼看来，我们工作的各项措施和方法，可称为烦琐哲学的，倒不仅限于三包方案。这里试举一两件小事谈起。

　　今年二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１８斤，所辖生产队９个，每队平均２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具体手续如下：（１）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９斤。（２）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到大队。（３）因蛋价低，社员售蛋不踊跃，组织干部做思想动员工作。（４）大队干部称收各队交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蛋付红糖半斤。（５）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９斤，并叮咛发给各队。（６）按糖、粮、蛋各自计价，并向队里找补价款。（７）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１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８）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粮为几两几钱，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９）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书写证明财务队长签字，用作账务处理。（１０）完成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以上收购１８斤鸡蛋的手续，看来是够烦琐的了！而目前这种烦琐并不限于我队，也不限于鸡蛋收购一项。

　　另外，在计划供应中，有过这样一回事：供销社给我大队配套了带碱煮青颜料６包计６市斤。全大队２８６户，每户平均２分多些，如何分配呢？十分作难，谁家需要就给谁家吧，其实谁家都需要。既想不出妥当办法，又不敢叫群众知道，怕闹出纠纷，只好暗里一户一包分配给认为“需要”的个别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但又无法合理）。

　　关于鸡蛋收购问题，我曾向供销社收购蛋的一位同志说过，你们门市部如果用自由市场或稍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收购鸡蛋，不但手续简便，而且收购率将会数倍提高。如果认为高价赔本，何不高售、高购？这样以高对高，虽高何妨？这位同志答：有理。

　　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其好处还不仅此而已，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则，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而所出售的东西，又会为最需要者购之。以上所举仅一两例，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写完此文，１９６２年５月１０日在大队办公室，杨伟名把文章读给支委们听，支部书记贾生才和大队长赵根离也在文后签了名。

　　毛泽东怒了。１９６２年８月６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任何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杨伟名的苦日子渐渐来了。但还是有人敬仰杨的伟名。

　　刘景华是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比杨伟名几乎小２０岁，他在前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专案调查团看到了《当前形势怀感》。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刘景华来到杨家，一老一少谈到天亮。

　　刘景华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他家里搜出了与杨伟名的通信。有人断言：“大鱼露头了！”１９６８年５月，户县城里开始揭批一个农民加一个学生组成的反党集团，《当前形势怀感》作为黑材料再次广为人知。杨伟名被连续几天批斗。杨还听说刘景华被判死刑。

　　５月５日晚雨下个不停，杨伟名晚饭只吃了一碗。下半夜，杨伟名的儿子听到母亲刘淑贞拉风箱的声音，刘说：“你爸要洗脚，我烧点水。”又过了会儿，父母屋里传出了呻吟声。儿子和两个女儿破门而入，一股浓烈的农药味。

　　杨伟名、刘淑贞双双洗净身体，换上干净衣服，在风雨之夜服毒自杀。一个大事上从不糊涂的女人，跟着丈夫走了。

　　第二天送葬时，有这样的大标语：杨伟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雨仍在下。

　　【透视】１８人的工作组管不住２０户农民

　　一张皱巴巴的纸，签着１８个人的名字。如今这张纸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起来了，说是这１８个人在１９７９年前后冒死把地分了，这纸是个契约，谁被逮了，其余的人养他的家小。

　　这１８个人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

　　凤阳人一定天生就喜欢自己单干，就像安徽无为人喜欢外出当保姆一样。

　　１９５７年正是全国大踏步地走进人民公社的年月，而凤阳却发生退社风潮。

　　鲁山社是１９５６年１月办起来的，全社３７５户１７０８人，人均耕地只有１亩多一点。当年秋收后便有人吵着要退社，秋种也搞不下去了。次年２月，连续发生退社风潮，哄闹乡社干部和工作组。

　　社员要求退社的原因是：办高级社时干部强迫入社；领导乱指挥造成生产混乱，全年少收粮食４０万斤；耕牛死亡严重，缺草料；干部自私不劳动却生活好，作风不民主；单干户生产好生活好，还有多余的草料卖给社里，借钱给社员。

　　小岗村也闹了起来。队长在辩论中说了一句“现在小岗全队打的粮还不如我家以前一年打的多”，正巧城里反右的风刮到乡下，就把队长捆到乡里开斗争会。对那些想退社的社员也一一开了斗争会，把退社风潮压了下去。

　　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却一落千丈。秋季水稻几乎没有收成，粮食生产由１９５６年的１６．５万斤降到１０万斤，第一次吃了国家返销粮，有人外出讨饭。

　　人民公社后社员干活儿记工分，一个劳动日挣满分也才值一两毛钱，一年也只能分个一二百斤粮。所以许多农民宁肯每天给生产队交１元钱，也要外出做木匠做瓦匠，甚至讨饭。当时有一顺口溜：“七千分八千分，不如老母鸡窝里蹲。”

　　上头并不是不想管，《皖东通讯》曾通报过小岗村，并把农民的小农行为抬举成搞资本主义的典型，一个２０户的小村，曾被派去过１８人的工作组，先后换了１５个队长。

　　但就这么折腾，农民觉悟也没提高，乍暖还寒的１９７８年，小岗村又闹将起来。

　　万里一定也觉得天还冷，所以从下面先干起来再说，万时任安徽省委书记。１９７９年１月５日，万里对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４日，中南海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后，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很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危险的是人民公社。１９８０年４月，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乡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到最后一个摘掉牌子，几乎又过了近２０年。

　　当然，没有人民公社这个牌子也能搞集体经济，比如叫农工商总公司。

　　做工 实业之舟老在水里打转

　　千年前哪国造船产业最发达？是中国人。宋朝造的“万石船”可载漕粮数百吨。南方还有一种车船，人力踩动踏板，带动翼轮激水行驶。当时冶矿业也很发达，金银铜铅锡铁煤。多数冶铁炉以石炭作燃料，鼓风设备已由皮囊改为木风箱。

　　军工受到重视，每年能制造铁甲３万余具，弓弩千余万具。火炮用于攻城，其中还有能致敌中毒的毒药烟球。此外，纺织业、制瓷业、制盐业、造纸业、印刷业、制糖业、酿酒业

　　、建筑业等都已颇具规模。

　　但这些家庭手工业或工业作坊没能发育成现代工业，中国这条大船老找不到航线。

　　虽然宋朝工业很朴素很幼稚，但一开始就不是纯净的自由经济，比如官府就喜欢到处插一杠子，比如官府就禁止民间开矿。

　　清朝雍正皇帝也不喜欢谁都去开矿。１７２４年９月，他说：百姓生养的根本在于务农，如果大家都舍本求末，争夺眼前的利益，不肯下力气务农，实在不是正道。而且矿砂是自然物质，不是可以种出来的，怎么能取之不竭呢？至于税收，我富有四海，用得着这个吗？为可怜那些无业者，让他们在深山里开一点矿寻口吃的也就罢了，何必招商开厂，让大家蜂拥而去，岂不坏了安定团结！

　　直到１７４０年前后矿禁才开了。历史学家高王凌认为，此政主要是有益于农村劳力的转移。

　　１９８３年前后，中国的煤矿也对乡镇企业开放了，当时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此政着眼点一是解决煤炭紧张，二是给农民兄弟开一条致富之路。

　　话说回去。真正让雍正们把工业把矿业当个正经事来办的是洋人。

　　⊙李鸿章单打独斗国企梦

　　１８４０年洋人坐着大船打进来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以极大刺激，官府出头办实业了，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了一些轮船运输、棉纺织业、矿业，等等。

　　官府一定自我感觉很高尚，比如李鸿章：“原期收回中国利权，徐图自强之计。”上层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保护国有企业。李鸿章办上海机器织布局，要求１０年内只准国人入股，不能另外再办什么机器织布局。李鸿章搞开平煤矿，清政府给予“距唐山１０里之内不准他人开采”的特权。李鸿章又闹了个轮船招商局，又规定５０年内只准入股不设分号。

　　李鸿章一定是很崇尚计划经济的，但他的想法与传统经济不对路子，他的轮船招商局虽然没有官资出来竞争，但一条条不起眼的沙船却对李先生不客气。

　　沙船业曾经是上海最大和最有势力的一个行业，漕运是它的主要营生。西式夹板帆船被蒸汽动力轮船赶走了，李鸿章的招商局也要对沙船动手。但不管谁做官都希望天下太平。虽然招商局是清政府的亲儿子，但也要给老儿子沙船一口饭吃，要在新式企业和传统经济之间找一个平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江浙两省每年北运的漕米有数百万斤，而直到１８７６年，招商局在这数百万中只分到二三十万石的业务，其余大部分仍由沙船揽去。总不忍心看着那许多沙船职工下岗吧。

　　令招商局头痛的不仅仅是沙船，更多的是洋人——洋人更不想和李先生团结一致。

　　比如英国人不听招呼，１８７６年在上海建成吴淞铁路。中国人照会说侵犯了中国主权，人家不理，没辙，中国人花钱把这铁路买了来，然后就不知该把这邪魔之物怎么办了。末了拆了运到台湾，在海边没保存好全让海水泡烂了。

　　窃以为，如果那会儿留住了，将来建台湾海峡大桥，没准还能用得上。

　　虽然建铁路可以不理睬中国人的吓唬，拆了铁路也不会赔钱，但洋人还是不高兴。终于，１８９４年又和日本人打了一仗，被迫签了《马关条约》，自此洋人可以到中国开厂了。用规范的语言就是：从１８４０年《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的商品准入，到１８９５年《马关条约》中国又开放了资本准入。

　　１８９４年中国各口岸的外国商行数为５５２家，从１８９５年大为增加，１９９０年达１００６家，１９１０年更增至３２３９家。

　　⊙官员抢先下海办厂

　　既然对外国资本开放了大门，对内的限制就说不过去了，自己玩自己了。但中国的产业资本不可能完全来自洋买办或新式商人在流通领域所积累的资本，有眼光的官僚和士绅是中国产业资本的重要来源。

　　比如１８９０～１９１０年上海有９家民族资本的棉纺厂，其２２个主要投资者中，有１４人是官僚士绅，５人是买办，２人是商人，工厂主只１人。其他地方也是相似情形，有名的如张謇创办的大生，严信厚创办的通久源，杨宗濂和杨宗瀚创办的业勤，陆润庠创办的苏纶，孙家鼐创办的广益——这些人都是官僚出身，随时都能进京上部转转。

　　虽然许多华商不愿意受当局控制，但也想得到当局的照顾。比如广东宏远堂造纸厂主“每年情愿报效银一千元，并照完税厘”，这样当局就给予“十年之内不准别人另购机器制造”的特权。

　　不能完全说是内外形势所迫，也不能说纯是当政者远见卓识，但进入２０世纪后，清政府不再主张官督商办了，“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一切仿照西例”，连李鸿章的亲儿子轮船招商局也在１９０９年改为商办。

　　对这些国有企业，黄仁宇先生评价道：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是商业组织，可是他们没有相对应的公司可以发生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他们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心编制预算，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的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但官府还是有势力的。在中国，官府从来没软过。１８９５～１９１１年新设的５６家煤矿中，官办１８家，官督商办２家，官商合办３家，创办总资本约８０６万元。相对应，商办３５家，总资本１０６６．４万元。

　　１８９５～１９１１年设立的４９家金属采掘和冶炼企业中，官办２１家，官督商办１家，官商合办６家，创办总资本约４８８．２万元，商办２０家，资本５９１．５万元。另有中外合办１家，只此一家资本就达２００万元。

　　这个时候，当局已允许外商在股权不超过一半的条件下开矿，此间有３家中外合办煤矿开业。

　　⊙老板过了段好日子

　　清政府从冲锋陷阵直接扶持转到幕后，到了北洋政府各派军阀走马灯似地变换大王旗，谁也不能实际控制整个中国了，就更顾不上关心国有企业了。那阵子是民间老板们的好日子。

　　本世纪的头二三十年里，在华商纱厂、面粉业、火柴厂、造纸业、机器制造业等诸多行业里都有资本集中趋势，那是一个生产大款批发首席执行官的年代，仅航运业就有虞洽卿１９０９年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张本政和张本才兄弟１９１０年建立的政记轮船公司，卢作孚１９２６年建立的民生轮船公司，朱葆三更早在１９０６年搞起了越东轮船公司。

　　其时李鸿章已不在了，就是李老先生在，他也无力阻止这些新生的轮船公司来抢他的轮船招商局的饭碗了。

　　此外有名的企业和企业家有：张謇的大生纱厂，周学熙的华新纱厂，荣宗敬和荣德生的申新纱厂，郭乐和郭顺的永安纱厂，孙多森的阜丰面粉厂，荣宗敬和荣德生的茂新、福新面粉厂，薛南溟的锦记丝织厂，莫觞清和蔡声白的美亚织绸厂，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简照南和简玉阶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夏瑞芳和鲍咸昌的商务印书馆，范旭东的久大、永利公司，吴蕴初的天厨味精厂，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等名企。

　　著名品牌有：荣氏企业的“兵船”牌面粉与阜丰的“老车牌”面粉，大中国火柴公司的“鸿生”火柴，天厨味精厂的“味精”，方液仙中华社的“观音粉”、“味生”，余芝聊创办的大中华橡胶厂的“双钱”牌胶鞋，锦记丝织厂的“金双鹿”丝织品，范旭东的永利制碱公司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

　　这次资本集中浪潮，透着中国要从手工作坊向资本主义现代企业过渡。这事儿放现在叫资本重组。

　　且慢，相反的故事总是偶尔或必然要发生的。比如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来了，比他的前辈可黑多了。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１９０９年私营后，袁世凯就想着揽到怀里，但没抢成，蒋介石却囊中取物般于１９３２年随手收归国营了。

　　话说国民党政府总不知体恤子民，不知休养生息培育经济。传统理论讲国民党与资本家穿的是一条裤子，他们之间的争斗是狗咬狗。但经济学家杜恂诚认为，国民党政府不是中国可怜的资产阶级自己养出来的政府，而是军阀凭军事实力上台的。比如在上海，蒋介石最喜欢的人是青帮老大杜月笙。

　　最后打掉老板们好日子的也是日本人。１９３１年圈走了东三省，１９３７年跨过了芦沟桥，华商的财路断了，首当其冲的是棉纺业。日本人经过了《啊，野麦岭》的痛苦，这回要甩给中国人了。

　　⊙毛泽东不喜欢中苏合资公司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人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了全套的横向纵向组织体系，将整个中国经济空前地纳入计划控制中。

　　温铁军先生叙述道：中国人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依存的体制，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体制，通过占有全部剩余价值的中央财政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终于以最短的时间跨越了原始积累阶段，形成了国家独立所必须的工业经济基础。

　　今人一提起来就是１５６项前苏联援建项目。这些项目大都在离开沿海省份的城市，如武汉、包头、长春和成都，包括７个钢铁厂、２４座发电站和６３个机器制造厂。

　　１０年中约有１万名前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２．８万名中国人前往前苏联受训。

　　这期间中苏合建了一批公司，如大连造船公司、几家在新疆提炼石油的公司、一条航空线。毛泽东认为这种合资公司是一种剥削手段，外国（虽然是前苏联老大哥）在中国国内享有特权的做法时时刺激着共产党人。１９５５年这些合资公司正式解散了。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把合资公司当做攻击斯大林的一个口实，但在钱上一点也不对中国人客气，前苏联人坚决要收回４亿美元的投资。中国人在１０年内还清了这笔钱。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鼓起最后一勇，华国锋提出要建１０个钢铁基地、９大有色金属基地、１０来个大庆。但很快中国就被务实派掌握了。

　　接下来引人注目的是国家权力的弱化。先是放权让利，放地方让企业。比如企业领导权，先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后来是厂长负责制，末了是党政一肩挑，只要会抓老鼠怎么着都行。

　　承包之后是股份制，混合经济也不再要求国有股份占５０％以上，国有企业更是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用“异军突起”来形容乡镇企业是贴切的。既不是官督更不是官办，虾走虾道蟹爬蟹路各争其勇各显其能，１９９３年乡镇企业产值突破２万亿元，十余年间便占据中国工业半壁江山。值得细想的是，虽技术上有所差异，但组织结构与宋朝的手工作坊没有多大差异的乡企，何以发威力敌３０年经营的国企大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１８９５年的中国，与１９９９年的中国有某些相似之处——百年前有官督商办改为商办，百年后有国营改国有民营，国企有所为有所不为；《马关条约》和ＷＴＯ都是将国门打开，为此政府对自家企业的调控也势必减弱——尽管１９９９年民航总局还在罚处私下机票打折的航空公司，国家计委还在发禁令不许电讯公司自定手机入网费。

　　百年间，中国这条大船打了个圈子？

　　历史背景

　　【管窥】英国人赫德创立了大清邮政

　　说起赫德，人们都知道他在１８６３年成了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一个洋人却主掌中国海关大权？这又不是主掌男足——但少有人知他还掌握了中国邮政大权。

　　１８５８年英法联军攻破大沽口，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其中有一条规定，清政府负有保护英国公使及其随员所派的邮差在中国境内自由来往的责任。清政府嫌麻烦，既然海关都能给洋人，１８６６年邮政也顺便给了。

　　邮政涉及国家主权，清政府倒很开通，称其为“客邮”。

　　英国人拿了邮政大权，法国人不干了。赫德倒聪明，１９０１年在自己兼任的总邮政司下面添了个邮政总办，叫法国人帛黎充任。１９０９年赫德因病回国后，帛黎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１９１１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决定将海关兼办的大清邮政改隶属为邮传部。虽然邮传部派员担任了邮政总局局长，但实权仍在帛黎之类的洋人手里。

　　移交邮传部时，大清邮政不仅没给清政府赚来一文钱，相反却在４５年间赔了１８４万余两白银，都是海关垫的，要由清政府逐年计息归还。

　　丢了权还赔钱。

　　９０年后的２０００年邮政好像还在赔钱，所以老嚷着要提价。

　　【钩沉】汉冶萍公司发明债转股

　　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采矿和冶炼综合企业，１９０８年２月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但其后受战争影响，亏损严重。公司董事会便呈请北洋政府将企业收归国有，政府亦有此意——与其让日本人以债权人虎视眈眈，莫如自己有所作为。

　　但钱呢？汉冶萍公司董事王子展向股东大会提出通融维持办法：欠交通部、财政部、江西、湖北款项，均转作股份，由他们做股东，有选举董事之权。

　　但总得有一笔现钱解困。当时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张謇提议扩股：１９１４年汉冶萍公司欠款４５００万元，而股本仅１５８２万元，拟把股本增至３０００万元，以新收股款还债。新增股本１４１６万元由政府出资，除去公司所欠政府债务外，政府实出１０００万元。

　　１０００万元就收了一个国有企业，北洋政府当然喜欢四两拨千斤，但就没这四两，只好不了了之。

　　今天大家也在忙着债转股，还有债务管理公司。

　　经商 奸商成了香饽饽

　　一不拿锤二不握镰，打几个电话泡几桌饭局就赚大钱——在无商不富深入人心的今天，很难想像过去的人们是如何地瞧不起商人，如何地压抑商人。

　　瞧瞧传下来的词儿吧。夸拿锤的叫巧匠，褒握镰的叫神农，喜欢识字的称先生，尊敬念经的称高僧。商人呢，脱口而出的是奸商，说好听点的是儒商，还给人肉肉的感觉。

　　商人打娘肚子里出来就赤裸裸地奔向钱，怪不得大家都不喜欢，海瑞也不喜欢。

　　⊙海瑞讨厌高消费

　　海瑞在明朝做过大官，１５８７年去世时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确实经常给他的上司甚或皇上提意见，海瑞也确实被罢过官。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批判《海瑞罢官》，今天人们都认为他是个正面人物。

　　在政治上海瑞是合格的，生活上又极为廉洁。他要求公文一律用廉价的纸，过去公文习惯在文后留下空白，他命令废止。甚至如果下属没有交上一张抄写工整的公文，就得不到另一张空白的公文纸。

　　把节俭习性用在工作上尚可商量，用在管理经济上就成问题了。比如他下令民间不准制造奢侈品，诸如忠靖凌云巾、宛红撒金纸、斗糖斗缠、大定胜饼桌席等，因为这等腐败与他的隆礼相爱、重农纯真的理想相斥。不知这些腐败之物当时是否受百姓欢迎，如是，岂不拒绝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海瑞是以正直和护法的形象传世的，但他的正和洁是他主观臆定的，是他自己解释的。比如遇到疑案（古时官员是要升堂审案的），他“与其屈兄，宁屈其弟”——这叫什么逻辑！

　　明朝的金融和商业活动一塌糊涂，比之前朝萎缩许多，盖因开国皇帝朱元璋崇农排他。这当然不是海瑞所能左右的，但海瑞的做法比这还吓人——据说，在海瑞的辖地，佃农不敢向地主交租，借钱的不敢向债主还钱，这些现实中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和商业规则，在海瑞眼里算不了什么。

　　尽管海瑞们不喜欢商人，但他们还是在海瑞们的眼皮子底下茁壮成长起来，最有名的是徽商。

　　⊙徽商奉上２００万两寿礼

　　徽商起于明代中期，也就是海瑞前后脚，盛于清。在徽商中，盐商和典当商势力最大，其次有布帛商、粮商、木材商、海商、茶叶商、药材商、瓷器商，等。

　　早期徽商多为独资或同姓合股，基本上是举族经商，家长就是头儿。后来有了重大突破：合股。势力大增。

　　合股又叫合伙、合资、合本、合均。许多词现在还在用着。

　　据对侨居扬州盐商的估计，１６００年盐商的利润在３０％左右。赚这许多钱干什么？很多都无私奉献给当局了，被动给当局的叫课税，主动的叫捐输。用钱的地方可多了，打仗要用钱，重点工程修路修河要用钱，赈灾要表示表示，１７３１年乾隆皇帝８０大寿，富商洪箴远和程俭德一下子奉上２００万两银子——据说招人骂的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也不过如此。

　　历代基本上都是抑商的。徽商之所以能成事，盖因官商不分，官商一家，所以该孝敬就得孝敬。也正因为徽商有官儿护着旱涝保收，所以赚了钱大都不肯向产业投资追求进步，到了衰了。

　　淘汰徽商的是洋买办。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资本的出现，是先商业后产业，因为老外就是这么排着队来的。

　　⊙洪秀全见商就灭

　　１８４２年《南京条约》后五口通商，洋商大踏步地进来了。官府当然不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伟业，但败军之将只有低头。有一个人是反官府的，却和官府一样也不容洋商。此人就是洪秀全。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有个上海商人容闳到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其时正在上海宝顺洋行做经营丝茶生意的买办。容向太平天国政权提出组织现代军队、创立银行制度、设立各种实业和学校等７项建议。洪秀全怎么想的呢？

　　洪秀全的宗教老师罗孝全牧师１８６２年写了封信评论洪秀全：“他反对商业，自从我到这里以来，已下令处决他手下十几个人，理由就是在这个城市经商，而且他一口拒绝外国人在这里建立合法商业的一切努力，无论在城里还是在城外，一经发现立即驱逐。”

　　但不管是清政府的不高兴还是洪秀全的愤怒，商业以及买办却迅疾成长。

　　１８５４年只有２５０个买办，１８７０年增至７００人，到１９００年则达２０００人。买办之吸引人的理由之一是：给洋人干事，则官府不敢揩油。

　　有趣的是，中国人要么不干，一干就来绝的，中国买办的活动范围已远远超出中国的通商口岸，而且疯跑于东亚。一位从事远东贸易的美国商人托马斯·诺克斯（Ｔｈｏｍａｓ Ｋｎｏｘ）在１８７８年写道：“中国买办在日本、印度支那、曼谷、仰光、马六甲、新加坡、爪哇和马尼拉都很活跃，甚至印度也能感觉到中国买办的影响。”

　　在买办的召示和挤压下，在军阀政府的掠夺中，华商艰难地生长。

　　⊙十亿人民九亿商

　　及至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疾风般国有化。显然这不是现代商业，商品和价格都被精确操纵着，调拨单和票证控制了一切，商业单位的活动都像钟表般严谨和死板，商业中最富有创造性、最惊心动魄的因素都被抑制了。最大的灵活性是卖肉师傅，在亲朋拿着肉票来买肉时，可以稍稍多给点肥的。

　　当１９７８年放开手脚时，告诉你可以撒欢了，商家却不会跑了。菜店能不能卖粮食？商厦能不能出租柜台？当时的商业当局都明令禁止。直到１９８８年１月５日，长春百货大楼才开始向个人和厂家出租柜台。

　　接下来风向大变，十亿人民九亿商，昨天还是局长，今天就变总经理了，行政衙门做靠山，名流官员挂招牌，供产销运贸无所不搞，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条子遍天下。

　　谁的条子？当然是领导的。中央高层一再发通知禁止党政机关干部与群众合办企业，禁止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经商。

　　６月３０日清理整顿公司工作宣布初见成效，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已撤销合并脱钩移交的共１７９３０个，占党政机关公司的９０．５％，其中康华公司尤为引人注目。此前在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５日，康华公司就与残疾人基金会（隶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为邓朴方）脱了钩，不再享受特批的减免税待遇。

　　９年后，中国高层又向军警法系统的经济实体开刀。军转民曾是改革之初的一条经验，这样可以减少国家的军费开支。走了一条弯路后，末了还是要捋直它。

　　官商不分一直是个难题，古今皆然。

　　历史背景

　　【管窥】徽商何以富不过三代

　　１８０１年鲍志道去世。后礼部尚书纪昀为鲍作传并写墓表，两江总督铁保亲笔手书传文勒石上碑，户部尚书朱又撰鲍氏与元配汪恭人合葬墓志铭。

　　此鲍何人，竟能有劳这些“政治局委员”一级的大员？

　　鲍志道生前曾任两淮盐总，乃两淮盐业的头面人物。

　　鲍氏７岁读书，１１岁家道中破弃学去鄱阳学会计，从此下海经营盐业。大发后，好义重礼，资助社会，或修河或设粥厂，威名远扬。

　　使鲍家进入上流社会的是他的次子鲍勋茂。小鲍科举后进入北京军机处学习行走，自此里应外和官商互动日益发达。

　　后鲍氏子弟或做官或休闲玩儒商，总之不大有追求了。鲍志道之孙、鲍勋茂之子鲍时基，曾在贵州黔西州当知州，只８个月便以父丧为借口辞官回家，终日赋诗下棋，收罗字画。

　　煊赫一时的鲍家贵不过三代就衰了。皇上都衰了，何况鲍氏？

　　【数字】洋买办能挣多少钱？

　　１８７８年，一个普通买办月薪只有４０两，２０年后一个银行买办的月薪涨到１２０两。薪水只是买办收入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从买卖中提取２％～３％的佣金发财。但最多的是吃两头，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比一般中国人或一般欧洲人多的何止１０倍！”据统计，仅此一项每年就可得５０００～６０００两的外快。

　　买办们赚了钱，很少像土财主那样买房子置地，而是离开洋行另起炉灶干他们的老本行，并且渐渐成了外商的竞争对手。

　　买办整天在洋人堆里混，渐渐就不那么中国了。大买办杨坊不愿他的女儿缠足，还把女儿杨蔷梅嫁给了西洋雇佣军洋枪队的首任司令弗雷德里克·唐森特·华尔。这个洋枪队领饷官兵有６５００余人，加上辅助人员超过１２０００人。１８６２年８月，慈禧敕封洋枪队为常胜军。华尔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人，入中国籍并授大清朝三品副将。１８６２年９月２１日被太平军击毙，３１岁，留给杨５万两银子。

　　【人物】朱葆三死不说英语

　　据说中国第一个买办是一个叫穆炳元的宁波人，鸦片战争英军攻陷定海时被俘。后充翻译，再充买办。

　　但上海最有名的买办叫朱葆三。朱曾任英平和洋行的买办，从进出口贸易起家，先后涉足保险、电子、交通、自来水、面粉、丝织等行业，直至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上海总商会会长。朱的孩子多是买办。

　　朱葆三极中国化，他虽为洋买办，却从不去洋行上班，有事都是洋行大班到朱的商行来议事，每年只圣诞节去一次洋行。

　　平时朱总是蓝帽黑褂布鞋一身中装。一次，朱来到黄浦滩英国领事馆，为南京路等处摊贩反对租界苛捐杂税交涉。英领事急步到大门迎候：“Ｐｌｅａｓｅ！”朱面无表情，领事改用中文说：“请！”朱才步入。

　　朱葆三还介入政治，参与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１９１２年初，朱为革命新政权筹款，急从８家外国银行和９０家华商银行钱庄筹款２００多万元。上海流行这么一句话：“上海道（市长）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但还有另一个政治。“五四”运动中，朱葆三支持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

　　文革中，朱家所藏《新闻报》送的朱葆三半身铜像被毁。

　　【钩沉】永安大楼８０年了

　　当年在上海有四大华资商业公司，他们是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开业的先施公司，１９１８年９月开张的永安公司，１９２６年建立的新新公司，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０日剪彩的大新公司。其中尤以永安公司为大，就是今天的华联。

　　在创办永安公司的２５０万元投资中，老板郭乐有１４．０５万元，占总股本５．６％；郭家的香港永安公司投５０万元，占２０％；外来投资中华侨投资１６４．３１万元，占６５．７％。以上合计占９１．３％，全部股东达１４９８个，这中间只有６２户享受额外红利权。

　　永安公司的少东家是郭琳爽。一次快到春节了，在商场里，老东家郭乐当众大骂少东家给员工的花红发多了。晚上老东家对少东家说：“骂你是为你好，你在这里当家，公司里的人往后都会念你的好。我嘛，就让他们背后骂几句吧，我老了耳背了，只当没听见。”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永安公司大楼被日本空军炸坏。因为永安公司是向香港英国政府注册并每年纳税的，应由女皇政府向日军交涉索赔，但英国领事不仅拒绝与永安见面，还撤销永安注册，理由有两个：一是这是一家中国人办的公司，二是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后公司参加了对英国有敌对行为的罢市活动。

　　于是只好换上一块在美国商业部核准注册的商号牌，这样总裁和司库就变成了美国人，郭乐屈为副总裁，郭琳爽屈为总经理。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美日交战后，永安公司被判为敌产，被日军接管。

　　终于熬到了抗战胜利，１９４６年地皮问题也解决了。永安公司所占南京路上这块１３亩的土地是英国地皮大王哈同１９００年用１３万两规银买进的，１９１６年这个英国人又把中国的土地租给了中国人，年租金５万，３０年期满后连同所造大楼一并归还。３０年期满后，永安与老哈同的养子乔治·哈同谈判，买回了连同地皮在内的永安公司产权。租期３０年已付白银１５０万两，现又付美金１１２５０００元。

　　１９４９年５月，郭琳爽拒绝离沪，解放军进入上海第三天永安就开门营业。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４日永安公司在上海百货业中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文革中永安改名东方红百货商店，后又改为上海第十百货商店，再后来就是现在的华联商厦。

　　【聚焦】争着送出洋买办

　　１９８８年１月，北京１０００多家外资驻京机构都知道，为争送洋买办，中国官方机构闹矛盾了。

　　这场冲突是由美国优利公司雇用中国雇员引起的，优利公司是美国仅次于ＩＢＭ公司的一家计算机大公司。１９８６年初，优利公司从设在北京的中国华龙国际劳务合作公司（以下简称“华龙”）雇用了约２０名中国工作人员，而不是按规定从北京外国企业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外企”）雇用的。

　　外企开始告状。于是，由国家工商管理局、经贸部和国家监察部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介入进来。很快，华龙大败，它派出到优利公司的２０名工作人员或被转到外企名下，或被解雇。

　　看来，天下恢复太平。

　　外企是１９７９年成立的，它隶属北京市，被独家授权派遣外国公司驻京机构所需的中国雇员，多是打字员、司机、勤杂工、翻译和秘书。一般地，外企把外国公司所付雇用费的２０％发给雇员本人。有的高级雇员月雇用费可达７００美元。

　　外企与中国其他国营公司的大锅饭福利制度并无区别。公司成员享有公费医疗、住房和其他福利。如果外国公司要人，外企就派出惟一的１名候选人。如果有中国雇员由于某种原因被退回来，就由外企养着。据说，外企积存着一批人没能受雇出去。

　　外企工作人员的收入比北京同类人员收入高出３～４倍，且有许多捞外快的机会。

　　经过几年开放，与外国接触的单位多了起来，于是一些单位，如国家科委、民航系统和电子工业部等都在渗入这垄断的领地，但都是些私下的干活。

　　华龙公司是劳动人事部的下属公司，它被明文规定只能向海外输出劳务。外企名下的这块肥肉显然也吸引着华龙的经理们。华龙的经理们有时找外国公司先把雇员送到海外，然后再派返回国，以在形式上合乎规定。

　　华龙公司的一些做法受到外国公司的欢迎。中国雇员一般都是先与外国公司接触，得到认可后再到华龙办手续，而不像外企，给谁就得要谁。另外，华龙留给中国雇员的工资比例也比外企高。

　　但中国并没有放开这一特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外企的负责人一再强调外企垄断地位的合法性，他不认为劳动力是商品，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外企是代表国家用行政手段管理中国雇员。

　　外企规定每星期六下午，中国雇员必须离开外国公司集中学习，这引起很多外国公司的反感。

　　多少年后，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了，北京已有好几家公司有权向外商输送雇员，而雇员往往是外商直接招聘的，然后到北京的这几家公司备个案。

　　玩钱 金融像根牛鼻绳

　　话说宋朝赵匡胤之所以大智大勇，一是因为他杯酒释兵权，二是他竟容忍个别人拿些纸片子就规整了大家的钱财——在北宋，民间出现了代表铁钱流通的纸币交子。

　　这样的民间行为自然免不了闹金融风暴，你欠我我欠他争讼不断。于是老赵的后人在１０２４年开始发行官交子，就好比现在的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

　　开始老赵家的信誉还是不错的，后来差了些。及至明朝的朱元璋，就闹得不可收拾了。

　　⊙朱元璋把纸币当纸

　　老朱新官上任三把火，开国之初就下令发行大明宝钞。老朱对自己的资信太自豪了，大明宝钞既不用商业发行，也不用搞些金银垫底当准备金，给官员发薪水，给将士赏赐，给灾民赈济，出手成金，大明宝钞尽管拿去，甭谢！

　　如此的纸片子既不能兑现，也不能交纳田赋，百姓要它何用？所以尽管老朱厉喝不许以金银货物交易，但大家就当没听见。宝钞在最初就没有能按照面额使用，数十年后即为废纸。

　　老朱家的后人更孬，在明朝灭亡前一年，就是那个后来在北京景山上吊的崇祯皇帝，还设立了个“内宝钞局”，日夜赶印宝钞，号召大家兑换。商人们听到这一消息马上带上细软逃出京城。

　　⊙胡雪岩折在洋人手里

　　想玩钱的人是很多的，北有山西票号，南有浙江钱庄。有了票号钱庄，就不用血腥的镖局一趟趟护送银两了，于是也少了许多英雄故事。

　　玩什么钱最能赚钱？当然是玩官府的钱，每年北京与各省以及各省之间都有大笔的钱来来往往，这中间就大可以上下其手。

　　著名的胡雪岩就深得其妙，他为左宗棠的湘军创办福州船政局，首倡并承办了中国最早的国债发行，官至二品，雄心勃发。胡雪岩还要与洋商叫板。

　　１８８２年阜康银号用官款周转，斥资２０００万两，囤积生丝１５０００包，一举垄断上海市场，使洋商“欲买一斤一两莫得”，想迫使洋商高价收买。但洋人联手拒买，且洋人与山西票号前后收回贷款，终致胡雪岩的“中国第一巨号”阜康钱庄于１８８３年１２月倒闭。然而对市面影响却不是最大，因“阜康存款大半皆历任封疆与监司各大员之银，于内地商人究无大碍”。

　　给胡雪岩给中国人大碍的是洋人。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洋人的金融工具进来了，开始是洋行兼营银行保险，后来才独立出来。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产业也开始启动。到１９１１年，中国自家的银行历年共设立３０家，保险公司１４家，投资公司１家。其后银行业大发展，１９１２年一年之内新设银行就达２４家，１９１２～１９２７年新设银行达３１３家。

　　如果不理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句话，那么金融业在国民党统治期的日子看上去就很“鱼肉”。

　　⊙一袋金圆券换不来一袋米

　　１９３５年中国银价大涨，经济日益恶化。１１月３日，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宣布改革，从次日起中国只有三大银行的钞票，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才是惟一的法币，不论个人还是企业，限３个月内将白银兑换成法币。

　　法币就是些纸，想印多少就印多少。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国民党政府年年赤字占财政支出的７０％以上，全靠印票子维持。这８年中，重庆物价上涨１２２６倍，法币膨胀４７８倍。

　　１９４７年７月内战再起，刺激物价再次狂涨，从１９４８年５月起，每月翻一番。当年８月２１日，法币发行数高达６６３６９４６亿元，等于抗战前的４７万倍。

　　从１９３７年６月到１９４９年５月，总计１２年中纸币发行量增加了１４００多亿倍，同期上海物价上涨３６８０００亿倍，最大面额的纸币是６０亿元。

　　而法币的购买力，１００元法币，１９３７年可买一头耕牛或两头黄牛，１９３８年值一头黄牛，１９３９年值一头猪，１９４１年值面粉一袋，１９４３年值一只鸡，１９４５年值鸡蛋２个，１９４６年值肥皂六分之一块，１９４７年值煤球１个，１９４８年５月值大米０．００２４１６两（每斤１６两），１９４９年５月值大米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５两，即一粒米的千万分之二点五。

　　更可气的是，鸡肋般的公债也能玩更多的钱。抗战胜利后不久，市传战前统一公债将优惠还本，宋子文对这传言不置可否，于是债券市场上两种统一公债从百元票面涨到３００多元，到１９４６年４月已涨到８４００多元。于是众多政府内人士急急出货。６月，宋子文一言“按票面价值偿还战前公债”，公债价应声大跌，一批银行钱庄倒闭。据估计，此一役银庄损失达１５００亿元。

　　蒋介石们玩钱的名声远传海外，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作家默尔·米勒说：“他们全都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的３８亿美元中偷去了７．５亿美元，他们把钱投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在纽约这里……”

　　不知道蒋氏为什么没告杜鲁门侵害名誉权，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财政部搞来搞去也没能拿出证据。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金融业像全国其他行业一样，迅速化私为公融入革命大家庭。

　　银行只剩下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几家。还是觉得，有计委定项目，有财政部具体核算收支，银行还支一摊子有什么用？１９６９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并入财政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从内容到形式都变成了大出纳。

　　保险业更是早早觉悟了。工厂公司合营了，工人阶级都成了公家人，农民都进了人民公社了，吃饭都去食堂哪儿还需要保险呢？于是，１９５９年保险业从中国百姓的眼前消失了。以至后来保险公司恢复时，有人竟抬着保险箱去修理。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金融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走向前台。在精简机构的趋势中，央行、证券监督委员会和保险监督委员会都分立出来，然后又或官或商给下属立起了许多竞争对手，好让他们不要虎孬变猫。

　　证券市场开张了，隔膜４０年的股票回来了；外汇券来了又走了，国库券来了就扎根了；期货衍生物不打不相识，债转股创业板令你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敢喘气；最讨厌是三角债赶也赶不走，动不动就要宏观调控一下累大家；杨百万成了英雄，格林斯潘好像邻家大爷；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人大喝人民币不贬值，一句老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什么时候也不嫌土。

　　上层明确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关键，号召大家学习金融。抓住金融，就抓住了经济之中的牛鼻绳。

　　历史背景

　　【钩沉】孔祥熙家门口摆了口棺材

　　蒋介石一定在证券交易所里学到不少能耐。

　　１９１６年，孙中山曾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建一个证券交易所，并兼营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物品。当时北洋政府是很有计划眼光的，认为证券和物品是不能同时交易的，所以未予批准。孙中山后来又去忙革命，这事就搁下了。

　　半年后，戴季陶、张静仁、陈果夫等人找发财的路子，便又想起这事，便请出上海大买办虞洽卿挑头先斩后奏，生米做成熟饭，玩起交易所，北洋政府的批准是１９１９年。

　　当时蒋介石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不太有钱，便挤进这个圈子里走动，蒋化名蒋伟记。

　　１９１６～１９２２年的６年时间里，蒋介石和戴、张、陈这个圈子获利５１２万多元。

　　蒋临离开交易所时又有一道绝活儿。１９２２年２月，交易所现金告罄，几近倒闭。此时又有一笔１００万元到账。蒋便想拿走２０万。人家不许，蒋便托人吓唬道：蒋和黄金荣有交情，不合作怕要有麻烦。黄是青帮杜月笙的师傅。到底让蒋拿走了２０万。

　　蒋走前才正式拜黄金荣为师，加入青帮。黄也是有眼光，早早巴结，三年后蒋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又两年后出任北伐军总司令杀回上海。

　　后来黄金荣、杜月笙也帮了蒋许多忙，蒋也不忘老朋友：１９２７年８月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宣布要在三年内禁绝吸鸦片烟，所有的买卖全部交给鸦片专卖局。于是专卖局与一个由青帮控制的私人公司垄断鸦片买卖，利润在二者之间分成。光注册费就赚了很大一笔，有钱的鸦片瘾君子每年要交３０元注册费，一般人交１２元，临时吸每袋交３角，然后就可以在鸦片局里买到鸦片了，没人管了。

　　把犯罪也纳入计划体制了。

　　杜月笙尽管手眼通天，玩钱也有失手的时候。１９３５年，时孔祥熙任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一天孔祥熙夫人宋蔼龄给了杜月笙一份政府外汇政策的情报，谁知文化不高的杜月笙投机做反了方向，损失５万英镑。杜要求孔给予补偿，孔拒绝了。

　　弗来德里克－李兹·罗斯爵士（Ｓｉｒ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 Ｌａｉｔｈ－Ｒｏｓｓ）是英国人，当时被南京政府请来做经济顾问，他回忆道：“就在那天夜里，在孔家大门口放了一个要用６个人才能抬得动的头号大棺材。”第二天，孔祥熙召开了中央银行董事会特别会议，决定对这位“爱国的公民”这次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受到的损失给以全部补偿。

　　【管窥】“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

　　山西票号远近闻名，山西人理财本事深入人心，当了多年山西王的阎锡山有句名言：“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３００块钱一年的利息比一个孝子一年下劲干活儿的收入还要多。”

　　阎锡山把山西紧紧抓在手里，省县村听其号令，银号钱庄质当和他保持一致。

　　１９１９年８月阎锡山设立了山西省银行，资本金３００万元。这家官办的省立银行开办时还吸收了一部分商股，到１９２３年全部退清，清一色的省有省营银行。

　　山西省银行发行的纸币称为“晋钞”，境内银元、银两多为晋钞吸纳。在省银行成立的头５年里，晋钞发行还是有节制的，没有超过５００万元。１９２４年阎要准备打仗了，晋钞发行剧增，达９００万元。１９２９年更增加到１３００余万元。

　　１９３０年阎锡山与蒋介石大战一场，阎的７０万军队要吃要喝，晋钞也就愈发愈烈，竟达９６００余万元，并且停止兑现。阎战败后逃往大连。而这９６００万元晋钞则全无银货准备，在百姓手里变成废纸。

　　不能说阎锡山不热爱山西人民，不能说阎锡山就不想有个好名声保持个长久的财源，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逼急了什么都干得出来，自然也顾不得孝子了。

　　【聚焦】中国银行宁为玉碎了

　　现在的银行都还算是国家的，彼此没什么区别。但笔者的姥姥在世时存钱只在中国银行，建行、工行、农行她都不去。

　　１９０５年中国出现了第一家官办银行——户部银行。１９０８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资本金由４００万元增至１０００万元，且吸收商股，官商各占一半。北洋政府上台后，１９１２年又改名为中国银行。自此，中国银行就惦记着离当局远些，再远些。

　　１９１５年中行请财政部增拨官股１０００万元。当局虽允诺，却无钱可差，只将原大清银行资产１００余万元敷衍。如此，中行从１９１５年９月开始招募商股。１９１５年商股比重为１７．０１％，１９１７年为５９．２９％，１９２１年为７２．６４％，１９２３年更增至９７．４７％，几乎全部转入私人手里。

　　所有权变了，中行的股东们开始反抗当局的摊派。１９１７年中行制定了中行新则例。１９１９年北洋政府胁参众两院通过议案，否决中行新则例。中行各地股东大怒，以撤股另组银行相威胁，当局只好让步。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来到了上海。宋子文时任蒋的财政部长。宋总想与上海资本家有话好好说。宋想要一个国家银行做国库用，他向中国银行提出了这个建议，被拒绝了。

　　宋子文又提出另一个建议，中国银行给政府一笔贷款去开办新银行，以此作为中国银行继续独立存在的交换条件。同意了。

　　这个新银行就是中央银行，宋子文任总经理。以财政部长之职兼总经理，这与１９７８年前的新中国的体制有相似之处。

　　接下来的日子就不那么和谐了。蒋介石仗越打越火。１９２９年军费开支２．１亿元，１９３１年就增加到３．１２亿元。银行界成了买公债的冤大头。

　　宋子文信誉下降，公债市场暴跌。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５日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宋为何去职？除去宋子文老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外，据说还有两件事惹着老蒋了。一是１９２９年宋子文培植了一个税警总团，装备精良达数万人。二是１９３２年反对蒋把在上海抗日的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一提兵权，便会想起赵匡胤。

　　接替宋子文的是他的姐夫孔祥熙。孔决定要除掉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敖。

　　张嘉敖曾在１９１６年领导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脱离了袁世凯政府。今次张又领导中国银行开始与蒋介石政府的公债脱手。中国银行持有的投资用的证券储备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的７２００万元减少到１９３４年１２月的２５４０万元，下降六成多。而在这期间上海几家主要银行的证券储备从２．３９２亿元上升到４．７５６亿元。

　　张嘉敖自信以中国银行的规模和声望，能够抗住当局和市场的压力。张对股东们说：中国银行有责任使它超脱于那种争取高额利润的做法，作好了准备抵制从政府公债上可以谋求可靠利润的路线。

　　张想做个独立的金融家。

　　孔祥熙不高兴了，蒋介石也不高兴了。孔先唱个高调，要求银行业给工商业贷款，以拯救民族工业。银行家自是不愿往火坑里跳。３月２３日，孔突然宣布政府对中国银行和另一家大银行交通银行进行管制，要求两行增发股票，且把控股权交给政府。

　　在召开股东大会前，孔祥熙就宣布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敖和董事长李铭被免职，宋子文取代了这两个职务（后宋子文把总经理位子给了宋汉章）。张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孔宋还给张打去贺电。

　　在３月３０日中国银行的董事会上，董事从１５人扩大为２１人，其中有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和杜月笙。

　　中国银行的胳膊终于没能扭过大腿。

　　交往 作揖叩头还是握手拥抱

　　要说中国人不愿与外人交往，那是天大的冤枉。中国人总是说自己是礼仪之邦，对谁礼仪？自然少不了对外人。承德避暑山庄周围有八处行宫，当地人叫外八庙，那就是给外人来看咱皇上住的。

　　再比如宗教，外面有的咱里面也有，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有。太平天国洪秀全就信上帝，自认为是上帝的弟弟，起兵就是借着“拜上帝会”的光。

　　１８６０年８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进军上海，与之对阵的是英法联军。８月１８日忠王率军列队上海城门前，旌旗招展，盔甲鲜亮。洋人开枪了，开炮了，太平军几个钟点屹立不动，不回一枪。如是者三日，７００名太平军阵亡。８月２１日撤兵时，忠王给英、美、葡领事发出了一信：“若我有志来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惟我们同教兄弟之情……”

　　先礼却无后兵。

　　⊙不许一块船板出海

　　坏了中国人好客名声的一定还是那个朱元璋。

　　１３６８年朱元璋建明朝，当即下令海禁：“一块木板都不许出海！”另一个皇帝朱厚璁指示：“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朱决心固守中国疆界，不再向外发展避免纷争。他还传示子孙，军队“永不征伐”朝鲜、日本及越南等１５国。当倭寇侵扰海岸时，朱下令沿岸居民后撤，以息事宁人。

　　几乎就在此前后，英国政府却极力扩张海疆。政府奖励私人造船，建造１２０吨以上的船只发给津贴。国会甚至还通过法规每星期三为全国食鱼日。对传统的不吃荤的戒斋节也加以改革，不吃肉但可以吃鱼。

　　明朝海禁３０多年后，朱棣当了皇上。有点莫名其妙的是，他派宦官郑和率领的庞大远洋船队，七下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的索马里和肯尼亚。

　　郑和去干什么？一说是去抓朱允汶。朱棣发动政变把他的侄子朱允汶赶下了皇位，但传说朱允汶并没死，而是逃到海外谋反，于是要举国之力抓他回来。但也有人觉得不像，这逛逛那逛逛不像要抓人，只像抖抖威风。

　　郑和的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军力，第一次出海即有舰船６２艘，将士２７０００余人。这是中国人至今惟一一次展示海上武力。

　　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于１４３３年返国，６９年后，１５０２年葡萄牙王国舰队司令达伽玛才绕过好望角，攻陷印度半岛南部的加里库特城，征服锡兰山王国，自封印度总督。又过了１１年，葡萄牙人到达广州。６０年后葡萄牙人向官府交地租，开始占据澳门。

　　郑和的远行戛然而止，是因为皇上换人了，新皇上甚至把一些重要档案都毁了，以防后人再礼仪邻邦。虽然其后郑和又一次（第七次）下了西洋，但这之后的明朝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

　　明朝海禁造就出了倭寇、王直和戚继光。

　　⊙夷商不许坐轿

　　洋人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国。

　　１６８５年，清政府挟胜者之威，开埠广州，让可怜的洋人上岸来晒晒太阳买点东西吧。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洋人都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他们吃牛奶，吃了不能消化就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喝茶水才能化解，连最穷的洋人也要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去舐舐闻闻，而大黄和茶叶只咱中国有。另外，也许因为许多洋人不肯向中国官员下跪，于是便认定洋人的腿弯不了，倒下就站不起来。

　　１５５９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北京，官员在《会典》书籍上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就坚决否认世界上有意大利。幸而《会典》上有大西洋国，于是利玛窦只好自封为大西洋国民。１７５９年，清政府颁布了一项对洋商的管制条例：一、夷商每年五月至十月才可在广州贸易，过期须回国或回澳门。二、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不准雇用中国仆妇。三、夷妇不准进广州。四、在贸易期间，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园游玩。五、夷商不准坐轿。六、夷商不准直接晋见中国官员，有所请求时，应写妥呈文请洋行代转。七、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

　　１７６０年起，英国领先出现了以手工业生产向机器生产过渡的趋势，西方国家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之后，海外贸易便成为他们的发展必需。１７９３年英王派遣马戛尔尼带一个６００多人的使团来到北京，他们带来价值高达１３０００英镑的巨额礼物，希望打通中国商路：一、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三、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四、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马戛尔尼使团到天津后，有官员理所当然地把一面“英吉利贡使”的旗帜插上英轮。官员认为，英国人是来朝贺乾隆皇帝８０寿诞的，虽然寿诞是３年前的。

　　乾隆不眨眼地拒绝了英国人的全部要求：西洋有许多国家，要是都要求来北京住怎么办？我们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做买卖，只是你们没有茶叶、瓷器、丝巾，特开恩怜恤让你们在澳门开洋行，别得寸进尺！

　　虽以失败告终，但马戛尔尼发现中国科技落后。负责接待的赵大人吸烟时，马戛尔尼掏出火柴代为点燃，赵大惊：夷人怎么把火藏到身上而毛发无损？

　　清朝科技落后还有一例。１８５２年太平军从岳州地下挖出明朝降将吴三桂２００年前所藏巨炮，实力陡增，即刻攻陷汉阳重镇。２００年前的兵器还能大显神威，只能说这期间军工毫无进步。

　　⊙用猪血拒洋炮于城下

　　既谈不拢就只好开打了。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鸦片只是个皮毛，根子是不同的国际关系理念。

　　林则徐烧了鸦片后，英国人并没有动怒，如果中国人到英国卖鸦片也是要被处死的。英国外交部通知在广州的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商人。”及至听说中国人要断绝通商，于是英国人急了，小兵压境——英国远征军只有４０００人，军舰１６艘。

　　乃至今日，对于国际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的认知，各国还是差异悬殊。见了面，该作揖还是拥抱？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底在美国西雅图召开ＷＴＯ部长会议，会场里面话不投机半句多，大家天南地北吵一通甚结果也没有，会场外边游行路障闹翻天，警察要用红辣椒水喷雾（河南省淅川县的辣椒就出口给美国警察做帮手）才能打开道路。

　　不仅是国际关系，对现实事物的基本认知也有差异。鸦片战争中，清将杨芳下令将大量猪血、羊血及粪便等物罗列广州城头，以抗击英舰炮弹。

　　鸦片战争逼得中国人“师夷以制夷”。但主持洋务活动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貌合神离，互相攻讦。地位较低的如郭嵩焘、薛福成、容闳等也是一盘散沙，心灰意冷。

　　１８９４年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全歼，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美国人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一拨儿接一拨儿奔钱而来的洋人，一次又一次失望的中国百姓，终于暴发了原始的血腥。１９００年义和团兴起，见洋人就杀，沾洋字就毁，今人已不再夸它是伟大的爱国运动了。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１９０１年５月３日，各国向清廷提出赔款４．５亿两白银，清廷无条件接受。

　　在此前后，着急的是美国人。这个后起的强人与前辈们嚷嚷要中国门户开放，要与大家利益均沾。１９００年美国第二次发出门户开放照会，补充了包括保护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权力完整的条款，自此门户开放政策成了各列强在北京进行分赃谈判的基本原则。

　　说起来美国人很理想化的，移民国家很开放好客的，于是大家彼此都要门户开放。其实美国人对自家的财产是极为看重的。１９９５年前后，一个日本留学生和他的美国朋友晚会后走错了路，进入一美国人家庭院问路，在喝止无效后，美国人开枪杀死了这个日本人。而美国法庭却认为理所当然，开枪的美国人无罪。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日，国民政府宣布《海关进口税则》正式实施，从名义上取得了关税自主权。但国民政府并不能控制全国经济，及至１９３１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及国民政府退到重庆，关税自主更大打折扣。

　　但总比放在赫德手里理顺。

　　⊙前苏联不提供无偿援助

　　新中国建立后，前苏联成为世界上惟一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援助的重要国家。在此前的１００年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要么是强盗式的以强凌弱，要么是支持中国的地方军阀以图瓜分利益。

　　前苏联的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不论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但中国必须偿付这些援助，前苏联人几乎没有提供过无偿援助。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出国就到了前苏联，在那里进行了近２个月的谈判，结果只得到了两笔贷款。第一笔只有３亿美元，据说只是毛泽东要求数额的一小部分。第二笔１．３亿美元，是在１９５４年赫鲁晓夫来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５周年时宣布的。当时好像没有官员给赫鲁晓夫的飞机插上“苏联贡使”的旗子。

　　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投资的２５０亿元人民币相比，这两笔贷款就不算什么了。按照官方汇率，贷款只占工业总投资的４％，另外，贷款的期限是较短的，１９５０年的贷款从１９５１～１９５５年每年分贷６０００万美元。从１９５４年起，将在１０年内每年连本带息归还。根据早期的还款规定，到１９５７年中国的纯信用地位是负数，这意味着中国在与前苏联贸易结算时必须保持顺差。

　　１９５４年后，中国再没有得到大笔的外资。而自１９５７年与前苏联决裂到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几乎对外界关门，除去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及一些非洲国家。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有每年两次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春季广交会开幕。这一届广交会的中心是展出面积比过去大一倍的毛主席著作展览馆——红宝书馆。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的两年半中，中国已在世界上１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毛主席著作共２４００万册，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发行总量的５倍以上。广交会还设立了大寨馆，介绍了大寨大队的社员和干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英雄事迹。

　　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

　　文章说：“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动员广大群众把暂时闲置的资金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自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８年，先后发行过６次国内公债，发行总额为３８．４亿元，加上应付利息９．８亿元，还本付息总数计４８．２亿元，已在１９６８年底全部还完。在国家建设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曾向中国提供过一些援助借款，本息共１４．０６亿新卢布。此项外债，中国一直坚持按期归还，并已在１９６５年初提前全部还清。”

　　⊙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特区

　　自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５日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同年９月２５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中国开始向西方国家开门。１９７３年冬，新中国第一次从西方国家得到一笔贷款。英国、法国和前西德提供了一笔４３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武钢引进一米七轧机，进口一批大型化肥设备和综合采煤机。

　　邓小平复职后，１９７８年跑了８个国家。在日本日产汽车公司，邓看到了自动化生产线，看到了电脑操作，看到了日产公司人均产量与长春一汽相比是９４∶１０。

　　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邓小平请出了荣毅仁。１９７８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着力为中国的经济起飞筹集国内外资金。

　　旧时上海滩有一面粉、纺织大王荣德生，荣毅仁乃荣家后人。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了。其后又有３个经济特区建立。１９８４年上海等１４个沿海口城市开放，１９８５年长江、珠江三角洲等地开辟为经济开放区，１９９０年浦东宣布开发开放。１９９１年北方的边贸也热闹起来，其后又有西部开发。

　　中国几乎要变成一个大特区。

　　开发区的热潮是１９９３年。那一年美元涨黄金俏房地产热，股市上下翻腾，集资债券遍地开花，开发区更是雨后春笋，一个比着一个给老外优惠，惟有国库券喊冷，白条子（欠农民粮款）绿条子（欠邮政汇款）满天飞——所有这一切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只好刹车。到１１月初，沿海７省１区已关闭７００个开而不发的开发区。当时全国已批建的１．５万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中，实际已开发的土地面积只有３０７平方公里。在开发区建设热中，全国减少耕地１０００万亩。

　　从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中国实现汇率并轨，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取消企业外汇流通和上缴，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中国政府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管理外汇和国际收支迈出一大步。到１９９５年９月底，外商实际投入中国资金１１００亿美元，使中国利用外资规模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在大陆，引进外资的热情日高，脱口喊出“靓女先嫁”。１０月，广州市长黎子流指出，广州在利用外资上要让市场、让股票、让利益，大家一起赚钱。但国有资产管理局有不同看法：有些国企为争取优惠政策，热衷于搞合资，据对一些省市３万家合资企业评估，８０％的中方企业丧失了９０％的应得权益，国有资产流失近百亿。给外商优惠当然不是援助第三世界穷兄弟。

　　被割让的香港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澳门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回归祖国。值得一提的是，一边是资本主义一边是社会主义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得到充分体现，而且还有所扩大：终审权从伦敦回到香港，而不是北京。

　　实际上，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思想，周恩来在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８日就谈过：“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虑及说此话的１９５７年，当时反右正烈，就更觉此言的理性。

　　中国对外开放最大的步子是ＷＴＯ（当时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１日，中国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提出恢复中国在其中缔约国地位的申请。经过１３年的谈判，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中美达成ＷＴＯ协议。其间经历了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６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

　　ＷＴＯ怎么往大里说都不过分。

　　如果今天，如果３年之内还感受不到ＷＴＯ之深远之宏大，那么再过１０年２０年，ＷＴＯ的伟力将充分显现出来。后人会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进行了２１年，到１９９９年这个进程有了一个飞跃，经过一阵踌蹰和阵痛后，中国社会跨过一个坎儿。当时的领导人虽然没有亲自经受挑战，没有亲自抓住机遇，但他们确实具有超前眼光。

　　借着ＷＴＯ，自此中国自觉或被迫地用另一种思维走另一条道路，开弓没有回头箭，ＷＴＯ将加速中国改革，ＷＴＯ将深刻地影响每一个中国人。

　　１６０年前，列强用炮舰撞开中国大门，从此中国就在关门还是开门之间摸索，在前进还是后退之间流血。有人说中国与西方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实际上也许根本就不在同一个竞技场上。

　　ＷＴＯ，让中国之船真正驶进世界民族之海。

　　大约１００年前，美国人向列强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１００年后这一要求基本上达到了，但却是在不同的谈判基础上实现的，中国人终于得到了平等。

　　历史背景

　　【纵横】戚继光和倭寇到底谁怕谁？

　　明朝的海禁成就了英雄将领戚继光，也让走私大家王直和倭寇留名百世。

　　“倭”是指日本人。最初骚扰明帝好梦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葡萄牙海盗。大老远来了，总得闹点事。其时１５５０年前后。

　　当时在日本最时髦的是中国的丝，而明朝拒绝扩大外需偏不卖给日本人，大家只好偷偷摸摸地干。丝在两国差价１０倍。暴利使人发狂，暴利培养了走私者，徽州人王直是最有名的。王直知道官府怕日本人，便以倭寇之名唬之。官府也知道，所谓倭寇十之八九都是假倭。王直后来还真就招来真倭了，这些都是日本的穷人，能吃苦敢玩命。真倭与中国富翁、平民百姓甚至一些明朝官兵打成一片，组成了一条摧不垮打不烂的运输线，有如胡志明小道。

　　这时候戚继光出现了。传说上都说戚继光智勇双全爱兵如子，就像今天前中国男足主教练戚务生一样有“戚家军”之美誉。他打倭寇屡战屡胜，大长我国威军威。戚也应该知道，他的对手十之八九是中国百姓。而且，反对开放，阻碍全球化浪潮，这也让戚私下里嘀咕。但作为军人闻令而动，确也是起码的职责。

　　只是，戚将军不像岳飞那般招人爱。起码现在没人再叫戚将军为民族英雄。

　　【管窥】盛宣怀战胜了洋商吗？

　　虽然洋务运动屡战屡败，但也有个别战斗的胜利。

　　１８８５年８月１日，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登上轮船招商局督办宝座，盛毫不犹豫地靠上李鸿章这棵洋务大树。

　　招商局获得了空前优惠条件。减免漕运空回船税，免北洋三口出口税二成，茶税每百斤减为出口税６钱，并免复进口税……

　　招商局的宿敌是英国的太古和怡和洋行，二位联手跌价杀来，始则七八折，继而五六折，后竟跌至一折或五厘。

　　盛宣怀坐怀不乱我行我素。先请李鸿章设法酌加厘金，把客商省下的运费用征税填平，又请国家补贴招商局的亏损，再又派人吓唬太古怡和，说“即赴津京将漕米奏请悉归本局包运京仓，便可通年匀装，再请海军衙门将土药厘金酌提二十万两一年津贴商局。”

　　洋人吓坏了！强龙如何斗得地头蛇？这到底是和一个商人在竞争还是和一个政府在角逐？面对官商连体，他们只好再次坐下谈判。

　　轮船招商局成为洋务企业中的明星。招商局净余额从１８９１年的１７０００余两增为１８９７年的２７６４００余两。

　　但眼下这种请爸爸保驾护航的可能不大了。尤其是进入ＷＴＯ，肯定会有人想找你谈谈。

　　【记录】屈辱地一次次签字

　　鸦片战争战败，中国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条约《南京条约》，共１３章，主要有：

　　一、中国赔偿英国鸦片损失和军费白银２１００万两。

　　二、中国割让香港全部主权与英国。

　　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港口为商埠，允许英国设立官员（领事）驻扎自由贸易。

　　四、中英两国地位平等，公文往来用平等款式，中国不得再称英国为英夷。

　　除去前两条明显是不平等的强盗逻辑，后两条如果英国给予中国同等待遇，倒也公平。但《南京条约》的附约可就惨了：

　　一、英国人之间或英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有任何争执，英国人不受中国司法审判，而由英国官员审判（领事裁判权）。

　　二、英国军舰可在五个商埠停泊，保护商民。

　　三、英国在五个商埠可租地建屋（即租界，在租界内中国不能行使主权，形成国中国）。

　　四、中国以后给予其他国家任何利益，也应同时给予英国。

　　其后还有一次次屈辱的签字，其中《二十一条》尤当让中国人铭记。

　　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下午３时，日本政府向中国北洋政府袁世凯大总统提出《二十一条》。后虽经其他列强抗议，《二十一条》中第５号有所修改，但仍无视中国主权。５月９日，在日军的威胁和列强的压力下，袁世凯不顾中国各地愤怒，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

　　１９９５年是日本战败５０周年。江泽民主席５月１０日宣布，在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３５００多万人。１９７２年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放弃了要求日本给予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未提及个人赔偿问题。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９日中国打破了长期以来在个人赔偿问题上保持的沉默。一份民间意见书认为，日本理论上应赔偿３０００亿美元，中国政府放弃的战争赔款约值１２００亿美元，其余１８００亿美元中国从未放弃。

　　《二十一条》全文如下：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平和，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

　　第三款 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四款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 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第二款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第三款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四款 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第五款 中国政府应允，关于左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

　　第六款 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第七款 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 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左：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

　　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二、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三、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五、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六、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七、允许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聚焦】从输出外援到接受外援

　　１９４９年之后的２０年里，尽管中国得不到外援，尽管中国被文化大革命闹得鸡飞狗跳，但中国依然对外援助。

　　１９６８年中国对外援助２２．４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６．２％，比上年增长了１２．３％。其中１２月２６日给予巴基斯坦政府１亿元无偿援助。

　　正好在送出１亿元的前三天，１２月２３日，财政部军管会发出《关于做好１９６８年财政决策编审工作通知》：今年中央财政对各省市区财政暂不实行往年的“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而改为收归收，支归支，收支分算账的办法，即收入全部上缴，支出由中央分配。这是在１９６７年财政出现了２２．５亿元赤字、不少地区生产和财政收入都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的一种暂时办法。

　　２２．４亿和２２．５亿正好相近。

　　中国对外援助总是强调平等互利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这一点得到第三世界兄弟的赞赏。著名的有坦赞铁路。１９７２年中国成功地返回联合国，也确实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

　　１９７８年后，中国外援开始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这种情形改变在１９７８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正巧与中国开始接受外援同步。而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中国曾拒绝了外援。

　　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年，中国接受多边援助２．３亿美元，执行了２６０个项目；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授助７７１６万美元，执行了５９个项目；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援助１亿美元，执行５６个项目；仅１９８７年，中国接受如下组织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粮农组织８１９１万美元，世界卫生组织３０００万美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８０万美元。

　　中国还接受了许多国家的援助：大兴安岭火灾时，德国政府同意给２０００万马克援助，当德国一高级官员乘坐直升飞机在灾区上空看了一下之后，又追加１０００万马克；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卢森堡也曾出十几万美元援助中国；欧共体曾实施中国城市奶类援助计划。

　　经贸部一官员表示：到１９９３年，中国援助穷朋友的金额与富国援助中国的金额打了个平手。

　　有材料表明：到１９９４年，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法国尚无对华无偿援助。法国的理由是：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另外，中国尚未接到发展中国家的无偿助援。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２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对来访的毛里求斯副总理兼计划经济部长纳巴布辛格说，中国今后一般不再提供无息贷款。

　　【透视】送一只蜗牛是什么意思？

　　且不论政治和人品，江青的神经质一定不轻。

　　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妻子江青到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礼品玻璃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江青认为引进彩色显像管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要四机部把礼品蜗牛退回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并提出抗议。

　　江青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了。”

　　经调查，蜗牛在美国是一种工艺品，常作送礼和陈设之用，康宁公司送蜗牛并无恶意。

　　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但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工作被迫推迟了好几年，也影响了其他一些引进外国技术的工作。

　　后来凡中国外交外贸人员出国前，均有学习外国礼仪一课，一定是防着外国也有江青。

　　再后来，中国不再着急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了，发愁的是引进得太多了，最多时全国有１１４条生产线在欢唱。

　　进程 老大中国为什么步履沉重

　　一个幽灵缠绕在中国人心头。

　　为什么中国凑巧就没闹成工业革命？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商量好了全伙儿甩了中国奔向西方？更可悲的是，后来萌芽们到东方串种，吱吱喳喳在日本扎了根偏就不扭头瞧一眼中国——结果，西方列强欺辱中国人，日本人更给“同宗同种同文”的中国人一个甲午大败、一个《二十一条》、一个八年旷世劫难。

　　⊙千年前中国社会结构已到顶峰

　　亚当·斯密先生写过一本了不起的书《原富》，其中谈到中国：“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土地最肥沃，耕耘最合法最勤奋，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５００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广众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黄仁宇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只有王安石变法的一段记录，才使我们确切地了解，中国在１１世纪后期（王安石的新法行于１０７０年前），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后只能在数量上膨胀，使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或者产生少数特别的情形，使观察者产生错觉，而不能在提高人民一般生活程度和增强生产与分配的效益上作实质性的改进。”

　　亚当·斯密被后人称为资本主义的发言人，他与中国的雍正、乾隆算得上是同时代人，但想法完全不同。虽然亚当·斯密去世得太早，没能看到其后的罗斯福新政、萨缪尔森学派红极一时、ＷＴＯ把全世界有产阶级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但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经济规则的强制维护，等等。

　　雍正皇帝却不这么看。１７２８年雍正说：“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致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且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

　　⊙皇上不喜欢资本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们为什么没能串种到中国，这里的学问大了去了，再了不起的计算机也搞不清。其实有一个特朴素的原因：皇上不乐意。

　　从国家社稷的高尚角度讲，中国人人都应该丰衣足食，饿死谁朕心里也不忍，所以要维持一个分散、小规模但平稳的农业社会。从自私的角度说，只有这样的社会才会让朕睡得着。赏赐是有的，一下子赐给爱卿爱妾几万亩是可以不眨眼的。但那会儿相对的人少地多，还赐得起，让皇上现在赐个看看！但爱卿爱妾绝不要想做大，稍有一星星萌芽就要抄斩满门。

　　所以，仁慈的中国皇上绝对做不出英国人那般血腥故事：为了赚钱，连续３００年用暴力和欺诈圈占农民的土地，把土地变成大牧场大农场；同时国家用法律、监禁、鞭打和死刑禁止农民流浪，强迫他们为资本家打工。土地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物质资本，流浪的农民提供了人力资本，再加上瓦特先生玩弄蒸气机那个不务正业的爱好，三者一凑巧就工业化了。

　　资本主义对皇上实在没什么好处。子民们有钱了，便温饱思人权了，连女子都嚷女权了。这样一来皇上可就惨了，妃子不好找了还在其次，关键是不能富有四海了，钱少了哪弄妃子去呀。徽商是富了，但你是在皇恩浩荡下富的，所以该捐就捐，君臣都快乐。

　　闹什么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政府预算了我花钱还能顺溜吗？八股考试废了谁还听我的？甭说慈禧，换了谁也要废了光绪折了康有为斩了谭嗣同。谁不会自私呀。

　　⊙毛泽东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黄仁宇先生这样叙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状态：“中国尚逗留在皇权时代，上层组织以昊天明命为号召，具有宗教性格。中层领导以熟读诗书的文士为骨干，用刑法作执政的张本。下层以传统的小自耕农小块经营，为当兵纳税的基础。”

　　也就是说，本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基础凑巧还没串种到中国。

　　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对它警惕了。蔡和森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在《先驱》第７号上写道：“工人阶级要从卖力与饿死两条路中解放出来，就只有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将一切生产手段即土地、资本收归社会公有，才能打破这把工钱制度的铁锁。而达到这个目的惟一的方法，就只有实行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资本主义在中国，无论如何，是不能充分发达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必然的要倒霉。”

　　然而到了１９４５年，在中国共产党势力大为壮大且在解放区行使管理经济职责之后，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就有了改变。毛泽东当年６月２１日在《解放日报》发表《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社论，指出：中共七大极其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明确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采取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的。

　　毛泽东还提出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条件之下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要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这就是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人反对国家垄断。

　　⊙刘少奇说剥削有功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人的想法还是没有改变。

　　１９４９年４月，天津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３０％，资方多有隐匿转移资产甚至弃厂外逃的。刘少奇为打消资本家的顾虑，说：应该承认剥削是一个事实，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一块钱也是剥削。但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资本家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是合法的，是对人民对国家有利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剥削愈多愈好，这样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

　　刘还说：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但在现阶段还不能消灭它，你提前消灭了，仍然还得把它请回来的，列宁十月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后，１９２１年又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这就是重新请回来的例子。

　　今天，如果有哪位个体或私营企业老板能斥资展业多雇几个工人，甚或买下国有企业，大家会视其为成功人士，官员会感谢他为政府排忧解难——这与５０年前刘少奇的说法何等合拍！

　　不仅仅是剥削问题，在经济成分上，刘少奇指出，新中国应该包括：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

　　与这些所有制相对应，今天我们可以找出这些企业：大庆石油管理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浙江省永嘉县桥头镇华威建材总汇，辽宁省东港市新立镇庙岭村齐炉队于贤德。当然，今天我们的经济成分更加丰富多彩，主要是由于外资的介入，及股份制的重新整合——但刘少奇５０年前的经济政治思想已令今人叹服。

　　⊙把市场经济老人推出去又请回来

　　风向突变。１９５４年１月，中共中央决定扩展公私合营。到了１９５６年，已经不是大踏步地去合营了，而是扑将过去，扫荡过去。

　　１月１５日，荣毅仁在上海市工商界会议上说：全市工商界要在本月２０日以前联合起来，一次申请公私合营，并且要求政府一次批准，来个满堂红。另一次，荣指着坐在一起的孩子们笑道：你们有的要做音乐家，有的要做工程师，怎么就是没有一个想做资本家呢？

　　在这样热火朝天的情势下，中共元老陈云还想有所保留。这一年的１月２５日，陈云在第６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商业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如果一律采取对待资本主义商业那种方式，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就会大为降低，所以对这些人要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

　　陈云少年时代曾当过店员。

　　形势很快就让陈云们不许公开保留自己的意思了。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一份批示称：现在，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老党员、老干部，他们的身体已经随着历史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他们的脑袋却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因此，在革命发展到真正要根绝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所有制的时候，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从党的内部来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到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３日，资本主义算是绝了根了：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定息一律取消，资本家代表一律撤销，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把小商小贩转入国营商店的代购代销店，把个体劳动者凡有条件的组成合作小组和合作社。

　　对于个人，一切沾资的东西都要扫除。比如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１日取消了版税，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９日取消了附加工资和奖金。

　　在农村，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日《人民日报》称全国已经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全国共有人民公社２３３９７个，有的一个县就是一个大人民公社。虽然在１９６２年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降到队，也有农户重回到责任田，也有邓小平在１９６２年６月讲了“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但胜利者还是人民公社。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５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说：“我们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是我们花了很大代价才认识的真理。”

　　江总书记所说“很大代价”，不仅包括刘少奇、杨伟名这许多人的鲜血生命，还包括整个民族的曲折徘徊。从５０年代开始把国民经济往极端计划体制里塞，到１９７８年开始改革开放，１９８２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１９８４年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１９９２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半个世纪把市场老人推出去又请回来，绕了多大圈子耽误了多少时光，中国人本该能干多少事呀！

　　⊙经济走到头就是政治了

　　现代市场经济有许多准则，诸如债务被尊重，合同强迫执行，在安全有序和法律保护下的市场交易和契约关系之下，经济才能正常运行，利润才能增值。

　　在全无这些基础条件下，王安石冒险出击，结果自然不妙。黄仁宇先生指出：宋朝的财政设计仍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又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以致抽税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无所诉”。

　　垄断是市场经济另一大敌。美国国会在１８９０年和１９１３年都曾通过《反托拉斯法》，防止大企业独占的弊害。远有石油公司的被肢解，近有微软的麻烦。

　　近年中国反垄断进程正在加速，银行保险电信民航等过去处于垄断的行业都在国家扶持下引入竞争，但仍有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９日，湖北省荆江石化总厂下属单位买了一辆上海产的桑塔纳轿车，零售价１７．２万元，却要交３２．６５万元，其中有７万元的“特困企业解困资金”。原来这是当地政府一项保护当地产富康轿车的措施。

　　如果骂湖北人打上海人的黑枪，上海人却早就打过枪了。上海市在１９９８年年底出台了一项规定，凡外地车入沪要交８万元的上牌照费。为此湖北方面派人上沪交涉，未果，遂有后话。

　　这只是两个车商两省政府的争斗，如果大家都有枪呢？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５日，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法院到湖南省汨罗市将当地地税局一辆桑塔纳轿车扣押，归途中被汨罗市２００多名警察包围并缴获。

　　话说重点儿：统一的中国竟没有统一的政令统一的司法？——经济走到一定地步就不是经济了。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曾获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在中国，法律体制的改革是深化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法律体系缺乏精确性，人们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可以获得的权利，势必影响甚至阻碍很多交易。此外，明确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范围也非常重要。因为政府机构之间存在着许多冲突，人们往往不知所措，甚至有可能要有某一个别机构的帮助去获得另一个机构给予的某种可能。我认为这是法律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

　　保罗·Ａ·萨缪尔森在１９７０年获得诺贝尔奖，这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说：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机过程中，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均和失业现象；市场经济并非是任何人能得到“收益”的制度，而是一个“损益的制度”；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指出的，成功进程可能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长期亏损的国营企业必须破产，把它的员工和原材料转移到成本较低的私人竞争者手中去。

　　经济走到这一步，就是政治了。

　　【钩沉】阎锡山实行“新经济政策”

　　看来中国人不论信仰什么主义，一遇到急事就想着往家里缩，就玩计划体制，或曰皇上体制。１９４２年３月，阎锡山控制的晋西地区面临经济困难，阎锡山便推行“新经济政策”，其要点是：对内扩大生产，充实物资，稳定物价；对外深沟高垒，严密经济封锁，抵抗经济侵略。

　　具体措施是：废除私商，实行商业统制；加强合作，强制劳动；发行变相纸币合作券，垄断晋西经济，独占市场，扩充官僚资本；实行运输合作，管制运输力量。

　　【透视】收入７０００元就判７年

　　［１９７１年］福建省石狮镇查封了１２家地下工厂，逮捕了５名“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其中一位叫吴夏云的像章大王月收入３００元。专案组认为，省里一般干部月工资５７元，超过这个标准即为非法收入，算出他所获非法收入７０００多元，“就判他７年刑吧！”

　　［１９７４年］石狮小商品市场再度兴起，１９７６年步入繁荣。１９７７年４月，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指示下，石狮镇作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被拍进电视记录片《铁证如山》，画外音是：“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９９３个，日成交额６０多万元！”经反复清查，最后抓了万元以上的投机倒把分子１１人，万元以下千元以上的１００多人。

　　［１９７９年］广东农民陈志雄承包了８亩鱼塘，１９８０年增加到１０５亩，雇长工１人，临时工４００个工日，当年获纯利１万多元。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９日至９月１９日，《人民日报》就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的问题展开专题讨论。

　　［１９８１年］河北省邯郸市农民冯连印与街道办事处合开一企业，街道办只负责办理集体企业营业执照，既未投入资金，也不承担风险，不参与经营。为归还借款，冯从利润中支出了４．７万元，于是冯以诈骗、贪污罪被逮捕。１９８４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冯死刑。他不服，官司打到最高人民法院，直到国家工商局发表意见，认为该企业应属私营企业，最高人民法院才在１９８７年将冯无罪释放。

　　［１９８２年］经邓小平提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１９８３年，中央文件对于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的企业，规定了“三不”政策，即“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１９８８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私营企业取得了合法地位，继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１９８９年］中央９号文件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做共产党员，山东一位私营企业主王廷江闻讯将自己６００万元资产的陶瓷厂献给集体，从而被批准入党。

　　［１９９１年］中共中央１５号文件终止了５０年代对私营企业主“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明确指出：“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不应和过去的工商业者简单地类比和等同，更不是要像５０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聚焦】姓社还是姓资

　　关广梅是辽宁省本溪市一妇女。１９８７年她租赁了８家商店，却引出了关乎意识形态关乎国家性质的大是大非的争论：姓社还是姓资？

　　这种争论源源不断。

　　１９８８年长沙白菜特大丰收，市场爆满，菜价大跌，菜店拒收。菜农请愿：我们按政府计划种了菜，为何不收？４月２３日，长沙市政府拿出１１万元收购白菜，后销毁，约２００万公斤白菜被倒入池塘。有人怒问：资本主义有把牛奶倒入大海的事，难道社会主义也要出这种事？姓社姓资就喜欢到处帮忙。

　　１９９０年北京市准备以优质强化奶替换普通牛奶，但每袋（２５０克）强化奶要涨价一分钱。这一分钱难坏了北京市官员和牛奶公司，如果不涨价，北京市每年要补贴２１９万元。但如果涨一分钱，有一封署名“言放”的群众来信在那等着呢：“大家对物价特别敏感，现在差不多又到了草木皆兵的境地了。不要再干有损共产党声誉的事情，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比思想上的更直接，更危害百姓。”

　　其时事件刚过一年，大家都怕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帽子。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三个字：“不争论。”